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行业研究报告篇1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3号）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通知》（政办[]221号）及《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经委、市金融办关于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政办[]196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跨越发展为指导，以服务“三农”和中小企业发展为宗旨，积极稳妥地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改善农村地区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为跨越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二）基本原则
1、坚持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原则。按《通知》要求，我县可组建1家小额贷款公司，在县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协调指导下，稳步推进试点对象选择、设立、监管、风险防范和处置等工作。在取得经验基础上，完善相关管理规定和扶持政策。
2、坚持严格监管、规范运作原则。从严控制准入，明确操作程序，加强持续监管，坚持“小额分散”的经营方向，严格执行“只贷不存”的规定，严禁非法集资、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参照金融企业管理制度规范管理。
3、坚持各司其职、共防风险原则。县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落实责任，加强日常监管，建立健全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多方联动、协调一致的监管机制，切实做好监督管理、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
二、组织领导和职责分工
建立县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县联席会议”），由县政府分管金融的副县长和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担任召集人，成员单位由县经贸局、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工商局、县国税局、县地税局、县政府法制办、县房管所并邀请人行支行、银监办等单位组成。县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挂靠县经贸局，承担县联席会议日常工作，落实联席会议有关决定；办公室主任由县经贸局主要领导担任，副主任由县经贸局分管领导担任。
（一）县联席会议主要职责
1、根据省、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县政府领导下，负责我县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政策宣传和协调指导，负责我县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组织实施工作，统筹安排小额贷款公司的布局，确定试点区域，承担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
2、指导和督促各相关部门做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及监管和风险处置工作；
3、协调解决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4、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监督检查。
（二）县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县经贸局：作为企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管部门，负责全县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组织、协调、规范和推进；牵头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和风险防范。
人行支行：牵头协调金融部门配合做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相关工作；协同做好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协同对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相关文件材料进行把关。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资金流向进行跟踪监测；并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人民银行信贷征信系统；办理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卡等相关工作。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进行指导，协助主管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进行现场及非现场检查。
银监办：组织有关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涉嫌非法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及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并配合、协调地方政府进行查处。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进行指导，协助主管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进行现场及非现场检查。
县公安局：指导、配合做好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处置工作，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
县财政局：依法履行财务管理职责，加强小额贷款公司财务风险监管；参与研究制定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扶持政策。
县工商局：负责指导依法办理小额贷款公司的名称预先核准、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年检和注册资本金的确认，对超范围经营业务的监管和查处，提供涉嫌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参与联合执法等相关工作。
县国税局、县地税局：负责做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纳税服务工作，落实相关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并加强调查研究，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有利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税收政策。
县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负责提供小额贷款发起人及股东房产有关资料。
三、准入条件和经营要求
（一）准入条件
1、主发起人（或最大股东）资格。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或最大股东）应当是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骨干企业（注册地在省内且在试点县有法人机构或分支机构），申请前一个会计年度净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低于50%，申请前连续3个会计年度赢利且三年净利润累计总额在1500万元以上、出资额不高于净资产的50%（按合并会计报表口径计算）。主发起人（或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25%（不含本数），其他单一股东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超过10%，且出资额不得低于50万元。入股股东实行实名制，严禁股东集合他人资金入股。
2、其他出资人及其他股东资格。有限责任公司应由9-50名股东出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有9-200名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同时，企业作为小额贷款公司出资人，应满足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要求，并具备持续出资能力。
3、注册资本。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并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与银行签订托管协议，一次性足额缴纳注册资本金到指定银行账户托管。严禁虚假注资和抽逃资本金。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0万元；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亿元。初次设立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上限为3亿元。
4、从业人员。符合任职条件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拟任董事中应有20%及以上的人员从事金融领域工作三年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不少于2名，具有履职所需的金融知识、经济专业水平、从业经验及专业技能，具备本科以上学历，从事金融领域工作3年以上，或从事相关经济管理工作5年以上；或大专以上学历，从事金融领域工作8年以上。
5、资金来源。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实缴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净额的50%。
（二）经营要求
1、小额贷款公司应将省经贸委核发的列明经营业务范围的批复文件正本置于小额贷款公司营业场所的醒目位置。
2、应建立完善的信贷管理制度，明确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
3、严格按照《会计法》以及财政部有关金额企业财务制度建立健全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真实记录和全面反映其业务活动和财务活动。并按规定及时向当地财政部门报送季度报告、年度财务决算和财务分析报告，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必须经具有相应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4、应建立规范的统计制度，按时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和当地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报送资产负债表和其他相关统计信息资料。
5、应申请加入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征信系统，按时合规向信贷系统提供借款人、贷款金额、贷款担保和贷款偿还等业务信息。不得向无贷款卡或持无效贷款卡的企业办理信贷业务。
6、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面向微小型企业、农户、个体工商户提供信贷服务；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的70%应用于单户贷款余额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5%。
7、小额贷款公司按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贷款利率上限放开，但不得超过司法部门规定的上限，利率下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
8、不得向本公司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关联方提供贷款。
9、主发起人（或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股权）自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内不得转让，其他股东2年内不得转让。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股权），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严禁股东以其持有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份对外质押或提供担保。
10、小额贷款公司股东股份转让比例超过公司全部股份的5%的，应报县人民政府同意后上报省经贸委审批。
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申报指引
小额贷款公司设立须经筹建和开业两个阶段。
（一）筹建阶段工作程序和要求
1、主发起人（或最大股东）组建小额贷款公司筹备组并提出试点申请。筹建申请须提供以下书面材料：（1）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申请书；（2）出资人承诺书；（3）公司设立方案；（4）可行性研究报告；（5）出资人协议书；（6）股东基本情况；（7）出资人除自然人以外经审计的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或自然人银行信用证明。
2、县经贸主管部门预审。对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材料进行预核，提出预审意见。
3、县人民政府审核。审核同意后出具书面意见，由县经贸部门报市经委。须提供以下书面材料：（1）实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承诺书（按项目逐项承诺）；（2）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性突发事件风险处置预案；（3）试点工作方案；（4）对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试点的审核意见；（5）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试点材料等。
4、市经委、市金融办初审。按照市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责，审核小额贷款公司相关材料，提出初审意见，报市联席会议。
5、市联席会议审核。确定试点单位，由市经委上报省经贸委审批。须提供以下书面材料：（1）市小额贷款试点工作承诺书（按项目逐项承诺）；（2）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性突发事件风险处置预案；（3）试点工作方案；（4）对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试点的审核意见；（5）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试点材料等。
（二）开业阶段工作程序和要求
1、符合开业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提出开业申请。须提供以下书面材料：（1）开业申请书；（2）法定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3）筹建工作报告；（4）选举董事、监事的决议及拟任董事长、董事、高管人员的简历和从业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个人信用等相关材料；（5）营业场所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明材料；（6）公司章程草案及管理制度，包括业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风险监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7）工商部门出具的《名称核准通知书》；（8）省经贸委规定的其他材料。
2、县经贸主管部门初审。
3、市经委、市金额办复审。
4、省经贸委审批。
申请人应自批复同意开业起45日内，凭省经贸委的开业批复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并在取得营业执照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和当地公安机关报送相关材料。逾期未办理的，申请人应当报省经贸委确认原开业批复文件的效力或另外报批。
五、监督管理和风险防控
（一）小额贷款公司应接受社会监督，经营过程中若有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高利贷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由县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执法单位及时依法严厉查处，追究公司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并取消其小额贷款试点许可。
（二）小额贷款公司应向注册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领贷款卡。向小额贷款公司提供融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将融资信息及时录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并报送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同时应跟踪监督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的使用情况。
（三）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由县经贸局责令改正；情节特别严重的，报请省经贸部门撤销其小额贷款试点许可，并提请相关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罚、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未经核准擅自更换法定代表人和任命主要管理人员的；
2、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
3、未经核准变更、终止的；
4、超出核准的经营范围，擅自从事须经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批准的项目而未取得批准的经营活动的；
5、违反利率政策的；
6、拒绝或阻碍有关部门非现场监管或者现场检查的；
7、不按照规定提供报表、报告等文件、资料的，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报表、报告等文件、资料的；
8、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
9、法律、法规授权工商、人行、银监等部门处理的其他情形。
（四）小额贷款公司应建立审慎规范的资产分类制度和拨备制度，准确进行资产分类，充分计提呆账准备金，确保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始终保持在100%以上，全面覆盖风险。
（五）小额贷款公司应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每月向县银监办、人行支行、县经贸主管部门报送财务报表和业务经营情况报告；县政府每季度向市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本季度辖区内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情况报告，每年度对辖内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业绩、内部控制、合规经营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形成经营及风险评估报告报市联席会议办公室。
（六）县经贸局牵头会同县银监办、人行、工商、财政、税务、公安等部门，采取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对小额贷款公司实施检查。
六、政策扶持和规范引导
小额贷款行业研究报告篇2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按照积极引导、依法合规、稳妥推进的原则，以服务“三农”和小企业为宗旨，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有效发挥对县域金融的补充作用，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二）基本原则。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措施；严格市场准入，切实加强监管和指导，确保规范运营；实行企业化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只贷不存”，以企业自有资金为限发放小额贷款，严禁吸收社会公众存款，不得搞任何形式的集资和融资活动。
二、组织领导和审批
（一）省金融办、省中小企业局、省工商局、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负责全省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的综合指导，适时组织现场检查或抽查，研究解决存在问题，引导和促进小额贷款规范运作。
（二）各设区市和试点县（市、区）政府应成立由相关部门参加的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主管金融工作的政府负责同志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小额贷款组织试点的审批和日常监管工作。*年，各设区市原则上设1—2个试点。
（三）各试点县（市、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筹建小额贷款组织的申请进行审核，以领导小组名义出具审核意见，并报设区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领导小组审批意见及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册手续，并颁发营业执照。
（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大力培育小额贷款组织，依法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积极为小额贷款组织经营发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五）待国家出台小额贷款组织的管理办法后，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合力推进小额贷款组织发展。
三、发起人条件
（一）发起人一般为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要报设区市试点领导小组审批。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不得超过5个。
（二）资信良好，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
（三）企业法人股东提出申请前，应连续3年以上盈利，经营稳健，有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
（四）入股的资金是自有的合法财产。
（五）发起人自愿申请。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四、市场准入与退出
（一）市场准入。
1.具有20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且为实缴货币资本，一次缴足。
2.具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指导意见规定的章程。
3.一般具有从事3年以上金融工作或5年以上经济工作经历的管理人员。
4.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
5.具有与业务经营相适应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其他设施。
6.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范围限定为“以企业自有资金发放小额贷款”，不允许兼营其他业务。
7.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市场退出。小额信贷组织因经营不善，连续3年出现亏损，经本机构申请，按国家有关法律程序退出。
五、资金来源和贷款支持对象
（一）资金来源。发起人的自有资金；各种捐赠资金、政府扶持资金等。
（二）贷款对象。以发放农户、个体户、小企业小额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为主。不得对国家宏观调控限制发展的产业或行业发放贷款，严禁向黄、赌、毒等非法领域发放贷款。
六、风险控制
（一）小额贷款组织按照“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和“只贷不存”的原则，规范开展业务。
（二）单笔贷款金额不应超过注册资本金的5%。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金的10%。超过者须报县级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备案。
（三）实行市场化贷款利率，由借贷双方商定，最高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基准利率的4倍。
（四）按照收益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资金。
（五）不得向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监事、管理人员、信贷人员等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不得向本县（市、区）以外发放贷款。
（六）真实记录并全面反映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自觉接受监管，每月须向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业务经营情况表。
（七）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八）按照审慎经营的原则，制定各项业务规则，建立全面有效的风险管理程序和内部控制制度。
七、审核和监督管理
（一）申请筹建小额贷款组织，发起人应向试点县（市、区）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1.筹建申请书。内容包括拟设立小额贷款组织的名称、注册地址、注册资本金、股东及其股权结构、业务经营范围等；
2.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包括发起人情况（自然人姓名、资信情况；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经营及资信情况、近3年资产负债及利润情况）和市场预测情况；
3.拟设立的小额贷款组织章程；
4.筹建负责人名单及简历；
5.有关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二）经批准筹建的小额贷款组织的筹建期为3个月，逾期不申请开业或筹建期满未达到开业标准的，原批准筹建文件自动失效。
（三）小额贷款组织筹建工作完成后，应向试点县（市、区）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开业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
1.筹建工作报告和申请开业报告；
2.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和金融机构出具的股东货币资金入账证明；
3.小额贷款组织章程；
4.拟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履历及任职资格证明材料；
5.股东名称及其出资额、出资比例；
6.拟开展业务的规章制度和内部风险控制制度；
7.营业场所和其他与业务有关设施的资料；
8.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小额贷款行业研究报告篇3
广元试点,破题之举的尴尬
“广元试点”的出台,至少在名义上,为困扰中国金融体制多年的“地下信贷如何转正”的问题提供了一次真正的解决契机。然而,就在媒体报道“广元试点”的当天,笔者和北京一位从事投融资生意多年的朋友提及此事,问他做为“圈里人”的看法。没想到朋友一摇头,说道:“叫好不叫座,恐怕搞不起来。包括信贷业务在内,地下金融走向地上,最大的经营风险不是别的,而是要服从目前的政策监管。”
不服从政策监管,又何谈“转正”之说？这听上去多少有些滑稽。这位朋友对此进一步做了解释。他说,地下金融的模式有很多种,类似“广元试点”这样以中小民营企业为对象提供短期融资的业务,地下钱庄、合会这样的地下金融组织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但是,地下金融的企业融资服务呈现出的是市场高度分割、交易信息高度黑箱化,贷款条件大多是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灰色契约”,而对融资企业的风险监控手段则是以数家连坐、一损俱损的方式为主。
以目前了解到的模式来说,地下钱庄、合会这样的地下信贷组织,其所提供融资服务的对象非常集中,往往是建立在亲缘、血缘这种“熟人社会”基础之上。服务对象的平均规模为一家钱庄或者合会,对应着十几家固定的企业。为了降低资金风险,一家企业需要资金找到钱庄或者合会融资时,除了要支付超出正规金融机构利率的利息外,除融资企业以外的另外那些家企业亦自动承担资金担保的风险。假如融资企业出现恶意骗贷或者恶意损害提供融资方的情况,其他那些企业要为融资企业带来的坏账买单。
事实上,除了上述企业层面的“连坐”,自然少不了对责任人“道德风险”的控制手段。“非常简单,一旦出现企业所有者骗贷或者恶意损贷的情况,那么他就只能从当地迅速逃离,并且要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不再回来。否则,没人能保证他的安全。”朋友解释说。
当然,钱庄、合会这样的地下信贷组织绝非仅仅靠严酷的事后惩罚措施控制自身放贷的风险。仅就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国内各个地下金融活动发达的地区,都会根据其当地人员结构、企业特点、资金使用方式,发展出各自颇为不同的贷款风险评估和控制方法。这些经验性的,甚至有点儿“土”的控制风险手段,一方面显示出国内地下金融从业者某些天生的经营创造性,另一方面,这些不够合规甚至很多不够合法的“地下规则”,也足以说明对于这些地下金融组织来说,“最大的经营风险是要服从政策监管”。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广元试点”的政策,“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人民币。不得吸纳社会存款,其发放的主要是信用贷款,单户贷款额不超过其注册资本的2%,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具体的贷款利率将由公司与借款人双方私下协商,但不能超过央行同期基准利率的4倍。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目前不属于金融机构,将由人民银行对其实施非审慎性监管。”此外,据报道,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广元市,每年有1.7亿元人民币的发展资金缺口。
这意味着,无论谁接下“广元试点”的头标,其服务对象都将是当地农业经济特征明显的中小企业,这与国内地下金融组织以参与制造业企业经营活动的总体趋势并不相符。换句话说,农业产业的企业利润低,且对于“广元试点”而言,贷款公司开展业务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了些许对“三农”的政策扶持色彩。
果然,原本从12月17日到26日的招标时间,被延长到2005年12月30日。即便如此,也是看客多,真正报名的寥寥无几。
中小民营企业融资困局
“广元试点”的背后,是困扰中国经济多时的民营经济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饥渴”。那么,中国的民营经济融资领域到底有多“饥渴”？根据2001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助理教授Kelleetsai的一项研究（BeyondBanks:theLocalLogicofinformalFinanceandprivateSectorDevelopmentinChina）,自建国以来到1998年,国有银行的贷款只有0.4％流向了私有部门。在其研究样本所选择的1996-1997年,甚至有88％的民营企业根本无法从正式的金融部门贷到一分钱。
无独有偶,200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联合调研编写的《中国中小企业金融制度报告》,报告显示的情况并不令人乐观。以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信贷体系,对中小企业的市场开放虽然较以前有所提高,但开放的领域基本上局限于短期信贷业务。这些企业的中长期贷款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此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做大的民营名牌企业在信贷市场上已经获得了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同样的待遇,甚至在很多地方,这类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当地信贷市场的抢手货。而对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因为信用等级过低、缺乏可抵押资产、财务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几乎无法从银行部门获得贷款。国内信用担保机构在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方面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9月末,报告所取样本地区平均有76％的样本企业没有和任何担保机构建立过信用担保关系。样本企业中担保贷款余额仅占到全部贷款余额的6％。
在正规的外部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都要求助于其他融资方式。在Kelleetsai的研究中,1999年有90.5％的民营企业要靠“自筹”的方式来解决融资需要。而在央行的报告中,温州地区小型企业通过向亲友借款和内部集资方式融资的分别为68.6％和45.7％,中型企业这个比例为45.8％和41％。
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议员迈克米兰便曾向英国国会提交过一份关于当时英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调查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缺口”问题,即企业外援性资本需求低于一定规模时,便难以在资本市场上融到资金。时至今日,“金融缺口”的问题依然在世界各国存在。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博士后研究员刘明兴的介绍,在美国小企业的融资结构中,股本融资平均占49.63％,债务融资平均为50.37％,债务融资由金融机构的贷款（26.66％）和非金融机构、个人、政府的信用（23.71％）构成。在小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中,有抵押的贷款占91.94%。商业银行贷款在小企业融资结构中的比重为18.75％,其中有抵押的贷款占91.99％。
而在国内,根据央行的调查,目前国内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时候,很难得到银行贷款。这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首要的问题是国内中小企业大多缺乏足够的不动产作为贷款抵押,这是与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之处。而信用担保作为解决中小企业缺乏抵押品进行贷款的主要方法,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相比之下,日本作为成功建立起信用担保制度的国家,有着诸多中国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目前,中国全国1000多家信用担保机构,不仅存在着基金规模小、放大倍率低的硬件缺陷。更本质的问题在于,国内的信用担保体系缺乏一个具体有效的政策环境支持。按照JiCa的建议总结,中国目前的信用担保机构存在着缺乏严格区分、缺乏全国性整合、未形成统一的信用担保制度、缺乏再担保制度四大缺陷。同时,不仅没有考虑通过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推进信用担保体系的完善和深入,甚至为具体法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管理办法》也尚未出台。
缺乏可用于贷款抵押的资产,信用担保体系乏力,加上众所周知的国有金融信贷机构对金融资源的垄断以及长期以来对中小型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致使国内的中小民营企业不得不依靠非正规的（地下）金融手段获取急需的资金。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的非正规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得不到法律上的确认和规范,以至于始终难以建立起有效的中小企业金融监管秩序。由此造成的恶果便是,非法集资等金融诈骗案件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司法界定上的空白带来的企业“灰色”融资行为,为民营企业家增加了巨大的法律风险。2003年下半年发生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及其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便是这类风险的典型案例。
在缺乏最高人民法院对刑法中有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条款司法解释的情况下,河北省徐水县人民法院做出了孙大午及其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成立的判罚。案件发生前后,国内多位法律和经济学专家相继撰文指出,孙大午的行为客观上可视为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最终判决的差强人意,除了现行司法体制本身的一些缺陷影响了判决的结果之外,企业民间融资行为立法不足,监管不力的尴尬被孙大午案彻底暴露出来。更进一步来看,孙大午及其集团公司在整个儿融资过程中那些颇具创造性和极佳操作性的融资手段,完全可以视为一种积极的企业金融创新。可惜,这种自发秩序下的创新产物也最终被无情扼杀。
地下信贷转正之路如何走？
2005年9月,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主持的《中国地下金融规模与宏观经济影响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课题报告正式。作为国内第一份全面研究中国地下金融成因、现状,并对总体规模和宏观经济影响进行实证计量的报告,《研究》对国内地下信贷规模做出了一个谨慎的估算:截至2003年,国内地下信贷规模总计7462.4亿元人民币,占当年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4.7％,达到当年GDp的6.4％。
尽管《研究》的作者们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信贷和利率政策,来间接控制地下信贷的规模。但与成熟的金融体制所不同的是,这种间接控制显得相当被动,政府和中央银行对近7500亿人民币的贷款缺乏实质性的监管能力。近年来,媒体对诸如“标会”恶意“倒会”等以地下信贷机构为幌子出现的金融犯罪做了大量报道。如何将地下信贷乃至整个地下金融产业转入地上,成为关心中国经济的人近年来的一大讨论热点。
其实,中国的地下信贷组织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与东亚近邻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省等地区都更为接近。回顾日韩两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地下信贷组织转型历史,不难发现,其实除了已经开始进行的“广元试点”这样的政策新设型模式之外,还有一条更市场化的转正道路。
根据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员pairault博士的研究。中国台湾省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民间合会虽然不是当时台湾中小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但是却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影响最大。对当时的小企业主来说,召集或加入合会是获得贷款的一个草根策略,合会不仅提供了足以满足资金周转需求的短期小额贷款,而且可以使这个人获得合会的担保。日本殖民政府于1916年在台湾颁布《合会储蓄公司法》标志着合会储蓄公司走向正规化,并被纳入中央银行的管理范畴。
到了1948年,当时的政府在台湾地区颁布了《合会储蓄业管理规则》。根据这项规则,七家私有合会储蓄公司获准在岛内按照规定的经营范围和地区划分运营。只有“国有”合会储蓄公司才可以在全岛经营合会业务。到了1956年,一项关于使用会员抽签方式决定当期会金归属的决定,给台湾地区合会储蓄公司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折。因为这一方式不仅有利于降低竞标所带来的高额成本,以杜绝出现博傻一样的借贷欺诈,更有利于将合会储蓄公司由信贷机构转变为储蓄机构。也正是由于后一个转变,合会储蓄公司扮演的发放贷款的角色,使得它最终于1976年被台湾政府升级为银行。此后,台湾又经历了中小企业银行组建合会,带来了合会行为银行化直至1995年合会业务自然消亡。
小额贷款行业研究报告篇4
关键词：小额信贷；推广模式；创新方案
小额信贷是为低收入人口和微型企业创业者提供的集商业性与社会性于一体的特殊金融服务。国内外小额信贷已有多种模式，但这些模式在推广过程中达到规模效应还离之尚远。我国的小额信贷发展时间不长，相关模式也是目前中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文试图对中国小额信贷提出一种可行性模型建议，积极发挥各方面的作用，在保证农民获得贷款、按时还款的基础上使各方获益。
一、“联保小组―信贷机构―科研机构”新模式的介绍
我们提出了一种“联保小组+科研机构+信贷机构”的新模式（见图1）。在此模式中，由地方政府牵头寻找科研机构及高校，引进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研究成果，在所辖范围内进行引导，协助农户自发组织形成联保小组向信贷机构贷款。科研机构对地区产业布局做整体规划，致力于利用新技术和新产品帮助农户发展小区域型的特色产业。此外，科研机构还与农林院校学生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大学生创造社会实践的机会，给予大学生定期专业培训并派大学生跟进每户贷款农民生产进程，关注农户资金流向，及时发现、反映、解决农民遇到的技术和资金问题。
此模型的具体介绍为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设立小额信贷相关信息平台，产品及农户信息。通过设立专门的门户网站，经过专家审核后分类公布各行业中科研机构想要投放市场的产品动态，方便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以及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农户了解最新科技成果，做出最适宜农产品项目选择。同时，在信息平台中建立农户信息栏目，及时公布农户期望得到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有助于科研机构及高校了解农户需求，开发出与市场需求密切相关的产品。为联保小组设立专用实名用户名，与小组负责人身份证信息绑定，确保农户身份真实可靠，用于大学生特派员、村委会（或地区政府）定时反馈农户生产过程中各种信息，让与之合作的科研机构以及信贷机构随时得到生产动态，构建信息获取平台。
第二，科研机构与当地农林院校合作，培养大学生作为特派员跟进农户生产。为大学生提供农产品生产技术及问题应对培训，定向跟进农产品生产，及时解决生产问题和提醒农户进行必要的生产活动，保证高产出。特派员向科研机构反馈生产过程记录以及难以处理的问题以便改进生产方式，定期上网更新农户生产报告，包括设备采购，原料化肥采购费用，人工费用等，向政府、科研机构和信贷机构提交生产报告。科研机构根据报告对资金使用进行合理性的批复和下阶段生产支出预算的指导。同时，信贷机构根据报告能有效掌握所贷资金流向，做出贷款风险分析，有效调节己方贷款发放及后续贷款规模。
第三，科研机构为地区产业发展做整体规划，科学引导农业生产。通过对市场的分析和地方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分析，向农民推广适宜本地区生产的农产品。政府协助从事相关产业生产的农户自发组成联保小组，在村委会信用评估后，联保小组向信贷机构，如：农村信用社等机构，提交贷款申请，信贷机构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分批次发放贷款。
二、“联保小组-信贷机构-科研机构”新模型推行效果设想和积极影响分析
根据实地调研与理论分析，“联保小组-信贷机构―科研小组”新模型对完善与推广农户联保贷款将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效果，使农户与政府、科研机构、农林院校、信贷机构多方共赢，促进小额信贷受惠范围的扩大和“三农”发展。
1.联保小组农户在科研机构的支持下信用度增强，贷款率和还款率提高
联保小组解决了低收入农户贷款时没有抵押品的困难，使5户左右的农户组成联保小组，以集体信用为担保，当其中一人无法及时还款时，其他组员协助还款或受到牵连，无法取得后续贷款。为防止还款拖欠、资金挪作他用以及坏账现象。科研机构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农林高校受过培训的大学生特派员对生产全过程进行跟进，及时提供技术帮助、了解资金流去向，有利于控制贷款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人为技术失误导致减产歉收等风险。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农业产出得到了必要的保证，在源头上提高了信用度，更容易获得贷款并按时还款。
2.政府通过引入科研机构进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政府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最为了解，在大方向上和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吸收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合理化建议，对引导农民土地流转、发展因地制宜的农业生产有建设性作用。同小组农户在生产经营上有相同或交叉方向，有利于经验交流、优势互补，实现规模经营，扩大产品影响力，提高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3.科研机构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持，为其研究成果找到出口并产生社会效应
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市场化需要一个平台，政府建立的小额信贷信息平台正好为其提供了便利，科研人员通过网站了解农民现阶段对产品和技术的需求，在为农民定向提供技术支持的同时适时投入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在小范围内试行确定其效果，在跟进过程中也可有效防止目标偏移。此外，科研机构在从事研究的同时也肩负着社会责任，服务三农是他们的责任，在此理念的引导下科研机构对贷款农户的扶持会产生更多的积极效果。
4.农林院校大学生在跟进农户生产过程实践能力提高并降低了人力成本
大学生科技特派员的项目为农林院校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机会，在跟进农户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提高实际问题的处理能力。在遇到一些以现有知识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大学生及时向对应项目的科研人员反映，在科研人员的指导和带领下进一步加强自己的专业技能。此外，大学生实践可以是无偿的，这样大大降低了信贷公司用于跟进贷款资金流向的成本。
5.信贷机构通过与政府、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提高了贷款回收的保证度
信贷机构可以在政府的小额信贷平台上定期了解联保小组的生产经营状况、资金使用情况，有利于合理分批发放贷款，一旦发现有经营不善的情况可以及时采取措施，请科研机构评估并做风险分析，必要的话追回贷款，减小损失、降低坏账率。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持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从而提高其信用度，银行等信贷机构在贷款回收上也有了保证。
6.降低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自然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和市场风险
在此模式下，新品种是经过科研机构改良的品种，农户共同建造防范自然灾害设施，有利于对自然风险的防范以及降低防范成本。建立农户信用评级制度的，严格小组评定体系，降低信用风险和管理风险。由于科研机构的介入，带来了新的科研成果，有效规避了产品的趋同性，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维护价格的稳定。区域型特色产业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和规避风险难的问题，农户形成联保小组，发展特色经济，有利于农产品信息在市场上的传播，从而减少中间商对农产品利润剥离，增加农户的收入降低市场风险。
三、“联保小组―信贷机构―科研机构”新模式推广的对策建议
1.政府与科研机构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在门户网站设置专区作为小额信贷信息及交流平台，为新模式的推广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1）政府与科研机构在协议中确立合作内容，政府在小额信贷新模式的推广过程中提供政策支持，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引导村委会推进区域内从事相同生产的农户组成小组集体贷款，规模经营，并充分尊重农户的自主选择权，鼓励农户在信息平台上生产意向，以便科研机构给予针对性支持。
（2）政府制定相对宽松的民间金融准入政策，加强法律监督，为小额信贷新模式的推广拓宽合法资金来源。在年度政府预算中增加对小额信贷公司的倾斜，支持信贷机构的业务发展，在征税方面应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与农信社和村镇银行一样的税收征管水平，使小额贷款公司享受同等优惠待遇。
（3）政府减少对农业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配套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加强小额信贷新模式对风险的抵御能力。通过信贷风险保障机制来抵抗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对农业的影响，政府可以从每年的救灾款中拿出一部分来，建立小额信贷的意外保险基金，减少小额信贷机构由于自然灾害引发的系统风险。
2.信贷机构应当加强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拓宽融资渠道，采取多种风险防范的措施，为小额信贷新模式的推广提供稳定经济支持。
（1）小额贷款公司应该加强与其它金融机构合作，吸纳风险投资以及提高自身经营水平。向银行融资的同时吸纳优质客户资金存入银行由银行托管。例如，与邮储银行合作，利用邮储银行的充裕资金和广泛的分支机构为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此外，还应与保险公司合作，将贷款业务进行保险，降低还款风险。
（2）通过信息平台及时掌握农户需求，完善信用评估体制，简化贷款手续，及时为农户发放贷款，自收到贷款申请及符合条件的资料之日起，应在12个工作日内给予申请人正式答复，提高工作效率，及时满足农户资金需求。
（3）大力扩大信托融资渠道，为联保小组贷款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小额贷款公司通过向信托公司出售信贷资产而进行融资，把所得资金继续用于贷款。小额信贷公司在农户清偿贷款之后会通过溢价去回购所出售的贷款资产。
（4）实行以贷养贷，保证资金循环。将产品以及产品收益做抵押，要求农产品交易过程中（无论农户盈亏），将交易款项优先打入银行专门设立的“信贷资金管理账户”，在农户不急需资金时，将结余资金收回信贷机构，用以发放贷款，所形成的利息收入，在下次农户贷款过程中充抵相同时间内的贷款利息。
3.科研机构作为小额信贷新模式创新的核心，要加强与当地政府、信贷机构、联保小组三方的合作，发扬服务三农的精神，把技术支持落到实处。
（1）科研机构在实地考察、资料收集、民意调查等的基础上结合理论分析向政府提交区域经济建议书，为小额信贷新模式的推行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此外，科研机构要关注政府的信贷政策，选择适合的项目参与招标，将从政府处获得的资金投入到生产技术难题攻克及惠农服务中。
（2）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科研院所、农林高校与小额信贷公司或村镇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参与其对贷款农户的审查、评估，在扩大受益面的同时尽可能确保资金的用处合理可靠，与贷款农户签订技术服务协议，为农户及时还款提供技术保障，履行至少有三方参与的信贷手续。
（3）科研院所每月定期为农户联保小组提供远程技术指导，解决大学生特派员所反映的农户在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介绍其最新相关科研成果，必要的话入户进行现场指导，把联保小组里的农户作为其观察跟踪的样本，向同意提供试验基地的农户支付费用，把科技进步和农民增收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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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宝存，武小华；胥清小额信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10）.
小额贷款行业研究报告篇5
时间： 2003-6-16 作者：巴曙松
基于中国银行体系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至关紧要的影响力，近期世界不少有影响的金融研究机构、评级机构不约而同地发表了对于中国银行体系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2002年12月高盛公司的对于中国银行业的预测、2002年10月里昂证券的对于中国银行业的评论、以及2002年10月穆迪公司的对于中国银行业发展展望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从不同的侧面观察和总结了中国银行业近年来的主要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尽管角度不同、数据也未必准确，但是这些研究报告确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侧面。比如，高盛公司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从当前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看，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想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
在上述种种报告中，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相对更为中立，分析也更为全面，因而尽管其中可能有这样或者那样不全面和准确的地方，但是同样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在这份2002年10月的研究报告中，穆迪公司宣布在综合考虑了在政府主导下的银行业改革措施、市场开放带来的压力、整个银行业正在面临的挑战等因素之后，将中国银行业的评级确定为稳定。
一 穆迪公司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总体评价
在研究报告中，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的银行业在改革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其改革日程表时优先考虑的行业。这是由中国独特的改革路径所决定的：中国银行体系积存的高额的不良贷款，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济转轨的成本；中国政府如果要试图建设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必须要寻求适当的方式和渠道为这些巨额的成本买单，同时控制新的不良贷款在银行体系中产生。
因为中国银行业目前问题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其解决也需要一定的步骤和阶段，同时也考虑到银行改革过程中可能来自金融、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压力，穆迪公司认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目前如果断然全面在银行市场引入市场机制必然是弊大于利。这种渐进的改革思路显然与前述高盛公司激烈的银行改革思路有明显的区别。
由于国有银行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一直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因此国有银行改革的进展状况直接影响到对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进展的评价。在穆迪公司看来，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继续垄断中国的金融系统，它们也是整个系统风险的来源；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业务范围狭窄、国有企业表现不佳、沉重的税负和僵硬的利率政策，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很高，而资本水平则很低。四大银行由于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没有足够的能力核销自己的不良贷款。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强调，如果单纯依靠银行自身的经营，四大银行很难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偿付能力；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的银行有可能需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资金才能与国际标准接轨。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谁应当为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买单”的问题，巨额的不良贷款已经形成，损失也已经形成，要回避这个尖锐的问题显然是难以持续下去的，在穆迪公司看来甚至可能会威胁到国有银行对于金融体系偿付能力的支持水平。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评价。如果按照穆迪公司的看法，研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就必须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资金，但是如果在注入公共资金的同时又不能给国有银行形成预算软约束的预期和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目前看来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从总体的发展趋势看，尽管中国的不少银行的负责人反复强调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问题，在穆迪公司看来，中国银行业的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机制仍然不佳，由此穆迪公司预期政府在未来五年内将国有银行转变为按照市场机制运营的商业实体的目标显得有些过于乐观。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判断：我们的监管机构陆续宣布的一系列银行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究竟是否可以按期完成？
在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银行业在2002年可圈可点的改革进展并不多，无非是一些国有银行开始意识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直接支持在将来会逐渐消失，有的国有银行采取了新的风险管理措施，有的还退出了无利可图的产业，撤并了位于不太富裕的农村地区的经营网点。另外，一些新上市的银行经营状况相对较好，机制也相对较为灵活，穆迪公司甚至乐观地认为这些上市银行可能也为整个行业树立了新的标准，这些银行的成功在穆迪看来甚至也有可能引领国有商业银行走出困境。如果考察目前为数不多的上市银行并不十分出色的经营业绩、以及新桥集团入主深发展之后发出的“随处可见可以改进、创造价值的空间”的感叹，我们认为穆迪公司确实是高估了这些上市银行可能的影响力，也低估了这些上市银行在股权结构、市场竞争能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从具体的银行业务领域看，穆迪的研究报告特地提及了中国的银行业在2002年的消费信贷业务和信用卡业务是增长的亮点，但是穆迪认为因为中国缺乏良好的信用文化以及个人信用数据的积累而制约了这些业务的发展。实际上，信用数据的积累和个人信用风险的管理并不一定有一个统一的、适用于全球的模式，在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同样可能寻求到消费信贷业务和信用卡业务的增长空间和立足点，只是银行业是否有足够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来把握这些业务的增长能力而已。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特地强调说2002年中国的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不能令人满意，并且认为相关政策和定价措施都不是十分明确是重要原因，实际上2002年中国的银行业对于中间业务的重视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在对于中间业务的管理方面也显著地放松了管制，这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到，如果价格的管制能够进一步放松，银行业的中间业务在2003年会有一个显著的发展。
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对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判断与许多媒体的刻意炒作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实际上，尽管穆迪公司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整个银行业的自由化，而且这些影响对于中国内地的银行的影响会在不远的将来逐步体现，但是，穆迪公司也坚持认为，外国银行的竞争则要在更长的时间以后才会对本地的银行形成真正的威胁，而且这些国际银行会带来资本和专业技术。穆迪公司没有看到的现实是，由于中国银行业在激励机制、市场开发机制、公司治理等方面与外资银行相比处于劣势，中国的银行业在客户和市场创新等方面正在逐步被边缘化；规模十分有限的外资银行重点争夺的就是中国银行业中最为优秀的客户、最为优秀的人才、推出的也是最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这一趋势在媒体刻意炒作的南京爱立信事件之后已经成为当前国内银行界广泛关注的一个趋势。
二 2002年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迁：银行业洗牌还没有展开
在比较中国的银行改革与工业企业改革时，中国的银行界人士经常强调银行业改革是落后于工业改革步伐的，现在这一判断也出现在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在此基础上，尽管穆迪公司认为中国政府五年内将国有银行改造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目标有些过于乐观，但是穆迪公司还是认为会有一些银行在改革的过程中的表现将会优于其它银行，而且这种优势会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加强。显然，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只是在2002年这个洗牌过程并没有充分的展开。
首先看国有银行。因为国有银行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穆迪公司强调认为国有银行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一如既往的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穆迪公司坚持认为国有银行要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必须得到政府的帮助，其中特别建议要政府在恰当的时候注入资本金。这显然是呼吁政府注意在银行体系积累的巨额不良资产及其可能对于银行的稳健性和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压力。一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四大银行依然垄断了整个系统的资产、存款和贷款，根据穆迪公司的统计，目前四大银行占整个系统存贷款的份额分别为67%和61%，贷款市场份额的下降（1998年为68%）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表现不佳，而这些国有企业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主要客户。
与国有银行在保持垄断地位下的市场份额下滑相对照，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银行的增长空间有所拓展。穆迪公司注意到，20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的10家股份制银行已有4家上市，这些银行目前看来盈利能力更强，不良贷款率更低，其关注的客户重点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外国公司和合资公司；而且这些银行也易于吸引外资银行的合作。穆迪公司还强调，中国的城市银行增长很快，一些银行，如上海银行、南京城市银行，已经获得了外资银行的投资，但城市银行的管理和内部控制水平也不高。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外资银行进入之后，其在目标客户的定位、目标市场的界定、已经相应的经营方式上，外资银行实际上与国有银行基本上没有太多直接的竞争和冲突，倒是这些股份制的银行和城市银行将更多地承受外资银行进入的压力，这一点值得穆迪公司在分析中国银行体系时重点关注。
至于政策性银行，基本上是主导政策性贷款的格局，在穆迪公司看来，国家发展银行的增长速度最快，它也是三家当中改革最深入的一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银行市场上，尽管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究竟如何界定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之间的区别、政策性业务究竟应当控制在多大的规模之内、多大的范围之内？都是缺乏明确的问题，换言之，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的针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银行法”，这是制约中国政策性银行业务发展的关键性障碍，可惜这一点在穆迪的报告中没有提及。
随着国有银行退出农村市场，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导力量。目前，中国8亿农民的金融服务主要来自于38,000个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些信用合作社大约占整个金融系统资产的10%。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注意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其经营活动蕴藏了很大的风险。穆迪公司预期，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农村信用合作社不是国有金融机构，但从稳定角度出发，穆迪认为政府会在需要时提供必要的帮助。我们认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活动中蕴藏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地方政府干预严重、关联贷款的监管不到位等因素导致的，如果由于考虑稳定的原因就过多地给予这些机构以政策性的支持或者是隐含的担保，实际上并不利于农村金融机构在未来的健康发展。
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政府会在2006年年底前完全取消对银行业的业务和地域限制。在当前阶段，外资银行一般会选择与本地的银行合作，这样运作的成本更为低廉。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短期内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不会有很大幅度上升，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资银行争夺的优质客户对于中国的银行业的冲击实际上在直接推动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银行业走向边缘化。
三 中国银行业的增长空间何在？
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体系不良贷款比率较高而外资银行还是纷纷涌入？其中一个最为关键性的因素，是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的前景吸引了他们的进入。具体来说，中国金融市场为银行业的增长创造了多方面的业务空间。
首先，在穆迪公司看来，零售银行业务会有一个快速的增长，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银行业的现实，不少的银行已经宣称就业务增长的重点转向零售业务。实际上中国的零售银行的两大增长点为住房信贷和汽车信贷，因为网点众多、客户的基础广泛，国有银行将在这一市场上占有优势。从国际比较角度考察，中国的消费信贷近两年来虽有增长，但水平较其他亚洲国家低，仍有增长潜力。从不同银行的市场表现来看，2001年中国的住房信贷占消费信贷增长的70%以上，工行于2001年年底超越建行，成为这一市场上的最大放贷者。汽车信贷也在价格、利息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刺激下成为另一增长点。目前看来，所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所谓“小康社会应当也是小车社会”，因此未来这两个领域的增长不仅会带动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同样也会带动银行零售市场的增长。
其次，银行卡业务增长显著也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一个显著的增长点。根据穆迪公司的观察，中国银行业在银行卡市场上的竞争已经使得市场进一步细化，不过市场的渗透率总体上依然偏低。基于当前中国信用环境的现实，中国的银行业发出的银行卡主要为给零售及公司存款客户的借记卡，真正的信用卡反而发展有限，商业银行从这些银行卡业务中刻意获得的收入除了通常的利差收入之外，还有电子支付、资金转移及购买与出售投资产品（如银证通等业务）等方面获利。
第三，穆迪公司关注到中小企业与私人借贷者的贷款满足程度问题。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改进对于中小企业和私人借贷者的贷款服务，如鼓励银行向部分企业放贷，修订法规，对中小企业重新界定，建立信用机制等，人民银行放宽了对中小企业贷款利息幅度的限制等等，不过穆迪公司考虑到这些客户的信息透明度与资信质量问题后，认为这些中小企业很难获得大笔的贷款。实际上，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没有注意到一点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首先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其次融资难并不仅仅是贷款难，仅仅依靠银行贷款也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而需要政府的扶持、创业资本的介入和股票市场的建立等多个方面的支持，而且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其对于贷款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四 中国银行业当前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
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重点指出了中国的银行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从银行内部经营管理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的问题：（1）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这一问题在国有银行中尤为严重。穆迪公司注意到，最难进行改革的地方是管理责任制，国有银行的官本位导向，使得国有银行内部的运作有如政府内部的官僚体系，被委派的高级管理者任期短，多强调短期目标而非持续性的改革。同时，缺乏管理激励机制也会阻碍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归结穆迪公司的分析，国有银行的治理问题，无非是官本位和激励不足的问题，这已经成为几乎所有银行界人士的共识，但是目前的关键是如何采取行动。（2）会计与披露标准的改善：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政府正致力改善银行的透明度与信息披露，如2001年财政部颁布了针对金融机构的新的会计准则。2002年起，中国的银行必须公布5级分类的结果，根据不良资产水平做出计提准备并向人行做出季报。但国有银行被豁免根据新的会计准则做出计提准备。同时，穆迪公司注意到财政部对计提准备的限制放宽，但财政部对坏帐冲销仍严格控制。显然，这个领域是有一定进展的，但是进展十分有限。（3）如果说前述公司治理问题和信息披露问题是两个老问题的话，穆迪在研究报告中还专门提出了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存在的操作风险的问题。穆迪公司强调，由于经营规模与历史遗留问题，国有银行的操作风险要比股份制银行高。这主要是因为四大银行有广泛的网络与官僚体系。内部信息不流畅，决策机制官僚化，要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还需要好几年，目前为止，部分客户信息还通过手工获取与传输，易发生错误。同时，穆迪公司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存在的不恰当的管理责任制赋予高层管理者极大的决策权，导致滥用职权和舞弊现象的发生。另外，穆迪公司认为过去国有银行的管理是基于一致同意的基础，责任不明确，导致低效率和操作风险，目前国有银行正在机构扁平化、责任与权力分工明确等方面做出努力，穆迪公司认为长远来讲这可能有助于降低操作风险与提高效率。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业的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使得总行对于偏布各地的分支机构实际上处于失控的状况。有不少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银行业的问题主要是层级过多、授权不当等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内部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网络的支持问题，这一点是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新的关注点。
小额贷款行业研究报告篇6
在上述种种报告中，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相对更为中立，分析也更为全面，因而尽管其中可能有这样或者那样不全面和准确的地方，但是同样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在这份2002年10月的研究报告中，穆迪公司宣布在综合考虑了在政府主导下的银行业改革措施、市场开放带来的压力、整个银行业正在面临的挑战等因素之后，将中国银行业的评级确定为稳定。
一穆迪公司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总体评价
在研究报告中，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的银行业在改革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其改革日程表时优先考虑的行业。这是由中国独特的改革路径所决定的：中国银行体系积存的高额的不良贷款，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济转轨的成本；中国政府如果要试图建设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必须要寻求适当的方式和渠道为这些巨额的成本买单，同时控制新的不良贷款在银行体系中产生。
因为中国银行业目前问题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其解决也需要一定的步骤和阶段，同时也考虑到银行改革过程中可能来自金融、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压力，穆迪公司认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目前如果断然全面在银行市场引入市场机制必然是弊大于利。这种渐进的改革思路显然与前述高盛公司激烈的银行改革思路有明显的区别。
由于国有银行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一直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因此国有银行改革的进展状况直接影响到对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进展的评价。在穆迪公司看来，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继续垄断中国的金融系统，它们也是整个系统风险的来源；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业务范围狭窄、国有企业表现不佳、沉重的税负和僵硬的利率政策，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很高，而资本水平则很低。四大银行由于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没有足够的能力核销自己的不良贷款。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强调，如果单纯依靠银行自身的经营，四大银行很难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偿付能力；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的银行有可能需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资金才能与国际标准接轨。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谁应当为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买单”的问题，巨额的不良贷款已经形成，损失也已经形成，要回避这个尖锐的问题显然是难以持续下去的，在穆迪公司看来甚至可能会威胁到国有银行对于金融体系偿付能力的支持水平。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评价。如果按照穆迪公司的看法，研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就必须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资金，但是如果在注入公共资金的同时又不能给国有银行形成预算软约束的预期和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目前看来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从总体的发展趋势看，尽管中国的不少银行的负责人反复强调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问题，在穆迪公司看来，中国银行业的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机制仍然不佳，由此穆迪公司预期政府在未来五年内将国有银行转变为按照市场机制运营的商业实体的目标显得有些过于乐观。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判断：我们的监管机构陆续宣布的一系列银行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究竟是否可以按期完成？
在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银行业在2002年可圈可点的改革进展并不多，无非是一些国有银行开始意识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直接支持在将来会逐渐消失，有的国有银行采取了新的风险管理措施，有的还退出了无利可图的产业，撤并了位于不太富裕的农村地区的经营网点。另外，一些新上市的银行经营状况相对较好，机制也相对较为灵活，穆迪公司甚至乐观地认为这些上市银行可能也为整个行业树立了新的标准，这些银行的成功在穆迪看来甚至也有可能引领国有商业银行走出困境。如果考察目前为数不多的上市银行并不十分出色的经营业绩、以及新桥集团入主深发展之后发出的“随处可见可以改进、创造价值的空间”的感叹，我们认为穆迪公司确实是高估了这些上市银行可能的影响力，也低估了这些上市银行在股权结构、市场竞争能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从具体的银行业务领域看，穆迪的研究报告特地提及了中国的银行业在2002年的消费信贷业务和信用卡业务是增长的亮点，但是穆迪认为因为中国缺乏良好的信用文化以及个人信用数据的积累而制约了这些业务的发展。实际上，信用数据的积累和个人信用风险的管理并不一定有一个统一的、适用于全球的模式，在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同样可能寻求到消费信贷业务和信用卡业务的增长空间和立足点，只是银行业是否有足够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来把握这些业务的增长能力而已。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特地强调说2002年中国的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不能令人满意，并且认为相关政策和定价措施都不是十分明确是重要原因，实际上2002年中国的银行业对于中间业务的重视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在对于中间业务的管理方面也显著地放松了管制，这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到，如果价格的管制能够进一步放松，银行业的中间业务在2003年会有一个显著的发展。
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对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判断与许多媒体的刻意炒作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实际上，尽管穆迪公司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整个银行业的自由化，而且这些影响对于中国内地的银行的影响会在不远的将来逐步体现，但是，穆迪公司也坚持认为，外国银行的竞争则要在更长的时间以后才会对本地的银行形成真正的威胁，而且这些国际银行会带来资本和专业技术。穆迪公司没有看到的现实是，由于中国银行业在激励机制、市场开发机制、公司治理等方面与外资银行相比处于劣势，中国的银行业在客户和市场创新等方面正在逐步被边缘化；规模十分有限的外资银行重点争夺的就是中国银行业中最为优秀的客户、最为优秀的人才、推出的也是最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这一趋势在媒体刻意炒作的南京爱立信事件之后已经成为当前国内银行界广泛关注的一个趋势。
二2002年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迁：银行业洗牌还没有展开
在比较中国的银行改革与工业企业改革时，中国的银行界人士经常强调银行业改革是落后于工业改革步伐的，现在这一判断也出现在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在此基础上，尽管穆迪公司认为中国政府五年内将国有银行改造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目标有些过于乐观，但是穆迪公司还是认为会有一些银行在改革的过程中的表现将会优于其它银行，而且这种优势会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加强。显然，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只是在2002年这个洗牌过程并没有充分的展开。
首先看国有银行。因为国有银行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穆迪公司强调认为国有银行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一如既往的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穆迪公司坚持认为国有银行要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必须得到政府的帮助，其别建议要政府在恰当的时候注入资本金。这显然是呼吁政府注意在银行体系积累的巨额不良资产及其可能对于银行的稳健性和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压力。一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四大银行依然垄断了整个系统的资产、存款和贷款，根据穆迪公司的统计，目前四大银行占整个系统存贷款的份额分别为67%和61%，贷款市场份额的下降（1998年为68%）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表现不佳，而这些国有企业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主要客户。
与国有银行在保持垄断地位下的市场份额下滑相对照，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银行的增长空间有所拓展。穆迪公司注意到，20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的10家股份制银行已有4家上市，这些银行目前看来盈利能力更强，不良贷款率更低，其关注的客户重点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外国公司和合资公司；而且这些银行也易于吸引外资银行的合作。穆迪公司还强调，中国的城市银行增长很快，一些银行，如上海银行、南京城市银行，已经获得了外资银行的投资，但城市银行的管理和内部控制水平也不高。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外资银行进入之后，其在目标客户的定位、目标市场的界定、已经相应的经营方式上，外资银行实际上与国有银行基本上没有太多直接的竞争和冲突，倒是这些股份制的银行和城市银行将更多地承受外资银行进入的压力，这一点值得穆迪公司在分析中国银行体系时重点关注。
至于政策性银行，基本上是主导政策性贷款的格局，在穆迪公司看来，国家发展银行的增长速度最快，它也是三家当中改革最深入的一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银行市场上，尽管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究竟如何界定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之间的区别、政策性业务究竟应当控制在多大的规模之内、多大的范围之内？都是缺乏明确的问题，换言之，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的针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银行法”，这是制约中国政策性银行业务发展的关键，可惜这一点在穆迪的报告中没有提及。
随着国有银行退出农村市场，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导力量。目前，中国8亿农民的金融服务主要来自于38,000个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些信用合作社大约占整个金融系统资产的10%。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注意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其经营活动蕴藏了很大的风险。穆迪公司预期，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农村信用合作社不是国有金融机构，但从稳定角度出发，穆迪认为政府会在需要时提供必要的帮助。我们认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活动中蕴藏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地方政府干预严重、关联贷款的监管不到位等因素导致的，如果由于考虑稳定的原因就过多地给予这些机构以政策性的支持或者是隐含的担保，实际上并不利于农村金融机构在未来的健康发展。
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政府会在2006年年底前完全取消对银行业的业务和地域限制。在当前阶段，外资银行一般会选择与本地的银行合作，这样运作的成本更为低廉。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短期内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不会有很大幅度上升，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资银行争夺的优质客户对于中国的银行业的冲击实际上在直接推动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银行业走向边缘化。
三中国银行业的增长空间何在？
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体系不良贷款比率较高而外资银行还是纷纷涌入？其中一个最为关键性的因素，是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的前景吸引了他们的进入。具体来说，中国金融市场为银行业的增长创造了多方面的业务空间。
首先，在穆迪公司看来，零售银行业务会有一个快速的增长，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银行业的现实，不少的银行已经宣称就业务增长的重点转向零售业务。实际上中国的零售银行的两大增长点为住房信贷和汽车信贷，因为网点众多、客户的基础广泛，国有银行将在这一市场上占有优势。从国际比较角度考察，中国的消费信贷近两年来虽有增长，但水平较其他亚洲国家低，仍有增长潜力。从不同银行的市场表现来看，2001年中国的住房信贷占消费信贷增长的70%以上，工行于2001年年底超越建行，成为这一市场上的最大放贷者。汽车信贷也在价格、利息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刺激下成为另一增长点。目前看来，所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所谓“小康社会应当也是小车社会”，因此未来这两个领域的增长不仅会带动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同样也会带动银行零售市场的增长。
其次，银行卡业务增长显著也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一个显著的增长点。根据穆迪公司的观察，中国银行业在银行卡市场上的竞争已经使得市场进一步细化，不过市场的渗透率总体上依然偏低。基于当前中国信用环境的现实，中国的银行业发出的银行卡主要为给零售及公司存款客户的借记卡，真正的信用卡反而发展有限，商业银行从这些银行卡业务中刻意获得的收入除了通常的利差收入之外，还有电子支付、资金转移及购买与出售投资产品（如银证通等业务）等方面获利。
第三，穆迪公司关注到中小企业与私人借贷者的贷款满足程度问题。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改进对于中小企业和私人借贷者的贷款服务，如鼓励银行向部分企业放贷，修订法规，对中小企业重新界定，建立信用机制等，人民银行放宽了对中小企业贷款利息幅度的限制等等，不过穆迪公司考虑到这些客户的信息透明度与资信质量问题后，认为这些中小企业很难获得大笔的贷款。实际上，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没有注意到一点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首先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其次融资难并不仅仅是贷款难，仅仅依靠银行贷款也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而需要政府的扶持、创业资本的介入和股票市场的建立等多个方面的支持，而且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其对于贷款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四中国银行业当前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
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重点指出了中国的银行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从银行内部经营管理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的问题：（1）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这一问题在国有银行中尤为严重。穆迪公司注意到，最难进行改革的地方是管理责任制，国有银行的官本位导向，使得国有银行内部的运作有如政府内部的官僚体系，被委派的高级管理者任期短，多强调短期目标而非持续性的改革。同时，缺乏管理激励机制也会阻碍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归结穆迪公司的分析，国有银行的治理问题，无非是官本位和激励不足的问题，这已经成为几乎所有银行界人士的共识，但是目前的关键是如何采取行动。（2）会计与披露标准的改善：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政府正致力改善银行的透明度与信息披露，如2001年财政部颁布了针对金融机构的新的会计准则。2002年起，中国的银行必须公布5级分类的结果，根据不良资产水平做出计提准备并向人行做出季报。但国有银行被豁免根据新的会计准则做出计提准备。同时，穆迪公司注意到财政部对计提准备的限制放宽，但财政部对坏帐冲销仍严格控制。显然，这个领域是有一定进展的，但是进展十分有限。（3）如果说前述公司治理问题和信息披露问题是两个老问题的话，穆迪在研究报告中还专门提出了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存在的操作风险的问题。穆迪公司强调，由于经营规模与历史遗留问题，国有银行的操作风险要比股份制银行高。这主要是因为四大银行有广泛的网络与官僚体系。内部信息不流畅，决策机制官僚化，要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还需要好几年，目前为止，部分客户信息还通过手工获取与传输，易发生错误。同时，穆迪公司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存在的不恰当的管理责任制赋予高层管理者极大的决策权，导致和舞弊现象的发生。另外，穆迪公司认为过去国有银行的管理是基于一致同意的基础，责任不明确，导致低效率和操作风险，目前国有银行正在机构扁平化、责任与权力分工明确等方面做出努力，穆迪公司认为长远来讲这可能有助于降低操作风险与提高效率。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业的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使得总行对于偏布各地的分支机构实际上处于失控的状况。有不少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银行业的问题主要是层级过多、授权不当等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内部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网络的支持问题，这一点是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新的关注点。
小额贷款行业研究报告篇7
创始人周世平也没想到，红岭创投的“五周年庆”会如此被镁光灯打亮，可惜是以一种颇为尴尬的形式。
8月28日，官网上的一纸公告揭露了这家老牌p2p公司正深陷困境：发放给广州翠月纸业等4家纸张贸易商的1亿元借款，因为这4家纸张贸易商涉嫌与仓库物流合伙，利用仓单重复质押给银行进行骗贷，导致红岭创投的借款面临极大的坏账风险。
原本脱胎于民间小额借贷形式的p2p，突然涉足动辄百万、千万甚至过亿的大额借款业务，这不仅对p2p的风控体系提出了“类银行”的风险控制要求，还带来经营稳定性过于集中依赖某些公司的风险。红岭创投不幸成为首例“触礁”搁浅的p2p公司。
眼红高服务费，
p2p平台热衷大额借款
截至发稿前，周世平的电话一直未有人接听，但在机构的数据分析中，红岭创投的危机早已若隐若现。《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前身是海树p2p借贷数据监测中心的研究机构零壹财经拿到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在红岭创投借款的人中，借款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借款人数共有305个，占比接近13%，而其他18家纳入统计范畴的p2p公司这一占比的平均值还不足2%。
另一家p2p行业资讯机构网贷之家的数据则显示：自2014年3月底，红岭创投开始向某控股公司借出金额高达1亿元的大额借款，目前红岭创投在偿金额大于等于1000万元的借款人已多达26个。
多位受访对象告诉记者，对于哪种资金量可算作p2p大额借款，业内暂无来自监管机构的明确区分，但综合来看，达到百万级别的借款肯定属于大额借款的范畴。网贷之家研究员孙斯寒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一般只有单笔规模在当地人均GDp四倍以下的贷款才可以算作小额借款，以京沪广三地约10万元的人均GDp计算，40万元以上借款就不能视为小额借款。
记者从零壹财经获得的《中国p2p借贷服务行业白皮书（2014）》中，将100万元作为借款金额最高的统计栏目。“业内现在有不少公司在做500万元、1000万元的大额借款业务，我个人估计占比要超过50%，同样一笔单子，借款金额是5万元还是500万元，所花的人力成本是差不多的，收的服务费却是以借款金额作为基数，这就是背后的利益驱动。”p2p公司“爱钱进”创始合伙人董祺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受利益驱动，很多p2p都愿意涉足大额借款业务。
一些p2p公司甚至将身家性命“押宝”在少数大单上，或者索性整个平台只有少量标的，而所有标的都是大额借款。《中国p2p借贷服务行业白皮书（2014）》在对全国借款人数与成交额综合排名最靠前的19家p2p公司进行分析后发现，有12家公司去年的借款集中程度超过了50%。
其中，p2p公司盛融在线去年的借款集中度高达92.25%，人均借款金额476.4万元；p2p公司温州贷的借款集中度也在90%以上，人均借款金额高达665.7万元。
据参与该项研究的一位圈内人士介绍，该借款集中度是以各家p2p平台借款人金额排行榜上的前10%借款人作为样本，计算他们的累计借款所占公司总借款的百分比，“集中程度越高说明资产风险越大，这是贷款理论的常识，一般即使在风控体系更强大的银行内部，对单一客户的贷款余额和银行净资产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该圈内人士介绍说。
而部分热衷大额借款的p2p平台明显超过了这条红线。记者在p2p平台“企易贷”官网上还看到，其9月2日的一个推荐标的是上海某照明电器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借款，借款金额高达2700万元。该公司从8月25日起一连了3个房地产相关的融资标的，最低借款金额也有2200万元，最高更是达到了5000万元。但公司实际运营方镭驰（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只有5080万元人民币。
2013年3月才上线的“爱投资”则陆续了多达170个1000万元以上的融资项目，官网显示其运营方安投融（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只有1500万元。
红岭创投“踩雷”最大损失1亿元
对于p2p热衷大额借款的现象，孙斯寒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其风险主要体现在抵押物层面：“大额借款虽然有货物质押，但货物等动产受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大，风险很难控制，不像商铺、房产只要控制好抵押率就可以了，货物在市面上比较难掌控抵押率。”
“如果是做小额借款业务，车贷、房贷比较容易通过房管所、车管所渠道查实，不需要借款人提供其他抵押物，p2p平台只需要综合判断他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大额借款，就对抵押物的真实性考核要求非常高，而目前中国的抵押物市场还非常混乱。”董祺则解释说。
风口浪尖上的红岭创投无疑成了前车之鉴，而现在不得不为坏账“兜底”。根据公告的说法，广州纸业融资项目牵涉的4家公司借款额都在2000万元至3000万元之间，系“企业与仓库物流合伙犯罪，将货物重复抵押给银行进行骗贷”，由于抵押仓库货物现已被法院查封，公司估算的最大可能损失是1亿元本金加上利息。
而因为承诺对客户垫付本息，该事件也将直接冲击红岭创投利润，按最大可能损失以及公司目前5000万股本计算，公司的每股收益或将影响2元，可能成为一笔昂贵的“学费”。
“我们国家的征信体系本身还不完善，就算是小额借款，许多平台也只能承担繁重的线下尽职调查任务，从收集信用数据开始，经历初审、终审、复合多个环节来确定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这种人工调查的成本占到全部运营费用的50%以上。”上海一家p2p公司Ceo石磊（化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任职p2p公司前，石磊曾在保险公司和股份制银行信贷部门工作多年。
“现在和银行比，p2p的信贷技术不足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坏账率不低，业内比较普遍的流行措辞是坏账率介于2%～3%，但是常见的坏账率可能在5%～8%之间，超过10%的也不少见。”石磊如是说。
虽然红岭创投自己在公告中强调“风控方面未发现制度漏洞”，但业内的反馈并不乐观。董祺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称：“因为p2p网贷的利率高出银行贷款，所以有大额资金需求的企业肯定倾向于先从银行借钱，但这种贷款比较难查，信息不公开，很多企业详情查不到，抵押物的信息查不到，比如仓单这样的抵押物甚至没有法定的手续。”
“如果是大额借款，还可能存在虚假融资的情况，因为p2p平台很难做好贷前审查和贷后跟踪的工作。”石磊解释道。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目前，红岭创投约有7000余万风险准备金、5000万自有资金，在垫付1亿余元之后，预计流动资金不超过2000万元。而当下整个p2p行业盛行大额借款之风，如何避免出现下一个“红岭创投”，有待p2p行业深思。
（实习生张文静对此文亦有贡献）
什么是p2p网络借贷？
p2p是英文peertopeer的缩写，意即“个人对个人”。其模式为：网贷公司提供平台，由借贷双方自由竞价，撮合成交。资金借出人获取利息收益，并承担风险；资金借入人到期还本付息，网贷公司收取中介服务费。
红岭创投宣布出现1亿坏账
红岭创投1亿坏账借贷方为广州四家纸业公司：
广州翠月纸业、广州琳烽信纸业、广州鸣瑞贸易、广州金山联纸业
四家公司分别在红岭创投借贷3000万、2500万、2500万、2000万。这四个借贷项目涉及投资人达4567人，人均投资金额为2.19万。这四单项目将于今年9～11月到期，红岭创投拟于到期当月提前垫付。
小额贷款行业研究报告篇8
1993年的10月，当年46岁的杜晓山，以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到孟加拉考察尤努斯创立的乡村银行。回国后，杜将孟加拉乡村银行的“microcredit”模式翻译为“小额信贷”—为穷人提供的信贷服务，但不是传统的扶贫贴息贷款，具有能瞄准穷人和可持续的优势。
在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看来，尤努斯的贡献主要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是一种低成本的管理贷款，而且呆账、坏账非常少，其次是把妇女作为主要贷款对象。尤努斯重视农村创业，很多贷款都是在农村而非城市。“尤努斯开始的这个金融改革是从打破国家对金融领域的垄断开始的，这恰恰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应该开放金融，允许中国内地非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小额贷款来实行尤努斯的商业模式。”
中国小贷探索20年，从孟加拉引进格莱珉银行模式近20年，却仍然难以将其大范围推广，缺乏政策支持是公益性小额信贷最大的瓶颈。杜晓山称，只要政府能制定相关法规，赋予扶贫小额信贷组织合法身份，并从制度上保证它有合法的融资渠道，那么我国的小额信贷将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探索
从时间来看，中国小额贷款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3年到1996年，这一时期小额贷款主要依靠国际捐助和软贷款，基本上没有政府资金的介入，重点探索的是孟加拉乡村银行。在中国的可行性，以非政府组织形式进行运作。第二阶段是1996－2000年，进入项目扩展阶段，为了实现2000年扶贫空间和新世纪扶贫任务，中国政府在继续借助国际援助资金的同时，以国家财政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为运作机构，实施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大约从第二阶段开始，在某些地区，针对下岗失业低收入群体的城市小额信贷试验也开始起步，但仅仅是开始，规模有限。
到了2000-2008年的第三阶段，农村政工金融机构全面介入，各类项目也开始制度化，这一阶段的形式特征是农村金融机构借助中央银行再贷款的支持，在加强新用户、信用村建设的基础上，开展农户小额贷款。第四个阶段是2008年至今，政府积极倡导构建包含大型国有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户互助社等在内的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广泛开展涉农及小额贷款，其中最为瞩目的是拥有3.8万多个网点的邮政储蓄银行开始在全国统一开展小额贷款业务，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小额贷款在广大乡村的普及、为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央行7月30日最新公布的《2012年上半年小额贷款公司数据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267家，贷款余额4893亿元，上半年新增贷款977亿元。而今年3月央行的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贷款余额3915亿元，全年累计新增贷款1935亿元。这也意味着，在半年的时间里，有近千家小额贷款公司浮出市场，增幅近23%。而在更早的2010年年底，全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规模为2614家，一年半时间内，增幅100%左右。
一直致力于中国式小贷实践的邮储银行，包括小微金融在内的规模已达9000亿元，邮储银行广东分行行长邵智宝对时代周报记者不无欣慰地说，30多年的历史数据充分证明，小贷作为一种金融工具，自从被创新出来就已被赋予了支持穷人发展的功能和使命，而且越发成为世界上无可比拟的消灭贫困的重要武器，更重要的是这种探索与实践，为在全球范围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作出了杰出贡献。
突围
中国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的目标群体是贫困地区的贫困户，不少机构强调以贫困妇女为主要受益群体—这和尤努斯格莱珉的模式不谋而合。
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制定了13.5%的利息定价。这个定价是很高的，“但这个定价能让我们保持服务质量和放贷速度。农村金融不宜进行价格竞争。”邮储银行总行信贷部总经理朱大鹏说，农村小额贷款风险主要来自于操作风险。实际上农户的信用风险较其他群体来讲很低，但是每一单业务都要依赖信贷员的掌控，如果能从操作上严加管理，基本就能杜绝骗贷等风险。
在某种程度上说，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缓解了农业、农村、农民的资金紧缺等问题，但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惑。问题之一就是小贷机构的身份尴尬，融资困难，且融资成本高。根据央行、银监会的《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即不吸收公众存款，但可经营小额贷款业务，但贷款的原则是“小额、分散”。
由于不具有金融机构的业务资格，小贷机构的业务发展受到限制，难以享受到国家对金融机构开展小企业和农户贷款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家金融机构注资。此外，来自金融机构资金之和不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50%。融资能力有限使得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做大。
近几年，随着小贷公司的快速发展，冲破融资瓶颈的呼声日渐高涨。尽管《意见》迟迟没有“升级”的动向，各地方却早已按捺不住，纷纷出台了自己的“小贷新规”。自去年开始，江苏、四川、辽宁、黑龙江、浙江、广东、重庆、海南各省市便陆续出台了推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新规定。
小额贷款行业研究报告篇9
关键词：微型金融；覆盖面；财务绩效；福利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03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3003806
一、引言
微型金融机构（microfinanceinstitutions，简称mFis）是面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存款等一系列金融服务的组织。由于其在过去30多年中取得的成效，吸引了数十亿美元资金投入其中，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也颁给了微型金融运动的旗舰——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及其创始人尤努斯。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试水小额信贷项目（微型金融的早期雏形），2005年底颁布农村金融“新政”，包括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允许各地成立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至2009年年中，全国已成立12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这些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绩效及金融“新政”的作用在未来一两年内将成为投资者、政策制订者以及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微型金融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产业，其绩效具有双重标准，它既重视社会绩效，也关心mFis本身的财务绩效。社会绩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mFis的客户覆盖面（outreach），意即服务的客户数量及客户的贫困程度，微型金融机构的社会使命就是服务穷人；二是微型金融项目带来的社会福利影响（impact），包括与减贫有关的方面，如家庭收入、消费、投资增加，还有其他方面如教育、女性权利地位提高等。财务绩效主要指mFis财务上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也即盈利性，mFis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能否持续经营下去，或者说长期内营业收入能否覆盖操作成本与财务成本。微型金融绩效的双重标准产生了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孰轻孰重的问题。福利主义学派强调社会绩效，认为减贫、增加收入等目标是创设mFis的初衷；市场学派强调财务绩效，认为盈利性是mFis为穷人提供持续服务的前提。尽管长期内存在协调一致的可能性，但短期内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确有冲突与权衡［1］。
由于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信息容易从mFis的运行报告中获取，而福利影响在评价时需要专门调查及特别的评估方法，因此，绩效研究被区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一是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评估研究，二是福利影响的评估研究。由于覆盖面也部分代表了社会绩效，因此前者可被认为是一种微型金融总体绩效的简易版研究。
二、覆盖面与财务绩效评价研究
覆盖面与财务绩效评价研究主要围绕绩效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任何机构或产业的绩效研究都会涉及这两个方面，但微型金融的情形略显特殊。与传统金融市场模式不同，微型金融认为穷人值得信赖，向穷人贷款可以取得盈利。因此，至今为止，微型金融绩效研究的焦点放在盈利性及覆盖面（客户数量与贫穷程度）的度量上，相对忽视了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测度
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定量测度有两种思路可供选择：一种思路是通过设计开发合适的衡量指标，直接对指标进行分析比较，以此判断mFis绩效；另一种思路是综合各种绩效具体衡量指标，利用统计计量方法整合成单一指标来判断mFis绩效。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第一种思路能够测度特定mFis的绝对绩效，提供的绩效信息具体详尽，但由于绩效的多维度，如果不赋予合适的权得难以在多个mFis之间进行同业比较、相对位置排序；第二种思路借助于统计计量工具，可以对mFis绩效进行同业比较、排序，但其测度的往往是相对绩效。
直接测度的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绩效衡量指标。但在绩效评价实践中，无论是覆盖面还是财务绩效，至今为止都还不存在一致公认的衡量指标。覆盖面可分成覆盖深度（outreachDepth）与覆盖宽度（outreachBreadth），宽度用来度量服务的客户数量，通常用具有未偿贷款的客户数量或未偿贷款总额作为衡量指标；深度用来度量服务客户的贫穷程度，其衡量指标具有多样性，比较常用的是人均贷款额度，该数值越小意味其所服务的对象越贫穷。另外，人均贷款额/人均Gnp、人均贷款额/最穷20%人口的人均收入以及女性客户比、女性客户贷款份额等都可用作覆盖深度的指标。财务绩效指标主要衡量mFis的可持续经营能力。目前通行的做法是用资产回报率（Roa）、操作成本的自我充足率（oSS）及财务上的自我充足率（FSS）来衡量。操作成本自我充足率衡量的是mFis通过运营收入覆盖操作成本的良好程度；财务上的自我充足率指机构的营运收入可以覆盖全部成本，或者说机构可以不靠补贴，不依赖优惠的融入资金也能持续经营。除此之外，实践中财务绩效衡量指标的选择余地非常广泛，比如世界银行曾提出与资产质量、效率和生产率、财务管理、盈利性相关的14个指标供评估者使用。
小额贷款行业研究报告篇10
1.1美国消费信贷法律体系的历史演变分析
美国政府通过法律的制定和监管的执行，为其消费信贷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作为消费信贷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有关消费信贷的立法也是最先进、最完善的。
《公信信贷法》（tiLa）是消费信贷法案中最早出台的法案，也是最根本的大法，它对贷方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披露（包括广告）的内容、格式、语言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在tiLa的基础上，1971年开始实施的《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对信用报告机构征集信用信息和使用者使用信用信息的行为进行规范，防止信用报告机构和使用者超出适用范围滥用信用报告，同时赋予报告对象有核实征信内容等权利。其后为了解决信用卡结账纠纷的问题，美国国会在1974年专门出台了《公平信贷结账法》（FCBa），确立了借贷双方在信用卡信贷市场上的互动关系，而后又出台了《电子资金转账法》（eFta）以解决代币卡、atm卡、储值卡等其他电子付账工具在结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伴随着信用卡的日益普及，获得及使用信用卡逐渐成为一种基本权利，为了保障这一权力的公平实施，美国国会于1975年通过了《平等信贷机会法案》，禁止在审批信贷过程中由于种族、性别、国别、婚姻状况等因素产生的歧视。此外，1977年颁布的《社会再投资法案》（CRa）也使银行业务不能避开那些经济不发达的贫困地区，而1978年实施的《公平崔收行为法》（FDCpa）则是用于规范贷方或崔收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至此，美国的消费信贷法律体系基本完成。
1.2我国消费信贷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总体经济环境由供给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由投资拉动逐步向需求拉动转变。1994年12月12日，中央银行了《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允许储蓄机构（自办所、联办所）经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批准后，可办理小额抵押贷款业务。1998年以前，央行先后颁布了《政策性住房信贷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商业银行自营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和《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这几个办法的出台，标志着以商业银行自营性住房信贷业务和委托性住房存贷款业务并存的住房信贷模式基本确立。1996年，央行了《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并于4月1日起执行，规定了信用卡的业务管理规则、信用卡的使用和销毁，以及法律责任等。1998年5月9日，央行颁布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经央行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和住房储蓄银行开展个人住房贷款业务。1998年10月，央行下发《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试点开展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同年，央行颁布《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国内汽车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获准为本集团汽车用户提供买方信贷。1999年2月，央行《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对境内中资商业银行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重要意义、业务领域、职能机构、期限利率和相关服务管理工作第一次进行了全面阐述，明确提出“从1999年起，允许所有中资商业银行开办消费信贷业务”。2003年10月3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并开始实施《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汽车金融业务、机构、从业人员、市场准入及金融监管作了具体规定。作为对1998年《汽车贷款管理办法》的修正和完善，2004年8月17日，央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颁布的新《汽车贷款管理办法》，已于200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
自1998年央行出台消费信贷政策以来，我国的消费信贷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尽管近年来增速呈现逐渐放缓的趋势，但1999~2005年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了67.3%，特别是近两年各大银行纷纷推出种类繁多的信用卡业务，信用卡的普及程度大大增加。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相关的法律建设几乎一片空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规范消费信贷活动和调整消费信贷关系的全国性法律。当前，我国调整消费信贷的规范性文件层次较低，都是以行业规范的面目出现，没有上升到法律层次，缺乏法律约束力，难以有效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不利于消费信贷的长远发展。
2中美消费信贷机构比较分析
美国消费信贷的主要提供者有商业银行、财务公司、储蓄机构、信用社以及非金融机构等。众多的消费信贷提供者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授信机构通过高科技，许多消费信贷决策在几秒内做出，较复杂的家庭资产抵押决策一般在几小时内就可做出，为消费者提供高效优质服务。具体见表1。
2.1商业银行
根据美联储统计，自1946年起美国的商业银行就攫取了全美消费信用市场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截至2005年底，商业银行持有30.4%的总消费信用贷款。但近几年来，商业银行在美国总消费信用贷款总额中的比重有所下降。
2.2财务公司
美国的财务公司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附属于大型企业的财务公司、由商业银行持有的财务公司以及独立的财务或私人贷款公司。比较著名的大型企业附属财务公司主要有：通用汽车承兑公司、克勤汽车信用公司、通用电器资本公司及福特汽车信用公司。其中，福特汽车信用公司和通用电器资本公司均属全美最大的信用卡提供者。
2.3储蓄机构
在1980年之前，美国的储蓄机构和互助储蓄银行只允许将其小部分资产投放在消费贷款中，这一限制大大制约了储蓄机构的消费业务。随着法规监管的放松，储贷机构迅速成为消费信用市场中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其市场份额从1979年底的3.7%达到了1987年的顶峰9.8%。不过到了1998年，其市场份额又跌落至4%，但到2005年底，又涨回到9.8%。此外，美国的信用社、某些非金融企业，诸如零售商、加油站等也从事一部分消费信贷业务。
与美国相比之下，我国消费信贷的供给方面贷款主体单一。1998年，央行颁布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只允许经央行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和住房储蓄银行开展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就汽车信贷来讲，1998年颁布的《汽车贷款管理办法》只允许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试点开办消费贷款业务。1999年央行《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允许所有中资商业银行全面开展汽车消费贷款业务。2004年10月3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并开始实施《汽车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经中国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批准经营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及获准经营汽车贷款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都可以发放汽车贷款。可见，我国开办汽车消费贷款业务的主要机构是国内商业银行，其贷款规模占整个市场的95%以上，而汽车集团财务公司等专业汽车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刚刚起步，业务量微乎其微。
3中美消费信贷业务比较分析
在美国，消费信贷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的区分。狭义的消费信贷包括：个人信贷额度、无抵押个人贷款、个人资金周转贷款、房屋整修贷款、学生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个人债务重组贷款、汽车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等；广义的消费信贷除了上述类型外，还包括房地产抵押信贷。美国消费信贷品种丰富、全面、灵活，并且不断创新。美国消费业务的多样化有利于消费信贷机构分散风险，增强盈利性，促进消费信贷的稳步增长。
尽管我国的消费活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国的消费信贷业务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商业银行是我国消费信贷业务的主要提供者，消费信贷业务所占比重小。品种少。我国消费信贷占银行贷款额的比例还不到5%，而美国已经达到了60%。并且，我国消费信贷业务品种少，品种功能单一，住宅、教育等少量品种的信贷业务起步晚，差距大。同时，贷款程序繁琐，利率机制比较僵化，缺乏多样的消费信贷产品，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4中美信用制度体系及风险管理比较分析
规范的个人诚信体系是美国消费信贷的基石。美国拥有专门的信用报告机构，主要有两种形式：消费信贷报告机构及调查性的信贷报告公司。消费信用报告机构拥有独立的计算机资料库，涵盖整个北美洲近1000万个信贷消费者的档案，保持着6亿以上的账目，资料库近10亿字节的资料，每天约有200万信用报告产生，约有1万起消费者查询。这种机构在美国主要有三家，即experian信息服务公司、trans联合公司及equifax公司。调查性的信用主要提供包括消费者性格、声誉、生活方式及其他个人特性的调查性的信用报告，其资料通常来自于面试调查和其他传统方式。
美国的消费信贷机构具有一套严密的风险管理程序。美国消费信贷的风险管理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有效利用信用局的个人信用资料，严格把好消费信贷入口关；②充分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及时监测消费信贷资产质量；③强调风险审核与风险组合控制，实现信贷管理的横向制约；④重视信贷文化和风险控制文化的建立与培养，从业务拓展的源头控制风险；⑤实行消费信贷的精细化管理，有针对性地防范各类风险；⑥建立业务自我评估体系，对贷款风险进行预先警示；⑦充分发挥信贷管理委员会的作用，从整体上把握风险的控制与防范；⑧讲究消费信贷风险控制与防范的操作技巧，在具体操作程序上控制风险；⑨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清收不良贷款。
与美国相比，我国消费信贷市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消费信贷具有贷款规模小、笔数多的特点，在国内个人和企业金融信用体系没有建立和完善的情况下，银行只能逐个审查借款人的收入信用状况，加上法律体系对失信者的惩戒机制不到位，银行风险管理成本高。就我国汽车消费信贷来说，目前，银行和经销商的消费信贷业务主要依靠保险公司提供的信用保证保险来实现风险的控制和管理，信用调查往往流于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汽车属贬值型动产，折旧率高，易于隐匿和移动，作为抵押物品较难保全，加上我国二手车市场发展落后，回收车辆的处理变现困难，在目前国内汽车价格不断下调的情况下，贷款汽车的现实市值往往低于贷款余额，消费者往往以车抵贷，逃避还款。实际上，没有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无论怎么对高危群体索要高额保费，道德风险都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参考文献
1黄小军．美国消费信贷的发展历史和现状[J]．国际金融研究，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