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篇1
关键词：《文心雕龙》儒学人文精神表达
《文心雕龙》作为古典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论专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主张“原道”精神，强调“文而明道”，以圣人为榜样，以经典为旨归，提出“原道”是所有文章的根本立足点。毋庸置疑，《文心雕龙》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是中华文学理论史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之所以能够成为千百年来不变的经典，不仅是因为它气势恢宏的结构，而且还由于它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自西汉以来，儒学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始终占有文化统治地位，它所形成的丰富人文内涵，成为了华夏民族的灵魂。“仁”是儒学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和人格精神，无疑，《文心雕龙》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以儒学“原道”精神贯穿全篇，对儒学人文精神进行了充分表达。
一、儒学人文精神的思想内涵
我们知道，“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内核，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的文化。儒家思想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人的体验以及道德人格的实现等内容。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最早的儒家典籍中便已经出现了“人文”的概念，并已经具备丰富的道德内涵。群经之首的《易经》中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代表社会人伦，“化”表示教化，是道德教化思想的开端，由此可见，一开始的“人文”便是一门“化成天下”的大学问。儒学人文精神在肯定个体价值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不断提高人的地位，将人视为“三才”之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指出在和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要做到“不违天时”，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人际关系方面，儒学强调人的本质，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对人的尊重，这也是儒学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在个体修养方面，儒家主张要达到“仁”“智”的双重境界，同时还不能丢失理性。仁义礼智圣是德，属于天道，仁义礼智是善，属于人道，上顺天，下合地，中适人，最终达“天地人和一”的至高境界。此外，儒家天下为先的精神具有强烈的入世色彩，激发了人们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个体价值和尊严一直是儒家强调的重点，儒学认为人与天地等齐，充分肯定了人的地位，具有鲜明的人本精神。因此儒家在个体人格修养方面主张知行合一，与道家消极遁世思想不同，儒家具有刚健向上的精神，充分激发了人们忧患意识。由上可知，以人为本的传承和弘扬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渗透在儒学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龙》中的历史沿袭
对儒学人文精神的沿袭首先表现在宗儒的传统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以宗儒为创作思想进行构思成书，而全篇又始终以儒家经典为论证依据。刘勰认为儒家圣人所撰的经书是不变的“至道”，不仅“旨远辞文”，而且是“不刊鸿教”，将儒家经典奉为圭臬。他认为儒家经典揭示了世间最为普遍的道理，是不变的真理，是人文精神的媒介，主张要以儒家经典为后世典范。《文心雕龙・序志》有云：“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里的古来文章，实际上就是指儒家之经典，刘勰对儒家思想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表现在创作出发点上。自东汉末年以降，儒学逐渐势衰，直至魏晋，玄学成为主流思想，在文学创作上开始以辞藻华丽为美，尤其是齐梁时期，文章庸俗华丽，形式盖过内容。文学创作过分强调形式之美，完全忽视了内容之丽，刘勰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并认为这些华而不实的文章，完全不符合儒家文学创作理念，已经背离了文学发展最初轨迹，是齐梁文学的一大诟病。为了扭转这种文风，刘勰主张文学创作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借此来矫正这种浮华萎靡的文风，而他所说的“根”、“源”实际上就是儒家典籍。从创作出发点上，我们不难发现儒家忧患意识是刘勰创作的根本思想和指导理念。
三、儒学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龙》中的表达
（一）“原道”精神
以人为本是儒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思想，而《文心雕龙》中的“原道”精神正是体现了对人的尊重，是对人的生命本体的一种内在观照。《文心雕龙・原道》作为首篇，全面阐述了作者的文学创作观念：文原于道。这里的原就是本，而道便是自然之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自然之道也……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不难看出，作者所阐述的思想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完全温和，并突出了儒家“自然为文之本”的人文精神特征，这种创作理念同儒家的“原道”精神和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理念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谈到人文的发展史时，刘勰充分肯定了孔子在文化集成方面的重大贡献，并指出《六经》的根源便是道，圣人遵循自然之道来进行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又揭示和阐明了自然之道，进而赋予了圣人之文以“鼓天下之动”的功能。而要想“鼓天下之动”，就必须具有真和善的内容，换句话说，文章要充分体现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能够对社会起到道德风化和伦理教化的作用。
四、树德建言的人文精神
刘勰将传统文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三不朽”和树德建言的儒学人文精神融为一体。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刘勰明确指出创作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流芳百世。“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又说“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只有儒家经典才有助于道德教化，这充分体现了儒学人文精神。此外，在《文心雕龙・诸子》中有云：大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圃。传统文人所追求的三不朽，一是要建立品德，二是要建功立业，三是要著书立说。刘勰感叹人生如草木，匆匆而过，所以树德建言，实乃“不得已也”。这也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忧患意识的人文精神，所以，在有生之年要著书立说，建立功德，以便能够流芳百世，这无疑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
五、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
风骨是一种文学风格和诗学境界，这种精神主要来源于儒家刚健中正的人格精神。儒家强调以人为本，以儒学观点来讲，刚健中正才是真正的人格，是最为宝贵的一种人格品质。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人应该具有像松柏一样不畏严寒的坚毅品格和高尚品质。《文心雕龙・风骨》篇对“风骨”进行了全面探讨和阐述，而这无疑深受儒学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影响。从《文心雕龙》开始，风骨一词正式成为一个诗学概念，刘勰在开篇伊始便肯定了风骨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文章的生命之源。而风骨精神强调的“刚健有力”恰好符合儒学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可以说，“风骨”精神离不开传统文人对高尚情操、正直不阿的人格追求。
六、结语
《文心雕龙》所表达的人文精神是对儒学人文精神的一种传承，作者刘勰的创作理念和价值诉求都充分体现了对儒学人文精神的历史沿袭。“仁”是儒学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和人格精神，无疑，《文心雕龙》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以儒学“原道”精神贯穿全篇，对儒学人文精神进行了充分表达。作者以《文心雕龙》为儒学人文精神的传承媒介，以自身的人格品质为依托，以原道精神为支撑，主张立足于儒家经典来激活文学生命力，彰显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进而探究文学之道，唤醒人们的忧患意识和精神人格。
《文心雕龙》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史上的一座丰碑，是第一部体系完善的文学理论著述，是一座难以跨越的理论巅峰，千百年来，对它的研究从未中断过。毋庸置疑，儒学人文精神是其思想核心和整体纲领，“宗儒”、“原道”是其创作的根本立足点，儒学人文精神具有深层润泽的重要作用，并形成了《文心雕龙》深厚的人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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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篇2
日新变化思维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思维方式，它把整个宇宙、人类社会看成是处于不断变化、不断更新、永不停息的一种存在状态。例如，《易传》把变化视为事物发展之新的状态，或变易为新的事物。事物的生成与发展，均是变化的结果。《易传》记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由于天地的变化才得以生成万物，变化即生成，生成是变化的结果。此外，“变化者……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4］。表明了变化的根本要义是反复与创新。《易传》创下了“先化后变”的思维，《中庸》则提出了“先变后化”的思维。《中庸》记载：“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说明了事物从小到大，从微至著，从内及外，逐渐由不明显到显著的变化过程。纵观儒学从先秦萌芽到两汉形成再到宋明鼎盛的历程，它是一个后儒在前儒的基础上不断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日新变化思维的烙印。例如，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加以丰富和完善，将“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又如，荀子的思想体系源于儒家，又吸取了各家的思想。再如，儒学到了宋明时期，把佛教的心性说和道家的天地万物生长说批判地吸收进来，形成了新儒学，即理学。这些都是儒家日新变化思维方式在学说或者文化发展上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批判地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展需要高度凝炼而成的价值体系，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以及合理“化”之的思维特点。同时，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由于时代是不断推进的、实践是不断变化的，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变化需要变革，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定型，还需要不断演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演进基于时代、源于实践、生于变革，从中便可窥探出儒家文化的日新变化的思维方式。
二、儒家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儒家文化必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滋养。
（一）国家价值目标
就国家价值目标而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分别是对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精神层面、社会层面的发展目标所作的价值要求。儒家虽未就这四个层面作出过如此明确清晰的概念提法，但其思想主张与现代价值主张并不乏相通之处。例如，孟子强调国家制度要保证人民基本的生产资料，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5］在政治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6］实行德政的目的就是解决和改善百姓生活。同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的烙印，反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是“富强”、“民主”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是古代“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中国自古是一个文明古国，今天所倡导的“文明”在儒家文化中体现在其所极力倡导的由“礼”至“德”的社会道德要求中。儒家文化崇尚“和合”，“和”是中华文化的特色。《礼记•中庸》记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体现了尚中贵和的中庸之道。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表明了贵“和”的基本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和谐，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在国家交往中国与国之间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因此，这是对中华民族“尚中贵和”精神的高度延伸与升华。
（二）社会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中借鉴很多内容。“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这里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儒家所强调的“义”是相通的。儒家强调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见义勇为的“正义”的道德界限。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8］即是说，在生命与正义发生矛盾时要“舍生取义”。儒家倡导积极入世、适应社会，在社会规范中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性自由状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性平等；儒家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重礼制，强调以“礼”至“德”。同时，儒家的代表人荀子对“礼制”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提出“隆礼重法”思想。这些思想资源，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批判地汲取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一层面的价值观虽然看似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具体的思想内涵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却不乏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子和中国文化的特色，实现了外来价值概念与本民族思想文化特色创造性的融合。
（三）个人价值准则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它关于个人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的思想资源自然十分丰富。“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安民的人生理想，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大量的爱国英雄豪杰。同时，儒家“尚公”的集体主义意识也为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的内涵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已发生变化，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紧密融合。“敬业”一词最早出自《礼记•学记篇》中的“敬业乐群”，这是儒家提出的一种道德观念，意指安于职守，联合益友，共同奋斗，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尽职意识有相通之处。儒家十分重视“诚信”道德，孔子“主忠信”，大力倡导在为人处世、交友、办事、从政等各方面都要守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6］强调了“信”的极端重要性。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9］指出了实现“诚信”的关键在于“明善”。时展了，社会背景变化了，对公民个人的价值要求自然也要实事求是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我们党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抽离出其合理成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高度凝炼而成的。
三、儒家文化可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播方法支撑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除了其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为统治阶级所需要以外，也离不开其独特的教育、传播方法的支撑。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进步，其传播方式已相当完善。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充分运用现代社会的教育手段、教育技术及传播方法的同时，要充分借鉴儒家文化中一些有益的传播方法，为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的传播方法支撑，做到把传统与现代传播方法有机地结合、灵活地运用。
（一）注重价值观的生活化、具体化
例如，孔子讲“仁”，只告诉人们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克己复礼”等等，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怎么做才符合“仁”的要求。作为儒家的终极价值追求，“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但却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践行。儒家文化的这种教育方式，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一定的启迪。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主要在于理论层面的宣传和弘扬，抽象的理念尚未渗透到人们具体的生活中。因此，传播主体应该把重点倾向于将十二条价值理念恰当地融入民众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及工作当中，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如何为之才能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标准，这样才能达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目的———践行。
（二）全方位教育、多层次影响
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方式十分丰富，体系十分完善，是一个包括启蒙教育、家庭教育、应试教育到社会传播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封建社会在小孩的启蒙阶段就把儒家文化通过儿歌、故事等方式灌输给孩子，在家庭中通过家训的形式规范家庭成员。另外，封建社会将儒家经典定为社会选拔人才的指定考试科目，学子想要应试成功就要学习、掌握儒家经典。这样，一方面巩固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学子们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传播给平民，使儒家文化通俗化、大众化。营造社会文化氛围也是儒家极为重视的一种文化影响方式，它将其所倡导的内容通过小说、戏曲、说书等贴近民众生活的方式展现出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儒家文化无处不在。传统儒家文化的这种全方位的教育、多层次的影响模式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借鉴之处。正如所说：“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润物细无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的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启蒙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充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传播手段及活动载体的优势，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
（三）树立榜样，发挥示范作用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篇3
2016年第10期山东青年总第513期
思政论坛
基于思政视域下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初探
关键词：儒家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民族优秀文化得以秉续传承的关键环节，是提升大学生政治思想水平和道德素质修养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不断审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从中挖掘有价值的文化思想体系，继承其先进思想，克服其负面影响，对推进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作用。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状
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根源上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我国文化积淀、文明发展的成果，是中华文明的基础；从文化传承上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优秀人才的精神结晶，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体系；从文化影响来看，对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青年学生，尤其是当今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对帮助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人生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近年来，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局势给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社会转型、网络文化及西方思潮冲击等都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形式上要敢于创新，在内容上要积极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教育性和实效性。
在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1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要求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发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要对当代大学生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强调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14年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
因此，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其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是国家人才培养、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思想基础，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价值基础，对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学生价值观的引导，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从中吸取营养。这不仅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传承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互推互进，不仅有利于改善大学生知识结构，丰富和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进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争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有利于思想教育工作者有效地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对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面对高校大学生这一研究群体，置身于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之下，正确界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从思想文化层面加强对大学生的引导，从而达到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因评价标准、研究对象、理解的含混和分歧等，产生了诸多的观点分歧。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创造了丰富绚烂的文化体系。这些由前人创造、形成并一直对后人产生影响和作用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1]。但是由于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不同，尤其是历史的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也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因其产生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学者思想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等原因，并不完全适应于当今社会。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具有很多普世性的思想精髓，其合理精神超越时空的界限亘古长青，很多物质文化遗产依然具有很好的教育和实践意义，这部分具有现实意义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从广义上来说，它包含诸多物质遗产、风俗乡规以及各类文化学说。而从狭义方面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体系是儒家文化，即儒学。儒家思想中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其生命力，可以和当代社会产生共鸣的部分，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首先，儒家文化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进步，其作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在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其次，儒学文化不断吸收其他各派学说的精髓，尤其是到封建社会后期儒释道三家合流，逐渐新城以儒家文化为主，佛道文化为辅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儒家文化承载、延续着个体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成为国家民族发展根基与动力。这些都使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思想体系。第三，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来我国文人阶层阶层的主流文化体系，很多思想具有普世性的精髓，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独特的生命力。儒学与现代化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学界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转型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能量的体现。
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推互进，也可以看做是儒家文化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儒家文化可以丰富思想教育的内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发展和创新，不仅传承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组织保证。
三、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下儒家文化的价值构建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价值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精神形态，或说理论形态，或说观念形态的文化的教化功能[2]。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看儒家文化的价值构建，找寻符合现代价值观的的思想精髓，使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从而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指导和借鉴。
第一、推崇“仁爱”思想，树立正确三观
儒家思想的核心功能在于教化，从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说，儒家认为人是有道德的。人之初，性本善。“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具体表现为仁爱、宽容、和谐，自强不息、奋发有为。
“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克已复礼等都说明儒家文化在在人和人的相处中，更多的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3]。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将“仁爱”的思想融入到工作中去，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学校在思想引领的作用，将日常思想教育通过活动等方式渗透到被教育者的内心深处，启示他们要尊重自我、关心他人，维护集体利益，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第二、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培养新型人才
《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合是儒学对人的生存、意义及可能世界的思考活动[4]，是儒家文化核心的处世哲学，它是儒学所普遍认同的理念，并纵贯儒学演变的全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方面，要在人才培养方面，因材施教，以和谐发展的理念，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同学。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一成不变，要在和谐的基础上，敢于学习教育观念、形式等应与时俱进，在学生为本的前提下，追求大学生的和谐发展，双管齐下，进而培养新型人才。
第三、诚实守信、言行一致，加强道德教育
诚实守信是儒家文化的传统美德，孔子指出：“与朋友交，言则有信。”、“信则人任焉。”诚信更是支撑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支柱，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当今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的诚信缺失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严重影响大学生自身整体素质。因此，我们应该从儒家文化中吸取诚信、言行一致的传统伦理道德，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的倡导言行一致、恪守诚信的思想，贯穿在现代的道德教育中，使当前的道德教育更具有说服力，更能得到学生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忠孝节义、济世关怀，树立爱国意识
忠孝节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忠、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与做人应坚守的“节”，与人类应遵循之行为标准“义”一起[5]，成为主流社会观念文化，由此所引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都是重要的思想财富。当今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大学生的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要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孝敬父母，言行符合社会的规则，不忘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发展，自觉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社会的需要，为了整体利益而团结一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五、自强不息、投身实践，促进成长成才
《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精神是儒家文化的强大精神力量，自强不息所代表的儒学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给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知与行的力量。当今大学生，通过积极的引导和鼓励，利用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抵腐朽思想的侵蚀，以思想引领行动，自强不息，融入社会、投身实践、在追求真知中不断探索新世界。
儒家文化，具有丰富的内在感染力和雄厚的思想根据，面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诸多现状，我们可以吸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果实，在文化层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化渗透，让更多的大学生增加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进而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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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篇4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特点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横向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境概念基本内涵的形成及其融合都来自于儒、道、佛的影响，纵向考察则可以轻松理出儒、道、佛思想对立统一影响意境说生成、成长及成熟的轨迹。意境说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与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共同孕育的一朵奇葩。
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内涵丰富、深刻且有着光彩夺目的民族特色，它的孕育发生发展以至最终完成都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它深深植根于儒、释、道对立互补共同作用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沐浴着中国特有的宗教思想的灵光，可谓中国宗教思想照耀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很浓、很泛，却也很随意。一般中国人没有严格的，也很少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对神灵的态度往往处于信与不信之间。无忧无虑时，哪路神仙都不怕，哪种神灵都不信;有灾有难时，见到庙宇就烧香，见到神灵(塑像、画像)就跪拜。大多数古代中国人尽管崇尚实用，但由于深受古老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观念影响，在潜意识中还有对神灵的畏惧、崇拜甚至迷信，所以思想中宗教意识也是很强的。另一方面，由于影响着中国人的儒、释、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彼此之间相对宽容，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个人可以既崇孔子为师，又求仙访道、吃斋敬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了文人们的人生信条。元代画家兼诗人的倪赞表达更为鲜明，他说:“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禅。”
这种现象正透视出中国宗教思想的一大特点:“泛神”、“准教”。
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宗教思想特点也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儒、道、佛相互融合，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氛围。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识的烙印。
而古代中国“泛神”、“准教”特点所带来的儒、释、道对立统一现象也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
关于意境的概念与内涵尽管至今尚无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论，但通过文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意境的内涵也已有许多共识。笔者在此将这种共识概括为:意境是艺术家创造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整体，这个艺术整体能通过欣赏者的直观把握和审美想象产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意境的内涵也可由此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虚实相生，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我国诗文自古就有写景抒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强调诗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发，《诗经》所用“比兴”则是通过言他物(写景)，来发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也是一种景与情的结合，尽管景只是作为抒的媒介物出现的。人们真正将自然物象的“景”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则得益于道佛自然观的影响。老庄主张回归自然，他们把“心斋”的空明、虚静当作对自然万物做自由观照的条件，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非理性的直观思维方式方可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如《庄子·齐物论》中所写:“昔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老庄还认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领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认为大自然的水流花开、鸟飞叶落，与其追求的那种淡远任运的心境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瞬间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对大自然也倍加青睐。道佛对自然的钟爱，引起了诗人对山水风景的关注，使田园风物自觉地走进诗歌，由诗中的背景升腾为主要审美对象。尽管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情景交融的诗作，但那只不过是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意识地将山水田园作为“主角”写进诗歌，则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家对道禅自然观的心领神会，使他们在对自然风景的抒写中确实做到了情与景合、意与象偕，清新、自然，形神毕现，形成迥异于西方艺术再现自然的表现性山水风格，同时，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统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文论家将情与景统一起来，从而较为快捷地解决了情景关系问题。
诗家虚实之说也来源于道家的虚无论与佛家的色空观。老子曾对“有”“无”关系作过说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认为“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庄子说:“虚室生白”，“唯道集虚”。可见，道家“以虚无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实”。作为一种哲学的宇宙观，道家将宇宙本体看作是虚实、有无的结合。佛教认为物质世界各种色相全是空幻不实的。修行者接触色相时应“不于境上生心”(《坛经》)，不迷恋、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观，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实则以“中道”这一有着辩证思维特点的观念又解除了这一危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空”否定一切的同时，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这种虚无观在魏晋之前已为文人重视，被当作玄学的核心。魏晋时，随着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观因其与道家虚无思想有着相通的精神，而强化了对文人们的影响。既然在道家与佛家眼里虚实并生、色空一体，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的文论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虚实统一的可能性。虚可涵盖少、情、隐、气、神、意、主观等，实则可含蕴多、貌、显、骨、形、象、客观等，既然通过直观思维的“悟”，可以发现虚就是实，那么，通过直观的艺术思维也会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隐显一体，气骨合一，意与象合，形、神、理的统一。这样虚实关系的解决，就带动了这一系列概念之间关系的解决，虚实关系也就成了各关系的统帅与核心。
诗家追求言外之意的传统也得益于道、佛思想的影响与启迪。佛、道都将语言视为工具，否定其本体意义。正是这种语言观上的契合，使他们合力冲击，一举取得了言意之辩的胜利。这种契合也引起了诗家的重视，以至在魏晋时即开始了对语言的反思。他们未费周折便认识到语言的局限，体悟出语言潜在的能力大有作为，从而明确了对言外之意的追求。许多诗人开始注意突破语言局限，充分发挥语言的张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笔墨节俭，字锤句炼，以有限的文字负载无限丰富的内涵，在诗文中留有大量语义“空白”，有待读者“填充”。这种诗歌创作，要求欣赏者的积极参与，读者也不再满足于诗歌语言的浅直、单一，而喜好朦胧、多义;不满足于形似，而求神似;不再满足于实景的展露，而欲求虚景的蕴含。
上述三方面足以证明意境基本内涵与道家、佛家的关系。“但如果只有佛道诗学，则诗成了褐语、‘玄言诗’和‘理学诗’，全是‘出世’货色，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抒情诗和意境说了。意境说的形成还有待于儒家思想的支持与融人。首先，儒家重视艺术与审美。尽管孔子把诗歌看作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伦理政治工具，有损诗歌内部规律的探讨，但可贵的是他将诗歌的功能不仅概括为“观”、“群”、“怨”，而且同时指出了其审美功能“兴”。可能正是源于此，才使儒者千百年来与诗文不离不弃，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其次，儒家对情与景的认识对意境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形成也有影响。儒家也重情，讲好恶，讲“乐道”、“忧道”、“思敬”、“思哀”，讲真性情、赤子之心。这个“情”不是道家所主张的纵情宣泄，而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经理性精神梳理后的。与道、佛一样，儒家也重景，但只是把它当作“比德”的工具:“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这里儒家离间了情与景的关系，将景一清的直接关系，变成了景一清一理。但这并未阻碍意境说的形成，因为意境中的情不是过分强烈的，而往往是蕴含着一定理趣的。情、理、形、神的统一才能构成意境。再次，儒家的中庸观念，刻意追求各种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要求每一因素在量上的发展与安排遵循“适度”原则，克服“过”与“不及”。这大大启示了人们在诗歌创作中不惟情，不惟景，不惟理，而努力做到情、景、理浑融一体，这就把看似分离开来的情与景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也与道、佛两家殊途同归，促进了意境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发展。
意境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透视出儒、道、佛对立统一的历史。儒、道、佛的对立统一影响和促进了意境说乃至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
作为意境说得以形成的最初内核，古老的“比兴”、“易象”说与孕育儒、道思想的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兴”是借“他物”起兴，这又必然联系到物象。章学诚先生在《文史通义》中也曾指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从言志到比兴、“易象”，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一次飞跃。推动这一飞跃的直接动力正是“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正如赵沛霖先生所说:“人们最初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周魏晋是意境说的萌芽期，也是三教合流的开始。东汉末年，佛教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由印度传人中国。汉帝国的高压政策，儒家思想的长期禁锢，魏晋时的战火纷仍，使士大夫知识分子常常陷人个体与社会对抗、主观与客观分裂的矛盾状态而痛苦不堪，为了减轻现实生活的重压，他们谈玄说道、纵情享乐。但强乐无味，反而使他们更加不堪现实的重负，于是纷纷去寻求解脱之途。佛教的“苦”观“空”观，抹杀时空，不假外求而重心要。这种观念和超脱方式恰好与士大夫的心理合拍。于是他们如饥似渴，很快接受了这种外来的文化。同时士大夫心中原有的儒、道思想也使佛教改头换面，儒、佛贯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论家如刘姆的文论研究，而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才使意境说呈现破土之势。在《文心雕龙·物色》里，专门阐述了情景关系，他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这段话意为诗人不仅要以感官感知景物，而且应该以心灵拥抱景物，这样才能写出好的诗作;他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意象”说，《文心雕龙·神思》有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里所谓“意象”正是情景交融的产物。刘樱还开始提倡“隐秀”，他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兹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艾象之变互体，川读之锡珠玉也。”在此，刘舞已经意识到诗歌语言的含蓄、朦胧、多义的特点，强调追求重旨、复义、秘响，从而得到文外之义，潜发之采。这样看来，刘担的这些论述已经直接触及到意境的基本内涵，为意境说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理论条件。
在唐代，意境说破土而出，成长为美学与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时期也正是儒、道、佛融合的强盛期。意境说由盛唐诗人王昌龄首次提出。他在《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秀绝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篇5
关键词：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
引言
以河南为主体、延及周边的中原一带，地处黄河中下游，地理位置优越，土地肥沃，古时驿道众多，漕运发达，商贸云集，是中华古代商业文明的发源地。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原儒商。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从这里起步、发家，集聚了众多的商业人家，并自然形成了浓郁的中原商业文化。虽时过境迁，但他们充满智慧的儒商文化依然闪烁着历史的光芒，比如有殷商王亥、郑人弦高、郑相子产、儒商子贡、洛阳白圭、商业理论家计然、秦相吕不韦、商圣范蠡、汉代桑弘羊、卜式、师史、清代康应魁等，他们从商亦儒或政商合一，他们身份特殊，在这些中原儒商的身上有着极其丰富的经济思想和德性文化，在长期的儒家文化与商业发展、转化及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深具地域性、政治性、商业性和人文性的中原儒商和谐文化，这是中原儿女以自己特有的地域历史文化及商业生活实践中逐渐成长而积累形成的结果。
中原儒商的和谐文化内涵主要源于中原特有的天下之“中”的地域优势和儒家思想之“和”的文化优势，造就了中原儒商内在和谐意识的商业道德模式和经营伦理意识，并主动建构了中原儒商特有的和谐文化价值内涵，深深滋养和培育了中原儒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其和谐文化释义主要得益于中原传统儒家内在的文化道德本源，有明显的地域优势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中原儒商受儒家传统“中和”文化影响较深，其从商行为及道德信念均能体现中原儒商的和谐文化特色，且在中原地域经商起家或从事商业活动的为政商人。如有“义救郑国”的弦高、“服牛为民利”的王亥、郑国执政者子产等，他们从商治生以和为贵，以和济争，倡导和气生财，“和合”致天下，这些众多且具有儒性商业气质的中原儒商自然就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原儒商和谐文化。
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一：政商和谐
中原儒商大多以卓越的政治眼光和杰出的政治智慧来经商治生，他们具有亦官亦商或政商合一的鲜明特性，他们倡导“为政以德”，国家重商，主张仁制爱民、礼制爱国、法制爱社会，并力求三者协调统一，以达到政商和谐之目的。尤其是中原儒商“仁者爱人”，经商处事皆为仁人，讲仁德，为富且仁，不取不义之才，经邦济世，这对于构建一个政治和谐的人类社会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先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以义从商，以商救国，体现了商人的政治智慧和富有远见的政治视野。弦高能在郑国四面受敌的困境之中，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想方设法智退秦军。他清楚地认识到郑国只有在政治和谐、安定的大环境下，才能安心经商，以致国富民强，因此，弦高被尊称为古代中原第一爱国商人，从此郑国有了良好的重商传统，颇受后人称道。汉代的牧羊商人卜式深受其影响，在汉代边患四起、内忧外患、国库空虚的境况下，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向汉武帝上书，愿意拿出巨额钱财支援国家，以渡难关。而当时汉代大多有钱人都想尽各种办法争相隐瞒家产，以逃税免灾，而卜式的行为却以国家为重，此乃从商之大义。弦高与卜式以政从商的义举，强化和提升了中原儒商所具有的政治智慧和商业德性。
中原儒商注重以礼义教化民众，以达到社会的政治和谐。他们大多有较高的儒家文化修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重礼明德，教化人心，赢得人心，来维系社会和谐，终至长治久安。同时，中原儒商亦讲究以法制民，以法治国，再配以“为政以德”，对实现和谐社会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人性化意义重大。清代的洛阳巩义“康百万”庄园，是农、官、商三位一体的儒商代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如今庄园里遗留下来众多的匾、额、楹、联，都体现了康氏家族的先辈们对其子孙后代进行教化的道德理念：做人做事不但要修心养性，相互尊重；更要真诚以对，简朴大体；尤其是在从商活动中，要礼义为先，以天下为己任。康家最有名的商业家训——留余，就蕴涵着上要对得起天，不负国家；下对得起地，不负百姓，这集中体现中原儒商“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的政商理念，也是康氏家族政治智慧和商业伦理文化的高度凝结，如此，他们才能游走于官场与商场、政治和商业之间，真正实现政治和商业和谐的完美契合。还有商圣范蠡也是政商合一的典范，他作为春秋战国之交的著名政治家，兼具商人，强调用经济治国，提出本末并重、农商皆利的治国之道，以提高国民收入，最终富民强兵。他还倡导社会公平正义，提出“富好行其德”的经济伦理思想，他一方面忠国爱民，有社会担当意识，另一方面又仗义疏财、施惠乡邻、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真正实现了政治与商人的双向完美过渡；商业奇才吕不韦也以长远的政治眼光，善于运用长线投资，以“奇货可居”的经商理念来投资政治，从而大获成功，成为千古的商业奇才。这种可贵的商业道义是儒商德性文化影响下的政商亲和、和合的现实体现，是国家社会群体意识和个人商业理想的巧妙融合和整体功效，在现实的商业经济活动中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优势，当前为了中原经济的崛起应大力倡导。
中原儒商主要强调商业经济的主体应具有儒家道德伦理的政治价值取向，其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利益的最优化应同时兼顾，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政治理想的实现。按照中原儒商此种商业道德价值的取向来看，仁义和谐的商业之德是维护社会群体和谐，极力发挥社会群体和谐力量的根本保证，这些价值取向必然要求从商的人们要把社会群体的至高利益置于其个人的私利之上，着重强调个人的自我利益要服从于社会群体的大我之公，就自然引出了商业的“大我之道义”。中原儒商一贯宣传和主张经商要拥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义后利的市场和谐之德，这是中原儒商倡导政商和谐思想所追求的至高“商道”，也正是在这种高尚的和谐价值思想的指导下，中原大地才涌现出无数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致力经商、为国为民、死而后已的优秀儒商和诸多可歌可泣的商业故事，彰显了中原儿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昌盛发达和谐进取、大公无私的商业品性。像上文提到的“富而好行其德”、“三致千金三散家财”的范蠡，还有汉代“愿输家财半助边”的卜式，唐代“人有危难，倾财相助”，“义声遍及长安”的宋清，尤其是近代儒商张謇、陈嘉庚、卢作孚都是自觉地把自己的从商治生与民族强盛、国家振兴、政治和谐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些都是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中政商和谐的完美诠释，值得称道。
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二：经济和谐
中原儒商讲究信义，以和济争，和气生财，他们不但修身以德，治家创业，更主要在于博世济民，强国理政，共同搭建传统商业经济和德性伦理的双重和谐价值目标，这是中原儒商从商理财、诚信天下、富国强政的主要实现路径。《中庸》曰：“君子诚之为贵”，“诚者天下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大道唯“诚”，“诚”是一种人内心的真实表达，也是对人类价值的充分肯定，是人类道德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可见，“信”是儒家思想德性品质的源泉与核心，信以待人，是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的一种基本德性，也是商业活动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诚信是要求人们要忠实于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平和的心态经商处事，不骄不躁，真实表达自己在社会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最终以和济争，和气生财，。诚信更多的是一种信念和力量，不管是做人处事，还是从事商业活动，都充分展露自己的真实意图，流露真情，不虚伪，不矫揉造作，这是一种高贵的姿态，也是现实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这样，商业经济的大环境才会更加优越，经济活动才会健康有序发展，最终出现经济和谐的良好局面。在商圣范蠡19年的从商生涯中，曾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白手起家，他唯一利用的就是诚信。范蠡常常往返于燕、齐两国进行异地贸易，他认为诚信是商人最高尚的美德，比较善于经营诚信，以诚信立人，再加上其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好商机，最终大获成功，司马迁曾把范蠡的事迹列入史书，成为中原儒商写入历史的第一人，令人敬佩不已。
中原儒商经济和谐的价值内涵也体现在“信于义”上。儒家常常强调“君子喻于义”，重义是儒家思想的道德境界，“义”是儒家之道义，更多注重的是社会的道德责任意识。商业经济的本质要求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商人追逐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超越了自身所承受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那就成了所谓的“奸商”，那就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甚至会危及正常的社会和谐。由此，中原儒商特别强调经商一定要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以义制利，坚守诚信为本，贵和尚礼，公平互赢，全力打造以义生利的和谐经营理念。范蠡在齐国经营农业和商业的时候，由于其善于把握市场规律，能很快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而可以迅速地积累财富，最终甚至“富可敌国”；但是他淡泊名利，把钱财看的很轻，为人做事总是义字当头，时常仗义疏财，泽恩乡邻，富行其义，被当地百姓称为“活财神”。儒商子贡亦是如此，他一边师从孔子，勤奋研习儒学；另一边他积极从商致富，但他“富而不骄”，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他曾无私地资助孔子及众多弟子周游列国，也曾用巨资赎回做奴隶的鲁国人，而不图任何赎金。孔子去世后，他仍秉承老师的道义感化，博济广施，诚信待人，诚信交易，最终他义利双赢，名满天下。在中原儒商的思想文化中，“诚”、“信”、“义”被视为做人处事、从商治生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诉求标准，并能进行传统文化价值的现实转换，具体转化为多种多样的、内涵丰富的市场道德规范和经济行为准则，最终达到市场经济和谐之目的，这为当前构建和谐的中原经济及中原经济的崛起提供有力的思想借鉴和精神动力支撑。
中原儒商之德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商业意识行为，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抽象理论，而是一种现实的市场经济实践行为，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启示。中原儒商所积极倡导的以义制利、重义轻利的和谐市场经济之德，是传统中原儒商价值模式的创新阐释和德性发挥，应该被视为商业道德和利益关系的核心和基本问题。宋学的代表程颢和朱熹曾高度看重商业的义利之和，二人认为利是人之常情所欲，是合理的，是商人生命存在的价值体现；而义是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是天下从商之公理，这是商业活动中道德本体存在的价值内涵；当二者出现矛盾时，要舍利而取义，主张见利而思义，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损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把义作为商业经营过程中应自觉遵守的至高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折射到真正的经济活动中是一种公私关系，是和谐统一的，这种经济和谐的思想价值具有积极的现实启示意义，我们在现实经济的实际操作中应严格遵守，不能随意撼动和践踏这种商业之德。
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三：文化和谐
中原儒商大多是文化商人，以文从商，智以从商，诚信经营，贵和尚中，追求商业经济文化的“和合”思想，这是中原儒商和谐文化的至高境界。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是中原儒商从商理财的思想基础，商业经济的繁荣和昌盛离不开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价值先导，二者相互优化补充，共同建构当前中原市场经济和中原儒商德性文化相互契合的最佳形态。中原儒商极力倡导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崇德尚中，仁义和谐，团结协作，构建“仁政”的中原儒商文化和谐管理模式。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的大爱精神，孟子注重“仁者无敌”的儒家风范，在中原儒商的眼里，具有仁德的文化商人也是无敌于天下的。像范蠡就是一位善于运用文化和谐思想经营商业的古代商人，他不但善于智以生财，他还乐于仁行天下，散财施惠百姓，人们在惊叹他超人的经济智慧时，更多是敬仰他的德商风范。范蠡晚年定居陶邑，人称“陶朱公”，他经商积极探寻市场规律，爱动脑筋，眼光锐利，但他更注意的是以德立商，乐善好施，以一颗仁爱之心，竭力帮助他人，赈灾济世，他提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促使当地百姓以养鱼很快致富，彻底摆脱贫困，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并受到齐王赏识，以至后来，他商途通达，名扬四海。在现代激烈的商业活动中，貌似范蠡那样主张“仁行天下”的儒性文化商人是大有人在的，例如华人首富李嘉诚、领带大王曾宪梓、商业领袖张瑞敏等众多的知名文化商人。
中原儒商根据儒家的“天地之中，人为贵”的文化思想，积极推行并践行“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及管理模式。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人和”文化的思想对商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商人是商业活动的主导者和践行者，是商业文化的推行者；商业经济的直接目的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主要利益关系，这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而中原儒商“人和”的文化思想更多倾向于商人之间内在的心理和谐，要求从商治生要“和为贵”，要以和济争，要求商人在实际的商业活动中注意“温良恭俭让”，使买卖双方能相互通融，能共赢互利，使儒性文化的“和合”思想与商业经济的利益和谐能相互同构契合，共同建构和谐的中原经济是大有裨益的。如儒商子贡，是典型的儒性文化商人，早年拜孔子为师，并深得孔教真传和儒学精华，他秉承儒家“人和”文化的经营理念，主张“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再加上其理财经商的卓越天赋，造就了其儒商始祖的地位。子贡奠定了中原儒商和谐文化的基础。司马迁在他的传记中，对孔门弟子中说的最多的一个就是子贡，这源于他勤奋努力，文化涵养深厚，关心政治，心系百姓疾苦，极力追求中原儒商文化和谐的至高境界。
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是中原儒商经济行为的德性基础，是中原儒商伦理道德的终极追求，是个体商人内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群体道德价值在商业经济行为中和谐文化价值的现实体现，这是儒商文化的内在自我超越；而在现实商业活动中的中原儒商，其自身的商业德性完善和价值实现则是一种外在的自我超越，也正是在这条内在和外在的超越之路上，中原儒商把商业道义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旨归归结为商业经济文化的“和合”思想，这种思想博大精深，价值深厚，影响深远，像后来的明代商人沈万三、一代晋商乔致庸、首善之商叶澄衷等都是儒性文化商人的代表。
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四：道德和谐（情感和谐）
儒家的道德意识主要有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皆以修身为本，涉及到儒家的情感价值及理性的精神行为，由个人内在的身心和谐上升到外在的天人合德的社会和谐，这为中原儒商提供了丰厚的道德情感价值，这种道德情感价值是中原儒商在从商治生过程中对自己、他人、社会三者的和谐文化关照。中原儒商有浓厚的商业道德情感意识，长期“以德经商”，注重身心健康和谐，以立德修身起家，强调自强奋进，勤俭宜家，群己立众，勇往直前，在其内心身处有强大的和谐劳动风范，他们为政、从商、处事皆有善心，更具善德，存心养性，积善成德，铸就了商业德性经济的儒商典范。仁爱善良是中原儒商文化的道德核心，以仁爱精神从商治生是中原儒商的传统，儒商白圭，称自己从事的商业活动为“仁术”，他认为作为儒性的文化商人应“本心仁厚”，应严守仁义天理来为人处事，经商做人，他特别强调“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治生之术”，不一味地与他人争利；同时，他还提出善于经商之人要像“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变法”那样勇于决断，用治国胸怀来经营商业，获取成功。比如当代儒商陈嘉庚先生、霍英东先生，就十分看重商人否有仁爱善良之心，皆以仁服众，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为大众百姓所赞扬。
中原儒商的道德和谐倾向于商人个体自我情感的价值满足和社会道德价值的现实抒发，这种和谐的商业情感之德，只有在实际的商业实践中才能发挥它的现实功用。情感和谐的商业之德要求商人内在要内化于心，外在要施惠于人，在商业的经济行为中，要极力促进商人经济思想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内在和谐统一，逐步形成中原儒商“尊德重行”的经商传统。从儒家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义”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价值标准，“义”能“正人”，能合理地教化民众，真正的做到“欲而不贪”。中原儒商就秉承这样的道德和谐思想，主张待人接物，和合谦让，以义生利，以人情道义和社会责任为重，这是中原儒商内在道德情感和谐与外在社会和谐的价值统一。
“陶朱公”范蠡为人、为政、为商皆以仁义厚道之心待人处事，入仕能协和安邦，出仕能经商致富，他富行仁义，仗义疏财，他对中原儒商和谐的德性文化与外在的商业经济进行了圆融，终于成就了千年的商业奇才。近代实业家张骞称自己是“言商仍向儒”，在他身上散发着儒家道德文化与商业经济意识相融合的“儒商伦理”精神，这对于培育中原新儒商和促进当前中原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予以倡导。从中原儒商“以德从商”的传统习惯来看，文化商人兼具经济和道德的双重属性，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仁义待人、谦和礼让、欲而不贪、勤奋自强，从而广交天下商友，这种和谐的道德情感意识也是当代中原新儒商的本质要求，作为中原经济区的现代新型企业更应该传承和发扬这种“富而仁、利而义”德性的商业精神，并重塑自己的企业精神，为中原经济的迅速崛起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
总之，中原儒商和谐文化的内在主体精髓主要体现在讲仁义、重德性、明商道、济世利众、以报国家等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四位一体的和谐特性。这些和谐文化的特质与核心是中原儒商在长期外在的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原儒商处理商品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精神的总和。这些宝贵的商业文化遗产是古代从商治生的中原商业人家历经千年商业实践而积淀的历史产物，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和强有力的精神动力支撑。
参考文献：
1.唐凯麟，张怀承.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篇6
关键词：意境说 宗教思想 儒家 道家 佛家
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内涵丰富、深刻且有着光彩夺目的民族特色，它的孕育发生发展以至最终完成都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它深深植根于儒、释、道对立互补共同作用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沐浴着中国特有的宗教思想的灵光，可谓中国宗教思想照耀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很浓、很泛，却也很随意。一般中国人没有严格的宗教信仰，也很少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对神灵的态度往往处于信与不信之间。无忧无虑时，哪路神仙都不怕，哪种神灵都不信;有灾有难时，见到庙宇就烧香，见到神灵(塑像、画像)就跪拜。大多数古代中国人尽管崇尚实用，但由于深受古老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观念影响，在潜意识中还有对神灵的畏惧、崇拜甚至迷信，所以思想中宗教意识也是很强的。另一方面，由于影响着中国人的儒、释、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彼此之间相对宽容，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个人可以既崇孔子为师，又求仙访道、吃斋敬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了文人们的人生信条。元代画家兼诗人的倪赞表达更为鲜明，他说:“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禅。”
这种现象正透视出中国宗教思想的一大特点:“泛神”、“准教”。
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宗教思想特点也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儒、道、佛相互融合，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氛围。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识的烙印。
而古代中国“泛神”、“准教”特点所带来的儒、释、道对立统一现象也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
关于意境的概念与内涵尽管至今尚无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论，但通过文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意境的内涵也已有许多共识。笔者在此将这种共识概括为:意境是艺术家创造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整体，这个艺术整体能通过欣赏者的直观把握和审美想象产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意境的内涵也可由此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虚实相生，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我国诗文自古就有写景抒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强调诗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发，《诗经》所用“比兴”则是通过言他物(写景)，来发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也是一种景与情的结合，尽管景只是作为抒发情的媒介物出现的。人们真正将自然物象的“景”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则得益于道佛自然观的影响。老庄主张回归自然，他们把“心斋”的空明、虚静当作对自然万物做自由观照的条件，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非理性的直观思维方式方可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如《庄子·齐物论》中所写:“昔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老庄还认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领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认为大自然的水流花开、鸟飞叶落，与其追求的那种淡远任运的心境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瞬间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对大自然也倍加青睐。道佛对自然的钟爱，引起了诗人对山水风景的关注，使田园风物自觉地走进诗歌，由诗中的背景升腾为主要审美对象。尽管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情景交融的诗作，但那只不过是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意识地将山水田园作为“主角”写进诗歌，则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家对道禅自然观的心领神会，使他们在对自然风景的抒写中确实做到了情与景合、意与象偕，清新、自然，形神毕现，形成迥异于西方艺术再现自然的表现性山水风格，同时，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统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文论家将情与景统一起来，从而较为快捷地解决了情景关系问题。
诗家虚实之说也来源于道家的虚无论与佛家的色空观。老子曾对“有”“无”关系作过说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认为“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庄子说:“虚室生白”，“唯道集虚”。可见，道家“以虚无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实”。作为一种哲学的宇宙观，道家将宇宙本体看作是虚实、有无的结合。佛教认为物质世界各种色相全是空幻不实的。修行者接触色相时应“不于境上生心”(《坛经》)，不迷恋、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观，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实则以“中道”这一有着辩证思维特点的观念又解除了这一危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空”否定一切的同时，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这种虚无观在魏晋之前已为文人重视，被当作玄学的核心。魏晋时，随着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观因其与道家虚无思想有着相通的精神，而强化了对文人们的影响。既然在道家与佛家眼里虚实并生、色空一体，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的文论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虚实统一的可能性。虚可涵盖少、情、隐、气、神、意、主观等，实则可含蕴多、貌、显、骨、形、象、客观等，既然通过直观思维的“悟”，可以发现虚就是实，那么，通过直观的艺术思维也会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隐显一体，气骨合一，意与象合，形、神、理的统一。这样虚实关系的解决，就带动了这一系列概念之间关系的解决，虚实关系也就成了各关系的统帅与核心。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篇7
论文摘要: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哲学研究的是人类面对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内容和方法正是在哲学史，也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与以往的哲学不断地进行对话，才能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贡献。哲学基本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对自己所面对的困境的智慧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对哲学史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要以今度古，从哲学史中找出当下危机的根源，或探寻可能的解决与出路。之所以要以讲哲学史的方式阐述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原因有二:意识要追溯当下问题的深层原因，再就是试图在传统智慧中找到今天问题的出路或启示。
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即把握时代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要有历史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探寻出当下时代问题的历史、哲学的根源;其次就是借鉴历史智慧来思考当下的时代问题。借鉴历史智慧并非将历史经验移植到当下，而是寻求解决当下时代问题的方法，即历史经验并不能完全能解决当下的时代问题，当下时代问题只能在历史方法的启发下，根据当下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二:理论创新
儒学自古以来就不乏创新精神。孔子虽然继承了周代文化，但它并未毫无选择地保留，而是对周文化进行了损益，最重要的是他将周代以来的仁的概念加以哲学改造，由政治术语变为最高思想价值原则。创新的意识在孟子处也很强。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善”。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橘”，“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披发左枉矣。”而孟子反其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乎?”孔、孟之言显然相抵，但创新之处不言自明。儒学从汉至唐，经学绵延，而到宋明，学风顿变，自觉创新，儒学诸派兴起，由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学术开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和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竞相开展，直至后来的心学和理学的并举。从儒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儒学不乏理论创新活动，只是后来由于外因的强烈介人而使得儒学的创新意识萎靡，理论创新陷入枯竭。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当有适当社会环境时，儒学的理论创新就会重新生长。当代各路新儒家的种种努力都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再现和发展。
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儒学实践理论的表现形式。儒学实践理论对时代问题的精神的把握，在面对时代问题的解决上往往表现出对创造性思维的需求。而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儒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历史文化上，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可以给儒学实践理论创新提供文化的渊源和方法的启示。可以这样说，儒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创新是以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为文化基础的，是儒学传统理论创新在当今的展现和发展。
儒学实践理论不只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以理论创新对时代问题的创造性思考。这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参与社会的积极意识的重要表现。
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儒学实践理论在本质上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所谓建构的理论哲学就是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超越时代、超阶级和超历史的特殊的普遍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反思、重构和演绎，即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进行重新的构建和演绎。这是具有可能性的。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这样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是合乎逻辑的，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范畴相互间的推演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所谓抽象和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也就是内涵比较简单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复杂的范畴，也就是内涵比较片面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全面的范畴，也就是部分和包含部分的整体范畴:“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对一个抽象概念进行规定，使其具体化，以使抽象的概念符合理论的需要。从理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在当代的中国，自民国初年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旧有的理论已经被打破，直至今天，中国在文化上尚没有完成文化的新建构，所以，在这种文化竞相争鸣的时代，提出自己的合理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所以架构理论哲学是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
综合来看，儒学实践理论的各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仁爱是主体儒者的核心思想内核，是儒者内在的价值标准，而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则是儒者关注现实、改造现实的思想对象，在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反思时代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理论创新则构成了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理论解答。
儒学实践理论的外延包含广泛，既包括古代先儒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又包括当今社会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学人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从孔子损益三代文化创立仁学理论到当代新儒家的对时代问题的种种探索，绵延至今达数千年之久，其理论革新发展更是层出不穷。具体而言，儒学实践理论具体形式包括先秦儒家、汉唐经学、宋明清理学、民国初年新儒学等。
对于先秦儒家的实践理论，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实践理论创新。孔子积极学习和吸收夏商周三代文化，因其时代，择善而从，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体系;孟子对儒学实践理论亦有发展，以性善学说来为孔子的仁进行理论证明，并针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仁政学说;荀子则在孔孟的实践理论基础土，提出了性恶学说—强调人后天向恶发展的可能性，为其礼法理论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他还根据战国时代人心纷乱的状况，一反孟子的崇王贱霸的方略，主张王霸并举，最终实践王道。
汉唐经学则是在汉代以后儒学实践理论的一种形式，经学与儒生所传儒学有密切关系，经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可以说，离开了儒学，离开了儒家经典，便无经学。而儒学在汉代以降，主要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离开了经学，便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儒学除以经学的形式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儒学的渗透和儒家思想的体现。
宋明清理学是两宋、明和清代主要的儒学实践理论，主要包括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两个主要理论形式。他们针对各自的时代特点，对儒学实践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宋代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程朱积极吸收佛道思想创造性地诊释儒学经典，以创新的儒学理论力辟佛老，成为儒学理论发展的里程碑。陆王心学的发展是对程朱理学理论的反动。明代程朱学说笼罩士人，其教条化导致儒学思想失去活力，王阳明以致良知学说，使得思想解放蓬勃发展，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又一次发展。这两种思潮后对清代的影响深远。
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儒家是在儒学遭受近代西学的冲击下进行的文化反思和创造活动，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及其后学，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他们积极继承传统儒学的精华，运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来重新认识和发展儒学，并结合时代问题积极进行儒学的创建，如牟宗三在突出儒学个性之后，在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的主题后，积极努力，希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出民主和科学。
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是由儒学内在的动力—儒学仁爱原则下的对时代问题的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的。儒学仁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不同时代具有观照作用，而这种观照必然要求对当下时代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使得社会的发展符合时代要求，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由此可见，儒学实践理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理论。
五、儒学实践理论的意义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篇8
儒家之道不仅体现为社会政治形态的“大同”与“小康”的区别，也可以体现为个体人格形态的“圣贤”与“君子”以及相关的“博爱”与“亲亲”的区别。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儒家的仁爱精神，来进一步探讨儒家诸子的人格理想及其相关的价值体系。
毫无疑问，“仁”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仁学也是儒家的思想核心。儒家学者在诠释“仁”的道德内涵和价值意义时，鲜明地表达出儒家推崇的价值体系的序列，同时亦体现出儒家理想人格、精神境界追求的多重性。
首先，儒家仁学是指人的血缘关系的亲爱情感。自从孔子提出“仁”的道德并系统地论述仁学以来，儒家一直将有血缘的亲人之间的爱作为其基本的涵义。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弟表达的正是父母与子女、兄与弟之间的亲爱，这一种爱是天然的情感，这恰恰是为“仁”之本。尽管孔子谈论仁很多，但是这里是从“务本”而言仁的。以后，孔门弟子均是从“务本”的角度，谈到仁的价值本源意义。如子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说：“亲亲，仁也。”他们均是将“亲亲”作为仁爱本身或者是最重要的仁爱。可见，“仁”虽然在后来理解为广泛的爱人，但是，血缘的亲亲之爱其本义，因为亲亲之爱是最强烈、最真实、最自然的爱，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爱。加之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又是以血缘家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仁爱的亲亲价值，使亲亲成为仁学的第一义的价值。
但是，儒家仁学还主张从人的亲亲之爱中提升出人人之爱。儒家并没有将仁爱局限在亲亲之间，而是主张推广这一种亲亲之爱，即由亲亲之爱拓展到邻里、国人、天下。所以，早期儒家在论述仁爱时，往往都超越了亲亲之爱，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爱。所以，《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在这里说的“爱人”，是指人人之间的广泛之爱，即是孔子曾经说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一个“泛爱众”，就是从亲亲之爱拓展而来。孟子也讲到人的亲亲之爱提升到人人之爱：“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畚铩！君子应该由“亲亲”而拓展到“仁民”，即对民众有广泛的仁爱之心。
由此可见，儒家仁学又是一种不依赖于亲亲之爱、同时也没有差别等级的博爱精神。亲亲之爱以及亲亲之爱中提升出来人人之爱，均是一种有等差的爱，儒家承认这一种等差之爱是合理的，是士君子之所当为。但是，儒家还提出一种仁爱是可能超越亲亲之爱的“博爱”（与儒家有学源关系的墨家将其发展为“兼爱”），达到这一种博爱境界和人格的是所谓“圣人”。《论语》载：
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犹病诸！”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篇9
人本管理儒家思想
人本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型管理方式。所谓人本管理，是指企业在管理活动中将人视为管理的核心，围绕着调动企业人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开展管理活动，不断开发人的潜能，努力做到尊重人、关怀人、发展人、服务人，实现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目标的管理方式。
以儒家为代表传统文化，重人道、轻天道的思想对社会发展影响很深。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须要继承和发展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几乎所有企业都信奉的“顾客是上帝”“消费者利益第一”等口号已深入人心，无论是以消费者为本，还是以雇员为本，都充分说明企业经营者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必定涵盖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和价值核心。
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人本思想，《孝经？圣治》中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天地之间人是最宝贵的，意在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百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种“人本”“民本”思想，已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特征。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具有极为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这种思想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以人为中心”的观点相一致。
1侧重教化、以情为重的管理行为
在当今，几乎所有的企业管理者都认可一个共识，即市场竞争便是人才竞争。在社会资源公平、公开配置的前提下，参与市场竞争的只有软实力的博弈，其中大部分是人的智力参与。因此，重视人才的培养和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不仅要继承发扬，还要继续强化。松下幸之助曾说：“细心体贴看起来似乎是不足以挂齿的未节，其实是非常紧要的关键，往往以影响大局。”《孙子兵法・地形》中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可见古代将帅成功治军都离不开以情为重、仁爱士卒的共同准则，只有将帅重情爱兵，士卒们才可能听从将帅领导，勇于赴汤蹈火、同生共死。《孙子兵法・计篇》中还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观点，将“仁”看做带兵领将所必备的素养。中国古代广施仁爱、关心人、尊重人的“文治”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同样具有时代的新内涵，中外许多企业管理者都将以情为重的教化功能引入企业管理中，关心员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尊重员工的个体价值，深刻表现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颇具人性化的一面。
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思想，也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和道德责任基础之上。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需要管理者经常对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重视道德教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说：“善教得民心”。以“仁爱”之心教化人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体现了人本精神的深刻内涵，施行人性化的管理，对加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人本管理的意义就在于不仅激发了被管理者对真善美的追求，使其珍爱自己、热爱企业，形成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最终实现自身价值与企业发展的紧密结合，达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最高统一。
2持仁立身、与人为善的管理手段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孔子把“仁”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成为儒家思想里的重要概念。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观点，认为做人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君子之为“仁”，应该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俗话说“人活脸，树活皮”“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都充分说明中国人对人性的理解、尊重和关怀。因此，在企业经济发展中，其管理者要深谙传统文化中持仁行善的管理手段，不能单方面的只追求经济利益，更应将视野投放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积极主动去担负部分社会责任。在企业内部管理上，管理者更应该持仁立身、与人为善，真正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人翁精神。以“仁爱”之心，多关注员工的情感和自尊，尊重他们的工作价值，激发他们的工作激情，使之真正成为具有高度责任心和自觉性的人。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篇10
一、高中历史思想史的内涵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何谓思想史？汤一介曾就思想史所涵盖的范围指出：“思想史可以包括人类意识形态各个部门的思想，如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伦理思想史、逻辑思想史、艺术思想史、宗教思想史、军事思想史等。”[1]也就是说思想史是指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各种社会思潮的综合反映和历史演进。按照这一标准，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必修课程“中外历史纲要”的24个专题中，思想史内容较为集中的专题主要涉及“春秋时期的政治、社会及思想变动”、“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与巩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与新民主主义兴起”、“改革开放新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西欧的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传播”等部分。此外，在选择性必修课程“文化交流与传播”、“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以及选修课程“史学入门”中，思想史都占有相当大的权重。当然，在实际教学中涉及到思想史的并不只限于课标和教材中的内容。实际上思想史本身具有博联纵横的特点，广泛地渗透和贯穿于高中历史的各个部分，与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等五大核心素养的综合培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唯物史观是思想史学习的基本出发点。对思想内容的梳理需要追溯其因何而生，历史的大潮不断向前推进，一类思想如果被历史选择得以延续，那什么是使其延续的核心内容，每一阶段有何新发展，哪些内容得到重视和强化，哪些内容被轻视或摒弃，特别是其每一阶段演变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这些均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和依据，按照人类社会的基本发展规律进行分析，才能得出较为科学完整的演进脉络。其次，从时间跨度上看，高中思想史涵盖了自古代到现代2000多年中东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思潮，需要高度的时序感和时空概括能力才能理解认知。以中国古代思想史为例，其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明理学以及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就是围绕一条主线——儒家思想的形成及发展演变展开。在中学历史课程的知识框架内，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几乎涵盖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主导思想。只有从准确的时空观念出发，把握其产生和发展的具体时空背景，才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梳理出儒家思想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如下图）。
再次，史料实证对于思想史教学来说是必由之路，反过来说思想史也为史料教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培养史证意识的天然平台。譬如理解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如何确立正统地位，就必须从当时社会流行的谶纬迷信出发，再到“天人感应”、“替天行道”等核心理论，最后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设计，选择援引具体史料说明其内容和来源，才能使学生理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怎样的改造，以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获得统治者的认可。可见，对于思想史学习来说，以史料阐明思想、证明思想，是准确把握思想史内涵的基本依托和必要手段。
同时，思想史教学还有利于提升对史事的历史解释能力。历史解释的本质是将“对史事的记忆上升到历史认识的高度”。[2](p60）如前所述，在新的高中历史教学体系中，并未单独设立思想史模块，思想史的内容经常与具体史事“纠缠”在一起。如果学生能够从具体的历史事物或历史现象中析出思想内容，并加以系统阐释，就能深化因果解释，提升历史评判能力。如“中体西用”思想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减少社会阻力，推动洋务运动开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一思想后来也成为洋务运动的瓶颈，直接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如果在进行洋务运动的教学时，能够从思想史的角度将“中体西用”之“体”，即儒家思想，在面临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利弊，做麻雀解剖，就能使学生对洋务运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危机，以及必然失败的命运达到较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最后，思想史有利于家国情怀的生成，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仍以中国古代思想史为例，儒家思想本身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所蕴含的和谐社会、社会担当等思想，本身便蕴含着构建文化自信，塑造国家认同和归属感的无限素材。此外，与儒家思想相关的内容也不止局限于中国古代史部分。从纵向来看，近代以来有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革旧布新以及其后新儒学的出现等。这些都对应了“新课标”中提出的以革新进取精神体现中华民族禀赋的内在要求。从横向上看，儒家思想也与世界思想史具有密切的联系和比较价值。通过“轴心时代”的思想比较，以及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借鉴态度等史实，可助力于学生树立国际视野，构建人类共同体意识。
总之，思想史内容对历史思维能力与价值取向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可以成为高中历史课程中塑造学生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全方位培养和提升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教育平台。
二、影响高中历史思想史教学的几个因素
如前所述，思想史教学理应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培养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平台，但当前的教学现状却处于差强人意的状态，主要呈现如下几个表征：
(一)思想史教学的主体性被忽视
当前思想史教学的首要问题是主体地位的模糊。无论在上一轮课改“一标多本”的教材还是新发行的统编版教材中，思想史的内容都未能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观齐立。这固然由于中学历史教学体系的课程目标、内容容量、难度设置等多种因素使然。但与其他历史板块杂糅一处的结果，客观上使大部分思想史的内容难以凸显和引起重视。在目前的历史教学中，教师一般不会在应试“价值有限”的内容上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因此许多教师在相关内容的设计上都没有独立、完整地对待思想史的内容，而是通常习惯将其视作高中历史可有可无的“阑尾”。不少历史教师在处理思想史教学时，都习惯性地喜欢使用穿靴戴帽式的一句话：“一定时期的思想是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这句话在对文化现象的解读上虽然适用，但如果从思想史的主体角度来看，就有把思想只看成是经济、政治、文化现象的衍生物、附属品之嫌，而忽视了思想史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价值和地位，继而导致学生对思想史内容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精神上的敬畏。
（二）思想史的教育功能未能得到发掘和发挥
特定时代的思潮往往是其时代的思想精华，具有精神引领和价值观塑造作用，在历史教育教学中无疑应当受到重视，并被着力发掘和发挥。但在当前的历史教学实践中，一方面部分教师受旧的观念意识影响，只追求基本知识点的落实，将人文内涵极其丰富的思想史内容统统简单地转化为几个死的知识点和习题呈现给学生，这样的教学处理，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学生对丰富的思想史内容、复杂的历史人物思想的理解流于表面。譬如有些教师讲先秦思想时，仅仅停留于知道诸子百家，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自认为这就已经达到了教学目标。而如此一来，很容易使学生产生“诸子百家其实就那几个流派”、“诸子的思想也不过如此”的想法，使学生无以体悟中国古代史上这一思想爆发期的深刻内涵和文化价值，自然也就无法发挥这一段历史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作用。另一方面，一些教师在教学中不论讲到何种思想，评价都是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有意义，而没有引导学生真正在价值观层面上进行深入思考。内涵丰富的思想史不是橱窗里的光荣榜，其意义在于认识历史上人们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得与失，发现和感悟古人思想的智慧。“新课标改变的不仅是课程形态，更是对历史课程功能的进一步探索。”[3]如果教师对思想史教学中的价值观培养只是进行公式化的简单处理，学生必然无法领悟到思想史内容的深邃和韵味，也就无法发挥思想史促进学生生命成长和人格塑造的教育功能。那些在人类历史上本是五彩斑斓、熠熠生辉的思想成果到了我们学生眼中竟只剩下“挺好”、“挺有意义”这样粗略的标签，岂非戏谑？！
(三)教师知识储备不足使思想史失去了思想性
由于思想史具有内涵丰富，并与文学、政治、艺术等其他领域相互紧密关联的特点，使以往思想史在教学内容组织上的界限就很难把握。而在“新课标”中，思想史的存在进一步下移。例如在课程题目中，“思想”不再与“文化”并列，而是被置于“文化”、“社会治理”等大概念之下，这无形中使教师驾驭思想史的难度又加大了一块。不少历史教师出现过把“三民主义”讲成“辛亥革命”，把“文艺复兴”讲成艺术欣赏的情况，似乎这种联系性强的课目不做“嫁接”就不知道怎么呈现。这种问题的出现，固然与前述未将思想史在作为独立知识模块来定位有关，但归根究底还是教师本身学科专业素养不足所致。教师自身若对教学内容似懂非懂、理解不透，便很难挖掘思想史的深刻内涵，在教学中也就无法充分展开甚至“离题跑偏”，使学生看不出特定思想的精华到底体现在何处，因而使思想史失去了思想性。
（四）灌输式教学僭越了思维过程
由思想的特质决定，思想史的教学过程本该充满着思想火花的碰撞。然而我们的实际却是，为了追求学生对知识点的统一理解与记忆，教师往往不得不以现成的结论统领课堂。这实际上是以直接灌输对思维过程的肆意僭越，将严重甚至扼杀学生的独立意识和个性思维，久而久之，学生将不愿在课堂上公开自己的想法，认为顺从教师给予的观点、尊教师为认知权威是最省事、最安全的办法，不再积极思考、独自发表意见，从而造成思想史课堂上没有“思想”的尴尬。而没有思维的碰撞和精神的交流，学生也就没有机会以自己的思想感受融入历史、理解历史。长此以往，学生会发现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在与教师的交流中“动辄受咎”，“处处遇警”，无论你有怎样的疑问、产生怎样的感悟，也无人在意。这样不仅会降低学生的对话意愿与学习的积极性，更会造成惰性和依赖性，无从提升思维能力与认知水平，直接造成教师的“失聪”和学生的“失语”[4]，最后只会导致课堂的“失神”。
当前思想史教学存在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我们长期以来进行知识性教学的惯性思维使然。反过来说，思想史也可以成为高中历史教学向能力性教学转变的突破口。因此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提高对思想史的性质和教学规律的认识，以便适应本轮新课改的育人要求。
三、提升高中历史思想史教学质量的策略
（一）立足教师自身，提升学科底蕴
提升学科底蕴是思想史教学和高中历史教学现状对教师提出的双重要求。因此，教师须立足自身，努力加强历史专业的积累，对课程中涉及的史学暨思想史内容自己先进行深度学习和研究。有了充分的积淀、储备，才能充分理解课程内容的思想内涵，设计和实施课程时才有权衡轻重深浅的能力和空间。譬如无论在原人教版还是最新的统编版教材中，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均同属一课，但学习起来却总有一种分离感，难以架起两者之间的联系。教师要想建立起这个“联系”，必须通过阅读相关史学着作，掌握文艺复兴中的“自由”、“平等”等人文主义主张，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想体现的关联和异同。即马丁•路德将文艺复兴兴起的“自由”思想延伸到宗教领域，主张人人都有阅读并解释《圣经》的权利，并肯定了世俗生活的重要性，反对禁欲苦行，主张人们追求现世的享乐，可以过任何世俗的生活，藉以使信徒摆脱天主教会的控制，享有世俗行为的自由与精神的自由；同样马丁•路德又应用了“平等”思想，指出人们的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上帝的召唤和旨意。只有教师首先通过学习掌握这些“教材背后的知识”，才有可能凭借自己的专业所得，引导学生透彻地认识马丁•路德思想主张中的人文主义意义。由此可见，教师通过加强自身的专业积累，深入思想史的“腹地”，挖掘思想史的深刻内涵，是上好一堂思想史课程的第一步。
（二）合理重构教材，将知识系统化
由于篇幅限制等原因，当前教材在表述上往往比较精炼，思想史本身又复杂抽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教师单纯地照本宣科，学生必然难以理解。其实教材对各部分内容的处理还是遵循着一定的历史发展线索的，所以“学生有没有学到什么，涉及的就是历史学习内容优化整合的问题。对教科书内容的整合，是教师课程意识的体现。”[5](p239）教师与教材的对话重点在于教师要吃透教材，挖出背后隐藏的逻辑线索，将教材内容用自己的线索清晰地串联起来，经过合理重构使原本显得混乱、没有关联、难理解的内容变得容易接受。
比如“宋明理学”内容，理论性很强，许多专用名词又都比较晦涩，学生很难掌握其产生的思想脉络和历史意义。如果教师仅仅按照教材内容对程朱理学的观点作简单罗列，课堂效果必然不佳。如果教师引导学生对此前学习过的相关知识进行一定的梳理，在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追溯形成程朱理学的思想原形，即以“世界观——天理是万物的本原；认识论——格物致知；方法论——存天理,灭人欲”的逻辑演进顺序进行系统化梳理，并呈现给学生，就会使程朱理学的观点与学生的既有知识形成交汇点，有助于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程朱理学将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对于理学“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的主张，也就能够做出合乎逻辑的历史解释了。
（三）应用史料教学，拓展认知广度
史料于思想史教学尤为重要和必要。思想史是高度抽象概括的史学方向，要让学生对思想的历史演进获得透彻的理解，必须引入适当的材料去呈现思想的具体内容和流变的具体过程。尤其是“同一主张、同一概念的内涵和功能因时而异，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6]这虽然是思想史的一个难点，但从学科教育的角度来说，又为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能力素养提供了契机。所以，历史教师可以通过向学生呈现多层面、多角度的史料，打破其既有的思维定势，促进学生史证意识、探究精神乃至批判性思维的养成。
仍以“宋明理学”一课为例，为避免学生陷入以往教学中经常出现的，对程朱理学只做“封建余毒”、“束缚人性”等简单价值判断的问题，笔者曾在教学设计中，补充了以下两则材料，并提出了两个问题：材料一中朱熹认为“人欲”是什么？材料二中对妇女贞洁问题有何态度？
材料一：“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辛丑延和奏札二》，《文集》卷十三
“众人物欲昏蔽，便是恶底心。”——《朱子语类》卷七十一
“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天理矣。”——《朱子语类》卷十三
材料二：“遣嫁孤女，必尽起力。”——（宋）程颢、程颐着，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12《伊川先生文八•朱公太中家传》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可以看出，材料一中朱熹认为的“人欲”指的是“心之疾疢”、“恶底心”，即不正当的、邪恶的想法，需要“灭”的是会使人为其所昏，过度膨胀的欲望，而非一切的欲望都是要灭的“人欲”；材料二结合教师对“孤女”的解释，即程颐孀居的甥女，可以看出，程颐是支持其甥女再嫁的，且其侄媳也曾再嫁，都得到了他的支持甚至赞扬。故而引导学生思考：二程和朱熹本人是否会真的赞同后世以程朱理学作为束缚人性的工具？是否会支持守活寡、立贞洁牌坊等行为？在学生的思考中，笔者又出示了一则当代历史研究成果作为补充材料：
“至于朱学本身……但却也因为政治对它进行了规范化了的符号运用，从而失去了思想上的活力。不仅使朱学失去了活力，而且对儒家精神作其他理解的学派，也因此受制于政治符号化了的朱学，而失去了自由思考与表达的权利。一句话，儒学的思想活力被儒学的政治文化所吞没。”——何俊《南宋儒学建构》
通过上述材料，学生可以体会到程朱理学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不同作用，继而理解思想史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即思想的历史始终融汇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它不会只有一个面目，而是会在发展过程中因为统治者的需要或其他诸多原因加以演绎。由此“把握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将思想者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考察其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力戒就思想论思想之弊。”[7]此外，通过对不同类型、层次和视角的史料进行研读和对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据”而非“用”史料教学[8]，使学生体悟到不论看待思想史或是整个历史，都不可把眼光限定于某一个时期或某一则材料，敢于质疑，多方求证，才能越来越接近历史本来的面目。
（四）营建生本课堂，激发学生主动思维
思想史重在经过思维的过程，理解体会人类历史上各种思潮的涌动和流变。因此，如果不能提高学生的主动思维意识和思维水平，就无法充分发挥思想史在培养核心素养方面的平台作用。然而在历史教学的常态课堂上，传统的教师中心模式仍是主流。由于缺少基本的交互，往往使课堂气氛沉闷、缺少思维活力。而这一问题在思想史教学中尤为突出，因为学习者理解思想的过程必定不是消极接受教材或教师表述的过程，而是自身体会与思想的产生与运用的过程。因此，要提高思想史的教学效果，就必须转变教学模式，增强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