创新理念的意义篇1
[摘要]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西方现代化之重要成果的狭义的“公民社会”，在实践范围上与我国社会管理所说的“社会”具有部分相关度；公民社会的主要价值理念，在根本方向上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需要的价值理念不相符合，只是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次要目标上具有补充和辅助的借鉴价值；公民社会的价值观的实质精神是公民个体的自由自主价值至上，对于我国社会管理的根本价值观――人民群众整体的“社会”福祉优先是异质的，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是非实质的。
[中图分类号]D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4-0021-07
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方式的转型，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如果公民社会的确是西方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和重要成果，那么，不管人们把它理解为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中世纪封建等级性质的“臣民社会”的历史性否定，还是把它理解为与政治国家和经济生活并列的狭义社会领域，它的实践和理论，特别是它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对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都无疑具有值得认真思考和借鉴的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的“国情”、“社情”与西方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公民社会的框架和价值理念对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是有限的和非实质的，我们不能够把它拿来全盘加以运用。本文以当今政治理论家科恩和阿拉托在批判继承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所“重建”的狭义公民社会理论为分析对象，来阐明上述观点。
一、公民社会框架与我国社会管理的部分相关度
在西方，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现实，主要是近现代社会建构和发展的产物。就公民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变迁来说，主要经历了从洛克的公民社会思想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葛兰西在概念使用并不连贯的思考中所提出的公民社会、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三分法雏形，哈贝马斯的公众领域和生活世界理论所包含的对公民社会的阐释，最后到科恩和阿拉托所“重建”的“社会整体三分法”理论模型的复杂演变过程。根据科恩和阿拉托最后确定的这一理论模型，公民社会是相对于国家和经济――即政治维度的社会和经济维度的社会――而言的，指的是介于国家与经济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主要由家庭等私密领域、社团领域、大众交往领域、社会运动领域所构成；公民社会是由公民自己建构、自己动员而创造出来的，是通过法律特别是主体权利而制度化和普遍化的；公民社会的这两个维度――自己创造和制度化，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够分立存在，但从长远来看，它们的相互依赖是公民社会得以再生的必要条件。
对于这一理论模型中的公民社会，科恩和阿拉托特意指出了他们认为必须说明的三个关键之点。首先，有必要把公民社会与另外两个维度的社会――由政党、政治组织、政治机构（特别是议会）所组成的政治社会，由生产组织和销售组织如公司、合作经营体、合伙经营体等组成的经济社会区分开来。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他们认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一般产生于公民社会，它们分有着公民社会的某些组织形式和交往形式，并且通过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而制度化。其次，公民社会并不等于行政国家和经济过程之外的社会生活的全部。它所代表的只是由各种规范、角色、实践、关系、能力、依赖形式所构成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世界的一个维度，或者说，是一个从自觉结社和社团生活来看这个世界的特殊角度，它是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在已经制度化或正处于制度化过程的意义上，它是生活世界的社会化过程的各种结构、社团、有组织的交往形式。最后，公民社会与经济、国家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过程，公民社会与后两者之间并非必然处于对立之中，尤其是在自由民主条件下，把公民社会与经济、国家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以社会三部分划分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理论，并非仅仅是一种理论构想，而是对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现实的一种特定角度的写照。确切地说，是对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狭义的社会生活和相应价值理念的一种概括。这就是说，公民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是公民社会理论得以产生的客观根源。无论人们怎样界定公民社会，只要人们把个体权利作为公民社会的一个基础性价值理念，那么，在西方，就必定有与上述界定相应的公民社会存在。确认这一点，对于本文所要进行的分析十分重要，这就是，我们把公民社会的理论框架，也看作是公民社会的现实框架，并由此去思考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从本质上来看，公民社会是西方社会现代性建构过程的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成果。或者说，现代性是公民社会的根本历史性质所在。这也正是公民社会的实践和理论，特别是它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能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主要原因所在。
为了给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提供清楚的前提，我们首先需要确定“社会整体三分法”中的“公民社会”框架在社会范围、关注的领域重点和管理主体方面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相关度。
其一，在社会范围方面，“公民社会”所代表的社会范围，如前所说，主要是由家庭、社团组织、社会运动、日常交往形式所构成的领域。显然，这一社会范围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指的社会范围，既有部分重合的地方，又存在着不同之处。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说的社会，指的是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并列存在的社会建设意义上的社会。它不仅包含了公民社会理论所指的生活世界的社会化活动，而且远远更加广泛。我国当前的民生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分配的悬殊问题、社区治安问题、交通拥挤问题）、民权问题（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问题、东西部地区的社会差距问题、教育和医疗权利的公平问题、利益补偿问题、问题）、日常交往问题（直面交往、媒介交往）、消费问题（浪费现象和不良消费）等等，基本上都在我国社会管理所指的社会问题范围之内。因此，“公民社会”所指的社会和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指的社会，尽管都是狭义的社会，但总体上看，前者包含了文化生活中非官方的交往活动及其形式，但前者所涉及的生活内容，远远小于后者，只是后者的生活内容的一个部分。
其二，在关注的领域重点方面，“社会整体三分法”模型下的公民社会理论，立足于西方社会已经实现的现代性和制度背景这些前提，其所关注的领域重点是生活世界中公民主体的自身结社、自身组织活动。而由于我国整个社会仍然处于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之中，以及我国所具有的极其不同于西方民族的制度背景等因素，因而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关注的重点领域，则主要是民生和民权领域，而且是从首先主要关注民生领域再到主要关注民权领域的发展过程。
其三，在管理主体方面，公民社会理论对此是不言自明的，它对公民社会的界定以及对公民个体权利、公民自主的强调，对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的说明，表明了它把公民和公民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管理的支配性主体，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则主要是提供基本的法律规则，是辅的管理主体。与之不同的是，我国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主体，尽管实际上正在越来越强调公民和公民组织的主体性，但显而易见，要解决我国社会的那些重要的民生和民权问题，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需要作为社会管理的领导主体。考虑到我国国情的各种主要因素，我国社会管理的未来趋势也许是实现政府主体和公民主体大体平衡发挥作用的过程。
因此，在社会范围、关注的领域重点和管理主体方面，公民社会框架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既有相关联、相契合的方面，也有不同、不相契合的方面，总体上看，相关联方面所涉及的是我国社会管理的较小部分。这是我们进一步确定公民社会的价值理念和实质精神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有限借鉴意义的前提。
二、公民社会价值理念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有限适用性
按照科恩和阿拉托的看法，公民社会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维度，有着自身本质所决定的规范要素，这就是个体权利、个人隐私、自愿结社、平等合理对话、多数原则、公开性、自由创新、团结联合、合乎法律等。
可以看到，这些规范要素，实际上是公民个体和公民组织从事狭义的社会化活动的主要的一般原则或共识性要求。从价值理念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在这些规范中，除了合乎法律这一制度要求前提以外，有的本身就是公民社会的价值理念，如个体权利、自由、平等，其他的则隐含着公民社会的诸多价值理念。如果把这些规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认为，它们所承载的价值理念主要是公民的个体权利、自主自治、自由选择、民主平等、理性对话、团结一致。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够把公民社会的这些价值理念看作是自身自足的存在。归根到底，它们在西方任何一个社会整体所信奉的基本价值理念体系之中有其根源，它们的性质和作用，也只有从其根源出发才能确定。所以，如果说，西方任何一个主要社会整体所信奉的基本价值理念体系是由个体权利、自由、平等、民主所组成的话，那么，它们也必定表现在公民社会领域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公民社会的主要价值理念，虽然由于其存在领域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不会完全等同于社会整体的基本价值理念，但显然，它们也不会与后者根本异质或完全异质。从公民社会的价值理念与社会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价值理念的一致和差别来看，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可以判定，个体权利、自由、平等是这三个领域所共同具有或共同要求的核心价值理念，民主平等和理性对话则主要是公民社会与政治领域所共同强调的，它们在经济领域中一般处于非主导地位，而自主自治和团结一致则是公民社会不同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最突出的价值理念。
无论如何，公民社会的上述价值理念，作为西方社会现代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变革演化的内容和结果，本质上是西方社会进行现代性建构所形成的引导性价值理念。如果断定我国正处于自己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之中，如果我们把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理解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进行的社会管理的现代性建构的话，那么这意味着，在西方形成的公民社会理论所强调的公民社会的基本规范，特别是我们所指明的那些基本价值理念，对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确有着一定的借鉴和适用意义。
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方面所进行的历史性变革，表明了我国现代性建构的突出成就。首先，我国经济改革以来逐渐建立的公有制主体与非公有制主体同台竞争、共同发展的经济主体格局，以及在市场体制形式中不同类型的资本开始生成和对经济的驱动作用，都在本质上意味着我国在经济上已经开始了自己特色的现代性建构。其次，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建设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以宪法和具体政治法律为制度规则的政治文明取向，以村民自治为试验的基层政治民主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了我国政治生活的现代性进程。最后，在文化生活方面，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文化需求为指导原则的文化体制改革，使得文化创作的选择度空前扩大，文化产业经营的自由度空前提高，为我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
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指向的狭义的社会领域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不断完善，我国公民对自身法定权利的自觉程度，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程度，公民团体的自治程度，公民之间交往活动的自由程度，公民在自身正当利益的实现方面，在工作、教育、医疗等社会条件的获得方面，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无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由于这些社会成就都是以我国经济政治生活的现代化过程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为基础的，所以可以断定，我国整个社会中的狭义社会及其管理，也正处于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之中。
与此同时，也需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社会管理创新这一狭义维度的社会的现代性建构，的确有着我国特殊的现实和历史情境。第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根本价值目的是人民群众的“平等而统一的整体福祉”的实现。所谓“平等而统一的整体福祉”，强调的是人民群众的个体之间在价值实现上不存在实质性差距，同时他们的福祉又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我国基本制度的这一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在社会管理方面必须实行人民群众整体福祉优先于个体福祉的管理制度。第二，我国巨大数量的人民群众要求平等共存、众多民族要求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也规定了我国在社会管理方面必须把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的社会这一领域的统一稳定、团结和谐、一体繁荣放到首要位置。第三，从我国的文化价值观的传统和现实来看，我国文化价值观的悠久传统中的民为邦本、社会和谐、国家统一、民族整体利益优先这些价值理念，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合理地改造和转换为指导当今我国整个社会发展的具有巨大现实力量的价值理念――人民群众平等而共同的整体福祉优先、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国家统一、集体主义。而这些价值理念，在本质上是“传统一现实”意义上的价值理念，它们虽然并不就是我国整个社会中狭义的社会领域管理的直接的价值论理念，但却具有根本的灵魂和方向引导意义。显然，上述这些国情因素的综合体，形成了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或现代性建构的本质限定条件。
这里，我们主要从文化价值观或价值理念的角度来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进行分析。如果文化价值观或价值理念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灵魂和主要优势所在，那么，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我国历史上所形成、传承和被中国共产党合理改造和转换而建立起来的强大的“传统一现实”的文化价值观中的那些与社会管理有关的价值观或价值理念，与西方公民社会所突出的以现代性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管理的价值观或价值理念之间的不一致、矛盾或冲突问题，即如何面对、如何解决两种不同的社会管理的价值观或价值理念之间的关系问题。
对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来说，它所需要的价值观在内容上是多维的丰富的，或者说，它所需要的价值理念是多维的、多层次的。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如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根本方向层次上，前面谈到的我国国情条件决定了我们需要把“传统一现实”维度的关于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正确地体现到狭义的社会管理中去，作为我国社会管理的根本方向理念；可以得出，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的狭义的“社会”管理的根本方向性价值理念，应主要由“社会”福祉优先、“社民”为本、“社会”和谐、“社会”团结所构成。显然，我国社会管理的这些根本方向性价值理念，与公民社会所突出的核心价值理念如个体权利、自主自治、自由选择、存在着异质性的不同，因而，后者在“方向上”对于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是不适用的。
其二，在次要但也相当重要的目标层次上，考虑到我国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特有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考虑到我国“传统一现实”的社会价值观对我们民族生存发展具有根本灵魂意义，也考虑到我国古代社会管理把社会本位价值理念加以绝对化这一历史缺陷，我们认为，需要在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我国“传统一现实”的社会管理的价值理念的框架下，相对充分实现公民社会所强调的个体权利、自主自治、自由选择、民主平等这些价值理念。至于公民社会的理性对话这一价值理念，则需要尽可能充分地补充到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之中；而团结一致这一价值理念，由于与我国社会管理的社会和谐理念基本一致，则无需专门增加进来。无疑，以完善和优化后的我国“传统一现实”的社会管理的价值理念，去整合公民社会的价值理念，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管理创新任务，而且，归根到底，需要通过我国社会管理的系统制度安排才能完成。
上述讨论表明，公民社会的价值理念对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需要的价值理念，主要具有补充和辅助的借鉴价值，其能够发生作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对于其价值理念的各种要素，需要加以具体分析、甄别和运用。
三、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实质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非实质意义
公民社会的那些基本价值理念所构成的是关于公民社会管理的价值观整体。深入分析这一价值观整体，可以认为，存在于它之中的实质精神，是公民个体的自由自主价值至上。无论是公民的个体权利，还是公民自主自治、自愿结社，还是公民的自由选择、自由创造，都无不体现着上述实质精神。至于理性对话和社会团结，说到底是以公民个体的自由自主价值为前提的。公民社会的价值观的上述实质，可以从西方近代主要民族所产生的公民社会与社会整体、公民社会的价值观与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之间的历史性关系得到证明。
西方自近代以来之所以会逐渐形成公民社会，归根到底是由于已经先行产生了资本主义工商经济关系及其人格化主体――工商资产阶级，由此首先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公众领域，然后是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取得统治地位，最后是资产阶级在全社会建立起了占据支配地位的、反映自身经济政治权利要求的完整的个体自由选择至上的价值观。自从那时以后，在西方社会中不断涌现的各种各样的公民社会的价值观，除了少数具有批判或调和的性质以外，绝大多数与西方社会整体中主导的个体自由选择这一价值观，是本质一致的。无疑，公民社会与社会整体以及与社会的经济政治领域之间，公民社会的价值观与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以及与经济政治领域的价值观之间，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但归根到底，任何一种公民社会，在通常情况下必然受到它所处于其中的社会整体、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的根本制约。任何一种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在通常情况下也总是处于社会整体的价值观的支配之下。由于现有的公民社会是处于西方社会背景下的，由于西方社会的资本驱动型经济制度及其市场体制形式、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共同规定了西方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个体自由权利至上。所以，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在实质上必定是在与社会整体的价值观相一致的前提下而又体现公民社会本质特点的价值观。考虑到自主自治是公民社会的另一本质特点，因此，我们把公民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概括为：公民个体的自由自主价值至上。
如果对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的价值观的上述判断是基本正确的，那么，它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价值观在性质上不只是不同，而且相反。因而，它的借鉴意义也只能是非实质的。
从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来看，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改革发展和现代性建构，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深入，随着我国公民自觉自主意识的提高，我国原有的对公民个体的自由自利的社会管理制度设计所存在的不充分、不到位问题开始凸显。既然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也是社会管理的一种现代性建构，那么，就需要改革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起新的既保持我国“传统一现实”的社会管理的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又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和保障公民个体权利的制度。正是在这一点上，公民社会的价值观的实质精神，对于我们有着可以参照、可以适度借鉴的意义。例如，在公民自愿结社、自愿建立各种交往组织等社会化生活方面，国家应建立起以宪法为基本依据的开放的管理制度，主要提供正确的、一般性的方向引导法律，去除那些磨损公民自主积极性的繁琐的规章和手续，建构起公民自己组织自己、自己管理自身社会化生活的制度条件。
同时，必须再次强调，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进行的现代性建构，是由我国国情或我国条件的性质特点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国情或条件的本质内涵。因此，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所要坚持的根本价值观，显然只能是公民整体的“社会”福祉或人民群众整体的“社会”福祉优先。这既是我国社会管理对传统文化中社会本位的价值观进行改造的结果，也是我国以人民群众整体福祉为首要价值目的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制度安排的本质要求。由此来看，由于公民社会的价值观的实质精神既然是公民个体的自由自主价值至上，它与公民整体的“社会”福祉优先这一根本价值观是异质的。因而，我们不能整个地采用它，而只能去掉其至上性，即把“公民个体的自由自主价值”作为我国社会管理制度的一个非方向性部分来构建。当然，这对于改善我国的社会管理现状来说，也是重要的。
创新理念的意义篇2
【关键词】超现实理念现代设计
巴西著名设计师布雷·马克斯曾认为，艺术是想通的，现代设计与绘画从某种角度来说，只是工具不同而已。超现实主义是一个思想的富矿，创造性地运用联想的方法，联系潜意识、梦里的各种因素和日常现实元素，以非合理性的主题，结合奇异的、梦幻的、怪诞的影像，各种涌现的意念，把许多东西不可思议地联系在一起。超现实主义在观念上、创作理念上、想象力的创造性上深深影响着现代设计，给了当时的设计师们全新的设计思想和设计语汇。目前，超现实主义已经超越了浪漫主义，被普遍地自由使用，从艺术领域进入了许多公共传播领域，也成为了设计观念和设计主题的丰富资源。
一、超现实主义创作理念
（1）直觉和潜意识。超现实主义强调远离或者超越现实，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因此它的创作主题都是从人的潜意识中唤起的幻觉中吸取出来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认为社会的所谓真实表象是虚伪的，只有这种超越现实的无意识世界才能摆脱一切束缚，才能最真实地显示客观真实的真面目。艺术创作的核心，是表现艺术家自己的心理状态、思想状态，比如直觉，就是思想的真实，它比社会表面的形态更能反映社会的实质。他们强调创造人们潜意识中所不知道的感觉，摆脱一切人类理性、逻辑和常识的限制，打破传统的常规和主题，除去这一切障碍，以取得美的综合。正是这些不受常规限制的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启迪着设计师们的创作灵感，给现代设计界带来全新的视觉感受。
（2）想象力的图形构造。夸张、变形、支解、拼贴、重组、错位、倒置、叠印等，都是超现实主义试图表现人们潜意识的手段。超现实主义将视角伸入人们内心深处，挖掘并表现欲望、梦想、幻觉等心理活动，使作品达到前所未有的震撼、警醒或抚慰的效果。主要的图形构造有三种：第一种，通过比较奇妙的想象，把许多普通的物体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用写实主义的手法描绘出来，放置在一起。第二种，以一个标题或者观念创造性地组合新的形象。第三种，以抽象的几何形式表现自己的潜意识。
二、超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对艺术设计的影响
（1）超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对广告设计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超现实主义对广告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这种影响是空前的、多方面的，也是其他艺术流派不能望其项背的。既突破了画面表现的一般范式，塑造出新奇的视觉效果，又能深入观众的内心深处，为广告创意与制作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比如体育品牌阿迪达斯的一则广告中，主人公穿着阿迪达斯运动鞋在由丛林、黑熊、飞扬的纸片构成的梦境黑夜中惊心动魄地奔跑；在诺基亚手机的一则广告中，手机芯片漂浮在城市空中、手机屏幕里居然蔓生出绚丽的花朵，等等。超越常规、富有想像力的画面令观众耳目一新，也让原本商业味浓厚的广告变得更有趣味和更具艺术感染力，达到常规广告不能企及的传播效果。对广告创作而言，超现实意味着可以不受现实情境与常规逻辑的限制，广告创意的空间因此被无限扩大。
（2）超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对平面图形创意的影响。例如曼·雷为杂志“Ricordiarte"设计的插图《情人》。作品非常感性，以一个巨大的女性红唇，突兀地悬置于夜晚的苍穹上，下面是一片带有天文台的风景。在作品的空间里，红唇是主体，其边缘强烈的轮廓线和大反差的画面效果，使超现实主义的反叛精神和梦幻想象找到了最恰当的注脚。他在作品中运用了超现实的手法去探索事物的本质，去寻求超现实的另类的真实。
（3）超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对服装设计的影响。在80年代中，起现实主义风格再度成为服装设计中的潮流，灵感取自传统和绘画，作品更多体现出夸张的造型。法国设计师圣·洛朗（YSL）在礼服设计中灵感来自毕加索的画作，将两只和平鸽以立体的方式装饰在领部和腰部，风格独特：日本设计师三宅一生则娴熟地运用“超现实主义”手法，于1982年的一套“先锋派”作品，整体都用了密密细裥的黑漆布做成，护胸甲则以细竹编成，涂以黑漆，夸张的大斗笠帽和折扇，均完美无憾地表现了日本新女性形象，将日本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精神融于一体。
到了90年代，超现实主义构思方法多样化，运用趋于广泛。充满想象力的意大利设计师莫斯基诺作品颇具代表性，如树熊玩偶帽子、垃圾袋制成的晚装、用领带缝制的迷你裙、充斥着各类令人震惊的语句或图案的服装等。1999年，约翰·加利安诺（JohnGalll8no）在迪奥（Dior）春夏高级女装会上，重新回顾、演绎了一系列的超现实主义设计，包括正反面颠倒的外套，“泪滴”形的腰带装饰，故意混淆于服装上的手形图案、模特的手与帽子上的手，奇思妙想令人叫绝。
新世纪开始，超现实主义风格继续受宠。让·保罗·戈蒂埃（JpGaultier）在他的06秋冬高级定制上展示了一条惊世骇俗的骨架裙，背部的设计以人的脊椎骨架作为亮点；维克多和罗夫（Victor&Rolf）的2005年秋冬时装会上的“枕头”秀完全就是一幅幅超现实的绘画。在2008年春夏，灵感来自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行动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pollock）画作，以“泼溅”颜料作画的印染面料在时装界走俏，众多欧美设计师纷纷借助起艺术家们的笔，以面料当画布，以“泼溅”手法的创造了一系列视觉独特、具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服装单品，有的似被揉皱的水彩画，有的图案仿佛受过“波纹滤镜”处理，呈现曲折的效果。
20世纪初的超现实主义理论蕴藏着丰富设计内涵和理念，是服装历史上独具魅力。当今时装设计手法千变万化，充分挖掘超现实主义设计理论，拓展其创作手段和思路，在新时期加以变革、发展和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相信通过梳理超现实主义理论，将促进时装设计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创新理念的意义篇3
一、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要发展，首先要解放思想，创新思维。思想的大解放，促进经济的大发展，而经济的大发展，也必将推动思想的大解放，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辩证的统一过程。而实践永无止境，所以，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也就永无止境。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工作。”从解放思想本身看，是一个长远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客观事物不断变化，我们的思想、认识也随之不断变化。实践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发展是解放思想的目的。相对于实践发展，我们的思想观念往往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实践的发展变化，及时转变和更新观念，否则，曾经正确的思想、方法、方式也会变成僵化的东西，造成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脱节。因此，解放思想是一个永久性的课题，必须伴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二、解放思想要求我们倡导“三种精神”
人们常说，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财富。没有观念的更新，就不会有发展的突破，没有观念的领先，就不会有发展的率先。一些陈旧的观念禁锢着我们的思维，束缚着我们的手脚，制约着我们的发展，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解放思想，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束缚，倡导创业、创新、创优精神，树立市场经济新观念，营造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环境，理清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思路。
一是倡导创业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牢固树立市场意识、机遇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意识，积极倡导自强不息、勤劳致富的创业精神，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以创业推动发展，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创业加快致富，以创业促进社会进步，以创业促进社会和谐。
二要倡导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我们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更是我们推进各项工作的发动机。因此大力弘扬创新精神，鼓励创新创造，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用解放思想、服务于民、创新发展的理念，营造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创业环境，我们的各项事业才会不断进步。
创新理念的意义篇4
【关键词】改革试点；创新型；党组织
义乌，位于浙江省中部，本身不具备资源、区位优势，但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一个落后的县级城市，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贸易城市。2011年3月，义乌市获批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义乌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之后的第十个部级综合改革试验区，并被中央列为全国改革开放18个典型地区之一。、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义乌视察或作出重要批示，对义乌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2011年义乌海关监管集装箱出口57万个标箱，全市实现自营进出口总额39.5亿美元，同比增长26.5%。
长期以来，义乌坚持“兴商建市”发展战略，从实际出发，锐意创新，大力培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大流动、大重组，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为广大中小企业走向世界构筑了重要平台，发挥了全国其他市场无可比拟的带动作用，实现了国际贸易迅猛发展，国际知名度空前提高；交易平台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带动能力强劲；创业创新氛围浓厚，体制改革走在前列。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建设与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繁荣的小商品市场为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商业文明底蕴为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建设提供丰厚文化基础；多元的社会关系为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建设提供广泛社会基础。在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大背景下，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建设也面临不少问题与挑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加强与完善党的领导机制，选举机制，决策机制，管理机制以及监督机制，开展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研究，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与生命力。
一、创新型党组织界定
创新是指为了一定的目的，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对事物的整体或其中的某些部分进行变革，从而使其得以更新与发展的活动。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我们党在创新中发展了有中国特殊的马列主义，在创新中找到了富国强民之道，在创新中克服了改革开放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在创新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组织建设。从新的实际出发，适应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建设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探索党组织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和新方法，助推改革试点，是新形势下义乌各级党组织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形势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使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义乌建设创新型党组织，就要使每个共产党员通过学习，对于为什么要创新、什么叫创新、为谁创新、靠谁创新、怎样创新等基本问题形成共识，并自觉地付诸行动。义乌各级党组织通过创新思想理念、创新制度机制、创新监督机制、创新管理机制，来夯实党建工作的基础，服务改革试点发展。
二、开展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的意义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开展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在内涵上体现为“四个转变”，其中之一就是加快推进政府管理由偏重监管向服务与监管并重转变。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黄志平指出开展改革试点，支持义乌探索适应国际商贸城市发展特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发展与国际贸易相适应的社会事业，形成城乡一体的户籍、教育、就业、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制度体系，探索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志愿互助服务、商业性便民利民服务相衔接的社区管理服务体制，在构建新型公共服务体系上实现新突破，满足国际化发展的要求。
在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大背景下，义乌市开展创新型党组织建设，具有以下社会意义：
1.有利于推进义乌市各级党组织理念创新
打造创新型党组织，重要的是打破思维上的障碍。在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大背景下，义乌市各级党组织要正视党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站在推进党建事业创新发展、率先发展的新高度、新角度，牢固树立创新意识，增强创新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把创新作为工作、学习的灵魂，形成想创新、敢创新、善创新的工作氛围，使创新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一种责任、一种追求、一种境界，成为党建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助推器和动力源，以创新理念引领党建工作及各项事业创新争优、科学发展。
2.有利于推进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工作创新
在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大背景下，义乌市党建工作面临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各级党组织不能就党建抓党建，既要发扬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时代特色，要以提升创新力为目标，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党建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整合各种有效资源，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围绕中心工作和全局工作采取新措施、追求新成效，全力推进党建工作，不断增强党建事业科学发展的创新力。
3.有利于推进义乌市各级党组织机制创新
在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大背景下，义乌市党建工作要以适应变化、完善机制为重点，按照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要求，创新党组织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各级党组织抓党建工作的目标机制、责任机制、考核机制。面对新形势，义乌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管理理念，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三、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的途径
1.创新思想理念
创新思想观念，就是要以改革试点为契机，增强义乌广大党员干部的科学发展意识，破除影响和制约义乌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体制、旧机制，扩大改革步伐，创新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推进改革试点工作，义乌各级党组织就要树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倡导敢为天下先的创新观念，营造勇于创新、敢于突破的创新文化氛围。义乌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改革试点背景下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党的建设工作提出的新课题，用新思路来研究义乌党建新情况，用新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增强义乌各级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改革试点带来新形势、新挑战，义乌市各级党组织要打破消极守摊子的思想，树立不发展或慢发展就是落后的观念；要克服等、靠、要的倾向，树立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观念；要打破常规，树立跨越式发展的观念；要不断创新思想理念，创造性地服务改革试点顺利推进。
2.创新制度机制
创新制度机制，就是充分调动义乌各级党员干部工作积极性的机制。通过党员干部竞聘上岗制度、党员干部激励制度都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奖勤罚懒，优胜劣汰。
实行党员干部竞聘上岗制度。每年初组织党员干部谈思路，就如何结合义乌改革试点工作，创新党建工作、创新党员理念等进行专题讨论交流。制订义乌市各级党员干部竞聘上岗制度，采取末位淘汰等措施治庸，倡导干部要有作为才有地位。
建立党员干部激励制度。把竞争机制，效益机制引入到义乌各类党组织、党员评优活动中来，对一些先进党组织、优秀党员既要给予政治荣誉，也要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3.创新管理机制
义乌各级党组织要积极适应改革试点带来的新变革和新要求，创新党组织管理体制，推动党建工作机制的创新，切实体现党的政治优势，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改革试点健康发展。
要以改革试点为契机，认真做好义乌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和党员组织关系的理顺工作，积极加强义乌私营企业党建工作和社区党建工作。在新形势下，不断研究和创新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新机制，有效地加强义乌外来党员和农村党员的教育管理，解决党员实际困难，反映党员的呼声，形成合力，助推义乌改革试点发展。
4.创新监督机制
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通过对义乌全市党员进行党性观念和监督意识的教育，增强党员同志监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敢监督和会监督。要建立健全义乌各级党组织党内监督制度，通过完善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等制度，规范党组织监督程序，健全监督机制。要提高监督效果，定期召开党员民主生活会，通报组织工作，在党内开展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要向党员通报，接受监督。
创新监督方式。通过义乌各类党建网络平台，开设廉政之窗、书记信箱等栏目，加强与广大党员及群众的适时沟通，使党建工作和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提高义乌党组织的公信力。
义乌市开展创新型党组织建设，是改革试点背景下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明确建设创新型党组织的途径与要求，有利于推动义乌市党建工作改革与创新，促进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建设与发展，提升义乌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社会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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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义乌市义乌工商学院立项课题《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大背景下义乌市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立项号：2011z08）。
作者简介：
创新理念的意义篇5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构建的过程中，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引入，可以为学生提供深入了解社会的途径，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念的提升。文章在研究的过程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作为研究的重点，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探究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旨在通过教育的优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创新的教育途径。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分析
随着教育的优化及创新，大学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的建设者及接班人，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运行的中坚力量。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的成败。通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构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但是，在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建立中，并没有充分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很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能准确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这就为教育的优化造成了制约性的影响。因此，在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构建中，应该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融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构建的目的性以及创新性，从而为社会适应性人才的培养提供系统依据。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面临的挑战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念的挑战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其教育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我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了高度集中环境下，经济体制的现实，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着片面社会至上的价值观念，在这种教育环境下，使高校教育的思想政治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在现阶段社会环境下，经济全球化的思想政治理念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而且也应该有效防止个人主义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观念，有效满足社会社会环境的基本要求。因此，在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构建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也就成为人才培养中所面临的基本挑战。[1]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观的挑战
在社会经济运行及发展的过程中，人才培养中，个人能力的培养与个性发展得到了教育人员的重视，并在此环境下，也就出现了否定灌输环境下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及重要性，使社会环境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出现产生了一定的限制。因此，在现阶段社会运行及发展的过程中，教育人员应该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观念，实现大学生能力培养及社会观念形式的核心任务，有效提升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价值分析
（一）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完善机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运行及观念创新的过程中，其价值观念的形成需要在完善理论指导体系的环境下，提升学生对内在精神及信仰的追求，而且，在此基础上，也应该不断完善社会经济的创新发展。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是社会思潮及环境发展的引导者及传承者，大学生对深追核心体系认同的价值体系，通过这些价值体系的形成，可以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形成构建完善性的创新机制，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中的完善。[2]
（二）有效满足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需求
在社会主义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目标，因此，当代大学生在教育创新中，应该将社会主义观念充分的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中，强化学生对政治体系的认识。而且，在社会主义经济环境下，西方文化以及思想理念不断涌入，学生的思想观念存在着多样化的特点。但是，在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大学生思想政治体系的形成逐渐成为制度发展统领。而且，在社会环境下也存在着认识不同、思想落后以及腐朽的文化冲击体系，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就为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形成造成了影响。因此，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出现了学生思想政治淡化的现象以及学生民族意识削弱的现象。所以，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融入的过程中，应该构建多样化以及系统化的教育创新体系，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奠定良好基础。[3]
（三）通过校园文化的营造构建和谐化的校园环境
和谐校园环境的营造是和谐社会营造的核心，同时也是社会运行及发展的必然需求，因此，在现阶段高校校园文化构建的过程中，应该将高校文化建设作为基础，构建创新性的发展理念，从而为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提供充分性的保证。而且，在校园文化建立的同时，应该将和谐校园文化的营造作为基础，将和谐校园作为崇尚和谐、追求和谐的基础，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以及行为规范的基础。对于高校的和谐文化营造中，应该充分发挥学校运行机制的协调性，通过核心文化的构建，可以院校师生形成理想信念以及良好的道德规范，使学生及教师在整个环境下，增强学生的凝聚力以及向心力，从而为高校人文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的构建提供依据。与此同时，在院校文化营造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提升，应该有效构建核心文化的指导理念，明确和谐文化发展的方向，提高社会环境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融合力，从而为和谐校园文化的建立提供决定性的依据。[4]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
（一）构建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指导地位
在教育优化及创新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主要是要坚持并实现意识形态下的主导地位，高校作为思想文化教育的主导，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念的指导理念，引导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下掌握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并将大学生思想政治作为核心性的指导体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环节之中，从而有计划的强化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念的认同，使社会价值核心理念成为学生成长的基本理念，从而为教育的创新及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基础。[5]
（二）将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作为核心强化学生的思想教育体系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而言，在教育优化及创新的过程中，应该将社会主义核心机制作为基础，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营造特色化的社会环境，并通过社会主义思想理念的融入强化学生的思想观念，在思想教育中为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在整个过程中，可以做到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高校思想社会教育理念优化的过程中，应该以社会主义宏观为核心，实现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教育体系，激发学生的遵纪守法、明礼诚信的行为意识，使学生在思想理念强化的基础上，实现学生道德的规范化发展。第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构建的过程中，应该将爱国主义作为基础，强化学生的民族精神以及制度的改革创新，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理念，从而为社会的维护及民族团结提供有效保证，有效强化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为民族精神的继承及发扬奠定良好基础。第三，在高校特色社会主义理念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引导学生在思想教育环境下，形成独立的思想，并鉴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从而为特色化社会主义指导新年的提升提供有效依据。第四，通过对大学生指导体系的提出，引导大学生树立良好的思想观念，从而为社会主义指导体系的构建提供系统依据。[6]
（三）强化学生自我感悟及自主参与能力
随着教育的创新及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满足学生的自身发展规律，而且也应该结合学生的身心特点进行教育理念的认识，通过对社会理念的融合，有效解决社会环境下，学生思想道德理念的培养，使学生在实践及探究的过程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构建。因此，在现阶段社会运行及发展的同时，应该将社会主义核心体系作为基础，强化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观念以及自我实践的能力提升。而且，在教育中也应该构建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将学生作为教育的主题，注重学生的参与性及准确性，使学生在实践的同时强化自我能力的感悟，完善学生的自主能力。而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融入，也应该积极引导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观念的认识，突出学生的内化感悟能力，构建长效性的教育创新体系，从而为学生自我能力以及自我参与能力的强化提供有效依据，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节设计的感召力。[7]
（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环境下引导高校的意识发展形态
在现阶段大学生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该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中，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做到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社会主义市场运行及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构建先进化的教育体系创新机制，科学弘扬社会主义民族的优秀文化，通过对社会价值观念的提升，构建性的教育体系。而且，在校园文化设计中，也应该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提出，提升社会主义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自觉性，并为高校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基础。第二，在社会主义核心理念下，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坚持和而不同的辩证理念，形成差异性以及多样化的教育体系，通过教育理念的创新形成增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也就是在教学目标以及社会价值共同发展的环境下，应该逐渐提升学生的归属感，强化学生的向心力，从而为教育的优化及发展奠定良好基础。[8]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现阶段社会主义运行及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构建特色化的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将民族精神作为弘扬社会发展的基本体系，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使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应该弘扬社会主义理念，进一步丰富教育创新环节。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应该明确教育体系指导目标，培养创新性的人才培养理念，引导学生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提升学生的思想意识，从而为教育的优化及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基础。
作者：余亮开单位：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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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理念的意义篇6
关键词：社会管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理念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更是检察机关工作的根本。当前要着重在维护法治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和公平正义上下功夫，而树立正确的法律监督理念并适时更新，处理好法律监督理念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是检察机关实现上述职能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以下从三个方面探讨如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第一、深刻认识检察机关社会管理创新与法律监督理念的内涵，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思想前提；第二、新形势下检察机关要树立与社会管理创新相适应的新的法律监督理念；第三、通过分析社会管理创新与法律监督理念更新的关系来实现以机制创新、方法创新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一、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及法律监督理念的内涵
（一）什么是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根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构建新的社会管理体制，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1］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本身，是以设计管理存在为前提的，其目的是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2004年6月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二）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界定
社会管理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中，在2009年12月中央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社会管理创新成了会议所强调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是指导我们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纲领。
综上论述，社会管理创新是一种主体多元化的管理参与模式，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主要是指检察机关通过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对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侵犯国家和人民合法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及公共安全的犯罪及违法活动，进行严厉打击和引规范导，并对存在问题法律制度提出适当修改和改革意见，积极推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体系构建，以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捍卫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系列活动或者活动过程。［2］
（三）法律监督理念的涵义
“法律监督”和“理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念”具体到一种制度，它的构建和设计中所蕴含的内在的指导思想、价值目标、原则和哲学基础，就是理念，它是经过历史沉淀后价值选择的结果，凸显某种特定的价值目标。法律理念就是对法律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所作的一种理性理解和构建。中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法律制定及运用之最高原理，谓之法律之理念。”“法律监督”与其说它是一个舶来品，不如用历史的眼光打量它，它是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和提炼的、人为地赋予其特定含义的法律用语。
法律监督并不是监督法律有关的一切活动，而是指由宪法法律规定的，专门的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手段对有关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察督促，并能产生法定效力的活动。法律监督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主体具有唯一性，即只有人民检察院才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作者以为，法律监督理念，就是指特定主体对法律监督的原理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整体把握，是指导法律监督制度设计和法律监督实践的理论基础和特定的价值观，也正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观，对法律监督的内容和模式就会做出不同的认识和制度设计。［3］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法律监督理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监督制度。而有什么样的法律监督制度，也会引导人们形成什么样的法律监督理念。
二、社会管理创新与法律监督理念更新的关系
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要秉承正确的法律监督理念，理清法律监督理念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是保障其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思想基础。
（一）法律监督理念更新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思想前提和保障。
法律监督理念直接影响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的程度和范围，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会形成由理念到制度再到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法律监督理念就像检察机关的眼镜，眼镜的颜色决定其所监督的世界。对于不同的监督理念，会对被监督对象产生不同的认识，也会有不同的法律监督效果。因此，在新形势下，树立与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相适应的法律监督理念，是检察机关实现监督职能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创新理念的意义篇7
要发展，首先要解放思想，创新思维。思想的大解放，促进经济的大发展，而经济的大发展，也必将推动思想的大解放，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辩证的统一过程。而实践永无止境，所以，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也就永无止境。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工作。”从解放思想本身看，是一个长远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客观事物不断变化，我们的思想、认识也随之不断变化。实践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发展是解放思想的目的。相对于实践发展，我们的思想观念往往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实践的发展变化，及时转变和更新观念，否则，曾经正确的思想、方法、方式也会变成僵化的东西，造成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脱节。因此，解放思想是一个永久性的课题，必须伴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二、解放思想要求我们倡导“三种精神”
人们常说，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财富。没有观念的更新，就不会有发展的突破，没有观念的领先，就不会有发展的率先。一些陈旧的观念禁锢着我们的思维，束缚着我们的手脚，制约着我们的发展，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解放思想，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束缚，倡导创业、创新、创优精神，树立市场经济新观念，营造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环境，理清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思路。
一是倡导创业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牢固树立市场意识、机遇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意识，积极倡导自强不息、勤劳致富的创业精神，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以创业推动发展，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创业加快致富，以创业促进社会进步，以创业促进社会和谐。
二要倡导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我们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更是我们推进各项工作的发动机。因此大力弘扬创新精神，鼓励创新创造，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用解放思想、服务于民、创新发展的理念，营造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创业环境，我们的各项事业才会不断进步。
创新理念的意义篇8
五大发展理念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反映出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集中体现了指导我国未来发展的思路、方向和着力点。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蕴涵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一、五大发展理念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原理
（一）五大发展理念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的物质性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人们的主观思想是对客观实际的反映，同时也反作用于客观实际。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恩格斯也说，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五大发展理念在哲学上属于意识的范畴，是精神层的成果，其是在通过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面临的发展环境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对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发展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指导作用。
（二）五大发展理念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切从实际出发原理
世界的物质性原理告诉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必须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可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基木立足点和出发点。五大发展理念蕴含了这一重要观点。比如在绿色发展理念中，它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并且要求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就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继续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高资源环境的使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要加大环境保护和治理力度，筑牢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生态安全屏障。而且全体国民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培育环境保护意识、履行环境保护职责。同时，在宏观层面，国家要积极承担起自然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国际责任，为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应尽的义务。由此可见，五大发展理念是在直面当代中国发展实际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始终坚持以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为宗旨，为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提供了思想动力。
二、五大发展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原理
（一）五大l展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和发展的原理
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马克思哲学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在五大发展理念当中，协调发展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因为协调发展不只是国内生产总量的简单增长，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共同推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与此同时，要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就需要继续巩固工业的基础地位，提升第三产业的比例和质量。因此，五大发展理念在强调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同时，要求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另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重点在于欠发达地区和广大农村的快速发展。这就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强调的是，协调发展不是只顾当前发展或未来五年的发展，而是要着眼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因此，五大发展理念在强调发展速度的同时，要求积极拓展后续发展空间，为我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发展夯实基础。
（二）五大发展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论原理
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体，这就是系统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系统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其具有整体性、有序性和层次性，要注重系统内部结构的优化趋向，力求实现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在方法论上，这就要求必须用综合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事物。要着眼于事物的整体，从整体出发，把各个部分、各个要素联系起来考察，统筹考虑，优化组合，形成关于这一事物的完整准确的认识。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有机体统一整体，其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生存环境等诸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每一个要素又独立构成一个子系统。因此，这些经济、政治、文化、生存环境等子系统始终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网之中，它们在制约着大系统的整体功能与状况同时，又体现为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水平。五大发展理念坚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性和整体性。比如，在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的情况下，五大发展理念致力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和经
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提高。与此同时，五大发展理念不此外，五大发展理念不仅强调发展的过程性，而且从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环境、发展要求、发展目的等方面对发展提出了整体要求，并指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当中，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发展的基本方式是协调，发展的现实环境是开放，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绿色，发展的根本归宿是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五大发展理念传承马克思主义哲学事物的永恒发展和创新思维观点
马克是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普遍联系、相互作用，必然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其中运动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发展是事物积极的变化，发展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就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而言，这一过程也就是不断发展的创新过程。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是不断打破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旧理念、旧思想、旧体制、旧方法，发现和运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体制、新方法，以更有效地进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是人类社会创新的三种基木形式，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和新问题的必由之路。
五大发展理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科学回答了事关我国长远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例如在发展路径的创新上，创新发展解决的是动力问题，强{的是发展的基点；协调发展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强调的是发展的节奏；绿色发展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强调的是发展的底色；开放发展解决的是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强调的是发展的格局；共享发展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强调的是发展的目的。可见五大发展理念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
（四）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统一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具体实践活动中，矛盾是具体的、多样的、同时还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矛盾，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在国内国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矛盾核问题呈现网络化、复杂化和系统化的趋势。党中央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直面经济社会发展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创新地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开拓了发展的新境界。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我们党准确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诸多矛盾的结果。
五大发展理念同时也体现了矛盾的不平衡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在诸多矛盾当中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就是在同一矛盾中也存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分析法要求我们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仅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而且还存在比较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和一定范围的敌我矛盾，但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发展，而且只能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其他矛盾。五大发展理念准确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紧紧抓住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坚持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五大发展理念统筹兼顾其他矛盾的解决，明确指出要通过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来化解各种具体矛盾，保障发展的速度，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
三、五大发展理念秉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
（一）五大发展理念秉承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木利益，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是我们党力量的源泉和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全中国人自己的事业，只有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才能真正造福于全体人民。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木宗旨的必然选择。可见，从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看，共享发展理念完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
（二）五大发展理念秉承唯物史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原理
发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还认为，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而现实的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压迫，致力于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五大发展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秉承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摒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改变过去只注重“物”的发展的做法，突出人在发展当中的核心位置。同时五大发展理念也体现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并通过人的发展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在此基础上，又通过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五大发展理念贯彻了唯物史观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原则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既是理论的需要，也是实践的需要。从理论方面来看，不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任何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并在实践中经受检验，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从实践方面来看，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如果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盲目实践，那就必然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虽勇气可嘉，却是鲁莽和不可取的。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是我们党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和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充分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和新境界，完全体现了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四、结束语
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映了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在未来一段时间了，五大发展理念将成为指导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遵循。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王友明.五大发展理念：顺应时代的理论创新[n].解放日报，2015-11-10.
创新理念的意义篇9
何为政府、何为中国政府呢？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讨论。中国学者一般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和使用政府概念。如中国改革开放恢复重建政治学以后，由赵宝煦先生主编的第一本政治学教科书《政治学概论》中就明确地指出：“政府一词，历来就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解释。在资本主义世界，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全部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这就是所谓广义的解释；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就是所谓狭义的解释。”（注：赵宝煦：《政治学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赵先生关于政府的这个界定在中国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共识和影响。但同时也提出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即政府是否只同国家相联系？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在广泛阅读学习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政府问题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初步论证了“非国家机构的政府”问题（注：乔耀章：《政府理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页。）。在国内，关于中国政府的法定含义有两种：一是建国初年“共同纲领”规定的集立法、行政、军事、司法于一体的广义的政府，一是始于1954年宪法规定的狭义的政府，即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或国家行政机关。（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政府的狭义解释几乎没有大的分歧，而对于广义政府的解释则存在着较大分歧，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将对政府概念的界定从国家机关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扩大到所有国家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等暴力机构，如芮明春主编的《政府学》，高民政主编的《中国政府与政治》等就是持这种解释；另一些学者则将对政府的概念界定从国家机关扩大到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领域，这里又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把政府＝国家＋社团＋民间组织＋社区政治机构，如辛向阳在其著《红墙决策：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深层起因》一书中关于政府的五级定义的前两级定义就是如此；另一种是把中国共产党纳入中国政府定义之中，如王敬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政治》一书中就基于中国政府的特殊结构，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了广义的政府之中；胡伟著《政府过程》一书认为，共产党组织是当代中国政府机构的核心，无论就广义的政府还是狭义的政府都是如此；朱光磊著《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主张政府等于国家机构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认为这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实质；第三种是提出更大的政府概念，它超越了国家机构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而提出“政府体系”概念，并主张用“政府体系”概念等同或取代政府概念，如由曹沛霖、林尚立教授等编著的《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在总论中就使用了“政府体系”概念，作者把政府体系优化的基本组成概括为10个方面；陈红太研究员认为“政府体系”这一概念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组织及其相互关系、或制度、体制的极高度的逻辑概括，认为应该用“政府体系”的概念替代“政府”概念（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以上对政府概念所作出的“超国家”机构的解释不同于我们提出的“非国家机构的政府”概念，把政党等纳入政府的研究对象虽有事实根据，但是值得商榷。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认为将政府概念的解释限定国家机构范围内就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而不能自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如果不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纳入政府概念就是无视当代中国政府的实质，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政府”与“政府体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能简单等同。非国家机构的执政党、政协和“单位”也不能同政府相提并论，它们只构成政府的生态环境和履行职能的工作对象，虽然过去和现在仍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还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等现象，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这些现象会逐步淡出政府，做到各自相对独立，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务正业，逐步理顺党政关系。通过政府创新逐步达到“解放政府”，这也应是政府创新的内容和基本走势之一。由此可见，作为政府创新中的“政府”，应当是指同国家机构相联系的政府，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狭义的政府。
创新，是人类智慧之树上最为璀璨的花朵，也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大力弘扬的理念。然而，“创新”是一个很严肃的大字眼，人们不要轻易言“创新”。因为创新是很不容易的，它对创新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何为创新呢？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发现”(disc-overy)“发明”(invention)“创造”(creation)“创新”(innovation)等几个概念进行辨析。
有学者研究证明，如果没有发现，便不会有人类的发明。人类的每项发明都是建立在发明者对某种特定自然规律的发现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发现可以分为自发性发现与自觉性发现。前者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现象外在性的首次感性认识，后者亦即通常所说的科学发现，是人类对自然规律内在性的首次理性认识。如果溯人类文明之河而上，就会发现古代社会时期的发明大都是在自发发现的基础上获得的，而近代的发明则多是自觉的发现。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对于理性的科学发现来说，发明起着极其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科学发展史也同样证明发明亦为发现之母。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与发现是互相促进、互相发展、紧密联系的两种过程。发现引发新的发明，发明同时导致新的科学发现。发明是科学发现的基础（注：郭成安：《发明与发现》，《新华文摘》2001年第9期。）。至于创造与创新，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创造和创新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指通过革新、发明、产生新的思想、技术和产品，另一种看法是，创造的意思是原来没有的，通过创造，产生出新的可称为“无中生有”；而创新则是指对现有的东西进行变革，使其更新，成为新的东西，可称为“有中生新”。创造与创新的联系在于，创造性最重要的表征是创新，亦即创造概念包含着创新。既然创造具备了新颖、独特的属性，那么，表征创造核心价值的创新，就更应该表现出“首创”和“前所未有”的特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与创造的词源不同，创新是一个外来词，创新的含义有两点：引入新的概念、新东西和革新，亦即“革故鼎新”（前所未有）与“此入”（并非前所未有）都属于创新。熊彼德曾给创新下过定义，他把“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入经济系统的过程”称之为创新。这种定义要比“首创”“前所未有”的创造指称更宽泛，它包容了前所未有，也包容着对原有的重新组合和再次发现。并且把新知识“引入经济系统”才算完成，才能使发明者成为创新者（注：叶平：《“创新教育”解析》，《新华文摘》2000第3期。）。我们可以对“发现”“发明”“创造”“创新”这些概念不作严格的区分，而只需注重它们的共性：非教条性、非守旧性、非封闭性、非片面性和狭隘性。我们认为创新的基本内涵可包括：其一，创新应当表征出自觉地合规律性，以免创新主体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其二，创意虽无穷，资源则有限，创新应当拥有原创性或首创性即前所未有，这是创新的原义或本义；其三，与合规律性和原创性相适应，创新应当努力站在前人的肩上，具有文明、健康、进步和发展性或不可逆性、传承文明与开拓进取的统一性，不可庸俗地将任何“新”都赋予“创新”字眼；其四，创新应当立足在梯度发展的现实基础上有条件地将已有的创新进行重组或再现，万事不必另起炉灶，从头做起，这是合规律性的一种具体体现，对于后来者来说也是一种创新，但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其五，创新应当将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任何一种创新都能够进入可操作性的过程，并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对创新的初步理解。
政府“综合创新”浅析
政府创新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或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合历史逻辑的引申。根据上文对中国国情、政府和创新的理解，我们认为政府创新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无论是从狭义的或广义的抑或是“政府体系”的角度看，政府都需要辩证的“综合创新”，而不能孤军奋战，搞“单一创新”，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本文所指的政府综合创新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历史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政府综合创新
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政府综合创新同上文论及到的中国国情的“二重性”、“多质性”相关联。一方面，历时性的政府创新是一种综合性、纵向整体性的政府创新。从生产关系角度或“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看，就是要处理好作为社会主义定向性的政府创新与资本主义的政府传统（在中国还有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即旧中国的政府传统）和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政府创新的关系。从生产力角度或“三大社会形态”角度看，我国社会发展基本上还处于第一大社会形态，即人对人依赖关系的社会向第二大社会形态即人对物依赖关系的社会转变过程之中，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我国的政府创新就是要建立在这一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基础之上，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创新与继承计划经济的政府传统的关系。这种历时性政府创新具有宽广深厚的历史基础的优点，基本属于“重组”性、“引入”性、“有中生新”性创新，但这一优点也可能蜕化为一种惰性力量从而成为制约政府新的创新的阻力。另一方面，共时性的政府创新，是一种综合性、横向整体性的政府创新，其实质就在于开创未来，创造新的“传统”，从而把社会历史推向前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创新既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传统，也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传统，而只能是“革故鼎新”的“无中生有”的原创性创新。共时性政府创新涉及到中外政府创新之综合，国内不同层次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同区域如东部、中部、西部等，不同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政府创新之综合。无论是历时性的政府创新，还是共时性政府创新，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只有把历时性政府创新与共时性政府创新相结合，才能实现政府综合创新。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政府综合创新，逐步形成古今中外优势互补的政府创新机制，以保障政府不竭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广义与狭义及“政府体系”的综合创新
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个问题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作为狭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如上文所述，对于狭义的政府，学术界没有大的争议，一般是指各级人民政府。狭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可以从多方面来论证，大体上可分为纵横“十字”型创新和政治与行政统一性创新这两个方面。纵横“十字”型创新，主要是指纵向的政府层级及其行政区划方面的创新，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设立特别行政区，建立海南省和重庆直辖市，地市合并，撤县建市，撤乡建镇，以及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等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创新；横向的各级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改革和调整，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人事制度等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创新。纵横“十字”型创新是政府创新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政治与行政统一性创新，主要是指随着社会和政府的发展、扩延，政府的“双重性”日益凸现出来。一是政府的政治性，一是政府的行政性，即政府是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统一。如西方的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我国的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公务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与行政的统一。有必要指出的是，自伍德罗·威迩逊创立现代行政学以后，特别是古德诺提出著名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以后，似乎政府只与行政相关，而与政治无关，这是一种有着广泛而且深远影响的误解。事实上政府中的政治与行政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政府的政治与行政不分由来已久。“政府”的政治表现为是非、善恶，而行政则表现为效率、优劣。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在政府中政治和行政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它们日益显现出相互支持的趋势（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时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既然如此，中国政府的创新就不能局限于政治创新（计划经济时代）或行政创新（市场经济时代），而只能将政府的政治创新与政府的行政创新并举，显示政府综合创新特征。如目前中国政府贯彻落实主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进新公共管理、治理理念等就是政府综合创新的重要举措。其次，作为广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广义的政府一般是指所有国家机关，主要包括国家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谓广义政府的综合创新从理论上讲是指政府立法创新、政府司法创新和政府行政创新（狭义政府创新）三者之间的“同步”创新，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但是，广义政府的诸方面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的改革和创新将分轻、重、缓、急进行。实践证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首先对政府改革和创新的呼声最大的是作为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对政府改革、创新问题最为关注的就是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很少联想到广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这是带有片面性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广义政府的配套改革和创新，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就很难顺利进行并卓有成效。在中国，人大的创新、司法的创新与政府的创新同等重要，一个都不能或缺。再次，作为“政府体系”的综合创新。前文已述及，学界提出“政府体系”概念，这也是一种创新，并有学者主张用“政府体系”替换“政府”概念，这是值得商榷的。不过，使用“政府体系”概念，旨在将“政府”概念扩大到国家机构以外，把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把企业，把社团、群众自治组织等，也包括在“政府”之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中国国情。目前，被学者们列入“政府体系”的各主体无一不面临改革创新的历史性选择，尤其是政党、执政党、企业等等的改革和创新，其中，执政党的改革和创新最为核心和关键。通过它们的创新，一方面，借此理顺它们同国家、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作为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的生态环境创新来同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产生互动效应，将政府综合创新推向新阶段。以上三个层次的政府综合创新，自然形成三个同心圆，最中心的圆是狭义政府综合创新，其他两个圆都是它的生态环境的综合创新。这三者之间互动互补，任何一方面的创新都不可或缺，由此构成当代中国政府综合创新体系的全景式画面。
第三、政府理论、制度、技术、实践的综合创新
中国国家主席2000年6月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概念。6月30日，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提出要“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用“制度创新”替换了“体制创新”的提法。国家副主席在有关讲话中，还与理论创新相适应，提出了“实践创新”的概念，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和革命创造性，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努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根据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我们拟把政府综合创新的具体内容概括为：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只有将这四方面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完整地构成政府综合创新。其中，政府理论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起源、政府性质、政府目的、政府规范、政府环境、政府结构、政府功能以及政府发展等等方面的知识、观念的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民主制度、政府法律制度、政府经济制度、政府文化制度以及政府体制、政府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现代化的工具、技术、网络、手段、方式、方法方面的创新；政府实践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中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以及自身内部事务进行治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取得公共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创新。这四个方面的政府创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来说，政府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实践创新可归结为实践创新范畴。政府理论创新源于政府实践创新，而政府实践创新又有赖于政府理论创新先行，政府实践创新检验政府理论创新，推动和发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理论创新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实践对于政府理论创新的需要程度。既然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属于政府实践创新范畴，那么，为什么又将它们从政府实践创新中凸显出来呢？这是因为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而言，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是介乎其中的桥梁或纽带。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直接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而只能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中介间接地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同样的政府理论创新可以作用于各种不同的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进而作用于不同的政府实践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制度和技术及其创新的缺失或不完善（体制）可能误导或反向作用于政府的实践及其创新，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导致偏离政府公共管理实践的价值取向。因此，一旦政府理论创新问题解决之后，能否有政府制度，政府技术创新及时跟上去就是起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倡导和尽可能实现政府理论创新层面，还要努力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将政府理论创新贯彻到政府实践中去，进而实现政府实践创新。除了政府理论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的关系、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中介于政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关系外，还有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政府制度创新（选择）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变迁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总之，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制度创新内在规律，政府制度创新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实践创新内在规律，这体现着唯物论；另一方面，政府实践及其创新依赖于政府技术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依赖于政府理论创新，这体现着辩证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政府实践创新。政府理论创新领先，政府实践创新第一，做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论者，这是我们研讨政府创新问题必须确立的一个基本理念。
政府创新有赖于“政府自觉”
在中国，政府综合创新势在必行，但是，政府综合创新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的，而只能有赖于“政府自觉”。如果我们不刻意思考一下“政府创新”与“创新政府”这两个汉语词汇有什么不同，还以为这两个词义很相近或相同，其实不然。“创新政府”属于被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被创新客体地位，谁来创新政府，创新主体不一定是政府；而“政府创新”则属于主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创新的主体地位，内含政府自创，发挥政府自觉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政府创新动力来自内外两方面。外部动力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有国家、有社会、有公众等等，内部动力则主要来自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来自政府自觉，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府创新的外动力只有通过政府创新内部动力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正确发挥，如果没有政府自觉，政府综合创新就难以实现。
费孝通先生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费老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注：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费老的“文化自觉”概念对我们思考政府创新问题，进而引申并提出“政府自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创新，代表着当代中华民族对于自身的创造性潜能的一种深度发展和自觉运用，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创新中逐步找回自信，酝酿着伟大的复兴。自政府被创造发明以后，创造力、创新力就是政府特有的能力，它直接地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的，必经通过政府的自觉开发和积极运用才能发挥作用，政府在开发和运用自身创造、创新能力的自觉程度、广泛程度和深刻程度与政府的创造性潜能的实现程度之间呈正比递进关系。是因循守旧，还是锐意创新，对政府来说，则表明其自觉性水平，特别表明其公共精神和对于未来的责任和态度。
政府创新本质上是对社会、国情认知的结果，必须基于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再认识。社会、国情发展规律决定着政府创新的基本性质。有什么样的社会，国情发展规律就产生什么样性质的政府创新。社会、国情发展规律作用的好坏，决定着政府创新效能的高低。但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创新总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国情发展规律。事实上，政府创新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能够起到巨大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的大小及其作用力的方向，取决于政府创新是自发还是自觉的及其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程度。所谓“自发”是同“自觉”相对的，原指人们未认识、未掌握客观规律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无远大目的，盲目地为客观必然过程所支配，往往不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而“自觉”则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这是人们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一般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同理，政府创新也可分为“自发的政府创新”和“自觉的政府创新”。前者是指政府在未认识和掌握社会、国情发展规律时的一种创新活动，其创新成本往往比较高；后者则是指政府在已经认识并掌握了社会、国情发展规律时的一种创新活动，其创新成本往往比较低。前者或迟或早必然向后者发展，后者则必须以前者为历史前提和基础。因为政府创新也必然是一个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自发”的政府走向“自觉”的政府，从“自在”的政府走向“自为”的政府。一般说来，与公有制社会相联系的政府创新比私有制社会的政府创新更具有自觉性，因为政府有领先的理论指导，通晓历史发展规律。但是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选择了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发展道路，由于缺乏其成长发展的自然历史前提和基础，从而使这种“自觉”大打折扣。如何使“政府自觉”立足于现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并发挥得适度，这是摆在我们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程（注：乔耀章：《公共行政与公共哲学》，《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第49-53页。在该文中作者提出并初步论证了“自发的公共行政”与“自觉的公共行政”问题。）。
创新理念的意义篇10
关键词:设计；disegno；理念；创造；学院
中图分类号：J06文献标识码：a
当原始人“用一块石头砸向另一块石头以便打造出有某种功能的工具时，设计就在这一瞬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注:参见尹定邦著《设计学概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总序部分。)但在设计与制作不分的时代里，设计还只能是一种口耳相传的技艺行为。只有等到文艺复兴这个人性觉醒的时代，因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自觉才促使“设计”（disegno）作为一个概念而出现。虽然这个时代的设计（disegno）概念与我们今天的设计（design）概念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但正是disegno概念，引导着设计行为逐步与制作、行会教育相分离，从而一步步走向今天的创意产业与学院教育。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开始向设计大国的转变之时，如何使设计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变制造为创造，是我们要思考的焦点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到disegno，回到设计的这个起点，回顾当时艺术大师们渐离制作的路径，所谓“温故而知新”，也许能够为新时代的转变启迪出一条新的思路。
一
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对于艺术而言，“disegno”的出现，也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此前的艺术，“意味着一种技艺化了东西”(注:参见科林伍德著，王至元等译《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arts”即是所有技艺的总称。因此，即使像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年）已经意识到“画家的床”与“木匠的床”在对“理念”的模仿上存在着层次上的差异，但像绘画、雕塑等各种现今所称的“美的艺术”（finearts）仍然被划分到中世纪的手工艺行会之中，受到行会的辖制。是“disegno”的出现逐渐改变了上述现状，使“设计的艺术”（artideldisegno）出现并代替“机械艺术”。
“disegno”的本义原为“素描、描画”，如15世纪的绘画理论家弗朗西斯科・朗西洛提(FrancescoLancilotti)在其《绘画论集》中之所称“disegno”（素描）、“colorito”（色彩）、“compositione”（构图）及“inventicne”（创造）为绘画四要素；切尼尼(CenninoCennini，1370－1440)之称“disegno”为绘画的基础，乃至著名的“素描与色彩之争”（theDebatebetweenDisegnoeColore），其中所用的“disegno”，都是“素描”之意，是指艺术家在创作规划初期所作的绘图与描述构想的行为。在对自然的模仿过程中，显然，“disegno”（素描）相比“colorito”（色彩）而言，更具抽象性，因之更少技艺性，更具理性。正因乎此，“disegno”被更多的艺术家所重视，并逐渐成为艺术最为重要的概念。换言之，“disegno”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所做出的提升艺术地位的努力中，适逢其会地扮演着比“colorito”（色彩）更为重要的角色。如莱奥纳尔多（LeonardodaVinci,公元1452－1510）认为，“绘画是“disegno”艺术，没有“disegno”，科学便不能存在。”(注:参见［英］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著，陈平译《美术学院的历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其目的非常明显，即将“disegno”作为绘画与科学的共同基础，以此将绘画与科学相比附，从而将其从手工技能之中提升出来。当“disegno”具备了这个功能，当然也就开始突破单纯的“素描、描画”之意。
被誉作为“西方艺术史之父”的瓦萨里（GiorgioVasari，1511-1574），给予了“disegno”更多的关注，也从此奠定了“disegno”在所有艺术概念中的核心地位。瓦萨里宣称：“Disegno［设计］，我们所谓三项艺术之父……从许多事物中导出了一个一般判断，即自然万物（就其比例而言极为规律）的形式或理念。因此设计不但在人和动物的躯体中，而且也在植物、建筑、雕塑和绘画中清楚地确认了整体与部分之间、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比例。而这又引出了一个特定的判断，此判断在心中确立起那个后来通过手工成形之物，这也是设计。因此有人才会说，设计只不过是心智所具有的、在头脑中想像的、由理念而生的那个内在观念的视觉表现和诠释。”(注:BalduinBlown.Vasariontechnique［C］.editedG.newYork：Doverpublications,1960:205.)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瓦萨里的“disegno”概念表面上关涉各种对各种视觉元素合乎比例的表现，但背后所指，却是“自然万物的形式或理念”，从而回到了柏拉图的艺术“模仿”理论。在柏拉图的哲学观念中，画家的“床”是对木匠的“床”的模仿，木匠的“床”则是对“床”的“理念”的模仿。因此，艺术与真实（理念）便是隔着三层，甚至低于工艺。但即使如此，柏拉图仍然认为，艺术家“试图在其作品中尽可能恰当地表现出‘理念’，他们的工作甚至可以作为立法者的范例”。这似乎又表明，“理念”宜于在艺术活动中显现自身。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古典时期，还是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以之推断出艺术活动之低微的“理念”，相反却成为了艺术再现理论的重要概念。瓦萨里对“理念”的借用很自然地建立在这样的理论传统之中，不过，“disegno”与“理念”的这一牵连，可谓意义重大。它已经不再在于突破单纯的“素描、描画”之意，而是在赋予“disegno”一种神秘的意义。
在柏拉图，神是最大的创造者，是他创造了床的“理念”，从而给予了木匠和艺术家模仿的对象，而木匠和艺术家所做的对床的“理念”的模仿，也因为“分有”了床的“理念”而“分有”了神的创造，从而使自己也成为了创造者。柏拉图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在神的创造与艺术家的创造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一直以来，创造（Creativity）这个概念只与神有关，“是一个神话概念”(注:perspectivesineducation,Religion,andthearts［C］,eds.Howarde.KieferandmiltonK.munitz.albany,n.Y.,1970:302.)。16世纪的思想家们试图从神学传统中找到证据来支持“艺术创造”和“上帝创造”之间的联系。最为有力的证据是获得经典的支持。《旧约全书》创世纪的第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原文希伯来文“创造”是br'或者作bara，这个词专属上帝的行为。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由犹太学者译成希腊文时，“创造”被译为poiein，poiein正是poetry（诗歌）一词的源头。公元405年哲罗姆根据希腊文《圣经》译成拉丁文本《圣经》（通称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创造”又被译为creare，拉丁文creare正是英语creat（创造）的来源。所以权威的英译本将“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译为“inthebeginningGodcreatedtheheavenandtheearth”。通过这个对圣经翻译史的追寻，使上帝（God）、创造（poiein）、做诗（poesis）、诗人（poet）和创造（Creat）之间的神秘联系被彻底发现。(注:详见邵宏著《美术史的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8－100页。)这其实也正是瓦萨里一方面称“disegno”为“一切艺术”的“父亲”，同时又称“创造”为“一切艺术”的“母亲”的原因。
至此，“disegno”与“理念”、“创造”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显然，它已经具备了更多精神层面的意义，甚至是神秘的意义。无论如何，以此为核心范畴的艺术与制作的分离、艺术的地位之不再低微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二
如果“disegno”的意义仍然停留在“素描”（drawing）之上，那么，它显然不足以成为提升艺术地位的核心概念，而早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所抛弃。如果“disegno”仅仅作为艺术的核心范畴，那么，它也只能够是艺术理论中的一个相对重要的概念，而不能够成为现代设计（design）的源头。
瓦萨里说得很清楚，“disegno”关乎人的“心智”与“内在的观念”。“内在的观念”显然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与此相应，“disegno”也就具有着意义上的开放性。瓦萨里之后的费得里戈・祖卡里（FederigoZuccari）、贝洛利（Bellori）和洛马佐（Lomazzo）等人，在他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干脆认为“disegno”与“理念”相同，使其成为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祖卡里写有《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家的理念》（L’ideade’scultori,pittoriearchitetti,1607）一书，他在书中将“disegno”分为“disegnointerno”（内在设计）与“disegnoesterno”（外在描绘）。前者即为“理念”，是“在我们心中确立起的一种概念，它能帮助我们精确明晰地识别出任何事物，并且在实践中与所意图的事物符合一致”(注:参见潘诺夫斯基《理念：艺术理论中的一个概念》，高士明译，范景中、曹意强主编《美术史与观念史》第二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页。)，为了强调“disegno”与“理念”之间的联系，他甚至认为“disegno＝segnodidioinnoi”（上帝在人心中）。而“disegnoesterno”则是借油彩、石材、木料等媒材来实现“理念”的行为。祖卡里的这一区分影响十分深远，法语“dessein”（设想、计划）和“dessin”（描画）两个词，正是直接来源于祖卡里的“内在设计”与“外在描画”。而1588年的牛津英文辞典首次收录的“design”一词，意为“由人所设想的一种计划，或是为实现某物而做的纲要；为艺术品、应用艺术品所作之最初图绘草稿，规范一件作品的完成。”也是包含有两个含义在内。从中，我们不难看到“disegno”与现代设计（design）之间这种语源学上的牵连。(注:参见田春、吴卫光著《设计概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当然，瓦萨里、祖卡里还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去阐释“disegno”，他们更多地是想以“disegno”来实现对艺术传统的改变。不过，这个改变在客观上也同样为现代设计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瓦萨里的一个重大动作，是以“disegno”的名义，在1563年带着一批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脱离原来所属的手工业行会，成立了佛洛伦萨设计学院(accademiadelDisegno)，这便是西方第一所美术学院。瓦萨里对“disegno”的规定，即它与“理念”、“创造”的联系其实已经奠定了艺术与手工艺之间的分离，脱离行会不仅使艺术家获得了自由，更重要的是，学院教育首次用透视学、几何学、解剖学等理论科目替代了旧有工匠作坊里师傅对徒弟的口传身授。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转变，但可惜的是，行会体制仍然存在，也仍然存在极大的权威性，学院很快成为一个新的（艺术）行会，几何学、解剖学等课程只是作为辅的课程，甚至在7年后（1570年）即被停止。瓦萨里的初衷显然并未得到实现，他因此而退出了“设计学院”。即使如此，学院一旦进入艺术领域，亦即人文主义思想一旦进入原本作为技艺的艺术领域，就不可能再退出去。瓦萨里之后的祖卡里竭力主张重整设计学院的教育，要求将教学与经营管理完全分开，希望把学院的正常活动限定为教学活动；尤其强调理论科目，注重讲座，甚至还要给优秀的学生颁奖。15年之后（1593年），当祖卡里成为圣路加学院的院长之时，他将这些措施一一加以实施。如他重视艺术理论问题的争论，用每天午饭后一个小时来做理论探讨，每两个星期开一次全体会议等等。如此种种努力，显然都可以轻易地与今天的美术（设计）学院的教学活动联系上来。
设计（美术）学院体制的建立，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行会（guild）的新的艺术教育模式。以“disegno”为名的学院，所重视是对与材料、制作工艺无关的临摹素描（disegno）的教学，即是纯粹纸上功夫的训练，直接开启了其后美术学院素描教学体系的确立，形成了与行会师傅（matrise）训练模式的对立。而摆脱了旧式行会限制的艺术家，开始作为一支主要的力量参与到设计活动当中，如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和瓦萨里等，他们在自己从事设计的同时，还为了满足当时社会对设计的广泛需求而培养训练了一批专门的设计师。这显然已经不仅仅意味着艺术与手工艺的分离，而且关乎到设计与制作相分离、日益走向独立的行业的问题。所以，“disegno”概念的出现，不仅在推动着艺术的进步，同样也在极大地推动着设计向前迈进。
三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晰地发现，设计与制作的分离，关键在于“disegno”被认为与“理念”、“创造”相关，从而成为一种关乎心智的内在观念。而以“disegno”为名的学院在实施专业教育之时，也就理所当然地以理论科目、讲座、理论探讨作为主要形式，从而远离技艺制作。在中国目前正日益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型的背景之下，最初的美术（设计）学院这种对精神性观念的强调，对于我们去思考如何改变我们思想观念，进行我们创意人才的培养，如何从制造走向创造，不啻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瓦萨里的“disegno”隐约表明是上帝的“自然万物的形式或理念”的再现，进而在祖卡里认为“上帝在人心中”开始，人在创造的一瞬间，再现上帝理念的人就是“上帝”。因着“disegno”概念的确立与发展，导致设计与技艺制作的分离，设计再不仅是作为一种工匠之技艺，而逐渐发展为引领人类创造的“理念”行为；从表象的背后看到的其真正的意义是人文及科学思想在与劳动技艺的相互依存的混沌中得以分离并自由发展，反过来自由心灵的创意思想对创造活动的作用地位渐渐得以明确与提升，精神文化的地位与价值得以进一步确立与彰显。以点窥面，自文艺复兴之始，人的精神性的解放，人文主义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创造性，带来了科学、文学、艺术的普遍高涨。这种人文主义思想精神深深植根于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两百多年来，它带来了西方世界科学、文学、艺术的辉煌发展，获得政治、经济强势地位和其文化自信。
依着这段历史背景走进当下我们的国情，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但至今主要依赖的还是制造业，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然而，中国成为制造大国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产品价格低廉，但低廉的价格绝大部分并非出自技术创新和自主设计，而是廉价的劳动力。直至现在，我国制造业一直没有走出引进―模仿―生产―再引进―再模仿的怪圈，没有更多的自主创新设计，更多的只是模仿和改进。但是，随着国内资源环境恶化，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占有大量资源，仍然停留在简单的模仿和低附加值的重复生产的简单再生产已不能继续支撑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制造”的低成本已不再是竞争优势。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凡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都有着将自然、人文及社会科学紧紧地融为一体的发达的创意产业。从他们的成果的背后，让我们看到的应不是先进的技术的本身，而更多的应是植根于始于文艺复兴人文精神内核的观念思想引导的技术创新和技术与文化交互作用所酿生的新的文化价值。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穷与富》一书中断言：“如果说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举足轻重之因素。”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生物的需要己转化为文化的需要。”国与国经济的竞争，说到底还是国与国文化的竞争。我们的制造业呈现的模仿引进的怪圈，在其它行业及设计界同样如此；技术创新和自主设计的缺失从现象上看好像是创意人才的缺乏（尽管我国各类院校有如此众多的相关各种设计的院系），现象背后却是由于历史、体制、教育等导致的我们的创意人才人文思想及由其培育的创新精神的缺失，因而面对西方科技与文化的强势，基于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追求，我们缺少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和理论创新的勇气，这一方面进一步使企业丧失自主设计创新的信心和能力，一方面导致设计教育的基于对生产服务的急功近利，成为资本和技术的附庸，这种创意者与制造者的关系内在里重现的是类似文艺复兴时期前艺术家与行会的关系，这势必是一种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