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篇1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结合；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0-01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重要性
在新时期，推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进程是促进中国特色经济稳步、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政府主导计划经济，并进行宏观调控，而市场经济中以消费者为指导。如果国家经济运行中缺少政府的宏观调控，则会出现经济疲软的局面，市场经济发展迷失方向，最终导致经济的滞后和随意，美国经济危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缺少消费者的指导，完全由政府负责，权利过于集中，也会出现市场疲软、企业发展过程中动力不足，进而阻碍了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加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运行机制的探析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目标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中，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杂乱无章的局面，进而实现计划经济的稳步发展是其主要经济目标。然而大量实践活动表明，传统计划经济没有考虑到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灵活性，为此，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目标，即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变革市场和市场经济方式，这不仅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经济主动性，还获得了理想的效果。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中借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相关理论，导致在具体的市场经济运行中一些问题凸显。十会议后，我国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经济提高经济积极性，进而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求。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科学性
国际经济强调经济的整体性，而国内经济注重经济的和谐性与合理性。单纯的市场经济中缺少对经济从整体层面上的掌控，十分容易出现整体经济崩溃的湖面。而单纯的计划经济中市场主观能动性不足，制约了经济的稳步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系的构建和不断完善，大量的实践活动表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不仅能够让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发展，还能促进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内涵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运行体系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单纯的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存在较多的负面性，有时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需求，我国应进一步控制经济的负面影响，借助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的优点，增强我国经济抵抗风险的能力。旨在通过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有效弥补这两者的缺陷，创新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扎实的基础。
（四）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亮点
分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可知，这两者经济运行体制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体系内部。为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求，我们应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经济体系。充分利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的优点，并将此二者有机结合，进而更好地满足新时期经济发展需求。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具有宏观调控能力，可有效消除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隐患或者降低危害，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五）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意义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合我国经济的独特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求，我国实施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运行机制。分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可知，这两者有着各自的优缺点。为构建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应合理应用这两种经济体制，取长补短，在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的基础上，以市场经济的调控能力为核心，不断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并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注意事项
为更好地满足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建设需求，加快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然而在该运行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更新经济决策部门的思想观念，加强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
2.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紧密结合新时期国际经济发展态势，以此来明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
3.增加计划经济的科学性，不断规范、优化经济管理条例，推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进程，真正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四、结语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为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需求，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选择性地应用了计划经济，为促进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应更新经济决策部门的思想观念，加强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依据新时期国际经济发展走向来明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合理应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充分利用其激励作用，进而促进我国中国特色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桂芬.浅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运行机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2）：282.
[2]胡留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文献综述[J].中国商贸，2012（21）：254-255.
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篇2
关键词:经济法产生发展特殊性
一、行政调节失灵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市场调节失灵是西方现代经济法产生的前提条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是经济自由主义，干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垄断的存在，使平等自由的竞争秩序遭到破坏，存在市场调节失灵的现象。为了克服市场调节失灵的现象，资本主义国家以公权力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以各种行政手段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直接的、具体的管理、调控、干预，其意图是恢复自由竞争秩序，从而产生了最初以垄断为核心的西方现代经济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政府)不仅从宏观上全面控制国家的经济生活，而且从微观上也全面彻底地控制所有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的经济生活，实行宏观与微观的合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已经认识到国家(政府)的公权力过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必然会引起行政调节失灵。颁布了一些经济法律法规，它体现了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协同并用，这是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经济法。正是由于行政调节失灵，才产生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经济法，行政调节失灵是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前提条件。
二、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我们将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2年，中国经济法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重视以法律手段调控经济。此时的“经济立法”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分，将大量地应属于民商法调整范围的社会关系纳入立法范围。二是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反垄断法、限制不正当竞争法缺位。
第二阶段从1992年至今，是中国经济法的迅速发展时期。以颁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起点，进入了制定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的阶段。先后出台了有关产业政策、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国经济法体系正在迅速形成。这时期的经济法发展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经济法的理解，尚未完全摆脱大经济法的模式，仍停留在与经济运行有关的法律的认识上，缺乏对经济法的实质性把握。二是经济法的立法规划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之间存在较大距离。三是经济法的立法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诸多重要的经济法理论研究缺位、立法过程中法律专家的作用发挥不够，也使经济法的发展缺乏理论基础。
三、计划性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特点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方式或过程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一开始就带有显著的计划性特点，这一特点必然会对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育是与所有权私有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权运动对于这些国家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不可能也不允许在中国出现以私有化为目的的所有权运动，因而其法律的调控方式显然不能等同于私有制国家。
第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育的前提是市民社会中独立于政府权力的“第三等级”的形成以及他们在市场活动中存在的不同利益要求，经济法的产生也来源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要求的需要。而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起始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独立于中央集权政府的市场主体，更没有独立的利益要求。如果说西方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来自于市民社会内部，那么，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则主要来自于国家。
第三，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由自然经济逐渐发展而来的一个连续过程，其法律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基本上是在一个法律部门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逐渐分离出新的法律部门。而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起步于计划经济并且是由国家这一外部力量直接启动，国家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有计划地设计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育，各项法律均由政府按照立法时间表来制定的情况，导致各种不同性质的法律部门发展的脉络不清，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
四、国家中国经济法确立的启动力量
西方国家的经济法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显露的市场机制的缺陷，市场失灵是国家宏观调控行为存在的前提。但是，中国的市场不发育或发育不足、市场主体的缺位使得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特殊意义的资源优势无法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发挥出来，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承担起创造条件促进市场发育。于是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就有立法重点的选择问题。计划经济惯性的影响使政府当然选择了便于运用国家权力的法律手段，并将之称其为“经济法”，这个“经济法”当然应以计划法为核心，以企业立法为主体。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直接体现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市场主体的利益，这样才出现了真正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立法缺位的情形。
五、法律资源稀缺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道路崎岖
西方国家经济法成长于良好的法律资源基础，它们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有相对成熟的公民商事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框架，其法律主要是对社会已有的关系和人们行为方式的认可，这样的法律在产生、发展及实施诸环节均形成了良性循环。而在中国，一切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精神渗透了整个法学领域。缺乏公民商法律意识和适应经济运行的民商法制度，大量的法律法规是由国家强制提供给社会的。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公民商事法律意识淡薄、权利本位观念尚无力对抗国家本位观念。法律自身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道路自然是异常艰难。
六、结语
对中国经济法的认识和研究，既不能停留于对经济法理想状态的应然设计之中，将西方国家相对完备的经济法模式照搬于中国；更不能因中国经济立法的繁荣而乐观。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应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法理论的起点，只有把握了中国经济法成长的独立性才能获得对中国经济法的正确认识；也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经济法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李景文：《中国经济法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
[2]黄中明：《经济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篇3
关键词：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模式审计全覆盖优化对策
济责任审计是预防和惩治腐败、促进廉政建设、完善领导干部监督管理制度的重要机制，也是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离不开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的编制与管理。在审计全覆盖理念下，如何优化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模式，不断提升审计效率，是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拟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审计全覆盖的全新理念，寻求优化经济责任计划管理模式的优化对策。
一、审计计划管理模式的内涵
审计计划是审计人员为了完成既定审计任务，达成预期审计目标，在切实开展审计工作之前编制的可以作为审计项目实施运行过程中主要依据的审计工作规划。成功的审计项目离不开科学的审计计划管理。审计计划管理是审计组织制定审计计划，组织计划实施运行，并对审计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跟踪检查、考核评价、反馈调整等一系列活动，它不仅可以明确审计目标，确立审计路径，还可以提供审计思路和方法，是审计工作有效实施的基础，它贯穿于整个审计工作过程当中。
参照iSo模型，管理模式（mS）可以表述为：
mS=f（i）+f（o）+f（s）（1）
其中：i表示理念/观念，o表示业务/组织，s表示策略/战略。
参照公式（1），我们可以把审计计划管理模式表述为：
审计计划管理模式=审计理念+审计策略+审计业务/组织（2）
从中可以看出，审计计划管理模式的构成要素包括审计理念、审计策略、审计计划和审计计划管理的运行机制等要素。
二、我国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模式的现状分析
笔者认为，我国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模式的主要问题包括：
（一）审计理念不先进
理念指的是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成果（《辞海》，1989），审计理念就是贯穿于整个审计工作过程中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为审计工作发展提供内在动力的源泉。通过对我国审计工作现状的研究，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一项具备中国特色的现代审计监督制度，其执行机关和人员对于审计理念的认知还存在一些错误和局限性。其一，认为经济责任审计就是单纯地监督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在执行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时只要发现领导干部失责问题，并揭露这些问题就行了，仅仅是针对微观层面的经济责任审计问题的揭露和整改，很少在宏观层面上提出意见和建议，缺乏大局观念和整体意识。其二，认为经济责任审计形式化，把经济责任审计部门自我定位为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审计人员在执行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时选择对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经济责任审计成了走过场，经济责任审计的效力、效果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其三，认为经济责任审计是无权的，即认为经济责任审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缺少与之相匹配的执法手段和处罚权利，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难有大的作为和成就。殊不知当前我国国家审计的工作重心主要在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一味地注重于处理、处分和处罚已经不符合新时期形势的要求。
（二）计策略失当
制定一份审计目标导向清晰、审计范围主次分明的经济责任审计策略是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顺利开展的出发点，但是往往大多数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对于国家宏观环境趋势的变化、相关政策方针的颁布、社会经济走向的发展并不能十分精准的把握，对于被审计单位的性质、组织形式、内部制度、领导干部调离升迁变化等也没有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进行充分的前期调查和深刻解读。因此，审计机关在制定经济责任审计策略时对于审计范围的确定还不能拿捏的十分精准、恰当。部分审计机关选择一揽子政策，不论审计对象是重点还是非重点，胡子眉毛一把抓，繁重的审计任务和政府及社会公众对经济责任审计的过高期望使得人力、物力资源都相对薄弱的审计单位最后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但没把握好重点审计对象，对于那些非重点审计对象所做的工作最终也都是不尽如人意。任务重和力量弱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经济责任审计项目所需的审计时间和最终审计质量都难以保证，加大了经济责任审计成本。还有一部分审计机关仅仅注重那些重大项目和重大事件的领导干部负责人，却忽视了那些不属于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资金的单位领导干部，认为他们所管辖的领域涉及资金少，影响规模小，无足轻重，对于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长远性、科学性、整体性认识不足，使得经济责任审计目标设定不明确、不清晰、不具体，直接导致了经济责任审计在实际工作开展中缺乏针对性，容易产生脱节现象，无法真正落实经济责任审计措施，无法有力发挥经济责任审计总体审计策略的领衔作用。
（三）审计具体计划制定缺乏独立性和灵活性
尽管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拥有独立的审计监督权，但是，在行政模式的管理体制下，我国各级审计机关在业务上既要接受上级审计机关的领导，在行政上又要接受本级政府的领导，这种双重领导体制使得审计机关在制定经济责任审计计划时，可能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很难保持独立性。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审计计划的制定和任务安排，其决定权不完全属于审计机关，而在于组织、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及其经济责任审计联席办公室（宋夏云等，2016）。在这种计划管理模式下，审计机关缺乏自主性和灵活性。这种现状如不改变，审计机关很难有重点、分步骤有效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并有效达成审计全覆盖目标。
（四）审计计划管理的运行机制存在缺陷
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任务非常繁重，但是调配在审计计划管理方面的人员却非常少，加之部分审计机关对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工作重视不够，不愿将综合素质高、操作能力强的审计人才安排到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的工作岗位上，如此一来，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制约了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作用和效能的充分发挥，不利于培养专业的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队伍、建立完整的审计计划管理中心数据库，也不利于形成一个系统的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体系。再加上经济责任审计人员对相关信息的收集、挖掘、分析、处理能力不高，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的技术方法和执行手段也相对比较落后，一些先进的计划技术方法，如方案评价技术、环境预测技术、网络计划方法等基本上没有应用，也没有实行先进的计划管理软件系统，不能实时录入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的运行情况，不能运用网络自动化流程实施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
三、审计全覆盖的内涵分析
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是党中央、国务院在2015年的《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中对审计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审计全覆盖，主要包括审计领域的全覆盖、审计内容的全覆盖和审计周期的全覆盖（王子龙、池国华，2016），其具体涵义如下：
（一）拓展审计覆盖范围，实施全面立体审计
审计机关要依法对所有隶属于审计监督范围内的管理、使用和分配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部门与单位，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全面、立体化的审计。以资金运动为X轴，以权力运行为Y轴，同时跟进、交叉覆盖，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从而实现有广度、有深度的审计全覆盖。
（二）关注重点审计领域，跟进重点审计项目
重点审计对象的全覆盖是审计全覆盖的核心，审计机关要统筹制定审计目标、科学安排审计计划、抓住重点审计对象、把握重大政策措施，对重点行业、重点单位、重点项目，深入剖析，严肃对待。在审计任务重、审计资源力量难以全面跟进时，审计机关要确定好各重点审计对象的审计频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分清轻重缓急主次先后，对重大投资项目、重点专项资金和重大突发事件以及那些问题多、反映大的领导干部提高审计频率，从而实现有重点、有步骤的审计全覆盖。
（三）增强审计成果运用，深化审计监督职能
审计机关要在切实做好审计全覆盖的道路上，加强对审计成果的运用，对于实施审计全覆盖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要加强重视，注重分析并提出建议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对于在经济运行中发现的风险隐患要引起注意，尽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并及时总结审计全覆盖过程中的优秀经验和不足之处，为下一次的审计工作做好充足准备，从而实现有效率、有效果的审计全覆盖。
四、基于审计全覆盖理念的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模式的优化思路
（一）锐意进取，大胆更新审计理念
审计全覆盖的推进必以经济责任审计事业的进步为基石，而经济责任审计事业的进步必以经济责任审计理念的更新为先导。锐意进取，大胆地更新审计理念，在新的思想水平高度上推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科学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要正确识别监督与服务的地位与内涵，查处和揭露领导干部失责问题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目标，通过纠错查弊以监督领导干部更好地履行经济责任，服务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完善制度改革体制才是经济责任审计的最终目的。所以审计人员必须立足于经济责任审计，面向全局，提升服务意识，树立监督即服务的经济责任审计理念。其次，审计人员要明白经济责任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国家治理。经济责任审计实质就是国家依法用权力监督权力的行为，是国家运用审计监督制约权力运行的方式。因此审计人员必须切实担负起经济责任审计职责，严格履行经济责任审计任务，增强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做好本职工作，监督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维护人民、政府和社会的权益，树立起国家治理的经济责任审计理念。再次，审计人员要树立服务大局、促进发展的审计理念。从微观层面入手，宏观层面着眼，依法审计，对人民负责，对政府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促进国家科学稳定发展。只有不断更新经济责任审计理念，才可以与时俱进地指导经济责任审计实践工作，只有科学的发展观，才能可持续地推动发展经济责任审计事业，树立良好的经济责任审计形象，更好地服务发展，保障发展，促进发展。
（二）科学制定审计策略
充分的审前准备对于经济责任审计策略的精确制定至关重要。审计机关应该设立专门的经济责任审计审前调查小组，时刻关注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动向、有关政策的发表颁布和重大项目实施情况，在经济责任审计策略制定之前，深入实地走访了解当地新动态，把握国家对经济责任审计的新要求，搞清楚社会经济走向的趋势和重点，分清哪些是重点审计对象，哪些不是，并安排一定的经济责任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对象进行初步的分析和调查，走访有关机构、部门和相关人员，了解被审计单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履行等有关基本情况，以保证经济责任审计策略的制定具有针对性，在实际执行经济责任审计计划、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时节约审计时间，提高审计效率。对那些涉及重点项目、重点资金、重点部门以及问题多、反应大的领导干部提高重视程度，加大审计频率，及时跟进审计进度，同时有区别地兼顾那些所谓“非重点”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适当地降低审计频率。根据审计机关所拥有的经费和人员，积极整合各类审计资源并与其他监督部门协调合作，合理地安排各个审计项目时间和审计频率，保障经济责任审计项目的质量，做到既全面审计，又重点突出，科学地制定经济责任审计策略，从而保证经济责任审计的目标清晰，范围明了，时间安排妥当。
（三）确保审计具体计划制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国家应当完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审计机关是独立的第三方，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追究制度，出台详细可依据的经济责任审计实施细则和操作指南，提高对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的重视，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规范约束和实践指导。各经济责任审计机关要增强其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学习，不断提高其道德修养和政策水平。在经济责任审计机关内部，要培养良好的、独立的经济责任审计氛围，审计机关内部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提醒经济责任审计人员时刻谨遵职业道德，保持独立性，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表扬那些在工作上尽职尽责、不为私人利益而动摇、爱岗敬业的经济责任审计人员，而对那些仗着职业便利私相授受、忘乎所以的经济责任审计人员一经查证，严惩严办、^不姑息，同时在整个经济责任审计行业内进行通报、公告，以此警醒各审计人员时刻保持理性，确保经济责任审计具体审计计划制定过程中的独立性。
经济责任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于每年年初制定经济责任审计计划时，除了要注重编制本年度经济责任审计计划，也要重视其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的编制，使得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实际执行时有计可依、有则可依，各环节的审计工作上下衔接，有条不紊，循序渐进。考虑到经济责任审计环境的不断改变和领导干部的人事变动以及不同重要性标准的审计对象有不同的审计频率，经济责任审计计划在编制时要从静态编制转为滚动编制，使短、中、长期计划能够在时间顺序链上紧密地结合、连贯起来。定期总结经济责任审计具体审计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对其进行分析评价和梳理总结，及时有效地制定新措施进行修改调整，确保短、中、长期计划的灵活性和时效性。
（四）不断优化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的运行机制
一是要在各级政府增设专门的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机构，壮大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人员队伍。二是要提高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人员的准入门槛，在聘用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人员时，要引进深谙法学、管理学、统计学、信息化技术、环境保护等学科知识的专业人才；大力培养具有大局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的经济责任审计人才；注重吸收那些既有审计专业胜任能力，又有领导管理工作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三是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和机会，经常开展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培训教育、优秀审计人才交流会、外出调研查访等各种形式的活动，提高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实时更新他们的专业知识，拓展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见识。四要推动信息技术在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中的应用，引入先进的计划技术方法，建立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中心数据库，搭建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网络平台，改进当前落后的审计计划管理技术，加快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五、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模式的现状分析，发现当前经济责任审计计划在编制、执行和管理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队伍和技术也都跟不上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脚步，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审计全覆盖的推进和反腐体系的建设，对此应该完善经济责任审计理念、加强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编制的独立性和灵活性、注重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队伍力量和信息化建设，科学制定经济责任审计策略和计划。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是加大经济责任审计执行力度、强化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监督的重要手段，也是新形势下完善国家审计、促进审计全覆盖的重要环节。由此可见，与时俱进地优化创新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模式是国家审计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也是未来国家审计推进国家治理的新的指导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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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篇4
新经济环境下，现代企业经营规模和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资金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经营发展中涉及众多产业和生产经营单位。想要保障企业健康发展，维护经济秩序，降低经营风险，构建内部审计体系和战略非常重要。从经济危机角度来看，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倒闭，并非“一日之寒”，和企业自身风险意识淡薄，缺乏有效的内部审计有着直接关系。内部审计缺失导致企业容易遭遇财务风险，而陷入经营危机，无法抵御市场风险，所以经济危机中极易倒闭。本文将针对基于经济危机下的内部审计战略构建展开研究。
【关键词】
经济危机;内部审计;战略构建
内部审计是企业规避财务风险，确保利润和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管理手段。新时代背景下，企业想要持续发展，增强自身竞争优势，把财务风险降低到可控范围内，必须强化内部审计，积极发挥内部审计职能。然而，当前很多企业不重视内部审计，工作开展质量差，缺少相应的审计计划与战略，这严重制约了内部审计效能的发挥，加强内部审计势在必行。
一、内部审计的发展和基本职能
内部审计发挥着评价及监督企业经济活动、确保企业效益、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的职能，是促进经营目标实现的主要手段。且通过内部审计能够弥补企业管理方面的不足和缺陷，进一步遏制虚假财务信息的产生。但内部审计不当将增加企业的内部审计风险，给企业造成损失，带来风险。为了规范企业内部审计行为，美国出台了SoX法案，以此明确内部审计职能，确定内部审计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随后不久，英国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欧盟更是了《欧盟内部审计声明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内部审计制度起步较晚。从我国内部审计发展来看，中国内部审计协会于二零零三年才正式《内部审计准则》，来规范国内企业的内部审计，并对其进行了定义:“内部审计是指组织内部的一种独立客观的监督和评价活动，它通过审查和评价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的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二、经济危机下我国企业内部审计中的不足
经济危机指一个国家或世界范围内，经济较长时间内不断收缩，导致经济负增长。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于一八二五年，它是资本主义体质的必然结果，资本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不仅影响范围大，且具有突发性。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经济往来日益密切，我国企业也需面对经济危机。而内部审计则能够控制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保障企业利益。然而，当前很多企业对内部审计认识不足，实践中存在问题。
(一)缺乏重视。
新市场环境下，企业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经营管理任务繁重。企业管理工作开展中，大多企业注重的是现金流和生产及业务的管理，对内部审计并不重视，并没有花过多精力来展开内部审计工作，不仅审计方式粗放，缺乏相应评价监督体系，且工作开展过于随意，没有目标和战略计划，审计标准模糊。
(二)缺乏内部审计制度。
很多企业在管理中内部审计职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工作开展质量差，和缺乏相关制度的规范有着直接关系。在缺少制度的强硬约束与规范下，不仅内部审计行为有效性难以得到保障，且审计人员工作中也会缺乏责任心和积极性，做出违章行为。制度是保障内部审计有效性的基础，完善内部审计制度必不可少。
(三)缺少内部审计计划。
当前企业内部审计工作量和信息量越来越大，涉及内容越来越多，这便给工作高效开展带来了挑战。内部审计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采取的监督、评价、审计行为，关乎企业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任何环节的缺失，都可能给企业带来内部审计风险，使企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三、基于经济危机下的内部审计战略构建思路
通过对内部审计基本职能的分析，不难看出内部审计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企业应强化内部审计，构建相应战略。下面通过几点来分析基于经济危机下的内部审计战略构建思路:
(一)提高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视。
现代企业经济活动具有效益型、集中性、权变性特点，既能够给企业带来利润，同时也能够带来风险，想要避免损失，只有通过有效内部审计，才能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确保利润实现，把财务风险降低到可控范围。因此，企业应提高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视程度，加大投入力度，为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二)完善内部审计制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想要保障内部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降低内部审计风险，确保审计质量，完善相关制度是首要任务。制度具有约束和监督功能，能够促进审计工作中各部门的协调、规范工作人员行为、保障审计行为准确性和针对性。
(三)制定内部审计计划。
内部审计工作开展中应制定相应审计计划。计划制定要详细、明确、全面，包括审计任务、目标、方案，以避免出现遗漏。详细的计划能够为内部审计提供导向，在计划引导下内部审计工作才能有序开展，弥补管理缺失，所以制定计划是提高审计效率的关键。计划制定时要考虑到计划可行性、操作性、合理性，若计划并不具备实际操作意义和可行性，便很难开展有效内部审计。
综上所述，新经济环境下，内部审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企业应积极利用内部审计职能，降低经营风险，确保经济效益，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因此，我国企业应提高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视程度，完善相关制度，构建相应管理体系，确保内部审计有效性。
作者：荣芬单位：山西省长治市潞安集团余吾煤业有限公司审计科
【参考文献】
［1］肖柯．治理与管理融合视角下上市公司内部监控机制研究［D］．山东大学，2014
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篇5
第一，经济活动分析有待完善。在电厂企业管理中，因老小机组过多，并长时间受到计划经济影响，因而电厂企业的经济活动分析很大程度上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色彩。第一、当前，不少电厂在经济管理活动分析中，缺少了成本计划，没有进行成本预测，缺乏有关的市场信息，往往停留于财务分析，侧重成本核算，注重事后分析，往往是被动式记帐，这种分析模式仅仅可用于网厂未分开现象，但难以满足于当前的网厂分开情况，无法满足于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竞价上网的新体制。第二、由不同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状况看，其分析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对比分析法。相较于计划，相较于同期，则缺少了一定的因素分析，没有实行逐层分析。第三、一些电厂企业缺少一套完整的支持经济，没有经济活动分析的系统软件。同时，在活动分析过程中，数据采集过于滞后，单位关键数据缺少统一管理，因而导致不同专业在分析数据上缺乏一致性。
第二，综合经济效益评价指标有待改进。当前，根据计划经济体制而创设的综合技术经济效益评价指标系统难以适应厂网分开这一条件。第一、已有经济效益评价指标没有突显企业利润指标的关键作用，没有反映资本运营思想。在市场条件下，电厂企业生产经营的终极目标则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以，企业需要将利润放于至高地位上，评价电厂企业管理工作时需紧扣利润指标。第二、经济效益评价体系缺少完整性。第三、指标体系中的没有内在有机关系，不能够很好地展现出追根溯源思想，不能为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带来切实依据。
此外，过于单一、滞后的成本管理方法与技术，影响着企业经济管理的质量。当前，电厂企业的成本管理一般限于定额考核，成本管理理念滞后，成本支出过大，运营所消耗未纳入成本管理中，缺少全成本核算。同时，院科成本核算没有明确分工，核算较为模糊，经费物资管理一缺少一体化管理。
二、电厂企业经济管理的提高策略
第一，完善电厂企业经济分析系统。在电厂企业中，若想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经济效益，则需要完善电厂企业经济分析系统。企业可运用最优化技术，实施多目标优化规划方法，构建投人产出模型，利用仿真对产出指标、有关约束条件、投人指标的相关性加以分析，从而奠定指标考核制的制定基础，为过程调控与管理带来主要依据，从而促进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并实现其他的非利润指标，把定量模型转变成软件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加强综合考核与管理，电力企业需注意如下几点。第一、把握考核与管理基本原则。在市场环境下，电力企业的中心是经济效益，并于内部进行市场模拟。同时，考核内容与方式，需准确、公正，可全面而客观地体现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在设置考核项目与指标时，需展现重点，操作简便。第二、把握考核与管理基本内容。首先，评估经济效益。以内部利润高低对发供电企业绩加以评估。对非发供电企业，则需依据实情，由费用降低、利润实现方面加以评价。其次，监控企业运营这需要由四方面展开：审计监督、基建检查、职工民主监督、党委保证监督。另外，评价企业管理。这主要运用总管理与安全管理评价有机结合方法进行企业管理评价。这样，才可构建整体性的企业考核与管理系统，提高企业企业经济分析能力。
第二，完善技术经济模式评价。在电厂经济管理中，需要完善技术经济模式评价。在这一模式中，利润分析主要包含了影响因素与对比分析。其中，影响因素分析主要目的在于对比考核期和基期，分析哪一因素而导致利润差异，每一因素变动对利润有怎样的影响，从而明确关键因素，发现控制重点，以便及时找出对策对变动因素加以控制，从而促进利润的提高。根据电厂特点，选出如下指标来作企业经济评价指标。第一、经营规模。这主要包含了销售收入、资产总额、装机容量与售电量等。第二、经营与盈利能力。这主要以财务报表数据为主，由资金流动效率加以评价。而盈利指标包含了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等。第三、机组效率以及可靠性。其指标为等级可用率、机组热效率等。第四、经营安全、资本运营能力。经营安全指标可由长期与短期偿债能力、资本结构等加以评价，如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等。而资本运营，则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与经济增加值等。第五、设备装备水平、市场影响能力。其中，装备水平指标主要为aGC投入率、信息化水平等。而市场影响力指标主要为单位社会形象、市场占有率等。
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篇6
一
本文所称经济法是指产生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的法律新兴部门。它所要实现的目标是综合运用国家权力或宏观调控手段以不断解决个体的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良性发展。经济法起源于本世纪初，它是市场经济在欧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法律结晶。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规范肇始于美国，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学者们才使用"经济法"一词，并由此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法的发展。世界各国均从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出发，依据现实的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法律传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法体系。考察世界各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经济法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与一国政治经济政策密切联系的特征，比较西方经济法与中国经济法独立于其他传统法律部门的发展历程，对这一特征的认识将更为清晰。
西方经济法的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当发达的阶段，在经历了充分自竞争的商品经济时期以后，市场机制的不足逐渐显露，民商法及行政法调节手段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于是经济法得以产生。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经济法，以美国《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为起点，逐步发展到今天以宏观调控法为核心的经济法体系。迄今，西方经济法已剔除了各种非经济因素，成为国家调节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法律手段
。总结西方国家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认为：经济法是产生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法律部门，它从一开始产生就以弥补民法、行政法在运用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生活方面的不足为己任。它一方面是弥补民法在自由主义状态下医治市场失灵不力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是弥补行政法为保障自由主义而过分强调政府权力的约束的不足，从而广泛地建立经济管理机关并赋予它们以较宽的行政权和自由量权，以保证政府管理经济生活成为经常性职能的需要。这样的经济法是政府直接运用公权力干预私法关系的法
。现代西方国家经济法已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趋势，国家之间的立法差异性正在逐渐缩小。
中国经济法产生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开始出现"经济法"这一术语，但中国经济法发展过程中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在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频繁出现的"经济法"始终是指与经济建设或经济运行有关的法，即所谓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的法
，而并非经济法学界研究的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法；二是在"经济法"概念不清的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以经济法命名或归类的法律、法规，这样的"经济法"涉及到中国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现已形成了庞大的法规体系。这两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摈弃中国经济立法繁荣的表象，从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方面考察中国经济法，却发现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规范并不多，我们从本文所定义的经济法概念出发，将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2年，中国经济法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国家经济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步重视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作用，重视以法律手段调控经济，这一时期颁布了大量的管理经济的法律法规，如经济合同法、不同所有制的工业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此时的"经济立法"具有如下特点：
1、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分，将大量地应属于民商法调整范围的社会关系纳入立法范围，中国第一部以经济法命名的法律--《经济合同法》即为典型的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而1986年颁布的《民商法通则》也带有浓厚的国家干预的色彩即为这一特点作了最好的注脚。同时由于国家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量采用行政指令，使得以约束政府行政权力的行政法在中国难以发展，这种现象直到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才有所好转。
2、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依靠计划手段，由于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主要方式是投资开办国有企业并直接进行管理，使得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立法构成了有关经济立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计划的指令性、强制性特征使其实际上代替了企业的自主行为，根本无法发挥以促导为主的宏观调控作用，国有企业因其附属地位也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3、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反垄断法、限制不正当竞争法缺位。
以上特点反映出计划经济体制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的经济立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由于没有市场经济作为基础，它不能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行政干预的手段。但是，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经济立法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经济法本质属性的规范，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经济立法为1992年以后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从1992年至今，是中国经济法的迅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正式提出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以来，国家围绕推进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以颁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起点，进入了制定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的阶段，先后出台了有关产业政策、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国经济法体系正在迅速形成。这些法律法规直接以弥补市场缺陷、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为目的，逐步改变了代替民商法、行政法的局面，与民商法、行政法相互补充，共同发挥着调控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这时期的经济法发展仍存在如下问题：
1、对经济法的理解，尚未完全摆脱大经济法的模式，仍停留在与经济运行有关的法律的认识上，缺乏对经济法的实质性把握。
2、有关国有企业的立法仍为经济立法的重点，其立法指导思想却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如这一时期颁布的《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主要目的是理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落实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但却采取了罗列企业权利的方式，令人感到企业的权利仍是由国家让与而不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所应该享有的。这样立法，既未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问题，也未真正解决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规则问题。
3、经济法的立法规划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在这一阶段，国家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进程，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要求制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体系的框架，排定了经济法的立法时间表。虽然按照这一时间表制定出来的法律对迅速完善经济法体系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法律的实施却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和经济条件而困难重重。
4、经济法的立法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诸多重要的经济法理论研究缺位、立法过程中法律专家的作用发挥不够，也使经济法的发展缺乏理论基础。
二
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表明其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根源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方式的特殊性、产生法律要求的动机的特殊性，此外，也还有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传统等不可忽视的因素
。
（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方式或过程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一开始就带有显著的计划性特点，这一特点必然会对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育是与所有权私有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权运动对于这些国家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不可能也不允许在中国出现以私有化为目的的所有权运动，因而其法律的调控方式显然不能等同于私有制国家。
第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育的前提是市民社会中独立于政府权力的"第三等级"的形成以及他们在市场活动中存在的不同利益要求，经济法的产生也来源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要求的需要。而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起始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独立于中央集权政府的市场主体，更没有独立的利益要求。如果说西方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来自于市民社会内部，那么，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则主要来自于国家。这就使得国家容易作出代替市场主体的决策，经济法在产生之初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取代民商法、行政法的现象。
第三，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由自然经济逐渐发展而来的一个连续过程，调控各种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在这个自发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其法律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经历了由刑法到民商法、行政法，再到经济法、社会法的过程，基本上是在一个法律部门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逐渐分离出新的法律部门。而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起步于计划经济并且是由国家这一外部力量直接启动，国家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有计划地设计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育，并且力图运用法律来加速这一进程，于是便形成了在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都缺位的情况下同时上马，各项法律均由政府按照立法时间表来制定的情况，导致各种不同性质的法律部门发展的脉络不清，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这种仍然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指导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的作法难免使中国民商法、经济法的发展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期的色彩，一方面是政府制定的经济立法时间表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法律要求不相适应；另一方面则使民商法、行政法同经济法的分离相对困难。
（二）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来自于国家，从而使得国家或政府行为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动机和要求。
西方国家的经济法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显露的市场机制的缺陷，市场失灵是国家宏观调控行为存在的前提。实践证明，这些市场缺陷一般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都共同存在的，它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无关，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法与西方经济法产生的共同原因或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法律需求。但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可与西方国家同日而语，这种发展阶段的因素又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的市场不发育或发育不足、市场主体的缺位使得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特殊意义的资源优势无法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发挥出来，本应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由于发育不足而无法正常发挥的作用，这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承担起创造条件促进市场发育，即由政府有效地组织、利用社会力量来超越一些发展阶段、缩短超越过程，促进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的任务。于是政府便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要肩负起培育市场主体、建立市场体系的重任，表现在法律上为促进民商法的发展，否则，市场运行缺乏基本规则，但民商法强烈的自由主义理念要求限制政府行为或干预的程度。另一方面市场缺陷严重存在又使政府调控必不可少，表现在法律上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否则，市场失灵会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市场经济更加难以健康发展。于是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就有立法重点的选择问题，而中国刚刚走过特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权力对于经济运行的命令性和强制性作用令人记忆犹新，行政手段使用起来也得心应手。计划经济惯性的影响使政府当然选择了便于运用国家权力的法律手段，并将之称其为"经济法"，这个"经济法"当然应以计划法为核心，以企业立法为主体。这样我们便不难解释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是先有公司这一企业形式而后建立法人制度，在中国则是先赋予各种企业的法人资格而后才有公司和公司法的现象了。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国家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以国家利益为起点的法律动机和要求。
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直接体现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市场主体的利益，这样才出现了真正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立法缺位的情形。
（三）西方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为保障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在法律上强调对政府行政权力的制约和限制，行政法相当发达，政府的行政职能与经济运行相对独立，政府仅充当"夜警"角色。只是到了市场经济阶段，由于市场失灵对经济造成的毁灭性打击有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命运时政府才逐渐开始介入经济活动领域，担当起经济管理的职能。而在中国，长期的计划体制使得政府的经济权力无限膨胀并缺少制约和限制，企业受制于政府，既没有力量与政府讨价还价，又没有充分的条件参与市场竞争，相反却是离开了政府就难以生存，根本无法形成合理的经济行为和自觉的法律要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台的一些法律与其说是市场主体自身要求，还不如说是政府的要求，市场主体始终处于初动地位。目前理论界已形成共识的一个命题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落实企业经营自，但经营机制的转换、企业经营自落实的关键却在于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离。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逐步建立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机制，规范政府经济行为，完善行政法与经济法。
（四）西方国家经济法成长于良好的法律资源基础，它们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有相对成熟的公民商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框架，其法律主要是对社会已有的关系和人们行为方式的认可，这样的法律在产生、发展及实施诸环节均形成了良性循环。而在中国，法律传统中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为特征，四十年来，一切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精神渗透了整个法学领域。缺乏公民商法律意识和适应经济运行的民商法制度，但今天经济法以及民商法、行政法的任务是要重构社会，改变人们长期形成的行为方式，因此，大量的法律法规是由国家强制提供给社会的。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公民商法律意识淡薄、权利本位观念尚无力对抗国家本位观念。法律自身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道路自然是异常艰难。这也许正是导致中国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至今未能形成自身范畴和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影响中国经济法成长的因素远不止本文论及的这些，但从已有的分析便不难看出，中国经济法由于其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法律背景均明显不同于西方经济法，从而具有显著的独立性，但中国经济法的真正独立和充分发挥其调控经济运行的作用尚需从理论到实践进行艰苦的探索。
三
当代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进程，为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市场经济，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先天不足，经济法产生于商品发展极不充分，民商法极不发达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忽视和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法律上一方面表现为漠视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将诸多的民事行为变为执行国家计划或行政命令的手段，以国家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替代企业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将行政法理解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使其失去了约束政府行政权力、规范政府行为的本意，行政法由西方国家的"控权法"变成了中国的"设权法"乃至"放权法"。如果说西方经济法从一开始产生就以弥补民商法、行政法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足为己任，那么中国经济法的独立则应从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经济行为为起点，一方面承认民商法、行政法的独立地位与作用，彻底改变以经济法替代民商法、行政法的"大经济法"观念，另一方面深入研究经济法自身的发展规律，创立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使经济法在中国逐步走向成熟。那么，应如何认识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过程呢?
（一）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家至上、国家中心、国家意志决定一切、国家统筹一切的国家本位观念，将社会看作是国家的附属物，社会缺乏自身的独立性，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有国家的干预。"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国家干预成为我国长期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写照
。"在这种观念下，不仅民商法无从建立，而且经济法自身也难以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竞争是市场经济领域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而在一般的经济状态下，唯有效率竞争，才能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和总体经济目标的实现，即使在非竞争领域，也必须制定限制垄断的法律与政策，因此，保护竞争，限制垄断是政府经济行为的基本前提。国家为保护竞争，促进竞争至少有三方面的任务：第一是建立明确界定的，可以进入交易和受到社会保护的产权制度；其次是制定竞争的游戏规则；再次是建立特殊产业的非竞争性运作体系，界定非竞争行业，对一些必然会产生的垄断进行限制，制定垄断的标准等等。国家这三项任务在法律上是由民商法和经济法来共同完成的：
首先竞争存在的前提是多个竞争主体的出现，竞争主体进入市场交易的前提则是具有独立的法律资格，能够享有权利，而权利总是与其主体--人(自然人、法人)分不开的，没有无主体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主体，因此，产权制度的建立、竞争规则的制定极大程度上要求建立权利本位观，要求有权利自主、企业自治、契约自由的法律基石，要求有民商法的充分发展。
其次，市场主体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的竞争又是盲目的和无序的；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都是在政府干预下的效率竞争，政府通过自身的经济行为一方面保护和促进竞争，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的限制，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这正是经济法所担当的主要任务。为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经济法必须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及长远目标出发，运用法律手段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限制市场经济主体盲目的逐利行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民商法的发展，还是经济法的成熟，都是与国家本位观念相悖的，在国家本位观念下既无民商法、也无经济法。因此，中国经济法的成长首先必须改变国家本位观念，建立社会本位观。
（二）从微观管理到宏观调控
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由政府领导和推动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出现了无所不包的大"经济法"概念。然而，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和中国经济法建设的进程中，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自然是"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怎样才能干得更好"。我们遗憾地看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致命弱点恰恰是政府行为定位不准、操作不适度、法制不健全造成现实中的政企不分、官商不分、权钱交易现象，在法律上则表现为经济法民商法行政法不分、市场主体尤其是企业的权利缺如、市场监督规范薄弱，这些现象是中国经济体制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必须尽快通过改革加以克服。在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中仍起着主导性作用，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这种政府主导型体制模式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一模式的运行机制和操作原则作出科学的把握，保证其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这样的经济模式要求政府充分尊重企业的自，保证其竞争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地位，承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由过去的微观管理转向宏观调控，在经济法上则表现为制定和完善各项宏观调控的基本法律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每一项改革，本质上都是政府行为的调整，而且这种调整又是必须由政府自己来作出。所以，作为规范经济运行规则的经济法，在促进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到宏观调控职能的转变中有着特殊作用，它与中国行政法共同完成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任务。首先，要明确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使政府做到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从原来的一些职能中退出来，更好、自有力地执行另外一些政府应该执行的职能。过去在传统体制下，政府在当"资本所有者"管企业、管生产方面做得太多，而在服务于公共领域方面却做得很不够。政府的作用主要应放在提供公共物品、建立和稳定社会秩序，协调各利益集团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保障宏观经济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其次，明确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把握政府经济行为的"度"，划清政府经济行为与企业行为的界限，规定把握宏观调控力度的原则，确立各级政府主体自身的行为对象范围和程序等。
（三）从意志性到规律性
法律虽然是意志的产物，但其首先应该体现经济运行的规律，离开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人为地依照立法者的愿望而制定出的法律，必然不会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我们强调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经济领域中造成了违背经济规律的恶果，应使我们引以为戒。还经济法以其客观规律的本性，这是经济法的第一要义，违背经济规律的经济法规则既不正确也不能代表正义，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碰壁，因此，经济法绝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手里的武器和工具，还应当是公平和正义的体现。
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下，已经出现了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经济法的发展的现象，过分强调经济法的意志性，而不承认缺乏客观性、规律性的法律是无法实施或难以发挥作用的基本事实。在一谈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最好的药方便是多多地制定法律，似乎经济体制改革中碰到的一切困难和阻力都可以随着某部法律的出台迎刃而解，忽视对经济法运作和实施的法律运作前提和法律运作规律以及各种相关因素的研究。这种现象对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我们遗憾地看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是经济立法的空前繁荣，各类法律法规大爆炸，另一方面则是每一部法律都未能得到真正的实施，使老百姓感到中国的法律"无用"、"无能"。因此，必须改变经济法是由国家强制实施的命令、法律的发展只是法律规范实体内容的变化和量的扩张的观念，正确地认识国家立法的作用，研究经济法运动变化的规律，制定出真正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经济法，这样的法律法规的内容并不在多而在于真正地体现客观经济规律并能切实地发挥作用。
（四）从感性到理性
中国经济法的发展，一直受到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重大影响，"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是经济立法的主要思路，在这种思路下，缺乏立法内在体系化的思考和设计，缺乏立法完整体系的基础，缺乏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导。在这种立法指导思想下，中国经济立法一是变动性大，往往容易就一时一事作出规定，缺乏对某一社会现象全面的完整的规定；二是立法的合理性差，各部门分别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推出于己有利的法律法规，缺乏对法律运作规律和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这两种现象与中国经济法发展中立法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重实践，轻研究"以及法学家的作用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密不可分。在中国并不缺少经济法，而是缺少能够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基础的合理的经济法。因此，要提高中国经济法的合理性，实现经济法从感性到理性的迅速转变，必须强化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和重视法学家在经济立法过程中的作用。
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篇7
城市设计作为一种跨学科的城市形态研究方法，目前已成为国内许多大城市控制、引导城市空间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特别是针对城市核心区、城市新的发展中心区域、城市重要景观地带的城市设计工作，既有城市发展战略层面上的概念性设计，也有针对某一街区或节点的局部景观设计，不仅类型繁多，而且各种设计成果在研究内容和深度上都有长足进步。然而，在当前城市设计普及的热潮下，随着研究实践的深入和城市功能的日益复杂化，以前许多被忽略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成为制约我国城市设计研究进一步深化、降低城市设计实效性的主要原因。
1城市设计成果缺乏深入的调研基础和客观目标
城市设计成果虽然最终涉及城市建筑形态和公共空间环境的控制，但却是一系列政策管理、经济转型、土地开发等城市社会要素的综合反映，并与城市的长远发展目标密切相关，其核心是保持和创造城市自身的特色和活力；然而，在当前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城市建设与更新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开发行为已造成了许多城市原有文化和地域特征的丧失，反映到城市设计领域，就是在重视城市建筑形体、景观等表象性研究的同时，忽略了对城市内在经济、人文因素的深层次研究；有的城市设计方案过于强调建筑造型对城市景观和空间的表现作用，在城市公共空间塑造上追求不切实际的所谓“宏大”效果，缺乏对方案长期实施的构想和方法，其设计内容已明显偏离了城市设计自身的特点和目标，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1城市基础资料的收集和分析缺乏深度和广度城市设计作为一门随现代城市发展而产生的新兴学科，涉及城市规划、建筑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城市经济、政策管理等多个领域，具有明显的以实证研究为核心的学科特点，与我国长期沿用的城市规划设计工作方式与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尤其在基础资料的收集方法和分析运用上，需要大量现场性的调研工作。目前国内许多城市设计缺乏深入细致的现场调研和资料收集，是导致许多城市设计成果徒有“量”却缺乏“质”的内容的主要原因，也是许多城市设计不得不偏重于形体设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针对城市旧城更新的城市设计，除了从城市各相关职能部门收集城市的基础设施资料和宏观的经济信息外，通过对场地的实地踏勘和长期跟踪观察来收集相关数据尤为重要，尤其是涉及交通、景观、城市意象、城市公共空间使用状况、旧建筑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内容，不实地就近观察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然而，目前许多城市设计任务要求时间短，工作量大，为了保证设计进度而忽略或减少前期准备工作内容就成了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特别是在设计所在地没有常驻机构的外来设计单位，一般都缺乏对设计对象城市长期的资料积累和直观感受，在设计前期阶段有限的现场踏堪时间里，外来设计单位很难再投入大量人力和时间去进行基础性的调查，从而导致其对设计地域的社会、人文地理、城市经济特点和存在的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深刻的分析研究，在设计时间较短的压力下，为了赢得投标，照搬国内外的现成模式再冠以一个动听的口号，成为一些设计单位的常用手法；由于没有充分了解设计对象城市的具体情况，缺乏足够的设计依据，设计方案往往比较生硬，与城市原有的生成形态和文化背景产生较大偏差，由此造成许多城市设计成果徒有美好的设想，却缺乏实施的坚实基础。这种不求实效、一味追求奇特视觉效果的设计方法，将使城市设计逐步失去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须对此保持警惕。同时，城市设计成果是一个动态的修正过程而非终极的形象界定，带有很强的研究性质，许多具体的设计成果在经历时间的检验后将会不断得到修正和补充，这就需要参与城市设计的各相关单位随时了解城市发展的最新动态，及时提出针对性的修改意见；因此，建立一个长效、准确的现场信息收集与反馈体系，既是城市设计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是保证城市设计成果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
1．2城市设计成果编制缺乏严密论证的现实目标目前国内大部分城市设计的研究方法、设计原则乃至实施细则都借鉴于西方的城市建设实践，西方的城市设计成果无论从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实践经验上都远比国内的相关研究丰富；但由于国情的不同以及国内不同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许多西方的先进理论乃至成功经验是否真正适用于国内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仍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验证、不断总结和谨慎借鉴的问题，若盲目照搬，并不能有效发挥城市设计的引导性作用。
当前，在国内城市设计领域存在一种追求所谓“国际影响”和“先进设计思路”的风气，许多城市在对城市重要地段进行城市设计竞赛招标时，倾向于邀请知名的境外设计机构；但许多境外设计机构在对当地城市原有的肌理、文脉和地域特征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往往将中国城市作为其新的设计理念的试验场，城市设计方案较少考虑实施的可行性，在方案中标后，既没有足够的人力和时间去跟踪城市设计实施的全过程，也很难了解到自身方案存在的不足而进行针对性的修改，等到后续的国内设计单位接手具体的工作时，许多问题才逐渐暴露出来，其最终结果要么是对原有设计作重大调整，要么根据实际情况重头再来，由此造成了巨大的人力和时间浪费。
与此同时，在一些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城市设计已沦为地方行政部门争夺城市资源、表现政绩的一种新手段，因此常出现行政意志扭曲城市设计基本原则的现象，从而造成城市设计成果缺乏从整个城市未来发展角度出发的前瞻性，缺乏对城市存在问题和所面临挑战的清醒认识，也缺乏长期实施设计成果所需的愿望、手段和长效反馈机制。一些所谓城市标志性中心的设计，实际上是地方行政与管理部门求大、求新、求轰动效应的心态在设计中的反应，并未仔细考虑未来实施的可行性及现实意义，同时缺乏必要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当地城市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当城市形态的意义在行政意志和商业消费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沦落为一种视觉化的广告符号时，它必然会脱离和违反城市本身所特有的发展模式和形态生成机制，成为一种完全主观判断下的形式化游戏，这就助长了纯粹追求视觉效果的城市设计方法及其包装手段的盛行。例如，当前许多城市中心区的城市设计特别喜欢强调CBD的概念。但实际上CBD并不是一个可以预设的目标，而是城市经济和市场发展一个自然的选择和形成过程；以CBD为目标的城市设计不仅容易脱离实际，而且很可能为城市今后的发展带来盲目性和巨大的开发浪费，在当前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城市建设背景下，片面强调超高层建筑在城市整体形态中的标志性作用，往往缺乏市场需求的可靠依据，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极易动摇城市设计成果的核心目标。
有鉴于此，为了平衡好城市近期与远期、整体与局部的发展关系，应参照我国城市规划的编制程序，将城市设计流程明确区分为概念性的总体城市设计和实施性的控制性城市设计两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设计单位邀集范围、成果深度作出明确规定；概念性城市设计以整体性的城市形态建构为目标，可通过广泛的国内外方案征集获取更多有参考价值的设计理念，对参与的设计机构可不作限制；概念性城市设计成果在经过充分论证和综合各方面意见之后，可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导引性附件，用以指导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工作；实施性的城市设计以具体地域的城市形态控制为目标，应以熟悉当地情况的设计单位为主导，并设置长期性的常驻机构和建立与城市设计成果实施配套的研究、反馈机制，以保证对应城市规划的修编周期和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城市设计成果作周期性的调整。
2缺乏对长期有效的城市设计控制手段的研究与实践
城市设计这一新的城市形态控制手段的出现，不仅需要在研究方法上转变观念，而且需要在管理策略、机构设置、监督体制、人才培养等方面突破现有的城市规划管理模式。目前在我国的城市建设过程中，真正将城市设计成果纳入到整个城市管理控制体系中并发挥作用的实例还不多，因此，针对城市设计控制手段的研究和实践仍处于一个探索的过程中。
2．1建构新的协调机制和管理模式
城市是各种利益的集合体，城市的发展必须要照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使城市居民、行政管理部门、开发企业都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受益。如果城市设计的决策与实施过程是非透明的，没有各方利益代表的共同参与，必然带来很大的矛盾冲突。因此，建构一个公正的、具有普遍适应性、得到绝大部分利益群体支持的城市形态控制规则是城市设计的核心，这也是城市设计的目标和控制过程得以延续下去的社会基础；为此，必须建立一个吸收、综合各利益方意见的沟通渠道和对城市设计实施过程进行长期跟踪的控制机制。然而，我国原有的城市管理体制和方法存在明显的条块分割现象，已不能适应城市设计所要求的灵活性和整合性，政出多门、各行政部门之间缺乏相互协调是实施城市设计成果难度大的主要原因，尤其在主城区和iH城区，相关行政部门的利益互相交织，制约了城市设计的实施和深化。
当前许多城市设计成果往往直接转化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控制城市空间形态的依据，然而城市设计作为一种长期行为，带有明显的研究性质，既需要不断根据新情况而调整、更新局部设计，也需要为不同城市开发主体和开发区段的建设行为提供指导性意见，同时还要协调不同城市管理机构的执法与监督工作；而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对城市建设的控制，更多的体现在县体的城市功能划分及土地开发强度指标上，缺乏依据变化的城市发展情况不断研究分析的机能；因此，在城市设计的实施过程中，有必要建构一个包含各行业人才、以建筑与城市规划专业为核心、超脱于各个利益团体之上的协调机构，统一对不同地段、不同开发目标的建设项目进行长期、有效的跟踪与反馈，以整合消解各种矛盾，保证城市设计成果实施的有效性和延续性。
在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下，从权力制衡的角度出发，可尝试设置受城市行政管理部门委托、具有长期监督功能和一定裁定权限的城市景观控制体系，包括由各利益方代表组成的城市设计指导委员会，作为专业控制体系的城市总景观师、总建筑师制度，以及作为市民参与途径的公众听证制度和设计方案定期公示制度。城市设计指导委员会是针对某一城市设计区域而设立的长期性的技术指导机构，由于城市设计跨越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学科领域，同时涉及经济、人文、政策法规等多个方面，因此，对城市设计成果进行审核及管理的机构也应具备相关的专业人才和利益代表，而不仅仅是依靠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或由专业人员构成的专家委员会，一般应包括来自社区基层的居民代表和居委会成员、涉及城市开发的商贸金融及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代表、涉及城市市容、文化以及交通、市政等城市基础设施的相关部门；在城市设计所覆盖的区域内，各个地块的开发活动不仅要满足规划管理所要求的容量、红线后退等硬性规定，还应通过这一区域的城市设计指导委员会的评审，并将评审意见作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的执法依据之一。
当前国内许多涉及城市公众利益的法规制定都在尝试实行公众听证制度，以保证法规的公正和透明性；城市设计成果的相关控制原则和措施具有强制实施的作用，已经具备了法规的约束特征，其制定过程也应采用公众听证的方式，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公正和透明性。公众通过参与过程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城市的了解，从而产生更强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2．2完善实施标准，提升城市设计在城市控制体系中的地位
城市设计在整个城市发展控制体系中尚缺乏一个明确的法规地位，设计成果缺乏规范标准，也是造成其实施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长期以来施行的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层次控制体系，重点考虑的是城市的物质构成及功能的合理性，很少涉及人与城市空间环境相互影响的问题，城市设计这一层面研究工作的出现，对原有的规划控制体系具有明显的辅助促进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城市设计的涉及面较广，既有旧城区的更新改造，又有新城区的整体形象塑造，既有几个平方公里的大尺度设计，也有诸如城市广场、城市街道整治等局部性的设计；由于当前城市设计的内容、范围、目标和手段存在较大差异，很难以一个固定的或量化的标准来统一衡量设计成果的优劣，(实际上许多城市设计成果要经历若干年的实施运行后才能显现出其不足的地方)，同时，城市设计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适应城市变化的动态过程，如何界定每一个阶段的工作成果内容和深度，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以上这些难点，就成了将城市设计成果转化为城市形态控制法规依据的“瓶颈”，而城市设计成果如果不能上升到法规的层面，就很难确定控制的手段和程序，并直接影响到城市设计成果长期的实施效果。近几年来，国内有关城市设计的研究和实践，普遍主张加强城市设计工作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配合作用，并依托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法律地位，从技术和城市管理两个方面提出城市形态控制的强制性指标和引导性图则。这种将城市设计成果作为非法律性控制依据的设想，既保持了我国现有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的核心作用，又体现出充分的灵活性和弹性运作空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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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篇8
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混乱思想，而这种混乱又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实际上，计划与市场是同一程度的概念，它们都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具体方法和手段，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则是另一同等程度的概念，它们表示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它们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按比例分配劳动这一“自然规律”的两种不同的实现形式。但是，计划经济离不开计划手段，没有计划也就谈不上什么计划经济，同样，市场经济也离不开市场，离开市场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实行的是没有市场存在的计划经济，而在古典市场经济中，则没有计划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习惯上把计划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把市场与市场经济等同起来。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引伸出计划与市场的对立。邓小平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首先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标志。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的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人们从教条式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框中解放出来。过去我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混乱思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把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相混淆，把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关系相混淆，把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相混淆。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手段，没有姓“社”和姓“资”的问题。正是把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基本制度相混同，一些学者便把社会主义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雷诺兹比较客观地说道，社会主义在改革中更广泛地运用市场关系“有时被西方作者欢呼为‘回到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有其真实的成分。这不过是社会主义经济更加信赖市场关系和企业决策，比过去所做的可能更象资本主义一些。但是这种说法，其错误的成分也许更大些。这些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并未产生放弃公有制的问题，并未放弃政府对主要经济发展纲要的控制。”1
应当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十分正确的，应该以此作为统一人们思想认识的基础，并在实践中加以实施。按照邓小平同志不搞争论的原则，我们已经把市场经济变为我们经济生活的事实，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停留在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的争论上，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实行市场经济必要性的认识已经基本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有没有计划的作用？如何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我们应该明确这里所讲的计划，指的是中央集中的计划，而不是指地方或企业本身的计划，因为地方政府的计划要么是中央计划的执行者，要么同企业一样，是受市场机制作用的经营者，因此它们都不能被纳入我们所讨论的计划范畴之列。所谓计划，列宁曾经说道，“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但这不是‘只是从一系列经常波动中得出的平均数’的那种比例性了。”2如果说，市场是客观性、盲目性的象征的话，那么，计划就是主观性和能动性的象征。计划的一个根本特性就是在行动之前拟定具体方案和实施步骤，美国学者莫里斯.博恩斯坦在其《东西方经济计划》一书中指出：“计划是未来的行动方案，......而国民经济计划就是指国家经济活动的方案，因此，计划包括三个主要特征：(1)它必须与未来有关；(2)它必须与行动有关；(3)必须有一个机构负责促进这种未来的行动。”3正如奥斯卡.兰格所指出的那样，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它“表明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以自发方式发展的，而是受有组织的社会的自觉意志指导和指挥的。”4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以后，计划还有没有它的地位？计划与市场是互斥还是互补？一些同志根据邓小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以取代传统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理解为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既不符合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真实思想，也不符合我国经济生活的实际。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决不是说不要社会主义的计划，而是反复强调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邓小平在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一贯立场。邓小平充分意识到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5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尊重实践，又要解放思想，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使邓小平认识到，“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要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针对“左”的思想，邓小平强调计划和市场都看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不是具有社会制度属性。既然是手段，那么计划与市场就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兼容互补的。
我认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排斥计划的，坚持以排斥、对立的观点来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现代市场的最新特点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应当承认，在马克思的理论那里，计划与市场的确是无法统一的，市场社会的理智总是在事后起作用，它不可被免地导致经济生活发生巨大的危机。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计划的运用。恩格斯在晚年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了市场经济的这种最新发展，1880年，恩格斯在应保尔.拉法格的请求将《反杜林论》中三章编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独立发表时，在论及迅速发展着的社会生产力的本性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迫作出相应的调整的地方，补充了两段关于托拉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61981年，恩格斯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时也指出：“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一句需要大加修改，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出现，标志着生产的“无计划性没有了”7。列宁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变化的基本过程，他更加明确地指出：“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他的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提法，不估计到托拉斯的作用，却说‘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无计划性’，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8本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对生产关系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作适应性调整，甚至利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中的某些因素。在维护私有制存在的前提下，几乎把所有能够做到的都做到了，将国家垄断、计划调控以及自由竞争的市场作用等等经济运行机制作了某种功能的整合。虽然这种合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对抗性矛盾的本质，但是却使得市场经济成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资本主义更多地采用经济计划调节经济，导致“有调节的资本主义转变为有指导的或有计划的资本主义。”9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讲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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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性”认识不足，从本质上说是对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认识不足。如果说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多强调一些市场经济的长处以便增强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走上另一个极端，即忽视市场的缺陷和不足。正如日本学者野尻武敏和百百合就指出：“即使市场机制是完全地发挥作用，也解决不了全部问题，这叫市场局限。”10此外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这叫作市场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已经作了充分的论述，如市场难以解决宏观总量平衡问题、难以解决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不利于公共商品的生产和公共资源的利用、难以解决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容易引起垄断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等诸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个人主义，金钱第一，损人利己等腐朽思想的滋生，直接侵害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因此，对于市场缺陷及其消极效应，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与此相联系，对于当代市场经济中“计划性”认识不足，在本质上也表现为对于计划经济的积极因素认识不够。传统的计划体制无疑存在着很多弊端，但是我们应当全面地考察计划经济的功与过，既不能把一些诸如“左”的思想的干扰等体制外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影响归结于计划经济，也不能对计划经济的消极作用任意夸大。实际上，邓小平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对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例如他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11计划经济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这点恰恰是市场所不能做到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也指出：“市场经济不能有效地应付重大的变化。如果资源需要大量地转移，它的方法过于缓慢和残暴。”12另一位经济学家米德也指出：“我们不能期望市场机制可以精确完善地规划不确定的未来，这个工作只能通过政府进行预测，尔后再对未来预先作出计划来进行。”13因此，如果我们冷静地、客观地总结计划经济的历史经验，就不会对它简单地加以否定。正如雷诺斯所指出的那样，克服计划的弊端，靠计算机完善计划机制在目前只能是一种空想，可行的只有改革计划体制，广泛地运用市场机制。所以他认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如何达到最优组合，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核心问题。”14
计划与市场的问题是当代经济实践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对于计划、市场本身，还是对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都只能从其矛盾着的对立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即其统一中，来把握其内在的本质。不管是由于认识的片面性，或是急于发展经济的心态，而忽视市场的消极面，其结果必将把市场的积极面推向极端，以这种心态来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就没有计划的位置了。同样，我们把计划的优越之处强调到了极端，就会对计划的弊端认识不足，经这样的心态来认识计划经济，也就没有市场的地位的了。美国经济学家保罗.R.格雷戈里和罗伯特.C.斯图尔特说得好，“市场和计划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陷(市场和计划的相对功过正是比较经济体制学研究的课题)，而且当我们考察现实世界中经济体制时，关键显然不在于计划与市场孰优孰劣，而是在既定的情况下，应当如何恰当地把这两者结合。”15邓小平是解放思想的，他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他又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完全否定计划经济。他摒弃了那种把计划与市场简单地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观念，主张在实践的基础上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从而探索出一条既能充分发挥计划的优越性，又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美]雷诺兹著：《微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5页。
2《列宁全集》第3卷，第570页。
3[美]莫里斯.博恩斯坦编：《东西方经济计划》，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页。
4[波兰]奥斯卡.兰格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8《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6页。
9[美]阿兰.G.格鲁奇著：《比较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10[日]野尻武敏和百百合著：《经济政策学》第24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页。
12[美]刘易斯著：《经济计划原理》，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页。
13米德著：《明智的激进派经济政策指南：混合经济》，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页。
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篇9
关键词：土地总体规划；城市规划；两规不协调
abstract:thispaperismainlyaimedatthegenerallanduseplanningandtheurbanplanningoftheimplementationoftheexistingintheprocessofcoordinationproblemofplanningtheoryandanalysisbetween,andfindoutthecausetworulesdon'tcoordinatethecauseoftheproblem,andtothesequestionssomepersonalopinions,andputforwardthecorrespondingsolvingtheseproblemsandmethodsofthepath,andihopetothesekeysolutionsoftheproblemofhelp.
Keywords:landplanning;Urbanplanning;tworulesdon'tcoordinate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随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推进，在我国规划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争议性的问题，而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问题就是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问题(以下简称两规协调)。个人认为，在两规不协调的诸多问题中首先要解决就是规划功能定位不清的问题，他们之间没有的明确相互关系，这与其在规划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有关。究其本质原因就是我国规划体系缺位，没有明确规划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就两规协调问题解决措施和方法提出个人的一些观点看法。
一、两规协调中存在的问题
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协调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相互关系。也就是从那时起，在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有两规协调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总体上认为，两规是具有相同之处的，主要表现在其法律依据组织领导和规划审批方面。但是两规的规划范围和两规的规划思路是不同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思路是依据上一级下达的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新增耕地面积和净增耕地面积三项控制指标，以供给制约和引导需求，重在控制，这种控制是刚性的。而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时，则不同于前者，它不是依照上级下达的规划控制指标，城市的发展思路和城市规模，是依据城市的社会、经济、地理、资源、人文背景等多个人因素综合分析而建立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设计出城市发展目标和发展规模的计划，满足需求，重在发展。换句话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属有控制规划，而城市规划属无控制规划。此外，两规在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和两规中人口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两规中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内涵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明显大于后者，直接影响根据人口规模计算的城市用地面积。
为了解决两规协调问题，我国其他政府部门也参与此项研究，针对构建中国规划体系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法和途径。国家建设部也提出城乡规划的建议，主要包括有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乡镇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等。国务院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全国的城乡规划工作的主管。国土资源部强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土地利用领域中统筹社会、经济、环境过程的基本规划，一切其他各项规划均应当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看齐，用地规模与布局要做好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
二、两规协调宏观层面：上端规划功能缺位
两规不协调宏观层面上的重要原因是上端规划功能缺位的问题。上端规划功能缺位具体指规划体系中区域规划功能缺位和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功能缺位。两规协调是土地规划工作需要的，由于两个规划出于不同的目的和任务，导致其目标、任务、内容和编制思路有很大的无法统一协调的差异。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差异，这就要求上一级规划充分发挥对下一级规划的综合协调功能和作用。建设用地指标是两规协调的焦点问题，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分配确定的这些指标，“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超过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下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刚性约束，因此想要协调这之间的矛盾，就要在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框架内进行协调解决。从这一方面来看，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间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但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是以城市的发展为依托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是区域经济中心，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是以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成果作为重要依据的，二者本应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的，在城镇用地规模与布局上紧密协调。两规协调宏观层面上就是上端规划功能补缺，具体来讲，就是要开展区域规划或国土规划，做好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三者之间的协调工作，为下端规划编制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三、两规协调微观层面：建设用地规模
建设用地规模作为两规协调的重点。目前，在我国无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还是城市总体规划，本着“以人定地”的方式，即依人口规模和人均建设用地测算建设用地规模。在两规协调过程中，要求在统计规范人口和建设用地时统一口径。在进行人口统计时，两规协调时应当采用相同的城镇人口、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统计数。
而建设用地作为两规协调中的焦点问题，则要求统一建设用地尤其城市建设用地的概念。还有工业用地、绿地和道路广场用地，其发展特性主要受产业结构、交通需求、经济增长和自然生态等的影响更大，这类用地规模应考虑产业类型和产业结构对用地需求特性，采用分组控制加以确定。
结论：
从宏观层面上讲，两规协调要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建立健全规划体系，开展区域规划工作，在区域层次上协调安排土地利用与工业化、城市化之间相互关系。从微观层面上讲，解决两规之间不同的地方，主要针对解决人口和建设用地的统计口径的问题。发展与保护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只有通过走发展的道路才能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保护也是为了能够持续发展。城市规划是以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不过在进行规划工作时要注意优化发展方式，以低代价求发展，发展模式中要注意寻求低占地的发展，走集约利用土地的道路；土地利用规划是以保护为特征的，但也改变过去的消极保护模式，要进行主动保护，本着“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三要保护环境”的土地利用方针，研究在发展中求保护，在保护中求发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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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篇10
[关键词]市场经济；分配方式；贫富分化
一、两种生产方式的讨论
物质产品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而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实行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体现于原始社会经济、个体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在现实经济讨论中主要专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实行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从原始社会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人类在生产中逐渐形成了分工，分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现代社会化太生产中，分工已相当细化，分工的细化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共同来进行。生产要素的两种不同结合方式就是人们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社会生产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按照我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观点，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消除了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使劳动成果全部归于劳动者，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国家还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安排生产，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说，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要优于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
在现实世界中，相对于人类需求，各种生产要素总是稀缺的。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就必须把相对稀缺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以生产出能使人类需求得到最大满足的产品，这就是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完成的。但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并不完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如垄断、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限制了价格机制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价格形成不完全，使价格产生滞后性和自发性，从而使市场对经济的调节要以周期性的巨大的经济波动为代价。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缺点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来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以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其它一系列矛盾。
在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好比是一个城市的交通问题。对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市场上的各种生产要素就相当于一个城市中不停流动的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地各自选择自己的最优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个别街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流拥挤的现象，交通可能产生堵塞，严重时还可能会使整个城市的交通陷于瘫痪。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理就好比计划当局为每个在城市中流动的人都设计出各自的通行路线，这样就可以使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不会出现交通堵塞。但是，很明显，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每个人的个人偏好是不同的，计划当局设计出的路线对每个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合意的路线；其次，要为每个人设计出通行路线，计划者需要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信息；最后，为了使计划得以实施，还需要对每个流动的人进行监督。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即使花费巨大的成本，计划当局的工作也是很难圆满完成的。
由此可见，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挥它在配置生产要素上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用经济计划来克服其缺陷，把两种生产方式的优势有效结合起来应该是发展经济的最佳方式。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就在于此。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
产品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要让价格形成经济主体的收入，使追求价格收入成为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同时让价格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从而使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得到合理配置，促进国民经济高效协调发展。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取得收入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在产品生产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根据它们的贡献大小进行产品分配应该是既简单又顺理成章的。但是，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具体如何计量呢?边际主义认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它们各自的价格，也决定了它们在生产中的贡献，从而价格就形成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其实，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每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具体到每种要素做出的贡献大小是根本无法测量的。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并不具有决定基础。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有机构成时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的物质比例关系，商品的社会需求最终会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进而影响到要素的价格和供给。
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很难区分各个要素具体做出的贡献大小，更不可能根据其贡献大小来决定它们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如果某种生产要素供过于求，其价格就下降；供不应求，其价格就上升。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某种生产要素供求平衡时，它的价格又由什么来决定呢?例如，某种生产要素在供求平衡时价格为3，为什么不会是5呢?这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中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如果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定为5，社会对这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就会下降，它的价格就会降低；与此同时，其它要素的社会需求量会上升，价格会提高。由此，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都会发生变化，相对价格会做出进一步调整，从理论上讲，最后的价格将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在一定时点上，我们假设社会对每种商品的需求是一定的，并假设社会的物质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则社会对每种生产要素的需求也将是一定的，相对于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不变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生产要素就会具有一个不变的价格向量。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国民经济统计原理，货币需求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应该正好等于社会商品的货币价值总额。如果货币供给量比货币需求量大，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上升，上例中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可能就会变成5，而不是3。按照比较静态理论的观点，货币供给量的大小只会影响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数值变化，而不会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相对价格将不会改变。但是，按照动态经济学的观点，各种生产要素对价格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根据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所需要的时间千差万别，货币供给量的非正常变化必然会扭曲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从而引起经济的波动。不过，从长期来看，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是会趋向于达到一个稳定的向量，这个向量是作为趋势而存在的，各种生产要素通过这一价格向量进行产品的分配。
三、市场经济发展与贫富分化
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分配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实现的，由于每个人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数量不同，所分得的产品数量必然就会不相等，从而会出现贫富分化，这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同样会出现贫富分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分配的对象是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方式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就是根据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参加劳动就不能参与分配。对于每个劳动者，由于个人的自然禀赋不同，后天的努力也相差较远，他们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必然不相同。“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个人分得消费品的数量必然不相等，从而在社会中会出现贫富差距。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激励每个劳动者努力从事生产活动。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没有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一般认为当时的Gini系数低于0.3。其中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准确计量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按劳分配中的“劳”无法得到体现，所以当时执行的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每个人所分得的消费品基本上是相等的，社会中当然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从另一方面讲，即使假设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计量，按劳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也是有限的。在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分配的依据是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每个劳动者的自然天赋、个人努力度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可以统一认为是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特点决定其本身是很难迅速积累的，并且也很难进行代际之间的遗赠，所以按人力资本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不会太大。与此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特别是资本参与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可能要大得多。首先，资本参与收入分配使资本可以进行自我积累；其次，资本可以通过资本集中使自己迅速壮大；再次，资本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遗赠。所以，每个经济个体之间在资本的占有量上形成的差距可能很大，从而在产品分配上所形成的差距也必然很大，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还有可能越来越大。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尼茨(Kuznets，1955)对市场经济中的贫富分化现象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认为贫富差距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倒U型。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差距就会逐渐变小。库兹尼茨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农村地区分配的平等程度要远高于城市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会在整体上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另一个因素是社会的积累和储蓄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收入者手中。这些储蓄又成为高收入者获得收入的手段，导致下一个时期收入更加不平等。如果没有抑制因素，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越来越大。但是，库兹尼茨认为，社会中的确存在一些因素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扩大。首先，是法律和政府的干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政府产生压力。政府会通过收取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以及采取多种形式的转移支付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其次，由于城市中农村移民后代对都市经济更强的适应能力以及维护自身利益的低收入阶层政治力量的壮大，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抑制了整个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再次，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并高速增长，新兴产业资产的持有者所获得收入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旧产业资产的持有者。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抑制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使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扩大后缓和呈现出倒U型。
本文认为，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呈现倒U型，一方面可归因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由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生产要素相对重要程度(即稀缺程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商品生产的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相对于自然资源和资本比较丰富，劳动所取得的收人相对就较少；自然资源，特别是资本相对来说较为稀缺，分得的收入也就较多，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会逐渐扩大。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逐渐变得相对稀缺，在产品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也变得越来越大，成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的抑制因素，如上文所分析，贫富差距自然会逐渐缩小。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社会中出现贫富分化现象应该说有一定的必然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共同参与收入分配，私营经济迅速崛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过大对我国社会的潜在危害是巨大的。调节社会分配、杜绝不平等分配、减小收入差距是我们面临的、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严峻课题。应通过收入的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水平，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措施努力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