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主体篇1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着眼于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作出的重大决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央概括为五个方面内容。即以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从这五个方面内容看，它全面地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时代要求。它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和对法治功能的高度概括。它既有对我国传统法治文化的继承，也有对我国法治实践成果的肯定以及国外先进法律文化的合理吸收和借鉴。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相互关系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五个方面从内涵上互有含盖，从外延上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由此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解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特征。
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强调了法治的阶级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旗帜鲜明地宣示了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服务的，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工具，是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法的阶级性，是法律制度的本质特征，它不是一个新话题，但不论承认与否，它都是国家政治体制的伴生物。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从来不存在超越现实的，超越政治制度的法治状态。强调法治的阶级性，并不是否定法治的普遍价值观，而恰恰它揭示了法律价值观的本质。合乎逻辑地解释了不同制度下，对诸如公平正义，真实与客观以及人权等一些法律名词和价值理念会有认知上的差异和不同解读的原因。法治的阶级性说明，做为政权的产物和政治的附属物，法律制度的改变是以政权更叠为前提的，法治是不能直接移植的。我觉得，搞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强调了法治的民族性。（传统性）我们所力于建设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法治。它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之上的，具有显而易见的民族性特征的法治。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都有它浓郁的民族性的痕迹，都是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当今不同的或相同的社会制度框架下，各国又能形成特色各异，特点鲜明的法治形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法律之所以能够被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客观基础。综观世界各国家、民族，虽然有文明程度的差异，有发展水平的高低，但民族文化没有优劣之别。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之根，发展之源，也是一个国家法治发展进步的动力。
三是坚持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强调了法治发展的阶段性、过程性。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都是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也都不可能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更找不到书本。都只能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去不断探索。坚持与时俱进和改革创新，一方面承认法治建设具有阶段性。这个阶段性就是国家社会进步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它具有不可省略性和不可跨越性。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必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法治，自然也体现着初级阶段的各种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从过程性角度，它又提出了如何加快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有效途径。即：承继、借鉴、创新。三者是互为作用，缺一不可的。强调继承，就是要扬长避短，不断发掘和宏扬传统法治文化的精髓，赋予其时代要求的新内涵，并逐步消除法律虚无主义的固疾，以及官本位形成的“刑不上大夫”，人治形成的法律的专制性、实用性和漠视人权等陈腐观念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消极作用；吸收借鉴，这在现代社会是无法回避的，（过去是民族间借鉴，现在是国家间借鉴）但必须明确，借鉴是相互的，有选择的；借鉴是自觉的，不是强迫的。在学习交流中，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境外敌对势力，别有用心的人，妄图西化、分化我们的图谋，防止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另一方面，也不必杯弓蛇影，谈外色变，要看到，相互借鉴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人类发展进步，相互间的依存正在不断加深，趋同性因素也在不断增多的趋势。要增加自信，自觉融入，大胆地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先进文明的合理因素并加以中国化的改造，为推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服务。如何成功地处理好继承、借鉴的关系，我认为，不但有个合理选择，有效消化的问题，也还有个应当性与可能性的关系问题。如何正确把握，客观地说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正因其艰难，才需要我们一代代人去作出努力。我们即要有紧迫感也要防止盲目性。现在有些学者和专家，主张照搬照抄西方的法律制度，搞三权分立，认为这样一来，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法治就实现了。这到是简单方便，也省事，但做不到。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一定是想偷懒。人家的东西终究是人家的，变不成自己的。照搬照抄，拿来主义，其实是过时的思维方式，早在旧中国曾一度十分盛行，但最终被证明不仅是徒劳的，也是有害的。搞全盘西化的人，实质上还是想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政治体制，试想，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世人睹目的社会制度，你能否定掉吗？我们且不说照搬照抄的制度，即便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照搬照抄也鲜见成功的例子。桔生于淮南而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古人尚知其理，况今人乎？可是我们有些学者就是不认这个理。知识学了不少，但仅止于知其然，而不问所以然，只学不问，算做什么学问呢？其实各国法治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同时也都有其自身需要克服的矛盾和问题。各自也都面临着发展带来的改革任务。我前面讲到的趋同，是不断进步中的趋同，不断完善自我中的趋同。是在相互借鉴中求同存异上的趋同。绝不是搞成一个版本。客观地说，想照搬照抄目前还找不到一个样板国家。照搬照抄不是创新，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能是自我毁灭。我们所强调和坚持的改革创新，既不是对自己历史的翻新，也不是追求概念的新奇。而是要实实在在的解决好我国法治进程中，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亟待研究解决的课题和问题。这个创新，是着眼于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推动国家法治化进程，只能是在坚持我国宪法原则基础上的创新，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法治发展水平上的创新。
通过以上解读，我们感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法治建设的再认识，再探索；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贡献；是正确把握我国司法改革走向的行动指南；是司法实践和司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坚持有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重要保障，也是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行为准则，价值标准。对于不断提高广大检察干部的执法能力，执法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学习领会，加深消化理解。
社会治理的主体篇2
文章编号：1008-7168（2017）02-0066-05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冲突频繁、社会矛盾凸显，社会治理难度与复杂性日益加剧，依靠单一的政府力量不能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因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这意味着为实现国家的更加有效治理需发挥多方力量，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加强合作，实现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多元主体的共建共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多元化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创新。为此，需充分认识多元社会治理的重大意义，正确把握多元主体间的关系内涵，积极探索凝聚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力的有效路径。这对于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参与的现实应然
（一）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现代化发展，社会越来越开放，社会利益主体分化，呈现多元化、个性化和复杂化等特征，社会治理难度与复杂性越来越强。依靠政府单一主体的力量难以肩负有效治理社会的职责，必须依靠市场、社会及公众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稳定而有序的运行状态。此外，一些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及其他各种社会自治力量大量涌现并迅速成长，若能正确引导它们发挥其独有的特质和优势参与社会治理领域，则有利于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和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因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等。这对于逐渐形成由政府、社会组织及志愿者等共同构成的多元化主体治理格局有重要推动作用，也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处于关键期，国内外环境极其复杂，利益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复杂与突出。与此同时，政府财政压力巨大，管理缺位与越位等问题日渐凸显，管理控制力减弱，无法单一有效应对新形势下复杂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庞杂、专业性的社会问题，如就业问题。克罗齐耶指出：“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它多么富有，都不可能运用官僚主义的方式来解决提供新工作的问题……人们在最大限度上所能够做的，也就是给失业者更多的救济补贴，然而，行政管理的盲目性使其永远也不可能对其无法看到的诸种需要做出严肃认真的回??。”
[1]（pp.231232）由此可见，解决庞杂、专业的社会问题，除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外，还需要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去加以解决。政府要通过全面的改革，发挥市场与社会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主要作用。“这一趋势表现为要建立一种市场导向型政府，即政府通过重构私人市场，依靠市场力量而不是行政权力来解决问题。”[2]（p.344）加之社会组织所具有的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等特点，使它们在社会治理中能够更加贴近公众、了解公众，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能更加有效地协调和整合公众利益。因而政府协同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共同治理社会是一条有效的也是现实的必然之道。
（三）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
“中国梦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行理念与治国理政思路的通俗表达，是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每个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以及与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为执政追求。”[3]因而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人民梦。这一实现过程，既需要人民共同努力奋斗，又需要造福于民。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民生的保障与改善、社会福利的增加、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也是中国梦的根本内涵之一。因而要实现中国梦必须寻求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而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模式能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集聚各方的智慧与力量，是当前有效社会治理的最佳模式。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参与社会治理，也是参与到中国梦的创造过程中，并能为实现中国梦聚集强大的合力。
二、社会治理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演变的内涵
（一）社会治理权力从政府集权向社会分权
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公共服务需求和社会问题，只靠政府单一的力量难以应对，因而政府必须将集中于自身的公共权力科学合理地下放于社会，调动各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主动性。这将有利于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明晰参与主体的责任，增强协商性，加强法治性、透明性、公正性、包容性，使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实现良性持续互动，形成政府与社会对公共社会需求合力提供与公共社会问题的共同治理，促使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
（二）社会治理模式由一元性向多元性转变
要发挥多元主体社会治理的合力，社会治理模式必须由一元、集中、单向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为多元、集体、互动的治理模式，多元治理主体之间从原有垂直式的简单的命令与执行的关系转变为平行式的协作与协商的关系。“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但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4]政府要倾听经济主体、社会主体和公民的呼声，并在制订和实施公共政策时与这些主体保持合作，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就会明显提高。
（三）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扮演发生了转变
在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模式中，各主体的角色扮演相对于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中的角色扮演而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是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非政府部门是从“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参与者”转变，政府与社会其他各主体的关系则是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向“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以及“合作与协作者”转变。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各个社会治理主体通过合作或政府主导社会协作来共同解决社会各种矛盾与利益冲突，在不断平衡与调整中达到各自的利益目标。
（四）社会治理主体权利力量向均衡发展
从社会治理主体权利力量看，在传统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中，社会管理主要依靠单一的政府公共权力实现，随着社会多元主体逐渐增强参与社会治理的力度，社会治理权利力量从单一的政府公共权力中心向多主体的权利力量发展，强调各个社会治理主体权利力量发展的平衡与协调。在我国，社会治理同样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公共权力与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平衡。社会治理力量的均衡强调既要重视政府的“主力”作用，又要更加注重通过多元主体间引导、协商、沟通、参与的方式发挥市场、社会治理“合力”作用，实现各个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共赢。
三、发挥多元主体的合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一）坚持党委领导核心地位，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第一，坚持党委领导核心地位。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是党的核心力量，在新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内涵复杂多样化，治理方式不断创新，治理难度也越来越强，各级党委更要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这也是其职责所在、权威所系。因而要进一步发挥各级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运用系统思维，从社会治理全局分析，正确把握社会治理总的方向，抓住社会治理的重点与关键领域，整合各方社会治理力量、统筹协调好各方社会利益关系，提高引领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
第二，统筹协调党政关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党的领导作用主要是把握社会治理总的路线方针、政策及统筹协调各方力量资源。而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落实需要靠政府来实现，党在整合社会治理各方力量方面也需要政府具体去推动落实，因而要统筹协调好党政之间的关系，使党政双方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党要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把党的意志和主张体现在国家的法律法规中，支持政府依法行政，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能。
（二）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第一，防止越位，弥补缺位。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就是必须坚持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承担者，发挥政府强大的社会资源整合力和思想凝聚力，顺应社会经济发展新趋势，由原有的注重经济管理转向注重社会管理，由原有传统管治向善治转变，由原有的什么都管的“全能政府”向只介入市场失灵领域的“有限政府”转变，政府要退出“越位”的领域，同时要及时补上“缺位”的地方，真正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的优势。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向市场、社会让渡更多的权力，激发市场、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使社会治理?Y源配置更加合理有效。与此同时，政府在社会治理中需具备整体思维、系统思维，用整体政府的思路推进政府职能整合，加强政府、政府部门间纵向与横向的协作，促使社会治理资源有效整合，加强社会治理效果。
第二，依法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职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5]政府要有效承担社会治理主要职能，必须坚持以民为本、以社会为本的理念，遵循社会民主秩序，依照制定的法律的目的、原则和精神，以为公众服务为宗旨，以追求公共利益为目的，加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社会协同治理能力
第一，向社会放权，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6]因此，要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地向社会放权，社会组织能有效承担的公共性事务，可以通过购买、Bot、ppp等模式使其提供公共服务，充分激发社会各部门、各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提高社会治理的效力、效果。
第二，搭建与完善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协同平台。首先，要完善社会治理主体协同制度平台，激发政府外的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活力，最核心的要素是制度上保证各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平等。
因而要在进一步完善协调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完善社会治理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相关的制度，用完善的制度平台促进社会治理各主体有效协作。其次，要搭建社会治理各主体协同的组织平台。政府要转变角色，由原来的划桨者转为掌舵者，根据治理的实际情况构建有效的协调、决策和执行组织平台，促进各方有效合作。最后，利用现代网络媒体技术搭建信息沟通与共享平台，推动政府间、政府部门间、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跨界结网，促进社会治理各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共享，使社会治理主体间的人、财、物等资源有效流动，发挥社会治理资源的最大效应。
第三，加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是其能否很好发挥社会事务管理作用的重要支撑，因而加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极为重要。首先，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主体意识并完善社会组织相关制度，以保障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责任与义务，并促进公共精神文化的形成，强化其社会公共责任与主体意识，从而达到从意识形态上促进能力建设。其次，要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开发，优化组织结构，提升专业服务技能水平与管理效率，并立足于社会公共需求不断创新发展，从而逐步提升社会服务专业能力与素养，充分发挥其社会治理的协同力。
第四，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保障其社会服务的规范性。首先，要按照发挥行业自律机制作用和完善社会自我管理的要求，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约束力，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诚实守信，勇于承担公共责任。其次，政府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完善相关的监管制度并予以落实，以制度促使社会组织规范有序地协同治理。最后，利用媒体的资源优势，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与评估，或建立专业化的独立第三方民间监督组织和评估体系来实现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督，督促社会组织诚信有效服务。
（四）扩大公民参与，加大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力度
第一，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公民权益维护机制，激发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主要源于其利益诉求与参与效果，如果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很好的回应，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因而要激发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需要建立健全公民权益的维护机制。首先，应有一个倾听人民呼声的机制，“如果政府缺乏倾听人民呼声的机制，那么它们就不会对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少数民族和穷人的利益作出有利的反应”[7]（p.10）。目前需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工会制度、信访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等，从制度上保障公民利益的有效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话语权。其次，建立健全公民权益协调机制。要按照以民为本的原则，创新与完善社会矛盾协调机制，确保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顺乎民意。最后，建立健全公民权益保护机制。社会的每项改革要立足于改善公民社会福利，改革成果要惠及更多的老百姓。要充分发挥司法救济功能和行政问责的追究作用，严厉打击侵害公民权益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畅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提高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加强和完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渠道得到不断拓宽，参与平台日益增多，但由于公民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公众更多的是以社会组织、社区组织成员的身份通过协商协作方式参与社会管理。因而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使社会成员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拥有发言权和影响力。此外，现代科技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资源的普及以及新媒体的运用与发展，为公民直接参与社会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公民可借助政府热线、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体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反映群众诉求、监督政府部门等，有效行使公众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权利，从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社会治理的主体篇3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成果，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提炼和概括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定位。
学科定位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现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所谓理论范式，涉及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基本功能、基本范畴和基本方法。当今世界的经济学范式大体上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体系。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概括地说，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第一，基本立场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第二，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第三，基本任务是阐述经济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第四，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五，话语体系以《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原因是其继承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贯穿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中。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简单地复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是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创新，在继承其范式的基础上发展:第一，就基本立场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其阶级利益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服从于人民的福祉和共同富裕。第二，就研究对象来说，仍然是研究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但注重研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第三，就基本任务来说，仍然是阐述经济规律，但更多地是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第四，就方法论基础来说，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突出两点论和重点论。但不排除对当代新方法的应用(如数学和模型分析方法)。第五，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仍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为基础，但是开放的:一是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开放。以新的话语概括新实践。二是对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积极的理论成果开放，包括对西方经济学有用成分的吸收，特别是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先行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所概括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批判地吸收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使其更具有科学的先进性。
学科定位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破了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解这个题。面对所要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根据时代赋予的使命研究新问题，发现新规律，概括新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时空观分析，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资本主义，当时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他所预见的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是在时间上继起的两个社会。而现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空间中并存。在国际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并存，在国内是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面对的课题是:一方面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有共同的经济活动背景，许多经济组织、方式、规则和秩序在形式上有相同之处;另一方面共存的不同性质的经济彼此间存在着矛盾和竞争。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仅需要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更要寻求增强社会主义经济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途径，其中不乏相互学习之处。
第二，从物质基础分析，马克思当时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这与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相关。而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虽然经过国家工业化建设，但生产力水平还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发展社会主义需要经过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完成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这个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与此相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完全消灭私有制，恰恰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利用多种私有制经济发展生产力。
第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分析，新中国建国65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是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伟大的实践推动了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进行的理论概括，是用中国理论讲中国故事。
学科定位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新的历史时期创新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实践会推动从经济学理论上提炼和总结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现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市化率进入了城市化中期阶段。在这个历史起点上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就不是在低收入阶段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发展要求，而是要追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其任务包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支撑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新时期的新任务不能犯颠覆性错误，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问题为导向，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不断形成并认同新的理论成果。
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就是: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正因为如此，它保持了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并且保持了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
上述学科定位决定了研究层面。通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层面限于经济关系本质层面，即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理论依据是，发展生产力靠的是调整和改变生产关系。而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所面对的发展生产力问题，不只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个层面，还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同生产关系相关，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研究领域的拓展。
二、构建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
同其他学科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特定的对象和任务，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联系，又有新的拓展。主要表现是不仅研究生产关系，还研究生产力。
根据马克思的界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它所研究的生产不是一般的生产，而是社会生产。既涉及生产关系，又涉及生产力，两者相互作用。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说明了某种生产关系存在和改变对生产力的依赖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原因是，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的。生产技术及其生产组织形式的历史发展，对于社会占主导的生产关系的选择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研究也为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提供评价标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研究对象不同，任务也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在其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客观规律。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任务就不同了，是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其依据是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是其生产力水平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的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相对落后，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制约性是生产力落后，而不是生产关系的落后。基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明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明确这个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这里，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提了出来。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被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以增进国民财富作为目标和归宿。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基于这个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理论突破而逐步建立的。
对生产力，研究什么?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强调不能只讲发展生产力，一个是解放生产力，一个是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讲全了。2013年5月24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有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解放生产力，二是发展生产力，三是保护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第一个层次是解放生产力，所谓解放生产力，就是根据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特征，推进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在这里，解放生产力是动力，发展生产力是目的。解放生产力所涉及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改革和完善，包括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等。这些内容会在后面详细分析。
第二个层次是发展生产力，涉及的是经济发展。尽管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但它不能代替对发展生产力从而经济发展的研究。原因是发展生产力有自身的规律，也有自身的理论体系。根据马克思的概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三个方面: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这几个方面正是研究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理论依据。
第三个层次是保护生产力。这涉及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就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劳动生产率越高。这正是保护生产力产生的生产力效果。从这一意义上说，环境和生态本身就是财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的理念相一致。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资源环境和生态在得到有效保护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研究可以归结为经济发展理论研究。30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理论，等等。
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其特征是: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摆脱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已不是摆脱贫困问题，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实现全面小康基础上向现代化迈进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表述就是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总结的:一是速度变化: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二是结构优化: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三是动力转换: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适应新常态就形成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对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理论成果。
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寻求发展生产力的新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了以下两个新动力。
一是创新的驱动力。最早提出创新思想的是马克思。最早直接提出创新概念的是熊彼特。但是即使在西方经济学中，如斯蒂格里茨所说，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忽视了创新的作用。中共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创新发展的概念，并把它看做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的基点。其理论贡献在于，所谓转变发展方式，目标的发展方式是什么?不只是集约型，而是需要创新发展方式。内容包括:第一，创新发展是新的发展方式。其中科技创新起引领作用。第二，科技创新突出自主创新。科技创新从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第三，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对接，推动产业转向中高端。第四，产学研协同研发和孵化新技术，需要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显然，创新作为新的发展方式提出是中国发展理论的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
二是消费的拉动力。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是研究生产，还要研究消费;不能只是研究生产力，还要研究消费力，没有消费力的提高就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消费力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十八大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并把消费放在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首位，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又明确提出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消费和消费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突出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其中排在第一位消费需求是可靠的可持续的动力。第二，宏观经济的均衡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衡关系。第三，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需要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影响消费力的要素，收入和就业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反映分配关系和分配制度的性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发展方式的综合反映。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不能脱离对消费力的研究。
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将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三个层次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只是谈姓社姓资的问题，仅仅是谈生产关系问题，还有丰富的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必然能够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这样，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发挥思想教育功能，还是国家和企业经济决策和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
三、关于经济制度分析的创新理论
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方面。这方面理论创新的系统性经济学说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直被明确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需要从实际出发，寻求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动力和新的要素，使各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了出来。改革开放以来，在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和完善中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突出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长期处于制度外的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进入了制度内，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它们同公有制经济不是谁战胜谁的关系，而是平等竞争的关系。二是，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突破。过去的理论强调公有资产只能在公有制企业中经营。现在明确公有制经济是资产和资本的概念，并且明确公有制经济不完全是指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而是指公有资产(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这意味着公有资产可以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经营，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包括股份制在内的混合所有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三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的突破。过去的理论把公有制为主体定义为公有企业在数量上为主体。现在公有制为主体也有了新的含义: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按此理论，国有经济进行了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保持了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又坚持两个不可侵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并保证其主体地位，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主要在四个方面推进具有重大理论突破意义的改革:
一是，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在负面清单基础上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这样非公有制在市场进入方面取得了与公有制经济的同等地位。
二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混合所有制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由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企业外部发展到在同一个企业内部。
三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集体所有的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可以流转。农民由此获得土地财产权收入。这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理论的重大突破。
四是，在混合所有制中公有制为主体有了新的体现。国有企业区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商业类的公有制企业主要身处竞争性领域，更要关注公有资本运行效益。因此不追求在所在企业中控股，但要追求所在企业的增殖能力。这样，总体数量仍然较大的公有资本分布在增殖能力强的企业中，哪怕不控股，总体数量还是居主体地位。公益类的公有制企业不可能独霸天下，其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其企业允许非国有资本入股。公有制在这里的主体地位就表现在在混合所有制中的控股地位。公有资本实际上所支配的资本就不只是自己的资本，还能支配参股和入股的非国有资本。当然，其控制力和支配力不只在其控股地位，更重要的是平等对待其他所有制经济并共享利益的吸引力。
总的来说，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解决了既能充分释放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又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的重大成果。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反面，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逐步形成，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收入分配制度也就相应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社会主义基本收入制度有两个规定:第一，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第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只有劳动力属于私人所有。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以下两方面客观条件进行了理论突破:
首先，承认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意味着劳动以外要素如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等要素的所有权(全部或部分)属于私人的现实得到了确认。与此相应，所要建立的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要刺激劳动效率，还要刺激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各种要素的投入;不仅需要尊重劳动，还要尊重创造和创业，尊重知识和人才。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各种要素创造财富的活力充分迸发。其次，在物质财富相对缺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共同富裕被理解为平均主义，其结果是共同贫困。邓小平明确提出共同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并且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共同富裕被理解为富裕程度有先有后，以及先富帮后富的过程。各种非劳动要素按市场原则参与收入分配，也就提供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机制。这种分配制度的形成充分体现了收入分配的效率原则。
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进展的。重大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多种生产要素按什么原则参与分配。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都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这样，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份额，不只是取决于各自的投入，更要取决于各自的贡献和供求状况，也就是以市场原则进行分配，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体现。要素按贡献和市场原则参与分配，可以充分激发各种要素的活力，从总体上说是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由于多种要素充分发挥作用而增加了社会财富，劳动者绝对收入也较前明显增加。这也是符合劳动者利益的。
二是，在各种非劳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背景下如何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不同的人拥有的要素存在很大差别不可避免会产生收入差距。储蓄能力强的、技术水平高的、经营能力强的，致富能力也强。但是正如生产资料所有权可能混合一样，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也可能混合。就是说，劳动投入不仅涉及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的劳动，也包括不在生产现场但对生产起作用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劳动，也包括企业经营者从事的经营活动，这部分劳动根据马克思理论也是生产性劳动。即使是直接劳动者，也不完全只是简单的劳动力支出，也可能拥有技术要素，也就是相当于人力资本的复杂劳动的支出。显然，如果把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劳动报酬都计入劳动报酬，按劳分配为主体还是能够得到体现的。其前提是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复杂劳动得到更高的报酬，以体现技术和管理劳动的贡献。二是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三是不能忽视劳动的复杂程度不高的劳动者在企业效率提高中的贡献。如果这三个原则能够得到贯彻就可能在收入分配总量上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
三是，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下如何克服贫富差距。撇开技术、管理等因素，单纯提供劳动的劳动者的报酬占比确实存在下降的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体现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按此要求，需要完善基本收入制度，人民群众在民生改善中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得到看得见利益，有更多的获得感。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突出权利的公平。其中包括:从体制上堵塞以权谋私的漏洞;反垄断行为，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实现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要横向公平还要纵向公平，使低收入群体能平等地享用基本公共服务。其次，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改变长期认为的初次分配讲效率，再次分配讲公平的状况，明确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第三，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因是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作为谋生手段，劳动报酬的增长不只是限于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还应该包含其谋生要求的内容。谋生的范围就是必要劳动的范围。必要劳动的范围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的必要劳动范围也扩大，相应的劳动报酬也有增长的趋势。第四，从社会主义的公平观考虑，劳动收入的差距主要由各自拥有的包括技术等方面的要素差异所致。因此通过教育公平等途径缩小各个分配主体所拥有的要素差距，从而使普通劳动者也能得到复杂劳动的收入，分配结果的差距也可能进一步缩小。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制度分析的任务，虽然也要分析和界定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但是着眼点不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斗争，而是服从于建设新社会的使命，寻求不同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合作发展的有效路径，寻求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的路径。目的是要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四、关于经济运行分析的创新理论
经济运行层面主要涉及资源配置方式和供求关系的分析。其目标:一是效率，二是协调发展。这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经济运行分析的话语权一直在西方经济学那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扩展到经济运行领域。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就夺回了经济运行分析的话语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最初的理论进展是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指令性计划的取消，市场价格的放开，外资的进入，等等一系列改革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明显的效应是增强了经济活力，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进一步的理论进展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并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是回归到了市场经济的本义。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突出的是市场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不仅表现为市场自主地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同时也表现为市场调节信号即市场价格自主地在市场上形成，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在实践中大力度推进了各级政府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的改革。
新的资源配置格局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新课题是社会主义的要求如何体现?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以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有政府作用，政府作用强大就不会有充分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有的，不是标签，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其标志就是政府积极发挥作用。强政府不一定是弱市场，强政府和强市场的协同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特征。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和市场有明确的作用边界。对政府作用的领域，在不同的经济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规定。有的主张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克服贫富两极分化，克服环境污染之类的外部性。有的指出，政府(国家)作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基石，其基本功能是保护有利于效率提升的产权结构。有的强调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克服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之类的宏观失控。毫无疑问，政府的这些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需要。除此以外，根据中国国情，政府还需要发挥的如下作用:第一，主导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的混乱现象更为严重，难以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市场配置资源是否有效，前提是市场机制是否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不能自发形成，不能一放了之，政府必须承担起建设和完善市场的职能。包括建设完善的市场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秩序，公平透明市场规则，同时还要承担好监管市场秩序的职能。第二，配置公共资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放大到市场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资源配置是要满足公共需求，遵循公平原则，只能由政府决定。涉及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置，政府不只是进入，而且应该充分并且强有力地发挥作用。第三，推动发展。对于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推动发展理应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例如，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镇化，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经济结构调整，生态和环境建设，发展开放型经济，等等，都需要政府的规划和引导。
二是，政府作用机制同市场机制有效衔接。政府作用不但不能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相冲突，还要相配合。一方面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要尊重市场规律，利用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并非都要由政府部门生产和运作，有许多方面私人部门生产和营运更有效率，政府通过向私人部门购买服务的方式可能使公共服务更为有效更有质量，保护环境可利用排污收费和排污权交易之类的市场方式。再一方面政府配置公共资源主要是政策路径，其中包括利用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社会公平主义;通过产业政策和负面清单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运行。政府调节宏观经济不是直接调节市场，而是对市场调节的宏观效应即价格总水平，就业总水平进行监控，在明确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范围内国家不要随意出手调控，给市场的自主作用留出更大的空间。
显然，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是作为有机整体运行。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成功创造，既解决了经济运行的活力和效率，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将这种经济运行方式上升为系统性经济学说，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标志性重大成果。供求关系分析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方面。已有的经济学对供求关系的分析，政治经济学关注价值规律作用机制分析，西方经济学关注供给、需求同价格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关系分析。我国近期更为重视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体制及相应的改革分析，也就为经济运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开拓了新境界。30多年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在需求侧进行改革。其内容包括:在微观体制上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突出市场需求导向，取消指令性计划等;在宏观体制上明确转向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宏观调控也转向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调控。在此基础上，需求侧的着力点是完善需求管理，尤其是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实践中暴露的新问题是，转向了市场经济，只是靠需求并不能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这表明经济增长还需要供给侧发力。原因是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
首先是推动有效供给。结构性供给短缺和过剩并存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产品的质量问题，技术档次问题，效率问题，服务问题，食品卫生问题，产品安全问题都反映结构性短缺。与此同时又存在无效和低端的产能过剩。这些供给侧的问题不能因为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需求也拉不动有效供给。因此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就是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去库存、去产能就是腾出被无效和低端供给占用的资源增加有效供给。
其次是供给侧提供增长的动力。人们往往以为转向市场经济相应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就由供给推动力转换为需求推动力。因而供给侧的动力作用被轻视。实际上增长的动力，不仅有需求拉动，也有供给推动。在需求侧缺乏充分的拉动力时，更要供给侧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供给要素中，除了物质要素投入外，还有技术、结构、效率、制度等要素。在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方面的供给推动力消退时，不至于在供给侧就没有其他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要素投入的不足，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都可以成为新的供给推动力。实现路径就是结构性改革，主要涉及科技创新体制，精细化管理体制和激励性制度等。
社会治理的主体篇4
按照我院《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深化专项整改活动的实施方案》的要求，院党组高度重视，切实把这项工作抓实抓细，并以此为新的切入点，进一步深化“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院党组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如何准确把握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1、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必须贴近检察工作实际。一是针对一些干警宗旨意识淡薄，执法观念错位的问题开展教育，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要坚持以人为本，把执法活动作为保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的途径，真正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执法。二是针对一些干警法律意识淡薄，法治观念不强的问题开展教育，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增强对法律精神的感悟，自觉遵守法律规则，学习法律知识，维护法律权威，严格执行法律。三是针对一些干警执法不严、办案不公甚至徇私枉法的问题开展教育，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认真履行职责，依法惩治各种犯罪，监督纠正执法不公。四是针对一些干警，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问题开展教育，牢固树立人权本位的理念。认真贯彻执行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既依法履行检察职责，又依法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亲属、证人等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五是针对一些干警时效观念不强，工作办案拖拉的问题开展教育，牢固树立公正高效的理念。自觉消除执法中的，努力提高执法效率，维护涉案单位正常秩序。六是针对一些干警办事、办案透明度不高，甚至暗箱操作的问题开展教育，牢固树立公开透明的理念，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对执法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七是针对一些干警重实体、轻程序，不严格依法办案的问题开展教育，牢固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原则，自觉防止和纠正法外程序、省略程序、违反程序等问题，充分保障当事人辩护权、申诉权等诉讼权利。版权所有
2、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必须抓住重点
（一）通过夯实教育端正执法思想。我们开展法治理念教育，归根到底要集中解决好“为谁执法”和“怎样执法”的问题。“为谁执法”是方向问题、宗旨问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做到执法为民不动摇。“怎样执法”实际是执法态度、执法标准问题。必须做到严格、公正、规范、文明执法。
（二）通过理清关系增强执法意识。一是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要克服执法时“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思想，树立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和合法权益是执法者的重要职能的理念。二是实体与程序的关系。只有公正的程序才能使实体的结果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要改变陈旧观念，树立起程序优先和高效的理念。只有准确适用、完全执行程序法，才能保证执行实体法的高效力。三是管理和监督的关系。要克服重执法、轻服务的倾向，处理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执法与服务的关系，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四是处罚和教育的关系。执法的最终目的是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人与人之间、公民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处罚和教育都是执法手段，不仅要依法依规处罚，更要注重教育，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通过完善机制提高执法素质。一是完善用人机制。要把政治素质好、法制意识强、执法水平高的干部安排在重要岗位上，把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作为担任领导的重要条件之一。二是完善培训机制。要以这次教育为契机集中组织学习和培训，并坚持经常。采取集中与分散，缺什么补什么的办法，增强执法者的法律素质和执法能力。三是完善监督机制。要健全完善加强对重点部位、重点人员的监督，将执法监督监督贯穿于执法活动全过程。
（四）通过严格制度落实执法责任。要围绕执法问题，建立和完善执法责任制、公示制、考评制和过错责任追究制，促进整体执法水平的提高。
3、开展社会主法治理念教育必须注重实践
要在实践中体现和落实“三个忠于”的要求。要忠于国家。落实到执法实践中，就是要政治坚定，立场鲜明，坚持原则，严格执法。要忠于法律和事实。每一个合格的执法者，都必须忠于法律和事实，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落实到执法实践中，就是要无私无畏，依法办事。要忠于职守。落实到执法实践中，就是要做到：踏实勤奋、刻苦努力；勤政廉洁、公正文明；开拓创新、高效优质。
二、进一步做好涉法涉诉工作
要对涉法涉诉案件要非常重视，我们一定严格按照上级规定，建立健全责任追究的工作机制。结合本部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完善实施细则，进一步推进问题责任倒查。今年上半年内必须使那些过错明显、问题比较严重的人被警示、追究。年底前达到凡是要求必须追究的人和事都能被发现并追究到位。在处理涉法访工作时，一定要耐心细致，话语要温和，切忌工作方法简单，态度粗暴冷淡。
社会治理的主体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核心价值体系；教学模式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指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体现。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性质与现状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各层次、各科类大学生的必修课。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高校是思想最活跃、观念更新最快、变化交融性最强的地方，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办好高校，首先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为全面把握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笔者曾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情况进行了一次范围较大的调查。从调查结果的情况分析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本情况良好。然而，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担负的重要使命来看教学现状不容乐观，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太重视。在“你为什么要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问题中，有42％的学生承认是为了应付考试。
二是个别教师教学观念不适应需要。个别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部分教师不能及时转变教育教学的观念，教学方法过于单一等；影响了教学效果。
三是教育教学的实效性有待加强。有的学生上课不动脑思考，有的则保留问题、心存矛盾；还有的认为所学的内容与现实脱节，没有意义。这种状况就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很难达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效果。
二、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现状与特点
当代大学生是同改革开放一同成长起来的跨世纪青年，他们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亲身感受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肯定的。
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潮水般涌八的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无不时刻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侵蚀着大学生的心灵。一些人在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利益调整面前无所适从，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消极因素呈增长趋势，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大学生人生价值观趋向功利化。有些大学生在价值取向方面存在功利化、实用化的倾向，片面追求自我价值，过多地强调了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利益成分。
二是大学生信仰出现淡漠化、边缘化倾向。多元化时代，人们面对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选择容易造成信仰迷失和信仰真空的状态。
三是荣辱观缺失。虽然大学生群体的整体道德水准在全社会范围处于较高层面，但他们在道德判断和行为方面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困惑，特别是正确荣辱观的缺失。
四是诚信意识淡薄。如近年来屡禁不止的考试作弊、抄袭作业或论文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大学生的诚信缺失。“人无信不立”，诚信问题不容忽视。
三、搭建“多维立体”的教学模式，铸造大学生思想灵魂
长期以来，高校的少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那么热心、热衷，甚至反感，是因为一些高校在核心价值体系的教学中，方式和方法过于僵化、呆板，大多沿袭传统教学中的“注入式”教学法，导致了学生参与程度较低，削弱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因此，必须搭建“多维立体”教学模式，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针对性。
(一)“1+1”教学互动模式
在教学过程中实行“1+1”教学模式，可分三步走：第一，课题内容“1+1”，由教师“讲”和学生“查”有机结合；第二，课件组成“1+1”，让学生融入教学课件的制作；第三，讲台构成“1+1”，组织学生试讲活动。通过这种多维立体教学模式，使大学生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全面认识和理解。
(二)课本剧表演教学模式
所谓“课本剧表演”，是指由学生根据教材的特定内容自编、自导、自演课本剧的教学形式。步骤如下：(1)成立小组。教师根据教材内容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部分章节内容分配到各班，各班再成立课本剧表演小组并由组长全权负责；(2)组内分工。根据学们各自的特长进行分工，编剧、导演、策划、演员、服装等责任到人，分工协作，各负其责；(3)排练准备。课本剧表演小组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排练；(4)课堂表演；(5)效果评价。由教师和部分班干部组成的评委对课本剧表演从内容、形式到表演技巧等进行综合性评价。
(三)“嘉宾访谈”教学模式
“嘉宾访谈”教学就是采用电视节目中“嘉宾访谈”形式来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上课时教师以“主持人”的身份邀请两名学生作为“嘉宾”共同学习、共同讨论，共同应对全体同学的“答记者问”。具体步骤如下：
(1)“嘉宾”的选拔。就是在每个教学班中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兴趣与意愿，提前安排一名学生作为“嘉宾”，上课时再随机抽取一名学生作为“嘉宾”。
(2)“嘉宾”备课。“嘉宾”利用课余时间，根据所选教材“专题”反复阅读教材、查阅相关资料，在知识的深度及广度和如何联系实际方面下功夫。
(3)对“嘉宾”访谈。上课时教师以“主持人”身份邀请两位“嘉宾”同时走向前台，“主持人”针对本次课提出相关的问题开始对“嘉宾”进行“访谈”交流。
社会治理的主体篇6
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城镇化迅猛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差距的日益加大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各类社会矛盾也层出不穷。如何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环节中完善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摆放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一条富有启发意义的道路：“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1.强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
当前就社会治理而言，社会是全体人民的社会，因而，社会治理也必须让全体人民参与其中，并享受社会治理所带来成果，而这也正是共建共享的本质要求。首先，就共建而言，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一再强调“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纳入“共建”的内容，也就是要求全体人民、全体劳动者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进程中。其次，就共享而言，共享与共建是社会治理中的一体两面，它要求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随着当前地区、城乡间的不平衡的加剧，共享理念就是要克服和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着力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到全体人民。简言之，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治理格局，它是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强化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本质要求。
2.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迫切需求
社会处于不断地发展中，因而以社会为治理对象的社会治理格局也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治理内容与治理方式。换句话说，创新是社会治理格局永葆活力的必然机制，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也是新时期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城镇化率的上升，我国正逐步实现从农村社会为主导城市社会为主的巨变，利益诉求也更为多元化，作为利益诉求方的人民大众很难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如何在社会治理中进行有效的创新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对此，党的十五中全会又做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将全民共建共享纳入到了社会治理格局之中，作为实现社会治理效能的具体途径。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去全体人民都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进程之中，并享受改革发展的巨大成果，这迎合了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迫切需求。
3.深化社会治理改革的时代使命
社会治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复杂工程，完善的社会治理格局应该包括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以及法治保障等多项内容。就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现状而言，党和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责任，社会大众的参与与法制建设明显乏力，因此，社会治理改革势在必行，而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则是深化社会治理改革的时代使命。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突破了党和政府对社会治理的绝对垄断地位，将全体人民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参与对象。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让全体民众作为治理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而他们自身对社会治理中的利益诉求、问题化解存在着先天的优势，因而，处理效果也就更佳，社会治理水平大大提升。
二、当前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困境
1.遵循传统治理法则，社会治理理念陈旧
我国当前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而言，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存在着陈旧老化的弊端，因而，在治理法则的选择上也脱离了时代的需求。首先，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明确了社会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职能，但当前各级政府在具体工作中的转变却较为滞后，不少政府仍然将“管”字作为社会治理的唯一途径。其次，在具体的社会治理中，政府虽然认知到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但并未能将其视作社会治理环节中的平等对象。这种忽视平等与合作的社会治理理念，对于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以及两者之间的协调与活动都是极为不利的，因而，也就不利于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这些都是其社会治理理念中存在的重点问题。
2.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主体单一
新时期的社会治理需要综合发挥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作用，其中，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众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共同组成部分，却缺一不可。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使社会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化，从而达到善治的社会格局。然而，在具体的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治理主体单一，政府完全主导社会治理工作确实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然而，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公众却存在着参与度不足，参与路径少以及参与缺乏制度保障等多项问题，这对于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与完善都是极为不利的。
3.民众参与治理乏力，社会保障机制欠缺
在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全体人民是社会治理的主体所在。就当前的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情况而言，参与度不够是显而易见的，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它主要表现在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利益保护机制不全面等。当前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如等，大都是由于群众的合法权益都不到切实保护所引起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很大一部分因素便是现行的利益保护机制不全面，存在漏洞，为不法人员钻空子提供了机会。
4.未能紧扣时代潮流，社会治理方式落后
社会治理方式是社会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就当前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而言，治理方式上存在着滞后性。这种滞后性主要体现在社会治理方式不够法治化、精细化等方面。当前，受限于传统的治理思维，我国社会治理内容在严谨、理性以及体系化上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导致了社会主体各自的治理任务不明确，政府处于社会治理中的强势地位，必然会过多地承担社会治理的责任，从而制约了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治理效能的发挥。
三、完善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策略研究
1.确立以全民共建共享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新理念
治理理念的创新是完善社会治理格局，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前提和基础，陈旧的治理理念不仅不适合时代的需求，而且对社会治理效能的发挥也是一种制约。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力量，在治理理念中存在着重管轻治、忽视社会公众的社会治理地位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缺乏人性化都多种弊端，这些弊端是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归根到底就是由于政府未能将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因此，完善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首要策略便是确立以全民共建共享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新理念。首先，就全民而言，政府要突破以往社会治理中“管”与“被管”的二元认知，将人民群众视作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之一，而不仅仅是对象，严格践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对社会治理所提出的具体要求，从而实现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质的飞跃。其次，就共建而言，它指政府不仅要在思想上认知人民群众的社会治理主体地位，还要在实践中践行人民群众的社会治理主体地位。它需要政府逐步改变对自身的认知，实现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的身份转变，与此同时，政府还需精兵简政，将不属于行政职能范畴的内容转移给社会领域，比如推进政府行业管理向具有资质条件的社会组织转移。最后，就共享而言，它要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让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社会治理的效能，使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结果惠及到每一个人，这就需要政府积极转变工作作风，多余人民群众展开协商对话，通过新型的处理方式来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2.拓展社会治理主体，发挥社会组织治理效能
全民共建共享的本质含义就是将全民拓展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充分发挥全体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从而形成政府主导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新型治理模式。换句话说，能否拓展社会治理主体，发挥人民群众的治理效能是衡量党和政府社会治理能的重要标准之一。政府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做好社会治理主体的拓展工作：第一，充分发挥好企事业单位的社会治理作用。企事业单位作为社会中的重要成员，不仅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维护社会治安，保证社会稳定的主体之一，不仅如此，相比于政府而言，企事业单位在技术、资源以及人才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政府需要积极调动企事业单位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动性，从而使其为公共安全的维护发挥更大的效用。第二，充分发挥好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助党委、政府治理社会的重要力量，并且社会组织相比于政府而言，在社会生活事务的处理上更具专业性，也更容易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因此，政府要主动从一些社会事务中脱身，并积极发挥好社会组织在矛盾调整、青年教育等方面的作用。第三，充分发挥好基层自治的社会治理作用。基层自治是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在当前的基层民主自治中，群众的自治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甚至有沦为行政机构附庸的风险。因此，政府要引导基层群众逐步完善基层民主决策等内容，提升基层自治的效用。
3.完善制度建设，夯实社会治理新格局
制度建设是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构建的重点，也是夯实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然途径。只有在制度建设日益完备的情形下，人民群众才有可能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进程之中，也才能最终实现全面共建共享的构建目标。就当前制度建设的情形而言，利益表达、协调、维护机制的欠缺是影响社会治理格局的重点，因此，政府需要从这三点出发，做好相应的工作：第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政府需要完善行政复议、仲裁以及诉讼等法定诉求表达渠道，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等团体的利益表达功能。不仅如此，政府还需要在借助网络这个平台开展阳光活动，将网络打造成群众的主要渠道。当然，政府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构建群众参政议政的新平台，为群众介入社会治理创造更多的机会。第二，健全利益协调机制。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难免会出现利益纠风，因此，政府需要构建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通过与利益攸关方的协商来统筹好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等的关系，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一切重大决策的前置程序，尽可能减少因决策不当而带来的社会矛盾。第三，健全利益保护机制。群众切身利益如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得不到有效保障是引发社会矛盾，制约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政府还需要树立以惠及更多百姓为核心的改革理念，切实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不仅如此，它还要发挥好司法救济功能，严厉打击房屋拆迁、土地征用、企业改制等过程中损害群众合法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社会治理的主体篇7
党的十八界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这是中央文件首次正式提及“治理”这一概念。我国从此开始走进社会治理的新时代。并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
一、我国的社会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和政策思路在社会领域内的一次重大转换。“社会管理”强调社会建设主体的唯一性，以及主体的绝对权威性。社会治理是多方的共同治理，它强调协商、共识的达成，强调的不是对权力的服从而是相关各方的平等参与。社会治理严格意义上讲应该叫做治理社会，不是由社会来治理，而是由多个主体对社会进行治理。我国目前所讲的社会治理与西方国家所提的社会势力有相同的方面，但也是有很大不同的。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在社会上是市场―政府―非政府组织三元并立的，三大社会主体地位是相对平等的，分领域进行分工合作治理。而目前我国所提的社会治理是要求在加强中共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下，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级各类组织、公民参与，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因此，在主体上，我国要构建的是一种“一主多元”式主体结构。“一主”是指党委与政府，“多元”主要是指企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我国社会治理的特色要求我们在社会治理中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必须将我国的社会治理与西方的社会治理进行必要的区别。
二、社会治理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在西方的治理理论中，治理理论主要涉及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并未包括执政党与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将社会治理与执政党相联系，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在我国，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集领导党与执政党于一体，这一政治制度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也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一定要处理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就是要从以前的全能式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级各类组织共同参与，群众自治的多元―共治式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社会治理只有遵循社会治理的客观规律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但只有真正按照社会治理的规律办事，科学处理好社会治理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要处理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治理结构的关系，首先需要科学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虽然领导党的角色使中国共产党由责任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不应该也不可能包揽所有问题。长期以来，党中央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2]这个认识对党的领导职责和权力边界进行了比较清晰的界定。
三、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系统治理首要是加强党委领导，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主动性、积极性，使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服务优势。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变化，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理顺政社关系是关键。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往的政府单一主导社会事务的格局已不能满足我国目前的发展需要。随着公共精神、个人财富、社会意识的快速成长，人们的利益界限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地要求参与社会事务治理，希望越来越多地展现自己的话语权，体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实现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之间开始展开激烈的利益博弈。因此，目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顺政社关系，这既是利益结构在政社关系调整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也是未来社会治理结构重调的必然选择。而如何理顺政社关系，其核心就在于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政府与公众参与的功能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关键在于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必须始终坚持民主、法治的原则，在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新型伙伴关系。
（二）推进法治和制度保障建设
法律制度是社会治理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法律制度的完善化、科学化程度制约着社会治理系统运转的协调、规范水平。法律制度的完善化，指法律制度的完备程度；法律制度的科学化，指法律制度的内容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利益的反映程度。首先，必须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的互动，加强对社会治理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探索，加强对社会治理相关制度的立法，以法律制度化的方式来保证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优化制度建构，消除落后制度障碍。以公平、效率为导向，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相关的制度机制，同时强化制度的贯彻落实和运用，没有好的执行，制度再好，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对那些阻碍社会治理良性发展的制度机制，必须进行有效的清除。最后，完善各项配套政策，推进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化建设。制度的有效推进必须有完备的配套政策，否则制度再好，也可能因为配套政策的欠缺而无法执行，从而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必须推进社会治理相关政策的科学配套，推进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化建设，为社会治理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我国的政党制度决定着民主党派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民主党派可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可以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这些作用的发挥，也体现在社会生活领域。民主党派代表着一部分的人民群众，只有很好地参与了政治生活与社会管理，民主党派才能将其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诉求展现出来，才能在社会治理的格局下实现利益的协商。“如果没有合适的渠道去容纳这些社会力量，其利益诉求就会在制度外表达，势必会滋生政治不稳定。”[3]因此，“就我国的民主党而言，它们执行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利益代表功能，而是全方位地参与、参加和介入了国家权力对社会方方面面以及各阶层、群体利益的整合过程。”[4]所以，民主党派的参与是我国成功实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从社会管理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其社会治理活动一直受到参政党的协助与监督。
社会治理的主体篇8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乡村治理治理结构善治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单中心治理模式逐渐向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变，农民群体、农村社会组织等主体性要素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综观相关的文献可以发现，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我国的乡村社会研究越来越多元化，有的学者基于乡村治理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强调乡村精英在村政运作和乡村政治中的核心主角地位;有的学者基于公共行政理论的视角，从乡村的公共关系入手研究乡村社会管理的绩效问题;有的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从需求与供给、成本与收益等角度研究乡村社会的公共产品供给，对当下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所关注的多中心治理主体中的市场环境，正是基于对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体现效益与公平而展开的。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结构提供了一个契机，通过反思乡镇政府和乡村各组织之间“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的倾向，以此复归“治理”与“多元”的乡村治理主题。
多中心治理及其对乡村治理的现实意义
多中心治理的内涵。多中心治理理论是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考察国家处理公共经济资源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随后被广泛地运用到政府治理、公共资源、社会组织等研究领域，成为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公共经济学等学科的前沿话题。“多中心”和“治理”的共同特征是分权和自治，“多中心”凸显竞争性，“治理”则凸显合作性，因此，“多中心治理”是包含多个中心主体的竞争与合作的新型公共管理范式①，包括治理主体多样化和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社会中多元的独立行为主体要素组织起来，对公共资源进行共同自主治理，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多中心治理：现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向。在传统的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下，公共权力的运行是单向度的，公共权力资源配置是单极化的，基层政府运用权威的行政命令安排农民完成任务，这种集中化的行政权力不仅制约着农民基本的民主思想和公民精神，更使乡村治理失去实现“善治”的基础，进而严重影响着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多中心治理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路径之一，可以通过推进有效政府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培育公民社会、实现多元合作。②它以改变乡镇政府对乡村事务的行政控制为基点，充分调动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通过协商、协调、合作等方式，共同解决在公共产品供给、社会秩序维持和社会矛盾化解等领域的地方性问题。由此可见，多中心治理不仅仅体现在公共事务多元的管理主体和公共产品多元的提供者上，它还是一种超越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崭新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意味着以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参与作为治理的基础，在治理的方式上，政府必须转变其自身的角色和任务。
“多中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多中心治理是一个多维度互动的管理过程，尤其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后，更加强调政府、农民群体、社会组织、市场成为相互独立的治理主体，通过互动、互补、合作、制约的方式，达到“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治理格局。
政府是乡村治理的引导者。多中心治理的核心是多元、平等的合作与协调，在治理的框架上，政府不能凌驾于其他的组织之上，那么应该如何以一个平等的地位去确保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呢？如果在治理过程中出现失衡状态的时候，它又该如何去协调和规范其他主体的行为呢？“治理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③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乡镇政府是独立的基层行政单位，对乡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乡村的“善治”需要政府的权力参与才能把涣散的社会资源与力量整合起来，但这不是一种统治型的权力，也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乡镇体制改革的目的并不是局限在“乡政”体制内部的职能缩减，也不是减少基层政权的规模与范围，而是在解构现行乡村治理体制的同时，以现代的治理理念重新构建起乡镇政府引导者的角色。乡镇政府要承担起指导乡村行动的共同准则及方向的任务，兼顾公平与公正、效率与民主，不仅需要规范自身的权责体系，保证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还要顺应治理理念的要求，吸纳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引导各社会组织进行平等沟通与协商，构建起多元的乡村治理格局。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主导者。农民是实现乡村社会转型的主导者，他们通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沟通、协商与合作，承担起乡村社会管理的公共责任，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实现共同治理的目标。
普通农民。普通村民既是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更是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多元治理的框架内，广大村民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形成互相依托与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是推动乡村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农村社会管理的本质在于民主，具体体现在村民自治上，村民委员会由广大村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是农村社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乡村内部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广大村民不仅仅拥有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合法合理的治理权力，而且还是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提供者，他们是乡村多元治理主体中重要的一隅，如果乡村建设实践活动脱离了广泛的农民群众，更是不可能完成的。
体制精英。体制精英主要是指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其社会影响力来源于正式授权，以村民委员会为运行载体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等人士，他们是政府行政机构与农村社会承上启下的中介，也是乡村内部权力互动的集合点，现代乡村社会主要通过他们在国家、精英和普通村民的三层互动机制来实现地方自治。因此，要培养一批具有公共理性的体制精英，需要加强他们的组织与协调能力，建立村两委、村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三者的合作机制，充分发挥村民会议在实现村民自治中的最高权威地位。
非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是指乡村社会中由于文化认同或者利益的联系，凭借其掌握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治理的主体，如宗教和宗族势力、经济能人、文化精英等，他们代表着部分村民的利益，同时也具有自利性的政治目的，是处于体制精英和广大村民之间的中间带，其非正式权威力量在多元主体治理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非体制精英拥有优于一般村民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他们往往通过协商、默契或利益互惠等互动博弈的方式与其他的主体一同干预或者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尤其在广大村民民主参与和自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其作用更加不容小觑。同时，也要防止非体制精英与合法的公共权威力量抗衡，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所在。
农村社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农村社会组织是指在乡村范围内活动，主要由农民组织和参加，以维护、实现和发展农民利益为目的的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组织。④在传统的“乡政村治”的管理体制中，农村社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空间相对狭小，使得其在治理的过程中受到各种挑战与障碍，不能很好地承担起乡镇政府向乡村社会转移的公共职能，更不能向广大农民和乡村社会提供满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然而，农村社会组织有着民间性和自治性的显著特点，代表并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是提高农民主体性地位的重要途径。在多中心治理中，农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的治理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了使农村社会组织能够顺利参与并逐步融入到乡村多元治理结构中，要求乡镇政府优化制度环境，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制度建设，将家族、企业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利益整合起来，构筑一种多元合作的治理结构，促进乡村结构的转型。
市场是乡村治理的推动力量。市场在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传统的单中心治理过程中，政府行政干预过多，抑制了村民自治的发展，从而也弱化了市场在治理体制中的作用，导致治理绩效低下。在多中心治理理念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保障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有限性和独立性，同时使得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起公共责任，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乡村治理中要实现市场的推动作用，可根据“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市场化运行原则，广泛吸取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到乡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中来，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具体而言，涉及到农村发展的战略计划、项目推广、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与基础教育相关的重大性公共产品依然由政府提供，其中的某些项目也可以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方式，由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涉及到农村水利灌溉、供电供气等一些政府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将社会的企业资本引入到公共产品领域上来，从而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政府从中承担起监督与政策支持的职能。
走向多中心治理的障碍性要素分析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在其已经发达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结合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提出来的理论，如果简单地移植或照搬应用到我国的社会管理领域，将会出现“水土不服”。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客观地认识到，要实现多中心治理有其特定的前提和理论假设，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不同政府单位与不同公益物品效应的规模相一致;二是在政府单位之间发展合作性安排，采取互利的共同行动;三是有另外的决策安排来处理和解决政府单位之间的冲突。⑤由此可见，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三者力量的协调均衡是实现多中心治理的重要基础，科学理性的公共政策是实现多中心治理的有力保障。
目前，我国乡村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的社会组织规模较小、分布不均衡，并且缺乏政策性引导和有效的经费保障，在其内部管理机制、组织结构、运行模式、角色定位等方面还不够规范，需要加强乡镇政府的阶段性指导和扶持。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还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阶段，尤其是在乡村社会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困难。最后，主体之间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寡成为制约着多中心模式构建的重要要素。过去行政主导型的“乡政村治”作为一种代替对乡村社会进行管理的模式而存在，其特征就是公共权力运行和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由于制度设置的滞后性，行政独大的局面矮化了乡村自治，使得“乡政”与“村治”难以对接，行政职能部门可能会出于某种特殊的利益关系，偏袒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乡村社会资本的不均衡与缺失，势必影响着农村的发展。
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践路径探索
第一，转变政府的管理理念，推动多元协作机制。基层政府应该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契机，将多中心治理的理念纳入行政体制改革中，树立民主公开、平等协作、共同参与为要点的核心理念。理顺基层组织的权力关系，明确乡村社会中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体系和责任范围，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变权力的运行方式，着力推动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行政事务控制应逐渐减弱，具体到乡村治理而言，应该是国家、市场和乡村社会，农民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既相互独立又分工合作的多元权力主体结构。政府应该树立“放权”、“分权”和“平等”的民主精神，支持乡村社会中各主体通过平等对话和共同协商，凝聚和动员乡村社会的多元资本到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推动一种多元协作机制的运行。
第二，促进农民政治参与民主化，构建乡村治理核心主体。完善乡村的民主自治制度，实现广大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保证其在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有序地扩大农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管理的空间。具体而言，民主选举的过程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选举出符合条件的具有良好素质的能够代表着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能人志士担任职务。在民主管理上，通过建立“民主治理章程”和“村规民约”等制度性文件，保证村民可以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的日常管理。健全科学的村民会议制度，完善村民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明确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会议之间的关系，确保村民会议的决策性地位。在民主监督上，通过民主评审制度与村务公开制度，充分调动广大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
第三，扶持和引导农村社会组织，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首先，法制建设是保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前提，它不仅可以规范各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而且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动力，农民社会组织在参与农村公共事务过程中，迫切需要一套公平公正的法规与政策支持。其次，针对我国农村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的自主运营能力差、组织差和资金短缺等问题，政府要进一步规范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机制，加强政策的引导和提供资金的扶持，促使其在治理的过程中保持独立性，走市场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道路。最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把重点放在农村经济上，鼓励发展多样化的组织形式来承担乡村社会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为政府的职能转变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多中心治理的理念是符合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发展的。在实践中，应借鉴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内核，按照“简政放权”的基本原则，推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的乡村社会发展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作者单位：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系）
【注释】
①王志刚：“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35页。
②王雪梅：“地方政府多中心治理模式探析”，《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第54页。
③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第40页。
④董玉萍：“农村社会组织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17期。
社会治理的主体篇9
居委会完全不能替代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居委会在法律上虽然是群众自治组织，但它受托行使了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公权力职能，这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完全不同。居委会代行公权力职能，维护的是全体公民利益，而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维护的是业主利益。业主自治是构建和谐社区、解决纠纷的最佳方式。我国城市居民大多居住在小区中，粗略计算有近5亿人，人与人之间也难免发生一些摩擦和矛盾，居委会人员往往编制有限，如何处理众多的业主纠纷？更何况大量的事务是业主间的私人利益，不涉及到公共利益，怎能请求居委会进行公共管理？既要保护业利，也要尊重业主自治。业主自治要通过召开业主大会、设立业主委员会、制订管理规约等方式来实现的。
业主自治是社会自治的一种形式。所谓社会自治是指市民社会中的成员通过法定或者约定的程序自主决定、管理共同事务，自我负责的一种治理方式，以业主自治、公司自治、行业自治、团体自治等为表现形式。社会自治与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社会，实现了国家管制和市民社会自治的有机结合，这是社会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变和完善。社会自治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作为市民，个人在市民社会中按私人利益行事，并在平等的交往中形成一些共同的规则，这种平等者之间的关系，发展成为私法关系。这种治理模式的特点在于：一是治理主体和事务的私人性。治理的主体不是公权力机关，而是与相关事务密切结合的利害关系人。二是治理方式的自主性。在社会自治过程中，自治团体的成员可以通过达成一定的决议来调整自身的行为。三是治理方式的程序性，社会自治通常体现为一些自治团体的团员通过一定的程序形成有关的决议，一旦形成该决议后对全体团员具有约束力，该决议对成员而言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规范。四是违规行为和治理结果的自负其责性。在我国，一些行业协会、行业组织对于本行业、本领域内部纠纷也应当依法发挥调解和纠纷处理的功能。社会自治必然要求强化对私权的保护。正是在私权得到充分保障的环境下，私人才享有自主决定和自主处理自己社会关系的基础。
法治社会中要尊重社会自治，预留社会自治的充分空间。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社会自治事务涉及自治主体的私人领域，而每个人都是自己事务的最佳判断者，也应当对其自主判断自我负责。另一方面，国家法律不能包办一切，法律不是万能的，其无法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自治需要法治的保障。法律在社会自治过程中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社会自治并不是要形成一个外在于法律的独立王国，它也必须严格受法律规范。社会自治中团体规约的效力也是由法律规定的，团体规约并不能与法律平起平坐，其起草程序、具体内容、效力来源等方面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调整。另一方面，违反团体规约产生的法律责任也需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乱设私刑，也不能通过团体规约强制个别成员从事有违法律和公共道德的行为。
社会治理的主体篇10
【关键词】和谐社会中国特色法治理念依法治国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途上，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式发生的深刻变化，立足国情，审时度势，及时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了时代呼唤和人民意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下中国的时代主题昭示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运而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发展史。循着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折、由快速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调整、由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的拓展，发展的领域越来越宽，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发展对法治的依赖也越来越强。经济发展是法治建设的立足点和生长点，而法治建设是经济发展的调整器和助推器。法治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科学发展首先是规范发展，社会建设应该是和谐建设，都需要法治作为常规手段，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和公开的法律秩序。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的变革，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利益格局、人际关系，都需要法治的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依托法治的保驾护航，只有为各类经济主体设定平等的权利义务，我国的市场才能高效有序地运行，只有为科学发展确定行为规则，我国的经济才能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只有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以人为本的保障，我们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一、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依法治国的法制社会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全新概念，表明我们党对执政治国规律的深刻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法治建设的具体指导纲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是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人法治建设思想的纲领性文献。研读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内涵，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依法治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民族团结、人民幸福、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治国方略，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党的主张相统一、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就是对国家实行法治。依法治国把社会主义和民主法治结合起来，就像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一样，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同志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指明了方向，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同志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揭示了这一方略的科学内涵，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目标。同志提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战略思想，在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依法治国方略。
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回答了人民掌握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应该依照什么治国理政，是想哪种治国方略的问题；回答了人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当家作主、行驶人民、享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回答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化解社会矛盾，管理社会事务、发展社会事务、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回答了政治权威、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的关系问题；回答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与经济、社会、文化领导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对如何执掌政权、治理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总结。
在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大进步意义就在于：使国家坚定不移地走上法治之路，使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国家的人民民主建立在法治的坚实基础上，使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置于法治的轨道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筑起可靠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的历程充分证明：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正确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治之路，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的必由之路。
二、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特色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普遍形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政党执政方式治理国家。中国共产党已经建党90周年，在全国执政亦达62年。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已执政不等于会执政，更不等于能长期执政。如何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完成。党中央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论断。
依法执政就是党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国家政权实行政治领导，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各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相呼应，表明我们国家的各项工作都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障。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生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着科学精神、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实践精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将人类文明的一般法治原则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将现代法治精神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厘清了其他法治思想的本质区别，在世界法治文明格局中独树一帜，成为法治理念的新模式。这不仅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世界法治文明的重大贡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化、现代化、中国化的有机统一。
（一）法治国家的社会主义化
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旗帜，代表着法治理念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精神实质、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具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从手段到目的、从特征描述到本质揭示的路径变化。根据这些理念创新成果，不难看出，我国的法治理念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首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法治理念主张“服务大局”，提示了法治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明确法治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其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了社会主义“消灭阶级，消除剥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法治理念强调“公平正义”，一方面是从体制和机制上根除产生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弊端，“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另一方面，通过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再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凸显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本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法治理念关注“执法为民”，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民性。其实，人民民主的要求贯穿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每个要素中。社会主义法治与社会主义民主本来就互为表里，密不可分。最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明我国法治建设的政治信仰和发展方向。从党的十七报告和新看，我国的发展目标就是近期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二)法治国家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向当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法治宣言。现代化实际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是自主性、包容性、先进性、开放性的辩证统一。我国法治理论的现代化，实际是向现代法治国家追赶或超越的历史进程。
法治理念的现代化首先是面向历史传统的自我超越，是一个扬弃与变革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悠久的国家，虽然法律文化源远流长，但法治观念比较淡薄，尊重人权、公平正义一直没能成为社会公共准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就实现了历史跨越，是法治文明的进步和法治建设的提速。其次，法治理念的现代化是面向当今世界的自我完善，是一个向现代法治国家学习与借鉴的过程。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我国虽然是法治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但是可以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效成果。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一个比较和选择原过程。尽管世界各国的政治生态、文化传统有所不同，但是，基于人类的需求和理性，一些文明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可以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超越制度和文化障碍，充分交流、沟通，契合现代潮流，接纳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为我所用。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吸纳各国法治文明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和有益成果、借鉴、甄别各种法治理念，把其核心价值与中国法治建设的独特体会有机结合和，提出了具有鲜明现代化色彩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最后，法治理念的现代化是面向未来的自我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演进过程。“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人类社会一直并将继续向高级形态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不会一成不变，将于时展同进步。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继续折射人类最新法治文明的光辉，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丰富和完善法治理念的内涵。
（三）法治国家的中国化
在我国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后，曾经出现一股“全盘西化”的思朝。这种理论认为，法治的现代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欧美化，主张全面移植外国的法治理念、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世界上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昭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们只能在全球化与本土性的共融互动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论。我国的法治建设必须立足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国情就是环境。一国的法治建设只能植根于本土资源，适应本国的政治生态、经济状况、社会环境、历史传统。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法治建设的命运和走向。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其次，国情赋予使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只能适应中国需要，服务中国建设。在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法治建设应该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再次，国情决定路径。中国的法治建设，“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由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延伸和展开。国情生成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中也有体现。如“执法为民”，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的文化传承：“服务大局”则观照出我国传统文化“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的思想。
三、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科学体系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是广大人民意志的集中反映。正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法治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断改革和完善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实党的依法治国的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加强党的政法工作的领导，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统一广大政法干警的思想和行动。加强为司法活动的支持和监督，保障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更好地把党的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坚持和完善党依法执政的工作制度，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科学发展观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战略思想和取得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实施事党的工作大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它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我们不仅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法治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明确权利、义务和责任，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党中央立意高远，深刻把握我国法治建设的规律，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科学地诠释了法治与执政、法治与人民、法治与正义、法治与社会、法治与政党的关系，体现了内容和形式、手段和目的、价值和功利的辩证统一，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政治原则，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科学体系，五项内容相辅相成，不能相互割裂，也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彼此对立。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法治理念必然倡导依法治国，法治不仅是国家的一种治理方式，也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关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同志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描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建要求”时，明确“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成效。”并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表明我国的法治建设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依法治国，首先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即所谓的形式法治，使法律成为国家和个人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形成尊重法律、信任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这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十七大报告三次提到“权威”，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建立“权威的司法制度”，主张“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其次，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正义价值，即所谓的实质法治（良法之治），法律的内容是要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充分保障公民权利、约束国家机关的权力，防止国家权力滥用，这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同时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充分体现了法治的要求。最后，依法治国主张建立公开、公正的程序规范国家权力，即程序法治（看得见的公正）。“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这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法治精神就是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命运、利益与价值的关注。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执法为民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首先，执法为民表明依法治国不是依法治民，人民是国家机关服务对象，不是管制对象。因此，国家机关要端正执法态度，改进执法作风，“做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绝对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其次，执法为民说明我国的法治是人民的法治。执法为民的关系就是维护国家意志和维拉人民意志。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我们国家，国家意志实际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是统一的。执法必须为民也只能为民。再次，执法为民突出“为民”的原则。国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由人民赋予、对人民国家主人、公务员是社会公仆，执法为民是必然的结论。最后。执法为民重点在“执法”，核心是“为民”，关键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符合人民的新要求、新期待。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12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