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不足篇1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辩护权
2012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亮点颇多，尤其是对辩护制度的完善更堪称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史上的一次革命，其中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进引人注目。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减免法律服务费，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律师辩护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它必须平等地为公民所享有，否则将造成司法不公。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却陷入了困境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以期增进法律援助的进步空间。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一）提前了提供强制刑事诉讼法律援助的时间
在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和267条规定规定了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援助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但没有规定何时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根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文字表述应认定为强制提供辩护扩大到了整个刑事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也同样可获得强制法律援助的权利。侦查阶段与审查阶段的权利行使和权利保障对审判阶段有重要影响，甚至影响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将被判以怎样的刑罚、将承担怎样的不利后果。受职业、立场影响，侦查机关一般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利证据的收集和调查力度不大，将法律援助提前，不仅对证据完善起到补充作用，而且对国家司法资源也是巨大的节约。为此，新法律援助制度将强制法律援助延伸到审查阶段和侦查阶段。
（二）扩大了提供强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等三种情形时司法机关应当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67条的规定，未成年犯罪没有委托辩护人，司法机构也应当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而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援助的对象中，“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是可以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而不是应当。意味着司法机关既可以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也可以不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这无疑会损伤这一情形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益。再者，新《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受援案件须“公诉人出庭公诉”的强制性规定，将符合辩护条件的公诉人不出庭公诉和自诉案件纳入到指定强制辩护的范围，也扩大了援助案件的范围。
（三）增加了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这一规定一方面加快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时间进度，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律师的辩护；另一方面，避免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关押在看守所里，律师没有授权委托书就见不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见不到律师就无法亲自签字委托的矛盾境地。因此可以说这一规定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极大进步。
二、新刑事诉讼法框架下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不足
(一)不当的认定，缩小了刑事法律援助范围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承担法律费用的和盲、聋、哑、未成年人或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等六种情形下都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后五种情形比较好认定，但对前一种，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承担法律费用”认定出现了偏差。规矩相关规定，要对提出申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经济审查，符合规定的才给予法律援助，不符合规定的，则不给予法律援助。但问题是在司法实践中，各地的经济审查是不一样的。大部分司法机关都认为应该是没有生活来源或者生活保障的，才能定义为“经济困难”。诚然，没有生活来源或者生活保障的是“经济困难”，但是却还有很多因为真实的经济困难请不起律师的，比如家中突然遭遇重大经济变故的。形式的定义“经济困难”必然导致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变小了。
(三)人员、经费的不足，导致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后继乏力
虽然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六种情形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都有权力获得法律援助，但在实践中却很难办到，或者办的效果很差。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很多律师，甚至是刚入行的律师都不愿意办法律援助的案子，认为既没有钱，又赚不到名声，吃力不讨好，纯粹帮公家做事。另一方面是法律援助的经费主要由国家给付，而受制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平衡，很多地方根本无法给予这部分法律援助费用。两方面的原因相互作用，国家没有钱给法律援助，律师更不愿意提供法律援助；律师不积极提供法律援助，部分司法机关认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请了也是白请，更不愿意去花钱请援助律师，导致形成恶性循环，刑事法律援助形同虚设。
（五）受地域所限，法律援助规模不一
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东部沿海经济发达，而中西部经济发展落后，与经济相匹配，东、中、西部的法律援助状况也呈梯状结构，总体上东部的法律援助最好，中部次之，西部最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东部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充足，中西部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甚至没有。这从各地对法律援助经费的财政拨款可以反映出来，有的地方非常的少，根本无法提供法律援助经费。二是东部法律援助的律师队伍强大，中西部没有组建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甚至由非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仅刑事法律援助业务就建立了一支由50名律师组成的骨干队伍，而在青海某地甚至连律师都没有。三是因地域的差异，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不一，具有可能是政府行政机构性质，也有可能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甚至可能是事业单位或者人民团体。
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进一步扩大强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适用范围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将应当给予强制辩护的案件扩大到无期徒刑案件，并取消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而获得强制辩护中有关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步伐视乎迈的太过谨慎，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来看，扩大强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适用的范围成为一种趋势。《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于审判适用死刑或无期或最高刑期超过三年惩役监禁的案件”适用强制辩护；《韩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审理死刑、无期、或三年以上惩役或禁锢的案件”适用强辩护；值得说明的是，即便在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立法也要求对于那些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倘若没有委托辩护人，司法机关也应通知律师或者其他辩护人给予辩护。因此，我国有必要进一步扩大适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以保障公民的辩护权。
（二）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经费
提供充足的法律援助经费，需要政府加大对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同时调动社会的力量，设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律师参与到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法律援助“走过场”现象，不仅保障刑事程序公正，更能达到真正的辩护效果。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极端不平衡，导致各个地方的财政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一些地方政府没有余力发展地方法律援助体系，而只能单纯依靠中央财政接济，这是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法律援助需求的，特别是刑事法律援助的需求。因此，对于一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中央和地方财政都要考虑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对于一些地区设立专项拨款，用于刑事法律援助建设。
（三）进一步加强律师社会责任教育，探索“公设辩护人制度”
律师作为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在刑事法律援助事业中应起到关键作用。在政府加大对法律援助经费投入的同时，律师也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在法律援助案件中，认真负责，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英、美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广泛建立了“公设辩护人制度”，并且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在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司法机关提供辩护的有公职辩护和社会辩护。公职辩护人主要是司法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担任，属于公职人员，受法院监督管理，所以不经费保障不足等问题。社会辩护人主要由自由律师担任，甚至其他的法律工作者也可以担任，有的带有公益性质。这些辩护人给予那些没有委托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有效保证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这种多种辩护模式并存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四、结语
所以说，我们在看到新《刑事诉讼法》进步的同时，也应不忽视其存在的不足。如果法律不与实际相符合，它便形同虚设。我们必须结合国情，在经费不足、人员匮乏的情况下，应探索建立公设辩护人队伍，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同时，我们也应与国际接轨，与时代同步，扩大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减少不必要的人为障碍。
［参考文献］
［1］左宁.《论我国侦查阶段法律援助的缺陷与完善》.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9期.
［2］玉品健，李明翰.《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法制与经济，2012年5月第312期.
［3］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新形势下浦东新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2012年山东日照法律援助工作座谈会会议材料.
［4］谢佑平，吴羽.《刑事法律援助与共设辩护人制度的构建》.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三期.
法律援助的不足篇2
关键词：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受援助对象
“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分配法律服务的资源，来确保特殊群体不因其经济能力、生理障碍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的保护。”最早诞生于15世纪的英国，经过数百年的大体分三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发展过程，已经相当健全与完善。第一阶段是“慈善阶段”，也即法律援助初期，仅是对穷人的法律援助，故常被称为“法律救济”。第二阶段是“政治阶段”。主要原因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普遍建立，天赋人权成为各国宪法确立的原则，社会的发展要求法律援助进一步扩大，纯粹的慈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法律援助成为国家的责任。第三阶段为“国家福利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力的恢复，欧洲各国经济增长迅猛，一些国家的福利政策优厚，进而促进社会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反映在司法制度上就是案件的当事人有权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这是综合体现欧洲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的态势。
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新兴的法治国家，却是一项新事物。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5年11月9日，我国首家政府投资设立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业务的律师服务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篇章。此后全国各地相继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并迅速开展法律援助服务，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顺应了法律援助发展的必然要求，特别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在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和发展存在的不足。法律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法律援助经费短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援助范围的倾向等问题。提出问题，应当解决问题，本文将试图通过中外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比较，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1、不甚完备的法律援助立法体系，进而导致可操作性不强
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法律援助实践相对落后，导致没有形成统一，完善的立法体系。立法有广义和狭义得了立法之分。广义的立法，是指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仅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地位却没有予以明确，同时，法律条文太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狭义立法，是指针对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的立法，而最高层次仅以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为主，各地方颁布相应地方条例，非常分散，不统一，不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2、法律援助的经费匮乏，法院工作负担渐增
考证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经费无一例外地由政府拨款，而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主要是我国政府，理论上各级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的经费纳入年度预算，每年拨出专项法律援助的经费，以保证受援者的权利得到切实的落实。但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期，社会经济发展还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此外，国内目前也没有形成一套相对接的民间捐助体系，民间社会捐助的途径也不畅通。所以各法律援助机构，尤以民间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都陷入经费不足的泥潭无法自拔。
3、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或缩小司法救助范围倾向
我国的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法律条文不明确，加上司法工作人员司法观念没有更新，司法实践中两种不良倾向横行：一是司法救助被滥用，对一些司法救助条件不满足的当事人适用司法救助；二是司法救助的限缩，对一些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本应该得到法律救助却没有给予法律援助，造成制度的虚置，不能达到法律援助的实施目的。
4、对法律援助的认识不清，积极性有待提高
援助制度本身的宣传不到位，部分公民的法律素养也不高，然后法律援助制度的对象恰恰是一些生活比较贫困的与特殊的社会群体，所以法律援助的重点应该放置在社会的基层。不尽如人意的是，一些地方机构将法律援助的宣传针对基层的很少，反而害怕宣传力度加大会增加自身的工作负担。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其本身法律素养不够，法律业务水平也不高，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应有的专注与热情，对来访者态度不甚冷淡，甚至会出现不耐烦的情绪；有的地方迫于人情世故，或者领导的倾向性，不得不提供法律援助，严重挫伤法律援助受援对象的信心和积极性。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的建议
（二）法人和其他组织、外国人应列入法律援助对象，拓宽主体范围
1、法人、其他组织和外国人列入法律援助对象的必要性
（1）法律援助应该服务的受援对象，是作为有权申请和实际享受法律援助的主体而存在的，在一系列法律援助活动中居于主体地位。对于哪一类人可以成为受援的对象，欧洲国家几乎都将援助的受援主体限制在公民或自然人的范围内，而将法人和社会组织排除在法律援助受援主体之外，而我国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观点，问题的焦点在于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否可以成为法律援助受援的对象。笔者赞同将法人或者社会组织作为受援的对象待之，原因如下：第一，从诉讼民主机制的运行，司法公正原则的落实、以及化解纠纷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角度来考量，法人和其他组织是涉及这些问题的主体；第二，现实社会中，法人和其他组织也会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而其数量和困难难度并不见得就低于自然人；第三，从审判工作实践来看，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受援对象有先例可循：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阶段针对特殊案件，做出过相关司法救助的批示。如：最高人民法院3月17日发函（20号）《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函》，同意到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按50%减收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即能体现我国司法实践中针对特殊情形是给予提供援助的。
（2）同样的，笔者赞同外国人可以作为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只要在我国居住，遇到法律问题，又需要法律帮助，并且符合法律援助的受援条件，应当成为被援助的对象。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二条明确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向其境内并接受管辖的所有人，不加任何区分，诸如基于种族、肤色、民族、性别、语言、政治或者其他见解、原国籍或这回出身、经济或其他身份地位等方面的歧视，提供关于平等有效地获得律师协助的迅速有效的程序和机制。”
2、法人、外国人和其他组织列入法律援助对象的体现
（1）扩大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范围，明确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相关责任
对于法律援助主体的界定，欧洲国家有两种做法：其一是保证从事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专门性，也就是说只有专职律师和专门的机构可以胜任。如德国、日本、瑞典等国；其二是非营利性组织和兼职律师事务所也可以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而我国法律的实践则各有千秋，广州成立由市政府拨款并由专职律师组织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上海浦东则要求所有律师每年至少承办1件法律援助案，费用由律所承担；郑州则将此任务落实到律所头上。这些援助主体都能积极发挥各自的有点，并且展示出极具特色的法律援助的特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国家财政难以承担一切法律援助的费用，走援助主体多元化道路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前景的。因此，笔者认为，实施法律援助主体以及责任形式可以相应概括为：第一：针对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国家财政拨付其工资，让其专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第二：合作、合伙开业的职业律师，要明确其每年必须承办结案的法律援助案件的下限，由法律援助中心按相应的比例贴补其所需的费用；第三：针对从事法律援助的非营利性机构和志愿者的构成，要经过法律援助中心核准才能设立，其工作人员也要保证是从当地声誉好的退休司法人员、法律院校师生、其他志愿者中遴选出来的；第四：加快高效法律援助组织建设，并在法律援助中心登记，接受其监管指导。
（2）拓宽渠道，着力解决供需矛盾和缩小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
充足的资金是法律援助实施的基础，也是法律援助得以健康运行的前提。充足的资金也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这需要政府保障，能提供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实际需求的全部资金，建立起能够满足群众法律援助需要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法律援助经费不能全部依靠政府财政部门的拨款，而更加需要拓展资金来源的渠道。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向社会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募集资金，也可以自行设立公益资金，向社会大众公开募集法律援助的款项。
积极推进律师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并且对其公益行为予以政策的鼓励。政府可以扩大宣传力度，对于积极响应的公益律师，要提高其在社会的知名度。既可以达到法制宣传的效果，又可以满足律师通过提高知名度来拓展其自身的业务，可谓一石二鸟，两全其美。
（3）健全法律援助服务监督和管理机制，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及效率
要强化主管部门对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的监管力度，完善案件指派制度，成立专门性指派案件监管小组，负责监督和管理外派案件事宜；建立结案评估制度和法律援助人员工作表现考试制度，完善惩戒处罚机制，以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以及效率，有效维护受援人员的合法权益。建立法律援助执业保险制度，因为其本身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法律服务一样的风险和责任的特征，所以建立法律援助执业保险制度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能确保法律援助的信用，又能减轻办案人员的心理负担。真正的把法律援助制度发展完善到理想的状态，真正为困难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借鉴了别国先进的法律援助制度结构体系，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自从产生到现在，已经取得相当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明显的缺陷与不足。面对多元的社会需求，以及我国更加深入的与世界接轨，我们的法律援助制度，既要立足我国的实际，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要满足人民大众的法律需求，也要加快步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贡献力量。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广阔的前景，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扶持的力度，也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同时，也应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建设。相信，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有美好的未来。（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注释：
[1]张耕.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2]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
[3]据肖扬同志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揭牌大会上的讲话.
[4]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田绍军，左平凡.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意义和发展[J].理论界，2005（3）.
[6]参见陶髦、宋英辉、肖胜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7]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法律援助的不足篇3
当今世界，法律援助制度已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各个国家的重视，它不仅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司法制度完善的体现，更是保护人权，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保障。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法律援助事业起步较晚的国家，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对于早日与国际接轨、弘扬社会公正和法律正义、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法律援助起步较晚，进展较为缓慢。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虽已初步形成，但在实践中仍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难。
2003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各政府的责任”，即国家责任，“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地方律师协会应当按照律师协会章程对依据本条例实施的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在援助对象上，规定申请援助的主体仅限于公民，而不包括法人及其他组织；在受案范围上，仅限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直接与当事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那部分案件。
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①罪犯嫌疑人在被侦察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②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③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④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而没有委托诉讼人的；⑤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在为被告人指定律师提供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其进行审查。
在民事诉讼中，规定公民在请求诉讼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劳动报酬和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而关于行政诉讼，《条例》虽未明文规定其相关范围，但公民可以就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及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案件申请法律援助。
在申请人经济状况的审查方面，《法律援助条例》规定除了刑事诉讼中除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两类特殊案件的被告人无须进行经济状况审查外，其他案件中的当事人需要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必须是因自身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律师费用，即需要对申请人经济状况进行审查。
此外，《条例》还对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程序、法律援助的实施及法律责任作了相应的规定。
目前，我国共建成法律援助机构3000多个，专职人员12000多人，近60%有律师资格。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至2005年6月，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解答法律咨询681余万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0多万件，有近97万余人次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产生了积极有益的社会效果，充分体现了法律援助的保障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法律援助工作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实践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虽然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面临着不少问题，但是，笔者认为，组织形式不健全、实施经费缺乏、队伍建设力度不够是诸多问题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法律援助组织形式的架构
就刑事法律援助而言，世界各国无论是属于大陆法系还是属于英美法系，无论是属于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类型中的福利制度型还是属于私人操作型，当事人都无权自己选择律师，而是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来承担，或者是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或法院指定、委托私人律师来承担。公职律师的费用由国家从国库中支付，私人律师则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报酬并得到相应的援助费。
除刑事法律援助以外的其他援助活动，在实施援助的机构及其人员方面，就不尽相同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是专职律师模式，或称公职律师模式，即由政府拨款，并通过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中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专职律师来进行法律援助。公职律师作为专门从事法律援助服务的人员，是承担法律援助法定义务的律师，不得拒绝合格当事人的法律援助要求，而当事人原则上也没有选择律师的权利。
二是司法保障模式，即法律援助业务全部由私人律师承担，由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私人组织或私人律师提供服务，政府设有法律援助的管理机构，称为“法律援助委员会”或“法律援助协会”等，但只负责对法律援助申请进行审批，指派私人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并向其支付报酬。
三是混合模式，即既有公职律师专门从事法律援助业务，又有私人律师通过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以多种方式提供法律援助业务。这种模式下，司法保障与专职办公室混合使用，所有需要援助的当事人可以先去某一个地方的法律援助办公室提出申请，并接受对其经济状况和案情条件的初步评估，如果申请成功，案件即被接受并开始运作，当事人有权自主选择一位私人律师或带薪律师为其服务。
可以说，三种模式各有优劣。第一种模式体现了法律援助的制度化、规范化。但依赖政府拨款往往导致专职律师的收入较低，缺乏竞争使服务质量难以保证，固定人数的专职律师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法律援助需求。而第二种模式虽然方便、灵活、易于推行，符合律师独立执行的要求，且竞争机制保证了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但是国家对法律援助的控制却相对较弱。某些律师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疏忽了援助义务，不能及时、真实地帮助受援人，反而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康发展。而对于混合模式，它集前两种模式的优点于一身，显示出更鲜明的优越性。
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法律援助需求量大，而政府财政负担却能力有限，采用单一的公职律师模式显然不合适。而如果依靠社会职业律师来操作法律援助，就必须具备完善的律师制度，而我国当前律师的数量远远无法满足众多受援对象的实际需求，故我国也不能单纯采取司法保障模式。
因此，笔者认为，在法律援助组织形式的选择上，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可以借鉴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做法，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中的公职律师，或由其指定的个体或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承担；刑事以外的法律援助，则采用混合模式，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员既包括公职律师，又包括法律服务机构中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职业律师、公证人员、基层法律工作人员，还包括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和民间机构中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人员。以公职律师提供服务为主，既可以体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性质，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又可以充分发挥其他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力量，缓解财政压力，更多的满足受援对象的需要。
（二）我国法律援助实施经费的保障
必要的经费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物质保障。没有足够的经费投入，法律援助就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虽然《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付，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就目前来看，法律援助资金严重匮乏却是个不争的事实。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单纯地依靠政府投入，必须完备机制，加大宣传，多方位、多渠道地筹措资金。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广大公民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笔者认为想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实施法律援助显然有些力不从心，只有通过多种方式筹集资金，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可以依靠以下几种渠道：
第一，财政拨款。这是占主导地位的基金模式，各地方政府要加大法律援助资金的投入力度，不能仅依靠中央财政的拨款。《法律援助条例》虽然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提供财政支付，但是，目前绝大多数法律援助所需要的经费尚未纳入地方财政预算，这点急需改善。必须保证各级政府将法律援助资金列入到财政预算之中，每年按时按量拨款，而且该经费不必经过申报审批程序，可以成立专门小组或派专人监督，保证专款专用。中央财政拨款应更多地用来缩小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地方政府拨付援助经费上的差距，从而使不同地区的公民享受一定程度上的平等待遇。
第二，专项提取。从律师协会、公证员协会、法官协会、检察官协会等社团的会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由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律师协会共同确定每个律师应当资助的份额，以体现专业协会和专业人员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第三，社会捐赠。法律援助既是一种国家行为也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虽然我国已在1997年5月成立了法律援助基金会，专门负责募集、管理和计划使用国内外包括单位、团体、个人的捐赠，并通过开展公益活动，如义卖、晚会义演、社会募捐等方式筹集辅助法律援助事业。但笔者认为，目前的宣传力度仍然不够，应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加大舆论引导，使全社会都了解法律援助工作的意义，关心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尽其所能捐赠资金。
第四，被援助人赞助。《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第八条规定：“受援人因需援助案件或事项的解决而获得较大利益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支付服务费用。”即要求被援助的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在诉讼结束之后，从自己胜诉所取得的资金总额中，拿出一定比例，如2％或5％，作为支持国家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赞助金。尽管如此，能够保证这样做的仍寥寥无几，可以借助香港“法律援助指导计划”的有关做法，由受援人在获得法律援助的同时，签署“承诺书”，表明其在胜诉获利后愿意付给法律援助中心一定比例的服务费用，以保证这一规定落到实处。
第五，其他途径。除了以上方式，法律保险制度惩罚性损害赔偿费、提交对执业律师的强制性免费服务要求等，都可以成为实施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此外，还有学者建议将罚金、没收的取保候审保证金及其利息、对保证人处以的罚款等，也通过适当的途径用于法律援助事业。
（三）我国法律援助组成人员的思考
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包括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法律援助体制中，能够独立地为当事人提供完善的法律援助的只有律师。虽然《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了“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但并未将实施主体具体化。我国现有律师不足10万人，并且分布极不均匀，相对于急剧增大的法律援助需求而言，单靠律师是远远不能满足的。因此，扩大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范围，对于供需矛盾的缓解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
笔者认为，我国法律援助实施主体除应包括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外，还可以包括实习律师、退休法律工作者等人力资源，并借鉴国外做法，建立法律援助社会志愿者体系，将一切有志于从事法律援助的社会法律专业人才都纳入到法律援助事业中来。具体做法如下：一、对于具有律师资格，本身就是注册律师的，应采取积极措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能够更好地利用自身条件，提供所有形式的法律援助，并以诉讼和刑事辩护为主。二、对于未从事专门的法律援助事务的律师、公证人员以及其他基层法律工作者，允许其在法律援助管理机构规定的范围内从事法律援助事务。三、对于获得律师资格但未取得执业证的实习律师，则要求其在一年的实习期限内，必须专门从事一定量的法律援助业务。由于我国《律师法》已规定诉讼、辩护业务只能由律师进行，为保持与其的一致性，可规定实习律师从事法律援助业务的范围为非诉讼和咨询、代书业务。四、充分利用退休法律工作者和法学院校师生等法学资源，引导和帮助他们建立非营利性的法律援助工作机构，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退休法律工作者虽然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却拥有着丰富的法律工作经验，组织其中自身条件较好又愿意从事法律援助事务的人员开展一定范围内的法律援助事务，不仅可以使其老有所为，而且有助于满足更多人获得法律援助的需要。而对于各法学院校，可以设立类似“法律诊所”机构，由法学院的师生为本社区的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这种做法，既为学术界和学生提供了实践与认识社会的窗口，又为法律援助开发了丰富的潜在资源。五、充分利用社团优势，逐步建立起以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团维权组织为依托的法律服务网络，不仅能为那些经济困难的人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给予减、免费用的法律帮助，更重要的是在平时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增强弱势群体的法律意识，引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自觉地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不是等到权益受到侵害后才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以节省法律援助资源。
法律援助的不足篇4
本文作者：安陆市司法局孛畈司法所吴波文秘站原创投稿
【内容摘要】为强化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工作，按照孝感市司法局的要求，在我局的统一安排下，孛畈、烟店、南城三司法所全体人员，对我市法律援助便民服务进行了调查研究。本文对法律援助的概念、意义、我市法援便民服务的现状等进行了调查分析，找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了如下调查报告，以期对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工作有所裨益。
一、法律援助的概念
法律援助是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由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志愿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义务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保障国家法律正确实施，保障人权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是一项扶助贫弱、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公益事业，也是我国实践依法治国方略，建设小康社会，关注民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可以说，法律援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主要的制度之一，这个制度弥补和完善了我国法律制度方面保护公民权利的内容，是实现法律赋予公民保护自身权利，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司法救济制度。
二、法律援助工作的意义
（一）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党的十六大“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要求的具体体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把关心群众生活、代表群众利益落实到解决具体问题上，特别是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疾苦，为困难群众谋利，为他们解决好没有钱请律师、打官司难的问题。开展法律援助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心系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排忧解难，合乎民意，顺乎民心。
（二）法律援助是依法治国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人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党的合法执政地位才能得以确认，依法执政才能得以实行。法律援助行为以宪法和法律为武器，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证了依法治国的顺利实现。
（三）法律援助有助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离不开人民，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所在。只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四）法律援助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从全体人民利益一致，转向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存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协调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护合法权益，打击不法行为，倡导社会正义，营造社会公平。
三、我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便民服务方面的举措及成效
（一）健全组织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和网络不断健全。我市采取积极措施，不断延伸法律援助工作网络。目前，全市共有法律援助机构23个，其中：市法律援助中心1个，依托司法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16个，依托工会、共青团、妇联、老龄委、残联、关工委等部门设立工作联系点6个。在村、社区确定了法律援助联络员446人，有了比较健全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法律援助专业人员队伍数量也有了较大的增长，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法律援助专业人员43名，其中：法律援助律师3名，社会律师15名，社会法律工作者15人，司法所法律服务者10名，从法律援助工作者数量上基本满足了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二）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经费问题，为法律援助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当前，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的重要资金来源，辅以社会捐赠，争取项目基金等。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法律援助案件的不断增加，我市加大了财政支持力度，法律援助的财政经费由20__年建立之初的3万元增加到目前的15万元，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另一方面，其他社会保障方式也应广泛参与，真正做到多渠道筹集法律援助经费，20__年10月份，电信部门为推动法援工作深入开展，为外出务工农民提供法律援助经费1万元，为法援工作的资金来源的不断拓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年初，我市列入中央基金项目，也解决了部分法援案件经费问题。
（三）法律援助对象范围不断扩大。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中，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和受援面，争取做到应援尽援。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还上门提供服务。自20__年以来，我们将农民工纳入法律援助对象范围，成立了农民工“绿色通道”，只要能证明农民工身份，不论本地还是外地，不用审查其它条件，都会方便快捷的为其提供法律援助。20__年6月份，法律援助律师成功办理了一起涉外劳动争议纠纷：20__年7月，安陆市府城办事处护国社区涉外务工人员赵某、甘某与孝昌一涉外劳务
公司签订了两年的赴利比亚务工合同。20__年2月，由于利比亚爆发内战，赵某、甘某被迫终止合同回国。劳务公司以违约为由，克扣了赵某、甘某的工资1万元。多次讨薪无果的赵某、甘某无奈之下向安陆市法律援助中心求助。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受理了此案。在法院庭审理过程中，最终双方达成协议，调解结案，并履行完毕，赵某、甘某得到了所欠薪酬1万元。20__年以来，安陆市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共计600余起，帮助讨要工资总计达1000万余元。
（四）法律援助便民措施不断完善。一是简化审查程序，实行限时服务承诺制度，做到当天受理、当天审查，加快受理法律援助的审批速度，保证符合条件的人员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同时对一些情况紧急的法律援助案件，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引发严重事件，先行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再进行经济困难条件审查。二是实行首问负责制度，法律援助中心安排法律工作者轮流值班，谁接待的案件谁负责，同时规定，当事人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或请求解答其他法律问题时，由首次接待的工作人员按相关规定负责处理，减少指派等中间环节，避免推脱等情况的出现；案件审理过程中，随时电话回访受援人，并旁听重点案件审理；案件终结后，再回访受援人，并有专人进行案件抽查评审。三是依托在基层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援助联络工作站和联系点，方便并及时受理群众的法律援助申请。四是在办案过程中，加大非诉讼协商、调解和诉讼外调解的工作力度，尽量降低维权的成本。20__年1月份，法律援助中心成功办理了一起劳动争议纠纷：外地农民工覃某于20__年2月到四方金属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从事抛光外包工作。20__年6月9日上午，覃某在工作中，因机器突然出现故障，被机器击伤。经医院诊断，覃某上下颌骨多处骨折，颌面部多处软组织挫裂伤，同时口腔内有10颗以上牙齿脱落，面部形成疤痕，并导致言语不清的终生残疾。发生事故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始终不能达成一致，走投无路的覃某来到法律援助中心要求法律援助。受理案件之后，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多方收集相关证据，了解事实。经过数次交涉，于20__年1月13日，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进行劳动关系确认的前提下，向安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认定覃某的伤为工伤，伤残等级被鉴别为八级。20__年1月16日，向安陆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最终，通过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由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各种赔偿金总计八万余元，另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及后期治疗费等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办理。
（五）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提升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一是积极主动向党委、政府主管领导汇报法律援助工作；二是在“六五”普法和“法律六进”活动中大力宣传法律援助工作；三是在各个不同节点大力宣传法律援助工作。四是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体进行法律援助知识宣传。多次深入建筑工地和农民工较为集中的企业，为农民工送去了法律援助知识，引导农民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解决纠纷，受到农民工的欢迎。五是编印法律援助宣传资料。制作、编印法律援助手册，向全市发放法律援助宣传资料30000余份。通过多层面、多形式的宣传，法律援助知晓率不断提高，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前来咨询和申请法律援助的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弱势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的维护。
（六）近三年来的法律援助工作情况
20__年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来电来访咨询820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80件，其中刑事案件10件，民事案件120件、非诉案件50件，受援人1300余人次，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或收到经济利益300余万元。
20__年，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来电来访咨询1100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00件，其中刑事案件15件，民事案件130件、非诉54件、行政案件1件，受援人1500余人次，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或收到经济利益450余万元。
20__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来电来访咨询1300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20件，其中刑事案件16件，民事案件150件、非诉54件、行政案件2件，受援人1800余人次，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或收到经济利益500余万元。
四、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我市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但在实际工作中，表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认识不够到位。
法律援助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司法行政部门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责无旁贷的，但财政、民政、工商、法院等部门及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同样也有相应的工作任务，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携手、通力协作才能完成。但一些相关部门和领导对法律援助了解不多、重视不够，存在种种误解，甚至有的认为法律援助只是司法行政部门甚至是律师的事情，这就造成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部门不执行有关法律援助规定的现象，导致法律援助案件与司法救助及档案查询等衔接不到位，应予减免的费用实际上也未完全减免，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计，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得到援助的不足四分之一。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法律工作者一般办理一起案件所花费的费用最低为500元左右，也就是说，办理一起法律援助案件的最低保障经费不能低于500元，但在实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中，基本没有达到这一最低标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工作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连必要的交通、住宿补贴也满足不了，还要支付各类调查费用，直接加重了办案的负担，影响了法律工作人员办案的积极性，更不用说吸引高素质法律人才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了。
（三）专业人员严重不足。
仅根据安陆市20__年的数据统计，全市低保户共有14795户，其中城镇低保户5305户，农村低保救助人数9490户。而全市法律援助工作者只有43人，法律援助机构中的专职工作人员仅3人，法律援助力量已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实际需求。法律援助制度需要大量有能力、有责任心的社会执业律师参与，但是现在的律师人数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特别是专业法律援助工作者。随着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责日益增加，法律援助工作已扩展到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这就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既要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和法律规定，又要熟悉经济政策和行政管理制度；既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又要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但当前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中存在着业务能力不高的问题，不能适应当前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
（四）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还不够大。
法律援助工作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一切资源，尽可能使更多的困难群众能够获得法律援助。目前法律援助困难标准一般设为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这不仅忽略了一些生活在最低保障线边缘的困难群体，同时也把一些收入超过经济困难标准但又付不起律师费的“夹心阶层”包括收入虽可，但因灾病等原因致贫者拒之门外。其次是对刑事公诉案件三类被告人无须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而提供法律援助，但却并不包括被害人，而这实际上对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非常不利的。
五、对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一）畅通工作渠道，保证法律援助规定的落实。
针对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现的个别部门衔接不到位，个别部门过分强调困难而对有关规定消极执行问题。公、检、法、司、仲裁、劳动等部门应加强相互间的沟通协调，研究具体措施，畅通工作渠道，认真落实各种规定，使各个机关形成一种合力，相互配合，为弱势群体申请法律援助提供方便，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和影响力，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加强组织领导，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能力。
一是人员保障。法律援助机构专职人员的配备应该与工作任务相适应，为加强法律援助中心的队伍力量，缓解人员紧缺问题，应协调人事和劳动保障部门，公开向社会招募法律专业的公益性岗位，以弥补基层法律专业人员的不足。二是经费保障。争取建立法律援助经费动态调整机制，将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适当上调，建议案件按500¬¬—20__元/案左右，统一办案补贴标准。同时，为充分调动法律援助联络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建议为各村（社区）的法律援助联络员每年发放100元不等的补贴，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各级政府已经把法律援助纳入“民心工程”和为民办实事项目，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要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还需加大法律援助的保障力度，就是要为法律援助提供足额、稳定的经费保障，这样才能保证法律援助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三是培训保障。加强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法律专业知识、诉讼和非诉讼技能培训，建议每年对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培训1次以上。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使各类法律援助工作站和法律援助联络点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三）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业务能力建设和行风建设，培养和打造一支过硬的法律援助工作队伍
法律援助机构要认真抓好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加强职业道德的建设。广大法律援助工作者要坚定政治信念，端正执业理念、规范执业行为，始终做到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努力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要加强法律法规学习，有计划、有力度、有效果地逐级开展教育培训工作，把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及时更新学习内容，创新学习方式，努力提高执业能力和执业水平。法律援助工作者要强化责任意识，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努力办好每一个案件，处理好每一件事情。要发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坚持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坚决防止和杜绝违反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行为，培养和打造一支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法律援助工作的过硬队伍。
（四）拓宽法律援助经费渠道，增加资金保障能力。
要积极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法律援助资金的支持。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要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和要求，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积极建立可靠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一方面，政府提供必要的经费，是国家保障法律援助实施的应尽责任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开辟筹措法律援助经费的渠道。从基层实践来看，当前，法律援助经费需要多渠道筹措。一是进一步强调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责任。责任就是义务，意味着政府对于法律援助不能懈怠，不能推诿，不能可有可无，而应当采取多方措施，加大保障和支持力度。应确立法律援助个案经费最低标准，落实到律师本人；指令基层政府把法律援助活动经费列入当地政府的财政预算，由人大监督，设立独立账户，并实行年度审计制度，确保法律援助获得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二是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以基金形式接受捐助增强融资能力广泛筹集资金，并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可使用资金使基金会募集的资金作为有效的、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三是设立发行社会公益福利。根据民政部的有关规定，发行公益福利的目的是更好地集资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从法律援助的本质特征来说，法律援助也是救济贫困者，为特殊困难的人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公益事业。因此，要争取在社会福利资金中分配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也可在公益中设法律援助，募集社会资金，所获收益全部用于法律援助，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四是从律师、公证业会费中可以适量提取。五是民间捐助。六是受援者从胜诉获得的收益中返还适当部分。根据近年来各类法律援助案件大幅上升、物价水平发生很大变化的实际，保证法律援助经费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进一步提升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同时相应调高法律援助办案补助标准，有利于调动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
（五）加大法律援助宣传力度，提高社会知晓率。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工作机构要充分运用各种形式，加大对《法律援助条例条例》和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新闻媒体、开展义务咨询活动等多种形式宣传法律援助，畅通法律援助渠道。使各级领导更加重视和关心法律援助工作，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和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各部门更加认识和理解各自在《条例》实施中所担负的职责，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良好氛围，让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及时得到法律帮助，实现和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在乡镇要依托司法所，利用农闲时节，采取多种形式为每个行政村培训法律“明白人”，通过法律“明白人”向准备进城务工的农民讲解法律知识，使农民工在外出打工前对相关法律知识有所了解，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积极和劳动、建设部门协调、配合，对一些农民工，尤其是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发放《法律援助联系卡》，方便农民工及时求助于法律援助中。
（六）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
法律援助的不足篇5
一、接待咨询方面：
二、受理、审批、指派方面：
在中心成立之初，我们就建立了一系列受理、审批、指派制度，保证法律援助申请在规定的7天时限内做出批示，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及时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对于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也及时告知理由及申请复议途径。对于农民工申请工伤及讨薪法律援助事项，我们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不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关经济困难证明。对于公检法部门转交的被羁押的罪犯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中心也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予以提供援助。同时，为了保证规范化建设落到实处，我们按照上级业务部门要求，使用统一的格式文书。对基层法律援助站承办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我们也统一制作了规范化文本供援助站使用，做到规范操作，文明服务。
三、案件办理方面:
动为了督促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情况，我们不定时地对开庭审理案件进行到庭旁听，并随时向当事人或承办律师了解案件办理情况，要求承办人员必须做到案件材料齐全、程序完好、服务质量优良。对律师办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中心也及时予以协调处理，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实行集体讨论研究制度，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法律援助案件承办质量。为了理顺与相关部门的工作关系，中心积极进行协调沟通。如今，基本上实现了与劳动仲裁衔接以及与司法救助的对接，与法院基本上做到互查互免。对于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心开辟了诉前介入等法律援助程序，保证了与检察、法院等相关部门的配合畅通。此外，由于长乐没有相关鉴定机构，我们也积极协助当事人向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提出减免或缓缴相关鉴定费用申请，保证当事人能够顺利进入诉讼程序。
四、案件监督方面：
为了保证律师承办案件的质量，我们推行案件跟踪制度。在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义务的基础上，明确告知当事人承办律师以及法援机构人员不得向受援人收取财物及费用，并在《告知单》上附上投诉电话，我们还逐案发放办案质量跟踪表，依托局机关建立了投诉事项登记、调查和处理制度。对办结案件，中心严格审查案件材料等是否齐全以及当事人反馈意见，全面对案件进行审查和评估，保证案件质量监督机制落到实处。对审查合格的案件，及时予以发放办案补贴。此外，中心还不定期地开展案件质量自查活动，加强与兄弟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联系，并通过走访，及时沟通提供法律援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做到早发现、早补缺，有效地保证了案件质量，为规范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通过自查，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目前我市法援工作还存在的一些困难与不足之处，主要是：
1、中心人员力量不足。随着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开展，中心人员不足的劣势进一步得以凸显。目前，由于中心尚未列入参公管理，无法吸引法律专业人员加入到法律援助队伍。中心编制3人，由于调动或辞职，当前中心无人占编。中心人员依托局机关公务员进行管理运作。
法律援助的不足篇6
关键词：政府法律援助；民间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监督机制；社会认知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194-04
一、现阶段我国法律援助呈现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它的含义不仅体现在对于经济困难或者有其他原因导致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救济途径无法保障自身利益的公民的救助，而且还体现在无偿提供法律救助服务中。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援助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它不仅以服务社会弱势群体为己任，使一些在经济上有困难的且想通过诉讼来给自己讨个公道的人有路可寻，而且也在改善民生上有了诸多贡献。
（一）法律援助机构由政府设立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的规定将法律援助归于政府的职责，政府在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地位是重中之重，要将法律中的内容落到实处，使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救助。政府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时，也是将自己的工作任务进行细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运作。政府法律援助在我国整个法律援助框架中是重中之重，并且由县级以上政府在不同的地域内按等级将法律援助工作进行划分与整合。
从《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其他部门法涉及到的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来看，政府的主要职责为，对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使他们能通过这种无偿服务来维护自身权益。制定科学有效的发展发展方向，使法律援助机构井然有序的运行，并且对于法律援助制定完备的服务体系。对于受帮助的公民，明确提供服务的范围，更可能广泛地为公民提供帮助，让他们感受到法治的阳光。
（二）民间法律援助作为补充
民间法律援助是社会私人或团体组织自发形成的，他们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目的是公益性的，免费为经济困难或者缺乏专业法律知识的特殊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民间法律援助的开展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政府法律援助的工作内容，在政府法律援助涉猎不到的方面进行覆盖，并且在实践中，促进了政府在法律援助方面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使得社会资源得到整合。民间法律援助组织的发展时间很早，如北京大学法学院于1995年就建立了“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年”，华东政法大学于2005年建立了“劳动法律服务中心”等。这只是两个极其普通的例子，像这样的机构还有很多，而民间法律援助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这也是我国整个法律援助队伍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三）法律援助只针对特定对象
根据相关法律来看，我国法律援助所针对的主体具有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体现为它只帮助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特殊群体和特定情况下的当事人。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在2013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将法律援助的范围进行了扩充，从修改的内容可以看出，被告在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限制没有以前苛刻了，只要被告因经济苦难或某种程度上的特殊原因无法通过正常法律援助途径来保障自身的权利，就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民事、行政法律援助的范围更多地体现在国家赔偿的案件和当事人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等案件。
通过减免诉讼费用，提供律师咨询案件等法律援助的方式对于案件被告人和特殊群体的当事人来说，无疑是让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刑事案件领域中，根据《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对于被告人有经济困难的或者是盲、聋、哑的被告人或者未成年，就有资格申请法律援助且可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民事和行政案件领域中，法律援助涉猎的是几种特殊情况下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当然对于缺乏相关法律知识的人且经济上还算宽裕的人，可以进行相关问题的咨询。法律援助针对这些特殊群体，这是一种便民的表现，说到底只有将群众的切身利益落到实处，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我国法律援助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区别
早在15世纪时，苏格兰就颁布了一条法规，使得法律援助的雏形初现，在之后的进程中，法律援助在西方国家得到很好的完善与发展。而我国从1994年提出并实施，2003年才有相应的条例，发展时间远远不及其他国家，但也有显著的成效。虽然起步晚且经验不丰富，但也是与“依法治国”的理念相照应，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法律援助作为保障人权的一项制度，在发达国家中主要是以人格为基础的，只要符合规定即可享有这项权利，在我们国家，法律援助还暂且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出现，对于公民来说，还没有颁布“法律援助”这项专门的权利来直接享有，只能是一部分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情境下才可以享有法律援助。因此，我国还需根据立法的深入和国情的变化对于法律援助做出改变。
无偿法律援助服务使公民的权利得到维护，但是在法律援助工作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后，也是需要花销的，经费上来说，国外或者国内都是政府支付费用，只是在筹集款项上我国的筹集方式没有国外的方式多，比如国外就可以通过某个基金会的捐款来扩充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等。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是专款专用，无论从法律援助经费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还是从人均法律援助比例来看，都少得可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进展。
三、我国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一）以哈尔滨市法律援助建设存在的问题为例
《哈尔滨市法律援助条例》于1999年11月4日通过，比国务院出台的《法律援助条例》在时间上要早，但是自1999年这部条例出台后，就再也没有修改过，总是说法律的颁布在一段时间后有其滞后性，哈尔滨法律援助条例更是有些滞后了，没有从现阶段出现的实际问题中出发，对条例进行补充和修改从而解决实际问题。从《哈尔滨市法律援助条例》的内容来看，条例中对法律援助的对象做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对于本市区内符合条件的弱势群体进行救助。
宣传的对象不够全面，群众知晓率不高。就以哈尔滨市周边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为例，虽然法律援助机构每年都进行广泛的宣传，但宣传活动主要集中在乡镇集镇，使得一些足不出户的老百姓并没有及时了解到法律援助基本的知识，甚至对于基本的法律知识也知之甚少，就更不用说法律援助的内容了，这样的维权意识正是由于宣传的倾向性没有照顾到该照顾的特定主体，使得法律援助付诸实践时成效并不高。
法律援助经费不足。在哈尔滨市，法律援助机构是设立在司法局下的，有道外区法律援助中心、道里区法律援助中心等15个法律援助中心。据统计，哈尔滨市从1997年建立法律援助中心至2015年，总共受理了35100余件符合法律援助范围与条件的案件，并且接待的无偿咨询人数有数万人。看到这些显赫的成绩，可以说，进行法律援助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但是就它本身的单位性质来看，它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所要面对的是十分庞大的案件受理，不仅人员上可能跟不上，经费的来源远不能弥补。法律援助的经费还要根据政府每年的财政款项来进行调整，这便会使每年的经费受影响，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经费不足，会使得工作人员有所懈怠，办理案件的律师不认真办案。
（二）我国法律援助突显的几点不足
立法层次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健全且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至少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出台，或者说在一国宪法中有所体现，但我国宪法里没有关于法律援助的特别规定。立法的层次太低，立法不够完善，法律援助只有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法律援助没有得到解决。
法律援助机构内部运作的不足。从机构内部来看，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制和运行经费上。对于法律援助内部运作来说，在部分地区还有乱收费的现象，这使得法律援助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可能会受到损伤，而且此类事件对于其内部的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律师的声誉来说会很不利的。因此可以看出，造成以上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监督机制和专业的监督手段，当上述的情况愈演愈烈时，会影响当事人所处案件可能存在的不利于己的后果的担心，同时也产生对法律援助机构的不信任。经费保障存在不足，法律援助是政法的职责，自然经费的多少是与政府的经济状况有关联的，再加之一些地区对于法律援助工作的不重视，使得经费就更少了。在我国，律师是无偿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如若经费少，那么对于律师的补偿就更少了，这也是会对他们积极办案有直接影响的。
社会认知存在着片面现象。法律援助在一些区域能有利开展是与宣传力度的大小有着直接关系的。更何况对于一些偏远的地区，还有农村地区，宣传不到位，农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条件才符合法律援助，以及如何去申请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民间法律援助在我国没有受到重视，一些社会公益组织因相关证件的缺失就不能担任法律援助的工作，这会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这也进一步使得需要得到帮助的当事人进行法律援助的方式仅限于政府下的法律援助机构，局限了群众的办案选择。
四、针对我国法律援助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立法要深入
提高立法层次，有针对性的一部法律来规定法律援助的有关问题是关键。全国上下应当将法律援助重视起来，出台更高层次的立法，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方的实际发展情况，出台相应的条例，使得法律援助工作更加规范化，并在实践中更有效力，从而反过来也能促使我国法律得到发展与完善。
（二）提高法律援助机构内部运作效率
对于一个机构来说监督机制的建立和保障是十分有必要的，可以使各个部门有效地完成工作，还可以杜绝机构内部一些不合理现象的出现，对于法律援助来说，监督机制的完善也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法律援助的案件众多，但始终没有一个标准对案件进行评估。标准的不确立，会导致对于相同的案件，法律援助的机构处理的结果可能不同，这样会严重影响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可以对案件质量设定相关标准，形成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模式，并定期对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服务情况进行评审和监督。另一方面，对于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工作能力要提高要求，并形成工作人员惩戒办法，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严格管理。这样的要求，会减少工作人员的违纪现象，提高工作服务质量。同时，社会中广大群众的监督也十分重要，法律援助机构可建立诉讼、举报投诉制度，接受社会的监督。在受到群众的监督下，会有效减少违规办案行为的发生，提高案件的质量，使法律援助工作更加公平公正，更加合理化。
经费支持对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是很重要的，对于经费不足的事实，只有通过多渠道获得经费的支持，提高补偿，才能使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更有积极性。法律援助队伍的壮大也应落到实处，毕竟一个法律援助工作机构如若人员不足便很难支撑所有需要办理的案件。那么，这对于当事人想要迫切得到法律帮助，工作人员想要尽量解决当事人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因此，经费的保障显得尤为重要。
（三）加强社会认知的覆盖率
要让基层人民群众知晓并能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深入农村、各个社区及企业，加强群众对法律援助的认识。对于民间法律援助工作者来说，更应该受到鼓舞，既然是本着服务大众的爱心活动，也应当参与到法律援助的工作中来，呼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使大众能对法律援助有个基础性的了解。
（四）我国法律援助创新制度的推进
最大限度地确保弱势群体的公平正义，遵守法律程序，加强法律援助工作，若要想推动法律援助事业发展，就要通过创新的方式。如今面对新的形势，法律援助的开展应当与时俱进，有所创新。
首先，根据这种司法救助的对象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我国应当扩大法律援助队伍的建设，让民间法律援助也参与进来，使法律援助工作能高效运作，和谐发展。法律援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特殊群体的法律问题，对于一个受案范围广，政府法律援助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同时兼顾不好案件质量，在全心全意办好案件的同时降低了工作效率。解决这一对矛盾的最好方法是扩大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机构范围，让民间法律援助机构也能更广泛地参与进来。比如政府可允许工会、有能力的高校及其他有法律援助意愿的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这样使他们投身于法律服务工作中，很好地解决了这对矛盾，也为和谐社会的建设献上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尤其对于高校建立法律援助中心或法律援助诊所，有雄厚法律知识功底的教师带领有相关法律知识储备的学生进行法律援助工作，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学生实践课程，而且将课堂获取的知识运用于现实案件中，无偿帮助了弱势群体，弘扬正义。某种程度上，民间法律援助对政府法律援助的不足进行了补充，那么政府应当面向社会组织设立较为宽松的政策，让他们尽可能地参与进来。对于民间法律援助相关证件证明的问题应当放宽，这样才能使更多的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参与其中，他们也才有信心参与其中，为老百姓办实事。
其次，各个地区应当建立健全功能全面、安全可靠的法律援助信息咨询工作网络。有必要时可以创建相应app应用软件的服务功能，在微信等网络公共平台中推送订阅号，让更多的人关注法律援助在本辖区的最新动态，以及对于不懂的问题进行线上咨询。当然，对于法律援助热线12348的提供，各个地区应当有专职人员接听解答，使群众通过最便利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法律问题。
最后，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应当对政府工作人员设立一个评价体系，法律援助机构也不例外，接受服务的群众可以对工作人员或者律师进行满意度评价。这样不仅可以杜绝工作人员在服务过程中行为懒散、态度恶劣的情况，而且可以提高服务质量，使法律援助工作朝着科学高效的方向发展。
五、总结
从法律援助在我国发展的这二十年来看，法律援助工作经历了风风雨雨，取得许多可喜可贺的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想要解决变化中的困境，就要牢牢抓住与时俱进的思想，主动出击解决问题，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越做越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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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不足篇7
要缓解矛盾，增加法律援助资源是根本，确切的说就是要增加参与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的人数。目前《法律援助条例》主要是依靠律师、基层法律服务者。公证员等职业法律人提供法律援助，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法律预备役”—法学专业大学生。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目前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高等院校有500余所，在校法学生人数达到了80余万人。这些法学专业大学生通过学校的专业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法律基本理论和基础技能，同时又由于长期处于理论学习状态，缺乏必要的实践锻炼，造成了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学毕业生能力在法律应用方面的弱势。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不论是我国法学教育，还是法学专业大学生，为了弥补自身不足，都会产生参与实践的迫切需求。这正好能够缓解目前我国法律援助资源紧缺的现状。
二、大学生法律援助的现状分析
1、相关法律制度模糊
截至目前，我国专门针对法律援助制定的实体法只有《法律援助条例》，而该条例自2003年9月1日实施后，至今未修订或颁布司法解释及实施细则，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规定仍是非常原则性的。这就造成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形式和认可度无法明确。在实践中，大学生自发组成的法律援助机构往往得不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认可，学生只能以个人名义参与案件。而根据《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大学生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与刑事或行政诉讼案件的，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受到了较大限制，尤其是在阅卷和会见当事人方面的限制，直接损害作为弱势群体的当事人利益，使得法律援助的宗旨和意义得不到实现。
2、组织建立与管理不健全
目前高校内的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大多是由学生自发建立的学生社团，其基本成员(包括社团领导和骨干分子)主要是在校学生，指导教师多是受学生邀请而自发参与的。学校对社团工作基本不参与，对其持放任自流的态度。在校学生由于没有工作经历，与社会接触不够，对如何管理和运营一个团队缺乏经验。成员参与社团活动的积极性主要依靠个体兴趣和新鲜感维持，缺乏相应的内部规章制度管控或有制度却不能很好的贯彻实施。这就导致了社团呈现出组织管理松散、成员流动性大，社团稳定性差等特点。
3、成员分布不均，能力有待提高
从在校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年级分布来看，各高校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人数的80%都来源于大一、大二学生，大三学生所占比例很少，大四学生几乎不参加。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一、大二学生进入高校时间不长，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强，对参与学生社团活动的激情高，而大三、大四学生由于面临毕业和就业的压力，多数学生都忙于备战研究生考试、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或者在校外找工作，空余时间大大压缩，无法全身心投入到法律援助中来。但是由于成员主要集中在大一、大二年级，学生还没有完成全部法学专业主干课程的学习，专业知识不完整，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不能够很好的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待其专业技能和经验提高后，又因面临毕业而无法继续参与法律援助，造成大学生法律援助能力始终停滞在较低水平。据统计，在上海接受过高校法律援助咨询的当事人对大学生所提供的援助服务的满意率仅为50%。①
4、指导老师人数不足
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是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活动，而大学生在校期间不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践能力都是不足以支撑其独立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因此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离不开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办案经验以及较强的办案能力的指导老师。但目前我国高等院校老师除教授课程外，其主要工作是做学术研究，能够兼顾并做好法律实践的双能型老师数量不多。此外，作为法律援助指导老师，目前主要是以无偿帮助为主要形式，指导工作也不是像日常教学工作那样有固定的场所和工作时间，往往需要老师随着援助案件的处理进程不定时往返于司法机关、当事人和学生之间，需要老师牺牲大量的个人时间和精力，因此许多老师不愿意参与指导工作。
5、法律援助经费筹集难
大学生一般是以校园法律援助中心等高校学生社团作为参加法律援助活动的媒介和载体。但这类社团主要是学生自治组织，而非盈利机构，其资金主要来源于高校社团经费拨付和学生自筹，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固定的资金来源。与此相对，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法律应用类实践活动，大学生参与援助必然要求一定的物质基础，例如办公场所、办公用品、差旅费等，而这些目前都是由高校法律援助学生社团自行承担。因此，高校法律援助学生社团常常出现资金短缺的困境。援助资金的匮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的正常开展。援助活动质量的高低受到资金情况波动的影响，造成援助活动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降低了当事人对大学生法律援助的认可程度。
6、与其他力量缺乏沟通
在大学生法律援助面临种种困境，难以独自前行时，更多时候选择的是暂停活动甚至放弃，极少与法律援助的其他力量进行沟通，寻求支持。《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依照上述法律，政府机关和执业律师有参与法律援助的法定义务，而且由于其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使得他们在参与法律援助的不同阶段或方面具有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所不具备但又急需的资源优势。如果不能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共同促进大学生法律援助活动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大学生法律援助将是举步维艰的。
三、大学生法律援助的意义
1、社会层面
(1)大学生法律援助能够有效缓解现阶段我国法律援助资源紧缺的局面。我国现有参与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职业法律人，其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执业律师。但是目前我国在册的执业律师尚不足30万，仅仅是法学专业在校大学生人数的1/3。此外，职业法律人分布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覆盖面有限，但大学生因其来源的广泛性，造成其能够有效辐射的覆盖面要远远大于职业法律人。
(2)大学生法律援助能够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减少政府负担。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自《法律援助条例》颁布以来，鲜有其他法律法规提及或完善，加上当事人寻求救助途径不畅通、政府投入经费严重不足等原因，造成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缓慢。依照《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优势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不仅具有法律制度上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更是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模式单一的缺点进行了完善。同时大量愿意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大学生的加入，还能够减轻政府经济负担，促进法律援助经济资源的优势配置。
(3)大学生法律援助是对我国高校法学教育的重要补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但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总体而言是一种以教为本的应试教育。②这种教育模式大大限制了学生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让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则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而鲜活的案例来源，通过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印证，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能力，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4)大学生法律援助能够切实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大学生通过与当事人交谈、收集整理案件材料、分析案情、拟定法律文书等方式将自己所学所会应用于当事人的实际案件。一方面，当事人通过法律援助能够平等的面对法律及司法审判，确保当事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成司法案件的个案公正;另一方面，当事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不断接收、理解案件相关法律知识，既能提高普通当事人的法律认识，帮助其树立法治意识，还能促进当事人对司法审判的理解，提高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2、个体层面
(1)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能够锻炼其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参与法律援助不仅仅是简单的提供法律知识的咨询，还要求大学生在接触案件后从纷繁驳杂的现象中抽离问题的实质，这中间可能涉及多个法律部门或多门社会科学知识，可能还需要与不同阶层人群进行沟通交流，这些就要求学生具备多种法律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以及社交知识。而这些能力单单通过目前的高校教育是远不能满足的，需要大学生在处理问题中不断去探索、充实、提高。
法律援助的不足篇8
关键词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应用型；法律人才
一、唐山学院构建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初衷
唐山学院是一所地方综合性高校，自2002年设立法学本科专业至今已经有15个年头。在这十几年里，学院的领导和同仁一直在思考专业的培养目标，也就是到底要培养什么类型的法学人才。最终，根据学校的办学理念以及唐山的地方需求，我们确定了以法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为目标的专业发展方向。根据培养目标，我们必须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此同时，众所周知，法学本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一直是法学专业坚持的原则。所以，唐山学院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完全符合法学学科的实质内涵。按照培养目标的要求，法学专业的教师带领学生进行了多方实践。首先，在授课过程中，突破以理论教学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经常将经典案例带入课堂，与学生在分析实际案例的过程中学习理论。其次，法学专业每年都要组织模拟法庭大赛，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体会法律的精神，在比赛中促进法学知识的学习和运用。最后，每届学生都会被安排中期实习和毕业实习，让他们真正融入到律所、公检法等部门中去，切实体会法律在实践中的运用。可以说，以上的做法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课堂教学毕竟在课堂，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实践法律程序；模拟法庭毕竟带有表演性，不能完全感受到法律的真实存在；中期实习和毕业实多都是帮助相关法律部门整理卷宗或者干些杂活儿，最好也就是在整理卷宗的过程中翻翻卷宗；而且，最后两项活动一年就一次，一次就短短的十几天，根本起不到实质性的效果。我院法学专业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我们必须另辟途径。依托高等院校而建立的法律援助服务组织是一个以大学生为主体，面向社会、无偿为公众提供法律服务的学生自治性公益组织。这一组织的运行模式正好可以满足法学专业的实践需求。因此，唐山学院的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在这样的背景下应用而生。
二、唐山学院构建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意义
唐山学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构建，具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既有利于法学专业的发展，有利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又可以服务于社会，满足社会对法律人才的急切需求。一方面，唐山学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运行模式是：在教师队伍中按照各位教师的学术专长分成刑事法律组、民事法律组、知识产权法律组等，然后在学生队伍中选择一批积极向上、乐于奉献的优秀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为在校师生、社会弱势群体免费提供法律帮助。同时，借助法学专业双师型教师（兼职律师）的职业优势，在非案件的过程中，带领学生实践整个诉讼过程。以上是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建立之初的做法，在组织机构逐步完善基本步入正轨之后，唐山学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可以同时担任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基地的角色，让学生分批分组地长期在这个学生组织中进行法律实践。这样做，首先，培养了学生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良好品质，这一品质是将来成为一名优秀法律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法律的价值在于公平、正义，只有具备良好品质的人才有能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其次，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法律咨询、法律文书、帮助调解、参与诉讼等方式为他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过程，也是学生将抽象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转化为实践工作的过程。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践行了法学理论、提升了自己的实践能力、开阔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培养了自己的专业素养，这些能力也是将来成为一名优秀法律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最后，唐山学院法学专业的办学目的就是要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学生的过程就是专业建设的过程，优秀学生越多，正是法学专业办学能力提升的体现。另一方面，来自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100万件，而实际得到援助的不足四分之一，人力短缺、物力不足和财力匮乏是其中的主要原因。高校法律援助服务组织为适应现阶段社会法治发展需要而应运而生，组成了我国法律援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促进司法公正、完善社会弱者服务体系、推动我国人民法律素养的提高、培养法律后备人才和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以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以民间公益组织为补充的中国法律援助模式”的指导下，我国许多高校的法律院系利用自己的知识和人才优势，创立了高校大学生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并与周边社区建立了稳固的法律援助帮扶关系。以大学生为主体而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不仅带给社会一个良好的法治效应，同时也促进了高校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法学专家一致认为：高校法律援助服务不仅弥补了国家法律援助资金、领域的有限性，同时更贴近广大求助者，从而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信息，推动相关立法的完善和法治环境的改善。因此，唐山学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以服务社会为己任，必将为唐山周边的父老乡亲义不容辞地提供法律援助。
三、唐山学院构建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具体设想
（一）通过多种渠道保证案源
我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在建立之初，无论在校内还是在校外都没有什么社会影响，案源明显不足是肯定要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案源。首先，我们应该走出办公室，深入到学校各（系）部门以及学校周边社区，通过发放宣传小册子、开展户外法律咨询、免费为社区居民提供普法教育、为在校师生进行法律讲座等方式宣传自己。在寒暑假，法律援助服务组织还可以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由教师带队深入到农村、偏远地区进行法律实践服务。其次，动员从事兼职律师工作的教师加入到援助组织的工作中来，借助这些教师的兼职工作带动一批优秀学生，让学生成为这些教师的助手协助处理非诉讼案件的具体工作。再次，做好与司法局、律师事务所、公检法等部门的合作，希望获取他们的帮助，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给予方便。因为法律援助服务是一种无偿免费服务，所以可以请求上述部门在遇到需要援助的当事人时，能够推荐唐山学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最后，还要保持与各类媒体的联系，制作一些宣传我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采访、报道，以此来扩大影响力。此外，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公众号平台，让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娱乐的同时接受法律指导。
（二）建立科学管理模式
唐山学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必须在学校的支持下挑选精兵强将。在指导教师方面，学校要积极与相关教师（思想素质高、专业水平强）进行协商，获取教师的充分理解，鼓励教师加入到这份不挣钱但意义深远的工作中来，希望教师能为我院法学专业的长足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学生方面，学校要与辅导员和各位授课教师询问学生的具体情况，慎重选择一些专业理论功底扎实、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具备乐于助人等优良品质的优秀学生作为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骨干成员，让他们在学生队伍中率先成长起来，起到先锋、楷模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人员选定的前提下，这些成员就要在学院系部的统一领导下具体着手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章程制定，明确组织的机构设置，制定组织的规章制度。机构设置：具体分为负责日常事务的办公室；负责对外宣传的宣传部；负责具体法律援助服务事务的诉讼部；负责法律咨询的法律咨询部；组织案件讨论研究、项目调研的理论研究部以及负责组织社会活动的实践部。这些都是笔者的一些初步想法，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变动。规章制度：包括在章程中明确界定我院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划定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工作方向和受案范围、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组织纪律、值班考勤制度、奖励惩罚办法等等。
（三）开拓资金注入渠道
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一种特殊服务，这种服务的提供不以盈利为目的，提供援助者不可能从中获取一分钱的利益，无偿、无利性正是这种服务的实质内涵，但这项服务的提供并不意味着没有费用的开支。恰恰相反，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会产生诸如宣传费、打印法律文书费、必要交通费、服务人员伙食费、电话费等等必要的费用支出，有时候这笔支出的数目还很大。因此，法律援助服务组织的运行根本离不开资金的注入。资金充裕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服务组织能否正常运行。初步考虑认为，运行资金可以从以下渠道获得：第一，申请我院根据学校财政情况适当予以拨付；第二，申请法学专业根据系部情况适当从专业建设经费中拨付；第三，跟一些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获得这些企业的资金扶持；第四，对于一些需要帮助但并不存在经济困难的当事人适当收取小额费用；第五，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可以接受一些有偿委托服务，比如对一些单位进行法律培训等等。当然，在法律援助服务组织运行过程中，我们还会想更多的办法保证资金的注入，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四）拓宽工作对象和工作范围
为了保证案源、为了保证资金的需求、为了尽快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了让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尽快步入正轨，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应该拓宽工作对象和工作范围。比如，工作对象不仅仅限于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应该扩大到所有需要法律帮助的人，对其中没有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可以收取一定费用；工作范围不仅仅只限于提供法律咨询、诉讼文书、诉讼等诉讼事务，完全可接受当事人委托的法律培训等工作，并收取一定费用。
四、结语
大学生法律援助服务组织还是一个新鲜事物，特别是对于唐山学院而言还刚刚起步，前方的道路还有坎坷和荆棘，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将这份意义深远的工作继续下去。法律的权威、法律的尊严、法律的价值、法律的作用，我们必将在一次次的法律援助服务实践工作中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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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不足篇9
关键词：法律援助;法律诊所;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3-0135-02
1992年5月，武汉大学设立我国高校第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可谓中国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之滥觞。在2000年9月北京大学等高校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引进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之后，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有了自己的师资、经费乃至制度支持，开始走进民众的视野。目前开设以“法律诊所”方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了国内著名大学的法学院和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的一项措施和内容。其中发展较早也成果较好的有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浙江大学法律诊所、北京大学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诊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诊所、人民大学法律诊所、西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中华女子学院法律诊所等。总体来说，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锻炼了学生的法务实践能力，加深其对于法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对于学生可谓有利无害。但在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方面，高校法律援助却遭遇了一定的困阻与尴尬，限制其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一、当前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其原因
（一）部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影响力不足，案源稀少
除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等较为知名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许多高校法援机构宣传渠道有限，往往名声不显，仅依赖过去接待当事人的口耳相传或是机构指导老师的推荐。以笔者所在法律诊所为例，学员所接案源多半来自诊所老师转交业务，即作为律师的指导老师有部分不方便接的案子转交给学员处理;另一部分案源来自于诊所学员每星期在海口区美兰区法院接待点的值班，而当事人直接求助于本学院法律诊所而产生的案源反而寥寥无几。即便是有上述非法律诊所渠道的案源，还是会出现部分学员一整个学期接不到案子的情况。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民事诉讼领域的法律援助需求缺口很大，遭遇法律纠纷的贫弱群体面临着无力负担高额律师费的问题，但在需求的另一端，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大部分高校法援机构又面临着门可罗雀的尴尬，既无法实现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价值，亦使锻炼法科学生法务实践能力的初衷落空。
（二）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专业知识、实务经验均有不足
在具体开展法律援助时，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存在学生专业知识、实务经验都有不同程度不足的情况。不同于已经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律师，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成员多半是所在高校法律院系大二、大三的学生志愿者，连基本法律、法规都尚未学全，更毋庸说各地方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学生志愿者几乎是以“边学边用”的方式在开展法律援助，使得法律援助的效率与当事人的信任度降低。另外，在实务经验方面，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学生志愿者的实务经验几乎为零，在有案源下情况下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积累一定的实务经验，而没有案源的同学的所谓实务经验则完全来自于诊所老师的讲授。学生志愿者实务经验不足，理论与实际脱节，导致真正接受当事人委托往往捉襟见肘。
（三）优质学员定期流失，机构内部缺少学员间的经验传承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通常与法律诊所教育结合开展工作。现行法律诊所教育的是以定期学员制为一般模式，以海南大学“法律诊所”为例，其经过一年或者半年的培养期所培养的学员由于毕业或者读研等原因离开本校，因此每年的开学阶段上门求助的当事人都几乎是新的一期实务经验非常薄弱的学员。普遍的情况是，学员们空有一腔热情想要帮助当事人，但是由于经验的缺乏往往仅仅依据法条与教科书的理论参与法律事务，多有磕巴甚至是帮了倒忙。在这种情形下，与其说学员为当事人提供了法律援助，不如说当事人为学员锤炼了法务经验，增强了社会实践能力多一些。当然，国内目前有个别高校通过招纳研究生进入本校法律援助机构，使得学员在学习期完后还在法援机构有一定的留驻周期，一定程度上为当事人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援助资源，但仍然是治标不治本。总的来说，学员制使得高校法援机构的教学价值远远大于其社会价值。
二、现阶段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对外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情况
鉴于高校法援机构存在上述不足，一些高校在开展法律诊所实践教学时做出了一些探索，其中不乏卓有成效者，笔者以母校海南大学所设“法律诊所”近些年所做的探索为例，略谈当前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融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情况。
（一）组织参与学员法律相关志愿服务活动，拓宽学员实践渠道
海南大学诊所与法学院法律志愿服务协会合作，开设了多项常态化志愿服务项目：一是万福社区摆点法务咨询，该项目旨在为附近社区提供定期、定点的免费法律服务，拉近了学员与当地居民的距离，同时拓宽了案源。二是琼庄小学法律课堂，该项目旨在通过给小学生讲授基本法律常识实现“从娃娃抓法律启蒙”的理念，同时也使一部分实务经验不足而法学基础扎实的学员得以发挥所长。三是在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提供志愿速录服务。另外，诊所还多次在妇女节、劳动节组织学员开展维权普法宣传活动。上述形式的活动既帮助学员更多地接触群众，提高了其社会实践能力，了解了基层的法治状况，也帮助案源渠道单一的法律诊所拓宽了案源，增强影响力。
（二）积极与有关单位、机关合作，融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高校法援机构应积极探索自身在现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角色定位。就法律援助这一角色定位来讲，海南大学法律诊所与海口市美兰区法院签订了合作协会，在其立案大厅提供咨询、法律文书、接受委托等服务;就志愿服务这一角色定位来讲，海南大学法律诊所与本市万福社区志愿服务站、海口市司法局海南省立法常委会议都建立了良好的志愿服务合作关系，使得诊所能最大程度融入本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
（三）加强诊所的经验传承与总结
通过诊所学员换届时的经验交流，组织学员撰写法律援助纪实等方式，诊所帮助学员最快速度了解法务特殊性、注意事项以及一些开展工作的技巧、经验，因此近些年新入班学员反映因缺乏经验而使工作受阻的情况大大减少。
三、未来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增强其公共服务职能之展望
（一）高校法律援助与专业科研结合
法律援助本身能够较多地了解基层法治状况，而高校法律院系又负担着就社会民生热点开展法治调研的工作，而开展法治调研为有关部门建言立法抑是建设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必要环节。因此，笔者建议，高校法援机构应充分将本机构法律援助、其他法律相关志愿服务与所在高校法律院系的专业科研结合，改变其仅仅通过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社会的思路。
（二）积极寻求与有关部门的合作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而法科大学生在其中无疑担当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原因在于相比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领域，公民并没有所有“法律援助辩护”的待遇，只能依据生活常识与十分有限甚至是一片空白的法律认知参与诉讼，往往出现不知道、不遵守诉讼程序，甚至是在法庭质疑法律正当性的情况，既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影响了诉讼效率，也使本人的合法权益无从保障。这种情形下，所谓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亟待建立。受制于人员、财政等原因，依赖法院、司法局等机关建立上述体系还不现实，反而法科大学生普遍有参与法务实践的需求，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空白。
各机构可以积极与所在县市法制局、法援中心等部门开展合作，联系与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妇联等建立对口合作点，与当地基层法院合作在立案大厅开设法律咨询、与当地消费者协会建立合作关系等，拓宽案源，增强社会影响力，提高社会认可度。
（三）进一步完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体制
针对我国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管理模式较为松散引发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政府和高校共管模式。但双方必须在范围和管理权限上合理地进行分工。法制局、司法厅等司法行政部门可以对机构的设立、工作范围、人员资格等方面行使管理和监督职能，而高校所在法律院系应当安排专人专项负责法援机构的日常工作、内部人事制度、具体操作程序。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作为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创新思维、锐意进取，充分发挥本机构公共法律服务职能，科学管理，拓宽案源渠道，拓展服务形式，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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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不足篇10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是指国家在刑事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过程中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
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化法制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是公民享有的一项社会基本保障权利，是司法为民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司法人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本质上是保障司法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措施。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合法权益。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作用：
1、体现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为了消除法定权利的平等与保障权利实现的经济条件下不平等的矛盾。国家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在司法体制上完善诉讼民主机制，保障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请不起或者没有聘请律师对于刑事案件当事人来说，也许损失的只是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对于国家来说，受到损害的却是司法公正的原则和形象。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保护妇女、未成年人和盲聋哑残疾人等社会弱者群体的合法权益。
4、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在于减免当事人的费用，使其获得法律帮助，还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调整和规范的死角，从而切实保障法律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
刑事法律援助萌芽于十五世纪末期的苏格兰王国，一度创立了穷人登记册，在册者若提起诉讼，则可免费得到法律顾问和人的帮助。法律援助发展于二十世纪中叶，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陆续建和完善了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其内容从刑事诉讼扩展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对象从为穷人服务扩展为中产阶级服务，其形式从法庭扩展到预防性服务，提供援助范围已涵盖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不同层面的层次，已从保障穷人公民权利发展到福利型福利社会保障制度。把法律援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一种国家福利性质的制度。作为建立和完善法制象征之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量力而行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五十年代开始，法律援助虽然没有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提出和建立，但有关法律援助的一些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在当时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1956年10月20日司法部的《律师收费暂行办法》等文件中，规定了律师免费或减费给予法律帮助的具体案件范围。1979年以后，陆续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工作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是都规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援助，它的法律地位却只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才得以确定。现阶段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要求下于1996年开始全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取得较大发展，并在2003年出台了《法律援助条例》，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今后我们的任务还任重道远。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之中规定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还仅处于维护贫弱残者的合法权益，已不能满足大多数需要法律帮助的公民的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方式、资金管理等方面还需权完善和补充。
二、刑事法律援助对象
建立法律援助对象，对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帮助，首要的问题是确定谁应当被援助的对象，法律援助应向谁提供。否则，法律援助做便无从实施。刑事法律援助对象是指刑事诉讼中，有权或有资格申请并获得法律援助的人，只有具有法律援助对象资格才有权要求有关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律师根据有关规定，减收，缓收或免收其诉讼费用或律师费用。我国《律师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在刑事诉讼中有权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按国家规定获得援助，这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法律依据，我认为该法律条文内涵不明确，比较笼统，首先刑事诉讼含义不清，不知是广义还是狭义，我认为应是广义，包括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其次规定公民需要帮助，需要是人一种主观要求，界线不明，难以操作，可以修改为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包括口头申请和书面申请，第四十一条内容可以修改为：公民在刑事诉讼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申请律师法律援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申请律师给予刑事法律持助。
必须具备和遵循以下四个原则；1、刑事法律援助象只能是自然人，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在国内是否把法人列为法律援助对象争议较大。我认为在刑事法律援助对象中不应包括法人。在刑事诉讼中，法人犯罪处罚一般判处罚金刑。立法本意也是对法人实行经济惩罚为目的，对法人进行法律援助减免收费违背了立法者原意；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被害人地位时，有公诉机关代表国家保护其合法权益，无需另派律师对其进行法律援助，否则增加诉讼成本，加重国家负担。况且法律援助是一种司法人权保障制度，通过对经济困难者减免费用，使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得以保障，故刑事法律援助对象不应该包括法人和非法人团体。
2、刑事法律援助对象一般公限于经济因难者。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从司法上对经济困难者进行救济的一项制度，应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参考本国的贫困线标准，确定法律援助对象的经济标准，根据困难程度确定减免费用的额度，。所有申请都必须通过经济状况审查申请人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确实经济困难且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收入线不高于当地政府确定的最低收入线为宜。
3、确定刑事法律援助对象应实行属地原则。在我国确定刑事法律援助对象应实行属地原则，而不能实行属人原则，这是由刑事案件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在审判实践中，有些刑事被告人隐瞒真名和住址，且无法查清，就不可能实行属人原则。只有实行属地原则，这些被告人才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维护合法权益。在刑事审判中，对于未聘请律师的被告人法院应予指定律师辩护，指定辩护也只能是指定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负有援助义务的律师参于诉讼，这也要求实行属地原则，刑事案件一般由犯罪地的法院管辖，只有实行属地原则确定刑事法律援助对象，才能节省办案时间，节约开支，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贯彻刑事诉讼法，使刑事案件及时审结，确保了司法公正。
4、刑事法律援助的国籍的限制。刑事诉讼中，由于语言、种族的原因，一般会为未聘请辩护律师的外国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依受援人具体经济状况决定收费数额。我认为我国法律援助对待外国人还须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实行对等、互惠原则，如果他国法律对我国公民涉外刑事案件规定我国公民不能享受该国法律援助，我国反之亦然。对于外国刑事被告人，如果经济困难未能聘请律师，首先应由其所属国家使（领）馆提供法律援助费用，但与我国签订了法律援助司法协议中有相互减免有关费用，签约国公民也可以作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受援对象，或者外国刑事被告人所属国既未签约又未提供援助费用，我国出于人道主义，可由法院视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该外国人法律援助。
三、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指一个国家以各种形式所提供的法律援助的具体领域。刑事法律援助包括刑事诉讼辩护和刑事诉讼两个方面，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援助范围相比还不够宽泛。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律援助条文制订的时候我国法律援助处于萌芽状态，现在经过几年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有所完善和进步，我们应顺应世界发展趋势，修订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现阶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范围，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公民人权发展有需要，应该拓展和完善援助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司法机关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自行委托律师法律咨询，但对盲、聋、哑等残疾人和未成年人，我认为他们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委托律师进行免费咨询。侦查机关的超时关押、循私枉法、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律师可以代为监督或控告，为犯罪嫌疑人解答法律问题，或申请取保候审。
2、所有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中，如果被告不能通过自已的能力获得胜任的律师的帮助，法院应该为他们指派律师进街上刑事辩护。被告人明确表示放弃除外，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只规定被告人因经济问题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可以指定辩护，这已不能全面的为被告人提供保障平等权利的行使。在审判实践中。绝大多数法院没有为需要帮助的被告人指定辩护，我认为刑事诉讼法34条的规定应该属于强制性规定。既然法律援助是保障公民平等实现法律规定的权利属于司法人权范畴，在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中。公诉人代表国家行使起诉权，而被告人相对于公诉人而言处于弱者地位，孤立无援，这就迫切需要法律专家律师的帮助，以便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现阶段刑事诉讼的发展，已由传统的纠问式发展到控辩式，法官居中裁判。刑事诉讼中对抗制的发展，从保障被告人和公诉人在法庭上享有平等地位目的出发，更加强调要使处于弱者地位的被告人有充足的机会向法院提供证据和理由，并有效的为自已辩护，这要求被告人必需律师专业人员的帮助才能实现其愿望，保障其合法权益。另外我们也必需认识到：指定辩护并不都属于法律援助范畴。只有减免费用为经济困难的被告人提供刑事辩护才属于法律援助范畴，对于经济状况好的被告人在指定辩护后须返还部分律师费用，或者说补交部分律师费用。
3、公诉人不出庭的公诉案件，因这类刑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公诉人又不出庭，故法院无需为所有未委托律师的被告人指定辩护人，但对盲、聋、哑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必须指定辩护人。对于经济困难者或其他原因未聘请律师的被告人，酌情考虑是否指定辩护人。
4、刑事自诉案件中，对遗弃、虐待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犯罪案件等可以实施法律救助，现阶段审判实践中，自诉案件以当事人举证为主，法院调查为辅。涉及证据的取得，没有律师的参与，当事人是难以有效的取得合法的证据。如果法院认为当事人确有必要聘请律师取证而未能聘请律师，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进行或者辩护，对于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进行法律援助可以实行减免律师费用，对于经济状况好的当事人应由其补交律师费用。
5、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是否能够取得法律援助，应参照民事法律援助规定的条件来确定。对工伤、赡养、请求国家赔偿、抚恤金等方面需获得律师帮助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应该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机构获得司法救助。
四、刑事法律援助方式
刑事法律援助方式是指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基本形式或模式。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援助方式主要有：第一种方式为在刑事诉讼中指定律师辩护，第二种方式为律师减收费用向贫困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援助方式的多样性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去阐述援助方式的未来走势。
1、国家有无必要设立公职辩护人，理论界有所争议。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在实践中大部分地区司法行政机关成立了公职法律援助中心，并配有专职律师承担法律援助工作。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设立公职辩护人，公职辩护人是指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律师享有事业单位人员待遇，有固定工资，办案费用由单位承担，不得接受法律援助之外的当事人的委托。在我国，律师执业不受地域的限制，也不象有些国家分刑事律师和民事律师，分开执业。律师队伍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如果现阶段设立公职辩护人，又可能出现吃大锅饭的现象，公职辩护人可能会有人捧着“金饭碗”，不思进取，滥竽充数，不会尽心尽职干好本职工作，届时辨论水平、技巧和责任心均得不到提高。不设置专职辩护人，让全体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进行法律援助时，有一种高尚荣誉感和义务帮助他人的成就感，这对于提高律师的职业道德是很有好处的。
2、各地的法律援助中心是法律援助的常设机构，援助中心依照当地的具体情况规定辖区内律师每年必须完成一定的法律援助工作量，对于援助律师应适当补偿合理开支费用。对每年能够圆满完成援助义务的律师，应该择优颁发荣誉证书以资奖励，奖励他们在法律援助中的工作成绩，激励更多的律师投身于法律援助工作中。
3、当事人能否自由选择援助律师？我认为不可以。法律援助本身是一种国家行为，一项公益事业，应由国家统一指派援助律师，让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平均分摊援助义务，而不能把援助义务有选择的放在少数律师身上，这样也是不公平的。
4、刑事诉讼中，应由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指定辩护律师。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由法院指定辩护，并未明确由法院何人何机构决定，审判实践常常发生冲突。由审判长指定辩护律师我认为是合适的，因为负责每一具体案件的审判长，对被告人的情况最为了解，审判长在合议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指挥法庭开庭审理过程。故由审判长为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是合适的。具体的选任方式可以是由该地的法律援助中心，把所辖的律师登记在册，按登录的先后顺序决定入选。
5、法律援助应大力发展以大学法学院（系）学为基础的“临床法律援助计划”义务参加援助工作，解决人力资源供需矛盾，法学院学生在有经验的律师指导下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增长自已的实践经验，可以担任律师助手或者提供法律咨询等工作。实习学生一般不收取报酬，但可以因他们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贡献获得适当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精神上的荣誉奖励可以增加法学院学生对律师职业中法律援助的责任感。
五、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及其管理
拥有充足稳定、持续的资金来源和科学严密的管理机制，是发展法律援助制度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法律援助资金的匮乏逐渐成为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在我国受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治和社会状况不稳定，文化程度偏低，贫困人口过多，“吃饭财政”过量等具体国情限制，发展法律援助制度也是力不从心。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有：
1、政府的财政投入是法律援助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制度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以向公民提供法律上的帮助为其主要内容的法律援助制度，其在保障基本人权、扶助被剥夺基本社会权利者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国家所必须承担的国家责任之一，因此政府有义务为法律援活动提供资金，以满足贫民日益增长的对法律服务的需要。在我国由于受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难以承受完全由供给资金的法律援助计划所需要的开支，因而现阶段政府对于法律援助的支援也极为有限。国家投入方式包括政府财政直接拨款和法院减免诉讼费用两种主要方式。财政拨款应该纳入当地财政资金预算体系，受法律保障和权力机关监督，其投入和运作应具有稳定性和可检验性。各级政府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加大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
2、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成立法律援助基金会，筹集专项基金，不仅可以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满足广大经济收入欠佳的贫困者对法律援助工作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也充分体现了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公益事业，基金来源主要有：（一）、国内社团、企业及个人的捐赠和赞助；（二）、基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的利息；（三）、购买债券和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收益；（四）、必要时也可以发行法律援助基金，其收益用于法律援事业。
3、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上缴的费用中提取。律师事务所和律师除依法要求积极自觉投身于法律援助工作之外，有责任从其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缴国家，用于解决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