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方法篇1
关键词：经济分析法法律实践不确定性
一、法律的经济分析之学理概念及其在中国的界定
（一）法律的经济分析之学理概念的界定
从学理上讲，法律的经济分析又称为法律经济学，其主要作用在于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律的形成和发展。由于这门学科是由经济学和法理学两大学科相互融合的新型课程，因此归类到边缘学科的范畴。要对法律经济学进行界定，需从两方面入手，其一，从经济学角度讲，法律的经济分析属于经济学的拓展分支；其二，从法理上讲，法律经济学通过不同的视角，对法律进行了更加透彻的观察和研究，从而形成了法理学领域的新型流派。
（二）法律的经济分析概念在中国的界定
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一概念是由国外引进，可是，国外的专家学者对其具体概念尚未达成共识，我国在引进这一概念时难免受到一些影响。但是，通过结合我国的实际状态，与国外理论和概念相结合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经济分析体系概念，由以下四点形成：
第一，它是一种研究方法。由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导致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对法律分析的同样适用。因此，经济学适用于法律的分析方法之本质是研究方法的优越性。
第二，它是一个交叉学科。之所以产生法律的经济分析这门学科，是因为人们经常运用经济学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律的结果。因此，法律的经济分析是处于法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第三，它属于经济学范畴。在早期，经济学的众多学者就已经把法律的经济分析归为经济学的一个旁枝，从而纳入经济学范畴。
第四，它属于法学范畴。法律的经济学分析虽然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手段，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法律。
二、法律的经济分析在中国运用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的经济分析在实际运用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只有通过充分的研究和分析，才能理清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理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法律的经济分析之缺陷与局限
1.可能会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
在经济分析中，理性假设可以实现财富的最大化，但是对于法律却不适用。建立法律的基本目的在于确定行为准则，增强做事的可预测性，提高对合法性的认识。如果完全引用经济学分析，就有可能导致人们的日常规范随着价格波动变化，对于相同的行为做出不同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影响司法判断的公平性。
2.有时会将问题理论化
经济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运用到法律问题中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表面的形式，因为法律问题涉及到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和社会活动规则，必须从现实考虑出发，并非依靠纯粹的理论体系就能够解决。
3.范围难以确定
在学理界一直有两个相反的问题。第一，自从法律的经济分析创始以来，就涵盖了整个法律体系，几乎涉及到法律的各个部门，这很可能导致一些法律领域无法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进行解释。第二，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某些领域视角过于狭隘，过于追求“法律中心主义”不能自拔。以上两种问题充分说明了法律的经济分析范围很难确定，两个问题也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要解决法律范围问题，就必须确立合适的价值取向。
（二）法律的经济分析在中国运用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无法避免的缺陷和局限，我们通过引入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得出其在中国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1.目前，法律的经济分析已经运用于中国的法律界研究工作，但是，由于其过于理性的方式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逐渐多了起来。中国的法律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比如传统的细想、道德、伦理、信仰等各个方面，这些因素本身就带有很多感彩，很难完全用过于理性的经济分析法去判断。
2.理论多于务实。在我国，法律的经济分析长期处于一种理论研究的位置，对于帮助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没有太大意义。就像一个花盆，摆在那里很漂亮，但是没有具体左右，是一个完全可有可无的东西，法律的经济分析同样如此，这些年很多学者花费大量经历研究，但是对于服务社会很难做出具体贡献，这也是近些年人们批评它“华而不实”的重要依据。
3.缺少定量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法能够更加客观、真实的诠释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4.尚未理清其分析范围。法律的经济分析在国际上还没有形成公认的定论，在我国同样如此，我国还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对其确切的范围无法确定，导致在实际运用中经常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
三、针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在中国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根据上文所述问题，可参照以下观点提出解决办法。
（一）关于法律的经济分析理性假设导致的不确定性问题解决办法
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理性假设和现实情况经常发生冲突，为了防止过于理性而产生的不公平性，可以效仿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根据实际情况加入“感性”因素，一方面由理性法律做后盾，另一方面根据事物具体情况做出判断，既提高了法律的确定性，也防止了“过分理性”的发生。
（二）关于理论多于务实的解决办法
由于我国法学界深受注释法学的影响，因此对法律条文的合理性通常依靠单纯的逻辑角度评价，一旦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就会产生很多实际性问题。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理清，注重法律的务实操作。
（三）关于缺少定量分析方法问题的解决
受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法学研究通常比较重视言辞，而忽视了数据的重要性，其产生的结果就是定量分析方法的低落。因此要消除偏见，提倡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
（四）关于如何理清法律的经济分析之范围
根据我国目前法理界的实际情况，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宪法及部门法；第二，反垄断法和政府规制问题；第三，法规和具有约束力及规范性的政策。对于前两个方面，可以纳入法律的经济分析范围，后者等我国理论更加成熟后可以考虑纳入分析范围。
参考文献：
[1]张玲燕.法律的经济分析理论探析[J].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五卷），2009（5）：667-668.
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方法篇2
一、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可行性分析
(一)利益最大化机制驱使人的社会行为
在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理性社会形势下，人的社会行为呈现出鲜明的利益倾向，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支配个体行为活动的重要运作机制。有限的社会资源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欲望与需求，因此，个体必然会以自身诉求为出发点，对拥有的社会资源加以合理配置与利用，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从经济学上来说，作为经济人或理性人，个体普遍会以资源投入与效益产值的比例作为行为活动准则，努力追求以最少的资源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功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社会学、市场行为学，而且适用于犯罪、婚姻、教育等人类的所有社会行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核心归根结底是人的犯罪心理、犯罪行为，而个体行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客观特征使得经济分析方法在研究刑事诉讼法学当中具有独特的切入点。无论是以权力操纵、权力扩张为主因的刑事犯罪，还是以权利保障、维护为核心的刑事诉讼活动终归落脚于功利主义，回归于经济分析方法。
(二)刑事诉讼法学建设追求效用最大化
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等活动也建立在效能最大化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参与制度建构的专家或学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因此，刑事诉讼法学本身就离不开经济分析方法的支撑，这主要体现在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力四个方面。
其一，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和启用等相关内容中都涉及到直接成本、错误成本、伦理成本或成本效益关系等经济学概念。从经济分析的视角对现有刑事诉讼程序的合理性、科学性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其二，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辩诉交易制度、证据证明制度等相关内容基于经济分析视角，例如，我国移植辩诉交易制度成本巨大且未必有价值的结论就来源于对犯罪者成本惩罚成本等经济学概念的辩证分析。其三，对侦查主体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等刑事诉讼行为的研究来自于经济分析，并将侦查投入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的契合点做为最具诉讼效率的临界点。再如，对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成本、惩罚成本与刑讯逼供的犯罪收益进行分析得出要提高刑讯逼供罪成本，降低其犯罪效益的结论。其四，关于诉讼权利的研究体现在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行使分析当中，以经济分析方法从风险规避、风险偏好、风险中型等三个概念来研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沉默权的选择态度。
(三)刑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追求高能诉讼效率
刑事诉讼法的本质是基于国家主持的社会不同利益关系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决定了诉讼制度建设、诉讼执法等环节需要国家投入一定的建设成本与运作成本。虽然加大成本投入通常会达到提高诉讼收益的效果，但缺乏经济性的司法构建不是最理想的。一方面，特定时期和空间内可供国家调配利用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国家不可能无度地将资源投入到制度建设当中。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活动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大多具有情节重大性，对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影响深远，且通常潜藏于社会，对法律规制具有逃避行，所耗费的社会资本同样巨大，如果盲目地提高成本势必会加剧国家负担。因此，刑事司法资源具有鲜明的稀缺性和易耗性，这就决定了国家在刑事诉讼法的建设与执行等过程势必会追求以最小的诉讼资源实现最大的诉讼产值。由此可见，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个体层面的要求，也是国家资源调配和国家制度建设层面的必然。
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经济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分析方法局限性难以适应刑事诉讼法特殊性的需求
尽管经济分析方法在解决一些简单的刑事诉讼案例时具有显著的优势，能够依托经济学理论寻求到高效能的诉讼解决途径，但这是建立在早期学者将刑事法律问题抽象为经济问题基础上的。事实上，目前许多复杂的刑事诉讼案件不断涌现出来，单纯的经济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刑事诉讼法的特殊性需求。
其一，刑事案件当事人的行为具有限制性，在理性和自由的选择方面时常受到外界影响。以经济分析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相关问题的前提是认定每个社会个体是经济学范畴的理性人或经济人，其行为活动都具有理性和功利主义。事实上，这种假定只能适用于私法范畴。并不能通用于身处公法的刑事诉讼一方主体当事人。其原因在于，理性和自由选择虽然为私法的制定和施行奠定了基础，但对公法而言却往往是遥不可及的。许多刑事犯罪活动发生于非理性选择的情势之下，稍微具备法律常识的个体，在理智情境下都会清醒地意识到犯罪效益与犯罪成本之间的巨大差额，这说明外界的多元压力或逼迫往往是造成刑事犯罪的主因，行为主体的非理性活动也就无法用经济分析方法来解释。
其二，诉讼效率并非刑事诉讼活动唯一追求的结果。经济分析法的侧重点在于研究刑事诉讼法学的效能，这对以解决多种社会纠纷的法律目的而言无疑存在片面性，这是因为在诸多情境下诉讼活动的正当性和争议性往往高于效率。在刑事诉讼活动价值体系中，追求净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往往建立在满足正义和公理的基础上。换言之，效率职能是正义、自由、平等的附属价值、次要价值。
(二)分析理论的片面性滞后于国际刑事诉讼法学的经济分析
纵览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利等内容中的应用，分析视角大多集中于成本收益理论或边际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在分析某项行为活动的可行性时应用较多，是判定某刑事诉讼程序设置合理性、科学性的重要依据。辩诉交易制度中对利润空间的分析就是来源于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分析。边际理论则主要应用到个体行为的分析中，通过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研究推出结论。这一理论对刑事诉讼法学而言，能够确定某项刑事诉讼环节的最佳资源投入量，用于分析侦查资源、审判资源、起诉资源等在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诉讼产值的最大化。反映到具体应用中，如警察在侦查案件时通常先选择那些证据明显、说服力大、成本低的证据，而随着案件的推进和取证范围的扩大，取证的难度会增加，证据收集的边际成本就会随之增大。反观国际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经济分析方法，除上述两种理论外还存在帕累托最优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博弈论贝叶斯定理等理论，这对进一步分析刑事诉讼法学奠定了更全面的基础。一方面，国家机关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学从建立到完善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利益分配的此消彼长，将帕累托最优和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引入其中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活动充满了多个角色的博弈关系，法官与当事人的博弈、证人与当事人的博弈、向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博弈等，彼此之间交错复杂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在博弈论的阐释下会更加明晰。贝叶斯定理则是指，可以根据已经发生的某件事的概率来推算这件事未来发生的概率。
(三)忽视法律人员传统分析思想方法对经济分析方法的影响
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通常是将经济模型或理论直接置于某项制度或行为的分析当中，缺乏对经济分析法可行性、适用性的深度研讨。经济分析方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法律以及社会个体、人的行为等都是理性的，具备自由选择权利的。只有基于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概念和原则才能利用到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当中。事实上，法律官员在建构或执行刑事诉讼法时除了效率还会受到传统和分析手法的影响。在执法人员观念中存在已久的传统意识会支配其法律行为。特别是扎根于伦理和政治学中的传统约束和规范并不属于经济学范畴，这意味着完全以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是不具可操作性的，例如，道德、文化、信仰、伦理等影响因素在经济学领域并没有相对应的概念或准则，这些非经济动因对刑事诉讼法的影响就无法用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一方面，经济分析方法具有不确定性，而个人利益正不断趋于复杂性和多元化特征。物质性收益只是个人利益的一部分，多数理性人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更多的指社会地位、名誉、尊严等。这些含蓄的利益要素在不确定的经济分析方法面前很难得到全面而精准的阐释。另一方面，非理性的社会个体客观存在于刑事诉讼活动当中，在情感、伦理、道德、宗教等多元因素的影响下，许多刑事诉讼活动并不具有理性化特征，如果单纯以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其行为动机就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三、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应用路径
(一)基于刑事诉讼法学需求建构经济分析方法理念与模型
当前，经济分析方法虽然已经在私法领域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研究策略，但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而言却显得捉襟见肘。在此背景下，如若贸然将经济分析的模型或公式直接应用到诉讼程序、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权利的分析当中就会显得突兀而不具操作性。其结果必然是流于形式化的经济分析方法只能停留于简单的案例剖析层面，并不能真正进入主流的学术研究领地。因此，在建构经济分析方法的理念与模型时应遵循按部就班、步步为营的策略，结合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需求制定科学、系统的理论建构体系[3]。首先，准确全面地理解刑事诉讼活动中利益最大化的内涵与要求。理性人以及刑事诉讼活动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分析方法运用的前提条件，而这里的利益最大化却不单指物质收益，还包括尊严、名誉、社会地位、文化等非物质的利益最大化。这就要求在确定经济分析方法的适用范畴时应根据刑事诉讼活动的现实需求融入对应的经济学理论。其次，经济分析模型的介绍与引入要建立在对经济理论的充分论证基础上。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已在前文论及，而如何使之应用到所有法律领域是当下应思索的问题。在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种理论基础的可行性与使用环境，并在深入论证后提出经济模型的完善策略。
(二)拓宽经济分析方法理论基础视野并加快立法实践过程
马克斯韦伯提出法律保障是以经济利益为直接服务对象的，这决定经济利益对法律建设的重要影响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在利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问题时习惯于将经济利益结果作为刑事诉讼法律建设的依据和参考标准，其结果则是法律价值取向及制度选择的偏激化。我们固然要承认功利主义对多数理性人或经济人社会行为支配性作用的合理性，但是也要意识到法律制度对社会个体和国家利益的维权属性。显然，当下以成本利益理论为主的经济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适应刑事诉讼法的建设需求。因此，拓宽经济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并推进立法实践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借鉴国外经济分析方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将帕累托最优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博弈论贝叶斯定理等理论纳入经济分析方法的基础体系。其目的主要在于解决刑事诉讼法活动中涉及的多方博弈和利益纠葛关系。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多数人的利益，推进国家和社会进步。而在经济学理论中，并不存在第三方利益未受损失的资源优化配置。因此，在刑事诉讼法的建设过程中遵循一方利益损失小于其他方利益增进总和的改进就是有效的，这一理论对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律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将经济分析方法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实践当中，主要体现在对法律人员的经济分析意识培养和对法律实践中经济导向价值当中。一方面，从理性人的角度对法律人员的经济分析意识加以培育，使其在刑事诉讼活动当中从经济分析视角入手综合考虑多方利益的博弈关系。
(三)综合传统非经济性观念完善经济分析法适用的前提条件
将经济分析方法应用到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不仅要强调经济理论适用的前提和基础，更要关注非经济性传统观念对刑事诉讼法建设的影响。
首先，精准把握刑事诉讼法服务于民众利益的立法准则。经济分析方法在研究刑事诉讼法时通常会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正义、平等、公平等正当性。重新认识到经济利益相对于公平、正义的附属价值意义是极为必要的。在国家机关职权行使过程中，正义价值在公法活动中体现出正当性要求。因此，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要辩证看待经济分析方法的地位与作用，不能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对正义价值的寻索。
其次，要综合考虑传统价值观念对刑事诉讼法的影响。将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的人情、伦理、道德等价值要素结合起来，寻求两者的契合点[5]。经济分析方法对理性人的假设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方法虽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忽略非经济性观念的重要影响。以证人不出庭作证为例，我们通常将其行为动机定性为经济损失或安全隐患。事实上，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情感、伦理、道德等因素也是其不愿出庭的重要原因。大义灭亲的行为虽然符合正义的需求，但不可否认其对伦理而言存在的痛楚。因此，在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刑事诉讼法学时要综合考虑好两者之间的主次关系。
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方法篇3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缺陷；借鉴意义
毫无疑问，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进步和突破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变革，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迅速发展正是源于西方哲学黄金发展时期。在特定的哲学基础和出发点上，西方的经济学者利用个量和总体研究法、实证和规范研究方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方法、均衡分析法、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等研究方法。本文试图对这些主要研究方法的缺陷和局限性进行分析。
一、个量研究方法和总量研究方法
（一）个量研究方法
个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往往使某一个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的非常淋漓尽致。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无法观察到宏观经济问题对个量关系和个体经济行为的反作用。二是这种方法得到的结论通常是带有条件性的。主要是因为这种研究方法是基于某些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排除了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行为的。然而在现实中，外部经济因素却常常是经济变化的重要条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外部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容忽略。
（二）总量研究方法
总量研究方法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只见树林不见树木，从而忽略某个重要经济个体对整个经济总量的影响，因为在这研究方法的内在结构中，经济个体对整体的影响常常是不清楚的。
有些人会认为：个量研究方法和总量研究方法相结合是完美的研究方法，然而现实并非如此。首先，个量和总量并不是可以刻意无缝对接的，它是有条件的，然而这个条件是可变的，没有规律可以遵循。所以很难找到可靠的模型或方法进行自动连接；其次，个量研究方法和总量研究方法的前提条件是有区别的。在不同的研究前提下，强行把两种方法进行结合，就很难得出有效的结果。
二、实证和规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实证分析方法就是研究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由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经济后果是客观事实。保持价值中立是这种方法的核心和基础原则。然而，规范分析方法主要是研究经济的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分析方法通常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作为依据。
（二）缺陷分析
实证和规范分析方法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明这两种方法是有机融合的，各有优缺。即便如此，这种分析方法也有其固有的缺陷：首先，这种分析方法理论性和教条主义色彩浓厚，与现实往往有着巨大的差距，造成其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极低。其次，实证研究力图用掌握的有限的经济数据和现象去证明普遍适用的经济命题，不可避免的具有概率性。这就会造成进行规范研究时，经济命题逻辑推理起点的假设和前提是错误的，错误的起点和前提自然很难得出正确的经济结论。最重要的是，两种分析方法可能对同一经济现象，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三、动态和静态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静态研究方法就是抽象掉了了变化过程和时间因素而静止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致力于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以及均衡状态的达到所需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所需的时间和形成均衡的过程。
动态研究方法则对经济体系的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分析。它是通过引进时间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和经济行为从前到后的变化过程。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从而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二）缺陷分析
静态分析完全抽离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静止的孤立的考察某些经济现象，忽略了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和互相影响。因此，我们很难把这种分析结果应用于生活，以知道我们的经济实践。
动态分析是把经济现象看成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然而这种分析方法复杂难求，即使可以操作，也需要大量的假设前提，而这些假设前提是不符合实际的，自然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得不出正确的研究结果。明显，它不仅与静态的分析方法有冲突，而且与现实不符，我们自然要对其结果存疑。
四、均衡分析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均衡分析方法就是研究经济生活中的变量如何趋于均衡的方法。均衡分析方法通常分为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是将经济现象分成经济部分，只对部分进行集中研究，而忽略其他部分。一般均衡侧重于通过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
（二）缺陷分析
（1）由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发生，以至于经济均衡是难以达到的。（2）均衡分析法忽视了过程与结果的联系而仅仅重视因果关系，在解释经济现象时往往忽视均衡过程与均衡结果之间的联系而仅仅重视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根本无法很好地解释现实中诸多经济现象。（3）均衡分析法最大缺陷的是只是把经济系统中参与人看作是互不联系的单个人（仅研究单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因而，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现象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数据模型分析方法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步的标志，数理方法的应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经济规律，使经济具有了科学的形式。但是通过单纯的理论演绎得到的结论是很难去反映经济事实的。
（二）缺陷分析
首先，这种研究方法注重经济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依赖于统计事业的发展，然而现实中有很多经济数据是无法量化的，即使可以量化，其中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却无法模型化。其次，数据和数理模型的运用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很可能依附于某种政治或经济的力量，从而造成不顾客观实际和具体的社会关系而歪曲经济事实。最重要的是，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实践经验不同，人们考虑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经验数据。然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些差异，滥用经济数据，滥用数理模型，随之而来必然是不切实际的研究结论。
六、结语
在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经济学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进行分析，是为了使人们在使用某种研究方法时，注意其却缺陷的干扰，在研究结果中剔除这些缺陷的影响。即使联合使用这些研究方法也有可能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因此，对于联合使用的研究方法的选择应当慎重，以得出有效的可用的研究结论。（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马歇尔（英）经济学原理[m]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9.1
[2]方福前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1
[3]强天雷，任保平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方法述评[J]经济评论2001年03期
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方法篇4
(一)逻辑体系严密
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基础课程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为主干。微观经济学是从个体的公理性假设出发,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推论合乎严格的形式逻辑规范,以揭示经济个体的行为规律为其核心要义。宏观经济学则侧重于对总体行为进行考察,同样以理性主义的假定为前提,提示总体行为的规律。[1]
(二)数学模型众多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数学模型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经济学问题的分析之中。借助严谨的数学模型,可对经济现象进行更精确细致的数学推理和精确描述,从而有助于分析者更好地理解各经济学变量的内在关系。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常借助数学工具逻辑上的抽象推理特点,运用众多的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演绎各种经济行为,如一般均衡论、线性规划、投入产出分析、博弈论、模糊数学和非线性科学领域的诸多模型在经济学研究中均得到了广泛运用。
(三)分析方法多样
在经济学中,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多样的,主要有: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方法;长期与短期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方法;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借助灵活多样的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把握经济学的相关定义、理论假设和原理。
(四)理论思维抽象
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目的是基于观察大量的经济现象,通过建立假设前提条件,剔除一些可以排除的因素和现象,剩下“内核”,然后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2]而要提炼、归纳经济学理论就需要通过抽象的思维。同时,经济理论的提出、分析亦离不开严谨的数学模型,从而使得理论思维抽象成为经济学教学的一大特点。
二、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学课程作为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其重要性已得到普遍认可。然而,经济学课程的概念、原理和特征往往比较抽象,对于学习者而言常常会造成晦涩难懂的印象。鉴于我国高校经济学课程的特点,结合教学实践,笔者将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三个方面剖析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内容
经济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教师授课的时候,常常是注重若干重要的理论的讲解,而忽视如何促进学生利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教学内容常常滞后于经济现实,往往停留在理论本身,学院气息很浓,易于造成与现实世界的隔膜,缺乏足够的实用性和现实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降低了教学实际效果。[1]经济学教材中的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与我国国情和历史背景差别较大,如何与我国现实情形相结合,帮助学生理解中国发展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这是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关键性问题。
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对人文知识较为熟悉,对定性分析比较感兴趣,偏重于感性认识。在学习经济学课程时,对于经济学家的生平、渊源等项内容,学生比较感兴趣,但对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等内容则难以接受。对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而言,如遇教师在授课时强调理论模型的数学推导过程,则往往如坠入云里雾里,对于所学的知识难以理解和掌握,进而对经济学学习产生畏惧心理,更不用提用经济学思想去分析和解读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了。
(二)教学方法
传统的经济学教学模式是教师为主,学生为辅,这样很容易造成教师为完成课时任务,采用满堂灌式教学方式。老师作为“演讲者”,处于中心位置,讲课时间居多;学生只能被动听讲,记笔记,处于被动、机械式的学习状态,难以形成师生互动的课堂气氛,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另外,经济学课程本身与严谨的数学模型联系紧密,定量分析相对较多,这种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容易造成课堂教学沉闷枯燥,使学生失去兴趣,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知识点和数学模型,孤立掌握一些经济学原理,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观察归纳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三)考核方式
目前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比较单一,一般是由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组成。平时成绩一般是由课堂出勤率和平时作业成绩组成,所占比重较低。占较高比重的期末考试成绩一般采用标准试卷闭卷考试的方式,侧重考核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忽视学生分析、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能力的考察,这样很容易造成“考前突击”的现象。一些学生平时不上课或者不做作业,考前临时抱佛脚,突击看书、看课件、甚至背习题,只要及格就行,从而易导致教学质量低下、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薄弱,“高分低能”的现象较为普遍。
三、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本科教学的创新思路
公共管理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思想和理论观察、分析乃至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升学生知识积累、运用的综合能力。鉴于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在教学内容上应理论联系实际,体现公共管理的特点;教学方法可采用提问式教学、案例教学和互动式教学;考核方式可以灵活多样,科学准确地评价学生们的学习情况,以达到促进学生学以致用的理想目标。
(一)教学内容创新
教师在课堂上要结合经济发展现实有重点地补充介绍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如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的最新进展等。在各部分理论的讲授过程中,要侧重其在实际中的应用,引导学生运用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3]如讲到经济政策中的货币政策部分时,可以结合我国近期对于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调整加以解释,使课堂上的理论讲解更为贴近现实。
对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教学而言,经济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应该在保持其基本内容体系的基础上,体现公共管理的特色,适当增加公共政策分析、政府规制、公共产品供给、公共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可以侧重于阐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政府所出台的财政、税收、货币、金融、产业等各类经济政策,加大对价格理论、效用理论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与区域经济政策理论等的解释力度,促进学生深刻理解其内涵和原理,能运用其灵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有利于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同时在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时,要考虑到公共管理类学生大多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较弱的特点,在授课时可以对模型较多的章节有针对性地加以合理调整,尽可能采用文字和图形对理论内容加以辅助讲解,以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学习内容。
(二)教学方法创新
1.提问式教学
可以采用提问式方法来教授经济学课程,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参与到授课过程之中,而非机械地被动式学习。课前提问,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带着问题投入到课堂学习中,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复习上次课的知识点,有利于学生更为牢靠地掌握相关知识点;课中提问,对新知识内容进行讨论,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活跃课堂气氛。在讲授过程中可适当注重语言的生动性,如在讲解信息不对称理论之前,可以通过“从南京到北京,买者没有卖者精(明)”等诙谐语言的运用,引导学生思考信息不对称发生的原因,体会其包含的经济涵义。
2.案例教学
通过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升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认识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一方面,可以采用以教师为主的案例教学,先讲解理论知识,然后再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分析,通过课堂讨论使学生加深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也可以在讲解新知识点的过程中穿插、结合案例,让学生明白知识点的运用。[4]另一方面,可以采用以学生为主的案例讨论教学,通过分组讨论、组间辩论等形式,通过讨论得出结论。在案例讨论结束后,可作适当总结。总结时可指出学生的优点和其讨论过程及所得结论的可圈点之处,同时亦应着重剖析其欠深入、不够确切的地方。
案例要进行精选,有时代性,分析过程及拟实现的目标要有系统方案,案例要反映最新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给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学习空间,突出经济学的学科实用价值。[5]可以让学生讨论经典的经济学案例,如效用论涉及的“钻石和水”、外部性涉及的“蜜蜂和果园”等。同时,教师也可以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设计相应的教学案例,如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所折射出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凯恩斯学派对我国经济政策制订的影响、大学生就业与我国就业及社会保障政策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及产权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等。
3.互动式教学
传统的教学采用的是“满堂灌”方式,学生与老师的互动机会少。互动式教学方法,则是在转变传统教学理念的前提下,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达到教学相长、共同提高与进步的目的。[6]教师可以在每次课结束时,提前告知学生下次课要学习的内容,留下相应的问题让同学们预习。在下次课课堂上可以与学生共同探讨,针对学生预习遇到的问题,教师可以在授课时进行讲解。如讲到需求弹性的时候,可以问学生“谷贱伤农”的经济含义。
(三)考核方式创新
改变当前单一的期末考核方式,除了平时作业成绩、出勤率和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外,还应将平时在课堂互动情况、案例讨论情况等方面的表现纳入总成绩评定之中。平时的作业不仅仅是教材课后的题目,还可以是以案例分析、经济问题评析、对经济理论的分析理解等为主的小论文。
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方法篇5
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套与传统法学
迥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而这套架构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传统主流的法学理论一直是法律的哲学，它的技术基础是对语言的分析。绝大多数法学家把实证研究想象成是对案件的分析，目的是力求法律解释的一致性。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
法律经济学讲什么?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法律的形成、结构、效果、效率及发展的学科。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的。经济分析通过收益、成本的差额比较来确定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或制度模式。经济分析中的数量分析和行为理论的量化完全实现了理性的确定性要求。
归纳整个法律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法律经济学还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这些方法都以自己鲜明的特色使法律经济学充满生机。www.133229.Com
均衡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要求
均衡是个数学概念，借自于微积分理论。均衡指因为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趋向均衡。中国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供求之间从不均衡过渡到均衡，即我们要充分保证避免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严重短缺。这种均衡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方面。
法律改革的实质是重新配置公权力和私权利资源，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当前，中国法律存在着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法治进程。从民商法看，民商法长期以来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表现为民商法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民商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落后于社会实践；从行政法看，行政法规过于泛化，强调涉及领域广、干预力度大，有些进入了它不应介入的领域，构成市场经济和法治的障碍，成为法律不均衡的主要根源。从当前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看，财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自由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有关企业法律、适应市场经济对政府要求的行政程序法、以及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等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法规都亟待完善。法律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将推进这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建立。
效率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目标
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效率”。效率应当是中国法律改革的主要目标。它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工程，把法律和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开法律社会工程之门的钥匙。
从司法实践看，同国外的法官办案效率相比，我们的法院办案效率是相对较低的，有相当比例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最佳效率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处在相等的均衡点上。所以，效率目标的实现不能一味追求节省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也不能一味加大投入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浪费。
法律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方法篇6
关键词：交易成本经济学；微观分析；比较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0－0010－02
在中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和相关论著中，鲜有对威廉姆森学说的详尽论述，这至少导致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全貌的考察有所偏差。比如，威廉姆森的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及其与新古典均衡和边际分析方法的差异，以往并没有为更多的国内经济学者所重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往往建立在对理性选择模型的简单理解基础上。本文拟对威廉姆森极具特色的比较制度微观分析方法特点作出归纳总结。
1.微观分析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重要性
微观分析方法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别依赖的一种研究方法，阿罗曾把新制度经济学所以特别成功的原因归结于它的极端微观化的取向。关于微观分析对比较制度分析的重要性，威廉姆森在评价处理特许权假说时曾有一段论述：“如果在评估各种备择组织形式的功效时，细节是重要的，那么，特许权投标是不是对付自然垄断的有效办法，就不能完全取决于对问题的一种想象性的阐述。相反，对交易属性（特别要注意到资产）和缔约过程的细节这两者都需要仔细加以考察。除了跳出一般性描述去评估各种基本属性以及合约的微观分析方法外，没有别的适当办法来处理特许权投标假说”。微观研究分析方法被威廉姆森称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不变要旨，用斯蒂芬的话来说，“上帝居住在细节中”。
2.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微观空间分析
微观分析涉及时空两方面的分析。在空间上，微观分析与分析单位的选择有关。微观分析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分析。西蒙观察到，“在自然科学中，当测量的误差和其他噪音被发现与正在研究的现象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时，科学家的反应不是试图用统计的办法从数据中榨取更多的信息，而是要找到在更高分析水平上观察现象的技术。经济学的策略是显而易见的：在微观层次上获取各种新的数据”。西蒙说的这种微观分析层次指的就是基本分析单位。对于这种基本分析单位，西蒙还说：“除非我们有合适的分析单位，否则要建立适当的人类行为理论是不可能的”。尽管西蒙提出的“决策前提是组织研究的分析单位”从来没有表现出具有普遍的适应性，但他提出分析单位的概念很有启发性。
比较制度分析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任何理论都应该有自己的基本分析单位，如研究竞争的基本分析单位就是行业。一个行业无论是生产产品还是提供服务，都是直接展开互相竞争的竞争者的群体。制度经济学把交易作为自己的分析单位可追溯到康芒斯。康芒斯把经济组织问题看作同时处理冲突、相互依赖和秩序的问题。而交易对这种经济组织原理很敏感，因而他提出把交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交易是一个半微观化的分析单位，对交易作进一步微观分析的是威廉姆森等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家。
3.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微观时间分析
在时间上，微观分析和过程有关。交易成本经济学坚持认为，没有捷径可走，而要以一种“朴实、不急躁、深入、明确”的方法来考察经济组织。在微观过程分析中，交易成本经济学成功考察了下列相关的过程转换：（1）基本转换；（2）选择性干预的不可能性；（3）作为“组织有自己的生命”这一命题表现的、可以预见将给内部组织带来的成本（化）；（4）收益（常采取默认的形式）；（5）算计的有限性，尤其是带来不便的系统后果的零碎而过分的算计；（6）声誉效应机制的不同功效；（7）自然选择（一般性的和适应于不同形式的组织的自然选择）的限度。其中，基本转换是指，开始时的多数投标竞争在合约执行期间及续订合约的间隔期中转换为一种双边的交换。而选择性干预的不可能性则解释了为什么内部组织不能处处都凭借带有选择性干预的联合复制而胜过市场。选择性干预之不可能性是导致对企业规模的各种限制的原因，并且使企业不能仿效市场的高强度激励。
过程分析在比较经济制度分析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1）过程分析是经济组织研究的核心内容；（2）过程分析为评价各种备择的权衡方案的合理性所必需；（3）过程分析引发了在组织的生命周期和声誉效应等方面的进一步应用。
4.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细节和实证分析
对细节和数据的关注是微观分析的核心。比较制度经济学强调行动在于细节，要求在细节层次上进行微观分析，而且这种细节层次的微观分析是通过不懈地比较，通过总是与其他可行的替代形式的关系中考察组织形式。除了微观的细节，威廉姆森还强调发展第一手微观分析数据，他认为，一门新的科学要收集它自己的数据，而不是采用现有的数据。整体而言，交易成本经济学对细节的关注远胜于正统经济学，正统经济学长期抵制微观分析。交易成本经济学是在一种更具微观分析性质的分析层次上运作的。价格和数量是正统经济学关注的主要数据，而交易的属性和组织细节却是交易成本经济学更加关心的资料。
关于如何对待比较制度分析时细节的繁杂，威廉姆森提出：“既要对各种制度细节有广博的了解，又不要过多地专注于细节”。对企业来说，人们在管理中所需要的是对没完没了的细节的关注。在威廉姆森的比较制度分析中，时时处处都体现了微观分析的特征。比如有关特性的分析，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特性重要。特性通常根据某种形式的“资产专用性”来予以解释。成型的企业文化、沟通准则和处理日常事务的惯例已经被证明是组织的特性。威廉姆森认为，如果各种特性的收益随着交易属性而变化，那么，所要做的有成本效益的事情就是精心地（针对交易特性）去塑造文化，发展沟通准则，处理日常事务。而要实现这种有意图的观点，就要揭示那些定义文化、沟通准则与日常工作惯例的微观分析特性。威廉姆森把揭示微观特征看作一项雄心勃勃的作业。
在评价为什么从自己所熟悉的人那儿得到的信息更好的理由时，威廉姆森提到：“个人信任自己得来的信息，它更丰富，细节更多”。可见，细节影响信息的可靠性。威廉姆森在研究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治理机制时，认为自己在重复一个“现在熟悉的主题，大部分相关的分析工作都在于细节”。微观分析也有助于计量，“如果能从微观上深入地分析交易问题，也有助于计量问题的研究”。
5.结语
在评价罗宾逊―帕特曼价格歧视案中，人们通常认为，大卖主的压价购买只有在生产者是批量生产销售或者应付竞争时才是合理的。但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在需要专用资产投入的情况下有差异的购买承诺与有差异的一旦获得抵押品就违约的激励。这种混淆是因为把习惯的主流经济理论应用于对交易成本问题的分析。要得出合理结论必须采用交易的微观分析方法，尤其是要参照资产专用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来评估各种备择合约。一旦这样做了，对许多非标准或不熟悉的缔约行为的不同理解就会经常出现。
同样是对成本进行分析，为什么交易成本和新古典的生产成本的分析方法如此迥然不同呢？交易成本经济学使用某种“半微观”层次的分析方法――比人们已经接受的价格理论更微观，但不像很多研究组织行为的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方法那么微观。要研究交易成本节省的问题，会计数据，即便是相当具体的会计数据也不需要。主要原因是在于，通常把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方法并不能逼近交易分析的各种核心问题。对交易成本分析更重要的是“可改变用途”成本和“不可改变用途”成本的区分，因为这两种成本规定了资产专用性的条件。威廉姆森的这种提法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合理性在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事后交易治理理论，资产用途能够改变与否决定事后合约的履行；局限性在于，交易成本经济学还有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基于财产权交易的制度理论，关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分析方法不同的辨识，威廉姆森仅仅道出了其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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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
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方法篇7
——《法律的经济分析》译者序
法律经济学被引进到中国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在中国的发展却不理想。这肯定与传播者与接受者都相关,但是主要责任在传播者。
随着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的翻译和朱苏力所组织的“波斯纳文丛”的翻译,不知道“法律经济学”或者“法律的经济分析”的中国法律人恐怕很少了。由此,人们几乎把波斯纳看作法律经济学的代名词。然而,大多数学者和学生反映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非常难读和难教,法律人对于法律应该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标准嗤之以鼻。法律经济学在中国只是一种表面的繁荣,说得准确一点,在大多数法律人眼里,法律经济学只不过是法律追求效率或者价值最大化的工具,这一点自然引起“正义”的法律人的反感,加上很多法律经济学论文和着作中的数学模型,很多法律人厌恶法律经济学就不奇怪了!
法律经济学这门学科有各种叫法,大致有四种,所强调的方面各不相同。Legaleconomics法律经济学(类似于institutionaleconomics制度经济学);theeconomicsoftheLaw(特定)法律经济学。强调学科性,但好像是经济学。Law-economics法律-经济学;Lawandeconomics法与经济学。强调法律与经济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但不像一个学科。
economicsanalysisofLaw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approachtoLaw法律的经济方法;强调在法律中经济方法的应用,降低了该学科的地位。Jurisprudenceofeconomics经济分析法学;economicJurisprudence经济法理学。强调是法学学派,比如分析法学、历史法学,但其应用性不够,而法律经济学本身的应用性是非常强的。
麦乐怡将法与经济学(Lawandeconomics)和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sanalysisofLaw)[①]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学科。麦乐怡认为,一个人对法和法律制度的理解来源于他对经济关系的基本观念。法与经济学不是传统法学所讲的寻求法和社会问题的“科学”或正确的答案,而是一个包容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互相竞争的理论体系,通过比较、评价和选择意识形态界定法和经济学的对话过程,从而导致法的结构和内容方面的真正的主观性的变化。法与经济学要求我们评估可供选择的多种社会模式,并探索这种选择对法律与经济关系的后果。法律的经济分析则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用经济学的术语来作为分析特定社会所实行的法律的理论工具。而且,在这些分析中,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式被视为一种既定的模式。[②]
麦乐怡的这种观念实际上将法律经济学区分为意识形态和工具两个层面。麦乐怡分析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意志论和古典自由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下讨论法与经济学问题的可能性。但是,每一种工具背后可能暗含着哲学或者意识形态,工具总是与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不可能分开。敝人认为要发展法律经济学,三个层次一个也不能少:法律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法律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工具;部门法的经济分析。缺少任何一个方面法律经济学都会受阻。实效主义法学[③]对于美国人是常识,一般法律经济学着作中不会涉及,这大大影响了中国法律人接受法律经济学。我甚至认为,法律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美国天经地义,只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律经济学才成为一门学科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法律经济学精神在霍姆斯、卡多佐和庞德等人的着作中可以找到。只是在科斯1960年那篇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科斯命题[④]后,我们才找到了突破口,也就是说,找到了适当的工具。然而,法律经济学的精神蕴含在论文标题“社会成本”中。
波斯纳的那本着名的专着性教材《法律的经济分析》出版后,出现了各种法律经济学教材鲜有以“法律的经济分析”命名的教材。斯蒂文·萨维尔(StevenShavell)教授,法律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者之一,在2004年出版教材《法律的经济分析基础》[⑤],同时在“法律人的分析方法”系列丛书中出版小册子《法律的经济分析》。后者可以认为是任何想了解法律经济学的必备入门教材。[⑥]本人读完该书就有翻译的强烈冲动,不仅仅因为其通俗易懂,更重要的在于萨维尔教授在本书中纠正了波斯纳的意识形态倾向。萨维尔指出,有一种强烈的批评是法律经济学有着持一种保守的、企图维持现状的观念的特定政治倾向。波斯纳可能就是这种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①]可以说,萨维尔恢复了法律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萨维尔的精神与科斯范式一脉相承。
我下面将问题集中在对科斯命题的分析上。科斯范式到底预示了一种保守主义还是改良主义?波斯纳牌号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为什么会成为保守主义?我们试图从对实证科斯命题的理解、两个规范科斯命题的选择以及对于效率的理解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私有化、分配与效率
科斯最初提出所谓科斯命题是在1959年发表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和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但是这两篇文章对科斯命题的表述是不同的。1959年的版本是:“新发现的山洞是属于发现山洞的人,还是属于山洞入口处的土地所有者,或属于山洞顶上的土地所有者无疑取决于财产法。但是法律只确定谁是想获得山洞使用权的人必须与之签约的人。至于山洞是用于贮藏银行账簿,还是作为天然气贮存库,或养殖蘑菇与财产法没有关系,而与银行、天然气公司、蘑菇企业为使用山洞而付费多寡有关。”[⑦]这里仅仅是对于一个事例进行判断,可以说这一判断是在一个自由交换社会中有生活经验的人都懂得的道理。接着,科斯指出这一观点适用于发射无线天波、排放烟雾、土地的使用等领域。后来科斯又通过“斯特吉斯诉布里奇曼案”表明了:一旦建立了当事人的法律权利,谈判就能够改变法律规则程序,只要有迹象表明在谈判中所花费的费用有益于问题的解决。从这一假设例子可以看出,“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但是最终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⑧]可以将此命题称为产权版科斯命题。
但是张五常对产权版的科斯命题表述是不同的: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必不可少的前提。张五常多次强调这是产权版科斯命题的核心,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定理。[⑨]事实上这两个命题不同,在我们看来,产权版科斯命题是一个实证命题,而张五常想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规范命题。产权版科斯命题的核心命题是后一部分:最终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而不是张五常说的前一部分。如果把张五常的命题作为实证命题看待就是一个假命题。因为权利的界定既不是市场交易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市场交易的必要条件。权利界定后,如果缺乏对交易的保护,市场交易不会存在或者很少存在。按照巴泽尔的理论,权利的界定的是一个演进过程,从不界定到清晰界定都是合理的,而且由于信息成本,任何一项权利都不是完全界定的。[⑩]但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进行市场交易。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说权利界定没有好处,产权界定不会出现扯皮现象,确实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而是说,界定权利本身也需要成本,在界定权利的边际成本比没有界定或者界定不清晰时的扯皮等边际成本小时应该进行界定。当然这并不证伪张五常的主张:权利的界定应该是市场交易必不可少的前提。实际上这是古典经济学的法律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休谟、斯密就曾经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休谟确立了人类社会的三条基本自然法则,即稳定财物占有的法则,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履行许诺的法则。指出“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完全依靠于那三条法则的严格遵守,而且在这些法则遭到忽视的地方,人们也不可能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社会是人类的幸福所绝对必需的;而这些法则对于维持社会也是同样必需的。”[11]斯密接受了休谟的基本观念,将国家确立个人财产权作为考察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出发点。[12]但是不管休谟和斯密怎么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斯密承认,财产权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财产权的保护和财产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而财产权的状态总是随着政权的形式而有所不同。[13]事实上,对科斯该命题的仔细分析看,该命题应该是:不管法律把权利界定给哪一方(但要清晰界定),最终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也就是说,最终结果依赖于市场的交易。为什么张五常把科斯原初的实证命题变成了规范命题,而且认为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定理?这是因为产权明晰的潜台词是古典经济学主张的财产私有化,张五常就是其坚定的支持者。[14]因此,我们认为,张五常版本的科斯定理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对于财产权到底应该私有还是公有的问题,Shavell正确地指出,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财产权可能是社会意义上有价值的,但是它们并不支持一种特定的财产权形式,尤其是并不构成私有财产权的一个论证,私有财产权意味着财产广泛地被私人而不是被国家所拥有(且能被转让)。财产权的好处可能通过不同的财产权制度得到实现。譬如,社会主义国家里对所有权的保护不会引发纠纷,并能避免在财产获取与维护上的浪费,这点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此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中,即使工人不拥有他们生产的产品,通过对工人的监督和建立适当的工资结构,对工人工作的激励也是显而易见可以达到的。就此而言,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司并无二致。[15]
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方法篇8
有物理学家们拿出开普勒的精神，借用物理学中的分析方法，对金融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尝试对金融系统的各种现象和规律进行解释和预测。物理学家们一方面建立或修正一些经济模型，结合物理学工具的使用，来研究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动力学行为和经济与金融系统危机涌现时的特点，甚至对经济与金融系统复杂性进行模拟与仿真；另一方面，他们试图为优化金融市场的投资组合、分散或降低各种金融投资的风险，建立一个可靠风险管理的决策支持体系。可以说，运用物理的科学知识对经济原理、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一、物理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价值
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配置与使用相对稀少的资源，来满足最大化需要的社会科学，即研究社会活动中的个人、企业，政府如何进行选择，以及通过这种选择来有效使用资源的一门学科。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甚至具体到经济活动中，经济问题也就难度陡增。在经济学中我们追求的是预先判断，因此预先判断也就成了物理在经济学中的显著作用。在物理方面数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处理复杂系统的直觉和一些非常有用的工具，如monteCarlo模拟、路径积分方法、最大熵方法和随机矩阵理论中对于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就是最好的例证。在经济活动中，理性的推理有利于企业组织或者企业中的个人做出选择，有利于生产资源产生最大效率。为了更好地进行推理，通过具体的已知数据定量分析是完全可以把经济问题有机地转化成物理模型，使问题的解决方法更加具体化。所以说，物理在经济学中的价值是非常普遍而且影响深远。
二、物理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
1.提供了理性的经济分析工具。物理经济给经济学带来了令人振奋的促进，尤其是它提供给我们一种所需的分析工具，以思考由市场行为而不是由超自然或随机力所驱使的内生振荡现象。运用物理学的概念和方法，对由大量非同质组分组成、相互间有很强作用、具有剧烈涨落、处于非平衡动力学过程中的经济系统所产生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不仅可以对系统进行唯象描述，并通过特征参量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而且还能找出不同参量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进一步揭示某些经验和半经验法则。所以，尽管它并未带来任何经验上与我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和金融数据相关的混沌理论的证据，但它促使我们回顾所熟知的经济和金融时间序列，以及对这些正当的统计解释提出疑问，同时也为许多研究非线性经济机制的分析家们打开了视野。在经济运行中，由于许多实际数据的变化从表面上看具有较强的随机性，从变化趋势上分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混沌重要表现的是确定性系统长期行为的一种特征。此外，物理作为经济研究的基础，还可以具体到来优化金融市场的投资组合，分散或降低各种金融投资的风险，帮助建立一个可靠的风险管理的决策支持体系等。
2.物理学科思想对经济的重要影响。物理的应用性不仅仅体现在其工具性上，更在其思想性上。众所周知物理是严谨的，其严谨的追求与作风在经济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应用中物理理论的概括与科学发展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更加严密的逻辑性与其非常实用的价值使得物理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也相对广泛。
西方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描述的基本理论，对我们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学习和研究的角度看，似乎可以明显感觉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的深刻特点之一表现在其对经济形式的预先判断方面，也正是这一特征使人们常常把经济学看成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学科。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国富论》起的200多年来，已形成了一个庞大而较严密的理论体系。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理论形式、研究方法是公认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笔者认为这实际上表明，物理作为一种理论信念、方法论和研究手段，十分明显地体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中。按传统流行的科学观，一门学科达到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能否充分运用物理方法。而在经济学中，对于经济现象、经济运行及其规律的描述与研究，正需要物理方法与物理思想，从而达到它的科学性。
三、物理与经济学的内在关系
自从20世纪以后，物理的发展为西方经济学家提供了方便，他们的研究中大量地运用物理，所用的物理方法几乎遍及纯物理的各主要分支。不可否认，建立模型分析的方法要比单纯文字说明、推理更方便、更精确，有时也更能说服人。大量的物理符号和公式推导，使经济过程和现象的表述较为简洁、清晰。然而，当前西方经济学似乎越来越追求经济学的物理形式。微观经济学所使用的物理工具甚至比物理学家使用的还多。过去使用物理工具较少的宏观经济学，现在也连篇累牍地充满了复杂的物理公式。但是，必须注意，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不能滥用物理。
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方法篇9
[关键词]行为法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经济理性法律实践
一、前言
法律经济学（Lawandeconomics）——一个法学和经济学整合的边缘学科，经过短短四十多年的蓬勃发展，已经在法学、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及社会经济和法律实践领域显现其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一般认为，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1960）（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的发表，开辟了法律经济学的新时代；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1972）（注：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的出版，则标志着法律经济学进入蓬勃发展期。随着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我们注意到，法律经济学在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注：目前法律经济学涉及的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等，其中微观经济学理论是法律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其方法主要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均衡分析、博弈分析、成本收益分析、供求分析、文化与历史分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分析等。）研究传统法律问题，并因此而激发人们极大兴趣的同时，也逐渐引发了人们一些质疑。典型的例证是，一些学者从质疑有限理性理论到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再到行为法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注：Jolls，Sunsteinandthaler（1998），aBehavioralapproachtoLawandeconomics.StanfordLawReview，Vol.50：pp.1471-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Lawandeconomics）”概念。）他们将矛头指向法律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根基——理性选择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具有严重的缺陷，以此为基础产生的结论即使不应是直接拒绝，也是值得怀疑的。其中，行为法经济学论者直接把焦点放在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上。到底行为法经济学对目前的主流法律经济学将产生何种影响？主流法律经济学如何应对行为法经济学所揭示的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局限性？法律经济学将何去何从？如何把行为法经济学应用到我国法律实践？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传统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来探讨以上问题。
二、行为法经济学的概念
行为法经济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74年西蒙（Simon）对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作出了系统的批评（注：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和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学术研究中完善了这一概念，（注：Simon（1982），modelsofBoundedRationality.2Vol.，Cambridge，mass.：mitpress.）认为当事人在经济决策过程中面临认知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有限理性”的提出，引发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联袂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实际决策过程如何影响最终作出的决策。到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tversky）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重构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学派。（注：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最高荣誉——克拉克奖章得主马修。拉宾（matthewRabi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aryS.Becker）、阿克洛夫（Georgea.akerlof）、卡尼曼为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向法学研究领域的延伸、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张——从市场行为领域到非市场行为领域，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经济理性选择理论（主要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局限开始引起法律经济学界的注意。如托马斯。尤伦（1997）《法和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一文中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注：作者强调，最近研究认知心理学者和熟悉这方面知识的经济学者们根据实验性的与理性选择理论难以印证的结果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至少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含义提出了疑问：（1）当精心设计的试验中的主体知道对合作剩余的分享有违广泛接受的公平理念时，他们似乎拒绝互利的交换；（2）在另一些需要进行若干个阶段的交易的试验中的主体似乎并不设计理性的策略；（3）由于有限理性，绝大多数决策者的选择背离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预计，例如那些从事相同价值的拍卖的主体成了“赢者诅咒”的猎物，并且人们保持着这种状态，尽管一项其他的选择可能有利得多；（4）并不像理性选择理论预示的那样，实验证明人们对不确定的结果不采取决定。）特别是Jolls，Sunsteinandthaler（1998）《法律经济学的行为方向》一文的发表，标志着行为经济学正式进入法学研究领域——行为法经济学开始闯进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视野，并悄然启动了法律经济学界的“行为革命”。
行为法经济学将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引入到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其焦点落在主流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假设与人类的真实行为不一致。他们认为建立在反映非现实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上的分析结论（注：包括经济分析与法律经济学分析。）会导致错误的预测，通过运用从心理学、实证研究、行为实验中得到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方法来全面验证理性选择理论，揭示了众多“反常现象”。大部分学者公认的行为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提高法律经济学的预测力和解释力。（注：Jolls，Sunsteinandthaler（1998），aBehavioralapproachtoLawandeconomics.StanfordLawReview，Vol.50：pp.1471—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Lawandeconomics）”概念。）行为法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在质疑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理性预期、（注：理性预期概念由穆特（muth，1961）引入，并由卢卡斯（Lucas）、普累斯科特（prescott）等学者完善，他们完善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预期的定义和建模，并得到广泛的应用，最终形成理性预期学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主流。这里说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严格来说，指的是理性预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拥有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四大假设的基础上，（注：详细论述可参看thaler（1996），Doingeconomicswithout Homoeconomics，。inFoundationsofResearchineconomics：HowDoeconomistsDo economics？（StevenG.medemaandwarrenJ.Samuelseds.））提出反映人类真实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些因素会使人们作出与理性选择理论相背的决策——即“反常现象”。具体分析及法律例证如下：
1.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突破了主流法律经济学、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注：对“理性经济人”持异议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经济学家凡勃伦，而西蒙的有限理性论可谓对理性经济人或理性选择理论的最权威的批评之一。以科斯、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角度对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批评，放松了“制度不相关假设”，阿罗等信息经济学家对“完全信息”假设提出了质疑，开创不完全信息的经济学分析，博弈论则进一步放松了“独立决策”的假设。此外社会学、经济心理学等都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批评。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主张以“有限理性”假设作为分析基础。行为法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偏离理性选择理论的无限理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决策过程中的真实判断行为表现出与理性预期所推断的无偏预测的系统偏差，即有限理性会导致人做出判断误差。启示和偏见（HeuristicsandBiases）通过影响行为人对未来时间的概率判断，来改变行为人的最终决策。这在行为法经济学中早已观察到，并进行了分析。启示具体包括了代表性启示、现成性启示；偏见包括过于自利偏见（Self-servingBias）、自信偏见、偏见的自我强化、“事后诸葛亮”偏见、固执先见、潜意识偏见等。（注：代表性启示指行为人夸大事件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认识趋势而错误地做出判断；现成性启示指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自利偏见、自信偏见、偏见的自我强化主要指行为人常盲目认为能够进一步改善自身的利益，或人们往往只按照自身的观念来表述信息或描述事实等。“事后诸葛亮”偏见、固执先见、潜意识偏见则分别指人们在事件真实发生后所做的概率判断常高于实际概率，先入为主，行为人的潜意识偏见会导致其作出错误的概率判断。参见魏建《行为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一个简单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年第2期。）（2）人类决策偏离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预期效用理论。（注：预期效用理论是传统经济学分析的奠基石之一。）其中禀赋效应（endowmenteffect）是偏离预期效用理论的最典型例子。此外，框架效应（Framingeffect）、沉没成本（SunkCost）与禀赋效应一样，都对人类决策产生影响，使得人类决策行为有时出现与最大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注：Kahnemanandtverskey在“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UnderRisk”（发表在1979年econometrics第47期：263—291）一文中提出“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作为预期效用理论的替代，提出了著名的框架效应理论以及基本点，指出人们在不同的基准点上表现出来的风险态度不一，而预期效用理论认为人们的风险态度不会随着基准点的变化而不同。禀赋效应说明行为人对拥有的财产功利评价要高于对不拥有的同样财产，损失厌恶就属于禀赋效应的一种。）
2.有限意志。行为经济学已经强调，限于有限意志，人们往往不能坚持选择与最大化自身总体效用相一致的行为。行为法经济学将有限意志归结到（1）习惯、传统、嗜好，（2）生理欲望（Cravings）以及（3）多重自我（multipleSelves）。这三类因素导致行为人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体效用、无法对多重效用目标进行排序，最终令决策偏离效用最大化轨迹。如嗜好与习惯的形成。
3.有限自利。行为人无论是在经济活动中还是在法律事务中，其行为除了表现出不同类型的有限理性、有限的意志力外，还会表现出有限自利。贝克尔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个体决策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受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影响，并没有完全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而且追求了自我利益以外的东西，比如“公平”、“社会认可”等。KaplowandShavell也曾提出人们对公平的偏好应该纳入经济决策等行为决策分析中。（注：可参见KaplowandShavell（1994），whytheLegalSystemisLessefficientthantheincometaxinRedistributingincome.JournalofLegalStudies，23：pp.337-681；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与法经济学的发展》一文。）
4.行为法经济学在法律中的应用。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理论在经济学中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可见一斑，其在法律经济学中的前景明朗。行为法经济学试图将以上论断融合到法律程序、法律实体以及和法律体系的分析和改善之中。目前行为法经济学已经开始将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方面的理论运用到法律经济分析中。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注：Jolls，Sunsteinandthaler（1998），aBehavioralapproachtoLawandeconomics.StanfordLawReview，Vol.50：pp.1471—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Lawandeconomics）”概念。）：
（1）将有限理性分析纳入到行为人决策过程中需要对不确定事件进行概率判断的法律分析。如环境立法涉及代表性启示和现成性启示的分析；关于诉讼当事人就法院审判结果进行谈判可用自利偏见、禀赋效应进行分析；政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除了可用代表性启示和现成性启示的分析外，还能用自信偏见来研究；契约谈判的失败分析，可以融入自利偏见分析；法律事实或法律规则的研究都涉及事后诸葛亮偏见等。
（2）在涉及对法律后果进行评估的法律行为决策（如制定法律和设定法律程序）分析中增加有限理性研究。具体体现在：政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需要对禀赋效应、损失规避进行探讨；合同法中的强制性条款分析也离不开禀赋效应的分析。
（3）通过有限理性分析，鉴别侵权法的严格责任和过失的效率选择因素：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因为认知能力的错误判断和局限及对于风险理性行动暗示了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之间的区别。如果损害双方都采取了防范措施，损害将不太可能发生，从而减少了发生事故的社会成本，但是损害双方不一定有经济学所假设的算计能力。即是说，处理不确定的结果的认知的局限性可能是决定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相应的应选择过失责任还是严格责任的独立因素。
（4）有限自利理论应用大部分集中在行为人将偏离正常决策轨道的环境，如为了追求公平与正义等法律规范所倡导的价值而愿意承担额外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又如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各自为追求胜诉或对已有利的判决等而力求通过自身的努力（包括贿赂法官）来寻求改变法庭审判结果的机会，以及法律严禁通过市场交易规则（即使这些交易对当事人而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手段来购买人身和精神产品等。
三、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碰撞
我们不难看出，行为法经济学以行为经济学为理论基石。而主流的法律经济学——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乃是经济理性主义假说的主要主张者，认为法律主体会以一种理性主义的方式而为法律行为，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石。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争论的焦点自然而然地落在经济理性——理性选择理论的有效性之上，这也是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争论焦点。具体来说，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碰撞，集中在理性选择理论假设条件上——理性预期、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
（一）理性的程度
在弄清楚行为法经济学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冲击之前，有必要分析“理性”之一概念。理性经常被认为是区别人与动物的自觉的合乎逻辑的行为过程。传统的理性定义主要关注的是一种做出决定的行为过程。理性、自觉等概念在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那里争议很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理性作为一种技术性术语来描述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行为人拥有必要的能力和知识去做一致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更技术性地说，他们将理性定义为满足偏好完备性公理、反省性公理和传递性公理（注：具体分析请参考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属于完全理性。由于在学术中精确性的要求，理性概念逐渐脱离了其习惯用法而变的模糊化。经济学家中对于这一前提性假设是否成立仍有争议。行为经济学家发现，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往往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的那么理性的。（注：波斯纳的认为，这些无理性行为只是偶然现象，因而不能被理论化。然而心理分析理论认为无理性行为并不像波斯纳认为的那样是任意的，拉康认为那是一种固定的可预见的心理结构。此外，还可以从哲学认识论、经济认识论角度分析理性概念。马涛：《理性崇拜与缺憾——经济认识论批判》，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理性”定义为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满足（1）适合实现制定的目标，（2）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内，这也可称为是对经济理性的定义。
回到主流法律经济学和行为法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将法律经济学的实质定义在研究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法学，以人的理性化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其坚持利益最大化原则，依赖效率标准来衡量法律制度，认为行为人具有完全理性。（注：值得注意的是，波斯纳并不认为所有的个人都是理性人，也不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这些假设必然是真的，但坚持理性选择模型是已被经验、实证研究所证明的、非常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模型。另一方面，法律经济学中所说的完全理性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所说的存在差别，前者以制度相关为前提，后者以制度不相关为前提。可参看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2—20页。）而行为法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行为人受认知能力和知识等因素限制，只能实现有限的理性。显而易见，主流法律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均承认“理性”概念，分歧在于理性的程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第16条至25条对经营者的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产品质量法》第26条至39条就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作出具体规定；这些法律的设定正是基于消费者的理性有限而不是完全理性，从而真正地保证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样，各国对证券市场上的信息披露都作出严格的规定和监管，其基本假设也是现实的有限理性投资者。
正如西蒙所说，理性选择主义者看重选择的结果而非过程，行为而非心理；行为经济学所主张的有限理性属于经验主义的理性，偏重过程而非结果，心理而非行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分别与行为法经济学中的这种经验主义的理性相区别，可以分别称其为实体主义与程序主义（或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程序主义理性认为人们只能在其知识与信息的限度之内做出选择，它需要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背景。可以说，行为法经济学的理性程度假设更符合现实世界人类行为模式，也道出了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的缺陷。
（二）偏好
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方法篇10
【关键词】热力系统；热经济性分析方法；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o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前言
电厂热力系统热经济性分析是电厂节能降耗的理论分析基础,它既是热力系统设计、改造的理论依据,又是热力设备经济运行在线分析、监测的实用技术,其分析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科学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二、热力发电厂动力循环系统
热力发电厂动力循环系统是根据能源在燃烧使用时的梯级原理，首先将煤炭和天然气等在锅炉中充分燃烧，第一次产生热能进行发电，再将发电后产生的余热用于发电厂的动力循环装置中，再次发出相应的电能。使用这种动力循环系统相比以往的发电系统有很大的优势。主要表现在：能源使用上相比过去大大降低，而且可以将资源再次利用；增加了电力的供应，在原有的基础上电能的输出有了本质的提升；循环系统的建造可以节省发电厂的用地面积，在最小的范围内，完成发电的任务；集中收集尾气，将尾气的热量再次利用，有效地保护了环境，减少了有害气体的排放量；发电的效率和质量有所提高；有利于企业对发电厂的综合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减低了事故发生的概率，保障了生产的安全。
三、热力系统热经济性分析方法的概况
电厂热力系统热经济性分析方法大都建立在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的基础上,种类较多,见诸文献的有:常规热平衡法、循环函数法、等效热降法、常规热平衡简捷算法、热耗变换系数法、热量品位系统法、质量单元矩阵分析法、火用分析法及人工神经网络等,其中前三种分析方法较为成熟,广泛的应用于实际生产领域。大体上述各分析方法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分析方法是以手工计算为主,主要包括常规热平衡法、等效热降法、循环函数法等。其中常规热平衡法计算精度最高,评价其他分析方法的精确性通常以此方法作为校验基准;等效热降法、循环函数法和组合结构法特别关心于分析计算过程中工作量的大小。经常为减少繁重的计算而对实际热力系统做近似处理,工作量小了,但却以牺牲一定的精确性为代价。循环函数法和等效热降法在我国应用较广。
第二类分析方法以计算机计算为主,大多采用矩阵形式,属于并联解法。主要包括常规热平衡简洁算法、质量单元矩阵分析法以及火用分析法等。目前这类方法的研究较为活跃,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热力设备局部变化对系统热经济性指标的影响,以及供热机组热力系统的定量分析计算,在上述分析方法中所设计的矩阵方程的表达形式等还存在不足,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予以完善。
四、热力发电厂动力循环的热经济性
1.锅炉效率。在锅炉中燃烧存在一个公式：输入燃料热量等于锅炉热负荷加锅炉热损失。在燃烧后会产生热能的损失，排烟损失、未完全燃烧损失、排污损失。而使用动力循环系统可以有效地降低烟雾造成的污染，改善不完全燃烧的现象，以及减少了热量的逐渐耗损，不但如此，还可以收集热量进行二次发电，这些都很大程度地提高了经济性，减少了因排污治理所产生的二次费用。
2.管道效率。管道的能量平衡关系为锅炉热负荷等于汽轮机热耗量加管道热损失。在气体在传输的过程中，会因为管道的不平整或是有裂缝出现气体的排除，这些也都会对发电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使用循环系统，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收集浪费的气体，使其再次得到充分的利用。考虑到汽轮机也会有热消耗量，把气体在回收时的热量和热耗量加在一起，对整个机组产生更大的能量。这样减少了在收集尾气上的经济消耗，还能提高效率，将浪费的资源再次转化为经济效益。
全厂能量效率。全厂能量平衡关系为全厂热耗量等于发电机输出功率加全厂能量损失。在整个系统中还要考虑整体的热能损失，其中也包括发电机输出功率的损失、机械磨损造成的热能损失，将这些都考虑在内，使用循环系统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能源的使用率，从根本上降低了全厂的经济成本，提升了热济性。
五、热力系统热经济性分析方法的发展趋势
在手工计算时期,衡量热经济性计算方法的优劣的一个标准就是计算量的大小。这样为了减少计算工作量往往对复杂的热力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假设或简化,使之尽量简单,便于手工计算。计算简单了但却以牺牲一定的精确性为代价。在当前重视节能工作的大环境下,特别是随着火电机组单机容量和总装机容量的日益增大,常规分析方法的通用性不足和精确度低的不足表现得也日益明显。并且随着计算数学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机组热力系统分析计算方法中计算工作量的大小已不能再作为衡量某一种方法优劣的尺度。相反,在计算机计算时,我们使热力系统尽量的复杂,以保证计算的精确性。因此通用性、智能化(傻瓜化)、精确度高,适于计算机编程计算成为热力系统分析计算方法发展的新趋势:
通用性:通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分析方法能够适应火电机组各种类型的热力系统定量分析;一是要求分析方法的计算形式具有普适性,以利于开发计算机通用程序。
智能化:智能化主要体现在热力系统的定量分析上,使用者不需要具有很深的专业理论知识,只需要根据分析方法所确定的规则,对计算形式做简单修改即可完成热经济性的定量分析,即傻瓜化。
精确度:火电机组单机容量和总装机容量的日益增大客观上要求提高分析方法的精确性,而计算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这种要求成为可能。
适于计算机编程计算:分析方法中计算手段可以复杂,但是要适合于计算机编程。近年来适于计算机计算和编程的热力系统分析方法(主要是矩阵分析法)研究较为活跃,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对现有主要热经济性分析方法的认识和分析
1.常规热平衡法
常规热平衡法是随着热力发电工程的出现而采用的最基本的热力系统分析方法,是一种单纯的汽水流量平衡和能量平衡方法,是发电厂设计、热力系统分析、汽轮机设计最基本的方法,它以单个的加热器为研究对象计算出各级加热器抽汽系数,并利用系统的功率方程和吸热量方程最终求得系统的热经济指标。理论上各种分析方法都可以由它推导出来。该方法概念清晰,上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引入,应用广泛。但由于其在定量分析计算中工作量很大,在以手工计算为主要计算形式的时代,该方法存在着先天的不足。特别是当热系统较复杂或者是
进行热力系统不同方案比较时,直接应用该方法会非常繁琐。
循环函数法
循环函数法是由马芳礼高级工程师在美国Sa-lisbury提出的“加热单元”的概念基础上结合数十年实际工程设计和理论教学经验所创立的一种新型的热力系统简化计算方法。该方法首次用循环不可逆性来定性分析、用循环函数式来定量计算蒸汽循环的经济性,既简化了热力系统整体计算,又解决了辅助用汽水的单项热经济指标。该方法能较好的适应计算复杂的热力系统,也适用于局部的定量分析。它用串联解法先对整个热力系统进行计算,得到回热抽汽量和循环效率,然后把热力系统分为回热循环和辅助循环的相互叠加。在作不同热力系统方案选择时,如果不同的方案仅是某一加热单元的变化,只需要对该单元进行重新计算,方案中没有变化的其他加热单元不必再重新计算,与常规热平衡法相比,在手工计算的条件下,计算工作量大为减少。但是该方法对概念的理解要求较高,推导比较繁琐,并且该方法在计算端差等设备缺陷的影响还不是很方便。因此造成对方法理解、掌握方面的困难,以及应用的广泛性受限。
矩阵分析法
矩阵分析法泛指一切用矩阵形式来表达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此类方法成为当前热力系统热经济性分析计算方法研究的热点。无论是定流量和还是定功率的矩阵分析法其模型都采用矩阵这一数学表达形式,将数和形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矩阵结构与热力系统结构、矩阵中矩阵元素与热力系统中相关参数都具有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当热力系统结构或者热力参数发生改变时,只需要对矩阵结构或者矩阵元素数值做出调整便可,使热力系统热经济性分析方法更通用、简捷和适于计算机编程。
七、结束语
随着计算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科研技术人员的不断努力下,电厂热力系统热经济性分析方法一定会朝着通用性更广、智能化以及精确度更高、更易于计算机编程的方向发展,并臻于完善，随之能够更有效提高电厂的热经济性。
参考文献
[1]王加璇《热力发电厂系统设计与运行》[m].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
[2]林万超著火电厂热系统节能理论[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