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的意义篇1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现代农业
中图分类号：F323.3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农机专业合作社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和农机购置补贴的惠农政策实施以后，激发了农民朋友购买农机的热情，同时全国各地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且每天都有农民朋友想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或是想成为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社员。
笔者作为一名农机推广部门的工作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从实际情况出发，明确一下什么是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本文主要来谈一谈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重要意义，仅供读者参考，希望对广大农机部门工作者有所帮助，同时促进农机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
1农机专业合作社与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机专业合作社首先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简单的说农机专业合作社是以农机服务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包括农机专业合作社，而农机专业合作社正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部分。
从定义上来讲，同样农机专业合作社也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同样是本着“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本着“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宗旨，只不过农机专业合作社是以农机服务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2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重要意义
2.1农机专业合作社，促进农机化事业快速发展
农机化早期都是先出现小型农机具的使用，通过小型农机具代替或者配合人力、畜力来进行农业生产工作，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不断的摸索，逐渐的开始研发和使用大型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取得了切实有效的成果。在我国农业生产生活过程中农业机械占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伴随着2013年农业机械化事业的迅猛发展，农机服务产业也逐渐形成，同时我国也实施了各项惠农政策，尤其是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使在农村首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农民，热情高涨，纷纷购置大型农机具，是我国农村农机具数量和质量都有了一定的提升，可以说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就目前的形式来看，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有利于整合和优化农机资源，提高农机服务组织化程度，提高机械利用率，提高农机经营效益，可以有效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因此，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可以有效促进农机化事业快速发展。
2.2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现代农业时代的到来，农村的生产经营模式已经改变，农民合作社乃至我们所探讨的农机专业合作社的产生都是一种必然。农机合作社的产生使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作业和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经营解决了以前粗放管理所带来的问题，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具有现实意义。另外，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成立，要求入社成员为农民身份，从这角度来讲农机专业合作社可以使大量的农民朋友参与其中，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拓宽了农民朋友增加收入的渠道，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对于新农村建设也具有现实意义。
另外，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后，农民朋友在购买农业生产中所需要的一些产品都有了切实的保障，无论从价格还是产品质量上都更加的安全放心，保证质量的同时还可以节省支出，尤其是购买农机具在售后和维修问题上也有了切实安全的保障。
2.3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现代农业的迫切需要
提高农机化水平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保证，开展合同订单作业、代耕代种作业，实行土地托管、土地租赁承包等，达到区域化种植、规模化作业、集约化经营的目的，促进土地有偿流转，实现规模化作业效益。还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机装备水平和使用效率，加快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增强农业物质技术基础，提升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有效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从而进一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现代农业进程。
3结语
作为农机部门的工作者，要把农机化工作当成一项光荣的使命，认真负责、爱岗敬业，尽最大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为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添砖加瓦。
笔者通过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可以促进农机化事业快速发展，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现代农业的迫切需要。这3点说明了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必然性和重大意义，仅供读者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同时希望大家可以提出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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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的意义篇2
关键词：邓子恢；农业思想；历史地位
邓子恢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农村工作专家，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他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不顾顽疾缠身，忍辱负重，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邓子恢的农业思想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规律的结果，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为毛泽东农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毛泽东农业思想一直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史上居于主导地位，但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的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子恢对毛泽东农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尤为突出的。
第一，为毛泽东作出科学判断提供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许多重要思想、指导原则，主要是由毛泽东在总结我国农业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吸取其他重要领导人及专家的正确意见和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邓子恢的农业思想是毛泽东作出新判断的一个重要来源。邓子恢对农业的重要地位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农业和工业必须协调发展。他说：“人是要有饭吃、有衣穿、有副食品和许多日用品才能生活下去，这些东西绝大部分是从农业生产出来。如果农业歉收，人民吃不饱饭、穿不上衣服，而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呢?”“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才能为国家工业化开辟道路，因为，工业化要解决几个问题：要开辟市场，没有销路，工业化不成；要供给原料，没有经济作物，没有原料，不能生产；要粮食供给城市人口，工人要吃饭，没有粮食不行。”“工业发展需要农业发展与之相适应，如果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求，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对于粮食、原料、资金积累和市场的需要，结果就只有使工业化的速度被迫降低。”“农业必须配合国家的工业化，逐步加以改变。现代化的工业，必须有现代化的农业，同时并进。”毛泽东曾多次听取邓子恢的工作汇报，邓子恢的这些论述，使毛泽东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吸收邓子恢等同志正确意见和理论观点的基础上，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他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第二，深化了毛泽东有关农业发展问题的论述。纵观毛泽东农业思想体系中许多内容，首先是由毛泽东针对农业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正确的理论原则或方针，但由于毛泽东日理万机或其它种种原因而未能再作深入的研究和论述。邓子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则在贯彻这些原则和方针的过程中，又作了重要补充。如1958年，毛泽东在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提出了农业增产的“八字”措施、即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这八个字概括了农业增产的主要措施，因而被人们形象地奉之为“八字宪法”。邓子恢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对毛泽东同志的“八字宪法”，特别是对其中的合理密植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说：“八字宪法中的合理密植又是构成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的中心关键。”农作物实行合理密植，在同一耕地面积上之保持较多植株就能够增产呢，“这是因为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需要通过根部从土壤中吸取肥分和水分，通过叶部从空气中吸收其他养分，并在阳光照射下进行‘光合作用’，制成植性有机物质，才能促进作物的生长。空气和阳光是大地上到处都有的，在土壤里又蕴藏着许多肥分和水分，我们实行合理密植，在同一面积上种上较多的植株，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土壤的肥力、水分和空中无尽的空气、阳光，来促进农作物的生长。如果种植过稀，植株过少，就等于浪费可能利用的肥分、水分、空气和阳光。”“但是如果过度密植，株行距过小，以致枝叶不通风、不透光，不能起光合作用，根系互相打架，反而使农作物不能正常生长，……结果也是不能增产，甚至反而减产失败，所以密植必须力求合理，必须保持一定的株行距，使农作物能够通风、透光，根系有伸展的余地，做到‘苗不欺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农作物播种前还得选用优良品种，在生长期间，还需要注意田间管理和植物保护工作，使农作物安全生长。”“实行密植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的原则。密植程度必须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土壤水源，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耕作水平，不同的作物品种和作物特性等来分别规定，决不能机械地用一个规格到处乱套，凡是合乎这个原则的就叫合理密植，就能达到高产，反之，就叫做不合理，就不能达到高产，反而要减产甚至失败。”他还特别指出：“密植中较普遍的缺点，则是只注意株多、穗数多，而注意提高单株产量则较少。”“在实行密植时除了保持适当的植株密度以外，今后要更多地注意单株产量的提高，做到结穗又多、又大，子粒又多又饱。”经过邓子恢等人对“八字宪法”的深刻理解和理论阐述，就使农业“八字宪法”更加完善、具体，使之广为传播，深入民心。
第三，一些思想直接被毛泽东吸收，使毛泽东农业思想更加丰富。毛泽东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贡献举世公认，但是由于“八大”以后，“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一段时期内铸成了毛泽东农业思想的不够严密，不够完整。邓子恢作为农村工作的直接领导者，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一些直接为毛泽东所采纳。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六十条(草案)》，这是对前期“左”的错误一个重大修正，但仍然不完善、不彻底。会上，邓子恢一方面对它予以高度评价，一方面则独立深思，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基础放在大队一级是不可以的。既名为基础，就意味着它是一个经营的实体和居于最底的层次。因此把基础放在生产队最为恰当。它是最基层，生产、生活都直接联系群众，又是生产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同时，生产队规模，一般只有二三十户，以它为基础和变成经营实体，很适应目前基层干部的经营管理水平。”后来，邓子恢经过调查，又提出了《草案》没有涉及到的林权问题、停办食堂等问题，这些意见大部分被5、6月间，中央北京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六十条(修正草案)》所吸收。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意见，毛泽东在多次听取邓子恢等人的看法后，于1961年9月表示：“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11月，邓子恢经过调查和试点，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就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以后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转发全国。批示说：“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
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史上，毛泽东农业思想新的发展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理论是极其光彩夺目的部分。邓子恢作为社会主义农业改革的先驱，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经济体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主张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多层次占有的体制。农业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生产资料公有化达到什么程度，是确立和完善农业合作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第一个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经济形式是高级社，实行土地、耕畜、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零星林木、家禽、家畜等归社员所有。在合作化后期，一些高级社把小农具甚至鸡、鸭、鹅等家禽也收归集体所有，使高级社公有化程度过高的问题更加突出。对此，邓子恢在党的八大上提出：“在生产资料的处理方面，应该采取‘主要公有，次要私有’的办法。”他以此作为社会主义合作经济处理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的准则，防止人们不断扩大公有化程度的偏向。1957年，他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归集体所有，其余生产资料看情况，不一定是百分之百集体所有。”他主张耕畜可以归社员私有，合作社有偿使用，鱼塘也可以归社员所有，但须缴纳的一定费用作为社的公积金和公益金。邓子恢把上述主张概括为“集体所有中有个体所有，高级中有初级”。人民公社化后，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更高，给农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邓子恢对此深表忧虑。1961年8月12日，他在东北、内蒙古林业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多种多样，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全民所有制领导下，搞些小集体、小私有，对社会主义经济，只会起巩固作用，不会起破坏作用。”19日，邓子恢在牡丹江垦区听汇报谈到所有制问题时又说：“过渡时期不要清一色，要混一色，这样好。全民所有制肚子里还有小私有、小集体。这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集体所有制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中有小私有、小集体，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补充，有了就活了。”为了消除人们的顾虑，他反复强调：“在农业生产力还处于以人畜力经营为主的当前阶段，这种小自由小私有，是最能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和责任心的。个体生产的危险性在于以个体经济作为主要社会制度，从而产生剥削，产生阶级分化，而最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我们能保持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的主体，加上政权在我们手里，国民经济的骨干，如工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企业等都是全民所有制，在这种条件下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内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显然，邓子恢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是坚持公有制为主、生产资料多层次占有的体制，把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降到与我国农业生产力状况比较合适的水平。邓子恢的这一思想，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开拓性意义。
第二，在经营管理方面，关于责任制是合作社经营管理新体制的论断，为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经济建立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奠定了基础。尽管50-60年代，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不同程度地对责任制予以肯定，但当时从全党的认识来看，只把它看作是经营管理的一个具体方法，没有提高到新的体制的高度去认识。把生产责任制提高到合作社新的体制来认识，在党内，邓子恢是第一个。他认为，责任制使各级在生产过程中责任更加明确，在经营管理上允许合作社实行一定程度的分散经营和分散劳动，使生产队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权，社员也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他明确指出：“这是搞好集体经济的重要制度”“是合作社管理上的新体制”，也可以说是“合作社的新体制。”尽管邓子恢的责任制思想在“分”的方面还不够，因为农户还不能进行相对独立的分散经营，但他的这一论断是对高度集中的原有体制的一个巨大的冲击，使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鼓舞着人们沿着生产责任制的道路，进一步探索符合生产力水平的新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中央从农村的生产实际出发，对中国农业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象一颗希望的种子，散进了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并且显示出了无限的生命力，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序幕。诚然，这种责任制不是对50-60年代生产承包责任制的简单恢复，而是把原有的承包责任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确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我们不能否认，这一成果的取得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体制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逐步完善和突破，是沿着邓子恢开辟的责任制道路不断实践、摸索的结果。邓子恢功不可没!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意义。”
邓子恢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的先驱者，毫无疑问，他关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主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改革的先声。
农业合作社的意义篇3
关键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论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国初期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223-03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合作化问题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突出强调合作社的政治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明确地把发展合作社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目标的手段，而非单纯的经济行为。1874年马克思指出，在农民土地私有制大批存在的地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1]。1894年11月，恩格斯在《新时代》上发表了《法德农民问题》这一重要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如何通过合作社逐步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恩格斯把农民分为小农、中农、大农和大土地所有者。关于“小农”，恩格斯说，“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生产和占有”[2]；对中农和大农，恩格斯说，“我们也只能建议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转变成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3]；对于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恩格斯则主张实行剥夺，归全社会公有。
列宁的合作化思想主要体现在《论合作制》一文中，主要观点有[4]：（1）在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合作制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2）要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来扶持合作社的发展。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要在经济、财政、银行等各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先权，并给予先进合作社积极的奖励。（3）要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实现农民的“文化革命”。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就是让农民自愿积极的参加合作社，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参与。只要实现了这种“文化革命”，苏联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认为高速度发展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个体贫农中农经济在供给国家粮食和原料方面现在起着主要作用，将来仍然会起主要作用，但是单靠它已经不够了;因此必须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加紧发展机器拖拉机站来补充个体贫农中农经济的发展，以利于把资本主义分子从农业中排挤出去，把个体农民经济逐步引上大规模集体经济的轨道，引上集体劳动的轨道。但是要做到这一切，首先必须加紧发展工业，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拖拉机制造厂、农业机器制造厂等等。不然，就不可能解决谷物问题，也不可能改造农业[3]。斯大林还论述了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的关系，认为集体农庄是合作社的一种形式[3]。
以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合作化理论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对中共中央和领导人民走合作化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关于山西农业合作社的论争及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经济应如何发展，向什么方向发展，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难题，山西省委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1950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报告农业生产及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报告认为旧有的变工互助办法已逐渐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要通过提供技术服务、发展流通领域合作和农副业相结合的办法来提高农业互助合作以发展农村经济的看法和意见成为当时一种有代表性的思路。
然而此时华北局下属的山西省却出现了与之相左的另一种声音：把变工互助组进一步提升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在后，随着中农化趋向的出现，原有的互助组织也和其他老区后的情况一样，出现了涣散甚至解体的现象。中共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在调查之后，得出了要加强领导，把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结论，并明确提出要用成立按土地和劳动分红并征集公积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引导互助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以克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解决互助组织涣散的问题。华北局在派人到长治调查后，提出了与省委和地委不同的看法，并获得了刘少奇、薄一波等人的明确支持。但是山西省委坚持己见，于1951年4月17日，向在当时主持华北局工作的刘澜涛提交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
报告认为:“农民自发力量……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华北局对山西省委报告中的这种观点以不同方式提出了批评。在4月下旬的华北局互助合作会议上，围绕山西省委的报告展开了激烈争论。与会的大多数人不同意山西省委意见，认为“山西省委的报告不符合新民主主义政策，不符合《共同纲领》，混淆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现在组织农业合作社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5]。参加会议的山西省代表则坚持认为，为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应当积极试办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哲人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和华北局常委讨论的意见，系统批评了山西省委的报告。
5月4日，华北局就山西省委的报告做了书面批复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再次对过早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提出批评。
针对华北局的批评，山西省委坚持通过了由省委书记赖若愚起草的《关于互助合作会议的几个问题》的申诉报告，主要内容是对华北局的批评表示不同意见。听了华北局相关负责人的汇报后，连续几次对山西省委报告的观点提出了“严厉”、“系统”的批评。在合作化问题上，刘少奇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搞合作化是将来的事情。合作社可以试办，但不能推广，“企图由合作社直接转变到集体农庄是错误的，“它本身没有前途，将来实行集体农庄，它是要被取消的[5]。在对待富农和阶级分化问题上，他认为，现阶段应允许富农发展。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基础。”[5]1951年8月，在了解到双方的意见分歧后，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不同意刘少奇和华北局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以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工厂手工业阶段未有蒸汽动力机械，而仅依靠市场分工也能形成新生产力的例子作类比，认为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还援引七届二中全会已有明确规定要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的说法，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人。
为了解决分歧，在同刘少奇等人谈话时，提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9月20日，中共中央召集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决议（草案）》。从《决议（草案）》的基本内容来看，当时对组织互助合作运动的态度虽然积极，但也有谨慎的地方。《决议（草案）》没有简单地重复山西省委的意见，而是同时肯定了农民的两种积极性，提出了反对互助合作问题上的两种错误倾向，强调了自愿互利、民主议定和典型示范的指导原则和不得歧视、打击单干农民。这些意见表明，似乎也想照顾一下争论的另一方观点。但是，《决议（草案）》的侧重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要求在后的广大农村立即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制止农民要求自主经营的自发倾向。其中肯定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批评发家致富的口号，提出互助合作不一定都是整齐划一地循序而进，国营农场应该推广，在有条件的地方试办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等等，更是体现出了某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急切心情。《决议（草案）》公布后，通过党和政府的大力宣传和贯彻落实，互助合作运动迅速掀起了热潮，到1952年底，参加互助组、合作社的农户由1951年底的19.2%迅速增加到40%。《决议（草案）》的颁布，实际上开始了中国农业由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以中共中央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的通过为标志，在建国初期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中，、高岗等人的主张最终占据了上风，并得以贯彻实施。这场争论的结局在事实上改变了中国农业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它使中央原先设想的“先工业化后集体化”的带有苏联味道的农业社会化思路，转变为了在手工劳动状态下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的“先集体化后工业化”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多少带上了“中国色彩”。
三、论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中共中央和领导下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有所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一，没有选择照搬苏联“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点，而是创造性地提出“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认为农业生产即使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依靠协作的力量也是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第二，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采取了有计划的、逐步的、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苏联那种突然的、混乱的形式。主张将农业合作化分为三步:第一步为互助组，即劳动力入股，但农民个人保持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然后是低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生产性财产由集体控制，但每个农民根据他拿出的土地、工具和牲畜的多少分红;最后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取消分红，严格地按劳取酬。第三，采取了限制而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与苏联驱逐和杀害富农的做法不同，在中国，富农虽然经济地位被不同的方式所削弱，并被用作政治动员其他阶层的斗争目标，但在合作化运动的最后阶段，他们还是被获准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虽然富农仍是阶级斗争的对象，但由于他们所受待遇相对温和，因而避免了重蹈苏联运动中所出现的混乱和对经济资源的破坏的覆辙。第四，避免了斯大林强调抽调剩余农产品去支持工业化的做法，而是注重在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也是严重地依靠农业对工业的支持，但党中央和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农村可以抽调的剩余农产品远远少于俄国的农村。因此，在整个“一五”计划中，党中央的政策同样着眼于增加农业产量，这样既满足了国家工业发展计划的需要，又相对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党中央和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关心，有效的减少了合作化运动中所受的抵制并争取到更多的支持。
正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前提下，根据中国国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农业合作化政策，使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顺利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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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Socialisttransformationofagriculture’influenceontheChinaliationofChinaattheBeginningoftheFoundingphase
QinYu
（anhuinormalUniversity，instituteofpoliticalScienceandLaw，wuhu241000，China）
农业合作社的意义篇4
关键词：农业机械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F3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3）-06-0154-1
0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从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以来，全国各地都在积极组织开展“创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活动，而农机专业合作社正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基层农机部门的工作人员，首先从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概念入手，谈一谈自己对发展农机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的看法。
1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概念
简单地说农民专业合作社属于一种经济组织，农机专业合作社正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
农机专业合作社是以农机服务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具体来说农机专业合作社是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章程，依法成立的以农机服务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服务成员为宗旨，遵循着“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为合作社成员和其他个人或团体提供服务的组织。
2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对于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可以加强农机管理体系建设
创建农机专业合作社可以促进农机作业化，提高农机组织化服务水平。有效扩大作业规模，提高作业效率；创建农机专业合作社可以推动大型、高性能机械的使用和技术推广，有利于更新设备和技术，提高农机化发展质量；创建农机专业合作社可以使农机信息服务、农机保养与维修、技术服务等与机械使用有关的信息与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降低交易成本；可以有效发挥专业人员技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便于培养新型科技农民，提高农机手水平，保证农机作业质量。
2.2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是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内容之一。农机专业合作社可以开展规模经营，推动土地经营方式的创新，加快土地流转，进一步完善和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因此促进了农村的改革发展之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农业现代化。
以上两点具体来说是加强了农机管理体系建设，促进农机作业化，提高农机组织化服务水平；促进了农村的改革发展之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实也正是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体现。
3结语
综上所述，具体来说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是加强了农机管理体系建设，促进农机作业化，提高农机组织化服务水平；促进了农村的改革发展之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是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体现。
在经济效益上，农机专业合作社有效地整合了农机资源，提高了农业机械的使用率，减少资源浪费。保证市场秩序，稳定价格，保质保量促进增产增收，这正是经济效益的体现。
在社会效益上，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成立，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创新，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进一步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进程。在确保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因此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不仅是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的有效途径，更是完善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力量。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对于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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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的意义篇5
关键词：列宁；农民主体；生成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7-0019-02
当前，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农民群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农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数最多的重要依靠力量，是“中国梦”的实现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农民的创造与努力，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就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业的成功，是否满足农民的利益与要求，制约着党的兴衰成败。因此在“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树立以农民为主体的观念是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是唯物史观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结合的体现。在新农村建设中，进一步发挥农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实现农民质的提升和农业发展量的飞跃，需要借鉴成功的经验。列宁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着成熟的农民思想，至今闪耀着光辉。
一、列宁农民思想的核心
列宁以农民为核心，重视农民的根本利益，能够满足农民的基本要求来制定有关农民的政策，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从而稳定了农民，稳定了国家。列宁农民思想渗透着人民本位意识，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反映，在苏俄的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列宁能够看到农民阶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及时改变策略，促使农民通过合作社的方式联系起来，并试图去寻找一条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发展道路。在列宁关于农民的思想中，无论是土地制度的思想，还是合作社问题，或者农民文化发展问题，都体现列宁的高瞻远瞩。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列宁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透彻分析苏俄农民的基本情况，并作出正确的政策，遵循农民发展则整个社会就发展、农民进步则整个社会就进步的理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民观，使苏俄关于农民的政策更加理性与成熟，渗透着农民在苏俄社会历史中创造的价值意识，这也是在探索苏俄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宝贵财富。
列宁农民为主体的思想内容广泛。在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方面，列宁主张重视农业生产，重视大农业的发展，允许西方资本阶级来苏俄进行农业方面的投资，提升农业的总体竞争优势；在提升农民文化素质方面，列宁做了多方面工作来提升农民的文化水平，破除文盲，使农民能够看书识字；在农业合作社方面，列宁从量变到质变，从理论到实践，逐步引导农民走上合作社道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探索农业发展的具体路径……这些思想都渗透着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闪烁着人民至上的唯物主义思想。
二、列宁农民主体思想的生成
列宁农民思想的成熟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一个艰辛的探索发展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根据苏俄变化了的实际国情，实事求是地尊重农民，尊重苏俄的实际，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农民的思想，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逐步生成农民为社会建设主体、重视农民基本利益的重要思想。
在打败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列宁看到仅仅依靠无产阶级是不够的，必须使无产阶级深入到农村，联系农民的力量，并且形成巩固的工农关系，才能够应付复杂的形势。列宁清楚地认识到凡是同人民作对的政权，最终都会失败，沙俄政府凭借暴力机制，是裸的“刺刀的力量”、是“警察局”的手腕、是“金钱”的力量[1]。苏俄绝不要重蹈其覆辙，而应该使政权成为人民的朋友，使人民肯定和接纳。当苏俄受到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势力的双重夹击时，列宁清楚地看到农民在战争中的作用，发动农民的力量并且实行了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20年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为了完成从战时共产主义到全面建设国家的顺利过渡，需要农民的力量，“而且要比参加战争的人数多十倍，我们这个现在还疲惫不堪的农民国家却必须把男女工人和农民个个动员起来。”[2]农民响应政策参战，缓解了危机，这是列宁充分信任农民群众、依靠农民群众的结果，正如他所说：“在大多数工农群众已被革命唤醒的人民革命时期，只有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依靠大多数居民的政权，才能成为稳固的政权。”[3]但是在维护国家利益成为第一需要时，农民的利益受到暂时的损失，保全了国家利益。战争过后，列宁敏锐地看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农民利益的伤害，农民把自己家的余粮都交给国家，甚至自己必须所用粮食也交给国家，这对农民利益是非常大的损失，应该快速弥补损失，所以列宁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是一种功劳”；但同时“是一种临时的办法”[4]，必须及时更正，否则农民利益受损。列宁认识到不依靠农民的力量，不依靠绝大多数人的力量，政权就失去存在基础。1921年列宁在《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文中睿智地指出“一个阶级怎么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的呢？……是从什么地方得到支持的呢？我们知道，这种支持来自国内，来自农民群众”[5]。可见列宁此刻认识到农民群众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没有农民群众的坚定支持，国家政权就会失去强有力的保障，就会解体，国家的发展源于农民的支持与发展，离开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就是唯心史观。
列宁大量阅读农民的来信和申诉书并与各地的农民代表进行会谈，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与农业专家们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新经济政策就是列宁在尊重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实施的科学的决策。新经济政策贯彻了列宁的群众思想，是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6]，体现了国家在发展中要注重到农民的利益保障，尊重农民的利益要求，说明列宁在吸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后，思想趋于成熟。新经济政策保证了农民的利益，在该政策中，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可以通过实行粮食税上缴国家一部分粮食，剩下的部分归自己，极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尊重农民的生活需要，保障农民余粮，为农业扩大再生产打下基础。列宁在重视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上，重视农民的文化生活。他看到当时整个苏俄文盲居多、识字率偏低、文化水平极低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减少文盲，提高文化水平的政策。尤其在广大的农村，识字的人数非常少，列宁认识到农民文化水平低下严重制约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制约着政治水平的提升，所以提出建立识字班、提高教师待遇、城市教师到乡村扫除文盲等措施，取得良好的效果，农民识字的多了，文盲少了，看书看报的多了，文化水平提升了。列宁重视农民群众当中人才的力量，认为农民群众中“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向我们提供最忠诚、受苦难生活锻炼最多、最接近工农的工农领袖”[7]。尊重农民的创造和发明，重视农民当中产生的人才。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列宁注意到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要实现农民利益的进一步巩固，需要把千千万万个小农组织起来，使分散的小农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在合作化问题上，列宁也不是一刀切、急于求成，而是根据农民意愿和农村实际情况，实事求是来逐步实行。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前，列宁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合作起来的效应，因为当时的合作社很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所以不被列宁看好，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列宁认识到合作社在联系小农的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合作社可以在国家利益的掌控下，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认为“合作制的发展是国家可以控制的，不会危及新生政权。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纳入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5]。
在合作社的作用上，列宁的认识也在逐步成熟，他认识到合作社的诸多有利之处，认识到合作社能够沟通农户与农户的生产和生活，能够促进农业技术的传播，可以促进农业与工业、商业的交流与融通，可以缓解农民与国家之间紧张的关系，还可以便于国家对农业经济的掌控，因此在如火如荼的合作社发展中，列宁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悄然发生着改变。列宁认为合作社完全可以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和纽带，农民在合作社的发展中完全可以使农业的发展提升，从而居于国家发展的主流，不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了，而是国家公有制形式，是社会主义的形式。列宁对此指出：“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8]正是因为合作社在生产发展中能够起到链接无数个体农民与国家的作用，列宁对合作社的认识上升到质的飞跃层次，并且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合作社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高度赞誉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4]列宁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2]
列宁重视农民，在政策中能够体现农民的要求，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能够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农民的利益能够满足，继而满足了国家的利益，完整地认识到了农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同一性，实现了农民利益与国家利益交相辉映的双赢。在列宁农民本位思想的发展中，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还是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始终贯穿了列宁农民思想的灵魂，即尊重和发展、服务于农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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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的意义篇6
§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本质之“新”：社会主义
许多人都忽视了中央在对于建设新农村的表述中，明确强调它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对新农村建设的定性，它规定了建设运动的本质与方向。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学术界聚讼纷纭，争论不断。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大约是共识或者接近共识：尊重劳动，尊重劳动权；公有经济为主导；在承认经济差别基础上追求共同富裕；在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上公正优先，除非社会经济效益到了危机边缘；社会为全体公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反对贫困、消除贫困。须予申明，现今提“社会主义”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随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入与丰富，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苏东之变，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其内涵更加丰富，更加科学，更加贴近经济现实。
在建设新农村中，如何实现其社会主义？《建议》中给出全面的全新政策依据，它们从总体上保证着全体农民平等的经济利益，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打造经济基础，为减轻农民负担提出了可行路径，为农民的公共福利、为社会保障、平等身份等也有令人高兴的建言。尽管这些建议并没有穷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要求，但它在诸多当前三农中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坚持了社会主义运行的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一步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建议》提出“十一五”期间将完全取消农业税。2005年的最后几天，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议草案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样，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税被彻底取消，对广大的9亿农民来说，这是2006年收到的第一份大礼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就是要在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国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议》提出：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造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和金融对农村的支持不足。2004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6．34％；各级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89％；农业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5．55％。农村在上述各项资金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与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相比，显然很不相称。《建议》明确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规范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金融组织，探索和发展农业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快形成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市场体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体制包括许多内容，而当前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是《建议》提出的“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农村人多地少，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在加快城镇化进程中，应当通过加快完善市场体制来为农民提供更多、更便利、更公平的就业机会。──加快形成有利于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机制。农村发展的滞后还突出地反映在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方面。《建议》提出，“十一五”期间，要将“两免一补”的政策扩大到农村所有的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的学生，并实现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全体学生免收杂费。2002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了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工作、推进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医疗救助制度等任务，农村的卫生医疗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建议》再次强调，要“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国务院将从2006年起，进一步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支持力度，到2008年将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议》明确要求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乡村道路、农村电网和农村信息化等建设，逐步解决农村的饮水困难和安全问题，以及发展沼气等适合农村特点的清洁能源。《建议》还提出，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这显示了对保障失地农民生存发展权的高度关注。
§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念之“新”：以人为本
联系中央近年来的一贯提法，人们不难发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表述，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农村建设与发展中体现，它以建立和谐农村社会为目标。以人为本范畴中包含有三层基本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社会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处理好这三种基本关系。这三层关系也是和谐社会的三个本质内涵。
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这也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中讲的“五个统筹”之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细究起来还分几个层次：一是人与大自然即物质自然环境的关系。世人现都认同环保，特别是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破坏环境获得物质财富的历史，已成为人类睡眠中的持续恶梦。二是人与生物的关系。物种丰富的生态系统，不仅为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而且我们也是这个共生系统中的一个成员。然而，人类经济活动对于生物资源的开发，是贪婪的、疯狂的与不计后果的，已经严重导致地球上的物种锐减。三是人与作为自然的人自身的关系，即人的生物意义上的关系，诸如疾病，生存与繁衍，遗传，性关系，克隆人，等等。天灾、****，特别是经济生活中此起彼伏触目惊心的安全灾祸，就是人与自然关系遭破坏的后果。
其次，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人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解读：一是它的社会关系层面，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二是它的自然关系层面，上面我们已经谈及。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体系，包括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宗法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狭义的），等等。其中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是最为基础。在当前，从大环境来看，是一个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系统，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劳动之间的关系，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在这类关系中，公平与公正、贫富差距，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焦点，成为改革与发展的障碍，成为社会生活稳定的关键。人和方能政通，对这种关系和谐的期待，是朝野的最大的愿望。当前表现得尤为突出的是贫富差距从而贫富对立，虐穷心态与仇富心态对立，企业中的劳资冲突，以及各种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
最后，是人与社会、社会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样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体系，包括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局部（单位、企业、家庭等）与整体（代表整体的政府、公众）的关系、不同区域、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关系，等等。过去讲的城乡、体脑、工农三大差别的关系也归此类，现在还要得要加进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等关系。这一类关系，核心在于个人、局部同全社会的差别统一，整体协调。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表现突出的就是，贪污盗窃、权力资本、行贿受贿、黑社会行为等。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农村社会，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探索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的重要体现。新农村建设一定会显着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以及农村整体面貌，让全国农民也能够充分共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必将成为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的重要标志。
§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制度之“新”：自主创新
在改革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它必然伴随着机制、制度的创新，必然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毋宁说，它是一场农村体制的自主创新运动。自主创新，不仅仅是一个微观概念，不仅仅是对产品技术的原创追求，它同时也是一个宏观概念，特别是一个关于制度创新的概念。人类在自主创新的活动中，机制创新，制度的创新安排更深刻，更长久，更具影响力。
从制度安排角度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的包括农村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管理体制在内的社会综合体制的自主创新。中国农民是自主劳动者，制度创新在本质上必然是自主创新。之所以“自主”，在于农民的自主劳动、当家作主、有经济自主权的性质，之所以“新”，在于史无前例，在于它的全新性。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国家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也无现成的理论阐述。当然从抽象的意义上讲，一切关于农村建设新道路的探索都有共同之处，都有相互借镜的意义，但在具体实践中必然有社会性质的规定，必然有本土化的要求。
面对中国的三农问题，近年来，学者们与实际工作者们都强烈地认识到，土地制度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制度上的自主创新首先是土地制度创新。
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创新土地制度？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既不是要走向资本土地私有制，也不是要回到小生产土地私有制。依据中央的一贯表述与学者们形成的倾向性共识，我认为这种土地制度应该是一种“重建个人所有制”，一种在此基础上的种混合所有制。这便是自主劳动在农业上的实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设想，只要稍加思索人们会发现，马克思提出的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在农村广泛实行的家庭土地承包制有相似之处。至少可以说，我们目前在农村进行的土地承包制，是最终通向农民实现个人所有制的一个良好基础。那末，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应该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即“国土公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所有制形式，而是一种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形式。这种土地所有制之所以“新”，在于农民第一次在生产资料意义上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因而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劳动者。
国土公有制是国家稳定，全民安居的基础。试设想，如果土地最终所有权真正私有化，真正实现土地自由买卖，那末就可能出现下述情况：一个富裕的国家可以从另一个贫穷国家买下其土地，其极端表现也可以理解为买下这个国家。土地私有化的最终结果是极其荒唐，极其异端的。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居民对另一个国家的土地可能实现购买，但土地的国家归属权、控制权并没有改变。就是在美国这样标榜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它的所有土地也永远在国家严格控制之下，尽管土地可以在经济市场中卖来买去。
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意味着土地使用权既可以是私有制，又可以是集体共有制，还可以是股份合作制，以及多种所有制的混合构成。至于具体是那种所有制形式，完全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农民个的意愿。在这种混合所有制的结构中，土地使用权逐步地进入市场化运作。在这个框架内，资本方可进入操作，进行运行。这里，有若干原则需要理出：
第一，首先必须完成土地使用权的个人所有制。在现有的有关土地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尚需建立健全新土地所有制的法律法规。应出台保障土地所有者在经济意义上的使用权。国家、政府只在国土意义上对土地最终占有，除非涉及国土安全与国家战略规划，不得干涉土地所有者依法经营活动。
第二，无论是哪种所有制下的土地所有者，在使用权上是平等的，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歧视。这是市场经济的通则。
第三，土地所有者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依法进行自由经营活动，各级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其进行行政干预。就是说，真正放开土地的市场经营活动。
第四，正如同任何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一样，土地所有者有权处置拥有的土地，可以对土地使用权进行出租，股份合作，抵押，甚至转让。
第五，国家有权在国土意义上对土地的最终支配。
一当实现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混合所有制，这将告别目前存在的土地抛荒难题。农民拥有了土地，他可以在生产资料意义上随意处置自己的这份财产。他权衡之后，可以将土地出租他人耕种收取地租，可以雇人代耕，可以以土地入股与他人合作经营，可以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基础上改变经营方向，如果他认为休耕有利也可以休耕，等等。他自己的财产，他知道怎样处置对自己有利。土地成为他自己的财产，本身就消除了土地抛荒的根源。特别是，市场机制进入农业，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结合，资源的闲置将不复存在。
一当实现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混合所有制，这将结束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对农民土地的任意剥夺。土地是农民的，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很难再打农民土地的主意。以往，土地集体所有，基层组织（如村支书村长）在政府征用土地过程中往往终饱私囊。有资料显示，在已出事的贪官中，90％的人与土地交易有关。而在基层组织人员中，几乎没有在土地交易中没有从中获利的。今后如果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征用农民土地，是政府与农民直接打交道，横插一刀难上加难。
一当实现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混合所有制，也将扫除土地集约化进程的障碍。农民个人拥有了土地使用权，这意味着土地的聚集通道开启，从而规模经营成为可能。中央最近提出的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立一种可持续生产能力，这是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为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必须大幅度增加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诸如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的混合所有制，将为投入的多样性，投资的多渠道提供了有效机制。
一当实现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混合所有制，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将大大加快，农产品的商品化将大大提高。商品经济是以不同所有权为基础的，土地的个人所有制是农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重大变化，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为市场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当实现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混合所有制，农民一方面是自己劳动力的自主所有者，同时又是土地使用权的自主所有者，那末在这里，劳动将成为真正的自主劳动，农民成为真正的自主劳动者。农民的整个经济活动都将是自主劳动的实现。这便为个人所有制的联合即自主劳动联合体的诞生创造了先决条件，这不就是建设新农村的经济基础吗？
§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识之“新”：朝阳农业
新农村建设需要对农业重新认识，没有对农业的全新认识，就没有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整体新农村运动。
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农业是日益衰落的夕阳产业。这一伪科学观点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我国农业发展，它势必成为新农村运动建设中认识上的绊脚石。对此，必须予以摈弃。从科学意义上讲，农业永远是朝阳产业、日不落产业、常青产业！
农业，是人类整个经济发展的起始点。中国哲人讲，民以食为天。在衣食住行中，食是根本，因为它关乎人的生命维系。农业的起始基础，不会因为产业发展与分化，不会因为工业革命与新技术革命而消失或者削弱。无论世事沧桑变化，人类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永远不会变，人类对于农业的依赖永远不会变。在发达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降低，农业人口减少到15％以下，这丝毫不说明农业本身的衰落与产业光芒的暗淡。相反，它正说明当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使得这个产业青春焕发。在美英日德这样发达国家中，只占全国就业人数百分之几的劳动者为全社会提供着农副产品，甚至还有出口剩余，这究竟是农业夕阳化的证据，还是农业朝阳化的证据？这个结论是异常明白的。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农业从来都没有被认为是农业一个夕阳产业。他在批评马尔萨斯农业收入递减论时，满怀激情地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明创造为根基，强调农业不仅不会衰落，反而会因科技的进步而获得提升。后来百余年农业发展的实践，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当年的预言。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他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农业本质特点：可持续的再生性。他指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农业的可持续再生性特点，源于农业的经济过程与农作物生命周期的更新过程同步。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生产与生物生命更新同步进行、交织一起，生命的繁衍与再生生生不息带动农业经济生产过程的可持续地再生。这样，农业再生产过程的能源取自于大自然，还原于大自然，形成是一个完美的环环相扣、共生共养、循环往返的可持续过程。正因为农业的经济过程和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同步，因此农业最先得益于自然力的大规模利用，大大早于工业。显然，自然生产力是可重复的，是再生的，而且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都十分低，迄今在大规模利用自然力的方面，农业开发空间还很大。既然农业的经济过程和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同步中，我们必须在农业生产中更为尊循自然，按照自规律科学地进行农业生产与开发，而不能以蔑视自然，违背自然，甚至以破坏自然的手段来发展农业。
这使我们重新认识农业给予了一个新思维：农业决不是夕阳产业，它是永远的常青产业，是万世不变的朝阳产业。所谓农业夕阳产业论，我以为这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伪概念。国内外发展经济学诸多学者陈陈相因，几乎是不假思索，未经论证地以讹传讹，实在是对农业的一种亵渎。建设新农村，首先应该从重新认识农业，认识农民是这一朝阳产业的守望者这一崭新观念出发，方才可能进入新农村建设运动的正确路径。
§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之“新”：农夫变农商
农业合作社的意义篇7
（一）提出了关于合作社的两种组织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论土地国有化》等著作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化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农业的思想，但没有解决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是恩格斯的贡献。恩格斯晚年提到了合作社的两种形式：国有土地上的农业工人合作社和土地集体所有的农民合作社。1872年，恩格斯在《住宅问题》一文中批判了蒲鲁东的把大地产分割成细小农户的主张，从土地经营方面提出了合作社生产的条件及其意义：“现存的大土地所有制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来由组合工作者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辅助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基于组合原则的大规模经济的优越性。”[1]这里的组织工作者就是工人合作社的最早形态。恩格斯在1884年12月29日致李卜克内西和1885年11月17日致倍倍尔的信中，开始提到合作社，到1886年1月20－23日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就明确地指出：“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这里指的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作者注）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2]。恩格斯提出的农业工人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这里的合作社是农业工人合作社，而不是农民合作社，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农民个人的土地所有。（2）在国有土地上的农业工人合作社以及工业中的合作社，只是生产资料首先归国家所有之下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而不应成为独立的合作社所有制，这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分离的。在恩格斯看来，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合作社只是使用这些生产资料。（3）农业工人合作社是与计划性农业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经济的一个部分。因此，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还要向农业工人合作社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马克思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化主要在大土地私有制占优势的国家和地方实行。
恩格斯提出其农业经营的组织形式为农业工人合作社，那么，在小土地私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运用什么样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采取哪一种土地经营方式？恩格斯经过长时间研究之后，提出了将农民小土地所有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采用农民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进行经营的主张。1894年11月，恩格斯为了批判第二国际和法、德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并澄清德国社会人福尔马尔对他的歪曲，在《新时代》上发表了《法德农民问题》这一光辉著作。在这本书里，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如何通过合作社逐步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恩格斯认为，农业工人、小农、中农和大农都应该组成合作社，而这几种合作社是有差别的。农业工人合作社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收归国有的大地产上组织起来的，他们使用国有的土地。小农的合作社是无产阶级国家通过示范和社会帮助，逐渐使小农自愿地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至于中农和大农，恩格斯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与全国大生产合作社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恩格斯对中农和大农合作社的表述与小农合作社有差异。中农和大农往往雇工经营，他们组成合作社在开始时还会有雇工，并且也和其他类型合作社的权利、义务不同。《法德农民问题》第一次明确具体地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3]恩格斯在这里说的合作社占有与合作社所有不同。
合作社社员集体所有制是社员自愿取消各自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而合作社占有则还保留着农民的私有权，仅把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交给合作社。这样既容易为农民接受，又相当程度地解决了农民土地私有权对发展生产的障碍，为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迈出了第一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见。在恩格斯看来，合作社的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小农的私人生产和占有到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也可能有一些中间的过渡形式，但恩格斯没有说明。恩格斯认为合作社发展会有几个层次，比如，全国性的大生产合作社、大农的合作社、中农的合作社和小农的合作社等，合作社的每个层次之间都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也意味着存在着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成分。
（二）兴办合作社的几个原则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指出引导农民走合作社道路时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1．改造农民的私有制。《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4]。它虽然主要是指“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但对农民的个体私有制也是要消灭的，否则不能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小农面临资本主义激烈的竞争，“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5]小土地所有制是注定要灭亡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违背历史潮流，用可以保护小土地所有制的许诺去欺骗农民。无产阶级要站在小农的一边，把小农争取过来。
2．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剥夺农民。小农是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明白地告诉小农：“当我们掌握国家权利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农民。”[6]“而是通过示范”，使他们亲眼看到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对他们的好处，自愿地参加到合作社里来。“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中农和大农，无产阶级也将拒绝实行暴力的剥夺。
3．坚持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任何一个新生的制度都需要无产阶级国家财政的帮助。为了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恩格斯指出，小农是未来的无产者，他们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自动地参加我们提倡的合作社，但是“他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这样做”。对于小农我们只能“通过典型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使农民明白地看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
4．坚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农民问题时，首先从地域上指出了法国和德国与英国不同，易北河东面各地的农民也不同。接着又根据不同地区农民的不同情况，把法国、德国的农村居民划分为农业工人、小农、中农、大农和大土地占有者等五个阶层，然后根据他们的不同的经济地位和态度，分别提出把他们吸引到社会主义合作社中来的方针和政策。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因地制宜和区别对待的精神。
5．反对雇工剥削，部分按资分配。在世界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因此，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工劳动的。为了把中农和大农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在由他们联合组织的合作社中，短期内还可以保留一些雇工现象。不过这只能是暂时的，其目的是有利于生产和便于“在这种合作社内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直到最后彻底消灭剥削。为了照顾农民彼此之间的利益，充分动员他们的土地和资金，恩格斯还肯定了丹麦社会党人提出的收入分配办法，即在从私人生产和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阶段，可以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动力的比例分配收入，这就是说，在合作化初期，可以部分按劳分配，部分按资分配。
二、恩格斯的农业合作社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
中国农民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这是一个奇迹，究其原因，在生产力水平没有本质提高、生产工具没有全面实现机械化的前提下，制度创新或者说农地制度由原来的制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令人头痛的问题———粮食短缺。中国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对农业合作化的否定，而是对农业合作化成果的继承与发展，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的改革，并没有离开合作化的道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合作化前的私有的个体经济有本质区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分户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这一制度继承了农业合作化建立的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成果，又消除了高级社化特别是化后公有化程度过高、过宽的弊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适当分开，在保持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的条件，把使用权交给农户。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土地归农民私有，就没有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就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也就没有家庭与集体之间的承包关系，从而也就没有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同于后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更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承了农业合作化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把家庭经营引入合作领域。家庭经营在许多方面受合作经济的制约，即合作经济还保留着以下职能：由集体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大型农机具、水电等设施；对农户提前、产中、产后的各种社会化服务；由集体统一增加公共积累，举办一家一户办不了或不好办的事情，等等。正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能发挥集体的优越性，又能发挥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这才使农村多年来形成的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是对农业合作化的全面否定，也不是对农业合作化积极成果的简单继承，它是对农业合作化的“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合作化的一种形式至今仍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仍具有生命力，仍需长期坚持。
农业合作社的意义篇8
一、高度重视合同农业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基础性地位，继续加大涉农合同帮扶工作力度
加强“三农”工作，积极发展现代合同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近年来，各地合同监管部门按照总局统一部署，围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中心工作，以合同帮农为抓手，为推进合同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做了大量的探索实践，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需要不懈努力的漫长过程，推进合同农业工作，也是一项长期、艰巨和复杂的工作。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开展涉农合同帮扶工作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服务“三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以维护农民权益和促进农民增收为己任，加大涉农合同帮扶工作力度。各地在合同帮扶工作中，要着重围绕合同指导、监督、执法等各项职能，在建立完善合同帮农工作机制上狠下工夫。合同帮农工作机制主要包括：涉农合同行政指导工作制度；制定推广农业合同示范文本工作制度；“守合同重信用”涉农企业和农户公示活动工作制度；涉农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制度；打击涉农合同欺诈行为工作制度；合同帮农工作考核总结制度等。
推进合同农业工作，关键在于规范合同签约行为，重点在于提高合同履约率，核心在于增加农民收入。选择重点涉农龙头企业进行帮扶，是做好合同帮农工作的基础，制定推广切实可行的农业合同示范文本，是做好合同帮农的支撑点，积极开展涉农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工作，是解决农户后顾之忧的有效措施，严厉打击涉农合同欺诈违法行为，是维护农民权益，做好合同帮农工作的保障。各地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帮扶措施，选择有特色的农产品或当地主要经济作物等作为合同帮扶的切入点，以重点涉农龙头企业作为合同帮扶的突破口，进行重点指导和帮扶。要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认真总结以往合同帮农工作的经验，以合同规范促进合同农业稳步发展，以合同监管巩固合同农业既有成果，以合同执法保障合同农业良好环境。
二、逐步建立完善合同帮农行政指导工作制度，不断提高合同帮农工作的水平
各地要针对涉农合同双方法律意识薄弱、签约率不高、合同条款不规范、履约和毁约比较随意、涉农合同双方互信度低等问题，建立完善合同帮农行政指导工作制度，不断提高合同帮农工作水平。
1．建立合同法律知识培训制度，为推动合同农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各地在推进合同农业工作中，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的合同法律知识培训，包括在新闻媒体开办合同法律知识宣传专栏；合同法律知识培训班；合同争议行政调解过程中和查处合同违法行为过程中的法律法规知识普及等，提高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和诚信履约意识，夯实推进合同农业发展的基础。
各地要把法律培训工作列为涉农合同行政指导工作制度的重要工作内容，使培训工作系统化、制度化、普及化。培训内容的重点包括：签订书面合同和诚信履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涉农合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签订农业合同的技巧；签订协议条款应当注意的问题；如何约定价格、质量标准及验收等核心条款；如何识别农业合同中的陷阱和霸王条款；如何便捷有效地解决合同纠纷等。
培训的对象，主要包括合同监管干部和涉农合同双方当事人。一是要加强对合同监管干部的法律法规培训，特别是对工商所一线合同监管干部的法律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合同监管干部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提升合同帮农的档次和水平。二是要加强对涉农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法律法规知识培训，重点是涉农龙头企业的合同法律知识的培训。通过培训，使合同双方当事人认识到，只有诚信履约，才能有效地保护双方当事人近期、远期以及预期的合法收益。三是在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要突出和加强合同法律知识培训，使所有参与专业合作社的农户掌握基本的合同法律知识，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自觉按照合同约定参与专业合作社的活动，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
2．加大基层维权组织建设步伐，建立完善合同帮农指导服务工作制度，为农业合同双方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在乡镇以及行政村设立“一会两站”、乡村维权站或者合同指导站，及时便捷地为涉农企业和农户提供合同咨询、签约指导和纠纷调解等法律服务，是推进合同农业顺利开展的一项有效措施。各地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基层维权组织的建设步伐，逐步建立完善合同帮农的指导服务工作制度，充分发挥“一会两站”、乡村维权服务站或者合同指导站的指导服务功能，为合同农业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
一是要积极推动和支持更多的区县、乡镇以及行政村设立“一会两站”、乡村维权站或者合同指导站，加快基层维权组织的建设，使其覆盖到推行合同农业的所有区域。在建设基层维权组织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吸收更多的基层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相关中介组织、农业技术专家、法律工作者和农户代表等参加，增强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二是要明确基层维权组织的职责。主要包括对合同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合同签约指导、合同履约监督、简单的合同纠纷调解等。三是要加强对基层维权组织的指导，以基层维权组织为平台，规范涉农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的签约、履约行为，维护公平、公正的合同农业市场交易秩序，推动合同农业稳步、健康发展。
3．建立完善“守合同重信用”涉农企业和农户公示活动工作制度，引导当事人形成诚信守约的良好风气。农业合同履约率低，是目前合同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农业合同双方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诚信意识比较弱。各地要以“守合同重信用”公示活动为契机，大力表彰诚信的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在广大农村形成诚信守约的良好社会风气。
一是要把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纳入“守合同重信用”公示活动范围，并有所侧重。要把涉农龙头企业的合同信用情况，列入企业信用监管的重要内容，重点进行动态监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结合推进合同农业总体工作，对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单独予以公示表彰。要采用科学的评价系统，使此项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要遵循自愿原则，注重质量、严格把关，不收费用。二是对“守合同重信用”农户的认定公示，主要由县市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本县市范围内进行。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加强对此项工作的指导，关键是对农户的具体评价标准要细化，指标要量化，做到公开、公平。三是对已公示的“守合同重信用”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扩大守信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的社会知名度，增强其荣誉感。各地可以结合实际情况，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对“守合同重信用”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给予政策优惠和相关扶持措施。工商部门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公示的“守合同重信用”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办理年检、变更登记、抵押登记及日常巡查等方面给予更多便利。
三、建立完善农业合同示范文本制定推广工作制度，防范和避免合同纠纷
农业合同示范文本，具有指导性、规范性、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制定和推广好农业合同示范文本，对于规范、平衡涉农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霸王条款，有效防范和减少合同纠纷，大力促进合同农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各地在制定和推广农业合同示范文本时，要形成工作制度，有目的、有步骤、有措施地实施。
1．根据本地实际需要，制定推行适合涉农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急需的农业合同示范文本。今年各地在制定颁布农业合同示范文本工作中，重点是总结地市县已制定的示范性农业合同示范文本，由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布推广。除特殊需要外，地市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再制定新的示范性农业合同文本。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今年将在适当时机，制定推广适用全国范围内的《粮食订购合同》等合同示范文本。
2．各地在制定农业合同示范文本时，对涉及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关键性条款，要具体细化、明确，体现公平，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的权利要予以特别重视。对价格的约定，要建立动态性互惠互利价格机制，要通过采取推行最低保护价制度＋二次分配制度等措施，能够使农户做到畅销增收，滞销保收。对价款的支付约定，要针对农村的特点，尽量推行现金支付、即时结算的条款约定，避免拖欠现象。对质量验收的约定，尽量细化有关质量标准条款，如对农药残留指标的约定，要有明确的衡量指标，具有可操作性。对技术指导服务的约定，要根据农作物生长的特点和规律，约定详细的技术指导服务内容。对违约责任的约定，要明确具体，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3．做好农业合同示范文本的推广工作。各地要做好农业合同示范文本的宣传工作，重点是在拟推广合同农业的地区做好宣传工作。要充分宣传涉农企业和农户采用农业合同示范文本对双方的好处，以涉农龙头企业为突破口，引导涉农企业和农户积极主动使用农业合同示范文本。要把涉农龙头企业（经纪人、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推广农业合同示范文本的重点，以点带面，在合同农业中逐步全面推广使用农业合同示范文本。
四、建立涉农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制度和建立打击涉农合同欺诈行为工作制度，为推进合同农业提供和谐安全的市场交易环境
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合同农业的基础还比较脆弱，因此，建立维护和谐安全的合同农业市场交易环境至关重要。各地在推进合同农业的过程中，要根据本地区合同纠纷的特点和规律，加强农业合同行政监管，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涉农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制度和打击涉农合同欺诈行为工作制度。
1．建立涉农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制度，营造和谐的合同农业市场交易环境。合同农业具有市场性、契约性、持续周期长和市场风险大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合同纠纷。各地要结合当地农产品的特点和规律，建立完善涉农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制度，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快捷、简便、高效的优势，降低争议双方的诉讼成本，及时化解矛盾，提高农业合同交易效率，为促进合同农业发展，创造和谐有序的市场交易环境。
一是利用“一会两站”、乡村维权站或者合同指导站分布广的优势，建立快捷方便的合同纠纷受理制度，及时受理合同纠纷，做到早发现、早调解；二是要创新行政调解机制，整合调解资源，吸收各方面专业人士参加，制定行之有效的调解工作制度，实现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仲裁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不断提高合同行政调解的工作效率和公信力。三是重点指导基层工商所，积极开展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工作，及时解决合同纠纷，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特别重视苗头性合同纠纷的解决，避免引起极端行为、突发性事件、。
2．建立打击涉农合同欺诈行为工作制度，营造安全的合同农业市场交易环境。
维护合同农业市场交易安全，是推进合同农业发展的基础。各地要认真研究分析当前涉农合同欺诈的特点、形式和规律，提出有效的对策，稳、准、狠地打击涉农合同欺诈违法行为。要通过建立打击涉农合同欺诈行为工作制度，整合现有执法资源，提高执法效能。
农业合作社的意义篇9
一、提高认识，充分领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加强“三农”工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筑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增强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使命感，以“阳光工商”、“红盾护农”为主题，以建立起工商与农民的新型关系为出发点，以执法整治护“三农”、规范管理促“三农”、扶持发展兴“三农”为重点，把监管执法与服务“三农”有机结合起来，在监管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加强监管，努力实现对农民消费者、生产经营者负责与对法律负责的统一。加强对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加快农资经营行为长效管理机制建设，大力支持培育农业产业发展，深刻认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
二、鼓励创新，积极推进农村市场主体准入。发按工商管理职能，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体系、市场服务体系、市场诚信体系。培育发展农村市场主体。支持农村各类市场主体加快发展。支持发展具有地域特色和市场优势的农业产业，鼓励农业龙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档次，推进“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新型市场主体模式。深入贯彻执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鼓励支持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开辟“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绿色通道”进行全程指导，提供一条龙服务，力促实现农户到法人、农产品到商品、生产自到经营竞争平等权的转变，提高农民闯市场的主体竞争力。支持农村个体户、私营企业向农产品加工、种植业以及农业生产服务和行业拓展，推进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鼓励农村个体户、私营企业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和健康养殖业。减免有关费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律免收登记费，对农村流动小商小贩、农民在集贸市场或当地政府指定区域内销售自产农产品，免于工商登记和免除工商行政管理各项收费。积极探索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造，创新农村经营体制。发展适应现代农业要求的连销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构筑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农业市场体系。
三、放宽条件，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按照“培育中发展，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创优”的工作思路，积极培育、发展和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明确扶持重点，在培育发展流通型、营销型农副产品经纪人的同时，鼓励引导发展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科技、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经纪人。重点培育发展农村经纪人大户。为农产品广辟销售渠道，切实解决农民卖粮难、卖果难和卖菜难的问题。实行“一降低二放宽”举措，拓展涉农经纪行业领域。降低培训登记等准入门槛，放宽注册条件和准入领域。要积极开展行业自律，加强经纪人合同和经营行为监管，严厉查处农村经纪人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农民签订合同、损害农民利益的违法行业。
四、合同帮扶，积极推动订单农业发展。培育发展“订单农业”，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和各部门的协作推动。推广合同示范文本运用，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行聘请专家审核，制定出符合农民和涉农企业双方利益、区域性重点行业和龙头特色农产品的各种规范订单文本，为保护农民利益搭建平台创造环境。开展诚信教育，引导涉农企业争创“守合同重信用”活动，提高农民依法签约履约的积极性。紧紧围绕农业订单事前、事中、事后的过程，强化全过程的指导、服务和监管，建立涉农企业联系制度，落实责任人，定期走访沟通，为农民和涉农企业解决合同纠纷和实际困难。搭建网络信息平台，为农民开拓市场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在对农民的指导服务中，当好指导员、调解员、裁判员，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五、品牌扶农，努力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编制《农业品牌培育发展规划》，积极引导农产品注册商标，重点引导水果、水产、蔬菜、家禽等我县特色农产品注册商标，农产品注册商标量要以15%的同比速度增长，保持走在全市前列。实施品牌化管理占略，开展农产品驰名商标和省市著名商标的创立，对于注册农产品证明商标、集体商标和获得驰名、著名商标的农产品品牌，适当予以政策倾斜。着重引导“干江盘菜”申请证明商标，指导“楚门文旦”等注册商标充分发挥农产品品牌在促农业发展、促增收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搭建创建农业品牌载体，培育农产品品牌基地，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鼓励农民走品牌发展之路。积极实施“引进来”战略，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引导知名的工商企业依托原有的品牌优势，向农业领域拓展，形成农业品牌。帮助行业社团组织、农村集体组织主动申报地理标志性质的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
六、红盾户农，切实维护农资市场秩序。规范农资市场经营行为，积极引导农资企业和经营者建立自律机制和内部管理制度，做好农资进销购销台帐工作，继续推行以水稻为主的种子经营者留样备查公告制度和种子经营诚信责任制度，实行农资商品质量定向监测，及时监管预警，加强事前防范。有重点有选择地实施农资经营放心示范店建设，实现农资商品质量的可溯管理，发挥其示范作用。积极开展“红盾打假保春耕”的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农资制假售假窝点，打击农资虚假宣传广告和虚假标注商标侵权等害农坑农行为。在今年春季和秋季，开展“农用物资商标专用权保护专项行动”和“农产品商标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专项行动”。
农业合作社的意义篇10
摘要：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可以作为一种规则、一种习惯，也可以作为一种组织。制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可以为人提供行为模式、为人的行为提供预期减少不确定性、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研究对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指引和省示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构建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制度，但是以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研究来分析就会发现，该制度具有建构理性主义的色彩，存在制度价值无法得到发挥、制度运行成本较高等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构建应当尊重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演进理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并尽可能降低制度运行成本。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制度制度价值演进理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DF4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2-0045-09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经于2007年7月1日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系统的规定，是我国第一部合作社法，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标志着中国合作社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该法实施的效果似乎并不十分尽如人意，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不断提高，但农民专业合作社应有的意义和价值似乎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利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财政扶持及优惠政策的挂牌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之，乡镇领导为了完成任务或争取政策支持、刻意追求农民合作社建设分布范围上的广泛和数量的大幅度提升而强行组织“催生”出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有之；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度不高，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运行不规范，管理随意性大，民主参与程度低，资产管理混乱更是普遍现象；组织规模小、服务内容单一，忽视互助合作的本质，局限于解决农民“卖难”问题的现象也相当突出。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的宗旨、治理结构、收益分配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却被扭曲和虚化，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制度以外的问题，如何使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好地嵌入我国的农业生产领域，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既符合中国农村的经济风土，又吻合市场经济的时代脉搏，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经典阐释
制度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政治学研究政治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法学研究法律制度，伦理学研究伦理道德（非正式制度）。从宏观上讲，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法律制度，在制度经济学①看来都属于制度范畴。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是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确立的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一种制度，属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制度范畴。
（一）制度及制度类型
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有多种分类，其中主要的分类是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也称为正式规则或正式约束，指人们主要是公共权威机构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等制度形态；非正式制度也称为非正式规则或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观、道德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这种分类主要来自于经济学家诺斯，他认为：“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们自觉发现并加以规范化和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的规则。正规规则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这些规则可以作如下排序：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确的细则，最终到确定制约单个合同，从一般规则到特定的说明书。非正式制度包括行为准则、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惯例等，它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延伸、阐释或修正，它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准则。”②正式制度一般是有形的、成文的，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量得以施行，在国家层面上，法律是正式制度的典型代表；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是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非正式制度的建立早于正式制度，具有持久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非正式制度具有较强的心理意义和文化意义，心理意义表现在对人的行为动机、理由、意图、态度具有引导性；文化的意义表现在对惯例、价值、规范的文化传承。
（二）制度的生成与演进
制度的生成与演进，在经济学上也称为制度的变迁，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对制度生成与演进的机制和理路进行研究，有助于发现和理解历史不断进步的路径和原因。在经济学的当代制度分析史上，对于制度生成与演进的进路，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肖特在其《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中进行了归纳，他辨识出了经济学说史上对制度产生机制认识上的两种进路：一种是亚当·斯密—门格尔的演化生成论传统，另一种是康芒斯的“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制度设计论传统。前一种传统在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以及诺齐克（Robertnozick）的“最小国家理论”中得以集大成；而后一种传统则在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如赫维茨（LeonidHurwicz）的激励经济学的机制设计理论，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以“同意的计算”为核心的宪政理论，甚至像舒贝克（martinShubik）这样的博弈论大师的数理制度理论中隐含地承传下来。③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可以分别概括为：一是演进理性主义，门格尔、哈耶克是其中的代表；二是建构理性主义，康芒斯、诺斯是其中的代表。演进理性主义认为，制度是不可人为设计的，制度只能产生于行为主体实现自我利益的过程中，而不能产生于某些人或组织的设计，如哈耶克认为，人类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类得以繁荣稳定就在于对于一种抽象规则的遵从，这种规则“恰恰是因人们的理性不足而人们又要把握错综复杂之现实的详尽细节渐渐学会而使用的一项工具”。④而建构理性主义传统所坚持的命题之一是：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的禀赋，这种禀赋能够使人们根据审慎的思考而型构文明。诺斯传承了从笛卡尔、卢梭和马克思所遗传下来的建构理性主义路径取向，并提出：“制度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制度演进着，亦为人们所改变”，⑤“制度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是人类设计出来的型塑人们互动行为的一系列约束”。⑥如此看来，建构理性主义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演进理性主义则体现了强烈的自发秩序意识。
（三）制度的价值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认为，“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制度将影响到资源配置效率；市场失败是存在的，但解决的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不是传统上认为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制度在经济运行中具有内生性与稀缺性，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⑦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制度价值主要表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