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作用篇1
关键词：人类健康；经济发展；辩证逻辑
一、引 言
市场经济制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明，其对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贡献举世瞩目。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老龄化、社会压力、信仰缺失等问题也在以不容小觑的速度持续恶化，并逐步侵蚀着全人类的身心健康。据统计，2012年全球约有1260万人的死因是“在不健康环境中生活或工作”，约占全球死亡总数的1/4；①每年全球有1/10的人因食用受污染的食品而患病，并导致42万人死亡；②1990年到2013年期间，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数上升了近50%，全世界近10%的人口受到影响，精神疾患占全球非致命疾病负担的30%。③可见，在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经济发展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关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学分析，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演讲，他指出健康的改善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并认为健康和教育是最核心的两类人力资本形式。④此后，关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学研究不断丰富，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从主流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探讨人类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部分学者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继而通过模型和实证得出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①二是分析经济增长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这类分析大多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收入和健康投资进而提高健康水平。②三是研究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部分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经济增长与健康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③也有部分学者认识到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陷阱”，阐明了健康—污染—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④与主流经济学普遍认为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则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必然性。沿着这一思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诸多视角探讨了人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从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关系、摆脱生态危机的路径等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
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因此必须重构传统社会主义；⑤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将资本积累与生态的矛盾引入分析框架，试图探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演变方向；⑥法国调节学派则指出资本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粮食、能源和环境的危机，并认为要摆脱生态危机就必须转变调节方式。⑦在人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问题上，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部分学者从劳动异化、人的异化、生态异化、科技异化等方面剖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的负面效应；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观进行了系统剖析，并认为这一思想能够为解决生态问题、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方向；⑨还有部分学者探讨了促进人与经济和谐发展、实现“全面而自由”的人的设想及实现路径。⑩综上可见，目前关于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仍存在拓展空间。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大多讨论人类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于经济增长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则论证较为简单，对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辩证剖析则更为鲜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相关分析大多聚焦于“人的发展”，并未对人类健康进行具体分析，因此也就无法深入探讨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理。此外，现有研究对人类健康内涵的界定仍相对狭隘，大多将其与身体健康等同，这一界定已不再符合当前“大健康”的时代背景。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位为“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本文所讨论的人类健康正是以这一定义为基础，并从经济学视角予以扩展和解读，也即人类健康的内涵包括如下四个层次：一是躯体健康，即指机体处于正常运作、没有疾病的状态，这是人类健康最为直观和基础的层面，目前对健康的经济学分析大多局限于这一层含义。
二是精神健康，即“每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能力，能够应付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有成效地从事工作，并能够对其社区做出贡献”①的状态，可进一步区分为心理健康（没有心理或精神方面的病态和疾病）和灵魂健康（积极乐观、心胸开阔、全面发展的人）；三是环境健康，包括生态环境（即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以自然事物为主体的所有外部空间事物是否遭到破坏）和社会环境（即人类有计划和有目的地创造的以人文要素为主体的所有外部客观事物是否良好）两个层面②；四是经济健康，即经济运行模式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若经济运行完全以资本为核心，则经济主体往往只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此时经济运行相对扭曲；反之，若经济运行能够“以人为本”，则经济主体在行动时会将他人利益纳入思考的范围，此时经济运行与人的发展是统一的。躯体、精神、环境、经济的健康构成了人类健康的四重内涵，且四个层次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作用和内在逻辑。首先，经济健康是其他三种健康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且直接决定了环境健康；其次，环境健康是躯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支撑，其直接影响到躯体健康；最后，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是狭义人类健康的两个层次，其中躯体健康是人类健康的较低层次，精神健康则是较高层次。四个层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大健康”视角下的人类健康内涵。如图1所示。基于上述人类健康的基本内涵，本研究旨在系统剖析现实经济中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之间的悖论关系，探讨理想状态下人类健康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继而深入挖掘促进人类与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因素，即健康的经济观，并提出重构健康经济观的政策建议。
二、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的悖论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获得极大发展，在人均寿命、平均营养水平、健康理念等方面均显著提高，因此不少学者直观地认为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然而从现实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便开始逐渐显露其缺陷，全球相继出现的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等严重环境破坏现象，已经开始威胁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食品安全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压力、信仰缺失等问题也在日益侵蚀着人类健康。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关系日渐凸显，且这种悖论有着其自身的必然性和内在逻辑。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一种经济的不健康状态。对于市场经济以资本为核心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进行了严密的论证。他指出，“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货币便得以转化为资本，成为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且价值增值的部分由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绝对的致富欲”和“价值追逐狂”①必然会促使资本所有者“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②而实现无休止的价值增值。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运动和增值是经济运行中最核心、最凸显的内容，而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则反而成为隐在资本之下的微不足道的影子。经济运行以资本为核心的必然结果是，经济观念、劳动行为、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日益扭曲和异化，也即一种不健康状态。（1）经济观念上的不健康状态。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运行使得“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③成为绝大多数经济主体的唯一动机，导致社会中拜金主义、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等现象屡见不鲜，人性的冷漠和丑恶显露无遗。对此马克思也曾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这实质上是人的经济观念的一种扭曲和异化。（2）劳动行为的不健康状态。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化、生产过程日趋智能化，人类劳动的扭曲和异化程度也不断加深。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日益畸形，真正沦为由机器构成的“死机构”中的“活的附属物”。另一方面，劳动进一步成为纯粹的谋生工具，成为高生活成本下不得已、不情愿、不自觉的被动行为。据调查显示，中国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8.66小时，其中47.3%的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30.3%的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而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加班现象并不是劳动者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企业压力下的消极被动行为。④（3）技术进步的不健康状态。以资本为核心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创新和使用纯粹由利益所主导，因此其代价往往是牺牲大部分人的长远利益。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⑤例如，1931年美国杜邦公司将二氟二氯甲烷（也即氟利昂）进行工业化生产，引致长达50年大规模使用氟利昂的时期，导致南极上空出现日益扩大的臭氧层空洞；再如，1993年美国市场率先推出转基因食品之后，转基因食品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进入全球市场，成为人们生活中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安全因素。相反，那些对生态有利、对人类发展有益的诸多进步技术则往往由于缺乏利益驱动而进展缓慢或无法推进。其次，经济的不健康状态必会导致环境的不健康状态，进而通过多种途径侵蚀人类的躯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不健康状态必然导致环境的不健康。（1）生态环境的不健康。对自身利益的无限追逐总是促使资本所有者采取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过度排放污染物等行为，且利益驱动下的技术进步也常常是污染加强型的。尽管这些行为也会损害资本所有者自身的长远利益，但扭曲的经济观念使人们经济活动的眼光相对短视和狭隘。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面临的十大生态问题，包括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森林锐减、大气污染、海洋污染以及固体废物污染，均与人类破坏资源环境的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2）社会环境的不健康。以资本为核心、唯利是图的经济观念必然导致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劳动者无时无刻不面临着高强度、高负荷的生存压力，无时无刻不体验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立甚至仇视，继而也逐渐沦为缺乏同情心、正义感、道德底线的“理性人”。以中国经济为例，2000年以后“地沟油”、“黑作坊”、“毒大米”、“毒奶粉”、“人造鸡蛋”等恶性社会事件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发生着，使社会生存环境变得充满怀疑和不安全。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健康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人类的躯体和精神健康。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不健康会直接损害躯体健康。这一点在医学、环境学等领域已有充分研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的环境公害事件则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如日本发生的使近万人受害、上千人死亡的水俣病事件，美国洛杉矶市发生的致使几百名老年人超常死亡的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发生的仅在4天之内就造成4000多人异常死亡的烟雾事件，等等。①另一方面，社会环境的不健康是造成精神不健康的重要原因。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每年有约4亿人患有抑郁症，超过2100万人受到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每年约有80多万人自杀身亡。
②精神不健康是社会、心理和生理因素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国家政策、社会保护、生活标准、工作条件、社会支持、社会压力等，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最后，人类健康必然会陷入“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并最终成为遏制经济发展的致命枷锁。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作为狭义人类健康的两个层次，彼此也有着密切的相互影响。有研究显示，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密不可分，两者的不健康状态会相互恶化。此外，躯体和心理的不健康还会使灵魂健康更加难以企及。躯体与精神不健康状态的相互恶化，会反过来加剧环境的不健康，使人类健康陷入“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躯体的不健康会加重社会医疗成本，普遍降低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从而压缩资本所有者的利润空间，这会促使资本所有者采取更加不可持续、缺乏底线的生产方式，以挽回其利润的损失；精神的不健康常常使人更加偏激和冲动，倾向采取暴力、报复，这会加剧社会环境的不健康；而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健康又会进一步恶化躯体和精神的不健康，使三者陷入恶性循环的深渊。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这种恶性循环逐步形成，外部的调控措施将难以取得成效，即使对某一方面有所改善，但趋利性必将促进资本所有者寻求其他路径，因而无法从本质上解决人类健康受损问题。“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必将导致人类健康水平持续下降，并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遏制力。资本得以价值增值的秘密就在于，劳动力商品能够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这一特殊性，因此劳动力能否得到及时并充分的补充是这一增值体系的根本，也即“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且“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③也即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当前劳动力健康以及未来劳动力健康是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伴随人类健康的持续恶化，很可能成为影响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继而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因素。综上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悖论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继而促进人类健康的改善；另一方面，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又必然会导致经济、环境、躯体、精神各方面的不健康状态，并使之陷入恶性循环，人类健康的持续损失最终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反作用。这一悖论关系如图2所示。
三、人类健康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知，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并不能与人类健康形成良性循环，既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取向。因此，如何推进和实现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是当前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对此，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论述中得到启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及其对人的束缚之后，也对“未来社会”进行了构想，主要有如下四方面特征：一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对人的剥削关系。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源所在，是造成阶级对立和无政府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未来社会必须“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①二是消灭商品生产，对全部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在未来社会中，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因此不再需要为了交换而生产商品，所有个人组成的联合体劳动的总产品就是社会产品，并且“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②社会生产不再呈现无政府状态。三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③同时，社会发展还须以“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④也即促进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四是自由人联合体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社会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那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这意味着“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⑥不难看出，所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本身的全面和谐状态，其与本文所探讨的人类健康概念有着一致的内涵，是最高层次的人类健康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扭曲和异化”，因此在“未来社会”构想中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其最终目标和夙愿，可见这一“未来社会”归根结底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于是便可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自由联合体”完美地实现了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关系。一方面，“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不再以牺牲人类健康为代价，而是与“人的发展”协同提高。在马克思经典作家构想的“未来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不再受到私利的驱使，而是自发地采取对全社会有益的行动，“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
①这实际上是一种健康的经济观念，其决定了经济的健康，继而保障了环境的健康，最终促进了人类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另一方面，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健康状态能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意味着更加高效和自觉的劳动、更加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行为、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以及更加丰富的社会文明。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②。恩格斯还从新型社会分工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分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会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③相比纯粹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这显然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状态。基于以上对“未来社会”的剖析，不难发现，要形成人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其核心所在就是要构建“以人为本”的经济运行模式，而关键环节则是要转变经济观念，也即促使经济主体在行为决策时不再为私利所驱使，而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人类长远利益为行为准则。④
四、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健康经济观的重构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程度均呈现跨越式发展，但这一发展很大程度上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代价，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与人类健康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缓和当前经济发展对人类健康的损害，并促进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从悖论关系向良性关系转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2016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标志着我国的“健康中国”战略正式形成，该纲要也将成为今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在会议上强调了“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四大原则：一是健康优先，即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二是改革创新，即加快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三是科学发展，即依托中医药科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健康信息服务体系等科学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四是公平公正，即促进健康中国全民共建共享，加大健康扶贫以及弱势群体健康保障工作力度。可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初步蓝图，其中也不乏诸多可操作性的措施，但要真正落实这些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仍任重而道远。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悖论关系，如果不能对经济的不健康状态有所改变，政府的外部调控政策很难真正得以落实。对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却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在这种条件下，要逐步实现人与经济从悖论关系向良性关系的转变，一个十分关键且具有能动性的途径就是，对经济观念进行重构，大力推进“健康经济观”，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健康经济观”，与当前的逐利经济观相对应，其核心在于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不再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单一目标，而是自觉自发地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健康经济观作为经济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环境健康、躯体健康、精神健康有着逻辑的一致性和正向的互促性，是缓和人与经济悖论关系的有效措施，也是构建人与经济良性关系的重要基础。要构建“健康经济观”，需对“发展”、“公平”、“效率”、“技术”等含义进行重新理解。首先，应倡导“健康经济发展观”，其核心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人类健康不断损失，“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有可能实现与人类健康的良性互动。健康经济发展观是对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微观层面的扩展，它不仅要求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主导者将人类健康置于重要地位，还要求每一位社会经济主体逐渐转变其经济发展观念，从原有的逐利发展理念向人类整体发展理念转变。其次，应倡导“健康经济公平观”。其核心是：谁在生产或社会交往过程中损害了他人的健康利益，谁就必须付出同等或更多的健康利益补偿。健康经济公平观包括起点、过程、结果公平三个层面：健康起点公平，意味着同代人之间、代际人之间应享有同等数量和质量的健康环境和健康服务；健康过程公平，则意味着对于任何损害了他人健康的行为，行动者须对受损者提供足量的健康利益补偿；健康结果公平，即指在起点和过程公平的条件下，若部分群体的健康利益仍显著低于其他群体，政府须发挥作用，以尽量保证所有经济主体获得大体相当的健康水平。再次，应倡导“健康经济效率观”。
其核心是：健康补偿的成本须纳入经济效率核算。传统的经济效率观通常只追求生产性效率的提高，也即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之比。健康经济效率观则强调应将健康利益补偿及保障成本纳入经济效率来考量，包括对过去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害的追加补偿、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失的即时补偿以及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失的保障性支出。最后，应倡导“健康经济技术观”。其核心是：技术进步应以推进人类整体利益和促进人类全面发展为导向。与当前私利驱动下的技术进步不同，健康经济技术观要求技术进步须以促进人类健康为目标和导向。一方面，技术进步必须满足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而不是通过牺牲人类健康的方式使技术创新者获利。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一味地用机器替代人，导致劳动者能力不断扭曲且愈发隶属于机器设备。基于以上对健康经济观的解读，本文提出如下重构健康经济观的对策建议，以推进和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效实施。第一，促进健康经济发展观的对策建议。一是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转变经济主体现有的行为方式，促使健康发展成为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选择；二是增强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路径依赖，也即加大经济主体放弃健康发展并转为传统发展的成本和代价；三是加强健康经济发展观的宣传和教育，逐步扭转社会中极端逐利的风气。第二，推进健康经济公平观的对策建议。
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作用篇2
[关键词]健康体育产业
健康体育产业，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不断增长的社会物质基础为前提，以健康和体育两大产业的有机结合为条件，以广泛的社会关心和国民的共同参与为基础，在本世纪70年代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体育产业。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是从本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虽然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产业比较，在起步时间上落后了近十年，但是，我国体育产业强行对接世界体育产业全球化和经济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第二次发展高峰时期，加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使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具备了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基本条件和社会环境。因此，对中外健康体育产业友展现状比较，借鉴国外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现状，为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和战略决策提供一点理论参考。
一、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发展
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一直是以国家的健康体育事业和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为主导发展的。虽然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健康体育产业形式，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健康体育产业规模，但是，真正作为一种产业——健康体育产业来认识并加以发展，却是在本世纪70年代以后。
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产业，由于长期健康体育事业的影响和雄厚社会经济基础下良好的社会健康体育福利制度，限制了健康体育产业的发展。虽然健康体育产业作为一种产业形式存在着，但是，已经失去最佳发展时期，难以创造和职业体育产业(职业体育相关产业)同样的辉煌。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经济、物质基础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和人类自我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健康体育作为国家健康体育发展事业的政府行为变得越来越淡化了，并且最终将被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完全取代，进入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和健康体育产业同步发展的新时期。健康体育产业这时虽然已经拥有不可动摇的产业地位，锁定了特殊的健康体育消费群体，但是，这个健康体育群体可能会逐步脱离大众健康体育消费，形成特殊的健康体育高消费阶层。满足这个阶层健康体育消费经营的健康体育产业，很可能就是未来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的代表产业或主体产业。而社会健康体育福利的事业化发展方向，将使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更加接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处于健康体育产业无法抗衡的特殊地位。
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落后于体育其他产业的缓慢的发展和已经体现出的均速发展趋势，既不能简单地判断为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必然状况，也不能盲目地理解为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进步表现。只有将其置于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发展所处的社会，结合国家健康体育事业、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和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不同社会需要进
二、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的健康体育，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过去，举世闻名的中国武术(功夫)和武术精神，充分证明了我国的健康体育传统。虽然我国的武术在很长时期内(新中国成立以前)只局限于民间，主要作为人的生存技能自然流传，但是，我国武术中这种传统的师徒关系，实际就是现在所说的提供武术指导服务，它客观上孕育了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可以说是我国体育产业的萌芽。只是因为人所共知的近代屈辱历史，使我国的体育产业萌芽时期延续了太长的时间。
1995年，我国启动了带有国家健康体育事业意义的、以社会健康体育福利形式推广的全民健身计划;1998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标志着我国过去的体育政府职能全面向社会转移。这时国家健康体育发展事业，实际上已经提前开始了向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的发展过渡，进入了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时代相适应的、国家健康体育事业补充(保证在校学生)、社会健康体育福利和健康体育产业同步发展的特殊健康体育发展时期。但是，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全面发展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时期，特别是体育产业整体发展与世界体育产业全球化发展的强行对接，使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一度出现了领先社会健康体育福利的发展趋势。
三、对我国健康体育产业的发展思考
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目前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健康体育产业规模、健康体育产业市场开发，还是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管理、健康体育产业理论研究等等，都还未形成自己的特色、建立自己的体系。因此，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能否把握机会，争取更大的发展，关键是能否认真吸取职业体育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尽快建立一支健康体育产业的理论研究队伍，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管理队伍，努力做到理论研究超前发展，坚持理论的指导作用，用科学的方法、思想指导健康体育产业实践，保证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在学习和借鉴时，一定要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绝不能简单地原样抄袭，也不能盲目地妄加改动。要把健康体育产业发展，放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比较，充分认识、理解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的未来社会价值和当前经济价值的不同体现形式，准确把握“健康”的内涵和外延，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规划。只有这样，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才可能领先世界，才可能在世界体育产业领域树立中国的健康体育产业理论。
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作用篇3
[关键词]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08)52-0075-02
在人力资本理论中，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从宏观层面健康资本投资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从微观层面，企业的健康资本投资与管理能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1健康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人类关于人的生产能力分析的新思路。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的总和。人力资本存在于人体内，因此人的体能、精力及健康状况的改善、生命周期的长短都可以直接影响到人力资本的形成及效能的发挥。人们的体力和智力是由于营养、保健、医疗和教育、培养、自学等形成的，需要花费资金，即形成人力资本投资。而其中企业花费在员工安全卫生防护、疾病预防、治疗和健身锻炼上的费用是一种健康资本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2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宏观层面分析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见图1。
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用生产函数来表达经济增长的源泉：
Y=aF（n，K）（Y表示产出，a表示技术水平，n表示劳动、K表示资本）
从上述表达式中可知，产出的增加可以由三种因素来解释，即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换言之，经济增长的源泉可被归结为劳动力、资本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而这其中的两个因素技术进步、知识归根结底必须依靠人的创新和人的知识积累，因此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除资本的增长外均与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密不可分。而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的提高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形成和改善劳动力素质结构、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人力资本的投资中健康水平提高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重要组成部分。
健康资本是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存在且正常发挥其功效的先决条件。首先，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使人们在工作中减少因病缺勤的时间，从而相对延长工作时间；而且在同等条件下，精力旺盛、体力充沛者，其劳动生产率会更高，从而最终使一个人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的效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其次，对儿童而言，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相对提高他们的入学几率，提高认识能力，从而确保了教育投资的实现。最后，人们预期寿命的提高，直接延长了人力资本的收益期，降低了人力资本的折旧率。这样不但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也能降低人力资本的风险，并会进一步刺激人力资本的投资，使之成为良性循环。由于健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这一影响作用的永久性。一旦健康改善达到且维持在一定水平上时，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会维持在某种水平之上，反之，若一个人健康状况不良、残疾或过早死亡时，则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就业机会、劳动参与率、劳动生产率等，使个人收入下降。因此，健康资本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作用不容忽视。
3健康投资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员工的健康状况会严重影响人力资本的质量，从而影响人力资本的收益。健康管理与人力资本收益及企业可持续发展关系，见图2。
企业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工作，进行培训投资和健康投资，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本质量，从而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收益，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本附着在劳动者身上，他人不能受让，但企业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劳动者身上部分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因此受劳动者健康问题影响最大的是雇用企业。劳动者健康问题给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有：离职率、缺勤率、事故率上升；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下降；工作效率下降、工作业绩下降；客户服务质量降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上升；人际冲突增加；企业内部的合作与竞争氛围受到影响等。企业管理层的健康问题更可能导致决策失误的严重后果。因此就更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对员工健康的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虽然是针对个体的投资，但投资主体却分为三类：国家、企业和个人。当员工进入职业生涯后其人力资本的健康投资主要是由企业来完成的。这是因为员工健康问题已成为企业管理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能否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将关系到企业经营的好坏、效益的升降、管理的成败、形象的优劣。员工个人的健康问题（心理健康）具有扩散性，会传染到其他员工，影响团队士气；企业领导层的健康问题则更容易传递到整个团队中；而由于企业组织自身的原因或突发事件产生的健康问题则可能遍及全体员工，严重影响企业运行。因此，解决员工健康问题，只能通过企业恰当有效的健康投资和管理手段来实现。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帮助员工解决因工作因素引发的健康问题，同时也帮助员工解决生活等非工作因素引发的健康问题，使员工缓解工作压力、改善工作情绪、提高工作积极性、增强员工自信心等，为企业留住人才，使企业可持续发展，最终达到企业与员工的双赢。
4结论
总之，健康与人力资本是不可分割的，要使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就要求从宏观层面的国家到微观层面的企业必须重视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本投资，更要关注健康投资，通过健康投资来改善人力资本质量。
参考文献：
[1]刘国恩.中国的健康人力资本与收入增长[J].经济学期刊,2004(1).
[2]詹姆士•J.海克曼.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5-20.
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作用篇4
要获得健康就不能单纯依赖医生的治疗，而是要树立较强的健康意识。健康意识作为一种社会化的观念直接影响人类参与健康活动的态度和行为，加强和提高人的健康意识不仅有利于人的身心全面和谐发展，更有利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培养现代健康意识的途径很多，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健康的认识论层面培养健康意识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现代健康观对健康的衡量标准已不仅仅是指躯体健全无病，还要求人在社会适应方面和精神上有一个完好状态。因此，更深层的健康观是整体健康，它包括人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社会健康、智力健康、环境健康等。只有用整体健康的观点来认识和了解健康，才能走出认识误区，才能人人享受真正的健康。现代健康意识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意味着人们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上要做出具有根本意义的“模式转换”，意味着现代人需要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完整健康。
从健康的文化层面培养健康意识当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起码的需求、有条件决定生产资料的使用方式时。文化因素对健康的作用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文化对健康的作用常常持续于一个人生命的整个过程，它不仅作用于个人，甚至还作用于整个人群。在经济收入一定的条件下，文化程度或受教育水平不同的人对个人收入的支配方式是不同的，因而产生的健康效果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偏重于生活、工作条件的改善及精神生活的丰富，把闲暇时间作为增长知识和锻炼身体的机会，能健康合理地支配自己的收入。他们容易接受和正确掌握卫生保健知识，能更多地了解疾病的危害和预防的措施，主动预防并合理利用卫生服务。人是有社会性的，群体健康是一种社会资源，是生产力，同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民族昌盛的标志。个人作为社会一成员。不仅对个人健康负有责任，而且要主动采取积极的自我保护措施。以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对抗周围那些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尽可能达到身心健康的最佳状态；同时也对社会健康承担义务，要关心、维护他人的健康。
从健康的经济层面培养健康意识 经济发展是保障人们健康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可以为人们提供充足的食物营养、良好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可以使卫生投资增加，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人们享受更多更完善的医疗服务；可以通过对教育的投资，在学校、家庭和社区进行广泛的健康教育，使人人能接受卫生保健知识的教育，提高健康意识。但经济发展又会给人类带来许多新的健康问题，例如：环境污染以及对人类的自身生存环境、生态环境的破坏。无疑最终要殃及人类自身的健康和生存。一项研究表明，上海市2000年由于大气污染而造成的健康损失约占当年GDp的1.6％。此外，社会的日趋现代化及其所带来的高度物质文明所引起的“富裕病”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正不断加剧。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可持续性，要考虑经济发展对人类健康的双面影响。
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作用篇5
发展健康服务业是新时期医药卫生领域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集群化发展是符合健康服务行业特点的发展模式。文章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丹麦、瑞典、意大利、迪拜等国家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出这些国家的经验在地址选择、核心服务、投资环境、集群特色、政府和中介组织作用、经济和服务平衡以及质量和创新七个方面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
健康服务业；国际经验；启示
1研究背景和意义
健康服务业以维护和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发展目标。201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的要求。现阶段我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大概可归纳为散在式发展和集群化发展两种模式。1990年，美国哈佛商学院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服务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地理群聚现象对于生产力和创新能力的意义逐渐得到重视。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服务业在各类行业中作用和地位的不断提升，一些大型城市逐渐出现了服务业的集聚［1］。illeris和philippe以及洪银兴指出，由于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分性，以及非物化、不可储存性等特点，服务业比工业具有更强的空间聚集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较大［2-3］；Dipasquale和wheaton、阎小培和姚一民等通过对美国波士顿和中国广州市的服务业空间分布的考察，进一步证明了服务业具有较高的空间集聚的特性［4］。健康服务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服务业一样具有空间聚集发展的特性。健康服务业的集群化运作将有利于区域内实现健康资源共享、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近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个别发展集群化健康服务业的探索，例如，北京国际医疗服务区、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和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等，目前这些集群基本处于筹划和建设阶段，更多健康服务业集群尚处于初步规划当中。事实上，国际上已经存在一些发展较为成熟的健康服务集群，学习和借鉴国外相关的案例和经验，有利于为国内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同时规避潜在的问题。
2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国际经验
在国际范围内，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典型案例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各国的实践过程中，既有运营成功的集群，也不乏运营失败的案例。
2.1成功的案例及经验
2.1.1在经济发达的都市圈选址在国家范围内，健康服务业集群的选址是最基础和重要的步骤。从国际上看，很多国家将健康服务业集群选择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都市圈内。例如，在美国，3/4以上的现代生物产业资源集中在波士顿、旧金山、费城、纽约等9个都市圈，这些都市圈所拥有的医药企业数量、获得科研经费、风险投资水平以及相关商业活动都远高于其他地区［5］。再如，在英国，仅伦敦市的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就形成了庞大的规模，囊括了多家大型制药公司、世界级研究机构、医院和医学院校、生命科学公司、生物医学工程公司、临床研究机构以及保健产业企业［6］。
2.1.2以医疗设施或科研院所为核心建设集群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建设需要明确集群的核心或主体，在此基础上扩展与之相关的服务业链条。纵观国际上著名的医学集群，大多选择以医疗设施作为核心进行建设。例如，位于美国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医疗中心（thetexasmedicalCenter）以各类医疗设施群为建设核心，包括21家著名医院、6家儿科护理医院、8个专业护理设施、3所公共卫生机构、2所大学、3所医学院、6所护士学校、2所药学院、1所牙科学校、8家学术和研究机构以及13个支持机构（2012年）［7］。同样位于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UpmC）作为一家大规模综合型非盈利性医疗机构，将22家医院、400个定点门诊和医生办公室以及健康保险等相关机构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医院为核心的集团化发展之路［8］。再如，位于英国伦敦的生命科学产业集群，主要依托牛津、剑桥两所世界著名的大学而产生。他们不仅为集群发展提供了科学技术和人才，促进了技术的转让和产业化，更通过品牌力量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的人才和资本［9］。
2.1.3提供宽松的投资发展环境投资环境主要是指优惠政策的增加以及限制政策的减少，宽松的投资发展环境能够有效促进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例如，美国波士顿医疗服务业依靠政府的研发税收减免政策促进了集群的创新和发展；英国的剑桥生物园依靠完善的投资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成为世界最尖端生物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之一；迪拜健康城拥有自由贸易区优惠政策，可以实现100%免税、100%外国所有权、无公司税、无所得税、无关税、无限制的资本、贸易壁垒和配额、竞争定价、诊所租赁服务［7］。
2.1.4充分重视和利用教育资源随着科技转化速度的提升，产、学、研关系日益密切，教育资源已经成为健康服务集群发展的原动力。充分重视和利用教育资源对健康服务业管理或规划意义重大，国际上依靠教育资源提升健康服务业集群发展的做法较为普遍。例如，美国波士顿地区依靠丰富的教育科研资源，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怀特希德生物医学研究所、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吸引和聚集了世界顶级的科研人才和企业，使波士顿成为著名的“医疗圣地”。再如，英国伦敦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充分利用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两所著名高校以及英国医疗研究委员会（mRC）、巴布拉汉姆机构（Babrahaminstitute）和维康基金会（wellcometrust）等研究机构资源，成为伦敦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发展和壮大的重要前提［9］。
2.1.5重视政府和中介组织的作用政府拥有规划和政策制定的权利，在任何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都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例如，美国的北卡莱罗纳、纽约等多个州和地区把发展生物技术产业集群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有效地推动了这些地区相关产业集群的发展［10］。英国政府通过成立12个地区发展委员会帮助集群尖端生物技术研发，助力剑桥生物园的发展壮大［11］。而在德国，政府主张仅对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色的健康服务集群进行支持，因此，更多的集群发展相对缓慢。行之有效的中介组织则能够在健康服务集群的发展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例如，休斯顿德克萨斯医疗中心就是由基金会发起的，丹麦—瑞典生物谷学会对生物谷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波士顿医疗生物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生物技术工业组织（Bio）以及马萨诸塞州生物技术委员会等中介机构在协调企业、政府和公共教育部门之间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2］。
2.1.6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实现双赢健康服务业具有产业和福利事业的双重属性，不同的发展思路将导致不同的侧重点。国际经验提示，很多健康服务业集群的发展最初都是起源于对健康服务的需求，而在发展过程中则逐渐过渡到对健康服务业两种属性的均衡发展。例如，美国休斯顿德克萨斯医疗中心最初建设的目的是服务于本地居民的医疗需求，在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后形成产业集群，成为城市的重要经济支柱和就业支撑，而健康服务产业也是波士顿的第一支柱产业。再如，迪拜健康城提出的初始目的也是为中东地区居民提供高质量健康服务，同时强调健康服务业对城市的经济贡献。国际上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成功经验主要有：在经济发达的都市圈选址，包括美国波士顿、旧金山、费城、纽约都市圈的现代生物产业和英国伦敦市生命科学产业集群都是如此；以医疗设施或科研院所为核心，包括美国休斯顿德克萨斯医疗中心、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和英国伦敦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宽松的投资发展环境，包括美国波士顿医疗服务业集群、英国剑桥生物园和迪拜健康城；重视和利用教育资源，包括美国波士顿医疗圣地；重视政府作用，包括美国北卡莱罗纳、纽约等地生物技术产业集群和英国剑桥生物园；重视中介组织的作用，包括丹麦—瑞典生物谷学会、美国休斯顿德克萨斯医疗中心基金会、波士顿生物技术工业组织、马萨诸塞州生物技术委员会；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双赢，包括美国休斯顿德克萨斯医疗中心和迪拜健康城。
2.2失败的案例及教训意大利伦巴迪（Lombady）地区的生物医药集群是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失败案例。伦巴迪地区是意大利生命科学研发最为集中的地区，是化学和制药工业的主体所在，建立了若干科学集群来促进生物医药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此外，米兰是意大利主要的金融中心。伦巴迪地区在产业基础、研究力量、融资渠道等方面均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和优势，但最终该地区却未能成功建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伦巴迪地区失败的原因及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的教训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2.2.1创新能力不足对于以生物科学为核心的发展集群，创新能力是保证集群发展的最关键要素。伦巴迪地区的创新性企业总量偏少，创新水平较低，技术链条不完整，对集群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
2.2.2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来自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支持是健康服务业集群发展的重要保障，可以为集群开拓发展空间，拓展资金供给渠道，减少发展障碍。伦巴迪地区的基因研究虽然一度在世界上占据领先水平，但由于政府的忽视导致集群发展资金短缺，严重阻碍了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2.2.3产、学、研联动程度偏低产、学、研的深度联合有助于人才的培养与利用以及研究成果的快速转化，对于健康服务业集群的发展至关重要。伦巴迪地区的产、学、研联系很弱，组织机构和制度方面存在明显缺陷，不利于适宜人才的培养和研究成果的转化，这更加加重了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种种问题。此外，德国大部分发展缓慢的健康服务集群也是国际上失败的案例，造成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3对我国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启示
从我国健康服务业近年来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存在着企业数量多、规模偏小、创新能力不足、集中程度较低、服务质量欠佳、相关政策不完备等问题［13］，这些问题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发展健康服务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很多共同之处。本研究总结出国际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以期对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规划以及相关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有所裨益。
3.1选址注重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的影响健康服务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的特性对产业整体发展的规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般情况下，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比欠发达地区具有更多种类、更大规模的健康服务产业基础，医药相关的高校、科研院所等较为密集，金融、投资体系相对完备，中介组织和机构相对发达，劳动力市场相对健全，用人机制也相对灵活，更加适合健康服务业的规模化、集群化发展。
3.2强化以医疗服务为核心的多元化发展从休斯顿德克萨斯医疗中心和迪拜健康城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健康服务业集群提供的医疗服务是多层次、多元化的，既可以将高端服务作为特色，也可以侧重发展基础性健康服务。集群需要提供种类尽可能多的健康服务，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保持规模效应，扩大影响力。但同时，也必须要有若干一流、有特色的健康服务，以保持集群的不可替代性。
3.3营造相对宽松的投资发展环境健康服务业发展具有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征，需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国内外的资金参与建设。投资软环境是目前制约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改善地方的投资环境，对发展健康服务业至关重要。
3.4注重医、教、研一体化和健康服务集群特色的培养发展应结合当地的地区特点和产业优势培养健康服务集群的特色。国际上大部分成功集群的建设都与大学、研究机构直接相关，并注重研发和技术转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医学教育和研究资源较为丰富，医药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也都在全国领先，建议其在集群建设时，强化与本地医学院校、研究机构、优势产业的联合互动，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形成每个健康服务业集群的特色。
3.5强化政府和中介组织的作用国际经验证明，在健康服务业集群形成过程中政府作用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建设初期，政府的引导可以大大提高产业集聚的发展速度和效率。但是政府的参与是有边界的，单纯依赖政府扶持形成的产业集群往往很难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政府在推进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过程中应严格限定政府职责范围，有所为有所不为，以营造正常氛围为主，为好的项目牵线搭桥，对部分前瞻性的科研项目予以扶持，但不干预市场，重视引导和培育集群自我发展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形成集群核心竞争力。类似的，行为高效、组织有力的中介组织在健康服务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也将起到调节各企业关联、催化集群总体效率和产出的作用，我国应在这方面增加重视程度。
3.6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服务的平衡发展健康服务业具有社会事业和国民产业的双重属性，一直以来，我国相对偏向于将健康服务业尤其是医疗服务业作为社会事业来发展。随着经济形势和社会观念的转变，应在保障健康服务业社会事业属性的同时，强调其产业发展功能。事实上，随着健康服务业规模的扩大、相关产业链条的完善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的显现，作为产业能够为企业自身带来更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为居民带来更多健康改善的可能，这种良性循环正是健康服务业发展的目标。
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作用篇6
关键词：林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持续健康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被挪威首相首次提出，并迅速成为全球各世界的共同遵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1次阐述了持续健康发展的概念，强调科学持续的发展是既要满足现代人的发展需要，并且不能够损害后代人的发展权利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统筹协调发展。因为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作为大自然重要组成部分，保持林业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挖掘林业潜力，发挥林业资源作用有着积极意义，笔者试图在分析当前林业发展状况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
1林业的内涵和外延
一般而言，林业的内涵和外延是指，为进行森林经营组织起来的、以进行木材、林产品生产和实现各种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事业。林业部门主要包括营林和森林工业两大部门，一般而言，它们的主要职能是科学合理而有计划地绿化相关的荒山荒地，有力有序地扩大森林资源；同时科学经营好和管理好现有的天然林和人工林，并在适时适度适宜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进行林业开发和森林资源的利用；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林业治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有计划地提高我国的森林资源的覆盖率，积极增加森林木材和相关林副产品的质量，从不同方面满足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同时，研究和加强林业建设，运用林业资源和天然性能，发挥森林的气候调节、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农田保护等综合功能和效用，确保农业的高产稳产；林业经营主要包括森林树木的采伐、更新、森林保护，以及森林再造和抚育间伐，城市森林的建立和管理等一系列林事活动，发挥林业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就当前比较统一的认识来看，我国林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分别为初期发展阶段、探索发展阶段和新的发展阶段。第1个阶段时间大概为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属于我国传统林业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林业为国家工业化发展提供了积累；第2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林业发展的核心活动集中表现在集体林区和其他非国有林区开始探索落实林业“三定”政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等3个方面，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林业生产责任制得以确定；第3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林业发展不再局限于国内，而在发展的思想上逐步与国际接轨，加强林业发展，管理扼制环境恶化的状况，我国林业迈向新的发展之路。在这一时期，我国制定并出台了《中国21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为当代林业持续健康发展确立了战略方向。
2影响林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因素
所谓林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指从森林生态系统在生命支持系统中的整体作用出发，以森林生态系统在自然、社会系统中的功能维护为中心，通过科学合理的加强对森林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从而向社会提供持续化、健康化的服务，而不仅仅是提供以木材为基础的某种或某几种的物质产品。要实现此种功能的维护，不仅仅是人类最大限度获取森林使用价值的前提，还是林业使用价值持续性、健康化的保障，更是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生命支持系统的基础条件，同时，这也是林业价值的根本。
比较共同的认识为：要保持林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主要取决于3个方面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一是社会发展所形成的经济实力，也即是社会资源能源、资金信息使用率和增长率、人均收入情况和资源储量等；二是重视林业持续健康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合力，包括人口容量、素质、意识、道德等诸多的方面；三是对关注生态健康发展而获得的支持力。
3林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点与对策
3.1培育人才队伍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往往对事物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落实持续健康发展的现代林业，必须以适应现代林业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培育为基础。首先，以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思想,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重构适应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培育纯正的思想意识，通过加强学习不断转变林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思路，领悟林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掌握实现林业转型发展实现高效优质的工作方法和路径。其次，教育培养要以面向林业健康持续发展为需要，以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前提，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材拓展人的潜在能力。
3.2注重综合评价
3.2.1林业的生态效益。人类普遍认识到森林兼具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3种效益，其生态效益价值远远超过其经济价值。林业的发展可同时带来这3种效益，其中，经济效益在过去往往是最受关注的，但如今生态效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生态效益可创造经济效益。
3.2.2林业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林业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二者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忽视生态环境而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势必会引起环境恶化而最终阻止经济的增长。在当前这个既注重生态效益又注重经济效益的时期，不仅要使当前的经济快速发展，而且还要使后期的经济增长也能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所以如果采取单纯只注重生态效益而放弃必要的经济增长，最终要导致经济效益滑坡，从而使生态环境建设也失去了物质保证。
3.2.3注重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实践中的对策。一是造林规模化。从提高生态效应、景观效果、经济效益出发，成片造林。片林建设以发展苗木基地、经济林、速生丰产林为主；二是造林多样化。采用多样化的以林养林，以发展林木加工养林，以发展经济果林养林；三是林农结合式。应用和推广国内外先进技术和成果，采用科学的生产管理方法，以林为主，大力推广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兼备的兼作方式，如林草兼作、林药兼作、林灌混植。
3.3加大科技投入
持续健康发展的内涵包括经济的发展和对资源环境的再发展能力的保护，因而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证资源于环境的发展力，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靠科技来发展经济，改变传统的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在林业发展上，实施科技兴林，不断提高林业建设的科技含量是林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核心、以效益为目的的林业科技创新体系。如今的“数字林业”已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手段，使林业经营和管理逐步精确化、科学化，加快实现林业的现代化。加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和监测；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抓好良种育苗和树种结构调整。
3.4健全运行机制
从法律角度来讲，要加大林业立法进度。在充分遵循“尊重和体现生态规律；以持续健康发展为导向”的原则基础上，加大林业健康持续发展立法力度，充分考虑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生态环境和林业资源条件，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加强对生态环境和森林资源的保护，重点突出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协调平衡。
从防范角度来讲，要在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监测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各类重大突发森林资源破坏事件的预警和应急系统建设，增强对重大突发森林资源破坏事件的处置能力和效果，确保林业资源的持续健康发展。
从林业执法方面讲，要加大执法力度，为林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保障。一是加强森林采伐限额管理，控制森林资源过量消耗，健全管理机制，确保森林生长量与采伐量的长期稳定；二是加强林地管理，防止有林地逆转，实行林地用途管制和总量控制制度，严惩毁林占地的违法行为；三是坚持依法治林，加强基层林业执法队伍建设，从源头上控制破坏森林行为的发生。
4结论
我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尤其在当前科学发展观一贯强续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当口，要想加快推进林业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务必要着力从提高务林人员的科学发展理念和工作业务技能水平入手。首先要树立人才兴林观，努力培养符合现代林业发展需求的人才队伍；其次，要注重评价系统的建立，科学评价林业发展的效果与实绩；再者，要坚持建立健全运行机制，为林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总之，要形成合力地推动林业持续健康发展，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积极环境。
参考文献
1张建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实践途径的探索[J].林业经济问题,1999（3）
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作用篇7
1健康模式转变理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生率降低、死亡率降低、期望寿命增加、人口老龄化导致慢性病的作者简介：冯显威，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社会学。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这种变化称为健康模式转变。1964年，Stolnitz在“人口模式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一文中，全面概括了人口模式变化对人类健康状况的影响，指出世界所有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都会经历这样一种转变过程。1971年，omran提出“流行病模式转变”这一术语，把人们对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的认识，从生物学因素扩展到社会、经济及心理学方面，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1973年，Lemer提出“健康模式转变”的概念，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和行为因素对人类健康状况的影响。健康模式转变是由人口转变和流行病学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健康模式转变还会引起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健康问题的差异和变化等。健康模式转变包括人口模式转变、流行病学模式转变和健康危险因素的变化3个方面的内容。人口模式的转变与人口老龄化。近十几年来，我国生育率水平逐步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模式的转变。人口构成趋向老年化，医学敏感人群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从40％上升到60％，将严重影响人群健康模式和卫生服务需求的变化。流行病学模式转变。伴随着人口模式的转变，人群死亡年龄构成变化导致了死因谱的变化，被称为“流行病学模式的转变”。导致流行病学模式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①感染性疾病的下降导致疾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转变；②由疾病危险因素改变引起某些疾病死亡率的绝对上升。调查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与70年代相比，我国城乡居民传染病死亡率下降70％，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明显上升。此外，职业危险因素等的发生，也导致了许多与行为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发病和死亡率的上升。健康危险因素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态破坏引起的环境污染，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迁移加速，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流行，导致不同疾病的危险因素发生改变。
2健康生活方式理论：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到威廉•科克汉姆(wmiam．C．Cockerham)
健康生活方式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机会所选择的与健康相关的行为的集合。健康生活方式的问题，要从德国社会学家maxweber的理论说起。在(economyandSociety)这本著作中，weber在论述“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阶级、等级、政党”时，引入了生活方式的概念，他对生活方式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理解。我们知道，生活方式是人们长期受一定社会文化、经济、风俗、家庭影响而形成的一系列的生活习惯、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识，是不同阶层人群在其生活圈、文化圈内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weber将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阶层和地位之间的差异上，他指出，阶级是基于经济的划分，“等级是根据其货物消费的原则来划分的，表现为生活方式’的特殊形式”、“任何等级的社会都是靠惯例即生活方式的规则维持其制度的，因此在经济上制造着不合理的消费条件”引。weber认为，阶层是社会生活的客观维度，以一个人拥有多少金钱和资产作为象征；而地位是主观维度，包括别人对其的尊重程度。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是其受他人尊重的基础。地位群体之间的差别取决于人与消费资料的关系，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的生活方式，显然与社会底层群体及中产阶层群体的生活方式不同，在同一地位群体当中的成员享有相似的生活方式。weber还注意到社会经济状况是决定人们特定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他用“生活机会”来解释获得特定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即一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生活方式，必须有资金、地位、权利和社会关系的支持。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上层及中层的群体拥有充分的资源支持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由此实现健康生活方式的机会更大。但weber也认为，虽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相互分隔，但生活方式也可以跨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阶层。Featherstone的研究证据表明，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原先产生于中上阶层的强调锻炼和运动、合理饮食、避免吸烟等不健康行为的健康生活方式，已经开始传播到所有社会阶层中。美国著名医学社会学家wili啪．C．Cockerham指出，weber生活方式的概念也适用于健康生活方式，因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时，就是这个人在尝试按照自己的动机、努力和能力水平产生良好的健康状态。Cockerham概括了weber的观点对健康生活方式研究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总结了weber以后的研究进展。从weber到Cockerham逐步发展起来的健康生活方式理论，其基本概念框架可进一步概括如下6点。@weber发展了社会学中“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人社会阶层地位的根本反映。weber认为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定位不仅仅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是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及职业地位3个因素的综合作用。②生活方式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weber认为，生活方式基于人在消费什么而不是生产什么，当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为了获得健康时，人们的活动目标最终就是一种消费性活动，即人们努力获得健康来达到延长寿命、享受生活和继续工作等目的。③生活方式是以选择为基础的，但是这些选择取决于个体实现某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又取决于这个人的社会经济环境。④特定的生活方式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群体的特点。健康生活方式似乎是上层及中层的特点，但它具有超越社会阶层界限影响到全社会的潜力。⑤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不是决定生活方式的唯一因素。除了社会阶层因素外，还应该重视年龄和性别等其它因素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⑥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明显标志，是无论属于哪个社会经济阶层，人们都会在环境和机会允许的条件下接受健康生活方式。
3健康的社会阶层差异理论：社会阶层与健康
社会阶层是由收入水平、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确定，这3个因素综合起来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阶层或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状况之间存在重要的相关性。从收入水平、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3个因素分别来看，它们都对健康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且它们之问还存在着相互影响。收入水平与人们的消费能力、生存条件、生活水平、营养和医疗保健状况等密切相关。收入水平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状况，由收入差距带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是决定人们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在低收入人群中最为明显。由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地位、受教育机会、生活压力、心理影响等，对人们的健康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健康状况是随着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改善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通常有较多的自主选择权，他们可以选择安全的居住环境、购买有营养的食物，更有条件投资于健康。职业地位反映了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职业活动范围和性质、工作压力和相关的健康风险的情况，决定了相关的收入水平。不同的职业类型所接触到的职业健康危险因素和相关的工作压力是不同的。职业场所和组织机构、管理方式及人事关系也会影响人们的健康。职业地位的差异不仅与健康危险因素有密切联系，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上的压力，决定着人们能否有足够的收入用于医疗保健和维护自身的健康。受教育程度对人的文化知识、技术水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价值观等有直接影响，并且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受教育程度代表着人们获取经济社会资源的能力，决定着人们的收入水平，是影响人们健康的最大因素。教育还能提高人们获取和了解健康资讯的能力，帮助人们保持或改善健康。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接触到更多的健康相关知识，更了解健康生活方式的优点和预防保健的重要性，从而帮助他们采取健康行为，降低危险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当发生了健康问题时，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医疗卫生资源。社会阶层与健康状况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人群健康存在着明显的社会阶层差异。同一社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健康状况不同，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健康状况要好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阶层影响人们获得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低社会阶层的人和高社会阶层的人相比，较少利用医疗保健服务，很多经济上有困难的人他们只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才去就医。例如，我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将调查对象按收入水平分为5个收入组，结果不同收入水平居民之间的卫生服务利用差异明显，未就诊率、未住院率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由于经济困难，应住院而未住院患者比例达70．0％；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率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不同收入人群之间卫生服务利用的差异较大。此外，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并不是低社会阶层的人较少利用医疗保健服务的唯一原、因，由于职业地位的差异和相关危险因素的影响，低社会阶层的人本身就不如高社会阶层的人健康。国外许多研究表明，社会阶层和健康状况之间的差异是社会经济因素中不平等分配的结果。1999年，英国萨塞克斯大学Richardw．wilkinson教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对人口健康的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作了权威性的论述。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流行病学和人口健康研究中心的JaneDixon在为该书写的评论中指出，人群之间健康的差异是由于社会特征的差异，而不是卫生保健方面的差异。健康梯度不单独是一个贫困问题，穷人健康状况不佳，健康不平等，是一个社会经济地位或社会分层结构问题。总的来说，健康不决定社会地位，是社会地位决定了健康。wiliam．C．Cockerham也提出了一个重要假设：如果社会阶层差异减小，人群的总体死亡率也将会下降。为了考察这一假设，Cockerham从wilkinson的研究中找到了支持的证据。wilkinson回顾了多项国际性研究后发现，一个社会在社会地位和经济上愈平等，该社会的总体健康水平就愈高；在每一个处于向高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类型转变的过程中的国家中，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财富增长了，健康水平却没有提高。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该国家人口中社会地位和经济享有的公平程度；如果社会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即使这个国家总体上健康状况比较好，但社会仍然广泛地存在着健康不公平性。如果上述差距明显减小，社会中的健康不公平性也会显著降低Ⅲ。社会阶层与健康的研究，有助于调查发现社会阶层中各种因素与健康或疾病的关系，有助于调整社会阶层结构、缩小社会阶层差异和改善高危人群的健康问题，对完善医疗卫生和保健政策，提高健康的公平性和人群的健康水平等都有重要意义。
4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
健康的决定因素复杂多样，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人员，将除那些直接导致疾病的生物遗传等因素以外，由人们居住和工作环境中社会分层的基本结构和社会条件不同所产生的影响健康的因素，统称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作为人们的社会环境特征，作为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全部社会条件，反映了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阶层、权力和财富的不同地位。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其行为生活方式和健康水平不同，较低社会阶层的人总体健康状况比社会阶层较高者差。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往往患不同的疾病，社会阶层越低的人期望寿命越短，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健康状况越好，贫困和社会不平等最有害于健康。健康不平等是由社会造成的人群总体健康差异和不公正。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Sen认为，卫生服务的公平分配关系到政治权利问题，健康的不平等与人的权利不平等相关。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健康公平。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还认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是导致疾病的“原因的原因”，以往的卫生政策模型只考虑直接导致疾病的生物原因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重视健康损益背后的社会性机制。
健康决定因素的社会本质表明，政府不仅仅要关注特定公共卫生问题对人群造成的危害，还必须主导维护国民健康的社会性政策措施，从影响健康的“原因的原因”入手，把实现健康公平作为基本价值目标。健康公平是从社会的、经济的、人口统计的和地理的角度定义的人群健康公平和无差异状态，是政府政策选择的伦理基础，政府和有关机构应该把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和健康公平作为重要的政策关注点，建立健康公平的政策行动框架，降低健康不平等，实现健康公平。正如michaelH．merson所说，健康问题是一个与政府相联系并以社会公平性为支撑的领域，“政府在其中至少起到了两方面的关键作用。首先，政府设计和实施公共政策以改善社会和环境状况，如就业、住房和污染控制等。其次，政府提供特定的计划和服务，特别是针对最需要的人，保证他们平等地享有正当权利和健康状况。
5健康权与政府责任理论
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作用篇8
关键词“老龄健康”经济学
一、前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老龄健康逐渐受到社会关注，我国政府与各地区也正在制定相关政策，以更好地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之前的研究中，“老龄健康”更多地作为一种医学问题。而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老龄健康”问题，进而阐述经济与“老龄健康”的关系，希望能从经济学角度寻找解决老年健康的新途径。
二、从微观层面的分析
（一）“老龄健康”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
老年人的身体条件是影响其社会参与度的重要因素。当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的背景下，老年健康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较为活跃。例如，日本是当前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几个国家之一，因此在劳动人口中，经常可以看到70岁甚至80岁的老年健康人口依然活跃在工作岗位上；而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当前农民工的主要群体就是年龄从40～65岁之间的健康人群，其中年龄高于60岁的农民工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由此可见，老年健康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有着推动作用，使其能更好地面对社会劳动要求，进而加快经济发展。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经济压力是导致老年人继续劳动的关键原因。由于老年人经常要面临各种健康支出，这就促使老年人必须寻找力所能及的工作，达到保证生存与维持健康的目的。
（二）老年人健康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影响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健康属于一种耐用消费品，个人健康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发生损耗、折旧，而人们为了维持健康，就需要产生相应的支出。[1]同时，老年时期具有特殊性，人们在该阶段的健康支出要明显多于其他阶段。这样，老年健康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就会得到体现。例如，老年人为了保证自身健康，经常会采用购买保险的方式，进而产生经济支出。健康对老年人个体福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财富效应等方面，具体表现为“财富-健康”梯度。老年人的财富越多，则所享受的健康服务也就越多，在正常情况下，其健康水平也会优于财富较少的老年人。
而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生活质量等因素对老年人使用医疗保健的水平产生影响，多数贫困的老人在与家庭、朋友沟通之间存在困难，这些本身就会对老年人接受健康服务的能力产生影响。[2]
三、从宏观层面的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讲，政府为了保证老年人健康，经常会通过制定各种法律的方法配置健康资源，引导老年人承担相应的支出，达到改善老年人健康的目的。
（一）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是宏观层面实现老年健康的最常见手段。国家为了保证老年人的养老与健康问题，通常会采用缴纳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方式满足老年人健康要求。同时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退休年龄、预期寿命等都会对老年人养老保险水平产生影响。
（二）医疗保障中的经济
医疗保障是现阶段经济学家在老龄健康问题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例如，在医疗保障完善的情况下，老年人往往会在发现潜在病因的情况下接受医疗护理，而不是需要在生病之后再接受治疗。两者相比，在发现潜在病因就接受医疗护理自然更有助于老年人健康。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能保证老年人具有足够的资金，就需要国家在宏观方面对医疗保障进行投入，才能确保老年人能在发现健康隐患之后就能得到及时处理，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影响治疗。
（三）长期照护方面
对老年人而言，医疗保障的主要目的是保证老年人更加健康，能做到“病有所医”。在这种背景下，对身体残疾、虚弱的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医疗护理环境，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平均健康水平。本文所分析的长期照护，主要是指提供照护者或者专业人员开展的一种针对老年人群的护理活动，以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为主要目的，使老年人能享有人格尊重、独立、自主等。
在长期照护方面，已经有国家进行了实践。例如，德国确定了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制度，将私人保险与商业保险结合在一起，保证老年人能享受到高质量照护。从应用效果来看，这种强制性的社会保险体系明确了老年人养老的问题，促使养老体系进行改革，最终形成了长期照护机制，因此对其他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结语
本文重点研究了“老龄健康”经济学的相关问题，并从宏观、微观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总体而言，“老龄健康”已经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当前情况下，相关单位必须要重新认识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能从经济学角度对老龄健康问题进行处理，以切实保证老年人的利益得到维护。
（作者单位为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参考文献
[1]李军.老龄健康的经济学意义分析[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05）：27-31.
[2]考沙伦德拉・库马尔，刘霓.老年人口中财富与健康的联系：中印比较[J].国外社会科学，2016（05）：152-154.
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作用篇9
“保障国民健康权益，需要依靠法治这一国之重器。”人大代表张伯礼建议加快制定推动国民健康法，“有了上位法，才能依法协调做好健康管理各方面工作”。张伯礼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他郑重地说，国民健康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如果国家有了国民健康法，管理就有了法律依据，就能更好地协调各个部门关系。
国民健康是个大概念，不同于一般的“医疗卫生”。国民健康，是国民全面发展的基础，是现代社会的第一资源，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然而，社会越来越现代化，国民健康的问题反而越来越突出，它已然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变成富民进程中的一大障碍。国民健康素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如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极大满足，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竞争压力、生活方式和慢性病问题等影响国民健康的危险因素越来越多，且国民健康水平存在下降的风险。那么，改革和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让人活得更好、活得更长、活得更健康，这应是一切改革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国家主席指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在人民所有获得感中，获得健康恐怕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都应是服务于国民身心健康建设的。
人类的一切生产和生活，其实都是为了生存，而生存的基础就是健康。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及各种商业经营活动，我们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甚至我们研究探索和学习训练，无不与人类追求生存和健康幸福密切相关。因此，我们的改革发展理念和各项政策制定都应该融入“健康”这个要素和目标。
国民健康观念、健康发展理念亟待转变与重建
当前，国民健康的正确观念和维护方式尚未真正形成，国民的健康知识、健康意识严重缺乏，而且，很多健康观念和发展理念出了问题，亟待转变和彻底重建。
从世界各国来看，健康观念基本停留在疾病防治上，其发展也基本是医疗保健服务，尤其是概念比较混乱。比如：健康服务与医疗服务总是混淆不清，以致医疗卫生体系与健康保障体系混为一谈。医疗服务作为健康服务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应该是服务于危急重症患者，而对于亚健康、慢性病和病后康复及渴望养生者则应更多采用非医疗服务，这才是健康服务的主要部分。不可思议的是，世界各国却几乎把医疗服务作为一种福利，以致人们趋之若鹜，甚至没病的也想去“享受”这种“福利待遇”。其实，医疗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惩戒”，即人的身体犯错了、出了问题就会被送到医院接受医疗“惩治”和“校正”。可见，医疗服务怎么会是一种福利呢？健康问题绝对不能单靠医院和医疗治病来解决，疾病治疗是取代不了健康治理的，要真正解决健康问题必须靠健康建设和健康治理。医院产业越发达说明整个国民健康治理越差，健康问题越多。现在我们大量建医院，“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这样就能维护好国民健康、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吗？这难道就是小康社会所要达到的硬性指标吗？结论显而易见：主要靠医疗、医药和医院是推进不了健康中国建设、打造不了健康中国的。
国家一直在大力推动医药产业和医疗产业的创新升级，医药的确关系全民健康，但关系的程度有多大呢？wHo（世界健康组织）指出：在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现代医疗的贡献率只有8%。医疗和医药产业创新升级的真正动因是市场巨大，更多是经济利益驱动。那么，还有92%的“非医疗健康产业”却没有大力推动创新升级，这是为什么呢？还是我们的健康观念和发展理念没有转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其实“非医疗产业”不仅具有很大的健康价值，而且也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不论怎样，未来的大健康产业不应再是由医药产业、医疗产业和医院产业来主导。
同时，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政府和社会都在积极地寻求医疗去应对，大搞“医养结合”。其实，这个观念是很值得商榷的。养老是养健康，是养生、养身体；老年人的身体本是自然的老化或衰退过程，需要做好养护和延缓衰老工作，并不是老了就等死，也不是主要由医疗机构来给老人治病。为此，应提倡的是“健康养老”，而不是“医疗养老”或“医养结合”。
将“健康”融入各项政策和体制的设计及评价
目前，我国不仅没有建立完善的健康影响评估体系，而且连有利于维护国民健康的行政管理体制、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社会组织体制等方面都还很欠缺，不能有效满足促进国民健康的需要，对于维护和保障国民健康的财政投入机制也尚不建全，不仅投入不到位，投入的方向偏颇，而且投入的绩效也不高，这都是政策或制度所应大力完善的。
我国在整个国民健康保障制度体系方面，首先是缺乏考量，比如我们只有“基本医疗卫生法”，而没有“国民健康保障法”或者说“国民健康促进法”。其次，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是“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而不是“发展国民健康事业”。且长期以来是用“医疗卫生事业”替代“健康保障事业”，其实，“医疗”和“卫生”只是保障和维护健康的一种工具和方法而已，“健康”才是最终目的和目标。所有医学手段都是解决健康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也都应该归到“健康”这个总目标上来。为此，期待在适当时候将宪法相关内容表述为“发展国民健康事业”或“发展健康保障事业”。同时建议创建“大健康保障体系”，包括大健康学科体系、大健康政策体系和大健康产业体系等。其中，大健康学科体系将统领所有医学学科，它将为大健康政策体系和大健康产业体系提供学理支持；而大健康政策体系则应从组织保障、制度保障、人才保障、资金保障和措施保障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
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目标要有利于国民健康
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过：“中国人活得太累，矛盾太多。经济发展是为了GDp、财政收入吗？我们加班加点工作，赚钱买房子，由于空气、水、食品遭污染，还得存钱看医生……”其实，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国民生活健康幸福，所以，我们一切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目标都应该有利于和服从于“健康”这个根本目标，即建立有利于国民健康的国民经济发展模式，营造有利于国民健康的经济、社会和生活环境。换言之，建立基于“大健康保障体制”的国民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和国民精神文化生活方式，这也理应成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
应该说，“大健康保障体制”的建设和完善是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基础，它将以统筹国民经济和国民健康的协调发展为基本手段，实现全面维护和增进国民健康、提高健康公平、促进整个社会健康和谐平稳发展这一目标，其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健康更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因为，人的劳动生产力和创造能力同健康息息相关。改善健康无疑能够促进劳动者更好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造力。因而，随着国民健康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将增进国民健康，节约医疗卫生支出，减轻企业和国家经济负担，同时破解医改难题，消解医患矛盾，也有利于稳定国民对未来风险的预期，保障经济长远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说，大健康产业体系涉及或基本涵盖了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研究认为：除了医疗服务不能完全产业化、经济化或市场化之外，其他的健康产业都可以用市场化的经济方式来发展，且都是最有前景的经济发展领域。要紧紧围绕“健康”这个根本目标来研究和设计大健康产业发展模型。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建设必须服从于国民健康建设，应以国民健康为统领来设计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模式。
不仅如此，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发展都应该服从于“健康”这个根本目标。因为，人类、社会和自然都需要健康地和谐发展演进，而只有每个人的身心健康了，社会才能健康平稳发展，才能创造和谐的社会，也才会保护好自然，大自然也就能健康演化进展。相应地，自然健康和谐演进、社会健康平稳发展也就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长寿。因此，健康自然、健康社会和健康人类是个闭环，当然，这也就是更大的研究课题。国民健康素养是同舟共济，更是基石
哈佛大学Koh教授以其亲身经历回顾了提高国民健康素养的巨大挑战。“也许我们乘坐不同的船来自不同地方，但现在需要同舟共济。”这寓意着国民健康素养对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未来医疗服务模式的基石也是依托于健全的国民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问题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会成为被关注的头条新闻，也不是什么耀眼的研究领域。但健康素养涉及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方方面面。“巨大的机遇往往孕育于艰难困苦之中，而光明也往往被乌云所遮掩着。”此话形象地寓意了美国过去十年来在国民健康素养方面的发展与持之以恒的努力。
作为第二代移民的Koh博士从小梦想成为一名医生。记得还是医学院学生时，他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就开始询问他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直到他成为了医生之后，家人和朋友们仍然依靠他来获得疾病治疗方面的信息。”而现实中，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似乎永远存在着一道无形间隙，医生总希望讲清楚：病情，而患者和家属也希望听明白同一件事：病情。问题的核心是：患者和家属需要具备什么能力，包括阅读能力、交流能力或经济能力等，才能正确理解疾病和治疗信息，进而具备自我判断能力做出恰当决策？这就是健康素养的核心所在。
“了解病情”，还有比这个要求更朴实的吗？没有，但真的不是医生讲不清楚，是疾病的变化和发展太复杂，有时侯还有难言的事实――医生也不知道。
Koh博士明白了，早年行医时，他过于简单地希望患者能够明白医生所解释的肿瘤疾病诊断、可能的治疗方案。而现实中患者期望医生给出更好的治疗决策，这也许是不现实的。
他意识到了还有更好交流方式。在与患者和家属交流前，首先，需要评估患者是否理解自己的病情。有些患者回答说，已经了解了关于肿瘤的所有相关信息；也了解有可能的治疗方案，自己已经确定了其中一种是对自己最佳选择。还有患者表示看到了所有相关信息，并对自己所患的肿瘤感到恐惧无助，到了崩溃的边缘。全身心地期望医生给出最佳治疗方案。还有患者会说，他没受过任何医学教育，也不想再多听任何建议，听天由命了。
这些是多么巨大的差别！Koh博士开始理解了并逐渐尊重患者自己所持有的各种不同观点和抉择。同时，也和持不同想法的患者进行坦诚交流，分享作为医生的体会和感受，就好像我们从以往工作中汲取教训一样，这些对于培养一个医生具有优秀的健康素养是至关重要的。
医生的健康素养和职业情操也需要从实践中培养。
后来，Koh博士关注到越来越多的事实，由于医生缺乏健康素养而造成疾病诊断和疗效不佳。他开始从不同角度来看健康素养的核心意义，是否仅仅是某些患者的特殊情况，譬如说：能否理解药品说明书内容和服药后不良反应；或在广义上，医生真的理解什么是疾病进展分期、患者的文化背景、语言能力，老人和儿童的健康素养如何影响对疾病的理解等等。
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作用篇10
一、认真学习领会十七大对医疗卫生工作提出的新目标和新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的重要论断，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奋斗目标，不仅深刻揭示了医疗卫生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健康作为人全面发展的基础，既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目标，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国民健康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以健康为首要内容的“人类发展指数”，并发表了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2000年9月，联合国召开千年峰会，189个国家联合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了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其中，有三项是卫生指标（即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妇幼卫生状况和抗击艾滋病、疟疾及其它疾病），还有三项与卫生有着密切联系。这表明，卫生发展已经处于人类发展的突出位置。
鉴于健康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维护国民的健康公平也就成为一个国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标志。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人民的健康公平问题，并把获得医疗卫生服务作为人民的基本权利。十七大报告关于健康的重要论断，提出的“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奋斗目标，符合党的一贯主张，与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相一致，与国际发展趋势完全吻合，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对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内在关系的深刻认识和高度概括。
二、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奋斗目标，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国民健康素质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坚持卫生工作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和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健康权益，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作为卫生改革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原则，把人人公平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衡量改革发展成效的基本标准，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和人群之间的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促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实现卫生事业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但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与我们对于卫生事业的发展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础性地位认识不足，忽视了政府对于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导作用，责任和投入不到位；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医疗卫生体制，靠市场解决群众的看病就医问题，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照搬到卫生领域，实行“承包”、“分成”，淡化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强化了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加重了群众的负担；强调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和公平原则，导致优质卫生资源过多流向大城市和大医院，造成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影响了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从我国国情和卫生发展规律出发，统一认识，理清思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卫生事业科学发展。
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卫生事业发展，绝不能脱离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经济水平低、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夯实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基础，不能盲目追求高端服务；必须坚持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障的协调发展，既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又要通过增加政府投入，转变卫生体制机制，加强卫生监管，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必须坚持保基本、广覆盖、低投入、高产出的原则，以有限的资源争取最大的健康效益和健康公平。
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政府对维护和促进国民健康负有重要的责任。以市场为导向的卫生体制不仅难以实现国民健康的公平，也容易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中，政府应该在规划、调控、准入、监管、筹资、基本服务提供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努力增加政府投入，引导和监督医疗卫生机构坚持公益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方向，逐步减轻群众医药费用的负担。
必须坚持卫生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卫生事业发展必须从维护全体人民健康的全局出发，统筹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卫生监督体系的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实现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要科学界定政府、社会和个人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的权利与义务，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维护医疗卫生人员的合法利益，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卫生人员参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的基础和前提，是全国600万医疗卫生人员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一）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的根本目标是以维护居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减少疾病发生，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城乡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卫生服务，必须继续完善疾病预防控制、应急医疗救治、妇幼保健、采供血、卫生监督等体系建设，健全职能，落实责任，转换机制，保障经费，增强能力，改善服务，不断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城乡卫生环境，加强全民健康教育，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二）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服务体系。首先，认真组织实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农民提供质优价廉的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其次，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构建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形成“预防保健在社区，疑难重症到医院”的医疗服务格局，最大限度地优化医疗卫生服务结构，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第三，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为突破口，改革医疗卫生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投入机制和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公益目标明确、功能完善、布局合理、规模适当的公立医院服务体系。强化公立医院的公共服务职能和责任，实施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探索建立职责明确、权责一致、治理规范、监管有力的医院管理制度。加大政府投入，规范财务收支管理，改革以药补医政策和人事分配制度，建立有责任、有保障、有激励、有约束、有竞争、有活力的公立医院运行机制。加强监督管理，改善医疗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控制医药费用，忠实为群众服务。第四，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发展医疗卫生服务，在严格技术准入的基础上，鼓励国内外社会资金依法创办医疗机构，支持有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依法开业，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医疗保健需求。第五，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加大对中医药发展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作用。强化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加强中医药临床研究基地建设，组织开展中医药治疗重大疑难病症的联合攻关。发展现代中药产业，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三）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是确保城乡居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减轻疾病风险的重要措施。从我国国情出发，建设医疗保障制度要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建设，形成覆盖城乡居民、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障体系。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逐步缩小不同人群之间的医疗保障差距。同时，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
（四）建设药品供应保障体系。药品是维护人民健康的特殊产品，保障基本药物供应是国家药品政策的核心。要以建立基本药物制度为重点，确定基本药物的目录和品种，实行定点生产、政府定价、集中采购、统一配送、规范使用等办法，保障群众享有安全、有效、必需、价廉的基本药物。改革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促进药品生产流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严格新药审批和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准入，加强质量监管，确保药品安全。改革药品价格管理，提高药品定价的科学性，纠正虚高定价，减轻群众负担。
（五）建设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完善卫生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健全技术准入、执业规范、质量考核、日常监管、信息、患者权益保障等监管制度。重点加强医疗服务监管，保证其安全、有效；加强食品和公共场所卫生监管，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加强职业卫生监管，严肃查处损害职工健康的不法行为，保护职工健康权益。
（六）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责任。转变政府卫生管理职能，重点加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医疗保障和卫生监管。按照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原则，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卫生行政管理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政府卫生投入，为保障全体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卫生保健，逐步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创造条件。鼓励公民有序参与卫生事业管理，推进卫生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使卫生政策更加符合群众利益，使医疗卫生服务接受群众的有效监督。
四、实施“健康中国2020”战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健康中国2020”战略是从现在起到2020年的卫生发展中长期规划，是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实现以“健康促小康”、以“小康保健康”的重要战略，是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这一战略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到2010年，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实现《卫生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规定的各项目标，使我国进入实施全民基本卫生保健的国家行列；第二步到2015年，使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和保健水平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第三步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全民健康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每个阶段都要有具体的指标和措施，包括：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指标，重大传染病和重大慢性疾病控制指标，卫生服务可及性指标和生物药械产业发展水平，卫生服务规模和卫生投入指标等，以实现卫生制度建设与健康促进目标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