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主要思想篇1
【关键词】孝思想；内涵；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儒家孝思想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从其主要内涵上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即：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养体”和“养志”。
1.儒家孝思想的“养体”
孝之“养体”，就是指以尊敬的态度、愉悦的心情来奉养父母，使其在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达到满意。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做，何以别乎？”①儒家的经典《礼记》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比如：“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②即儿女尽孝，应该按照礼的要求来做，冬天要让父母生活的温暖，夏天要让父母生活得清凉，晚上要让父母休息的舒服，早上要向父母请安。这也就是说，对待父母不仅仅是物质供养，关键在于要有对父母的爱，而且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爱。没有这种爱，不仅谈不上对父母孝敬，而且和饲养犬马没有什么两样。另外，奉养父母，尽孝子之心，要有愉悦的神情。《礼记・祭义》中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③意思是如果某个人是孝子，他必然会以虔诚的态度，一心一意的奉养父母，把这件事当做自己人生中幸福和快乐的事情。这就是孝的最高境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赡养父母的人，要深爱父母，并把孝敬父母看成是一种很幸福和享受的事情，而不是把父母当成累赘和负担。
自古以来，普天下的孝子都有一种遗憾，那就是让他们有所成就的时候，父母已经离世了。古云：“椎牛而飨墓，不若鸡豚之逮存。”④意思是说，与其到父母的坟上杀牛献祭，不如让父母在活着的时候能让他们吃上鸡肉、猪肉。中国传统孝道的物质基础就是要从物质上供养父母，即赡养父母，“生则养”，这是孝敬父母的最低纲领。儒家提倡在物质生活上要首先保障父母，如果有肉，要首先让老年人吃。这一点非常重要，孝道强调老年父母在物质生活上的优先性。老年人年老体弱，容易得病，因此，中国传统孝道把“侍疾”作为重要内容。侍疾就是要是父母生病，就要及时诊治，精心照料，多给父母生活和精神上的关怀。
以尊敬之心赡养父母，不仅体现在儒家学说的大力倡导上，还体现在进行制度建设时的严密操作。儒家在宗法制的基础上进而把孝的思想注入，强调了孝在政治生活、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思想层面的垄断。从汉代开始的选官制度以是否行孝为标准，到清代明确规定的各种礼仪、孝制；从最初的制度设想和模型开始，到最后的制度定型和规范。孝的思想渗透到了制度和意识的最深处，成为了儒家思想的内核之一。孝的“养体”就暗合了人的本性和制度设计的要求，从而成为了儒家道德价值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成为人们从内心深处认同并一以贯之的行为习惯。一直延续到近代、当代，这种思想或多或少还起着作用。
2.儒家孝思想的“养志”
孝之“养志”，就是指让父母生活得快乐舒心，心满意足，无忧无虑，这主要是指精神方面。做到这一点，要比“养体”困难。根据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诺的需要层次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养体”自然就归属第一层，而“养志”就比较高，归于第三层。
关于“养志”，中国传统道德有很多具体规定。
2.1强健自己的体魄，珍爱自己的生命，不让父母担忧。《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⑤《孟子・离娄下》说：“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⑥这些都指的是作为子女要强健自己身体，珍爱自己，不做没必要的牺牲，不让父母挂念，担忧，这作为孝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注意的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并不提倡无原则的惜命，而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2.2遵纪守法、明礼诚信、积善成德、维护公德。好事要从小事做起，积小成大，也可成大事；坏事也要从小事开始防范，否则积少成多，也会坏大事。所以，不要因为好事小而不做，更不能因为不好的事小而去做。小善积多了就成为利天下的大善，而小恶积多了则“足以乱国家”。鲁国的一个人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⑦为子女者要想想自己生病时，父母那种忧愁、担心的心情。言外之意，不言自明。这句话的深意还在于：为人子女者除了因病使父母担忧外，其他的一切都不要让父母操心，如安全、守法等,做子女的要是能够做到这点，这就是尽孝了。
2.3顺从父母，要以父母的言行规范为前提。如果父母的行为不合乎规范，不合乎道义，做子女的就应敢于直言，敢于谏劝，避免父母陷于不义。《荀子・子道》曰：“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⑧这段话说的很有道理，听不听君主的话取决于他有道无道，听不听父亲的话取决于他符不符合社会公德，这才是做人首要的原则。
2.4子承父志，实现长辈未竟的遗志。长辈生前有一些远大的志向，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能实现，做儿女的要接过这些艰巨的任务，尽最大的努力完成，并且发扬光大。孔子曰：“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继人之事也。”⑨因此，历史上许多人都践行了这一传统道德。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父亲的愿望，而班固也是因为继承父志而写成了《汉书》。也正是这一传统美德，使得中华文明更加源远流长，更加灿烂。
2.5为人处世，慎言慎行。能够让自己“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从而使祖辈光耀，声名远播。一个人严格要求自己，和别人友好相处，重视荣誉，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珍爱，也是对父母声名的珍爱。这也是养志里的一个重要内容。
2.6精忠报国，建功立业，为祖辈争光，也是孝的具体体现。人常言“忠”“孝”两难全，认为忠国与孝敬父母是难以兼顾的事情。其实，在土家孝道思想里，他们是统一的。曾子在孔子孝道思想的基础上，由事亲至孝扩充为五伦之孝，认为除了尊敬，供奉长辈外，还要积极进取，尽忠报国，爱人以德。否则，“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⑩儒家的孝思想，不仅有利于家庭和谐，更有利于国家发展，确实有益于世道。
3.儒家孝思想的当代价值
当前，中国正步入“老年社会，但是社会上关于子女”儒家孝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孝道在当今社会仍然是重要的道德规范，在中国人心目中仍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法律规定的公民应尽的义务。其次孝敬老人是晚辈回报长辈养育之恩和亲子之情的表现，反映的是人类反报恩的人性特点，这种情感的需求有深厚的亲情做基础。侍候双亲、与双亲共同享受生活，符合现代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观。再者从我国目前的家庭结构来看，无论是“三代同堂”还是所谓的“核心家庭”代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依然十分密切，老年人依然为家庭为社会发挥着余热。尽管老年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处于主导地位，但在传承文化、传授经验、道德监督、家庭美德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有助于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最后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迫近，在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不够完备的条件下，家庭孝道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形式，其对老人的精神满足和心灵慰藉的功能是社会赡养不可替代的。
注释：
①朱熹,金良年.四书章句集注.论语・为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9.
②崔高维.礼记・曲礼上第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③崔高维.礼记・祭仪[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58.
④陈确.陈确集（养生送死论二首丙申）[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156.
⑤曾参,于忠伟.孝经名家讲解[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⑥朱熹,金良年.四书章句集注.孟子・离娄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78.
⑦朱熹,金良年.四书章句集注.论语・为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9.
⑧高长山.荀子译注荀子子道篇第二十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⑨朱熹,金良年.四书章句集注.中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⑩崔高维.礼记・祭仪[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参考文献
[1]朱熹,金良年.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儒家思想主要思想篇2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思维误区，走入一个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境地。典范人物就是陈独秀、鲁迅、胡适。［3］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
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乳交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性行为。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
对于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勾画，实际上可以说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历史既有结构的一个恢复工作。除非在双旋结构的勾画中，儒家伦理就不能够得到完整的理解与把握。否则就会陷入以往讨论儒家伦理的要么美化、要么丑化的悖谬境地之中。但是，在“现代”情景中讨论儒家伦理，凸显它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理论结构，和伦理与政治双管齐下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功能结构，又并不等于将构成为儒家伦理的两个思想链－－定位于梳解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定位于诠释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两者，等量齐观。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于儒家伦理加以“现代”的关注，就是因为儒家伦理思想中具有现代性的成分。而这种现代性成分蕴涵的多少，就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两个构成面来讲，显然是具有差别的。
儒家思想主要思想篇3
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上的自由独立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与民族文化也就会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命运，与民族前途的命运，盛衰消长，是统一而不可分的。
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之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
“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虽是一个打倒孔家店，儒家思想的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在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国藩等人对儒学之倡导与实行，只是旧儒家思想之回光返照之最后的表现与挣扎，对于新儒家思想的展开，却殊少直接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之最大贡献，在破坏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和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他们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他们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号召的胡适之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战略，据他英文本《先秦名学史》的宣言，约有两要点：第一，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第二，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亦即提倡诸子之学。但传统的旧道德，实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作预备工夫。提倡诸子哲学，正是改造儒家哲学的先躯。用诸子来发挥孔孟，发挥孔孟以吸取诸子的长处，因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假如，儒家思想经不起诸子百家的攻击，竞争，比赛，那也不成其为儒家思想了。愈反对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愈是大放光明。
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
西洋文化学术之大规模的无选择的输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发展的一大动力。表面上西洋文化之输入好像是代替儒家，儒家，使之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但一如印度文化之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所以西洋文化之输入，无疑地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之新开展。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开展。如不能经过此试验，度过此关头，就会死亡，消灭，沉沦，永不能翻身。
所以儒家思想之是否能够有新发展的问题，就成为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翻身，能够复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复兴的问题。儒家思想之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
儒家思想主要思想篇4
一、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非常复杂，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末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经济上“公田”逐渐变为“私田”。政治上，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诸侯争霸、战争频繁、王室衰落，新兴封建势力日益兴起。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学在官府”的局面被逐渐打破。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宣讲儒家思想，出现了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同时，儒家学派诞生于鲁国，也与鲁国特定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代开国天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鲁国成为了西周时代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两大文化中心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国）。春秋时代，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这种文化传统对孔子影响很大，为他创立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二、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
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基本上可以分为七个时期。
1.战国时期：在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被冷落，这和儒家的思想主张关系很大。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强调“民贵君轻”，提倡放宽刑罚，减轻赋税。这些主张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战国纷争的年代，其主张无助于实现统一，距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太遥远，必然受到统治者的冷落。
2.秦朝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压制，秦朝时儒生们依然遵循旧的思想主张，非议郡县制，以古非今，站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不仅不能为封建统治着服务，而且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而受到压制。
3.西汉时期：儒家思想享有“独尊”的地位。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发挥，增添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等思想内容，适应了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不仅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因而获得了“独尊”的地位。
4.宋明时期：儒学达到新高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局面，在一批心存高远的儒家学者的研究下，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认为纲常伦纪是“天理”，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将儒家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它存在了700余年，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5.明清时期：儒学再度活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李贽向陈腐的儒学和封建专制特权进行了猛烈抨击，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位思想家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建立“人民为主”的社会，提倡经世致用，重视工商业发展，对传统儒学加以批判继承，儒学再度活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6.维新变法时期：儒家思想出“新意”。历史原因：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他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其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减少变法的阻力。
7.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冲击。历史原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宣扬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道德，目的是动摇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民主与科学，解放人们的思想。
儒家学说地位的变化所反映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特征是，思想文化必须为专制主义服务，才能存在发展。思想文化的发展，反映了当时社会由割据到统一的历史趋势。
三、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1.对待儒家思想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总的原则是既继承其中的精华，又要剔除其中的糟粕，批判和否定其中的消极因素。要继承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责任感，“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安贫乐道的精神力量，其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坚毅的人格，积极的生活态度、爱民态度和仁爱意识，尊老、敬贤、敬师和见利思义的为人准则等。
2.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儒家思想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有利于培养公民意识；“大一统”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团结；“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有利于今天的政治建设；“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本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义利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
儒家思想主要思想篇5
教学要求：
了解西汉初年黄老之学，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知道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变成了统一思想的历史，领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推出及其给后世带来的深刻影响;讲述董仲舒与其所提主张被采纳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学生学会归纳总结，对比黄老之学跟董仲舒儒学，让学生具备分析问题的本领。
二、过程与方法
了解西汉初期的经济发展状态以及黄老之学的主张作法阐述出兴衰进程。
根据历史背景、主张思想、功能作用等等方面，阐述出儒家思想为何能变成汉代及其后世的统一思想。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习黄老之学占主导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这个演变过程，让学生了解到历史上的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后在学习中对一种社会思想的评判时一定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政治形态。
经过学习董仲舒努力使儒家思想替代黄老思想成为历史统一思想的事件，学生们应该了解到思想文化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教学重难点：
重点：黄老之学思想的特点;董仲舒儒学体制
难点：西汉统治思想的改变与缘由
学情分析：
这次课时所要讲的知识，学生在中学时代已经初步的接触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一点都不陌生。但是这次的知识点讲解起来比较抽象，凭学生现在的文学素养掌握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在讲解的时候，运用一些幽默诙谐且与知识点相关的历史故事及图片进行讲述，便于学生的理解。
教学内容：
复习导入
老师：前两节课，咱们讲解了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影响，那到了秦始皇统治时期，哪家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呢？
学生：法家
老师：秦始皇实施暴政使历史上这个统一王朝只经历短短数年就灭亡了。那么作为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朝代――汉朝，它又将采纳谁家的治国思想呢？下面我们就来讲述，汉代思想的大统一。
一、西汉初期的黄老之学
（一）兴起的原因
1.西汉初期，经济残破，百废待兴。
2.黄老之学中“无为而治”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3.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
（二）推行的时间与作用
时间：开始提出于战国，从汉高祖到武帝即位约7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
作用：黄老政治的实施使汉初社会迅速恢复了元气。休养生息的“无为”政策让西汉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况;为汉武帝时期的过富力强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课堂提问：黄老之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内容是由治身（养生）和治国两个方面组成的，黄老之学是强调尊重客观规律，提倡因时制宜的“无为而治”的哲学观点。黄老之学早期的理论来源是道家，后来演变到与阴阳家、儒家、法家的思想结合，可以说是集所有学派的特点于一身。“无为而不为”的思想，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又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倡导“待时而动”，“因时制宜”，是一种“积极无为”的哲学观。在政治上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在哲学上也是鲜少的提出了尊重客观规律、因地制宜的哲学观点。
（三）黄老之学被取代的原因
主观上，经过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西汉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已经是国富力强。随着国力的强盛，汉武帝希望手中的权势更加集中，拥有开疆拓土的雄心。这些必然要求中央集权，发展成军事强国。而黄老之学则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央集权的需求。
客观上，儒家思想进行了理论上的调整，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央集权发展要求的新理论。汉武帝希望“有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能配合汉武帝实现他的抱负，这时候改良后的儒家思想就开始被关注了。
总之，黄老之学统治地位的被取代，根本原因是其固步自封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作出其变化。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导入
儒家思想的成长过程：春秋时期初具模型――战国时百家争鸣得到飞速发展――秦始皇焚书坑儒遭受重创――西汉初期复苏状态――汉武帝时演进为新儒学，成为统一思想。
思考：同学们，你们做一下假设，你们是董仲舒，汉武帝召见了你，你想用什么思想来吸引汉武帝的注意呢？那被汉武帝重视的思想会在后世产生怎样的作用？
（一）新儒家思想主要内容
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是把道家、阴阳家和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的融合，再配以儒家思想而成的新儒家思想，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思想主张。董仲舒新儒家思想主张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它的大一统理论、君权神授的学说都被当时的统治者汉武帝所青睐，它对于想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来说如虎添翼。轻徭薄赋的主张是针对于土地提出的政策，这是历史向前推进的一大步，进一步缓和了阶级矛盾。新儒家思想最终归结为“三纲”“五常”的核心理念，三纲是社会伦理，五常是个人品德，这种思想统治了整个封建社会时期。
（二）新儒家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纳的原因及对其的评价
课堂提问：西汉当时的统治者为什么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
引导：1.经济方面考虑;2.统治者的个人考虑;3.新儒学自身考虑。
课堂提问：评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引导：从利弊两方面考虑，凡是都有两面，我们要面面俱到。有利的一面，首先这件事本身在历史的长河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次，它在政治上顺应了当时政权的发展趋势;最后，在思想上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开创了鲜明的儒家文化。弊端，它的文化专制政策不利于思想的解放，最终使得中国落伍与其他国家。
（三）比较孔孟的儒家思想与董仲舒提出的新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先秦的儒家思想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学得到了汉武帝的大力推崇变成了统治思想。
开始的儒家思想以务实为主，但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
春秋战国的儒学是针对学术理念的钻营，而新儒学则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思想工具。
儒家思想在春秋时的百家争鸣中不断的在发展，但是到了董仲舒及其以后的新儒学则成了教条被人熟识。
最后总结：
西汉初期，由于连年的战争及刚建国，领导者在统治时推行的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农业发展上实行轻摇赋税，争取尽快恢复国力，为此黄老之学逐渐趋于统治者的正统思想。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与政权的稳固，甚至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盛世。到了汉武帝时期，统治者的雄心更加膨胀，想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这时候无为而治已经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
儒家思想主要思想篇6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1.1研究目的。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单单影响着我国国民的为人品质，也为我国的经济及国民素质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文化价值。儒家思想甚至远传海外，进一步宣扬了我国声望，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到现在为止，东亚诸国也都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国家的重要思想文化，将儒家文化当作重要的思想教育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课改的逐步实施，政府和学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在逐步加强，如何将儒家文化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是所有大专院校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1.2研究意义。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价值对我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将儒家思想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1]，不仅仅能够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也能够让学生充分了解和认知儒家思想，便于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儒家思想当中的教育思想符合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在突出高校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能够使学生将儒家思想和当今的社会发展相融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使学生知行合一。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二、儒家思想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它形成于先秦时期。孔子继承了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和宗法制度，孔子所提出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思想，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孔子的教学过程中，具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的说法，这表明孔子的思想极具代表性，拥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并且其所撰写的《尚书》《周易》等书籍也成为了儒家文化中最初的经典典籍。
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开始分裂开来，其中以孟子和荀子的观点最被世人所赞扬，他们提出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两种思想来通过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人性的探讨，而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了帮助汉武帝统一封建社会，他就将“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又融入进儒家学说中。这使儒家思想在帮助人们建设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开始禁锢人们的思想。
宋朝时期的儒家文化经过了张载和二程的发展，开始形成理学，南宋时期的朱熹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理念相融合，理学观点发展到顶峰，而明代的王夫之则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念。多种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使儒家思想一直被传承并发展下来。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一）高校思想教育所获得发展
1.1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历来重视的工作重心，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高校课程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一个地位逐步巩固和加强的作用[2]，而且伴随着种中央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工作等文件的下发，表现了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这对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
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的政治教育工作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方针，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教育会议的开展，提出了“育人为本”和“德育为先”等教育理念，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2高校思想教育师资力量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被中央和学校高度重视，两者开始加大对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投入。学校开始建立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实功底和教学能力突出的专业师资队伍，这些教师都是通过有关部门和学校的重重考核才确定下来的，这种高校的师资力量能够提升学校的教育水平，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保障。同时党中央也开始将党和团组织在高校中普遍传播和建立，这种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思想工作的建立有助于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品质建设，定期在校园内开展思想政治品质的宣传和定期发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宣传页和书册。
（二）高校思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思想教育太过限制于书本和一些空洞的说教，这种课堂上的政治思想教育一般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即便拥有教学系统的理论学说也无法将其真正的刻入学生的脑海中。而且高校思想教育的教学手段过于单一，教学方式陈旧，教师和学生在施教和学习过程中也缺少哦相对的激情。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学生在学习思想教育建设这些主流文化时容易产生抵触心理，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效果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下开始只注重短期内的经济交易而不重视自身的思想道德品质，学生也受其影响，认为思想道德建设没有金钱重要。这种风气的形成也表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在逐渐的缺失。
四、儒家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4.1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校园文化活动。儒家思想能够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高校应当加强对儒家文化思想的重视，经常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政治思想教育，让学生在课堂上接受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的同时也要通过自身的亲身经历，将文化与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让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儒家思想对自身的影响。
4.2汲取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于“德行”的培养，儒家思想注重个人的内在德行，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相符合，将儒家思想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能够让学生对自身的思想教育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改变，也可以将儒家思想通过高校这一大平台进行传播和发展[3]，对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弘扬。
儒家思想主要思想篇7
关键词：汉代；法律原则；法律儒家化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7-050-02
一、儒家思想源于周礼，正位于西汉
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正统思想始于西汉。但儒家思想本身起源于周代的周礼，其真正提出者是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西周建立后，统治者为了对自己“犯上作乱”找到合法根据，便提出“革命理论”。用“天命”“天罚”的思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且得出要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国家在政治上实行宗法分封制度，就是“以宗为法”或“因宗为法”的制度，以“宗”的关系为纽带的政治法律体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与国家组织一体化，以保证血缘贵族世袭统治权力的政治制度。在思想上，周公制礼成为整个社会予以遵守的规范。从礼义，礼法到礼仪，周礼的内容既是等级社会的政治准则，也包括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各项制度。周礼的实质是统治者维持宗法等级社会秩序的工具。从周平王东迁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政治权力重心逐渐下移。思想领域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儒家思想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的发展和扩充，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即以宗法血缘伦理为中心，以礼乐教化为根本，强调“为国以礼”的礼治，“为政以德”的德治，“为政在人”的贤人政治。而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归根结底应为讲求贵贱、长幼、亲疏、尊卑之间的差别，讲求“爱有差等”。
然而，儒家思想并不为当时企图夺取政权而一统霸业的统治者所看好。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继续沿用法家的重刑思想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完善与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短暂的秦朝灭亡后，西汉统治者特别注意吸取秦亡之教训。汉初时，国家采取“休养生息”，“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力图减轻人民的负担和恢复生产。至汉武帝时，汉王朝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大。武帝已不甘心再用“无为”的思想统治国家。以董仲舒为首的思想家倡导的儒学独尊受到武帝的重视，随后的“春秋决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朝廷之官方哲学。汉代即成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此时的儒家化已不单是前秦时期的纯儒家思想而是融合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为一体的外儒内法思想。
二、汉代法律原则的儒家化表现
（一）汉代法律原则的内容
要分析汉代法律原则的儒家化表现，笔者以为首先应明确法律原则的概念。根据学界的通说，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法律原则对法律的制定和理解法律规则具有指导意义。③虽然汉唐的法律原则在当时并非存在，而只是散见于各种文书中，但其是在思想上指导统治者的立法，可以反应统治阶级对法律的价值取向。
根据学者的总结和归纳，汉代法律原则包括：（1）君亲无将，将而必株（2）矜恤老幼妇孺（3）亲亲得相首匿（4）原心论罪（5）官僚贵族有罪先请（6）从严治吏（7）罪无正法不合致纠（8）法不溯及既往（9）已赦之罪不再究（10）自首者减免其罪（11）保辜论定罪（12）诬告反坐。
（二）汉代法律原则的儒家化表现
根据汉代法律原则的性质，我们可以明确前六条法律原则是关于制度性或实体性的，而后六条法律原则是关于技术性或程序性的。
对于前六条实体性的法律原则，我们又可以把其主要分为三方面。
1、关于保护皇权的法律原则
“君亲无将，将而必株”是该类法律原则的集中体现。意思是要格外注重保护君权，注重尊君。《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贼律》规定：“谋反者，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又规定：“伪写皇帝信玺、皇帝行玺，要（腰）斩以匀（徇）。”法律的规定充分表现国家对皇权的高度维护。而在儒家思想中，与儒家思想中的“尊尊”相暗合。同时，也反映了儒家思想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伦理秩序。
2、关于保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家族秩序的法律原则
包括：“亲亲得相首匿”、“官僚贵族有罪先请”，前者意思是法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以包庇犯罪。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可见，国家是从人们的天性出发，考虑到不能因为外在原因而强制剥夺亲属间的诚爱。如果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告发亲属的犯罪事实，就会使整个家族的伦理道德沦为虚无。这也充分体现了孔子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伦理思想。
“官僚贵族有罪先请”的法律原则强调官僚贵族在法律上的特权，其来源于周礼中的“刑不上大夫”，当时这一思想主要指大夫以上贵族有体面地接受司法审判和体面地适用刑罚的特权待遇。汉代时，发展该思想并通过立法确定了“官僚贵族有罪先请”这一法律原则。高宗时曾下诏“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后来不断扩大特权等级上请的范围。至汉光武帝时诏“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总言之，两汉时期公侯其子嗣和官吏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在法律上都享受有罪“先请”的特权，凡经上请，一般都可以减刑或免除处罚。《荀子-富国》中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汉代这一法律原则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社会等级制度。
3、关于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道德正义及一般公平理念的法律原则
主要包括（1）矜恤老幼妇孺。汉惠帝时曾诏令“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妇未乳，师、侏儒当系者，颂系之”。宣帝，成帝，汉光武帝也有类似的规定。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汉代统治者作此种规定是基于老年人和幼儿及妇孺能力有限，不足以危及到封建统治。《汉书、刑法志》记载，“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而七、八岁或以下的孩童又稚气未脱不明世事，皆无刑事责任能力。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否定国家注重保护弱势群体和提倡尊老爱幼。汉律中所规定的“矜老和怜幼”，这正是儒家思想理想化社会状态的法律价值观的体现。（2）原心论罪。所谓，“原心”，或称“原本”、“原情”，都是指特别考查行为人动机的伦理性质。该思想源自《礼记――王制》“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在汉代，司法官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疑难案件中常引用儒家经典《春秋》中的义来判案。就是特别注重行为人内心的动机和善恶。出于善的动机的行为即使违法也不应追究，出于恶动机的行为即使合法也要追究。"春秋决狱"是儒家经义有凌驾于成文法上的权威，使其直接成为国家法律渊源，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典型表现。（3）从严治吏。范老师书上说这是汉承秦制的表现，反应了法家“明主治吏不治民”之主张。笔者愚以为统治者加大打击官吏贪污枉法等犯罪也是为了更好的维护统治和实现天下太平。因为如果官吏腐化堕落，欺压百姓也会直接影响百姓对统治者的信任和成服。只有从严治吏，才能使官吏不敢欺上瞒下，并且得到百姓的信服。孔子曾说，“文武之策，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政息。”孟子说：“惟仁人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重也。”可见，从严治吏也反应出儒家贤人政治之思想。
三、对汉代法律原则儒家化的认识
通过对汉代六条实体性法律原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代自武帝以后,中国传统法律由于为儒家思想所支配,法律一贯重视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汉代成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其一系列儒家化措施促进了礼法的结合。
笔者以为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认识汉代法律原则的儒家化：
（一）任何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都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汉代法律原则的儒家化充分反应了汉代治国思想的转变，即由“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开始转变为强调礼治及忠孝伦理的儒家思想。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与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密不可分。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开始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通过“春秋决狱”及注释法律章句引礼入律，并最终导致法律原则的儒家化。我们应该认识到此时的儒家思想并非单指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它是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更加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3）汉代一系列儒家化措施促进了礼法的结合。一方面将儒家伦理引入法律使儒家思想从社会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原则，有易被人们所接受。立法技术也比较成熟。引礼入律大大加深了法律的强制性，利于儒家思想的贯彻另一方面引礼入律使法律增添更多道德伦理性质，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汉代法律原则的大部分内容如君亲无将，矜恤老幼妇孺，亲亲相匿等一直为后世各朝代所沿用，有力地推进了中华封建正统思想的形成。
四、汉代法律儒家化给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带来的思考
儒家思想主要思想篇8
【关键词】中国；韩国；儒教；神教；思想；影响
一、引言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创造历史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文化的指导下进行。中韩思想文化在中韩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思想文化源远流长，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等。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主张“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孟子与荀子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发展了儒家思想。孟子主张“性善”与“良知”。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与生俱来。而荀子主张“性恶说”，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善是后天的，若放任本性发展，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提倡学习礼节与礼法。墨子是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他主张“兼爱非攻”，代表平民的利益。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清净无为”。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在中国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中，儒家思想对韩国思想的影响最大。公元4世纪，儒教传入韩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与韩国思想高度融合，在韩国历史中不断演变发展，为韩国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对韩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个角度，学前、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阶段都不断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培养道德情感。通过榜样教育的方式来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激发人们的道德行为。在韩国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至今还存留着深深的印迹。
二、儒家思想传入历史
从古至今，韩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不断发展。三国时代，儒家思想正式传入韩国，韩国开始实践孔子的学说。其中，高句丽（B.C.37~a.D.668）和中国位置较接近，最早接受了中国儒家文化。高句丽从建国初就将儒家思想的理念应用在政治上，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小兽林王”2年（a.D.372年）设立了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太学”，以儒家经典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为主要教学内容。而且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模仿中国法制，制定各种法令与社会统治体制。儒家思想不仅是在学术思想上，在政治、伦理、教育、法制、风俗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伦理学、国家观、人生观等牢牢扎根在当时的高句丽。随着儒家文化的传入，在百济（B.C.18~a.D.660）出现了与中国大同小异的结婚仪式与丧礼仪式，并十分重视立法。在生活方面，强调男女有别与长幼有序，特别重视忠、孝等的儒家伦理思想。新罗（B.C.57~a.D.676）是在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中，与中国交流最晚的国家。为维护国家体制，维持社会秩序，新罗将儒家思想视为社会的基本概念。当时接受儒家思想最多的就是“花郎”（新罗时期的民间青少年组织，旨在锻炼身心、报效国家）。“花郎”的追求是“忠、孝、信、勇、仁”。据记载，花郎学习的内容与中国儒学密切相关。三国统一后，儒家思想成为韩国政治的重要参考。研究资料显示，高丽（a.D.918~a.D.1392）的第十三代国王“宣宗”发展了儒家思想，他致力于王道政治，使儒家思想在高丽人的生活中深深扎根。他制定了宗庙、社稷、籍田等国家制度，并组建了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高丽时期，儒学教育的最高机构)，施行科举制度。理学与实学的发展促进了儒家思想在韩国不断发展。纵观历史，朝鲜时代（a.D.1392~a.D.1910）是儒家思想在韩国发展的全盛时期。朝鲜王朝建立后，随着儒家理念与经典的复兴，朝鲜的法典编纂水平也有所提高。设立“成均馆”(朝鲜时期，儒学教育的最高机构)后，实现了学校教育与人才培养。当时，儒家思想在朝鲜学术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世宗大王(训民正音的创始者)按照儒家礼仪规范，编纂了书籍，并广施仁政。同时，在天文、地理、医学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训民正音”(1443年朝鲜世宗大王领导创制的朝鲜文文字)最具代表性。“训民正音”是根据周易的阴阳五行与宋朝的理学，实现了儒家学术思想的最伟大的作品。回顾历史，中国的儒家思想在韩国传播、吸收、变化、发展，给韩国带来了很多影响。虽然随着社会发展，儒家思想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变化，但其基本理念已在韩国根深蒂固，成为了韩民族精神的根本。
三、儒家思想对现今韩国的影响
第一，韩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文明礼让、尊老爱幼等儒家思想。随着时代变迁，韩国的家庭结构虽发生了变化，但儒家形式的教育地位仍无法撼动。韩国儒家思想基于家庭和睦理念，十分重视“敬爱”。“敬爱”指长辈以宽容之心对待晚辈，晚辈要尊敬长辈。韩国人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敬爱”，促进了家庭和睦与团结。父母子女相互信赖，兄弟姐妹互相支持，强调父母情、夫妻情、子女情、兄妹情。以家庭人性教育为基础，可培养子女对父母尽孝、生活正直、待人有礼、遵守秩序，有德行。在当今韩国，父母教孩子“孝”与“慈”，这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的“孝”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比起学问，孔子更重视做人，做人的根本是孝。孔子倡导“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慎重处事，在人际关系中要诚实守信。孔子还强调，培养仁慈之心，应基于父母子女之情尽“孝”。“孝”是德的根本。儒家最重视的就是“孝”，韩国也深受“孝”思想的影响。韩国人认为尽孝是家庭和社会所有品格中最基本的。孝以儒家思想为基石，并不断在韩国社会和韩国人精神生活中进行着渗透。“孝经”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指尽孝的首要任务是珍爱自己的身体。父母总是很担心子女的健康，若子女患病，父母会心疼。所以从朝鲜时代，人们为了保存父母给予自己的毛发和胡子，蓄发留须，现在人们也同样爱护自己的身体，认为让父母为自己担心或伤心是做子女的不孝，所以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很重要，就是为了让父母放心，这就是孝道。第二，孔子在论语中多次强调“孝”。“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即侍奉父母时，若发现父母有错误之处也要谨慎指出，即使父母不认同，也要对父母恭敬，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更不能抱怨父母。韩国人在做大决定时，十分重视父母的意见，如升学、结婚、就业等。特别是结婚时，一定要得到父母的认同。人们常说“结婚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虽然时代变了，但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韩国年轻人在做重大决定时，还是会听从父母的意见，不想违背父母的意愿。第三，孔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即父母在世时，不要离开父母，若不得不离开，一定要告诉父母自己的去向。子女令父母担心就是违背孝道，所以要告知父母去向。如在韩国，家中的长子婚后也与父母一起生活，侍奉父母。每天下班后向父母请安，报告一天的事情。子女成家后虽然可以自己单过，但和父母一起生活的话，能更好地侍奉父母，是尽孝的一种表现方式。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家庭和睦对社会和谐有很大影响。尽孝是家庭和睦的要素。人只有爱家，才能热爱自己的祖国。韩国从家庭中的“孝”教育逐渐形成团队意识，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儒家思想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韩国十分重视道德教育，所以儒家的道德准则给国民的文化心态带来极大影响。韩国接受儒家道德，进行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学校教育。儒家思想作为学校德育的核心，“三纲五常”(儒家道德标准，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教育,且是将大韩民族的气质形象化的重要内容。此外，韩国的教育理念中也渗透着儒家思想。韩国光复后，经历过几次教育理念的变更。第一阶段是民族和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民主理念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理念的树立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文化在家庭，集体和社会中，强调相互尊重，对韩国民主主义观念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二阶段是弘益人间的教育理念。“弘益人间”，即将好处弘扬于人间，是韩国建国神话中最基本的思想。“弘益人间”与儒家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博施济众、修身安己的思想相似。第三阶段是国民教育的制定和新教育理论的确立。国民教育中再次强调国民伦理，继承传统和改革并行。这一时期的教育核心是儒家思想的集体观念。第四阶段是人性化、信息化、世界化的教育理念。在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韩国学校的教育宗旨是开发学生的个性与素质。个性教育使学校把德育放在重要位置。也就是说，韩国各个时期的教育理念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韩国学校把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融入到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理念中。学校道德教育的实践，以传统道德教育及儒家思想的德育为本，十分重视个人修养。韩国人从小学习道德伦理教育，课程名称是“正经的生活之道”。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尊重生命、节制有度、洁身自好、谨言慎行、以礼待人、善良宽容、勇于担当、团结合作、忠效报国、推陈出新等。这样的伦理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责任意识，提高团结协作能力。韩国的德育十分重视人际关系与礼仪教育。在初中的道德课文里强调三纲五常的基本知识，重视礼仪的训导。在韩国有许多长幼有序的礼节，如向大人打招呼时，应保持礼仪，低头打招呼；吃饭时，一定要大人先拿起勺子吃饭，孩子才能吃；年轻人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等。韩国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实施上述含有中国儒家思想的礼仪教育方式。韩国学生接受这种儒家思想教育，提升了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
（二）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
第一，儒家思想不仅在韩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广泛地渗透，在社会教育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韩国社会十分重视共同体理念，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十分重视儒家的职责和本分，希望所有人都忠于本分，履行自己的义务。韩国公司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对公司职员进行共同体意识教育，改善了企业内部的伦理关系、企业观、劳动关系等经营理念。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后，韩国企业在自由企业制度下的持续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韩国企业健康的经营环境和优秀的企业发展环境都得益于儒家思想的影响。韩国公司通过命运共同体的企业观，将企业比作一个家庭，像家人一样对待公司职员，就是儒家思想精神的体现。第二，韩国公司重视劳动关系的和谐。在西方，公司招聘职员时，只以求职者的能力作为评价标准。但在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的韩国，招聘时，不仅重视员工的能力，也重视人性。还有韩国公司以儒家思想的长幼有序为基础，在公司内部形成严格的上下级关系。韩国公司十分重视员工的工作经验，加薪或升职时首先考虑这两点。韩国企业加强福利制度，强调“我们是一家人”的理念，公司和员工为了谋求更大的进步，共同承担责任。这样的劳动关系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第三，韩国企业提倡家庭共同体主义，形成了集体感经营模式。经常看到高层领导穿工作服下车间慰问，或在员工食堂与大家一起吃饭。在公司营造了家一样的气氛，打造互帮互助、和谐共生的企业文化。在韩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中，可发现儒家思想的存在。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即在企业内部，要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重上级、诚实守信。儒家思想深深作用于韩国企业的共同体意识，为韩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方尔加.儒家思想讲演录[m].东方出版社，2007.
[2]何成轩、李苏平.儒家与现代社会[m].沈阳：出版社，2002.
[3]林霁月.中韩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基于方法、内容和评价途径的视角[J].鸡西大学学报，2012，（1）.
[4]柳承国.韩国儒家与现代精神[m].东方出版社，2008.
[5]王士博.儒家“仁爱”思想与韩国的“孝”及共同体文化研究[D].崇实大学校大学院国内硕士(中语中文学科)，2010，（12）.
[6]吴文娟.世界发展:关注“文化认同”———“中韩思想文化交流研讨会”热议话题之[J].上海社会科学院，2008，（133）.
[7]朱昌彻、张祥浩.中国古代思想家：重要人物[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儒家思想主要思想篇9
[关键词]启蒙时期；儒家思想；传播；影响。
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礼”“忠”
“孝”“知”。它历经孔孟哲学、西汉独尊儒术、宋朝程朱理学的发展过程。当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时，他们一方面把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引入了中国，同时也把儒家思想带回了西方。儒家思想的传播对启蒙时期的西方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传入西方的背景条件。
儒家思想主观上并不具有基督教的普世性质，但它却通过基督教传教士的书信、著作和译作传到了西方。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与当时西方的社会环境相契合，同时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与古希腊哲学中的伦理思想有共通之处。无论是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即幸福”都反映了古希腊哲学对道德伦理的重视。苏格拉底的哲学集中表现在“认识你自己”，主张建立人的哲学，发挥人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本性，认为人的幸福与否取决于灵魂的好坏。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学说相似，孔子因而被尊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古希腊的伦理道德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追求和拥有伦理道德成为许多人的理想。这种对伦理道德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基督教文化中。
儒家思想和基督教都体现了对言行举止进行规范的道德标准。“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①“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而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获得拯救。儒家思想的精髓“仁”与基督教文化的核心“爱”也有一定共通之处。“仁”的核心就是“爱”。
仁爱就是要关爱别人，从爱自己的家人推及到爱自己的朋友、左邻右舍。孔子关于“仁”的说法在《论语》中有较多论述。“仁者爱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克己复礼为仁”。基督教则提倡在神爱的基础上的博爱。在爱上帝的前提下，人们要爱自己的亲人、朋友、甚至于爱自己的敌人。
“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不认识神……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兄弟们，神既然是这么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1]（p. 275-276）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为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儒家思想的传入客观上适应了当时欧洲社会反对封建世袭特权、倡导民众的自由和权力，呼唤资产阶级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和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二、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这些著作和译作的出版一方面是为了使欧洲更好地了解中国及其文化，满足西方人对异域文化的好奇与探究之心，另一方面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从而更好地传播基督教教义。
根据传教士利玛窦的日记整理编撰成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向西方呈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和民族，同时对中国的儒教、佛教、道教都有评述。
利玛窦意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起到的思想统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他推崇儒教、称颂孔子，把儒教称为文人的宗教：“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人或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是再信任别的教派的”。[2]（p. 101）利玛窦对儒教的了解、介绍主观上是为了以一种中国信众更能接受的方式来传播基督教，客观上却对儒教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后耶稣会士基尔歇所著的《中国图说》一书也提及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的《中华帝国纵览》的第三部分提及了孔子的政治和道德格言，第四部分辑录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朱熹等历代先哲的言论。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著名思想家都曾阅读过此书，认为这本书对了解中国大有帮助。1687年，柏应理的《中国圣贤孔子》在巴黎出版。作为全面向欧洲介绍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此书一经问世便受到广泛的关注，其拉丁文本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这本书包括了对孔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也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译文。《中国圣贤孔子》是欧洲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读物，莱布尼茨和孟德思鳩都曾阅读过此书。1709至1713年耶稣会士卫方济整理出版了《中国典籍六种》，收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
《小学》的拉丁文译文，从而首次将四书完整地介绍给欧洲读者，使欧洲读者对儒家思想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②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在知识分子、思想家和哲学家中引起了不同凡响。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伦理道德思想。儒家思想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伦理道德的许多方面契合相通，并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因此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受到了众多西方人士的称颂。其二，政治体制方面，表现为对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基础的政治体制的颂扬。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以父权为基础的专制政体保障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其三，对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儒家反对世袭制度，提倡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同时儒家思想的“民贵君轻”把“民”置于学说中心。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应有君主的样子，实行德政、以德服人。这一主张与资产阶级追求平等和权力的民主政治学说相兼容。
作为欧洲研究中国名气最大的学者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中国具有（在某些方面令人钦佩的）公共道德，并与哲学理论尤其自然神学相贯通”[3]（p. 72）“在实用哲学方面，也就是说，在道德戒律方面，在适用于现实生活和凡人的政治方面，他们肯定超过我们，尽管承认这一点令人脸红”[4]（p. 69-70）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曾赞颂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中国人生活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任何人都不具有这种道德”。[5]（p. 496）对儒家思想谈论和赞颂最多的当属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以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大力推崇和美化被称之为“欧洲的孔子”。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6] （p. 369）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6]（p. 369）伏尔泰根据中国元剧《赵氏孤儿》改编成的《中国孤儿》中，征服者成吉思汗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被征服者所折服，最终放下了屠刀。这个结局正是孔子道德情操的最好诠释。
以儒家学说为思想基础的中国政治体制得到众多启蒙思想家的推崇。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国家。他渴望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期盼仁慈开明的君主，并以中国的长治久安来论证中国体制的优良。在伏尔泰眼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最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在父权社会的基础上。”儿女孝敬父母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7]（p. 216）在启蒙运动大潮中产生的”重农学派“理论也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学派创始人魁奈主张农业为一国之本。中国的历代帝王都重视农业，而这一传统正源于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魁奈赞扬了中国的专制制度。他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是”合法“的专制主义，符合自然法、是自然秩序的体现。在魁奈眼中，中国的谏议制度和监察机构可以有效地限制皇帝的权利，因而是值得效仿的专制主义。
儒家学说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有促进作用。
”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科举制度和用人制度得到了颂扬。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强调依靠品德、学识和才干而不是凭借出身和门第选拔人才，与西方尊重个人价值、提倡民众的权力和平等的精神是相通和一致的。魁奈也曾提及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在中国没有世袭贵族，一个人的功绩与才能是他可能获取显贵地位的唯一标准……儿子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求学上，以此作为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8]（p. 44）对中国用人制度的颂扬揭示了当时的欧洲社会对封建贵族世袭制度的不满和抗议，反映了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和愿望。同时儒家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思想成为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来源。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都体现了反对专制特权、争取民众权利和自由的精神。
尽管启蒙思想家并未去过中国，但他们通过传教士的著作和译作了解了儒家思想，并对这种异域思想大为赞赏。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赞美反映了接受者基于自己的背景和需求所做的理解、加工和有选择性的接受。首先，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赞美反映了启蒙思想家对稳定、和谐、开明的理想社会的向往。他们认为儒家提倡的道德思想不仅与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在许多方面契合相通，而且有助于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安定。以道德为基础的”礼“规范了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伦理秩序，规范了每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处事准则，由此避免了冲突和纷争。儒家倡导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治理国家，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儒家思想反映了当时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17、18世纪孔子及其学说在欧洲风靡一时。在许多启蒙思想家眼中，孔子不仅教导人们如何做人，也教导人们如何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成为许多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世袭专政的重要思想武器。启蒙思想家惊喜地在儒家思想中发现了与自己的想法相契合的学说与理念。儒家反对世袭制度的思想与启蒙时期反对封建专政和宗教神权，争取权利和自由的诉求和主张不谋而合。儒家思想的传入客观上适应了西方社会反对特权政治、倡导民众的自由和权力，呼唤资产阶级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和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源泉。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出版了《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对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给予西方的影响做出了如下阐述。”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9]（p.5）结束语。
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和文化体系，但它们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共通之处。二者都是对人类的生命价值和世界的终极意义进行思考和探索的领域。双方都互有可借鉴之处。儒家思想的许多理念能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解决西方文化的危机。因此它在西方的传播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具有现当代意义。
注释：
①本文所有关于孔子的引述都出自张燕婴译注的《论语》。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
②有关”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参阅了徐明龙著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年。
参考文献：
[1]圣经新约[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6.
[2]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93.
[4]劳端纳。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评、译[m].火奴鲁鲁，1957.
[5]戴格拉夫编。孟德斯鳩的随想与随笔[m].巴黎， 1991.
[6]伏尔泰。哲学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7]伏尔泰。风俗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2000.
儒家思想主要思想篇10
关键词：儒学 法律思想 司法实践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1．在刑法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经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3．关于行事法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儒家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社会的影u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来说，官员的品级不论多大，父母去世都要弃官守丧，否则有悖伦常，遭人谴责。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其不为父守丧虽有皇帝夺情，也不免他人非难。
(三)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
1．在法律解释上
儒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很多过程，而其中法律解释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一种学说成为法律思想，不单单是一部法律就能达到的，它必须通过解释使大多数人了解，接受，并通过此使法律更好的适用于实践。儒学在汉代确立后，就是通过以经断律和以经注律使儒学法律化，再经过后世纳礼入律最终到《唐律》一准乎礼，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实践中
儒学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最大体现就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律文案例指导实践。此外，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从刑狱时令到灾异赦宥，都有浓厚的对自然与和谐的考虑。另外，秉承儒家一贯的等级观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规定了特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平等的原则。而且行政与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