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1
陈姿屹(1981-),女,重庆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科员,硕士,主要从事管理学研究,(e-mail)。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研究质量。为此，需要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判断研究成果的价值和质量，鼓励高质量成果产出，进而引导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文中以《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为指导思想，以定性和定量评价、分类评价为评价原则，以创新性、科学性和社会性为评价标准，构建以质量为导向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框架。
关键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评价框架
中图分类号：G64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5-2909(2012)01-0157-05
21世纪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较快发展，各类研究成果数量增速迅猛。与此同时，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理论脱离实际比较普遍，应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不强，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条件保障也不能适应哲学社会科学快速发展的需要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经费问题，更多的是研究质量的问题。在2006年6月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简称《质量意见》）中突出强调了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为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需要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判断研究成果的价值和质量，以此鼓励高质量成果产出，进而引导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客观地评价哲学社科研究成果，对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持续发展，乃至学术生态的演进，具有“指示器”和“风向标”的意义[1]。2011年11月出台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简称《评价意见》）指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为：（1）注重理论创新和实际应用价值的质量评价导向有待进一步强化；（2）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分类评价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3）科学合理、诚信公正的评价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4）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的评价方法亟待根
本扭转。《评价意见》中强调要“切实强化评价的质量意识，牢固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正确把握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将创新和质量导向贯穿于科研评价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因此，围绕质量标准进一步改进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工作，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文中以教育部出台的两个意见为指导思想，对社科评价问题进行探讨。
一、以质量为导向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原则
哲学社科研究成果是人类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自身、社会及自然的理性思考，其研究成果多是以社会现象、社会规律、社会实践价值和意义的判断和评价形式而存在，相比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表现出其内在的广泛性、复杂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等特点，因此，以质量为导向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原则应充分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对研究成果价值进行客观的评价，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一）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根据《评价意见》，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价的复杂性，准确把握评价对象的不同特点，合理运用恰当的评价方式，增强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公信力。国内高校目前普遍采用的评价方法有两种：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其表现形式分别为引文分析法和同行专家评价法。
引文分析法主要是利用各种数学和统计方法，把学术成果发表和出版的等次、被转载和引用的频度、获奖情况、社会反应等作为成果质量的重要指标。引文分析法“易于操作和实施，作为成果评价的一种初级形态和补充手段，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曾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但该评价方法存在的缺陷不利于社会科学学术的发展：其一，强调研究成果的量化指标，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灵活性和多元性特点不相符；其二，某些社科成果在短时间内难以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该类成果的引用率自然很低，但并不能说明其学术价值就低[2]。
同行专家评价由同一个学科领域或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性质上的非量化的价值评价。其特点是“基于研究成果本身的内容，尤其从创新性、原创性、科学性、系统性等维度进行把握判断，把是否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采集新数据，是否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构建新理论，作为衡量学术成果质量高低的核心指标”[3]。同行专家评价在中国还是一项很不成熟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法，在评价过程中缺乏公认的评价标准而易于形式化。首先，评价的主观因素。同行评价更多是依据个人的经验，同行评价专家的视野、偏好、能力等主观因素对定性评价的实际效果有着潜在的制约作用。其次，评价的保守因素。具有创新性的前沿性研究往往具有打破传统学术思维的特征，很可能得不到局限于常规思维的评价专家的理解和认同。第三，以学科为基础的同行界定。以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为基础产生的研究成果具有极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在评价过程中，难免会产生“非共识”现象，导致不公正对待。
《质量意见》中指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既要有数量、规模指标，更要有质量指标。当前尤其要强调质量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要扭转重数量轻质量的现状，改变简单以数量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因此，以质量为导向的哲学社科研究成果评价应将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互相补充，在面对复杂评论对象和评价问题时，给予综合的考察和评估。
（二）分类评价
不同类型的研究活动和不同形式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表现形式和侧重点都有所不同，不能笼统用某种评价标准去评价不同的研究成果。《质量意见》中指出：“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国际性与民族性、继承积累与自主创新的统一。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科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评价标准，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要有切合实际的评价尺度，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成果形式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标准和方式进行评价。”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按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基础研究主要以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新证据等原创性的成果为目标，其效应是隐性的、间接的。应用研究则是基础研究成果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和延伸，是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产生具有
切实社会效益的技术、方法、措施，因此，在进行评价的时候，基础研究应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研究成果要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创新，传承文明上有所贡献，学科建设上有所推动，以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为主要尺度。应用对策研究应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研究成果要在提升国民素质上有所作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服务上的支持，注重其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类不同的研究成果，应根据其各自特点采取不同的标准和方式进行评价。
二、建立促进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
《质量意见》和《评价意见》中均强调要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价标准，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原创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切实推进理论与实际结合，把是否发现新问题、运用新方法、使用新资料、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形成新对策等作为衡量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主要内容。基于此指导思想，笔者在查阅诸多文献之后，总结了以下几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评价标准。
（一）创新性
创新是科研的生命，只有创新才能在科研成果中总结出新的经验、规律，探索新的思路、方法，建立新的理论、学说，提出新的方案、对策，为新的实践及时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质量意见》中亦指出，创新是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创新程度是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核心要素。因此，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时，首要原则是要考虑其创新性，把是否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采集新数据，是否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构建新理论，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高低的主要内容。
创新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选题方面有创新；（2）开拓材料范围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扩大认识对象的范围；（3）修正前人错误的或不完全正确、不全面的认识；（4）提出科学发展阶段同步的新见解；（5）技术手段、研究方法有创新；（6）革新著述方式[2]。无论是对基础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或积累，还是对应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创新主要体现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等方面，因此，在对科研成果的价值进行评价时，首先要考虑其基本的创新性[4]。
（二）科学性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而具有自身的研究特点和规律，其学科特性注重基础知识传承、资料积累。这使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项目周期、成果产出皆具有长期性特点，因此，其评价标准必须具备科学性，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规律。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和个体性的特点，如音乐、美术、体育和新闻学等，因此，应根据其研究规律，制定出具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色的科学评价方法。
（三）社会性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一定要有自身的社会现实意义。“只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科学成果才能被人们理解、接收、掌握、应用，才能有生命力。”[5]也就是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不仅要体现其在学术领域的价值，而且更应强调社会科学成果与社会经济效益的结合。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应注入社会视野元素，在更宽广的领域“将社会科学发展目标与国家目标进行有机结合，对国家亟需研究和解决的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能够提出独创性的见解或可操作性的建议”[6]。
三、建立基于质量标准的哲学社科研究成果评价框架
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进行科学的评价，其目的是为了客观反映出成果的真实价值。武汉理工大学李志平认为，社科成果就好比产品，引文分析法和同行专家评议法只是从生产者角度对产品价值分别进行技术层面和主观层面的评价，其评价结果“可以近似看作是整个生产领域的学术价值”，然而，“从客观上讲，社科成果的价值是体现在需求方面和社会使用后的价值增加”[7]。基于这一观点，李志平提出了社科成果四维评价方法。该评价方法巧妙地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结合起来，并融入社会价值评价，使得评价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
如前所述，高校社科成果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根据其研究性质的不同，评价的侧重点也有差别。基于之前总结的研究成果质量评价标准，结合社科成果四维评价方法，文中按照对社科成果分类评价的基本要求，建立了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框架。
（一）基础研究成果评价框架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的首要任务是探索人类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为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提供理论和方法。“基础研究成果耗时耗力多，对学科发展贡献和价值较大，创新性、科学性是最主要的价值体现。”[8]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该框架图由4个维度组成：同行评议、引文分析、货币价值和效益价值。同行评议和引文分析维度是通过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价值评价。同行评议维度基本上沿用同行评议法的思想，根据基础研究成果的性质，把成果是否具有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等创新性要素，是否体现哲学社科学科特色作为评价的标准内容。引文分析所体现的价值是从定量的角度，通过引文深度、引文广度和创新学科三部分衡量成果的价值。“引文深度是指本学科的引文次数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引文广度是指非本学科的引文次数所体现出来的价值，然后将创立新学科的价值单独拿出来作为一项。”[7]
货币价值和效益价值维度体现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需求价值。货币价值来自学校、政府等定向性很强的货币资助，虽然投入的货币金额和社科成果的产出并无很明显的因果关系，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既然一方可以出这么多的货币，货币数量至少可以反映社科成果的价值”[7]。基础研究成果往往极具理论性，对高校学科体系和科学理论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因而，其货币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校自主科研和政府财政经费资助上。效益价值是社科研究成果的产出效益，基础研究成果的效益价值主要表现在学生新增收益和学校新增收益等方面，这也充分体现了基础研究对高校学科建设的支撑作用。
（二）应用研究成果评价框架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主要反映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以生产切实社会效益的技术、方法、措施为目标。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模型框架如图2所示。
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维度与基础研究成果评价相同，也是由同行评议、引文分析、货币价值和效益价值组成。不同之处在于，同行评价的内容包括政府采纳、社会反响、技术专利、措施方法等实际应用型要素。应用研究成果的价值一般通过成果转化并服务于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来体现，其效益价值表现为政府新增收益、企业新增收益、其他新增收益等，其货币价值也主要来自政府拨付、企事业资助和社会团体赞助等。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四维综合评价模型体现了定性与定量评议相结合的思想，并将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融合，充分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质量评价标准的创新性、科学性和社会性。根据分类评价的原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按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别分别建立评价模型，强调了不同类别的研究成果应侧重的评价要素，分类评价更加符合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原则和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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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tanevaluationframefor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researchproductsinuniversitiesandcollegesbasedonqualityperspective
CHenZi-yi
(officeofSocialSciences,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30,p.R.China)
abstract：
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2
从哲学基础上讲，当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两个迥异的派别，一是分析经验主义，其代表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学哲学；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和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以俄（苏）和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为代表。就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来看，虽然二者同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但由于两国在科学、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а.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卡尔普宁、б.м.苏哈诺夫和в.и.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μ.凯德洛夫、μ.з.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с.高特、м.в.莫斯捷巴涅科、в.и.勃拉恩斯基、в.р.伊瓦诺夫、а.д.乌尔苏尔、в.а.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л.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
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3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影响机理
FactorswhichHaveanimpacton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andtheirmechanism
FanBonaiXuweiZhangweiweiShaoQing
(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7,China)
abstract：thefactorswhichhaveanimpacton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canbedividedintothreecategories:″subjectivefactors″,″guaranteefactors″and″motivationfactors″.
Firstly,″subjectivefactors″arethemostdirectfactors,whichcanbefurtherdividedintotwotypes:theresearchersinnovationabilityandinnovationmotivation.
Secondly,″guaranteefactors″includematerialconditions,managementsystemandmechanism,culturalatmosphere,andteambuilding.thesefactorsprovidematerialsupport,policysupport,culturalsupportandorganizationsupportrespectivelyto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tolookatitclosely,materialconditionsareaprerequisiteforscientificinnovation,andresearchfundsarethemostimportantfactor.managementsystemsandmechanismsrelatetotheallocationsystemofresearchfunds,thewayprogramsareevaluated,thewayprofessionalranksareevaluated,theteacherssalarysystem,thesystemofachievementevaluationinscientificresearch,etc..theyarethefundamentalfactorsimpeding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theculturalatmosphereinresearchteams,universitiesandcountriesplaysanimportantpartin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additionally,sincecooperationhasbecomemoreimportanttoday,teambuildingisanotherfactorthatplaysagreaterrolein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
thirdly,governmentsupport,technologydevelopmentandsocialneedsprovidedevelopingmotivationfor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Specifically,governmentprovidesguidanceandsupportintheaspectofpolicies.moreover,thedevelopmentofnaturalsciencesalsohelpspushforward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andthechangingsocietyalsodemandsinnovations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
eachfactorisbothindependentandinterrelated.″motivationfactors″and″guaranteefactors″bothaffect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via″subjectivefactors″.therefore,″subjectivefactors″areanintermediatevariable.
manymethodscanbeusedtopromote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whichincludes:increaseinvestment,reformthemanagementsystemandmechanism,supportteambuilding,encourageinnovation,provideplatformofexchangesandsoon.
Finally,thisresearchonlyprovidesaframeworkandatheoreticaldiscussionofthefactorswhichaffects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Furtherempiricalresearchisneededtounderstandbetterhowthesefactorsinteractwitheachother.
Keywords：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innovation;influencingfactors;influencingmechanism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但与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快速发展相比，却存在重大成果相对欠缺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显然，在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这三者之中，方法创新是基础支撑。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就是在方法创新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且某些研究方法创新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因而，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理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一、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相关研究评述
以往学者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其影响因素的考察相对较缺乏。张晓敏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影响要素分为创新主体、创新机遇、创新环境、创新资源四方面进行讨论，认为创新主体是基础，创新机遇是关键，而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有效的创新资源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社会支持和物质保证［1］。谭春辉论述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三个构成要素，即投入能力，包括科研队伍、科研经费、科研设施；运行能力，包括社会支持、管理机制、组织文化；产出能力，包括科研产出、学科建设、社会贡献。前两个要素即投入能力和运行能力，事实上就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因素［2］。李元书和李宏宇指出，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也有重要影响，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研究、创新和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创新和发展提供科学的方法论的同时，还提供了具体的方法和手段［3］。
以往的文献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可能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存在三方面的不足：第一，以往研究提出的有关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因素往往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随意性较强；第二，以往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的考察通常缺乏系统的观点，没有综合考虑各种可能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因素；第三，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影响机理的考察，对各种因素如何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研究还十分不足。本研究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全面创新理论为依托，系统地梳理可能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因素，并探析其可能的影响机理。
二、基于全面创新理论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全面创新管理是由许庆瑞等人基于现有创新理论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提倡全方位创新的理论，其基本内涵包括“以价值增加为目标，以培育和增强核心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为中心，以战略为导向，以各创新要素的协同创新为手段，通过有效的创新管理机制、方法和工具，力求做到人人创新，事事创新，时时创新，处处创新”［4］2。
全面创新理论对分析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因素具有多重启迪。全面创新理论认为，影响创新的要素涵盖了技术、组织、市场、战略、管理、文化、制度等各个层面，提倡各个因素和各个主体都应该成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在此基础上，它还尤其注重协同创新的理念，强调各个要素、各个主体相互协调，产生“1+1>2”的协调效应。
基于对组织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已有分析，结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具体情况，本文提出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三个方面因素，即主体因素、保障因素和动力因素。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主体因素，也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个人因素，主要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和方法创新意愿这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保障因素，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管理体制与机制、文化氛围、科研团队建设。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动力因素包括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
(一)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主体因素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主体因素，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个人因素，这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最为直接的因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进行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主体，他们个体的创新素质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个人因素有很多，其知识深度、知识广度、科研技能、追求成就感、可信任感、责任心、科研经验、想象力、求知欲望等都对他们的创新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5］。在这些因素中，我们可以区分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因素和方法创新意愿因素这两大类因素。方法创新意愿反映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主观上想要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程度，而方法创新能力描述的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客观能力水平。在上述提到的个人因素中，哲学社会研究者的知识深度、知识广度、科研技能、可信任感、责任心、科研经验、想象力等因素反映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而追求成就感、求知欲望等反映的是他们的方法创新意愿。
(二)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保障因素
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作为一项复杂的科学研究活动，必然依赖于一定的资源条件。物质条件、管理体制与机制、文化氛围、科研团队建设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制度保障、文化保障和组织保障，这四者构成了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保障因素。
1.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创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已经不太可能由单兵作战的方式来完成，也不太可能在特别简陋的条件下来实现。无论是从创新的条件、创新的动机、创新的目的，还是从对创新的评价和激励的角度看，经济基础、物质因素都是科学创新能力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和物质利益动因［2］。物质条件是科学创新的必需条件，会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开展与成效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活动而言，创新物质条件主要包括实验室、大型科研设施、数据库、信息网络和图书馆等基本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有科研经费的支持。丰富充足的科研经费投入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物质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得以进行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投入，也是做出创新成果、提高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能力的支撑条件。
在国家层面，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物质条件主要体现在经费投入方面。随着科学创新活动的组织工作越来越庞杂，创新活动的中间环节越来越繁多，创新活动的成本越来越高，也就越来越需要国家和政府的鼎力支持以及大量的物质资金投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属于基础研究，相对于某些应用型的研究工作，其回报会相对慢一些，间接一些，但其影响会更为深远，这也就更需要国家在这方面加大投入。
在学校层面，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物质条件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方面。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不仅对图书馆、数据库、信息网络方面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还提高了对实验室、调查中心甚至某些高精尖设备的要求。特别是认知神经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交叉所产生的神经经济学、神经营销学、决策神经科学、社会神经学、神经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使社会科学对于某些高端的生命科学仪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学校这些科研基础设施的完善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校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方法创新的能力。
2.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与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存在可以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约束人们的竞争与合作方式。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提高对创新的奖励。制度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也极为重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创新的动力一方面源于自身的学术好奇，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外在的压力和激励。而科研管理体制就附带着这种压力和激励。有效的科研管理体制是建立秩序、激活力量、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面对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缺陷，激发方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磨合并协调方法创新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方法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良好的制度安排必须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自身规律，它一方面要能保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要能对方法创新行为给予适当的激励。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管理体制涉及科研经费分配体系、课题结题评审方式、职称评定方式、教师薪资体制、成果评奖制度等多个方面。笔者认为，目前制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最根本因素就在于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从国家层面来看，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相关的制度安排尚带有一定的计划色彩。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体制走的是一条强有力的以国家课题、规划为载体的国家计划型的学术发展路子。整个学术的评价有一个国家主导性的标准在规范着，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围绕在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课题周围。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很难被计划、被规范出来的，更多需要的是在学术好奇指引下的自由探索。在学校层面，学校的行政化倾向同样影响着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在我国高校中，行政权力占有的信息和资源多于学术权力占有的信息和资源的现象普遍存在［6］，这对于调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是十分不利的。
3.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氛围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而言，文化氛围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里的文化概念主要指社会所特有和嗣承的观念模式、价值模式、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包括价值观、态度、信念、行为规范和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等。曾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7］文化规定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基本素质和心理性格的形成，对人类的社会性活动有着深刻和内在的影响［8］。人们创新的取向和内容、意识和能力都会因社会文化的性质与形态的不同而不同［9］。
这个因素在国家层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个社会文化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特别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视。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会像某些技术性研究一样能很快产生经济效益，因而受重视的程度往往不是很高。二是社会文化对创新的重视和对创新失败的包容。在我国，由于转型时期的浮躁心态影响，人们对失败的包容心是十分缺乏的，几乎所有课题最后都必须以“成功”来结题。但没有失败就几乎不可能有创新。创新经常诞生于无数次失败之后。
学校对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视同样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在有理工科背景的大学中尤为突出。在某些大学中，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老师社会地位低，待遇差，在教师职称评定、课时保证、办学经费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并且某些工科领导习惯用工科思维以工科标准来衡量文科，认识不到文科发展的独特规律，这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是十分不利的。
文化氛围在团队层面主要体现在团队的组织文化上。所谓组织文化，是指在组织的各个层次得到体现和传播，并被传递至下一代员工的组织运作方式，其中包括组织成员共同拥有的一整套信念、行为方式、价值观、目标、技术和实践［10］。良好的组织文化一方面可以使团队成员在和谐、融洽的团队关系中感受到温馨和愉悦，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助于方法创新行为，另一方面也使团队成员的平等交流和平等竞争成为可能，这种交流与竞争也会有助于其创新行为。谭春辉认为，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组织文化具有六大特征，包括支持冒险与变革、对待创新成果的宽容态度、鼓励科研合作、宽松的学术氛围、强烈的创新倾向、恰当的创新动力等［2］。
4.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建设
在知识不断拓展更新、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科研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以科研人员个体为单位的研究活动越来越难以实现，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科研团队的作用正日益凸显。良好的科研团队有助于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工作平台，提升科研效率，促进知识共享。影响科研团队创新能力的因素有很多，团队规模、团队异质性、团队任务特征、团队组织氛围等都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团队的创新能力［11］。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而言，最为重要的团队因素是团队的异质性。团队的异质性不仅体现在团队成员性别、年龄、个性上的异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学科背景、受教育程度、知识和技能上的异质性。大量研究表明，团队的异质性有助于团队成员经验、信息和观点多样性，进而有利于提高团队成员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
团队的组织运作方式也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创新有重要影响。对于学者而言，民主开放的团队组织方式更利于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提升他们的方法创新水平。良好的组织管理方式也有助于学者们进行知识共享，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创新。
(三)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动力因素
任何创新行为都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时代背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必须依赖于时代所提供的各方面条件，时代从三个方面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政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提供了政策上的引导和支持，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技术上为其提供了推动力，社会不断变化的现实又从需求上为其提供了拉动力。
1.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支持
政府也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的强政府传统下，政府集中了大量资源，它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力就显得格外巨大。在目前形势下，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表现在有为和无为两个方面：就有为而言，政府需要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物质投入和政策倾斜，营造一种适合创新主体发展的氛围和环境，提高学者的创新能力；就无为而言，政府应给予学者更大的学术自由，营造更为宽松的学术气氛，更大程度上激发学者的创新意愿。
2.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因素首先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上。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借鉴与参考；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创新提供了众多的新工具与新方法。电子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发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面貌，对其方法创新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
3.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因素也体现在社会发展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需求上。社会需求是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动力来源之一。近代社会科学自产生之日起都是既传承学统、又呼应时代要求的［12］。方法的创新往往源于旧理论无法解决新问题的需要。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急速转型时期，其转型的速度和涉及的人口数量都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庞大社会体系的急速转型带来了众多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是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已有经验的，有些则是我国社会独有的，需要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加以解决。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众多新问题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笔者在上文构造了包含由里到外三个层次、九个方面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当然，这些因素不可能是截然分开、完全独立的，相反，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各大创新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是极为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各要素间竞争和协同的过程也是共同进化的过程。尽管这个影响过程十分复杂，但我们也可以对其作一个简化的梳理。的动力因素往往需要通过保障因素方能发挥作用，而保障因素最终也会落脚到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的影响上，因而这两者是其他所有因素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中介变量。
1.动力因素对保障因素的影响机理探析
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支持程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投入、制度投入和文化认可度，进而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对研究方法的探索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这类研究不会直接产生经济利益，政府的支持是它们获得相应物质资源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政府也是最主要的制度供给者，政府支持与否直接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同样，政府对创新文化的支持程度也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氛围带来巨大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更为直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这些都有助于直接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具体而言，在物质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研究提供了计算机、网络等新的研究工具；另一方面，空调、打印复印设备等的技术发展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舒适的研究环境。在管理体制方面，现代网络通信使扁平化的科研管理模式、异地即时通信的科研沟通方式成为可能。同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研团队的扁平化、民主化、国际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也深刻影响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投入、制度投入以及科研团队的建设。当一个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而现有的研究方法对其的解释力、预测力并不十分令人满意的时候，社会民众自然会通过政府、社会团体来加大物质投入；当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阻碍到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时，民众也会要求对体制进行改革；当现有的科研团队无法很好地研究某些社会问题时，自然会产生结构更合理、组织更科学的科研团队。社会需求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的影响，相当于市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前者是后者的根本动力所在。
2.保障因素对主体因素的影响机理探析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重要因素。它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够顺利开展工作的基础，又是对学者研究创新行为进行激励的重要工具。前者影响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后者影响的是其创新意愿。
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与机制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关键因素。首先，高校的管理体制是否顺畅，会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获取学术资源、运用学术资源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其次，它供给的是最为重要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这些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学者的方法创新意愿；最后，它还是物质条件等因素发挥作用的重要调节变量，物质条件是否能真正起作用，还得看其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激励是否恰当。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建设也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有重要影响。异质性大的团队有利于学者接触不同的学科知识，也有利于其感受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碰撞的机会势必会提高学者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团队的组织运作方式也会影响学者相互交流、分享信息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学者的科研能力。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氛围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会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工作的被重视程度和被认可度，这将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方法创新的意愿；其次，它会间接影响资源的流动，资源往往会向受重视的领域集中，物质资源和制度资源的充裕度又会影响学者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最后，浓郁的研究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学者保持舒畅愉悦的心情，这也会影响学者的科研创新行为。
四、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对策建议
上文所揭示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各个影响因素既有所独立，又相互影响。各创新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各要素间相互竞争和协同的过程也是共同进化的过程。找到这些因素之后，我们便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与其相对应的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政策方案。
(一)加大经费投入，完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物质基础
科研经费在现代科学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相比于发达国家，还是相比于我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投入，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还是相当低的，提高在这方面的经费投入十分必要。在加大投入的同时，也要重视建立科学的经费发放及管理机制，尽可能地物尽其用。另外，国家也要加强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在进一步丰富高校的图书馆资源、数据库资源、电子网络资源的同时，也要加强社科类实验室建设、调查中心建设，完善相关的配套服务设施。
(二)改革管理体制，保障学术自由
国家应改革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建立适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相对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积累性更强，需在长期社会实践或充分总结前人知识和智慧的基础上进行，因而其知识更新的速度会相对较慢，其创新性成果获得学界认可的时间也会相对较长。这一点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这类的基础性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在进行成果评估、职称晋升、等级评定等相关制度设计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切忌短期评估，急功近利，助长浮躁之风。应当建立符合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特点的评估体系，不能照搬理工科的评估标准。评估工作要由学界自己来进行，由同行专家进行同侪评价，行政部门只负责组织和监督。在高校中，要建立相关制度，提高学者的地位，防止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充分保障学者的学术自由。
(三)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建设
鉴于团队在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我国应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的建设，努力打造一批知识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富有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团队。鼓励创建跨学科的学术团队，并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对于团队活动和团队建设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支持；对于表现优异的团队予以奖励，使之具有更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对于团队组织运作方式上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予以鼓励和奖励，并可在适当的环境中进行一定的推广。
(四)倡导创新文化，鼓励创新行为
改变一种文化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随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视程度的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待遇的提高，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的观念正逐渐改变。另外，国家也可通过宣传引导，使社会大众逐渐形成重视创新和包容创新失败的氛围。在对创新成功者进行宣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失败者进行必要的鼓励，使社会逐步养成既尊重成功、也尊重失败的文化氛围。在高校中，要进一步提高校领导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在经费、基础设施、配套服务等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在研究团队中，要努力营造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组织文化，鼓励团队中的交流互助行为。
(五)搭建交流平台，促进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国家应进一步增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学习交流的机会。这里的学习交流，既包括与国外学者的互动交流，也包括与国内学者的交流探讨；既包括与本学科专家的相互交流，也包括与跨学科、跨领域专家的学习研讨。国家应尽可能地多搭建一些交流学习的平台，让各种思想相互碰撞。与此同时，国家也可鼓励高校搭建校内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平台，并对此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鼓励学校内、团队内经常举办学术论坛、茶话会等活动，加强知识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以全面创新理论为依托，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因素、保障因素和动力因素三个方面探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对应的对策建议。
从总体上讲，本研究是理论性和框架性的，尚未经过实证的检验，笔者今后将以本文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设计一份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期更清楚地了解各个因素的影响路径、影响强度，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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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4
【关键词】化学发展/化学哲学/物质结构观/化学方法论/化学进化
【正文】
化学发展的哲学分析是化学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化学发展与化学哲学是化学科学研究中的两大重要课题。关于化学发展与化学哲学的关系问题，国内化学界和科学哲学界对此进行了多次的探讨。本文将综合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并结合作者的学术实践，对这一问题作一些总结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以期对化学科学研究的这一重要领域作些阐述，从而引起广泛兴趣，并深入研究。
一、化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及其与化学发展和哲学的关系
化学哲学在我国曾被称为“化学辩证法”，“化学辩证法”一词现在仍部分沿用，是与正在使用的“自然辩证法”一词相协调。其实，马克思曾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关于自然哲学的著作”，所以无论自然哲学还是化学哲学一词并非后创的异端，而是被马克思哲学体系予以承认的一个名词。
那么究竟什么是化学哲学？从广义上来讲，化学哲学是以化学基本理论问题和化学运动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为研究内容的一门学科。在早期的科学研究中，自然科学的研究往往冠以philosoph（哲学）一词，所以20世纪以前的化学哲学基本上指的是化学本身，即定义中“化学基本理论问题”。许多重要的化学著作都有“化学哲学”一词，如有“近代化学之父”之誉的近代原子论创立者英国化学家道尔顿（J.Dalton）的传世名著为《化学哲学新体系》（1808年），英国著名化学家戴维（H.Davy）曾出版过《化学哲学原理》（1812），意大利化学家康尼查罗（S.Canizaro）于1855年发表了《化学哲学概要》一文。虽然那时的化学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化学基本理论本身，但那时的化学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担负起研究化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任务，这在上述几本著作或论文中都有所体现。所以说，20世纪以前的化学哲学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化学哲学，虽然没有现在化学哲学研究内容深入，但比现在化学哲学研究内容广泛。化学哲学分解为化学与狭义的化学哲学是顺应了化学学科日益丰富和发展的需要。
狭义的化学哲学与化学学科本身分离开来，而成为自然科学哲学体系的一个子学科，它是以化学学科为研究对象，以化学基本运动和化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基本研究内容的一门学科。这个概念明确地体现了化学哲学与化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化学哲学既然是以化学运动和化学发展基本规律为研究内容，那么它必须以化学研究的实践为基础，这样一来，化学哲学的研究对象与化学的发展历程结下了不解之缘。化学哲学以化学发展为基础，脱离了化学发展中的研究实践就不存在着化学哲学，化学哲学不是毫无基础的空中楼阁，它必须从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化学实践活动中抽象和升华出来；另一方面，化学哲学也不是空洞无用的理论，不是一步一趋的“马后炮”，而是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去发现化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对今后的化学实践活动起指导或启示作用。当然，我们也要摒弃另一种误解，即把化学哲学当成“万能钥匙”，以为拥有了这把钥匙就可以轻易地打开化学研究的大门。其实，化学哲学只是一种有用的工具，这个工具作用的发挥还要靠强大的化学理论基础和经验实践作后盾。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化学哲学和化学史都可以算是化学学科的衍生内容，但它们又不可能隶属于化学学科，因为化学哲学的基本研究工具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而化学史的研究方法是史学的研究方法，所以化学史与化学哲学都可以看成一门交叉的子学科，或称为边缘子学科。这就要求研究化学史和化学哲学的学者对化学、哲学和历史三门学科都有一定的造诣。
化学运动及发展的基本规律包括在化学领域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一般理论问题，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探讨化学的科学定义、化学研究的对象、特点、地位和作用；（2）揭示化学科学发展的规律性和预见化学发展的方向与趋势；（3）阐发物质化学运动本身具有的辩证内容；（4）讨论化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5）分析化学所取得的成果和重要化学家所作贡献的哲学意义及现实意义；（6）研究化学和哲学辩证关系及其与化学、哲学发展的作用等。由化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可以看出，化学发展的哲学分析是化学哲学的一个很重要内容，上述六项内容基本上都得从化学发展的角度考察。
当然，化学哲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化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哲学研究上也有重大意义。化学是研究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所揭示的化学规律只适用于一定特殊的学科范围；而哲学则是在概括包含化学在内的具体科学的成果、特殊规律的基础上所揭示的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共同的、普遍的规律和原则。化学哲学就是架在化学和哲学之间的一座桥梁。化学哲学的任务就是在于运用化学哲学真理对化学的成果作出哲学的概括，使化学概念上升为哲学范畴，使化学原则上升为哲学原则，使化学真理转化为哲学真理，化学真理的扬弃，就是哲学的显现。反过来，由化学及其它学科所得来的哲学把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和普遍性质揭示出来，它运用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则通过化学哲学为中介对于化学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化学哲学在实现由化学真理上升为哲学真理过程中，发挥其自身固有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化学及化学发展史、化学哲学和哲学三者的关系可以用下面这个式子来表示：
升华
上升
——
——
化学及化学史——化学哲学——哲学
反馈
反馈
化学真理经过化学哲学上升为哲学真理也需要以辩证法作为正确的指导思想，脱离了这一点，化学真理就很有可能上升为伪哲学真理，蒙蔽人们正确的认识。化学发展史上的“热寂论”的导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由物理化学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推导出来的熵增加原理告诉我们，在绝热条件下，趋向平衡的过程使体系的熵增加。在19世纪后半叶，曾经有些人把熵增加原理不正确地外推到整个宇宙而得到荒谬的“热寂论”，“热寂论”者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隔离体系，整个宇宙的熵要趋于极大，因此有一天全宇宙的温度都一样，成为一种热动平衡状态，一切热运动都将停止，这就是世界末日到了。如果承认宇宙的末日，就要承认它的开始，因此又导致一个荒谬的结论，即“造物主”和“原动力”的存在，并认为这个原动力就是造物主最初制造的不平衡，这样就为迷信和唯心主义找到了根据。事实上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还很少。恩格斯在一系列的著作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热寂论”进行了批判，“热寂论”的错误在于把热力学的结果不合理地外推到整个宇宙，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坚实基础是建筑在从有限空间和时间上所获得的经验上，显然把第二定律无限外推到宇宙是不正确的。
二、化学发展的哲学分析
什么是化学史？化学史就是关于化学学科及化学知识体系演进的描述和说明。化学史既不隶属于化学，也不隶属于历史学，它是化学与历史相互交叉的一门特殊学科，它是自然科学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化学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化学的发展历史证明，化学知识的增长、发展过程是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斗争过程，是化学概念、原理的更迭和发展过程，是用包含较少谬误的理论代替较多谬误理论的一个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逐步演进的过程。
自从有人类以来，化学知识就处于不断积累过程，但在各个历史阶段，其发展状况也不一样，人类古代历史最漫长，化学的发展也处于最缓慢发展的时期，因为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生产力低下，文化处于初级阶段；哲学思想尽管也有唯心与唯物之分，但也是处于早期的朴素阶段，同时还受着封建迷信的极大干扰。所以这个时期的化学是处于化学的萌芽时期，化学学科因其缺乏物质文化基础而不可能建立起来，人们对化学知识不可能建立一个系统的体系，并且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个时期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处于原始和初级阶段，对化学现象的认识仅仅依靠观察和一些化工生产实践活动，所以这个时期是经验化学知识的积累时期。史前时期人类掌握了对火的运用是人类开始化学实践活动的起点，它使得以后一系列的化工实践如制陶、冶金、酿造乃至于后来的炼金术成为可能。古代时期，人类的化学活动基本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匠们对实用化学工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思辩哲学家们在观察自然及化学工艺基础上的理论认识。最初是化学工艺占主导，古希腊时期，化学理论变为占主导，这时的理论问题主要包括物质本原和物质转变两方面的问题。在以后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有时是化工占主导，有时是理论占主导，在一些引人注目的时期，二者共同繁荣，使化学得以更快的发展。从哲学的角度讲，理论与实践共同进步的时期，会使得二者互相促进并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两大分支最后合而为一，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发展成为在黑暗的中世纪中艰难发展的金丹术，化学在当时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采取金丹术这样一种形式是历史的必然，也有其学术理论基础。西方炼金术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和元素嬗变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炼丹术是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丹术是人类最早尝试把化学哲学和化学实践相结合并用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活动。但是，最终因其理论基础的谬误而导致了整个金丹术历史所反映出的艰难发展状态，并最终当成了一块科学发展的绊脚石而被逐出了科学的殿堂。金丹术的发展历史正好告诉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化学哲学体系的重要性。当然，朴素唯物主义的合理成分也使得金丹家们的工作并非完全地失去了意义，而正是他们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化学知识，制造了一些实用的化学实验工具，在某种程度上为近代化学的建立准备了条件，所以化学史界普遍认为金丹术是“化学的萌芽”。
16世纪，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人们崇尚科学和人性的解放，对整个封建制度和宗教发起了攻击，封建教会逐渐失去了独裁统治地位，宗教内部也掀起了改革运动，文艺复兴使得整个人类的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17世纪中叶，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结果是打破了旧的生产方式，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给自然科学各门学科的蓬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文化基础，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强大外力。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化学从17世纪迈入了近代时期，历时两个半世纪，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化学知识的积累由工场转向实验室，实验方法的确立以及职业化学家的出现使得把化学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可能。化学实验方法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独立科学实践活动，而职业化学家的出现得力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思想的解放、工业对化学的要求以及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已积累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化学家们逐步发展了一系列的概念、定律和理论。化学从多方面展开，建立起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等重要的基础理论分支学科，具备了较为丰富的实验基础和理论基础，这时的一系列化学实验和理论方法的建立为以后化学长足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近代化学时期是化学全面开花时期，这个时期化学界经历的大事件很多，发生了五次重大的突破，使得化学大厦牢固地确立起来。第一次重大突破是17世纪中期，波义耳（R.Boyle）提出了科学的元素概念，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把化学确立为科学。化学从此开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第二次是18世纪下半叶，拉瓦锡（a.L.Lavoisier）提出了燃烧氧化理论，否定了长达一百年之久的错误的燃素学说，把被燃素学说颠倒了的化学理论正立过来，建立了科学的化学燃烧理论，促进了化学的迅速发展。第三次是19世纪上半叶原子—分子论的建立，1803年，道尔顿在质量守恒定律、定组成定律、倍比定律等基础上提出了原子论；此后，阿佛加德罗（avogadro）在盖—吕萨克（Gay—Lusac）气体反应体积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分子学说，而康尼查罗综合两种学说，论证了原子—分子学说，解决了两种学说的争论，开创了化学发展新时期，为化学发展开拓了广阔道路。近代化学的崛起首先应该归功于氧化理论和原子—分子学说这两大范式的建立，这两种范式是在扬弃化学的第一个范式——金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四次是1824年，德国有机化学家维勒（F.wohler）首先从无机物人工合成了有机物——尿素，使得当时流行的生命力学说得以破产，生命力论者把有机物质神妙化，使有机物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之间人为地制造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就严重地阻碍了有机化学的发展，生命力论是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在有机领域内的反映。尿素的合成，突破了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之间的绝对界限，动摇了生命力的基础，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有机合成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五次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D.i.mendeleyv）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周期律的建立，不但为新元素的发现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使化学从仅限于对大量个别零散事实作无规则排列中摆脱出来，奠定了现代无机化学的基础；周期律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不再把自然界的元素看成一个彼此孤立、不相依赖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各种元素看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它表明了元素性质变化的过程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所以元素周期律的发现不但在化学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哲学上也有着重要意义。整个近代化学发展时期是化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一方面，在短短的两百多年时间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各种分支学科的化学体系，建立了基本的化学概念、定理和定律，为现代化学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近代化学时期是一个思想全面解放的时期，它逐步破除了一些严重妨碍化学发展的错误或迷信思想。这个时期在化学思想、化学方法论上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普适性的化学研究方法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起来的。所以说，近代化学发展时期也是化学哲学的一个奠基时期。
本世纪以来，由于科学对生产的推动作用，使得整个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了空前繁荣，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又对化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技术保证，化学也迈入了现代化学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化学开始由宏观领域进入到微观领域，把宏观的理论研究和微观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更深刻地揭示了化学现象的本质，化学哲学的研究也就有了基本的理论保证。微观化学从量子化学、结构化学和核化学三个方向发展并向化学的许多方向渗透，突出表现在化学动力学、生命过程的化学和人工元素合成方面，20世纪的人工合成化学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合成的新物质随时间加速增长，表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强大改造能力。20世纪化学向其它学科的交叉渗透和综合，预示着化学将要揭示人类更为本质的奥秘。在这个成果爆发式发展的年代里，在理论、方法、实验技术和应用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了一些新的显著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发展速度的加速化。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即科学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加速状态，其基数的不断增加导致了其成果的不断膨胀，化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化学小气候是与整个科学大气候是一致的。第二，纵向分化和横向联合。近代化学虽然建立了完备的化学体系，但现代化学的迅猛发展使得原有的分支学科不断地分化成更多的子学科，而这些学科的内部分化，也得力于与外部的“联姻”。自身的膨胀及多学科的渗透正是这些学科分化的原因。实验设备的仪器化促进了化学研究的精密化，这是化学尤其是分析中的一个新特点；这个特点其实也是化学与现代机械、光学、声学和电子学等方面的新技术“联姻”的结果。第三，从宏观深入到微观层次。这是现代化学最显著的特点，它建立在现代化学实验及电子、X射线和铀射线三大发现的基础之上，其它特点都与之有着关联并互相渗透和促进，达到辩证的统一。微观大门的打开，是现代化学的起点，是人类认识水平的一个飞跃。第四，由静态向动态发展。近代化学一般是注重化学现象的结果，而现代化学则开始关心化学反应的过程，研究化学变化的动力学性质。这是由人类的认识规律所决定的，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历一个由外及里、由表观到本质的过程。把握化学反应过程的本质特点更有利于把握化学变化的外在规律。整个现代化学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化学科学实现了科学理论、实验研究和工业生产的高度辩证统一，正经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生飞跃式的发展。
三、物质观及物质结构观发展的哲学分析
关于物质本原与构成问题，不但是化学学科本身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化学哲学以及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就同形形色色的物质打交道，面对千姿百态、丰富多采的物质世界，人类免不了要发出疑问：这些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有没有一个基本的组成成分？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明朗化是人类发展知识的内在动力。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不断思索着，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任何正确理论的产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不断怀疑和否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物质观的发展也不例外。
在古代，人们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和正确的研究方法，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往往靠观察和缜密的推理，所以他们对物质本原的认识有其合理的成分，在物质观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认识论上的意义。在我国古代，物质本原的基本假说是阴阳五行学说，该学说认为，水、木、金、火、土是世界的基本组成成分，这五种成分可以相互转化，也可以组成新的物种，万事万物都有阴阳之分，阴阳的对立统一导致了物质的变化和运动。在古希腊，有一个重要的物质观是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提出的原子论，他所提出的原子性质相同，但形状和大小多种多样，而这种不确定的多样性导致了这种原子论的复杂化和隐含的唯心主义色彩，所以最终物质观的统治地位让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夺去了。我国春秋时期墨翟提出的“端”的思想，也是一种朴素的原子论。亚氏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看似比德氏更为先进的四元素说和四原性说，四元素是土、气、水、火，四原性是冷、热、干、湿，这种学说在西方占据了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并使化学走上了炼金术的歧途。亚氏把四原性也归入万物的本原，使得朴素唯物主义开始向唯心主义滑落。总的看来，最早的人类都企图从自然界中选取一种或几种物质元素来说明世界万物的成因，这也是早期朴素唯物主义的一个特征。
随后，近代化学把人类领进了一个五光十色、令人眩目的时代，使得物质观和结构理论也由哲学的思辨变成了具体的科学研究对象。17世纪末，波义耳提出了关于物质结构的“微粒说”，认为化学元素是多种多样的，是某种基本的和简单的物质最小单位，它是构成万物的基本成分，这无疑是科学地提出和解决物质结构问题的新起点，是化学史及化学哲学中一个划时代的成就。18世纪由道尔顿、阿佛加德罗、康尼查罗等人提出的原子—分子学说认为：由原子构成分子，由分子构成物体；原子是参加化学反应的最小质点，分子是物质保持其特性前能独立存在的最小质点。元素周期律的发现使人类对物质结构认识前进了一步。总之，近代科学分化后物质结构理论的最高成就是建立了原子—分子论。而在哲学上形成了“构成主义”结构观：承认世界及其组成物都是由早已存在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独立的部分所构成，这是一种建立在现实世界简单性的信念基础上的观念。这种观念所描述的自然物质结构图景，是机械的、不变的、非整体的景观：自然界是由质点靠外力的机械运动组合的整体，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这种割裂物质和运动的机械图景，影响自然科学达300年之久。
随着大工业和自然科学飞跃发展，世界万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日益显著，特别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物质动因日益暴露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这为旧的机械唯物主义上升为新唯物主义提供了条件。恩格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物质结构观念，从而为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敏锐地意识到：“原子决不能被看成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粒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对微观原子世界的认识达到了三个层次：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和层子，这证实了恩格斯的科学预言，使物质结构学经由具体科学向哲学回归。新的物质结构理论使构成主义结构观被逐步扬弃，并开始向“潜存—显现”的结构观过渡。
总之，人类对自然界物质组成及其结构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人们对物质组成及其结构的认识过程也是唯物主义的一个不断辩证否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唯物主义经由了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三个发展阶段。
四、关于化学的进化问题
辩证自然观把世界看成是“在本质上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即某种发展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物质世界进化链可以形象地描述这种从浑沌中逐渐发展和逐渐生长的过程。大约在200亿年以前的大爆炸初期，宇宙处于高温高密状态，只存在着中子、质子、电子和中微子等基本粒子。以后宇宙就沿着两条线索平行发展，一条是宇观链，即天体演化和地质演变；一条是微观、宏观链，此链又分为物理进化、生物进化、化学进化和社会进化四个阶段。对于化学进化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化学元素的合成阶段。最简单的化学元素H可以俘获一个或二个中子，生成它们的同位素D或t，D和t反应可以聚变生成He，并进一步生成C、o、n……等元素，在宇观条件下，还可以进一步合成近百种元素。（2）星际小分子的合成阶段。近二十年来，由于射电望远镜的发展，人们发现了五十多个星际分子，这说明在宇宙发展过程中，由C、H、o、n等化学元素可以合成各种小分子。（3）生物小分子的合成。1953年美国米勒成功地做了一个由星际小分子生成氨基酸的自然过程的模拟实验，为自然界化学进化的第三阶段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4）生物大分子的合成阶段。现在人类在实验室条件下已经能够合成自我复制的活分子，完成了由死分子到活分子的飞跃。但至于在宇宙演化中，无生命到有生命的飞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完成的？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尚无定论。
就化学科学本身而言，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19世纪，化学被认为是原子的科学，元素周期律是当时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发现新元素是当时化学的前沿，而现在化学的主要任务不是发现新元素，而是合成新分子。
化学进化的历程体现了物质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这样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
五、化学发展与化学方法论
化学方法论是关于化学一般研究方法的规律性理论，它既有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一般特征，也反映了化学科学研究方法的特殊规律。它是一般自然科学方法与化学相互交叉渗透的方法。化学方法论是化学研究的锐利武器和有效工具。随着现代科学方法统一化、综合化的特点和趋势，结合化学的现状来看，系统地研究化学方法论对确定化学研究方向、选择科研课题和探索化学新的分支学科都有着促进作用；同时，历史上的多次化学革命总是与化学方法的变革相联系着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化学方法推动着化学的进步，化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
一般来说，化学研究的客体，首先是分子，其次是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和超分子等，而化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而不是意识，主要是实物粒子，而不是场，是实物粒子中的分子及其变化规律，而不是原子、原子核的运动规律。正是由于化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物，所以实验的方法是化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观察与实验是化学工作者所不可缺少的。化学研究的对象是分子、原子，而分子、原子在一般研究中是不能直接看到的，这就需要用思维去把握，用模型去具体化，这样，就需要有比较、类比、推理、假说和模型等方法，以作为化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化学科学的发展也反映了这些手段和方法在化学研究中的深入和扩展。
化学方法论研究的对象是化学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它作为化学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成了哲学和化学科学之间的中介和纽带。一方面把哲学方法、自然科学一般方法具体应用于化学运动规律的研究，紧密地与化学学科特点相结合，因而它在科学方法论体系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表现在：在内容上相对一般科学方法深入和充实；在表述方法上相对于一般科学方法论精确、具体。另一方面，它又对化学学科中某些共有的通用的方法进行抽象和概括，使之上升为一般方法，以丰富、发展和深化一般自然科学方法，并使哲学中的方法论部分得以扩充。
化学方法论是化学理论建立所必不可少的工具。作为化学理论形成的主要标志在于它具有：能够反映化学运动的客观规律，由前提、推论、证明和结论所构成知识的严密逻辑性、进行定量表达的精确性等。这些标志所反映的条件，实际上只有依靠化学方法作研究工具才能实现。因此，化学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化学实验方法加以检验和证实。化学理论的逻辑性则需要运用化学演绎等方法去建立，这样才能把零星或散乱的知识依照本质关系和因果关系纳入一个严密的知识体系。
化学史是研究化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来源；化学方法的理论的研究需要概括化学史的材料，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受到启示，以便建立合理的方法论的逻辑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化学史，化学史也是一部充满了正确方法和错误之争的历史。在两种或多种假说的理论争论中，必然包含着方法论之争；在一种假说或理论的自身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存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了解化学史在方法论上有以下几点作用：第一，化学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历史上的概念与理论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如何演变的；第二，化学史可以提供化学史上成功和失败的典型事例，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第三，化学史还可提供著名化学家从事化学研究的方法，化学认识是人们对化学运动形式的客观规律的反映，化学家是人类认识化学运动的主要力量，在他们的实验记录、研究总结、著作、回忆录、传记、手稿和报告演讲中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素材，总结他们的演讲方法和治学经验，揭示其方法论意义，无论对传统方法的合理继承，还是对现代化学方法的变革与创新都有重要作用。化学史上一些成就卓著的化学家，他们不仅有渊博的科学知识，而且在化学方法论上也有独到之处。显然，这方面的研究是化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离开了这些丰富的经验来源，研究化学方法论就成了一句空话，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化学发展的现状尤其是前沿领域也是化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来源，化学方法论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以往历史的经验性概括和总结水平上，还必须从现代化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去进行新的概括和总结，并以此为基础再从逻辑和认识上加以研究和提高。这样，化学方法论的研究才能具有不断充实和不断提高的基础。
化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在化学认识、化学发现、化学理论的建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它体现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认识活动程序，即从问题出发明确研究对象进行实验考察提出化学假说检验化学理论这样一个一般性认识过程。因而化学方法可以指明研究的途径和方向，以避免错误，少走弯路，顺利达到目的。
综上所述，无论对于研究化学还是研究化学哲学或哲学的学者来说，化学发展的历史都是一个大宝库，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在其中找到迷人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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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5
一、无形资产发展需要学哲学
什么是哲学？“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philosophia，由“爱”和“智慧”两词组成，意为“爱智慧”。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指出：“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4版）指出：“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体系。”②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③可见，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说。
学习哲学是非常重要的，2013年12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④对无形资产的认识与发展，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时代人类智慧的结晶，是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形资产发展的指路明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它主要包括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等内容。
人们对无形资产并不陌生，但对无形资产发展与学用哲学有什么关系并不十分清楚。有人会想：“我没有学哲学也照常处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事务，如申请企业专利、注册企业商标”，“可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处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会计实务。”人们在日常工作中有两种工作方式：一种是跟进式的工作方式，根据无形资产的各种法规和企业制度的规定，处理日常无形资产业务与会计事务，按部就班地工作；一种是前进式的工作方式，在跟进工作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富于创造性地提高工作效率。人们又会发问：“我不论是哪种工作方式，并没有以哲学理论指导无形资产业务活动和处理无形资产会计事务。”实际上，人们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哲学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处理与无形资产相关的事务。学习哲学并将哲学的基本原理自然地与其他理论相融合，用于指导无形资产实际工作，以便提高无形资产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发展。为什么学习哲学就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呢？无形资产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构成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无形资产；存在的形式很复杂，有显现的和隐密的无形资产，有法规定的无形资产和没有法规定的无形资产，有不同时限规定的无形资产；生成过程很复杂，有自制的、购入的、投资的等多种路径生成的无形资产；归属（所有）很复杂，有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拥有的无形资产，或企业、事业和其他组织所拥有的无形资产；营运很复杂，无形资产的营运有转化、贸易和投资等多种形式。
由于无形资产的复杂性，为了正确认识和发展无形资产需要学习哲学。这是因为：
（1）哲学是放大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全。应用哲学原理，从不同方面全面观察无形资产整体，宏观上国家无形资产，中观上国民经济的部门、地区无形资产，微观上企业事业单位无形资产。全面观察无形资产可以避免片面观察无形资产。例如：有人以为无形资产就是《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⑤所规定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上述对无形资产种类的规定，只是法定纳入会计核算的几种无形资产，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纳入会计核算的多种无形资产。
（2）哲学是望远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远。应用哲学理论，回顾以往剖析无形资产的历史发展，审视现在研究无形资产的发展，展望未来预测无形资产发展的趋势。历史地研究无形资产可以避免静止地研究无形资产。例如：有人认为，现在的企业，有的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价值还不足1%，有的还没有无形资产。这种禁止、近视地只看到企业眼前很少或没有无形资产，但从企业长远发展观察，随着企业立足创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企业无形资产将会不断得到发展，其作用也会日渐显现。
（3）哲学是潜望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深。应用哲学理论，从实际出发，透过形式看内容，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无形资产的性质、与各方面的关系和发展规律。深入地研究无形资产可以避免脱离实际、表面、形式地认识无形资产。例如：有人认为，企业的发展一看技术二看管理，与无形资产没有多大关系。对企业和管理需要从无形资产的视角，深入地分析技术形成专利权和管理形成经营秘密的水平，才能表明无形资产对企业发展的意义，对提高效益的作用，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的能力。
（4）哲学是显微镜，观察无形资产看得细。应用哲学理论，分析无形资产系统及其构成要素、核算、营运、管理和规范等。对无形资产的精细分析可以避免无形资产构成不清、项目不明、界线模糊。例如：有人认为，科学技术是无形资产，企业文化是无形资产，创作活动是无形资产等。实际上，科学技术、企业文化和创作活动是生成无形资产的来源，不是无形资产，要划清形成无形资产的来源与形成的无形资产的界线，只有当科学技术、企业文化和创作活动的成果符合无形资产的性质（定义）时才是无形资产。
二、学用哲学认识与发展无形资产
学用哲学的任务在于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其任务在于认识无形资产与发展无形资产。
（一）学用哲学认识无形资产领域
学用唯物论、辩证法和反映论，认识无形资产领域。无形资产领域是与无形资产相关的范围，这个领域有多大，与无形资产的开拓创新发展和人们对其认识相关联。学用哲学以便全面、深入地认识无形资产领域。认识无形资产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无形资产是客观普遍存在的。无形与资产的结合形成无形资产。各种组织拥有无形资产，各种人群也拥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界定，无形资产与无形财产、无形资本、无形财富等相关概念的比较，无形资产的性质及其特征，都说明无形资产是客观、普遍的存在。无形资产对象的统一性，是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反映。
（2）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客观上无形资产是由小逐渐扩大而形成的无形资产系统。无形资产既是静态系统又是动态系统。无形资产系统由各种要素构成。对无形资产要素的确认要建立鉴定机制。为正确认识无形资产要素，按照无形资产要素的不同标志分为各种类别，如无形资产按是否法定会计核算，分为法定会计核算类和不进行会计核算类。
（3）对无形资产实践的感性认识。对无形资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无形资产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无形资产感性认识是一个过程，其基本要素是感觉、知觉和表象。无形资产的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和初级形式，具有直接性、具体性、生动性、表面性等特点。无形资产感性认识有直接的自觉认识和间接的理性认识。
（4）对无形资产实践的理性认识。无形资产理性认识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无形资产的本质、整体和内部联系的认识。理性认识采用概念、判断和推理三种形式。从无形资产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从抽象规定到理性具体形成无形资产理论，无形资产理论的概念、特点与功能。无形资产理论体系化形成无形资产理论体系。无形资产理论体系由各种理论要素构成。要重视无形资产基础理论。无形资产理论新增长点是交叉学科研究。适应无形资产的发展，建立《无形资产学》和《无形资产哲学》等。
（5）无形资产理论指导实践及其检验。无形资产理论具有指导功能，是行动的向导，依据无形资产正确的理论，提出各方面的理论知识，结合无形资产相关的具体规定，组织无形资产实际工作。无形资产理论是否正确需要经过检验：运用会计理论判断、法规检验会计理论；根据无形资产实践检验无形资产理论。
（6）无形资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无形资产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无形资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扩大影响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综合实力；扩张资本（通过无形资产兼并或联合，以无形资产投资、无形资产经营，开发无形资产）；推进现代化管理；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二）学用哲学发展无形资产事业
学用唯物论、辩证法和历史论，发展无形资产事业。学用哲学发展无形资产事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无形资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从无形资产通过全部发展路径的轨迹可以看出，无形资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无形资产发展过程表明无形资产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无形资产内部各要素之间、无形资产与外部各方面之间是普遍联系；无形资产是永恒发展。
（2）无形资产发展的基本环节（基本范畴）。从无形资产发展过程分析，发展的基本环节（基本范畴）是：原因和结果，如知识产权的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如科学技术与专利权；可能性和现实性，如专有技术；内容和形式，如著作权；现象和本质，如商标权；共性和个性，如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和商誉。
（3）无形资产发展的规律。从无形资产发展过程分析，发展规律主要是：对立统一规律，如生产发展需要新技术的专利权；质量互变化规律，如知识积累的著作权；否定之否定规律，如企业发展需要拥有不断完美的商标权。
（4）无形资产的历史发展。无形资产发展的外部条件是无形资产所处的环境，在一定客观环境下才产生无形资产。全球化推动无形资产发展，中国加入wto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知识经济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如我国无形资产60年的演进，表明新中国成立后无形资产发展的历史。
（5）无形资产发展的动因。推动无形资产发展的主要动因是科学技术。科学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应推动无形资产的发展；文化培育，企业文化是培养企业自创无形资产使其生成的源泉；历史传承，传授和继承前人的无形资产；开拓创新，以创新的精神、思维和方法，开拓创新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培养综合性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从事无形资产事业的人才。
（6）形资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求无形资产系统各要素全面发展，无形资产系统发展与无形资产环境协调发展，以知识产权为核心、以学科交叉为模式、以创新为动力持续发展，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全面发展。
以上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的实践是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客观基础。
三、提高学用哲学成效需要建立《无形资产哲学》
（一）无形资产哲学的形成
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的实践基础上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无形资产哲学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无形资产理论，研究无形资产的性质和一般规律的应用哲学。无形资产哲学是无形资产人员的一种无形资产世界观，是无形资产人员对无形资产领域总的、最根本的看法。所以，无形资产人员需要有无形资产哲学视野，用无形资产哲学去认识无形资产领域。
无形资产学用哲学，是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用于无形资产事业实践的过程。这对从事无形资产事业的人员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学校专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哲学理论），并将其有意识、自觉地应用在无形资产事业的实践中；二是在学校和实际工作中，不是系统而是部分地从其他专业教材和文献资料中学习与之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或哲学思想，并将其无意识地随工作应用在无形资产事业的实践中。
在无形资产事业中学用哲学是广泛的、普遍的，如在无形资产会计核算、无形资产审计、无形资产统计、无形资产评估、无形资产市场、无形资产融资、无形资产法制建设、无形资产教育、无形资产学科建设、无形资产研究和无形资产管理中，都有学用哲学的实践。在无形资产事业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学用哲学的实践，是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客观基础。
无形资产实践是行为主体依据无形资产规范的规定和要求，结合一定理论的判断，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多样性的综合过程：从不同视角对其分析，可以说是依法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依据无形资产理论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过程；或依据哲学基本原理处理无形资产事务的过程等。为了正确地学用哲学基本原理，需要从哲学的视角分析无形资产实践，在对其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上升为理论认识，进而建立《无形资产哲学》。
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是一个过程，需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立无形资产理论体系，已出版的各种类型的《无形资产学》、《无形资产概论》等，表明无形资产理论体系已初步建立，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二个阶段是在无形资产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无形资产哲学》，这个阶段现在只是提出探讨，还需要大力推进，将无形资产理论与哲学原理相融合，然后将其理论体系化，形成《无形资产哲学》。
（二）无形资产哲学的功能
《无形资产哲学》是一门介于哲学与无形资产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无形资产哲学是无形资产学与哲学的结合，这种结合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有机结合。无形资产哲学是“哲学”与“无形资产学”的中介，对于哲学是应用关系，即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无形资产原理和无形资产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形资产学的应用是全面的，既指导无形资产理论的研究，又指导无形资产方法的研究。无形资产哲学对于无形资产学是指导关系，应用无形资产哲学的基本理论指导无形资产理论研究。在未形成无形资产哲学之前，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研究无形资产学，在形成无形资产哲学之后，既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可以依据无形资产哲学去指导研究无形资产学和无形资产实践。可见，无形资产哲学是属于哲学在无形资产领域应用的一门应用科学。
《无形资产哲学》处于哲学与无形资产学（无形资产实践）之间的中介地位，发挥着如同哲学功能的中介功能，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发展。这种关系如图1。
由于《无形资产哲学》具有中介作用，《无形资产哲学》具有以下功能：（1）认识功能，依据无形资产哲学认识客观无形资产事物。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是理性认识的理论形态。其认识功能表现在：解释无形资产理论上的各种争论，用无形资产哲学理论解释、评价、判断各种无形资产理论问题的争论，分析其在认识上的理论与方法的原因，以寻求正确的认识；揭示无形资产事物内在的各种关系，运用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揭示某些无形资产事物内在的关系；认识无形资产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以一定的无形资产哲学理论，通过无形资产实践活动，去认识无形资产事物的本质、现象、特征、联系、运动和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预测未来的变化，依据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根据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客观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和必然发展趋势，从已知无形资产事物出发，考虑未来期间各种因素的可能变化，逻辑地推论未来期间无形资产事物可能出现的情况、特征、关系和发展趋势等，在未来时期无形资产理论建设的状况和水平。（2）指导功能，依据无形资产哲学理论指导无形资产实际工作。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活动，以改变世界。理论是行动的向导，在一定理论指导下，依据无形资产哲学理论具有的特征而提出的各方面理论，组织无形资产实际工作。对无形资产工作的指导主要有：指导无形资产工作，运用无形资产哲学基本理论，建立与健全无形资产组织体系，组织无形资产管理与核算，积极发挥无形资产职能作用，促进企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指导无形资产改革，运用无形资产哲学基本理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无形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无形资产核算和无形资产管理体系，发展无形资产市场，建立管理型无形资产模式，使无形资产促进经济的发展；指导无形资产研究，运用无形资产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经济管理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研究科技进步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研究其他科学的发展对无形资产发展的影响等。（3）教育功能，运用无形资产哲学理论进行无形资产教育。面向学校和社会，普及无形资产知识，说明无形资产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在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等方面有着重大作用，以便提高人们对无形资产的认识，维护知识产权，加强对无形资产的核算和管理。
（三）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是现实的需要
在学用哲学的基础上为什么还需要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有人会提出，直接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汁原味”要更好。在学用哲学的基础上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是提高学用哲学成效性的客观现实的需要。哲学是人民大众的哲学，希望人民大众都能在实际工作中活学活用哲学，实现这种愿望的方式之一，是将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专业（职业）相结合形成专业的应用哲学并借以学用哲学，更有利于提高学用哲学的成效。这是因为，将无形资产学用哲学的实践，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梳理、总结、抽象，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体系化为无形资产哲学，成为学用哲学的理论指南，起到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用于认识和发展无形资产的范式。学用无形资产哲学范式，是在无形资产领域大家学用哲学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或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这样，学用哲学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必要性是：（1）依据无形资产哲学范式学用哲学，具有时效性，可以加速在无形资产领域学用哲学，更好地发挥作用；（2）学用哲学联系无形资产实际，具有针对性，有利于全面认识无形资产的性质和一般规律，促进无形资产全面、协调和持续地发展；（3）将哲学理论语言转化为无形资产专业哲学理论语言具有群众性，通俗易懂，便于普及哲学知识，提高无形资产人员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和增强综合素质。
四、建立《无形资产哲学》框架
（一）无形资产哲学的对象
无形资产哲学对象的确定不是人们主观的臆断，而是根据研究无形资产的实际内容来确定。无形资产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它的研究领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的宏大领域，而仅限于无形资产领域；其所研究的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不是无形资产全部的各种具体规律，而是在无形资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世界观方面，对各种无形资产运动具体规律，从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进行科学的抽象，研究无形资产运动的一般规律。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表现为无形资产人员对无形资产领域的一些根本认识观点或基本看法。也可以说，无形资产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从世界观方面，研究无形资产领域表现为特殊矛盾的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如无形资产生成规律、无形资产经营规律。无形资产哲学对象区别于无形资产学对象，就在于研究特殊矛盾不同。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⑥可见，无形资产的对象，就是它“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
无形资产哲学对象与无形资产学对象既然不同，那它们还有什么关系？“无形资产学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无形资产运动的价值运动方面，是无形资产的价值形成过程（价值形成基础、价值构成、价格、价值增值、价值规律）和价值实现过程（价值补偿、价值分配）；无形资产运动的使用价值方面，是以一定载体表现的无形资产，作为资源属性和商品属性，能有效地用于企业的经营过程，并获取相应的效益。对无形资产运动的研究，表现在对无形资产的种类、性质、规模、水平、开发、使用、经营、效益、保护、核算、审计和管理等各方面。”⑦无形资产哲学对象是无形资产运动一般规律，是研究无形资产价值运动和使用价值运动方面的一般规律，是对无形资产运动的深入研究，提升到世界观层面，揭示无形资产运动的一般规律，无形资产学的对象与无形资产哲学对象的范围即宽度是一致的，在研究无形资产运动的基础上研究其一般规律，其深度是有区别的。
确定无形资产哲学的对象，可以明确研究无形资产的起点和要求，以便全面展开研究无形资产事业，揭示其发展一般规律，促进无形资产事业的发展，加强无形资产学的建设，推进建立无形资产哲学。
（二）无形资产哲学的基本前提
根据无形资产哲学的性质，从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实际情况出发，其基本前提主要是：
1.主体多层次
无形资产哲学的主体是多层次，根据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需要，可以是宏观的国家主体，如代表国家的某种机构，对全国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管理或研究；中观的地区、部门的主体，如代表地区、部门的某种机构，对地区、部门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管理或研究；微观的企业等单位和个体，对本单位和个体学用无形资产哲学的管理或研究。无形资产主体的选择与确定是现实需要讨论的难题。各层次主体的选择与确定，可以是无形资产或相关研究会（学会）、研究组织、主管或相关机构，如主管知识产权或主管会计工作的机构。无形资产主体需要负责对无形资产的研究或管理工作。
2.系统整体性
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无形资产系统的整体性是包括系统的全部要素，“无形资产一般可以包括：专利权、发现权、科学技术进步成果权、植物新品种权、专有技术、经营秘密、商标权、商号、地理标志、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商誉和人力资源共15种。”⑧无形资产要素会发生变化，不只是纳入会计核算的几项无形资产。2006年10月30日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规定“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
3.计量与定性相结合
无形资产计量有价值计量（以货币为单位）和实体计量（如以件为单位）等。无形资产定性是对无形资产性质说明。无形资产主体采用计量与定性相结合，根据对无形资产研究和管理的需要，分别采用计量（价值计量或实体计量）、定性或计量与定性相结合。在实际工作中，无形资产价值计量是各个相关的部门分别进行，还没有分层次的集中的价值计量；相对而言，只有依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有关在一定范围内会计核算的规定进行价值计量。
4.时间分期
无形资产的时间分期是无形资产主体对无形资产的研究或管理的需要确定的一定时间段。无形资产时间分期按采用的性质不同，一般有适用于实际工作操作与考核的年度（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适用于规划期的五年、十年等。时间是人为的划分，是对无形资产运动过程用时间划分借以描述其运行过程。无形资产时间的分期，有利于按时间分期对无形资产制定年度计划、五年或十年规划，并按期进行考核与总结。
（三）无形资产哲学体系
无形资产哲学体系实际上是指无形资产哲学内容的体系，是无形资产哲学各种内容要素相互联系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无形资产哲学对象的具体化形成无形资产哲学的内容，将其内容体系化就是无形资产哲学体系。
根据无形资产系统的整体性和结构性、无形资产哲学的对象和功能、学用哲学的任务、对无形资产的市场要求，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的体系。建立无形资产哲学体系有两种设想，第一种设想是哲学体系为主体，融入无形资产系统的内容；第二种设想是无形资产体系为主体，融入哲学体系的内容；两者比较，前者有利于学习和掌握哲学的基本原理，用于认识和发展无形资产，后者有利于在学习和掌握无形资产学基本理论的同时学用哲学基本原理。比较两种设想，在无形资产学理论有一定基础的条件下，适宜采用第一种设想建立无形资产哲学体系。
无形资产哲学体系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论述无形资产发展与学用哲学的关系，无形资产发展需要学用哲学，学用哲学认识与发展无形资产，提高学用哲学成效需要建立《无形资产哲学》等；第二部分学用辩证唯物论，论述无形资产的客观性，无形资产是无处不在，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第三部分学用唯物辩证法，全面观察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无形资产发展的基本环节和发展规律等；第四部分学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无形资产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无形资产理论的检验，无形资产的作用等；第五部分学用历史唯物论，论述无形资产的历史发展、发展的动因，无形资产的科学发展，无形资产的生成、经营与管理等。
无形资产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编导论。第一章无形资产发展与学用哲学。
第二编学用辩证唯物论。无形资产的客观性：第二章透视客观性――无处不在的无形资产；第三章剖析现实性――无形资产是一个系统。
第三编学用唯物辩证法。全面观察无形资产：第四章无形资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第五章无形资产发展的原因和结果：知识产权；第六章无形资产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科学技术与专利权；第七章无形资产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专有技术；第八章无形资产发展的内容和形式：著作权；第九章无形资产发展的现象和本质：商标权；第十章无形资产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和商誉及其他；第十一章无形资产发展的规律。
第四编学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无形资产的认识：第十二章对无形资产实践的感性认识；第十三章对无形资产实践的理性认识；第十四章无形资产理论指导实践及其检验；第十五章无形资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6
[关键词]情报学理论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分类号]G350
1 作为情报学基础的几种哲学观点
情报学的发展史表明，情报学界的研究者一直在不断地探索适合情报学发展的哲学基础，从布鲁克斯利用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哲学思想提出有关情报改变人类知识结构的情报学理论开始，陆续出现了许多其他的情报学哲学基础理论，例如，以库恩的“科学范式”、“科学革命发展的动态模式”及以托卡拉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哲学基础；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哲学基础；以矛盾论为哲学基础等等。本文主要探讨情报学界认可度较高的三种哲学基础。
1.1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
1983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图书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在《情报学》杂志上发表“情报学基础”一文，直接引进了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这是图书情报学界引入“三个世界”理论的开始。在此之前，1981年罗马大学图书馆与档案学院alfredSerrai教授曾在其著作中指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在图书情报界应用的可能性。
布鲁克斯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他认为人们要探索“世界1”，就需要同时探索“世界3”。人们从“世界3”获得所需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将“世界1”和“世界2”联系起来，“世界2”作用于“世界1”的结果，记录下来又成为“世界3”的一部分，整个这一过程就是情报过程，情报就是这种过程中的动态知识。
然而，布鲁克斯的情报学观点在我国并未取得一致的认可。穆安民等认为，波普尔是个多元论者，其“三个世界”理论属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能将其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情报学真正的哲学基础。朱奎华指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虽然对情报学哲学基础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它作为唯心主义的多元论仍不能成为情报学哲学基础。杨启全等人也认为，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不能单独将其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哲学基础。靖继鹏等人也指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认为“世界1”、“世界2”、“世界3”三个世界是并存的，并不存在反映与被反映的问题，是一种多元实在论，因此能将其视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
国内对其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严怡民教授指出，波普尔提出的“世界3”(客观知识)这一新范畴，把人类精神产品从以往的精神范畴中划分出来，视为精神财富而予以强调，是可取的。因为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客观知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波普尔的客观知识概念对于加深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拓宽科学研究领域具有现实意义，他所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相互作用机制，也基本符合宇宙直接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谢先江系统分析了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对情报学的指导作用，并将其视为情报学哲学的本体。靳娟娟中指出，波普尔三世界理论可作为情报学的本体论基础。刘植惠教授指出了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对情报学学科建设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1.2“四个世界”理论
“四个世界”理论的出现是国内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出发，对“三个世界”理论加以批判、继承的结果。刘植惠和秦铁辉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四个世界”的理论。刘植惠认为在自然物质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外，还存在着人工物质世界和精神产品世界，而秦铁辉将刘植惠的后两个世界统称为人工创造物世界，又将语言单独地作为准人造物世界，这两种理论都吸收了波普尔在哲学上细分世界层次的独到之处，试图为情报学提供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严怡民教授指出，“四个世界”理论的划分比“三个世界”的理论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对情报学而言，它们并未提供新的视角和内容。因为它们所继承的“三个世界”的方法论从根本上不适合人类情报实践的特点。这种方法试图为情报学对应的情报实践寻求一个“实体世界”，而事实上情报实践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实体领域，图书馆、大众传播、教育活动的实体是相互重复交叉的。
1.3信息哲学
20世纪末信息哲学的兴起为解决信息社会各种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情报学带来了一个建立自身理论基础的机遇。L.Flofidi分析了信息哲学、图书情报学、社会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情报学是应用信息哲学，并强调在哲学和图书情报学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认识论所不能为图书情报学提供的。赖茂生教授指出，通过分析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层次、研究对象与规模和研究目标，可以得出信息哲学能够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的结论。国内学者张福学也指出：“作为应用信息哲学的图书情报学是一门研究文献、文献生命周期与程序、文献管理技术与设施的学科，它应用信息哲学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方法去解决待定的实践性问题和现象。同时，图书情报学所进行的以服务为导向的经验研究，也有助于信息哲学中基础研究的开展。国内学者陈忆金认为信息哲学是现代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有利于促进情报学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为情报学确定整体观和基本发展方向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情报理论与研究的指导
2.1对立统一观点
严怡民教授指出，认识情报和情报现象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使情报学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的分歧能够得到广泛理解和有效融合的基础，靖继鹏、马费成等也指出了情报和情报现象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主要体现在：①情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②情报的主观性和特殊性；③情报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对立统一关系对于理解情报学具体领域中的一些核心概念、问题等有着指导意义，例如，在信息检索领域中，国外学者对信息检索中的辩证思维、对立统一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对信息检索领域中存在的一些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概念进行了研究，如相关性、查全率和查准率、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以及信息检索的实证方法和实用方法等。这些研究都证明了对立统一关系在情报学研究中的重要指导意义。
2.2可知论观点
可知论是指世界上一切客观体都可以接受科学研究，都可以被人认识的世界观。在科学研究领域，情报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揭示规律的方法，在情报领域，没有什么是不可获得的。例如，通过获取竞争对手的市场信息、专利信息、用户信息等，对其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便可判断竞争对手的研发方向、经营策
略、产品和技术优势；通过对国外相关媒体报道的新闻或采访记录或其他信息的获取途径，获得国外军事武器装备的最新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可以掌握国外武器装备情况。再者，利用反求工程，搜集某类产品的技术信息，并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研究，可以掌握该类产品的市场行情和技术发展概况。查先进教授在“情报研究的哲学思考”一文中论述了情报研究与世界的可知性之间的关系。
2.3联系和发展观点
从普遍联系的角度来看，情报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内容通常是多因素、多角度、多层面的，情报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从大量搜集来的表面上看来不相关的散乱信息中发现其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查先进教授对情报研究与事物发展的联系性进行了详细介绍。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情报研究追求的是从已知世界到未知世界的跳跃，但这种跳跃又并非无科学道理的，其基本依据是事物发展的继承性和相似性。正是借助于这种思想，情报研究人员才能触类旁通，通过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达到类推未来和未知情境的目的。
2.4能动性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以主体的能动性为前提的，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目的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上。查先进教授论述了情报研究与认识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举例介绍。
从目的性来看，情报活动目的是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社会团体或个人用户提供决策所需要的各种情报信息。从主动性来看，在情报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尽管有规律可循，但如果情报研究人员不积极、主动、大胆地揭示它，是不可能认识到的。任何情报并不是等着你来获取，而是需要积极主动地去寻找、获取，否则该情报可能丧失它原有的高价值。从创造性来看，情报研究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信息整序和科学抽象劳动，其中的归纳整理、去伪存真、演绎推理、审议评价和预测都融入了情报人员的智慧成果和脑力劳动，情报研究工作是智能化工作，只有创造性人才才能够胜任。
3 情报学的哲学研究方法
哲学为所有科学提供方法论指导，本文主要以常用的三种哲学研究方法为例展开讨论。
3.1归纳法
归纳法或归纳推理，也叫归纳逻辑，是论证的前提，支持结论但不确保结论的推理过程，与演绎法共同构成了哲学中的基本方法之一。归纳，即情报研究将思维扩展到各种新的事物和情报中，从中提炼和概括出一般的原理。所谓逻辑归纳，即采用逻辑的方法对情报进行分析组合，使分散无序的知识变为有序的知识，对其进行归纳。靖继鹏、马费成等等指出，情报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由一般到个别的反复循环和无限发展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归纳法在情报学研究中的应用。莫作钦将情报研究中的逻辑归纳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归纳：在文献调研过程中，把相关类问题，从学科内容的角度加以归纳。把蕴藏在大量文献中的知识和信息逻辑加以条理化，文献内容分析就是这种思维方法的一个典型代表。通过内容归纳，发现本学科的研究热点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情报学的跨学科特性强调了对内容归纳方法的需求。
累积归纳：我们所需要的情报不是固定地出现于某一载体或停留在某一时间等待我们发现，而是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挖掘，从中找出对情报研究有用的情报。情报工作的顺利完成都是通过对微小数据的收集、分析达到的。
推理归纳：将众多的、静态的文献活化为情报，在掌握现有信息、情报的同时，对其进行充分理解分析，推理出新的、潜在的情报，这就是推理归纳。如我们要研究目前我国情报学的研究现状，我们不可能直接通过一些综述或展望类文章进行分析总结，而是需要目前情报学中研究比较多的一些热点问题、关注比较多的论文、著作人手，探析其受关注的原因，从这些文章或著作中反映的主题或内容，推断或总结目前我国情报学的研究现状。
3.2反馈法
反馈法的核心是循环，在哲学中也就是“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反馈法的精髓。反馈机制可以说是情报学的一个核心所在，任何情报活动都是一个反馈过程，无论是情报研究还是情报实践，反馈法都必须加以应用。莫作钦提出将反馈机制作为情报研究的哲学方法，简要进行了介绍。在情报理论研究中，我们通过反馈法从引文中看情报研究成果的社会运用情况，从已发表的情报研究文献或报告中发现哪些最适合科研需要等等，反馈法贯穿于情报实践的整个活动过程中，从用户情报需求的确定到情报活动的效果或满意度等，都是反馈法的具体应用。一个完整的情报研究过程需要不断地反馈不断地探索，即“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的循环思维过程(见图1)，情报过程的每一阶段或步骤都存在着循环、反馈过程，充分体现了反馈法在情报学中的应用。
3.3选择法
在西方哲学史上，围绕“选择”这个哲学命题展开了长期讨论，选择学吸收了西方哲学关于“选择”讨论中的有益部分，运用量子力学、相对论、分子生物学、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集东方的思辨哲学与西方的实让哲学于一身，形成了双向选择理论。双向选择理论在情报中的应用主要是用来分析情报过程中的选择问题。双向选择理论是主客体之间关系的集中体现，它既包括主体性的一面，又有客体性的一面，选择是主客体的统一；选择是双方的，既有主体对客体的正向选择，又有客体对主体的反向选择，主客体选择是相互制约、相互规定的，双向选择实现的过程既是客体规律体现的过程，也是主体目的性实现的过程，双向选择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统一。在情报研究中，选择法在情报选择中的应用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李法运在文献中系统论述了选择法在情报选择中的应用。
情报研究中的情报选择不只是对信息实体本身的选择，还应包括传递方向(用户)、传递时机和传递方式等其他方面的选择。情报选择的准确、合理‘亏否，直接关系到情报活动的其他环节，所以，情报选择过程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兼顾到各个环节，双向选择理论为之提供了可能。双向选择原理是情报选择的基本依据，在情报过程中，情报机构与用户的信息需求是这一关系得以建立、维持和发展的前提。
4 情报学理论研究中的几种哲学理论
4.1认知理论
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的情报学范式转移过程中，布鲁克斯将认知理论引入情报学，所提出的“情报认知理论”成为情报学的主流范式，情报认知理论随即发展起来。
英国的布鲁克斯(Brookes，B.C)、加拿大的贝尔金(Belkin，n)、美国的德尔文(Dervin，B)被欧美情报学界公认为情报认知观的三个杰出代表性人物。布鲁克斯“情报认知观”真正的哲学来源是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认为，作为一种基本范式，他的“情报认知范式”是超越机构范式和情报运动范式的，但并不排
斥其他范式的科学成分。作为一种范式转移，他的情报科学认知范式包括四个主要因素：①客观知识的组织；②数据公开化、方法客观化；③情报知识是存在于认识空间的超物质的实体；④用新的定量方法研究认识空间。贝尔金的情报认知范式的理论主要是知识非常态理论，他提出，情报是文本结构，情报需求在于解决知识非常态，建立“情报检索认知沟通模式”，他的理论支撑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德尔文情报认知观的理论为意义构建理论，提出情报利用是构建的过程，建立“情景一差距一使用三步模式”，其理论支撑为构建主义。
认知观在情报用户、文献分类法、信息检索等研究领域都有重要意义，情报认知观的研究及其进一步发展将促进认知主义在情报学中的应用，用来分析情报科学中实际的理论。
4.2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盛行于西方的一种综合性哲学与文化思潮，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反二元论、不确定内在性、反对实质化、去中心和反整体性。
美国情报学家Gemotwersig提出了后现代科学知识变迁的概念，包括知识的非个人化、知识的可信度、知识的零碎化以及知识的理性化等。由此他认为，情报学要想成为一门学科，应当成为一门后现代科学，即不应当像传统科学那样企图完全了解外在世界的运作，而是以问题为学科导向，并以解决科技引发的问题为发展方向。中国台湾学者赖鼎铭先生在其著作《资讯科学的思考》中引人后现代社会的概念，他指出，后现代社会对图书资讯服务的冲击表现在三个方面：对经典作品的解构、数字化技术对于教育和学习体制的虚拟化冲击以及数字化技术对图书资讯服务的质量、可得性和可用性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叶乃静较系统地论证了后现代社会下图书资讯服务面临的新问题及其对策。其核心观点是，后现代社会的出现，要求图书馆学从传统精英视角导向转化为大众服务导向。
中国大陆学者王知津等率先将后现代主义引入情报学研究中，认为情报学发展所表现出来的非表达特质、不确定性、多元性和去中心化等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后现代主义是情报学发展的既成事实。他全面阐述了情报学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趋势，指出当前情报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情报学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趋势的体现。情报概念的模糊所凸显的非表达特质，学科边界的游移所体现的不确定性，研究对象与领域的不断变化所体现的去中心化的趋势，研究内容从实体到信息、智能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不同时代的研究目标的解构和重构过程，而摆脱技术至上的传统也体现了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中科技信仰的一种背离和反思。抛开上述问题，情报学现在所具有的跨学科的多元基础、人文和经济色彩的逐渐浓重、人工智能、知识管理等领域无一不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特色。赖茂生教授在“数字化时代的情报学”一文中批评近年来情报学界存在的自我贬损太多、不爱护学科形象的问题时指出，这些现象都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映”。俞传正认为后现代主义阶段的科学哲学的新走向――关注语境――必将继续给情报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季翔等论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情报学信息素养教育的影响。
4.3批判现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作为科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批判现实主义，有其独有的特征，主要包括现实存在的独立性和社会现实的层次性。
国外结合批判现实主义和情报学进行研究起步较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Hjorland提出的人类信息查寻综合模型和Bates提出的信息查寻和搜集模型都与批判现实主义观点相吻合并证实了批判现实主义在人类信息行为研究中的合理性和可行性。mariannewikgren指出批判现实主义观点能够为跨学科研究领域奠定富有成效的基础，尤其在用户研究方面，他在文中系统介绍了批判现实主义如何应用与情报学中的用户研究。国内学者王知津等人率先将批判现实主义理论引入到情报学研究中，从批判现实主义与情报学的渊源谈起，论述了跨学科研究中的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研究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如层次性社会现实、语境化的重要性、环境和活动者之间能动关系等在信息行为研究中的应用，并对批判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情报学研究进行了展望，指出了批判现实主义在情报学的意义所在。作为现实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批判现实主义对许多实证研究影响很大，而且在跨学科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的这些特性都足以引起情报学界的关注。
4.4设计学
设计科学又称为设计方法论或设计哲学，设计体现了艺术性和功能性的统一。
国内学者王烁、武夷山等率先从设计学的视角研究情报学，从理论基础、研究流程和任务特点三个方面探讨了从设计学视角看情报研究的可能性，指出不管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情报学与设计学存在着诸多的联系和交叉，从设计学视角看情报研究会对丰富情报研究方法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2005年普赖斯奖得主HowardD.white所提出的情报博采学将人定义为一束兴趣和问题，情报提要学将文献定义为一束对人之兴趣的满足和对问题的解答。所谓情报科学的任务就是实现这两者之间的适配。由此可见，如果将情报学的任务看成一种工程，那么情报研究就有理由借鉴工程设计的理念了。澳大利亚editCow-an大学的博士后t.Love提出了设计理论“元理论”机构，并参考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认为任何设计理论都必须与物质世界和主观世界保持一致。
4.5阐释学
阐释学是一门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和哲学，阐释学研究的焦点是传播、语言、知识的理解和解释，这同样也是情报学关注的现象。阐释学研究的目的是确认一个词、文本的真正意义，揭示其普遍规律，情报学同样关注记录知识的传播。所以有学者将阐释学视为情报学研究的基础，是指导情报学研究的元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期，阐释学进人情报学研究的视野，欧洲几位专家掀起了阐释学在情报学中的应用热潮。1986年，winograd和Flores率先提出采用以人为主的阐释学方法来设计信息系统。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图书馆学与情报科学理念”国际研讨会上，Hoel、Capulto、CorneliuS和Brier分别就情报科学的阐释学研究方向进行了论述，提出可将阐释学应用于信息分析、信息组织及信息检索等方面。1992年，在丹麦举行的国际图书情报科学学术研讨会上，阐释学和行为科学在情报科学与图书馆学中的影响和作用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成为继认知科学之后的情报科学又一研究取向。
周庆山教授指出，情报交流活动的基本原理是交流与阐释原理，对文本信息的交流和受众接受与阐释活动的辩证统一认识，是对情报交流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系统的整体规律的把握，并以此建立起情报交流研究的新“范式”。
5 展望
一直以来，国外情报学者都非常重视哲学在情报学中的应用，不断引入一些新的哲学视角来研究情报学中的具体问题，同时关注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从哲学角度来研究情报学的发展。随着国外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扩展，国内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情报学中的哲学问题，本文在对情报学的哲学研究进行梳理、总结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学者虽然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但尚不系统，学者之间的研究联系性不强。笔者认为，国内在从哲学视角研究情报学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点：
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7
1信息哲学的起源及其定义
信息哲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探索阶段，80年代的徘徊阶段，90年代开始的理论确立阶段以及21世纪以来的应用探索阶段。其中，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教授弗洛里迪（Floridi)在建立和推动信息哲学研究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96年，弗洛里迪提出了信息哲学的概念，并在其著作《哲学与计算导论》中阐述了信息哲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2002年他发表了《什么是信息哲学》一文，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信息哲学的性质、具体含义、基本原理以及信息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理由H;2004年7月，弗洛里迪在《元哲学》上发表了《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给出了信息哲学研究的问题所在。后两篇文章的发表可被视为信息哲学诞生的标志性与奠基性工作。弗洛里迪指出，信息哲学的研究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本质研究及其基本原理，这包括它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二是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
2信息哲学在图书馆学中的探索
2.1在国外图书馆学中的探索
在哲学发展历史上，哲学家的研究焦点在不断地变化，从存在到知识，到意义，再到信息。20世纪末信息哲学的兴起为解决信息社会各种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情报学带来了一个建立自身理论基础的机遇，这正是情报学多年以来苦苦追求的。学术界认为情报学是一门应用信息哲学，这就意味着情报学可以被看作是应用信息哲学，而信息哲学就可以成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弗洛里迪在其《关于把图书情报学定义为应用信息哲学》一文中分析了信息哲学、图书情报学、社会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哲学和图书情报学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认识论所不能为图书情报学提供的。2001年，美国图书情报学家K.R.Herold在《图书馆事业与信息哲学》[文中指出：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哲学。该文从图书馆工作的实际经验、权威著作、分类、认识论、逻辑学、存在论、智力等方面分析了图书情报学与信息哲学的关系。
2.2在国内图书馆学中的探索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哲学界就有学者开始关注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并讨论尝试建立信息哲学的基本理论。至今，信息哲学研究日益系统化、体系化，并逐渐走向完善和成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模式。
我国的信息哲学研究除了翻译和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如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刘纲翻译了弗洛里迪的《什么是信息哲学》，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了信息哲学的发展历程、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信息哲学的含义等&9。此后，信息哲学逐渐被国内的图书馆学专家学者引进到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领域，众多学者开始关注信息哲学及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中的应用问题，开始了或综合叙述或具体理论方面的探索和总结，典型代表作品有：2003年，张福学的《信息哲学论要》；2004年，曹文娟、赖茂生的《信息哲学研究综述》；2005年，陈忆金的《现代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信息哲学》；2008年，周雪华的《信息哲学与图书情报学》；2009年，王知津的《情报学理论的哲学研究进展》；2010年，许亮、赵玥的《信息哲学：21世纪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范式》；2012年，蔡东伟的《1980年以来我国信息哲学研究特征的定量分析》,等等am。这些研究成果在—定程度上表明，信息哲学的学科边缘、交叉性质与科技进步，与情报学、图书馆学、文献学的发展联系密切，但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范式来整合相关研究资源。从主题词的内容特征看，信息哲学在图书馆学应用研究领域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发展不够迅速，需要业内专家给予进一步的关注，以创建现实主义的应用研究纲领。
3 信息哲学在图书馆学中的理论应用
3.1信息哲学为图书馆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图书馆学一直在寻找自身的理论基础，如波普的3个世界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基础并没有很好地推动图书馆学的发展，这是因为作为图书馆学的哲学理论基础的信息哲学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地被提出来。学术界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信息哲学，这就意味着图书馆学可以被看作是应用信息哲学，而信息哲学就可以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层次、研究对象与规模和研究目标，我们可以得出信息哲学能够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这样的结论。弗洛里迪在文章“onDefining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asappliedphilosophyofinformation”中分析了信息哲学、图书馆学、社会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在信息哲学和图书馆学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认识论所不能为图书馆学提供的m。图书馆学的发展不能依靠某些以前借来的理论，作为一门应用信息哲学，图书馆学能够随着信息哲学自身理论研究的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石。
3.2信息哲学拓展了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
美国图书馆学家K.R.Herold在《图书馆学与信息哲学》一文中，从图书馆工作的实际经验、权威著作、分类、认识论、逻辑学、存在论、智力等方面分析了图书馆学与信息哲学的关系，指出：“图书馆学并不一定要选择一个与信息有关的特别的哲学位置。我们必须认识到信息给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经验共享带来新思路的时代即将到来。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信息哲学的讨论中去。作为国际图书馆学核心期刊的“Librarytrends”,将出版一期有关信息哲学的专刊。由此可见，图书馆学界对信息哲学这一新的学科以及方法论的重视。这是因为信息哲学的兴起给图书馆学带来了_个建立自身理论基础的机遇，图书馆学界应该把握好这个机遇，建立图书馆学发展的哲学理论基础，从而拓展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
3.3信息哲学对图书馆学的实践工作有指导作用
弗雷德里克亚当斯认为：信息概念的使用是20世纪下半叶哲学领域最成功的事情。信息在人类社会所掀起的滔天大浪，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思维方式。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对于信息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信息哲学这门新兴的学科给哲学界带来了新的空气，因此弗洛里迪称其为“新的第一哲学”。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个新的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公认是朝向信息社会或知识价值社会，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当然应当反映这一变化[22。图书馆学作为以文献信息交流和知识组织为对象的学科，既有条件，也有责任为发展起这样一种新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奋斗目标、工作流程、数字图书馆等角度深入研究，让信息哲学在图书馆学的实践工作中起到具体的指导作用。
3.4信息哲学成为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新范式
互联网、搜索引擎、weB2.0、云计算等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与日趋成熟，使图书馆的物理形态由传统实体图书馆转向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等新形态，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也由传统的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转变为以数字形式存储和传递的信息，实现信息与知识的有效组织与管理正成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新课题和研究的重点。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必然要求图书馆服务范式更加关注信息及其管理，必然要求图书馆职业在更大程度上应该采用信息范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注重信息交流过程，视图书馆和信息中心为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强调图书馆职业的技术色彩，注重新技术的应用，视技术手段为图书馆工作和信息服务工作的最重要因素；注重从职业外部吸收新的理论，图书馆员的身份逐渐转向信息管理人员。传统图书馆服务范式向信息范式的转化，是图书馆职业在信息社会的主要出路之一,它不仅可以提高信息时代图书馆的地位，而且可以为图书馆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新的途径。
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8
课程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课程论研究作为教育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其与哲学这个母学科的关系值得深度探讨。本文拟对近5年来（2006年-2011年）核心期刊中相关的典型论文进行整理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尝试对“课程哲学”的研究类型进行划分，进而提出总结和展望。
一、研究概况
在知网核心期刊中共搜得“课程哲学”相关论文三十六篇。各年分布情况为：06年5篇，07年13篇，08年0篇，09年8篇，10年10篇，11年0篇。研究维度主要分为课程与哲学的关系、哲学视野下的课程编制问题、哲学和教学的关系、课程评价、对课程哲学的反思五个方面，其中哲学视野下的课程编制问题、哲学和教学的关系两个维度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就哲学角度而言，过程哲学、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观、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等都被引入到课程哲学研究中，我国传统儒家哲学也见诸笔端。就课程哲学本身而言，课程与哲学的关系、课程哲学自身的发展都得到了关注；就课程哲学与其他因素的关系而言，主要涉及了哲学与课程编制、哲学与教师、哲学与课堂、哲学与课程评价等角度；就具体学科而言，主要涉及了语文、数学、外语、体育等学科，其他学科尚未涉及，已有学科之间的研究分布也不平衡。
（一）课程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制约着课程发展，课程体现具体的哲学观。谭辉旭认为，哲学制约着课程观的产生、发展和变革，同时课程在哲学面前也具有能动性、选择性。把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应用于课程研究是课程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1]。在特定历史时期进行的课程改革必然要受当时哲学思潮的影响，反映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哲学理念，课程改革受哲学观的引导与支配[2]82-86。
（二）哲学视野下的课程编制问题
1.元课程编制哲学
元课程编制哲学的思考是课程哲学自身的起点。冯永刚等认为课程编制要遵循一定的哲学规律，不同的哲学取向选择造就了不同的课程类型。哲学思想是课程观最根本的基础，每一种课程学习方式背后都有哲学假设作为支柱[2]82-86。
2.过程哲学
过程哲学研究的时代性较强。崔允认为过程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与促进了“现代人”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变革与转换[3]。因此，深入探究与挖掘过程哲学所涵括的当代教育意蕴，进而架构与联结其与课程改革沟通和对话的桥梁与纽带，从而实现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文化观的重塑或重建，具有重要和深远的价值与意义[4]。
3.文化哲学
关于课程与文化哲学的研究视角较多。衣俊卿从文化哲学的视角[5]，认为存在性取向课程和个人性取向课程聚散离合，共同走向人类的理想未来[6]。刘启迪认为由于课程在目标上具有强烈的育人性、在内容上具有深远的文化性、在实施上具有鲜活的主体性，课程研究具有文化学与哲学的特质[7]。
4.后现代主义
有学者认为，校本课程开发应反同一性、反中心论，主张差异性。同时教师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在传授大众文化的同时，体现个体的差异性，展现独创性[8]。张连江、李杰凯对后现代系统整体论世界观用于指导运动技术学科课程改革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还介绍了“涌现”原理对于体育运动技术课程改革的指导意义[9]。而闫智勇、毋丹丹则提出了要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窠臼的观念，并运用现代系统分析方法建构了超越式的后现代课程开发模型[10]。
5.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注重课程的实用性，学者将其研究角度大多集中于具体学科。孙强就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对视唱练耳课程理论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说明[11]。魏东新、李士杰则分析了实用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哲学思想对日本教育的影响[12]。
6.生命哲学观
课程最终是要发现人的价值，因此有的学者从体育与生命意义的角度解读了体育课程观的生命哲学蕴涵和现实标示，认为应当按照生命规律发展体育教育，从而为最终提升人的生命意义提供身体可能[13]。
7.中国传统的儒学
学者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当代课程改革的关系出发，认为中庸哲学中“和谐”、“创生”、“执中”尤为重要[14]。将中国传统哲学与课程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异于基于国外哲学探究课程哲学的新的道路。
（三）哲学和教学的关系
1.教师的角度
程良宏等认为，审视和反思教师既有的教学哲学，培育并重构与新课程改革相适应的教师教学哲学，是推进课程改革和教师自身在改革中获得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15]。在课程改革中审视并反思教师教学哲学的重构，是消解课程改革理论遭遇教师实践抵制和推进改革有效达成的可能性选择[16]，应立足教师生活实践，从教师自身出发去思考教师教学哲学的重构[17]。崔岐恩等认为，新课程的哲学意蕴向课程实施者教师提出挑战，教师只有具备相应哲学素养才可驾驭新课改[18]。
2.知识观和学习方式的角度
知识观和学习方式的变革直接影响教学有效性。有学者以“王钟之争”为切入点，将分歧的关健定位于知识的独立自在性问题，最后以波普尔的“世界3”为根据，给出消解分歧的建议[19]。还有学者认为理清学习方式转变的基本哲学问题，有助于对学习方式转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时也为其他相关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20]。
3.学科教学的角度
学科教学哲学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主科中，语文课程改革问题丛生、疾病缠身，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21]；数学教学必须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效的数学教学首先是教师教育哲学的问题[22]；英语专业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内心成长在哲学课堂上发展迅速[23]。
（四）课程评价
基于对课程评价问题的判断，孙万国、刘苹苹提出了发展性课程评价的基本理念：促进发展是根本，以人为本是核心，多元评价是基础[24]。张宏伟、沈辉则通过对我国学校体育课程传统评价观的梳理，提出生命哲学视域下学校体育课程评价观应当由知识本位转向生命本位[25]。
（五）对课程哲学的反思
反思是进一步深化的起点。朱成科以“多元智能理论”为例对新课程改革进行反思，目的在于明晰对教育理论、教育政策及教育改革思维的模糊认识，解放教育改革思维[26]。樊亚峤从校本课程建设中学校教育哲学的缺失角度进行反思，认为校长对于正确处理学校教育哲学与校本课程发展的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7]。孙建华等则具体从体育课程出发，认为求真、向善和审美是体育课程的本体论追求，三者应相互融通[28]。
二、研究总体述评
通过对上述相关研究内容分析发现，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理论型研究范畴内，对实际教学或学科发展等应用问题都没有提出具体有建设性的建议，尤其是没有涉及到课程目标、教材开发、学生学习等主要的课程研究方向，这使得课程哲学研究浮于表面而难以产生实际的影响力。
就课程与哲学的关系来说，学者的目光多集中于课程变化与哲学思潮变化的关系以及哲学体系对课程的影响上，无论是聚焦在课程实施中掺杂哲学思想以期达到完善课程和升华学生学习的目标，还是聚焦学校和教师应当形成自己的课程或教学哲学以指导实际的教学活动，都未意识到课程与哲学都是宏大概念，研究应当深入探讨哲学思维与课程思维的契合度、哲学目的论和方法论与课程目的论和方法论的一致度、哲学根本问题与课程根本问题的相关度等细化的问题。
就哲学与课程编制的问题来说，学者目光多集中在用具体的哲学派别和哲学思想来思考课程的编制和实施，无论是从文化哲学还是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从外国实用主义哲学还是中国儒家中庸哲学、从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还是幼儿园课程，就其一家一派来具体的探讨课程编制，确实给予了课程编制一个较好的考量角度，但所涉及的学科和学校类型的全面性还是不足，期待有更多的研究者将目光投向哲学与具体学科或学校类型的课程编制的关系上。
就哲学与具体教学的关系来说，学者们将课程哲学与具体学科的教学紧密结合，从学科教学特性角度与课程哲学相观照，给学科教学实施与反思都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这类研究总量尚少，其中体育院校、高职院校的研究居多，理化生、政史地等学科教学与哲学的关系则根本没有学者予以关注。
就哲学与课程评价的关系来说，研究者寥寥无几，有学者以哲学的视角提出了体育学科课程评价的改革目标，有学者则提出课程评价要重视哲学思维，但是例如哲学与课程评价的目标的制定和课程评价具体的实施的关系则没有给予关注，对于哲学与课程评价关系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
就课程哲学自身发展的反思来说，有的学者关注课程哲学的发展的滞后性，有的学者关注课程哲学发展的不全面，有的学者则关注学校教育哲学缺失的后果，角度还算全面，但研究数量少，研究不深入，限制了课程哲学反思发展的脚步。
三、展望与期待
（一）课程哲学研究应自成体系
哲学不仅要被用来指导各门学科教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更应当被内嵌到课程体系自身中。课程哲学不是各种哲学观在课程上的映射，而应当将教育学原理与哲学原理深入融合，从课程编制、课程资源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方面实践课程哲学思维，使课程哲学从哲学这一母体中独立出来，形成自身的体系。
（二）课程哲学研究应拓展深度
课程哲学研究要将课程体系构建、学科发展、实际教学实践等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尤其是在我国当下新课程改革进入转型期的背景下，通过课程哲学研究的领先发展，从理论上架构起新的完整的有深度的课程体系，并将之逐步发展完善，随时指导教学实践及修正自身缺陷。
（三）自身发展与其他要素协调发展
课程哲学研究作为课程理论和课程体系构建的先决条件，必须要在教育的各要素间平衡考量，必须要完整地贯穿于整个课程体系之中，必须要在各门学科、各种教育类型中综合发展。只有将课程哲学自身发展与课程哲学、课程其他要素的关系协调统一，才能真正地有益于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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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9
关键词：教育哲学院校哲学“四分法”理论高等院校分类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1-0231-02
1教育哲学的应然存在
哲学的价值在于不局限于任何现实的意见而独立地理解和言说良善生活以及生活者的德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向现实确定应当的价值，树立追求的理想，哲学进行的就是教化。
自大学融入到社会中去以后，大学的存在就有两种哲学基础和拥有双重价值：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哲学要求大学必须“崇尚学术”，注重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积淀和创造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大学存在的内在价值；以政治论为基础的哲学要求大学应当“适应社会”，主动应对文明社会众多领域不同层次的广泛需求，既服务于社会又引领社会前进，这是大学存在的外在价值。由此可见，大学应当在办学实践中以哲学为指导努力实现崇尚学术和适应社会的辩证的统一。
在教育理论界中，理想的教育仅仅停留在理论中，我们不能以理想来框定现实，意味着教育根本就没有理想形式，教育哲学的应然价值是涉及某种教育形式、某种教育制度、某种教育活动是否值得人们追求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价值应然对现实的教育价值取向进行判断，在一定意义上说，关于教育哲学应然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是我们实现教育实践改善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条件，当然包括对高等教育各级各类院校定位的指导作用。
2中国传统高校分类“四分法”理论
2.1“四分法”的分类标准及其框架
从严格地讲，对事物进行分类必须满足一定的前提，即只有当事物发展到相当数量并具有一定分化度时，才可对其进行归类和划分。因此，在20世纪90后代以前，不论是理论界还是管理层都没有开始对高校分类进行专门研究。当时的高校分类只是对高校的一种笼统区分，更为关注高校的分层发展。
就现状而言，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的“四分法”是我国高校分类理论中颇有影响的理论。依据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面向的不同，从横向上将中国普通高校划分为学科类高校、专业类高校、职业类高校3个一级类别。同时，依据高校的学科、专业的覆盖面及其内在关系，将上述三类高校划分为综合性、多科性和单科性3个二级类别。纵向上，依据履行社会职能的能级，自上而下将学科类高校和专业类高校划分为研究型、教学科研型、教学型3个层次；将职业类高校自上而下划分为教学科研型、教学型2个层次。我国高校发展中普遍出现的盲目追求一流、追求研究型、追求综合、追求办学规模四种倾向与这种分类有直接关系。
2.2“四分法”的优点及其缺陷
可以看出，“四分法”符合了一定的教育哲学基础，表现出了“必须与学术和社会协调发展”大学办学的基本规律。其优点在于它反映了教学与科研在高校中的比重与关系，体现了高校的科研水平层次，但这种分类的缺陷在于：
首先，“四分法”理论其实是在借鉴美国卡内基分类的基础上提出的，卡内基分类只是对美国大学在不同时期发展状况的即时性描述，它前后已有六个版本,且卡内基2005年的版本分类已经强化了大学社会服务的评价，“四分法”显然存在对个性化特色大学简单化处理的现象。
其次，这种分类在客观上意味着某种评价标准，使人们认为研究型高校要优于其他类型的高校，四种类型的高校演变成了办学水平的四个阶梯，该分类以总量为基准，在效益和效率指标上没有可比性。现实中理论与实践的相背离，这体现出了其最大问题,就是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的背景下,只强调学校的人才培养层次、学校的研究层次等指标,恰恰忽略了它的人才培养的社会服务面向，仅仅提出了人才的数量，没有表达出人才具体能创造多少人类的财富和文明；仅仅提出了发表的论文数目参考，而没有评估出这些成果带来的实际意义。一个培养人才数目少或者少的学校并不代表就是一个教学而非研究型的学校，这是一个明显的“行与知”的二元论的哲学论点。
3以教育哲学为出发点的解决之道
3.1哲学思想是大学精神的灵魂
表面上看是高校的眼光仅仅停留在了一些技术指标上，明显的随大流，盲目的“装大”，“冲一流”，其实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没有找清楚学校自身的定位在哪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教育哲学为指导。
任何一所高等院校,无论它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都需要有哲学思想的根基，若无，就丧失了灵魂。教育哲学既是智慧的科学又是科学的智慧。大学必须有一个哲学的文化精神为指导，两千多年以来，特别是近一千年来西方和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变革的实践证明，始终把“人的发展”作为大学教育活动永恒的主题，永远坚守以“象牙塔”为象征的为真理而献身的大学固有的独立精神，这是在社会世俗化，现代化进程和世界多元化进程和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大学能够超越功利与非功利的对立。确保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都能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大学之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生命线之所在。
3.2从教育哲学分化到院校哲学
表面上,我们看到几乎每所院校都胸怀大志,充满干劲,但事实上，这一切都难掩院校的盲目和浮躁之气。没有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气定神闲的自信,只有糊里糊涂的随波逐流。没有一个坚定的哲学信仰，没有一个大学精神的大学即使挂上了“研究型”或者“教学型”的招牌，在实际情况而言，又有多大的区别，我们到底应该用怎么的角度来审视一个大学的真正内涵呢？
“哲学是教育的普通原理,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杜威的这句名言概括了哲学与教育的关系,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众所周知,所有的教育问题,终极的追问必然回归到哲学。就一所高等院校来讲,培养目标的确定、专业的选择、课程的安排以及管理方式的运用都涉及到知识论和价值论问题,而知识论和价值论正是17世纪以来哲学所致力于解决的核心问题。
我们知道,今天高等教育研究已经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整体层面的高等教育研究,一类是院校层面的高等教育研究。前一类涉及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的宏观政策和发展,后一类涉及的则是具体院校内部的管理和发展。照同样的思路,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或许也应该区分为整体的高等教育哲学和具体的院校哲学。整体的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关注的是处在教育最高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性质、原理,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和政策等；而院校哲学则是针对具体的高等院校,指导它们生存和发展的哲学。一所院校可以在相应的院校哲学思想指导下,分析围绕其生存、发展和管理的各类问题,使这些状况变得透明、可评判和可决断,进而确定自身的价值、发展路向乃至具体的发展策略。
在形而上的描述的同时给出有着具体内容的哲学指导,可以为现实中院校的发展和实践提供思路,由此形成各类院校不同的办学理念、课程体系和管理方式。如果能深入不同哲学流派的分析,结合时代特征以及不同院校的实际,研究出对应于不同类型院校的院校哲学,提供给应该掌握高等教育哲学的学院院长和大学校长,就能够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哲学指导高等学校发展和实践的功能。
3.3用院校哲学来明确大学自身的定位
反观当今中国的高等院校,不管是用“四分法”评判也好，还是用美国的卡内基分类法估量也好，我们不可能仅仅凭靠一些数据和指标来判断一所大学的内涵所在，我们可以试着反问:中国的研究型大学是经验主义的还是实用主义的?抑或是如哈佛的多元化巨型大学?如果是后者,是否也存在着有序的对应?研究型大学中的本科教育是为了培养何种人才?教学型大学的本科教育目标是什么?教学型大学若有研究生教育,其目标又是什么?不同类型高校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是否是相同的,应该如何不同?
当我们借助于哲学知识论和价值论的知识不断询问、解答这些或者更多类似的问题时,我们就已经在不断接近不同类型院校的实质了。而只有在明确各自实质,明了各自价值的前提下,院校才能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真正定下心来,谋求理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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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篇10
论文摘要:当代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研究必须注重它的实践唯物主义特征，这主要基于两个层次的理由:其一，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这是人学研究兴起的深层动因;其二，实践唯物主义与人学的研究领域有着共同的支点，即现实活动中的人:现实活动中的人是人学研究的中心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品格的主要体现之处。
新近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已经把对人进行哲学的研究作为当前一段时期哲学研究的主题，人学研究的兴起是世界哲学的主潮、虽然它在中国的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甫一兴起，就已受到国内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已成蓬勃之势，学者们采用全新的眼光去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仍处于建设中，任何一种理论的建立都需要很多人很长时间的努力探索才能完成;理论又是开放性的，它需要汲取各学科的优秀成果完善自身，但理论又是独立的。马克思主义人学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它就有理由成为相关领域的典型代表而起作用、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艺是时代精神的结晶，是先进思想的代表。因此，在人文学科领域内它将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何建设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人学仍然是一个必项受重视的前提性的间题，也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建设必须注重它的实践唯物主义品格，以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作为人学建设的指导，
一、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实践概念在马克思1$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有过重要的论述，马克思是以实践为基础去批判旧唯物主义，建立新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又被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是相对旧唯物主义而言的，这新就新在它是实践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旧哲学的本质区别〕。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
提纲，开头就批评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指出它们的主要缺点是不把事实、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在人对自然界的关系的问题上，旧唯物主义哲学仅靠感性的直观不可能了解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达到人和自然界的真正统一。真正实现这种统一的是人的感性的客观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首要的内容)。因此，作为哲学范畴的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要的和基本的内容，便是表现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的物质生产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概念的提出才使马克思决定性地超出了费尔巴哈、他不仅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且根据唯物主义的原则改造了他的辩证法，从而积极地扬弃和克服了黑格尔哲学:讨于马克思来说，实践概念决不是从“人的本质”或“人的特性”中引仲出来的人本主义概念，而是从人的现实存在即他们的现实生活关系中概括出来的历史观概念。实践所表明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一种既受自然制约也受社会制约的主体的能动性。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范畴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形式下实现的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能动的生活过程。
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意识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又构成了现存世界中的基本关系，实践是人在现存世界的生活过程中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人是在实践过程中的人:可以说，实践以缩影的形式映视着现存世界，它蕴含着现存世界的全部秘密，是人类所面临的一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而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存世界的根本点在于.从物质实践出发去把握现存世界，把物质生产活动所引起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现存世界的基础，由此看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是一个全局性、根本性的定义，它所表明的不是一种要把理论付诸行动的哲学态度，而是指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原则。实践的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中心内容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共同点—现实活动中的人
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对象和中.C"内容，国内学术界分歧较大二黄楠森等主编的老人学词典》认为:人学是“关于作为整体的人及其本质的科学。它不同于人的科学(enc.ofman)，也不同于人类学(anthropology)，也不同于人的哲学。人学是一门基础科学。韩庆祥认为:“人学研究的对象，是完整的个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孙鼎国、李中华主编的《人学大辞典》认为、本辞典所使用的人学实际是指“卜哲学人学”。季羡林在该辞典的《序》中亦说得明白:“人学”必须解决三个间题:人本身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间题，人与大白然之间的间题。这三个间题的中心环节是“卜人”。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规定了人学研究的范围。而我们认为，人学研究的第一要点应是现实的人及人的实践活动”。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自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人)这个“一定条件”既包括自然条件也包括社会条件，这些构成当时的现实条件。这种“人”也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这些话虽然是针对当时德国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心主义而说的，实际上却表达了一种关于人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处于现实活动中的个人无疑是人学存在的前提，人性、人的本质、能力、个性、需要、权利、自由、解放、价值、全面发展，个人与群体、社会等研究范围必须以此作为基础。而且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恰恰最精当地体现出了时代的要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推动者又是受动者.处于历史洪流中的个人永远是个变量。而通过这种种变量所折射的，就是五彩斑斓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人学研究的中心内容无疑就是人的本质:人作为人而存在，有着他自己的本质规定，这是一种内在的规定，但正如、对事物、现实、感性的本质不能从它自身的直观中获得一样，对人的本质也不是一经获得便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野里，人不是自然界进化的直接产物，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是人白己劳动的结果，无论是人之为人本质规定的获得，还是人的本质的历史发展，都是以人的劳动或实践活动为基础的，是人的实践及其历史发展的结果。劳动、实践，既是人的生命活动方式，也是人的本质生成与展开的方式。人以何种方式展开自己的活动，人也就以何种方式展现自己塑造自己与表现自己。因此，研究人及其发展唯一的途径是研究人的实践行动的发展以及在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基础上所生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研究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旷亭现实、感性”。
实践活动中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其自身意识的关系，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如前所述，处于实践活动中的人不是个抽象物，而是具体的人、现实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具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才能开始其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中人面对世界首先展开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对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第一要素，“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实践决不是从“人的本质”或“人的特性”中引伸出来的人本主义的概念，而是从人的现实存在即他们的现实生活关系中概括出来的概念二它内在包含着人对自然界以及人对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实践活动首先是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偏离了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不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要求。
所以，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即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必须把人理解为从事实际活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人的活动特别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出发，才能理解人的现实的存在和人的现实的特性和本质。由于人的各种形式的活动都是人在历史中的行动，它们是历史性的，又是历史地变化的发展的，因而人的存在‘人的特性和本质，都不是固定不变、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人的历史性的活动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学研究与实践的唯物主义有着共同的支点—现实的人的活动，正是这种活动联结了人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视域，使得人学以实践唯物主义的视界去研究人，研究人的现实生产生活活动，研究人的本质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等关于人的学问。在二者的关系上，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要求更具基础性、优先性，这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人学关系的分析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