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物结题报告篇1
一、课题的提出
新课改高考试题的知识涉及了初高中的生物学知识，初中开始的一些课程如种子的形成、矿质元素的吸收、植物的生殖和发育在高中部分不再讲述，而高中知识又是对初中模块知识的一个补充和提升，有些知识又是高中才开始，所以初高中知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初中仅在初一、初二年级开设生物，结业考试的形式为开卷且成绩不计入中考总分，导致学校和学生都不够重视这门课程，甚至有些学校在初中阶段根本不开设生物课程，这样初高中学段之间生物知识的欠缺就成了高中学生入门的障碍，所以开发“初高中衔接的校本课程”很有必要。
二、理论依据
1.课程衔接理论
衔接指的是事物之间的连接，阶段之间的连接。本研究课题所说的课程衔接指的是不同学习阶段某一学科在教学目标、课程资源、教学策略或学习方法上的有机结合。
课程衔接是初高中生物教学衔接的核心和基点，初高中生物课程衔接实质上就是二者课程相互承接、相互分工以及不重复浪费、没有断档的一种有机结合的状态。包括：①课程性质的衔接；②课程理念的衔接；③教学内容的衔接；④教材的衔接；⑤教学方法；⑥学生学习心理及学习方法的衔接等。本课题的研究侧重对教学内容、教材、教学方法衔接的处理。
2.《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
高中课本上的有些知识是初中知识的进阶和提升，有些内容在初中部分已经讲述，高中只是简单图像描述，有些内容是高中才出现。
3.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考试范围包括了初高中内容，只要是课本上出现的内容如习题、拓展提升、问题探讨、小字部分均属考试范围。
三、研究目标
1.针对生物课程教学中出现的脱节现象以及解决方案进行研究，具体分析初高中生物课程衔接的内容、方法，并据此开发以课程衔接为目的的生物学校本课程，并形成可行性报告，探索出一条课程衔接的新途径，搭建一个校本课程开发平台。
2.组织教师从教学层面上进行知识的增补与难点的解题问题，还要教师深入认识传统教育理论中的合理内容与学生获得知识的主动建构理论在高中生物教育上的实践问题。
3.指导教师把握初高中教材衔接的时机和尺度，通过相关知识的衔接要让学生能从更高层次上来准确理解中学生物知识，要力求做到对今后的学习和发展有所帮助。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品质，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
四、研究内容
1.初高中生物知识的同化与更新的研究
把高中教材研究的问题与初中教材研究的问题在文字表述、研究方法、思维特点等方面进行对比，明确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与差异。编写《初高中教材异同分析报告》《初高中生物教学衔接教材。
2.进行直观性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生物兴趣的研究
应采用直观形象的教学方法，多做一些实验，多举一些实例，多媒体教学使学生能够通过具体的生物现象来建立生物概念，掌握生物概念。通过实验演示的直观教学使抽象的生物概念与生活实例联系起来，变抽象为形象，变枯燥为生动，提高学生的生物学习兴趣，使学生更好更快的适应高中生物的教学特点。
3.进行主体性课堂教学，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研究
改进课堂教学，创造思维情境，组织学生的思维活动，培养学生的生物抽象能力、概括能力、判断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4.对学生进行生物解题方法和技巧指导的研究
刚从初中升上高中的学生，常常是上课听得懂，但一解题就错。这主要是因为学生对生物知识理解不深，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应加强解题方法和技巧的指导，编写解题方法论文集。
五、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设计问卷，了解学生、教师对初高中课程衔接的看法以及用校本课程来解决初高中衔接问题的可行性。
2.文献研究法。通过维普、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查阅国内外与初高中课程衔接、初高中校本课程资源相关的各种文献，结合本校实际和自己学科教学经验开发设计适合于本校学生的初高中生物教学衔接校本课程。
3.对比法。对比分析初高中知识差异，写出报告，同时进行合理安排校本教材内容。
4.行动研究法。在生物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基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自己平时教学的实践，寻找分析需要衔接的地方，分析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并着手实施，在实践中考查研究、反思修正。
六、研究步骤及过程概述
第一阶段：理论学习阶段
1.学习内容：国内外现代教育理论；
2.采用方法：通过查阅文献，了解有关情况。
第二阶段：研究实施阶段
1.主要内容：采用核心概念教学法，使学生能够通过具体的生物现象来建立生物概念，掌握生物概念。
2.采用问题串形式，创造思维情境，组织学生的思维活动，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判断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3.采用的方法：行动研究法。
第三阶段：材料收集整理阶段
教师应加强解题方法和技巧的指导、撰写解题方法论文。
第四阶段：阶段性总结
对本课题二年的研究进行阶段性效果评估与全面总结，提升理性思考，总结校本课程资源编写过程报告，主要采用经验介绍、典型案例分析、召开专题讨论会、撰写研究报告、论文等形式，进行成果交流。
七、研究成果
1.《调查报告》
2.《初高中教材衔接分析报告》
3.高中生物解题方法论文
4.《初高中生物衔接课程资源》
参考文献：
[1]李小磊.初高中生物教学衔接的思考与实践[J].教学实践，2012，（8）.
[2]陈英水.初高中生物教学衔接点的研究[J].中学生物教学，2010，（7）.
初中生物结题报告篇2
一、“养”
1、明确实验的名称、目的、内容.即根据实验的名称,学生要知道做这个实验需要达到什么目的,知道实验内容有哪几个.如初中学生接触的第一个实验是“用刻度尺测长度”,学生要根据实验的名称知道该实验的目的有三个:练习正确使用刻度尺测长度和记录测量结果;练习估测到分度值的下一位;学习进行长度测量的特殊方法.知道该实验内容有三个:测作业本和物理课本的长、宽;测细铜丝的直径;测硬币的直径.
2、知道实验的原理和方法。即每个实验的原理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去完成。
3、如何设计实验步骤。即将实验怎样细化为具体的实验步骤;清楚做实验的顺序;知道实验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这是学生实验的重点和难点。
4、需要什么实验器材。即根据实验步骤的顺序准备实验器材.这样准备的实验器材能做到不多不少,而且每项器材学生都清楚它在本实验中的用途、用法、使用注意事项,避免学生对实验器材的死记硬背。
5、怎样做好实验记录,并且能根据实验的需要设计实验记录的表格。
6、怎样进行实验数据处理,知道数据处理过程中的技巧和应注意的问题。
7、实验的结果是什么。
二、“讲”
学生明确了整体把握实验的思路后,教师要结合具体实验,采用“套公式”的方法“讲”好实验的每一个思维环节(报告项目).引导学生明确每一个环节的具体内容,消除每一环节的学习障碍,突破难点,同时训练学生整体把握实验的思路.实验步骤的具体化和程序,实验记录表格的设计及数据处理,对学生来讲有较大的难度,教师要通过多问几个“为什么”来帮助学生重点突破。
三、“说”
语言是思维的再现.让学生对实验本身的理解明确化,并且用语言把它表述出来.学生“说”好实验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生“说”好教师“讲”好了的实验,是对教师“讲”好了的实验的巩固、掌握,是学生进入实验室做实验前必须完成的.第二个阶段是学生通过预习和讨论,由学生为主“说”(设计)好实验.从教师“讲”好实验到学生“说”好实验,是由教师为主“套公式”到由学生为主“套公式”,是一个质的飞跃.学生采用“套公式”的方法,按照实验思维的过程,逐一“说”清每一思维环节(报告项目)的具体内容,难点及突破,应注意的问题和技巧等,使整个实验“装”在学生心中。这个阶段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对学生的“说”进行评价,“挑”毛病,完善学生的“说”.初中物理教材从第二册“用电压表测电压”实验开始,就没有直接给出实验的目的、器材、步骤、记录表格等,而是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
四、“做”
“说”好实验是“纸上谈兵”,是“做”好实验的准备.“做”好实验是将“说的理论”应用于实践,需要有一个动手能力的锻炼过程,按程序规范操作是训练动手能力的技巧.“做”不仅是“说”的操作化,而且应是对“说”的调整、完善和补充.要“做”好实验,必须做到:
1、学生做实验前必须“说”好实验,把整个实验“装”在心中.
2、确保每人动手,小组配合.实验尽可能做到两人一组,学习成绩、动手能力优、差生的相互搭配,以好带差.
3、突出“预防”,消除障碍.对于实验中可能出现的普遍问题,实验前进行适当引导,突破难点,确保实验成功率。
4、做好实验中的巡查和指导.教师在巡查中要及时发现学生在实验中存在的困难、错误或不规范操作,并且及时给予纠正和指导.引导困难的学生“做”好实验,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和兴趣.
5、实验做完后要统一答疑.实验做完后,学生总是有许多问题和感受要问、要交流.教师要让学生通过实验后的交流,从中受到启发,要及时帮助学生解答疑惑.
五、“写”
学生“写”好实验报告是提高初中物理实验能力的重要环节.它能检查学生对实验的整体把握情况和实验的完成情况,教师对学生“写”好实验报告在提高初中学生物理实验能力中的作用要有足够的认识.如果从“说”到“做”是一次质的飞跃,那么从“做”到“写”又是一次质的飞跃.应该说,有了学生对实验的思维过程和报告格式的整体把握,学生能根据实验名称“说”好实验,自己列出实验器材,独立“做”好实验,学生“写”好实验报告是没有困难的.初中物理实验报告只需按教材和报告册的要求,学生会“写”简单的实验报告就行了.
初中生物结题报告篇3
一、初核报告的概念
初核报告，是调查人员根据批示对违法违纪线索进行初步了解核实后，向有关组织和领导写出的书面报告。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规定，纪检机关受理反映党员或党组织的违纪问题后，应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初步核实。初步核实的任务是了解所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否存在，为立案与否提供依据。初步核实后，由参与核实的人员写出初步核实情况报告，纪检机关区别不同情况作出处理。《监察机关调查处理政纪案件办法》规定，受理违纪违法行为的线索和材料，应当填写受理登记表，经监察机关负责人批准后，进行初步审查。初步审查后，写出初步审查报告，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分别作出处理。
二、初核报告格式要求
1.标题
初核报告的标题要反映出是对何人何问题的初核报告，不能笼统写成?初核报告?。如《关于反映(单位、职务)(姓名)问题的初核报告》。
如果反映的违纪线索中的问题比较多，应选择主要问题列入标题，在主要问题后加?等?字。如《关于反映市副市长收受贿赂等问题的初核报告》。
2.导语
导语要写明初核依据和初核工作概括。初核依据应交代违纪线索的来源，批准初核的机关和领导。初核工作的概括包括初核人员的组成、初核的方式及起止时间等。
3.被初核对象的简况
简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文化程度、参加工作时间、入党时间、历任主要职务和现任职务等。曾经受过处分的，因说明何时何地因何事受过何种处分。
4.初步核实的事实
这一部分应根据纪检监察工作条例要求，实事求是的对所核实的问题进行客观叙述。要注意抓住主要问题，对主要问题的具体情节经过和各种证据应全面反映，对是否存在的问题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及时不能肯定回答的问题要如实客观反映，对次要问题可以简要叙述。
5.处理建议
这一部分要根据初步核实结果，实事求是的提出建议。对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写明认定违纪和性质的依据;对政策界限不清，性质一时难以认定的，可采用写实的办法;对不需立案检查，但须批评教育、写出检查等处理的，要明确提出意见;对是否需要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的问题也要提出建议。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规定，经初步核实后，发现反映问题失实的，应向被反映人所在单位党组织说明情况，必要时还应向被反映人说明情况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对有违纪事实，但情节轻微，不需追究党纪责任的，应建议有关党组织做出恰当处理;对确有违纪事实，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应予立案。
根据《监察机关调查处理政纪案件办法》的规定，对于初步审查后，认为违法违纪事实不存在，或者虽有违法违纪事实，但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给予行政处分，但依次应有其他行政主管机关予以行政处理的，移送有关行政机关;认为需要给予刑事处分的，移送司法机关;认为有违法违纪事实，需要给予行政处分的，予以立案。
6.署名
应写明承办人的姓名、单位、职务和制作初核报告的时间。
关于a县国税局稽查科长xx收受贿赂问题的初核报告
20xx年x月，县委书记接到群众署名对xx收受贿赂问题的举报，批转县纪委?迅速调查处理?。x月x日，县纪委按照县领导的批示，责成案件检查一室对xx的问题进行初步核查。案件检查一室两位工作人员于x月x日分别对xx和xx药厂负责人进行了初步调查核实。
xx，男，汉族，大专文化，xx年x月出生，xx年x月参加工作，xx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xx年8月任a县国税局稽查科长。
经查，20xx年x月x日，xx带队对xx药厂进行税务稽查。查实自20xx年x月至20xx年x月，该厂采取隐瞒销售收入的方式，涉嫌偷漏税，数额较大。20xx年x月x日，xx药厂负责人到xx家中，送给xx2000元购物卡。
xx和xx药厂负责人均承认上述事实。在核查过程中，xx认错态度较好，积极配合调查，将收取的2000元购物卡交给了调查组。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可以认定xx有收受贿赂的错误。但鉴于其收受贿赂的数额较少，且并未违规给xx药厂谋取利益，同时认错态度较好，并上交了所收的2000元购物卡。建议对xx的错误不予纪律处分，可责令其写出检查，以观后效。
a县纪委案件检查一室副主任xxx
初中生物结题报告篇4
随着HiV在我国迅速传播，感染人数成倍增长，人们对艾滋病病毒检测日益重视。为了达到早诊断、早治疗、早管理的目的，全国先后建立了大量的HiV抗体初筛实验室，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抗-HiV操作简便，灵敏度高，现已被广泛采用，是卫生部推荐的首选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影响eLiSa结果的因素也较多，造成抗-HiV结果假阴性、假阳性问题还是比较常见［1］。为减少假阴性及假阳性结果的影响，我院近二年来采用两种不同厂家的eLiSa试剂同时对7737例标本进行检测，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样品:来自我院2009年7月~2011年8月门诊及住院病人共7737例
1.2仪器洗板机由上海新波生物提供酶标仪为multiskanⅢ(mK3)酶标仪
1.3试剂抗-HiV诊断试剂盒采用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贝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荣盛生物工程公司生产的eLiSa试剂盒，为中检所批批检合格产品。
1.4方法:每份标本均采用二个不同厂家的eLiSa试剂同时检测，严格按照各厂家说明书要求进行操作和结果判读。对于两种试剂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或均为阳性的结果直接发出阴性或待复查报告，对于一阴一阳结果用不同厂家或不同批号进行复检后再报告。
2结果
3讨论
3.1在日常的HiV初筛检测中，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由于不同厂家、不同批号试剂的灵敏度不同，操作人员在对标本的离心、加样、温育、洗板等各个操作环节出现的失误等多方面原因，均可能造成试验的误差，不可避免地可能出现假阳性及假阴性结果。如温育时间不够，弱阳性标本检测不出；温育温度不够，弱阳性标本也难以检出［2］。洗板对eLiSa检测抗-HiV来说也是关键步骤，特别是洗板次数的选择，洗板次数较少，造成残留，可引起假阳性结果，洗板次数过多，可造成抗原抗体结合物洗脱造成假阴性结果［3］。同时，试剂长途运输保证不了温度也将影响试剂盒质量［4］。因此，要提高eLiSa法检测抗-HiV的试验的准确度，必须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和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来操作，并且重视实验室的质量控制，确保试验的质量。
3.2《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09修正版）》第5.1.1.4条要求，进行初筛检测时，对呈阴性反应的样品，可出具HiV抗体阴性报告，对呈阳性反应的样品，需要进一步做复检试验和确证试验。按照《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09修正版）》要求，对于eLiSa检测抗-HiV时出现的假阳性结果，通过复检及确证试验，可以得到最终满意的结果；但对于出现的假阴性结果，直接发出了阴性报告，会漏报了部分阳性结果。在我院同时以二种不同厂家试剂检测了7737例样品时，出现了118例（1.53%）一阴一阳结果，通过进一步复检，仍有52例（0.67%）应报告待复查而不能报告阴性，需进一步做确证试验，如果使用一种试剂的话，这52例结果将直接报告阴性而造成阳性漏报，不但延误了病人的治疗时机，还可造成在配偶等人群中的传播，其危害性比假阳性结果的危害性更大。因此，建议在做HiV初筛试验时，直接使用二种不同厂家的试剂进行检测，对阴性结果出具阴性报告，对阳性结果及一阴一阳结果进一步复检，再发出报告。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个别待复查结果报告为阴性而造成的更大的危害。
参考文献
［1］刘佃香.eLiSa检测抗-HiV影响因素分析［J］.牡丹江医学院学报,2008，29(4):80.
［2］陈鹄,刘庆菊.温育温度及时间对eLiSa快速分析法检测乙型肝炎标志物的影响［J］.南华大学学报,2006,34(1):138.
［3］刘祖勇.增加洗板次数对HbsageLiSa检测结果的影响［J］.中国输血杂志,2006,19(2):135.
初中生物结题报告篇5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一、调查的具体目标和方法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一)?具体目标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1.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现状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2.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特点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3.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成因及对策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二)调查方法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1.问卷调查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学生问卷，内容涵盖教育价值观、学习态度、学习需求和学习目的四个方面。问卷调查在渔峡口镇第一、第二初级中学进行，共发问卷1021份，回收有效问卷1004份，接近理想的高效样本数。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2.座谈会及个案调查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整个调查共召开了两次教师座谈会，四次学生座谈会。这些座谈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生动的典型材料，而且为理性分析提供了基础。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二、调查结果分析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对学生问卷调查分析，以及多次教师、学生座谈结果显示，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一)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现状分析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1.教育价值观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村初中生具有较为明确的教育价值观。74％的学生认为学习的作用是提高自身素质，10％的学生认为学习的作用是为了考中专和大学，16％的初中生没有考虑。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调查还显示，农村初中生的教育价值观带有显着的经济社会特征。他们认为，农村青年的经济收入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其中65％的学生认为高中?中专?毕业生挣钱多，25％的学生认为初中毕业生挣钱多，8％的学生认为小学毕业生挣钱多，只有2％的学生认为文盲能获得较高收入。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2.学习态度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67％的学生对学习的热情较高，24％的学生对学习的热情中等，9％的学生害怕学习。这与他们“考中专或大学”意识淡化是相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害怕学习的学生数占相当份额。而且，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90％的学生都有自己“最讨厌的课程”。学生害怕学习或讨厌某些课程的根本原因，一是与教师的教学方法紧密相关；二是与该课程的实用价值紧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86％的学生对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实用性强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劳技学习热情较高，而对学术性较强的历史、地理、生物、英语不感兴趣。在学生讨厌的课程中，英语是初中的核心课程之一，有57％的学生认为“英语对于我们以后的生活几乎没有用处”。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3.学习习需求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当前，“特长”是师生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许多教育工作者甚至把“特长”看做是“素质教育”的代名词?对于这一认识的争议性，不属本文讨论的范畴?。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对“特长”有正确的认识，其中，92％的学生有自己感兴趣的目标，且有52％的学生希望得到教师的指导。同时，78％的学生希望在劳技课、活动课上学到较多的、实用的农业科技知识，使之能对他们以后的工作有所帮助。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在对调查结果的整理中，我们得到了一组令教师们震惊的数据，52％的学生认为“学校老师能满足自己的学习需求”，48％的学生认为“学校老师能力有限，希望得到名师指点”。对于这一结果，也许我们对信息的有效度产生怀疑，或者强调它的地域性特点，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师行为滞后”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生的认同，并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他们的学习。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4.学习目的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初中毕业后的打算，55％的学生选择读高中或中专，18％的学生选择就业，27％的学生还没有考虑。有读大学愿望的占37％。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初中学生对于“务农”的态度是我们调查的重要目标之一。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初中生大部分不愿意务农，其比例随年级变化，且该心态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波动，其波动特点为：初一为69％，初二为58％，初三为72％。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二)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特点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调查显示，当前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心理与以往农村的初中生的学习心理相比，有明显不同。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1.教育价值趋向多元化、务实化、功利化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自己跳出“农门”，走向城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价值在于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使他们掌握生存、生活所需的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以增强自己在未来社会的竞争能力。在此基础上，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且成绩优秀的学生则致力于追求大学教育。英语指导实习报告
初中生物结题报告篇6
一要明确目的性。通常来说，调研都有一个最初的目的，即了解当前的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探索推进的措施。调研报告的写作者必须自觉以研究为目的，根据工作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调研计划，从明确的追求出发，在撰写调研报告时也必须围绕这个中心，进而从丰富的调研材料中，经过归纳分析，提炼出明确的主题。如果调研报告不能明确这样一个主题，或者写作过程中偏离主题，往往会造成泛泛而谈、大而化之，甚至是离题千里，不知所云，这就偏离了调研的最初目的。
二要体现客观性。调研报告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地反映和分析客观事实。因此，在撰写调研报告时，所有的分析，包括总结的规律，乃至提出的建议都必须建立在调研取得的客观事实、真实数据的基础上。一方面，要杜绝主观臆断。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会凭借自己对事物的主观想象，产生所谓的“天经地义”“本该如此”。例如通过对全国500强民营企业的调研，我们发现2013年民营企业的利润水平、盈利能力、经营效率等方面都有所下降，而不是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欣欣向荣”。另一方面，要摈弃追随潮流。调研报告的论点和论据一定要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不能为了迎合某些群体的需要，通过找依据、找数字证明所谓的“正确观点”，而对事实上的矛盾视而不见，从而产生“本末倒置”的笑话。
三要注重针对性。调研报告质量高不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议对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个好的建议能够让领导眼前一亮，能够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能够上升到政策的高度。针对性一方面来自于“调”，即要“接地气”，一竿子到底，听群众呼声、看实际效果，只有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切忌走马观花；另一方面来自于“研”，即要“动头脑”，多问为什么、多想怎么办，深入思考而不是生搬硬套，只有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在论述时，要注意紧紧围绕事实进行议论，有叙有议，叙议结合，要防止只叙不议，观点不鲜明，也要防止空发议论，叙议脱节。同时，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依次进行，在一种意思没有表达完之前不再插入其他内容，否则容易造成论证上的突然中断，产生跳跃感。
初中生物结题报告篇7
一、叙述视角的选择
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叙述模式研究的第一步，即是对其叙述视角的选择与变化趋态 的考察。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暂以帕西•拉伯克的“视角”(perspective)来取代对 这一事物的其它多种说法，也无论视角的指称有多种多样，它们在指涉叙事文本中叙述 者或人物观察、讲述故事的角度——即热奈特所言“选择(或不选择)某个缩小的‘观察 点’”(注：杰拉尔•热奈特：《论叙事文话语》，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40页。)这一核心内涵上却并无太大的语义阻隔。视角之 于报告文学，与其之于小说等虚构性叙事文本，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对后者，英国批 评家路伯克曾这样说过：“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以为都要受观察点 问题——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注：胡亚敏：《叙事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我以为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报告文学，这意 味着，视角的类型、选择及其变化在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它无疑是一个具有前提性意义的存在。
至于视角的基本类型，我仍然想以热奈特的叙说为依据，将其作全知视角、限制视角 和客观视角的划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类视角在叙事文本中往往发生相互作用，即产 生交叉与转换，导致同一文本中存在两种视角，此可看作视角的变异，可称之为“转换 视角”。
在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叙述视角的选择与变迁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客观视角几乎 未能出现，其它三类则同时存在于这一时空域中，不过，其消长的趋态各有不同。我们 对1927年至2000年间的498篇(部)报告文学进行了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和叙述结构的抽 样分析与统计，以期获得最为直接、真实的印象(注：为保证样本的权威性、代表性和 普泛性，这498篇(部)报告文学主要来自以下资讯：《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 报告文学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报告文学 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报告文学集》(中 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1977—1980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一、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981—1982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983—1984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上、下)》( 作家出版社，1986年)、《1985—1986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上、下)》(作 家出版社，1988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获奖作品(1987—1988)、《1990—1991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上、下)》(作家出版社，1993年)、《鲁迅文学奖获 奖作品丛书——报告文学(上、下)》(华文出版社，1998年)和首届“505杯”中国报告 文学获奖作品及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等。)。以下是对这一时域报告文学叙述视角类型及 其变化的统计：
表一 叙述视角的选择与变化
全知视角
限制视角
转换视角
样本的时间域
样本数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1927—1937
119
33
28%
86
72%
1937—1949
103
36
35%
67
65%
1949—1966
109
61
56%
41
38%
7
6%
1977—1980
30
19
63%
10
33%
1
3%
1981—1982
24
14
58%
6
25%
4
17%
1983—1984
27
16
59%
6
22%
5
19%
1985—1986
21
5
24%
4
19%
12
57%
1987—1988
14
4
29%
8
57%
2
14%
1990—1991
26
13
50%
5
19%
8
31%
1992—1993
8
2
25%
2
25%
4
50%
1995—2000
17
12
70%
2
12%
3
18%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到，20—40年代，报告文学文本的叙述视角主要体现在对于全知 视角和限制视角的选择上。作为中外传统(或曰古典)叙事文的首选，全知视角在叙述模 式、传播与接受方式相对单纯的时代，通过强化叙述者的权威性，使之充当一个无所不 在、无所不知又无所不能的“叙述君王”，以此满足受众的好奇心的功能显然是不言而 喻的。脱胎于以全知视角为主的新闻文体的中国报告文学，也在20世纪的时间域中使这 种视角成为主打。这一方面表明，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现代叙事文本对传统叙事方式之不 能割舍的承继关系；另一方面，它也再好不过地显现出全知视角对于报告文学文本的适 应性。这种适应性源自对报告文学文体规范的深度契合。我以为，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体 现在三个维度之中，这即是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体性。其中，非虚构性在报告 文学文本中是指一种不以主观想象为转移的、与特定历史或现实时空所发生的事实(即 经验世界中给定的现实)相符合的特性。它要求这一文体对所叙说的对象保持全面、客 观、真实的再现，作为异叙事者叙述的全知视角正好能满足并实现这一要求，可以说全 知视角是报告文学非虚构性得以显现的一个关键性筹码。
除全知视角之外，限制视角在20世纪报告文学文本中也占有着相当比例。不过，这里 应提请注意的是，与小说这样虚构的叙事文本略有不同，报告文学中以第一人称“我” 或“我们”为标志的限制视角，一般来讲，除却口述实录——即文本中的叙述者“我” 多由故事中的人物来充当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我”或“我们”并非故事中的 人物，而是文本的制作者——作家本人。因此，这里的“我”常常就是作者与叙述者的 合二为一，而缺少像小说那样出现叙述者与作者关系或分而治之或基本等同的复杂关系 。梁启超于《新大陆游记》开篇所写：“余蓄志游美者既四年，己亥冬，旧金山之中国 维新会初成，诸同志以电见招，即从日本首途。”(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 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页。)这里的“余”既为叙述者，又是作者。赵瑜写于90年 代末期的《马家军调查》则更为清晰地将叙述者即作者本人与所述人物区别开来，他写 道：“匆忙之间，一个星期过去。我渐渐觉得差不多可以去开发区拜访马俊仁了。听说 马俊仁轻易不想接待搞宣传摇笔杆儿的生人，我以哪种方案进入为佳?找个介绍人引见 一下很重要。”(注：赵瑜：《马家军调查》，《中国作家》1998年第3期。)在此，文 本中的人物“马俊仁”与“我”并非处于一个平等的层级上，“我”的兼具叙述者与作 者的双重身份，比“马俊仁”更有优势——一个视角上的优势。也就是说，这里的“我 ”之限制视角其实是全知视角的变形，它与全知视角的惟一区别即是，后者以第三人称 叙事，而前者则为第一人称。但这里的第一人称视角其实是潜藏着的“上帝的眼睛”— —它能在其视野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旁观或俯视故事或人物，而不至于像小说那样在多数 情况下，仅仅为某个被叙述的虚构人物的有限视野所局限。因此，若从这个意义上说， 报告文学中的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实际上是一种亚全知视角。这样一来，全知视角和亚全 知视角在20—40年代中占据绝对地位的事实就是毫无疑问的了。那时，全知视角与限制 视角的交叉、渗透与转换，至少是在文本形式上还比较罕见，这表明报告文学在这一时 间域中仍遵循着传统意义上的叙述视角，以转换视角为标志的艺术革新仍迟迟未至。
50—80年代中期，尽管全知视角在整个报告文学叙述视角的选择中仍居半壁江山之势 ，但预示着视角变异的转换视角的崛起，却初步打破了全知视角垄断的格局。一个新的 由全知、限制和转换视角三足鼎立的平台正在建立起来。及至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转 换视角还曾一度跃升为视角选择的主角。在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中，转换视角主 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在同一文本中嵌入两种视角，如由全知视角转换成以第一人称 为主的限制视角，或者反转过来，多次交叉，形成“全知限制全知”或“限制全 知限制”等排列方式。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用于限制视角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即是作 者本人——一个非虚构、但又不参与故事进程的人。另一种形式是，在同一文本中同样 嵌入如上所述那样的两种视角。不过，承担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不再是作者本人，而是 那个参与故事进程的人物，这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若干个。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 文本就形成了一个多重限制视角——它们或是以多个人物的视角来叙述不同的故事或理 念，或是让多个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同一故事或理念。这在80年代中后期全景式与集合式 报告文学文本中最为多见。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表面看来， 这是一个从“限制”到“限制”的回环性视角建构。即文本开头的“我和我的唐山”和 结尾的“我的结束语”均是以第一人称限制视角来设置的，这里的“我”无疑是作者本 人。但文本演进过程中，视角的切换就显得十分丰富，犹如视角的蒙太奇。其中全知视 角是一部分，而许多部分是混合了全知、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两种形式的综合体。文本 中的“第一章 蒙难日‘7•28’”即是如此。它首先进入全知视角(描述地震时的概况 以及所选多个人物个案在当时的感受)，为了更进一步聚焦地震时的细节，文本进入“ 目击者言”——一个包括护士、农民、工人、干部、调车员、副处长等人在内的以第一 人称“我”为限制视角的叙述。在这些类似于口述实录体的文本中，对“地震瞬间”的 感受与情状的描述多方位、多元化了。这里的“我”是参与事件进程的人物，而非文本 的作者。本章结束时，视角又转回到以作者之“我”的限制视角上来。
转换视角体现于中国报告文学中的这两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显示出报告文学叙 述视角上的革新，这种“双声话语”或“多声话语”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文体因其叙 述的内指性束缚而导致的种种艺术性的不足，从而使之生发出叙事的生动性。而这种生 动性的意义又是十分重要的——它突破的是报告文学以全知视角这一单一视角垄断的线 性与平面，呈现出至少是两个视窗的风景，形成多方位、多层面的表达。其结果是使报 告文学对事件、人物或问题的把握在逼近其原生态的同时，更具信息来源的广度与个性 思辩的深度。进一步说，报告文学叙述视角所展示的多元化取代一元化、单一性走向多 样性的趋态，一方面表明报告文学文体自身不断进行更生代谢活动的旺盛，另一方面它 也昭示出特定时域里小说等叙述方式变革对它的深刻影响，以及报告文学进行应对的积 极姿态。它在20世纪初还是一种新兴的、被人忽视的“亚流文学”，此后一跃而为主流 文体的生命力在此可见一斑。
二、叙述时间和叙述结构的选择
叙述时间，是展示作家叙述艺术的演兵场。根据叙事文故事时间在叙述中重新排列的 种种关系，一般将与故事编年顺序与叙述时间大致相似的，称为连贯叙述——这是一种 以一维线型线索发展的叙述。而将回头叙述过去发生(如果我们设定一个故事的开端时 间的话)的事件、出现的人物即追述或回忆为特征的倒装叙述(有时又称为闪回)，以及 综合有过去、现在、将来时态的人物和事件的交错叙述，一并统称之为逆时序叙述。第 三种情况为非时序叙述，它“是指故事时间处于中断或凝固状态，叙述表现为一种非线 型运动。在这类作品中，不存在完整的故事线索，共时叙述代替了历时叙述。”(注： 胡亚敏：《叙事学》，第64页。)与热奈特主张淡化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在叙述体制方面 的先天性区别一样，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在叙述时间上的选择和演进，也并不比小说等 虚构性叙事文本逊色多少。应该说，它充分显示出丰富性，即无论是较为传统的连贯叙 述、倒装叙述，还是更具现代感的交错叙述、非时序叙述，这一时域的报告文学文本均 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们将1927年至2000年498篇(部)报告文学文本样本在叙述时间的 选择与变化方面的情况列表如下：
表二 叙述时间的选择与变化
连贯叙述
交错叙述
倒装叙述
非时序
样本的时间域 样本数 篇数 百分比篇数 百分比篇数 百分比 篇数百分比
1927—1937
119
99
83%
3
3%
17 14%
1937—1949
103
66
64%
16
16%
2
2%
19 18%
1949—1966
109
44
40%
33
30%
17
16%
15 14%
1977—1980
30
18
60%
3
10%
6
20%
3
10%
1981—1982
24
4
17%
8
33%
1
4%
11 46%
1983—1984
27
4
15%
9
33%
7
26%
7
26%
1985—1986
21
1
5%
6
29%
5
24%
9
42%
1987—1988
14
1
7%
1
7%
12 86%
1990—1991
26
3
12%
8
31%
4
15%
11 42%
1992—1993
8
2
25%
2
25%
2
25%
2
25%
1995—2000
17
10
59%
3
18%
4
23%
表二中显示，倒装叙述与交错叙述于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变迁中发展平稳，而连贯 叙述与非时序叙述的变化曲线则呈现出两两相对的“∨”形和“∧”形。这也就是说在 20—70年代区间内，连贯叙述处于上升和鼎盛状态，80—90年代初，其比率下降至最低 点，90年代中后期又逐渐恢复上扬，因此，它的轨迹正好形成一个“∨”字形状。有趣 的是，非时序叙述的前行曲线正好与之相反，它在80—90年代初达至顶峰，而在其余时 域则保持上升或下降趋势，即一个“∧”字形状。这两个相对的字符说明，传统叙述时 间方式与非传统叙述时间方式实现着交错发展，它们都在一定时域各领，成为特定 时域里的艺术先锋。应该肯定的是，连贯叙述作为一种传统型的叙述时间，在传达较为 单一线索的事件或人物活动断片时，其优势是显明的。中国报告文学萌生、形成时期梁 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瞿秋白的《饿乡纪程》、丁玲的《多事之秋》、柔石的《一个 伟大的印象》，以至后来出现的曹白的《杨可中》、丘东平的《第七连》、黄钢的《雨 》、沙汀的《随军散记》(《记》)、周而复的《海上的遭遇》、王石等的《为了六 十一个阶级弟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文本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然，仅止 于此，对于报告文学的演进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而，进入8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叙述 时间的变化达至活跃的峰值。其中一个标志即是，以叙述时间上的非时序叙述和叙述结 构上的非线型结构相结合的集合(或曰集束、集纳)式文本的时兴。在这种文本中，一维 线型的时序概念被多维、立体的时序所代替。更重要的是，它对事件、人物的再现，不 再局限于历时状态，而是将之凝聚成共时状态下的事件、人物集合或某种现象与状态的 形象化概括。当然，非时序的出现也并非一蹴而就，其较早的文本可追溯到30—60年代 出现的夏衍的《包身工》、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李乔的《锡是如何炼成的》、茅盾 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华山的《童话时代》、东升的《看愚公怎样移山》、冰 心的《咱们的五个孩子》、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徐开垒的《十一户人家》、黄 钢的《拉萨早上八点钟》等。
如果说，非时序叙述文本在80年代以前还是处于少数裔之列，那么，这之后此类文本 便逐渐成为主流。其与前期非时序报告文学文本的承继关系应该说是明显的，但其在共 时的理念以及描述的时空把握等方面更具理论化色彩，以至有评论将其以及由其代表的 这类文本称为“学术论文”式或“调查报告”式报告文学。
从连贯叙述与非时序叙述消长起伏，以及交错叙述和倒装叙述渗入其间、推波助澜的 情形观之，报告文学作家通过对时间的“歪曲”、“变形”，以求得文本叙述艺术的推 进、更具广度与深度的人物心态、世相写真与思辩的“美学目的”已昭然若揭。我们也 不妨将之看作是报告文学文体由对小说等虚构类叙事文本的简单模仿，逐步走向在多元 化叙述时间的抉择中突显自身个性的文体变革之路。
与叙述时间相联系的是叙述结构问题。
对报告文学叙述结构的考察，有些类似于小说等虚构性叙事文本中的情节研究。情节 在此的含义可理解为文本中事件的形式系列或语义系列。我以为托多罗夫将叙述结构视 为作品组织形式的做法，更具概括力，也更适用于理解报告文学的结构。那么，作为文 本的组织形式，结构有哪些主要类型呢?托多罗夫认为：“我们将根据托马舍夫斯基的 建议将作品组织形式分为两大类：‘主题内容的安排是根据两个主要类别进行的：它们 或者遵循因果关系原则，即按照某种时序组织起来；或者以脱离所有时间概念的形式被 表现出来；即组成无视任何内部因果关系的序列。’我们把第一类叫作逻辑和时间布局 ，第二类——即托马舍夫斯基对之持否定态度的一类——叫作空间布局。”(注：兹维 坦•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第74页。)
对托多罗夫所称第一类即逻辑与时间布局的结构形式，我们不妨称之为线型，即它们 大多显示着情节的变化脉络及其组织关系。其子类可细分为单线(仅有单一线索并且人 物有限)、复线(拥有主线、副线甚至非动作因素)和环形(缺少贯穿始终的主线，全文由 若干呈连环状或并列状的小故事构成)等三种。至于第二类——空间布局结构，我们称 之为非线型。这种在一些人看来是淡化线型情节、打乱时序与内在因果关系的结构，多 显现于许多现代或后现代小说之中。在谈及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结构时，我们借 用此名称来描述和评价与小说等虚构叙事文本略有不同的这一文体的结构选择与变迁。
下表为1927年至2000年间(498个样本)报告文学文本叙述结构的选择与变化情况(见表 三)：
表三 叙述结构的选择与变化
线型结构
非线型结构
样本的时间域
样本数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1927—1937
119
100
84%
19
16%
1937—1949
103
83
80%
20
20%
1949—1966
109
94
86%
15
14%
1977—1980
30
27
90%
3
10%
1981—1982
24
7
29%
17
71%
1983—1984
27
20
74%
7
26%
1985—1986
21
8
38%
13
62%
1987—1988
14
2
14%
12
86%
1990—1991
26
14
54%
12
46%
1992—1993
8
6
75%
2
25%
1995—2000
17
13
76%
4
24%
表中显示，线型结构与非线型结构的涨落曲线也分别呈现“∨”和“∧”字形，这恰 巧同连贯叙述与非时序叙述的发展曲线相似。也就是说，线型结构自20—70年代末呈持 续攀升之势，在80年代比率降低，90年代之后又呈恢复性走高。而非线型结构则在80年 代中至90年代初保持兴盛地位，这之前呈逐渐发展，这之后又显下跌趋势。
在线型结构的报告文学文本中，它们又多以单线式为主，体现为一人一事的叙述。早 期的报告文学中，线型结构的文本与一般短篇小说几无二致，丁玲的《多事之秋》即如 此。这篇报告文学以叙述和描写为主，议论性文字极少，如果文中没有上海的诸多地名 以及“九一八”事变作为一个真实事件背景的间接讲述，将此文当作虚构的小说来阅读 也不会觉得有多少障碍。类似《多事之秋》这样的文本，在报告文学的发生、形成期占 有相当的比例。而在文体发展比较成熟的时域，报告文学的线型文本已注意在叙述、描 写的同时，加入叙述者的主观性评价，以此形成与一般线型文本有所区别的叙一议结构 ，这种结构的意义在于，它既得益于小说生动的叙述与描写，以此克服了报告文学文本 过于直白的通讯化趋向；又在加入议论成分的同时，逐步完成了对小说式线型结构简单 模仿的超越。它不啻是对报告文学文本构建个性化叙述结构的一个贡献。
80年代初中期，报告文学出现全景式结构的文本。此结构以线型中的复线为主，不再 局限和拘泥于单一事件或人物的叙议，而是以某一重要事件为叙说主体，多方位、多层 次地展示其“台前幕后”的萌生、发展以至高潮、结局的脉络。在这里，人物较少成为 被叙述的主角，他们常常仅仅只是作为叙述的片断而存在，以为整个事件的叙说服务为 目的。与复线式小说有别的也不仅是人物形象的安排，它还缺少或不经意、不刻求严格 意义上的情节的紧密连贯性，而是间以相当比例的非叙事性话语，形成叙一议一体的特 异结构，同时还渗入史料记载、报刊消息、电影分镜头剧本、备忘录、日记、口述实录 等多种文体因素，在造成对情节连贯性的主观性间隔、以强调叙述者权威的同时，营造 出一个“全息之眼”，使受众不仅从叙述者的叙述，也从其引述的多种非情节性资讯、 构建的各种非叙事性话语(在此主要指以评述、议论为主的文字)中，全方位地理解事件 的表层与深层因素。全景式结构文本于80年代初中期较早出现于杨匡满和郭宝臣合作的 对1976年“四•五运动”作出描述的《命运》。随后，李延国《在这片国土上》，钱钢 《唐山大地震》、《海葬》等接踵而来。90年代又出现麦天枢、王先明所著《昨天—— 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邓贤《中国知青梦》，以及张建伟《温故戊戌年》、《大清王朝 的最后变革》等晚清系列报告和李鸣生《走出地球村》、《飞向太空港》等航空航天系 列。
与线型结构涨落曲线相反的非线型结构，到80年代达至顶峰。这样一种与非时序叙述 时间相匹配的结构，体现于诸多被人称之为“集合式”的报告文学文本之中。而此种文 本又大多表现为对“社会问题”的展示与关注。在此，具有空间意义上的“问题”、“ 焦点”、“热点”等字符，取代了事件、人物等具时间意义的因素。这使得这一时期风 行的非线型结构变成一种酷似三段论式的提出问题(中心论点)分析问题(以事例作证 据)解决问题(结论)的论文结构。它的一般程式由三大板块组合而成——开篇：提出 总观点或概括一类问题的总体现象；中间：以叙述事例或统计数字作证明(多为各种现 象或人物心态的组合)；结尾：叙述者的议论，此常常是对所叙内容发表的有一定理论 反思色彩的话语。孟晓云曾于1986年发表过报告文学《多思的年华》。这一文本并未沿 用传统的线型结构来描述事件或刻画人物，而是在极富浪漫色彩的正标题下，嵌入“中 学生心理学”这样一个学科性颇强的副题，其用意正在于运用非线型的三段论式论文的 结构，来概括、说明某个社会问题。它的开篇即提出问题、亮出观点：“五千万中学生 是一个最色彩斑斓、最生气勃勃的世界。他们不仅需要教育，需要爱，也需要理解。” (注：孟晓云：《多思的年华》，《十月》1986年第5期。)
接着，叙述者便分别在“哦，老师”、“哦，爸爸妈妈”、“哦，我们”、“早恋” 等四章中以近十个个案(人物或事例)的组合分别表达三个分论点：第一，中学生对现行 教育的逆反心理，教育者应倾听被教育者的呼声；第二，父母与子女间因代沟而产生认 识及情感上的偏差；第三，正确对待中学生早恋，及时进行爱的教育。最后，在对个案 生动描述的基础上，借助一位女教育家的讲话，道出全文的结论。类似上述《多思的年 华》这种结构的文本，在80年代比比皆是，以至于在破除了线型结构一统天下的霸权之 后，它们又陷入了新的趋于呆板的模式化之中。尽管一些论者将之贬为“学术论文”或 “调查报告”，但此种结构的新意仍是显而易见的：它的理性思考大于感性的描摹，抽 象的概括力胜过具象的个体事物的罗列，宏观观照的视野超越于微观与局部的写真。它 既保持着线型结构叙事时的生动性与客观性，并以此来突显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又具 有较强的主体性，以此来展示报告文学的文化批判意识。
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由早期对小说等虚构性文体结构形式的简单模仿，发展到以 显示叙述者主体性为主脉的全景式结构和非线型结构，正是其不断挣脱作为别种文体附 庸，争取自身独立的鲜明表征。希冀以叙述的主体性来强化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之一的文 化批判性，力求以文体的倾向性与虚构性文体的客观描述相区别，以此来显示文体的个 性，这样的方式无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20世纪末兴盛的报告文学非线型结构——尽 管它有着许多新意，但它在力避一种倾向——诸如小说化的同时，又陷入了诸如论文式 的困惑之中。这似乎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何认识与解决这一问题，尚需报告文学的 创作者和批评者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并获得新知。
三、叙述者类型与非叙事性话语
叙述者，从叙述学角度来看，即是指叙事文中的声音、讲话者或曰陈述主体。比之小 说复杂的叙述者建构，报告文学则显出相对的单纯——它的叙述者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作 者本人来担当。这正体现了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本的内在本质。
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本叙述者类型进行考察时，就不难发现，如果从叙述 者对所述故事的态度上作一个划分的话，其类型主要表现为干预叙述者，而非客观叙述 者——一个较少或极少在文本中表达自我主观判断的叙述者。前者的内涵在于在客观陈 述事件或人物时，还兼具评议与解释功能，即加入了诸多形式的非叙事性话语。其目的 主要是为显示其主体意识，此不仅在全知视角、也在第一人称(限于叙述者)限制视角中 体现出来。赵瑜的长篇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以“马家军兵变”事件为契机，对马俊 仁及其领导的女子中长跑运动员作出全方位的深入报告。其叙述者以第一人称“我”( 即作者本人)限制视角切入，在叙述事件及人物之时，渗入了大量的评议与解释，是比 较典型的干预型叙述者。譬如文本中在描述了叙述者对邱立斗先生的采访情景后有这样 一段文字：“他不再陪我等待，而我非常理解他，他自有他先走一步的道理。从十几天 的采访中我已经感到，马俊仁的同行们虽然没有直接讲老马的不是，但是与老马的 关系都有点儿别别扭扭，至少不那么融洽正常。……我想，是不是马俊仁在成功以后， 不经意间竟伤害过这些老黄牛一般勤奋的人呢?而这些人把一颗颗茁壮成长着的好苗子 拱手交给马俊仁之后，他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什么。那一群群坚强的男人们的内心亦有 脆弱的一面，倘若马俊仁果真轻视乃至忘却了这批人，这批人就会记恨他无疑。中国社 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很深奥又很简单。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注：赵瑜：《马 家军调查》，《中国作家》1998年第3期。)
上述这段文字无疑是叙述者对人物行为的解释，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极具文化意味 的深思。这体现出叙述者对所述事件及人物的“干预”，它最终突显的是带有强烈主体 意识观照的叙述者对所述内容的个性化思考。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干预叙述者的讲述 功能比呈现功能更为重要。
当然，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叙述者类型的考察，除却上述视角外，还可从叙述者与 所叙故事的关系上把握。这即是说此时域报告文学的叙述者类型多表现为异叙述者，即 独立于故事之外而讲述别人的故事的人。少数的情形体现为同叙述者(即由故事中的人 物来讲述)，此例常见于口述实录体或日记体的报告文学文本中。需要说明的是，许多 报告文学文本在以异叙述者为主的同时，还加入了同叙述者的成分，此在80年代全景式 或集合式文本中尤其多见。譬如《唐山大地震》，其文本以异叙述者，即由作者本人追 叙、描摹和评述为主。但在“唐山—广岛”和“渴生者”等章节中，异叙述者则转换成 口述实录(文本中的人物)式的同叙述者。这种变化我们可称之为叙述者类型的转换。这 种转换与叙述视角的转换一样，使得叙述空间得以扩展，一维向度变幻成多维向度，最 终使异叙述者的权威、客观性与同叙述者的个人、主观性得以融合，显示出报告文学叙 述者类型在晚近20年里的新变。
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使干预叙述者这一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主要叙述者类型得以 突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是非叙事性话语的渗入。一般而言，作为一种与叙事话语 、人物话语相并立的话语形式，非叙事性话语(这主要指叙述者在陈述故事的过程中， 对其进行的评述与解释)在小说等虚构性叙事文本中也有存在的空间，尽管这个空间相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显得狭小些。在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文本中，一方面，通常存在着 侧重于事件、人物或某些问题的叙述与表达的叙事性话语，它规范着文本的叙事性；另 一方面，还大量留存有显示叙述者主观意识与情感的非叙事性话语，它在相当层面上为 报告文学有别于其它叙事文本了富于特征性的内容。它大抵与我们过去所言的报告 文学的“政论性”语义相近，但显然它的涵盖面要广泛得多——除却政治性、时事性评 论之外，还应该有叙述者对文本所述事件、问题及人物的主观评价与理解。从此意义上 说，非叙事性话语也是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包括文化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的特殊传 达方式。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中的文化批判性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非叙事性话语的设置 。与小说等虚构的叙事文本中叙事性话语占绝对优势的情形相比，报告文学文本中的非 叙事性话语往往控制着叙述者的叙事。
从功能上看，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本的非叙事性话语主要表现为抒发、揭示、解析 和衔接等四个方面。
抒发，即是在文本中明确表述叙述者对所述事件、人物或问题的情感倾向，以达到对 受众的感化与情绪控制作用。它的特征即是带有强烈的情感性。麦天枢与王先明合作的 长篇报告文学《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在陈述五口开埠通商后不断发生的当地民 众与“夷人”纠纷与冲突的事实时，即有一段这样的文字：“英国舰队可以在不满三年 的时间里，使北京的政权臣服，而英国人在天朝民众依然如昨的巨大心理和伦理对抗面 前，绝难表现得得心应手。王朝可以在瞬间屈膝，文化和文明不可能轻易低下它高贵倔 强的头颅。那是武力不能征服的难以清晰捉摸的巨大对象物。不论远来的夷人还是土生 土长的历史解说者，在日后更为长久的时间里对此也将无以确解或者半知半解。这正是 一个伟大的精神文明的实质所在，这更是一个真正富有个性的文明的生命力所在。”( 注：麦天枢、王先明：《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 458—459页。)在这里，叙述者由具体的冲突行为而感慨不同文化与文明间的隔阂，并 以强烈的情感对民族生存之伟力予以赞颂。
“揭示”的功能往往表现出叙述者对人生、社会的探讨与看法，它的重点在超越文本 所述事件、人物或问题的一般层面，对人类生存本质进行哲学的、伦理的和道德的深入 思考，表达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还可以显示叙述者对人生意义的发现，肯定或否定一 些社会现象，以求得对读者理性思维的引领。《没有家园的灵魂》的叙述者在完成采访 、走出看守所高高的门楼时，不禁涌出诸多的感慨：“贪官倒下了，倒下的都是为了金 钱。因为金钱能给某些人以逃避人生不道德的；能给一部分人以实现人生梦想的机 遇；能使一部分人消除恐惧，以获得人生的安全感。可是，人们对金钱的欲望，封闭了 人生的理智。使人生常常忽视了一个铁的现实：不干净的金钱，恰恰是最不安全的。所 以，我希望人们拥有一个‘枕头’。一个能给你最大安全感的，使你安然入睡的‘枕头 ’。这是人生最可贵的财富。”(注：杨黎光：《没有家园的灵魂》，中国文联出版公 司，1997年，第318页。)
以上这样的非叙事性话语，没有拘泥于具体人、事或问题的阐释，而是对其进行了超 越，与“抒发”相比，其叙述的语气、用词更富理论性，也并不显得那么“煽情”。
如果说“抒发”和“揭示”多少需要超越所述事件、人物或问题本身的话，“解析” 则主要围绕这些内容进行，它的功能在于对叙事作某种阐释或介绍，以使读者对事件的 始末、问题的重点和人物的特征有更为全面的把握，因此，它更类似一种细致的分析。 这里有对事件的解析，如《唐山大地震》在追叙地震现场惨景时写道：“这无疑是人类 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无辜的死难者，几乎都是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被突如其来地推向 死亡的。太匆忙，太急促，死亡就在一刹那间。”(注：钱钢：《唐山大地震》，《解 放军文艺》1986年第3期。)这里有对人物的解析，如《歌德巴赫猜想》中叙述者对陈景 润这一人物的解析即是如此。这里还有对某种现象、状态或问题的解析，譬如《昨天》 中对“跪”所体现的封建秩序等内涵的评议：“跪是对权威的认可。一旦跪着的人不愿 再跪或者试图改变跪的方向，这金字塔便立刻发出哗啦啦的倾塌之声。即使山如旧，河 如旧，生铁大炮如旧，皇冠便如临飓风，权威便如同落叶，天下便如同沸水，这巨塔的 每一块砖石都将经受无秩序的炼狱。自然，通常是最上面的摔得最重。因此，不论揭竿 而起的造反者还是挥戈而来的征战者，谋求天下就是谋求脚下那一跪；维持天下就是力 图使那跪千年万岁，永跪不息。这跪已是一个文明的某种象征。这跪已是一部庞大社会 机器得以运行的必不可少的‘软件’。”(注：麦天枢、王先明：《昨天——中英鸦片 战争纪实》，第11页。)
“衔接”，在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非叙事性话语中有着起承转合、联结上下文意的作 用。这种功能使报告文学文本的“夹叙夹议”特征更为显明，它时常中断叙事，既是对 叙述者声音存在的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受众的阅读作一种具有倾向性的引导。
以上所述非叙事性话语中的四种功能，在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各个时域均有不同程 度的呈现，这其中又以80年代的文本为典型。实际上，在多数文本中，四种功能的运用 是交叉互渗，而非孤立使用。它们与叙事性话语和人物话语一道共存共荣。非叙事性话 语之于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来说，还具有这样的意义：
第一，非叙事性话语能够在叙事中起到间离效果。它使得受众不致如阅读小说那样陷 入叙事之中不能自制，它不时中断叙事，实际上是在控制、引导受众对文本的读解，使 之做一个冷静的默观者。而此时，叙述者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及其对文本中事件、人物 或问题有个性的认识也尽在其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的文体魅力多数应来自 非叙事性话语，因为受众最希望了解的是叙述者对人所共知的事件、人物和问题的真知 灼见，而不仅仅是事件、人物和问题本身。
第二，非叙事性话语在某种意义上说，扮演着叙述者们不同文化观念的宣泄角色。在 特定语境中，非叙事性话语为作家们在“说什么”和“怎样说”上创造了自由抒发的空 间。因此，不同文化观念的作家在报告文学文本中大多形成不同的叙事性话语和非叙事 性话语，这就为产生夏衍、徐迟、刘宾雁、萧乾、范长江、黄钢、黄宗英、苏晓康、钱 钢、麦天枢、陈祖芬、赵瑜、卢跃刚、张建伟等各具自身风格的报告文学作家提供了一 个重要的前提和平台。
四、叙述模式流变的意味
我十分看重热奈特对非虚构性叙事文(纪实叙事)的重视，但下面他的这句话，我以为 只说对了一半，他说：“一部非虚构性散文文本完全可以引起读者的审美反映，引起读 者反映的不是形式，而是文本的内容。”(注：杰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 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其实，非虚构性叙事文本形式的重要 性在文体的流变过程中，与“内容”也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叙述 模式的流变同样也是我这一想法的最好证明。尽管我们仅仅只考察了这一时域报告文学 的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结构、叙述者以及非叙事性话语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但作 为支撑叙述模式的主干内容，它们已完全能够说明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叙述模式演进的 一些具有普泛性的规律。
首先，它体现出由一体到多元的总体趋态。这里的“一体”是指以传统叙事文的叙述 模式为主，而“多元”则是标明在扬弃传统叙述模式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叙述观念与技 巧，并融合报告文学自身文体特点的“多元”。具体来讲，就是在叙述视角上，由全知 视角为主转变为全知视角、限制视角以及转换视角的多视角并立；在叙述时间上，由以 连贯叙述为主转移到以交错、连贯、倒装叙述以及非时序叙述等多种叙述时间的并立； 在叙述结构上，由以单线式线型结构为主发展成单线式、复线式线型结构与叙—议等非 线型结构并立。这无疑是一条由单纯模仿小说等虚构性叙事文本，以及依附新闻文体的 叙述模式，走向更具文体叙述自觉与独立的艺术之路，这也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然 王国”的转换。在这里，我无意对传统的“一体”和现代的“多元”作出非此即彼、孰 优孰劣的简单二元判断，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叙述模式由一体到多元的变迁中，20世纪中 国报告文学的文体面貌确实发生了改观：它愈来愈具有自身的特性，而在多数情形下不 再会与别的种类的文本发生混淆；它也愈来愈富于文体的弹性，即在保持文体自身核心 规范的前提下，不断拓展吸收其它文体叙述模式之优长的空间，以使之更具现代感、更 能适应当代受众的阅读心理和欣赏习惯。
其次，它又体现出叙事性与非叙事性的阶段性更替。我们在前面考察20世纪中国报告 文学的叙述时间与叙述结构时发现，体现叙事性的时序(即连贯叙述)与逆时序(即交错 、倒装叙述)、线型结构在这一时域中涨落情形恰成“∨”字形，而体现非叙事性的非 时序叙述和非线型结构在这一时域中又成“∧”字形。二者的起涨跌落曲线正好呈此起 彼伏的阶段性更替状。此种更替，我以为正反映出报告文学作家的主体意识对中西叙述 观念认同的融合状态。浦安迪(andrewH.plaks)曾认为希腊神话具有“叙述性”，而中 国神话则具有“非叙述性”，他说：“希腊神话的‘叙述性’，与其时间化的思维方式 有关，而中国神话的‘非叙述性’，则与其空间化的思维方式有关。”“在西方文学理 论中，‘事件’是一种‘实体’，人们通过观察它在时间之流中的运动，可以认识到人 生的存在。”“在大多数中国叙事文学的重要作品里，真正含有动作的‘事’，常常是 处在‘无事之事’——静态的描写——的重重包围之中。”“因此，‘事’常常被‘非 事’所打断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小说里，而且出现在史文里。”(注：浦安迪： 《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46—47页。)在此，浦氏谈的虽是 神话，但其认定西方叙事文本重叙述性，而中国重非叙述性的说法，对我们理解报告文 学中叙事性与非叙事性的阶段性更替不无裨益。这至少说明作家们对叙事性与非叙事性 在不同时域的不同程度的追捧，是他们叙事观念中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的冲突、交融的 产物。正像一些论者将80年代风行一时的舒婷、北岛、顾城等人的朦胧诗归功于中国古 典诗词的浸染，而非常人所理解的受西方现代派影响一样，80年代非叙事性在报告文学 文本中成为某种时尚的时候，其实也正是中国传统叙事观念的某些因素强烈反弹之时。 这也旨在表明，报告文学中的叙事性更多源于西方传统叙事观念，而非叙事性更多则来 自中国本土之传统叙事理念。报告文学在叙述模式演进的最活跃时期，以表达作家的主 体意识为内核的非叙事性也达到了一个峰巅状态，这是对过去一个时域以公共意识(主 要体现为主流意识形态)取代或压制作家个体意识为表征的、强调按某种思维模式进行 现实再现的叙事性的反拨与扬弃。同时，这一现象也告诉我们，所谓传统与现代，不过 是一个人为的时间概念，一些被认为是现代的，可能在其内质上仍然是传统的。当然， 报告文学中叙事性与非叙事性的阶段性更替，并非平面与线性的循环，而是不断扬弃的 螺旋式过程。譬如90年代叙事性重新占领报告文学的话语权，不能认为是世纪初乃至更 长一个时域中这一文体叙事性的简单重复，它已经变成一种叠印，即在新的画面上刻有 旧的痕迹，但毕竟成了新质。
第三，它还体现出正反合题的话语格局。这主要是就非叙事性话语的变迁而言。如果 我们将个性化、具有强烈文化批判性的非叙事性话语作为“正”题的话，20世纪初至30 年代可归于这一区域。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夏衍的《包 身工》等文本可归于此类。而从40—60年代的大部分文本(徐迟《祁连山下》等除外)则 可以其突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公共空间话语)、弱化文化反思与批判、弱化个性特征， 将之归于“反”题之中。80—90年代则是“合”题时期的到来。在此时段，出现了以个 性化和注重文化反思与批判为主，兼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或其它形式话语的多元并存情 形。
总的来说，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叙述模式的演进，显示出这一文体在文本构架运作上 的某些特质。纵观20世纪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报告文学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迅速 崛起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在这20年时域的前一阶段，其崛起更多依赖于社会因素与 政治文化的推波助澜，于叙述模式而言，它并未完全走出过去既往叙述模式的范式；那 么在后一阶段，叙述模式上的翻新与语言体式上的求异，便使其文体面貌大为改观。但 不管怎么说，80年代报告文学叙述模式的多元化努力功不可没——它一定程度上改写了 报告文学文本以题材、人物的重要性与新奇性取胜，以新闻性、社会性和伦理性因素赢 得轰动效应的历史。而90年代的报告文学通过保持叙述模式的活力与语言体式的魅力， 使相当部分的文本具有了较强的审美价值，以至于使之成为即使是时过境迁，也能跨越 时空、被人反复诵读、长盛不衰的经典。
从另一角度看，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叙述模式的流变实际上也是一个建构与解构的动 态过程，一体到多元是这样，叙事性与非叙事性的更替是这样，非叙事性话语的正反合 题也是这样。在这一过程中，文体于不断扬弃中获得新质与活力，当然这应当在坚持其 核心规范的前提之下进行。建构与解构的过程不完结，文体才能保持被受众关注的引力 和被写作主体不断实践的魅力。
初中生物结题报告篇8
关键词：建国初期武汉高校接管改造
武汉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基地，高等学校兴办早、规模大。早在1893年，张之洞就在武昌创办自强学堂，为武汉地区高等学校之始。及至解放前夕，武汉三镇有公立和私立大专院校12所。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为了使这些曾经由政府统治管理的高等学府顺利回到人民的手中，真正成为人民的学校，中共在有关精神指导下开始进行了有序的接管，并及时对被接管的高等学校进行初步整顿、调整和改革。
一、接管的方针政策和步骤
在“暂时维持现状，根据必要与可能，逐步改革”的总方针下，文教接管部门派到各校的代表和联络员们首先进行接管动员，正式交待接管方针，使之贯彻到群众中去；其次进行有重点的清点物资帐目，从中了解情况，提出意见，再研究处理。未接管前先与全体学生教职员代表见面，交待政策，一方面宣布方针，一方面稳定情绪，争取人心，然后发动学生协助接管，协助检查，进行清点，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最后才进入人事调整，改革课程。“宁慢勿乱、稳步前进，贯彻这个方针，在于掌握两个环节，人未准备好不放，情况未明不动”，“接管工作重点是交待政策，收拢人心，而不是清点物资，而是在清点物资中去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全面交待政策，发动群众协助接管，依靠群众进行接管才能使接管顺利完成”。［1］武汉地区高校的接管工作是从五月底开始的，截止七月初为止，已全部接收、了解了各校一般情况及特点。在一个多月的接管过程中，一方面团结和发动了群众，另一方面集中打击了训导制度及训导人员，反复检查，打击首要，其余人员尽量宽大处理；其次打击个别继续贪污、营私、阳奉阴违的分子。中共认为这种斗争也是完全必要的，否则“会使反动分子以我为可欺，助长其恶劣倾向，同时群众也会对我猜疑观望，影响其积极性”。［2］
在对旧人员的处理问题上，考虑到新中国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中共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除个别极反动分子及破坏分子以外，其余全部争取，继续教书”，“对于旧有学校旧教职员的处理，应该慎重，不问是否为反动分子便一脚踢开的态度是不妥当的”，“应弄清是非，分别对待”。［3］这些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团结了广大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另一方面又清除了一些暗藏的反动破坏分子，稳定了民心，争取了绝大多数教职员和学生的拥护和支持，为进一步开展接管改造工作打下稳固的基础。
根据文教接管部的指示，各校取消校长制，建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尤其是私立大专院校，解放初期存在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亟待有力的政策进行指导和改革。“全市私立学校专科以上有七所，解放后反动势力较公立学校更少受到限制，以至私立学校有公开限制进步教员及学生之活动，个别曾用停办学校、解聘等威胁进步群众，学生们纷纷提出反贪污、要求民主等口号”。［4］针对这种情况，文教接管部潘梓年部长指出：“基本上说教育事业本来是国家的事，不能允许私人办的，但目前国家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有私人来帮助办教育未尝不好，所以我们应以长远的眼光来看今天的私校，对他采取积极态度，只要能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就可以由他办下去。”同时规定私立学校要“建立校务委员会，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改变过去校长包办的现象；人事制度应由政府掌握，改变过去校长聘任徇私不称职及派系把持的现象；再就是建立经济公开的制度，尽量克服贪污舞弊的恶劣现象，”［5］“对私人办的私立高等学校，除办理成绩太坏者外，一律采取积极维持和逐步改造的方针，对于其中成绩优良而经济困难的一定要予以可能的帮助”。［6］
二、对教职员以及学生的思想改造
接管主要要从教职员、学生的思想改造上着手，有了思想改造做基础，接管工作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在思想上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才是接管和改造的真正目的。所以在接管工作的最初，工作人员就已经展开了思想政治的教育和宣传，并且组织的规模最大，持续的时间也最长，可以说是接管工作的重心。
1.对学生的思想改造。“青年学生是我们进城之后宣传工作的重要力量，也是我们进城之后仅次于职工的重要的工作对象，我们应该多给予教育，多讲话，多交待些政策，以便更好地进行宣传和争取他们”。［7］
“从解放后到六月底暑假以前这一段时间里，一方面是武汉整个都卷入欢迎解放的狂热，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长期蒙蔽欺骗和特务残余潜伏势力继续散播谣言、破坏社会秩序，特别是面对奸商投机致使物价暴涨的情况，群众思想上对是否会重来武汉怀着观望和怀疑，渴望了解新政府的基本政策、措施，在大学生中间同样也是这样的情况。接管干部们趁着学生的热情，经过地下核心工作份子招待会和工作队深入各学校进行形势宣传教育，工作队虽然是由刚离学校的学生青年组成，但正是这样经过他们的朴素作风和自身改造的现身说法，推动着大学生组织参加了当时的庆祝解放宣传、形势宣传、拒用银元的宣传活动。大学生在宣传推动中教育自己，同时也使他们在宣传活动中开始接触到社会以及工人、农民，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激发了他们对劳动人民痛苦的同情心。在宣传活动的组织过程中，学生们在与工作干部的接触中也初步地区别了共青团和三青团的不同，消除了一开始把文教接管部派到各校的工作干部当作是监视思想的特务和三青团的错误思想认识”。［8］
在暑假期间集中进行的政治、业务学习和各种运动中，公、私立学校的师生一律参加。对于外国津贴学校，则抓紧经常的反帝爱国学习，并结合揭发各校帝国主义分子的罪行，予师生以具体的现实的教育。主要的教育方式有上大课、听报告、分班、复讲、小组讨论、解答问题等，侧重于批判旧的学习态度和人生态度，树立为工农、为人民的学习态度和人生观，克服清高不问政治，文化与政治无关的错误观念。
开学以后，学校对课程进行了初步地改革。无论公、私立大学一律废除了反动课程（如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的课程，逐渐改变其他课程，并规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以及政治经济学为必修课程，通过对新课程的学习继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改造，使学生们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2.对教职员的思想改造。高校的教职员作为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偏向和认识，有些教师也存在着对共产党和新政权的怀疑和观望，但另一方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不满专制而腐败的统治，对于新中国寄予了莫大的期望。接管部门先后在暑期和寒假组织武汉各个高校的教职员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讲习会，通过分班分组进行讨论的方式，针对教职员思想上存在的疑惑和问题进行了解答，并且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思想。
在暑期组织的讲习会中，武汉市大专院校教职员为了有步骤、有计划地学习，“七月二十二日成立了暑期学会，紧跟着在二十五日各院校都成立了分会或区分会，参加学习的有武大、华大、中大、医学院、农学院、文华图专、江汉纺专七个单位的全校教职员七百余人，由各校代表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每周一次常会，汇报各分会的学习进行情况，检讨学习的偏差等”。［9］总会规定学习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思想学习”为两周，第二阶段“政策学习”四周，第三阶段“业务学习”为两周。在第二阶段政策学习中，以“论人民民主”为总题，配合了《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共二中全会的决议的新闻报道》、《论联合政府》等文件，提出了学纲，对于政策，城市工商政策都得到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听了报告，教职员们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比以前清楚了许多。除了一般地分组讨论以外，还定期邀请专家来作报告。“学会把从各分会小组讨论中收集来的问题，汇交文教部，在（1949年）八月十七日上午及十八日下午邀请潘部长分别在武大及华大两处给各校教职员做了报告，解答许多问题”。“8月31日又邀请中原大学教授俞林先生到武大作报告，9月1日邀请陶军先生到华大礼堂作报告，题目都是‘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教职员们在政策方面又获得进一步认识”。［10］
通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高校教员们改变了以往清高不问政治，认为政治与学术无关的错误态度，而是将人民、国家及国际问题与自己的生活和教学结合起来，也改变了过去只注重个人研究，脱离集体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自由散漫、猜忌分裂，这是过去的普遍现象。现在，绝大多数人跳出了孤立的生活小圈子，养成了集体活动的习惯……组织性、纪律性提得很高……教职员工集体听大课，集体研究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互相听课，互相批评……生活作风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奢侈、腐化的风气已一扫而空了。无论师生员工再也没有酗酒、、坐茶馆的了，大家都崇朴素、爱正派，见了面总是谈政治，谈工作，谈学习”。［11］最根本地改变了高校广大师生对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认识，“对于共产党，本来是恐惧、怀疑的，经过政治教育，逐渐转为信任、欣赏、尊重，以致信仰”。
总的来说，中共在解放初期社会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对于高校的接管是比较平稳和顺利的，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注重走群总路线，不是单纯依靠派下来的干部进行命令式的接管方法，而是宣传政策并对师生进行思想教育，得到群众理解和支持，用群众来发动群众，这样更有说服力，避免了广大师生的误解和抵触，并在学校中形成了新的学习风气；二是接管步骤的渐进，在接管初期避免了急性病，不是盲目地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而是先全面摸清情况，并对师生进行调查访问，再逐步进行物资接管和制度改革，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拥护，保证了接管过程的平稳顺利，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冲突和摩擦。
参考文献：
［1］武汉市文教接管工作报告.湖北省档案馆，Gm5-1-105.
［2］武汉市文教接管工作报告.湖北省档案馆，Gm5-1-105.
［3］关于恢复整顿学校教育的指示.湖北省档案馆，Gm7-1-9.
［4］武汉市文教接管工作报告.湖北省档案馆，Gm5-1-105.
［5］潘部长关于中央教育会议的传达报告.湖北省档案馆，Gm7-1-3.
［6］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郭沫若湖北省档案馆，Zn-m-21.
［7］武汉市文教接管工作报告.湖北省档案馆，Gm5-1-105.
［8］武汉市档案馆，70-2-16.
［9］高庆赐.武汉市大专院校教职员暑期学习的收获.长江日报，1949.10.6第五版.
初中生物结题报告篇9
关键词：饮水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程序；保障措施
中图分类号：tU991.25文献标识码:a
一、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程序
1、分级响应
一般饮用水源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由市政府应急小组按照有关规定启动本级饮用水源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指挥辖区各方面力量对事故进行处置。
较大以上饮用水源突发环境污染事故按照有关程序报请上级政府，启动相应级别的饮用水源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
启动高级别应急预案时，低级别应急预案应先启动。饮用水源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启动后，有关部门、单位应同时启动具体行动方案。
2、应急响应程序
突发事故发生时，事发单位应立即报告当地环保、卫生部门和所在镇处。市环境保护部门接到报告，立即进行初步判断，确认事件级别。
实施响应时，市环境保护局按下列程序实施：
（1）立即向莱山区政府及饮用水源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必要时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2）开通与水源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所在地环境应急指挥机构、现场应急指挥部、相关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的通信联系，随时掌握事件进展情况。
（3）组织专家组分析情况，根据专家建议，通知相关应急救援力量随时待命，为各镇（街道）或相关专业应急指挥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4）派出相关应急救援力量和专家赶赴现场，参加、指挥现场应急救援，必要时调集事发地周边地区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增援。
（5）及时向区政府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基本情况和应急救援的进展情况。
3、扩大应急
因已有的应急救援能力不足以控制事件发展态势，区政府环境应急领导小组应及时向上级政府部门报告，请示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已采取的处置措施无法控制和消除其严重危害，需要实施扩大应急行动，莱山区政府环境应急领导小组可提请烟台市政府要求各方面力量的支援。
已采取的处置措施无法控制和消除其严重危害，并有可能危及邻市、区环境，莱山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可提请莱山区政府请示烟台市环境应急领导小组及邻县（市、区）环境应急领导小组增援。
4、报告时限和程序
任何公民在发现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后，有权通过110、119、120、129等特服电话进行报告或举报。对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以及负有监管责任的单位发现涉及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后，应在1小时内向莱山区环境保护局报告，并立即组织现场调查，主动进行先期应急处置，防止污染蔓延，有效控制事态扩大。
莱山区环境保护局必须在1小时内初报事件的有关情况，对初步判定属于较大级别以上的突发环境事件，应在30分钟内初报，并实行态势变化进程报告和日报告制度。
二、组织指挥及技术、物资和人员保障措施
1、组织指挥
（1）指挥协调
莱山区饮用水源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协调饮用水源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政府领导小组在上级工作组的指导下，组织实施应急救援行动。
政府领导小组根据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况，通知有关部门及其应急机构、救援队伍和事件所在地毗邻地区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各应急机构接到事件信息通报后，应立即派出有关人员和队伍赶赴事发现场，在现场救援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按照各自的预案和处置程序，相互协同，密切配合，共同实施环境应急和紧急处置行动。
组织有关专家迅速对事件进行分析、评估，提出应急处置方案和建议，供指挥部决策参考。根据事件进展情况的动态，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对涉及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范围、发展趋势做出科学预测，为领导小组的决策和指挥提供科学依据；参与污染程度、危害范围，事件等级的判定，对污染区域的隔离与解禁等重大防护措施的决策提供技术依据；指导各应急分队进行应急处置；指导涉及饮用水源突发环境应急工作的评价，进行事件中长期环境影响评价。
（2）指挥与协调内容
①提出现场应急行动原则要求。
②派出有关专家和人员参与现场应急工作。
③协调各级、各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应急支援行动。
④协调受威胁的周边地区危险源监控工作。
⑤协调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确定重点防护区。
⑥根据现场监测结果，确定被转移、疏散群众返回时间。
⑦及时向市政府报告应急行动进展情况。
2、技术保障
建立饮用水源环境安全预警系统，组成专家组，确保在启动预警后相关环境专家能够迅速到位，为指挥决策提供服务。
3、物资保障
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应配备应急指挥、应急监测、应急救援行动等所需的车辆和设备，物资的储备等，加强维护保养，保障应急处置行动的需要。
4、人员保障
指挥部办公室要组建涉及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各级环境应急队伍建设，提高应对涉及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培养一支熟悉涉及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知识、充分掌握涉及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措施的预备应急力量。
三、应急终止程序及事件处理报告内容
1、应急终止程序
莱山区环境保护局负责完善水质监测系统，建立水源污染预警机制；负责组织对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分析污染原因，判明污染物，提出处理意见，防止污染扩大；对环境污染事件的性质、等级和危害作出恰当的认定；对污染事件进行调查取证，依法对责任人作出处理；负责跟踪污染动态情况，对建立和解除污染警报的时间、区域提出建议；对环境恢复、生态修复提出建议措施。
涉及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结束后，环保局要协助政府领导小组做好受害人员的安置工作，组织有关专家对受害范围进行科学评估，提出补偿和对遭受污染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的建议。事发地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迅速开展善后安置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2、事件处理报告内容
涉及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初报从事发事件后起1小时内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事件处理完毕后立即上报。
初报可用电话直接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环境事件的类型、发生时间、地点、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质、人员受害情况、事件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方式趋向等初步情况。初报应采用适当方式，避免在当地群众中造成不利影响。
初中生物结题报告篇10
在我国，无论是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还是繁荣我国的会计理论并使之同国际接轨，都需要对环境报告问题进行研究。对于位居生态脆弱区域的我国西部企业而言，其要求尤其迫切。与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而言，我国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有关理论的研究极少，报告实务方面尚不健全，理论和实务方面均需总结、提高。
一、调研对象概况
石嘴山市是宁夏重要的工业城市，为全国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之一，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能源开发利用为特征，以煤炭、冶金、电力、机械、化工、陶瓷、建材及非金属制品为主、门类较为齐全的重型工业经济体系。在环保成果方面，《石嘴山市大气环境容量测算技术研究》报告现被作为西部地区的范本使用，并在2005年9月长沙召开的“全国城市大气环境容量核定及空气环境质量改善经验交流工作会议”上，作为8个重点城市之一作了经验介绍，得到了一致好评。
二、调查研究方法
（一）样本公司选择
本次调查以当地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为主要对象，对排放So2、no2、pm10（可吸入颗粒物）、烟尘、工业粉尘、工业废水和固体废弃物问题突出企业的财务、生产、环保等部门的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调查共发出问卷700份，总体回收率为40.71%，其中企业回收率为32%，均达到大样本的统计量要求。
（二）问卷设计和整理
问卷主要是主观题型。采用利克五分量表，把被调查人士对问题的看法分为5个等级，正向评分,即选择“1”代表对所调查项目非常不同意，选择“5”则表示非常同意，“4”代表同意、“3”代表不确定、“2”代表不同意。利用SpSS12.0统计软件对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均值比较等方法。
三、石嘴山市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调查问卷分析
公司经济活动所导致的环境影响属于环境绩效范畴。环境绩效是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由于保护环境和治理环境污染而取得的环境保护的效率和效果。本文试按其分类内容以及披露方式和频率展开分析。
调查得知，从企业的社会责任、环境的多元受托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被调查对象大多赞同环境受托责任最基本的含义是建立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其中，公司经济活动所导致的环境影响――环境绩效信息的披露应是其基本内容之一（认同率占97.56%）；企业综合绩效应以经济效益为主并包括社会和环境绩效（73.96%）；企业的环境绩效至少应该体现在环境财务绩效和环境质量绩效两个方面（75%）；环境绩效将影响企业的长期生存能力（81.25%）。
关于环境绩效报告应包括内容及其披露，各调查企业较赞同项目分别见表1、表2（表1、表2见p47）。
从以上调查可知：当地企业普遍认为环境绩效至少应该体现在环境财务绩效和环境质量绩效两个方面。其中，环境保护绩效应包括企业制定的重要的环保规定，关键性环境影响，公司的环境计划和环境管理系统的确定、执行情况等；环境财务绩效应包括与环境相关的资本性、收益性支出，环境收入、收益和节约的成本，能源、原材料、水等成本等；环境资源绩效应包括水资源耗用，清洁生产技术、工程技术/生态效益，健康与安全管理以及化学品管理计划等；环境控制绩效应包括环境治理、污染控制方面的明确目标或预算，污染治理的投资、项目，环境检测项目、环保设施运行指标、污染物排放指标的达标率等；环境报告等绩效应包括利益关系人关系与合作，企业的环境报告设计、制度以及环境报告方面获得的奖励或荣誉等。在环境绩效报告的披露方式上，各企业较倾向于对环境绩效信息编制专门的环境报告，大多认为应每年编写一次环境报告，与企业的年度财务报告一块向外报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