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篇1
【关键词】城镇发展功能扩散云南沿边开放区
一、云南沿边开放区城镇构成体系
城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产物，需要一定的动力、条件和基础之才能进行功能发挥，也才能建成经济发展中心，带动辐射区域共同发展。云南沿边地区发展基础薄弱，资源利用率低，人口文化素质差，劳动力技术落后和民族众多，导致沿边地区城镇发展滞后，口岸镇、边境县城和腹地城市联系不紧密，在空间上形成了孤立的城镇单元，与县城经济联动作用弱，与腹地城市联系不紧密。
云南沿边开放区城镇由口岸城镇、边境县城和边境口岸城市构成。口岸城镇是边境交往和边境贸易往来形成的，是国家之间发展商贸、物流和资源的重要集聚地;边境县城是沿边县域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具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体系，其城市功能和经济发展要超过口岸城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中心;边境城市是指具有高度城市化特征、城市功能较强、经济发展较好的城镇。
二、云南省沿边开放区城镇发展问题
1、边境县城规模小，中心引力低下
沿边开放区口岸、县城和边境城市，从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产业贡献率等指标来看都属于小城镇，是经济中心的最低层次，很难起到中心极的作用。一是人口规模小。沿边25个边境县市2010年人口统计数据，人口最多为腾冲县64.55万人，景洪市52.05万，贡山县最少3.79万人，且上述人口规模是全县市总人口，边境口岸城镇人口规模则更少，很难集聚起城镇发展人口总量规模。二是经济总量偏低。2010年沿边25个县市国民生产总值总值最高为景洪市、腾冲县和芒市，分别为88.12亿元、70.42亿元和44.29亿元，低于云南省其他发达县市。三是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人均居民储蓄存款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都低于省平均水平。2010年沿边25个县市中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居民储蓄存款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三项目指标最高为瑞丽市，最低为福贡县，高于省均水平的只有瑞丽市、景洪市和腾冲县，其他22个县低于平均数值，造成城镇发展经济总量偏小，中心引力降低，对区域经济发展辐射和影响力减弱。
2、边境口岸辐射面狭窄，岸城联系分离
边境口岸城镇和县域中心城镇分离，12个沿边口岸城镇是单独建成的，与县城距离较远。金水河口岸距县城38公里，天保口岸距县城40公里，磨憨口岸距县城52公里，猴桥口岸距县城65公里，孟定清水河口岸距县城83公里，田蓬口岸县城80公里，片马口岸距离县城96公里，打洛口岸距离县城81公里，磨憨口岸距离县城52公里，在空间上形成了孤立的口岸城镇，与县城经济联动作用减弱。县城与口岸空间距离较短或是共建的只有河口、孟连、沧源、盈江、畹町和瑞丽，都是通过建立独立开发区和开放区的方式进行口岸运作，县城对口岸城镇功难于充分发挥。从边境口岸城镇与边境地区中心城市影响力来看，中心城市与边境口岸城镇良好的互动发展关系难于形成，文山市与田蓬、天保距离有235公里和120公里，蒙自市到金水河和河口距离208公里和148公里，景洪市与打洛口岸、磨憨口岸距离在121公里和170公里，普洱市距孟连、孟康口岸在225公里和126公里，临沧市距离孟定、南伞、沧源口岸距离在200公里以上，造成了岸城镇的分离，城市对口岸经济影响力退化。
3、边境城镇功能弱化，产业结构单一
云南边境口岸城镇是从出入境口岸和边贸互市点基础上形成的，口岸集镇整体属于乡镇中心，如片马、猴桥、孟定等，在我国城市体系中属于最低档次，城镇功能不完善，作用不明显。三个边境城市瑞丽、畹町和河口属于县城市，其他县级口岸如章凤、盈江、沧源等实际是县城的部分区域，难于形成完备的城市型口岸，城市功能短缺和功能发育程度低下，中心极化作用被大量抵消。云南沿边25个边境县市，整体属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低，支柱型产业依赖于自然资源型如咖啡、农业等，城镇经济核心型产业发展不足，难于建成云南边境城镇中心。
4、边境城镇影响因素强化，发展受限制多
边境的开发与开放受邻国政治、经济环境影响较大。云南沿边城镇主要与越南、老挝和缅甸三个国家相邻，间接辐射印度、泰国等南亚及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整体发展落后于中国，政局动荡和国家经济体制等因素，造成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合作度难于提高，边境合作区和开发区建设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缺乏产业带动的城镇发展水平无形受到影响。边境城镇居民对国际经贸规则掌握少，经济纠纷矛盾及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制度不同，影响了口岸城镇功能定位与发展模式选择，以单纯货物贸易、边境旅游产业和边境加工业畸形发展，造成加工产业发展浅层次，难于推动边境城镇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影响城镇经济集散效应。边境城镇承载力不足，基于土地、人口、技术等要素制约，边境城镇整体发展不高，对腹地城市的产业接纳力较弱，难以发挥进出口贸易中转的作用。
三、云南沿边开放区城镇发展与功能扩散
1、城镇功能扩散机制
沿边口岸城镇要成为经济发展中心点。云南沿边开放区要利用现有口岸以及将要建成的口岸城镇，以灵活的土地、税收、金融政策为口岸地区贸易加工合作区、商品出口集中加工区和保税区建成服务，引进国内外经济实体及企业共同开发口岸优势资源，逐步建成口岸经济圈，促进云南边境口岸城镇中心点发展。
边境县城要成为联系口岸与腹地城市核心点。边境县城与口岸重合区要发挥双重功能，既成为县城经济发展起飞区又成为扩散与联动腹地城市关键区，通过口岸贸易把沿边国家的产品、资源和特色产业引进来，实现内地加工贸易产品价值提升，同时把内地加工产品和商品通过边境县城与口岸向临近国家输出，促进县城经济功能全面拓展。
边境口岸城市要成为沿边开放区深化示范点。三个边境口岸城市已经初具城市规模，但人口少、贸易方式单一、资源利用率低和城市功能作用弱化等很难成为沿边深化发展重点。边境口岸城市要充分结合自身区位特点与忧伤，利用国家给予特殊政策和优化条件，建立一系列深层次的边境加工区、边贸合作区和边境特区，引进邻国或者相邻地区客商进入合作区从事资源型加工、特色产品贸易和双边商品贸易产业发展等，并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产业，推进边境口岸城市发展。
沿边腹地城市要成为经济带上重要起飞点。普洱、临沧和保山属地级市，景洪、芒市、文山和蒙自属于县级市，从城市总体发展情况看依然达不到大中城市级别，城市功能与作用虽然显现但效果不明显，对沿边经济带发展作用程度不高，因此要重视沿边腹地城市建设，利用沿边口岸、边境县城和口岸城市发展契机，通过双向引导和沟通机制，发挥沿边地区中心城市作用，成为沿边经济发展带上的起飞点。
2、城镇功能扩散策略
（1）科学合理定位沿边城镇功能
云南沿边城镇属于中小城镇，基于经济发展和特殊区位，边境口岸城镇发展以边境进出口贸易为核心，以便利商贸物流和进出口业务为重点，通过口岸城镇建设优化引进和外联功能，以提升口岸对外窗口作用。边境县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中心，在城镇功能上突出沿边城镇特点，重点发展以商贸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城镇功能分区基础上科学规划沿边贸易、边境加工区和商贸交流区。引进一批具有实力的中外资源加工型企业进入边贸合作区，改善县城产业布局和优化县域产业结构。边境口岸城市要重视城市功能布局与规划，通过建立功能分区和产业布局调整等方式，确定边境贸易发展核心区和中心区，在合作开发、资金融通、产业布局等方面建设一批服务型机构，给予边境合作区、加工区、保税区和贸易企业更多支持，形成完善城市体系，促进城市贸易与经济功能的完善。
（2）建设完备的城镇通道
完善口岸城镇、边境县城、边境城市和腹地城市之间的通道建设，通过点面线之间加强以提升城镇辐射能力。对口岸、县城、城市之间的人为限制的通道进行解除，以灵活的进出口、通关、结算、物流等贸易政策促进岸城融合，方便快捷地服务中外客商。改善现有口岸、县城、边境城市和腹地城市路网建设，提升公路等级与层次，发展铁路运输和高速公路项目，方便城镇经济功能的扩散。以边境合作区建设为契机，在岸城之间联系紧密的地区进行边境贸易加工区、边境合作区和出口保税区建设，提高合作区的科学规划与产业布局能力，辅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镇通道的高等级化和高效化，成为沿边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3）发展经济合作区，形成产业互补发展模式
岸城扩大、口岸与城镇联动发展有利于发挥城镇辐射与影响功能，实现沿边开发开放区经济带的形成，推动云南沿边地区经济整体发展。发展经济合作区模式，建设口岸城镇边境经济合作区，通过海关、税收、金融、技术贸易等政策引进沿边地区客商进入经济合作区、边境加工区和边境贸易区从事资源性产业开发与加工，形成良好的双边贸易机制，促进商品出口和资源产业有效转化，带动沿边地区经济发展。分析云南沿边地区经济产业发展，研究八个州产业结构体系，重点对边境县市的资源产业、商贸服务产业和特色优势主导产业进行优化，发展相邻国家急需的金属选矿、木材深加工、农产品精细化加工等产业，形成互补型的产业架构体系，增加双边优势型产品贸易，带动一批口岸城镇、边境县城和边境城市发展。
（4）协调统筹城镇发展
沿边地区城镇发展要坚持协调统筹原则，在口岸、县城和边境城市共同发展基础上确定不同的发展方向，避免功能雷同化和盲目城市化，以形成特色型小城镇、优势型边境县城和对外窗口边境城市体系，通过公路和铁路网连接共同形成沿边经济带。边境口岸要向特色贸易型建设发展，以双边货物贸易和边境加工区为核心，强化口岸便捷功能，形成边境口岸特色小镇，促进镇域经济发展。边境县城要强化与口岸功能的有机连接，加快县域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县域出口型产业发展，把县城原有的政治、文化、区域经济中心功能进行拓展，成为县域发展推动力。边境口岸城市要树立对外窗口功能，连接腹地城市中心，开辟对外贸易型的战略合作区，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进入边境合作区，发展商贸服务等第三产业，促进城镇功能分区化和边境经济带发展。
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篇2
作为运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港口功能和作用随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逐步扩展。第一代港口的功能局限于货物的装卸和简单堆存上，仅是货物海陆运输的交接地。而第二代港口的功能则有了明显的扩展，除了装卸堆存外，还发展了与运输有关的简单加工、贸易和服务。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港口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港口在传统装卸堆存功能基础上开展货物中转服务，依托其与城市的关系发展有一定规模和深度的加工、贸易和相关服务，并开始借助现代科技开始涉足第三方物流和信息服务。港口城市的成长及港口带动作用的增强是港城发展的中心环节。与港口与城市之间关系的演变相联系，港口城市的发展一般可以概括为4个阶段。1.港城初始联系
港城初始联系的发生源于港口的运输中转功能，这是港口最基本的功能。由这一基本功能诱发产生的港务部门和集散部门，称为港口直接产业。它是港城联系的最初媒介，也是港口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仅是这两个部门，在空间上可以游离于城市区域。以这两个部门为城市经济活动主体的港口城市处于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初级商港型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对港口有很强的依赖性，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使港口衰亡，那么，在没有其它特殊力量参与的情况下，城市作为“港口城市”的发展过程就会中断。
2、港城相互关联
在全球承运人和综合物流时代，港口功能日益多元化，与港口中转运输相关的海运、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即港口关联产业）成为港口经济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港口发展到能集聚国内外生产要素和联结国内外市场时，港口陆域便成为利用港口输入原材料、输出产品的临港大工业和出口加工业（合称为i临港工业或港口依存产业）的优势区位。i临港工业在港口陆域的集聚是港口城市发展的最强劲动力，也是港城关系的最重要媒体。港口工业的发展绝不仅是本身经济总量的增长，广泛的产业关联产生强大带动力，更重要的是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多元化。如果临港工业能与城市以及区域的相关产业形成一种密切的传递、接收机制，则必将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在港口关联产业和港口依存产业发展成为港口城市主要经济部门的同时，港口与城市在空间形态上也相互连接融合，港口与城市开始走向一体化，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港口工业型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港口工业的形成标志着港口城市完成了从简单地服务于港口到积极地利用港口的转变，港口城市不再是被动地受港口驱动而发展，而是通过港城互动实现共同发展。
3、港城集聚效应
港口直接产业与港口关联产业的发展构成的良好城市基础设施条件产生的空间集聚引力，吸引与港口无直接关系的产业在港口城市的集聚。临港大工业的发展产生协作引力，也不断吸引前、后相关联产业在港口城市集聚。随着产业集聚带来的就业和消费的扩大，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了城市非经济基础部门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建设商贸中心是发挥集聚效应的重要保证。同时，港口城市也是建设商贸中心的优势区位。这是因为，商贸中心应是物流、信息流的集结地，港口城市完全可以提供这种服务。随着不同产业在港口城市的集聚，港口城市的产业体系渐趋完善，进人多元化型经济发展阶段。
4、城市自增长效应
城市自增长效应是指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其自身的规模通过循环和累积，就能促使城市继续发展。港口城市在进人多元化型经济发展阶段以后，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自增长效应，但这种效应并不能成为港口城市继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还必须求助于新的动力才能实现在原有水平上的飞跃。世界海运业中船舶大型化趋势的日益增强和港口城市成长后港口附近土地的紧张，迫使港口向外迁移，港口城市也随之向外拓展，城市由此进入新的发展轮回。
港口对城市社会经济的波及和扩散效应
港口对城市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主要通过经港口运输的货物传导，货物在流经过程巾涉及人力、物力和设施等，由此产生各种社会经济效益。从而给城市带来产值、就业机会、税收和资金的增加。从港口对城市发展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来看，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1）港口自身作为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一部分，它自身产生一定的效益；
（2）港口为工业、贸易和其他部门提供装卸、堆存等相关服务，因此与这些部门存在着前向联系效果，产生相应的社会经济效益；
（3）港口自身也消耗本地和外地的工业、贸易等行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港口与其存在后向联系效果，同样产生相应的社会效果；
（4）港口对工业具有诱入、产生和凝聚作用，对人口也具有集聚作用，加速了所在城市和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因此，港口通过其前向和后向联系效果，将对城市社会经济产生乘数效应，即港口产生的直接社会经济效果将会逐级扩散到城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些扩散效果的累积将远大于港口的直接社会经济效益。进一步来讲，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港口的建设和完善形成一定规模的港口产业，首先对港口直接相关的前向和后向产业产生社会经济影响，再由初级乘数效应对间接相关产业产生影响，从而引起产业扩展产生下一级乘数效应，连续传递使城市和区域经济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在港口规模扩展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作用下产生诱人和新生产业，引起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上述港口对城市和地区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港口自身及直接相关产业对城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贡献只占其对整个社会经济影响的较小比例，因此港口的发展建设不能只看港口自身的经济效益，更要关注整个波及的社会经济效益。
金球化与国际分工中的港城联动发展
各国港口经过不同阶段的发展，无论在陆域空间还是功能空间上都为港口和城市经济的互动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也为港口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分工已从产品发达国家与初级产品生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向该类分工不断深化以及水平分工不断扩大的方向发展。这种分工形态的演变主要由跨国公司为主导，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有利的区位和要素投入组合，通过强大的海陆物流系统选择最佳的原材料和最有效率的技术来进行运作。
从经济全球化的空间表现来看，国际分工强化了一个城市或地区经济活动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更为明显和突出的作用，使之更为直接地参与全球经济的运行与竞争。全球化将根据城市与地区优势莺组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改变地区性困子的空间分布，形成新的动态空间结构。整个世界经济更加依赖于国际贸易和海上航运的发达，贸易港口作为海运转为其他运输方式（陆运、空运或内河航运）的必经过渡点，作用逐渐延伸并被强化作为组织外贸、发展工业和相关产业的战略性作用，也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因此港口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被凸现出来。港r=1和城市间的关系变化也从仪仅满足城市经济运转的需要向港口推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方向转移。
因此，全球化趋势下的港口对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在新的经济体系架构下，港口战略霞点的转移极其蕈要，甚至关键性地决定了城市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终构架。
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篇3
摘要：科学的预测人口承载力对成都市主城区社会和谐发展，经济良好增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灰色模型Gm（1，1），从经济人口承载力角度出发，分别对全国、成都市主城区未来人口数量及GDp进行科学预测，严格论证并测算出成都市主城区未来经济人口承载力数值。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成都市主城区集聚人口不足，经济人口承载力充裕，未来人口将会加速聚集。因此，提出了相关对策，以期对未来成都市做大做强区域经济增长极做出贡献。
关键词：经济人口承载力；成都市主城区；灰色模型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8004104
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革新及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参与区际间分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拓展城市发展路径，扩大城市规模，发挥城市集聚效用，通过人口向城市中心的加速集中从而促进区域内产业聚集，产生范围经济、规模效应，最终形成区域核心增长极，已然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但是，人口并不能够在城市中无限聚集，当城市人口数量超过其可承载人口阀值时，势必会引发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突出矛盾，导致资源紧张、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就业困难和经济发展停滞等一系列城市病的产生。对于城市人口高度集聚所获得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高度繁荣与城市膨胀后诸多病症的出现的矛盾冲突，目前已经引起有关政府机构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科学、合理的城市人口承载力为标准，探索城市适度人口数量，已经成为了未来城市良好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成都市是四川省省会，成渝经济区中心城市，西南重要的经济中心。成都市主城区下辖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5区，土地总面积为465平方公里，是成都市政治、文化、金融、商贸集聚中心，随着城市集聚能力的增强和扩张，截至2010年，成都市主城区平均人口密度达到7053.2（人/平方公里），是全市平均人口密度的7.5倍，主城区人口密度虽然相较成都市其他地区较高，但是这一定代表着主城区人口已经超载吗？成都市作为西南区域经济增长极，成渝经济区重要核心城市，承担着辐射、带动经济区域内部其他地区的发展，确保成都这一“核”的强大，对成渝经济区未来的良好发展意义重大。人口指标也就成为了判定成都市主城区是否具有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关于人口承载力的研究，学术界大都聚焦于资源和环境层面，由于经济人口承载力目前仍没有一个固定的分析范式和衡量指标体系，故鲜有研究。“经济和社会的良好运转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调解器，把握和调控着区域运行的步伐”。因此，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成都市主城区经济人口承载力进行预测，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意义。从经济角度研究人口承载力，是将经济规模与发展程度看做是维持社会人口发展的一种资源，具有承载力主体的性质。由于经济人口承载力具有对自然资本的不完全替代性、量化阀值的模糊性等异于资源、环境人口承载力的特征，故其只能通过货币等其他方式间接获得，因此具有一定特殊性。就其性质来说，经济人口承载力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某一区域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前提下能够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目前学术界在分析经济人口承载力方面，没有一个固定的分析范式。
唐德祥等人运用“人口—经济承载力”模型，以区域内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基础指标，进行分析测算。由于国民生产总值是一区域内经济发展情况的直接体现，并具有数据上的可获得性，因此这一分析方法能够便捷、直观的反应区域经济人口承载能力，在学术界中运用较广。本文将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区域内部经济总体运行情况对人口承载力大小的贡献作为研究目的，因此，将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基础指标，通过对“人口—经济承载力”模型的运用，进而对经济人口承载力进行分析测算。
1经济人口承载力的预测模型
1.1灰色预测模型Gm（1，1）简介
运用“人口—经济承载力”模型，即需要对区域内GDp总值和全国人均GDp进行估计。由于GDp和人口的预测，会受到许多因素影响且考虑到样本数据较小和原始数据的无规律变化性，故选用灰色预测模型Gm（1，1）。
自1992年邓聚龙教授发表《灰色系统理论教程》以来，灰色模型（Greymodel）得到了30年的发展，该模型已经应用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灰色模型是一种对“客观世界未知序列变化的预测方法，通过对原始‘灰色’数据进行科学处理，使其变成相对较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后对其建模分析”。由于灰色模型具有预测时所需数据少、建模方便和易于编程等优点，且不考虑原始序列的逻辑影响因子，因此这一研究方法极适用于对受限于多个影响因子的指标例如未来人口数量、GDp总量进行预测。
根据本文研究所需数据特征及研究问题，建立灰色模型Gm（1，1）并对成都市人口、GDp进行预测。
1.2灰色预测模型Gm（1，1）的建模原理
1.3灰色预测模型Gm（1，1）的改进
由于本文需要对全国、成都市主城区历年人口数量及历年GDp进行预测，为了更好的发挥Gm（1，1）模型对人口和GDp增量信息的预测功能，使得预测结果更加准确，本文并不直接以历年人口数量和历年GDp作为x（0）序列，而是分别利用两项原始数据的增量数列作为原始序列，并以此分别求得人口增量和GDp的预测值x（0）1、x（0）2，然后还原到原始数据，以此求得历年人口数量和历年GDp的预测值，我们将其称作Gm（1，1）增量模型。
2经济人口承载力预测
2.1数据的预处理
运用灰色模型Gm（1，1），本文对成都主城区人口数量、GDp原始总量的增量进行估计预测，并进行还原。为此，本文收集了近年来全国以及成都市人口数量及GDp数值。
对于原始数据选取维数问题上，龙志文等人（2009）运用Gm（1，1）模型对人口数量进行预测时，“通过对不同维数预测误差进行对比，得到当原始序列为7维时，其预测结果最为精确”。本文通过预先对数据的收集和处理，验证了这一结果。因此，我们采用2005-2011年7年间成都市主城区的人口数量以及GDp作为原始序列，建立Gm（1，1）灰色预测模型，运用matlab数学分析软件原始增量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预测结果。
2.2模型的检验
根据2.1建立模型预测结果，得到2005-2011年数据的预测值，根据Gm（1，1）灰色模型预测参数系对其进行检验，主要检验结果显示如表2所示。
表2和表3分别显示出2005-2011年全国及成都市主城区各区人口、GDp预测的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根据表1中的模型预测参数系等级显示，对于人口预测结果，除个别数据之外，大部分相对误差值
2.3相关数据预测分析
下面，我们根据设定好的Gm（1，1）增量模型，对2012-2020年9年间全国、成都市人口、GDp增长情况进行预测。运用matlab数学软件，编程进行运算。得到了2012-2020年间全国、成都市主城区人口数量以及GDp的预测值。随后，将得到的数据代入人口——经济承载力模型：
区域经济人口承载力=区域内经济发展指标总值标准人均经济指标值=区域内GDp总值全国人均GDp
通过以上的建模、检验、数据的输入运算，我们最终得出了2012-2020成都市经济人口承载力。通过表4当中的便可体现出。
在衡量区域内经济人口承载力时，本文引入人均经济人口承载力指数t：
人均经济人口承载指数（t）=区域内人口总量区域经济人口承载力
当t1时，区域内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其所能承受的经济承载能力。
由以上数据计算结果得出，预计2012-2020年间，成都市主城区人口将会从342.1612万人增长到417.2910万人，其年均增长速率为8.35万人/年；而从经济人口承载力层面上来讲，相较于预测人口数量，成都市主城区经济人口承载能力将处于一个较为充裕的水平上，会从2012年的759.6488万人小幅上升到2020年的790.4306，年均增长速率为3.42万人/年。
就人均经济人口承载指数（t）来看，未来成都主城区总体来讲，会保持在0.5左右水平，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说明，目前从经济层面上看，成都主城区人口承载力较为充裕，主城区人口也正在以较为缓慢的速度集聚。纵观各区，以武侯区的经济人口承载力指数为最高，其在2012年达到了0.626468，同期锦江区t值仅为0.316673；预计2020年武侯区的t值将会达到0.774397，武侯区位于成都市西南部，是天府新区与成都市主城区的接壤部分，是成都市未来重点发展区域，因此未来在武侯区会集聚大量人口；后面依次是金牛区0.544714、成华区0.533439、锦江区0.412674、青羊区0.368191，可知武侯区将会是未来城区主城区集聚人口最多的城区；其次是金牛区和锦江区，在2012-2020九年间，t值上升了大概0.01水平左右；青羊区和成华区的t值最为稳定，始终保持在0.35和0.52左右。
3结论
从经济层面来看，当前成都市主城区聚集的人口不足，未来主城区经济人口承载力预计在750万以上，是目前主城区人口的一倍以上。虽然主城区人口密度7053.2（人/平方公里）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940.4（人/平方公里），但是从经济数据分析结果上来看，这也就说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主城区没有吸引、集聚足够多的人口，这将不利于成都做大做强经济增长极，亦会对未来城市发展造成阻碍。不过从表10数据来看，未来九年间，成都主城区人口增长的速度呈加速状，其平均增长速度也高于经济人口承载力的增长速度，这说明成都市主城区正处于仍处于经济、人口集聚阶段。
本文主要从区域内经济角度研究人口承载力问题，并以相关经济指标为基础设定模型进行分析，虽然就目前来看，人口在主城区内的加速集中，给城市公共服务业例如公共交通、教育、医疗卫生、供水供电、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和挑战，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代表现在应当限制人口的进一步集聚，由于政策、规划、政府管理的不合理及人口分布的不科学，导致主城区内部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就目前而言，应引导人口在城区内部的科学布局，充分考虑到经济、资源、环境多个方面，对成都市主城区未来发展作出总体的评价与决断。
综上，作为西南区域中心，成渝经济区核心城市，成都应起到区域核心增长极的作用，做大做强主城区，实现区域内人口、产业、交通、商贸的高度集聚，这样才能够有效经济辐射到周边城市，带动整个区域健康稳定的发展，因此，作者认为应适当放宽户籍政策，给予优厚条件吸引鼓励高素质人才集聚成都、有选择的进行招商引资，结合本地实际条件，吸引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最终实现成都新一轮高速度增长。
参考文献
[1]张维庆，孙文盛，谢振华.《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干部读本》[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唐德祥，马金海，王筱欣.重庆三峡库区经济人口承载力、劳动力供求预测[J].人民长江，2007，（08）.
[3]邓聚龙.灰色系统理论教程[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
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篇4
关键词:城市群;经济空间;界定;浙中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084-03
一、引言
城市群以其庞大的集聚效应成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成为众多国家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手段。目前,城市群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市群都将充当我国城市化发展重要载体的角色,也将是未来我国城市发展最为活跃的区域。因此,科学地研究和制定城市群的发展规划非常必要。
但是,城市群作为我国区域规划特别是国土规划的重要单元,其地域空间划分的标准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这严重影响到了空间规划以及后续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二、相关概念及现有研究评述
(一)城市群的概念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城市群的类似概念是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Gottmann)在1957年发表的论文《大都市带:东北海岸的城市化》中首次提出。戈特曼从产业结构变动及其在人口、劳动力构成和土地利用形式等方面,分析了它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基础,归纳了东北海岸大都市带的特征和功能,阐述了大都市带的形成机制及阶段性,并提出了两个定量的指标,即大都市带的形成以人口规模2500万和人口密度250人每平方公里为下限。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界定城市群的标准也有所不同,但所指的地域空间基本类似,即包括一个核心城市以及与其存在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地区。
我国城市群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7年,周一星在借鉴西方国家大城市群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中国城市功能地域――城市经济统计区的设想。城市群的概念框架也逐渐得到学术界一致认同,即城市群是客观存在的地域空间,是由中心城市以及与其存在密切联系的地区构成的,是中心城市组织和维持其日常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经济系统。
(二)城市群经济空间的界定方法
从目前国际上对城市群的研究看,还停留在概念的界定上,尚未对其提出空间上划分的普适性原则和方法。现有的粗略划分方法主要有:(1)根据零售业的影响范围界定;(2)根据经济集群的空间组织范围来划分;(3)根据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综合影响区来确定;(4)根据通勤人口1.5小时车程的界限划分空间尺度,对超过1.5小时车程的城镇,则依据其每天与主城的流动人口是否超过其劳动年龄人口的20%来区分。如果超过20%,则该城镇划归在所研究主城的范围内。鉴于服务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因此,西方目前主要采取这种方法进行城市群的空间框定。
在我国,城市群的划分方法研究基本较为零散,比较通用的是采用周一星的界定标准,但显然这一界定方法存在一个较大的漏洞,即缺乏度量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联系的指标,而这恰是城市群区别于单个城市的明显之处。这一点也被国内学者注意到,只是限于我国通勤率较难度量和获取,而又难以选择其他的指标来代替,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则被放弃。
从我国对城市群空间地域划分方法看,其难点在于未建立一个衡量地区与中心城市社会经济联系的标准。如果说在先前的研究中,尚可以我国土地制度、住房制度以及交通条件落后而将最可能表达地区与中心城市之间联系的指标划归到界定体系之外,那么,现在我国的城市发展特征与西方国家大城市群的发展特征已经基本趋于一致,城市发展面临着土地约束,交通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中心城市与地区的融合日益紧密,有必要将反映城市群功能方面的指标纳入到城市群地域范围的界定体系之内。面对我国通勤率指标难以获取的难题,如何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科学的划分原则和方法在目前显得尤为重要。
三、两种经济空间界定方法
城市群作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城市地域现象已经客观存在,对于城市群的定义或者说城市群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也已经得到学者的一致认同。然而,对于城市群边界划分的方法还没有一个一致性的划分原则,而确定城市群的地域范围是组织经济活动空间的重要环节和有效配置各种资源的重要依据。究其根源,关键是对社会经济联系的衡量还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认为,地区与中心城市经济联系的研究视角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种是建立在产业的空间经济联系范围基础上,研究城市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在各种技术经济条件下与地区的联系强度空间,分析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产业,探寻与其联系紧密的地区;一种是建立在人的经济活动范围基础之上,研究城市经济活动的另一主体――人,在一日范围内与地区所能进行的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范围。我们称第一种为产业经济空间,第二种为人口经济空间。
(一)产业经济空间
以产业经济空间来划定城市群范围,重点、直观地强调了核心城市与地区的经济联系,客运量、货运量等指标就可看作是从产业经济联系方面来度量地区与中心城市的联系。从城市群的发展背景看,经济联系始终是城市群形成发展的主脉络。然而,以强调经济联系的产业经济空间来划分城市群,却无法正确把握经济联系的空间距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忽略了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构成是不一样的,而不同产业的经济联系的广度也就不同。一般而言,城市产业变化经历从消费资料生产向生产资料生产,再向消费和服务业转变,相应地产业联系空间不断扩大,而城市群的范围会随着核心地区产业构成的变动而不断发生变化,而出于空间管治的城市群划分而言,就无意义可言。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企业主要通过市场来发挥作用,而市场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这一方面表现在企业通过市场辐射推销产品,另一方面,是企业通过分工来表现城市与区域的经济联系。对于市场辐射而言,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通过市场来推销产品的手段提升到网络层次,其空间距离也就是城市经济影响区可以无限延伸,对任何区域的划分,其根本在于更好地进行空间管治。如果范围过大,失去管治的效能。另外,核心城市的主导产品跨越空间与较远地区存在紧密联系的情景是不无常见的,显然将两个较远的经济联系紧密的区域划分为城市群是不科学的。对于企业分工而言,同样也存在着相类似的问题。企业寻找分工场所会按照一定的等级进行选择,技术劳动力、资本、原材料以及市场规模都可能影响新生企业的选址,影响到中心城市与区域联系的紧密性,尽管存在跨空间的紧密联系,也会由于地理位置的问题而不可能划分为一个同质区域内。总之,以产业经济空间划分城市群范围在实际操作中因缺陷多而不可行。
(二)人口经济空间
以人口经济空间划分城市群范围,建立在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前提下。观察城市群形成的背景,发现它是在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通过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活动范围的演变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殊类型城市地域空间,其主要的空间联系表现为城市居民一天内的经济联系。这一点,在许多研究中已有所表现,如提出的“一小时经济圈”,就是人口经济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人口经济空间以一日作为限制,限定了人的可能活动范围,限定了中心城市的影响范围,在这个活动范围内,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联系较其他地方更为密切,也更易度量。显然,人口经济活动空间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道路交通系统,不同的道路状况,决定了人口经济活动空间范围的大小。
人口经济空间不仅体现了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更易完成,既避免了在我国通勤率数据难以获取的难题,又能反映出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紧密程度,因此,相对于产业经济空间而言,人口经济空间划分的城市群范围具有可操作性。此外,人口经济空间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其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的经济主体可及活动空间,即有一个时间上限的限制,而产业经济空间上则缺乏这样一个限制,这恰是人口经济空间优于产业经济空间的重点所在。人口经济空间相对稳定性的存在有利于政府对城市地域的空间管治。因此,本文建议在城市群划分中以人口经济空间来进行划分。
四、以浙中城市群为例的实证分析
为了具体说明人口经济空间在实际中的应用,在此以浙中城市群为例,简单介绍其范围的界定过程。由上面对人口经济空间的讨论可知,城市群范围是以城市居民在一天内可能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确定的,假定一个居民居住在城市群的边缘地带,为了保证正常的工作时间,即8小时的工作时间,他必须居住在离中心城市1―1.5小时路程,范围之内可以与中心城市保持密切联系。这里应该提及的是不同的道路系统,1小时的空间距离不同,因此,在界定城市群范围时要关注不同的交通道路系统。在此,我们应用aRCGiS软件来实现对城市群范围的界定,空间数据资料主要提取了金华市中心建成区面积和空间范围,以中心建成区为边界,根据不同的道路系统选择在1―1.5小时范围内的不同的buff-er,高速公路选择100公里/小时,国道选择80公里/小时,省道选择60公里/小时,其他道路选择40公里/小时,通过简单的编程,可以得到下图所示浙中城市群的范围。显然,城市群的形状是锯齿状。
五、结论
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篇5
【关键词】城市化大城市病防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开始加速发展,2009年城市化水平已达到46.6%。根据诺萨姆(northam)城市化发展理论,今后二、三十年我国仍将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但也带来了诸如“大城市病”等一些严峻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中央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2010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一次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因此,既要充分肯定我国城市化发展取得的成绩,同时也要高度重视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避免和克服“大城市病”等一些城市化带来的问题。
大城市化: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必然趋势。城市化(同城镇化),简单地说就是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或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而使城市人口数量增加、比重提高的过程。农村人口迁向城市转变为城市人口,从而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原因,可以从不同方面来分析。根据区域经济学和新空间经济学理论,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同样一个人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力”不同,一定规模的人口处于分散或集中的不同分布状态亦能创造不同的“分布效益”。所以,作为基本要素和“第一资源”母体的人口,一般都要通过迁移和流动,从低生产率地区或部门迁向高生产率地区或部门,从农村的分散状态迁向城市转变为汇聚城市的集中状态(即城市化),从而提高“生产力”,创出更高的效益(即集聚效益),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生产要素空间配置的效率化过程、集聚经济的创出过程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过程。在这一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伴随着向城市的迁移,不仅自身将发生深刻变化,而且还将引发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生产效率、创新能力、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转变和提升,因而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必然趋势,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重要标志。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历经3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大规模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对世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大城市化是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城市化的推动下,城市一旦形成即成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特别是大城市(包括通常所说的特大城市)由于具有大规模、高密度、多样化人口,多元化文化及异质性、流动性等特征,从而形成更大的吸引力和集聚经济效益。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只要集聚经济效益大于增长成本,即净效益大于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模的扩大就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如图1所示,城市人口规模增大到n*时,集聚净效益(或收益)最大,这时的人口规模即为经济最优人口规模。此后人口规模仍在增长,由于集聚经济净效益仍大于零,所以城市人口规模仍在合理范围,当增大到nmax时,集聚经济净效益减小到零,这时的人口规模即为经济最大人口规模。如果人口继续增长,城市集聚就会出现不经济或导致“大城市病”,这时市场经济就将调节人口增长。可以看出,城市实际人口规模,一般都要大于其经济最大人口规模才比较稳定。因此,从这一点来讲,市场经济有使城市数量过少、规模过大的倾向。
由于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可以创造更大的集聚经济效益,而且大城市也有利于碳减排,所以大城市化是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纽约、东京等世界超级城市,目前仍是全球人口集中迁入地,其人口规模仍呈持续增长趋势。我国城市的发展也同样如此。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16城市为例,17年间,特大城市由4个增加到8个,增加了1倍;超大城市由2个增加到6个,增加了2倍,大城市化趋势十分明显(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1、2001、2009整理)。而且,这些城市人口规模仍在增长,超大城市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2009年已增长到1921.32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已达到1379.39万人,显示出我国城市的大城市化趋势仍在持续发展。
大城市一定会得“大城市病”吗?
“大城市病”与大城市的关联性。所谓“大城市病”,通常是指一个城市因规模过大而出现的人口拥挤、住房紧张、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问题。一般认为,大城市病是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所以有时也称大城市病为“过渡城市化”。但是,城市发展中的大城市化并不必然带来“大城市病”,原因如下:首先,并不是所有大城市都出现明显的“大城市病”。目前,人们一般多认为过度城市化和“大城市病”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并不多见,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其次,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往往也会出现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一些大城市病,但由于这些大城市集聚的经济效益仍明显大于其大城市病所带来的负效益,所以这些大城市仍将继续发展。这说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片面以“大城市病”来否定和阻止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在发展中国家,一些大城市即使一时出现大城市病,也可以通过改造而克服和治理。以上海为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长期的历史欠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不能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新形势的发展,曾一度出现了严重的人口稠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大城市病”。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上海加快了城市改造和发展步伐,疏散市中心人口稠密地区人口,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使以往的大城市病得到明显改善,虽然人口规模快速增大,但上海城市发展的各项持续性指标均呈“单调递增”发展态势,显示出二者之间密切的正向互动关系和上海城市发展的良好的持续性。
“大城市病”的产生原因。首先,“大城市病”只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或由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未能很好地从区域和城市角度进行较有前瞻的科学规划;或主要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未能很好地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大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或不能正确处理好生活与生产的关系,在城市建设中片面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忽视城市基础生活设施的建设;或在计划经济时期,制定规划只考虑计划内户籍人口,无视人口和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结果“五年规划”的期末人口规模在制定规划当年、还没有进入该“五年规划”就已超越。这些原因都很可能导致城市发展规划及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城市的实际发展和扩张,从而造成某些“大城市病”。
其次,市场的消极作用或市场的失败,可能造成或加剧“大城市病”。城市空间在平面上的“摊大饼”扩张,通常被诟病为导致“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对城市新扩张地区是一种最经济的选择。因为这些新扩张地区,紧邻城市已成熟地区,不仅不需要大规模投资新建道路、水道、煤气等公共基础设施,而且还可以直接近距离地分享城市已成熟地区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所以在只看眼前利益、片面追求效益的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下,城市“摊大饼”式的空间扩张在所难免。前已指出,市场经济往往有使城市规模过大的倾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或加剧大城市的“大城市病”。
第三,政府的“不好”作用也可能造成或加剧“大城市病”。前述由于决策者受认识水平局限,可能在大城市发展上导致“大城市病”。政府的其他“不好”作用也同样可能造成“大城市病”。如政府所在地往往优选在辖区内交通方便、环境优美的高档地段,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也往往主要围绕这一地区布局和发展,即使这一地区人口已十分密集,但其人均公共资源享有水平仍远远高于周边地区,所以仍然能吸引人们向这些地区进一步集中。大城市自身的规模效应加上政府的政策支持,国家资源越来越向北京、上海等一些超大城市集中,尽管这些超大城市都已试图设置门槛控制外来人口的入迁,但各种机会和效应预期仍然使这些超大城市成为他们入迁城市、实现自己城市化的首要选择。
第四,空间结构规划发展不合理,是造成“大城市病”的直接原因。空间结构,是决定城市发展潜力和发展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自身内部的空间结构,二是对象城市所处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从城市自身内部空间结构来看,合理的空间结构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还可以扩大城市容量,有利于人口、经济增长。从对象城市所处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来看,如果一个地区的城市体系发育比较成熟,大、中、小不同阶层等级和空间网络分布结构比较合理,各城市相互依存,各司其职,彼此之间的福利差异比较小,就不易产生“大城市病”。相反,如果城市体系发育不成熟,核心城市“一城独大”,优势明显,而其他城市条件落后,对核心城市形不成反“磁力中心”,这样就难免加剧核心城市的“大城市病”。当年上海市民“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套房”的选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给“大城市病”开处方
科学认识“大城市病”与大城市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对大城市及其人口增长“谈大色变”,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甚至出台“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政策。事实上,已如前述,大城市可以产生“大城市病”,但大城市未必一定会产生“大城市病”,大城市与“大城市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些所谓的大城市病,只是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其带来的负效应并未超过人口集中、城市发展所带来的集聚经济性。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能片面以“大城市病”来否定和阻止大城市的发展,削弱大城市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对可能产生的“大城市病”首先应以“防”为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规律,总结和借鉴以往城市化及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从区域和城市角度,高瞻远瞩地制定城市发展规划。要立足规划城市,把握其优势与局限;放眼其所处的区域发展潜力及其对规划城市发展的可能影响,要根据潜力留有余地,对规划城市未来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当然,也要坚决反对另一个倾向。近些年来,我国城市的规划发展已出现盲目贪大、浪费土地的现象。如几乎每一个城市都要建设一个大广场、大草坪,有的地方政府办公楼前广场面积达1500亩。政府办公楼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有的县级政府办公大楼竟媲美美国白宫。这不仅浪费了我国珍贵的土地资源及相关资源,而且也构成了诱发和形成“大城市病”的重要因素。
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提高政府决策水平,以好的政府作用改善不好的市场“失败”。市场经济虽然可以提高效率,但却往往因此而导致人口及生产要素向大城市高度集中,同时又使城市空间选择以“摊大饼”的形式外延扩张,这都将形成或加剧“大城市病”。这是市场的失败,需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空间合理规划和资源优化配置,控制人口和资源向大城市的过度集中,引导城市空间主要沿交通干线或以相对集中建设新城等形式向外扩张,以避免大城市病的产生或加剧。政府要坚持科学发展,从大局出发,合理配置资源,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避免公共资源的过度集中和“大城市病”的形成。要通过行政改革、发挥民主和公众参与,尽可能把可能诱发大城市病的城乡差距控制在适度范围。
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篇6
格库铁路建设项口位于青海省西蒙古族自治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巴州)境内，起于格尔木市格尔木站，止于巴州库尔勒站，全线长1214.583km，新疆自治区内线路全长708km。该工程于2014年12月开工建设，预计完工时间为2019年。铁路建设不仅可以促进城市间的交流合作，带动沿线第三产业的发展，还将对沿线旅游经济走廊的形成起重要推动作用，最终使城市产业经济得到匕速发展，带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叫。
新疆地处我国西部，相较于其他省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并且新疆南疆经济发展也较北疆有较明显的差异，口前对新疆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及新疆南部较其他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差异较大的原因等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匾乏。格库铁路(疆内段)的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一环，铁路建设可以促进新疆南疆地区经济协调增长，对南疆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因此，笔者从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两方面的对比分析入手，研究格库铁路疆内段沿线县市经济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进程，探讨该区域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该研究中的人口和经济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01-2015))),2015年巴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库尔勒市城乡总体规划(2012-2030年)等。其中，人口数据资料与全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校正。
该研究中人口城镇化以城镇人口占区域，人口的比例作为测算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指标。经济城镇化以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区域GDp的比例作为测算经济城镇化水平的指标。该研究不仅单独计算研究区的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动态变化过程，还进一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选取南疆格库铁路沿线重点城市库尔勒市、库尔勒市所在的巴州以及新疆作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采用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利用统计软件SpSS18.0对库尔勒市、巴州和新疆的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归纳不同区域的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进程的特征，进而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及其带动作用。2结果与分析2.1研究区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动态变化对比分析2000-2014年库尔勒市、巴州和全疆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城镇化水平，并将这15年分成3个时间段:2000-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4年(表1)。和人口城镇化率都呈现波动增长的状态，但都明显高于巴州和全疆。全疆的经济城镇化率和人口城镇化率是最低的。
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篇7
【论文摘要】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增长极作用，但是城市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依赖于区域发展特征。本文旨在分析重庆市城市体系发展的差异及重庆市都市区在区域经济中的效应，对重庆市如何发挥城市经济的作用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论文关键词：城市经济；区域差异；效应[abstract]thecityplaythegrowthpoleintheregioneconomydevelopment，buttheurbaneconomyimpetusfunctiontotheregioneconomydevelopmentreliesontheregion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thisarticleisforthepurposeofanalyzingthedifferenceofChongqingcitysystemdevelopmentandtheeffectofChongqingmetropolisareainregioneconomy，putforwardthecountermeasureproposaltodevelopingtheurbaneconomytoimpetusentireregiondevelopmentKeyword:Urbaneconomy;Regiondifference;effect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及社会进步方面，城市具有不可替代的主流作用。城市功能的日益发展与完善，不但使其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能够促进和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在各个地方同时出现，而是首先出现在不同强度的增长点和增长极上，美国学者尼克尔斯直接把增长极定义为“经济活动的城市中心”。重庆市是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面积8.24万km2，人口3144.23万，其中农业人口2358.4万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5%(2011年)。重庆市不仅在四个直辖市中城市化水平最低（表1），而且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2）。重庆市的二元经济结构显著高于全国水平，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大工业与大农业并存，在西部探索一条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发展道路，是重庆面临的一项历史重任。表1重庆直辖市成立时四城市城镇化率水平（1997年）人口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总人口（万人）1216.71305.5899.83042.9非农人口（万人）722.7943.1515.4594.6城镇化率（%）59.472.257.319.5表2重庆市城镇化率与全国水平比较年份全国重庆市总人口（万）城镇人口（万）城镇化率（%）总人口（万）城镇人口（万）城镇化率（%）1980987051914019.39266437314.0019851058512509423.71276845719.5119901143333019526.41292049216.8519921171713217527.46295051117.3219941198503416928.35298554518.2619961223893730430.48302257719.0919981247614160833.35305961420.0720001267434590636.22309166021.35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3；重庆统计年鉴20031、城市体系特征分析城市在区域内部的规模可以通过城市指数来反映，城市指数可用首位城市与其他较大城市相应数值构造。本文选取三城市指数，它是指城市体系中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第二、第三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的总和之比，它反映了城市体系中除首位城市以外的其它高位序城市的人口规模或大城市的发育状况。（注：万州、涪陵为人口数仅次于重庆主城区的城市。）表3：重庆市2000—2011年三城市指数（人口单位为：万人）年份20002001200220032004万州155.06153.95153.10151.49150.67涪陵104.36103.15102.63100.88100.67主城区634.36638.30644.20647.00656.66三城市指数2.452.482.522.562.61资料来源：重庆统计年鉴2005从2000年到2011年5年内，三城市指数都在2.5左右（表3），表现为特大城市孤悬（重庆市主城区），明显缺少介于特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起承上启下作用的中等规模城镇。城市经济的辐射效应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表现为单个城市的扩散（依靠重庆市主城区），重庆城区与中小城镇、县间的断层极大地抑制了各城市（县）间、各城市（县）与周边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产业梯度扩散，城市还只是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2、重庆城市经济在发展中的效应分析2.1规模聚集效应城市人口和各种活动的集中分布和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共享规模经济利益，厂商因彼此位于附近，而可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果或费用减少，即聚集效应，其主要表现在工业和交通方面。作为西部最大的工商业重镇、重庆市工业基础雄厚，以汽车(摩托车)、冶金、化工、机电等为主体。交通方面，重庆是西部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全市初步形成以高速公路为主骨架、省道一级和二级公路为主干线的放射状快速公路网，并相应新建了菜园坝、陈家坪等一批重要的客货运输枢纽，铁路方面拥有成渝、川黔、襄渝三条电气化铁路干线，2000年底铁路正线总延长630.14Km。航空方面，江北国际机场开通了70多条国际国内航线，通航城市达53个。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规模优势，人口和产业的集中产生了大量的需求，提供了市场，刺激了生产的发展，使得重庆的城市经济量成为区域经济核心，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表4）。表4：都市区占全市GDp比重（单位：亿元人民币）年份199920002001200220032004全市GDp1479.711589.341749.771971.32250.562665.39都市区GDp528.44580.64655.62740.2887.011041.98所占比重（%）35.7136.5337.4737.5539.4139.09资料来源：重庆市统计年鉴2000-2005整理2.2分工效应发展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个企业规模的扩大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内部垂直分工所带来的范围经济效益，二是同行业企业的集中需求所产生的分工细密和深化，由此产生的相互需求，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重庆工业基地的核心分布在重庆城区以及原重庆辖区内东西向的长江河谷、南北向的川黔和襄渝铁路及同向公路干道所组成的产业密集区，也是目前长江上游乃至整个西部地区人口、产业、资源组合最密集的区域，随着重庆市产业结构和布局结构的调整，重庆中心城区要实现向第三产业为重点的转移，主城区内高耗能、高污染、大运量的重化工企业和项目，要创造条件逐步转产或迁到市区以外，这些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有必要向库区转移，利用库区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降低企业的综合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推动了城市经济向周围地区的扩散。2.3结构效应城市化的实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这种转移的根本标志就是农业比重的下降和非农业比重的上升，亦即产业结构的变迁。城市的不断聚集能吸引新资源，形成新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的演进。20多年来，重庆市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次产业结构已由1978年的36.8∶45.8∶17.4调整为2004年的15.9∶44.3∶39.8（见表6）。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使得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从效率低的部门流向效率高的部门，促进经济显著增长。表5：1978-2011年重庆市产业结构变化年份19781984199019941998200020022004第一产业36.838.533.425.820.917.816.015.9第二产业45.840.839.743.541.041.442.044.3第三产业17.420.726.930.738.140.842.039.8资料来源：重庆市统计年鉴2005第一产业总产值在GDp中的比例有很大下降（表5），由1978年的36.8%降至2004年15.9%;第二产业稳中略有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例上升较快，相对1978年而言，2004年翻了一番还多。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带来了巨大的资源配置效益。3、对重庆市发挥城市经济带动作用的建议3.1根据经济基础及地理位置制定发展战略，发展特色产业重庆市辖区东西长470公里，南北宽450公里，市域面积是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总面积的2倍多。2001年，重庆市依据各区县（市）的自然及经济地理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遵循劳动地域分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功能要求等因素，综合划分确定了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生态经济区等三大经济区。重庆主城区具有工商业与市场体系较发达的优势，已形成了以汽车摩托车、医药化工和冶金为支柱，辅以机械、建材、电子信息、日用化工、食品加工等一批具有现实优势和潜在优势的工业体系;市场体系也日渐成熟，形成了相对发达的区域性市场体系。城市都市圈，包括巴南、渝北、长寿近郊区，应大力发展技术密集产业，突出重庆的科技优势，使之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对于涪陵、江津等远郊区，要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发挥优势，搞好分工配套，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依托，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群体。3.2强化重庆作为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中心地位的作用，建设开放性经济带将重庆主城区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教育文化中心和交通物流枢纽、信息枢纽；这包括将沙坪坝区、巴南区、九龙坡区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摩托车出口制造基地，将九龙坡区、江北区、巴南区建设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汽车和通用机械出口制造基地，将北碚区、巴南区建设成为重要的生物医药生产出口基地。推动部级开发区、市级特色工业园区以及各区开发园区的快速建设发展，形成各自的产业特色和优势，构建各开放型经济产业集群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努力建设北部新区—长寿—涪陵开放型经济产业带，形成以北部新区、两个部级开发区为中心，辐射周边区县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企业集群。3.3依靠产业链发挥城市经济效应重庆市的工业企业分布非常集中，2002年全市出口15强企业中有12户企业在主城九区，30户重点企业中只有南川矿产、川维厂、四维瓷业、东升铝业等一批资源依附性强的企业在主城区外。要发挥城市经济的带动作用，就必须围绕重点产业、产品和企业，延长现有产业链，加强跨地区的经济联系。利用主城九区现有的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扩大产业链，发展一批上、下游产品的企业，在城市区外其它经济区域培育相关产业。以产品为中心，中心企业主要进行产品的最终组装、提供关键技术和进行附加价值高的配件产品生产。而城市区外的配套企业主要生产技术含量低、批量低、专业性分工要求高的各种配件和半成品。比如，汽车的上游产品车用钢板、高档车底、中、面漆，生产汽车发动机所用优质生铁、焦碳等；以天然气为原料的下游产品，甲醇、甲醇汽油、聚甲醛等；以玻纤为基础的高强度工程建材、装饰建材、代替钢材的车用材料和玻璃钢管道等玻纤制品，针对新的项目，制定相关政策进行引导和扶持，从而形成新增长点。3.4发展小城镇，建设地方性经济中心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地理位置偏远，远离重庆主城，受中心都市圈的影响较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位于重庆市东北部的城口县，距重庆市主城区530公里，大大超过重庆市主城距成都市的距离（350多公里），库区的万州（距重庆市主城区283公里）、涪陵（距重庆市主城区110公里）受主城区经济辐射较小。要缩小都市区内外的差距，只有建设区域性经济中心，发展小城镇。把发展小城镇的重点放到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并将有条件的小城镇逐步发展成为小城市，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把黔江、永川、合川、江津、南川、长寿、开县等建设成为地区性中心城市。此外，还要不断深化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把基础工业变为优势产业，以带动其他产业协调发展，并为长江上游地区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发展起到导向和协调作用;另一方面，按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要求，不断完善大城市的辐射功能，增强其对重庆市的大农村全方位、综合性的扩散能力，使其成为真正的区域性资金、商品、技术、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集散中心，完善对大农村的综合服务功能。参考文献：［1］姚士谋、汤茂林．区域与城市发展论［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127［2］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庆蓝皮书-2011年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69［3］杨云彦．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2004［4］罗文德．重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228［5］温兴琦、赵锡斌．城市经济圈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机理研究［J］．宁波党校学报2005（1）
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篇8
城市化是城市的动态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不仅可以促进城市的发展，而且还可以带动农村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理解城市化的内涵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城市化的实质是城市的发展
城市是社会地域分工的产物。随着第二产业、商业从第一产业中分离出来，人口向城市集聚，加快了城市的发展。加之以服务性为特征的第三产业崛起，城市内部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因此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口逐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而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越来越少，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并出现地域上连片的大城市群或城市带，使原有单一的城市向组合城市发展，城市数目增多，城市规模扩大，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因此，城市化的实质是城市的发展。
二、城市化的基础和动力是社会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不断聚集或农村逐步转化为城市。城市化的主要表现是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减少；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的基础和动力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促进城市的发展，而城市化的实质就是城市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快慢直接决定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因此，城市化的基础和动力是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城市人口比重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衡量其城市化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城市化水平越高，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数量就越多，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越多。因此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数量或者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数量越多，这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当然这个数据不能完全衡量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还需考虑其他方面，但是城市人口的比重确实是衡量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总人口的数量是不一样的，肯定城市人口数量也不一样，确实不能仅仅根据城市人口的数量来确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但是可以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例如美国居住的城市人口有2.43亿，总人口3亿左右，而中国城市人口5.6亿左右，中国城市人口比美国总人口都多，但是中国总人口多，美国81%的人住在城市，中国住在城市的人口仅仅占总人口的43%。
四、城市化不仅要求数量的扩大，还强调质量的提高
城市化数量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质量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城市经济、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的提高和进步。把城市化的数量和质量统一起来是城市化发展过程唯一正确的方法。城市化只注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贫富悬殊、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短缺等。只有把城市数量和质量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城市经济现代化、城市社会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城市自然环境生态化、城市管理现代化和居民素质现代化。
五、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最终目标
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篇9
关键词:北部湾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建设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085-02
1北部湾城市群之规划
北部湾经济区范围包含以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市所辖的行政区域为主组成的经济区和玉林、崇左市的交通、物流,拥有1595km的海岸线和1020km的陆地边境线,陆地国土面积4.25万平方公里,2006年末总人口是1255万人,分别占广西的17.9%和25%。区位优势明显,形成了一个以南宁为核心的环状城市群,也就是北部湾城市群。通常地说,北部湾城市群包括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个城市组成的区域合作互补城市,加上玉林和崇左就形了“4+2”的城市新格局。北部湾城市群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接合部,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相连,是我国唯一与东盟国为双向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北部湾城市群使广西“沿海”、“沿江”、“沿边”的优势进一步汇集,物流、石油、钢铁、能源等临海大型工业产业将是未来北部湾广西城市群的主导产业。以下是主要城市的重要产业项目情况:
表1北海、防城港、钦州重大产业项目情况表
城市石油提炼及石油化工电力工业造纸工业冶金工业食品加工
防城港300万吨沥青2*100万千瓦电,4*60万火力15万吨浆纸年产钢1000万吨大海粮油、新海油脂、上上糖业、昌菱糖业
北海800万吨炼油180万千瓦火电60万吨林浆纸
钦州1500万吨炼油二台60万千瓦、120万千瓦LnG发电60万吨文化纸、30万吨纸浆、25万吨液体包装纸、10万吨纸制品200万吨特殊钢、20万吨不锈钢、10万吨电解铜、50万吨氯化铝大洋粮油年综合80万吨大豆加工、华港公司60万吨大豆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部湾经济区城镇群概念规划实施保障专题研究报告。
北部湾六大城市各具特色,南宁的半城绿色,北海的碧水蓝天,钦州的千万吨炼油厂,友谊关快捷便利的通商口岸,玉林市功能齐全的物流中心,都已经画出了北部湾区域经济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若干雏形。
2综合考察北部湾城市群目前的发展进程,一些突出问题不容忽视
2.1北部湾城市群经济实力不强
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各方面的原因,北部湾城市群的发展几乎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以来经济发展较为缓慢,远远落后于三大城市群的发展水平。泛北部湾城市群的总体经济实力还不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较低,现代化大工业少,高新技术产业薄弱,经济要素分散,缺乏大型骨干企业和中心城市带动。
2.2北部湾港口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资源有待整合
泛北部湾中国区域港口数量繁多,存在着多层面的竞争,为争当在地区的航运中心或经济枢纽,这种竞争甚至呈现白热化状态。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内的港口存在重复建的现象,导致各个港口各自为政、竞争激烈,使北部湾城市群与经济腹地和国际市场联系不够紧密。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世界变得扁平,产业格局、供应链的架构重组,对港口通过能力以及港口对资源的配置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专业化的港口服务成为全球航运越来越强的需要。所以,排斥合作的港口发展显然与之不相适应,已成为对经济发展的阻碍。要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背景下建设好城市群,势必要考虑资源的整合,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2.3北部湾城市群在金融合作方面存在障碍
在开展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背景下,北部湾城市群的产业网络与经贸关系日益加强,但在金融合作方面却存在着多重障碍,具体表现有:
(1)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泛北部湾区域内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发展极不平衡。
(2)从产业结构上看,呈现显著的二元化趋势,区域内新型上传产业结构分布合理,制造业以及第三产业所展比重较大。而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以农业为主,制造业和第三产业都较为落后。
(3)从各国的法律文化上看,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使得各国在经济政策上有着不同的战略考虑。
(4)从投资者角度看,不同类型的投资者的投资要求是不同的。
因此,在发展泛北部湾城市群金融一体化进程时应当要注重不同经济体的协调,应将重点放在政策协调方面,致力于建立区域金融合作的战略协调机制,制定共同的区域金融政策,以实现经济政策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最大化目标。
2.4人口、环境问题
北部湾人口结构呈现人口总量大、人口文化素质总体水平不高。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分布非常不均匀,差异悬殊、流动人口的急剧膨胀骤增城市的压力等特点。环境污染问题严重。首先,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北部湾地区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急剧增加,加之乡镇工业布局分散,使污染从城市扩散到农村,恶化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水污染严重。其次,对土地资源的随意占有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以工业园区为名进行的“圈地运动”,抢占耕地问题突出。再次就是矿产资源粗放型的利用方式带来了比较严重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除此之外,大气污染加重,酸雨频发,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破坏、固体废弃物的污染增加,城市绿化面积减少等等污染环境问题不容忽视。长此以往,如不加以控制,北部湾经济开发地区会逐步成为人为的生态环境脆弱带,从而对该地区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3加快北部湾城市群发展的建议
3.1做好北部湾城市群的发展规划
根据国家颁布的“北部湾发展规划”,做好北部湾城市群的发展规划。首先,城市群中的每个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富有个性和特色。制定城市的发展规划,准确为城市定位,是突出城市个性和特色的根本。各个城市要根据自己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基础、文化历史背景,确定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的发展战略。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城市之间不是互相孤立的。在一定区域里,要注意大中小城市的布局,注意各城市问的协调和适当分工,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发展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特别是由多个城市集聚形成的城市群,可把职能分散到多个城市,形成各具特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空间组织形式,体现整体的统一性和有序性。再次,城市群建设要与生态建设相统一,城市群发展要与生态环境相协调。要根据城市群不同的地区的功能及生态环境容量,对城市建设规模、发展形态和开发方式进行分区控制,不能以污染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建设城市群。特别是对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林保护区的开发建设,尤应慎重。
3.2优化泛北部湾城市的产业布局
广西沿海城市的产业发展,要积极融入国际和区域产业分工体系,从区域经济一体化考虑。也就是说,沿海城市之间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根据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和进行区域产业布局,既合理分工又紧密协作,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产业群体。根据本地区特点,选择合适的产业,引入或培育出若干具有较强衍生能力或具有一定示范性的企业,逐步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要推动企业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行资源重组与整合。要发展一批大公司、大集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实力的竞争,实质是大型企业的竞争。要办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和各类工业园区,为产业集群创造条件。强化技术创新,形成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文撑的产业集群,不断提高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争取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沿海城市群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率先成为技术先进、结构合理、特色明显、机制灵活、竞争力强的新兴产业基地,形成外向型临港工业基地、高技术产业基地。
3.3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发展软环境越来越成为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成为一种高潜质的发展资源,因为生产要素总是向环境好的地方聚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阻碍产品和要素区域间流动的障碍将不断被突破,国内外市场一体化趋势增强,表现在市场准入门槛的进一步降低,政府管制进一步放松,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法律环境进一步健全,以及市场要素的使用更加有效,流转更加快速,市场活力对增强经济活力和提高经济效率的牵引越来越强劲等。这些新的情况,为建设沿海城市群创造了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建设沿海城市群,要求在沿海城市之间形成重要生产要素跨区域配置的新的配置机制,从而促进配置者和配置对象的充分衔接。这是政府的新课题。城市群内由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经济运行方式,是国民经济横向联系的一种形式,实质上是不同区域部门经济之间的一种内在必然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协作生产力,从而提高各城市经济、生态、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城市群要形成区域内进行沟通和共同发展的渠道和机制,可以从交通、信息、金融和人才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以提升区域整体国际竞争力。
3.4加快北部湾城市群港口资源整合,发挥群体优势
当前,沿海港口要成为广西和大西南连接国际市场、引进国际资本和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文撑。广西沿海港口的发展仍有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港口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大型专业化深水泊位不够;国有港口企业改革不适应港口发展的要求;港口物流化经营能力、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不强等。必须通过沿海城市群建设,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的内在联系,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坚持速度、结构、质量、服务、管理、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相统一,以国际国内航运市场为导向,通过进一步整合港口资源,促进沿海港口不断扩大规模,逐步向大型化、集约化、专业化、多功能、综合运输等现代化发展。要拓展港口的功能,实现多种集疏运方式和保税、物流、仓储、加工及配送等多种功能在港口的有机衔接,建成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功能完善、信息畅通、优质安全、便捷高效、文明环保的现代沿海港口群,提高竞争力。
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篇10
关键词：城镇化；统筹城乡；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4－0054－04
一、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化的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就必须实现城镇化。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统筹城乡，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从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城市化过程与工业化过程密切相关。工业化是推动城市化的最主要的因素。这是因为，工业产业实行工厂化生产，是一种集中化的产业，具有一定规模，而且机器大工业越是发展，越是要求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为了使这种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至于被所需要的市场、交通、信息等方面的原因而发生生产和流通方面的困难，工厂化的生产要求集中在城市。而随着企业的增多以及相应的服务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反过来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进入非农产业，城市也因此而不断扩大，并具有一定的规模。工业化的发展还促进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也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过都市生活和从事非农产业活动。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的发展，给城市化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城市化的发展，又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现实的可能。
从现代化的发展历史进程来看，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城市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与载体，城市是一定经济区域的发展极，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和人民生活的中心，城市文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高潮为背景，西方学者就认为，现代化是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为特征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现代化。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复杂的、更多标准化的职业结构。中国学者罗荣渠教授，也把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基本特征。可见，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一个城市化的进程。
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却非常缓慢。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过于庞大，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接纳，因此，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集镇，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有利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顺利变革，有利于农民社会角色的平稳转变，也有利于城乡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滞后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市场扩展能力弱；限制了农村工业企业素质的提高，从而限制了整个产业素质的提高；限制了农业规模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不利于我国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限制了人的现代化进程；不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城镇化滞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促进城镇化进程也就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二、统筹城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城乡关系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的焦点。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以存在广大的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作为发展的起点，其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城镇化。因此，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是协调好城乡关系。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主要任务，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走城乡统筹发展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与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中国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状况，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规划、通盘考虑，综合起来统一想办法解决。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城镇化，加强城乡联系，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最终达到城乡共同发展繁荣。提高城镇化水平，增强大城市以及城市群的整体实力，更好地配置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进一步发挥城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整体竞争力。
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十一五”期间要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进程。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完善城市化建设网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形成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缓解人口压力与土地承载力的矛盾，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扩大就业空间；有利于发挥城镇的集聚效应，提高乡镇企业综合效益；有利于开拓城乡市场，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农村消费需求；有利于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素质；有利于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增长方式，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集中防治污染和保护环境；有利于城市体系的完善合理，促进大中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和城市系统发展；有利于农民、农业和城乡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因此，推进城镇化进程要着力解决农民工、产业支撑、失地农民保障、户籍制度、土地流转、行政区划、投融资等长期困扰城镇化发展的问题。
“十一五”期间，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不仅要增强城镇化对经济社会结构调整和农业、农村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且要把推进城镇化与强化城镇化群的功能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城市体系的完善合理。把城镇发展与城市化、城镇体系的建设结合起来，增强城镇群的综合功能，完善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划。把单个城镇的发展放到整个城镇群中统筹考虑、科学定位，促进城镇群内部不同城镇之间的功能分化和有机联系，加快形成功能互补、有序分布的城镇网络群，以增强城镇化对城乡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对农民就业的吸纳作用。同时，要
在大中城市周边地区发展建设不同等级的卫星城镇，形成多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强化和扩大中心城市辐射作用，形成联合大中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纽带，拓展广泛的经济要素交换交流，增强城镇问的经济粘合力和发展后劲。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面对着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解决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环境脆弱、地区差异大等许多问题和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我们要坚持以规划为依据，以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功能培育为基础，以加强管理为保证，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幅提高城镇化水平，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协调发展；保持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本质差别；促进社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实现经济城乡社会共同进步。
首先，要坚持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实行适度集中的农村城镇化模式，形成新的城乡分工。一是要坚持城镇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合理、集约利用土地、水等资源，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集约式的城镇化道路；二是要全面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条件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发挥市场对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作用，通过市场实现城镇化过程中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吸引各类必需的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同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城镇化的管理、引导、规范。从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角度，进行新的城乡分工，就是要使工业逐步从中心城市扩散给卫星城镇，同时使分散的农村工业向中小城市集聚，中心城市重点发展金融、贸易、信息、服务、文化教育等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从中心城市和广大农村转移到卫星城镇，一方面可以解决“城市病”和“农村病”(所谓“农村病”是指农业副业化、农村工业乡土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民生活方式病态化)。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城乡之间产业同构和过度竞争的问题，使城乡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支撑的经济技术联系，实现城乡之间的统筹发展。中心城市不再以生产为主，而是以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的功能作为周围区域的发展极，充分发挥城市发展极的支配效应、乘数效应和扩散效应；中小城镇以生产为主，充当中心城市向农村扩散经济技术能量的中介和农村向城市集聚各种要素的节点；农村规模化、联片种植的农业生产，支撑大中小城市对资源和要素的需求，获取农业经营的规模效益和城镇化发展的整体效益。
其次，积极培育城市发展极的扩散能力，形成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链条。培育城市发展极的扩散能力，形成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之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集群，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是城乡统筹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之路。中心城市要在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基础上强化分散机制，实行有序扩散，既保障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带动作用，又避免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的过度扩张造成对有限资源的过度竞争和浪费。中小城市作为大城市产业扩散的主要接收地，要大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强化和健全各项综合功能，带动小城镇发展。小城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吸纳地，加快城镇化进程必然要求小城镇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发展方式必须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必须优化小城镇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立足于农村的资源条件，以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产业，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产品结构和行业结构。
第三，加强中心与的对接，协调区域经济和地区经济的统筹发展，推进各级各类城镇协调发展。中心与的关系不仅是指一个区域内城市与乡村和关系，还指一个区域内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地区的关系。其一，中心城市是带动其整个区域作为发展的发展极。中心城市具有生产制造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交通运输中心、服务中心、决策中心等多种功能，恰似一个“磁场极”，能够产生吸引和辐射作用，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只有把中心城市建设成为生产制造、贸易、金融、信息、交通运输和服务中心，才可能产生“发展极”的作用，并形成经济、技术网络，从而起到吸引和扩散作用，推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其二，中心和间建立紧密的联系无论是对中心还是对都大有益处。对中心来说，其发展对有很强的依赖性，地区不仅为它提供原材料，还为它提供市场。对来说，中心是至关重要的发展极，中心向扩散资金、技术、信息是地区发展的捷径。因此，对地区来说应主动寻找带动本地区发展的发展极，主动吸引和接受中心扩散的要素，主动进入中心地区的市场，进而主动进入以中心为龙头的一体化经济。要重视现代化的交通、通讯设施建设，缩短中心和的空间和时间距离，放大发展极的扩展效应，使之成为协调区域经济、地区经济统筹发展的先行条件。其三，推进各级各类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各级各类城市和小城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职能作用。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环境基础，合理确定各地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因地制宜地制定城镇化战略及相关政策措施，加强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分工协作，实现城市以及地区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总体上是加快的趋势。在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对其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其一，各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城市形态在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交通通讯条件和产业组织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不再是历史上那种孤立的城池。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大城市发展确实带来了不少亟待解决的“城市病”，多年来我们不是鼓励而是限制大城市发展，但是大城市还是在不断发展，这就说明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但都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不能脱离经济发展来扩张城市规模；城市的扩张要考虑某些不可逾越的资源制约，例如水资源制约。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提法，实质是一致的，都是指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业的转移。城市化的“城市”，包括具有城市功能的小城镇；城镇化的“镇”，应该是作为经济中心的小型城市。目前一些小城镇已经发育成为小城市，不少已经具备小城市的雏形，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民在农村就地转为非农职业，可以视为城市的末梢和延伸。
其二，城市将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人口和经济社会资源向城市集中，经济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的发展。地区竞争日益表现为城市之间的竞争。例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群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不到1/13，面积只占全国的1.5％，经济总量却占全国的28％。这就充分说明，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城市经济所占的比重越大，城市对农
村经济的带动作用越强。
走城乡统筹发展的中国城镇化道路，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和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中国城镇化滞后是历史包袱，但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因为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往往也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根据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耕地资源有限、投资规模及有限的财力、物力以及城市环境容量、人口、交通压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如果中国的城镇化能够顺利推进，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0％以上，有近8亿的城镇人口，2050年基本完成城镇化，使城镇化水平达到70％。有10亿城镇人口，界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将明显提高，国际影响力将明显增强。中国的城镇化绝不只是简单地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居，而是几亿人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种根本性的社会转型，将使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并对21世纪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三、农民市民化：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所谓农民市民化，是指在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的过程中，农民变成了市民，在政治权力、社会生活、经济政策等各方面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相同的待遇。比如，城乡居民都有平等的财产、受教育、就业等各项权利和发展进步机会，享受公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同时平等地为国家履行义务、创造财富；城乡各类主体平等地享有产业准入、信贷金融服务以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等权利，同时平等地为国家上缴税赋、创造就业岗位，履行社会义务。概括地说，就是城乡居民要有政治权力的平等；劳动待遇的公平；社会资源享有的平等；教育资源分享的公平等公共资源配置的平等和社会公平。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英国农民只有3％。美国是6％，日本是16％，韩国是20％，中国现在70％的人口是农民。由此可见，中国农民的市民化还任重道远。
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只有实现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持续增长，才能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使农民转变为市民。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托达罗在他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把糊口农业，混合型的多种经营的农业，现代市场经济的农业作为农业生产发展三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这一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线条的“三阶段”农村发展理论，较为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发展的过程与现状。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业基本上处于糊口农业阶段；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即现阶段还处于混合型的多种农业阶段，农村人口仍占70％以上，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时期；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迈进第三个市场化了的商品农业阶段，促进农民变市民，促进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其实质是农村社区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人口素质等方面与城市现代文明逐渐接近、趋向同一的历史过程，是城乡差别逐渐缩小，并最终走向城乡融合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自然包含着农村人口自身的生活消费方式、闲暇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及接受现代文化传播和受教育的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内在变化。这一变化的核心足农民向市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