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体系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
中图分类号：J0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2-0362-02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印记，也是未来人类文化创新的素材来源之一。河南省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大省，具有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统计，截至目前为止河南省各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五百余项。毫无疑问，“遗产”同样也是资源，是未来我们无论在精神文化方面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资源。
当前，社会的极速发展对社会各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相同，信息化浪潮形成的爆发式发展，正在逐渐改变着当今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这些冲击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信息接受渠道与过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相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文化资源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其中保护与利用问题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随着“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逐渐推进，新型业态的快速崛起，各行业呈现分工细化与融合发展的大调整，传统单一的方式已经无法很好的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问题，因此，一种集成多元化手段的保护与利用体系的建设极为重要。
二、时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要求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因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目前存在有较多的说法。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基于较为权威的一个概念界定，就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由这个概念的界定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会根据环境变迁与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的创新发展。当我们的时展处于历史中一个全新局面的时候，无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要求。本文具体梳理如下：
1、保护与利用的共存性
“遗产”是对代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各类文化资源遗存的很好的形容。我们面对“遗产”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如何保护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是货币遗产，我们觉得保护是将其存入银行，但其中还会面临贬值的危险。因此，此时保护与利用就必须联系起来。利用的本意是选择更好的、稳健的方式使遗产增值，这无疑是对其最好的保护。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商业化的影响体现在更多的领域，因为我们无法回避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要求。当我们面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时，如果只提保护不提利用，就会变得非常被动。我们传统意义的保护，无非就是依赖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支持，由政府搭建平台组织各类受时间限制的活动，如庙会、展演等。而保护与利用的共存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政府扶持的基础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或传承群体、受众、媒体渠道、商业等因素紧密的聚合起来，以保护为目的，以利用为方法，以多种力量的聚合为形式。
2、传统传播形式与现代传播形式的组合
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形式以传承者现场展示，受众到场观看为主要形式。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信息接收渠道与接受习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形式使遗产本身与受众的距离逐渐拉大。这种距离不但会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人群逐渐缩小，最终成为传承者自娱自乐的游戏，同时也会造成传承者通过遗产获得的收益逐渐萎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带来了巨大的限制。因此，在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真实风貌的基础上，我们要积极的将其传统的传播形式与现代符合人们信息接收习惯的传播形式组合起来，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影响力。
3、传承者与受众群体同样重要
在过去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观念过于保守，通常会简单的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重视其传承人，而利用就是积极的去申报遗产级别，从市级一直到世界级，越高越好。申报成功以后，可以更好的提升该遗产所在地的知名度，然后搭建文化平台吸引外来投资。当然，保守的观念并非错误的观念，其出发点是好的，但对于遗产保护与利用问题的解决并非最有效的方法。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我们必须要重视该遗产的主要传承者，使他们能够更加原貌的将其传承下去。但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我们无法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群体。从宏观角度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我们有义务让尽可能多的国人认识它，并对它形成记忆，乃至喜爱上；从微观角度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收益来源是数量庞大的普通受众，我们要重视受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才能将他们的目光吸引过来。
综上所述，时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带来了许多新的要求，这些要求使我们要从观念上改变我们的保护观与利用观。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必须要原汁原味的传承，但我们可以根据时代的要求尽可能的创造其与当下时代的交集，是保护与利用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体系，使之能够流传的更为久远。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角度
今时今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面临着崭新的局面，面临着时展的要求我们要面临许多问题，但也有更多的有利条件。正如前文所述，我们正处在与过往其他时期完全不同的新时代，在缺乏历史借鉴的情况下，促使着我们必须透过一个新的角度来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所面临的新问题。与过去单一的保护与利用方式不同，在各项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大发展的今天我们有了更多保护与利用的手段，通过这些多元化形式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我们初步建立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体系，为保护与利用的未来良性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进而形成文化收益与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使政府、传承者、受众都能作为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取得自己需要的收益。本文对这一体系的建设进行了尝试性的思考，具体总结如下：
1、政府主导，形成体系框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新体系的建设，因为涉及遗产门类广泛，行业众多，因此并非某个传承者或民间团体能够搭建起来的，而受众处在整个环节中较为被动的一方，只能引导无法对其提出要求。因此，由政府主导，搭建平台来统筹规划最为现实。在这里，我们需要认识到，与过去政府单纯的政策、资金扶持不同，最重要的是由政府主导的平台构建。这个平台可以由政府召集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与相关行业专家一道形成一个协会式的组织，完善基础理论研究与创新发展研究，拉近相互之间的距离给互动发展带来可能。而这个协会式的组织并非最终形态，它只是一个能够进行力量集合的框架。建设这个框架以后我们可以继承多元化的手段向其中填充内容。
2、在体系中形成普及化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就是以传承者为原点，辐射尽可能多的受众人群，形成该遗产传承与利用的丰厚土壤。在广大群众中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信息的普及与传播，既是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能够提升当代青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此外还能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内容商品化的时候，拥有庞大的消费人群。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信息的普及并不是能够通过一两次的活动就能够完成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融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体系中。而这种普及也不能依靠单一的手段，需要多种手段并举才能产生最大的效力。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第一点中所说的协会，编印非物质文化遗产普及读物，作为青少年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并且可以将相关内容变为电子读物，丰富阅读的渠道与形式。其次，采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动漫形式制作相关的动漫产品，如动画片、文化用具及一系列的衍生产品，使之能够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再次，制作相关系列纪录片，通过多种传播平台进行传播。我们需要认识到。相关知识信息的普及并非短时间内能见到收益的，因此必须通过长效机制来坚持。
3、将信息化平台融入体系
人们常说，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在几年以前，这个说法刚提出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说法似懂非懂，朦朦胧胧。但是，时至今日，我相信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的人对这个说法都形成了很深的认同。现在人们对于信息的要求比之以往更为多样，实时、在线、真实、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体系如果缺乏了信息化平台的融入，那么在当前社会中无法解决许多现实性的问题。在这个体系中的信息化平台可以由几个方面组成：首先，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数字化专业博物馆，数字化博物馆依托大数据技术可以保证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极大丰富，将文字、图片、表演视频、演示动画都集成在一体，使受众能够获得远比现场观看更为丰富的信息，同时它的在线性可以让受众的观看不受时间的限制；其次，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云空间，云空间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更多的网络连接方式获得相关信息，把移动互联网络融入到传播形态中；最后，还可以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的网络媒体传播渠道，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形式及时发送相关信息。
4、将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融入体系
文化创意产业历经近二十年的发展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大量的成功案例，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让我们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并由此可以探寻出新的发展途径。文化商品化是文化创意产业成功的因素之一。当我们谈及文化的时候尤其是文化遗产的时候，总是会选择性的回避金钱与商品两个字眼。因为我们往往会习惯性的认为文化是高雅的，商业是庸俗的，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相关。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毫不避讳的探讨这个话题，甚至应该主动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与市场化。文化创意产业有时能够产生聚合器的作用，将不同种类的文化素材经过加工之后多元化的呈现出来。通过文化企业与生产企业的联合，将人们往往不可见、不可用的文化素材转变为现实中可见可用的产品形态。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离不开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在多元化的今天，我们也要采用多元化的方法与手段有效的促进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同时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探讨内容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在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优点与魅力的基础上，去寻求保护与利用体系的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体系能够有效的集成政府、传承者、受众等社会因素，使目标一致，力量凝聚。同时，这个体系也能够聚合信息化时代各类新技术手段，为保护与利用提供更多的方法与手段。新的角度，需要人们改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认知定式，寻找更为全面有利的形式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发展，并以此在文化与经济双重发展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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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体系篇2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要求进行行政法保护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产属性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历经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无不刻上历史的遗迹，呈现出遗产的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有新颖性、显著性、实用性等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产属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属性。而承担保存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责任的管理部门即为国家行政机关，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行政机关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需遵守相应的行政法规范，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产属性决定了行政法对其保护的要求。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形性的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首先是指人们的理念、情感、技能、才智、知识、以及生活状态，它本身具有无实体性或无形性，但是它可以通过人或物表达、体现和展示出来，成为人们能够感受、认识和共享的客观现象。其次是指表现形式或者类型，包括特定的语言、传统表演、技艺、仪式、习俗、岁时节令等，以及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器具、实物和文化空间。”基于此，造就了因其而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所附载体的观念性、无具体实物性，也导致了对这类社会关系法律保护不能通过私法来完成，它需要公法的规范和调整。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的要求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数无法通过文字的方式进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时代相传的文化现象，表现在时间上的纵向移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随着特定民族、群落、社区繁衍而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然而在传承过程中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直接经济利益性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境人不得不自动放弃其所掌握或控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任期流失和消亡。此时，国家就有责任阻止放任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和消亡的行为，而实施这种阻止行为的具体责任部门是国家行政机关。为此，国家行政机关必须正确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有效地进行这种阻止行为，这样，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行政法的保护。
二、行政法保护能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有法律保护的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必然要涉及到“人”，且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与“人”融为一体。法学理论告诉我们，人是法律关系主体，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实中，人又是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关系的重要客体。“保护‘人’特别是保护好那些创造、拥有、传承、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生生的人，是我们做好保护工作的根本。”而此时，私法领域在对待这样的权利人时，就无能为力了。但行政法却能通过其特有的行政确认制度，将这些权利人确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加以特殊保护。行政法有的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指导等具体行政法制度，就是运用国家行政权力，通过行政确认、行政许可等方式有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人、传承人。
三、行政法保护能弥补知识产权保护的局限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与知识产权的客体并不完全对应
知识产权是概括知识产权各类客体的集合概念。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即知识产品。它可以具体地分为三类：一是创造性成果；二是经营性标记；三是经营性资信。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范围内的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寓言、故事等作品及民间戏剧、口技、舞蹈、杂技等艺术形式的表演作品与知识产权客体范围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对于一些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的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则无法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之下。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包含许多基本的知识、经验和精神价值等形成的自成体系的标准不能满足知识产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新颖性、创造性及显著性等条件，它虽然有时也关注特定文化创新的形式和风俗仪式等，但在更多时候却更关注不属于知识产权法保护的范畴的精神活动或创意本身。
2.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利益在性质上有差异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发展和传承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仅包括私人利益，更关系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特定群体的利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者、传承者和表演者来说，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传承和利用的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关系主要不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是处于市民社会中的平等主体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是一个民族或特定群体精神的体现。它的失传会使特定群体以至全社会都失去对这些民间文学艺术、节日、技能和知识的欣赏、传承和发展的机会，从而使社会文化多样性遭受了巨大的损害。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必定蕴涵着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特定群体的利益。知识产权法作为私法，它所保护的利益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私人利益，所调整的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在利用、控制和支配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公、私两方面的利益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文物保护体系篇3
关键词：石质文物保护；遗产监测；病害肌理；环境研究；保护材料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石质文物保护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如何科学有效的保护石质文物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石质文物的保护是包括文物现状调查、病害机理研究、环境监测分析、保护材料研制、保护修复操作、保护档案建设、美学价值讨论等内容的系统工作，是一个由考古、艺术、物理、化学，生物、环境、地质等多学科分工与合作的过程。多年来，中国在石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方面做了大量的保护研究工作，同时也与国外建立了广泛联系，并组织国内外专家针对石质文物的保护联合开展了多项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2015年6月13～14日，2015中国石质文物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足隆重举行。旨在展示石质文物保护领域最新研究进展与成果，也为与会专家学者提供一个探讨和交流石质文物保护研究的平台。本次会议的研讨范围包括：石质文物保护原则、理念的探讨，遗产监测与保护策略，诊断分析方法在石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信息技术在石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保护材料、技术、方法应用研究等。会议共收到论文53篇，来自我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石窟保护研究机构以及意大利、英国、日本、叙利亚、以色列等国家、地区的69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38人在大会做了专题发言。研讨会期间，与会的各位专家、代表多角度、深层次对石质文物的研究、保护和利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对石质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利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坚守保护理念，积极探讨遗产监测问题
在我国文物保护事业从文物保护逐渐转变为文化遗产保护后，对保护理念的认识日益深化，文化价值的保护得到更多关注，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得到进一步的实践。基于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保护指向，与我国类型多样的文化遗产实际更加适合。对于石质文物的价值多样性和病害复杂性，如何理解其真实性，如何权衡、体现其价值，如何兼顾历史价值和修复干预的稳定性，如何平衡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宗教价值，皆是石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次会议的发言和讨论也体现了这些特点。
詹长法以《现代文物修复的思考--以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为例》为题从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现代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与传统艺术品修缮在理念和方式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同时在实践中两者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意大利文物保护修复理论家布兰迪认为修复首先是对对象的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并让其得以传承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思考。孙华的《摩崖石刻保护建筑设计理念初探》总结了文化遗产保护学界先前在石窟寺及石刻保护性建筑设计和实践的得失，从地表防渗、通风防潮、遮阳避雨、崖壁减负、建筑形体、环境协调，以及保护性建筑的可逆性等方面对摩崖石刻保护性建筑的设计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奚三彩的《杭州龚隹育墓石刻文物抢救性保护工作的几点思考》对早期文物本体上的水泥填补和使用铁钉的铆接等取舍问题进行思考，并指出在不对环境风貌有较大扰动的情况下，在摩崖石刻外部修建保护性建筑及设施是保护石刻的有效方式。张晓彤的《修者其责观者其权决定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效果因素的探讨》就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效果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同时又从一个修复者的角度和一个普通观者的角度，探讨开展专业修复活动时自身的困惑与反思，浅析“舆情”差异的原因和背景。
目前，在文化遗产本体和关联环境要素类型多、范围广、影响因素复杂的条件下，遗产监测要体现更好的针对性、适用性和有效性，需要在认清突出普遍价值和遗产保护管理中的关键问题，梳理监测指标、明确工作重点等方面开展细致的工作，以便更好的服务于遗产保护，实现监测的意义。同时使遗产监测有助于对世界遗产本身及相关的保护政策与技术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完善。
在本次学术交流中，意大利Heleniporfyriou（海伦尼・博尔菲里昂）以《世界遗产地和历史中心的监测――意大利的贡献》为题介绍了欧洲最初从有形的角度保护历史遗址到后来的监测保护措施和政策，基于意大利在遗产城市进行的监测实践和经历，一是评估世界遗产地的监控情况和世界遗产的现状；二是iCVBC制定了“保护地”方案来评估游客对历史中心造成的影响。郭璇的《世界遗产监测指标体系建构初探以大足石刻为例》介绍了大足石刻世界遗产监测指标体系研究的部分成果，尝试构建大足石刻世界遗产地的监测指标体系，探讨了这一指标体系对于石窟类遗产地的适用性和地域特殊性。叙利亚mayaHassan（玛雅・哈桑）的《沿海石质遗产地气候变化的保护策略》指出在其绝大多数文化遗址中，古叙利亚文明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对石质材料的运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石质遗产正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需建立一个可持续、有成长和扩展空间的防线，从而制定一个针对叙利亚海岸考古学区域的保护策略。
二、加强病害机理研究，促进检测分析水平提高
多学科结合研究与现代科技手段的介入，已在文物保护的方案制定、操作实施、研究评估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微观分析与表观现象的结合研究、劣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关联性研究、干预手段与材料的评估方法和综合体系的完善，对文物本体保护至关重要。参加本次会议学者在会上交流了各自在这些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
意大利FabioFratini（法比欧・弗拉蒂尼）以《建筑石材的损坏》为题指出物理蚀变的过程会导致石材分裂成不同大小的碎片，但其化学和矿物学成分不会发生改变；化学蚀变会给石材带来巨大的改变，使矿物在溶剂中完全溶解，氧化元素发生颜色上的改变进而生成氢氧化物，元素溶液化形成黏土矿物和不溶残渣等，为此，关注石质艺术品材料的损坏过程尤为重要，有助于选择最恰当的修复手段来延缓石材损坏现象。李黎的《承德凝灰岩文物的劣化机理及保护材料筛选研究》以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凝灰岩质文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凝灰岩的微观分析认为，凝灰岩岩样中伊利石/蒙脱石混层（i/S）是凝灰岩劣化的物质基础，流纹构造和微节理是凝灰岩劣化的结构基础；通过劣化模拟试验证实了水和结晶膨胀性盐是凝灰岩发生风化破坏的外界条件。根据病害类型及成因筛选出了修复保护材料，为承德凝灰岩质文物的保护工作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同时也可作为我国凝灰岩质文物的保护加固参考。
意大利LoredanaLuvidi（罗娜丹娜・拉维迪）以《大型不可移动文物的可持续诊断方法通过快速和更为先进的技术进行比较》为题针对文物本体受损原因，强调如何将制定保护计划的可持续诊断方法应用于大型不可移动文物。张兵峰的《梵天寺经幢岩石病害分析检测研究》通过对经幢石灰岩岩性特征鉴定、岩石吸水性能实验、化学成份分析及其几种主要病害样品分析检验出发，分析其岩石劣化机理和表层风化病害产生的原因，为经幢文物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意大利mariaperlaColombini（玛利亚・佩尔拉・科隆比尼）的《高等亚洲古代造像彩绘和工艺修复仪器分析》，通过多项分析技术得出的有关颜料和粘结剂的数据，呈现累积的样本，讨论古代亚洲画家使用的彩绘技艺，首次对古代亚洲雕塑的彩绘材料和技艺提出独到的见解。严绍军的《宜昌三游洞渗水病害机理分析和防治对策研究》指出为研究三游洞渗水病害机理，进行了三游洞水文地质勘察和岩溶调查，采取岩、土、水样进行室内试验，分析了岩石的物质成分和微观结构，查明了三游洞景区的地下水类型和埋藏条件，研究了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和排泄的规律，建立了水文地质模型，评价了地下水对摩崖题刻的危害，提出了渗水病害防治对策。
三、重视环境质量研究，扩大信息技术应用
本次会议中的环境研究交流内容均不局限于单纯气候因素的分析评价，而是体现了文物本体病害与环境影响对应关系的探讨。研究方法和动态监测数据分析的重要性，以及环境研究结果为预防性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有效支撑等趋势，在代表的发言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三维扫描技术、无线传感器网络及文物信息精确留存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会议中得到了广泛关注。
清华大学张彭义以《环境因素对千手观音造像保护的影响研究》为题从大足千手观音所处的气象和空气质量的监测，大气颗粒物、雨/雾水成分分析，造像表面成分分析等研究表明，千手观音造像所在的微环境高湿度、凝结水多发且酸性颗粒物污染严重，需要及早对千手观音造像开展预防性保护。黄继忠的《石窟岩体水分循环研究》根据石窟山体的宏观环境和包气带空隙特征，从水分循环的角度研究了大气降水、空气中的水汽在气候因子驱动下的循环转化规律。说明云冈石窟所在山体含有一定量的空气，确实与外界存在密切的水汽交换关系。
吴育华以《三维之下觐观音――三维扫描在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保护修复中的应用》为题指出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因雕凿结构复杂且存在多种病害，使得其空间形态异常复杂，如何准确获取其空间信息并应用于保护修复工作具有一定挑战性。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因精度高、安全性高和效率高被应用于千手观音保护修复工程，应用实践表明，三维扫描成果为现场实际形态修复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且在千手观音的科技考古、形态监测与数字展示等方面应用具有广阔前景。日本tanimotoChikaosa（谷本亲伯）的《石质文物保护中电阻率和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介绍了电阻率和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特点及其在石质文物保护中应用的必要性，与传统的文物保护系统相比，该系统具有易于扩充，测量准确等特点。刁常宇的《融合激光三维扫描与多图像三维重建技术的石质文物数字化方法》总结出激光三维扫描和多图像三维重建的优势可以结合应用，实现最高精度形状细节和最高精度纹理细节的文物数字化。
四、研发保护材料应用，增强文物安全因素
本次研讨会中，国内外的学者们也带来了在保护材料应用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材料应用更加注重对文物本体的最小影响，对材料自身的稳定性以及特定环境下的耐候性的考虑也是本次学术会议的亮点。学术交流中，学者们对具体实例讲解让大家看到修复的实施和专项技术的应用更加规范、系统，文物保护科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文物保护修复的过程即是研究的过程，同时也是修复和研究同步的课题，这对促进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体系的完善具有更高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西安交大和玲的《透气性poSS基聚合物保护砂岩的研究》以poSS为起点，分别以甲基丙烯酸甲酯（mma）和甲基丙烯酸酯异丁基聚倍半硅氧烷（ma-poSS）为单体，获得用于保护岩石的poSS封端共聚物（简称p1）和刚柔兼具的共聚物（简称p2）；分别研究了这两种材料在溶液中的组装胶束、膜表面动态吸水性与热机械性能等，并在此基础上对两种不同孔隙度的砂岩进行保护效果评估；结果表明：p1和p2有望作为有效的砂岩保护材料。戴仕炳的《石质建成遗产表皮材料学监测技术体系研究》结合我国及德国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我国石质文化遗产表皮材料学检测技术体系，为石质建成遗产日常维护及保护修复提供依据。蒋德强的《潮湿环境下风化砂岩加固材料的研制》采用改性醋酸纤维素材料为主要黏结剂，并结合能够与基体中残留的水分发生化学反应的有机硅单体，制备出了一种能够在潮湿环境下正常挥发干燥，不用去除基体中的水分，同时具有一定透气透水性的溶剂型风化砂岩加固材料，有效地解决了潮湿环境下风化砂岩的加固问题。所研制的潮湿环境下风化砂岩加固材料，已成功地应用于大足千手观音造像的砂岩加固。
文物保护体系篇4
为了实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目的，实现我国的文化传承与发扬，我国在1956年就开始了文物普查工作。但是受当时经济、技术等因素影响，普查工作仅在小范围内开展，所取得的效果也极不理想。随后在1981年至1985年、2007年至2011年分别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其中第三次文物普查规模大、内容丰富，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数码技术等科技手段，取得了良好的普查效果。在文物普查工作中，掌握了不可移动文物的基本情况及生存状态，并对民间收藏文物等有了基本的掌握。文物普查工作的有效开展使我国文物保护组织了解了文物保护的现状，为我国科学制定文物保护政策、中长期文物保护规划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文物普查及保护管理的具体分析
2.1文物普查工作现状的分析
在我国下发了《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后，我国省市地委开展了具体工作的规划。以《通知》为指导，确定了今后一定时期的文物保护工作方向。在各级省市单位的文物普查工作中，对我国文物实际生存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与掌握。对全国重点文物、省级文物及市级文物的生存状态有了更加精确的掌握。在掌握文物基本情况的基础下，各省市级政府确定了文物保护方向，并通过专项拨款及专项资金的使用对有待保护的文物进行基础维护。虽然，我国目前的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发展中仍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文物保护工作仍需持续的开展。
2.2新时期文物普查与保护管理工作的重点
针对我国文物普查与保护工作的现状及需求，在新时期文物普查与保护工作中应针对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的进行工作重点的调整。首先，针对我国文物保护基础工作依然薄弱的现状应强化文物普查工作。以文物普查为依据确定文物保护工作的方向与重点，并通过强化全国文物工作者的继续教育与学习，促进文物保护新技术的应用，促进我国文物普查与保护工作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中还应加强法律法规的完善、强化文物保护工作法律的贯彻执行。通过“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贯彻保护文物，避免文物破坏及损毁。
2.3强化文物保护技术研发与应用，提高保护效果
在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中，文物保护工作中科技含量依然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而且，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中缺乏标准化工作依据，造成了虽然保护目的强烈，但是实际保护工作效果不明显等问题的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开展中应加强我国文物类型的掌握、加强相关技术需求的掌握，根据不同类型文物保护需求及技术应用制定保护标准。以鉴定、保护技术应用为重点实现标准化文物保护工作，促进文物保护目的的实现。
2.4加快文物事业高素质人才培养，促进文物普查与保护工作的开展
多次的文物普查及日常保护工作需求分析中指出，我国文物相关专业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是影响我国文物普查与保护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由于文物普查与保护工作长期处于野外环境，工作性质及薪资福利与现代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分歧严重，造成了多数家长不愿学生报考文物相关专业。这一现状严重阻碍了我国文物事业高素质人才培养，进而影响了文物普查及保护工作的开展。针对这一现状，我国教育体系及公益宣传中应加强文物事业的介绍与宣传。并通过文物展览及网络信息的整理宣传工作实现全面文物保护意识的培养，为高等院校能够招收更多文物专业人才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文物事业相关专业教育中还应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专业理论知识为基础、以实践能力为重点进行高素质文物专业人才教育与培养，为促进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输送高素质人才。博物馆体系的日趋完善也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文物知识的普及提供了场所，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使得教育活动中增加了学生的文物知识，为培养学生对文物的兴趣、促进文物保护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3.注重文物保护与地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受我国地域经济差异因素影响，在欠发达地区的文物建筑保护中保护工作开展并不理想。受经济发展、思想观念等因素影响，许多文物保护建筑并未受到应有保护，在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的今天，文物所在地的政府机构应开拓思路、创新思想，将文物保护与旅游经济开发相结合。通过旅游经济及经营合作等方式实现多渠道筹集资金对文物进行保护。
4.结论
文物保护体系篇5
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域旅游中的作用
全域旅游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始终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为了卓有成效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水平，也为了更好地优化全域旅游的发展成效，有必要深入全面地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域旅游中的关键作用，以便在较大程度上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效能，更进一步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质量。推出品牌效应，增强文化自信在全域旅游的发展实践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全域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品牌效益，有助于全面有效地增强文化自信。平潭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多元化。在政府部门全面加大监管力度的基础上，在多措并举全面创设文化发展氛围的根基上，平潭致力于打造特色化、品牌化、战略化文化品牌，以文化品牌助推文化自信。可以说，在全域旅游的发展视角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发展切入点，真正系统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水平，无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文化自信，更好地打造特色化文化品牌，为区域经济的深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发展根基。提升经济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文旅产业融合的背景下，积极利用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足于全域旅游的科学视角背景，不仅能够从整体层面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成效，同时也能够全面系统地推动产业融合，还能够切实全面地发挥其经济促进作用。平潭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且多元的，随着各级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充分重视以及科学保护，越来越多的管理举措得以实施，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实效，也深入精准地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效发展。在实践过程中，积极全面地挖掘以及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全面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与文化产业的发展高效结合起来，全方位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保护和传承工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发展实效，也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科学的资源保护，全面推动资源可持续发展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的实践过程中，行之有效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等高效整合起来，有利于创设科学的社会氛围，同时也能够全方位实现对资源的保护，真正使其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平潭地区的发展实践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多元的。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得到了充分全面的重视，越来越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被挖掘出来，对其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本身有助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高质量传播，同时也有助于全面保护这一重要资源。比如平潭地区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会、博览会等，可以以此为契机将资源全面整合起来，而这无疑能够实现对资源的高效整合和充分利用，也能够切实有效地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实效。
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域旅游背景下的保护传承路径
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充分全面地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效能，积极把握其发展潜能，科学精准地运用高效化的传承发展策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实效，也有利于夯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水平。为此，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为了切实有效地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传承效果，有必要探索科学的保护传承举措，以此来全面系统地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质量传播。立足生态，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意识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要想卓有成效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实效，更好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应该充分立足生态，积极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意识，从整体层面上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效和科学化传播，切实创设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需要全社会齐心协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共创一个良好的保护局面。为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实践中，要从生态视角出发，行之有效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科学意识与认知。文化生态保护是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系列论述的融合统一。我们既要关心非遗传承，也要关心文物保护，更要注重文化生态整体的延续和改善。第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实践中，要充分把握文化生态观念，从整体层面进行科学布局以及全面统筹，真正实现法治引领，要全方位强化政策支持，积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奠定坚实的法治根基和社会条件。为此，地方政府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实践中，要致力于科学的规范管理，从法治建设的角度出发，行之有效地搭建完善且系统化的法治建设体系，同时，也要注重全面贯彻落实科学的管理办法，着力促进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三位一体，真正系统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实效。第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过程中科学精准地贯彻落实文化生态保护理念，还应注重全方位实施精细化的管理管控，充分系统地做好监督考核工作，以此来深入精准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实效，更好地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地方政府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的实践中，要层层落实责任体系，全面压实管理责任，着力形成完善系统的管理规范机制体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奠定坚实的考核监管制度体系，切实有效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实效。第三，全方位整合技术与力量，着力打造完整的生态链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实践过程中，为全面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要注重全面整合技术与力量，科学精准地打造完整的生态链条，以此来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是系统且复杂的，在实践过程中，若没有一套完整的保护传承工作体系，缺乏精细化的发展理念，无疑会影响和制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实效。鉴于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实践中，要注重系统全面地整合关键技术力量，着力打造全面系统的宣传氛围，积极有效地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实效，引导人们全面参与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实践中。旨向活态，多元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链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着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夯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实效，有必要立足多元化的发展举措，全方位打造完整且精细化的产业链，真正系统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实效。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全面传承，始终发挥着重要的现实作用。为此，在实践过程中，要充分旨向活态，积极采用多元且全面化的发展举措，全面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链，积极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发展潜能，更好地实现产业间的高度融合。第一，制订科学且精细化的产业发展规划。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要想深入精准地推动文旅产业高效融合，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成效，真正系统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发展水平，有必要从构筑产业链条的发展高度出发，行之有效地制订科学且精细化的产业发展规划，以真正实现产业之间的高度融合和全面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全面传承等本身就是一项系统的综合性工程，为此，在实践过程中，要从产业发展141CULtUReinDUStRY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文旅融合theFusionofLiteratureandtravel的高度出发积极进行活态布局，调整传统阶段的分散、封闭的发展状态，积极拓宽产业链条，全面增加产业内容，积极打造产业体系机制，真正实现资源整合和产业融合高效化。第二，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在全域旅游的视角下，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质量发展以及全面化传播，还应注重充分全面地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行之有效地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实效。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多样且内容丰富，只有借助科学的信息技术手段，才能着力打造高效化的发展局面，也才能在较大程度上焕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切实有效地塑造文化品牌。第三，全面打造产业服务平台。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质量保护以及传承的过程中，真正高效地优化产业链条，必须注重全面拓展产业服务平台，以此进一步增强产业发展成效。在非遗经济持续发展的进程中通过产业之间的高度融合来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依托精细化的产业服务平台实现高效全面化的服务，能够为非遗产业的高效精细化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提供科学的保障，同时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夯实非遗产业融合成效，真正提升经济增长效率。第四，全面注重人才培养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以及保护的实践过程中，人是重要的因素。只有全面提升人的素养，进一步夯实人的认知，行之有效地提升人的整体积极性与主动性，才能为非遗产业的高效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根基，也才能切实有效地保障非遗产业的深入和全面化发展。基于此，在非遗产业深入推进的进程中，要行之有效地搭建完善的、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要切实提升人的素养与认知。
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产业优势
在全域旅游的视角下，积极深入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效快速化发展，有必要从现阶段的发展误区中脱离出来，行之有效地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产业优势，进一步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发展成效。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常强的地域属性，只有根植于地域特色，全面打造完整且全面化的产业链条，才能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为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实践中，要依托于科学的产业优势，积极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潜能，行之有效地打造特色化的产业链条，积极发挥规模经济的关键作用。比如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融入区域内的民俗文化及特色文化等，可以将这部分内容与民俗特色等充分融合起来，积极挖掘丰富的产业优势，真正实现做大做强的发展目标。每个地区都有显著的区域特色优势，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效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真正系统地把握好区域特色，那么产业优势就会被大大削弱。在此基础上，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应该积极挖掘潜藏的区域特色，在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上达到增产增效的目标。
思考与建议
全域旅游是一个新的概念，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卓有成效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全面传承，要充分全面地依托现阶段产业融合的发展背景，行之有效地推动文旅融合的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通过将它与旅游产业相融合，既能散发其中蕴含着的充沛的文化气息，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旅游产业的发展潜能，行之有效地拓展旅游发展空间。为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既要从产业融合发展的高度出发，积极寻求非遗项目与旅游产业的融合点和交叉点，也要注重深入精准地拓展产业的发展布局，更好地丰富非遗项目类型，不断拓展非遗项目的内容，进一步增强非遗产业的保护实效。当然，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实践中，还应充分全面地运用科学且高效的技术手段。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深入精准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效持续化发展，应该注重系统全面地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现状，同时也要注重深入分析非遗项目对区域旅游的积极作用，然后在此基础上，精准全面地运用科学的发展策略，最大程度地夯实发展质量。
参考文献
[1]王成成,黄鹤,张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研究[J].传媒论坛,2019,2(23):29-30+33.
[2]朱智.湖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研究[J].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22(01):62-65.
[3]楚志锋,吴军梅,李维娜,等.全域旅游背景下衡水市旅游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J].智能城市,2019,5(12):75-76.
文物保护体系篇6
关键词：博物馆；藏品；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3）12-97-2
藏品是博物馆从社会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目的出发，以自身的性质为基础，所搜集保藏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以及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见证物。对于博物馆藏品来说，其不仅仅包含古旧的文物与各类标本，同时还可以包含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以及先进的工农业产品。从藏品的含义来看，能否对博物馆的藏品进行有效地保护，是博物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博物馆藏品保护现状
从藏品本身的层面来看，由于其受到自身材质所具有的缺陷性以及历经埋葬等所产生的影响，因而较容易出现自然腐蚀等方面的损失，严重的甚至会消失，这就使得博物馆藏品的保护措施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从现有的博物馆藏品保护情况来说，通常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博物馆藏品保护基础条件亟待提高
从我国现有博物馆的保护措施情况来看，由于一些博物馆在藏品保护技术方面较为落后，导致一些藏品存在着自然损坏的情况。尤其是在一些基层的博物馆藏品保护工作中，一些工作人员认为藏品入藏以后，只要不出现被盗的情况，就算完成藏品保护工作的全部。藏品在博物馆内，虽然从本质上减少了出现人为损害的几率，但是这些藏品由于还处于自然环境中，所以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自然环境中一些条件的影响，进而出现一定的损害，如空气污染或者虫蛀霉变等等。
（二）博物馆藏品保护人才队伍水平亟待提高
博物馆藏品保护工作的有效推进，离不开藏品保护工作人员的工作。我国存在着专业博物馆藏品保护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以基层博物馆为例，一些博物馆根本就没有设置过专门从事馆内藏品保护的工作岗位，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博物馆中从事陈列、仓库保管或者文物征集的工作人员兼职藏品的保护工作。文物保护人员如果没有经过专业的藏品保护知识与实践技能的训练，就会影响到对藏品的保护，通常只会在藏品入库前做一些简单的清洁或者消毒工作，至于所做的保护措施是否会影响到藏品内部的结构或者藏品寿命也没有进行必要的检验。
（三）博物馆藏品保护体系存在问题
从我国现有的博物馆藏品保护体系来看，还存在着管理制度不健全与管理工作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对于博物馆来说，文物藏品的保护工作不仅仅是细致的工作，同时还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藏品的保护体系存在问题，就容易对藏品保护工作效率产生消极的影响。以我国现有的基层博物馆为例，多数都以自身的实际情况与工作需求为基础确定了包括保管人员岗位职责、藏品入库管理等方面的藏品保护体系，但是体系在作用发挥上，往往会由于体系本身缺乏可操作性与可执行性。
二、博物馆藏品保护措施的应用
结合我国现有的博物馆藏品保护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博物馆藏品保护措施，这些包护措施在应用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博物馆藏品保护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性地处理。
（一）提高藏品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
博物馆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就是对文物进行保护，这就要求藏品的库房建筑以及保管设备应具有安全性、坚固性、适用性以及经济性，博物馆应不断地完善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加快对文物保护设备的更新，如加大对恒温恒湿等现代化技术在博物馆藏品保护中的应用，等等。同时，博物馆还应做好藏品保护的信息化管理方面的工作。
（二）提高博物馆藏品保护人才的整体素质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藏品保护方面问题的解决越来越需要现代科学与传统工艺的结合。这就要求博物馆应不断提高自身所具有的专业技术水平，而这些的关键就是要提高博物馆藏品保护人才的整体素质。一方面，博物馆要结合自身现有的条件对已有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进而提高对现有藏品保护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通过培训等方式来有效的提高现有人员的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方面的水平，另外一方面还应加大对外来技术与外来人才的引入，有效的充实文物保护人才队伍。
（三）优化博物馆藏品保护体系
博物馆藏品保护体系的优化，应以管理良好的藏品日常工作作为基础，通过规章制度的操作来实施科学管理。博物馆应根据自身的所在区域的气候条件、经费情况以及技术水平等基础确定合理的措施，进而实现藏品保护的目的。藏品保管工作人员应根据博物馆具体的实际情况，以文物为基础来确定保养计划，进而确保库房能够发挥其在藏品保护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优化博物馆藏品保护体系中，还应关注藏品的修复工作以及藏品的日常养护工作。对于藏品保护工作来说，修复作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对于藏品保护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综上所述，博物馆藏品保护工作效率的提高，是多种藏品保护措施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博物馆或者同一博物馆的不同时期，应从自身藏品保护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合理的藏品保护措施。并针对实际情况的变动不断地对藏品保护措施进行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我国藏品保护工作的不断发展，发挥博物馆藏品应有的功能。
参考文献：
[1]马子庄，晓贾.试析博物馆藏品[J].中国博物馆.2007，（02）.
[2]宋向光.应重视和完善博物馆藏品借用工作[J].中国博物馆，2012，（04）.
[3]杨海峰.博物馆藏品利用中的保管[J].中国博物馆，1988，（01）.
文物保护体系篇7
但是，由于少数民族文献内容繁杂，存世形式多样，使得少数民族文献的资源建设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一是各级各类图书馆对此类文献的搜集利用大多重视不够，存藏不完整，缺乏为相关研究提供资源支持的大型文献利用平台；二是文种繁杂难懂、受众知识水平的限制和搜集的困难，导致文献传承上缺乏突破，制度设计不够完善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探寻如何将分散各处的文献资源进行科学整合，为研究人员检索利用提供方便，为少数民族文献传承提供平台，为保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做出贡献，是图书馆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共同责任。
基于这一思路，笔者于2010年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少数民族文献资源建设研究》并获准立项，现发表一组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的安排遵循从面到点，从宏观到微观的思路，期望能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献资源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五篇论文中，《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的制度设计研究》属于对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中制度设计目标、原则、内容等的探讨，侧重于顶层制度安排分析；《西部地区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分析》以少数民族文献为视角，探讨地域文化传承与馆藏发展政策的相互作用；《敦煌民族文献举要》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知识信息传播影响因素研究》以个案手法和实证分析研究了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和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影响因素；《基于异构网络的西部少数民族文献联合数据库建设》则探讨了基于网络传播的少数民族文献资源平台建设的方法与手段。
希望业界方家批评指正。
摘要：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安排。文章通过对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工作的回顾和分析，提出了一个制度设计理论模型，其制度设计思想是实现政治目标、经济目标、文化目标相统一；制度设计原则是文献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预防性保护”与“抢救性保护”相结合，文献收集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经费保障、人才保障相结合；制度设计内容是责任保护制度，分级、分类保护制度和保护的技术标准。
关键词：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G25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938（2014）02-0020-07
abstracttheprotectionofminorities'literatureinwestChinaneeds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throughreviewandanalysisoftheprotectionofwesternminorityliterature，atheoreticalmodelforsystemdesignisproposed.theideaistoachievepolitical，economic，andculturalgoalsatthesametime；thesystemdesignprincipleisthecombinationoftheprotectionofliteratureandnon-materialculturalheritage，the"preventiveprotection"and"rescueprotection，"theliteraturecollectionandutilization，andthecombinationofsystemsecurity，organizationalsecurity，financialsecurity，andpersonnelsecurity；thecontentofsystemdesignistheresponsibilitysystemofprotection，gradingandclassificationsystem，andthetechnicalstandardsofprotection.
KeywordswestChina；minorityliterature；protectionsystemdesign
我国西部地区聚居着多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大量反映民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文献。这些民族文献在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历史经验看，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似乎从未摆脱过增长与消亡的悖论：一方面，西部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生存斗争、文化交流中，不断将自己的经验、感悟、认识以文献的形式记载下来，形成了规模浩繁的文献积累；另一方面，战乱、火灾、水患、文化冲突、种族冲突、宗教冲突等，又以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大量地毁灭着这些民族文献。近20年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日趋重视民族文献保护工作并致力于将其纳入到法制化轨道。然而，原始生产生活方式不可逆转的瓦解与消亡，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少数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恶化以及大众文化、流行文化、西方文化的冲击，又给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从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工作面广量大、时间紧迫的特点来看，应对新挑战的根本方式，就是构建并完善符合西部现实的保护制度体系，其中制度设计――阐明制度设计思想、明确制度设计原则、规范制度内容体系，在制度建设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1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的制度设计思想
在社会学视角下，制度是一种管理和控制社会的方式和规范体系，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将其简略地概括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套行为规则”[1]。从现代公共治理理论的角度看，无论是政府主导治理（参与治理）[2]、还是自主治理[3]、合作治理[4]，尽管他们的制度设计思想有所不同，但都需要解决制度设计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核心理念以及外在形式。
1.1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
一般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通过一种书面（正式制度）或口头（非正式制度）的规范体系，以实现对社会生活中某个或某些领域的有效控制，它可能是政治的、经济的，也可能是文化的、伦理的。
如果将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制度设计目的仅仅定位在文化范畴，显然是一种狭隘的认识。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我国西部地区肩负着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展的双重使命。西部少数民族的文献保护，不仅是尊重和肯定西部各民族文化价值、维护民族文化发展权利的文化问题，也是维护各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政治问题、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由一元文化一统天下向“主导文化（主旋律）、精英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多重分制局面”的转变。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这种新的文化格局又连同商品经济一起被带入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西部民族地区。面对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科技文化与源远流长的西部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各种相关的文化关系做出有效规范和调整，让西部少数民族文献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有效载体、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效手段、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动力、维护民族团结的有效纽带。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海洋的观点：“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一轮改革开放中没能走上第一线的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方知识和传统文化将成为今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动力”。他认为，有了丰足经济、文明政治、开放社会和多元文化的中国将更需要搭建不同文化和利益群体之间相互理解、交流和对话的平台。这是国内民族团结、国民认同和社会稳定的要求，也是国际上适应全球化进程和现代世界体系的要求[5]。
1.2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
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是：政治目标、经济目标与文化目标相统一。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基本上没有文化多样化和文化本土化的概念，也不可能产生以某种特别方式保护某种文化的意识。原因是尽管那时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充满了差异，但每一种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都是通过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self-organizing）的方式完成的，“是没有事先人为规划和外力特定干涉的自然演化过程及其构型”[6]。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传播方式网络化、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以及西方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霸权的出现，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话语权受到了很大限制、民族文化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少数民族文献的影响力日渐式微……
历史经验表明，由民族文化冲突所引发的种族冲突、战争和国家分裂，给世界许多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特别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强国伴随着文化霸权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为随后世界各地的民族运动和国家独立运动埋下了伏笔。中国发展历史同样表明，凡是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阶段，也是各民族文化能够互相尊重、相互包容、和平相处的时期；而战争――无论是宗教战争、土地战争还是经济战争、政治战争（意识形态战争），一定也会伴随文化冲突，有时候，战争甚至就是由文化冲突直接引起的。因此，明确政治目标、经济目标与文化目标相统一的制度设计理念，就是要着眼于全球文化走向多极化的世界潮流，处理好主流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注重源远流长的西部民族文化与丰富多彩的现实文化相融合，传承西部民族文化开放与兼容的历史个性；自觉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维护民族地区文化生态平衡。
1.3制度设计的一般形式
依据制度调整的方式和范围，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宏观制度与微观制度、强制式制度与诱致式制度；依据制度的等级结构，制度又可分为国家基本制度（如宪法）、法律制度（各种专门法、部门法）、行政法规、道德规范、习惯或惯例等。其中道德规范、习惯或惯例等如果未经法律或行政法规确认，均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的制度设计，应该具体采用哪种制度形式呢？显然，它应该是一个包含有各种制度形式的完整的制度体系。
首先，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旨在促进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亡的文献遗产抢救的“世界记忆工程”和2003年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批准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8月全国人大批准中国加入该公约）等，构成了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重要的制度渊源，其内容将直接或间接地对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起到规范性作用。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相关规定，构成了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重要的制度基础。如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宪法第四条）；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宪法第二十二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宪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宪法第一百二十二条）[7]。
第三，国家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保护少数民族文献提出了明确要求。如2004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制订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使我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在全社会形成自觉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意识，基本实现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网络化、法制化”[8]。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确立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2006年文化部审议通过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了坚持真实性和整体性的保护原则。2011年6月1日，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和“非物质文化”概念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类别、保护主体、保护方法和法律责任等做出了全面规范。
可以说，上述宪法、法律、法规与国际公约，已经为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工作搭建起了基本制度框架。当前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制度设计的重点，就是以地方法规、行业规范等形式，制定实施细则，以解决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组织协调不力、保护主体不明、保护理念落后、保护方法不当、保护经费不足等问题。
2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
2.1少数民族文献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
从现有国际公约、国内法规来看，除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使用了“文献遗产”概念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批准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政府颁布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均未出现“民族文献”或“少数民族文献”的表述。那么“民族文献”与“民族民间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李致忠认为，非遗和典籍文献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要活态传承，一方面也需要靠文献记载传承[9]。可见，文献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同一事物两种表述，前者是一种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客观知识”，后者则表现为受具体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活态知识”。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得到保护与传承，就必须做好相关典籍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保护工作：一方面，我国入选的七项“世界记忆项目”――“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1997）、“清代内阁秘本档案”（1999）、“纳西东巴古籍文献”（2003）、“清代科举大金榜”（2005）、“样式雷”建筑图档（2007）、“本草纲目”（2011），都是以文献方式存在的；另一方面，无论是“传统口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礼仪、传统体育还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医药、历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终都有必要通过文献（纸质、电子或音像）这种方式加以保存或记载。因此，构建一种少数民族文献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体化保护的制度安排，应该是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之一。
2.2少数民族文献“预防性保护”与“抢救性保护”相结合
对于民族文献，目前我国采取的是以“抢救性保护”为主的策略，即通过抢救方式达到保护目的。这种策略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预防性保护”的重要性。大量事实表明，“预防性保护”不足往往会对文献造成更为严重的毁灭性损害。如2002年夏天欧洲发生的洪水给波兰、捷克和德国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带来了巨大损失；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就使伊拉克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成千上万份珍贵文献化为乌有；2004年9月2日，德国魏玛的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图书馆因阁楼供电故障发生大火，烧毁珍本古籍逾5万册，还有6.2万册古籍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10]；2005年11月15日，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热力管道突然破裂，导致2万多册图书文献受损，其中清代珍贵藏文大藏经被水浸湿290多包、线装古籍600多册，许多古籍上的朱砂出现洇化现象，无法辨认[11]……这些惨痛的例子表明，“预防性保护”――保护需求评估、制定灾难预案与“抢救性保护”相比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美国档案与文献保护专业排名前三位的德州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匹兹堡大学都非常重视文献保护理念、保护需求评估、灾难预案、保护管理等方面的教学内容[12]。他们所建立的“预防性保护”优先的理念值得国内专业教育认真学习、借鉴。
2.3少数民族文献收集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提出，为确保各缔约国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弘扬和展示，各缔约国应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机构并创造条件促进对它的利用”[13]。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也明确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要求。反映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民族文献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上，国际上已经形成了收集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的基本共识。从某种意义上看，西部少数民族文献的收集保护是开发利用的基础，而开发利用又可以推动少数民族文献的收集保护工作。
近些年来，韩国在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相结合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在汉城城南的古代民俗村，游客可以看到李朝时期先民们的衣食住行、建筑景观和祭祀活动等古代民俗。民俗村表演的宗庙祭祀典礼是韩国第55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祭祀时所演奏的音乐是韩国第1号非物质文化遗产；江陵端午祭和祭日演出的假面戏被韩国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每年吸引了国内外上百万人次参与和观光，不仅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也为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典籍文献保护提供了强大动力。
国内相关的例子也有很多，如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和兰州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三集电视剧《走进香巴拉》，就是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范例。该剧由藏族作家尕藏才旦创作，藏族演员用藏语演出，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发行；又如《阿诗玛》是从彝族文字文献中发掘翻译出来的，在被改编成电影后受到广泛好评，被译为多国文字流传于整个世界范围[14]。
2.4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经费保障、人才保障相结合
广义的制度建设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设计或安排，二是制度运行条件的改善。在很多情况下，制度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15]。因此，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的制度设计，既要考虑制度的合理性、内容的完整性、操作的可行性、结构的逻辑性，也要考虑制度与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作为社会文化范畴中的一项具体制度安排或制度体系，其能否有效运行并实现制度的价值目标，往往决定于这项制度与其他相关制度――行政制度、财政制度、人事制度之间的关系，因为制度中的许多条款，通常需要其他相关制度加以落实。
组织保障的核心就是要依赖现有的行政体系，构建一种统一领导、责任明确、协调有力的组织保障体系。目前国家已经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成立了以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统筹领导，各级、各类文化机构具体负责，其它社会组织、法人、公民积极参与的全民体制。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应该在这一体制框架内，建立面向专项任务的组织领导机构，以协调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之间、文化主管部门与文化机构、研究机构、商业开发机构、民间个人团体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保护工作的效率、推动保护与利用协调发展。
当前，经费保障不足、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严重滞后也是制约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和利用的关键问题。尽管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一直都高度重视西部文化建设问题。从2000年到2009年，中央财政在全国文化设施维修和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补助专项经费（2001-2007）、县级两馆建设项目（2002-2005）、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2007-2009）以及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2004-2009）、送书下乡工程（2003-2005）中，西部地区共安排资金约29.2亿元，占到全部资金总量50.4亿元的58%[16]。但与西部文化建设资金需求相比，投入总额还是非常有限，而专门用于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的资金更是微乎其微。为此，国家应该建立以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专项资金为主，以专项研究经费、民间支持资金、商业开发资金为辅的资金保障体系，为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工作提供经费支持，为培养西部文化人才、稳定西部文化队伍提供经费支持。只有将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经费保障、人才保障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合理的制度体系并确保制度有效运行。
3制度设计的主要内容
按照国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系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17]。同样，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需要在借鉴国际、国内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特别是“世界记忆工程”文献遗产保护中的制度安排和成熟经验，建立一套符合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实际的制度体系，重点是明确保护责任主体、建立分级和分类保护规则、制定保护的技术标准。
3.1完善责任保护制度
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献收集和保护主体呈现的是一种比较分散和混乱的状态，除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民委、政协、古籍办、文管所等相关行政、文化机构之外，民间寺庙、土司、头人、僧侣、巫师、歌手以及部分民族群众都分散收藏了大量的民族文献，这给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和利用带来了很大困难，亟待以法规或制度的方式，规范少数民族文献保护的责任主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以及利用财政性资金举办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应当根据各自业务范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这条规定，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两项法定职责：（1）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法定主体的基本任务；（2）各法定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范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显然，各法定主体要落实自己的法定职责，还需要在国家所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级保护制度之中，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保护责任。
首先，针对当前少数民族文献存在的保护主体混乱、保护责任不明、保护技术条件差等问题，应制定专门法规，鼓励和支持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等相关文化机构采用普查、征集、征购、购买、复印、拍摄和拓印等方式收集少数民族文献并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特别是要防止和避免珍贵文献再次流失与损毁。
其次，强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整合能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典型的全民体制。除“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法定主体之外，国家还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和保护工作。保护主体多元化虽诸多优点，但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也容易导致保护责任不明、保护标准不一、保护力度不均以及资源过度分散等问题。因此，各法定主体除独立收集、整理、研究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外，还要重视与其它保护主体、特别是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合作，及时收集、整理学术研究机构的最新研究成果。每一种语言或文字，都承载着民族文化基因，是民族历史文化的记录。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系统性保护，不少具有很高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的语言或文字或将重蹈玛雅文、西夏文覆辙，成为“天书”或“死文字”。
3.2制定分级、分类保护制度
少数民族文献是记录有关少数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以不同方式进行社会实践的知识和经验总结的所有载体[18]，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知识载体；汉文字撰写的与少数民族有关的知识载体；国外文字撰写的与少数民族有关的知识载体。这些不同的知识载体需要采取不同的保护制度。
西部少数民族珍贵的历史文献，无疑是保护的重点。在国务院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有数量众多的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回鹘文、西夏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彝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少数民族文字珍贵古籍入选，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政府及相关机构可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设计方面的相关经验，将本行政区域内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献遗产名录纳入到保护范畴并制定相应的分级、分类保护制度。重点是明确地方文献遗产名录中的哪些文献需要由哪级政府或哪些机构负责保护，地市级和县级政府也需要建立本级文献遗产名录并对入选文献提供相应的保护经费。最终形成以地市、县级文献遗产名录为基础，以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献遗产名录为骨干，以部级文献遗产名录为重点的并具有逐级申报、逐级筛选机制支持的的分级、分类保护制度。
3.3制定保护的技术标准
就载体形式而言，西部少数民族文献有传统的纸质文献、石质文献（石刻文献）、金质文献（金文文献）、木质文献（木刻文献）、丝质文献（缣帛文献）、皮质文献（羊皮文献）、贝叶文献、陶书文献等多种类型。随着社会的发展，又先后出现了胶片、磁带、光盘、数据库等新型载体形式。每一种载体形式都面临着以何种技术、何种方法、何种材料进行保护的问题。从当前我国、特别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实践来看存在几个明显不足：一是保护理念、保护教育落后；二是保护理论研究不足；三是没有制定统一的国家标准。
根据文献载体形式不同，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纸质文献纸张和字迹的保护，主要包括文献纸张的耐久性及加固保护、文献褪色字迹的恢复保护；二是文献害虫和霉菌的种类及防治；三是库房建筑及建筑设计规范；四是声像和数字化文献的保护[19]。也有作者认为，从载体性质来看，文献经历了原始的非纸质文献、手工纸、机制纸、现代非纸质文献等四个发展阶段。其中古籍文献多为纸质文献，除易因虫蛀霉烂而损坏之外，纸中纤维还会受光、热、有害气体的作用造成纸张发黄变脆，强度下降，最终导致粉化。主张重点强化两种保护技术：一是原件保护技术，其对象主要是手稿、善本、孤本、珍本等珍贵文献，保护方法包括脆弱纸张丝网加固技术、脱酸技术、纸张防虫防霉、字迹保护、派拉纶真空涂膜法；二是再生保护技术，是指为了保护文献所记载的知识和信息而采取的影印出版、古籍缩微化、古籍数字化等保护性活动。两种不同的文献保护方式由于各有侧重点，因而保护的对象也有所不同[20]。这些有益的探索为我国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奠定了良好基础。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成立民族文献保护技术标准制定专家小组，专家小组可以根据民族文献的等级、类别和载体形式，在阐明保护标准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分别按照强制性保护标准、指导性保护标准两种基本形式、构建民族文献保护的技术标准体系。
4结语
我国西部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又是多种文化的结合部。每一种民族文化既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生态位，又需要从外来文化中不断汲取有利于民族文化发展养分，使西部少数民族文献形成了多种鲜明特征，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的制度设计是非常复杂的工作，它既要考虑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政治、经济与文化、自然的关系，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也要考虑到制度与制度运行环境，制度安排与制度效率之间的关系。
正如原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展览开幕式上所说的：“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己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与力量之源”[21]。西部少数民族文献保护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需要引起政府、特别是西部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学术界、文化机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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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体系篇8
一、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目标到2010年，在对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完备的文化遗产资源档案和数据库；重要文物保护单位险情基本排除，抢救一批珍贵、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不断得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效管理机制逐步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文化遗产保护队伍整体素质有较大提高。到2015年，初步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以政府保护为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体制基本形成，保护文化遗产成为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文化遗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二、加大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一）加强文物资源调查研究。*年抓好文物资源普查试点，三年内完成调查、登记工作，建立完整的文物资源档案和数据库。推进文物普查成果转化，根据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公布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所在地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予以登记并公布，建立档案。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保护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的完整性。
（二）制定科学的文物保护规划。根据文物资源状况，结合各地实际，制定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将其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并与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改造、旅游发展等规划相衔接。要统筹安排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具体组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编制，经省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同意，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文物保护利用要严格按照规划实施，禁止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破坏文化遗产。
（三）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基本建设的关系。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注重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严格执行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制度。凡涉及文物保护事项的基本建设项目，必须依法在项目批准前征求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进行必要的考古勘探、发掘并落实文物保护措施以后方可实施。基本建设工程涉及的文物保护单位要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因特殊情况需要迁移和拆除的应依法履行审批程序，并注意保存文物的历史信息，建立完备的文物档案。
（四）切实抓好重点文物维修保护工程。按照全面保护、重点维修的原则，当前重点维修保护一批文化内涵丰富、利用潜力较大、急需抢救的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排除重大文物险情。规范文物维修工程的管理，完善工程审批程序，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维修招投标和工程监理、验收制度。实施文物维修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单位资质认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必须由取得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确保工程质量。
（五）推进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工作。在推进城市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环境，把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等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化战略的重要内容。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文物部门启动我省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普查工作，重点是张家口、承德地区和太行山地区，摸清我省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底数。公布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积极指导和推动保护规划的落实，对历史民居、临街店铺及公共建筑进行保护性修复，对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和改造，对环境进行保护和整治。依法严肃查处违反保护规划、随意建设等各种破坏行为，建立群众参与监督和跟踪检查制度，调动广大群众参与保护的积极性。
（六）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建设。积极发展博物馆事业，重点抓好*博物馆建设，到2010年，每个设区市都要建成一座功能完备的博物馆，具备条件的县（市、区）建设填补博物馆门类空白和体现行业特性、区域特点的专题性博物馆，鼓励设立非国有博物馆。加强民族民俗类博物馆建设，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和民间手工艺。改善博物馆陈列条件，充实、丰富、创新展览内容，强化精品意识，不断推出适应社会需求的陈列展览。提高博物馆服务水平，坚持向未成年人等特殊社会群体减、免费开放，充分发挥博物馆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七）强化馆藏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根据本地馆藏文物状况，建设设施完善、达到国家安全技术防范标准的文物库房，提高馆藏文物保管条件。规范馆藏文物保护管理，建立和完善保管制度，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制。实施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建立全省博物馆文物信息数据库，制定和完善保护措施。积极推广科学技术在馆藏文物研究、保护、展示等方面的应用，提高馆藏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
（八）加强文物市场的调控和管理。依法实施文物流通市场行政许可，严格把握准入条件。加强文物流通领域的管理和执法检查，规范文物市场秩序，取缔非法文物市场。规范文物经营和民间收藏行为。完善文物出入境鉴定审核工作，依法加强对文物销售、拍卖前的审核备案，严防珍贵文物流失。做好社会文物征集工作，补充藏品缺项。
三、努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
（一）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规划。要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探索弘扬传统文化的有效措施，制定长远保护目标和阶段性工作任务，以*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为抓手，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整体开展，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
（二）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状况，确定一批具有较大历史价值、特色鲜明，又处于濒危状态、急需抢救的项目，制定保护名录，并运用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料和数据库。
（三）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要按照《*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审暂行办法》，严格评审标准和程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认定，建立省和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逐步形成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
（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要切实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加大相关学科建设力度；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认定，制订专门保护方案，通过多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存。建立健全实物资料征集和保管制度，防止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要充分发挥各级公共文化机构的作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展示和传播。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博物馆或展示中心。
（五）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要重视建立以人为核心、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采取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传习活动，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等活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建设，建立科学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才培训体系。
四、落实责任，进一步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
（一）强化政府行为，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定文化遗产保护的近期、中远期目标及基本任务。为切实加强对我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成立省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由省政府主管领导任领导小组组长，省直有关部门分管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附后），定期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问题，统一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各设区市、世界文化遗产地和历史文化名城所在地及文化遗产较多的县（市、区）人民政府也要建立相应的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构，切实把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二）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化遗产保护涉及面广，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心协力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化、文物部门要切实承担起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职责，落实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法规制度。建设、规划、交通、水利、国土资源等部门，在制定城乡建设规划和审批建设工程时，应主动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涉及文物保护时应依法征得文物部门的批准。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要加强文物安全的综合治理，加大打击文物犯罪活动的力度。旅游、宗教等部门要依法合理有效地利用文物资源，确保不对文物造成损害。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新闻媒体要加大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文物保护体系篇9
一、清水江文书分布形态普查
在清水江文书的五大主要分布县开展文书分布形态的“地毯式”普查，务必切实把握文书的民间藏量及其分布的详情（包括不同类型的分布特征）。
二、典型村寨调查
在前期的全面普查的基础上，依据民族属性和地缘关系，选取典型村寨为代表，借鉴文物普查和人口普查的方式方法，制作《清水江文书普查登记表》，从村寨人文自然环境、保藏人个人及家庭信息、文书内在类型和特点等方面对代表村寨开展普查，并建立普查登记资料库。
三、建构清水江文书民间分布式抢救保护模式的理论框架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相关遗产保护的国际公认原则，借鉴原地保护模式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形成的理论和经验，本课题试图在综合应用利益相关方分析、多方参与机制分析、参与式快速评估、风险机遇优势分析等多种实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尝试建构清水江文书民间分布式抢救保护模式的理论框架。
四、对村寨原地保护模式的内涵和要素构成关系进行分析
首先是对其内涵进行分析，包括保护对象、参与主体、地点和设施、保护原则和目标、管理机制、资源配置等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其次要根据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原则和清水江文书在各分布村寨的不同类型特征，阐述清水江文书原地分布式抢救保护的分类、分区、分级标准。如，依据民族归属和村寨地理特征可做出保护区的划分，依据文书濒危程度和数量丰富性可划分保护的级别。
五、对民间分布式抢救保护模式的外延形式及其所形成的网络体系进行实证分析
清水江文书各分布点之间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因此，清水江文书原地分布式抢救保护不应是各村寨相互孤立的封闭式保护，而应形成村寨间的保护网络，避免各村寨原地保护点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其结成互补的联盟关系。同时，这个跨村寨的民间分布式保护网络又与既有的传统博物馆、档案馆（室）一道，构成更大范围的保藏网络体系，甚至与当地的民族文化旅游线路构成互为支撑的外延关系，使这个网络体系实现从保藏到开发利用的功能扩展。本课题将根据我国民族博物馆网络体系建构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清水江文书民间分布式抢救保护模式的外延形式及其所形成的网络体系进行实证分析。
六、对建构原件的元数据信息管理系统的分析
根据近年来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经验，网络体系中每一个具体的村级保护单位在与其他村级保护单位结成网络体系的同时，自然形成相互间信息共享的关系，清水江文书民间分布式抢救保护模式亦复如此。在文书原件就地保藏的同时，有关这些原件的元数据（metadata）必须完整地建立起来，形成一个信息管理系统。因此，原件分布式保藏与整个网络体系元数据集中管理分享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元数据规范和相应数字化典藏库系统的分析设计，也是本课题的主要内容之一。
文物保护体系篇10
关键词：古镇；保护；分类；原则；规划
中图分类号：C91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8-65-（5）
1前言
历史古镇保护规划有五大特性：（1）规划体系的独立性——主要是指保护规划在规划体系中的独立性及其保护对象在地域空间上的独立性；（2）规划过程的参与性；（3）规划编制过程中的互动性——规划成果的通俗化，建设过程的技术专业化；（4）规划管理的控制性——控制是整个规划的核心，是实现保护的主要手段；（5）操作实施的实用性——规划成果的具有很强的操作指导性。
2历史古镇的内涵
镇作为一类居民点的统称，最初因军事屯兵、政治管辖需要而设置。在行政区划意义上，镇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的基层行政单位，由县管辖。镇=县城镇+建制镇+集镇，包括从属于县的县城镇、县城以外的建制镇与尚未设镇建制但相对发达的农村集镇。
历史古镇有多种提法，如历史文化名镇、历史城镇、历史小城镇等。历史古镇属于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有重大历史价值或革命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民族特色与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镇。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核定公布为地方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古镇应该具备的条件：（1）具有一定规模，保存较完整集中的，以传统建筑群为主体构成的遗产、文物古迹区；（2）能反映该地区某一历史时期的历史风貌、地方特色、民族风情、传统文化或历史信息；（3）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或革命纪念意义等多方面价值；（4）发展历史较长，至今仍有人生活，蕴含着传统思想文化。[1]
历史古镇的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个层面的操作，有众多的参与主体，保护制度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和资金保障制度。笔者总结了古镇与古村、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差异性（表1）。
古镇保护规划的概念可作如下表述：以古镇保护理论为分析手段，以城市规划学为规划方法，运用修护工程、生态工程、建造工程等科学手段，协调古镇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与人文环境要素的关系，对古镇的空间布局、街巷建筑、古镇肌理等进行筹划和安排，保护古镇特有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把古镇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成可持续发展理想人居环境模式。
古镇保护规划的构成要素包括：自然环境要素，指有特征的地貌和自然景观，包括地理条件和气候、物理条件；人工环境要素，指人们创建活动所产生的物质环境（城镇格局、街巷空间、历史建筑、基础设施）；人文环境要素，指人们生活风貌的环境体现，它反映了居民的社会生活、生活情趣、生活习俗、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2]
保护规划的目标是要保护地方特色风貌，这种特色风貌是当地政治、经济、艺术、文化以及当地居民社会生活的积淀，是文脉的延续，是历史的印记。通过保护规划中的指引措施，指导广大居民的建设活动，使古镇具有历史可读性（图1）。
评价历史文化古镇的标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特色价值度，指古镇的历史价值与风貌特色，主要由建筑形式、空间形态和历史文化内涵等方面组成，是古镇的灵魂所在；原貌保存度，指古镇内历史建筑群或建筑物的保存完好程度；整体规模度，指名镇保存历史建筑规模大小。
3历史古镇保护的分类
3.1按古镇的特点和性质分类
（1）古都型：以都城时代的历史遗存物、古都的风貌或风景名胜为特点的乡镇。
（2）地方特色及民族文化型：由同一民族由于地域差异、历史变迁而显示出的独特个性成为风貌主体的乡镇。
（3）近现代史迹型：以反映历史的某一事件或某个阶段的建筑物或建筑物群为其显著特色的乡镇。
（4）传统风貌型：具有完整地保留了某时期或几个时期积淀下来的完整建筑群体的乡镇。
（5）风景名胜型：自然生态环境对乡镇的特色起了决定性作用，由于建筑与山水环境的叠加而显示出其鲜明个性的乡镇。
（6）特殊职能型：乡镇中的某种职能在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些乡镇的特征。
（7）一般史迹型：以分散在全镇各处的文物古迹作为历史传统体现的主要方式的乡镇。[3]
3.2按地形特征分类
（1）平原古镇：建在平原的古镇，其形态和它的规模有直接关系。规模较小的通常以一条街贯穿整个村镇。平原村镇中还有一些采用的是散点式的布局形式。
（2）山地古镇：山地古镇布局大体上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主要走向与等高线平行；一种是主要走向与等高线垂直；还有散点布局。历史古镇的整体格局体现出与自然山水的融合关系，具体有背山面水型、山水相间型、群山环绕型。
（3）水乡古镇：水乡古镇的空间形态基本上取决于河道的走向、形状和宽窄变化。沿河道的的集镇一般多呈带状分布的形态，所以这种带状形式的集镇也多随弯就曲地分布于河道的一侧或两侧，这样就形成了以河道为主体的带状空间。[4]
3.3按发展模式分类
（1）纯保护模式：该模式往往为了保护而保护，确实能保持古镇的面貌，保护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政府的投资；
（2）保护兼开发模式：该模式以保护为主、旅游开发为辅，以旅游开发促进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国内做的比较好的有丽江、平遥与凤凰；
（3）纯开发模式：该模式为追求短暂的经济利益而牺牲整个古镇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古镇开发过于商业化的表现。
3.4按动态发展的过程分类
（1）经济复兴型：着眼于古镇内部，特别是对在古镇大规模空间扩张过程中逐渐衰败的旧街，选择内填式的模式。经济复兴型模式着重挖掘土地的经济效益，偏重开发用途。
（2）环境改造型：此类模式以提高古镇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
（3）历史保护型：这种模式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历史的保护，着眼于街道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将历史保护与开发项目相结合，适用于具有文化沉淀和历史风貌的街道。此类模式的手法是通过保护街道的外观和外部环境来保存地段的历史风貌，而对内部设施则进行更新，以激活街区的社会与生态环境活力。[5]
按古镇生成的原因及其所承载的功能来划分，还可将古镇划分为交通型古镇、资源型古镇、农耕型古镇、商贸型古镇和复合型古镇。
4历史古镇保护规划的原则
4.1原真性原则
原真性是古镇保护的一条基本的原则，也是规划设计的基本前提。原真性就是要保护本来的、原生的、真实的历史状态，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文化信息，这些历史信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是经过历史选择人类智慧的结晶。原真性是与保护对象价值有关的最为基本的资格因素，是保护对象应具有最本质的属性。原真性也要运用在保护和规划古镇的空间布局、街巷空间、城市肌理、河道、绿化等真实的历史信息，保持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6]
4.2整体性（系统性）原则
整体性的原则是指对规划区域必须整体性地进行考虑，各种设施的配备应兼顾整体的使用需求及利益获取，而不应局限于某区域或者某利益集团的规划目标。既要关注人工造就的物质形态遗产的保护，也要关注作为背景要素与环境必需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还要关注作为物质形态遗产源流的地方性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护。历史古镇是包括建筑、环境、空间格局以及人类活动等元素在内的统一整体，所有组成元素都与整体有着一定意义的联系。历史古镇是协调统一、连续的整体。历史城镇内的物质元素和非物质元素、人工元素和自然元素构成了一个整体，保护历史古镇就意味着保护构成历史城镇的综合元素。例如，成都市洛带古镇保存着较完整的客家文化，古镇及周围的乡民多为广东移民的后裔，走入其间能感受到浓郁的客家传统。洛带古镇上有着诸多建筑精美的古建筑群落，如广东会馆、江西会馆等。
4.3非终结性与弹性原则
历史古镇的保护不是终结性蓝图式规划，而是一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跟进的渐进性过程，并在保护过程中，注重历史城镇的发展性和变化性，应该体现历史的足迹，也就是弹性的规划理念。
4.4渐进性与灵活性原则
历史古镇像一切有生命的机体一样，总是处于不断的生长与发展之中。今天的新事物，是未来的历史遗产。历史城镇的保护是一个不断升华的动态循环过程。古镇中为居民认同的场所，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而形成的，应避免对其物质环境作巨大的改变，以免造成场所中物质特征的流失。
4.5多样性原则
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城镇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构成历史城镇系统的要素也是多样的，并且各有其特点和功能。历史城镇的功能与空间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多种生活方式的共存，包含多样的空间环境和生活环境、多样的社会交往活动，它为居民提供生活的场所，满足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多层次心理需求，使历史城镇具有了无尽的吸引力与生命力。保持多样性原则的实施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实体层面，二是社会人文层面。物质实体层面的多样性要求，不管建筑风格与年代，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有物可看，有话可说，都可以和谐的并存。
4.6最小干预原则
最小干预原则（最低限度原则）是指尽可能地采取最低限度的维护措施，以制止由于自然或人为造成对遗址的破坏。文化遗产展示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其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而不是表现现代技术的进步和成就，也不是个人才能的展示，更不是为迎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而横加变形修整。它要求遗址的保护能以维护原状的方式解决的，绝不以维修方式解决；能以物理方式处理的，绝不用化学方式等等。这些保护思想对遗址的展示设计起着指导性作用，如成都市洛带古镇五凤楼的修复。
4.7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保护的原则
物质文化遗产是有形的、可触摸的，它能很好地反映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历史风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是彰显人类文明内涵的表现形式之一。从传统的只注重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向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重保护的理念转变，把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非物质文化不如物质文化那么易于把握，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将其有形化。
4.8保护与合理利用、永续利用的原则
保护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承和利用，也只有合理地利用，才能充分展示其本身存在的价值。创新保护模式并使其与现代化生活相结合，从而达到更好的保护的目的。为了保护有形的历史文化遗产，各项建设必须做到，第一坚持保护真实的历史文化遗存，维护传统格局和风貌；第二正确处理保护与现代协调关系；第三处理好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古镇现代化的建设关系，适应现代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使保护与建设协调发展。建筑物的使用有利于延续建筑的寿命，应继续使用它们，但使用功能必须以尊重建筑的历史和艺术特征为前提。
4.9系统保护、重点保护、特色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古镇的保护要有重点、分层次、分阶段实施，制订近期、中期、远期保护目标，逐步实施整治、改善和更新。既要保护和传承有形的历史文化遗产，又要继承和弘扬无形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之相互依存、相互烘托，共同反映古镇的历史积淀。历史古镇保护重点及难点就在于保护其特色性，特色性是指历史古镇或其内部历史文物古迹所表现出的一种有别于其他镇的特色。[7]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古镇生活的重要诠释，可以充分发挥其相应的旅游利用价值，同样实现保护与发展的相互推动。
4.10功能织补的原则
根据历史文化遗产的具体保护要求和目前实际情况，对历史地段与空间的功能进行整合。必要时，进行空间修复或织补。对无法恢复的历史地段或空间，在保证与整体历史环境风貌保持协调的情况下，采取适当的方式重新改造利用，将现代生活必需的一些功能空间，选择性地填补到原有空间布局中。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维护、延续古镇功能，改善人居环境。
4.11生态保护与可持续性原则
历史古镇的利用与保护都需要符合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模式。古镇的展示利用应该将其纳入当地的生态保护系统、文化旅游开发系统与文物保护系统之中。对古镇的利用要将历史和现实、自然和人文进行整合，从全局出发去研究、保护、开发和利用。整个古镇不宜采用博物馆式的保护方式，建议采用整合性保存的观念手法。古镇历史景观风貌的保护不仅仅是一个体现历史古镇文化特色的规划过程，也是建立一个动态发展的生态景观系统的规划过程。[8]
4.12公众参与性原则
灵活的组织建设和管理规模，使保护规划具有针对性，便于居民参与。在保护规划的调研中，应充分征求广大居民的意见，根据居住使用者的需求和建议，分别进行个案研究及整治规划设计。在保护制度上，实现政府、社会投资团体及居民间的共治，赋予居民对历史城镇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公众参与可以渗透到建筑环境的整治和使用的全过程。[9]
5古镇更新过程中的保护措施
古镇保护规划的基本步骤包括：现场调查，收集资料；分析材料，发现问题；宏观统筹，保护分级；细部深入，科学设计；精心组织，严格实施；设计反馈，长效管理。[10]历史古镇更新过程中的保护措施如下：
（1）控制人口，优化产业结构：控制古镇人口容量；调整功能布局，发展特色旅游业；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化进程。
（2）保护古镇，小规模渐进式更新。
（3）整治城市水系，改善生态环境。
（4）保护古镇天际线，维护城市景观：古镇景观控制；园林绿地系统建设。
（5）改善交通，缓解古城交通压力：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畅通古镇路网建设。
（6）全面保护古镇风貌，保护历史文化遗存：古典园林的保护；街坊的保护；古建筑保护；古城墙、城门的保护；对居住的原生态保护。[11]
（7）继承与发扬优秀的地域文化，打造古镇名片。
（8）保护古镇的文化个性，呵护历史文脉。
（9）加大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力度：加强立法，明确职能；繁荣评弹事业；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传承单位）的认定和培训机制；完善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建立保护专项基金。
（10）大力加强数字化遗产建设。
（11）开展一系列民俗活动，扩大地域文化影响力。
（12）建立完善历史文化资源展示系统。
6结语
古镇保护是动态的保护，积极保护应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更新，保护是前提。历史古镇物质与非物质保护规划包括以下的内容：非物质性要素保护（无形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留与发展传统手工艺；地方特色的优秀文化传统；传统手工艺；地方特产；饮食文化。物质性要素保护：古镇区内的历史街区、古建筑、院落等。整体保护历史古镇空间结构与街巷脉络（文脉）；“点、线、面、体”结合的保护结构；架构系统，增强整体性；保持的山水自然格局；历史街区保护控制范围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风貌协调区三类；古街区高度控制；建筑活动的引导控制；街区保护与整治模式：历史街区内的历史建筑不得随意拆除；整治；改善；修缮；维修；整修；街区重要物质性要素保护等。历史古镇保护规划应该具有整体观、动态观、社会观、发展观与法制观。历史古镇保护规划方法需注意以下几点：
（1）古镇整体保护与特色保护相结合；
（2）古镇一般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
（3）古镇适度修复与合理利用相结合；
（4）古镇保护与更新相结合；
（5）古镇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相结合；
（6）古镇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与生态建设发展相结合。
参考文献：
[1]赵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2]李其荣.城市规划与历史文化保护[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3]阮仪三，王景慧，王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4]阮仪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5.
[5]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6]杨宏烈.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
[7]阮仪三，林林.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J].同济大学学报，2003，（4）：1-3.
[8]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9]樊淳飞.遗址保护建筑规划设计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