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研究综述篇1
摘要：汽车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延伸服务的一种公共文化设施。业界对我
>>我国高校图书馆读者阅读倾向研究综述我国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生命周期管理研究综述我国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理论与实践研究综述近十年我国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研究综述2002—2012年我国休闲图书馆研究状况综述2013―2014年我国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综述我国图书馆职称评审研究综述我国社区图书馆建设研究我国数字图书馆运行模式研究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研究我国移动图书馆研究热点分析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轨迹研究我国公共图书馆绩效评估研究综述我国图书馆学范式研究综述我国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问题研究综述我国图书馆行政管理研究综述2004年―2013年我国图书馆信息政策研究综述近十年我国校地共建共享图书馆研究综述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综述近十年我国图书馆信息服务研究综述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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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研究综述篇2
关键词：数字产品定价策略市场营销
自国际互联网商业运用以来，网上交易得以迅猛发展，网上交易的产品大多是数字产品，随着数字产品交易市场的成熟，如何制定一个合理的既能使消费者乐意接受，又能给企业带来丰厚利润的价格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和完善。从产品价值依赖消费者偏好的基本假定出发，中外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和解释数字产品的特点、营销和定价策略。
internet技术的发展，拉近了买方与卖方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增强了电子商务机制下定价的柔性。由于电子市场能够吸引大量来自不同地域的销售商和消费者，并且操作成本较低，给动态定价机制带来了更广泛的应用空间。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关于数字产品的定义及分类的认识
数字产品是可以被数字化和可以在数字网络上传送的产品。虽然数字产品作为一种崭新的网络经济形态被中外经济学专家和学者所接受，但他们对数字产品的定义与分类却有不同的认识。国内多数学者都接受“数字产品是在电子商务的各种商业模型中，基于计算机网络交易的数字编码”这一观点，并依据数字产品用途的性质将数字产品分为内容性产品、交换工具和服务等三种类型。而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R.Varian）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数字产品是或主要是信息产品。包括以数字格式分布和使用的书、电影、唱片、软件等等（刘波，情报杂志）。但也有少数学者把数字产品作为信息产品的一类（吕萍等，商业研究）。
（二）关于数字产品特征的研究
在对数字产品进行定义和分类后，学者们对数字产品的物理特征、经济学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王晓玲等都认为数字产品具有特性，数字产品具有以下物理特征：不可破坏性、可变性和可复制性。对于数字产品经济学特征，学者们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多数学者都认为数字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的特点。王晓玲、袁红清等都认为数字产品具有时效性。当然，对于数字产品定价和营销策略带来很大难度的是数字产品特殊的成本结构（生产过程中固定成本高，变动成本低），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还提出数字产品在消费上具有规模效应，正如金丹凤所述的那样这两种特性使得传统定价策略的失效，原因在于，一方面，数字产品的成本结构决定了数字产品不可能存在供应曲线，无法像竞争性市场那样按边际成本曲线来定价。另一方面，数字产品消费上的规模效应使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失效，因此数字产品也无法根据需求定价。因此传统的根据边际收益、边际成本曲线来定价的模式在数字产品市场中已不再适用。对于该问题，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
（三）数字产品营销与定价策略的研究
沿着数字产品本身特性影响营销策略和定价策略的选择的思路，虽然学术界对于数字产品需要实行差别定价，学界达到了共识，但是学者们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Bakos.Yannis和Brynjolfsson.erik（1999）非常突出的分析了信息产品的捆绑销售策略，此外，Viswanathan.Siva等人又在此基础上做了补充，提出了改装和版本划分策略。肖光恩（2001）等和Jain.Sanjay（2002）等提倡根据企业所销售的数字产品市场成熟的程度实施“时间策略”，鉴于此，Sundararajan.arun（2004）又做了进一步研究，提出数字产品定价策略要与实务根据市场成熟程度对市场变化特征做出描述，从而做出“定价管理时间表”。当然，多数学者都是从现代经济学原理出发描述三种价格歧视策略，即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三级价格歧视（部分学者也分别称之为个性化定价、群体定价、产品形式定价）。对于数字产品定价及营销策略的研究，除了这些定性分析之外，最近也有部分学者根据数字产品的特性，综合考虑产品成本、竞争和顾客需求等影响产品定价的多方面因素，建立了数字产品的定价模型。例如，在国内黄璐（2002）等人首次提出了数字产品定价模型――信息产品多重价格定价模型，该模型也只是以数学的方法说明差别定价策略在理论上的可行性，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一定操作性的量化模型。考虑到产品成本、竞争和顾客需求是影响数字产品价格的主要因素，吴俊新等（2006）在分别细化分析这三种因素对数字产品价格产生影响的几个方面，并以一定的规则各自赋以权重，建立了数字产品的综合定价模型。Raviarona（2006）等人在充分考虑企业与消费者两方面的特点及其对信息产品的认识程度，也提供了一个数字产品定价模型，并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了其中的参数。KangBaeLee等（2006）在假定网上有偿或免费商品有一定相关性的基础上，充分分析顾客意愿和剩余，建立网络服务（信息产品）的定价模型。其他的相关模型，都是学者们在分析影响数字产品定价的主要因素，大多都是在充分了解消费者意愿的前提下建立的动态定价模型。
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瓶颈分析
（一）目前研究的不足
学界对数字产品相关问题的研究从开始的完全定性分析，到现在开始向定量分析转变。就目前的有关研究成果来看，其理论发展应该是成熟的，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基本上只是理论论述，很少有建立量化模型，即使建立了相关的定价模型，但也多是缺乏实际应用性。目前，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数字产品定价问题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定义―特征分析―营销策略），都是针对数字产品本身具有的特征，在理论上说明数字产品应该具有的营销策略，不但在观点上趋同，在应用上更显得空洞。有些学者虽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动态模型，但由于模型中引入了实际中难于控制的参量（例如，消费者的偏好），这些参量数据难以获得或者获得成本过高，没有现实意义。因此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如果要想使研究得到应用，就必须建立量化模型，并且在模型中尽量避免引入不可测量的参量，使模型具有可操作性，进而使数字产品的定价能像传统产品的定价一样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只有理论研究，缺少应用分析。如前所述，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由于都是在理论上做相关的定性分析，基本上不对应用进行反馈分析，这样也使得对该问题的研究缺少创新性。
（二）研究存在瓶颈的原因分析
数字产品本身的特殊性。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数字产品不具传统产品那样的成本特征，使数字产品的定价缺乏经济理论基础，难以建立有效的边际成本（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边际收益曲线模型。影响定价因素的复杂性。影响产品定价的因素很多，关系复杂，有些因素本身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不易量化；有些因素虽然有可量化的理论基础，但不能获得分析数据或者获得成本高。
数字产品兴起时间不长，对其定价问题的研究缺少应用环境，更谈不上反馈分析了。数字产品的传送和接收离不开网络的普及，而网络开始兴起到现在短短的二十年中，数字产品才从中慢慢发展起来的，就目前的数字产品交易来看，还存在很多缺乏规范性因素的制约，并且网络环境下的交易方式和手段缺乏管制，市场还不规范，所以前期的研究一直缺少应用环境，不能对研究结果进行反馈分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前期的理论研究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相反，如果不先对数字产品的相关问题进行充分认识，就很难对其定价问题做出有效的总结。
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和方法
对数字产品的特征要进一步分析它们给数字产品定价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在数字产品营销和定价策略中考虑这些影响（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期望可以在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的完善和数字产品交易环境的优化，通过灵活运用相关的原理，对数字产品特征给数字产品定价所带来的影响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见解。
为方便或有效的建立数字产品定价模型，可依据影响因素作用的相似性对数字产品进行分类。例如，目前，国内学者在数字产品定价问题上都支持的差别定价策略，其理论基础是产品定价依赖个人偏好，对不同类的数字产品，消费者群的个人偏好程度肯定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对这样的程度赋予一个系数来确定定价对这种偏好的依赖程度；再如，数字产品价值对时间的依赖性很强，因此也可以根据这种依赖程度而赋予价格一个理论系数来确立量化模型。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我们可以像传统产品一样，通过市场调查而获得。
目前，网上交易和数字产品交易日趋频繁，网络环境逐步规范，已经拥有数字产品定价问题研究的应用环境，可以在建立有一定的操作性模型后，在现实的市场中进行模拟，对比分析理想结果和现实结果的差距，进行反馈分析，进一步修正和优化模型，使其对数字产品定价问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结论
本文针对国内外主要关于数字产品及其定价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对数字产品的特征和基于特征的定价策略进行了对比。数字产品由于其本身具有的特点，使其在的生产过程、传送、支付和消费等环节与实体产品有较大的差异，从经济学角度看，数字产品本身的高度差异化则存在与实体产品有着更多的差异，以对待实物产品的方式来对待数字产品或认为能简单地使用现有的经济模式来解释电子商务是非常不明智的，从而对合理判断市场价格带来了困难。
虽然数字产品的定价策略在网络的环境下更趋复杂和多样化，但传统的定价方法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有效，同时要根据企业自身类型、产品类型、产品差别化的可辨识性、消费者的差别特征、行业竞争度等综合分析，从而对数字产品进行合理定价。
合理的定价是一个市场成熟的标志，由于网络经济环境下，经济方式在不断的动态发展变化中，如何为数字产品制定一个合理的既能使消费者乐意接受，又能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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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研究综述篇3
[关键词]图书馆情报工作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1-0111-01
一、从专业研究转向综合研究
图书馆传统的科技情报研究主要是搞科学和技术的情报研究，而且多数单位是搞以战术为主的科技情报研究。当下，科学发展差不多全面进入了高科技时代，我国科技情报战线也出现了新形势。当前的情报研究主要服务于决策，而决策所用的情报恰恰是综合性的情报。决策有大决策和小决策，综合也有大综合与小综合。为决策服务的综合研究使科技情报研究工作从参考地位上升到参谋地位。搞综合研究是情报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综合政策研究，管理决策研究和技术经济研究的日益增加则是这种发展趋势的典型反映。
作为藏有广泛实体书籍的图书馆，无论是在资料的掌握，还是在取得信息便捷方面都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地位。首先，图书馆有着查阅次料的便利条件。目前，大多数图书馆已经具有了一定规模的电子阅览室，这更近一步为查阅资料，提供情报服务奠定了情报服务基础，从而为情报的收集整理，提供了硬件服务。
另外，图书馆的科技部是长期从事科技信息服务的部门。收集、整理信息，提供信息服务做起来得心应手；图书馆的网络部对于收集整理科技信息，提供信息服务也是再便利不过了。因此，图书馆不只是藏书楼，它可以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服务，特别是科技情报服务，这也是图书馆科技情报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从定性研究走向定量研究
传统的情报研究以定性研究为基本特征，所用的方法基本是形式逻辑方法，有时候采用一些定量数字多数也为定性地说明问题服务。随着综合研究的开展，特别是技术经济研究内容的引入，数理逻辑，甚至是数学模型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在科技情报研究中采用，一些定性问题也尽量使其定量化，然后用矩阵、网络一类应用数学手段加以运算。而对各种科技问题的研究，更力求把技术描述性语言用定量的技术经济指标表达，数据与文字相比具有更准确、更精练、更明了、更具体的特点。用定性数字说话越来越成为科技情报研究的一个有力武器。因此，图书馆的情报研究收集，不仅仅限于这些，还要更具有广泛性，这是图书馆情报研究的发展趋势。
三、情报的收集整理要紧跟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以往情报的收集整理，总体来讲，有些机械又有些教条。往往是按着某些条条框框去收集，没能跟上时展的需要，这种教条模式在某些方面制约了情报工作的发展。然而，社会现实中，不得不承认情报工作的发展已经处在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之中，在社会大变革的形势下，如果还是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地用以往的传统工作方式去提供情报服务，势必要被时展的车轮抛在后面。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迈进市场经济时代，科技情报工作也要跟上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如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现在的图书馆大多实现了网络化，工作人员也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具备胜任科技情报工作的能力。就目前状况，只是一个工作方向、态度和方法问题，如果工作方向明确，方式方法得当，认得清情报工作的发展趋势，那么借助图书馆这个既具有丰富的藏书资源，又具有现代化网络设施的大平台，且用心去做，就一定能把科技情报服务工作做到实处，并且会做得很好，为社会各个领域服务好。试想单从信息资源来看，没有哪个部门比图书馆更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了。
数字经济研究综述篇4
关键词：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政府违约；研究理论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2003108
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基于公共债务过高引起政府违约甚至导致经济危机的担忧，引发了对适度公共债务水平或合理的公共债务路径的深入研讨。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举发国债，2010年初欧洲债务危机凸显，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更引起全球广泛关注。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过程中实施公债支撑的积极财政政策，公共债务及其可持续性问题更不能忽视。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巨额国债和90年代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债务问题，早已引发了大量关于公共债务、赤字或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本文试想通过对国外关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文献的综述，为后续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思路与方法。文章的结构安排是：第一部分是对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定义进行概括评述。第二部分是综述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条件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现有的研究循两个思路：（1）展望的视角――探讨适度的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指标，以求得一个不致使政府违约的公共债务水平；（2）回顾的视角――根据历史数据对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状况进行检验，关注于不引发政府违约的公共债务路径。第三部分是有关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边缘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异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含义但仍然联系到公共债务政策能否延续问题的观点；最后一部分是全文观点总结及研究展望。
一、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概念
在现有的相关文献中，都将“财政可持续性”、“赤字可持续性”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视为同一个概念[1-3]，在文献中这三种表述似乎是等同的。诚然，从政策的执行来看，由财政政策引起赤字，赤字是由债务融资来支撑；从可持续性来看，公共债务的可持续状况直接影响赤字的可持续性，进而影响一国的财政可持续状况，这三种表述是同一的。但是，本文认为，对政府偿付能力问题的上述表述中，“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更为准确，因为“财政可持续性”的表述没有直接的研究对象，虽然“赤字可持续性”的表述中可以将“赤字”视为研究对象，但仅以赤字作为研究对象却忽视了累积债务这一重要对象。所以，本文将以公共债务可持续性作为核心概念。
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涉及两个问题：（1）什么样的公共债务政策是可持续的？（2）如何评价实践定政策的可持续性？大多数文献跳过了第一个问题而关注于第二个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中对可持续性蕴含了这样的含义：如果一个公共债务政策的运行轨迹满足预期的未来基本盈余现值等于初始债务，那么它是可持续的。Burnside认为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是指在不断偿付（而不是拖欠）债务的同时能够无限期地保持同样的一套政策[1]。显然，以上定义的出发点都是政府跨期预算约束，这些定义关注于公共债务的时间路径，而不是公共债务本身的规模，也就是说，这种定义存在着不符合直观认识的情况：即使当前的公共债务（或赤字）非常高，只要未来的基本盈余能够保证抵消这些债务（或赤字），它仍然是“可持续的”。Chalk批评了上述定义中存在的“反直观情况”[2]，他认为这种情况是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出发定义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固有缺陷，于是，他从oGL模型出发对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没有给出可持续性的定义，但显然他认为可持续性的定义中还应当规定赤字或债务存量规模不能“过大”。同时，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与经济运行情况相联系：（1）经常的预算赤字并不能说明不可持续性，因为在低利率下，有可能在经常的（甚至是永久的）基本赤字下的公共债务仍然是可持续的；（2）一个稳定的债务负担率并不能证明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不可持续政策并不一定有爆发式增长的债务负担率，例如在未来经济增长率低于利率时，即使基本盈余为零，（已存在的）债务不断滚动会违反可持续性。
综观上述各种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定义，以及下文将提到的非主流的可持续性观点，可以认为公共债务的持续性是与政府偿付能力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偿付能力是指一个政府能够履行它的债务义务而不是拖欠或拒偿债务的能力。因此，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是政府债务清偿能力问题。当政府有能力偿还债务时，公共债务就是可持续的；反之，公共债务就不可持续，政府就要违约或“破产”。可以说，可持续的公共债务是指不会造成政府违约的公共债务水平或债务路径。
二、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条件研究
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条件是为了回答上文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如何评价实践定政策的可持续性？现有研究文献在对可持续性条件的研究中已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思路：（1）可持续指标研究：依据对当前公共债务水平和财政状况的认识以及对未来财政收支的预期，计算出适当的可持续性指标，这可以视为一种展望的视角；（2）可持续性检验研究：根据历史数据来检验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状况，虽然这也会对未来作出预测，但可以认为它更多的是一种回顾的视角。
（一）可持续性指标研究
1.Domar条件
（二）政府违约阀值
Besancenot、Huynh等研究了在流动性不足假定下的可持续公债的拖欠问题[25]，他们
认为基于可持续性定义所确定的“合理”债务规模，如马约规定的60%的债务负担率，并不是排除债务危机的充分条件，如墨西哥政府1995年被迫发生债务拖欠时，债务负担率远远小于一般的合理标准（30%，1993），这次债务拖欠的根源是投资者拒绝购买延期的政府债务。他们运用博弈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有时投资者不愿去购买“可持续”的公共债务，建立了一个基于重复博弈的理性预期均衡模型，通过反复迭代，该模型得到一个不断降低的阈值（threshold）。它将收敛到一个极限，这个极限相当于一部分未来基本盈余的贴现，即为投资者开始拒绝购买新债务的临界值，也即为政府的违约阀值。
违约阀值：
（三）财政政策的非线性调整
iBC的另一层含义，或者说是iBC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公共债务的均值回归（债务收敛于未来基本盈余的现值），这个回归能够说明政府在采取正确的措施，也就是在债务规模过大时致力减少赤字。近年来在许多检验iBC的研究中发现了财政政策的非线性调整：政府的政策反应程度取决于财政不平衡的规模，并证实这个反应系数是随着不平衡的规模而增加的。Bohn通过增加高次多项式，以及一个在dt=0.343（这是他得到的dt的样本均值）时的分段线性函数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非线性模型，得到了一个递增的盈余对债务的边际反应，从而提出了它们之间的非线性、凸性关系。
Sarno运用美国1916年以来数据提出了美国债务负担率的非线性均值回归的证据。美国债务负担率呈现一种非线性均值回归，政府在公债特别高时会对财政赤字作出更大的反应[26]。arghyrou和Luintel在对4个欧元区国家（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和挪威）的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中发现了所有国家的财政非线性调整的证据：当财政赤字很高时，向均衡的调整速度就越快[20]。但Bahmani通过对28个国家的赤字-GDp比率运用KSS检验与aDp检验进行对比研究发现[27]，只有4个国家在线性检验中不平稳而在非线性检验中平稳，10个国家在线性和非线性检验中都平稳，另有14个国家在线性和非线性检验中都不平稳。这个发现虽然说明了很多国家满足iBC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线性检验有时对财政的非线性调整是无效的，但似乎也说明了非线性调整效应不够明显，这也许是因为作者检验的是赤字-GDp比率而不是债务负担率。
四、借鉴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关注于不引发财政危机的公共债务水平或路径。前文介绍了近年来国际上有关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新观点，系统归纳了国际上关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含义、可持续性指标和可持续性检验等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条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关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边缘问题。国外的研究有如下方面值得借鉴与深入研究。
第一，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是与政府偿付能力相联系的一个概念，政府偿付能力是指一个政府能够履行它的债务义务而不是拖欠或拒偿债务的能力。国外学者的研究提示，在研究政府债务清偿能力问题时不仅要关注公共债务本身的规模，更应该关注公共债务的时间路径，也就是说，可持续的公共债务是指不会造成政府违约的公共债务水平或债务路径。
第二，关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条件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回顾与展望的研究视角统一起来进行。回顾的视角与展望的视角各有优劣，比如可持续性检验的政策意义模糊不清，可持续性指标的研究过于简化，与现实情况有较大出入；但可持续性检验也有较稳定的一致性，可持续性指标对短期预测更为灵敏，不适于长期预测等。然而，两种研究思路却并不矛盾，通常它们得到的结论是相似的；当出现相悖的结论时，一般以可持续性指标为准，因为指标可以对突发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而检验依赖于较大的样本容量，但如果突变后的子样本空间足够大，仍然可以通过结构转变模型得到与可持续性指标相一致的结论。
第三，可持续性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一个确定性环境中的可持续政策在不确定条件下不一定仍然可持续。大多数现有研究是在确定性条件下进行。虽然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识到了可持续性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但目前来看，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处理不够精确，显得有些任意武断，如前面所指出的，在同一样本的基础上，对折现因子的不同处理得到的检验结果大相径庭。所以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纳入随机因素和风险度量后的可持续性研究：包括折现因子的不确定性和主要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
第四，现有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对内生性关注不够。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是与经济运行状况紧密联系的。大多数研究看到了经济增长率对公共债务可持续的重要影响，但很少考察公共债务及其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效应，现有研究只是将经济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来考察其对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而反过来，实质上财政政策的运行无疑对经济运行有着显著影响。出于研究需要，当前的公共债务可持续的研究对此鲜有涉及，如Chalk甚至将财政赤字作为消耗性（nonproductive）支出，以此简化模型。所以，
今后的研究应该把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与经济内生因素紧密联系起来进行。
第五，关于可持续性检验的起点――现值预算约束受到质疑：现代财政主义提出的“价格决定的财政理论”（FiscaltheoryofpriceLevel）认为，政府预算等式并不是一个约束，而是一个均衡条件，也就是说，在均衡时，现值预算等式是确定成立的，在FtpL框架下，传统的“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检验”只是一个统计问题而不具有理论意义。这一批评对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检验研究无疑是致命的，理应在实证检验之前对这一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解释。
另外，与成熟市场经济体不同，对于财政状况较差及金融市场不完备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公共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的一些边缘研究可能更有意义：如能保证财政危机下债务偿还的自然债务警戒线，投资人意愿认购公债水平的政府违约阀值等研究，应当获得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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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ftheoryandmethodofResearchonpublicDebtSustainability
DenGXiaolan1，HUanGXianlin1，ZHanGXutao2
（1.SchoolofeconomicsandFinance，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710061，p.R.China；2.postdoctoralworkstation，ChinamerchantsSecurities，Shenzhen518026，p.R.China）
abstract：
数字经济研究综述篇5
关键词：CDio教育理念；数字经济；人才培养模式；应用型
随着信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应用，数字经济浪潮势不可挡，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各方行业共识。据上海社科院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体量为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一，达到34.8%，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7.9%，中国正从数字经济的追随者转变为领跑者[1]。百行百业开始意识到，在国家数字经济战略背景下，外部环境的数字化转变已经决定数字化转型将会是未来传统企业的必经之路和战略重点，谁能率先在包括企业战略、营销、商品、商业模式、管理乃至企业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整体的数字化转变升级中成功推进并取得成效，谁就能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抢占未来发展先机[2]。在产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应用型数字人才将成为未来市场上最为短缺的专业人才。一方面，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对传统产业和原有就业岗位造成冲击，造成就业岗位大幅度消减，同时数字技术及其相互融合也会催生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继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3]。数字技术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上述双重效应必将在未来重塑就业市场结构，同时伴随着对就业人群数字能力的升级需求，应用型高素质数字人才将成为未来市场上最为短缺的专业人才。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当前中国数字人才缺口巨大，预测到2035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就业容量将达4.15亿，拥有“特定专业技能（尤其是数字技能）”对获取中高端就业机会至关重要[4]。因此，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如何培养与时俱进的数字经济专业人才是当前地方高校急需面对的重要问题。
1CDio教育理念
CDio代表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作（operate），它以产品研发到产品运行的生命周期为载体，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工程[5]。CDio教育理念是：充分利用大学学科齐全、学习资源丰富的条件，以尽可能接近工程实际，涉及技术、经济、企业和社会的团队综合设计大项目为主要载体，结合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在CDio的全过程中不断地在理论知识、个人素质和发展能力、协作能力和对大系统(集社会、历史、科技为一体)的适应与调控能力四个方面得到全面的训练和提高。作为高度重视数字技能的应用型本科专业，数字经济专业是系统培养具有利用数字技术来分析解决经济问题，掌握在产业数字化过程中综合性问题的发现、分析、设计、评价和改善能力，适应新型经济业态发展所需要的复合型、高素质、应用型数字人才，这与基于CDio教育理念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目标大体上相吻合，因此，基于CDio教育理念来构建数字经济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在理论上是一种可行的选择途径。
2基于CDio教育理念的数字经济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2.1研究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根据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数字人才需求特点，数字经济专业培养目标的设置必须体现以下三个特色：第一，注重应用。据波士顿咨询公司预测，未来不仅需要拥有特定信息专业技能的人才，还需要大量与信息专业技能互补协同的跨界人才，具体包括数字战略管理、深度分析、产品研发、先进制造、数字化运营和数字营销等六类数字人才，这些人才需求无不体现出实践性与应用型特点。第二，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数字经济专业办学面向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和数字化转型背景，培养的是需要熟悉中国数字经济运行规律与改革实践，将来能够从事有关区块链、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的宽口径人才。这种人才呈现出显著的、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特征，因此培养目标需要综合考虑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第三，强调数字化能力。数字经济专业培养面向企业数字化背景下的应用型人才。实践能力，特别是数字化能力，将是未来企业用人最重视的部分。培养学生包括数字战略管理、数字产品、数字化运营以及数字营销等方面的数字化能力，是人才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
2.2研究构建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以及人才培养目标的导向下，基于CDio教育理念，从系统工程的视角来研究设置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审视并处理好各门具体课程的逻辑关系，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教学方法等方面来组织课程大纲建设，优化课程体系。首先搜集政府部门、企事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代表，同类院校或相关专业的专家代表，本学科带头人以及本专业教师代表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调研市场人才需求特点来设置课程体系。在专业核心课程方面，注重包括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数据科学等多学科之间存在交叉性的内容，根据CDio教学理念及其“做中学”的教学方法论，以尽可能接近企业需求或工程实际，涉及技术、经济、企业和社会的团队综合设计大项目为主要载体，有针对性的培养数字化思维、实现数字化价值的综合能力与素质，以此为导向来构建课程实施大纲。
2.3基于CDio理念开展案例教学、SpoC、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教学方法革新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市场需要的是知识与能力双优的高素质数字人才，在知识体系方面，需要掌握与技术快速发展相匹配的新技术、新产品，在能力构建方面，需要匹配岗位要求，不论从事服务、市场、还是研发岗位，既要具备良好的实践技能，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利用当前“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教育理念、教育技术和教学成果，采取SpoC或雨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将更多的网络课程资源利用结合到传统课程教学中来，丰富教学手段，提升教学深度，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改善课堂教学效果。同时，在专业必修课（特别是多学科交叉的课程）开展案例教学，通过搜集行业应用案例，基于CDio教学理念及其“做中学”的教学方法论，实施案例教学法引导学生积极投入到具有实际应用背景的场景或问题中来，引导学生通过沟通与合作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能力，让学生在“做中学”的过程中体会和掌握数字技能在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应用。该部分的重点，一是优化数字经济专业的案例教学课程体系。明确案例教学法应用的课程，明确课程中的案例教学基本知识点与教学单元。二是建设案例库资源。作为案例教学的基础，案例库将围绕课程知识点，以尽可能接近企业需求或工程实际的综合性项目来进行建设，兼顾体现专业办学特色。三是组织实施案例教学、SpoC、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通过组织实施符合数字经济专业培养目标的教学过程，并合适选择案例教学、SpoC、混合式教学方式，讲解、讨论、归纳来向学生展现一个真实应用场景，学生按照问题或任务来开展组织多样化的学习过程。
2.4根据CDio教育理念推进产教融合，打造产、学、研、创一体化的校企深度合作模式
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下，未来5-10年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时期，而国内高校开展云计算、大数据等高端数字化人才培养的时间不长，独立于企业的学校教育在瞬息万变的技术市场上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市场上掌握相关技术和应用的人才十分短缺，几乎供不应求。根据CDio工程教育模式，实行符合国际标准、以工程项目生命周期全过程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专业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考虑校企深度合作方案，打造产、学、研、创一体化的校企合作模式，推进产教融合，一方面充分利用企业市场触觉敏锐、反应快的特点以及优质数字人才资源，为高校专业教师和学生的数字化知识快速更新提供支持；另一方面，组织学生进入企业进行实训或实习，或将企业现实项目或企业员工培训工作直接带入高校课堂，基于企业运营管理中完整的项目实施过程，引导学生参与到包括设计、部署、运维、优化等各项目阶段，注重培养学生规划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组织沟通能力，通过熟悉企业项目流程规范，提前理解和把握企业对人才素质与技能要求，体会并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工作流程与工作模式。
2.5构建数字化教学信息平台，充分挖掘学生数据价值
传统教学方式通常严重依赖于教师个人的教学经验来把握学生学情和教学方式，其弊端是无法客观而准确刻画真实学情，并且无法向其他课程教学进行复制和推广。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构建数字化教学信息平台，充分吸收当下“大数据+教育”的创新理念和思想，合理应用当前最新的教育技术和教学成果，可有助于实现上述“经验式”教学向“大数据服务式”教学的转变，有效加强课堂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精细化管理，走出一条具有数字化特色的新型教学之路，增强专业办学的竞争力与吸引力。该部分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深度挖据学生数据的信息价值，促进个性化教学。利用后台数据库统计学生各方面信息数据，利用大数据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获取学生画像与学情报告，研究其学习过程存在的规律、特点和代表性问题，并对这些现象进行归因，然后利用当下“大数据+教育”的创新理念和创新方法，研究设计符合学生性格特点和学习规律的教学情景和教学方案，采取具有针对性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实现因材施教。二是开展研究和探索在线教学方式。大数据技术与丰富的优质网络教学资源使得在线教学成为未来教育的一种可行方式，可以联盟兄弟院校相关专业，以课程共享的形式推动各校优质教学资源的开发和校级共享，竭力打造出多门精品课程，逐渐扩大平台课程资源的广度和深度。
2.6构建科学而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
显而易见，面向数字化转型背景的应用型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不能依靠单一化的评价方式，必须重点突出包括评价目标、评价主体、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等方面在内的转变，构建科学而多元化的数字经济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构建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第一，教育评价。利用数字化教学信息平台进行数据挖掘获取学生特征，对照CDio教育理念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学生的知识与能力要求，从教育活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等方面进行评价，为提升教育质量和决策提供可信依据。第二，学业评价。利用考试评价、考核测评以及心理测评等多种方式对学生完成学业所应掌握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进行科学评价。第三，社会评价。通过电话、邮件等多种途径回访用人单位和企业，设计调查表及时了解用人单位或企业对实习生或毕业生的满意度情况，全面收集和分析用人单位或企业对人才培养工作的评价意见和建议，并汇总反馈给学院主管领导、专业教师以及学工进行调整改进。
3结语
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和社会数字化转型趋势对未来就业人群的数字能力提出了升级需求，在上述背景下，本文以CDio教育理念为指导，研究构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数字经济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法以及人才评价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以适应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数字人才需求，研究结果可以为地方高校推进数字经济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和探索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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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研究综述篇6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体下，可能呈现不同的关系。自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如何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议题。从西部地区财政政策出发，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结论：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确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特别是财政收入政策与经济增长有着很大关联，因此应注重财政收入政策的实施，使其向着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误差修正模型（eCm）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1-0113-03
一、引言
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现有研究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经济增长的效应上，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中的积极作用，有必要对财政政策在不同区域经济中的增长效应进行把握。从实践经验来看，对于不同的经济体，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是不同的，这不仅仅是分析的理论和工具差异所决定的，经济环境本身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本文以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分析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一些有利于完善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中心议题和各国发展理念的主流。财政政策对于一国经济增长有无效应、有多大效应以及效应的产生机理和实现路径如何，历来是理论者和实践者们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必须认真考虑和回答的问题。对此问题的探究因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文献的回顾和综述要从凯恩斯主义开始。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和总供给有乘数效应，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乘数大于1，乘数随消费倾向的增大而增大，即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变化会给产出和需求带来乘数倍的变化。
非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如：理性预期、李嘉图等价问题、消费均衡化问题、利率补偿和政府政策的可信度问题以及不确定性问题，这些理论都表示财政政策带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由于预期、政府可信度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等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有可能为零或负值。
国内外学者对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法始终未取得一致。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干预财政状况会损害经济增长。Grier和tullock（1989），Barro（1991）等通过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与之相反的观点是财政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许多文献是利用财政政策乘数来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inteRLinK模型中，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税收乘数明显小于支出乘数（Dalsgaard，andreandRichardson，2001）。刘溶沧、马栓友（2001）对1980—1999年的赤字国债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如果国债用于公共投资，其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会大于赤字国债筹集资金的负效应，因此国债投资的净效应为正。
第三种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例如，Sims（1997）、Cohrane（2001）、Daniel（2001）、Dupor（2000）认为，一国的财政收支并非与经济增长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直接取决于通货膨胀水平，即一国的物价水平决定财政政策，主要是因为价格水平决定一国政府债券的实际值和政府财政的盈余程度。肖芸、龚六堂（2003）进一步研究指出，财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统计相关性，并且体现为Laffer曲线特征，即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支出增加，然而一旦超过临界值时，二者就会呈负相关关系。尹恒、龚六堂等（2001）认为消费性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若财政支出同时具备生产和消费功能，则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
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层面，缺少区域的特定分析。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三大区域之一，对国家经济增长有及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西部地区切入，分析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
三、西北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一般性分析
自2000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财政政策的目标就是促进经济增长。为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选择GDp、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赤字及其增长率，来分析经济总量指标与主要财政指标的关系。
由图3.1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及财政赤字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随着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的增加，GDp也呈增加的趋势。财政赤字的增长率经历了两个最高点，2000年财政赤字的增长率达到最高，经济增长率也迎来一个高潮，之后二者都逐渐降低，财政赤字率的降低与中央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的财政支持密不可分。2001年以后GDp增长率开始逐步攀升，并在财政收入增长率与财政支出增长率都增加的情况下，在2005年达到最大值。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之对应的地方政府财政支持也开始加大，财政赤字增加，经济不断增长，经济增长的扩张期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在2009年达到最高值。在这之后的财政赤字水平得到了控制，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赤字水平降低，经济稳定增长。
综上所述，经济总量指标与财政指标的变化趋势、周期、拐点都较为呼应和吻合，中国经济增长受到财政方面的变量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经济增长也对财政政策拉动产生了较大的依赖惯性。
四、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与变量选择
为了研究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本文采用了财政方面的两个基本变量—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以及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模型上采用了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虽然采用非结构化的研究模型能比较真实地反映财政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影响，因此可能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能够做出相关时间序列的预测和确定随机扰动项对变量的动态影响，但经过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发现所选变量序列存在一定趋势，不能保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所以我们采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来确定西北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短期与长期关系。
变量选择上，本文财政支出和收入使用一般预算性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这主要是因为一般预算支出或收入在时间序列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比性。采用人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反映了该地区宏观税负水平，也就说明了财政政策的松紧程度或政府对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力度。
为分析的方便，将人均产出、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等变量分别令为Y、Gi、Gt和tY，并对人均产出、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取对数为LY、LGi、LGt。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所选数据为排除价格对变量的影响都通过以1978年为基期的指数进行平减。
（二）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
1.变量平稳性分析
根据aDF检验来检测变量平稳性。其中，人均产出LY、DLY采用无截距无趋势项，其它各变量为有截距项，滞后期数为2，检验结果如表4.1。可以看出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增长和变化趋势。由平稳性检验可知变量都是二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考虑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建立消除了自相关关系的回归方程。
2.模型协整关系检验
由回归模型结果可得回归方程：
LY=1.11Lnt-0.07LGi-0.19tY+2.69aR（1）-0.12aR（2）
模型的拟和优度很高，达到99.98%。各变量的p值都小于5%，可见模型显著性高。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各变量对GDp具有显著性影响。变量是否有协整关系还要检验模型残差值有没有单位根。
模型残差值的aDF值小于5%水平下的p值，说明残差值不存在单位根，因此变量具有协整关系，协整关系下对应的长期均衡方程就是回归方程。
3.误差修正模型
因为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回归方程为：
ΔLY=0.03ΔLGi+0.086ΔLGt-0.12ΔtY+0.21eCm（-1）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样本决定系数R=0.85，说明财政变量对GDp有很好的解释能力。人均财政收入在90%的水平下对西北地区人均GDp影响显著，但人均财政支出变量对人均GDp的解释能力不强，这有可能与西北地区财政支出的结构相关。回归模型只是说明了财政变量对GDp的影响，而GDp会不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变量，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因果关系检验来证实。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表4.2检验结果可知，LY是LGi和tY的格兰杰原因；LGt和tY都是LGi的格兰杰原因。即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影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同时影响人均预算的财政支出。
五、结论分析
本文在回顾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基础上，首先通过对数据的一般性分析，得出西部地区财政收入、支出与经济增长有相似的趋势。总体趋势的吻合表明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可能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而具体的关系如何要通过模型的实证检验得出。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西部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有很大影响，说明通过对税收的调整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影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同时影响人均预算的财政支出。本文的不足在于没有具体分析财政收入结构对经济的影响，所以缺乏财政收入政策如何具体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建议，但因为本文只是分析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体的政策建议需要其他学者对财政收入与支出结构的分析。
综上所述，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有相关关系，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规划来引导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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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研究综述篇7
陈柳钦,湖南邵东县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天津市知名青年学者,青年经济学家,产业经济、城市经济和城市金融问题专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哈尔滨商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哈尔滨理工大学客座教授,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天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工业大学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兼职教授。
摘要:“数字城市”作为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的是一种世界潮流和城市发展的方向。“数字城市”是21世纪城市发展的新主题,也是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新动力,它不再是一个技术性概念,而是现代科技、社会、政治、经济影响下的新城市形态。本文阐述了“数字城市”的内涵,并对“数字城市”建设的内容与框架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关键词:城市信息化城市信息化“数字城市”
中图分类号:F49
一、“数字城市”兴起的背景
1998年1月31日,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发表了题为“数字地球:二十一世纪认识地球的方式(theDigitalearth:Understandingourplanetinthe21stCentury)”的讲演中首次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戈尔指出:我相信我们需要一个“数字地球”,即一个以地球坐标为依据的、嵌入海量地理数据的、具有多分辨率的、能三维可视化表示的虚拟地球。详细地说,“数字地球”是指以地球为对象,以地理坐标为依据,具有多源、多尺度海量数据的融合,能用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多维的表达,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特征的虚拟地球。简单地说,“数字地球”是指数字化、信息化的地球。形象地说,“数字地球”是指整个地球经数字化后由计算机、数据库及通讯网络来管理的巨型信息系统。同时,“数字地球”也是全球定位系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宽带网络及虚拟现实等现代高科技的高度综合和升华,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制高点。
1999年12月,来自20个国家的500余名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学家、管理者及企业家汇聚北京,于“首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召开之际发表了著名的《数字地球北京宣言》。宣言指出:21世纪是一个以信息和空间技术为支撑的全球知识经济的时代,强调综合全球对地观测系统、全球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全球导航与定位系统、地球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及动态过程监控的重要性;认识到数字地球有助于回应人类面临的诸方面的挑战;倡议政府、科技界、企业等共同推动数字地球的发展;建议实施数字地球过程中,应优先考虑环境、灾害、资源、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生活质量等方面。数字地球北京宣言的发表,标志着1998年戈尔提出数字地球概念后该领域在全球范围的正式推进。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和推广,全球掀起了一股强大的信息化浪潮。这股浪潮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均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使得一些传统的东西正在消逝,许多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它正在逐步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促进人们进行新的社会变革。由于计算机技术的产生以及在各个科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空间分析技术等技术的发展,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技术的集成又不断地拓宽新的应用领域。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的发展已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先进的、改变城市功能的技术主要表现为:(1)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技术突飞猛进,极大地提高了地理信息获取和更新的能力;(2)宽带光纤和卫星通信为基础的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极大地扩大了信息的通信交换能力;(3)分布式数据库和共享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存储和管理能力;(4)仿真和虚拟技术的成熟,酝酿着信息应用技术领域的划时代变革。信息技术变革的大趋势必然深刻地影响到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行业的信息技术应用领域。传统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不得不向“数字城市”靠近,并努力追寻“数字城市”的发展模式。
城市是社会经济要素高度集中的区域,是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聚集和扩散的基地。进入21世纪,信息化进一步得到了广泛应用和高度渗透,信息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信息资源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同时,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知识等诸要素,在资本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所出现的全球性流动和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依赖性、互补性、关联性更为增强,各种商品在全球流通,为世界人类所共享。2000年6月5日～7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UnDeSa)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及亚太地区的城市市长参加的主题为“推动城市信息化,共创未来家园”的“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高级论坛”,最后发表了《上海宣言》。该宣言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信息化的程度和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和文明程度的主要指标。信息化正成为全球贸易、投资、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信息化建设将有利于促进人类的共同富裕和共同进步。加强对城市信息化的理解,推进城市信息化建设与合作,将成为城市发展的新主题和新动力。城市信息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数字城市”的建设。从技术角度看,“数字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实现的技术基础,而且是城市信息化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特征。“数字城市”是社会信息化发展必然,是当今发达国家信息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全球信息化正在引发当今世界的深刻变革,重塑着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发展的新格局。全球信息化的出现使得互联网成为新世纪国人关注的热点,而“数字城市”则是热点中的焦点。
在戈尔于1998年9月首先提出了“数字化舒适社区建设”的倡议后,许多国家已经对“数字城市”开展了相应的工作。比如欧洲“数字城市”(eDC)中的虚拟赫尔辛基很有特色,3D界面是其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的“数字京都”(DCK)项目始于1998年10月,目的是使其成为京都的社会信息主干,其设计思想是真实和活动。“真实”是指该“数字城市”是为实际的用户服务的,而不是虚拟城市;“活动”是“数字城市”中的数据采集于现实的动态数据。“数字京都”中的新技术开发,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新加坡提出了“智能城市”的设想,为国民提供一个综合业务数字网和异步数字用户专线,将新加坡90%的家庭连接在一起,实现“网上生存”的梦想。随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制定城市信息化发展政策,这些信息化城市或地区统一命名为“数字城市”。在国内,近十多年来,深圳、北京、海口、济南、广州等城市和国内著名科研院校相继建立了一批专业数据库和应用开发系统,为“数字城市”的研究积累了经验和数据。“数字城市”已成为我国各主要地、市进入21世纪后,在新的时代背景、经济背景、技术背景下,运用并发展空间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最终将其集成并渗透到现代城市生活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标志性建设。
目前,“数字城市”作为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的是一种世界潮流和城市发展的方向。深入开展“数字城市”的研究,积极推进“数字城市”的建设,无论是对当前,还是对未来城市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数字城市”的内涵
由于“数字城市”是一个正在发展演变的概念,人们对它至今没有统一和权威的解释,存在很多的争论和思考。
台湾学者林峰田(1999)认为,“数字城市”是一项从人员组织、经费、法令、土地使用等各种配合条件,到包括硬件、软件和科技在内的基础设施,再到数据资料及其应用服务,直至社会文化五个层面的多层结构的城市大系统,他提出理想的“数字城市”应能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有效支援城市产业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第二,满足市民日常的交通、购物、娱乐、休闲、安全、教育、医疗等需求,保障市民知与言的权利;第三,创造地方特色自主意识的网络文化。
承继成(2000)认为,信息化是指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全部过程。因此,信息化城市,也可以叫“数字城市”(或数码港)、网络城市和智能城市。俞正声(2000)认为,所谓“数字城市”与“园林城市”、“生态城市”、“山水城市”一样,是对城市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是指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要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将是世纪之交最重要的技术革命,将深刻改变人们习惯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风俗习惯和思维方法。宋建元等(2001)认为,“数字城市”即城市数字化,是指充分利用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现代科学技术,对城市基础设施和与生产生活发展相关的各方面进行多主体、多层面、全方位的信息化处理和利用,具有对城市地理、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诸方面进行数字化网络化管理、服务和决策功能的信息体系。郝力(2001)认为,从信息化广义角度看,“数字城市”即是空间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技术系统。“数字城市”是物质城市在信息世界的反映和升华。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狭义角度看,“数字城市”可概括为“43VR”,即地理数据4D化;地图数据三维化;规划设计VR(VirtualReality,虚拟现实)化。地理数据4D化指城市空间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包括数字线划图(DLG)、数字栅格地图(DRG)、数字高程模型(Dem)、数字正射影像地图(Dom);地图数据三维化指地图数据由现在的二维结构转换为三维结构;规划设计VR化指规划设计和规划管理在4D数据、三维地图数据支撑下,将现有的二维作业对象和手段升级为三维和VR结合的作业对象和手段。
杨开忠、沈体雁(2001)认为,一般所指的“数字城市”是以3S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城市空间信息运行系统,是一个包括城市空间信息运行机理、空间信息运行技术系统、空间信息服务与产业体系和社会文化在内的多层框架。也就是说,“数字城市”工程建设要在城市空间信息认知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的作用下,采用数字化的空间信息技术手段对作为物质实体的城市系统,特别是对与地理空间相关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数字化重现和虚拟,从而促进人们对城市的认识,规划建设和管理,进而促进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与协调,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市民生活质量。赵燕霞、姚敏(2001)认为,“数字城市”就是以数字化的方式表示城市及其各种信息,不仅应该包括城市各类与空间位置有关的直接信息(如地形、地貌、建筑、水文、资源等),还应该包括相关的人口、经济、教育、军事等社会数据,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具有智能性质的城市巨系统。周晓颖、章申鲁(2001)认为,“数字城市”是综合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机制进行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测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的技术系统,具有城市地理、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复杂系统的数字化、网络化、虚拟仿真、优化决策支持和可视化表现等强大功能。它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城市有关数据能够自动采集、处理分析、传输分化、自动或半自动智能决策,直接为社会公众提供便利的信息服务。王浒等(2001)认为,“数字城市”就是基于城市空间信息基础设施之上的城市居民社会信息生存空间。通过运用数字地球的关键技术,如数据挖掘、知识提取和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城市”中广泛的、多源的空间信息将被有效的集成和管理。最终,“数字城市”将提供给公众和企业的不仅是虚拟的用户界面以实现所谓的“数字生存”,更重要的是将辅助政府制定城市管理的综合决策。
“数字城市”也称信息城市、智能城市,以数字化的方式表示城市及其各种信息,不仅包括城市各类与空间位置有关的直接信息(如地形、地貌、建筑、水文、资源等),还包括相关的人口、经济、教育、军事等社会数据,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具有智能性质的城市信息系统。顾朝林等(2002)认为,“数字城市”是指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等关键技术,深入开发和应用空间信息资源,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大众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其本质是建设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并在此基础上深度开发和整合应用各种信息资源。牛文元(2002)认为,“数字城市”是从工业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换的基本标志之一。它一般是指城市“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范畴中,能够有效获取、分类存储、自动处理和智能识别海量数据的、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智能化的、既能虚拟现实又可直接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一项综合工程。
张静(2002)认为,“数字城市”应是四维(三维坐标加时间维)的、可视化的城市,不但包括城市三维空间的所有信息,而且还包括城市各种现象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应包括人的信息如位置,甚至思维信息,是一个四维的空间信息系统。通俗一点讲,“数字城市”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以及生产生活中,利用数字化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将城市的各种数字、信息及各种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并利用。城市规划者、管理者和生活者,可以在有准确坐标、时间和对象属性的五维虚拟城市环境中,进行规划、决策、管理和生活,其感觉就像漫步于现实的街道上或是承坐直升飞机俯瞰城市一样。李京文、甘德安(2002)认为,信息化的实质就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因此,“数字城市”广义上指城市信息化,是指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本质是对物质城市及其相关现象(经济社会特征)统一的数字化重现和认识,是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促进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协调高速。这些学者把“数字城市”等同于单一的城市信息化建设,认为“数字城市”建设就是当前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对信息化的一种回应。
李琦等(2003)认为,“数字城市”是从信息化角度,对信息时代及准信息时代城市状态的形象化刻化,表征在园林城市、生态城市等工业城市文明基础之上,信息化基础设施完备、信息数据资源丰富、信息化应用与信息产业高度发达、工业化与信息化持续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舒适的良性城市状态。“数字城市”工程就是要在集成化高速宽带城市通讯网络基础设施、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城市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整合城市信息数据资源,连接城市信息化孤岛,开展面向政府、企业、公众的个性化、多样性综合信息应用服务,同时,促进城市领域(行业)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城市产业结构、生态结构与城市空间规划,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持续协调发展。刘忻(2003)认为,“数字城市”从功能上讲是城市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可视化,即将城市的各种信息,如城市管理、城市设施、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文环境、经济、历史等各方面信息,以数据形式整理、加工、存储、分类、管理,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全社会的信息共享、共建、交流、再现,通过对城市信息的综合分析和模型化处理,提高决策水平和应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潜力,为城市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服务。从技术上讲,“数字城市”是以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大规模存储技术、数据仓库技术为基础,以宽带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为桥梁,结合3S技术、遥测、虚拟现实技术,对城市进行多分辨率、多尺度、多时空和多种类描述,并通过城市管理与决策模型及其他应用模型,优化资源配置,提供科学决策的现代化工具。从理论上讲,“数字城市”在地理信息科学基础上,结合计算机及网络理论、现代城市理论、决策理论、控制论、系统论,复杂理论等,在计算机及网络中虚拟城市,并结合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信息交流、融合和挖掘,实现城市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姜爱林(2004)认为,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数字城市”就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与运营管理以及城市生产与生活中,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将城市的各种数字信息及各种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并充分利用的一种系统工程或管理模式。从信息化角度看,“数字城市”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以信息服务为中心的一系列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
戴汝为(2005)认为,“数字城市”是一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数字城市”在功能、结构和庞大、复杂的多层次系统,及与周边、全国以至世界的联系等方面,无不具备着开放的杂巨系统的特性。
谢明(2005)认为,“数字城市”是对城市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是对组成城市的各种要素和现象的一种数字化重现和认知,用信息化的手段收集、分析并管理城市的生产生活,促进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更加顺畅和协调。“数字城市”的建设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遥感、网络、多媒体、虚拟仿真等技术,综合城市空间和人文信息,服务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
江绵康(2006)认为,“数字城市”是“数字地球”的主要空间节点,是“数字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地球”在城市的具体体现。所谓“数字城市”,通俗地讲是指在城市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中,利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将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方式加以展现。“数字城市”的本质是把城市的各种信息资源整合起来加以充分利用。
杜灵通、韩秀丽(2007)认为,可以将“数字城市”定义为利用各种信息获取、存储、传输、表达、处理等支撑技术,将表征真实城市的信息数字化,形成一个虚拟的城市实体,并利用这个数字化城市实体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它的目的跟数字地球一样,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的自然和社会活动中诸方面的问题。
彭学君、李志祥(2007)认为,“数字城市”是指一个由数字技术支撑的信息化的城市,是指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应该能够自动和非自动地获取与城市有关的海量数据,并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和具有数字实验室特性的技术系统,是一种虚拟城市模型。
李宗华(2008)认为,“数字城市”概念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上指城市信息化。它既是城市信息化总的概述,又是城市信息化的目标,是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促进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协调。“数字城市”是为调控城市、预测城市、监管城市提供了革命性的手段,是对城市发展方向本质特征的一种描述。狭义上是指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网络等关键技术,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公众,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
陈建军(2010)认为,“数字城市”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以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空间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对地理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构建“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是城市实体在计算机中的虚拟表达;另一方面,是指以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整合、利用各类信息资源,实现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各个运作层面的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
尽管对于“数字城市”的定义还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化定义,但从专家们的意见和城市信息化实施的过程看,其狭义上的理解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数字城市”就是基于3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等关键技术,深入开发和应用空间信息资源,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公众,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从信息化广义角度看,城市系统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需要不断的和环境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
总之,“数字城市”是信息时代背景下城市及其理论发展的一种必然,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它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信息服务为中心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它以可视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表达方式对物质城市进行数字化的再现与升华,形成统一的、可共享的信息管理与服务数据库系统(如综合市情系统、城市规划系统,智能交通系统、远程教育或医疗系统等),为市政府提供决策支持、为民众提供服务。它具有使现代城市管理更快捷高效、使城市居民更轻松方便的众多优点,是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数字城市”是21世纪城市发展的新主题,也是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新动力。在这种认识下,“数字城市”不再是一个技术性概念,“数字城市”是现代科技、社会、政治、经济影响下的新城市形态,建立在已有的物质城市基础上,结合多种学科技术,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三、“数字城市”的内容与框架
杨开忠、沈体雁(2001)认为,作为城市空间信息运行系统,“数字城市”是一个包括运行机制与保障系统、空间信息技术系统、空间信息增值服务活动与产业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等层面在内的多层次框架体系。段学军、顾朝林等(2001)认为,“数字城市”由下列体系构成: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数据处理与储存体系、信息提取与分析体系、网络体系、应用模型体系、专用软件体系、咨询服务体系、专业人员体系、用户体系、教育体系、标准与互操作体系、法规和财经体系等(见图1)。“数字城市”的功能结构为:(1)数字商务,包括网上贸易、虚拟商场、网上市场管理等;(2)数字金融,包括数字银行、数字股市、数字期货、数字保险等;(3)数字社会,包括数字影院、戏院、数字旅游、网上办各种手续等;(4)数字教育,包括虚拟教室、虚拟实验、虚拟图书馆等;(5)数字医院,包括网上健康咨询、网上会诊、网上护理等;(6)数字政务,包括数字会议、数字议会等。寇有观(2001)认为,“数字城市”不仅包括城市的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生活、数字政府、数字企业、数字社区和数字家庭等,而且包括城市的数字地籍、数字规划、数字水系、数字交通、数字电力、数字通信、数字旅游、数字生态、数字抗灾、数字商务和数字金融等。同时,寇有观还建立了一个“数字城市”系统框架。这个“数字城市”系统是城市公用信息平台上的空间信息获取更新处理和应用系统,包括城市公用信息平台(网络体系)、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城市地理空间数据交换中心、行业空间数据工程数据获得和更新体系、数据库体系、应用体系、动态监测体系等(见图2)。
姜爱林(2002)认为,“数字城市”构建的基本框架应包括5个方面:(1)通过推动信息化建设,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与培养竞争机制达到有机的统一,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2)加强政策法规建设,体现管理意识,实现可持续发展。(3)建好地理信息系统基础数据平台,促进基础信息资源有效共享。(4)建立应急联动指挥和智能交通管理两个综合性应用系统,带动一批行业信息系统建设。(5)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培养信息化人才,为构筑学习型城市服务。
张静(2002)认为,“数字城市”的主要内容有3项:(1)信息基础设施,要有高速宽带网络和支撑的计算机服务系统和网络交换系统,也就是说“数字城市”的第一项任务是解决“修路”的问题,即为“数字城市”建立一条信息高速公路。(2)数据和信息,特别是“空间数据”。据统计,人类生活和生产的信息有80%与空间位置有关。“数字城市”的基础平台是城市空间数据框架,这个框架提供一个可以精确地、始终如一地获取、配准和集成城市空间信息的基础。它包括空间控制数据,航测与遥感影像数据,各种比例尺地形图数据库,以及相关的专题数据库等等。(3)人,管理“数字城市”和使用“数字城市”的人。与管理我们的“现实城市”相对应,管理“数字城市”要逐渐建立起相应的机构和规范,要不断地对网络系统和数据进行建设、更新、维护和升级,并协调用户的访问。除管理“数字城市”的人之外,培养使用“数字城市”的人也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只是建设了“数字城市”而没有人用,也是一种浪费,也产生不了社会经济效益。只有成千上万的企业,成百万、上千万的市民应用“数字城市”才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段学军(2003)认为,“数字城市”的基本框架由6个方面构成:(1)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包括各类遥感设施,即高分辨率高光谱卫星、星―机―地数据接收设施、地面台站及人文、经济等数据获取设施等。(2)数据处理储存体系。包括高密度高速率的海量数据储存设施,多分辨率海量数据实时存贮、压缩、处理技术,元数据管理技术、空间数据仓库等。(3)数据信息提取与分析体系。包括数据互操作、多源数据集成、海量空间数据的智能提取与分析、决策支持等设施与技术。(4)网络体系。包括高速宽带网络、智能网络、支持基于网络分布式计算的操作系统、基于对象的分布式网络服务、分布处理和互操作协议等。(5)应用模型体系。为用户提供实际应用的解决方案,利用其我们将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分析所观测到的海量数据,从中找出规律和知识。(6)专用软件体系。完成城市信息处理、实现“数字城市”功能的基本工具,包括数字图象处理软件、GiS软件、统计分析软件、数据可视化软件等。承继成等(2003)提出,“数字城市”内容框架包括基础设施、资源管理和应用服务三部分。基础设施包括通讯层、数据层、保障层三部分。管理层主要是指对“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管理及信息数据资源的集成与融合、应用的集成与融合的管理。应用服务层包括基础公共服务层、管理应用层、业务应用层、服务应用层(见表1)。
岳为民(2003)从“数字昆明”的角度指出,“数字城市”的基本框架是由“一个关键、三个基础、三条主线、七大支柱”构成:(1)一个关键。就是城市数据的全面规范和高度共享。(2)三个基础。即信息基础设施、空间基础数据及管理“数字城市”和使用“数字城市”的人。(3)三条主线。第一,政府管理与决策行为的数字化(数字政府);第二,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的数字化(数字企业);第三,市民生活的数字化(数字生活);(4)七大支柱:即政府上网、电子商务、信息产业、信息港、智能建筑、智能交通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信息化。
姜爱林(2004)认为,“数字城市”的内容包括技术组成、组织结构及应用等方面。“数字城市”的技术组成包括:(1)宽带多媒体网络;(2)电子地图及网站服务系统;(3)高分辨率卫星、航空遥感技术;(4)三维地理信息系统技术;(4)openGiS标准、远程互操作、互运算等信息共享技术;(5)虚拟仿真技术;(6)“数字城市”信息模型与体系结构,包括城市建筑、交通、能源、通信、服务、文化设施和行政管理的信息模型及体系结构;(7)“数字城市”的运行管理技术,包括通信网络系统及其管理,数据组织及数据转换,决策模型管理,城市信息安全保障机制;(8)“数字城市”的功能系统,包括公用信息平台,专业信息平台等。“数字城市”组织结构,即“数字城市”工程将通过建设宽带多媒体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整合城市信息资源,建立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会保障等空间信息管理服务系统。王凤霞、张超(2004)在“数字地球”和“数字城市”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上海”总体框架模型(如图3所示)。
谢明(2005)综合当时我国“数字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情况提出,“数字城市”框架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1)数据获取和更新体系。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的“数字城市”相关信息,包括城市空间数据框架(基础电子地图、卫星影像、航空影像)、城市规划建设信息、城市社会经济信息、城市管理信息等,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对各种信息进行更新的机制。(2)数据存储、加工和管理体系。该部分内容包括建立起海量数据存储体系,实现数据的高速存取,并在空间定位的基础上实现对信息的加工和管理,包括元数据管理、空间数据仓库、多源数据集成与互操作、海量空间数据的职能提取与分析、辅助决策支持等。(3)网络支持体系。包括高速宽带网络、智能网络、支持基于网络分布式计算的操作系统、基于对象的分布式网络服务等,共同构成支撑“数字城市”的基础网络体系。(4)专用软件和辅助决策支持系统。用于完成城市信息处理、实现“数字城市”各基础功能的工具软件,包括数字图像处理软件、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统计分析软件、数据可视化软件等等,并由此衍生出基于各种决策模型的辅助决策系统和应用解决方案。
寇有观(2006)认为,“数字城市”总体框架可以概括为五大平台、五个中心、五类应用、五大工程,政策、法规、标准、规范体系和安全、组织、资金、人才保障体系等。五大平台是信息网络平台、公用信息平台、专题信息平台(多个)、空间信息平台和决策支持平台。五个中心包括信息网络互联中心、信息资源管理中心、身份认证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和决策支持中心。五类应用包括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会服务、经济运行服务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运营。五大工程包括市民卡工程、金融信息工程、社会劳动保障信息工程、社区服务信息工程和金旅工程。“数字城市”大力推进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系统和遥感技术在城市的应用。
孙旭阳、冯一民(2006)认为,“数字城市”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7个方面:(1)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2)城市基础数据库建设。(3)电子政务建设。(4)电子社区建设。(5)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建设。(7)数字行业应用建设。吴庆双(2007)认为,“数字城市”的构成体系包括: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数据处理与储存体系、信息提取与分析体系、数据与信息传播体系、数据库体系、网络体系、应用模型体系、专用软件体系、咨询服务体系、专业人员体系、用户体系、教育体系、标准与互操作系统、法规与财经体系等。
马娟、秦凯(2007)认为,“数字城市”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城市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基础地理信息采集体系的建设、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的建设、技术支持体系的建设、地理空间信息交换网络体系建设、组织机构的建设等,以及实现覆盖整个城市的多尺度、多分辨率、现势性好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彭学君、李志祥(2007)认为,数字化城市涵盖了整个城市各方面的信息及应用,总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十个组成部分。三个层次为信息基础层、应用层、综合决策层。十个组成部分包括:城市公用信息网络平台和骨干网、空间数据等基础设施、政府类应用、企业类应用、公众类应用、区域类应用、数字门户网站、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城市综合决策指挥系统、政策法规规章及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及各种应用规范。
李宗华(2008)认为,“数字城市”涉及城市信息化的方方面面,总体上可以分为3个层次、9个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如图4所示)。3个层次为:基础层、管理层和应用层。9个组成部分为: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空间信息资源管理与交换中心、法律法规与政策、技术与标准、政府类应用、行业类应用、企业类应用和公众应用。
曹蕾(2009)认为,“数字城市”的内容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城市信息和交换网络化,城市生活和管理智能化和城市空间数据可视化。“数字城市”框架体系大体由3部分组成:(1)基本平台部分,主要为城市综合信息平台、城市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城市电信基础设施平台;(2)“数字城市”服务对象(用户),该部分主要为政府、企业、社区、公众构成的各类应用系统,作为核心应用系统是“数字城市”发挥作用的根本;(3)关键技术,它是“数字城市”的技术支撑,主要为计算机技术、海量数据存储技术、宽带网络技术、3S技术、对地观测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互操作技术等。
张立平(2009)认为,“数字城市”的内容包括技术组成、组织结构及应用等方面。“数字城市”组织结构,即“数字城市”工程将通过建设宽带多媒体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整合城市信息资源,建立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会保障等空间信息管理服务系统。“数字城市”是城市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也是当前信息技术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就这个意义而,“数字城市”应用十分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有12个方面: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城市智能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管理、公共信息服务、远程教育、社会医疗保障、社区管理、突发事件处理、城市环境检测、智能化小区、水网调配。“数字城市”的体系结构包括:(1)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包括城市地表、上空及地下等自然地理数据的自动获取系统,城市基础设施数据的实时获取和更新体系,城市人文、经济、政论等社会数据的变更与监控系统等。(2)数据处理储存体系。包括高密度高速率的海量数据储存设施、多分辨率海量数据实时地存储、压缩、处理技术、元数据管理技术、空间数据仓库等。(3)信息提取与分机体系。包括数据互操作、多元数据集成、信息智能提取分机、海量空间数据的智能提取与分析、决策支持等设施与技术。(4)网络体系。包括高宽带网络、智能网络,支持基于网络的分析式计算操作系统,基于对象的分布式网络服务,分布处理和互操作协议等。(5)应用体系。包括城市规划、地籍管理、城市防灾、城市交通等。同时还包括城市网络生活方式等。(6)管理体系。包括专业人员小组、教育培训、安全管理、系统维护、标准与互操作规范、相关法规等。
马佩勋、谢海波(2009)认为,“数字城市”的框架体系涵盖了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是由战略政策层、信息基础层、应用服务层和分析决策层组成的有机整体。战略政策层包括“数字城市”的发展战略及总体框架、信息技术标准、政策法规规章制度和技术保障体系等;信息基础层由城市公用信息网络平台、中心骨干网、区域骨干网、通信管线、空间数据、业务标准体系和协调维护机制等组成;应用服务层根据“数字城市”功能特征分为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城市规划建设及运行、经济运行服务和社会综合服务等五类应用;决策分析层是跨行业、跨区域的综合性应用系统,主要包括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城市环境监测分析系统、城市发展预测决策系统和城市防灾、救灾及应急处理系统等。基本框架如图5所示,战略决策决定和指导信息基础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应用服务,通过决策分析又反过来指导战略决策的制定。
四、小结
“数字城市”是空间时代与信息社会发展历史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与整体功能提升的必然依托,是新的经济建设增长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其发展将是跨越式的。“数字城市”为认识物质城市打开了新的视野,对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展示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理念,为调控城市、预测城市、经营城市提供了革命性的手段。“数字城市”的战略研究、数据和技术集成框架等基础研究和原型系统建设,必然与其应用研究相辅相成,齐头并进。“数字城市”建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等各个方面,是多学科的融合体,因此,不仅要有先进的技术为基础,更需要管理体制、机制和政策作保障,还需要市民和整个社会信息素质的提高。(编辑:何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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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研究综述篇8
如：
关于****问题研究的基本理论；
***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方法述评；
*****问题影响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问题原因方面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评述；
*****问题对策方面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评述。等等。
最后，一般要综述上述国内外研究在哪些方面存在局限和不足，提出（撰写）自己想要突破或加强的研究方面。
文献综述需要对与论文主题最相关的国内外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进行收集、分类、归纳、整理和总结，需要加上自己的述评和观点，同时要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论文的拟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济学院对文献综述的要求
文献综述的基本要求
（一）对文献综述的认识
文献综述是在确定了选题后，在对选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所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文体。
综述写作最重要的问题是作者在阅读和收集材料后，应对所阅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并由已有的研究成果引出重要结论，绝非简单的材料堆砌，综述的基本功能一方面是了解前人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是要了解与本课题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
（二）文献综述的基本要求
文献综述必须符合浙江省教育厅及嘉兴学院的有关要求，除此之外，还必须具备：
1、要具有综合性、描述性和评价性的特征；
2、文献综述参考文献不得少于20篇（其中，外文不少于2篇）；
3、文献综述字数不得少于5000字。
（三）文献综述的写作方法
文献综述一般包括前言、主体和总结三个部分。
1、前言：用较小的篇幅（通常300字以内），提出问题，包括写作目的、意义和作用，综述问题的历史、资料来源、现状和发展动态，有关概念和定义，选择这一专题的目的和动机、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如果属于争论性课题，要指明争论的焦点所在。
2、主体：主要包括论据和论证。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比较各种观点的异同点及其理论根据，从而反映作者的见解。为把问题说得明白透彻，可分为若干个小标题分述。这部分应包括历史发展、现状分析和趋向预测几个方
面的内容。
（1）历史发展：要按时间顺序，简要说明这一课题的提出及各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体现各阶段的研究水平。
（2）现状分析：介绍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及各派观点，包括作者本人的观点。将归纳、整理的科学事实和资料进行排列和必要的分析。对有创造性和发展前途的理论或假说要详细介绍，并引出论据；对有争论的问题要介绍各家观点或学说，进行比较，指出问题的焦点和可能的发展趋势，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对陈旧的、过时的或已被否定的观点可从简。对一般读者熟知的问题只要提及即可。
数字经济研究综述篇9
关键字：地图制图学，地理信息，评价模型
中图分类号：G874文献标识码：a
一、地图空间信息量的相关研究
地图空间信息量度量是地图信息传输理论的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定量计算地图空间信息量一方面可以为地图设计、地图分析评价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亦为地图综合提供选取标准,控制地图综合的评价指标。鉴于此,此处紧紧围绕地图空间信息量的度量这一基础研究问题,分别从地图元素层次和专题地图层次研究空间信息量度量的方法,并探讨地图空间信息量度量在地图信息传输和制图综合中的初步应用。具体地,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系统地分析了地图空间信息量度量的当前进展,包括地图空间信息的分类、度量方法及其应用等方面,详细分析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为了建立合理的地图空间信息量度量模型,分析了不同领域的信息定义,指出了信息产生的本质即多样性或差异性特征,并结合地图制图的特点,系统地阐述了地图空间信息的定义、分类方法、度量准则以及基于特征的信息量度量的数学模型2.系统地研究了点要素、线要素和面要素的空间信息量度量方法。针对点要素的空间信息量度量,研究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弧比弦算法,并用来定量描述节点的重要性程度,进而建立了节点的空间信息量度量方法。针对线要素和面要素,提出了基于认知的线、面要素几何形态分解方法,给出了定量的描述指标。在此基础上,采用层次策略,分别提出了基于弯曲的线要素空间信息量度量方法和基于凸包的面要素空间信息量度量方法。最后,采用实际的地图要素数据对所提出的方法进行了实验验证和分析,结果表明了所提方法的正确性。3.系统地研究了点状专题图、线状专题图和面状专题图的空间信息量度量方法。采用“专题地图空间信息的认知空间信息内容构成空间信息内容描述空间信息量的层次度量”的研究思路,重点研究提出了专题图空间信息的层次分类和描述方法,包括元素层次的结构形态信息、邻域层次的拓扑邻接信息和整体层次的空间分布信息,并分别建立了各层次空间信息量的计算模型。最后,采用实际地图数据对所提出的方法进行了合理性验证和对比实验分析,结果表明所提方法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二、地理信息服务方法研究
地理信息服务有效促进了地理信息的共享和功能复用，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或组织将自己拥有的地理空间数据和软件功能开放为地理信息服务供人们享用。然而，随着网络上地理信息服务的数量不断增多，人们获取满足需求的地理信息服务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迫切需要高效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方法来帮助人们查找和选择所需服务。引入信息检索技术、语义网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以及多属性综合评价技术来研究地理信息服务发现方法，从基于基本描述和简单语义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基于本体语义和规则支持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基于分类与聚类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以及基于QoS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地理信息服务发现的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工作和创新点如下：1.分析了地理信息服务发现的背景、意义以及相关理论和技术基础。从地理信息系统的服务化转变、地理信息服务共享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对地理信息服务发现的背景进行了分析与思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地理信息服务发现研究的重要意义。确立了网络服务技术、语义网技术、网络服务质量评价作为地理信息服务发现三大技术基础并阐述了相关理论和方法。给出了地理信息服务发现的定义，提出了地理信息服务发现的框架和方法，总结了地理信息服务发现的评价方法。2.现有网络环境下，基于关键字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方法无法取得满意的服务查找效果。针对此问题，论文引入信息检索技术、wordnet词汇语义技术进行改进，实现了基于基本描述和简单语义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方法。基于基本描述的地理信息服务匹配方法将基于编辑距离的服务名称匹配和基于向量空间的服务描述匹配相结合。然后重点研究了基于简单语义的地理信息服务匹配方法，该方法通过构造虚拟文档和引入wordnet词汇语义实现“操作级”的地理信息服务匹配，且能够支持词汇间同义关系、上位关系和下位关系的简单语义功能。3.研究了基于本体语义和规则支持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方法以解决语义环境下的服务发现问题。围绕该问题，分析了地理信息本体构建的准则、方法与工具、地理信息本体的逻辑构成、地理信息本体的集成方法。然后从数据或信息语义、功能或操作语义、执行语义和服务质量语义四个方面出发，明确了地理信息服务的语义蕴含，并运用owL-S对地理信息服务进行语义化描述。将加权语义距离和wu-palmer法相结合，改进了本体概念语义相似度的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服务接口依赖关系，提出了支持接口多态性的本体语义地理信息服务输入输出io匹配方法，然后进一步研究了规则支持的地理信息服务前提效果pe匹配方法。4.针对数量的增多和种类的繁杂多样使得地理信息服务变得混乱和无规则而影响服务发现效率的问题，论文提出将分类与聚类应用于地理信息服务发现。为此，分析了地理信息服务分类规范，为地理信息服务机器分类算法的类标选择奠定基础，并将朴素贝叶斯分类和k邻近分类法用于地理信息服务自动分类，实现了相关算法并进行了实验验证，阐述了地理信息服务类别匹配的方法。
三、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学科的发展趋势和任务
1.以空间认知为核心的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学科理论体系将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目前,在地图空间认知研究方面,理论体系尚不完善,空间认知过程研究不够深入,用于指导地图设计和可视化还不够有力。据此,今后要重点研究以下问题:
（1）空间认知理论体系框架;
（2）空间认知过程、实验方法与技术;
（3）.地图可视化系统中的地图关系及表示方法;
2.基于保质设计的地图自动制图综合及其过程控制的智能化将取得突破性进展,并进入实用化阶段
目前的研究离实际应用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自动综合模型、算法还不具普适性;二是自动综合结果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还必须进行持久深入的研究。今后重点研究的问题应包括:
（1）几何信息的尺度依赖与空间认知理论的联系;
（2）多尺度空间数据库的数据模型与数据结构;
（3）网络环境下的空间数据多尺度表达与在线式自动综合理论与方法质量评价;
3.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库向图形(矢量数据)、影像(栅格数据)和数字高程模型(格网数据)的多源数据一体化及完全面向对象发展
根据国内外研究进展,我国在该领域应重点研究:
（1）图形(矢量数据)、影像(栅格数据)与数字高程模型(格网数据)数据融合的理论和方法;
（2）海量图形、影像与数字高程模型数据的一体化管理及高效快速索引技术;
（3）基于图形、影像与数字高程模型数据一体化的完全面向对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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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研究综述篇10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三个中心圈层;利益相关者;金字塔型
一、企业社会责任内涵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在理论和实践上进入了不断发展、多角度、多视野时期。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博文在1953年的着作《商人的社会责任》中给出了商人社会责任的最初定义:“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来制定政策、进行决策或采取行动”。之后,企业社会责任从关注商人个体转向了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即CSR。
二、“三个中心圈层”理论
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1971的《工商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出,“企业应该为美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作出更多贡献,而不仅仅是提品和服务的数量”。这份报告详细阐述了“三个中心圈”的企业社会责任规定:内圈代表企业的基本责任,即为社会提品、工作机会并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职能;中间圈是指企业在实施经济职能时,对其行为可能影响的社会和环境变化要承担责任。
三、基于“三个中心圈层”的企业社会责任
根据上面的“三个中心圈层”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论的模型勾勒如下:
从模型可以看出,企业是作为一个单元存在于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社会赋予了企业多重角色。那么“三个中心圈”理论和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下文将重点讨论。
第一,“三个中心圈”和利益相关者理论
从“三个中心圈”理论可以看出,中心圈理论并不是把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存在于社会来研究,而是从相互联系的逻辑把企业和社会上其他集合和个体结合进行动态研究。企业作为经济职能要考虑到广大消费者、职工的利益,要为职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购买的产品,为社会的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直接或间接对社会上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影响,如供应商、顾客、政府、社区、雇员等,那么企业要在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同时,要保护环境,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迎合顾客的消费变化,还要为雇员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而不仅仅是良好的工作环境。在第三圈层,企业要主动通过救济灾民、消除贫困、防止城市衰败等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三个中心圈”理论通过相互联系、层层外推,由基本责任到为促进社会的其他无形责任无不隐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痕迹。从发展历程上看,“三个中心圈”理论伴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进程,二者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二,金字塔型的企业社会责任
金字塔型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型是卡罗尔于1979年提出的,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在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经济组织经济上的、法律上的、伦理上的和自行裁量的期望。”
企业承担着必要的法律责任;再者,虽然企业的经济和法律责任中都隐含着一定的伦理规范,公众社会仍期望企业遵循那些尚未成为法律的社会公认的伦理规范;另外,社会通常还对企业寄予了一些没有或无法明确表达的期望,是否承担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完全由个人或企业自行判断和选择,这是一类完全自愿的行为,例如慈善捐赠、为吸毒者提供住房或提供日托中心等,卡罗尔将此称为企业自行裁量责任。从企业考虑的先后次序及重要性而言,卡罗尔认为这是金字塔型结构。
综上所述,“三个中心圈”理论在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发展和演进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所蕴涵的原则是企业在发展的同时不仅要关心利润和经济绩效,还要回应和满足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满足社会对企业的多重期望。
参考文献:
[1]李立清,李燕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