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篇1
古典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备实质的体现，部分文学家将古典主义看做是独特的文学创作方法，逐步寻找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对此做以下分析：
1、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构建背景
现代文学中构建古典主义思潮的过程中，周作人和胡适虽然未正视古典主义的存在，但其对古典主义的思想恰好正面、客观的展示了古典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背景，其认为古典主义的发展是中国文学自然发展的结果，在中国现代的文学运行中，基本同属于文艺复兴，只是缺乏自觉性和实质的划分点，导致新、旧文学同期出现，而此时古典文学已经在现代文学中存在，仍旧没有被大众普遍接受，例如：胡适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走向》演说中，已经重点表明中国文学的理性变化，表示中国文学正在发生典范性的变化，逐渐代替传统、老旧的思想，而且暗示在新旧文学共存的转折时期，旧文学会逐渐被新文学代替。所以，胡适的思想虽未正面明确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文学的发展，也为提倡古典文学的思潮，但是实质上解析了古典文学发展的必然，为古典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实际背景。
2、古典主义在现代文学中的成熟状态
由于京派文学的出现，推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思潮走向成熟。京派文学中，提倡和谐和理性，诠释古典主义的内涵，因为和谐是古典主义精神层面的表现，同样也是京派文学所追求的文学状态，针对京派文学进行研究，可发现其中大部分思想以及文学内涵与古典文学思潮存在关联性，古典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成熟发展中，作家孙犁更是推进现代文学的成熟，其创作的《耕堂杂文》偏重性的体现古典主义，文中强调了精神、人性与理念，最深层次的体现古典主义内涵。所以，以作家孙犁为主要标志，表明古典主义思潮逐步确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越来越多体现古典主义思潮的作品被创造出来。
3、古典主义在现代文学中的基础奠定
古典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逐渐深化，后期现代文学的发展更是奠定古典主义的基础。例如：白春超在《古典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中提到古典主义思潮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价值，综合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对古典主义重新归纳，既体现古典主义的一脉相承，又体现古典主义现代化的特性，为古典主义“现代化的理性”发展提供方向，进而将古典主义中的感情因素与理性因素，放置在平衡发展的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现代文学家对古典主义的正确认知。
二、结束语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篇2
首先，整个社会的古典文学水平普遍偏低。在当今的中国，不说用口语文言文，读不懂文言文文章，不认识繁体字的大有人在。中国古文博大精深，是世界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化之一，其中“假字”是文言文的特点之一。在中国各大古典电视剧中，由于怕电视观众看不懂文言文，而对其字幕的配制全套是白话文。其次，古典文学人才的严重匮乏。现代教育中，也许只有大学开设的汉语文学专业的学生和一些古典文学爱好者对古典文学有一定的了解，而大多数只是迫于义务教育或无意识而接触到它，古代的文学著作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二、中国古典文存在危机的原因
首先，文学教育以现代文学教育为主。、新文化运动至期间，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只有以鲁迅为代表的的文学思想。直到1978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恢复高考，才让中国古典文学教育重新回到教育的层面。但由于深受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还是以“照本宣科”的教育理念为主。
其次，应试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以高考古典诗词鉴赏为例，中国的高中教育，老师会给出文言文中高考的重点，而学生则根据重点去刻板的面对高考。从2002年开始，高考语文试卷（全国卷）的诗歌鉴赏考查由选择题型变为简答题型，改变了以往的诗歌鉴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变为选项分析能力考查的状况。
第三，现代文学多元化的趋势对古典文学造成威胁。文化也是在时代中不断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发展，1998年，第一本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使台湾和内陆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网络文学的狂潮，此后的题材除了爱情，也有历史、武侠、恐怖、魔幻、侦探、悬疑、纪实等，拉开了一股“新新人类”的“新新文化运动”，人们更加愿意喜欢阅读新颖的题材类型。文化种类的增多，人们更愿意接受网络带给我们的快捷、娱乐化的信息，使得古典文学的地位更加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文学的教育。
第四，古典文学的接触渠道较少。中国教育的模式普遍是填鸭式教育，这也让在校的学生能够接触到古典文学的机会只限在课堂。但书本上的文言文、古典相对于中国2500年的历史文化来说，只是凤毛麟角。同时由于古代文学在地域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使得学生在接受时有一定的难度。
三、如何面对古典文学教育存在的危机
首先，加强教师的职业知识素养。古典文学的传教，不一定要按严肃、古板的方法。而是要课内课外的结合，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教师也必须加强古典文学“深”度、“广”度，才能满足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讲诗经侧重于艺术的角度，突出情感的渗透；讲唐宋文学，侧重想象力的发挥，扩散学生的思维；注重自己在各方面知识的扩展，不应只按教材式的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应用现代教学方法将古典文学拓展到学生心理。
其次，通过多渠道传播学生宣传古典文学教育。在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可以把古典文学上传到网上，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快捷的阅读古典。老师经常带动学生到名胜古迹、博物馆等地进行交流学习，使学生能够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美；不断拓展古典文学的传播渠道。
第三，在先进的网络技术中发展古典文学教育。随着网络的普及发展，随着电脑的走家入户，我们的学习、写作条件已相当优越。我国最早论述为学问题的著名专论——荀子《劝学》即通过“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的联翩喻体强调了诵读积累的重要意义，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方法常为人们所称道。古典文学电子版的出现，能给那些爱好古典文学又无迹可寻的人，提供一个大量的传播信息库。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篇3
中国古典舞蹈艺术有一个漫长的演变，并且在戏剧的基础上形成戏剧舞蹈，之后又经历了中国古典舞和学院派古典舞三个阶段。古典舞继承了戏剧舞蹈的动作，经过演变形成自己独特个性，又给学院派古典舞提供了发展基础。戏曲舞蹈是中国戏剧的重要形式与中国古典舞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中国古典舞初建阶段，吸收了戏剧舞蹈的精髓，承接戏剧舞蹈的文化精神和舞蹈动作，加快了古典舞的发展步伐，为其建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50年中国古典舞正式命名，并且脱离了戏剧舞蹈的称谓，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特性向前发展，也为学院派古典舞发展打下基础。学院派古典舞是在前两个阶段基础上进行完善和发展，也赋予了其新的内容，产生了比较典型和有代表性的作品。回顾中国古典舞的历史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古典舞的发展历程中观念不断变化。
2中国古典舞蹈艺术的现状
中国古典舞传承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延续和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多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有着明显的变化，却具有强烈时代感。中国古典舞通过不断创新和探索成为当代舞蹈艺术体系一员。但是中国古典舞不可能离开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底蕴。否则将造成古典舞的精髓大量流失，失去本来面目。中国古典舞首先要弘扬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继承传统民族审美特质。因此未来中国古典舞的发展之路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返璞。为了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古典舞也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国古典舞学科继承与发扬传统舞蹈中的风格特征，更深刻的认识传统艺术的精髓。同时中国古典舞也可以吸收外来因素，完善中国古典舞。中国古典舞在当代的舞蹈创作中，很容易直接“引用”现代舞技法，造成了大量古典舞剧目内容相似。忽略了古典舞要表现的人物思想和特征，甚至个别编导直接吸收西方舞蹈，减少了传统民族文化和传统美学中的审美特征，古典舞的艺术价值大大减弱，弄得中国古典舞千疮百孔的。
3中国古典舞蹈艺术的未来
中国古典舞艺术要传承民族文化，坚持民族化的审美，在面对异域文化冲击时，守护好自己的文化疆域，必须坚定自身的优势，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求发展。
3.1整合中国古典舞语言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中国古典舞创作语言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完善与丰富中国古典舞的语言体系才能为古典舞的未来发展提供传播的基础。整合中国古典舞语言非常必要，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巩固以及再提炼，是传承的要求。中国古典舞蹈语言具有古典舞审美特征的经典语言，加强和完善语言系统，形成自身独特性，特别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和广漠的土地上，给中国古典舞提供了全新的素素材。在传承与整合中，要抱有谨慎的探索精神，挖掘出古典舞语言最精粹的素材。同时在如今的大量古典舞作品之中，许多现代舞、当代舞语言词汇已经渗透进来。中国古典舞不断传承和发展变化，才能承载时代赋予的使命，克服重重困难，为创建古典舞学科打下基础。
3.2继承与开拓创新
中国古典舞蹈艺术未来发展，不仅需要开拓创新，更需要进行有效的传承，重视传统文化，寻找一条属于古典舞自己的独特的道路。中国古典舞要与时代紧密接轨，只有在不断地发展演变中，把立足点构置于现当代，建立中国古典舞学科，我们后来者要继承他们的衣钵，通过不懈的探索与实践，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让中国古典舞继续辉煌在舞台上。
3.3“和谐”发展
中国古典舞原则“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品格，是中国文化中的整体体现，是自然与人的审美境界合之为一，它深刻影响了古代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在当今社会，中国古典舞遵循“和谐”发展的原则，建立在中国传统审美基础上，代表中国古典的形象。目前，中国古典舞学科正处于不断构建完善的状态，需要我们以“和”的态度，开放式的思想，接纳新的元素，反复试验，最终为我所用。
3.4“融合”优秀的古典舞素材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篇4
关键词：古典；文学：研究：现实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思想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在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之际，国学作为民族文化的物质承担载体和精神主体，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中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主动参与世界新局面建构的重要精神依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39，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也是古代作家艺术地理解世界的一种象征。它所倡导的思想、观念、道德等对塑造当代社会人的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更是有着强烈的社会政治色彩和自觉的人文关怀，它以其独特的方式沉淀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和理想的道德规范。
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里，古典文学的研究积累十分丰富，尤其是进入新时期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古典文学的意义和内涵不是某个时期的某个人或某个流派所规定的，而是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积累形成的。一切古典文学研究都是在当代意识下进行的。从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来看，挖掘其审美价值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接受古代文化遗产，领略感受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之美；从古典文学研究的功能来看，既可以满足人们对人类心灵历程的认识、理解和把握的需要，还可以为当代艺术与文学的创作提供经验素材，促进当前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从古典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上来看，必须具备当代的研究观念，掌握当代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不管是古典文学的传播者还是研究者，都应从多个角度诠释中国古代经典的现实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扬中，真正树立世代传承、坚韧有力的精神支柱。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利于传统民族精神的传承，彰显坚强乐观的民族魂。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分析中国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洞察到文学家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总结评价文学好坏的是非标准和最终取舍，都具有认识价值。作家们把自己一腔的理想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他们的作品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自时代的风貌，反映了人民的理想与追求，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现实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大力挖掘和积极倡导这种民族精神。
第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作家作品，文学典型可以引导人们提升人格品位。
学习的根本价值在于能塑造人的灵魂。人文素质教育应把培养当代人的高尚人格与远大理想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我国古代众多文人的人格高贵，他们的作品都是自身崇高人格的自然流露，传达出对人生价值的深刻追问，讲究人格修养与操守，呼吁强烈的民族感和社会意识。屈原的不苟世俗、竹林七贤的洁身特立、司马迁的刚直不阿、陶渊明的淡泊明志等高品格使当代人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自觉地感受和体验其中的人格精神，使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和谐社会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中国现在不断倡导和谐社会，和谐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的一大阐释。只有将感性与理性、人文和科学精神高度统一，才能培养出和谐发展的人，才能用审美的方式按照美的规律来构建现实世界。我国传统文化注重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传递的同时，注重古今的融汇贯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而文学的和谐在某个方面促进了思想精神的和谐。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和谐与融通，在很大程度上既扩展了古典文学的传播范围，也为古典文学基础上的新文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契机。
第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利于民族文学的发展、促进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合。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篇5
不识不懂文言文,就等于不能读古典书籍,又如何能受传统文化的薰习。这必然导致民族的文学、文化传承的断层,甚至消亡。而丧失其传统文化教养的人,也很容易丧失理性、反省力与创造力。对古典的学习正是使中国人一面提升语文能力,一面启发理性、开拓胸怀的最直截有效的教育。中国语文一直重视古诗文的教学,注重对学生的古典教育。虽颇多曲折,却是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中国古典教育历史: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教育中,古典教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哪个历史时期,人们都十分注重对前代文化的学习和继承。《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一直是古代儿童学习的不变读本,以便在教儿童在学习识字的同时,渗透古典教育。这是中国语文古典教育中值得重视的经验。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西方教育制度开始传入中国。清政府1902年颁布《钦定中学堂章程》,1904年颁布《奏定中学堂章程》。
这两个标志着中国语文学科的正式成立的章程,都把“读经”作为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辛亥革命之后,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12年1月,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布“师范中小(学)一律废止读经”,代之以修身、国文和历史等。而高校里有关儒家经典的内容,也只是作为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学的文献,是众多课程中的一门。从此,中国语文中的古典教育冲出了“读经”的藩篱,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后,1915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期间曾提出《教育纲要》,仍强调读经教育,遭到陈独秀等人的猛烈抨击。1934年2月,蒋介石发表《新生活运动要义》的演讲,提倡“尊孔读经”。1937年,何键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出过一个明令读经议案,希望中小学十二年之间,让儿童读《孝经》《孟子》《论语》《大学》《中庸》,也遭到以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强烈批评。
“读经”运动最终不了了之,代之而起的,是中华文化广阔视野下的古典教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语文中的古典教育受到严重冲击,有时甚至到了形同虚设的地步。其中,1956年,由于受苏联的影响,中学语文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叶圣陶先生的主持下,由游国恩、周祖谟、隋树森、吴伯箫、张毕来等组成编写组,编写了全套中学文学教科书。在这套文学教科书中,古典教育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60年代初,语文教育逐渐受到政治的影响,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语文教学大纲提出“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古代作品被视为“封、资、修”的内容,古典教育逐渐成为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个禁区。十年“文革”期间,整个文化教育遭到严重破坏,古典教育更是少人问津。直到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教育的“春风吹又生”,古典教育才又成为各级各类学校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1990年代末,中国文化教育界对过去几十年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开展了一场大讨论。经过这几年的总结、反思与重新审视,中国语文教育正在拨乱反正,回归传统,古典教育又重新受到重视。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篇6
关键词：文学经典；意识形态；文学性
abstract:ancientliteratureandcontemporaryliteraturearetwoformsofconcept,andsoareancientliteraryclassicsandcontemporaryliteraryclassics.contemporaryliteratureisafactualdescriptionwhileancientliteratureisanexplanatoryconcept.ancientliteratureagreeswithancientliteraryclassicswhereascontemporaryliteraryclassicsmeanborrowingandvariationofancientliteraryclassics,hencecontainingunavoidableimaginativeelements.aconfusionofthesedistinctionswillresultinsomeunnecessarytheoreticalperplexity,whichoccurredastheviewofideologyofliteraryclassics.withtheremovalofthisconfusion,wewilldiscoverthetwosideofliteraryactivity,thatis,literaryclassicsandliterarycharacter.thehierarchizationoftheseconceptsmeansmainlyadiagnosis,whichispreliminarybutwon'tcontinuetillallrelatedconceptsarediscriminated.
keywords:literaryclassics;ideology;literarycharacter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canon，一个是literary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2］jonathanculler．literarytheory［m］．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篇7
追溯中国舞蹈发展的历史，“中国古典舞”概念的形成有其相对复杂性，它与中国舞蹈特殊的历史发展状况及其文化流变密切相关。中国的传统舞蹈文化源远流长，宫廷乐舞在汉、唐曾达到其高峰;发展至12世纪的南宋时期，由于市井文化的兴盛，加上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乐舞逐渐与戏曲合流，再经元、明、清三代之后，它已融入戏曲，成为传统戏曲表演程式的表现手段之一，舞蹈自身的独立品格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衰退(民间自然传衍的舞蹈仍旧活跃)。从对中国舞蹈历史流变的简略勾勒中可见出，作为传统的古典舞“活体”已经不存在了。事实上，“中国古典舞”实乃今人对中国传统古典舞蹈的复兴与再造，这个过程创始于20世纪50年代。也因此，我们在“中国古典舞”前冠之以“当代”二字。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历史的原因及过程。虽然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这种复兴与再造却并非没有根基与源流。对此，舞蹈理论家资华筠先生曾谈到:“与世界各国的‘古典舞’(CLaSSiCLeDanCe)相比较，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国古典舞’，既不同于‘芭蕾’，自文艺复兴之后逐步发展，业已形成了具有严格规范、程式的舞种(包含训练方法和语言体系)，有国际统一的认定标准;也不像我们的一些近邻，如: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各自有‘现成的’古典舞目与较完整的训练表演体系。所以，发展到今人所称之为的‘中国古典舞’，无疑是具有复兴意义和当代人的阐释。”因此，本文所阐释的当代“中国古典舞”，正是在中国舞蹈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与构建的、具有“再造”和“复兴”意义的“古典舞”。
一、当代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的发展定位
无可否认，今天我们对当代中国古典舞的认知和探讨出现了一些争议。值得关注的是，争议中我们探讨的对象有时候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当代中国古典舞”，而是扩大到了完整系统的“中国古典舞”大概念。我以为这种探讨的扩展正是与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发展同步的，即发展到更加完善更加成熟的阶段，会衍生出更多的思考与期待。这种思考，甚至是反思，对于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但是，伴随着探讨的扩展，也容易混淆一些概念，模糊一些历史进程，笔者认为澄清两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点不容忽视。其一，对当代中国古典舞的探讨不能回避其起始于教学的历史事实，因此脱离教学体系去探讨当代中国古典舞就失去了原点。当代“中国古典舞”复兴与再造的过程，实际上是肇始于新中国文艺发展中对舞蹈训练课程的需求，并由此展开探索中国舞蹈教学的体系化构建而逐步形成的。当年，创建这门课程的主要意图非常明确，这就是“结合舞蹈教学对中国古典舞进行研究与整理，并培养出新中国的舞蹈表演艺术人才”。标志着中国古典舞学科建立的第一个专业课程———中国古典舞“基训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古典舞“基训课”是以中国传统戏曲舞蹈的风格、形式为基础，结合西方芭蕾训练体系的结构框架创建而成的。1962年的第一本中国古典舞训练教材《中国古典舞教学法》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古典舞教学已经完成了它第一阶段建设的历史任务。作为支撑其初步体系化建设的主干训练课程，“基训课”所取得的教学成就，以及它在中国古典舞的整个发展进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都是巨大而不容忽视的。
其二，训练价值与审美风格的不断融合与升华，恰恰是当代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化发展的必然路径。诚然，舞蹈作为一个学科，要完成其教学的体系化建设，一门训练课程的设立只是初级阶段。在基本解决了演员功能性训练的同时，中国古典舞风格化训练模式的确立，就成为了学科教学发展的重要课题。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古典舞学科的风格化训练课程———“身韵课”应运而生。“身韵课”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舞”的教学模式摆脱了以往单一的以戏曲舞蹈为构件、填充芭蕾结构之框架的做法，由提炼“元素”出发，从追寻“韵律”入手，撷取风格特征鲜明又极富生发性的动作元素，并依据它的运动逻辑及造型规律来加以结构，使其成为既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又体现时代气息的独立的舞蹈动作语言。可以说，“身韵课”的诞生给中国古典舞的训练模式带来了最直接、也是最重大的影响。正是由于“身韵”的“催化”作用，“中国古典舞”才在解决功能训练的同时，更加关注和强调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身法、技法、神韵、气息以及内在情感等多种因素的高度融合。“身韵课”的创建，既填补了肢体功能性训练之外的形态风格与韵律语言训练，又为“中国古典舞”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审美支点”，使这一舞种的形式、内容日趋丰满与完善，其教学体系的建设也由此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由此可见，当代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研究领域与支点，具有突出的可操作性与实践性。但是现实中，我们往往因为中国古典舞历史发展的断层而对当代中国古典舞寄予了某些脱离实际的期望与想象。实际上，我们常说的“古典舞”，在一般意义上，是一个国际通用的概念，它是指各国家和民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具有典范意义的舞蹈。“古典舞”具有相对稳定的美学法则和严谨、规范的表演及训练体系，是特定社会及其民族传统舞蹈文化中经过不断“雅化”而逐渐形成的部分，在这一点上，它是与“民间舞”相对应的概念。因此，“古典舞”在美学上更推崇理性、秩序、规范、均衡、严谨、静谧等等，并以此作为主要的审美倾向来表现其民族精神，而且往往被认为是代表了特定国家和民族传统舞蹈文化的最高成就，所谓“典范意义”也正在于此。艺术中的“古典”还是一种价值观念。关于这点，傅雷先生在其《傅雷谈音乐》一书中有过精当的论述:“‘古典’意义的最高境界是在其价值观念方面追求‘经典’意义，也就是追求历史地位上的独特性及现代意义上的魅力经久性。”
由此可见，“古典舞”既包含了“古代流传”，更强调着“后世选择”———即被后世认作“典范”和奉为“经典”，其内涵实质乃是后人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一种价值取向与判定。因此，“古典”不同于“古代”，后者更具历史的特指性，而“古典”则具有历史流传的典范性，体现的是一种后人的价值判定，更具概括性。可以说，“古典”不仅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概念，同时也属于一个外延不断扩展的概念。比如印度古典舞，它由婆罗多舞、卡塔克、卡塔卡利、曼尼普里、奥迪西、库吉普迪等六大体系组成，有其严格、复杂的表演及训练体系;又如，诞生于欧洲宫廷的西方古典舞———芭蕾，以其严谨、系统、规范而著称。而中国古典舞由于与戏曲的合流，弱化了其纯舞蹈的文化特质，也缺少了流传的“活体”，因此当代中国古典舞更加突出的是始于教学的“复兴”与“再造”。在这个前提下，脱离教学体系发展规律的历史虚无与历史想象都是不可取的。那么作为复兴与再造的当代“中国古典舞”，其本体特质该如何界定呢?对此，资华筠先生曾这样阐释道:“它继承了戏曲、武术等传统文化的精粹，提炼了东方神韵的审美特质，借鉴了西方舞蹈体系化构建的经验，逐步形成了当代‘中国古典舞’多姿多彩的风貌。”这一解释从语言体系、审美特质、结构方式这三个层面对当代“中国古典舞”的界定，阐明了该舞种多层次的概念和可伸缩的界面，准确、精辟地揭示了这一“新”舞种的本质属性与理论前提。
描述、分析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形成与构建，也可以基于以上三个层面展开。首先，“它继承了戏曲舞蹈等传统文化的精粹”。这种继承并非盲目，而是有选择的。它将戏曲舞蹈中程序化的表演与身段，经过归类、整理并高度提炼，逐一完成规范、分类、组合等不同的阶段性任务，最终将戏曲舞蹈(包括武术)套路化、程序化的表演形式提炼成为元素化、符号化的舞蹈动作。第二，它“提炼了东方神韵的审美特质”。当代“中国古典舞”在其审美特质的提炼上着重强调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共通的历史性、地域性文化特征。它们有别于西方古典舞蹈文化中注重“外放”、“造型性”、“雕塑感”和强调人体线条显现的审美特质，无论在外部形态特征上还是内在的风格韵律上，它都集中、鲜明地体现了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所追求的“圆润”、“含蓄”、“内敛”、“沉静”等内在之美的艺术特性。第三，它“借鉴了西方舞蹈体系化构建的经验”。这种“借鉴”在相当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戏曲舞蹈“口传身授”的教学方式，广泛吸收和借鉴西方芭蕾“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教学方法与模式，并以此来整合、建构当代“中国古典舞”的训练与表演体系。这个过程并非盲目跟从或全盘照搬，而是充分尊重本民族传统舞蹈文化，并以此为基点，以开放、理性、科学的态度，实现着对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学科建构。可以说，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形成与构建既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是当代人根据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精神和传统的古典文化遗产，重新整理、恢复、创造，并融入了当代人的审美情趣与思维观念的“新”古典舞，因此，它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当代延续，是传统舞蹈风貌的当代建构。
二、当代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的研究途径
半个世纪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的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业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课群设置。其主体课程(专业必修课)包括:一、解决技术技能方面的“基训”、“技巧”;二、解决风格韵律方面的“身韵”、“袖舞”、“剑舞”、“刀枪舞”、“戏曲舞蹈片断”;三、解决本专业教学理论方面的“中国古典舞教学法”、“学科发展史”;四、解决舞蹈理论方面的“舞蹈概论”、“舞蹈教育学”、“舞蹈运动力学与解剖学”、“中国古代舞蹈史”、“中国传统文化”;五、解决舞台表演方面的“中国古典舞教学舞目”、“作品赏析”、“表演”;六、解决实践操作方面的“舞蹈编创”、“教学实习”、“舞台艺术实践”、“毕业论文写作”等。另外，“中国古典舞”学科的课群建设还进一步向学术与科研的纵深发展，实际教学中渗透着各项学术研究与教学研讨，特别是对已有课程的内部挖掘与深化，是对传统优势课程的补充与完善。
“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化的确立，既是一种时代的要求，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理论的高度梳理、总结当代“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的发展与构建，是舞蹈学科整体建设的组成部分，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在如何检验中国古典舞是否已初步完成其教学体系化建构这一问题上，资华筠先生进一步谈到:“首先，在技艺层面，它已基本能够轻易而准确地训练学生和使其获得自由的身体;其次，在神韵层面，它已拥有鲜明的东方文化基因特征;第三，在创作领域里，它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洽”的舞蹈语言体系，具有相对完善的审美、表意功能。同时它遵循了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科学化教学规律。”［2］从这段阐述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第一、在技术训练上，中国古典舞已具备相对成熟、实用的科学方法，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李恒达、沈培艺、官明军、刘震、山翀、黄豆豆、武巍峰、汪子涵、王亚彬……等一大批技艺高超的舞蹈表演人才;第二、由于不断纠正和弥补了创建之初只重“基训”的倾向，更加自觉地追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和艺术审美特性，尤其是“身韵课”的诞生，帮助“中国古典舞”从训练与表演上找到了解决其风格化难题的重要途径，从而使其富于东方传统文化精神的艺术风格与艺术个性得以鲜明地呈现;第三、在创作上，由创建初期50年代的《飞天》、《春江花月夜》到发展中期80年代的《新婚别》、《木兰归》、《黄河》直至近年来的《秦俑魂》、《扇舞丹青》等等，已经积累了大量优秀的古典舞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情感表现，在舞蹈语汇上，与以往相比都有了非常明显的突破，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舞蹈风格较为鲜明的动作语言体系。至此，当代“中国古典舞”已初步形成了以基训、身韵、教学法、教学舞目及舞蹈创作为主体并具有互动关系的学科教学体系，同时，还拥有了一系列学科教学体系化的阶段性成果。在当代“中国古典舞”的构建与发展中，许多亲历者、研究者都从不同方面对之进行了经验总结和理论阐释，各家(学派)有争鸣，也不乏独到的见解。这些宝贵的学术性思想和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与中国古典舞成果丰富的教学实践相比，其教学理论研究明显滞后，对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近半个世纪发展的丰硕成果及经验得失，至今尚无系统梳理及全面整合性的论述。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开拓意义。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对当代“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的形成与构建进行纵向梳理，以及对现有体系模式的横向性分析研究，从理论的高度予以概括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发展空间进行预测和前瞻。为实现此目标，还需要结合一般历史研究的方法，在对“中国古典舞”发展脉络及其规律性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对曾参与这一学科体系建设、并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实践、思想及理论探索———进行理论的梳理与廓清，并归纳、总结出规律性的经验与成果，适度运用舞蹈生态学的相关研究方法以求科学地提炼出艺术规律，形成对该学科体系的理论阐释。
诚然，对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进行历史的梳理与研究，资料和史实的把握是基础，但历史研究中对方法论的自觉追求与提炼，往往对其最终的研究结果产生根本影响。因此在方法论的运用方面，我们应该广泛借鉴美学、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成果，并运用舞蹈生态学等更贴近舞蹈实践的方法论，探讨更加深入的研究途径和创新性可能:首先，纵观中国舞蹈史研究，既往的治史方式大都是“以事述人(舞)”为主，即以历史文献为最大依据。舞蹈生态学在注重文献史料研究的同时，更强调“以人传舞”的史学方法。资华筠先生提出并主张的“以人传舞”与“以事述人”两者辩证统一的科学方法，将文献研究与对相关历史及其亲历者的全方位考察(含文献与采访记录)有机结合起来，具有重实证研究的特点。当代“中国古典舞”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虽然其时间跨度并不太长，但其中涉及的人物与事件却纷繁复杂。结合重大事件，对在这一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产生重要影响的先驱、亲历者、代表性人物进行较全面、切实的考察，将由此勾勒出当代“中国古典舞”由发轫之初的一堂看似寻常实乃意义重大的“训练课”，直至今日其教学系统化构建已初步完成的整体发展脉络。能够真实、鲜活地记录和还原这一历史过程，证实“以人传舞”之舞史观与方法论的科学性及优越性，将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其次，舞蹈是以肢体运动为主要媒质的艺术种类，因此论述当代“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的构建，必须对其形态特征、审美特质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科学分析。学习并运用舞蹈生态学之形态分析中“因子分解、特征提取”的科学方法，可以对当代“中国古典舞”教学实践中“元素论”的科学依据进行总结，并对当代“中国古典舞”形态特征、运动规律以及审美特质进行多层次的具体分析。其中包括:
1．以舞蹈生态学之舞蹈形态分析的“因子分解、特征提取”方法，对应中国古典舞业已行之有效的基本元素分析，进行更科学、明晰的阐释。为原有的元素分析寻找到更加层次分明、更具可操作性的重要依据。
2．运用其典型舞畴、舞畴序列的动作“单位”概念，对中国古典舞风格训练主、支干教材中最具基础性、最具代表性的动作与组合进行分解、综合及可操作性分析。提取其外部形态特征，概括其自身运动规律。这在中国古典舞动作研究中具有创新性。
3．分别选取中国传统戏曲、西方芭蕾舞的程式化动作作为比较项对照进行研究。这是由于，一方面中国古典舞是从传统戏曲中剥离出来的业已形成独立品格的舞种。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认知其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此外，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的构建基础，借鉴了西方芭蕾体系化模式为其标准。但由于文化背景的深层差异，我们不能完全“模拟”芭蕾，而只是“借鉴”了其形成的科学化过程。以芭蕾作为比较项，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更清醒地把握“借鉴”的尺度。两种比较的目的都是为了使当代“中国古典舞”中蕴涵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更加鲜明、突出，同时进一步提升其“系统化”的科学水准。
4．在形态分析、特征提取、舞种比较、规律概括的基础上，综合提炼中国古典舞与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一脉相承的审美特质，以求进一步印证其神韵上拥有的比较鲜明的东方文化审美特征，同时，努力提升该舞种文化传承理念与风格属性的自觉意识，实现研究的科学性、创新性。再次，在学习、研修“中国古典舞”二十多年的历程中，笔者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对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有着很多的体会与思考，但也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这种实践优势不能停留在“局限性、描述性、经验性”的浅层次叙述，而必须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努力探索内在的规律，并予以系统、理性的升华。“中国古典舞”无论是作为一个舞种，还是一门学科，目前都还处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尚有大量空白和未知领域有待探索、研究。对其发展前景的思考，还应该关注以下三点:其一，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发展应进一步确立其传统审美特质的鲜明性，并在此基础上大胆扩展其空间;在不断开掘古代历史遗存的同时，创造具有中华民族古典审美标准和风格特色的舞蹈艺术形式。其二，打破学术壁垒，促进流派之间的相互吸收，从而进一步整合当代“中国古典舞”;立足戏曲舞蹈，同时扩大视野、解放思想，向历史文化汲取养分，是我们的唯一选择。汉唐舞、敦煌舞的探索具有积极意义，相关实践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开发了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方法，这些都是对古典舞教学体系的有益补充。只有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才能使古典舞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扩展。其三，在创作上，由于在作品中过多地直接“引用”训练中的技法性语言，从而导致了舞目的大量雷同。只有进一步确立与完善当代“中国古典舞”创作语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创作中题材和内容的局限与雷同问题。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篇8
【关键词】古典音乐;大学生;重要性;推广途径
在当前乐坛上,流行乐充斥着每一个角落,不断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并且带动着潮流,让我们一直去追求新的歌曲、新的唱片。大学生作为时代潮流的追随者紧随其后,在日常的音乐学习过程中更多的人选择了流行音乐,忽略了古典音乐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流行乐只能算得上是昙花一现,只有那些盛行一时的代表作才能成为经典。古典音乐就不同了,古典音乐是人类文化的结晶,经过了时间和世人的考验流传下来,并在乐坛上享有一席之地。相较于流行音乐的声音刺激,古典音乐在个人修养提高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一、古典音乐在大学生生活中的现状
据有关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大学生对古典音乐的认识有限、态度迥异。大部分大学生认为古典音乐是高修养的人的专利,与流行音乐相比过于深奥,不太明白要表达的是什么,不太适合自己学习,而且古典音乐中的那些大型交响乐,歌剧,无形中给人一种心理压力;有时候听上去很舒服,但是却无法用恰当的词语表述出来,与当前社会的主流音乐显得格格不入,有点脱离现实。基本上大学生对古典音乐的态度是尊重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去关注,更谈不上主动去接触、去学习了。大学生对古典音乐的学习热情远远没有流行音乐学习热情高,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处在一个浪漫、萌动、容易接受和吸收新鲜事物的时期,提到大学生自然的与“时尚”“前卫”“个性”等名词联系起来。大学生既是潮流的引导者,又是潮流的追随者,他们追求新鲜刺激,拒绝平淡枯燥,古典音乐的平缓显然不能满足大学生对新鲜刺激的追求。
二、古典音乐在大学生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一)古典音乐开拓了学生的视野
古典音乐的背后都有一段悠久的历史,每一部古典音乐作品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个民族的音乐历史文化。学习古典音乐可以使学生了解音乐背后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学习过程中不仅增长了知识,开拓了眼界,而且通过欣赏不同时期的古典音乐,沿着古典音乐发展的轨迹,学生可以自由穿越于不同时期,了解到整个音乐的发展史。
(二)古典音乐丰富了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和体验
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相比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历史底蕴。音乐作为一门富有情感的艺术,对音乐的情感体验不能仅仅局限于体验音乐的音响,也来自于音乐背后的那段历史。以中国古典乐里的《十面埋伏》为例,在具体的赏鉴过程中,学生除了感受到音乐的宏大之外,还可以从音乐中了解到楚汉相争的历史,看到两军交战的宏大场面,这样以来,古典音乐有助于学生置身其中,为音乐带来的画面所感动,丰富了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和体验。
(三)古典音乐促进学生创造力的提高
古典音乐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艺术,学生欣赏、演奏和演唱古典音乐的过程就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过程。此外,古典音乐的学习强调对音乐背后历史文化的理解,随着古典音乐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由于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可以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处处体现出学生自身的创造力。
(四)古典音乐对学生的情绪情感具有积极作用
情绪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具有好的情绪往往会看到事物积极方面,反之则只能看到消极的一面。古典音乐的平缓清淡有助于调节大学生的情绪,克服冲动冒进的缺点,提高其对自身情感的控制,对大学生的情绪情感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有效推广古典音乐学习的途径
(一)改变学生对古典音乐的认识
改变古典音乐学习现状,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学生对古典音乐的认识。以往学生对古典音乐的认识过于夸张,认为古典音乐是阳春白雪,是高修养的人的专利,不适合自己学习,要改变这种认识。古典音乐固然高雅但并非不可碰触,这样需要教师的引导作用,使学生明白只要了解相应历史文化,古典音乐也是通俗易懂、易于学习的。
(二)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
当前大部分学生之所以对古典音乐的学习望而却步,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存在一定责任。拓展古典音乐教学,教师要改变以往的教学方式,在古典音乐教学过程中除了讲授基本的乐理知识外,要多讲解一下古典音乐背后的历史文化,通过引导学生对古典音乐背后文化的学习,加深其对古典音乐的体验,赋予其想象的空间,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古典音乐学习兴趣。
(三)社会媒体的支持
据有关调查显示,当前学生了解古典音乐的途径主要是借助于网络、电视等社会媒体。以近年来蜚声国际的青年钢琴演奏家朗朗为例,之所以能够打败其他音乐家被众多学生了解并且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股“钢琴热”浪潮与媒体对他的跟踪报道和大力宣传时分不开的,由此可见社会媒体在学生学习古典音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所以,通过媒体的大力宣传,来增加学生对古典音乐的认识,引起其学习的兴趣。
(四)政府的支持
政府对古典音乐学习的支持也是在大学生中有效推广古典音乐学习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政府的支持能够为赋予古典音乐更多展示的机会。政府支持可以为古典音乐带来权威性,得到人们和大学生更多的重视。具体的政府可以通过开设音乐剧院,开展“古典音乐进校园”等活动,让更多的大学生接触到真正的古典音乐。
综上所述,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古典音乐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瑰宝,始终都是音乐的主流,对当代大学生的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需要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薪火相传。如何改变人们对古典音乐的态度,将古典音乐大众化将是此后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篇9
[论文摘要文章从古典情怀的内涵以及培养学生古典情怀在当今社会尤其是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入手，通过古典情怀所具有的“博大的仁者胸怀”、“执著的沉静思想”和“永恒的追求精神”三个方面的内涵，对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古典情怀进行分析阐述，认为中学语文教师在进行文言文教学时，应重视对学生古典情怀的培养，给学生以思想的指引、人生的启迪、情感的熏内和美的感染，并且使学生通过阅读背诵、积累和鉴赏文言文来培养其古典情怀。
一、古典情怀的内涵与品质特征
《辞海》对“古典”这一概念有如是界定:“①古代的典章法式。《后汉书·儒林传序》:‘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②古代流传下来而被后人认为有典范性的或代表性的。据此，现今流传下来的出自古人手笔的诗、词、曲、文、赋、小说等古代经典的文章都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古典”之内。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作为一脉相承的民族传统文化，历经了时代淘洗，富有浓厚的中华民族精神。《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第八条指出:“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基于这种理解，笔者把这种民族精神定义为古典情怀，即具有博大的仁者胸怀，对人类、自然、宇宙的人文关怀，并以沉静的思想焕发出内在与外在的激情，以坚韧的意志力进行永不停息的精神探索和追求。古典情怀不仅存在于有形的实体(诗、词、曲、文、赋)中，而且也体现在无形的精神中，积淀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和民族成员的思想灵魂之中。而中学语文文言文不仅是古代文章的精华，也是现代人学习传诵的佳作。其中不仅积淀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也蕴含着深厚的古典情怀，沉浸着丰富而深厚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浓厚的民族精神。因而通过对文言文的学习，可使学生具备古典情怀的品质，从而思想得到净化，精神得到升华，身心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进而塑造成新时代的综合性人才。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应使学生具有古典情怀的品质包括:博大的仁者胸怀、执著的沉静思想和永恒的追求精神。
(一)博大的仁者肺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言文作为我们民族历代优秀文化的载体，历经了时代的淘洗，以其广阔的胸怀和视野向我们展示出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丰富的古典情怀的魅力。其中仁者胸怀就是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学习文言文，可使中学生具备博大的胸襟，宽广的视野，从而能对丰富的情感世界有深刻的体验，并建立起准确而又客观的认知体系，同时获得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能力，从而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做人。例如: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讲“仁政”(《孟子·尽心上》)。无论是孔子的“杀身成仁”还是孟子的“舍生取义”，都已经深深融人到了我国传统的思维和胸襟中。两位古代哲人对于生命哲学和人生价值的深刻体验虽然只有八个字，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以博大的胸襟去追求正义。
此外，文言文的仁者胸怀还表现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从哲学上说，人文关怀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况，及对人类权利的尊重和对人类的历史存在和发展的深切思考。具体来说，“它是一个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前提，以肯定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概念。它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而文言文中这种人文精神体现在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中。例如:《劝学》中“知明而行无过”、“博学而日三省”的勤学专一、反省修身的态度，《岳阳楼记》中范仲淹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和人格。通过学习文言文中的人文精神并感受其人文关怀，使学生怀有一颗滚烫的心，以天下为己任，去发掘和发挥自身价值，锻炼出充满关怀和爱心的灵魂，培养自己充实的内心和健康有活力的生活态度。
(二)执著的沉静思想
古典情怀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沉静的思想。就像落叶只有化为尘土才能孕育出崭新的嫩芽一样，只有经历了冬天的沉寂，才能换来春天百花齐放的喧嚣和绚烂。学生学习也是如此，只有在沉静中才能细心聆听内心的声音，只有在深沉的思考中才能够克服浮躁的心理，才能获得心灵的回响和精神的提升，也才能获得一次次思想的升华和情操的提高。在语文学习中，对于文言文本身所具有的深邃的思想、豁达的情怀、凝练的语词以及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精神，通过学生在具体的阅读和体验中，在对古代经典的耳濡目染中，必定会受到深刻的影响，在沉静中充分体会那些经久不衰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精华，进一步获得灵魂的提升。例如:(烛之武退秦师》中能言善辩的烛之武不卑不亢、沉着冷静，巧妙地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以挑拨离间之法最终说服秦伯撤走围郑的秦军，派兵保卫郑国，从而取得了游说的胜利。通过学习学生不仅能够从中体会和感悟到“说客”烛之武冷静的思维、豁达的情怀和博大的胸襟，而且通过不断地扩展学习进一步理解一代贤士们的深邃的思想境界和伟大的情操。
(三)永但的追求精神
《周易·乾卦》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的正是人要有远大而坚定的理想，有不安于现状、持之以恒的精神探索和追求精神，而这也正是古典情怀在精神品质上的表现。孔子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孔子本人明知“道之不行”，却“知其不可而为之”，仍一如既往地去积极奋斗、努力追求和探索。这种奋发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无疑给后人树立了榜样。而正是通过对文言文的学习，培养中学生为理想和抱负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能力，尽管遭遇许多曲折和坎坷，也要具备不懈追求、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将自我塑造成有勇、有谋、有智、有识的新时代综合性人才。例如在文言文中，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为追求“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而饱受同僚的诬陷和迫害，但“明于治乱”的屈原仍心系楚王和楚国的兴亡，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九死不悔之意志去追求探索“存君兴国”的理想直至生命的终结。
二、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古典情怀的必要性分析
在日益浮躁的现代商品经济社会里，人们精神逐渐走向失落和荒芜。一方面沉迷在光怪陆离充满诱惑的现实世界;一方面追求“洋味”，忽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的民族文化，以至于一些学者产生了这样的担忧:“一个千年文明古国一旦以实用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人文精神，虽然它可以一度人文治国，但在现代化的变迁中会比其他国家更加势利地否定自己的人文传统，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功利化、物欲化，最后整个文明毁灭在一片糜烂的之中。在中学教学中，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学习的功利性强烈，而且对庸俗文化的接受不断增多。而在语文教学中，学生往往缺少一种文化精神，忽视对优秀传统经典文化的咀嚼和学习、继承和发扬，一些狭隘的思想、冷漠的眼光和颓废的态度影响了学生的日常行为和学习生活，因而呼唤学生古典情怀的培养可以说是势在必行。从古人的“仁者爱人”的宽广胸襟与“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深刻反思，再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懈追求，无不体现了古典情怀的内涵和魅力以及古典情怀对于中学生感情的濡染、人格的熏陶所发挥的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说:“教育的目的并非是告知后人存在什么，而是晓谕他们如何让精神充盈人生，如何与‘你’相遇。”由此，在今天中学生过于追求书本知识和学习的功利性与实用性，而相对轻视文化精神培养的情况下，要使中学生具有古典情怀的品质，获得全面和谐的发展、有个性的发展，其中中学语文文言文课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责任，而中学语文教师无疑应当在教学中发挥文言文所蕴含的对学生古典情怀培养的重要作用，批判性地发扬和继承文言文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并咀嚼内化成为自己的知识，通过文言文教学，使学生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培养学生的古典情怀，进而提升学生的思想和道德情操，使学生身心得到全面健康而有个性的发展。
三、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古典情怀的途径
中学语文教师在进行文言文教学时，应重视对学生古典情怀的培养，给学生以思想的指引，人生的启迪，情感的熏陶，美的感染。而培养中学生的古典情怀具体说来有以下的途径:
(一)阅读与背诵
学习文言文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反复阅读。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现代汉语既与古代汉语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从古代汉语演变、发展而来的，通过阅读去深人学习和了解文言文，不仅有助于培养具备阅读古代经典作品的能力，而且对运用现代汉语进行口头和书面表达也有着极为有益的促进作用。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对有关的文言文既要加强阅读又要注意背诵的重要性。《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第九条指出:“诵读古代诗词和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把文言文中的重要篇目熟记在心，不仅能够掌握文言实词的意义、虚词的运用、各种句式的变化以及古代名篇的构思立意、布局谋篇和语言运用方面的要领等，从而对文言文的感知能力越强;而且更重要的是，学生通过背诵可以逐渐领悟到文言文中蕴含的古典情怀，进而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素质。著名古代文学专家程千帆先生说:“背诵名篇，非常必要。这种方法似笨拙，实巧妙。它可以使古典作品中的形象、意境、风格、节奏等都铭刻在自己的脑海中，一辈子也磨洗不掉。因此才可能由于对它们非常熟悉，而懂得非常深透。因而背诵能力的培养能增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语文的习惯和积淀深厚的古典情怀，进而在不断的学习中提高自己的审美品味和欣赏的情趣。
(二)积累
文言文的积累必须建立在阅读文言课文的基础上，在阅读的基础上加深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逐步积累。通过不断的积累，培养学生对文言的热爱，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古典情怀。
文言文中蕴涵着许多成语、典故、名言、警句等，而且作为传统文化的精粹还一直沿用至今。例如:“刻舟求剑”(《察今》)，“钩心斗角”(《阿房宫赋》)，“四面楚歌”(《坟下之围》)，“愚公移山”(《列子》)，“青出于蓝”、“锲而不舍”(《劝学》)，“完璧归赵”(《蔺颇蔺相如列传》)，“五十步笑百步”(《孟子·寡人之于国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鸿门宴》)等等，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古典情怀的内涵都蕴涵在古代的这些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文字当中，学生通过积累不仅能丰富知识，而且能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另外，古代汉语虽然在结构上追求完整严谨，但却充满意蕴和美感;虽然在语言上力求精练简洁，但又充满丰富的哲学意味而发人深省，同时能使人们在感情上产生共鸣。通过不断地学习和积累文言文篇目中的丰富知识，不仅对学生思维和表达能力的培养大有裨益，而且能拓宽学生的视野;不仅培养学生的古典情怀品质，而且在潜移默化中也陶冶学生的品性。
(三)鉴赏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篇10
一、从彝学研究时间维度上看，这部著作为彝族文献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起到了奠基作用
为保护和抢救彝族文化遗产，使散存于民间的彝文古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推出《中国彝族文献典籍译丛》系列丛书，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翻译、整理、研究彝族文献。从2006年起就着手策划这套丛书，从众多的文献中精选各领域的经典进行翻译、整理、校勘、编排，并邀请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专家参与，终于在2008年岁末完成了丛书的第一辑《彝族古代文论精译》。这部著作既是对过去彝族文论研究的总结，又是今后彝族文献典籍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二、从对彝族古代文论翻译与阐释的角度，打开了彝族古典典籍研究的新视域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从大量的彝族古籍文献之中鳞选精译而成的几个译文篇章，著名学者贾芝、刘锡诚、刘魁立等认为，“这几个译文篇章全面地反映了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实貌和信息量。它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古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翻译等研究方面，无疑处于领先地位。”[3]《彝族古代文论精译》“全面透彻地剖析彝族典籍译著中涉及到的每个理论观点，从而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彝族古代诗学的一大理论体系。”[3]
三、内容丰富精粹，理论体系宏阔完整，集中展示了彝族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编译者从彝族古籍中精选译出来的一部古代彝族文艺理论巨著。几乎涵盖了彝族古代文论和诗论的重要论题。其理论的丰富完整，体系的完备，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全面的准确对译总结与科学的完整考证论述,给人们研究彝族古代文学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参考文献：
[1]martinHeidegger.SeinundZeit[m](tubingen:maxniemeyerVerlag,1949),p.148.
[2]SeeHans-GoergGadamer.truthandmethod[m].english.translationrevisedbyJoelweinsheimerandDonaldG.marshall,edcondedition,London:Sheed&ward,1985,p.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