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规范篇1
第一条为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切实加强文物保护力度和合理利用的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和中共**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省文化保护工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是指工程方案经国家文物局或省文物局批准实施，并经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利用情况良好、管理规范，通过正式评估的、对相关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具有示范指导意义的文物保护单位重点保护项目。
第三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省级以上（含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申报成为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的预选项目和正式项目的实施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省文物局负责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工作。各相关市、县（市、区）文物主管部门负责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的具体实施和管理。
第二章预选项目申报与实施管理
第五条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一般需通过预选项目的申报、遴选和实施，经验收、评估最终确认为正式项目。
未进入预选项目的已实施的其它文物保护项目，若符合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应具备的条件，亦可直接申报“**省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
第六条预选项目的选择，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确需保护修缮的省级以上（含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项目具有代表性和一定规模；
（三）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预计能产生较好的社会或经济效益；
（四）文物所在地政府有实施保护项目的积极性，并落实相应的管理实施机构和资金。
第七条预选项目的申报由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市、县（市、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每年5月底之前提出，填写《**省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预选项目申请表》。省文物局组织专家进行审议、遴选，并于当年7月初评审认定，即作为“**省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预选项目。
第八条被确定为预选项目的保护工程，依据《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的规定制订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方案，按规定程序报批。预选项目（工程）施工实行招投标及施工监理，依据经批复的设计方案及施工技术设计进行施工。项目实施单位要制订、落实各项措施，严格管理。省文物局将视工程具体情况，组织或委托专家对工程施工进行必要的指导和检查。
第九条预选项目施工结束后由项目审批机关组织竣工验收。验收不合格的将取消预选项目资格，作出相应处罚，问题严重者依据国家有关法规处理。
第十条预选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应尽快实施合理利用方案，在一年内产生初步的社会或经济效益。
第三章正式项目的条件及评选
第十条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申报、审批、施工、验收等应符合国家、省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严格遵守文物保护原则，全面地保存、延续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按照国际、国内公认的准则，文物本体及其历史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
（三）在充分保护的前提下，能做到合理、适度地利用，并取得较好的社会或经济效益；
（四）项目管理组织机构健全，工作规范、有效，相关资料完备。
第十一条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在预选项目或直接申报的项目竣工验收后的一年内对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修缮质量和利用情况进行考察评估，入选者予以公示。通过评估的项目正式授予“**省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称号。
第十二条为科学实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省文物局组织成立由相关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专家组主要职责：
（一）参与预选项目的遴选；
（二）专项经费补助讨论；
（三）预选项目修缮设计方案和合理利用方案的审查；
（四）预选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技术指导；
（五）预选项目验收和正式项目的评估确认。
第十三条省文物局将在全省范围内宣传、介绍各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推动全省文物保护工程质量和利用水平的全面提升。
第四章经费管理
第十四条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项资金用于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的补助范围包括：
1、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的预选项目实施；
2、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专项奖励；
3、相关科研课题及工程报告出版。
宁波市及所辖市、县、区行政区域内的预选项目所需经费，根据国家计划单列市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的预选项目补助经费分阶段拨付，其中预选项目名单确定后拨付30％，预选项目设计方案批复同意后拨付50%，工程竣工通过验收后拨付20％。
文物保护规范篇2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遗迹的保护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遗迹包括*宫署遗址、南越王墓、*木构水闸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条*遗迹的保护范围以省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的范围为准。
*遗迹的建设控制地带以省人民政府批准、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划定并公布的范围为准。
*遗迹建设控制地带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等控制要求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确定。
第四条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对*遗迹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立保护标志和说明牌等保护设施。
第五条*遗迹的保护应当遵循不改变原状，确保其真实性、完整性的原则。
第六条市人民政府负责*遗迹的保护王作。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是*遗迹保护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规定。
公安、国土房管、建设、规划、市政园林、工商、人民防空等有关部门和*遗迹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遗迹的保护工作。
第七条*遗迹保护管理机构具体负责*遗迹的日常管理、保护和研究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遗迹的考古勘探、发掘以及进行科学研究；
(二)保护遗迹本体和出土文物的安全，对其进行科学监测，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供年度监测评估报告；
(三)对出土的文物在确保其安全的情况下，以展览和陈列的形式向社会展示；
(四)指导和监督*遗迹的使用单位做好日常的保护工作。
第八条*遗迹保护所需经费列入市本级财政预算。
市人民政府鼓励通过社会捐赠等多种形式筹集资金，专项用于*遗迹的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第九条*遗迹的保护应当编制专项规划。专项保护规划由市城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十条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监督*遗迹保护管理机构依法对*遗迹本体及出土文物状况进行监测，审核其提出的年度监测评估报告，并报告市人民政府。
第十一条在*遗迹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遗迹保护无关的建设工程和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因特殊情况需要在*遗迹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由建设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二条在*遗迹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的，由建设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三条新建城市公用管线不得穿越*遗迹保护范围。
因保护*遗迹需要在*遗迹保护范围内安装城市公用管线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批。
对于已有的穿越*遗迹保护范围的城市公用管线，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迁出或者拆除。
本条所称城市公用管线包括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电力、电信、热力等地下管线。
第十四条在*遗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建设污染环境等影响或者危害*遗迹文物安全的设施；禁止经营、仓储、处置具有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等可能危及*遗迹文物安全的物品。
对现有的影响或者危害*遗迹文物安全的设施应当逐步迁出或者拆除。
第十五条*遗迹的修缮、保养，应当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遗迹的修缮，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报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修缮工程竣工后，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文化部《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报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
第十六条承担*遗迹保护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具有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文物保护工程资质。
第十七条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遗迹的科学研究，对出土的文物应当实施科学保护，并依法向公众展示。
第十八条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文化、旅游等部门应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提高社会对*遗迹的保护意识。
第十九条*遗迹保护管理机构应当采取措施，管理好*遗迹保护现场的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
凡进入*遗迹从事考察、参观、施工等活动的，应当爱护各项设施，遵守遗迹保护现场的有关管理制度，确保文物安全，维护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
第二十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未经批准，擅自在*遗迹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或者擅自在*遗迹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的，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建设单位未经批准，擅自在*遗迹保护范围内安装公用管线的，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文物损坏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在*遗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经营、仓储、处置具有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等可能危及*遗迹文物安全的物品的，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文物损坏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文物保护规范篇3
甘肃炳灵寺石窟保护条例
2017年6月8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的保护管理，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炳灵寺石窟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炳灵寺石窟的保护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应当遵循有效保护、科学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维护炳灵寺石窟及其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
第四条省文物行政部门主管炳灵寺石窟文物保护工作。
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具体负责炳灵寺石窟日常保护管理工作。
第五条炳灵寺石窟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炳灵寺石窟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炳灵寺石窟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炳灵寺石窟的保护工作。
第六条炳灵寺石窟保护范围分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保护范围之外，根据文物保护实际需要可以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由省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应当设置保护标志和界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和损毁。
第七条炳灵寺石窟保护的对象：
(一)构成炳灵寺石窟整体的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
(二)石窟建筑、窟前木构建筑、寺院建筑以及古塔、碑刻等遗址遗存;
(三)窟龛内壁画、塑像、题记以及构成窟龛整体的其他部分;
(四)文物藏品和其他重要资料;
(五)地下、水下文物;
(六)其他依法应当保护的对象。
第八条炳灵寺石窟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炳灵寺石窟保护范围内预防地震、暴雨、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应急预案。
炳灵寺石窟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应急预案的实施工作。
第九条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文物安全、自然灾害、人员流量、环境、水体、生物危害等监测预警体系，加强文物本体监测，发现异常情况或者危险因素，应当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第十条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配备防盗、防火、防雷、防水毁、防生物危害等设施，确保文物安全。
第十一条炳灵寺石窟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出租，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改变炳灵寺石窟用途的，应当由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二条炳灵寺石窟重点保护区内禁止下列活动：
(一)开山爆破、钻探、挖掘、采沙、采石、取土以及其他可能改变地形地貌的活动;
(二)擅自占用或者破坏河流水系和道路;
(三)放牧、砍伐树木、破坏植被;
(四)携带、运输、遗弃或者存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
(五)露营，攀岩，野炊，焚烧树叶、荒草、垃圾;
(六)在文物、建筑物、构筑物、保护设施及旅游基础设施上张贴、涂写、刻划、攀登、翻越;
(七)其他损害或者破坏历史风貌、自然环境和文物的活动。
第十三条在炳灵寺石窟重点保护区内，不得进行任何建设工程;在炳灵寺石窟一般保护区内，不得建设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工程。因特殊情况需要在炳灵寺石窟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第十四条在炳灵寺石窟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其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事先报省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现文物的，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会同建设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遇有重大发现的，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及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处理。
第十五条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炳灵寺石窟及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安全及环境的活动，对已经造成污染的要限期治理。
第十六条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应当根据保护管理需要，划定禁止拍摄区并设立标志。
复制、拓印炳灵寺石窟文物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报批。
第十七条在炳灵寺石窟重点保护区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的管理，并在指定区域内经营。
第十八条炳灵寺石窟重点保护区内不得新设宗教活动场所，已有宗教活动场所不得扩大范围，开展宗教活动应当符合文物保护的相关规定。
第十九条炳灵寺石窟的利用应当做到公益优先、可持续性和合理适度。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应当科学核定游客承载量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同有关科研单位和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开展科学研究。
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对炳灵寺石窟文物和科学保护技术的研究成果，以及由其提供资料制作的出版物、音像制品等，依法享有知识产权。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由省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省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三、四、五、六项规定的，由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五十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在炳灵寺石窟保护范围内新建与文物保护无关的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的，由省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由有关部门依法拆除。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当地宗教部门会同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第二十五条炳灵寺石窟所在地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省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文物保护规范篇4
【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正文】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比较而言，国外立法中关于保护区划定、保护机构设置、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等方面都有国内立法可借鉴之处。
二、关于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的国内外立法比较
通过划定大遗址区实施遗址保护，很多国家都逐步走上了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保护发展同步的道路。
（一）通过划定遗址区域的方式保护遗址本体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第二条规定：“为保证对埋藏有考古物的堆积层和遗址的保护，每一缔约国承允采取可能的措施：1.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保护不应只限于自然景观与遗址，而应扩展到那些全部或部分由人工形成的景观与遗址。因此，应制定特别规定确保对那些通常受威胁最大、特别是因建筑施工和土地买卖而受到威胁的某些城市中的景观和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第二条规定：……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马耳他《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
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规定，凡属国家所有及本法实施前作出的决定、命令，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视为文物古迹区域的土地，根据本法均属文物古迹区。该地区内的任何一块土地，如经文物局核实，其内没有文物古迹或被划在经批准的文物古迹整修线区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可划为非文物古迹区或非文物公益区。
可见，上述立法均认为，可以通过划定遗址保护区域的方式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同时在该区域内围绕遗址本体保护开展一系列开发或发展措施，将其作为遗址保护发展的组成部分。2005年10月《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更是肯定性的提到，“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确定遗址保护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条件。
（二）保护发展机构的设置
在保护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国外立法主要有三类形式，即国家机关、国家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及ngo（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机关作为遗址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情况比较常见；其次就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这种机构可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部门，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单独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保护机构在国外实践中尚不存在，目前只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宪章》中提及，政府可在某些情况下，将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委托给当地人民或非政府组织。
首先，以国家机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立法例包括但不限于：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明确，文部大臣有权决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遗址等考古遗产直接归属于文化厅长官直接管理。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埃及文物局系负责管理各博物馆、文物仓库、古遗址和历史文物地区（包括偶然发现的文物考古区）的一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事务的专门机构。1975年颁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希腊的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工程部负责大型工程、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立法例有（包括但不限于）：
智利1970年1月27日第17288号法律规定，国家纪念物是指地产、废墟、建筑物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特征的物品……。国家应妥善保管这些物品。这些纪念物的保护和保养应根据本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进行。
西班牙历史遗产法规定，历史遗产委员会应促进有关西班牙历史遗产的具体计划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国家历史遗产委员会由省长任命的各自治区的代表组成，国家有关行政当局的首长亦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实际上，由单一的政府部门对遗址文物进行管理，可以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但对于需要由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却比较难以协调。采用专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内部可能由多个部门派人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但相互扯皮的现象却不可避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天生缺陷，权威性不够，因而不宜作为持久性的保护机构。另外，就保护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功能而言，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但均未将其作为保护机构的核心职能。目前我国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相协调问题
1、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
所谓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保护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围，划定的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一般保护区。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世界范围内通过政府规划手段划定一定区域实施建设控制，保护发展遗址等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保护相适应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第二条明确规定，采用遗址整体保护政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考古保护区，在考古区内，各国政府应当保证区域内的环境风貌与遗址本体相适应，而不得毁坏、损坏和改变。
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在遗址和文物古迹区内颁发进行建筑的许可证，禁止在该区域取土、沙等行为。对与该地区比邻的非居住区内3公里或由文物局划定的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前款适用，以保护这些文物地区的环境。
1992年马耳他开发规划法也规定，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该地区属于最优先保护区域。除此之外的区域内从事建设应取得当局的许可。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可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一般是基于保护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需要，但从各国立法来看：第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般都列入政府规划中，满足规划权限要求；第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具体应根据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第三，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不意味着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任何建设，而是应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许可且该建设不破坏遗址周边环境风貌。这一点，我国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只不过该规定并未涉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保护发展的问题。
2、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
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对遗址本体及除本体之外的遗址区内其他区域的利用乃至发展问题。但这种保护与发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和矛盾。遗址本体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畴，虽然各国文物保护立法一般都对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但随着保护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何更好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遗址文物，各国立法均做了一定程度探索。目前，不外乎就是通过展览展示、收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考古研究等活动，进行有限的利用。例如，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发挥文物的作用；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规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方式对遗址采取保护措施，这为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至于遗址区内除遗址本体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澳大利亚《icomos文化遗产宪章（巴拉宪章）》规定，在澳大利亚亚瑟港遗址保护过程中就明确亚瑟港的保护和开发项目是一个区域性开发项目，内容包括对塔斯曼半岛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除对亚瑟港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之外，该保护和开发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重要工程，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建设。在进行遗址展示的过程中，还要在历史、地理及其他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认识遗址。在其他国家立法乃至国际公约中，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作出原则性规定的较为普遍。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单位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施工等活动的法律规范，但对于如何发展遗址区内其他区域，我国文物保护法并未提及。
可见，对于在遗址区内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对区域本身进行发展这一问题，各国很少采用消极保护文物的态度而忽视区域发展，基本的共识是在以保护为核心的理念下，适当进行利用乃至发展，以促进遗址文物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但各国对于应当在多大的范围或程度上发展遗址区，发展的程序和实际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四）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
从目前来看，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是国外立法的必备内容，如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经文物局同意，有关方面可获得许可，在居住区内的与古迹区毗邻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保证建筑物的高度，照顾该区域的基本特色和特征。《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规定，当需要修建新建筑物或对现有建筑物改建时，应该尊重现有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规模和地段大小方面。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在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时，也应考虑到因某些工作和现代生活的某些活动而引起的噪音所造成的危害。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这些规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环境风貌一致性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而不包括整个的周边环境风貌。
另外，对于遗址等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从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一般通过政府拨款、鼓励捐赠、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及接受国际援助等方式获得。当然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文物保护法》就规定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文物保护单位事业性收入和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等方式来筹集保护经费。2005年国家财政部、文物局共同颁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则更为具体的规定了政府财政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但该规定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引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及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
三、对我国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的启示
针对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实践，通过对比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就大明宫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和学习。
（一）更新保护观念，实施整体保护发展战略，即对遗址本体保护与对遗址本体以外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划定一定的遗址保护区域或者设立一定的遗址保护特区，在该区域内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遗址文物资源及保护并发展遗址周边区域的方式，使遗址和遗址周边环境乃至历史区域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旧城改造中，达到协调一致，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从而更好的保护遗址资源。
（二）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在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可以建立遗址公园，也可以设立单独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遗址保护特区，组成相应的保护、管理机构，赋予该机构单独的管理职权，执行相应职能。与此同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规划手段确定大明宫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实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具体措施范围及程度；正确处理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即管理机构的职能方面要将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保护为核心，将发展作为保护遗址文物的积极手段，采用合理的利用、开发等措施达到发展中更好保护的目的。
2、正确处理遗址保护发展与旧城改造、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关系，遗址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是为更好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发展工程而言，遗址区被拆迁人的福祉是遗址保护工程是否完满的重要衡量标准。
3、正确处理遗址本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相协调的关系，即就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贯彻相关国际公约原址性、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周边区域的发展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新发展区域应当在绿化、色彩及建筑物风格、高度、距离等方面与遗址本体的风貌相协调，减少强烈反差的建筑或环境风格对遗址区内整体风貌的破坏。
文物保护规范篇5
论文摘要：介绍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指导原则以及层次，从地下文物、历史文化村落、旧城整体格局、历史街区等方面论述了近期内太原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对城市的发展建设以及历史文脉的延续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各城市已组织编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为了配合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编制，保持城市总体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的衔接和协调，强化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发展建设的控制和引导作用，特开展2006年一2010年近期建设规划的制定工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近期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延续的重要手段，现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太原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研究。
1历史沿革与价值评价
1.1历史沿革
据考古发掘证明，在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先民已在太原一带繁衍生息。太原城建于公元前497年的春秋时代，称晋阳城。后相继为赵国都城、秦汉重镇、北齐别都、盛唐北京，以及后唐、后汉、北汉的宫网之地，素有“龙城”之称，太原有史可考的历史已有2500年。
1.2价值评价
1)古文化遗址—黄河文明的摇篮。与此相关的文物古迹有义井、许坦、光社等新石器文化遗址。
2)九朝古都—称雄天下的龙城。与此相关的文物古迹有晋阳古城遗址、晋祠、天龙山石窟、金胜村春秋大墓、晋源王郭娄睿墓及晋源区的众多唐代墓葬。
3)晋祠—中华文化的瑰宝。晋祠以极其珍贵的古建群、自然山水，雕塑石刻及其有机结合，积淀着2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在
2)地下文物的保护。
a.在本轮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中，对城市建设的重点区域和重要拓展方向的确定应避开地下文物分布三区。b.根据地下文物的不同使用性质和历史价值，将保护区域分为一般控制区和重点控制区。在这些区域内进行基本建设时要特别注意严格报批制度。c.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对晋阳古城实施保护和试挖掘，新建太原博物馆。
3.2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
历史文化遗存富集的古城镇，包括晋祠镇、晋源镇、赤桥村等应划定为全市历史文化遗存重点保护区，控制建设，保留特色，发扬光大。近期要根据村落的现状用地规模、地形、地貌及周围环境影响因素，确定它们的保护范围、层次、界线和面积;根据保护范围内建筑的现状风貌、规模年限、考古价值等情况，对建筑进行保护整治;根据村落的街巷现状格局形态，在保持原有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街巷的空间尺度、街巷立面和铺地形式提出保护整治要求;针对核心保护区内重点地段和空间节点采取具体保护整治措施;基于保护角度，对村落建设规划中与历史环境保护有影响的规划内容进行适当深化调整。
3.3旧城整体格局的保护
1)城市传统格局。太原旧城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于明洪武九年扩建直至现在的规模。城周二十四里，共开八门。旧城范围约为现在的迎泽大街、建设路、新建路、北大街范围。城内道路呈“井”字形格局。
2)保护对策。a.疏解旧城居住人口，提升旧城文化品位。禁止成片的房地产开发，降低开发强度，缓解历史城区保护的压力。b.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充分利用保护区内的建筑和设施，使保护区与城市功能发展相适应。c.进行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街区内房屋产权制度的改革，明确保护与利用的合理关系。d.调整历史城区的用地结构，减少居住用地，增加三产用地。e.保护空间视廊。f.太原的历史文化风貌和历史名城魅力主要靠迎泽区和杏花岭区来展现，这两个区要独立定位，把两区建成历史文化区、中心商务区和休闲旅游区。9.加强对双合成、六味斋等老字号和古树、名木的保护。
3.4历史街区的保护
近期重点保护的历史街区分别为文庙街区、钟楼街街区和坝陵桥街区三个街区。文庙街区范围为东到崇善寺街东侧，西到太原师范学院西侧及省公安厅，南起侯家巷南侧，北到上马街。钟楼街街区范围为北起察院后，南到姑姑庵和中校尉营，西起食品街，东到柳巷北路。坝陵桥街区范围为北起坝陵北街，南至新民北街，西起裕德东路、三墙路，东至坝陵路、同成路。按照((太原市紫线控制规划》要求进行保护。
文物保护规范篇6
孰料无独有偶,在2009年,南京因老城南拆迁改造爆出了上书国务院总理的新闻,与发生在北京的“梁林故居”保拆之争可谓同出一辙。老城南是南京历史最悠久的传统旧城区,也是南京城的发源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南京市“推平式”的旧城改造步子不断加快,一片片历史街区濒临消失,于是老城南成了守护古城的最后“领地”。《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曾将老城南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即后来被《文物保护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所称的历史文化街区。依据《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2002年《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2003年《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都重申了对老城南的保护。然而南京市政府确定2009年全市十大项目工程时,竟将危旧房改造规模最大的项目———南捕厅四期工程选定在这里。于是居住在这里的4200户居民被告知:必须在6月底前完成动迁。顿时引起了当地居民强烈不满。老城南该不该列为危旧房改造项目?南捕厅该不该大量拆迁改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苏省和南京市学术界本来就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此时的动迁通知无疑提供了一个引爆燃点。当地居民、志愿者、新闻媒体、学术界纷纷加入,瞬间掀起轩然大波。以致29名专家学者集体上书国务院总理,呼吁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根据温家宝总理批示,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很快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南京。至此老城南拆建叫停。南捕厅一带的房屋大都建在清末民初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如今这里已经看不到集中成片的明清建筑。建筑形式和房屋结构混杂,密度高,日照通风条件差,市政设施不配套,院落拥挤,明显具有棚户区的一些聚落形态特征。尽管在危旧房屋改造的前期调查中,了解到这一带零星散落地保存着几十处重要近现代建筑,不过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以及《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的规定,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南捕厅街区已经达不到历史文化街区的法定条件,主张划定为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尽可能多地保护传统街道格局和重要近现代建筑的前提下,实施拆迁改造。而上书疾呼的专家学者和志愿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老城南位于秦淮河两岸,是南京的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南京的方言、云锦、绒花、白局、灯会、盐水鸭等传统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发源于此,有些重要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里,还有许多历史名人曾在这里居住。所以即使老城南现存建筑质量和居住条件比较差,也不等于没有保留价值。他们反对降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改为历史文化风貌区,一再要求完整保护现存的南捕厅街区,停止破坏性的“旧城改造”。显而易见,学术界分歧的焦点同样集中在如何界定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正是由于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统一的价值标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因此才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不仅围绕“梁林故居”和南捕厅街区的拆与留展开了激烈博弈,酿成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置于尴尬境地。北京与南京分处大江南北,是中国历史上两座着名的古代都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仅拥有优越的行政资源、智力资源和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还是不同时期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发生在两“京”的大小事,无不具有指标性、普适性和示范性,足以影响全国,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如今围绕梁林故居引发保拆之争和南京老城南拆迁改造掀起轩然大波,绝非巧合与偶然,而是蓄势已久的各地大量同类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反映。出现这些矛盾和问题,反映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存在思想理论缺失,乃至连构成历史文化名城基本要素的概念界定也含混不清,无怪乎保护监管难以适从。
解析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界定的模糊与缺憾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在我国最早出现在2002年公布的《文物保护法》。2007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原文保留了这部分内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延展了《文物保护法》的法定概念,并在行政法的基础上,对历史建筑的定义分别作了表述。但是在实施过程发现,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确定的概念比较宽泛模糊,表述不尽一致,尚存颇多缺憾。《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确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在这部经过修订的行政法里,将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定公布条件完全等同起来,只字不差,本身就是一大缺陷。从理论上说,“街”与“城”在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上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不仅聚落规模差异很大,而且两者空间形态、文化内涵及其属性特征也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等量齐观。一律采用宽泛的概念,要求“街”也像“城”那样,保存特别丰富的文物,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委实很难。姑且不说评价“保存文物特别丰富”,是评价保存文物的数量多寡,还是文物的品位和等级高低,对此法律法规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更没有对保存文物的丰富程度制定量化标准。如此一来,必然会给人们的主观评价预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不可避免地带来随意性。至于对核定的对象是否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法律法规同样缺乏明晰准确的规定,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具有初始阶段的粗放式特征。按照现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规定,“历史文化街区用地面积不小于1公顷”。试想在如此狭小的地块里,怎么可能拥有“特别丰富”的文物?又怎么可能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从我国已经核定公布的118个历史文化名城了解,目前真正原汁原味保留完整风貌的历史文化街区所剩无几。即使比较完美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很难完全符合法定概念给出的三个条件。由此可见,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要求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界定,有别于历史文化名城,凸显街区的属性特征,并且做到概念明晰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关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虽然有所延展,但是将其定义放在了条例附则里表述,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作出这样的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这里沿用了“保存文物特别丰富”的宽泛模糊概念,但没有就此进行细化分解,同时却又令人费解地删去了法律规定的“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内容,另外增加了三项构成要素,一是“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二是“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三是“具有一定规模”。也就是说,行政法规在界定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时,进一步强化了其空间形态特征的重要性,弱化了其历史文化内涵。应当说强调空间形态特征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忽视对历史文化内涵的价值评估,无异于失去了保护的根本。发生在北京和南京的两起风波,追根溯源,均与此息息相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是2005年7月15日由建设部的国家标准规范。但是该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界定却与《文物保护法》表述不一。其中术语解释2.0.4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所称由省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对“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既没有明确其空间形态特征,也没有涉及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所涵盖的内容。至于何谓“重点保护”,什么条件或什么情况下“应予重点保护”,规范没有说明。目前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确定的概念过于宽泛模糊,看似明确,实则含混不清,相互之间对法定概念表述缺乏有机衔接,甚至出现矛盾,这是导致思想认识出现分歧和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这种状况使得规划、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无所适从,操作层面面临着许多困难,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需要。
历史建筑概念界定及其保护价值评定标准
历史建筑的广义概念应当指历史上遗存的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而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历史建筑则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尤其历史建筑被确定为受到国家保护的法律法规适用对象以后,这种特殊含义就上升为法定概念,具有了法律意义和法律效力。换言之,历史建筑的法定概念只是其广义概念中数量极少的精华部分。于是涉及到如何诠释历史建筑的概念,以及采用怎样的评价标准来界定和筛选历史建筑的问题。历史建筑作为专业术语,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里作出了规定。2008年国务院公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后,历史建筑随之也提升为法定概念。这个概念基于法制管理层面的需要,不再是专业术语,也不再属于学术概念和行政概念的范畴。由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公布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之后,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技术规范,因此应当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抓紧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技术规范的内容服从行政法规,保障依法行政的严肃性。然而目前尚未修改的技术规范仍在继续使用,指导全国各地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因此因为规范与法规表述不一,使得历史建筑概念更加含混,直接影响到编制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界定的历史建筑是指“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反映城市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构)筑物。”照此进行把握评价,弹性很大。鉴于该规范不仅没有具体说明“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评价标准,以及只须评价建(构)筑物本身的价值,还是包括建(构)筑物承载的特殊历史信息;而且也没有讲清历史建筑界定在哪一个时代或哪一个历史时期,是指以木构为主的古代建筑?还是砖混结构的近代建筑?或者是包括混凝土结构的现代建筑?是明清时期建筑、民国时期建筑、建国初期建筑、文革时期建筑,也或是各个时代和时期兼而有之的建筑?这就给人留下了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和争议空间,同时也给保护历史建筑留下了相当大的漏洞。大量事实表明,已经编制、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在分析历史建筑现状时,通常都会按照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肌理、现存建筑的数量、建筑结构、建筑质量、建筑高度、建筑体量、保存完好程度等,划分不同类型、采取相应保护整治措施,并在规划文本中绘制成图册。这样做固然非常必要,但是几乎没有哪个保护规划会对历史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历史价值进行分类比对,也从来不做这一类的分析。保护规划注重的往往只是历史建筑的空间形态,而忽视其历史文脉,只以建筑梁架结构、墙体结构以及现存的完好程度论其保护价值高下,决定对其取舍保弃。于是各地类似“梁林故居”和南京老城南那样承载大量厚重历史信息的老房子,由于规划编制人员认为其建筑质量不佳,便在保护规划编制阶段将其“判处死刑”,一拆了之。各地普遍形成这种随意拆迁历史建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思想理论存在缺失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缺失造成了技术规范偏离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里,还同时提出了“保护建筑”与“历史建筑群”的概念,并将有权认定“保护建筑”的行为主体定位在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确定保护建筑是“规划认为应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方法进行保护的”“具有较高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建(构)筑物。一方面,这与历史建筑法定概念的基本属性不符;另一方面,把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作为认定“保护
文物保护规范篇7
一、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文物无关的建设工程，如确因建设项目特殊需要无法避让而必须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在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前提下，建设单位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将文物保护措施列入设计任务，编制保护方案，并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文物部门应在接受报批手续后的3个工作日内，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级别报请相应文物行政部门审批，并及时发出《工程建设文物保护审核意见书》。发改、经贸、建设、国土部门根据《意见书》要求办理项目审批手续。
二、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危及文物安全的设施，不得修建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与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凡涉及到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窑址等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红线外20米）的建设项目，建设部门在建设项目划定勘察设计红线前与文物部门沟通，并督促业主将其设计方案报送文物部门。文物部门在接受设计方案后10个工作日内发出《工程建设文物保护审核意见书》。发改委、经贸委在接到《意见书》后再举行有文物部门共同参与的初步
三、在历史文化名镇（村）和传统街区内进行保护性开发建设，以及在风景名胜区内开发建设涉及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点和其他文物遗存的，建设单位在申请建设项目勘察设计红线前，应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未经批准，发改、经贸、建设、国土等有关部门不予办理项目选址、方案会审、土地征用等审批手续。
四、县定规划工业园区建设工程，建设部门在划定勘察设计红线前应当与文物部门联系，文物部门在接到联系单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并将考古调查、勘探意见告知建设部门，建设部门应根据文物部门的意见编制《园区建设总体规划》。文物部门会同建设单位根据《规划》制定工程建设文物保护和抢救措施。
在县定规划工业园区以外独立选址占地3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部门在建设项目划定勘察设计红线前，应当与文物部门联系，文物部门在接到联系单后2个工作日内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改、经贸、建设、国土部门应当在接到文物部门《工程建设文物保护意见书》后，方可给予办理相关手续。
五、建设工程施工中一旦发现文物，施工单位或建设单位应立即停止施工，保护现场，及时向文物部门或公安部门报告，如隐匿不报或保护不力造成文物损坏的，要追究业主及施工单位的法律责任。
六、凡县区范围内的市批以上建设项目，县有关部门应在项目下达后，及时向文物部门通报情况，使文物部门能尽早介入，并与建设单位共同做好文物保护抢救工作。
文物保护规范篇8
组织领导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一条、第八条：“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明确“守土有责”、“谁主管，谁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各村（居）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组织，切实加强各文物保护点安全管理工作，要将文物安全工作纳入本单位重要议事日程，并作为首要任务来抓。
2、层层建立文物保护机构，全面推行文物安全责任制，确定各村（居）负责人和各文物单位及使用单位负责人为文物安全第一责任人，在本区域范围内实行逐级防火责任制和安全岗位责任制，建立保卫组织，配备足够的专职保卫人员负责文物安全保卫工作，对文物安全保卫工作定期进行研究、部署、检查，确保消防、安全工作落实到实处。
3、各村（居）、各文物单位及使用单位要建立文物安全保护组织，落实保护人员，并落实文物安全保护责任制。
责任目标
1、广泛宣传《文物保护法》及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普及文物保护知识，树立全民文物保护知识，树立全民热爱文物、珍惜文物的观念，形成“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良好社会氛围。使文物保护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2、建立健全文物安全检查巡查、隐患整改、保养维护记录等制度，定期检查和重点抽查，开展全面细致的日常巡查，每年不少于两次的大巡查。发现隐患责令使用单位或个人及时整改，建立完备的不可移动文物档案和安全保护巡查记录。一旦发生文物消防或者其他安全事故，要立即报警，同时启动文物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3、健全各项文物安全管理制度，包括门卫、值班、岗位制度，文物安全管理制度，文物库房管理制度，m物库房管理人员制度，文物出入库登记制度，消防管理制度，安全保卫工作检查、考核及安全责任追究制度，文物安全保卫人员培训制度，文物安全检查及事故隐患整改制度，重大案件、灾害事故、重大隐患报告制度，紧急情况及节假日工作预案，法人、分管领导、保卫机构安全责任制，并层层签订安全责任状。保持文物单位24小时值班巡逻和交接班制度。
4、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积极向上争取文物安全保护工作经费，并上报当地政府将文物安全保护经费纳入每年财政预算；按《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确定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保护单位的风险等级，建立技术防范系统，设立防护区；文物库房“三铁一器”数量、质量达标，功能完善，未达到防护级别的展厅不得展出珍贵文物；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保护单位报警装置与110联网，消防通道畅通，消防设施完备完好。
文物保护规范篇9
关键词：文物犯罪；文物的界定，国有档案
文物犯罪是一个学理罪名，系指以文物为对象的犯罪总体①。2012年6月，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盗窃、盗掘、走私文物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等犯罪屡禁不止，大案要案时有发生，犯罪活动呈现职业化、集团化、暴力化、智能化趋势。例如：秦始皇祖坟被盗案，湖北省随州市部督‘5.8’特大盗掘古墓、倒卖文物专案等。可是，关于“什么是文物”，我国只是通过《文物保护法》及《档案法》以列举的方式告知天下。而我国刑法也只是在“妨害文物管理罪”一节中规定了10个罪名。但，目前都没有对“文物”下定义，以致引起我国学术界对“文物”如何进行界定的争论，及“档案”是否应属于文物的思考。
一、国外对文物的法律界定
文物犯罪以文物为犯罪对象这一点是众所周知，但各国的法律各异，关于文物犯罪的规定也就不尽相同，那么各国的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对文物的内涵认识也就不尽相同了。目前，世界各国对文物的界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列举式与概括式。
（一）列举式
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文物的范围，有利于实际工作的操作与贯彻实施：主要代表国家是俄罗斯、日本。俄罗斯颁布的《关于文物保护和使用的法令》将文物界定为六类：（l）历史文物―凡与人民生活、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事件有密切联系；与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卫国战争有密切联系；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密切联系；与巩固国际团结有密切联系；与科学技术发展、人民文化生活有密切联系；与杰出的政治家、国家领导人、军事家有密切联系；与人民英雄有密切联系；与著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有密切联系的房屋建筑、纪念地、纪念品。（2）考古对象―古代遗址、墓葬、城堡、作坊、渠道、道路、窖藏、雕刻、壁画、居民点、文化层等。（3）古建遗址―包括古代建筑群、古城坊署、广场、街道、古建设计、古代城市建设与居民点；民用、工业用、军用及各项文化建筑；民间营造与纪念性建筑；古代园林等。（4）艺术纪念品―包括具有纪念价值的、造型艺术的、装饰艺术的物品。（5）历史文献―国家机关的历史文件、各种善本舆图、具有历史价值的电影纪录片、录音带、手稿、档案、民间文艺笔记、乐谱及其他稀有的印刷出版物。（6）其他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化珍品。②
相对于俄罗斯，日本采用的是一种大文化的概念，其最主要一部文物保护法是《文化财保护法》（1950年）。该部法律的第二条以列举式将文化财分为五类：（1）有形文化财，如建筑物、绘画、雕刻、工艺品、书籍、书法、古代文书及其它有形的文化载体，包括考古资料及其它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历史资料。（2）无形文化财，即戏剧、音乐、工艺技术及其它无形的文化载体。（3）民俗文化财，即对于认识日本国内生活的承袭和发展不可欠缺的关于衣食住行、生产、信仰、节日等反映风俗习惯、民俗艺能等方面的衣服、器具、房屋及其它物品。（4）古迹名胜天然纪念物，如贝冢、古坟、都城址、城址、民居及其它遗迹，庭院、桥梁、峡谷、海滨、山岳及其它名胜地，动物、植物及地质矿物。（5）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具有较高价值的与周围环境风貌共同形成历史风格的传统建筑物。③
（二）概括式
美国、西班牙与意大利这些国家的法律对文物进行了概括式的规定，这种模式的法律规定，使文物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较为清晰，客观上便于认识上的统一。
如美国的《国家历史保护法》第301节中就规定：“历史财产”或“历史资源”是指任何纳人或有资格纳人国家登记簿的史前或史后街区，场所，建筑物，构筑物或物品，包括史前古器物，文献，以及上述财产或资源的实物遗存。④
西班牙1985年的《历史遗产法》第一条规定：“西班牙历史遗产由具有艺术性、历史性、人种学、古生物学、科学和技术价值的可移动财产和不可移动财产组成。西班牙历史遗产还包括历史文献、书目性遗产、考古遗址遗迹以及具有艺术、历史或人种学价值的天然遗址、园林等。”⑤
此外，意大利对文物的定义更为广泛及抽象，规定“凡考古学的、艺术的、历史的、民族学的物件及古迹、文献、图书馆资料、视听觉资料，及构成了文明的有形证据的其他物件都属于文物，是构成意大利国民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⑥
二、我国对文物犯罪的法律规定
我国有关文物犯罪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于三种文本中：一是刑法分则，即第六章第四节“妨害文物管理罪”的10个罪名；二是附属刑法规范，如《文物保护法》与《档案法》；三是司法解释，如《关于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⑦然而，到现在为止，我国并没有任何关于“文物”概念的法律法规，只是指明了文物犯罪的犯罪对象的范围。
我国《文物保护法》第2条规定，文物主要包括如下：（1）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物、古窟寺和石刻。（2）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3）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工艺品、工艺美术品。（4）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5）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和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此外，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也属于文物保护的范畴。以及《档案法》规定的国有档案。⑧不过，有学者认为：“国有档案”一般并不属于“文物”的范畴。虽然不能排除某些国有档案具有文物意义，但绝大多数的“国有档案”不具有历史文物的意义。⑨
鉴于上述法律的规定，可见，我国对文物犯罪的犯罪对象采取的方式与俄罗斯、日本一样，完全以列举的方式详细的表述了保护对象。但是，我们在文物犯罪保护对象这一大问题上，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关于“文物”概念的问题，关于“国有档案”是否属于“文物”的问题。这些都待我们去分析与解决。
三、对文物犯罪对象的新思考
我国法律对文物犯罪的犯罪对象进行了列举，但对什么是“文物”没有全面界定。只是对文物的范围进行了列举式的规定，这种方式的排列是必要的，但只对文物概念外延的列举，而没有在法律中对文物的内涵加以明确，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就会产生对文物理解上的偏差，甚至增加操作性的难度。
（一）关于“文物”概念的问题
文物是文化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珍贵历史遗存物。它从不同的领域和侧面反映出历史上人们改造世界的状况，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实物资料。它最大的特性就是不具有可再生产性。我国《文物保护法》及文博学界的共同点，是将文物视为人类制造物或者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⑩虽然，这样的界定有其合理性，但是与我国刑法有关文物犯罪的规定是不协调的。
我国刑法“妨害文物管理罪”10条罪名中包括了“故意毁损名胜古迹罪”与“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但是，《文物保护法》第2条却没有将“名胜古迹”或者说“自然名胜”归属于“文物”的范畴。故，在妨害文物管理罪的标题下，将不是文物的名胜作为特定的文物犯罪的对象，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矛盾。B11不过，笔者还是认为“自然名胜古迹”、“自然风景”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例如：九寨沟、张家界自然风景区。
此外，我国刑法规定了对“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的保护，并且《文物保护法》也将“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归属于文物保护的范畴”，这样一来，解决了“与我国刑法有关文物犯罪的规定是不协调的”问题。可是，在我国理论界，还是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文物包括“化石”；二是文物不包括“化石”。认为文物与化石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物品，其主要理由是我国《文物保护法》第2条以列举的方式对文物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其中不包括化石。而是在第三款再规定：“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这就恰恰说明，化石和文物在法律概念上是不同的。B12虽说，我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化石”属于文物，其也占通说的位子，但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刑法有关保护化石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无脊椎动物化石、植物化石等其他古生物化石以及动物标本、矿物标本、陨石、自然遗产、基因资源等。B13这需要我们继续的探究及立法完善。
因此，为了解决“文物”概念的问题，笔者赞成薛瑞麟教授的主张，用“大文物”的概念，即将文物界定为社会和自然发展中遗留下来的被认为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见证物。同时，树立“大文物”的概念具有两大特点：将自然发展中遗留下来的被认为是具有历史、科学价值的见证物引入文物概念中并使其成为文物的有机组成部分。弥补原有概念的不足。B14这样就可将“自然名胜古迹”、“自然风景”及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以外的其他古生物化石、标本、资源纳入文物的保护对象。可见，适用“大文物”概念是有利于对各种文物的保护，既在行政范畴加大了对文物的保护，又在刑法领域扩大了文物的范围，便于对文物犯罪的打击与预防。
此外，在树立“大文物”概念的问题上，我们是有前者可借鉴的。因为，日本文物保护法既定义了文化财的概念，又以列举的方式将文化财分为五大类内容。曾有学者就指出：在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所确定的文化财定义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它是运用了一个大文化的概念。B15由此可见，我国如果适用“大文物”概念及结合“列举式”的文物保护对象，是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
（二）“国有档案”是否属于文物范畴
有关档案犯罪，我国《刑法》第329条规定了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与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可刑法理论界，对档案犯罪侵犯的法益有不同的主张。例如，王作富教授认为：档案犯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的档案管理制度与档案的国家所有权。谢望原教授却否定将档案犯罪归入“妨害文物管理罪”，理由是档案不同于文物，并且认为，国有档案更接近于国家机密文件、资料，妨害国有档案的行为侵犯了国家对社会的管理秩序，因此，应将档案犯罪归入“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中。B16笔者认为，要解决档案犯罪是否属于文物犯罪之问题，关键在于弄清楚“档案”是否属于文物范畴。
文物是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主要作用包括教育作用、借鉴作用、提供科学研究资料的作用。B17那么，厘清文物与档案之间的关系，就在于档案是否具有文物的几大价值与作用。
首先，在价值方面，人们之所以保存档案，是基于档案具有证据价值，而该价值之具有，则源于其是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过程的真实反映，因此，档案是一种原始记载。从“证据价值”、“真实反映”、“原始记录”字词中，我们可见“档案”具有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因为，文物的历史价值反映出时代的特征，文物的文化价值代表当时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说文物是对历史的记录。其实，在上文中笔者已指明“档案”也是一种历史记录而不是文件，“档案”来源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记录，它的形式具有多样性的，它属于文物的范畴。
其次，在作用方面，档案主要起凭证作用和查考作用，文物则具有借鉴作用、提供科学研究资料的作用。但由于文物与档案都具有物质性、历史性和不可再生性等特点，从而存在一定交叉，有些文物是档案，有些档案是文物，例如，具有记事性的甲骨刻文、陶器铭文、石刻文等就具有文物与档案的双重属性。B18
再者，从我国立法来看，我们是将“国有档案”纳入文物范畴的。我国《文物保护法》第2条规定的第4项，即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受国家保护，而《档案法》第2条规定，国有档案是指属于国家所有的“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显然，在立法上，文物与档案并非泾渭分明，这说明文献资料、手稿、图书资料与档案是有重叠的，是包含与被包含之关系。实际上，《档案法》也认可了这一观点，该法第12条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图书资料同时是档案的，可以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B19
同时，纵观国外的法律法规，它们也是将“档案”归于文物犯罪的保护对象。比如：日本是“大文化”概念，那么在有形文化财范畴内必包括“档案”这种历史资料；西班牙规定的是“历史文献、书目性遗产”属于文物保护对象；意大利规定“古迹、文献、图书馆资料、视听觉资料，及构成了文明的有形证据的其他物件都属于文物。”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档案”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与作用属性，它与文物是重叠关系，属于文物的范畴，不管是一般的“档案”还是“国有档案”都值得我们法律法规的保护，而“国有档案”之所以值得刑法的保护，是源于其侵害的“社会法益”的重要性。（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注解
①薛瑞麟：《关于文物犯罪几个问题的思考》[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27.
②参见刘善春、肖谋用：《关于中外文物法律比较之一》[J]，法制经纬，第2页.
③参见胡秀梅：《日本《文化财保护法》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比较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13-14.
④刘善春、肖谋用：《关于中外文物法律比较之一》[J]，法制经纬，第3页.
⑤同上.
⑥苏勇：《外国文物保护法简介》[J]，文博，1988：95-96.
⑦]参见刘、孟欣：《中国内地与香港文物犯罪比较研究》[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5.
⑧罗朝辉：《我国刑法对文物的保护及立法完善思考》[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6：30.
⑨谢望原：《论妨害文物管理罪》[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57.
⑩薛瑞麟：《关于文物犯罪几个问题的思考》[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27.
B11同上.
B12参见黄太云：《《关于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解读》[J]，人民检察，2006：44.
B13同上.
B14同上.
B15苏勇：《外国文物保护法简介》[J]，文博，1988：93.
B16谢望原：《妨害文物管理罪》[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12.
B17王蕾：《文物的价值和作用探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3：152.
文物保护规范篇10
㈠世界各国动物福利立法和法律实施实践
1.欧洲国家。欧洲20世纪50年代已有一些典型的动物立法事件，如：1950年丹麦的《关于保护动物的法律》、1952年原联邦德国的《狩猎法》等。英国的动物福利保护立法最为典型，不仅立法历史悠久，体系比较完备，制度也相当发达，其《马丁法案》、《残酷对待动物法》、《进口动物销毁法》等在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2.亚非国家。亚洲主要实施的法律有：1972年印度实施的《野生生命（保护）法》，我国1988年颁布实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非洲在自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但在专门针对保护动物福利的立法整体上欠缺。3.美洲国家。美国的动物福利立法在世界范围内较为先进发达，其1918年颁布的《候鸟条约法》、1938年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都为动物福利保护立法之先驱。4.大洋洲国家。大洋洲的动物立法主要由澳大利亚颁布并实施一些关键性法律文件。如1981年颁布的《南极生物资源保护法》、199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法》。
㈡国际动物福利法的创制现状
1.普遍性国际公约。在国际法上，各国已经达成共识制定众多普遍性国际性公约以有力地保护动物相关权利及福利。如1982联合国大会第371号决议通过的《世界自然》等。此外，wto规则也写入了动物福利的条款，如涉及实验动物福利的保护规则等。2.区域性条约和多边条约。例如拉丁美洲的《拉丁美洲关于西半球自然保护和野生生物自然保育条约》、非洲的《保育自然和自然资源的非洲公约》。而在众多的区域性条约中，动物保护立法最具特色，立法尤其引人注目的为欧盟动物福利立法。3.双边条约。一些国家相互之间制定保护动物的双边条约，其主要是由于地缘关系或者动物迁徙之需要，如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美加候鸟保护条约》，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中日候鸟及生态环境保护协定》等。
二、我国动物保护福利的立法现状与存在的缺陷
我国对动物福利概念引进比较晚，动物福利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立法现状上看，虽然强化了动物保护意识，积极制定了一些旨在保护动物权利福利的法律法规，但存在缺陷。
㈠涉及动物福利保护的范围狭窄
我国目前关于动物类别保护方面实施的较为重要的主要有保护野生动物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和保护实验动物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但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的范围主要为某些珍贵、濒危的物种。据生物学家统计，在世界上已知的动物将近150万种，我国现有野生动物2100多种，约占全世界野生动物种类的10%，而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列入的保护种类却相当有限。前者列入种类共计257种，包括一级保护种类97种，二级保护种类238种；后者列入兽纲88种，鸟纲707种，两栖纲291种，爬行纲395种，昆虫纲和其他共计230种[4]。可见，在以法律形式保护的动物种类中，依然还有很多动物物种福利保护处于空白地带。而对于非野生动物，如工作动物、经济动物、宠物动物、畜禽动物等则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加以规制。
㈡现行的动物福利保护法律法规实践性差
1.条款过于原则化。现行动物福利保护法律法规可操作性差，实施上给司法、执法活动、公民守法带来许多消极负面影响。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0条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禁猎区和禁猎期间，禁止猎捕和其他妨碍野生动物繁殖、繁衍的行为。”但并未罗列阐明何种行为是妨碍野生动物繁殖和繁衍的行为，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2.有关保护动物的法律法规尚未体系化。从1950年以来，国家和地方陆续出台一些旨在保护动物福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但除《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几部单行法以外，没有一部专门性的、总括性的规定，也缺乏可操作性配套措施，法律法规还不成体系。㈢法律制度不全面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动物保护立法体系制度不仅包括合格证制度、登记制度、年检制度、免疫制度等，还将动物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从而制定专门的法律对不同种类的动物制定不同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我国只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中涉及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制度，《动物免疫法》中的免疫制度等较少的具体法律制度保护规定。㈣法律制裁不足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对于违反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有不同的责任承担形式，针对迫害特定动物的行为还将实施重罪处罚，其责任承担体系较为完善，受保护动物的范围较广。而我国对于残害动物的行为只有在《刑法》个别条款与行政法规中寻找法律依据加以处罚，如在《刑法》中规定了关于保护动物的罪名：第341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而对这些行为的制裁，也仅仅涉及对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对于人工驯养的其他动物的残害则无规定。㈤动物立法影响力不足2010年，多位法律专家参与制定的《反虐待动物法》的专家意见稿上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但国家有关部门并无任何回复，人大也并未将其列入立法计划中，其立法建议以失败告终[5]。
三、我国动物保护福利权利立法所面临的阻碍
㈠与我国国情不相适应
从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各项因素发展度还处于低级阶段，国内总体经济综合实力不强，在国内若过分强调动物权利福利保护，要求中国的畜、牧、渔业生产完全按照现代化大生产条件生产动物产品制品，则法律的制定不符合生产力水平标准，其实施也将与社会实际相脱节，国内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者将难以接受。㈡受国际贸易影响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牧产品出口比重占世界份额较大。当前，在wto机制约束下，国际农产品在世界贸易中市场准入门槛越来越严格，各类农产品新型贸易壁垒纷繁出现。许多发达国家在动物福利方面对我国施加贸易障碍，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把动物福利保护条款规则扩展到世界贸易规则。在肉类动物的饲养、屠宰、运输过程都规定了严格的执行标准、检验指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法律若不遵照国际上动物福利标准，则势必影响到进出口贸易[6]。㈢民众认知不足中国人在理念上认为人主宰自然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意识领域难以接受动物权利主体观念，认为动物就只是物，理当为人类服务，满足于人类之需求。就是因为长期的这样一种文化观念，动物保护的观念无法深入人们的思想领域，导致在国外看来很不人道、残忍的活剥驴肉、生吃猴脑的行为，在我们看来不以为然。因此，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要创建一部旨在保护动物福利的法律在社会上实施则显得尤为艰难。六、完善动物福利及权利保护的机制与措施㈠扩大动物福利保护的范围我国应改变一贯法律法规仅限于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一些珍贵、濒危动物等，在创建动物福利法时，要把动物福利法拓展到保护工作动物、宠物动物、农场动物、伴侣动物等动物种类上，并分门别类地对这些动物进行专项性立法。同时，应跟上国际潮流顺应时展之需要定期核对我国动物保护物种，更新物种保护范围，进一步拓宽对新核对的野生动物保护的种类。
㈡明晰法律规定，提高法律可操作性
明晰法律的规定，提高其操作实施上的可能性，是对动物福利加强保护力度的一种体现。例如《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中，就具体罗列阐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范围，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等，在名录中说明具体的动物种类。对于执法者而言，当出现对动物的违法现象发生时，也能在法律条文中找到具体惩罚的依据与措施，有法可循，这也是依法治国在动物福利立法中的体现。
㈢完善动物犯罪的惩治机制
首先，增设关于迫害野生动物资源的罪名。要从源头上改变人们一贯以来滥食野生动物的恶习，用法律手段加大对猎食者的惩治，引导公民保护动物。另外，法律对故意伤害动物无定性，我国动物保护法律中亟须增设关于虐待、伤害动物的罪名，弥补现有法律漏洞。其次，惩治力度不足。法律惩治猎捕、杀害、出售国家珍贵、濒危动物的机制远低于走私这类动物制品上，这显示了对待动物生存福利保护的严重滞后，在源头上对动物的保护力度不足。只有以法律强大的威慑力作为动物福利的坚强后盾，才能达到减少社会虐待动物的不法行为。
㈣修订现有动物保护法律法规
现行的关于保护动物的法律法规不多，并且这些法律文件中真正旨在保护动物福利的条款更少。《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检疫法》、《畜牧法》、《渔业法》等法律文件中，立法宗旨与指导思想上大多是注重动物的经济性价值，有必要修订现有或者创建新的综合的法律法规，从保护动物福利的宗旨出发，修订或者构建旨在保护动物福利的法律。
㈤完善动物立法机制体系
我国动物有关动物福利的法律法规未形成有效的法律实施体系，甚至在有些法律中还存在相当的法律冲突，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与《刑法》中对于惩治迫害动物的犯罪中就有不相协调之规定，致使在适用法律中不知如何选择。因此，在我国构建一套完整的旨在保护动物的立法体系也是一个关键性举措，对切实保障动物福利意义重大。
㈥完善动物福利保护管理监督体系
我国目前是分级、分部门的监督管理体制，部门之间负责监督管理的方法没有专门性的法律来保障其具体实施，在现实操作上，当真正遇到问题发生时也会出现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动物福利保护的各个过程中法律的监督管理机制不够。因此，在完善和创建动物保护法时，国家应积极通过政策与法律对相关行业进行监督、指导，并积极制定相关动物福利保护的社会监督法律法规，加强对动物福利的监督机制。
㈦吸收和借鉴国外动物福利立法成功经验
如美国的《实验室动物福利法》等文件中关于实验动物的范围、指导思想、立法理念、保障措施等，对我国《实验动物法》都具有指导作用。特别是借鉴美国将动物依据不同的饲养目的进行分类从而制定专门的法律对不同种类的动物进行规范的制度，从而完善我国动物福利保护法律。
㈧注重立法与国情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