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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作用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5:36:32

自然环境作用篇1

自然环境,从经济史来看,是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条件。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势平坦,平原辽阔。江海环抱,湖泊河港纵横,水资源丰富。亚热带气候温和润湿,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江南地区沿江沿海的高田地带,地势高仰,多沙质土壤,具微碱性,适宜种植耐旱并有抗碱能力的棉花。太湖周围的低田地带多水,其保肥能力强的壤质粘土,适宜种植桑树,其中性壤土适宜种植喜湿的水稻。

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及其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农业分工的自然基础。稻、棉、桑遂成为农作物种植的最佳选择。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①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与其作用的大小呈负相关。在清代生产力的条件下,自然环境还具有强大作用。人们只能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以充分获取它所提供的自然生产力。江南人民遂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以尽量发挥土地的潜力。

首先是扩大棉田与桑地,以进一步适应生态条件,优化农业布局。

明代江南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粮食、棉花和蚕桑生产。明中叶后,已形成如下格局:“高者麦,低者稻,平衍者则木棉桑??,皆得随宜树艺,庶乎人无遗力,地无遗利,遍野皆衣食之资矣,此百世经常之大利也”②。江南农民就在明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大面积改稻田为棉田,改粮地为桑地。常熟县的东高乡,雍正间,“种棉十仅四五”,到乾隆间已“种棉渐多于稻”③。道光间,太仓州及所属镇洋、嘉定、宝山等县,已是“种稻之处十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④。而浙江嘉兴府的旱地,明万历时为42万余亩,至清嘉庆间,增为55万余亩,大都成为桑地。江南地区的沿江沿海遂成为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太湖南部成为以桑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产区,太湖北部成为以稻为主的水稻产区。甚至在地跨高田地带与低田地带分界线上的各县,如武进、常熟、昆山、桐乡等县的农作物种植也沿此线而泾渭分明①。

其次,发展农业生产技术。

清代江南农民在农业生产上,投入更多劳力,发展了深耕、套耕等精耕细作技术;又增加用肥,发展了垫底、接力等合理施肥技术。他们种田治地,施用粪肥、河泥、绿肥、豆饼等肥料。种桑种棉的用肥更多于种稻。用肥增多,促进了肥料的商品化。绿肥种子和豆饼通常都需要购买。经营地主和富裕农民购买粪肥的渐多。《沈氏农书》曾记载到平望镇买“磨路(牛粪肥)、猪灰(猪厩肥)”,到“近镇买坐坑粪”,还要从桐乡“必往杭州”买人粪,等等。饼肥肥质优良,效力大,使用方便,施用饼肥已经很普遍。据《沈氏农书》、《浦泖农咨》和《租核》等书提供的资料估算,明末至清后期经营地主与富裕农民每亩土地用饼肥的货币支出,约增加二倍多。劳动集约型农业向资金集约型农业转变开始显露苗头。清代以“粪多力勤”为特点的农业技术体系,就是在江南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明末清初提出“凡种田固不出粪多力勤四字”的《补农书》(包括《沈氏农书》)实为其奠基之作。包世臣更具体地以粮食为例,诠释了其增产效果:治田“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②清代江南地区种粮、种棉、种桑养蚕的农书很多,这些都是农民生产经验的结晶。农业技术的发展,正是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自然条件得到良好利用的集中体现。

经过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棉花和蚕桑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者如果就地取材,从事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就可以节省经过市场环节的各种费用,降低成本。农民如果以自己生产的原料进行加工,更可获得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减少原料费用。许多农民就是“植棉以始之,成布以终之”。《沈氏农书》也说,农民织绢,“若自己蚕丝,利尚有浮”,都是说的这个道理。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棉织品与丝织品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品。它们都是衣着材料,特别是棉布更是广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它们都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充分利用原料资源的巨大优势,发展农产品产业化,就成为江南人民必然的经济选择。棉纺织业和丝织业都是传统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二者得一,就足以“通商贾,致富饶”,而今得到自然界恩赐,竟使二者都作为支柱产业,并行发展。

棉纺织全为农民家庭手工业,在棉、粮产区,“比户纺织”。在蚕桑区,也有大量农民从事纺织,棉纺织在江南地区普遍发展。有些农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谋生之方已不专仰于田亩”,棉纺织已从副业发展为主业。他们既不离乡,又不离土,就地实现了专业化或半专业化生产。

棉纺织的发展,带动了生产工具和染整加工的专业化,延长了产业链。纺车、绽子与布机,各城镇均有生产,青浦县的“金泽锭子谢家车”最负盛名。棉布漂染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等分工。踹布原附设于染坊,入清后染踹分离,各自成业。染坊、踹坊大都设于城镇,苏州最为集中,雍正间,有染坊450余处,染踹工匠“总计二万余人”①。

蚕桑区有大量农民从事丝织,俗称“乡机”。有些从事丝织的农民,“田功半荒”,生产也已专业化或半专业化。众多丝织机户则集中在盛泽、南浔、濮院、双林、黄溪等市镇和江宁、苏州、杭州等城市。个体机户“皆自织”,只使用家内劳动力。大多数机户拥有较多织机,雇用机匠生产,属手工作坊。清代前期江南城乡民间织机共约八万台,比明代后期最多不过一万五千台大大超过。盛泽镇“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②,雇工人众,可见一斑。丝织机具的制作也已专业化,江宁即有专门制售机具的机店,梭店、筘店、?l子店、绺梭竹器店等,多属前店后厂。绸绢的染整有染坊、踹坊、练坊。濮院镇的练坊,即有“佣者数十人,名曰练手”③。

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呈现出农民家庭手工业从副业向主业发展的趋势,城乡手工业呈现出从家庭劳动向雇佣劳动发展,从个体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江南地区,特别是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表现最为显著。这是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农产品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江南地区终于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绸缎生产基地和棉布生产基地。

生产创造需求,需求拉动生产。江南地区所产棉布和棉花,绸缎和蚕丝都开辟了广阔市场。对这些商品的产量和商品量,学术界都做过许多估算,但由于数据稀缺,何者更接近实际,难以评定。而前人所作的描述,也能往往给人以一种具体印象。棉布因北方织布兴起,秦晋市场收缩。但仍然保有北至山东,中通江淮,南至福建的地域,并开辟了东北广大市场。嘉庆时人说:“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①。太仓州棉花质优价贵,而“北土之吉贝贱”,故江南输入北方的棉花,而卖出太仓棉花以获取比较利益,闽广商人每年从太仓州购买的棉花,“无虑数十万金②”。

绸缎的销售面更广。乾隆时杭世骏说,杭州“饶蚕绩之利,织??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③。而南京绸缎,也是“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沂淮泗,道汝洛”④,实无远不至。江西织葛,福建纱绢,山西潞绸,广东粤缎,均需掺用湖丝。“湖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铄,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⑤。

丝和以南京布为品牌的棉布,都是重要出口商品,仅次于茶叶居第

二、第三位。它们都主要是江南地区的产品。直至19世纪3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始终居于出超的优势地位,大量白银内流,也活跃了城乡经济。

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是在传统经济条件下,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农产品产业化工程。它把种植、加工和流通有机结合起来,扩大生产规模,延长产业链,增加商品供应,提高经济收益,使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都得到协调发展。正如包世臣所说:“松太两属,方壤不过二百里,岁供编银百余万两,额漕六十余万石”。“而今数百年来,红粟入太仓者,几当岁会十二;朱提输司农者,当岁会亦且二十而一。而士民仍得各安生业,称东南乐土”,就是因为“凡所取给,悉出机杼”的缘故①。钱泳进一步指出,“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②。他们都充分肯定了这种农产品产业化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在一个面积4.3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之内,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竟能满足国内外从初级产品到最终产品如此巨大的商品需求,在工业革命前的世界历史上,无疑是罕见的。

江南地区不但有优越的自然环境,还有优越的人文环境。从经济史来看,人文环境就是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条件。它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社会条件主要是政治条件与文化条件,或者说是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自然环境是自然形成的,人类无能为力,而人文环境却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导致经济发达;经济发达又会导致文化繁荣。优越的文化环境归根溯源,实际是优越自然环境所派生的。清代江南地区人文蔚起,人才辈出,形成优越文化环境,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江南地区的人文蔚起,集中通过科举效应显现出来。据清代进士题名录统计,清代共录取进士26815人,江南地区即占4013人,占14.05%。其中苏州府有658人,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8%③,居全国各府之冠。清代状元共114人,江苏有49人,苏州也多达24人④。其他如举人、秀才比比皆是。

江南地区书院家塾林立,读书喜学成风。读书人越多,知识分子的基数越大,科举中式率就越高。这是需要教育文化投资的。科第层次越高,教育社会成本就越高,教育个人成本也越高。所以沈尧说,“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⑤。此话虽有些片面,但也说明了文化发展,需要经济的支撑。

“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总是会进入仕途做官,高科第的人更是要做大官。江南地区尚书、侍郎之类的大官连袂接踵,知府县令之流更如麇集。他们丰厚的宦囊收入(包括俸禄与赃银),都会带回原籍。一部分购买田地,“以长子孙”,所以江南地区缙绅地主最多。另一部分则投入消费。江南商业发达,他们遂和商人一道,形成一个庞大的高收入群体,也是一个庞大的高消费群体。他们“好亭馆花木之胜”,大造豪宅与园林。“以讲求饮食闻於时”,“一席之盛,至数十人治庖”。又讲究衣饰,“戴貂衣绣,炫丽矜奇”,以至“四方重吴服”。“吴人好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佳酿、歌舞而行”;富室朱门更在风景名胜之区“竞为胜会”。所以当时人说,“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返”①。

物质产品的消费需求,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富人“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②,就说明了缙绅地主和商人的消费需求,又会形成另一个拉动商品生产的巨大力量。这种属于本地的消费需求,与前述属于外地的消费需求,是相辅相成的。它不但促进了棉、丝、棉布、绸缎的发展,更促进了果蔬、水产、禽畜等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酿酒、榨油、印刷、铁器、建筑材料、金玉器加工等手工业的发展。

还值得提出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商业和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日益繁盛。如在苏州,“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此语虽出自宋朝,实已是一代强于一代。

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服务业得到发展。如果说为生活消费服务的服务业,宋代开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了清代,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服务业更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牙行、典当分布之广,网点之密,经营规模之大,其他各地均望尘莫及。如湖南典当业资本,“一岁之出入,不及两江十之一二”①。典当从整体上说,主要是为生活服务的金融业,但也有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一面。从明末开始,江南典当开展了米麦花豆丝质当业务,它的后一种性格遂更为彰显。如江西巡抚汤聘说,有些商人“恃有典铺通融,无不乘贱收买(米谷)”,“随典随收,辗转翻腾”,以囤积居奇。“每年遇蚕丝告成,及秋底棉花成熟,此等商户一如收当米谷之法,恣胆张罗②”。浙江巡抚方观承说,有些农民在蚕丝价贱时,也“以典当为待价缓售之计③”。又如苏州、上海等地原为专事兑换银钱的钱庄,从乾隆始,逐步开展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并发行信用货币。在常熟,乾隆嘉庆间,已“广用钱票”,即乡镇小店也“竞出百文钱小票通用”④。现代金融业基本职能的萌发,江南实开风气之先。新晨

长江、大运河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运的发展,尤引人注目。四川、湖广、江西的米谷经长江输入江南,北方的豆麦杂粮梨枣经大运河输入江南,闽粤的食糖蓝靛经南洋海运输入江南,关东豆麦经北洋海运输入江南,数量都很巨大。如“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⑤。而从长江来的米谷,据许多学者估算都在1500万石以上⑥。江南产品也要经过这些航路外运。鸦片战争前,我国商运路线的东西干线、南北水陆联运干线,以及沿海航线,都已具有近代规模,鸦片战争后不过是以轮船代替木帆船而已。在航运业的发展中,江南与各地物资交流其功至伟。

一、第

二、第三产业全面而协调地发展,是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反映,这是江南又一个重大的经济成就。

在传统经济中,生产工具简陋,劳动者是生产力中发展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优越的文化环境也有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明代周忱说过,“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⑦。清代也有人说,“吴中人才之盛,实甲天下,至于百工技艺之巧,亦他处所不及①”。而广大的农民,也是“苏民精于农事”②。这也有利于实现人的能动性与自然界能动性的良性互动。

自然环境作用篇2

自然环境,从经济史来看,是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条件。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势平坦,平原辽阔。江海环抱,湖泊河港纵横,水资源丰富。亚热带气候温和润湿,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江南地区沿江沿海的高田地带,地势高仰,多沙质土壤,具微碱性,适宜种植耐旱并有抗碱能力的棉花。太湖周围的低田地带多水,其保肥能力强的壤质粘土,适宜种植桑树,其中性壤土适宜种植喜湿的水稻。

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及其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农业分工的自然基础。稻、棉、桑遂成为农作物种植的最佳选择。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①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与其作用的大小呈负相关。在清代生产力的条件下,自然环境还具有强大作用。人们只能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以充分获取它所提供的自然生产力。江南人民遂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以尽量发挥土地的潜力。

首先是扩大棉田与桑地,以进一步适应生态条件,优化农业布局。

明代江南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粮食、棉花和蚕桑生产。明中叶后,已形成如下格局:“高者麦,低者稻,平衍者则木棉桑??,皆得随宜树艺,庶乎人无遗力,地无遗利,遍野皆衣食之资矣,此百世经常之大利也”②。江南农民就在明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大面积改稻田为棉田,改粮地为桑地。常熟县的东高乡,雍正间,“种棉十仅四五”,到乾隆间已“种棉渐多于稻”③。道光间,太仓州及所属镇洋、嘉定、宝山等县,已是“种稻之处十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④。而浙江嘉兴府的旱地,明万历时为42万余亩,至清嘉庆间,增为55万余亩,大都成为桑地。江南地区的沿江沿海遂成为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太湖南部成为以桑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产区,太湖北部成为以稻为主的水稻产区。甚至在地跨高田地带与低田地带分界线上的各县,如武进、常熟、昆山、桐乡等县的农作物种植也沿此线而泾渭分明①。

其次,发展农业生产技术。

清代江南农民在农业生产上,投入更多劳力,发展了深耕、套耕等精耕细作技术;又增加用肥,发展了垫底、接力等合理施肥技术。他们种田治地,施用粪肥、河泥、绿肥、豆饼等肥料。种桑种棉的用肥更多于种稻。用肥增多,促进了肥料的商品化。绿肥种子和豆饼通常都需要购买。经营地主和富裕农民购买粪肥的渐多。《沈氏农书》曾记载到平望镇买“磨路(牛粪肥)、猪灰(猪厩肥)”,到“近镇买坐坑粪”,还要从桐乡“必往杭州”买人粪,等等。饼肥肥质优良,效力大,使用方便,施用饼肥已经很普遍。据《沈氏农书》、《浦泖农咨》和《租核》等书提供的资料估算,明末至清后期经营地主与富裕农民每亩土地用饼肥的货币支出,约增加二倍多。劳动集约型农业向资金集约型农业转变开始显露苗头。清代以“粪多力勤”为特点的农业技术体系,就是在江南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明末清初提出“凡种田固不出粪多力勤四字”的《补农书》(包括《沈氏农书》)实为其奠基之作。包世臣更具体地以粮食为例,诠释了其增产效果:治田“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②清代江南地区种粮、种棉、种桑养蚕的农书很多,这些都是农民生产经验的结晶。农业技术的发展,正是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自然条件得到良好利用的集中体现。

经过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棉花和蚕桑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者如果就地取材,从事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就可以节省经过市场环节的各种费用,降低成本。农民如果以自己生产的原料进行加工,更可获得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减少原料费用。许多农民就是“植棉以始之,成布以终之”。《沈氏农书》也说,农民织绢,“若自己蚕丝,利尚有浮”,都是说的这个道理。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棉织品与丝织品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品。它们都是衣着材料,特别是棉布更是广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它们都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充分利用原料资源的巨大优势,发展农产品产业化,就成为江南人民必然的经济选择。棉纺织业和丝织业都是传统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二者得一,就足以“通商贾,致富饶”,而今得到自然界恩赐,竟使二者都作为支柱产业,并行发展。

棉纺织全为农民家庭手工业,在棉、粮产区,“比户纺织”。在蚕桑区,也有大量农民从事纺织,棉纺织在江南地区普遍发展。有些农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谋生之方已不专仰于田亩”,棉纺织已从副业发展为主业。他们既不离乡,又不离土,就地实现了专业化或半专业化生产。

棉纺织的发展,带动了生产工具和染整加工的专业化,延长了产业链。纺车、绽子与布机,各城镇均有生产,青浦县的“金泽锭子谢家车”最负盛名。棉布漂染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等分工。踹布原附设于染坊,入清后染踹分离,各自成业。染坊、踹坊大都设于城镇,苏州最为集中,雍正间,有染坊450余处,染踹工匠“总计二万余人”①。

蚕桑区有大量农民从事丝织,俗称“乡机”。有些从事丝织的农民,“田功半荒”,生产也已专业化或半专业化。众多丝织机户则集中在盛泽、南浔、濮院、双林、黄溪等市镇和江宁、苏州、杭州等城市。个体机户“皆自织”,只使用家内劳动力。大多数机户拥有较多织机,雇用机匠生产,属手工作坊。清代前期江南城乡民间织机共约八万台,比明代后期最多不过一万五千台大大超过。盛泽镇“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②,雇工人众,可见一斑。丝织机具的制作也已专业化,江宁即有专门制售机具的机店,梭店、筘店、?子店、绺梭竹器店等,多属前店后厂。绸绢的染整有染坊、踹坊、练坊。濮院镇的练坊,即有“佣者数十人,名曰练手”③。

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呈现出农民家庭手工业从副业向主业发展的趋势,城乡手工业呈现出从家庭劳动向雇佣劳动发展,从个体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江南地区,特别是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表现最为显著。这是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农产品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江南地区终于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绸缎生产基地和棉布生产基地。

生产创造需求,需求拉动生产。江南地区所产棉布和棉花,绸缎和蚕丝都开辟了广阔市场。对这些商品的产量和商品量,学术界都做过许多估算,但由于数据稀缺,何者更接近实际,难以评定。而前人所作的描述,也能往往给人以一种具体印象。棉布因北方织布兴起,秦晋市场收缩。但仍然保有北至山东,中通江淮,南至福建的地域,并开辟了东北广大市场。嘉庆时人说:“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①。太仓州棉花质优价贵,而“北土之吉贝贱”,故江南输入北方的棉花,而卖出太仓棉花以获取比较利益,闽广商人每年从太仓州购买的棉花,“无虑数十万金②”。

绸缎的销售面更广。乾隆时杭世骏说,杭州“饶蚕绩之利,织?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③。而南京绸缎,也是“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沂淮泗,道汝洛”④,实无远不至。江西织葛,福建纱绢,山西潞绸,广东粤缎,均需掺用湖丝。“湖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铄,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⑤。

丝和以南京布为品牌的棉布,都是重要出口商品,仅次于茶叶居第二、第三位。它们都主要是江南地区的产品。直至19世纪3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始终居于出超的优势地位,大量白银内流,也活跃了城乡经济。

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是在传统经济条件下,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农产品产业化工程。它把种植、加工和流通有机结合起来,扩大生产规模,延长产业链,增加商品供应,提高经济收益,使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都得到协调发展。正如包世臣所说:“松太两属,方壤不过二百里,岁供编银百余万两,额漕六十余万石”。“而今数百年来,红粟入太仓者,几当岁会十二;朱提输司农者,当岁会亦且二十而一。而士民仍得各安生业,称东南乐土”,就是因为“凡所取给,悉出机杼”的缘故①。钱泳进一步指出,“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②。他们都充分肯定了这种农产品产业化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在一个面积4.3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之内,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竟能满足国内外从初级产品到最终产品如此巨大的商品需求,在工业革命前的世界历史上,无疑是罕见的。

江南地区不但有优越的自然环境,还有优越的人文环境。从经济史来看,人文环境就是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条件。它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社会条件主要是政治条件与文化条件,或者说是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自然环境是自然形成的,人类无能为力,而人文环境却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导致经济发达;经济发达又会导致文化繁荣。优越的文化环境归根溯源,实际是优越自然环境所派生的。清代江南地区人文蔚起,人才辈出,形成优越文化环境,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江南地区的人文蔚起,集中通过科举效应显现出来。据清代进士题名录统计,清代共录取进士26815人,江南地区即占4013人,占14.05%。其中苏州府有658人,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8%③,居全国各府之冠。清代状元共114人,江苏有49人,苏州也多达24人④。其他如举人、秀才比比皆是。

江南地区书院家塾林立,读书喜学成风。读书人越多,知识分子的基数越大,科举中式率就越高。这是需要教育文化投资的。科第层次越高,教育社会成本就越高,教育个人成本也越高。所以沈尧说,“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⑤。此话虽有些片面,但也说明了文化发展,需要经济的支撑。

“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总是会进入仕途做官,高科第的人更是要做大官。江南地区尚书、侍郎之类的大官连袂接踵,知府县令之流更如麇集。他们丰厚的宦囊收入(包括俸禄与赃银),都会带回原籍。一部分购买田地,“以长子孙”,所以江南地区缙绅地主最多。另一部分则投入消费。江南商业发达,他们遂和商人一道,形成一个庞大的高收入群体,也是一个庞大的高消费群体。他们“好亭馆花木之胜”,大造豪宅与园林。“以讲求饮食闻於时”,“一席之盛,至数十人治庖”。又讲究衣饰,“戴貂衣绣,炫丽矜奇”,以至“四方重吴服”。“吴人好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佳酿、歌舞而行”;富室朱门更在风景名胜之区“竞为胜会”。所以当时人说,“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返”①。

物质产品的消费需求,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富人“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②,就说明了缙绅地主和商人的消费需求,又会形成另一个拉动商品生产的巨大力量。这种属于本地的消费需求,与前述属于外地的消费需求,是相辅相成的。它不但促进了棉、丝、棉布、绸缎的发展,更促进了果蔬、水产、禽畜等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酿酒、榨油、印刷、铁器、建筑材料、金玉器加工等手工业的发展。

还值得提出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商业和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日益繁盛。如在苏州,“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此语虽出自宋朝,实已是一代强于一代。

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服务业得到发展。如果说为生活消费服务的服务业,宋代开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了清代,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服务业更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牙行、典当分布之广,网点之密,经营规模之大,其他各地均望尘莫及。如湖南典当业资本,“一岁之出入,不及两江十之一二”①。典当从整体上说,主要是为生活服务的金融业,但也有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一面。从明末开始,江南典当开展了米麦花豆丝质当业务,它的后一种性格遂更为彰显。如江西巡抚汤聘说,有些商人“恃有典铺通融,无不乘贱收买(米谷)”,“随典随收,辗转翻腾”,以囤积居奇。“每年遇蚕丝告成,及秋底棉花成熟,此等商户一如收当米谷之法,恣胆张罗②”。浙江巡抚方观承说,有些农民在蚕丝价贱时,也“以典当为待价缓售之计③”。又如苏州、上海等地原为专事兑换银钱的钱庄,从乾隆始,逐步开展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并发行信用货币。在常熟,乾隆嘉庆间,已“广用钱票”,即乡镇小店也“竞出百文钱小票通用”④。现代金融业基本职能的萌发,江南实开风气之先。

长江、大运河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运的发展,尤引人注目。四川、湖广、江西的米谷经长江输入江南,北方的豆麦杂粮梨枣经大运河输入江南,闽粤的食糖蓝靛经南洋海运输入江南,关东豆麦经北洋海运输入江南,数量都很巨大。如“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⑤。而从长江来的米谷,据许多学者估算都在1500万石以上⑥。江南产品也要经过这些航路外运。鸦片战争前,我国商运路线的东西干线、南北水陆联运干线,以及沿海航线,都已具有近代规模,鸦片战争后不过是以轮船代替木帆船而已。在航运业的发展中,江南与各地物资交流其功至伟。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全面而协调地发展,是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反映,这是江南又一个重大的经济成就。

在传统经济中,生产工具简陋,劳动者是生产力中发展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优越的文化环境也有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明代周忱说过,“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⑦。清代也有人说,“吴中人才之盛,实甲天下,至于百工技艺之巧,亦他处所不及①”。而广大的农民,也是“苏民精于农事”②。这也有利于实现人的能动性与自然界能动性的良性互动。

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可以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大体相同的地区呈现出差异性。江南地区得天独厚,终于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它是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也是环境进入历史的一个典型。

江南地区通过发展棉、丝、棉布、绸缎生产,与全国各地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从江南赋税占全国之半和北洋商船往往回空,可见其区域间贸易实处于一种出超和顺差的优势地位。吴承明教授认为,“这种不平衡正是江南发展的主要制约。只有外区经济发展,江南在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上得到保证,它才能进一步发展。”③外地区也应当像江南一样,充分利用本地的自然条件,发展优势产业,生产比较成本相对有利的产品,实行专化分工,然后通过交换,优势互补,在地区之间建立起一种整体的经济均衡,以互利共赢。这才是外地区经济发展的出路所在,也是江南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出路所在。

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0页。

②张瀚:《松窗梦语》卷4。

③郑光祖:《一斑录》卷7、卷2。

④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江苏奏稿卷2。

①参阅李伯重文,《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②《齐民四术》农二。

①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元年四月初五日胡凤?奏。

②乾隆《盛湖志》卷下。

③金淮:《濮川所闻记》卷3。

①钦善:《松问》《清经世文编》卷28。

②乾隆《镇洋县志》卷1。

③《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9页。

④同治《上江两县志》卷7。

⑤唐甄:《潜书·教蚕》。

①《齐民四术》礼二。

②《履园丛话》卷4。

③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342页。

④范金民等:《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第514页。

⑤《落帆楼文集》卷34。

①龚炜:《巢林笔谈》卷5。

②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

③顾公燮:《消暑闲记摘抄》。

①《湖南省例成案》户律卷33。

②《皇清奏议》卷44。

③《方恪敏公奏议》卷2。

④郑光祖:《一斑录》卷6、卷2。

⑤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

⑥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66页。

⑦《皇明文衡》卷27。

①道光:《苏州府志》卷194。

自然环境作用篇3

关键词:生态理念;环境艺术设计;凸显探索

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应的生态污染与环境破坏问题也愈发严重,各类单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进行盲目生产、开发的项目建设愈发多见。比如工厂随意排放的污水废气、工作与生活垃圾随意废弃不进行及时处理等现象,都给我国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损害与破坏,进而给人们自身的生活环境带来不利影响。针对这一问题,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态环保理念的提升,其也开始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相应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也随之兴起并成为重要设计趋势。本文也将对生态理念的应用、体现进行相应的探究分析。

1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研究分析

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指的是在维护社会正常运转与人们正常生活、工作的前提基础之上,经由对环境空间的设计、规划与调整,来让其空间资源得到最为科学、合理的配置,并实现其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进而降低其能量与资源消耗,达到生态环境保护与促进其生态系统稳定循环目的的设计理念。生态理念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友善共处发展思想而逐步形成的,将其运用在环境艺术设计领域中,能在其具体设计、规划的各个方面与环节上,体现出人与自然良好相处的理念特点,对任何一个环节有所忽视均无法构建起有效、和谐的空间生态环境体系。因此需要艺术设计者基于能量与物质低消耗与稳定循环的角度,进行相应空间环境的设计、调整工作。以此保证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得到充分的贯彻、突显,进而建设起稳定的生态环境体系,进而保护本区域的生态环境并促进其开发壮大。

2生态理念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凸显、体现探索

2.1生态理念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体现

(1)使用、开发新能源。传统的环境艺术设计因缺乏有效的生态保护意识,常常会使用能量较强但消耗率高、污染严重的资源材料,例如各类化石燃料等。将其运用到环境艺术设计工作中,若无法有效解决其原料污染的隐患,自然也就无法体现出设计中的生态理念与环境保护目标。所以将生态理念实践运用到环境艺术设计活动时,首先就需要艺术设计者主动、积极得去寻求新能源,替代原有的高消耗与高污染的能源材料。即使必须使用部分传统能源材料时,也应尽可能选取污染性较低的原料进行空间环境设计,以此减少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能源消耗过高与污染问题,凸显出设计中的生态理念。(2)设计应凸显出舒适感。环境艺术设计的最终目的在于让人感受到相应空间环境的舒适与自然,因此在其设计工作中应始终将在其空间内生活、工作的人的感受作为设计要点。进而将其各类需求进行设计规划与体现,所设计出的空间环境就应足够自然环保,并体现出安全、舒适的环境氛围,以此实现人们对环境艺术设计的满意与舒适的感受、体会,达到环境艺术设计的应用目的。同时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也应注重对特殊人群,比如老弱病残等群体的环境需求考虑,而不是仅关注普通人群的环境设计要求。以此达到其设计成果满足各类群体需求、进而充分发挥出设计环境的作用与生态理念的目标。(3)设计应尊重自然、维护自然正常发展。尊重自然准则也是环境艺术设计应用生态理念的一大重点内容,通过在艺术设计中尊重自然、让自然生态环境发挥出其自身的自我修复与调节能力。以此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升其自然生态环境的自我平衡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成效。因此在实际设计、实践中应本着促进自然发展优先于人为干预的思路,在做环境艺术设计时减少对生态系统的过多保护性规划,尽可能让自然生态环境通过自我进行修复与调整。

2.2生态理念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构建思路与凸显

(1)生态设计与生态保护。生态设计是基于生态理念,通过其对环境艺术设计的指引与规划,来实现其艺术设计具备对自然生态环境平衡、修复作用,进而维护自然生态环境体系与生态健康,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也维护人们自身的生存条件。伴随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方面工作的进展,人民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也在逐步加强与提升,相应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技术与设计的接受程度也在提高,因此生态设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应用范围正逐步扩大,并且进入到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伴随生态设计的应用与手段的改进、发展,其通过在自然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使用、实践,能相应降低人为原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与破坏,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免受外界不利影响的同时,也能维护其系统自身的循环、平衡与发展。(2)生态资源的使用、开发。生态资源是环境艺术设计在生态理念影响下,进行设计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通过设计与开发各类可再生、低污染、低消耗的生态资源原料,并将其资源应用到具体的空间环境设计环节之中。以此发挥出生态资源自身的优势与作用,减少诸如化石燃料等非生态资源的利用,降低相应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的发生可能。具体在环境艺术设计对生态资源的应用设计上,就可基于各类生态资源的作用特点进行规划与实践。比如化石燃料在其燃烧进程中,所生成的硫化物与氮气,散播在空气中就会逐渐形成酸雨层,进而给当地的生态环境系统带来严重损害。因此就必须对此类非生态资源的应用进行严格管控,并尽量减少对其的使用。同时对于各类低消耗、低污染的太阳能、风能等生态资源,则需加大对其的开发力度,将其应用到人们生活、工作中的各个领域。比如太阳能热水器等形式,进而通过生态资源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使用与开发,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健康与和谐,促进其生态系统的稳定循环和平衡。同时针对现代社会生活与工作所生成的废弃物逐渐增多的局面,在对其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还可基于生态理念,进行对废弃物的资源开发与再利用作业,以此实现各类生态资源充分使用、开发的目的。并进而减少废弃物的处理成本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影响,保护其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健康。

3结语

伴随人们生态环保意识的发展提升与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提高,相应的生态理念也成为环境艺术设计的一大趋势与指导性思想。这就需要艺术设计者通过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应用、体现生态理念,以此提升其设计的生态保护作用,实现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维护与发展,并促进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处。

作者:陈晓敏单位:徐州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姚芳芳.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思路构建和探索[J].中华少年,2015(24):249-250.

[2]王萍,陈文福.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理念问题[J].设计艺术研究,2013(05):51-54.

自然环境作用篇4

一、语言环境的分类

学习语言离不开语言环境。第二语言学习所涉及的影响因素非常之多,诸如学习者个人因素、学习过程因素、环境因素等[2]p1。这些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第二语言学习是一个相对复杂且多变的过程。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语言环境的分类也不尽相同。可以分为微观语言环境和宏观语言环境[3]p85、正式语言环境与非正式语言环境等。本文对于语言环境的论述将采用自然语言环境与课堂语言环境这一标准。

自然语言环境是一种无人教授的自然或接近自然的语境。课堂语言环境主要是在课堂教学方式下的语境。二者虽有所区别,但对外语学习都至关重要。

二、语言环境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

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课堂语言环境起到基础作用,为自然语言环境的创建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实现可能;而后者进一步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为前者的应用提供了实践环境与机会。

(1)自然语言环境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

以学龄前儿童为例,四五岁的一般孩童都能用完整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思想。除睡眠时间外,他几乎都被母语的环境包围着[4]p388。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语言描述的三模型》中提出了“语言先天论”。他认为人类能够理解一种语言并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就是因为在人脑内部存在一种天生的语言能力,即语言习得机制[5]p156。该理论前提是指在正常的语言环境下,即自然语言环境。

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外语自然环境也起到推动作用。外语学习者有意识地在外语语言环境中积极地与他人交流,一定能够取得语言学习的进步。外语自然语言环境越是丰富,学习者的进步空间就越大。这是因为,外语自然环境中有许多语言流利者,人们对话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而不是为了教授。语言仅仅作为一种工具,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所以,只要外语学习者提高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更好地掌握第二语言。

(2)课堂语言环境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

上了年纪的老人仍然可以进行顺利的交流,但这种通畅只停留在听说层面上。换言之,没有接受过正式课堂语言教育的人,基本上等同于“文盲”。这也就是为什么儿童必须接受正式学校教育的原因。

外语学习离不开正式的语言环境,课堂语言环境使学习者能够系统地掌握语言和文化知识,并且有力地拓宽知识面。在课堂语言环境中,交流的主要目的在于教授和学习语言规则。课堂语言环境注重语法、词汇和句子结构的讲解,强调正式语言的运用,加之教师的灌输,阅读能力和语言的书面运用能力自然会相应提高。因此,只有接受了课堂教育,掌握了大量外语词汇、语法等知识,才能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

(3)自然语言环境与课堂语言环境在二语学习中的辩证影响

由于自然语言环境与课堂语言环境的不同特征,二者对于二语学习者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在课堂语言环境中,许多外语学习者经过多年的努力仍无法熟练掌握该种语言。以一个普通的中国学生为例,从日常生活到在校学习,他无时无刻不浸泡在母语环境中。一旦置身于外语情景中,便只会硬搬课本中或课堂上老师讲过的句子。在自然语言环境中,大多数的二语学习者,尤其是儿童,基本都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母语。然而,这种学习过程是无意识的。虽然学习者能够用外语进行交流,但由于学习者对于语法、词汇、句子整体结构缺乏系统性认识,语言的书面运用能力明显薄弱。

因此,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自然语言环境与课堂语言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自然语言环境重在提高外语学习者的听说能力,课堂语言环境则更有利于培养外语学习者的读写能力。如果不学习更高级的书面语言,即使一个人的口语说得再地道流利也有可能是文盲;如果不注重自然语言环境下的口语实践,那么一个具有很强读写能力的人,学到的外语只能算是“哑巴外语”。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第二语言教学策略

基于自然语言环境与课堂语言环境二者之间既独立又联系的关系,在实际外语教学中,只有充分发挥这两种环境的作用才能创造最有利的外语学习环境。

(1)利用课堂教学夯实语言基本功底

无论何种语言,最基本的都是由词汇、句子、语法等要素构成。学校教育与课堂教学作为基础,一定要加强学习者的语言基本功底。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授学生语言规则。只有掌握了语音、语法、语义等基本知识,才能顺利进行交流沟通。

(2)萦绕轻松和谐的课堂语言环境

儿童习得母语的环境是一种自然的语言环境,这种学习环境轻松,可以激发儿童的兴趣和参与意识。而成人一般都在教室接受正规的教育,课堂活动大多是老师讲学生听。学生不能主动地参与其中。因此,萦绕轻松和谐的课堂语言环境十分必要。教师可以通过丰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分组讨论、辩论赛、话剧表演等形式让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调动学习兴趣与积极性,逐步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

(3)打造接近真实的外语学习环境

我们之所以能够迅速掌握母语,是因为母语的语言环境是自然的;而外语语言环境则需要积极去创造。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学生必须要有大量的语言实践。创造外语语言环境有利于学生扩大接触外语的机会,增加语言的输入量;有利于增加学生的语言习得;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外语运用能力;同时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性[6]p101。

学校作为学生语言学习的主要场所,要力求从各方各面打造较为彻底的外语环境。比如利用广播等多媒体设备,播放外语音频视频等,使学生真正融入到外语环境中;在图书馆增设外语报纸期刊等,为学生阅读外语资料提供支持;一些公共场所的宣传牌或标语等也可以采用外语标注。同时,学生作为语言学习的主体,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课堂活动与课堂讨论中,参加外语角等社团活动,利用业余时间多看外语书籍或影视资料,多参加外语比赛等,主动在自己身边打造外语学习环境。

自然环境作用篇5

1.1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环境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人类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物质基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一切资料及生产活动的对象都是直接或者问接的来源于自然界的,人类活动都必须依赖自然界。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人类也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通过生产劳动作用于自然界,不断的改造和利用自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自然的时候,强调自然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这种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人类可以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并利用好它为人类服务,但是一旦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会遭受自然的报复。

1.2关于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理论

环境意识在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环境行为决定环境意识,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具有极大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意识理论是建立在其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它揭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分析了环境恶化的危害,并试图找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对策;它坚持了自然环境对人的客观性和优先地位,认为人的能动性再大,都必须要接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人不能对客观的自然环境为所欲为[1],人要遵守自然环境规律。

1.3关于实践是联系人与环境的中介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是指人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在实践过程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实践是联系人与环境的中介。马克思曾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是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类才能作用于自然,不断改造和利用自然,使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达成一致。人类通过生产劳动这一实践作用于环境,从环境中获取物质资料,从而满足人类的需要。

2.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为此我们付出了资源恶化和环境破坏的代价。过去长期实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自然资源过度开发消耗、能源消耗浪费很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和严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资源的人均占有率非常低,水土流失、土壤沙化、草原退化、河流污染等等都威胁着国家的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健康、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1传统发展观念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转变

传统发展观念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其核心是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片面追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发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甚至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种发展观念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为此付出了资源恶化和环境破坏的代价。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却没有相应的得到提高。传统发展观念忽视了经济增长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得我国的资源、环境形势非常严峻。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产生活,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2.2生态环境意识严重缺失

80年代环境保护就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21世纪开始生态文明战略也得以实施,但是,战略设计与实际执行之间仍然有着较大的距离,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的观念与利益取向没有根本转型[2]。“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传统观念使得我们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丧失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警惕。我国大多数人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一种理性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还出现了人们一味追求高档消费、过度消费、盲目攀比、为消费而消费等非理性消费,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在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下,城乡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市发展优势比较明显。而且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建设往往会以破坏农村的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收效甚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农民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生态环境意识严重缺失。

3.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对我国环境保护的启示

3.1转变发展观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废弃物的回收重复利用,从而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广泛应用先进信息技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向绿色生态转型。发展新能源和高科技产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保护自然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相一致。在制定重大发展规划时,要考虑到环境承载能力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避免引发生态环境问题。

3.2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

大力普及环保意识,使人民群众树立起正确的生态文明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起人人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崇尚自然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加强对群众自然环境知识的培训和教育,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界的紧密联系,增强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和资源节约意识,同时促使人们树立起新的生态伦理观。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和消费习惯,注重培养人们的环境公德和环境法律观念,切实提升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建立环境教育基地,通过人们的实际考察和学习、实践,使他们提高认识水平,感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达到增强环境意识的目的。

3.3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进行绿色消费

要缓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要求我们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进行合理、适度消费,同时还要进行绿色消费。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总会消耗完近。绿色消费是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同时,减少对资源的消耗,把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尽可能地循环利用,尽量降低污染的消费模式。所以,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必须要大力倡导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提倡健康文明、适度的消费理念,发展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健康的消费模式。

3.4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自然环境作用篇6

人类文明的乐章不外乎两大主题的交响、变奏,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与自然并存、交流、共生的发展史。然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古今中外始终存在着对立的两种看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老庄的"道法自然"、"齐同万物"的思想,又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与之相适应,中国人既持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又怀抱"人定胜天"的理念。同样,在西方文明中也一直贯穿着"田园主义"(arcadianism)和"扩张主义(imperialism)"两种不同的观点。前者是一种人与自然亲密相处的简朴的乡村生活理想;后者是一种认为人在地球上的适当角色就是尽量扩大控制自然的权力的观点,(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45-546页)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在这两种自然观的指导下,西方出现了两种对待自然的态度或不同的环境价值标准:一种把自然看作需要尊重和热爱的伙伴,另一种则把自然看作供人类索取和利用的资源。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扩张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征服和主宰自然的认识和态度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人类以强大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为武器,上演了一出出沧海变桑田、荒原成沃土、沙漠变绿洲的威武雄壮的活剧。人类"点石成金",让沉睡千万年的地下矿藏终见天日。人类"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创造了城市、工业等人文景观,大大地改变了自然界的面貌。

随着文明人的步子越迈越大,人与自然的关系渐行渐远。人类在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之后,已成为自然环境变化的一种巨大驱动力量。这时候,人类是否不再受自然环境制约了呢?

其实,人类与自然环境永远是互为制约与作用的,二者之间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人类对自然的作用愈强烈,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愈显著。当然,自然的反作用可能与人类的作用同时发生,也可能滞后于人类的作用。而且,自然的反作用可能发生在与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同一区域内,亦可易地发生,或在更大更广的区域内发生,甚至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可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呈现着复杂多变的面孔,而且人类的实践常常以良善的愿望始,却又常常以不如人意的结果终。鉴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日益增大,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把注意力转移到自然环境的命运问题上来。那种认为人类可以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摆脱自然界的影响并征服自然的论调,越来越没有市场。人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一切资源。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资源的需要量日益增加,资源利用所引起的环境变化也日益扩大和加深。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甚至比过去更大,人类与自然界的联系更趋紧密、复杂和广泛。在19世纪,除了个别科学家,担心温室气体效应问题的又有几人?

因此,在人类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成就,史无前例地干扰了自然环境,却又更密切地与自然界产生种种联系的现时代,从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来探讨人类文明的发展、变化以至未来走向,已是正当其时了。在此背景下,20世纪晚期,一门从人与自然之互动来探讨人类历史的学科应运而生,这即是环境史。它不同于已往的偏重于研究人与人之关系的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解释历史的。

环境史学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整合起来,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因此,环境史研究必须借助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众多学科已取得的成果、理论和方法,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综合。这样,环境史与这些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上述各学科都看到了当前人类在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等方面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都感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都希望自己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所作为,因此,它们正行进在殊途同归的道路上,研究某些类似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都要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或研究人类-环境系统,或研究环境与发展等问题,因而都在努力从当代有关学科中吸取新兴理论和技术方法成果,以促进自己的学科与相关学科的交融。在这里,关键之处是都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24-30页)因此,这些学科在内容和方法上有着许多共同点和交叉域。但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具体研究,环境史学与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学科各自的侧重点或角度又有所不同。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历经统一、分化和统一的演变过程,但其研究对象--"地球表层"、"人地关系"和"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等,却始终未变。地理学对人类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正、负效应都很重视。由于地理学侧重于研究空间地域分异规律,它在研究人地关系时就十分重视研究人类生存环境在时间序列中所表现出来的空间结构、空间分异、空间耦合、空间运动、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优化,统称为空间组织问题。有专家明确指出:"涉及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的学科不限于地理学,但以地域为单元,着重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唯有地理学。也就是说从地理学入手来研究人地关系,是明确以地域为基础的。"(地理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地理科学近期发展战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与地理学相比,生态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命名到现在不过100多年的时间。生态学研究生物有机体与环境,以及互为环境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生态学研究一直以生物为主体。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人类生态学"一词。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客观现实的要求才使得生态学的研究逐渐从以生物为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主体。(参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人类生态学是关于人类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主要研究人作为生物人的生物生态适应和作为社会人的社会生态适应。因而人的生态适应及其结果是人类生态学的基点。

环境科学是近二三十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学科,中国的很多学者自始即参与了其中不少领域的实践。陈静生在《环境地学》一书中曾指出,环境科学虽以"人类-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但它并不研究这一系统的全面性质,而侧重研究环境危害人类,以及由于人类作用于环境引起环境对人类反作用而危害人们生产活动的那部分内容。(陈静生:《环境地学》,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86年版)简言之,环境科学侧重于研究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其基点是环境质量,由此而展开关于人类活动怎样影响环境质量,以及环境质量变化怎样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许鸥泳:《论环境科学的学科体系》,《国家教委环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第2次会议资料》,1991年。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30页)

那么,环境史学怎样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研究特定时空下的具体的人、人群和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程。它类似于一枚硬币。硬币的一面是研究自然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其中的"环境"主题,不同于在传统的历史、地理或其他学科中的自然环境,它不只是作为背景或理论舞台的布景,而且还是作为自主的或半自主的历史过程或动力来发挥功能的;(詹姆斯·奥康纳著:《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因而环境与人类互为主、客,交相作用。硬币的另一面,着重于研究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构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乃至这种影响对人类文明的反作用,以此来认识和理解自然环境的演变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从具体历史时空下的人和人类文明出发,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环境史研究的突出特色,也是环境史学的基点和归结点。

这样,"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等关键要素,就将同样是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多种学科,从侧重点或角度上区分开来,从而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

历史研究和其他学科领域对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的关注与分析并非始于当代,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在中国历史上,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地理条件与经济区划、人口分布、政治兴亡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撰述是很丰富的。(详见瞿林东:《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载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卷《导论》,第99-111页)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其实就包含了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欲求。不过,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史学中,从星象祸福、山水吉凶等角度,为历史发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寻求自然属性者居多,而科学地分析历史发展中的人地关系的例证则较为罕见。

在西方,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及其社会之影响的解释,早在古典时代就开始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等人做了最初的阐述。近代以来,法国学者博丹提出了更为详备的地理史观,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参见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6-317页)这一论断直接影响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有关理论的产生。孟氏从论证法律与气候和土壤性质的关系出发,广泛地探讨了气候、地形、土壤等与国家政体、法律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既有合理的,也有荒谬的。(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上册,第227-303页)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从历史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指出"地理的基础"与"各民族在世界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以全球眼光来看待寒带、热带和温带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作用,认为温带比寒带和热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黑格尔还把地形条件分为"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大河大江流过的平原流域"以及"与大海相联接的海岸区域"这三类,认为它们分别是游牧民族的舞台、农业民族的故乡和航海与商业民族的祖国。当然,"地理的基础"也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借以"表演的场地",其思想中的合理内核,是被唯心主义的外壳包裹着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

因此,正如瞿林东先生所分析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于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看法,其积极的方面在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的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些看法或者过分地夸大了地理条件的作用,或者最终还是对地理条件做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尽管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料的积累,但并没有达到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面"。(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119页)瞿先生还从五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阐述做了总结,它们分别是: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地理条件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的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特点;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人类在利用地理条件中也不断地改变着地理条件,并获得对于地理条件的新的认识。(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118-130页)

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理论,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任何唯心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第一次科学地、辩证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与自然界(地理基础)的关系这个古老而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说它是科学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说明了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纠正了唯心史观本末倒置的缺点,为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找到了可靠的基石。说它是辩证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承认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并不认为作为社会的人的在地理条件面前是被动的,因而并不认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正确的。恩格斯指出:

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尔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1页)

在这儿,恩格斯不仅指出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的事实,说明人在自然界面前不是消极的和被动的,而且指出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要比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自然界的变化大得多,从而说明了人对于自然界的巨大的能动力量。恩格斯的这种论点是非常重要的。他坚持了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同自然主义历史观划清了界限。同样,马克思在指出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对于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意义时,又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因而也成为坚持辩证法则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重视这种反作用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化。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17页)还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加以说明。紧接着,他明确告诫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8页)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着眼于人反作用于自然界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且十分重视这种反作用及其后果在人们认识上的意义。"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了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8页)

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所反对的,正是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它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将人纳入生态系统之内,并将整个人类的历史置于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明确地宣称"以研究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为己任,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因而,环境史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和研究取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原则的。不仅如此,笔者认为,环境史学能够真正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史观贯彻到底。一方面,环境史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关于历史主体的认识。我们常说,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进程的推动力是有活力的人--个人、集团和阶级。因此,传统历史学的基本单位是民族-国家,注重的主要是人类这个"超自然"物种的政治史,漠视自然环境要素并把它排斥在历史叙事之外。现在,环境史学家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williamCronon,theUsesofenvironmentalHistory,environmentalHistoryReview,vol.17,no.3(1993),p.18]环境史学者强调自然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自然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的要素。在环境史研究中,自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自然从后台走上了前台。这样的历史观念,正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得以进行的原始条件的思想的反映。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道,被生产者"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显然,环境史学对自然的认识和定位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吻合。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诞生于对现代环境问题的反思之中,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各种环境问题构成了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提醒人类注意的自然界的"报复"。一个多世纪以来,不论在世界各地还是在中国,自然界的这种"报复"不断上演,且愈演愈烈。英国环境史学家克莱夫·庞廷探讨"绿色"层面的世界史,揭示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论证的正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的那种"报复"。(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不过,恩格斯所阐述的思想和引证的材料并未进入庞廷的视野。这不只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西方环境史学的一个通病。

既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辩证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历史进程的指导方针之一,那么,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应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以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派。

转贴于三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在对人地关系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上历经曲折。前40年,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人地关系研究的一个高潮。中国学者在学习和借鉴孟德斯鸠、黑格尔、拉采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之思想的基础上,不仅对中国历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反思,而且开始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注意人地关系的分析。(参见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第21-31页)50年代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中国学术界普遍将孟德斯鸠、黑格尔、普列汉诺夫等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观点,视作"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予以彻底的否定。同时对三、四十年代以前有关人地关系的学术讨论进行了批判。此后直到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大多讳言地理环境的作用,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避而不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近20年来,中国学术界在人地关系理论上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加以充分肯定和论述。(参见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学者们还从很多方面探讨了地理环境的作用。譬如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和中国文化特点的影响、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大趋势变化的影响、环境变迁与中国北方农业经济区的衰退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迁南移、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变化以及中国文化差异的影响等等。此外,一些学者已开始注意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现象,研究历史时期的农业制度和区域历史等。

上注各种研究均取得可喜的成果。但它们在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大都局限于"自然"对"人"的单方面的作用,研究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对人类文明的制约和影响者居多,关注人类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者却很少。这就难免落入恩格斯所批判的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窠臼。

今天,我们倡导和推进中国的环境史学科建设,不仅要继承中国历史研究中注重人地关系的悠久传统,而且要加以创新和发展。创新和发展的关键在于真正地发挥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作用。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辩证思想,作为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以此为指导,摒弃人定胜天或天人交相胜的传统观念,倡导天人互惠共生的当代意识,将地球上的各个系统看成是一个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尤其是要把人类看成是这个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人与自然的互动为核心,加强对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的研究。

由于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导的人类,是通过多种方式来影响自然的;而自然在不同方面受到人类影响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的活动。人类社会的构成因素与自然环境的构成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了统一的系统,即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系统,简称人与自然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人与自然互为主体和客体,它们的相互作用是错综复杂的,具体表现为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人与灾害、发展与资源、发展与环境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集中反映在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等问题上。因此,中国的环境史学科可以并且应该就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在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这一大的范畴内,从特定时空下的不同人群与周边环境的互动着手,对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加以具体的研究。这里,时间序列可以是阶段性的或时代性的,如采集、狩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等,或维多利亚时代、毛泽东时代、斯大林时代、1930年代等;(参见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蕙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空间地域可以是区域性的、国家性的或地方性的,如地中海、东北亚、北欧等区域,英国、美国、中国等国家,淮河流域、泰晤士河流等地方;不同人群可以按职业或其他什么标准划分,如制造业阶层、渔民、牧民、农民、知识阶层、决策者和管理者等等。当然,具体的研究工作,还需要学者们结合各自现有的历史专业背景,选择相关的问题而展开。因此,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可以因人而异,因专业而异,要"百花齐放",而不必强求一致,这也符合生物多样性的规律。

鉴于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建设任务,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十分严重,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内容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环境史研究的重点。一方面,需要从比较的角度,加强对一些先行的发达国家所曾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研究,以借鉴他国在处理发展与环境问题上的有益经验。同时,需要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论、实践与后果以及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的研究,以汲取以往我们的经济建设中因违背自然规律而留下的种种教训。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历史时期各文明中的保护思想的研究,从古人那里汲取智慧,以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科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作用。我们尤其需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利于环保的内容的研究。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环保"的说法,但我们的先人懂得欣赏并尊重大自然,因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被视为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智慧源泉。这需要我们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并运用于生产实践之中。

自然环境作用篇7

   一、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环境成本核算的必要性

   1.环境管理要求对环境成本进行核算

   由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水、森林等可更新资源正在被过度地开发利用,耗减速度远远快于更新速度,使其逐渐失去了可更新性;石油、矿产等不可更新自然资源逐渐枯竭;自然资源遭受破坏影响生态环境资源的质量逐渐下降。当自然资源枯竭,生态资源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影响到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生存,因此环境资源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迫切地要求加强环境管理。环境管理要求环境会计为其提供有关环境成本的总量、具体的成本项目、环境保护业绩等信息,了解当前环境状况,并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环境资源一旦经过耗用,其价值就转化为环境成本,同时对环境资源的关注也转化为对环境成本核算的重视。通过环境成本的核算,掌握自然资源的耗减速度和生态资源质量下降的程度,以及人类为保证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付出的代价等资料,为环境管理提供有关各项环境成本的综合信息。

   2.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需要

   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注重经济产值及其增长速度,忽视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单纯追求产值、互相攀比增长速度,而不顾资源毁损、环境恶化。作为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包括了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的价值,考虑了固定资产折旧,但没有考虑自然资源耗损的折耗和生态资源恶化的损失。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缺陷导致国民经济产值的增长带有不真实性,如果考虑由于环境退化和耗减的直接费用,以及引起未来生产潜力损失的自然资本“贬值”两个方面的费用,核算得到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会低得多。因此,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必须增加环境成本的核算。

   3.正确计算产品成本的要求

   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耗费,包括人造资产的耗费,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等环境资源的耗费,劳动力的耗费等等。产品成本应由物质成本、劳动成本、环境成本三部分组成。但是,现行的成本计算只包括物质成本和劳动成本,不包括环境成本,使计算的产品成本不真实,成本核算也不符合真实公允的原则,进而形成国内生产总值虚增。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主要生产和出口高资源消耗、高污染的初级资源产品,使本国的自然资源匮乏,环境资源恶化,甚至造成跨国境或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由于出口商品的价格不包含其全部环境成本,造成国际贸易中环境资源负担的不合理现象,造成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剥削”。而环境成本核算就是要求在产品的价格中反映出环境成本,并由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负担,这对于正确计算产品成本,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环境成本的分类

   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15次会议文件《环境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立场公告》中提出,“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被要求采取的措施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环境成本按与环境资产的关系可以分为:自然资源耗减费用、维持自然资源基本存量费用、生态资源保护费用和生态资源降级费用。

   (1)自然资源耗减费用是指资源产品生产所耗用自然资源储量的货币表现。在开采自然资源并形成资源产品的过程中,耗费的各种自然资源,其中一些形成资源产品的实体,一些有助于资源产品的生产。如矿产资源、植被、水等数量减少均属于自然资源耗减,其轻减的价值就是自然资源耗减费用。

   (2)维持自然资源基本存量费用是指为保证可持续发展实现的物质基础而发生的人类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为了保证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存量,需要采取措施,提高矿产资源的利用效率.需要寻找替代品、需要对矿产品进行深加工等等,这些措施发生的支出构成了维持自然资源基本存量的费用。

   (3)生态资源保护费用是指为保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所发生人类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生态资源保护费用按照支出的用途分类,又可分为维护生态资源现状的支出、预防污染支出、治理生态资源交出、生态资源破坏损失等等。维护生态资源现状的支出是指生态资源并未受到危害,为了维护生态环境,保护既定质量,进行必要维护活动而发生的费用;预防污染支出是指生态资源尚未受到危害,但已经预料到污染有可能发生,为避免其发生进行预防活动而发生的支出;治理生态资源支出是指破坏生态资源的事件已经发生,要减除已发生的危害,治理活动中发生的支出。人为破坏生态资源造成的损失是指损失已经造成,难以在短期内甚至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治理、弥补和恢复,损失本身虽然不是人们的直接支出,但是损失意味着资源的耗损、财富的减少。为了尽量减少臭氧层空洞、土壤侵蚀、沙漠化.洪水及干旱、水质退化等对环境良性循环的影响,需要采取措施,为此所发生的支出构成了生态资源保护费用。

   (4)生态资源降级费用主要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不反映在企业的会计核算中。如臭氧层空洞、土壤侵蚀、沙漠化、洪水及干旱、水质退化等生态资源降级的损失,其价值表现为生态资源降级费用。

   三、环境成本的核算

   1.自然资源耗减费用的核算

   对自然资源耗减费用计量的前提是对环境资产进行计价。资源产品生产企业所消耗的自然资源,经过一次生产过程后就改变其实物形态,它与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一样具有存量的性质。将自然资源作为一项资产核算,可认为是对环境资产存量的核算,而将自然资源的耗减作为一项费用核算,可认为是对环境资产流量的核算。流量的核算总是要受到存量计价的影响,而流量的计价又影响到存量的现存价值。

   既然自然资源具有存量的性质,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存量的方法进行自然资源耗减费用的核算,即耗减费用按照发出存量的方法计量。其耗减费用就相当于生产成本中的“原材料或直接材料”,其确认与计量均可参照

   “原材料”项目进行。在会计处理时可以将耗减费用作为一个成本项目列入到资源产品成本中去,在成本项目中增加一个“耗减费用”项目,专门核算资源产品耗用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同时为了保证“环境资产”账户能反映某一会计主体所拥有的环境资产总量,应设置“环境资产减值准备”账户,反映耗用自然资源而减少储量的货币表现。该账户为“环境资产”账户的抵减账户,通过其抵减可以反映该会计主体拥有的环境资产净值。

   2.维持自然资源基本存量费用的核算

   维持自然资源基本存量费用的发生一般表现为人类劳动的耗费,可以按照财务会计的计量方法,按照实际成本计价原则,即以包含劳动的货币作为计量单位,以历史成本、重置成本等作为计量属性,对资产进行计价。维持费用按其支出以及与资产的关系,在会计处理中可分为:(1)费用的发生能够独立形成自然资源,如人造森林、草场的费用。这类费用发生的结果形成人造自然资源,会计上应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环境资产进行核算。但由于人造自然资源形成周期较长,而实际成本原则要求资产一旦入账后,一般情况下不能调整资产的账面价值。因此,在维持费用发生的整个期间内,可以通过“环境资产准备”账户归集发生的费用,待其形成效用能力时,再转为环境资产。(2)费用的发生不能形成独立的环境资产,只是有助于环境资产发挥其功能。如为森林喷洒杀虫药以延长森林提供效用的能力,这些费用相当于资产在使用过程中追加的费用。对于这类费用可以参照固定资产使用期间的追加费用的处理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即在发生时直接计入环境资产的价值或作为当期费用处理。如果能够增加自然资源的未来效用,则将费用计入相应自然资源的价值;如果不能带来未来相应效用,或金额较小时,可作为当期费用处理。(3)费用的发生有助于环境资产发挥效用,同时又符合确认固定资产的定义时,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进设备所支出的费用等,应将其确认为一项固定资产,进行固定资产增加的核算。

   3.生态资源保护费用的核算

自然环境作用篇8

一、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环境成本核算的必要性

1.环境管理要求对环境成本进行核算

由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水、森林等可更新资源正在被过度地开发利用,耗减速度远远快于更新速度,使其逐渐失去了可更新性;石油、矿产等不可更新自然资源逐渐枯竭;自然资源遭受破坏影响生态环境资源的质量逐渐下降。当自然资源枯竭,生态资源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影响到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生存,因此环境资源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迫切地要求加强环境管理。环境管理要求环境会计为其提供有关环境成本的总量、具体的成本项目、环境保护业绩等信息,了解当前环境状况,并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环境资源一旦经过耗用,其价值就转化为环境成本,同时对环境资源的关注也转化为对环境成本核算的重视。通过环境成本的核算,掌握自然资源的耗减速度和生态资源质量下降的程度,以及人类为保证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付出的代价等资料,为环境管理提供有关各项环境成本的综合信息。

2.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需要

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注重经济产值及其增长速度,忽视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www.133229.Com单纯追求产值、互相攀比增长速度,而不顾资源毁损、环境恶化。作为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包括了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的价值,考虑了固定资产折旧,但没有考虑自然资源耗损的折耗和生态资源恶化的损失。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缺陷导致国民经济产值的增长带有不真实性,如果考虑由于环境退化和耗减的直接费用,以及引起未来生产潜力损失的自然资本“贬值”两个方面的费用,核算得到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会低得多。因此,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必须增加环境成本的核算。

3.正确计算产品成本的要求

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耗费,包括人造资产的耗费,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等环境资源的耗费,劳动力的耗费等等。产品成本应由物质成本、劳动成本、环境成本三部分组成。但是,现行的成本计算只包括物质成本和劳动成本,不包括环境成本,使计算的产品成本不真实,成本核算也不符合真实公允的原则,进而形成国内生产总值虚增。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主要生产和出口高资源消耗、高污染的初级资源产品,使本国的自然资源匮乏,环境资源恶化,甚至造成跨国境或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由于出口商品的价格不包含其全部环境成本,造成国际贸易中环境资源负担的不合理现象,造成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剥削”。而环境成本核算就是要求在产品的价格中反映出环境成本,并由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负担,这对于正确计算产品成本,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环境成本的分类

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15次会议文件《环境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立场公告》中提出,“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被要求采取的措施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环境成本按与环境资产的关系可以分为:自然资源耗减费用、维持自然资源基本存量费用、生态资源保护费用和生态资源降级费用。

(1)自然资源耗减费用是指资源产品生产所耗用自然资源储量的货币表现。在开采自然资源并形成资源产品的过程中,耗费的各种自然资源,其中一些形成资源产品的实体,一些有助于资源产品的生产。如矿产资源、植被、水等数量减少均属于自然资源耗减,其轻减的价值就是自然资源耗减费用。

(2)维持自然资源基本存量费用是指为保证可持续发展实现的物质基础而发生的人类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为了保证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存量,需要采取措施,提高矿产资源的利用效率.需要寻找替代品、需要对矿产品进行深加工等等,这些措施发生的支出构成了维持自然资源基本存量的费用。

(3)生态资源保护费用是指为保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所发生人类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生态资源保护费用按照支出的用途分类,又可分为维护生态资源现状的支出、预防污染支出、治理生态资源交出、生态资源破坏损失等等。维护生态资源现状的支出是指生态资源并未受到危害,为了维护生态环境,保护既定质量,进行必要维护活动而发生的费用;预防污染支出是指生态资源尚未受到危害,但已经预料到污染有可能发生,为避免其发生进行预防活动而发生的支出;治理生态资源支出是指破坏生态资源的事件已经发生,要减除已发生的危害,治理活动中发生的支出。人为破坏生态资源造成的损失是指损失已经造成,难以在短期内甚至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治理、弥补和恢复,损失本身虽然不是人们的直接支出,但是损失意味着资源的耗损、财富的减少。为了尽量减少臭氧层空洞、土壤侵蚀、沙漠化.洪水及干旱、水质退化等对环境良性循环的影响,需要采取措施,为此所发生的支出构成了生态资源保护费用。

(4)生态资源降级费用主要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不反映在企业的会计核算中。如臭氧层空洞、土壤侵蚀、沙漠化、洪水及干旱、水质退化等生态资源降级的损失,其价值表现为生态资源降级费用。

三、环境成本的核算

1.自然资源耗减费用的核算

对自然资源耗减费用计量的前提是对环境资产进行计价。资源产品生产企业所消耗的自然资源,经过一次生产过程后就改变其实物形态,它与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一样具有存量的性质。将自然资源作为一项资产核算,可认为是对环境资产存量的核算,而将自然资源的耗减作为一项费用核算,可认为是对环境资产流量的核算。流量的核算总是要受到存量计价的影响,而流量的计价又影响到存量的现存价值。

既然自然资源具有存量的性质,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存量的方法进行自然资源耗减费用的核算,即耗减费用按照发出存量的方法计量。其耗减费用就相当于生产成本中的“原材料或直接材料”,其确认与计量均可参照

“原材料”项目进行。在会计处理时可以将耗减费用作为一个成本项目列入到资源产品成本中去,在成本项目中增加一个“耗减费用”项目,专门核算资源产品耗用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同时为了保证“环境资产”账户能反映某一会计主体所拥有的环境资产总量,应设置“环境资产减值准备”账户,反映耗用自然资源而减少储量的货币表现。该账户为“环境资产”账户的抵减账户,通过其抵减可以反映该会计主体拥有的环境资产净值。

2.维持自然资源基本存量费用的核算

维持自然资源基本存量费用的发生一般表现为人类劳动的耗费,可以按照财务会计的计量方法,按照实际成本计价原则,即以包含劳动的货币作为计量单位,以历史成本、重置成本等作为计量属性,对资产进行计价。维持费用按其支出以及与资产的关系,在会计处理中可分为:(1)费用的发生能够独立形成自然资源,如人造森林、草场的费用。这类费用发生的结果形成人造自然资源,会计上应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环境资产进行核算。但由于人造自然资源形成周期较长,而实际成本原则要求资产一旦入账后,一般情况下不能调整资产的账面价值。因此,在维持费用发生的整个期间内,可以通过“环境资产准备”账户归集发生的费用,待其形成效用能力时,再转为环境资产。(2)费用的发生不能形成独立的环境资产,只是有助于环境资产发挥其功能。如为森林喷洒杀虫药以延长森林提供效用的能力,这些费用相当于资产在使用过程中追加的费用。对于这类费用可以参照固定资产使用期间的追加费用的处理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即在发生时直接计入环境资产的价值或作为当期费用处理。如果能够增加自然资源的未来效用,则将费用计入相应自然资源的价值;如果不能带来未来相应效用,或金额较小时,可作为当期费用处理。(3)费用的发生有助于环境资产发挥效用,同时又符合确认固定资产的定义时,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进设备所支出的费用等,应将其确认为一项固定资产,进行固定资产增加的核算。

3.生态资源保护费用的核算

自然环境作用篇9

【关键词】幼儿;自然角;环境;创设

《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指出:“要充分利用周围环境的有利条件,以积极运用感官为原则,创设与教育相适应的良好环境,为幼儿提供活动和表现能力的机会和条件。”在幼儿园应如何合理而有效地创设自然角环境,发挥自然角的教育功能,利用自然角环境设置,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的兴趣,因此我们对幼儿园自然角的环境创设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一、自然角环境创设要体现科学教育目标,帮助幼儿获得初浅的科学知识和经验

自然角应该是幼儿了解自然知识的一个窗口,是探索周围事物规律的有利场所,从幼儿科学教育目标出发,让幼儿亲近自然、喜爱动植物、喜欢观察、发现周围环境中有趣的事物。我们要为幼儿创设有趣味性、有观察性、有操作性的环境,利用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质材料,让幼儿触摸、认识、观察、探索,如:在自然角放置瓜果蔬菜,让幼儿了解外形特征,为进一步观察、操作,采用部分变换的方法,把水果蔬菜做成各种娃娃和水果玩具,使材料增添了新鲜感和可操作性,幼儿玩赏、制作水果娃娃、箩卜船、黄瓜鳄鱼、土豆刺猬。利用多种材料拓展幼儿视野,同时自然角的环境变换要结合科学教育的计划、季节变化及幼儿的观察兴趣而及时更换,激发幼儿对自然的热爱,对周围世界的关注及探索兴趣。

二、自然角环境的创设要适应不同年龄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

幼儿期是人的身心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幼儿思维逐渐从具体形象思维过渡到抽象思维,情感、认知也逐渐丰富。在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身心发展存在着年龄差异,自然角的环境创设要适应不同年龄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按幼儿的认知水平,选用合适的内容和材料。如小班幼儿年龄小、能力差,可安排一些形象生动、色彩鲜明、易于观察认识的事物,如动物、花卉,再放置一些现成的科学玩具,如可遥控的汽车、声控玩具、操作会动的小人。中大班幼儿多安排些饲养种植和能反映大自然、能进行比较的东西,中大班幼儿对自制的科学玩具和操作的或能参与制作的废旧材料很感兴趣,教师就应多提供各种各样的半成品和原材料,让幼儿在动手中发现问题,激发幼儿主动探索的精神。

三、自然角环境创设的内容要生活化,重视幼儿的参与性

教师通过观察,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和内容,发挥幼儿主动性,从生活中寻找有趣的变化,让幼儿参与搜集各种资料、标本及废旧材料。幼儿喜爱小动物,带来金鱼、乌龟、小鸟,教师鼓励幼儿天天为它们换水、喂食,坚持为种植角的小苗浇水、除草,并和老师一起做观察记录,周末轮流把小动物带回家喂养。当教师观察到幼儿喜欢摆弄小石块,就和幼儿一起寻找、触摸、摆放石头,感受不同质地石头造型,用笔将石头装扮的十分美丽。生活中十分常见的沙子,也成为自然角设置的内容,让幼儿一起玩沙子、制作沙画,一起参与自然角的沙画展览。我们觉得越是从幼儿身边发现的有趣事物和幼儿参与的环境设置,对幼儿的吸引力越大,他们愿意全身心投入活动,体验成功的喜悦,并对自己创设的环境格外地爱护、珍惜。

四、充分利用空间、墙面的作用,创设平面、立面、操作的自然角环境

应从班级实际环境出发,充分利用室内、廊沿、活动室一角开展自然角活动。我们是这样安排的,有立面环境,以幼儿观察、感知为主,如培养植物,饲养动物,种植等活动,在立面环境中还可以按不同特征分类,如植物类:按阔叶类、花卉类、针叶类分类,各班可以自由调配。平面环境以幼儿欣赏、感受为主,如认识交通工具时,立面放置各种玩具交通工具,平面可以出现交通规则标志、新旧交通工具图片对比,还可以布置幼儿绘画与手工制作的交通工具。在自然角创设中重视幼儿操作环境的设置,如让小班幼儿在操作角根据四季变化为娃娃换上合适的衣服;在中班幼儿中提供多种材料自由选择,让幼儿发现有趣的现象,激发操作的兴趣;让大班幼儿进行科学小实验,学习用已有的知识、经验解决一些小问题,如用磁铁制作会走迷宫的小鸭子以及正确地接通电路,使电珠亮起来等。利用以上三种环境充分发挥幼儿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幼儿在参与自然角活动中加深对科学的认识,激发幼儿探索的积极性。

自然角是孩子探索大自然的一扇窗,是亲近自然的最好途径,作为幼教工作者,我们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我们用心去发现、用心去创建,一定能给孩子一富有生机且具有教育意义的生态小森林。

【参考文献】

[1]姚金芳,自然角环境创设中家长资源的利用[J].山东教育2008-07-25

[2]杨枫,新课程背景下幼儿园自然角区域环境的创设[J].新课程研究(下旬刊)2011:06(25)

[3]潘燕玉,“小小一角,智慧无限”――浅谈幼儿园自然角的创设与管理[J].学周刊2013:01(05)

自然环境作用篇10

1环境意识的内涵与特点 环境意识是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是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所反映的社会思想、理论、情感、意志、知觉等观念形态的总和。环境意识的产生是人类对人与环境关系认识的一次伟大的觉醒。以往社会发展只有人类目标,没有环境目标,常常以损害和牺牲环境的方式去实现人类的需要。特别是18世纪后页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依靠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强大生产力,无限制地向自然进攻,一方面掠夺式地开发自然资源,拼命地向自然索取,损害了地球的基本生态过程,出现了滥伐森林、草场退化、沙漠扩大、土地退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人类不断向环境排放废弃物,超越了自然净化能力,出现了大气污染、水源污染、土壤污染、生物污染,以及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生态形势下,爆发了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环境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环境保护被作为社会的重要目标提了出来,整个公众意识发生了重要变化。思想家在预测未来世界的主要议事日程时,把世界环境退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放在重要位置;哲学家呼吁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确立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方向,建立尊重自然的哲学;科学家在确定科研课题时,把经济社会发展引起的环境退化、资源短缺、人口增长过快等问题作为主要挑战,拟定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新的理论和实践方案;政治家纷纷提出环境保护方案,把环境保护与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结合起来,环境保护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主题;企业家和农场主开始关心自己的产品设计和生产的生态学意义,纷纷把环境保护列入企业发展目标,开发绿色技术或生态技术,出现了社会物质生产生态化的趋势;更有越来越多的公众,抛弃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绿色消费"的潮流,喜欢购买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产品,如绿色食品、生态时装、绿色汽车、冰箱和空调器等等受到消费者青睐而走俏市场。 环境意识体现了人类价值观的完善与进步。其特征是:(l)环境意识的科学基础是人类生态学而不是地理学。它所反映的社会存在不仅仅指生态环境这一特定的客观存在,这是地理学的定义。环境意识所反映的社会存在,作为社会物质生活的条件,它是人类学的环境,或社会的自然,是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界。它的关键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它不仅强调自然生态的变化,而且强调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作用和引起环境的变化,以及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即环境的价值。(2)环境意识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它强调综合思维,不仅把地球生态系统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统一的有机整体。包括自然生态整体性,人类利益和人类实践的整体性以及人类与自然的整体性。同时,它也十分重视自然生态系统、人类利益和人类实践,以及不同地域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强调从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中把握整体性。因而其思维方式是分析与综合的统一。(3)环境意识依据生态系统整体性的观点,认为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一限度即会导致生命维持系统的破坏,因而需要把人类活动限制在某一历史时期生态系统能承受的限度内。(4)环境意识在根本价值观上有重大突破。它主张在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确立人类与自然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方向,并依据新的价值观放弃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实现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 2.环境意识教育是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为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而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意味着一场变革,包括人类价值观以及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其中以新价值观的形成为核心的环境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先导性的作用。而素质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培养可持续发展人才的教育思想,其根本宗旨在于提高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解决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必须提高人民的环境素质,最根本的是从教育抓起,特别是从幼儿、中小学学生的教育抓起,使国民从小就受到环境科学知识的教育,具有环境意识,具备环保技能,养成在生产和生活中自觉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环境保护,教育为本。环境意识不可能自发、自动地产生,主要靠教育和实际行动。早在1975年联合国贝尔格莱德"国际环境教育研讨会"就制定了《贝尔格莱德宪章》,提出环境教育不仅向学生提供环境知识,更要培养其环境的态度和价值。1977年1月的赫尔辛基区域性国际环境教育会议建议:环境教育要贡献于人类共同的福利,关切全人类的生活,就要加强环境价值意识。1977年10月的政府间合作的国际环境教育第比利斯会议宣布:环境教育的目标在于供应给每个人去获得保护及改进环境所需要的知识、价值、态度、承诺及技术。为此,我国由国家环保局、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联合印发的《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10年)指出:"环境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包括环境意识在内)的基本手段之一。"中小学环境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意识的形成对人的环境素质养成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环境教育是价值教育,是面向未来的的一项伟业。中小学阶段是青少年儿童长身体、长知识、意识观念逐步形成的时期。他们今天在接受基础教育时,如果能学到环境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环境意识和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将来走上职业岗位后,就不会重蹈人类过去非持续发展的覆辙。我国每年出生人口约1700多万,在校生约2.2亿多人。贯彻从小抓起的方针,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环境意识,是提高全民族环境意识的基础工程。在我国,如果没有各阶层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环境意识的提高,环境意识就不可能成为全民族深层的自觉意识,那么即使制定了非常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也很有可能只是作为一种设想存在,难以变成全民族的实践行动而得到多施。在这个意义上,提高青少年的环境意识与素质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小学环境素质教育任重而道远。 3.使学生牢固树立几个重要的环境意识,培养学生的环保素质 环境处理和保护环境是一个现代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人们终身学习的一大课题。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行动议程》,标志着可持续发展开始由理论走向行动。1994年,中国政府根据环发大会的基本精神,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强化环境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环保意识与素质。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使受教育者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健康而完整的环境意识是21世纪国民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环境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使所有的人都掌握一定的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养成保护环境的道德责任感,形成正确的环境价值观和态度。因之,环境意识培养是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必须确定环境保护意识教育这一"国策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努力培养中小学学生的环境素质,在中小学学生中树立正确而全面的环境意识。 3.1可持续发展意识。 发展不仅限于增长,持续更不是停顿。持续有赖于发展,发展才能持续。传统发展战略是以谋取国民生产总值或工农业总产值高速增长为目标片面实施高积累和高投资,是一种高物耗和高能耗的经济,从而带来资源和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经济效益低,使发展本身难以持久等一系列弊端,破坏了人与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环境意识认为要采取新的途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环境保护,达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环境意识的培养目标不能仅以人类为尺度,而是更深的以"人类--自然"系统的层次;不仅以人类的利益为目标,而是以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因而在这里,不仅承认自然界对人类的外在价值,而且承认自然界自身的价值,即它对地球生命或生命维持系统具有的持续生存的价值。这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人类的可持续性和地球生命系统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有相互联系的三个持续性: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人的活动不能超越生态系统的涵容能力,不能损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发展一旦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发展本身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3.2人均与国情意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是基本国情。中国环境资源种类繁多,总量丰富,属资源大国。但中国人均环境资源占有量相当低,不但低于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属资源"小"国。中国钢铁、煤炭、石油、粮食、棉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也较低。例如,粮食总产量4900亿公斤,居世界首位;但人均占有粮食量只有400公斤。饮食结构只能在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上做文章,只能以粮食、蔬菜等植物食品为主,肉禽蛋奶动物食品为辅。为此,在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上,要牢固地树立起人均与国情意识。要在全民中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把节约为荣、浪费为耻的道德风尚扎根于广大中小学学生的心中。 3.3全球意识。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因素构成的复合系统,全人类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世界各国人民在开发利用其本国自然资源的同时,要负有不使其自身活动危害其他地区人类和环境的义务。因此,环境意识的培养不仅要关注小范围的环境污染,如一定地区和国家的城市、河流、湖泊、近海、农田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和生物污染、噪声污染等,还要关注大范围的全球环境问题,如地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生物多样性消失和危险废物在全球范围转移等;不仅关注日常生活中"小我"和近期影响层次上的环境问题,而且要关注"大我"和远期影响层次上的问题,关注全球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子孙后代和全人类的未来发展。 3.4环境资源意识。 传统社会生活不认为环境是资源,因为那时认为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是无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无价值的、可以无偿使用;是无主的,谁采谁有,因而认为对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的使用是大自然的恩赐,没有枯竭之虑。环境意识的产生,要求改变对环境资源的这种态度。它强调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加以保护和珍惜使用;它是有价值的,必须有偿使用;它是有主的,属于国家财产。为此就要求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社会物质生产中通过资源的分层利用、循环利用使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产品,减少排放;在社会生活中摒弃过度消费和奢侈浪费,追求过简朴的生活,过"绿色消费"的生活达到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目的。 3.5环境科技与经济意识。 人类要依靠科技进步、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排放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要强调科学技术发展的"生态化",强调整体性思维,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加以认识和对待。不断完善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使整个科学技术沿着符合生态保护的方向发展。通过采用绿色技术进行清洁生产,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弃物排放,达到提高经济效率和保护环境的双重目的。这样的经济同传统浪费型经济有区别,是一种节约型经济。 3.6环境法制意识。 要使学生懂得每个公民、法人和组织都享有利用环境的权利,同时也必须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应承担法律责任;公民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都有检举、控告的权利,遭受损失的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3.7人口意识。 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因而,环境意识在人口政策上要求计划生育的同时,把人口增长与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来提高人口素质。既控制人口的数量,又提高人口质量和素质。这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 3.8环境公德意识。 环境道德作为人类可持续生活的道德,是一种新的世界道德。它认为不仅要对人类讲道德,而且要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它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扩展到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从对自然界的价值和自然界权利的确认,制订和实施新的道德原则。这种道德原则不仅以人类的利益为目标,而且以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地球自然有其内在价值。地球不是人类的财产,而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是生命的单元。地球不属于我们人类,相反,我们人类属于地球。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物都在一个家园中。所以说,环境道德问题既涉及前人、当代人、后人,也涉及其他生物和自然界。这是人类环境价值观的深刻变化。 3.9环保参与意识。 环境教育是"学中做"的教育,非常需要通过学生的亲身经历来发展其对环境的意识、理解力和各种技能。环境保护工作是一项全民的事业,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也需要每一个人的积极参与。学生自觉参与,是搞好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小学学生在环境意识提高的是础上,必然产生保护、改善和建设环境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因此,需要提高学生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求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自觉地参与环境保护的各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