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的含义篇1
媒体披露，总理11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即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多年期盼、多年等待的增值税转型，在经过多次“转型试点”后，终于一步到位了。但遗憾的是，作为一个主要税种，目前依然是“暂行条例”；“暂行条例”已经实施15年，但愿不会超过20年，否则，应该重新界定“暂行”的含义。
一、承认企业是增值税税负的承担者
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政府看重它，是因为它在国家税收收入中占比最大（世界公认其对政府的贡献率在25%左右，我国增值税占同期税收收入最高曾达48%，最低也没有低于30%），举足轻重，每一点（步）改革都须谨慎。对纳税人来说，增值税是企业不可小觑的现金流。有人却认为“增值税本身并不构成各中间环节纳税人成本的组成部分，在其财务报表中也不表现为支出项目。……纳税人已付的税款在每次销售时都将从消费者那里得到补偿，消费者才是增值税的最终负担者，或者说实际负担者。”如果真是这样，作为增值税纳税人的企业就不会如此关注“增值税转型”了；政府通过增值税转型鼓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也就不会实现。因此，应该正确认识增值税、理解增值税。作为增值税纳税人的企业，不可能无条件地转嫁其增值税税负，在财务报表中增值税不表现为支出（费用）项目也并非毋庸置疑。只有在承认企业既是增值税纳税人，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负税人的前提下（即承认企业是增值税税负的实际承担者），增值税转型“给企业减负”的说法才能成立，增值税转型才具实际意义。但现行增值税的会计处理方法，却表现为“增值税与企业净利润的计算无关”，在利润表中不显，在资产负债表中无声，实在值得我们去思考。
二、认识消费型增值税的基本原理和特点
消费型增值税是以商品销售收入或劳务收入减去投入生产的中间性产品价值和同期购建的全部固定资产价值后的余额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增值税。其特点是准许扣除当期购建固定资产的已纳税款（进项税额），消费型增值税对所有外购项目，即非本企业新创造的价值都实行完全的购进扣税；因此，它最能体现增值税的计税原理，是最理想的增值税类型。消费型增值税的特点是：
1.税基较窄，要保证财政收入必须选择较高的税率或调整其他税种。
2.所有消费品都负担税收，投资品（生产资料）不负税，可以抑制消费、刺激投资，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当把增值税设计成对资本货物给予完全抵税时，则在资本与劳动力、投资与消费间的选择是中性的。用这样的增值税来取代销售税，选择资本比选择劳动有利、选择投资比选择消费有利。
3.消费型增值税对经济的自动稳定作用较小。由于投资品允许抵扣税金，在经济繁荣时，投资迅速增加，抵扣税额随之增加，税收不能快速增长，而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起不到抑制增长过快的作用；但在经济衰退时，投资会迅速减少，抵扣税额随之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幅度小，而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能较快地增加，从而无法刺激经济回升。
三、关注消费型增值税实施的预期效应
消费型增值税的税基不仅允许从当期销售收入中扣除耗用的外购商品和劳务的价值，而且允许一次性扣除当期外购生产用固定资产的全部价值。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全部允许扣除而不负担增值税，增值税由消费资料负担，其课税基数只包括全部消费资料的价值。从企业看，消费型增值税计税时以不含税销售额、采购价格和不含税的固定资产价款乘以税率计算应缴增值税；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于购买时一次性抵扣，不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因此，其利润形成是：不含税收入－不含税变动成本－不含税固定资产折旧额。从微观利润角度来看，消费型增值税比生产型增值税更有效用，税负更趋公平。
消费型增值税的净现金流包含按当期所购固定资产全额计算的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所形成的现金流。从微观净现金流的角度分析，消费型增值税对现金流量表预计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既符合市场资源配置有效性的要求，又为企业积累了投资资金，促进企业的发展，可以最终实现刺激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影响逐步显现的背景下，全面推进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利于鼓励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推动企业成为市场的长期投资主体。
消费税的含义篇2
一、现行增值税的会计处理及其弊端
由财政部于1993年12月30日颁布的《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是现行增值税会计的指导性文件。这个文件将增值税排除在损益表之外，不承认增值税的费用身份。其基本作法是：货物一经购入，便通过“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将准予抵扣的进项税从采购成本中剔除掉；货物一经销售，便通过“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将销项税从销售收入中剔除掉。这样，“产品销售成本”和“产品销售收入”均成为不含增值税的科目，增值税无法作为费用进入损益表。这种将税负排除在损益表之外的处理方法，本文称之为“除税法”。与此相反，将税负包含在损益表之中的处理方法，本文称之为‘含税法“。
现行增值税会计处理的弊端主要有三点：
1.在除税法下，成本、费用、收入、存货等一系列概念都发生了变形，报表使用人无法按照原有的定义来把握这些概念及相关的财务比率，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降低。
2.由于增值税不能作为费用进入损益表，企业获致利润的过程无法完整再现，报表使用人无法确知增值税对本期损益的影响程度。
3.由于营业税采用含税法进行会计处理，这样现行会计报表截然分成了两大板块：征收增值税的生产企业、商业企业，其报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以及存货类科目均为不含税科目；征收营业税的非生产企业，其报表中的这些科目却为含税科目。口径的不同严重影响了两类报表的可比性，也使得两类报表的合并缺乏解释基础。
用除税法处理增值税具有简单易行的优点，然而也造成了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随着增值税的运行渐趋正轨以及会计准则的逐步完善，有必要用含税法重构现行增值税会计，使增值税得以作为费用进入损益表。本文主要讨论增值税费用化的理论问题，至于其操作方法，则将另文论述。
二、现行增值税会计处理的理论基础——“说”
作为财政部“八五”重点科研课题的《增值税制国际比较》②第7页有一段论述：“增值税本身并不构成各中间环节纳税人成本的组成部分，在其财务报表中也不表现为支出项目。这是因为，尽管每个纳税人都必须就其应税交易缴纳增值税，但他实际上只是代政府征收税款，代消费者缴纳税款，纳税人生产经营每一阶段上所征的税款都全部包含在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中，纳税人已付的税款在每次销售时都将从消费者那里得到补偿，消费者才是增值税的最终负担者，或者说实际负担者。因此，在增值税的情况下，下一阶段的纳税人是上一阶段纳税人已缴税款的负担者，消费者是税负的最终负担者。增值税税负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转嫁性，也说明增值税属于一种典型的间接税。”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现行增值税会计处理的理论基础——本文称之为“说”，即：在增值税上，企业只不过充当着人的角色，“代政府征收税款，代消费者缴纳税款”。增值税既然不关人的痛痒，也就没有必要进入损益表。
稍微品味一下便可知道，“说”完全是站在税务局的角度看问题。税务局只关心两件事情：进项税销项税。它把增值税当作一种天然属于自己的“货物”，由各个企业代为流转销售。它每期向企业支付“购货”的款项（进项税），同时向企业收取“销货”的款项（销项税）。增值税不过是税务局委托企业代购代销的货物，与企业“自己的”营利活动是根本没有关系的，企业不必、也不能把增值税作为一项费用支出计入损益表。“说”的主体是税务局而非企业，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现行增值税会计处理只能反映企业的纳税义务，而不能反映与企业收入相配比的增值税负。以前我们曾为所得税是费用支出还是利润分配争论不休，现在“分配说”刚刚消亡，“说”却又继之而起，会计似乎总不能对税收的身份给出一个明确而一致的解释。倘说“分配说”尚可归因于计划经济体制，“说”却显得相当浅薄，仅仅是出于技术方面的原因，何况还是征税技术而非会计技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影响利润的税收支出被排除在损益表之外的情况并非没有，但一般都是因为数额太小，对损益的形成无足轻重。将如此巨大的增值税从损益表中剔除掉，却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出于重要性的考虑。
用间接税的转嫁性作为增值税被排除在损益表之外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增值税确实明显具有间接税的流转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增值税能被企业全部转嫁出去。美国财政学权威塞里格曼甚至认为：直接税中也有转嫁，间接税中也有不转嫁，故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区别毫无价值可言③。假如仅仅因为增值税是间接税，就把它排除在损益表之外，那么所有的间接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都应当从损益表中清除掉，损益表中将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所得税——也许这才是某些人眼中“真实、公允”的会计报表。
《增值税制国际比较》一书被增值税的价外税形式和扣税机制所迷惑，把增值税的流转特征与其转嫁性混为一谈，忘了名义税金并不等于实际税负，也忘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并不是简单的价格接受者，他可以用买或不买、买多或买少来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消费者是税负的最终负担者”这句话并不能让企业摆脱干系、充当逍遥的税务人。事实上，没有哪个经理会接受这一经院式的论断的。在经济学上，作为间接税的增值税，其税负的转嫁程度取决于课税商品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确切地说，就是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强弱。弹性越强，说明避税能力越强。当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时，供给方就能将大部分税负转嫁给需求方；反之，供给方则要承担大部分税负。只有碰到需求弹性为零的这种极端情况（比如市面上只有一家厂商出售一种骨灰盒），需求方才无处可逃，不得不承担全部税负。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都无法置身事外，而要关心每一笔增值税。指望其表现出税务人的那种超然，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说”用来构造征税机制是可行的的，但用来构造增值税会计却是荒谬的，因为它不能真实反映利润的形成过程，而“反映真实性”则是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之一。fasb在《论财务会计概念》中指出：“企业的财务报表可以看作是企业的一个模式……我们必须确定它不曾丢失或歪曲企业的各种重要财务机能和各种重要财务关系，才能判断它是否对企业作了可靠的反映。……一个低劣的模式会歪曲反映它所代表的系统。”④现行损益表正是这样一个“低劣的模式”，从中根本看不出
三、增值税费用化的理论基础——“费用说”
增值税是对增值额的课税。理论上的增值额是指企业所销商品的价值（c+v+m）扣除了购入成本（c）后的余额（v+m），亦即：
增值税=[（c+v+m）-c]×r，其中r是税率。按照这一公式设计的征税办法称为“扣额法”。扣额法由于征税成本较高，逐渐被“扣税法”所取代。扣税法的公式为：
增值税=（c+v+m）×r-c×r=销项税-进项税。扣税法使税务局得以按发票计算税款，手续大为简便。现行增值税不光实行扣税法，还采用了“价外税”的形式，亦即计税价格中不含税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增值税不能价内收取——事实上，以含税价格计税时，现行17％的增值税率将变为：
17％÷（1+17％）=14.53％。
扣税法和价外税只不过是可供选择的征税技术，并不会使增值税的本质发生任何改变。增值税仍然是企业创造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什么“代购代销的货物”。从会计的角度来看，增值税是企业为了获取收入而必须付出的资产，符合费用的定义，理应进入损益表。这一观点成为增值税费用化的理论基础，本文称之为“费用说”。
“费用说”和“说”之争看似简单明了，实际上涉及到会计理论的底层问题。现行增值税会计处理在不少概念的使用上没有遵循会计学的定义。《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所称的“产品销售收入”实际上是《增值税暂行条例》中的计税基础“销售额”——“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这种不加区别区地套用税法概念的作法导致“成本”、“费用”、“收入”、“存货”等一系列基本会计概念发生了变形。起着类似于概念框架（conceptualframe-work）作用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并不能有效地制止这种概念的滥用，因为它为收入所下的定义是：“收入是企业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等经营业务中实现的营业收入。”这种循环解释只限定了收入的外延，却无法揭示收入的内涵和本质，因此算不上真正的定义。所以这里不得不引述fasb《论财务会计概念》中的定义（对原译文有校正）：收入是一定期间内，某一个体在其持续经营的主要业务（或核心业务）中，因交付或生产了货品、提供了劳务、或进行了其他活动，而获取的或以其他方式增加的资产、或得到清偿的负债（或两者兼而有之）。⑤为了透析收入本质，我们不妨把这个冗长的定义浓缩为：“收入是企业因提供货物而获得的资产。”由此可以看出，收入是货物的“交换价格”⑥，源于交易。交易的双方是买主和卖主，税务局不能作为“第三者”插足其间，因为它不是合同的签约人。只有在收入确认之后，它才能够登场——不过此时的企业已不是卖主，而是纳税人了。尽管从征税技术上说，在获取收入的同时，税款也得以确认，但会计不能根据征税技术来进行销售业务处理。销售收入和销项税在确认时间上虽是同步的，在逻辑上却有先后之别。收入的实现是纳税义务成立的先决条件，而不是相反：没有收入自然就没有纳税义务，然而免除了纳税义务，并不会导致收入的消亡，只会增加销售利润。从经济业务的实质来看，总是先有收入后有税金，二者是“母子关系”。会计必须按照“两笔业务观”进行账务处理：首先按交换价格确认销售收入，然后再确认销项税。现行规定采用的是“一笔业务观”，销售一旦成立，销项税便与销售收入分道扬镳了。这样做不仅本身是违反逻辑的，而且与其它流转税的处理方法是相矛盾的：营业税、消费税同样在收入确认的同时获得确认，为什么却采用“两笔业务观”，而不直接倒冲收入？也许有人会辩解道：“这是因为增值税是价外税，营业税和消费税是价内税。”那么何不在会计准则有关费用的定义中再添一条：“至于税金支出是否列作费用，要依征税技术而定。”这样倒能一劳永逸，免生争端。
《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既然把税法的“销售额”毫无保留地当成了“产品销售收入”，它就不得不把外购货物准予抵扣的进项税从存货成本中剔除出去。这样，存货也成了净额概念。如前所述，“说”认为进项税不过是企业为税务局“代购”增值税的垫款，然而这种对征税机制的巧妙解释，却不能被会计所接受，因为“说”会造成一种令人难堪的局面：在存货尚未耗用之前，一部分存货成本（准予抵扣的进项税）便因购货（而非销货！）获得了补偿。当然“说”会辩解道：准予抵扣的进项税根本就不是存货成本，而是与存货同时“出生”的增值税的购入价。可惜这一诡辩在上一段已被戳破了：既然从逻辑上说，卖方的销售收入和销项税是“母子关系”，买方的购货成本和进项税怎么可能是“双胞胎”呢？不错，符合规定的进项税在货物购入当期便可获得抵扣，但这完全是一种征税技术，并不是倒冲存货成本理由。存货成本的补偿只有在产品销售的时候才能实现，在此之前，这部分准予抵扣的进项税只能作为递延收益——这与增值税的税理并不矛盾：进项税获得抵扣的前提是外购存货将来能被（加工）销售，而且销价不低于进价，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增值额。假如这批存货被用于非应税项目（如建造固定资产），原来准予抵扣的进项税便要转出。假如这批存货售价“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则由税务局按组成计税价格课征——《增值税暂行条例》并不认可存货跌价损失，因其属于非正常损失，即“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损耗外的损失”，相应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否则无异于让政府为企业承担一部分存货跌价损失。由此可见，进项税获得抵扣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购货，而在于实现销售并获得增值额。在购货时便把这部分进项税从存货成本中减除并没有充分的根据。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企业的销售收入中应当包含销项税，存货成本中应当包含进项税，增值税则应当作为费用进入损益表。从费用的角度来看，增值税与其他流转税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同样是销售时确认的，须与销售收入相配比。但增值税费用与“应交增值税”则有明显的区别，后者既然不区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也不遵循配比原则。“应交增值税”作为企业与税务局结算税款的账户，其核算当然要严格服从税法的各项规定。然而税法不能再侵入会计系统的深层。对于成本、费用、收入存货等项目，会计自有一套一以贯之的核算方法，不能听命于“说”这一类“征税哲学”，否则必将被各式各样的征税方法搞得无所适从。
注释
①曹欲晓：《关于增值税的费用化及其在财务报表中的揭示》会计研究1997（8）。
②庞凤喜等：《增值税制国际比较》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③郭庆旺等：《当代西方税收学》辽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p163.
④[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娄尔行译：《论财务会许概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p74.
消费税的含义篇3
提要：增值税应该由创造增值额的国家收取，退税或免税是造成内外贸经营者和国与国之间分配关系混乱的根源。
我国对生产出口产品的退税办法是：退出口产品本销售环节的增值税和进项税，2002年开始全国统一把退增值税改为免增值税，以免代退。但实际上增值税是不该退的税，是造成一部分出口产品多退了，不得不对另一部分出口产品少退的根本原因。为什么说增值税是不该退的税呢？我们可以从增值税的来源、内外贸同价、以及同一商品出境游价值不变的原理来进行论证。
从增值税的来源看，增值税实际上是由卖方代收应上缴给国家的税额。在内贸中，消费者是增值税的承担者、实际的纳税人，这谁也不会有异议，因为增值税是按成交价和征税率计算、在买卖成交时由卖方将原来和新创造的价值以及销项税向买方一起收取、抵扣自己当买方（消费者）时已缴纳进项税的差额。由于卖方只要把产品卖出后就收回了已征的税，增值税也只是代买方应该上缴给国家的税，因此，卖方的税负本来就是零税率，只不过是卖方创造的价值有多少，就会按比例有多少增值税，以及没有卖方创造的价值就不会有增值税额的关系，代缴的增值税额与创造的增值额虽然密不可分，但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这部分代缴的增值税国家免或退了，岂不是用国家职能集中起来的这部分社会财富就给白白分配给出口商了吗！
内外贸同价是国际上用来判断是不是倾销价的最简明标准，假如无法用是否就是“国内价”来证明，那么就只有用销售价大于成本举证或由第三国替代；内外贸同价也是我国反倾销法中用于判断是否“正常价值”的实质内容，可见国际贸易平价是必须遵循的规则。由于离岸价就是减去外销海运等额外成本后的国内价，但这个国内价是含税的价格，所含的税额是由买方缴纳的。假如没有或取消了退税，由卖方收取抵扣进项税后的差额（增值税）难道还不应该上交给国家了吗？现实中对取消退税的产品，增值税也是照收的；又假如采用先征后退的办法，也就是买方仍然把销项税交给卖方，由国家再把应退税直接退给买方（进口商），卖方的增值税是不是还应该继续缴纳？增值税照收的答案也是肯定的；那么现在国家把退税额交给卖方，退税少了，价格就会相应提高多少，退税多了，价格就会相应降低多少，也就是成交价加上退税额的合计价都不会变，那么卖方按不变的国内价收取了销项税，抵扣进项税后向国家上交代缴的增值税也是应该的。对买方（进口商）来说，把税退给出口商 ，出口成交价降到零税率，实质上是对进口商采用了以免代退的办法，而对卖方来说税负本来就是零税率的，只不过改变了内贸含税销售收入来源于消费者，外贸含税销售收入却同时来源于进口商和国家的退税而已。
同一商品出境游价值不变的原理，是假设我在国内买了一架照相机含税价是1170元，不含税的价格是1000元，纳税额是170元，要带到国外旅游，由于可能在国外卖掉，因此申请退税，是不是应该退170元？不是的话又应该退多少？因为也可能没人买得重新带回来，那么是不是只要重新交纳170元，就会与国内重新买是一样的价格？
由于含税的价格=计算退税的价格＋退税额=1170元
假设计算退税的价格=x
按征税率退税退税额= x÷1.17×17%
因此计算退税的价格是：
x＋x÷1.17×17%=1170元
x=1021.57元
退税额=1021.57元÷1.17×17%=148.43元
又因为：1170元－(1021.57元＋148.43元) ÷1.17×17%=国内不含税价=进口不含税价=1000元
所以：(1021.57元＋148.43元) ÷1.17×17%=170元=卖方向买方收取的税额
进口不含税价1000元×17%=170元=在国内购买时缴纳的税额
进口不含税价1000元＋170元=1170元=原来带出国时的价值
消费税的含义篇4
消费型增值税正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试点之中，并于2007年在中部地区推广应用，在不断的调整中积累着经验。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是我国税制改革的必然趋势，但目前如果在全国范围内一次性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消费型增值税，兼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增值税转型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存量固定资产抵扣成本过大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在固定资产存量和无形资产抵扣方面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有着巨大的影响。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仅2004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净值达52027亿元，若按照增值税基本税率推算，所含税额7559亿元。如果考虑1996年至2004年期间的固定资产净增加值，所含税额将会更大。如果这些税额允许在销项税额中抵掉的话，将对国家的财政收入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无形资产税收待遇不公
由于无形资产的计价十分复杂，按照会计制度“外购无形资产以购买价格进入成本、自制无形资产以自制成本进入生产成本”的原则，若实行消费税增值税，则外购无形资产对应的抵扣税额要比自制无形资产所对应的税额大，对于不同来源的无形资产的税务处理和税收负担明显不同，自制无形资产的税负相对偏重，必将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
（三）税收流失风险增加
增值税推行近二十年时间里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纳税人利用增值税扣税机制，通过伪造、虚开、违法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偷逃税款。虽然国家对于专用发票的管理力度不断加强，但依靠现有的管理手段尚不能完全杜绝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必然增加其对应的税额，在现有的征管条件下，专用发票的征管压力将进一步加大，税收流失的风险必将更大。
（四）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承受能力同时面临考验
对于国家财政而言，增值税转型必然带来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若在保持现有税负水平的条件下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应提高至23%甚至更多，方可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但提高税率却又将加大增值税运行的风险，同时，各行业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则将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不同而发生增减变化，传统企业、基础工业、高新技术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税负将大幅下降，传统技术的加工工业资本有机构成低，税负将相对偏重。很显然，传统企业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中将面临一定困难，有可能会造成传统企业纳税困难户数增加，增值税运行的摩擦系数加大。
二、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主要策略
为了能够较好地发挥转型的积极作用，避免财政收入减收并力争能够增收，应采取适当的增值税转型办法，并实行必要的配套改革措施。
（一）消费型增值税抵扣范围的确定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后，可暂把抵扣范围限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当年新增固定资产中的动产部分，解决固定资产抵扣带来的相关问题。具体措施如下：
1．借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成功经验，将存量固定资产排除在抵扣税范围之外
存量固定资产是过去已经形成的资产，对其规定不予抵扣税款，基本上不存在影响企业新投资和技术进步创新的问题。且过去对这部分资产的征税和税收优惠办法多种多样，差别很大，不同资产又有不同的使用年限和折旧金额，情况十分复杂，将其排除在抵扣税范围之外，即避免了客观上难以计算的困难和出现新的矛盾，又避免了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收入的过度冲击。
2．将新增固定资产中的不动产部分排除在抵扣税范围之外
鉴于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在整个固定资产中所占比重较大，但对技术进步创新的激励作用却远不如机器设备，建议将新增固定资产中的不动产部分排除在增值税抵扣税范围之外，而对于水、电业等特定产业，可限定范围，准予其新增固定资产中的不动产部分在一定期限内分期抵扣进项税额。
3．取消有关机器设备的税收优惠政策
鉴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后，新购机器设备中包含的增值税可以在销项税额中抵扣，建议在增值税转型后，同步取消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使新税制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经济的公平税负原则要求，同时实现税制的简化。
4．将转让无形资产纳入增值税扣税范围
鉴于无形资产不是普通的商品，其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故纳税人利用无形资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来偷逃税款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后，建议将转让无形资产纳入增值税的扣税范围。这样，既可以减轻科研机构的税负，促进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又可以保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虽然短期内会减少部分财政收入，但此项政策对于鼓励和扶植技术创新、促进我国经济由粗犷型向集约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二）消费型增值税改革的进程
为了避免转型给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我国增值税的转型应逐步实行，循序渐进，分阶段扩大。目前，可考虑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试点的基础上，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规定，选择对资本品重复征税比较严重的行业或企业、国家需要鼓励发展的行业、关系到国家前途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进项税额少、设备消耗大的采掘业等进行增值税转型试点，进而逐步在全国范围的所有领域内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三）加强对于消费型增值税的征管和稽查
1．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后，在专用发票方面要加强全方位管理，真正发挥专用发票在增值税链条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减少利用发票偷税的问题。在专用发票的发售环节，检查已使用发票的使用情况；在纳税申报环节，做好发票日常稽核工作，以确保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正确使用。此外，还应限制专用发票抵扣时间，进一步完善专用发票抵扣规定，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计税功能和抵扣功能有效地连接起来。
消费税的含义篇5
关键词：奢侈品；消费税；价外税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127-02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消费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奢侈品消费热潮，“超前消费”、“未富先奢”已屡见不鲜，消费观、价值取向发生了严重扭曲。征收消费税，具有引导消费方向和调节消费结构的双重效果。因此，中国消费税中有关奢侈品征收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一、征收奢侈品消费税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含义
奢侈品一般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广义的奢侈品是指超出消费者基本需求之外的消费品，狭义的奢侈品则指消费者消费结构中最高级别的消费品。同时奢侈品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有时代性、区域性等特征，即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奢侈品的物质形式会发生转变。
（二）奢侈品的特征
1.非必需性
奢侈品是满足少数居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消费品，且在日常生活中可有可无。如珠宝首饰、豪华轿车等，即使不拥有也不会影响人们基本生活。但如缺少粮食、日用品、基本衣物、家具等生活必需品，人们不仅无法正常生存，而且会造成社会动荡。
2.高成本性
绝大多数奢侈品都是采用高品质的原材料纯手工制作而成。高品质材料市场价格本身就高，再加上手工精心制作，造就了奢侈品的高成本性。例如世界著名品牌LV包之所以昂贵，不仅是因为款式新颖，关键在于它是用高品质皮质由工匠师傅一针一线制作的。
3.彰显性
奢侈品都价格十分昂贵，有购买能力的绝大部分都是高收入和富裕人群，工薪阶层不具备购买力。所以，可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其购买者或消费者的富有程度、社会地位、价值观念及生活品位等。
4.时代性
奢侈品是一定经济时代的衍生物，在不同时代奢侈品的界定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三大件”，到了90年代，彩电、冰箱、洗衣机取而代之成为了“新三大件”，而上述物品如今已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了。
（三）奢侈品征收消费税的意义
1.引导正确消费方向
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引导消费者正确消费，使那些盲从追求时尚新颖、冲动型消费者在购买前能多加考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量入为出，计划性地合理消费，在购买商品时应更多地去考虑科学实用而不是炫富。
2.实现税收宏观调控作用和收入再分配
税收调控是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保障。税收是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经济杠杆，消费税税负的最终承担者是其消费者，因此加大奢侈品消费税征收力度，让富人多纳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保障社会公平分配，有利于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3.体现税收公平
税收公平包含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方面。中国对奢侈品开征消费税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另一方面高收入者从社会获得的利益多，应该相应地缴纳更多的税款回馈社会，体现了税收的纵向公平。
二、中国奢侈品消费税制度设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征收范围过窄
中国现行的消费税税目中，纳入征收范围的奢侈品较少，且未能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目前，奢侈品已经渗透到中国居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消费已经不再仅限于税目中设置的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档手表、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等少数几类，居民在高档家具、高档住宅、功能性电子产品、酒吧、夜总会、高档KtV等领域的消费支出规模巨大。由于现行消费税中奢侈品征收范围过窄，也没有兼顾奢侈消费行为，造成了消费税在居民奢侈品消费现状调控上的失灵，未能有效地引导居民理性消费、实现居民收入再分配，同时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
（二）价内征收削弱了居民对奢侈品消费税的敏感度
中国消费税一直执行的是价内征收模式，即价税一体。消费者购买某应税消费品时，因价款中已经包含了消费税而无需额外支付，从而造成了消费税的“隐性”特征，缺乏税收应有的公开和透明，导致消费者无法直观地意识到自己在购买某项应税消费品时，为此缴纳了多少消费税，从而对自己支付的消费税缺少敏感度。同时，价内税的征收模式会让消费者产生认识上的偏差，误认为消费税税负最终由企业承担。
（三）税率偏低，调控作用不足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现行奢侈品的消费税税率，仍参照十几年前的生活水平制定，并未及时调整。同时，税目中仅有的几种奢侈品，税率水平明显偏低，不足以有效地引导居民合理消费。据统计，中国人均GDp近年来位于世界100名前后，仍处于中下水平，而奢侈品消费额则逐年大幅攀升，近五年均高居世界排名前三位，遥遥领先于发达国家。可见，中国居民普遍存在严重的超前消费和畸形消费。现行奢侈品消费税税率偏低、调控作用不足，是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
三、完善中国奢侈品消费税征收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拓宽奢侈品消费税征税范围，划分档次并差别征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奢侈品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因此，应该将更多奢侈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如名品香水、高档服装、高档家具、高档住宅、私人飞机、酒吧、夜总会等。中国奢侈品消费群体可以划分为富裕型、中产阶级型和非理性消费者三类。对于这三类群体而言，其奢侈品的界定又有不同的标准。所以，为了更好地抑制奢侈品消费热潮，体现消费税的调控功能，可以借鉴小汽车根据排量差别征税的成功典范，对奢侈品按照价格进行档次划分。如，单价在1万元～5万元的为一般性奢侈品；单价在5万元～20万元的为中档奢侈品；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为高档奢侈品。针对不同档次的奢侈品制定不同的消费税税率，进行差别征收。
（二）将奢侈品消费税改为价外征收
消费税的价内征收方式，不仅使消费者对税负承担者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而且也使消费税产生了一定的隐性特征，削弱了消费者对消费税的敏感度和税收的透明度。价外征收，价格中不含税金，消费者购买奢侈品时需额外支付消费税金，使其可以明确自己为本次消费缴纳了多少税金。这不仅是纳税人在依法纳税时享有对自己纳税义务知情权的体现，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共财政下税收的透明公开。所以，为了更好引导居民奢侈品理性消费，应该在应税奢侈品价格标签上实行价税分开标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决策和行为。
（三）提高奢侈品消费税税率
中国于2006年对消费税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拓宽了其征收范围。但这次改革的不足是未能针对性的提高税率水平，消费税对奢侈品的调控失灵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所以，为了促使奢侈品市场健康发展，应适当地提高其消费税税率水平。消费税税率的提高，会导致奢侈品价格上涨，在消费者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其购买力相对下降，当价格过高，中产阶级消费者和非理性消费者就可能放弃购买奢侈品而选择一般替代品，从而引导其理性消费；对于富裕型消费者，由于具有较强的够买力，提高税率虽然不足以使其放弃对奢侈品消费，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税收的纵向公平，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实现了财富的再分配。
党的十报告要求，“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奢侈品消费税征收制度的改革，是顺应这一要求的必然选择，能充分发挥税收的调控功能，有效实现居民收入的再分配，体现税收公平，有利于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1]何莽，夏洪胜.中国奢侈品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J].商业时代，2007，（29）.
[2]张慧芬.基于消费动机的奢侈品消费税影响分析[J].经济论坛，2010，（10）.
[3]姜文君.浅谈中国奢侈品消费现状及探析[J].商场现代化，2010，（6）.
[4]史玉慧.奢侈品课税问题研究述评[J].现代经济，2008，（7）.
消费税的含义篇6
然而，自二十世纪60年代初世界经济学界着手研究"绿色经济"问题开始，税收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赋予了新的职责。为了从根本上使环境保护得到长远的保障，增强民众的环保意识， 建立"绿色"生态税收制度效果较为显著。
一、什么是绿色税收
到目前为止，关于绿色税收组成问题的讨论还没达成共识，但现有的定义至少都包括以下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内容：
1．根据排放量和对环境的损害程度来决定税率以计算排放税。
2．对生产出来能危害环境的商品或使用这种商品的消费者征税（如对汽油征收的消费税）。
3．在其他税收上提取与环境相关的备抵。
4．对于能够节约能源或减少污染的设备和生产方法给予可以采用加速折旧备抵法或降低税率的优惠。
由于缺乏公认可接受的定义，已经使得对于这种税收的一贯性分类划分方法变得复杂化。但经合组织（oeCD）正和其他一些机构在共同致力于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二、国家如何使用绿色税收
由经合组织1999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对其成员国中19个发达国家而言，从绿色税收中获得的收入所占各自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大约为2%。（见下页图表，其使用了较为广泛的定义，包括所有对产品征收的、与环境相关的税收）其中丹麦以绿色税收对GDp的贡献率超过4%而列居首位，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希腊、荷兰、挪威和葡萄牙，都略低于这个水平。墨西哥和美国是这组中比例最低的两个国家，贡献率只有1%左右。
同样有数据表明，在工业化国家中，不含铅汽油从开征绿色税收中获得的收益最多。事实上，对含铅汽油征税在1999年总收入增长的原因中大约起到40%的作用，接下来是对摩托车征税的效果，促进了20%以上的增长。综合起来说，根据经合组织的资料，对石油、柴油燃料和机动车辆的销售及使用所征收的税收增长占所有环境税收相关收入的91%还多。因此，对于发达国家总体上来说，从单纯排放量征税对于税收增长的程度是相当适度的，但进一步研究各个国家的趋势--特别是那些被称作"生态税收领导者"的国家--揭示了根据排放量收的税能产生效益可观的收入。除了这些显著的发展成果外，任何对广泛意义上的绿色税收采取强硬的、总体性的改革都只限于这些为数不多的国家。
这些改革起源的发达国家又能被分为两类：第一类即所谓的"生态税收领导者"，包括丹麦、荷兰、挪威和瑞典，他们从根本上改革其税收体系以依赖于快速增长的环境税收。第二类是指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和瑞士，他们正在该领域取得越来越多的重大成绩。在对这些国家如何更好的完善生态税收、连同在管理这些税收中的相关复杂性和如何达到期望收入这些经验做一个仔细的分析之后，我们不难总结出：
三、从生态税收领导国获得的经验
总体上来说，生态税收领导者尝试着采取三种方法改革环境税收：取消或调整不合理的补贴和税收准备，出于对环境方面考虑的因素而重组税收结构，以及开征新的绿色税收。在这些国家中另一种趋势是完善绿色税收以组成更广泛更基础的国家税收政策改革的一部分。
在回顾了生态税收领导国最近的经验后，我们可以得出六个主要的观察结果：
1．生态税收领导者并不是在真空中实行绿色税收的改革。更确切的说，他们采取的这些改革措施可能违背一些国际协定针对全球变暖的趋势提倡消减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这样一种公共背景。
2．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已经变成了所有生态税收改革的共同关键因素。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发现，达到环境目标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对二氧化碳这种造成温室效应最主要气体的目标排放量进行征税。但是由于很难精确的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税收被指定于排放这种气体产品的估计碳含量。因此，在实践中，这些税总是以产品税或以纯排放税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即使是在"生态税收领导者"国家之间，税率变化也很大，其中尤以挪威和瑞典的税率最高。
3．这儿讨论的绿色税收改革，通常都是在收入中性的背景下进行的。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改革能起到双重作用：既能改善环境条件，又能利用积累的资金缓解由其他税收--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就业的税收引起的不合理地方。如绿色税收的开征允许丹麦削减针对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收入的边际税率，而瑞典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所得税主要程度上的一般性减少。
4．在缺乏补偿措施的情况下，绿色税收可能会影响国际竞争。这种论点甚至引起某些生态税收领导国也赋予一些严重产生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者以免税的优惠，虽然这些免税倾向于弱化税收偿付和气体排放之间的联系。例如芬兰已经对电力部门的含碳气体排放免予征税；丹麦在某些情况下，已经用自愿的协定取代了税收；挪威针对逐渐下降的对石油部门的投资，决定重新考虑对含碳产品的征税问题。因此，政策在绿色税收真正设计和使用的过程中，介于环境目标和工业竞争力的交互作用已经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
5．研究显示公共承认绿色税收的回归性。但是在他们当前的水平下，生态税收通常意义上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主要的回归性影响。此外，绿色税收的分配结果应该联系他们取代的税收和产生的有关环境提高来衡量。
消费税的含义篇7
关键词：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税负；固定资产投资
1 增值税以法定扣除项目为标准的划分
从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增值税来看,以法定扣除项目为标准来划分,分为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国际上通行的规定是:对购入的固定资产价值不作任何扣除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按折旧方法对固定资产价值逐年扣除的是收入型增值税;对购入的固定资产价值当年一次性扣除的是消费型增值税。
显然这三种对固定资产价值扣除的不同处理方法,使三种不同类型增值税税基所包括的范围大不一样,生产型增值税税基最大,收入型增值税次之,消费型增值税最小。从不同类型增值税税基可以看出,生产型增值税对购入的固定资产价值不作任何扣除,实质上是对生产过程的固定资产耗费支出部分进行了重复课征,虽保证了财政收入的稳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课税,导致抑制投资的现象。收入型增值税允许将购入固定资产所含税额分次扣除,每次扣除额与其折旧额相配比。它能够避免重复课税,符合增值税的理论要求,但是收入型增值税不能与发票抵扣制度管理相结合。消费型增值税将购入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一次扣除,避免了重复课税,有利于鼓励厂商投资,因而倍受各国推崇,也是我国增值税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税负及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的理论分析
2.1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间接税税负影响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间接税税负的影响主要是指对增值税税负的影响。实施增值税转型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降低企业的实际税负，同时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在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条件下，由于纳税人购进的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能抵扣，也就是当期企业外购的固定资产价值不能从计算增值税的税基中扣除，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在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情况下，纳税人购进的固定资产所发生的进项税额能够在发生的当期抵扣，相对于转型前来说企业的税负得到降低，从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具体分析如下：
增值税应纳税额t=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其中：销项税额=销售额pq×法定名义税率t
进项税额=购进额cq×扣除率b
那么，增值税额t作为销售价格p，销售量q、税率t、购进价c、采购量q和扣除率b的函数：t=pq t-cqb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购进原材料和产出品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比例关系，即q=λq而且销售的产品和购进原料的价格间存在一个固定的比价即c/p=β，增值税实际税率=纳税额t/销售收入pq，由此可以推出：增值税实际税率r=t-(β/λ)×b
从理论上看，影响某个行业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的原因可能有三个：名义增值税税率、企业销售额和买价的比值β/λ、抵扣率。在消费型增值税下，企业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越多，准予抵扣的进项税就越大，即进项扣除率b与新增固定资产s存在正向变动的关系，b=αs，则有r=t-(β/λ)α s
上式表明了在消费型增值税下，增值税的税率与新增固定资产比例成反向变动的关系。
2.2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直接税税负影响
增值税转型对直接税税负的影响主要是指企业所得税税负。
在生产型增值税下企业购买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包括以下几部分：固定资产的购买价格p、购买固定资产所发生的增值税费用t以及运费m和运费n的增值税等即：
s=p+t+m+n
在消费型增值税情况下，企业购买固定资产所发生的增值税和其运费的增值税可以抵扣，那么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为：
s=p+m
两者相比可以知道，在不同的增值税税制下，在购买固定资产的当期，企业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有所不同，在消费型增值税下，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较生产型增值税小，那么在固定资产折旧期间，消费型增值税的每期折旧比生产型增值税低，这使得企业在折旧期间的利润增加，从而缴纳的所得税增加。
2.3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生产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影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分析如下例：
假定企业购进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设备的价格为c(不含增值税)，增值税的税率17%，其所含的增值税为c×17%，固定资产使用期限为n年，税法规定按直线法提折旧，残值为0，贴现率i，所得税税率25%，该投资方案采用生产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计算的现金净流量分别为npv1和npv2。现金净流量是决定企业投资与否的一个综合指标。所谓现金净流量,在投资决策中是指一个项目引起的现金流入与现金流出的差额。若投资项目的现金净流量小于0，则该项目的预期收益率小于贴现率,因此该方案往往被拒绝，反之则接受。消费型增值税相对生产型增值税而言，对企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现金流量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固定资产所含的税款可以从当期销项税额中予以抵扣，使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减少，相当于等量的现金流入；其次，由于固定资产原值不包含税款，每年计入生产成本提取的折旧相应减少，在销售额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增加，缴纳的所得税相应增加，相当于等量的现金流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增值税对该投资方案的影响取决于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的数量关系。若前者大于后者，企业现金净流量增加，激励投资；若前者小于后者，企业现金净流量减少，抑制投资。两者计算的现金净流量如下表所示(假定采用两种不同类型的增值税，企业每年的销售数量、产品价格不变)。
在消费型增值税下企业当期购买固定资产所含税金在当期销项税金中可以一次全部得到抵扣。因此，企业当期购买的固定资产越多，企业当期抵扣的税金就越多。在销项税金一定的情况下。企业所纳税金就越少。在税收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相当于把按流转全额征税下由投资品负担的税款转移给实行增值税下的消费品负担，这就大大降低了投资品的成本。在总收益一定时，成本的降低必然提高投资收益率，因此，有利于刺激投资、扩大投资需求。企业当期税负越低，为企业扩大投资增加了财力来源，将会起到刺激全社会投资总量增加的作用。同时由于固定资产一次性抵扣，投资当年，经营现金流由于增值税支付的大幅减少而有所上升，而经营现金流的增加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增值税转型在促进投资总量增加的同时，还可以起到鼓励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在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条件下，由于企业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能抵扣，在不同行业或企业外购固定资产价值占其外购生产资料价值的比重有所区别的情况下，这一增值税政策实际就是一种行业差别税收政策，即生产型增值税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重复征税程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从各产业特点看，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往往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而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正是我国现阶段着力推动和发展的产业．故生产型增值税的这一效应与鼓励科技进步的世界发展趋势是相违背的，也不利于我国基础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值税的转型纠正了行业差别的增值税政策，有利于调动企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3 增值税转型试点情况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在东北地区的部分行业率先进行了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试点,允许企业从当年7月1号以后购入机器设备投资中所含的增值税款,在缴纳增值税的时候予以扣除。2004年,东北三省共认定增值税转型企业40306户,占东北三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登记总户数的32%。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业(19429户)、农产品加工业(9060户)和石油加工业(7945户)三大行业,占总户数的90%。2004年认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05.34亿元,进项税额15.76亿元,占投资额的5.2%,实际抵、退12.58亿元,占进项税额的79.8%。
增值税转型使得企业税负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东北经济的发展, 2004年东北三省生产总值达到15133.9亿元,同比增长12.3%,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规模工业企业共完成增加值4870亿元,比2003年增长19.7%,是连续多年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规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28亿元,同比增长35.5%;在吸引外资方面成果十分显著,达到59.4亿元,同比增长83.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0个百分点。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实施激发了转型企业的活力,使其得到了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良好机会,通过转型企业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带动投资需求的增加,及工资水平的上涨,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与消费,实现良性循环。
同时增值税转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转型企业的认定存在较大的困难;由于采用增量抵扣的制度,使得很多企业从理论上能够享受退税但由于没有增量而实际无法享受到税收政策带来的优惠,所以增值税转型并没有使大多数满足条件企业的税负得以降低。
4 结束语
当前经济形势下刺激投资、扩大内需、要求产业结构优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同时由于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要求企业以更强的竞争力进入国际市场，而我国的生产型增值税的这种抑制投资，阻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缺点削弱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造成内资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所以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已是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郁阳刚，万义平.增值税改革的影响分析［j］.经济分析，2005，（3）.
消费税的含义篇8
关键词：课税目标；不合税价格；税基；组成计税价格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调节税收与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问题研究”(08XJY030)资助。
作者简介：郝春虹(1964-)，女，辽宁辽中人，内蒙古财经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税收理论与政策、公共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4-0122-03 收稿日期：2008-11-23
一、消费税多重目标：定位与验证
尽管中国现行消费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不高(2007年国内消费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4.46％)，但由于其集公平、民生、资源节约、可持续发展等多重现代社会目标于一身，因而在整个税制体系中举足轻重。1994年设立消费税的目标定位主要是出于财政收入、国民健康、调节消费、引导消费和限制消费、保护资源的考虑。2006年以来消费税政策调整突出了两个重点：一是合理引导生产和消费、间接调节收入分配；二是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其导向作用远远大于其财政意义。由于消费税是在商品销售普遍征收增值税基础上额外又征收的一道税，应该说，应税项目均属于中国目前国情下国家限制消费或不鼓励过多消费的商品。目前14个应税项目范围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现代政府的行政理念，而且每个税目大多都体现多个目标：贵重首饰、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和高档手表属于高档消费品和高档消费行为，对其征税实质上是国家间接地调节收入差距。对石油类消费品、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课税是考虑不能再生的资源和即使可再生资源，过度消费对环境带来破坏的后果。对烟、酒、鞭炮焰火课税，目标是多重的，主要出于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差距(烟、酒实行差别税率)和消费者健康的考虑。这类消费品是经济学上具有消费的负外部性的商品，也称之为“劣效品”(DemeritGoods)，对这些商品征税是在矫正个人不合理的消费偏好。对小汽车、摩托车课税既有调节收入差距目的、也考虑了减少环境污染因素。
(一)消费税制度设计偏离了其目标定位
基于消费税的目标定位，目前其在制度设置上还存在一定的缺失：首先消费税应税范围未能充分体现其多重目标，应列入的项目未列入。课税范围的局限制约了课税初始目标的实现。其次，应税项目税率设置有悖于相应的目标。税收调节经济行为本身有局限性，它只是从经济利益角度限制和约束某些行为，不可能绝对杜绝某些行为的发生。如果税率定得过低，这种局限性就更加突出。目前消费税总体上税率水平偏低。其中，贵重首饰、小轿车、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的税率更低，分别处于3％－10％的水平，对调节收入差距、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的效应很小。第三，消费税在制度设计上未体现其累进性质，导致消费税间接调节收入差距的效果不明显。一种税是否能够达到累进效果受很多因素影响，需要综合系统地设计制度方可能实现。理论上分析，间接税要具有累进性，在价格以外影响需求因素不变情况下需要具备的条件是：征税范围选择的是非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征税、采用差税率，边际消费倾向不变或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情况下保证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程度小于差别税率的差别幅度。中国现行消费税具有一定程度的累退性，这可以通过以下说明的推算结果得到验证。
(二)消费税课税目标的验证：以消费税调节收入差距为例
本文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对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应税消费品所负担的消费税进行测算，以检验其具有累进还是累退性质。首先对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7年的烟草类消费税税负作估算，见表1：(1)按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排序进行高低收入分组：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5.81元，假设将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山东、福建、天津、江苏、广东、浙江、北京、上海八个地区作为高收入地区，其他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作为低收入地区。(2)假设全部烟草类消费支出中，高收入地区约有60％消费甲级卷烟，40％消费乙级卷烟；低收入地区约有30％消费甲级卷烟，70％消费乙级卷烟；全国约有50％消费甲级卷烟，50％消费乙类卷烟。(3)使用消费税法定税率测算：甲级卷烟税率45％，乙级卷烟税率30％。结果显示：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地区并不是税负最重的地区；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大部分是税负较重的地区。其中，山东、广东、北京、天津、福建和上海的税负较轻，均低于全国平均税负；而安徽、云南、和贵州税负较重，均高于全国乎均税负。
其次，根据城镇居民七个收入等级的人群2007年对酒类、摩托车和家用汽车的消费数量，推断消费税税负分布，见表2。结果显示：应税消费品在不同消费群体消费数量的分布不一定呈现出奢侈品的消费规律性，即高收入者不一定比低收入者消费得更多。在酒类消费品中，在消费量上果酒和啤酒(除了最高收入者以外)具有累进性，而白酒不完全具有累进性；小汽车具有累进性，而摩托车却不一定。如城镇居民按七个等级的收入分组分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2007年摩托车每百户家庭消费量分别为17.99、24.84、26.46、26.85、25.23、24.60、23.48辆，白酒每户家庭消费量分别为1.97、2.13、2.32、2.41、2.46、2.27、1.99千克。可见，尤其是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居民之间消费量呈明显的累退特征。在税率既定情况下，消费量决定了消费支出额，消费支出额决定了税负水平。因而，消费数量上的累退性质决定了消费税税负的累退性质。至少可以认为，现行消费税14种应税消费品中，并非所有的消费税均具有累进性质，因而，消费税预期能够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是不确定的。
二、消费税税基：特殊纳税业务应该比照正常纳税业务
消费税特殊纳税业务的税基(计税依据)是组成计税价格(简称“组价”，下同)，现行税法规定的“组价”不完全符合消费税是“价内税”的性质。“组价”中在考虑税金因素时只加计了消费税，均未加计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显然，“组价”所含因素的确定不够科学，不符合经济业务和纳税业务的实际情况，使消费税特殊纳税业务的税基低于正常业务的税基，导致税基侵蚀，税收流失。这既影响了财政收入，也使外销商品和劳务与自制自用、委托加工和进口产品之间的税负不公平。在考虑全部税金因素情况下，“组价”应该为下列模型：
(一)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
基本公式：组价：材料成本+加工费+全部应纳的流转税：材料成本+加工费+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可推导出
(1)从价计征方式下：
组价：
三、结语及政策建议
(一)消费税不宜以财政收入为目标。消费税应该侧重调节消费(间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而不是财政收入目标。因而其改革和完善的重点是：(1)有选择地扩大消费税课税范围。将高档住宅、别墅、电池、高档时装等符合消费税多重课征目标的消费品列入应税范围，尤其是重点将体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消耗资源为特征的消费品应该陆续被纳入应税品目中，但消费税范围不宜扩大很广，否则将会回归到1994年以前广泛在工业产制环节征收的产品税状态下，或者容易使消费税成为增值税的二次征收的税种。如果范围无原则扩大，就纯属于财政目的了，将消费税的本质目标置之度外。(2)提高消费税整体税率水平(与增值税不同，消费税应该属于“窄税基、高税率”的税种)；拉大不同应税消费品的税率档次，拉大同类消费品不同等级之间的税率档次，增进消费税的累进性。辅助个人所得税提高整体税制的累进程度，有助于通过影响消费偏好来调节收入差距。(3)整合消费税与资源税的关系，二者在节约资源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但资源税的调节主要在初级资源产品，而消费税主要对成品课税，二者并不矛盾。即使两税税目有交叉，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重叠征税。将资源税应税范围延伸到消费税的应税范围，有助于税收多重目标的统一。
消费税的含义篇9
【关键词】税法名词概念涵义
会计实务与税法的结合应用已经日益显现出其重要性,但相当一部分会计人员对税法常用名词概念使用不规范、不科学。究其原因,主要是会计人员对税法相关名词概念的内涵理解不深,断章取义。这种误解和混淆若处理不好,极易造成“偷税”,面临税收征管部门高额罚款和严厉处罚。有鉴于此,笔者参考现行各单项税种税收实体法及其实施条例(细则)、《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税务行政法制的基本原则、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海关等税收征管部门和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和其他行政法规、规章制度,进行归纳总结,对会计实务中常用的税法相关名词概念做一解析与甄别,管中一窥,以供商榷。
1税收优惠名词概念涵义解析
1.1免税、不征税、抵税、退税、抵扣
“免税”有两种用处。第一种用在“税收优惠”的专章法规规定中,与“减税”一起统称为“减免税”,在税法中一般有专门条款,是我国各单项税种税收实体法规定的普遍性税收照顾政策,其涵义“对本来应该征税的应税项目(或应税劳务),税法规定免予征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统称《税收征管法》)将减免税分为“报批类减免(需要报税务机关审批同意)和备案类(取消审批手续和不需要报税务机关审批)减免”。按照税法条款规定的内容,又可以分为“免征”(完全免予征收税款)、“暂免征收”(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暂时性免予征收税款)、“酌情减免”(根据实际情况和困难决定是否免予征收税款)、“法定减免”(法律规定的减免)、“特定减免”(特定范围的减免)、“定期减免”(在特定时期内给予减免)、“临时减免”(在一定时期临时性的给予减免)、“经审批后减免征收税款”等各类规定。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统称《营业税法》)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婚姻介绍等服务免征营业税”属于“备案类、免征、法定减免”、“对社保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运用社保基金买卖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则属于“备案类、暂免征收、法定减免”;《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简称《车船税法》)不仅专章规定“法定减免”,如“非机动车船、拖拉机、捕捞、养殖渔船免征车船税”,还规定“特定减免”,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城市、农村公共交通车船给予定期减税、免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以下统称《关税法》)规定“临时减免税”政策:“临时减免税是指以上法定和特定减免税以外的其他减免税,即由国务院根据《海关法》对某个单位、某类商品、某个项目或某批进出口货物的特殊情况,给予特别照顾,一案一批,专文下达的减免税。”临时减免税一般有单位、品种、期限、金额或数量等限制,其他不能比照执行。
第二种情况用于增值税出口货物的“免、抵、退”税政策,即:“对货物出口销售环节不征收增值税、消费税,这是把货物出口环节与出口前的销售环节同样视为一个征税环节;出口退税是指对货物在出口前实际承担的税收负担,按规定的退税率计算后予以退还。”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通知》(财税[2002]7号)规定,实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的“免税”是指对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在出口时免征本企业生产销售环节增值税;“抵税”是指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所耗用的原材料、零部件、燃料、动力等所含应予退还的进项税额,抵顶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退税”指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在当月内应抵顶的进项税额大于应纳税额时,对未抵顶完的部分予以退税。
“不征税”指税法规定的不予征税的项目,由于其自身就不是税法规定的应税项目(或应税劳务),当然不予征税。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简称《耕地占用税法》)规定:“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占用前款规定的农用地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抵税”除用于上述“免、抵、退”税政策外,还有其他用法:用某方面的金额抵减应纳税额,有时也称之“抵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统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税额抵免”的内容:“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该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可从企业当年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退税”与“免、抵、退”政策涵义截然不同,是指税收征收机关在依法征收税款后,发现多征了税款,主动或者依纳税人申请按照规定程序和办法退回多征的税款。如果这种退税从国库(国家金库)中退还的,由于国库是财政部门的出纳机关,归口财政部门管理,所以财政管理上称为“退库”。如《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应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中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
“抵扣”指按照一定的金额标准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期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1.2减税、减征、减按、减计、加计扣除、减半征收、两免三减半、三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
“减税”指在税法规定的正常计算应缴税额的基础上,减免部分税款。“减征”指在正常的税率基础之上按照一定的百分比计算扣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统称《消费税法》)规定:“对生产销售达到低污染排放值(相当于“欧洲Ⅱ号”标准)的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减征30%的消费税”。减税和减征的区别前者直接减免税款,后者减税率。
“减按”实际上也是减征的一种。其含义是减少后按照较低的税率计算缴税。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非居民企业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即:非居民企业的实际适用税率为10%。
“减计”指在计算某些收入时,少计一部分金额。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减计收入优惠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综合利用资源,指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即:对于上述符合条件的行业企业,用其取得的收入乘以90%计算应税收入。
“加计扣除”指国家为鼓励某些行业发展,规定在正常扣除基础上,额外再按照一定标准扣除一定的金额。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于企业的研究开发费,再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企业安置残疾人员所支付的工资费用,在按照支付给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100%加计扣除”。
“减半征收”指对于应缴纳的正常税款,按照50%征收,或直接减半乘以适用税率计算。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原适用24%或33%企业所得税税率并享受国发[2007]39号文件规定企业所得税定期减半优惠过渡的企业,2008年及以后年度一律按25%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实行减半征收。”即(应纳税所得额×25%)×50%或者直接按照“应纳税所得额×25%×50%=应纳税所得额×12.5%”征收。
“两免三减半”指国家为鼓励某些企业发展给予的一种特别优惠措施,即前两年免税,后三年减半征收。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我国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免三减半”指前三年免征,后三年减半征收。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1年至第3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4年至第6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五免五减半”则较“两免三减半”、“三免三减半”更加优惠,税款的减免扩大到五年免税和五年减半征收。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税收法律责任名词概念涵义解析
2.1偷税、逃税、骗税、抗税、欠税、漏税
《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偷税重在强调由于纳税人的各种有意(恶意)行为造成不缴少缴税款的客观结果。对偷税的处罚是“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税法没有特别规定“逃税”的概念,一般指纳税人故意违反税收法律法规,采取欺骗、隐瞒等方式,逃避纳税。《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欠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骗税”指以恶意欺骗手段骗取税款的行为。《税收征管法》只规定了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以假报出口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由税务机关追缴骗取的退税款,并处骗取税款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笔者建议修订增加《税收征管法》相关内容,扩大骗税概念的适用范围。
《税收征管法》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是抗税,除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未构成犯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拒缴税款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欠税”指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行为。《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或应解缴的税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务机关除依照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外,可以处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漏税”一词是日常生活俗称,其概念除在《海关法》提及“漏征”外,《税收征管法》和其他税法中没有明确提及和规定。依照税法立法的法理原则,可以理解为:漏税是指由于各种原因疏忽造成税务机关漏征或者纳税人漏缴税款的行为。
2.2罚款、滞纳金与罚金
“罚款”是纳税义务人违反了税收相关法律法规而由税务征管机关给予的一种经济制裁,是一种行政处分行为,属于行政处罚范畴。“滞纳金”是指纳税义务人由于延迟缴纳税款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额外罚款,也属于行政处罚范畴。“罚金”是指违反税法行为违反刑法,其严重程度达到了刑事处罚的标准,经法院裁判给与的一种金额处罚,是纳税人负担的一种刑事处罚范畴。
2.3以上和以下、不超过(不高于、至多、最高)、不低于(至少、最低)、多少~多少
“以上和以下”是指在规定的金额以上和以下,一般不含“本数”在内,除非特别说明。如《消费税法》规定:对于委托其他企业(非个体)加工应税消费品的,以受托加工企业为消费税的扣缴义务人,如果受托方未按照规定代收代缴税款,委托方就要补缴税款(对受托方不再重复补税,但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处以应代收代缴税款50%以上3倍以下罚款)。这里的“50%以上”是指大于50%,“3倍以下”是指小于3倍。
“不超过(不高于、至多、最高)”指税法规定的最高金额限制,一般包含“本数”在内;“不低于(至少、最低)”则是指税法规定的最低金额限制,一般包含“本数”在内。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小型微利工业企业标准之一为:“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这里的“不超过”就包含了本数“30万元”、“100人”、“3,000万元”。
“多少～多少”指从多少金额到多少金额之间的区间范围。一般而言,“本数”(此时一般称为“级距点”)包含在前一个“多少”内,除非特别说明。如《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税率表”如表1所示:
以上表第1、2、3个级数为例,应做如下理解:第一个级数“不超过500元的”是指月含税应纳税所得额“小于等于500元”的金额部分,即500元。“本数(级距点)500元”包含在第一个级数里;第二个级数“超过500-2,000元的部分”则是指“大于500元小于等于2,000元”的金额部分,即1,500元,“本数(级距点)2,000元”包含在第二个级数里;第三个级数“超过2,000-5,000元的部分”则是指“大于2,000元小于等于5,000元”的金额部分,即3,000元,“本数(级距点)5,000元”包含在第三个级数里。由于第一个级数的“本数(级距点)500元”已经包含在第一个级数计算,所以第二个级数的“前本数(级距点)500元”不应该在第二个级数计算,而“后本数(级距点)2,000元”则应该包含在第二个级数里计算,不应该在第三个级数里计算,其他各级距级数同理,依此类推。
消费税的含义篇10
摘要：根据国务院部署，2015年我国将全面完成营改增，后期将向建筑业推进。经调查，专家学者等多数观点认为营改增会增加施工企业税负。如果是真的造成了税负增加，那么原因在哪里？考察文献，主流观点认为是法定税率过高、企业进项税额不足。基于增值税计税原理和经营博弈视角分析，我们发现：税率的高低和进项税额的多少不会造成企业税负增加；而原因在于经营博弈中能力不足，招投标中的弱势地位；采购中控制不到位以及原有增值额利好的消失。
关键词：“营改增”；施工企业；税负增加；原因
一、引言
2012年营改增启动以来，快速推进，2014年初，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上明确表示，将电信业列入今年营改增，提出将抓紧研究电信业纳入营改增范围的政策，力争今年4月1日实施。根据国务院部署，到2015年我国将全面完成营改增，随后将至的建筑业营改增，则将给施工企业带来更多挑战。
经调查，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以及部分施工企业的研究成果、营改增模拟测算结果，多数观点认为企业税负增加，少数观点认为不同类型的施工企业税负增减不一。中国建设会计学会会长秦玉文指出“‘营改增’将使建筑施工企业的税负增加”；营改增后“安装工程材料类成本所占比例低，增值额大，改征增值税后税负增加，利润减少；建筑工程材料类成本所占比例大，增值额小，改征增值税后，税负减少，利润增加”（李未坤，2006）；“建筑业营改增对不同类型施工企业，其税负差异较大”（詹敏，2014）。
这些观点有无疑义？如果是税负增加，原因是什么？考察当前营改增研究文献，主流观点认为施工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是国家法定税率过高进项税额不足。这些观点有无疑义呢？笔者将从增值税计税原理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
二、从增值税计税原理角度分析
（一）增值值计税原理和税率
1.增值税计税原理是通过增值税的计税方法体现出来的
增值税的计税方法是以每一生产经营环节上发生的货物或劳务的销售额为计税依据，然后按规定税率计算出货物或劳务的整体税负，同时通过税款抵扣方式将外购项目在以前环节已纳的税款予以扣除，从而完全避免了重复征税。
2.增值税税率
增值税税率是按照货物的整体税负设计的，是该货物在这一环节所负担的全部增值税税税额（包括本环节的应纳税额以及以前环节的已纳税额）。
（二）实例分析
1.进项税影响分析
例如，1000万元合同额的工程项目，其中含3%的营业税30万元，不含税营业额为970万元；营改增后，假设1000万元合同额不变，税率按11%考虑，营业额变为900.9万元，增值税额为99.1万元。不考虑其他税费情况。
（1）99.1万元的增值税额由原来30万元的税款和69.1万元组成。69.1万元为原970万元营业额中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营改增后从营业额中分离出来作为税款支付给施工企业。
我们进一步分析，不同的进项税额，会使企业税负不同吗？增值税的真正负担者是最终消费者，中间环节的生产经营者缴纳的税款和支付的进项税款都是在购买方支付的增值税额范围内开支的：进项税额多时就少交税、少时就多交税，但进项也是花钱买的，实质上跟交税是一样的道理。例如，900.9万元不含税成本和99.1万元增值税额，当我们取得了10万元的进项税额（也就是说企业只花了10万元去购买进项税额），企业交税是89.1万元（99.1-10）；而取得30万元的进项时，企业交税69.1万元（99.1-30）。
（2）是否会造成企业利润变化？增值税的价外特点，对企业利润是没有影响的，因而也不会对税负有影响。
我们还是按上例进行说明：营改增前，1000万元合同额，去掉30万元税金，970万元用于施工刚好花完，利润为零；营改增后，企业还是拿970万元去施工：900.9万元用于支付不含税成本，而69.1万元用于购买增值税进项或交纳税款，利润还是为零（即900.9万元收入和900.9不含税成本），缴纳增值税30万元（即99.1万元扣除69.1万元进项税后的税额）。
综上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增值税的价外税特点，营改增后企业利润没有影响，税负也就没有影响；进项税额的多少对企业税负没有影响。
总结一句话，业主支付的增值税款，不是付给上游的供货商，就是交给税务局，企业是留不到的，因而不影响企业盈利。
2.税率影响分析
税率反映的是最终消费者所承担的整体税负，当税率高时最终消费者的税负就重；税率低时税负就轻。税率高只是意味着业主多付点税款你，税率低只是意味着业主少付点税款，价外性决定了与中间环节的生产经营者无关，对企业税负和盈亏也就不够成影响。我们来举例分析一下：
（1）下面分析中有一个暗含条件：营改增的税率高低对实际不含税成本额是不影响的或者说合同额中实际可抵扣进项税额是不影响的，不会因为营改增税率的高低，而改变合同额中实际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多少。
（2）假设1000万元合同中的不含税成本为900.9万元。税率按11%来计算，营改增后1000万元合同额分成营业额900.9万元和增值税99.1万元；如果税率为15%来计算，应变成900.9万元和135.13万元，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税率的提高只是提高了转嫁的税额，而不会改不含税价，税率提高4%业主应在原来99.1万元税款的基础上加36.03万元税款。企业不含税成本还是900.9万元，只是用135.13万元用来购买进项税额和交缴税款，利润还是零，税负也没有影响。
综上所述，从理论角度分析，税率的高低和进项税额的多少，对营改增施工企业税负和盈利都没有影响。但实际统计中确定存在影响，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增值税义务是基于经济活动产生的，我们将从企业经营环节着手分析。
三、从经营博弈角度分析
施工企业一般通过招投标来承接工程，通过采购和施工来完成项目建造。根据建筑行业价值链分析，施工企业经营博弈可分为上游采购环节和下游投标环节，各方通过博弈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营改增对这两个环节博弈的影响，探寻企业税负影响的真正原因。
（一）投标环节分析
1.营改增后造价模式的设想
“‘营改增’后现有造价模式必须改变，必须出台与之相对应的增值税税率配套工程造价和计价体系”，营改增后我们设想进行不含税报价，“即在现有报价的基础上，扣除原有计取税费3.41%后，再行将原材料报价中已包含的税费扣除，实现真正的裸价”（李林，2013）。“投标书上对原材料、燃料等成本的计算都不包含其增值税进项税额”（王勇岐，2013），这也是实现营改增的目标消除重复征税所必须的。
当前投标报价形式有：施工图报价、工程量清单报价、费率优惠报价以及总价优惠报价，报价都是含税价格即价税不分离。
我们设想营改增后应是这样报价：
（1）如果按施工图报价、工程量清单报价时，可以先按预算工程量计算出不含税的工程直接费和其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再以工程直接费为基础，按有关的费用定额中的各种费率，计算出工程的不含税的其他费用（含间接费、利润等）和其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再计算出总报价：投标报价额和应交增值税额。投标报价为不含税的工程直接费和其他费用；应交增值税额为：投标报价额×增值税率减去总的可抵扣进项税额。正式报价中，可能还要将总报价进行价税分离。
（2）如果是后两种费率优惠报价和总价优惠报价，报价时则没有影响，只是在工程结算的时候，将按照上述（1）条中施工图报价的模式计算出实际结算价和应交增值税额。
2.实例分析
以施工图报价形式进行分析：假设1000万元的工程，营改增前后报价的对比表如下（单位万元）：
说明：工程直接费按“‘人、料、机’费用占工程造价的百分比分别为：17.85、66.82、6.37”（詹敏文，2014）计算。
（1）招投标博弈中的弱势地位造成，营改增利好都被业主取得，施工企业无法分享。业主99.1万元利好，一部分69.1万元是营改增后消除报价中原来重复计算的税金；一部分30万元是价内税变为价外税带来的。
（2）施工企业利润减少或亏损。上例中1000万元合同额营改增后不变，只是基于营改增分析的假设，但投标弈的弱势地位决定这一前提成立可能性极小。这是由于：营改增后进行不含税报价，消除重复计税额，但企业“在编制标书中却很难准确预测有多少成本费用能够取得增值税进项税额”（李林，2013），为了中标不含税报价极有可能会过小预计，中标取费额不足实际开支，从而给企业带来利润减少或损失。例如，营改增前1000万元的合同额中不含税价为900.9万元，同样工程营改增后报价可能会变成850万元，这样增值税额为93.5万元，合同总额943.5万元。收入减少50.9万元，实际成本不变，形成利润减少或亏损。
（二）采购环节分析
同样，施工企业在采购环节也将由含税价向不含税价采购过渡，而这一就化将带来税负增加或利好消失的影响。
1.采购中的税负增加
营改增后，施工企业会全面索取增值税发票，供应商会以此为借口乘机抬价，也就是以超过进项税额本身的价格来出售增值税发票。比如，900.9万元不含税价对应的是69.1万元进项额是，但可能会花大于69.1万元的价格来取得970万元增值税票，具体表现为采购成本的增加，实际就是营改增后税负的增加。
2.采购中原有利好消失
营改增前业主支付的进项税款，施工企业在采购中没有开支，而转为企业的利润了，但营改增后这块利润就没有了。比如，900.9万元不含税价对应的是69.1万元进项额是，其中有100万元材料对应的增值税是17万元，而采购时是从小规模纳税人处采购的，只花了3%的税款，从而有14万元税款未支出，转化成了利润。
综上分析，我们可知企业税负和利润的影响，是营改增后：低价中标与招投标方式变化联合作用的结果，是采购不含税价控制不到位和原有利好消失的结果。正如中国建设会计学会会长秦玉文指出“低价中标的现状不能扭转，建筑施工企业的11%增值税就根本不可能全部转移给下游企业和最终消费者”。
四、不利影响及对策
由上分析，我们发现营改增对施工企业的不利影响有：利润减少或亏损、税负增加。进一步分析，还会给收入规模带来致命影响。
营改增后，价税分离将使收入直接下降了9.9%，更大的规模风险在于合同的分拆风险。“营改增后，建设方的不动产随之可进行增值税进项抵扣，为了利益最大化，建设方可能会最大程度的将材料剔出施工合同，单独采购以按17％进行抵扣进项，这将对建筑企业规模带来致命影响”（宋志鹏，2013）。李林（2013）也认为：“执行增值税的建设单位，取得的增值税抵扣发票仅为造价总额的11%，但工业企业如果采取分项发包，17%抵扣税率的材料自行采买”将取得更大的税收利益。
2009年增值税转型时“建筑安装企业提供工程安装的过程中涉及设备、材料，部分客户可能要求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建筑安装企业变为纯劳务型企业”（徐烨，2009），预测后来得到验证，很多业主要求施工企业将主材单独开具增值税票。
对症下药，施工企业应该从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入手，改变博弈中的弱势地位，加强投标报价中不含税报价的准确预测，有利于采取最优低价略策，确保有利可为；加强采购管理，实行价税分离采购，分项比价，切实降低采购成本和税负。同时，加强国家政策研究，统筹好营改增后的税务管理工作；多渠道反应政策诉求，规避合同拆分对企业收入规模的不利影响。从而使企业在改革中抓住机遇，在行业洗牌中快速、领先发展。
五、结论
综上分析，营改增对企业造成企业盈利减少、税负增加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税率高低和进项税额取得多少，而在于：施工企业在报价博弈中的弱势地位，不得不接受低价中标的格局，造成施工企业盈利减少或亏损；以及供货商乘机抬价，税负增加或者原有增值税利益的消失。进而极有可能造成规模萎缩的致命影响。
参考文献：
[1]重华《.业内测算建筑业营改增后税负不减反增》,载《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3月21日.
[2]李未坤.《建筑业改征增值税之探讨》，载《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6年3期.
[3]詹敏文.《营改增对施工企业税负的影响与建议》，载《会计之友》，2014年2期.
[4]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教材编写组.2014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教材《税法〔Ι〕》，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4年版.
[5]张庆宏.《建筑工程概预算编制常识》，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版.
[6]李林.《“营改增”对工程造价及计价体系的影响》，载《中国建设报》，2013年7月16日.
[7]王勇岐.《营改增对施工企业的影响分析与对策》，载《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3年36期.
[8]财政部、国税总局财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2011]110号）.
[9]宋志鹏《.关于建筑业营改增政策诉求的几点思考》，载《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3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