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篇2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国内文献
［摘要］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如何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源、传导机制、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已有大量研究，有共识也有争议。本文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对国内关于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进行述评。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且迅速蔓延全球，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同，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就在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现代金融市场发展最为完善的美国。分析其原因、传导机制和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经济运行机制。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次金融危机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一、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于2006年下半年初露端倪，到2008年8月升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是目前国内理论界的共识。因此，要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必须弄清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理论界在这方面有大量文献，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是由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所导致的，即是由于利率变化和房价波动引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认为，美国次级贷款之所以引发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危机，利率与房价波动是关键因素。首先看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贷款利率的变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次贷规模迅速增加。但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与房屋贷款利率。利率的上升无疑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形成压力。其次是美国房屋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降，利率变动影响到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还款能力，而房屋价格变动则影响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两者共同决定了次级贷款的违约率。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是到期未付率开始上升的重要原因。［1］
2.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
另一种观点从金融市场层面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了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影响。如何帆、张明（2007）将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归结为次贷危机发生的触发动因，并从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将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归纳为：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风行的证券化和偏高的信用评级。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方面，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面向的是那些收入较低、负债较重的、原本不够资格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购房者群体，同时房地产金融机构开发出多种抵押贷款品种，如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另一方面，从金融市场操作角度看，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便提供更多笔抵押贷款，可以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实施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有时候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讨好客户，主观上降低了信用评级的标准，而证券化产品偏高的信用评级导致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最终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2］
此外，刘克崮（2007）［3］、冯科（2007）［4］等也认为，次贷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且过度衍生,使得风险跨市场传递；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的中介独立性弱化，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滥用，是产生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3.金融监管不力。
还有许多学者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归结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罗熹（2008）认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放松是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在此次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实行的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该模式信奉自由贸易主义、最低政府干预以及最大程度的竞争，其逐渐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得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当中。首先，从美联储的职能看，以往美联储在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时采取的救市行为容易助长投机心理，甚至产生不负责任的道德风险。其次，从对金融部门的松懈监管看，监管机构了旨在将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让商业银行能够从事全能银行的业务。在美国，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5］
4.流动性过剩。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流动性过剩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与流动性过剩联系起来。华民（2008）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全球经济进入成本竞争后产生了价格持续下降的通货收缩效应，从而导致货币需求的减少、美国长期累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的过度供给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过剩的资金大量购买高风险资产，从而引发了以美国次级债为典型的金融风险。［6］陈雨露、庞红、蒲延杰（2008）认为，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高，货币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而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最终演绎成为全球潜在的金融风险。［7］黄纪宪、张超（2008）则试图从商业银行这一视角，探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不断积累的原因。他们认为，银行流动性过剩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竞争行为，导致过度竞争，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快速膨胀。［8］
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虚拟经济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角度出发研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
杨圣明（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最深的根源之一是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由于价值背离使用价值，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9］
杜厚文、初春莉（2008）从美国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出租房屋空置率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多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虚假繁荣的外表下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同时市场的杠杆作用又导致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资产一旦开始向真实价值回归，就必然导致泡沫的破裂。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资产泡沫终将破灭，这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10］
6.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历次经济危机的直接或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危机的本质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关于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及途径，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徐克恩和鄂志寰（2008）［21］，黄小军、陆晓明和吴晓晖（2008）［22］，曹红辉（2008）［2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1］等，他们认为，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条路径导致实体经济下滑。例如，曹红辉（2008）认为，次贷危机从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两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首先，次贷危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大房价下跌压力。一方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贷款人将处置更多作为抵押品的房屋或有更多借款人被强制要求出售房屋，增加了房屋供给；另一方面，贷款人为控制信用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并提高贷款标准以压缩信贷规模，控制房贷风险，对住房需求也起到抑制作用。其次，次贷危机通过两方面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中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债务状况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抵押品权益撤回（mew）金额占消费的比重从2005年起下降，对消费的影响日益突出。［23］
理论界在次贷危机如何由次级贷款市场传导至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的机理研究得十分透彻，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途径分析也十分到位。许多人相信，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是以连锁反应形式依次出现的，只有在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后，金融危机才会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发生，似乎实体经济受损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失衡恰恰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导下，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为维持生活水平，多数家庭不得不大量借债，信贷消费开始流行，而居民消费又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但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信贷消费减少，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信用制度只是加速和扩大了危机发生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产业危机引起次贷危机，次贷危机通过金融信用制度进一步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产业危机发展，这一点是目前认识比较欠缺的。
三、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金融危机将何去何从，其影响有限抑或将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1.金融危机影响有限。
赵涛（2008）利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it产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启动了新一轮长周期，这次长周期的终结期应在2050年以后。从时间上看，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不可能演化为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关于次贷危机的时间长度，赵涛认为，战后美国共发生10次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时间平均为11个月左右，次贷危机从2007年8月开始，美国已于2007年11月进入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的时间长约11-16个月，美国经济在2008年年中到达谷底，2008年底或2009年初结束，2009年出现全面复苏。［24］
黄隽（2008）利用2000—2007年美国十大银行的财务数据，对银行的基本业务性指标、稳定性指标和效益性指标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主要银行的影响有限，美国十大银行的基本面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但对人们心理和信心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实质影响，只要银行的支付系统和支付能力没有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会导致真正的金融危机。［25］
2.危机尚未结束，但美国经济长期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李翀（2007）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造成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损失；导致信贷市场提高贷款条件和减少贷款数量，造成信贷市场的收缩；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造成房产市场的收缩；通过股票、信贷和房产市场三个途径造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下降。但由于此次次贷规模并不大，考虑到美国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干预，次贷危机可能导致美国消费支出、投资支出、进口支出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小幅度的下降，但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26］
李向阳（2008）在《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认为，次贷危机存在向纵深发展的可能。目前，次贷危机尚未全面扩展到信用违约掉期领域。其发展前景一方面将取决于政府干预措施能否遏制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将取决于能否遏制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下跌。从调整的时期和幅度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在2009年下半年进入稳定状态。进而，金融市场会趋于稳定。［27］
3.美国经济在长期内将步入衰退。
陈雨露、庞红和蒲延杰（2008）认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经确定无疑，唯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全球经济将面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7］
李慎明（2007）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他接受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近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28］
总之，对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V字型，即触底反弹，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U字型，即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经济放缓将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会逐渐复苏；L字型，即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将进入衰退阶段，这是比较悲观的观点。目前国内理论界大多数人都集中于分析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之间关系这个问题却少有关注。我们认为，历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许多新变化，如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取消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方面，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使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危机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以暂时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能力的过剩经常化，加深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经济危机不是消失或者转移了，而是爆发得更加频繁了。［29］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和更加频繁的爆发，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同时，用一系列自我调节和改良措施去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并采取一系列社会调整措施，如企业职工持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劳资矛盾趋向缓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稳定。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揭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们要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趋势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四、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的一般层面是存在共性的。因此，此次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把握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
1.货币政策方面。
吴培新（2008）通过对次贷危机形成机理以及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含义分析，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改善提出了四点启示：（1）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以便采取防御性的货币政策；（2）由于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有“时间不一致性”的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衡性；（3）以央行为主导，加强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与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协调机制，以改善货币政策环境，抵消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4）开展对我国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内在不稳定性研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30］
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李若谷和冯春平（2008）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迫切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一些金融资产价格相对缩水，更接近合理的价格区间，为中国对外投资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31］
2.房地产市场方面。
蒋先玲（2007）认为必须从意识上强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也是一种风险资产；警惕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严格贷前审查；认为我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条件，应尽快总结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经验并进一步推广；寻找有效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对利率杠杆的使用要慎之又慎，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土地管理机关、房地产交易管理机关的透明度，减少商业腐败等，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32］
刘克崮（2007）认为，借鉴美国用次级贷款等市场方式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总体思路，加强住房金融市场分层和金融产品创新，将有利于我国形成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以多种方式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问题。［3］
麦元勋、刘湘云（2007）则对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当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求利润而滥用资产证券化工具时，资产证券化不但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沿资金链条迅速将风险传播出去，最终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危机。应坚持审慎原则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33］
汪利娜（2007）认为，“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一个优化的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的统一。［34］
3.金融市场方面。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启示，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看关于金融业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的讨论。如蓝庆新（2008）认为，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风险防范制度。我国银行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建设，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35］黄润中（2007）提出，金融创新工作要特别注意掌握规律，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是把双刃剑，必须在趋利避害中寻求利益最大化。［36］罗熹（2008）认为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有以下启示：一是在投资、信贷活动中要坚持独立的风险判断，确保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不要投资于“不懂”的产品和领域。二是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越来越大，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加快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三是要有明确的风险战略、政策制度和健康的风险文化，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严格执行风险政策和制度，在风险收益的长期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密切关注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重新检讨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5］
其次看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张雪春（2008）指出，必要的中央银行监管职能，有利于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必须赋予中央银行必要的监管职能，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实时信息交换机制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预警机制。此外，在构建存款保险机制时，中央银行应该占据特殊地位。从这次美国次贷事件看，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是站在第一线的，应当与存款保险机构共享信息，并与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有相当的默契。［37］阳建勋（2008）认为，为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同时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38］
4.经济结构方面。
张宇、赵峰（2008）在深刻揭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的基础上，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总结如下：（1）注重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现阶段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应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为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奠定基础。（2）在以股票、债券等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中，由于资本的运动与实体经济的运动往往是脱节的，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加突出。作为一个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效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3）当前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4）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13］
何干强（2008）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角度分析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将小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是不合理的。如果过多地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消费力的高档商品且超出一定限度，产生供过于求而导致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流通上，引发金融问题。并且，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有关，私有制比重越大，这种自发性就越大。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同时从有利于人民角度出发，调整产业结构。［39］
朱安东、尹哲（2008）认为，应出台关乎民众利益的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在稳定物价的同时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降低贫富分化的程度，提高居民消费和内部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4］
余永定（2008）认为，在积累了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分担者”，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保持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代表中国可能或已经遭受的真实财富损失。因此，中国必须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战略的调整，坚决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尽快转移到内需上来。［20］
吴敬琏（2009）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因此，要继续深化尚未完成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进程，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40］
彭兴韵、吴洁（2009）则认为，次贷危机归根到底是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的危机，虽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会阻碍经济发展，但那种迷恋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发展道路，终究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只有在政府的宏观引导、风险及时得到消解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41］
从我国理论界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启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启示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的，对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决定了在不同层次提出各自的启示和对策。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的观点，主张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房贷的发放要严格审核，并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失误引起的观点则更侧重于从金融角度，要求银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监督机构必须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另一些学者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后提出，应转变我国经济结构，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注重社会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我们认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源于产业危机，通过信用制度和经济全球化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及世界各国，并加深其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持续时间。因此，上述各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归纳出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在经济运行各层面应把握和注意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认识到，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债务危机，是因为生产的商品在流通中遇到困难而导致货币流通不畅引起的，因此，要从生产领域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调整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制度，标本兼治，从根源和外部条件上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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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篇3
【关键词】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马克思经济学
2007年由房地产“生产过剩”和自由主义思想导致的“监管缺位”等众多因素引发的华尔街次贷危机已导致美国金融危机,在此基础上,不断加深的金融动荡不仅导致美国越来越多的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有关的投资机构、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倒闭,也使得信贷危机加重,进而导致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市场需求加速萎缩、房地产、汽车、零售、航空等行业萧条。
实质上,这次金融危机不仅已使美国实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等多种渠道殃及与美国金融和美国经济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欧洲金融和欧洲经济,欧洲金融机构被接管或国有化的坏消息接连不断,欧洲经济明显徘徊于低迷状态,失业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私人消费下降拖累经济增长,危机已引起经济萎缩和萧条。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欧洲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加深和蔓延,包括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皆被此次危机所波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形式变化之迅速、波及面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力之强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财产损失之惨重、问题牵涉之复杂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仅给美国、欧洲的实体经济带来冲击,必将迅速而广泛地侵蚀全球经济的每一个层面,造成全球性的消费下降、投资放缓、出口滑坡、经济跌落和失业攀升。探究这次金融危机之因,对于中国制定有效的针对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金融危机之因的文献述评
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形成之因,已有国外文献多是以西方经济学现有理论为基础,基于金融系统的视角进行研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Keys(2008)、Laeven等(2008)、YuliyaDemyanyk和Hemert(2008)等在对过度债券化、信贷标准和信贷质量下降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过度的金融创新与金融自由化是导致次贷危机,并进而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2)RicardoJ.Caballero,arvindKrishnamurthy(2009)认为,全球范围的投资者对资产安全的巨大需求促使了美国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但也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3)michaelD.Bordo(2008)认为,与以往金融危机类似,此次危机只是经济长期发展模式中的一部分,其本质原因是美国经济进入其经济周期的衰退期。
(4)paulson(2008)、Bernanke(2008)等认为随着信息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美国各类金融市场之间联系日益密切,客观上要求美国金融监管架构适度集中和金融监管适度严格,这两方面美国不是过度分散,就是过度放松。提出了改革美国金融监管架构的短期、中期及长期建议。
(5)mian和Sufi(2008)认为由信心不对称引起的抵押信贷市场的“道德风险”和市场信心的下降是导致房地产市场萎缩和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两方面进而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蔓延为国际金融危机。
总之,无论是从金融创新与金融自由化的视角,还是从资产需求的视角,抑或从金融监管和“道德风险”的视角探究这次金融危机之因,都有共同之处,即国外学者主要是从金融系统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这一点属于技术操作层面或运作层面的问题。研究此次金融危机不能只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或市场运作经验这类浅层次的问题上,此次金融危机还有深层次的、本质性的原因。
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形成之因,国内学者也从各自研究视角对其进行了界定,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郑冬蔚(2009)追溯了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过程:从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到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认为世界货币体系的缺陷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2)何亮(2009)认为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是引发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3)王雷(2009)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内在矛盾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和美国国内政治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两个方面着手,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体系结构层面矛盾不断激化的一个集中释放。
(4)赵川(2008)从整个世界政治格局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他认为美国霸权的衰落是危机产生的根源。
(5)孙浩轩(2009)等认为,长期低利率和宽松的抵押贷款条件、政府加息、金融创新产品带来的风险扩散、政府监管不力、信息披露不充分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
(6)康国红(2008)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华尔街的商业银行对储户和股东的责任心的缺失,是拥有世界货币发行权的美联储对美元持有者的不负责任,其本质原因是道德危机,其结果必然是信用危机和经济危机。
(7)华凯(2008)则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违规操作、过于宽松的国内货币政策、寅吃卯粮的中产阶级超前消费方式共同导致了这场危机的爆发。
(8)安毅(2009)认为,经济周期和政策失误、政府职能出现错位和缺位、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结构复杂化、普遍存在的风险累积与杠杆交易、所有者权利缺位与金融腐败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9)王昱(2009)认为这场危机的根源正是由美国房地产市场不断累积的资产泡沫引起的,泡沫的源头就是流动性过剩。
(10)吴念鲁(2009)认为流动性过剩与不足的失衡、创新与监管的失衡、放任与干预的失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全球金融资产配置与价格的失衡、储蓄与消费的失衡是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
总之,国内学者也为解释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在诸如从金融监管、金融自由化、道德风险等金融系统和经济周期调整等方面,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对此次金融危机之因的看法相似。国内学者还从国际货币体系、世界政治经济变迁、世界政治格局的角度研究了此次金融危机之因。
综上所述,包括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研究了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因,这本身就是对金融危机复杂性很有力的说明。基于当前国外和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经济研究,此次金融危机主要涉及“金融领域中缺乏监管的金融泛滥导致了美国金融信用体系的破裂”、“新经济泡沫破裂的一种延续和次贷危机加重了动荡”、“‘信心’钞票过多导致的隐性通货膨胀和金融创新失当”、“自由市场经济的放任和监管职责长期缺失”、“美国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不成比例扩张所堆积的经济泡沫的破裂”、“美元本位制所导致的美元流动性泛滥、全球贸易失衡,以及现有美元储备体系的脆弱”、“计算机网络提供的相关信息不对称和不充分”等方面。
二、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视角下金融之因的分析
作为世界规模最庞大的资本市场和世界实力最雄厚的经济实体,美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浪潮中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等多种途径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主要和次要经济体保持着紧密联系,一旦美国经济出现问题,极易殃及世界各国尤其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和发达国家像日本的经济。
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危机。追根究底,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深层次、本质性的原因并不是国外和国内学者基于西方经济学研究视角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技术操作层面、政策协调上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对当前危机,一定要透过众多表层的经济现象,从市场体制与社会经济制度的相结合的角度上,借助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理论对经济现象背后本质性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和科学阐释,以便揭示出此次金融危机之根源。
(一)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它衍生了包括经济矛盾在内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系列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矛盾的根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领域通过两个方面导致经济危机:
一是,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
二是,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指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之间不再保持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状态,即相互之间比例失衡,导致经济难以正常运行。这两方面的问题积累至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经济危机。
借助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理解此次金融危机,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生产相对过剩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并表现为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之间矛盾的对抗性爆发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比例失调的表现,并且成为强制地恢复平衡,以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这是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求,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不一致。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金融危机也称货币危机或金融货币危机,它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及混乱,从而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之影响的一种与货币密切相关的经济现象。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以萨伊之“市场均衡法则”和李嘉图之“比例”理论中的有益成分为基础。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著作中用“货币危机”代替“金融危机”。在其著作中虽然没有专门的章节对金融危机进行理论上的阐释,但马克思经济学的确蕴含着极丰富的金融危机思想。完全可以这样认为:金融危机理论或货币危机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于货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两种职能: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不但促使商品和货币之间产生形态上的对立和价值量上的统一的矛盾,且促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脱节的可能性,深了商品内在矛盾,很容易导致货币与商品之间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会形成错综复杂的债权和债务关系,而这其中的某个环节一旦中断,就会造成“连锁效应”,进而导致债务支付危机。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虽然金融危机以生产过剩为根本条件,并进而表现为流动性危机和债务支付危机,但其本质上却是货币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某个“注释”中认为:“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
一种货币危机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马克思在这里把金融危机分为“属于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金融危机”和“不属于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金融危机”。前者与经济危机如影相随,笔者称为经济金融危机。后者与金融内部过度自由所导致的缺乏监管、系统紊乱等原因相关联,笔者称为自由金融危机。
具体的讲,经济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自然发展、自然演进、自然变迁的结果,它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如前所述,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由其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并由此派生的“社会供给的过剩与社会需求的不足”和“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无政府的生产状态”两对矛盾决定的。“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马克思说:“如果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买和卖的彼此分离,一旦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危机就会发展为货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出现了危机的第一种形式,危机的这第二种形式就自然而然地要出现。”这里的“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指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相脱节的情况;这里的“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指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因错综复杂的债务链条的中断而导致的危机。
当发生“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时,商品资本便不能顺利地转化为货币资本,这必然引起债务链条某个环节的中断,进而导致第二种形式的危机。只要发生了经济危机就必然要发生金融危机,此乃是“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的金融危机或“属于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金融危机”,即经济金融危机。与经济金融危机不同,自由金融危机不以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前提,可以独立产生,其根源在于金融内部过度自由或缺乏监管所造成的系统紊乱,而这极易导致虚拟资本的膨胀。虚拟资本是在现代金融业兴起的基础上于十八世纪流行起来的,它最初是以股票、公司债券、国家债券、以各种不动产作为抵押的证券等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给其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后来的“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大大地丰富了其内涵。
虚拟资本一旦以信用化形态进入实体经济,容易增加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具有用较少保证金垫付实现多倍交易额的“杠杆效应”,这不仅会导致增加虚拟资本交易的成本和风险,且会在人们心理的预期收益与预期风险等影响下引发投机活动。因此,由于以牟利为主要目的和具有很严重的投机成分,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不仅会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而且会扩大市场风险和增加企业破产、倒闭等事件的概率。
借助于现代电信技术衍生工具和专业化投机技巧的运用,大量资金能够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债券市场及房地产市场上快速制造泡沫,进而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票据、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立即同时兑换成银行货币,而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能立即同时再兑换成金”。
基于以上分析,金融危机可以是由经济危机演变而来的经济金融危机,也可以是与金融内部过度自由所导致的缺乏监管、系统紊乱等原因相关联的自由金融危机。进一步看,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主要是建立在实体经济(主要指产业经济)的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之基础上的,以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和运行规律为侧重点,结合当时处于“低级形式”的信用和“初级形式”的虚拟资本的运行特征与本质属性,分析了经济金融危机和自由金融危机的特征与成因。此次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由于金融内部过度自由导致的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所引起的系统紊乱或极度动荡而产生,即这次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主要以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为表现形式。但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类似,此次危机深层次根源仍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弊端与矛盾运动的积累所导致。
(二)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视角下危机之因的探究
此次金融危机之根源是资本主义为追求利润无限制地扩大再生产而导致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冲突。为了使资本不断增值,资本家往往会过度重视生产而轻视消费,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性质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资本的消费。长期以来,美国“信用透支”或“超前消费”或“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不但遮掩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而且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持续地得以扩张。这种建立在对未来收入不断增加预期的基础之上的“信用透支消费模式”,虽然是一种在短期情况之下美国民众的“理性”行为,但长期来看,持有这种消费理念的美国居民却是“理性的傻子”。
一旦美国民众的收入水平维持和支撑不了消费的不断增长,相应的,市场消费需求将会萎缩,当这种局面积累到一定程度,扩张的供给与萎缩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将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危机最先发生的房地产领域进行分析:在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房地产作为美国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出来。不断扩大的房地产市场的生产投资导致住房商品生产供给的日益增加,但美国财富却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这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一对矛盾:一方面是金钱大量集中在少数富豪手中和住房大量积压在开发商手中;另一方面却是急于改善居住条件、甚至无力消费、无处安身的贫困家庭。为解决这一矛盾,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扩张的货币政策和低利率的环境降低了借贷成本,促使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另外,为了不断扩大贷款规模,从而增加住房需求和刺激经济发展,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大量放贷。
由于次级贷款的对象是信用记录差、还款能力弱的贷款者,这就决定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风险大大高于正常抵押贷款。为解决这一问题,金融机构把这种次级抵押贷款通过“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金融衍生品在金融市场上交易,即把住房抵押贷款权证券化,由此形成了纷繁复杂的、难以控制的金融交易,导致风险不断的扩散和累积。作为一种在住房商品生产过剩条件下解决供需矛盾的手段,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虽能暂时缓解住宅生产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但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者购买力缺乏的问题。
由于债务率的断裂而导致人为制造的房地产繁荣的泡沫破灭时,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无力还款众多购房者失去住房;另一方面是由于住房商品的大量积压房价大跌。无力还款和房价下跌导致此次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首先崩溃,进而殃及房地产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最终造成美国整个金融市场发生危机。此后,金融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实体经济――汽车制造业蔓延。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指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几乎同时陷于危机表明,这的确是一次全面生产过剩危机的开始。美国建立在信用透支基础之上的消费需求的下降造成汽车销售量大幅度下滑,进而造成生产萎缩,最终导致在信用透支消费掩盖下的供给的扩张和需求的收缩之间的矛盾在更大范围爆发。汽车业的萎缩将波及到生产过程的整个链条,进而导致更多行业生产的萎缩,这种萎缩和住房生产停滞引起的相关行业生产的萎缩加在一起,将使整个生产走向全面生产过剩的危机。总之,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催化剂。
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可知,供求失衡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即经济金融危机,是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美国此次金融危机也表现出了与金融内部过度自由所导致的缺乏监管、系统紊乱等原因相关联的自由金融危机的一些特征。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撒切尔、里根为代表的鼓吹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重视市场调节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其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工具的理论根源。具体来讲,新自由主义要义旨在突出强调“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化的市场竞争、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市场自发调节”。
在此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主义经济政策目标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由于这种被一些学者称为“完全不干预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对市场过度信任的理念助长和放任了市场微观主体的非理,其危害甚大。美国几乎所有的金融政策和经济措施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极深,这直接造成美国金融监管机制严重滞后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而这极易导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加之美国实体经济大量转移到国外,两者造成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即以金融资本为主要标志的虚拟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包括债权股权在内的金融关系和金融资产日益作为经济关系和经济资产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而金融渠道而非商品生产和贸易渠道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1973年之后,由于美元与黄金的脱钩、货币和信用与资本越来越虚拟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强力推动,美国虚拟资本和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
战后美国金融资产流量相对GDp保持上升趋势,此两者比例由1952～1979年间平均为257倍上升至1980～2007年间的418倍。非金融公司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由1970年的40%左右上升为1990年的90%左右。金融部门所得的利润与非金融部门所得的利润之比由1970年的20%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70%左右。从以下几个方面也可以看出虚拟资产的过度发展:从美国总资产及其主要构成情况来看,美国虚拟资产从1945年到1980年的35年中,只增长44169%,而从1980年到2004年的24年中,却增长了401100%。不难发现,35年的增长量是24年的10%,其中,金融和地产所占比重为90%以上。
可见,在社会财富中,虚拟资产的比重非常大,而固定资产所表现的物质财富却非常小。从虚拟资产在财富中所占的比重来看,从1981年到2003年,美国金融资产占家庭净财富的比重为88%,这一比例是主要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从美国个人收入构成的巨大变化来看,制造业收入占个人收入的比重从1945年的22106逐步下降2004年的9135%,同期股息红利收入占个人收入的比重由3120%上升到5105%。美国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的后果极易导致经济虚假繁荣和资产泡沫的破裂,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这会造成收入、投资、消费的大幅下滑,进而成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加速器。
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篇4
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新自由主义模式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是其形成背景。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从相当程度上讲，新自由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克服20世纪70年代初滞胀危机与全球化生存和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化。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根本特点和表现形式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在矛盾在于：一方面，金融化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运动，推动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实现了国际垄断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化导致金融膨胀，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步分离，从而为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所充分暴露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该发展模式在经济运行、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层面上的不可持续性。
从经济运行层面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实际上就是金融风险扩大与加深的根源所在。美国次贷危机是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贷危机又是美国秉承新自由主义原则、放宽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2003年以来，美国金融机构为增加金融企业利润采取减轻贷款前期负担的办法来吸引贷款客户，放宽或实际上取消了贷款标准，以便为购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贷款。大量信用记录较差的低收入家庭进入房贷市场。而美国的银行和债券评级机构则完全放弃监管责任。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抵押债务证券化使次贷市场风险加大。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率越来越高，在创新过程中使债务链条不断延长，导致市场风险向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转化，进而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房地产行情变化也是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本世纪初，美联储为了推迟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连续减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为遏制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升到5.25％。这种情况下，2006年初房地产开始降温，房价逐渐由升转跌。许多靠过度借贷的购房者既无力偿付房贷到期本息，又无法再融资。次贷市场违约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贷机构特别是与美国次贷市场相关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产。据不完全统计，从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贷机构停业或破产，损失高达千亿美元。英国、德国、法国、瑞士、荷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50多家银行、对冲基金等受到波及，损失上百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
从经济结构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美国首先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美国的金融市场中的次级贷款约为2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为10亿美元；企业债，包括企业之间各种债券，约为60万亿美元；各种金融衍生品，约为340万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GDp将近14万亿美元，同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为1：29；其中的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为1：68。有学者指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完全是人为的，是美国资本家阶级、企业高级经理和金融机构结成的利益集团为实现资本即股东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恶果。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美国的生产资本即非金融企业的资本积累逐步减少，因此，此次危机不仅是管理危机，也是积累危机。与此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也不断减少，因而出现了金融资本的高收益和大众负债消费并存的矛盾现象。从国家层面来看，生产资本积累危机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投资和进口贸易，为了支持对美国本土企业的需求，美国不得不扩大世界范围的需求。这种巨大的需求本来会引起严重通货膨胀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风险会按照外贸增长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美国依靠自己的经济霸权和金融霸权，特别是美元的霸权制造了世界范围的生产过剩和经济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国都要付出惨重代价。杜梅尼尔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机制早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性，而只能推迟危机的到来，此次危机就是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
从社会制度层面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自然延续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出现无限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是资本剥削日益加重，广大劳动者的贫困不断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这种状况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近二三十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使美国普通民众不得不靠增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水平。如此发展模式显然难以持久。
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篇5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
有的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部分学者认为,由于目前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短期内美元的坚挺对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贸然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只能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混乱。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提高,但是这依赖于国际货币地位的对称性。欧元相比美元实力仍有差距,这使得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效应的发挥受到制约。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构建一个稳定的超货币体系需要超机构的建立。欧元的实践表明,超机构优于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外部纪律约束。但欧元区的困境同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单一货币联盟只能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应定位于解决美元主导体系的缺陷,同时强化美国参与改革的意愿。
债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一是作为分离的共同货币区,欧元区缺乏应对国际性大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二是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经济的整合不仅没有产生内生性的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在本质上是局部的债务的信用危机,而并非发达国家的全面的债务危机。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与深化,而国际投机者的推波助澜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此外,经济结构失衡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欧元区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国际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希腊及欧元区内其他几个成员国的债务危机将会产生系列国际影响:一是欧元区债务危机将对欧元作为地区统一货币可持续性提出挑战。二是可能促使欧元区外延性发展进程的节奏放缓。三是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四是使得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将继续走低。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将使得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资本流动更加扑朔迷离。一方面,债务问题将影响市场预期进而放大市场波动幅度。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紊乱。国际资本频繁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来回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波动。
还有部分学者分析了欧元区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债务危机的爆发可能使得欧元区政府为寻找经济增长点而实施更为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就对中国的对欧出口造成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欧元汇率的走低将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的调整。
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篇6
关键词：虚拟资本次贷危机金融危机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虚拟资本的产生
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起源于货币的支付手段，是生息资本在借贷形式上的自然发展和必然延伸，信用制度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具体来讲，虚拟资本是指能够定期带来收入的、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的资本，即被人们虚拟化的资本。这些虚拟资本被看作一种资本的存在形式，持有者可以凭证书定期获得收入，也可以出售证书以换取现实的货币资本，并带来高于票面金额的价值增殖；但是这些证书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是一纸用于证明现实资本所有权的凭证，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
（二）虚拟资本的特性
虚拟资本是一种资本商品，具有资本和商品的双重属性。持券者可以获取定期收入，它被当做资本；虚拟资本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进行买卖，它被视为商品。但是，虚拟资本与一般的资本商品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证券作为纸制复本，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但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
很强的虚拟性。虚拟资本价值的虚拟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脱离实体经济过程而相对独立的。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相比，不论从质还是从量的方面都表现为虚拟性。从质的方面看，实体资本本身有价值，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资本的职能，它处于实物形式或处于货币形式。虚拟资本只不过是纸制复本，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从量的方面看，由于资本掺水，股票价值大于实际投资的量，同时，股票价值通常又比它的票面价值高，所以虚拟资本的数量总是大于实际资本。另外，虚拟资本数量的变化取决于各种有价证券的发行量和它们的价格水平，它的变化不一定反映实际资本的数量。
虚拟资本的风险性。虚拟资本只是权益凭证，它的价格虽然也像一般商品那样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由于虚拟资本价值本身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大起大落是虚拟资本价格运行的常态。另外，信用交易中的保证金交易和抛空机制又加剧了虚拟资本价格的波动，强大的投机力量的存在加重了金融市场游戏的气氛，这进一步加大了虚拟资本的主观风险。
虚拟资本的扩张性。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即不断地增殖自身，是资本的灵魂和本能。
（三）信用制度发展和虚拟资本扩张孕育着危机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银行在愈益增大的规模上“制造虚拟资本”。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限，因而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马克思还深入地论述了信用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必然导致信用扩张和信用紧缩的转换，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剧烈震荡。在繁荣时期，信用制度惊人发展，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得到巨大增加，同时这种需求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而在信用紧迫时期，有价证券无法转手，汇票也不能贴现，而要求现金支付，这就使经济运行遇到阻滞。与此同时，在信用紧迫和危机时期，每个当事人就会更加只顾自己，资本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就会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表现为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共同的赃物，“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每个资本家要分担多少，要分担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力量的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
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在分析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时，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活动，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不力，任其发展，最终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爆发危机。这一观点比较客观地描述了金融危机爆发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对如何解决金融危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但是，这只是停留于现象的分析，并没有揭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对金融危机的分析，是从客观规律和经济制度层面来揭示其爆发的原因，是理论层面的分析，与操作和监管层面的分析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一）金融市场次贷产品发展导致信用过度扩张
在分析此次次贷危机时，很多学者谈到了相关次贷衍生金融产品的过度扩张。这些相关的次贷产品作为虚拟资本，通过复杂的交易机制，从表面上看，实现了整个次级房贷的风险共担，而这种风险共担机制反过来刺激了相关产品的进一步过度发展，使得整个金融体系承担的总风险在不断增大。随着危机的逐渐爆发，借贷资本本身的持有者，由于相关虚拟资本的价格暴跌而损失惨重，进而导致持有者的支付能力萎缩。在美国，金融体制已经相当完备、信用关系已涉及到经济生活各个角落，必将会波及到其他商品的生产领域，即使在那些领域中并没有出现大量生产过剩的情况，经济危机也将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全面爆发。
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十分清晰的展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其实质就是以次贷及其衍生物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价值泡沫破灭，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或说金融创新的无政府主义。金融危机是放任市场的自由主义经济的结果。2001年至2006年美国房价大涨63.41%，房价的一路向上，刺激了银行等抵押贷款机构纷纷降低贷款标准，使得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加入了贷款购房者的行列，成为所谓“次贷购房者”。同时通过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特别是资产证券化，与次贷伴随的衍生物向整个证券市场蔓延，金融机构再通过高杠杆运作取得高额收益。在房价上涨过程中，按揭者可以通过再按揭来缓解还款压力，而银行则因为抵押物不断升值而不惧还贷风险，购房者、放贷机构、负责打包资产支持证券的银行和购买这部分证券的投资者，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2005年到2006年，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越来越多的次贷购房者无力偿还贷款，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次贷危机由此拉开帷幕。
（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银行资本服务加速危机爆发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信用和银行危机的出现不是监管不力，而是它们为银行大资本的利益服务，直接促成危机加剧。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许多人认为美国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不力，而实际根本不是监管不力，而是美国政府为金融资本的利益服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及西欧各国政府出资救市，对一些大银行实行国有化措施，实际上是为保护引发金融灾难的少数金融大资本的利益，用纳税人的钱为其造成的损失埋单。所以，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还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实际上都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三）金融资本的贪婪性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
资本主义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内部结构和外在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没有改变，且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全球性扩张，资本的贪欲更加膨胀，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市场的交易和投机活动，愈益成为资本盈利的重要来源。据资料显示，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总裁约翰・保尔森，通过次级抵押贷款的投资，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个人盈利超过30亿美元。2007年，美林和花旗两家银行的Ceo分别获益4800万和2560万美元。2002-2007年，华尔街最大的5家金融企业的Ceo共赚到30亿美元。而华尔街一贯奉行的为了公司的短期利益而给予高管高回报的激励机制，形成了金融资本扩张的强大驱动力。
（四）生产过剩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对于那些没有购房能力而且信用程度又很低的穷人是买不起住房的，要使穷人也能够买得起住房，就必须给他们贷款，有了贷款就能买房，就会对住房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形成经济繁荣的假象。同时金融机构又把这种住房抵押贷款权证券化，即“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金融市场上交易。这样，一旦在第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造成整个金融链条的断裂而引发金融危机。
结论及启示
一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关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美国负债消费模式的危机，有的认为是自由市场模式的危机，这些看法都只看到了危机表面现象，而没有真正触及到本质。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发生的机理：从根本原因上看，无论是生产过剩的商业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虚拟资本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它主要通过金融资产及其运动体现。虚拟经济是为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而发展起来的。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是导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到20世纪末，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14.5%，而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达到20%。经济增长愈益依赖金融业的繁荣和虚拟经济扩张的“财富效应”，金融动荡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就难以规避。我国经济发展坚持了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正确方向，并保持了长期的持续较快增长。不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同时注意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适当比例，决不能为了追求短期的增长业绩而一味放任金融资产泡沫的生长，制造虚拟的财富效应。
三是要注意实体经济中的潜在“生产过剩”。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高度发达，使得发生在某一领域的“生产过剩”有可能出现全面的传导，不仅是在它的上下游行业，甚至在一些和它并不直接相关的生产领域之中。美国次贷危机虽然仅仅起源于房地产市场，但破坏程度不仅波及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而且对全世界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其本身具有投资品的性质，随着房价的上升，人们的财富随之增值，从而间接带来了整个经济的投资热情高涨，为实体经济中更多领域的“生产过剩”埋下了伏笔。
四是金融创新要适度。金融创新是双刃剑，是高盈利与高风险并存的。远离实体经济而又超脱监管的金融创新，使得金融链条变得脆弱，蕴藏着极大的系统性风险。我国在推进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以美为鉴，金融创新要立足于实体经济的需要，防止盲目过度创新。
五是对金融资本的贪婪行为要进行节制和限制。正是金融资本在无节制的贪欲驱动下的疯狂和冒险行为，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随着实体经济的壮大，金融业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资本经营和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将会进一步扩展和提升。但是，对金融资本图谋暴利以实现贪欲的行为加以必要的节制和限制，也不容忽视。对于国内一些金融高管以华尔街高管的高薪为参照系，负赢不负亏，坐享离谱的高薪，早已有不少异议和质疑。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体系的进程中，应对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加以规范，对高管的薪酬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制。与此同时，也要积极引导广大投资者克服盲目追求过高的回报率甚至一夜暴富的心态，使他们的投资行为趋于理性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篇7
关键词:辩证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5-033-02
面对金融危机的事实,要求我们必须用辩证思维去看待这次金融危机,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关系。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资本、虚拟经济对产业资本、实体经济的相对独立性越来越强,甚至高居产业资本、实体经济之上。但是,由于虚拟资本是实体资本的纸制复本,是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实体资本的价值,因此,虚拟资本的存在和运动必须要以它所表现的实体资本为基础。如果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就会出现经济泡沫,最终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是此次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从此次金融危机中,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二者是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首先,实体经济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就没有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在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在实体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经济形式,其发展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并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当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时,虚拟经济发展会促进整个经济发展;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时,则会产生经济泡沫,造成经济虚假繁荣,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其次,实体资本是虚拟资本的利润源泉。虚拟资本虽然可能比较容易获得利润甚至超额利润,但它不能创造价值,它的利润的价值最终来源于实体经济。虚拟资本能否实现价值增值,必须以企业实体资本运作的有效性为前提。如果实体经济不扎实,或者空心化了,仅仅靠虚拟经济或者金融衍生产品是迟早要出问题的。
这次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妥善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从根本上消除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因素,但仍要防范因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以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不匹配而产生的金融风险,并注意抵御发生于其他国家并传导到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无论是防范国内金融风险还是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都至关重要。对此,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尽管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剑走偏锋”的情况出现,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历史反复证明,资本市场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依然还是当今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尤其是我国作为一个仍处在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要加快法律、监管以及会计制度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充分发挥金融这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第二,由于虚拟资本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必然会加大实体资本运行的风险。因此,要高度关注虚拟经济总体规模的适度性以及潜在的破坏性,避免盲目追求金融发展,使其在短期内过度膨胀,危及实体经济的稳定性。第三,动态判断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把握良好的宏观调控节奏,防止金融衍生产品成为脱离现实经济的恶意。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创新是市场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必然结果,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永恒主题。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金融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金融风险。这种双重作用是由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决定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一对天生的孪生兄弟,二者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衔接、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一对矛盾统一体。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作为一个矛盾关系中的两极力量,是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共同作用,最终促进了金融活动的不断深化发展。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决定了二者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博弈的过程中。即表现为“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金融再创新”,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暴露的恰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深层矛盾。我们要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前车之鉴,必须正确认识与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首先,金融危机不能否认金融创新的作用。面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人们在反思。当在探究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时,往往把华尔街过度的金融创新与宽松的金融监管置于罪魁祸首的位置。但不能否认金融创新的作用,金融创新是使有限的金融资源禀赋实现优化配置的必要手段,是推动金融业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提升金融业竞争实力的需要,也是发挥金融业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虽然这次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很大影响,但我们不能否认金融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金融创新不能因噎废食,应积极稳妥进行创新。透视此次大危机,它带给现代金融业发展的教训是深刻和沉重的。的确,美国金融业的过度创新以及监管宽松是导致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吸取教训的同时,不能因噎废食,裹足不前。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金融创新依然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与华尔街金融创新过度不同,我国金融业的问题是创新还远远不足。中国金融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管是金融制度建设、金融市场体系,还是机构实力与抗风险能力、产品业务种类等都有待进一步完善,都要求我们不断创新。
第三,在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金融创新过程的监管,并进行监管手段的丰富与创新。次贷危机所暴露出的美国在金融监管体制方面的问题,也彰显金融监管的重要性。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要时刻关注金融创新中的风险,在金融创新的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没有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必然导致金融危机。同时,金融创新必须适度,必须与市场的接受程度、管理层的监管能力相适应。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创新都必须与金融监管相适应。因此,在继续加强金融创新的同时,要加强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与预防,协调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保持金融稳定。
三、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次金融危机的本质实际就是一个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问题。从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市场过度自由化发展,衍生品过度泛滥,监管长期缺位,直至出现系统性的崩溃。因为,如果没有金融系统的推波助澜,过度信贷消费就很难发生。过高的杠杆比率,使得投行的经营风险不断上升,而投资银行在激进参与的同时,却没有对风险进行足够的控制。再加上市场监管的缺失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最终酿成这次金融危机。权利没有监管就会产生腐败,同样,资本没有监管就会产生危机。华尔街的资本就是在自由经济的幌子下,在没有任何监管的体制内,披着金融创新的外衣,不择手段地追求最大化利润。因此,从根本上看,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是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从对这次危机产生根源的反思和寻求化解危机的对策中,我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首先,“看得见的手”适用于任何社会制度。市场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正是这个优点,市场经济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和活力。但市场追求的常常是短期利益、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长期利益、社会利益最大化。个体理性往往带来群体的非理性,这就要求发挥国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校正市场的短视行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市”行动,充分表明,“看得见的手”适用于任何社会制度,仅靠“看不见的手”根本是行不通的。尤其是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超常规措施,包括把陷入困境而又关系社会稳定的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为困难的银行和企业注入资金;对新能源、医疗保障、教育等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对接受财政援助的企业高管的薪酬实行限制等等,都说明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既不存在完全的市场,也不存在完全的政府,所以,必须靠“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调节经济运行。如果放任“看不见的手”操控市场,必然放大资本的破坏性,使它逐利贪婪的本性无所顾忌,导致危机爆发。只有用“看得见的手”加以调控,资本的劣根性受到限制,才能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其次,摆脱危机影响最终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无疑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的组织管理职能,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在应对危机的时期,政府作用的某种强化,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回到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应矫正市场机制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禁止对公众有害的市场行为,使市场经济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其实,就市场和政府而言,使用政府干预比市场有着更大的代价与风险。由于市场属于具有自我约束的自组织机制,有自我纠错的机制,而政府属于缺乏强约束的他组织,缺乏市场所具有的快速自我纠错的机制。特别是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尚未完善,在应对危机中对于启动政府的干预更应保持足够警惕,科学地认识与研究政府在应对危机中的进与退。从总体上说,我们目前的问题不是市场化过度,而是市场化不足,还需要加强市场化的改革。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充分利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形成的倒逼机制,通过深化改革消除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机制。
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篇8
关键词：生态文明视域；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美学；转进
一
生态危机不是自然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强加给它的。自然本身也无所谓“危机”，所以生态危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人类生存命题直接相关的大问题。生态危机的潜台词就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是人类自身生存方式导致的恶果。自从人类进入二十世纪后，生态危机就象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了人类的头顶，让人胆颤心寒。尤其是二战以来，生态危机警钟常鸣，成为不得不面对的全人类大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家和学界俊杰都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加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全球性反思之中，形成了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对话语境。在这种情景下，马克思主义美学能否进入这一问题域，能否参与此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以何种方式进入，应以何种态度进入，应从那个层面入手，能解决生态危机那个层面的问题，在生态文明的构建中它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也就构成了生态文明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于十九世纪重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与批判，重在探寻这种制度之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及其历史发展的进程轨迹，重在为人类寻求一种可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按历史逻辑规律可能出现的合法的新型社会；马克思主义伟大的继承者列宁在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以革命理论家敏锐的眼光觉解出资本主义本质的垂死性与垄断性；直到中国的毛泽东以特有的中国方式用运马克思主义除旧布新、开疆拓土。身处矛盾激荡的社会大环境，他们理论的瞩目点重在对人类社会内部矛盾的认知与开解，重在为“革命”提供理论支持。然而，他们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初期，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虽有但并不凸现也并不严峻。因而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社会所置身于其中的整个生态环境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与应有的深层的理论思考，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所以，我们今天在解决生态问题时也就无法从他们的著作中明确地找到现有的具体答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在生态文明视域下，我们要想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切入点，首先应了解一下生态问题的起因和根源问题。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认为，当人类自身的繁殖能力超越了自然负荷时就会给自然带来恶果。美国生物学家哈丁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污染问题是人口带来的结果”。[2]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全球问题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他们的观点是探求生态问题的经济根源，指出地球资源是十分有限的；但现代社会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全然不顾环境污染带来的生态问题，所以应在地球上建立一种全球性的均衡发展模式。巴里·康芒纳却把生态危机归咎于现代技术。他认为，“新技术是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3]他还进一步指出，技术是一方面，关键在于人类技术的既定目标。以上观点均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从客观的角度探究了生态危机生发的根源。然而对社会科学来说，探讨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事实论”层面，而应深入到支配人类主体行为的观念意识层，这也就是深层生态学所努力的方向。“与浅层生态学看法相反，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社会的生存和文化危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我们现有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因而必须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把人和社会融于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4]深层生态学的主张有其合理的一面，那就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从人类的思想价值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把探究解决问题的触角延伸到人类的观念意识层，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决定人类思想观念意识的是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我们以为，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的观点都忽视了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认识论根源。从生态危机生发的时间轴线上看，最明确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而且从目前全球发展的实际情形看，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越发展，波及的面积越大，生态危机就越严重，这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以消费为主导型的生活模式是极端片面和畸形的。因为其生产是资本家为了最大化地追求利润，为了追求利润，他们根本不顾及利润之外的东西。为了实现利润，他们可以无止境地开采掠夺能源，不顾及人类的整个生存环境。他们大量地排放废气废物，生产各种有害于人类健康的有毒化学物品，甚至核武器；他们往落后国家输出有害垃圾，廉价攫取那里的自然资源。在消费策略上，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挖掘和刺激人的消费欲望，致使人欲极度膨胀，把人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架永不停息永不知足的消费机器。劳动异化，生产异化，消费异化，人际关系异化，一切一切均围绕着金钱利润运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已将整个世界搅动起来，全部纳入其资本制度的规制之下。这就是以利润为核心为动力，以金钱至上观念为轴心，以最大的物质享受为终极目标，以极端自私为做人准则。致使人类蜕变成一只永不餍足、无情地蚕食地球的“大虫子”；而作为人之为人的崇高精神追求却被弃置一边，致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异常贫困化和扭曲变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用李嘉图的话指出，“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5]我们也可以将马克思的话作进一步的引申：对资本家来说自然界是微不足道的，利润才是一切。马克思恩格斯毕其一生精力揭露资本主义是近代人类社会恶的总根源是不无道理的，这对我们今天分析和认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有很大的价值。以上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从认识根源讲，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生态环境的认识还是有很大缺陷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可以说整个地球就是一个血脉相同的大生物有机体。世界古代人类文明早已形成了原始朴素的自然有机整体观，特别是古希腊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都将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所形成的机械自然观却把自然看成是一个彼此分割的、相互没有联系的、静态的、只按照力学原理运动的世界。他们甚至把人看成是一架机器，更何况是自然。同时，他们也极力强调突出人的价值地位，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藐视自然的伟大作用，将自然和人相对立，确立了天人相分的近代机械自然观。沿这样一条理路形成的“现代性方案”，自然就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自觉不自觉地将现代人类推入可怕的生存困境和危险的存在境地。这是其一。导致生态危机产生的认识根源还有人们对生态自然知识的蒙昧无知。如，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围湖造田，毁林毁草种地，等等，是始于急功近利或政治目的，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破坏并导致严重的后果。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客观原因，如，战争，天然灾害，等。但从历史上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为因素要占主导地位。生态环境的大面积恶化致使自然界生存与发展的自在性、自因性以及生物界生存的因果链条反映机制无法自我修复而陷入危机。概述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我们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从主观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也即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但依然为之的，这是出于某些个人、集团或国家极端的私利心态；二是愚昧无知的。也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需要对之加强生态知识的普及与教育。
总之，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危机普遍地存在着，生态危机已演变为世界性的大问题。但生态危机总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工业生产方式和以消费为主导型的生活模式导致的。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性的生态危机有进一步加剧的态势。同时，在思想领域，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全球生态文明浪潮的勃发与勇进。人类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思想理念上，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发展质点。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美学必须应以全球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切，尤其是生态文明的构建与发展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是当代先进思想的结晶与表征。所以，马克思主义更应具备当下理论的敏锐性和视角的前沿性。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应具备这样的精神品格。由于当代人类生存的沉层困境和危机是整体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样就导致了人类对自身生存价值的重新估价与思考。因为，当代人类文明无论有多先进，若没有健康的生态资源的强大支撑，那将是脆若垒卵的。过去由于西方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巨大遮蔽作用，人类自以为能超脱地生活在由理性秩序和科技巨力打造的强大梦幻城堡中而蔑视自然的存在，但这样的心态在今天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情形下已经幻灭。因而，我们不得不认真地面对。在中国极具主导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于这场深刻的生态文明思维范式转换中，作为一种先进性的思想就不能忽视这样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因为人类的生存问题毕竟是大问题，美学作为一门探求人类审美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也就不能隔纸不闻，更不能置身局外缄默不言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某些时代局限性，而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自身强大的解释力量和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能墨守陈规；马克思主义美学同样更不能束手束脚，只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著作中寻章摘句以应证他们曾讲过或谈过类似于生态危机之类的话语问题，这样做就会有教条主义之嫌。马克思主义应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他们思想原则方法的灵活应用。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开放性和构建性极强的人文学科，作为思考新问题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起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尤其是它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所以，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就其思想内涵，价值相度，价值理想，解释力量，理论旨趣以及学术品质等方面均可成为解决生态问题和构建生态文明的强大文化思想资源之一。
．
以往，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时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美产生的根源等，问题的视角仅局限于本源性的理论视域，定位于审美意识形态论，没有顾及现当代人类生存的危机困境问题，没有从生态大纬度视角出发高屋建瓴地鸟瞰人类的整个生存图景，把美学的视野置放于更现实的人类生活逻辑起点，而是远离人类生存，趋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清谈玄学，具有浓郁的近代德国美学传统痕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6]解释世界当然是必要的，而改变世界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但人类在以往改变世界时出了大问题，将世界改变的面目全非，将世界改变到让人类自身无法生存，这与全人类美好的生存愿望南辕北辙。21世纪是个机遇与危机并存的世纪。全球化的到来，既体现了新世纪繁荣的一面，也凸现了全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性生存境遇。面对当代人类严峻的生存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突破原有的理论叙事模式，与当下的时代语境相契合，在其学科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地介入这一世界性的理论对话，由人本归位转向人类生存相度，用运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精神和卓越的理论远见反思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困境，为人类美好的未来构建适于人类生存的或人应该如此生存的状态图景，也即美的生存蓝图。
21世纪将是生态文化崛起的时代，因为它是当代美学超越审美本体论模式和主客二分对峙思想谱系，走向审美文化、审美存在论后现代境域这一重大学术转型的价值基础和普遍共生后现代生存方案的基石。这样，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也就必然地展现于每个美学工作者面前。那么，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从那几个方面着眼来研究生态美学？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因为它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生态美学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逻辑前提，同时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美学这门学科在生态问题上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标志之一。
我们以为，应从六个方面进行：
第一，在我们找到了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源后，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精神，对造成生态危机的丑的社会制度，非美的人类行为方式，具有缺陷的社会体制，虚伪的人类价值和丑陋的生活方式予以批判和反思，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批判中不断地创新发展。
第二，对当代人进行生态美意识启蒙。也即，拓展人们的审美视界，提升人们的审美意识，将人们对一枝一叶、一花一草、一山一水的眷恋提升为对整个生态大自然图景的赞美与欣赏，开阔人们的审美心胸，将人们从以往狭隘自私的唯功利心态解脱出来，实现人与自然的重新和合，从而构建天人和谐的新型情兴关系；引领人们回归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以生态美的眼光重新审视看待大自然，在思想精神上努力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最高境界；强化人们的生态审美意识，而不是冷漠地仅把大自然看成是有用的任人宰割奴役和盘剥的对象。
第三，超越本源性的理论视域，深入人类的思想内核、观念层，从生态大纬度，也即，从有机整体性，自然秩序性，系统性，开放性等具有生态特征的思维范式，对现代人类审美观予以生态式的重新阐释与建构，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现代的、当下的生态文化精神重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观。
第四，从生态纬度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本中蕴藉着深厚的生态美学思想，我们应从中挖掘出被遮蔽掉的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理论，让其发扬光大。以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如，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的详细表述，关于美的规律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关于人的解放等等，其中都包蕴着非常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
第五，学习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已取得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具有切身的体会，他们大部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批判理论的精神实质，对生态危机给予了极大的理论关注。他们的研究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我们应当加以借鉴、研究和吸收，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内容。
第六，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美学思维范式的中介，将之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有机成分。这也是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本土化特征的方面。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已经生成和正在生成着的一门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流动变迁的有序构成过程中，自身虽然要受到当下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与规范，但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在历史之外，而在历史之中，它是一个活的开放着的与人类审美实践历史相照应着的人文学科。所以，在当下生态文明构建的文化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可能将自己置身度外，而是必须参与其中，以自己的理论力量和解释精神回应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难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解决与生态文明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任何单一的力量恐怕都无法完成，因为它是人类现代文明长期积淀累积而成的负面性结果。作为一项重大无比的历史性事件，它已构成世界性的人类发展瓶颈，这需要全世界来共同担当。生态危机的解决和生态文明的建构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它是全人类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和其他学科一道共同努力，任务就是把生态危机意识和生态文明建构意识转换成群体意识，最终积淀转化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支撑人类在新的历史境域下前行的精神原动力和人类新价值观的奠基石以及人类价值选择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斯·舍勒在其《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中讲到，“人就其本性而言，完全能够无限地拓展他自己所能及的地方——拓展到现实世界所能延伸之境。因此，人本质上是一个能够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可能性。”[7]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也具有无限拓展自己理论所能及的范围，因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可能性，这是为其学科本身独有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562页．
[2] 巴理·康芒纳著．绿色经典文库·封闭的循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3页．
[3] 巴理·康芒纳著．绿色经典文库·封闭的循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0页．
[4] 雷毅著．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13页．
[5] 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42卷，72页．
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有效需求；创新；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1―0050-04
2007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开始席卷全球。虽然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还不及1929～1933年的大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那样惨烈，但显然已经是自上次大危机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泛和最深的一次。…为应对危机，减小其对实体经济的破坏，刺激正在衰退中的经济，各国纷纷出台了相应的救市计划。客观、正确地分析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恰当、合理制定经济政策的先决条件。
一、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综述
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较为详尽的讨论。何帆、张明(2007)指出，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以及风行的证券化和偏高的信用评级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张明(2008)、范俏燕(2008)认为，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引爆了次贷危机。吴培新(2008)认为，金融系统“过度顺周期性”的潜在特性，以及信贷结构产品和发起――分销模式，是导致市场参与者难以准确评估风险，进而导致次贷危机形成的机理。还有学者指出，导致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邓伯军(2009)、甘峰(2009)认为，金融危机与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美国从金融寡头的根本经济利益出发，先后解除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衍生品管制的法案。李种(2009)。也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是美国虚拟经济的过度扩张以及美国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失当。
对于此次危机更深层次的讨论，有学者提出了“回归马克思”、“回归熊彼特”的观点。
罗伯特・布伦纳认为，导致危机的根源在于自1973年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活力的下降，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其主要体现在全球制造行业中资本投资回报率深层的、持续的下滑。余波(2009)认为，美国次贷危机表面上是流动性造成的，但实质上却根源于美国居民借助金融创新维系其“透支消费”模式的非持续性。次贷危机并未超越马克思危机理沦对历次经济危机的逻辑归纳，本质上仍可定性为严重生产过剩的必然后果。韦森(2009)依照熊彼特提出的以技术创新与经济繁荣关系为主轴的商业周期理论，判断此次危机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近现代市场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的增长动力衰竭期。钟伟、巴曙松等(2008)认为，从实体经济看，危机的发生“在于以信息通讯技术和生物基因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出现收缩，以及能源等国际初级产品的冲击”。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整理发现，人们对于此次危机的解释主要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一是从金融市场的监管不利等直接因素；二是从理论上解释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例如，马克思以利润率为核心的周期理论和熊彼特以创新为核心的长波理论。令笔者感到诧异的是，人们好像完全忽视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而它却恰恰完全是为应对危机而产生的理论。众所周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产生的背景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环境，其为制定当时解决经济危机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之后各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认同分别从长波理论和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此次危机，但两者的结合却可以更好的解释危机，并能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更加合理的理论依据。
二、凯恩斯与熊彼特理论的结合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学界对宏观经济学的反思不断升温。学者们讨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经济自由”和“政府干预”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早已不言而喻，本次危机的发生更给“经济自由主义”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然而，宏观经济学是否应回归凯恩斯主义?传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否就是应对本次危机的良方?对此，笔者认为需要再次回顾和分析凯恩斯和熊彼特的理论。
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经济衰退，有效需求是由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以及流动性偏好。凯恩斯所指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资本边际效率实际上对应着国民收入统计中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正是由于内需(消费和投资)和外需(净出口)的不足，导致了经济的衰退。然而，一国或地区投资需求的最终结果，还是需要国内消费和出口来消化。因此，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消费(出口)需求。在面对经济萧条时，通过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投资、扩大消费可以使经济复苏。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所要解释的是一种主动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缘于经济内部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转变，是一种“创造性毁灭”，一种财富增加方式的转变。生产方式“革命性”的转变将会引起“循环流转”渠道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经济发展的根源，被熊彼特称为“创新”。
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相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区别：前者更加重视经济政策的短期效应，而后者更重视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点，而这也恰恰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纽带。
(一)投资与创新
投资是凯恩斯经济政策中的重要工具。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时期，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直接进行投资或鼓励投资，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创新的关键在于投资。创新投资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即包括对国民整体素质教育的投入，也包括对重点研究项目的支持，还包含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投资等。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长波研究的复兴中，逐渐演化出两种主要研究传统：“资本”(投资)视角的长波理论与“创新”视角的长波理论。即在长波的研究中，不仅仅强调了创新的作用，也十分强调投资的重要性，且将两者紧密相连。对长波内在机制的不同解释形成了三派①影响较大的长波理论。孙寿涛(2003)归纳这三派共同的观点：一是，投资冲动。长波是由投资行为形成，首先需要有能够产生投资冲动的激励，这就是资本对预期利润的追逐；二是，投资需求(创新)。这来自技术革命和创新群集所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生产部门，以及技术革命所推动的传统生产部门深刻的技术改造；三是，投资环境。长波的出现和延续，需要一个合适的制度环境。从投
资视角看，长波的形成主要依赖投资行为，而投资行为又是在预期利润率的影响下发生的。什么条件会改变人们预期?肯定的说，重大创新对于生产率的提升是一条重要途径。从创新视角看，重大创新成果必须通过投资行为才能产生影响，而联系两者的又是预期利润。
因此，如果将凯恩斯理论中的投资刺激政策引入到使经济摆脱衰退或萧条的创新领域，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将更具说服力。在应对经济萧条时，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加大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力度是一个合理的政策，但是投资的方向不仅仅是在原有的经济系统(循环)内，更应偏向于改变现有循环系统的创新活动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发生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新能源极高的关注程度。
(二)消费与创新
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的除了刺激投资外，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拉动消费。消费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有效需求”中的消费是决定经济刺激能否取得成效韵关键。只有旺盛的“有效需求”才能带动经济循环的流转。在创新过程中，消费也扮演着重要角色。J.Schmookler(1966)提出技术创新的“需求拉动论”认为，技术创新源自于市场需求，即市场需求信息是技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通过技术创新活动，创造出适合这一需求的适销产品。J.Utterback(1974)、KleinknechtandVerspagen(1990)等都支持Schmookler的观点。
创新是一个费时、耗力的过程，存在着重大不确定性。创新产品从研发成功到市场普及，需要一个被消费者逐步接受的过程。只有存在消费，创新才是成功的。然而，创新产品在刚上市时，由于研发成本高昂等因素，价格往往比较昂贵，只有通过不断的市场修正，才能不断的完善产品功能，逐步降低成本。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李俊峰研究员以光伏发电为例，说明消费对光伏发电逐步扩大市场占有率的巨大作用。光伏发电在初始阶段成本极高，但正是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鼓励消费，才使得光伏发电得以根据市场的反应不断的改善，现在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大大降低。
因此，当经济出现衰退、萧条时，从创新理论的角度审视凯恩斯的消费刺激政策，政府可以将适度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用到与创新相关的领域中。将包括政府采购在内的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运用到可能的创新产品或服务消费中去，一方面刺激了消费，尤其是新产品的消费；同时，也是更为关键的，它大大促进了创新，有利于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以上对投资、消费与创新的讨论说明了，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恰当地引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其相应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性。下面，将尝试按照这个思路对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行解释。
三、凯恩斯视角下对此次危机的创新长波解释
此次金融危机仍然可以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进行合理解释。虽然，危机的导火索是次级贷款，是与美国人的收入水平不相匹配的透支行为，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对住房有效需求的大量虚构。人们的投机行为虚构了大量的住房有效需求。当实体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居民收入不足以支付住房贷款时，次贷危机爆发。金融机构的大面积倒闭又使实体经济和居民信心受到巨大冲击，进一步减少有效需求，从而使经济进入衰退。在凯恩斯的经济政策清单中，财政、货币政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分析将应对经济衰退看作是对原有经济系统的内部调整，是对原有经济循环补充动力、恢复信心。本文认为，凯恩斯的理论只能解释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它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泡沫会出现在房地产、证券等市场上，甚至不能解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产生的根本原因。与之相反，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则从经济周期视角分析了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
根据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v)的研究，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长周期②；新熊彼特主义学者弗里曼(2007)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五次长波，并指出每次长波都伴随着重大的技术创新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这些大规模的投资导致了长波的上升阶段，同样，随着基本创新的减弱、投资的减少导致了经济的衰退，即长波的下降阶段。
正是由于缺乏基本创新，导致流动性从利润率逐步降低的实体经济领域向投机性领域转移。同时，由于缺乏创新产品，也就无法抑制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本文认同韦森(2009)，钟伟、巴曙松等(2008)的观点，即危机的根源在于“新经济”的收缩，而收缩的关键在于导致“新经济”的基本创新所带来的高利润在竞争环境中的逐步消逝。当“新经济”部门的利润过低时，全球的流动性将向投机性行业(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转移，此时，实体经济中投资的有效需求将大大减少。更为严重的是，在金融创新的带动下，投机性行业的泡沫被迅速放大，当泡沫破裂时，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影响更大。企业破产、员工失业，更加剧了有效需求的不足，经济进入衰退阶段。
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篇10
关键词：道德危机；根源；道德建设
1.道德危机产生的经济性原因
1.1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易使人具有趋利性
市场经济有其运行规则：一是市场行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二是市场行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需追求利益或利润的最大化。同时，市场经济作为“消费经济”，靠消费引导生产拉动经济。因此，物质利益和财富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突显，这就会诱发人的趋利性，刺激人对金钱物质的欲求。
1.2以金钱为单一的评价标准导致了道德的缺失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运行需要商品交换，商品交换有赖于货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因而成为财富化身，其在形式上具有普遍价值，易引发人民对其崇拜，形成“拜金主义”。拜金主义与人的发展相背，把人沦丧为金钱的奴隶；同时，拜金主义从经济领域泛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凡事讲物质回报，一切人际、社会关系都被看作金钱利益关系，必然引发道德滑坡、信仰缺失、尔虞我诈。
作为群体性动物，当市场经济下形成了金钱唯一的价值评判系统，人们就不得不去对这一标准趋之若鹜，甚至成为潜意识，成为被肯定的标志，人们便越来越看轻道德了。
1.3贫富差距持续拉大，造成了人们选择性的道德缺失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使人们积压了太多的不满，民众没有安全感。社会中富有者们的任意妄为刺激底层人们不顾一切要向上爬。但富人们垄断着越来越多的致富机会，这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局面，人们感到绝望。在追逐利益、正道走不通的情况下，人们开始为利益而摒弃道德与良知，走上违法乱纪的歪路。所以才有众多的私利压倒公利现象，金钱压倒道德的行为产生。
2.道德危机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因素
在经济因素的推动作用下，道德滑坡成为不可避免的方向。同时在新时期，还有一些导致道德危机彻底爆发的政治和社会的诱因。包括：
2.1泛滥成灾的官员腐败加剧了社会的道德滑坡。
政府官员在社会道德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其代表公平正义廉洁，其作风对公众心理及价值观的影响甚大。所以，官员腐败会影响公众的道德价值判断，甚至降低公众的道德罪恶感；导致民众对党和政府信任度的降低，给国家对民众施行德育教化道德素质提高带来很大的阻力。
2.2社会赏罚机制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诱发道德危机。
有效的社会赏罚机制扬善抑恶，作恶者在它面前必然失败。无效或低效的社会赏罚机制由于不能对作恶者给予及时、严厉的惩罚，客观上也就等于是纵容了作恶者。
2.3网络新媒体是当代道德危机又一诱因。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网络具有“虚拟化”的特点，人们的言行藏在网络背后无人监督，导致了网上色情、欺诈、暴力等道德缺失的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影响现实社会正常秩序和健康，并且导致了人性异化等问题。
3.信仰缺失——道德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信仰缺失从深层次造成了社会道德危机。当代的道德问题，根源就在于缺少了信仰这种敬畏之心，缺少了信仰体系的支撑。信仰的缺失使个人无法找到“终极意义”，终生沉沦于各种欲望之中。追逐个人利益变成生命的唯一意义，自然也就无法正确认识自身，无法获得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没有了信仰的道德约束作用，道德危机就不可避免的产生蔓延。
在国外，人民有契约精神、守信精神皆源于宗教。而反观我们的社会：首先，我们的社会没有更宽厚的宗教背景支撑。没有信仰，对社会来说会导致紊乱；对个人来说会导致麻木。其次，由于信仰缺乏，社会里的每个人都很迷茫，生命变成了简单重复，为求刺激而违反道德的不良行为就产生了。最后，由于社会缺乏精神的依靠，而走向物质追求的另一极端，因此产生了各种经济犯罪乃至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
4.新时期重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
4.1坚持人性、信仰、哲学信仰的三者统一
道德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人所以为人的基本保证，要求通过道德建设提升人性，彰显人的尊严和崇高，避免人向物质的沉沦，完善社会、实现和谐。完善当代道德建设，应坚持人性、信仰、哲学信仰的三个层次的有机统一。
首先，人性于道德和道德建设有本源意义，是第一层面。其次，道德建设必须借助于信仰。将信仰重构作为道德建设的奠基，为第二层面。第三，凡是道德的必是信仰的，但是并非任何信仰都是需要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华融为一体，形成的现代中国哲学信仰是社会主义道德重塑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为第三层面。
4.2重视德育的作用
道德强调人们的自觉遵守。道德的实施依赖于人的自觉性，应该是从情感出发、出于自愿的行为。德育应该重视培养人们良好的情感，使人的语言、行为习惯等变为其内心感受和动机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极力倡导生活形态的、整体性的道德教育，它既包含了外在的道德规范，也关注着内在的道德精神和心灵。对仅仅是外在性的、知识性的道德教育应予以批判。坚持德育是引发、激励人内在的向善性的过程，而不是从外部输入的过程。
面对道德的危机，德育教育不应束手无策，而应积极面对。我们应大力加强德育教育，只要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来努力，就能够进一步增进道德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使得道德产生更大的积极影响，消减其负面影响。
4.3重塑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全体公民必须遵守；而道德是一种自我约束，其发挥凭借的是“道德内省力”。法律强调“强制力”，道德强调“自我约束”。所以有些人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非此即彼的，有道德就无法律，有法律就无需道德，这是错误的。
实际上，法律与道德并不相斥，法律本身就蕴涵了道德的基本要求。“法律本身具有道德基础功能。道德与法律是维持人类社会生存与自然生存不可或缺的两种手段。道德为立法创造一定的条件。”法律本身的意义，表面看不过是一个规则，但其产生施行却受制于很多因素，当然也包括道德这一基础因素。因此，要应对道德危机，应当积极重塑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以道德稳定法律的基础，以法律维护道德的传承。（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