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监理的法律依据篇1
关键词：建筑工程；监理；安全责任；落实
中图分类号：tU1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建设工程监理是一种有偿的工程咨询服务，监理单位按建设单位的委托和授权，根据有关法规和监理合同以及其他工程建设合同，对工程建设实施的监督管理。因此，工程监理应该在建设单位委托的业务范围内承担责任。
1.正确认识监理的安全责任
在《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合同法》以及有关现行法规中，仅规定了建设单位有监督工程施工质量、进度和造价的权利，而没有赋予监督施工安全的权利。既然建设单位没有监督施工方安全生产的义务和权利，作为受建设单位委托的监理单位，也不应负有监督安全生产的义务和权利。依据权责对等的一般性原则，监理单位承担的安全责任应该限定于监理过程中的“工程实体质量安全事故”责任，而不是承包单位进行组织生产建设中的“施工生产安全事故”责任。
此外，《安全生产法》所称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指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该法约束的主体，是自身的经营活动可能给他人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单位，不应包括为建设工程提供监理服务的监理单位。即使监理单位可视为《安全生产法》中包括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涉及的安全事故是施工方单位生产经营活动出现的事故，绝不是监理单位生产经营活动出现的事故，所以在施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出现的施工企业自己施工人员的伤亡是施工企业的事，是施工企业及与其有连带合同责任单位的事，因此《安全生产法》所约束的生产经营活动主体，是发生事故的施工企业及与其有合同关系的相关责任单位，绝非是与施工企业无任何关系的监理单位。
监理单位如果在监督管理活动中，因自己违反操作规程和规范造成自己的监理人员的伤亡事故，这时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才应为监理单位，才受《安全生产法》所约束，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安全生产法》立法的初衷和本意。
2监理安全责任监督管理主体的认定与法律适用
（一）监理安全责任监督管理主体的认定，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因此应由建设局对建筑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实施监督管理的职权。
（二）监理安全责任的法律适用，安监局援引的法律法规分别有《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首先从法律适用上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作出处罚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应当是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而无论是监管责任人还是监理单位，都显然不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监理单位从事的是监理服务行为，而不是施工安全生产经营行为。所以安监局把《安全生产法》以及由它衍生出的《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作为行政处罚依据，存在行政相对人主体认识上的错误。
其次，从行政机关执法依据上讲，县安监局以其行政职能不能援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来作出处罚，因为能够以《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主体不应当是安监局而应当是建设局。该《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虽然安监局与建设局都是行政机关，但不等于行政机关可以随意援引法律，任意进行处罚。其所援引的行政法规必须与其行政职能相对应，才能真正起到公正执法的作用。
再次，在法律适用上，对监理单位的行政处罚，应适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因为《安全生产法》没有对监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时应如何作出处罚的规定，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当中明确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对于监理单位出现安全事故的责任无论单位和个人都有明确的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属于一般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是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即便监理单位应当受到处罚，也应适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而不是《安全生产法》。况且安监局以《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来确认监理单位违法，却用《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罚则来处罚监理单位，适用法律混乱，破环了法律的内在统一性。
此外，用不同法律条文认定同一违法事实，又用同一处罚条款对行政相对人作出不同的行政处罚，其政策法律观念之淡薄，其行政行为之随意可见一斑。另外，处罚告知依据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确有要求监理单位向主管部门报告安全隐患的义务，但该法条对于监理单位履行义务的前提是在监理工作中发生严重安全隐患，要求施工单位停工整改而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不停工的情况下，明显不包括安全事故发生的停工期间。
（三）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理责任，依据《关于落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责任的若干意见》（建市［2006］248号）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理责任规定，监理单位的安全监理职责有：
1）监理单位应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未进行审查的，监理单位应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法律责任。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未经监理单位审查签字认可，施工单位擅自施工的，监理单位应及时下达工程暂停令，并将情况及时书面报告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未及时下达工程暂停令并报告的，应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法律责任。
2）监理单位在监理巡视检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下达书面指令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或停止施工。监理单位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没有及时下达书面指令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或停止施工的，应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法律责任。
3）施工单位拒绝按照监理单位的要求进行整改或者停止施工的，监理单位应及时将情况向当地建设主管部门或工程项目的行业主管部门报告。监理单位没有及时报告，应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法律责任。
4）监理单位为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应当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法律责任。监理单位履行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规定的职责，施工单位为执行监理指令继续施工或发生安全事故的，应依法追究监理单位以外的其他相关单位和人员的法律责任。
监理单位完全履行《关于落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责任的若干意见》规定安全监理职责，不应再承担安全事故责任，其全部责任应由未执行监理指令私自拆除塔机的施工单位承担。此外，安监局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适用法律不当，程序混乱，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处罚决定，依法应当撤销。
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的内容也可以看出这个法条要求执法机关对被处罚人处罚前，必须履行责令其整改的义务，这是处罚的基本前提，执法机关未履行该义务，对监理单位的处罚行为是无效的行政行为。当地任何行政机关均没有对拆塔吊之事给予监理单位下达过限期整改通知书。既然行政机关没有履行这样的法定义务，那么其对监理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就是错误的，是与《行政法》相违背的。
结语
监理行业其自身的特殊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复杂性，使得现行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引起混乱。随着监理市场的日趋成熟、规范，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等应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同时政府有关管理监督部门不能超越法律，一味强调监理方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责任，更应该加强施工单位的安全监督管理力度和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管力度，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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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伟业.工程监理的安全责任[J].安全生产与监督，2005（6）.
安全监理的法律依据篇2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执政为民，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各项职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管理效能，降低管理成本，创新管理方式，增强管理透明度，推进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促进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稳定好转。
二、总体目标
在局党组的领导下，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树立法律权威，实现民主管理和决策的制度化、法制化，保证各项工作依法进行，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加快建立执法、复议、诉讼、普法等各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工作体系。到年，初步建成具有运转协调、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科学民主、公开透明的行政决策机制，行为规范、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权责统一、监督有效的行政监督机制，使我市安监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依法行政意识不断增强，依法行政能力不断提高，法治理念进一步得到培育。
三、完善行政执法，进一步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
（一）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年度行政执法责任制目标要求明确，分解落实到处室、岗位；工作有布置、要求有规范、平时有检查、年终有考核。认真落实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等有关配套制度。要求纠错措施有力，监督机制有效，过错责任及时得到追究。进一步加强机关效能建设，认真落实机关工作岗位aB角制度、机关工作人员首问责任制。作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决定等具体行政行为，实施行政收费、行政强制措施，必须遵守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和法定期限。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未经合法授权或委托的组织，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局内任何内设机构不能以自己名义对外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及时开展执法人员培训和社会宣传活动。执法人员做到持证上岗、亮证执法。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制度。
（二）严格规范行政审批行为。要按照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的要求，严格规范审批行为。要结合政务公开工作，完善网上审批制度，健全审批公示制度，提高审批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外，审批项目的名称、依据、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审批期限、收费标准、审批结果等都要向社会公开。对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公众利益等重大审批事项，要积极推行社会听证制度。对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审批事项，要进行咨询论证。要按照便民、及时、高效的原则，根据审批事项的性质、特点和内容，建立部门之间和安监局内设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制定相应的审批操作规程，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手续，改进审批方式，提高审批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和审批随意性。继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职能转变。
四、加强普法教育，增强依法行政素质
（一）加大普法力度。健全普法、依法行政领导机构。综合处负责日常普法工作，并落实人员负责。总结“四五”普法工作经验和不足，认真开展好“五五”普法工作。普法档案齐全、规范。开展系统干部学法、用法活动，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建立健全法律知识培训制度，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专业法学习、专业法咨询、法律竞赛及其他宣传周、宣传月等活动。利用多种形式，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社会热点、难点，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干部学法用法情况作为本单位对干部考察、任免、奖惩依据之一。
（二）推进普法工作新的突破。加大普法力度，拓宽普法广度，挖掘普法深度。改变普法之“法”仅理解为“法律条文”的传统涵义。扩大普法工作范畴，通过普法教育，能使广大干部迅速了解、识记、理解新颁布的法律、法规，领会立法精神并能熟练应用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宣传普及法的基本精神和公平、正义、效率价值，以及法设置的科学制度，让广大干部深刻领会法的精神实质，设立正确的法的价值观念，并能时刻在工作中得到应用。加大宣传法的程序公正合理性，改变干部“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制观念。加强普法教育配套设施、配套制度及相关普法准备工作，加快实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系统普法工作公共资源共享。加大新录用公务员法律培训，抬高安监局工作人员准入“法律门槛”。加大普法资金投资，加速普法物质设施建设。
（三）加强法律应用工作。普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应用，要与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紧密结合，在工作中得到教育，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在应用中得到启发。行政许可法的普及教育要与安全生产工作相结合。改变普法等于普“法条”、普“条文”的狭隘理解，把普法重点放在“用法”上，核心是法在工作中的应用，重点是法的制度设置的运用。将普法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部署，听取情况汇报，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对新颁布施行的法律、法规、规章要全面贯彻落实，有重点地开展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的检查和案件质量评查。
五、做好行政复议，不断提高行政复议工作水平
（一）提高行政复议质量。行政复议是政府内部重要的层级监督制度，也是人民群众的一种重要的权利救济渠道。要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行政复议工作。认真贯彻执行行政复议法，准确把握行政复议范围，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必须受理。审理行政复议案件要重事实、重证据，依法公正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对违法的行政行为要坚决予以撤销，对不当的行政行为要坚决予以纠正。创新复议机制，要充分发挥法律及其他各方面专家、顾问的作用。要加强与行政复议双方当事人的沟通，妥善处理问题，化解社会矛盾，避免矛盾激化。市安监局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已经发现违法的要主动要求撤销，决不能狡辩并一错再错。综合处是法定的行政复议工作机构，复议案件相应的业务处室要积极配合共同做好行政复议工作。
（二）完善行政复议配套制度。建立安全生产监管系统行政复议协作和联系制度、案件统计分析制度、办案经验交流制度等。及时总结行政复议经验和教训，加强案例分析，做好以案说法，避免各地安监部门犯同样的错误。建立良好的协作办案制度，加强与上级安监局和市法制办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建立行政复议决定后的跟踪制度，研究行政复议决定后的执行情况和执行效益。
（三）积极做好应诉工作。积极做好应诉、聘请诉讼人、组织提交答辩状、组织提交证据材料、出席证据听证会、参加庭审以及与法院沟通、协调等工作。收到应诉通知后，要及时通知有关单位及业务处室，做好有关协调工作。法院开庭时一般要派一名局内法规工作人员或业务人员作为人。重大案件要组织召开应诉准备会，讨论应诉对策。重大案件、影响较大案件或有普法教育意义的案件，开庭时应通知干部参加旁听。根据案件性质、难度等情况，可以聘请律师或法律专家担任诉讼人。加强与法院的沟通联系，积极配合法院审理，及时提供文件材料。对安监局的合法权利要坚决维护。对应该撤销或改正的行政行为，要勇于承认错误，主动改正。
六、加强行政监督，建立健全依法决策制度
（一）建立行政监督制度。加强安监系统内部层级监督。加强对下级安监部门实施依法行政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行政执法实施中的违法行为。下级安监部门应当主动或积极协助上级安监部门的监督检查。建立法律责任追究制度，违法实施行政行为的，或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上级安监局可以责令其改正，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进一步规范投诉案件处理程序，完善工作，处理并化解好人民内部矛盾。
（二）实行依法决策。健全行政决策机制。科学、合理界定行政决策权，完善内部决策规则。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行政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要公开，公众有权查阅。涉及安全生产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可以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应当确定机构和人员，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与反馈，并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要加强对决策活动的监督，完善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和机制。
七、加强领导，保证各项法制工作落到实处
（一）加强法治课题研究。改变以往重安全生产管理研究轻法治研究的做法，积极提出安全生产法治课题项目，就安全生产工作法治开展专题研究。加强科学发展观相关法律问题研究，解决实际工作的法律适用问题，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安全生产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聘请资深律师或知名专家作为局常年法律顾问，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智力支持。法律顾问帮助研究起草有关规范性文件，帮助办理重大行政审批事项，参与重大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法律顾问接受口头或书面咨询，提供咨询意见，应邀参加有关会议和活动，提供相关服务，接受委托诉讼。
安全监理的法律依据篇3
论文关键词监狱戒具规制
一、戒具的概念
戒具，又称警戒具，是指用于预防和制止监狱罪犯中某些危险行为发生的专门工具。依据现行法规，监狱使用的戒具包括手铐、脚镣、警绳等。
二、戒具使用的法律特征
1.使用戒具，是指监狱为了执行刑罚，对管理的相对人——罪犯，因其不履行其法定义务，或对监狱安全秩序以及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可能构成危害或罪犯本身正处于或将处于某种危害状态下，而依法强制采取的一种临时性人身约束和限制措施，使用戒具是狱政管理的辅助手段，也体现了刑罚的强制性和暴力性。
2.使用戒具，是国家赋予监狱民警的一项权力，也是一种依职权行使的监狱管理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主动性的特点。虽然其和治安处罚中使用警械的具体行政行为有相似之处，但其带有明显的刑事司法行为性质，如罪犯对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异议，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不能诉求司法审查解决。
3.使用戒具，是一种严格羁束行为，法律原则规定了对罪犯使用戒具的适用范围、条件、种类、程序、方法等，监狱机关和民警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必须严格受法律约束，只能严格依法实施，但监狱对罪犯适用戒具的种类和期限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
4.使用戒具，重在预防和制止危险，而不是为了惩罚罪犯，根据我国相关立法规定，以及从戒具的构造和使用来看，戒具是旨在防御，而不是对罪犯处罚的刑具。《监狱法》规定对罪犯处罚只有警告、记过、禁闭三种，明确将使用戒具排除在对罪犯惩罚的范围之外，体现了使用戒具的“非处分性”或“非惩罚性”。
5.使用戒具，是一种即时直接强制措施。是监狱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时，在穷尽其他办法，但仍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国家刑罚执行权力的有效运转和监狱的安全稳定，依照国家法律，对罪犯人身当场采取的一种约束和限制措施。
三、我国戒具使用中的问题
（一）戒具使用的法律性质模糊
对罪犯使用戒具，是刑罚执行的一部分，究其法律属性，众说纷纭，有的基于刑罚执行是由法院发动的这一现实，认为刑罚执行是一种司法行为，刑罚执行权也隶属司法权，这是我国法律界长期以来主流观点；此外，《国家赔偿法》把发生在监狱机关的国家赔偿列入刑事赔偿，《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也规定监狱行为是授权刑事司法行为，这也为“司法权说”提供了法律依据支撑。有的认为法院作出判决是司法行为，但执行司法判决是行政行为，刑罚执行工作的性质属于行政活动，具有行政性质。还有的认为刑罚执行权本质属性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相结合的强制权，兼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两重属性，刑罚执行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司法行政行为”。
（二）戒具种类的不确定
严格来讲，戒具属于警械的一种，具体归为约束性警械范畴。但涉及戒具的种类和范围，目前各种观点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包括统一制式的手铐、脚镣和警绳，有的认为主要包括手铐和脚镣，1994年颁布的《监狱法》对戒具的种类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现在对戒具的最全面、最权威的规定应为1982年公安部颁布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其55条规定：戒具包括手铐、脚镣、警绳，但由《细则》系原公安部制定，且等级效力不高，监狱在刑罚执行工作中一般不援用此法；此外，法律对戒具规格、重量、使用方式没有明确规定，既造成了基层民警使用上的困惑，也极可能侵害罪犯利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戒具也不断出现，其种类和性能等方面也有所发展，如约束衣、塑料手铐、电子镣铐等，但当前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进行规定。
（三）法律依据冲突
首先，使用戒具条件情形不完全一致。在《细则》56条中，规定了使用手铐和脚镣的三个条件，在《监狱法》45条中，规定了可以使用戒具的四种情形，前法的规定具体明确，也更有可操作性；后法立法规格高，但却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原则性，如什么是暴力行为、危险行为以及什么是危险行为消失都没有明确具体内容，法律规定的不详尽，导致监狱民警在很多时候只能依靠经验和习惯来判断罪犯是否符合使用戒具条件，民警的自由裁量权无法受到约束，也容易产生滥用权力的法律责任。其次，适用时间期限的条款冲突。《细则》规定：使用戒具的时间，除死刑待执行的犯人外，一般为七天，最长不超过十五天。而《监狱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使用戒具的期限，只是将危险情形消失作为停止使用戒具的条件，使用戒具的期限的长短完全取决于罪犯的危险行为是否消失，执行期限可以理解为既可低于7天，也可高于15天。《监狱法》是部门法律，是新法，《细则》是部门规章，是旧法，按照法律位阶效力来说，对戒具的适用时间期限应当依照《监狱法》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尚被许多人尤其是检察机关诟病质疑。
（四）审批使用程序缺损
首先，审批使用程序规定简单。《监狱法》没有对戒具使用的程序作出规定，实际参照《细则》规定：即对犯人使用戒具，必须经监狱、劳改队主管领导批准。遇有犯人行凶制止无效等特殊情况时，应先加戴戒具，然后补报审批手续。但综观《细则》规定的程序，其操作流程、期限、步骤等仍不甚详尽，难以适应当前执法工作的要求。其次，审批使用重实体，轻程序。在对罪犯使用戒具的过程中，个别监狱民警甚至监狱领导存在忽视程序的思维，忽视程序的作用，把程序当作可有可无的东西，或认为程序的事可以变通或以后补正。缺乏程序的制约保障，执法行为很难公平公正，极可能对罪犯的权利带来侵害。再次，审批使用缺乏制约。对罪犯使用戒具的审批，目前缺乏事前制约措施，监狱一般通常的做法是：先由监区（或分监区）将罪犯违规事实和证据材料上报到狱政管理科并提出处理建议，再由狱政管理科审核后报分管副监狱长签字生效。在审批过程中，缺乏检察机关和监狱纪检部门的监督和制约，也没有作为中立“第三方”部门参与对事实的调查和认定，有失公正和公平。
（五）法律救济途径缺损
首先，申诉⑤没有实质意义。罪犯对被使用戒具不服，可以提出申诉，但是这种申诉没有法律依据，“我国目前的申诉制度虽然能为罪犯提供法律救济，但其并不是正式的法律制度。”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对这种申诉的性质、范围、程序、步骤、时限予以规定，在使用时比较混乱，其本质只是一种申辩和异议反映，类似于信访，救济的效率不高，对保护罪犯权益没有大的意义。其次，复议权利无法行使。目前一般将狱政管理行为视为司法行为，监狱非行政机关，罪犯也不是适格的行政相对人，所以，罪犯无法按照《行政复议法》提出行政复议来予以自我救济。再次，排斥法院司法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保护人是国家关心的事项，法律的保护比个人的保护更有力”。但现行法律已明确否认罪犯通过司法诉讼救济的可能性。
四、我国戒具制度规范与完善的思考
（一）依法增加戒具的种类、明确戒具的适用条件
目前监狱所使用的戒具主要有手铐、脚镣、警绳等，其物理性和约束性较强，使用中容易对罪犯的人身造成损害，侵害罪犯权利，建议国家在修改《监狱法》或制定《监狱法实施细则》时，可以考虑将对身体致害性小，如约束带、电子镣铐等列入戒具范围。鉴于我国戒具的使用范围和条件规定比较原则，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和操作的情况，迫切需要对《监狱法》45条的规定的其他危险行为概念予以司法解释，明确使用戒具的范围和条件，以健全完善民警的执法标准，明确执法依据，确保监狱的安全和秩序。
（二）规范使用程序、制约民警权力的滥用
为避免监狱使用戒具的公权力的过度扩张和保护罪犯合法权益，应当通过立法完善以下使用戒具的程序：（1）启动程序：监狱机关在刑罚执行工作中，为制止罪犯违法行为、防止罪犯危险行为、避免危害行为发生或扩大的情况下，可以依法使用戒具。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监狱机关不得对罪犯使用戒具。（2）督促催告程序：监狱机关作出使用戒具决定前，应当事先督促催告罪犯应当履行义务，停止违法行为，经督促催告，罪犯现实危险性消除的，可以不再使用戒具。（3）陈述和申辩：应当允许罪犯的陈述和申辩；监狱机关必须充分听取罪犯的意见，对罪犯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罪犯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监狱机关应当采纳并中止执行，不因罪犯的申辩加重对罪犯的处罚。（4）审批程序：使用戒具前须向监狱机关负责人书面报告并经批准。因情况紧急需当场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在事后立即报告，并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补办相关手续。（5）执行程序：由具有执法权的两名以上监狱民警行使，必须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和据以执行的经批准的法律文书，法律文书必须载明使用戒具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制作现场笔录，由监狱执行民警和被执行的罪犯签字确认。（6）告知程序：应当场告知罪犯使用戒具的理由、依据、救济途径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7）解除程序：使用戒具后，罪犯停止违法行为或现实危险性消除，以及使用期限届满的，应当解除戒具。
五、谨慎使用戒具，防止过度侵害
对戒具的使用应以科学、合理、有效为纬，确保监狱安全和秩序；以依法、适当、文明为经，保障罪犯人权，尽可能采取克制和慎重的态度。具体而言，对罪犯使用戒具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法定原则：按照《立法法》规定精神，对罪犯使用戒具的条件和情形必须由法律设定，应当通过法律来明确戒具的性质，种类和规格，使用条件、范围和期限等，以及戒具的审批程序、执行程序、解除程序和救济程序等。完善严密的法律依据，可以使监狱民警依法正确使用戒具，确保监狱安全和秩序、体现刑罚的严肃性，又能防止民警滥用权力、保障罪犯合法权益。
安全监理的法律依据篇4
一、我国当前安全生产形势
数据分析统计显示，近几年，我国每年因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损失高达2500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5%左右，不亚于印度洋深海地震引发海啸灾难造成的损失。另外，因安全生产问题对社会和谐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难以用数字来统计。从我国近年来安全生产死亡事故的情况（见表一）不难看出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而且，我国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经济分析显示，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将明显具有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特征，资源、电力、冶金、机械、汽车、建筑等行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上述行业的高速发展致辞使煤炭等能源的需求旺盛，而安全生产又是能源、资源等上述工业的薄弱环节和制约瓶颈，一旦发生重特大事故，抢险排险困难重重，一般具有毁灭和不可逆性，往往造成人员群死群伤和经济损失无法挽回，导致生产经营企业瘫痪，短时期内很难恢复生产。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而且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我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在每年的国际劳工大会上常有批评中国职业安全卫生状况的声音，较高的安全生产事故与职业病问题也是世界人权大会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攻击中国“忽视人权”的借口之一。国外一些人士也对我国的安全生产现状表示关心和忧虑。一位劳工组织官员曾讲过：“中国已成为政治、经济大国，但不应成为工业事故大国。”
二、我国安全生产监管的困境
中共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决议、国家“十一五”规划等重要文件对安全生产都有相当篇幅的论述，表明国家对安全生产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究其原因，除有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原因外，与我国安全生产监管陷入困境不无关系。
（一）职能交叉，条块分割
根据《安全生产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较多，而相关法律法规对有关部门的职责未作明确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导致执法主体不明确，难以实现依法行政的法治工作环境，出现“龙多不治水”的状况；另一方面；《安全生产法》又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规定了综合监督管理的职责，而综合监督管理的具体职责以及与有关监管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未予明确；由此而造成部门职能交叉、重叠，重复执法，大大地降低了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统一性、有效性和严肃性。安全生产监管涉及面广，由多个部门齐抓共管，那么各部门的职责及相互间的法律关系等就应予明确。否则，非但无法形成“齐抓共管”的协同局面，反而可能相互扯皮、推诿，浪费行政资源。根据《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规定，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公安、质监、环保、工商、铁路、交通、民航、卫生等近10个部门都对危险化学品的监管负有相应的职责，都可以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行政执法。这些部门行政隶属关系复杂，职能交叉、利益交错，在实践中难以形成“综合治理”的监管局面，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使危险化学品安全陷入“多个部门管、都‘业余’地管”的尴尬境地。作为危险化学品综合监管的安监部门，却因其牵涉部门多、职责分散、协调困难，无法全力监管。
（二）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尚不完善
1、安全和副部长法制建设滞后。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我国虽然先后制定了一些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但一直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能规范全国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生产工作的综合性法律。特别是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后，我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没有从法律上理顺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问题上往往因职责不清而产生扯皮现象。现行的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虽然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推进了安全生产法制建设，但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管理体制的限制，有些规定难以完全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有的在某些方面不够协调，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的问题。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脱离原隶属机关成为独立行政部门已四年多了，《安全生产法》赋予其“综合监管”职能的内涵、外延，法律定位是什么及与负有安全生产监管的有关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仍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2、安全生产法规体系庞杂。在安全生产监管领域，法律法规众多，法规体系庞杂。据粗略统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立的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法有10多部，国务院制定的各种条例达50多部。此外，国务院还了30多个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各部委制定的规章有100多个。用李毅中局长的话说，“这些法律法规加起来，一寸厚的装订本有3大本”。因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众多，体系庞杂，规范的社会关系多样、与此关联的部门较多、要处理的利益关系复杂，又未颁布一部比较完整的安全生产监管的综合性法律，致使安全生产监管中常出现执法尺度不一，政出多门、重复执法的现象。当然，有人认为《安全生产法》是安全生产领域的主体法，但根据该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可知：《安全生产法》并非安全生产领域的主体法或综合性法律，是与《消防法》、《民航法》等有关法律地位并列的普通法。制定安全生产领域的综合性法律或提升《安全生产法》的地位，已显得尤为迫切。
（三）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的越位与错位
因《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综合监管”职能的界定不明确，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在工作上出现了越位与错位的现象。其主要表现是：个别同志对国家安全监管体制、安全监察的理解有偏差，仍习惯于从行业管理的角度去看问题、想办法，把监管监察混同于行业管理；没有全面理解“综合管理”的含义，超越职责做了专业安全监管部门的工作；在协调政府其他部门与安全监管部门的关系上仍未成熟，对“安全监管局”与“政府安委办”这两块牌子的偏差运用造成部门间的矛盾；对企业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主体认识模糊，直接介入企业内部的安全管理事务，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客观上减轻甚至免除了企业违法违规的法律责任。凡此种种，人们常说的“安全监管执法的错位、越位、缺位”问题，它严重影响了监察执法的权威和效能。
三、摆脱困境的对策
（一）以法制建设为基础，推进监管体系的创新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本质就是依法行政，即有关部门依据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对生产经营单位实施监督管理的行政行为，法律法规是安全生产监管的依据和准绳。要使我国安全生产管理走向法治化的轨道，应以安全生产法制建设为重点，推进安全生产监管体制的创新。
1、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目前因安全生产法出多门、依法扯皮、执法不严的现象比较严重。当务之急，一方面，应尽快建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为我国安全生产基本法的、统一、规范的法律法规体系，所有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行政条例等必须以此法为准绳，确立《安全生产法》在相关法律法规冲突处置中的优先地位；另一方面，以安全生产基本法为依据，抓紧清理、修改和完善过去各有关部门制定的的行政规章，并同时废除与安全生产基本法有冲突和不适应现实生活的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同时应根据新的形势研究和制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等。
2、研究和制定我国安全生产的产业政策与中长期规划。国家应根据新形势和安全生产特点及发展趋势，区分不同情况分类制定重点行业及领域的产业政策和中长期规划，切实改变安全生产工作只注重眼前应急，而忽视对未来防范的被动管理状况。安全生产工作既要立足当前，更应着眼未来，具有前瞻性，以增强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预测性和指导性。
3、加快推进安全生产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重新整合国务院相关机构以及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管局内部的安全生产职能，调整理顺各方面关系，实行“一个机构、一块牌子”，统一履行全国安全生产监督监察和管理职能。要加快建立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为决策机构，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为执行机构和系统中枢的工作体系，大政方针由国务院安委会讨论决策，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总负责贯彻执行，撤消目前的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彻底解决执行机构虚置化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提高执行力为目标，建立、健全以国务院安委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监察总局为系统中枢，各级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监察机构为纵向子系统，相关部委和负有一定职能的全国性公司为横向子系统，形成上下贯通、层次分明、事权一致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系统。
（二）完善综合监管体制
安全生产工作是一个涉及多部门的系统工程，需要多个部门协同作战、综合治理。因此，完善综合监管体制，是当前改善我国安全生产监管行之有效，也是较为务实的途径之一，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界定“综合监管”。法律法规对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综合监管”职能给予明确界定，使从体制、机制上杜绝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越位、错位或缺位。二是建立工作制度。各有关部门需经常沟通情况，交流经验，研究问题，提高监管执法水平。一些地方通过安委会办公室或建立联席会议、联合办公制度加强工作联系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三是联合执法。针对一些安全问题突出的行业、企业和重大、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综合监管部门应与有关部门联合组织集中的或专项的安全检查执法活动，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处罚。综合监管部门、有关部门还应与司法机关建立密切协调的执法机制，运用多种法律手段，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结合起来，形成疏而不漏的法网，不让违法犯罪分子消遥法外。
安全监理的法律依据篇5
【关键词】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法律责任制度
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食品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保障。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食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劣质食品持续被曝光，如奶粉三聚氰胺事件、毒豇豆事件、劣质奶粉事件、福寿螺事件、苏丹红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地沟油事件、工业卤水点豆腐事件、白酒塑化剂事件等等，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广大消费者的人身健康与生命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食品安全也日益成为各级政府着力解决的公共安全问题。”①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最直接的威胁是由致病微生物、有害因素与其他有毒物引起的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一直以来，一些生产经营者惟利是图，不按标准生产加工、掺杂使假、偷工减料，滥用添加剂、霉变质原料、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致使不安全食品层出不穷，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进而阻碍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强盛、国家的进步。
我国的食品供应制度是以食品供给为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这滋生了生产经营者的侥幸心理，而我国食品工业与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又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这更加成为了食品安全问题持续发生的“温床”。归根结底，食品安全问题的持续发生，是因为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保障不完善，既不能在事先预防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又不能在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制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致使食品安全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成为遏制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族不断强盛的重要障碍。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食品安全需要法律法规来保驾护航。“2009年2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从保障食品安全的角度出发，明确了指导思想，并在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基础保障措施、食品生产企业责任、政府监管体制与责任等方面做了全面规定，从而构建了食品安全的整体法律制度框架。”②因而，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囊括了《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刑法》、《侵权责任法》、《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等多部法律法规。不过，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效用的发挥还需要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各种制度之间的衔接与沟通以及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将法律落到实处。但是，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由于其本身固有的缺陷，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做不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更不能从根本上保障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安全。
首先，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的调整范围存在漏洞，不能覆盖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要实现无毒、无害并且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与价值，也不会对人类的身体健康造成慢性、亚急性或者任何急性危害；而按照一般惯例，食品安全应当遵循“从农田到餐桌”的原则。因而，食品安全指的是食品从农田种植到餐桌食用的全过程的监管与安全，这个过程包括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食品安全都无从谈起。而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采取的是分段立法的原则，且是随着政府机构改革而逐步形成的，法律监管有较大盲区。因而，目前我国还没有拥有一部覆盖“从农田到餐桌”整个过程的食品安全基本法，不能行之有效地监管食品链从种植饲养到餐桌食用的各个环节。加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存在新法与旧法、地方法与国家法等多种法律法规，某些条文规定会发生重复交叉或矛盾冲突，且许多条款形同虚设，不具有实际的操作性，导致食品安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存在许多漏洞。因而，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需要修改与完善。
其次，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某些规定或标准不统一、衔接不顺畅、权责不明确。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是由多部法律法规组成，不可避免的存在交叉与重复，如针对生产销售的商品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一现象，不同的法律就有不同的规定，如依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首先需要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原料、设备与工具等物品；其次根据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分为两种情况处理，如果食品的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要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如果食品的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要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但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条规定，处罚的标准是以有无违法所得为依据，如果有违法所得，要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如果没有违法所得的，要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需要注意的是，《食品安全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于同一位阶的法律，但是对于同一个违法现象的处罚依据及罚金数额却存在巨大差异，而且这种不统一的现象在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内并不是单一的。
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吸收了当今先进的风险控制制度，但是，这项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必须是统一的食品安全法律标准。但是，在食品安全标准方面，我国存在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等多个标准，且这些标准不能实现统一、协调。同时，由于检测方法与技术的不统一性与不科学性，导致同一食品在不同的区域会采取不同的标准且使用不同的检验方法进行检测，从而出现不同的结果。
无论是处罚标准的不统一，还是食品安全标准的差异性，都会造成各个执法部门的冲突，加之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不明确性，很容易出现“重复执法、分头管理”的现象。对于有利可图的案件，各个部门都争抢监管；对于无利可图的案件，各个部门踢来踢去、推辞不受。
同时，各个部门都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或利益来解释法律法规并制定规章标准，在各个部门之间无法做到有效的协调与沟通，于是就出现了各个部门衔接不顺畅、权责不明确的现象。虽然在《食品安全法》中规定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食品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与配合，以实现无缝隙监管对接，但是，食品安全委员会也只是在宏观上进行指导协调，根本不能发挥监管作用，收效甚微。实践中，各个部门依旧我行我素，甚至部分执法人员、地方保护、官员腐败等，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内的法律法规流于形式，成为一纸空文。
最后，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责任制度，无法实现有责必追、违法必究。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同时又要求对企业形成威慑，而食品安全法律责任的追究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以刑法、行政法与民法为辅助，力求建构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制度。其中，“行政法主要借助于行政监管、召回制度、市场退出机制来保障食品市场的安全，刑法是通过追究食品安全事件中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来醇化食品市场的环境，而民法则主要是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来规范食品经营者的行为。”③但是，由于行政法、刑法与民法等法律法规缺乏一定的协调性与衔接性，我国并没有建立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追究制度，具体如下：
第一，在《食品安全法》中有很多的违法行为并没有设置相应的责任追究条款。如《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要建立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并应该严格执行，即食品行业的生产经营人员每年都应该进行健康检查，并且只有在取得健康证明才能参加食品生产经营的工作。在食品行业建立生产经营人员的健康检查制度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基本要求，而且在法律的层面将这种健康检查定位于一项义务。但问题在于《食品安全法》中并没有规定违反此项健康检查义务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就意味着监管部门对此类违法行为无权处罚，只能采取责令改正等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又不具有实践效果的行政手段。同样的，在《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七条中规定了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的11项标准，依旧因为没有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条款而不具有任何强制实施力，使这些条款形同虚设。
第二，食品安全问题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不合理，且并未设置精神损害赔偿。《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对于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产生损失的，消费者除要求赔偿其所受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食品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但是，这种惩罚性赔偿金是以食品的价格作为计算基数，而不是以消费者的实际损失为计算基础。这不符合民法通用的公平合理原则，也违背了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主要目的。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的人身权益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侵权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也就是说由于食品安全问题损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消费者严重精神损害的，消费者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食品安全法》中并未涉及精神损害赔偿。
第三，食品安全问题入刑不全面，存在漏洞。一直以来，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注重行政处罚，忽视刑事处罚。而食品安全包括从农田到餐桌各个环节，可是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只对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以及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渎职进行刑事处罚，且渎职罪至今几乎不被追究。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的建议
2009年2月颁布的《食品安全法》为保障食品安全提供了主要依据，“为系统有序地解决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开启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新阶段”④。但是，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一一完善。
首先，完善、修订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方位覆盖。法律法规的系统化、科学化、合理化是建构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的基础与前提。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不仅仅是法律、法规的简单集合体，而是应形成以《食品安全法》为主线，脉络清晰、多个分支并行，囊括从农田到餐桌各个环节的制度体系。这就必须要求其中相关的法律法规之间层次分明、完整严密、协调有序、科学合理。
一方面，必须以《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为标准，清理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冲突。即对现行相关法律规范进行统一审查，应当废止的明令废止，需要修改的及时列入立法规划，做到拾遗补漏。
另一方面，必须以《食品安全法》为基本原则，制定单行法、出台配套法规，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可执行性与可操作性，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白地带，实现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多方位覆盖，做到有法可依，确保食品安全法律保障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可实施性。
其次，统一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并设置责权明确的分工，实现无缝隙对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一直是食品安全问题持续发生的症结所在，要彻底杜绝这一现象，必须制定统一的食品安全制度，设置责权明确的分工，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实现无缝对接。在种植、生产、流通与餐饮等不同环节，明确监管主体的权力与责任及其监管不力的后果，清理、修订相互冲突的条款，做到职权明晰、责任明确、质检严格、监管有力，实现监管部门责权法制化，保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同时，在食品安全法体系内，要制定统一、科学的食品安全法律标准与检测标准，且注意其时效性与发展性。因为只有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与检测标准才能更好地保障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引导食品行业的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提升我国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国际竞争力。鉴于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偏低的具体国情，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与检测标准应该尽量国际化，参照国际标准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同时还应依照食品的种类、科技的发展以及标准的修改周期，不断地调整食品安全的标准与检验标准，以保证食品安全标准与检验标准的先进性、科学性与可靠性。
最后，构建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制度，实现有责必追、违法必究。法律责任制度是实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保障，是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因而，必须构建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制度，但是，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为食品安全问题的每一个违法行为设置惩罚条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为食品安全的监管部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依据。第二，建设以消费者的实际损害为基础的赔偿制度，并设置精神损害赔偿。这样不仅能补偿消费者受到的实际损失，抚慰消费者的心理，还能惩罚生产经营者，遏制侵害行为的再次发生。第三，必须实现刑法与食品安全的完美对接，做到罪刑相适应。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及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渎职入罪，而关于食品的种植饲养、采摘包装、运输装卸等并没有做出相关入刑的规定，没有实现食品安全与刑法的完美对接。为了杜绝生产经营者钻法律的空子，保证消费者的人身健康与生命安全，必须将严重违反食品安全的种植饲养、采摘包装、运输装卸等行为纳入刑法的范畴，并明确犯罪的构成主体范围、构成条件及结果要素，尤其是对结果要素及责任承担采取列举结合概括的方式予以说明，增加刑法的可执行性与可操作性。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困扰着广大消费者，并严重影响着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法律作为唯一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社会准则，是保护食品安全最强有力的武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意识的转变，食品安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将不断修正、加强与完善，最终建立健全一套层次分明、协调有序、完整严密的法律保障体系，让法律的阳光普照食品行业，推动食品安全消费目标的早日实现。
（作者单位：中共淄博市委党校、中国海洋大学）
【注释】
①周绪宝：“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原因剖析与策略刍议”，《农产品质量与安全》，2012年第1期，第69页。
②王长秋，卢冠豪：“食品安全法律保障的核心制度依赖”，《行政与法》，2009年第8期，第67页。
③袁武强，张在范：“论我国食品安全领域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的重构”，《行政与法》，2009年第1期，第71页。
安全监理的法律依据篇6
关键词：食品监管；渎职；立法
收稿日期：20130410
作者简介：宋丽平（1975—），女，哈尔滨人，讲师，主要从事环境行政法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图分类号：R1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7019502
1引言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在第408条后新增加了“食品监管渎职罪”，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各类食品监管渎职罪案件。
2食品监管渎职罪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2.1案例介绍
某公诉机关依据《动物防疫法》和某市农委的两个规范性法律文件指控某畜牧兽医站几名检疫员不监督货主对猪的“三腺”（即甲状腺、肾上腺、病变淋巴体）进行无害化处理；导致“三腺”被生猪批发商摘除后连同槽头肉、肥膘肉等一起卖给他人炼制“地沟油”，后销给了多家餐饮店。法院认为，该市人民政府基于本市生猪屠宰行业监管的现状，委托农林部门中具有资质的检疫人员负责生猪防疫、售前检疫和屠宰检疫、检验工作，以确保市民的食肉安全。且该畜牧兽医站的工作制度中要求需摘除“三腺”并负责监督货主进行无害化处理，几名检疫员因此以食品监管渎职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2.2犯罪主体问题分析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主体为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包括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出扩大解释，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该案公诉机关指控几名检疫员“在实际负责生猪屠宰检疫工作中，不监督货主对'三腺'进行无害化处理”，依据是《动物防疫法》和某市农委的两个规范性法律文件。根据行政主体理论，法律、法规可以授权行政机关外的组织经成为行政主体，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承认了规章亦可授权行政机关外的组织成为行政主体，享有行政监管职权，而规范性法律文件，不能作为授权的合法依据。另《动物防疫法》未对无害化处理进行明确规定，因此，公诉机关的指控不能成立。
该案判决认定，检疫员具有食品监管渎职罪主体资格，其资格来源于当地人民政府的委托，及该畜牧兽医站的工作制度。委托，即行政委托，是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将其行政职权或行政事项委托给有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受委托者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实施管理行为和行使职权，并由委托机关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检疫人员的各项公务行为均是以其所属单位名义而非人民政府名义作出。畜牧兽医站的工作制度中要求需摘除“三腺”并负责监督货主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规定与行政职权的法定性相悖，任何一个组织的行政职权都是法定的，而不是自我设定的。换言之，行政主体拥有或行使行政职权必须通过合法途径，否则便不能成立。
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生猪屠宰过程中涉及“生猪屠宰的检疫及其监督”和“生猪屠宰的卫生检验及其监督”两项重要监管职责，《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生猪屠宰的检疫及其监督，依照动物防疫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生猪屠宰的卫生检验及其监督，依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执行。“
国家商务部、财政部于2008年5月7日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联合行政规章《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无害化处理由当地市、县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第二十四条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未依法进行无害化处理情况下相应的行政处罚。农业部以农医发[2010]27号规范性文件形式《生猪屠宰检疫规程》，其中7.6.3规定“监督场（厂、点）方做好检疫病害动物及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为检疫人员职责。
很明显，关于“三腺”无害化处理职责规定相互冲突，“生猪屠宰的检疫及其监督”和“生猪屠宰的卫生检验及其监督”被混为一谈。而动物防疫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对这两项职责并无明确规定，而相关的行政规章、各部的规范性文件及地方性法规或标准等存在大量相互冲突的规定。
2.3犯罪客观方面问题分析
食品监管渎职罪是结果犯，构成本罪要求“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根据2011年修订的《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食品安全事故共分四级，即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较大食品安全事故和一般食品安全事故，事故等级的评估核定，由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但到目前为止，食品安全事故分级标准尚未出台，各地司法机关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认定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
3食品监管渎职罪立法建议
生猪“三腺”无害化处理监管不到位，大量废弃物被用于炼制“地沟油”，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社会反响恶劣，对有关监管人员应依食品监管渎职罪追究刑事责任，但犯罪主体须明确。因动物防疫法和食品安全法，均未对“三腺”无害化处理做出明确规定，笔者建议通过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主要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商务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协商确定“三腺”无害化处理的监管职责归属，并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授权形式，同时清理相关规章、规范性法律文件相互冲突的规定。
除明确犯罪主体外，根据《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要求，卫生行政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食品安全事故标准，并由各省根据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细化，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减少随意性。
参考文献：
安全监理的法律依据篇7
（1）建设工程监理法律法规不健全、立法范围狭窄尽管目前的法律法规确立了我国建设工程监理制度的法律地位，但这些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立法质量不高、范围狭窄以及与国际惯例有一定差距等问题。一方面，与建设工程监理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仅仅对建设工程监理制度的宏观原则进行了规定，并没有深入建设工程监理实践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绝大部分限于工程施工阶段监理对质量问题的的负责问题的界定和规范，而缺乏工程建设设计阶段的监理规范，造成工程设计阶段的监理工作无章可循、流于形式，不利于监理服务范围的扩展。
（2）各类建设工程合同的合同文本和条款不完备目前，国内各类建设工程合同文本和条款与国际上通用的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编制的工程合同条款相比，差距仍然较大。许多权利和义务的规定，还没有形成定量化和定时化的标准，使得建设监理工程师监理工程师在开展具体的监理工作时，无法严格履行合同。各类建设工程合同的文本编制水平较低、条款不健全等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监理工作的执行。
（3）监理安全责任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不协调2004年2月1日起施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后，建设工程监理单位作为工程建设安全管理的一个责任方，应依法承担相应的安全责任[5]。尽管《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以及《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等在建设工程监理安全责任方面都有所规定，但由于各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时间和调整范围不同，导致现行法规制度的协调性存在一定问题，对建设监理单位应承担安全责任的深度没有具体、清晰的界定。
（4）防范风险的监理职业责任保险制度不完善在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中，风险无处不在，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工期、投资失控的现象时常发生；而建设监理单位作为工程建设领域中的“三元主体”之一，其注册资金不高，固定资产又少，独立承担责任能力不强，面临各类风险也是必然的。建设工程监理企业面临的风险大体有自然风险、监理企业自身原因产生的风险、建设单位引发的监理风险、承包商带来的风险。工程保险和担保是建设市场经济中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但目前在我国的一些利用外资或合资的工程建设项目以及部分重点工程才进行工程保险，尚缺少能够防范风险的建设工程监理职业责任保险制度。
二、我国建设工程监理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我国建设工程监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既是政府调控建设工程监理服务的有效手段，也是对外开放建设工程监理市场应当遵循的法律依据。因此，在分析了我国现有建设工程监理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后，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按照社会经济发展对我国建设工程监理法律制度的要求，本文提出了一些完善我国建设工程监理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议。
（1）提高建设工程监理法律法规的立法层次、深度和范围国际上工程监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一般包括以下几部分：任何建设工程监理活动都必须遵守的国家法律、用于规范监理者与被监理者的行为的行业行政法规、建设工程监理过程中进行监督和检查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作为建设工程监理工作直接和主要依据的合同文件。因此，我国应加强建设工程监理立法工作，提高工程监理法律、法规的立法层次，尽快出台全国性的建设工程监理法律，主要调整在建设工程监理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关系，明确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问题，弥补《建筑法》对建设工程监理制度规定过于简单的问题。同时，扩大立法深度和范围，在工程监理领域颁布专项法规，用以调整监理工作所涉及领域的法律关系，并拓展和完善工程监理在建设工程立项、规划、设计、招投标、设备采购、竣工验收、保修等各个阶段，尤其是设计阶段的法律制度。
（2）参照国际惯例和行业协会的合同文件，完善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的范本合同文件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的标准格式，国际建筑市场普遍采用FiDiC合同条件。为了国际工程领域的合作和开拓国际市场，我国的建设工程监理合同文本也应参考国际上通行的合同条件和相关行业规范，以便与国际建设工程监理市场相接轨。首先，要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相一致，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的建设工程监理企业的质量责任和权利义务等内容写进合同，还应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规定的安全责任和权利义务等内容添进合同；其次，要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增加建设工程保险、工程担保等相关内容；最后，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应当参照新版FiDiC合同条件，进一步细化合同条款的内容（包括监理的范围、监理服务的内容和期限、监理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监理报酬等），使合同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3）协调和完善监理安全责任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为了更有效地贯彻国家安全管理方面的方针政策，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也使监理单位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促进建设工程监理行业的繁荣发展，国家应该对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作出修订，保证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完善监理安全责任的法理依据。同时，出台全国性的安全监理方面的实施细则，对安全监理的范围、内容、深度、工作标准等作出具体的规定。力争以监理工作事实为依据，以《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为准绳，客观公正的处理监理责任问题，防止把监理责任无限扩大。
（4）建立与推行建设工程监理职业责任保险制度所谓监理职业责任保险制度，是指承包监理人（即监理企业）对因自身工作的过失或疏忽，而给委托方（即业主）或其他第三方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部分进行投保的一种职业保险制度。我国的建设工程监理职业责任保险制度可以FiDiC白皮书为指导，结合我国建设工程监理的具体情况，将职业责任保险的思想渗透在监理工作中。基于我国现有的监理环境和社会风险防范意识，我国应采取国家强制性监理职业责任保险模式，通过在《保险法》和《建筑法》等法律、法规中增加要求监理工程师投保职业责任保险的条款，大力推行监理职业责任保险制度。
三、结语
安全监理的法律依据篇8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制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规范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工作，保证生产经营单位依法进行安全生产，根据行政处罚法、安全生产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规程的违法行为（以下简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本办法。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照本办法和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对煤矿及其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条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行政处罚应与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第二章行政处罚的种类、管辖
第五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
（四）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五）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停止建设；
（六）拘留；
（七）关闭；
（八）吊销有关证照；
（九）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第六条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停止建设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决定。
给予关闭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
给予拘留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建议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决定。
第七条两个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因行政处罚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上一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指定管辖。
第八条对报告或者举报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受理；发现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受移送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报请共同的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上一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指定管辖。
第九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可以直接查处下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案件交由下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管辖。
下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可以将重大、疑难案件报请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管辖。
第十一条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有权对下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处罚予以纠正或者撤销。
第三章行政处罚的程序
第十二条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以下简称安全生产监察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或者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统一制作的安全生产监察员或者煤矿安全监察员证件。
第十三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十四条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采纳。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不得因当事人陈述或者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十五条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应当符合法定程序，制作行政执法文书。
第一节简易程序
第十六条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个人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监察员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安全生产监察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后应当及时报告，最迟在五日内报所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备案。
第十七条安全生产监察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填写统一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当事人。
第二节一般程序
第十八条除依照简易程序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应当予以立案，填写统一的立案审批表，并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第十九条进行立案调查时，安全生产监察员不得少于两人。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拒绝、阻挠或者提供虚假情况。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安全生产监察员应当回避：
（一）本人是本案的当事人或是其他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的。
安全生产监察员的回避，由其派出进行调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负责人决定。派出进行调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负责人的回避，由该部门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回避决定作出之前，具体承办案件的安全生产监察员不得擅自停止对案件的调查。
第二十一条案件调查终结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应当及时对有关案件材料、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材料、听证会笔录等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有关证照、较大数额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折合人民币三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的，应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第二十二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或者住址；
（二）违法行为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印章。
第二十三条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上注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四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送达行政处罚文书，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当事人是生产经营单位的，交其收发部门签收；当事人是个人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交其本人签收。当事人拒绝签收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的代表或者有关人员到场，注明情况，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将文书留在当事人的收发部门或者住所，即视为送达；
（二）当事人不在场，交其同住的成年亲属签收，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的备注栏内写明与当事人的关系；
（三）当事人指定代收人的，交代收人签收并注明受当事人委托的情况；
（四）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挂号邮寄送达，也可以委托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代为送达；
（五）无法采取以上方式送达的，可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第二十五条案件自立案之日起，一般应当在三十日内办理完毕；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完成的，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同意，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九十日；特殊情况需进一步延长的，应当经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批准，可延长至一百八十日。
第三节听证程序
第二十六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作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有关证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组织听证，不得向当事人收取听证费用。
前款所称较大数额罚款，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或者人民政府规定的数额；没有规定数额的，其数额对个人罚款为一万元以上，对生产经营单位罚款为三万元以上。
第二十七条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告知后三日内以书面方式提出。
第二十八条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在举行听证会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当事人应当按期参加听证。当事人有正当理由要求延期的，经组织听证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期一次；当事人未按期参加听证，并且未事先说明理由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第二十九条听证参加人由听证主持人、听证员、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及其委托人、书记员组成。
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应当由组织听证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指定的法制工作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等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
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人参加听证，并提交委托书。
第三十条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
第三十一条当事人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
（一）有权对案件涉及的事实、适用法律及有关情况进行陈述和申辩；
（二）有权对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质证并提出新的证据；
（三）如实回答主持人的提问；
（四）遵守听证会场纪律，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
第三十二条听证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书记员宣布听证会场纪律、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听证主持人宣布案由，核实听证参加人名单，宣布听证开始；
（二）案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出示证据，说明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内容及法律依据；
（三）当事人或其委托人对案件的事实、证据、适用的法律等进行陈述和申辩，可以向听证会提交新的证据；
（四）听证主持人就案件的有关问题向当事人、案件调查人员、证人询问；
（五）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或其委托人相互辩论；
（六）当事人或其委托人作最后陈述；
（七）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安全监理的法律依据篇9
一、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为推进司法改革和人权保护提供了更充分的法制保障
建立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精神的科学完备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和推进司法改革的基础和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权力机关及有关部门加快了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建设，先后制定了500多件法律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3100多件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宪法为基础、部门法律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善。特别是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刑法等法律的相继制定或修改，对于推进司法改革，建立现代司法制度，调整规范各类社会关系，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行政诉讼法与人权的司法保护。1989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表明我国建立起“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法律制度。《行政诉讼法》规定，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通过行使诉讼权得到有效救济；明确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被告方即行政机关对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并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些规定，都体现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关切，有利于提高人权保障水平。2002年，中国法院审结各类行政诉讼案件8.4万余件。
——民事诉讼法与人权的司法保护。1982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事诉讼法》（试行）。1991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民事案件，诉讼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确认或变更民事法律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的权利；规定了当事人有平等诉讼权利，有权在法庭上就案件事实和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有权在法庭调解下处理民事纠纷。2002年，中国法院审结各类民事案件439万余件。
——刑事诉讼法与人权的司法保护。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作了重要修改，科学借鉴和吸收了外国刑事诉讼中有利于保障人权的合理内容，既完善了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又进一步加强了人权的法制保障。《刑事诉讼法》取消了收容审查，规范了刑事强制措施，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改善了审判方式，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明确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为被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取消了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可以认定有罪而免予的制度，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完善了辩护制度，对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参加诉讼提供了更充分的法律保障；规定了对盲、聋、哑或未成年人等社会弱者和可能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以保证其辩护权利，从而加强了对特殊被告人的保护。
——刑法与人权的司法保护。中国现行《刑法》是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又经1997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修订后的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确立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些规定既能保障依法惩治犯罪从而保护人民群众和国家及公共利益不受侵犯，又防止了刑罚的滥用，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及罪犯应有的合法权利，充分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二、规范刑事和行政强制措施，预防、减少侵犯人权的行为
（一）严格规范刑事强制措施，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强制措施，是司法机关依法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权利的措施，涉及公民的名誉、自由、利益等基本权利。为依法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又防止发生滥用强制措施而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情况，中国司法机关相继制定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范围、审批程序、法律手续、应遵守的时限等问题制定了比较详细的规范，并且规定了一系列的监督措施，从制度上防止司法机关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过程中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二）严格规范行政强制措施，依法保障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改革中，中国公安机关对适用行政强制措施进行了改革和规范。2003年8月，公安部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对公安机关适用的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期限、程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特别是对传唤行为作了严格限制，明确规定“不得以连续传唤的形式变相拘禁违法嫌疑人。非经强制传唤的，不得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进行讯问。”同时，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以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发生。
三、进一步完善诉讼程序，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诉讼程序的公正、公开、民主和高效，是维护法律的权威，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集中体现。中国司法机关改革和完善诉讼程序，切实维护了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人民法院积极推进审判程序改革。一是实行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制度。对立案、送达、开庭、结案等不同审理阶段进行跟踪管理，保证案件审理工作的公正与高效。二是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审判组织形式。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选任制度，充分发挥其在庭审中的指挥、协调作用。推行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的做法。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三是简化刑事普通程序和规范刑事简易程序，提高了审判效率。四是推进行政诉讼改革，促进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权和实体权利。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扩大和明确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规范与完善质证与认证等证据制度，明确规定任何证据未经法庭质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通过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检察环节的诉讼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制定了《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以及《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等规定，规范了检察机关的诉讼程序，增强了从诉讼制度上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能力。检察机关在总结多年来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经验基础上，改革和完善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程序，制定和实施了相应的内部制约机制。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各环节分别由举报中心、侦查部门、批捕部门、部门、申诉部门承办，并建立起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提高办案质量，依法保障了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四、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提高司法工作透明度，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权益
司法公开，是加强司法领域人权保护的重要环节。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司法公开原则。在司法改革中，中国司法机关进一步完善了司法公开制度。
人民法院完善公开审判制度，提高审判工作透明度。20世纪90年代初，人民法院推行以公开审判为重点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近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强调要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落到实处，除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的案件以外，其他案件一律实行公开审理。199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规定》，规定了程序公开、证据公开、裁判公开的具体内容。同时明确规定，上诉或再审的，凡应当依法公开审理而原审法院没有公开审理的，上级法院应依法发回重审或再审。在公开审理案件时，允许公民自由参加旁听，允许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进行如实报道，并在必要时可通过电视和广播进行现场直播。人民法院结合落实公开审判制度，还加快了裁判文书的改革，增强判决的说理性，使裁判文书不仅记录裁判过程，同时公开裁判理由，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人民法院还通过网络等媒体将部分判决书文本向社会公布，方便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监督。
人民检察院积极推行“检务公开”，完善检务公开制度。199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其内容包括人民检察院的性质、职能、机构设置、工作程序、受案范围、立案标准、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举报、控告的途径方法等，并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活动向人民群众宣传。人民检察院还建立诉讼参与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不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公开审查和听证制度，进一步把检察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以公开保公正，促进人权的司法保障。
公安机关全面推行警务公开制度。中国公安机关在实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接受群众监督）的基础上，全面推行警务公开制度。1999年6月10日，公安部制定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公安机关普遍实行警务公开制度的通知》。警务公开既涉及户籍管理、治安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等公安行政执法活动，又涉及到立案、侦查、羁押等刑事执法活动；既公开办事制度、办事程序和执法依据，又公开法定的职责权限、勤政廉政建设规定以及公民享有的合法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等。公安机关警务公开不仅方便了社会各界的监督，而且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司法行政机关实行狱务公开和所务公开。司法行政机关通过一定的形式，向罪犯、劳教人员及其亲属和社会公众公开监狱、劳动教养场所执法依据、程序、相关规定等，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五、强化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制约，促进公正司法，维护诉讼当事人的权利
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改革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方式，形成了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加强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人民检察院会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开展纠正和清理超期羁押工作。1998年至2002年，对侦查、、审判等各个环节的超期羁押问题，共监督纠正30余万人次。人民检察院改革刑事案件抗诉工作，完善对审判的监督程序和机制。1998年至2002年，全国检察机关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按照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1.6万多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1689件；对侦查、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6万余件（次）。人民检察院加大对刑罚执行活动和监管活动的监督力度，重点对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和不按规定交付执行等情况进行检察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决定对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的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批准逮捕、撤销案件和不环节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已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试点工作。
中国司法机关不断完善内部监督制约。人民法院通过改革机构设置和工作制度，全面落实立案与审判、审判与执行分立制度，加强内部制约机制；完善审判监督制度，规范再审程序；加强对法官的监督，建立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制定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建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行为约束机制；健全接受外部监督的渠道，完善办理人大代表对审判工作提出批评、建议、意见的程序。普遍建立警务督察制度，完善执法责任制和主动接受外部监督的机制，规范公安执法行为。
六、大力发展法律服务业，保障当事人在司法活动中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中国政府大力发展法律服务业，律师业有了很大发展。截止2002年底，专职执业律师已达到10万余人，律师事务所已达1万余家。中国有关律师业的法律、法规、规章基本形成体系。
中国司法机关重视发挥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维护人权的作用。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律师可以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侦查阶段，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接受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和控告。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在审查阶段，律师接受委托担任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在审判阶段，律师接受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同时，在刑事诉讼中，律师还可以接受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法定人、近亲属的委托担任诉讼人。据统计，2002年，全国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案件达33.5万余件，其中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4.6万余件，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1.8万余件；律师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20余万件，其中由法院指定辩护的3.6万余件。
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积极推进律师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和完善了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的职能分工，发挥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作用。司法部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确定了修改《律师法》的基本思路，修改《律师法》的论证工作正在进行中。同时，积极开展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试点工作，进一步完善律师结构形式，使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据司法部统计，已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多个政府部门开展了公职律师试点，已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0多家大型企业开展了公司律师试点。
七、建立特殊人群的人权司法保护制度
（一）建立和完善少年司法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自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以来，中国法院共建立少年法庭2500多个。
中国司法机关初步建立起少年人权司法保护制度。中国司法机关认真总结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实践经验，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制定和实施了相互配套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公诉、审判等制度。一是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严格限制和尽量减少使用强制措施，对被羁押的未成年人根据其心理和生理特点给予特殊照顾。二是坚持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参加诉讼制度，保证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充分行使申请回避、辩护等诉讼权利。三是确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依法不公开审理制度，对涉及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的有关资料不扩散和传播。四是完善对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权利的保障制度，开庭时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少年法庭应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五是社会调查制度，少年法庭除对犯罪事实、证据调查核实外，还必须对犯罪原因、未成年人成长背景等情况展开调查，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六是寓“教”于“审”，少年法庭结合每个未成年被告人的具体情况开展教育，帮助未成年人认清违法犯罪的性质、原因和危害后果，从而达到自我反省、矫正犯罪心理的目的。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在教育、挽救违法犯罪青少年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并且涌现出一大批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妈妈”尚秀云那样的优秀法官。
（二）改革收容遣送制度。1982年国务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规定收容遣送是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一种办法。但是，实践中收容遣送工作出现了一些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已从单纯的救济性手段变成了附加行政和社会治安管理功能的强制手段。为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2003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了沿用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禁止使用强制手段，充分体现自愿、救济、帮助的原则，不仅规定了被救助人的程序性权利和在救助站基本生活保障等实体权利，而且还规定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程序性义务，以及违规者的法律责任。
（三）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是国际社会日益重视的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把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纳入到社会发展的规划之中，明确提供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2003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法律援助的范围、标准、实施程序以及法律援助各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为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几年来，中国法律工作者解答法律咨询约600余万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余万件，获得法律援助服务97万多人。法律援助受益人不仅有中国公民，还有触犯中国法律接受中国司法机关刑事审判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的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接受法律援助，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司法公正，维护了经济困难公民的合法权益。
（四）积极开展司法救助。2001年和2002年，人民法院实施司法救助的案件有40多万件，减、缓、免交诉讼费近20亿元，切实保障了经济困难群众的诉讼权利。
（五）加强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为帮助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更快地适应回归社会后的生活，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构建和完善了安置帮教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充分发挥社区资源的优势，将安置就业和帮助教育工作落实到社区、街道和乡村。各地切实关心、帮助刑释解教人员，减轻他们回归社会后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压力。各地积极开展政策上的扶持，加大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教育、技术培训、择业指导、推荐岗位等工作力度，促进了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安置帮教工作由过去主要依靠政府逐步转变为以社会化、市场化安置为主的新路子。2001年全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率为73%，2002年安置率为90%.中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有效保障了这些人的生存权、平等权等基本人权，重新犯罪率一直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八、改革监狱体制和刑罚执行方式，保护在押罪犯的合法权益，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一）推进监狱管理体制改革。近年来，中国重视监狱管理体制改革，保护在押罪犯的合法权益。2003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司法部关于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确定了“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监狱体制改革目标，从财政供给体制、教育改造、监狱规范化运行等方面，保障在押犯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目前，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在黑龙江、上海、江西、湖北、重庆、陕西6个省、直辖市进行。
安全监理的法律依据篇10
当前区域安全生产依法治理工作的难点及对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许多大小企业都在顺应这一大好形势开足马力，加大生产，努力使自身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就以我区目前安全生产现状来看，最近几年的事故发生率正在逐年攀升。如何抓好我区的安全生产工作，已摆在了我们每个人面前。一、目前全区安全生产的基本现状20xx年全区范围内约有246家公众聚集场所，员工10人以上的单位有621家。其中300人以上的单位只有6家，仅占0.96，大多数均为中小型的私营、民营企业。目前区域内的在建项目有100个左右，出新的小区居民楼房有280幢，施工单位300多家，这些还不包括有相当数量不具备法人资格、职工大多没有经过相关培训、特殊岗位无证上岗的草台班子。另外，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有15家，在这些企业中，大部分设备陈旧，有些部件长期受化学试剂的腐蚀，其安全性能也在不断下降，由于设备长期得不到更新，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03年5月发生在双闸化工厂的一起黄磷泄漏燃烧事故，就是因为反应釜长期被酸腐蚀后失效，引起酸水回流，最后导致了黄磷脱水燃烧的发生。全区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随着河西市政道路建设的发展，区域内一些主次干道正在施工和超负荷碾压，加上河西大规模的房屋拆迁和工程建设，使得主次干道上的车流量增多，尤其是重型工程车辆数量很多，一些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非常淡薄，这些无疑给道路交通增加了许多不安全因素。据南京市安全生产事故统计数字来看，03年全市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为610人，其中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444人，占到了全市安全事故死亡总人数的72.78。其中，建邺区范围内交通死亡事故就达24人。另外，全区目前还有大约60家小家具生产厂，这些厂很多是业主自发组织生产的，老板和工人的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生产车间零乱异常，什么都有，在车间和厂区抽烟、燃烧木屑的情况随处可见，老板和工人漠然视之，在检查中还发现，这些车间连起码的消防设备都没有，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火灾。由此可见，从目前全区安全生产的现状来看，小隐患比比皆是，大隐患也不鲜见，形势非常严峻，在当前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二、区域内安全生产依法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难点1、一些领导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有些领导认为安全生产工作抓得太严会影响经济增长，会破坏招商引资的环境，因而对于抓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也多停留在形式上和口头上。有的认为自己逢会必讲安全，就是在重视安全工作，安全生产常挂在嘴上。有的领导将安全生产工作看作是烫手的山芋，在对于辖区内负责安全监管工作的同志任命带有任务性，是应付上级部门的要求而作为的，致使有些安全监管人员名义上是专职的，但实际上仍然是兼职的，大量的时间在干其他工作。安全监管工作总体上仍然停留在被动局面上。2、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不适应工作要求。安监、质监、公安、消防等部门都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分别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降低了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的统一性；而安监部门目前来说还是次级别的部门，却要承担以小权负大责、以有限职责负无限责任的实际。当前，由于安监局成立时间不太长，许多单位和个人都对安监局不是很了解，特别是广大劳动者和部分用人单位不知道政府有这个部门，一些单位是在安监局组织检查时才知道的，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单位和个人不知道它的存在以及该部门的职责范围。由此带来的是一些单位或个人在发生生产事故后不知道向哪个部门报告才合适。通常情况下，在发生事故后，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是向“110”报案，而等到安监局获知消息赶到现场时，事故现场以及相关的第一手资料早已不复存在了，这给安监局在事故的调查处理上带来了诸多不便；再者就是在执法检查时，很多单位和个人轻视安全监管工作，对于部门和街道的安全监察员检查时提出的安全隐患整改要求不以为然，对整改的期限是一拖再拖。相反，对于消防、质监等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却执行的很快。3、安全生产责任的承担主体，传导及约束机制仍不健全。各部门、街道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抓本应由企业自己承担的安全生产日常检查工作，而生产经营单位却不能严格地抓起来，工作只能等上级推动。单位自身对安全管理工作缺乏主动性，仍旧抱着“生产第一、效益第一、安全第二”的陈旧思想，并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很大程度上抱着侥幸心理。我们在检查中发现，经常有一些企业的负责人信心十足地向有关人员承诺不用检查，保证不会有事。另外，对生产安全事故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尤其是行政责任追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比较明确的还好处理些，而对于没有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安全隐患触目惊心，但又没有发生事故的单位和有关人员，却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惩戒措施。4、一些单位法人代表和干部群众对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明显不足。《安全生产法》的颁布实施还不到两年，大多数生产经营单位的负责人和广大群众对于该法了解不够，缺乏这方面的法律知识，这是安全生产依法治理工作中的最大难点。由于长期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加上企业管理模式的陈旧，部分企业的负责人对于本企业如何去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和自己在安全生产工作应当要承担的责任缺乏理性的认识。如去年驻区某家混凝土公司发生在我区一起搅拌车翻身水沟，致使驾驶员死亡的事故。安监部门在处理这起事故中，依据《安全生产法》的相关条款对其进行经济处罚时，该单位负责人还振振有辞地说自己没有违法，致使对处罚决定一拖再拖，最后，不得不采取措施，申请法院强制其执行。也有一些单位连国家已颁发《安全生产法》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对该法有多少了解了。近年来，为了加强本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区政府各有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加大了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管力度，同时也加大了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目的是为了维护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在相关部门执法检查时，部分单位的法人代表和工人认为职能部门对其执法是对他们过不去，是在找他茬，而后就是采取无理取闹或者是一些过激的行为来阻碍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这给政府行使安全生产监管职能带来了很大的阻力。当然我们也看到相当一部分单位和个人对于正常的安全生产执法行为表示认同和支持。通过近2年来安监局组织的几起培训班情况来看，很多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都认为培训班办得很及时，自己对如何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已有全新的了解,并表示今后一定要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必依。5、由于本区外来打工人员多，流动性大且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安全意识淡薄。首先，一些劳动者为使自己能在竞争中保住来之不易的工作，在劳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伤害，不会利用法律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还有少数安全意识和劳动技能强一些的员工，在发现一些安全隐患后，明知有危险的情况下，迫于老板的压力，不敢声张，仍然冒险继续工作。发生伤害事故后，又很难得到合理的赔偿。其次，一些劳动者缺乏相关法律的基本知识，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不知道如何运用正常的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要么就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听任摆布，要么就是聚众闹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依法治理工作的有效实施。三、抓好安全生产依法治理工作的对策1、要强化安全生产依法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要将安全生产依法治理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全局，明确各街道、各部门一把手对安全生产工作上的职责与权限，进一步提高各部门分管安全生产工作领导的权威性。对于工作中比较棘手的问题，由多个部门组成联合执法小组，共同依法对其实施强制措施。另一方面也要强化企业所在地街道的监管力度，并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2、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的建设首先，要落实区、街责任部门主管领导的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和街道、重点部门安全监察员工作例会制度，起到达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其次，要落实检查制度。除了日常的检查外，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若干次定期、定点的专项检查；第三，要制定相应的责任制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层层落实各项责任，做到“人人有责”。第四，要确立安全隐患的普查和跟踪整改制度；最后，做好台帐制度。要将一段时期内在安全生产监管方面所做的工作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以备案使用。其次，还要明确各部门之间相关信息的交流制度，特别要加强安监部门与公安部门之间的事故快速通报制度。前面提到的关于事故发生后，大多数情况都是向公安“110”报案，公安在接警后已经过侦查取证较长的时间，等到安监部门获得信息到达现场调查取证时，有些现场已经撤除，大多已是“二手”资料了。所以，要制定一种有效的沟通机制，尽量地缩短这个时间差，在公安人员到达现场排除刑事案件后，应立即向安监部门通报案情，并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这应作为一种法规和制度将其明确下来。3、加强对广大劳动者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劳动者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提高对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水平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就必须首先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意识上认识到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重要性。政府要把宣传《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作为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逐步转向依法办事的轨道上来；在具体工作中组织同司法、宣传、劳动、工会、消防、质监、安监等部门，大张旗鼓地宣传安全技术、法律知识；要充分利用各种展板、现场演示等宣传手段，普及安全知识。争取在一个地区实现一种区域性的安全文化，把这种文化渗透到区域内每一个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中去，并使得这种文化能促使企业步入经济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去。4、加强安全监管队伍的建设执法主体首先要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再学习，要熟悉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以及《安全生产法》的相关内容，安全监察员要做到持证上岗，相关执法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程序，要接受群众的监督。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央和省也提出依法治国、依法治省的战略口号，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带来的社会文明程度不断的提高，公民的民主和法律意识也在进一步增强；同时，新闻媒体也在时刻关注着民声。而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作为政府对外的窗口，每一举动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这就不得不使相关职能部门的执法行为必须是依法办事、符合法律程序。同时安监队伍充实强化，财力和设备优先保障也是比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现国家和省正在从组织保障上加强这一方面的建设。5、依法加大事故查处力度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事故，安监部门应依据相关法律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企业违反安全生产法就是要接受法律的惩罚，这是安全生产依法治理工作最为关键的步骤，否则，法律的权威性就无法体现出来，依法治理工作必将成为一句空话。同样，安全生产的监管工作也就得不到相应的法律保证。所以，在处理事故时，除一般的经济处罚外，如发生重、特大事故的，还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和刑事责任。总之，我区的安全生产依法治理工作任重道远。当然，这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国民基本素质有着密切联系的，决不是在短期内能在根本上有所转变的，这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发展时期。我们讲，只有思想上的转变，才有行动上的转变。所以如何使广大群众在思想上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认识有根本转变，决定着安全生产工作是否能依法开展的首要决定因素，也是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安全生产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保持戒骄戒躁的工作作风，要进一步领会到法律所赋予我们职责和义务，始终坚持把安全生产的监管工作看作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个重要保障任务来完成。做好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我区打造南京河西新城区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我们一定要认真做好每一件具体工作，使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不断深入人心，真正实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