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的原因篇1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翻译；双语编辑；源语文化；译语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10-177-02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于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旨在承认和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保障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自由传播与平等分享，同时这一宣言也是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的一种反击。然而，倡导文化的多样性并非是鼓励开展文化圈地运动，并不提倡各种文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是要通过文化之间的交流来“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开展更广泛的团结互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任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曾对此直言不讳：“文化间的对话是和平的最佳保证”。因此，跨文化交流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理论范畴，而是走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成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进行交流，达到相互认识、理解和促进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不可否认，文明的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承载着厚重而独特的历史与传统，每个民族又都着有自己绚丽、独特的文化内涵。而语言既是民族文化表达和传播的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深深的民族烙印。由于不同民族的人文历史、世情风俗、自然环境、、生活与思维方式等等的差异，跨文化交流中常常出现信息被误读、遗漏或失真的现象。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民族文化如何走出去，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国形象与争夺文化市场，抵御强势文化的入侵，是当前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命题。而克服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误差，努力校正历史形成的文化偏见，进而消除因误读与误解造成的对抗与冲突的责任，也部分地、历史地落在了翻译界与传媒的肩上。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拟对跨文化交流及翻译与双语编辑如何克服异语障碍提出几点拙见。
毫无疑问，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跨文化交流有着众多的形式，而语言交流一即翻译，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交流形式，却是难以替代的。双语编辑的工作因为涉及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化，也更具挑战性。它不仅要求编辑拥有开放、平等的文化心态，以及弘扬民族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使命感，而且要求具有广博的跨语言的文化知识，不同语言的编辑规范运用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双语信息处理能力。
诚如美国翻译学家斯坦拉所言，无论是同一语言之内还是不同语言之间，人的交往就等于翻译。而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家塞莱斯科维奇女士也在与南京大学许钧教授的访谈中明确表示“翻译首先是人类的交际行为。”而且“翻译的对象应该是信息内容，是意义，而不是语言。”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同质还是异质文化交流中，翻译都是人们交流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形式。跨文化交流实质上也属于信息内容的交流，而翻译和编辑正是保证来自不同文化的信息内容能够得以顺利交换的重要桥梁，“翻译就是那在多种文化、多种民族之间，因此也是在边界处发生的东西。
事实上，翻译和双语编辑面对的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则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人类的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表达工具，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翻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语言的转换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法国后结构主义翻译批评学家贝尔曼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这一观点。但是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翻译与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还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翻译借助于语言这种信息传播的载体，赋予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一个交流沟通的渠道。而且与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不同的是，在翻译和外文书刊编辑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是全方位的，充满矛盾的，既有所坚持又有所创造。松浦晃一郎认为翻译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工具，能够开通渠道，在个性与共性，多样化与对话之间找到契合点”，必然能在尊重差异、保持差异，维护文化多样性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中担当重任。
翻译既是我们文化扩充的手段，吸收异域文化精华的途径，又是我们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媒介，是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通路。但是，没有好的翻译和编辑就不会有顺畅的跨文化交流。因此，一个好的双语编辑同样需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素，尽可能克服翻译和编辑工作中的困难和障碍，为异语间的交流、异质文化的交流搭桥铺路。
2.1 灵与肉
在克隆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复制一个基因一致的生物体己经不是一件难事，但复制一个思想观念、是非标准、意识形态一致的灵魂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翻译与双语编辑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即在翻译过程中再现词汇、句式等外在的语言表现形式是有可能的，但毫无疏漏地再现作品深层次的内涵、文本的艺术性等超越语言之上的文本内在特性却绝非易事。
纵观当代的翻译理论，早已突破了乔治・穆南、贝尔尼埃等人的“纯语言学途径”。从梅肖尼克在《诗学――创作认识论与翻译诗学》一书中对文学作品独特艺术个性和别具一格的文本形式的重视，到塞莱斯科维奇女士的“释意理论”的形成、对翻译思维模式、言语意义的把握，都突出说明了，人们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难以复制的文本内在特性、言语意义有了更多的关注，也开始从各种角度来着力解决不可译的部分，使之能够被表达出来。
而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如同质文化环境里，信息的信息度很高，因此信息熵很低；在开放的系统中，信息熵会增加。这就说明，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由于文化差异等客观原因，理解和沟通所需要的信息量就会增大。所以在跨文化交流中，语言交流已经不能满足沟通的需要，超语言学范畴的多种因素，如文化背景、语境因素等等方面对于理解异质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塞莱斯科维奇女士在释意理论中强调了这些因素对传达内容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确实，从信息度的提供这一角度来看待翻译问题，就会发现，单单依靠语言本身的信息，信息度是远远不能够满足异质文化尤其是低语境跨文化交流需要的，很难仅仅通过语言这一项因素来表达丰富的言语意义。通过语言之外的因素来补偿或重新表达，不失为一种变通的办法，增加信息量令译文更易被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使不可译的部分尽量地减少。对于这一点，作为双语编辑应对翻译在译文中增加的信息量有足够的认知和准确的把握。
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交流和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信息的耗散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因此，不论是什么样的译文对于原文来说，都是一种文化消解的结果。而被消解掉的往往不仅仅是语言，更多的是文本的内在特性和言语意义。翻译是根本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对等的，在坦然面对译本不完美性和译者个人偏好的同时，翻译和双语编辑所需要注重的则是在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特色、语言风格的基础上，无限接近原文的核心意义，使译文在形式与内容上贴近原作，在目的语中使原文本的韵味尽量地展现出来。
2.2 补偿与剪裁
斯坦拉的四步阐释翻译模式中提出了“侵入”、“补偿”的概念。而法国释意派理论提出了“脱离原语语言外壳”的翻译步骤，即是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语言外壳，摆脱了原有的语言形式的束缚，而尽可能地释放其内在的意义。不论是何种翻译理论学派，所不能回避的便是可译与不可译以及如何掌握翻译尺度的问题，简而言之，便是剪裁与补偿的问题。
在跨文化交流的翻译活动中，剪裁与补偿表现得非常突出，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必然遇到这两种情况。但剪裁和补偿的度，直到今天仍然是学界、翻译以及双语编辑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应该以何为标准来确定原文翻译时的取舍呢?
如前所论，在跨文化交流中，需要增加一些相关信息来帮助理解和沟通。补偿看似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又该如何补偿，补多少，如何才能在不破坏文本的语言风格、保持原作内在特性的同时，巧妙地将异质文化信息融进译本中呢?要避免补偿的信息变成“狗尾续貂”首先就必须深入理解原本，尤其是理解原本的最核心的内在特性。但笔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重点不是补偿，而是剪裁。剪裁就是对原文信息的合理消解。因此，剪裁是在对原文的篇章逻辑结构以及核心的内在特性的保留的基础上，寻求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共性和支点，去除一些不影响理解和沟通的信息和无关紧要的信息。只有在剪裁过后，我们才能真正知道应该增补哪些方面的信息。补偿是剪裁后的补偿，剪裁是理解后的剪裁。对原文的解读是第一位的，但在深入剖析原文后，笔者以为，应该首先从整体上和宏观上把握和构架译文，也即是裁剪原文，厘清何者译、何者不译，然后对于原文中的异质的文化元素进行一定的信息补偿。这也是双语编辑在工作中应予以厘清和掌握的问题。
今天的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言学意义上的翻译了，而已经成为横跨多个研究领域的新学科，翻译和编辑也不再追求语言上的等同，而更多地转向关注有形的语言文字背后的文本的真正内涵和言语意义。
3、结 语
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翻译和双语编辑不仅承担着弘扬民族文化，把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及核心价值观介绍给世界，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使之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重任，而且在积极参与全球对话中不得不面对当今世界文明冲突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上的诸多复杂问题。这一局面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翻译和双语编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也不会改变。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2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高校英语应用原则应用方法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108-02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与经济的全球交流日渐增多，这对高校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跨文化交际知识，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难以提高，在实际的交流之中往往出现阻碍，甚至因用语习惯的不同，从而造成很多的不便，影响正常的口语交流，基于此，应加强高校英语的跨文化交际。
一、跨文化交际的简单概述
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首先起源于美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人们对该学科的重视程度不断的加强，近几年其在中国的发展十分的迅速。由于跨文化交际与语言学有着直接联系，主要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的语言交流，是一门消除语言交流障碍的学科，具体划分又分为跨文化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将跨文化交际应用于高校英语教学，能够帮助学生充分了解外国人的用语习惯，减少与外国人交流时产生的沟通阻碍，因此跨文化交际应用于高校英语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二、跨文化交际应用于高校英语教学的重要性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加强语言的学习，首先要掌握其相应的社会背景情况，对语言环境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究，从而才能够掌握有效的用语习惯。而跨文化交际就提供了这方面的知识，通过对不同文化体系进行介绍，掌握语言文化的社会性质，从而减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流中所产生的障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交流日渐频繁，而英语作为一门国际通用的语言形式，在国际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凸显了高校英语教学的重要性，然而传统的高校英语教学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已难以适应，无法有效提高高校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将跨文化交际应用于高校英语教学，实现了对文化差异的比较和掌握，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水平，以及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1]。
三、跨文化交际的应用原则
高校英语教学对跨文化交际的应用，需要遵循一定的适用原则，从而发挥跨文化交际的实际作用。相关研究学者表明，将跨文化交际应用于高校英语教学，应具体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有序性原则。所谓有序性就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学习，针对高校学生学习阶段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实现由易到难的顺序学习。比如说，针对一年级学生而言，应选择较为简单、普遍性强调英美文化知识，在实际的记忆中具有明显的效果，从而为今后学习打下基础。而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讲，由于他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应适当的提高文化难度，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
第二，相关性原则。这里所指的相关性主要有两点，一是要与日常生活相关，二是要与专业知识相关。语言学习的主要的目的是应用，高校学生在今后的国际交流中应用最多的无非就是以上两点，因此这两方面产生交流阻碍的可能性最大，故此在应用教材的选用上，应充分体现相关性原则，实现学生的学以致用。
第三，对比性原则。每个地域都具有其特有的风俗习惯，同样一个国家也有着其特有的风俗，如果不能对不同的风俗进行掌握，在交流过程中容易产生矛盾，造成交流的双方的不悦。因此，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应通过对比，将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行记忆，特别是对于某些特定习俗而言更应牢记，避免在与外国人交谈时将自己推向尴尬的境地[2]。
四、跨文化交际的应用方法
（一）创设语言环境
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需要不断的加强联系，然而由于英语是一门外语，实际生活中对其使用少之又少，这无疑增加了学生的英语学习难度，同时由于中外文化差异，在英语的应用中存在一定的用语差异，为了有效克服这些困难，教师应为学生创设必要的语言环境，帮助学生提高英语运用能力。首先，教师为学生提供特定的语言环境，由学生进行对话交流，教师根据学生的对话内容进行判断，指出错误的用语情况，并将英美国家在这种语境下的特点进行讲解，帮助学生记忆。其次，故事情境的设定，这种方式需要将学生进行分组，给予学生的特定的身份，由学生之间进行交流，教师在一旁观察和记录，对学生的交际能力进行评价和指导。
（二）采用多媒体教学加以辅助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多媒体技术为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多媒体教学在高校英语教学中也相应的普遍。采用多媒体教学，可对跨文化交际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第一，借助于网络技术，能够为学生提供很多的国外生活场景，通过对英美国家生活习惯和日常交流进行了解，有利于加强对该国文化的记忆。第二，多媒体教学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教师通过音频、视频、幻灯片等形式，为学生带来不同的感官冲击，激发学习兴趣，加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三）文化知识的导入设置
对于高校学生而言，非主语的学习一般都是从课堂上进行的，由于生活之中没有相应的练习，课程的学习进度较慢，如果再加入有关的文化知识教学，会增大学生的学习压力，同时不利于学生记忆与掌握，因此应从采用导入式教学方法，在英语课程中实时导入文化知识。该种教学方法具有两方面的优点：第一，导入的文化知识一般贴切讲课内容，能够帮助学生加强基本知识的掌握。第二，文化知识的导入可借助于多媒体技术，这样打破沉寂的教学氛围，在活跃课堂气氛的同时提高了学生的注意力[3]。
综上所述，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交流逐渐增加，应加强学生对不同国家间文化的掌握，从而规范英语使用技巧，提高英语交流水平。基于此，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应用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意义，有效的提高了学生英语的综合应用水平。
参考文献：
[1]赵巍巍.跨文化交际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02：62-64.
[2]康英华.跨文化交际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24：236-237.
[3]陈彬婕.浅谈跨文化交际在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J].文史月刊，2012，S3：251.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3
关键词:跨文化;相遇;交谈;理解问题
跨文化语言交流是指在“跨文化相遇”(interculturalencounter)中有着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所进行的交谈,谈话的双方所使用的语言对于一方来说是母语,而对于另一方来说却是外语,也可能对于双方来说,这种语言均不是自己的母语。本文只讨论一方是母语讲话人,另一方是外语讲话人的情况。双方对于交谈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competence)和文化背景,因而在交谈中经常会出现理解问题。谈话是双方面的,理解达成与否取决于双方。本文试图阐述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从谈话双方出发对于理解问题的产生进行分析,说明双方为解决交谈中的理解问题所采取的策略,提出语言理解是涉及多层面的动态选择。
一、交谈中的理解问题
跨文化相遇指语言、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不期而遇,在这种不期而遇的碰面中交谈的内容具有不可预见性,尤其对于讲外语的谈话者来说,他们无法预见会谈中可能碰到的词汇、语法等内容。因此,理解问题或多或少会出现在这种不可预见的跨文化的交谈中。在跨文化相遇中说话双方完全理解,交流与沟通顺利进行的情况不能被称之为问题,在此讨论的理解问题是指听话人在理解说话人的话语时表现出来的听不懂(non-understanding)和误解(misunderstanding)的情况。
听不懂是听话人能听懂的话语有限或者完全听不懂,也有可能由于遇到突然的话题转换(topicswitch)导致听话人不知所措。
当说话者之间出现部分或完全的、暂时或长久的理解错觉时,误解就这样产生了。误解是母语讲话人和外语使用者对同一语言单位赋予了不同的意思。听话人对于所听内容得出了他觉得言之成理的一种意思,但事实上却不是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意义。
在跨文化相遇中出现听不懂或误解的理解问题时,双方的交流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当谈话一方或双方均发现交流中存在理解问题时,一方或双方可能针对问题进行解决,交流可能被继续进行了。有时,也可能由于无法解决理解问题,比如讲外语的说话人完全无法理解母语讲话人的话,交流被迫中断了。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对话双方均没有意识到交流中出现的误解,交流的思路没有被中断而是继续了下去。例如,在洗衣店讲法语的智利人Berta询问窗帘的清洗问题,而母语是法语的店主回答她的是床罩的价格。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误解的存在,交流继续进行了。
区分听不懂和误解这两种情况并非易事。听不懂与误解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尤其是误解,它通常是讲外语的说话人对于自己听不懂的内容作了假想、主观臆测。
二、理解问题的产生
在跨文化相遇中出现的理解问题可以归因于语言、会话原则以及文化的差异。
首先,理解问题可能出现在语言层面,例如词汇层面。如果没有词汇基础,语言交流必然受阻,当然会出现理解问题。彼此语言不通、完全无法进行交流的情况没有讨论的意义。在此讨论的情况是交谈整体来说可以进行,只是因个别词汇造成的语言理解问题。比如,土耳其人mahmut。在荷兰应聘一家面包店工作时,对话一直十分顺利,但是当店主告诉他“必须先接受体检”(moetnoggekeurdworden)时,mahmut不知道“gekeurd”(检查)这个单词的意思,交流被暂时中断。当作为母语讲话人的店主给出“检查就是你要看医生,看内科医生”的释义之后,交流又继续进行了。
除了完全听不懂词汇带来的理解问题之外,还有因为误听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导致的误解。误听是误解的一种情况。这类问题的共同点是听话人对于一个或数个语音要素认知有偏差。如意大利人angelina在面试时把德语zuerst(第一件事)听成zuessen(吃饭)了。这是她自己假想的、猜测的。当听话人认为理解的内容是谈话内容的延续,比说话人实际表达的话语还要连贯时就有可能出现误听,听话人可能会按照自己认为母语讲话人会沿着的谈话思路作答。误听的产生常常是有其诱因的,比如,当母语讲话人的话语中有与前面话语有关联的要素(指称的、时间的或空间的等等)时,听话人可能会对所听到的话语产生误听。这些要素会给讲外语的听话人带来理解方面的错觉,由于不是完全能听懂,所以就凭借自己听到的只言片语联想、发挥地去理解了。另外,母语讲话人语速太快、讲话含混或发音不清也容易造成讲外语的听话人误听的情况。
语言的其他层面也会带来外语听话人在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内嵌句子等比较复杂的语法结构,省略的话语诸如使用代词、口语中的缩略式、弱读的元音等都会造成外语听话人一定的理解困难。
其次,语言交流背后隐藏着的比较模糊的会话原则也能带来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语用学家发现人们在交谈时遵循一定的会话原则,如合作原则(cooperativeprinciple)和礼貌原则(politenessprinciple)。在跨文化相遇中尤其以礼貌原则、人的面子问题所带来的理解问题具有普遍性。会话时的礼貌原则实质上就是谈话双方对于面子(face)问题的关注。面子是我们在公众面前的自我形象(self-image)。这种自我形象包括正面子(positiveface)和负面子(negativeface)。正面子指我们需要被他人接受、喜欢。人具有社会性,需要他人的认同,面子就体现了人对他人的需要。负面子指我们独立行使行为的权利,我们的行为不受到他人的胁迫等等。礼貌是人们有保全面子或自我公众形象的需要的意识。正礼貌(positivepoliteness)是要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有被接受、重视和喜爱的自我形象。负礼貌(negativepoliteness)是要维护不受他人强加的意志影响,拥有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自我形象。礼貌原则是我们在与他人进行谈话时表现出来的对他人面子的关注,从礼貌的角度出发不威胁他人的面子,不让他人丢面子。同时,对于谈话的另一方来说,他也要关注我们的面子,即也要给我们面子,不让我们丢面子。
面子问题充分体现在跨文化相遇的理解问题中,说话双方有时为了保全对方的面子,为了表现有礼貌而选择终止谈话。例如,智利人Berta到了法国一家木材店,她想把家里的搁板加工成自己想要的尺寸,但是她听不懂木材店老板问她的有关尺寸的专业问题。由于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没有听懂,她试图保住面子,没听懂却仍答非所问地说着自己想把这些搁板安装到墙壁上的想法。她的回答与店主的问话内容不一致,Berta的停顿和迟疑将自己的理解问题暴露无遗。店主看到她尴尬地犹豫和沉默,为顾及她的面子,没有再问什么。Berta很尴尬,担心再次出现听不懂的丢面子的情形,所以既不想重复自己的问题,也不想再问任何问题了。他们的交谈不了了之。
第三,从讲外语的谈话人角度来看,还要考虑作为非母语使用者,他的母语文化背景对于跨文化相遇的影响,即文化因素在跨文化相遇中的作用。如摩洛哥人Fatima在与负责住房问题的官员用荷兰语进行交谈时,很长一段时间保持沉默,表现得很不合作。她沉默的原因是她觉得必须对自己不认识的政府官员讲自己的私生活,如一个房间里有几个孩子睡觉,对自己来说是侮辱。由于Fatima的沉默,那位官员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交流受到了阻碍。由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问题是最难解决的。这位官员如果认为Fatima的外语语言能力是她无法回答的原因,相互的误会不会很深。但是,如果他从Fatima前面的交流认定她有足够的外语语言能力回答他的问题,而她却保持沉默,那么他多半会认为这种行为比语言问题严重得多,误会将会比较深。
从跨文化语言交流中产生理解问题的上述三个方面看,语言层面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会话原则和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问题则比较难解决。下面讨论谈话双方在解决跨文化相遇中的理解问题时通常采用的策略。
三、理解问题的解决
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出现理解问题,谈话双方均负有一定的责任。事实上,出现理解问题时,谈话双方都不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他们都会采取一定的策略来解决问题。
外语谈话人通常采用以下四种策略。①如果他的外语语言能力足以识别自己的理解问题,而且还不怕丢面子,他会采取积极有效的、能够表明自己理解问题的策略,如问“……的意思是什么”,采取向母语谈话对象寻求帮助的策略。②如果他的外语语言能力有限而且很顾及自己的面子,可能会出现上文例子中Berta在木材店里的情况,听不懂店主的问题,虽然知道理解问题已经出现却选择答非所问、掩饰问题的应答策略。③避开。谈话双方都会尽可能避开会使交流中断的语言问题,外语使用者在遇到此类理解问题时尤其经常运用这个策略。④不管外语语言能力如何,他都采取了观望、等着瞧的策略。先忽略理解问题,且听下文,期盼自己的问题在下文中自然而然被解决。另外,讲外语的说话人有时选择不表明问题或作出模糊、含混的反应,是因为他想让母语讲话人决定是否要进行协商以及采取何种策略。他也可能会因为想保住面子,害怕表明自己用外语进行交流时存在的劣势,因而选择观望。①、②是两种极端的情况,最好的和最差的情形。视情况而定,第③和④种策略有时会有一定积极的效果。
母语谈话人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的策略有以下三种。①积极且有针对性地解决外语讲话人的理解问题。在理解问题出现时,首先要肩负起解决问题的重任,放弃最初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选择更能与讲外语的谈话人语言能力相配的语言,通过给出同义词或反义词的释义使交流继续。②观望。这个策略对语言能力或高或低的讲外语的谈话人都是有效的。③放弃。母语谈话人使用①、②种策略之后,仍然无法解决理解问题时,只得选择放弃。母语讲话人解决交谈中的理解问题时采用的策略是被动的,是视外语讲话人的情况而确定的策略。
四、理解:多层面的动态选择
在跨文化相遇中,虽然谈话双方进行的是语言的交流,但是在交流中传递的却不仅仅是语言的信息,还包括文化的信息。Bremer认为:从理论上讲,形成语言理解的每一个层面都可能造成理解问题。话语(utterance)本身以及说话人意欲表达的语境与听话人期待的语境是否一致等层面综合在一起形成的“力”(force)决定理解。语言理解的实现是多种要素的一个合力。由于语言文化背景不同,跨文化语言交流中会出现理解问题,然而,由非常简单的原因造成的理解问题仍然是特例。在大多数情况下,听不懂和误解等理解问题的背后常常有来自多个层面的多个原因。由于谈话双方在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外语讲话人与母语讲话人之间的理解问题十分复杂。
跨文化相遇的理解是母语使用者与外语使用者对于谈话中所涉及的语言和文化等各个层面信息的表达和理解的动态选择。在要不要选择的问题上,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们拥有的唯一的自由是可以决定是继续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还是保持沉默、中断或终止交谈。语言交流的双方要对“话语的产出和理解作出选择”,这里的选择涉及话语的各个层面,例如,选择语言形式、词汇、短语和语法等等。在出现理解问题时,谈话双方要对语言理解策略进行动态的选择,或直接提出问题,或观望或回避。
跨文化相遇中理解的达成更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如果不了解谈话对象的语言文化的禁忌,谈及对方禁忌的内容必然引起尴尬或不快。彼此若了解对方的文化,交流便能避开谈话的禁区,或者即便出现了尴尬,觉得不快的一方也能体谅另一方并非是有意冒犯,只是两种文化对这一事物的诠释不同而已。
跨文化语言交流理解的达成还取决于谈话双方心智的正确选择。任何谈话都是在谈话双方依据自己的心理状态、意向和社会地位对话语的表达和理解进行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跨文化语言交流的双方在顾及文化差异的同时,更要顾及政治、经济等方面带来的社会地位差异,选择恰当的语言、语气,以便达成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理解。
综上所述,跨文化语言交流中的动态选择不仅存在于语言理解形成的每个层面上,还存在于交流所涉及的语言以外的其他层面上。所有层面的选择,始终都是动态的。跨文化语言交流的理解是不断进行着的多层面的动态选择,只有谈话双方在各层面上所作的选择都是适当的才能规避理解问题,达成理解,使交流成功。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4
【关键词】唐诗；《陵阳公样》；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
在我国的历史上，西域一直与中原在方方面面有着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公元前一世纪，西汉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后，这种交流进一步发展起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到了唐代这种交流日渐频繁，其中唐代的丝绸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说到唐代丝绸文化就不得不说在唐代丝绸设计中最独具匠心的《陵阳公样》。
一、《陵阳公样》的产生
《陵阳公样》的创始人是西域鲜卑族后裔窦师纶，师纶从小生活在中原与西域文化夹杂的环境之中，这为他今后从事设计出新纹样提供了条件。由于他又名“陵阳公”，所以后来人们把他组织设计的蜀锦纹样模本称为《陵阳公样》。
《陵阳公样》的产生是顺因时代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当时唐领导者推行开明，兼并，包容的文化政策，为中原与西域的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对双方的文化交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唐政局统一稳定，人民团结和谐，经济繁盛，国富民强，同时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畅兴，西域将其特有的丝绸纹样和图案通过丝绸之路涌入中原，不仅给中原注入新的创作素材，也为双方文化繁荣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再者，当时各民族交往密切，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融合，这三方面的原因都为《陵阳公样》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也充分验证了中原与西域在文化上存在密切的交流。
二、华美富丽、敦厚饱满、自由活泼的形式
关于陵阳公样的具体形式，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对它的描述很少，只是说“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些信息：首先，陵阳公样的主要题材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四种题材名称，而未详述。比较唐代出土丝织品来看，雉有可能是一种长尾的鸟，羊则有可能是弯角的山羊，凤则在走动和飞动之间，麒麟应该是对面对地站立。其次，陵阳公样被用于输往内库的瑞锦和宫绫，一定是极为华贵，而且可以与唐代的其它皇家工艺品上的设计相通。其次，陵阳公样是在四川设计的，也是被蜀人称呼的，但其使用的范围却不仅仅是四川，主要应该是在长安，而且后来这种样式被固定下来，传播到全国各地，并成为一种时尚。最后，陵阳公样的主要形式是花环窠内填充动物主题的程式，这种样式，张彦远说是创自师纶，至今传之，因此，它至少从武德起到大中前后沿续了约200余年。
于是我们可以大致确定但凡唐诗中涉及以下图案、纹样和实物的，都可能是与“陵阳公样”有关，或者的确就是。
（1）图案：折枝写生花鸟、动植物
（2）纹样：团巢、卷草纹样（又称为唐花或唐草）
（3）实物：瑞锦，宫绫，蜀锦。
如《全唐诗》中：《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率尔投赠》
卢纶
诗礼挹馀波，相欢在琢磨。
琴尊方会集，珠玉忽骈罗。
谢族风流盛，于门福庆多。
花攒骐骥枥，锦绚凤凰窠。
咏雪因饶妹，书经为爱鹅。
仍闻广练被，更有远儒过。
《清平乐》
韦庄
琐窗春暮，满地梨花雨。
君不归来情又去，红泪散沾金缕。
梦魂飞断烟波，伤心不奈春何。
空把金针独坐，鸳鸯愁绣双窠。
《浣溪沙·风递残香出绣帘》
孙光宪
风递残香出绣帘，团窠金凤舞襜襜，落花微雨恨相兼。
何处去来狂太甚，空推宿酒睡无厌，怎教人不别猜嫌？
《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
杜甫
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
直词才不世，雄略动如神。
政简移风速，诗清立意新。
层城临暇景，绝域望馀春。
旗尾蛟龙会，楼头燕雀驯。
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
帝念深分阃，军须远算缗。
花罗封蛱蝶，瑞锦送麒麟。
辞第输高义，观图忆古人。
征南多兴绪，事业闇相亲。
这四首诗中的“花攒麒麟枥，锦绚凤凰窠”、“空把金针独坐，鸳鸯愁绣双窠”、“风递残香出绣帘，团窠金凤舞襜襜，落花微雨恨相兼”、“花罗封蛱蝶，瑞锦送麒麟”，诗人都是描写丝织品的形式华美艳丽，这些丝织物的纹样也均以花卉为环的团窠凤凰、团窠麒麟、团窠蛱蝶、团窠鸳鸯的图案。麒麟和凤凰正是窦师纶所创陵阳公样中的翔凤、游麟，鸳鸯是陵阳公样中的对雉之形。
以上四首诗的作者所写的时间、地点、经过、描写对象以及所拥有心境等都有所差异，但在诗句中却都涉及到了对丝织品中陵阳公样的描写，可以看出到了唐陵阳公样改变了以前丝织品设计中以云气兽纹占主导的形式，结合了具有西域特色的素材，使得贵族妇女都以拥有一件窦师纶款的锦衣为荣。
它可以是馈赠亲朋的上等礼品，也可以是贵族上流使用的生活用品，同时也是权利、财富的象征。它较之以前形式，色彩华美富丽，图案敦厚饱满，风格自由活泼。陵阳公样的产生是中国唐吸收西域文化的体现，也是唐人民推动与西域文化发展重要贡献的代表，更是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最好物证，正是中原与西域的密切交流才使得中原丝织品种类更加繁多，样式更加新颖。
三、《陵阳公样》的传播与发展
唐时长安侨民既多，客商尤密，偏好西域习俗成风，衣食住行、艺术及建筑无不效法西域，如：“汉着胡帽”、“身着胡衣”“贵人衙撰”、“尽供胡食”同时西域人也汉化，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大同；慕华风盛行，模仿汉姓，衣华服效华人者，可为华化之证据。
随着中原与西域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多方面交流日益密切，以及陵阳公样的产生，在西域越来越多的出现了陵阳公样的身影，并且在六世纪的波斯萨珊王朝最为盛行。
全唐诗卷265_30，顾况的《李供奉弹箜篌歌》：
银器胡瓶马上驮，瑞锦轻罗满车送。
此州好手非一国，一国东西尽南北。
除却天上化下来，若向人间实难得。
结合对整首诗歌的分析，这首诗是在描写一位技艺高超的国府乐手如何弹箜篌，他的手艺为他换来了“银器胡瓶马上驮，瑞锦轻罗满车送”这种昂贵的赏赐。通过这句可以看出中原的陵阳公样已经和西域的银器胡瓶一起作为封赏的上等之物，说明陵阳公样不再是一种仅贵族使用的具有特殊纹样的丝织品，而发展成为一种可供交换，赏赐的贡品甚至商品。
所以陵阳公样的传播与发展不仅推动中原与西域文化的发展，其具有的无比艺术魅力和震撼力，穿透悠久遥远的空间距离，联通两个区域，同时又丰富了诗歌内容，为不同文化相互借鉴吸收，促进了双方的文化融合和交流，对彼此的稳定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交流，无论对于西域文化发展，或是对于中原汉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肖舟.《陵阳公样的图案》，2008年5月
[2]卢纶.《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率尔投赠》，《全唐诗》卷279
[3]韦庄.《清平乐》，《全唐诗》卷697
[4]孙光宪.《浣溪沙·风递残香出绣帘》.《全唐诗》卷897
[5]杜甫.《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全唐诗》卷227
[6]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1页
[7]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出版社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5
礼貌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每个人在社会活动中都要遵守的准则。礼貌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遵守礼貌的前提下与他人进行愉快而顺利的交流。在注意礼貌的同时人们更要学会如何维护交际双方的“面子”，因为无论是在东方文化影响下生活的人们还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生活的人们，“面子”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鉴于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人们对面子的理解不同，本文将从礼貌原则出发，以电影《刮痧》中对白为例，着重分析中国人的面子观问题。1、礼貌原则礼貌通常被理解为说话人为实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策略，比如建立、维护或提升交际双方和谐的人际关系，包括常规性的礼貌策略、间接言语行为的使用等。因此，围绕语言交际，人们不断探询礼貌的语言表现与礼貌等级，及其对语言选择的影响，也提出了相应的礼貌原则[1]。很多语言学家都对礼貌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这些研究中最值得后世借鉴的当属莱可夫的礼貌规则，布朗和莱文森的面子观以及利奇的礼貌观。1.1莱可夫的礼貌规则。莱可夫认为人们在与他人交流时应遵守三个礼貌规则（politenessrules）：（1）不要强求于人；（2）给对方留有余地；（3）增进互相之间的友情。莱可夫提出的三条礼貌规则适用于不同的语境：规则一适用于交际双方地位不均等的情况下，为了交流顺利完成，说话者应该采用征求受话者意见或表示歉意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要求，尽量避免不要违背受话者的意愿强求于人；规则二适用于交际双方地位相对平等但交际双方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的条件下，为了交流顺利完成，说话者在提出要求的同时要尽量给受话者留有一定的选择余地而不至于使受话者感到为难；规则三适用于交际双方地位平等且关系密切的情况下，说话者采取语言策略以增进交际双方的感情。莱可夫的三个礼貌规则只是对有关礼貌的问题在言语使用中的初步探索，之后的学者在莱可夫的研究基础上做了更深入的研究。1.2布朗和莱文森的面子观及礼貌策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及八十年代，布朗和莱文森提出并修正了自己的礼貌论与面子观，他们的理论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概念：面子、威胁面子的行为和礼貌策略。言语的礼貌与否可以直接的影响交际双方的交际目的是否可以顺利达成，因此为了使交际双方能够顺利的达成各自的愿望，人们使用不同的言语及礼貌策略使说出的话语更加礼貌进而使交际能够顺利进行。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论对言语行为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布朗和莱文森的观点，不同的语境下人们需要采取不同的礼貌策略以达成顺利交流的目的。礼貌策略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2.1正面礼貌策略。即让听话者产生好感，或感到自己的价值观得到了对方的认同。1.2.2负面礼貌策略。即说话含糊其辞，给听话人留有选择的余地，或明确表示不希望影响对方行事的自由等。1.2.3直接性策略。即说话人不采用调节性措施就直接实现某一行为。1.2.4间接性策略。即在威胁对方面子的情况下，说话人采取隐含的手段，给对方留有余地；或通过间接性话语，让对方意识到说话人威胁面子的行为不是故意的。1.2.5放弃威胁面子的行为。如果某一行为足以威胁对方的面子，说话人可能会放弃实施该行为。从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策略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礼貌策略是在莱可夫的礼貌观基础上研究出来的。其中正面礼貌策略与莱可夫礼貌原则中不要强求于人在语言使用策略上都是为了给听话者面子使其对说话者产生好感；负面礼貌策略与间接性策略与莱可夫礼貌原则中给对方留有余地使用的语言策略都是在交流时使用给对方留有余地的语言进避免尴尬产生。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策略在莱可夫礼貌原则的基础上又得出新的结论，完善了莱可夫的礼貌原则。1.3利奇的礼貌观。布朗和莱文森是人类学家，他们提出的礼貌和面子问题是从人类学和哲学角度出发的。然而，这一理论以问世，就引起了语言学家的兴趣。在对该理论进行了种种探讨的语言学者当中，应推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利奇（G.n.Leech）成果最为显著[2]。像格莱斯划分合作原则那样，利奇对礼貌原则也划分为六类：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同情准则。礼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语言集团中都存在的问题，只是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人们对礼貌与面子的理解有所不同。文化不同，讲究的礼貌或遵循的礼貌原则可能大相迳庭。利奇以及布朗和莱文森所提出的礼貌原则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但他们所提出的礼貌原则未必就适合用来衡量中国文化中人们的礼貌言语和行为，因为中西方文化有着相当大的差异[3]。2、面子观礼貌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都要遵守的准则，在现实交往中人们表现的彬彬有礼是为了显示他们友好真诚的交际活动的愿望，或者是维持一种业已存在的与他人的和谐关系，或者当这种关系面临损害时去修补它。交际中的礼貌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用来显示意识到他人面子的手段。”[4]那么这里的“面子”指的是什么呢？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高夫曼（Goffman）认为“面子是社会交往中人们有效地为自己赢得的正面的社会价值，是个体按照社会赞许的标准表现的自我形象。”[5]高夫曼将面子定义为一个积极、正面的社会价值。他认为面子是社会交往中人们有效的为自己赢取的正面的社会价值，是个人的自我体现[6]。在社会交际过程中，面子表现为个体拥有的社会形象。英国学者布朗和莱文森在高夫曼对面子的定义基础上于1978年提出了“面子理论”并于1987年修改了这一理论，他们的理论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基本概念：面子、威胁面子的行为和礼貌策略。布朗和莱文森将面子分为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与其相对应的就是正面礼貌与负面礼貌。正面面子指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肯定、赞许。负面面子指有自主的权利，行为不受他人强制或干预。#p#分页标题#e#由于布朗和莱文森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对面子理论进行讨论的，所以他们的面子观在以自我形象为中心的西方国家是可行的，但是并不完全适合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在中国，面子是一种公共形象而非自我形象。在中国人眼里，面子是需要对方来给的而非自己去争取，所以在汉语文化中负面面子几乎是不存在的。文化的不同使不同国家的人们对面子观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所以为了能够更顺利的交流，对不同国家人们面子观的理解的研究就显得颇为重要。本文将主要研究中国人的面子观问题。2.1中国人的面子观。中国人类学家胡先晋先生认为“面子代表一种社会重视的声誉，这是在人生经历中通过成功，步步高升而获得的名声，也是经过个人努力和聪明才智积累起来的声誉。”[5]“面子“是中国人一种重要和典型的社会心理现象。中国人历来爱面子、好面子，把面子看做与生命同等重要的东西。张琪认为中国人的“面子”包含两种主要意思：第一种是荣誉和声望；第二种是自尊和尊严。这是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以任何代价去维护的东西。中国人在社交场合往往讲究“赏脸”、尽量避免丢脸。由于汉文化几千年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文化取向上表现为以群体相互依存为特征。中国人非常注重集体荣誉感，一言一行必须符合社会和群体的期望，维护社会“和合”的关系至高无上，因此崇尚“贬己尊人”或“谦虚”的礼貌行为。即使在不得不批评对方时，也总是先扬后抑，先肯定后指出不足，努力去维护他人的“面子”。这样的面子是需要在交流时交际对方所给的，是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在电影《刮痧》中，男主角许大同是在中国出生并接受教育后移民到美国并在事业上小有成就，但是即使他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在美国生活很多年，他骨子里仍是一个中国人，受中国传统面子观念的制约。许大同五岁的儿子在他所设计的游戏的庆功宴上与其老板的儿子因游戏起了争执，他认为如果这时他不在老板的面前教训儿子会威胁到老板的面子，因此他强迫儿子道歉，甚至不惜为此当众打了儿子。对于他的做法许大同的父亲即使非常心疼孙子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同样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他也并不认为那样做事错的，但是他提到八个字：“当面教子，背后教妻”。这八个字即说出了老人对孙子当众受训挨打的心疼，也说出了对儿子这样做的无奈。中国很多古训一直被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所推崇并遵守，如《朱子家训》中写到““兄弟手足，莫犯嫌疑，贤愚不等，兼高扯低。堂前教子，枕边教妻。漫钱得使，漫马得骑，人怕伤心，树怕剥皮。”这些古训中的每一句都为传统中国人所遵守，而其中提到的“堂前教子，枕边教妻”就是许大同的父亲所说的“当面教子，背后教妻”的原型，这句古训充分的体现了传统中国人的面子观问题：“当面教子”是告诫人们当孩子犯错时要当着惹事当事人的面前教训他，这不仅是为了让孩子记住不可以再犯同样的错误，更是为了满足孩子惹事对方“面子”的需求，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了给对方面子不惜当众打孩子，即使错不在孩子也会命令孩子去道歉。“背后教妻”是告诫男人们当妻子犯错时不可以当众指出并训诫，因为丈夫有责任维护自己妻子的“面子”和尊严不受损害，而当众指出妻子的错误会让妻子颜面受损，所以丈夫要在事后两人单独相处时指出妻子的错误并帮助她改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人传统的面子观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死要面子”和为了“面子”可以牺牲生命等等让西方人不解的现象在中国青年人中也有所改变，进而中国传统的面子观与西方的礼貌原则面子观在全球化的催动下也逐渐结合在一起，更加有利于不同国家的人们在一起顺利的交流。2.2西方礼貌原则与东方面子观的结合。同利奇在合作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六条礼貌原则一样，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顾曰国先生根据汉语言文化特点，也提出了汉语言文化关于礼貌的五大礼貌准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尊重、谦虚、态度热情和文雅。[8]利奇的六条礼貌准则与顾曰国先生的礼貌原则中贬己尊人准则有着本质上的相同之处，二者的使用策略上都是尽量使对方受益，显示出对听话人的尊重进而达到顺利交流的目的。从这里不难看出，尽管在中西方不同文化的影响下，不同国家的人们对“面子”及礼貌的理解有所不同，而人们选择的礼貌策略与定下的礼貌原则也有所不同，但是所有的礼貌原则与礼貌策略都是为了在交流时表示对交际对方的尊重进而顺利达到交际目的，因此在共同目的下不同文化影响下得出的礼貌原则的结合也并不是难事。3、结语不同国家的学者们结合本国文化特点对各自国家礼貌原则与面子观问题做了相对深入的研究，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不同国家的人们间的交流增加，单一的面对一国可行的礼貌原则与面子观显然已经不能够适应当前人们所有的交流，如布朗和莱文森的面子观将面子分为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而在中国文化中几乎不存在负面面子，因此他们的面子观就不适合汉文化的中国。如果不同国家的人们只遵守本国的礼貌原则去与他国人交流则很容易造成误解而使交流无法顺利进行。笔者认为在如今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国际形势下各国学者应该增进交流努力将不同文化下的礼貌原则与面子观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其更加完善，从而适用于中西方两种文化。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6
论文摘要:自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翻译界对其的评价各异。本文对“等效论”的历史发展进行简单的疏理，从跨文化交际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了“等效论”在实践操作中的语用可能性，指出等效翻译会导致大量的文化和语言信息的流失。
一、等效翻译理论的提出18世纪末，美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f·肠tier)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里曾对翻译作过这样的描述:“在好的翻译中，原著的优点已经完全移注人另一种语言，从而使这另一种语言所属国家的人能够获得清楚的理解和强烈的感受，其程度和使用原著语言的人相等。由于他的理论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被译介到我国，所以，人们虽然对他的“三原则”比较熟悉，但对于未被他列人“三原则”之中的等效观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1862年，麦休·阿诺德(mathew arnold )在其文艺批评作品中也有过类似的阐述:“翻译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应该与原作对其最初读者的影响一致” 1957年，诺克斯(r. a. knox)在其on english trans-lation(《论英语翻译》)一书中也主张译作应该“读起来与原作一样能给读者产生相同的兴趣和快乐”。毫无疑问，这些对理想翻译的设想都是建立在一种对穿行于不同语言文化中的、作为桥梁与媒介的翻译活动本身最好的期待上，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那就是语言的可译性与共同性。事实上，在泰特勒、阿诺德等人看来，不同语言之间具有某些相同的或相似的因素或特点，因此，不同语言之间的交际是可行的。在语言的形上层面，这些因素或特点具有某种程度的“等效性”，而翻译的任务即是以不同的语言将这种“等效性”表达出来。
将“等效论”作为一个完整理论提出的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 ) 0 1964年他在《翻译学初探》(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更是第一次明确指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从而确立了“等效论”的基本内涵。1969年，奈达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了“动态理论(dynamic equivalence )” (mss)，使“等效论”进一步地明确化。到了90年代，奈达对于“动态理论”又有了新的阐述:“在这种翻译(动态翻译)中，不必担心接受者语言信息是否与原语语言一致，它们之间是动态关系，即接受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应与原语接受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保持一致”。在奈达的“等效论”看来，译作对译语读者产生的效果必须与原作对原语读者产生的效果一致。而这个相同或相似的效果最终是以译语读者对译作的反应作为检验的主要标准。这样，翻译活动就从传统单纯的线性语言转换活动转变成具有交际功能和负载了等效信息的语言编 码、传递、解码和接受的复杂过程。因此，翻译须随时顾及读者可能有的反应，翻译活动的服务中心应该从过去的作者转移到译作的读者。这里，奈达已经将翻译形态的“动态对等”(d一etheory :1964)发展成为“功能对等”(f一e theo-ry:1993)，从而将“等效论”进一步完整化和系统化。而翻译界至今对他的“等效翻译理论”评价各异、褒贬不一。
二、等效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传递中的信息流失 在翻译等效论看来，翻译其实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把一个原来用甲语言表达的信息改用乙语言表达出来，使不懂甲语言的人也获得同样的信息。因此，翻译既然是以不同的语言或形式再现原文所承载的文化或语言信息，这个信息应该可以是意义上的，也可以是关于某种文体的。译文要做到与原文功能等效，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原文的语境和文化指涉，甚至它最终的语用效果。在跨文化交际中，“等效论”视域下的翻译就必须充当语用交际的工具，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交际和语用的过程。按照nida的“翻译即是交际”、“翻译即译意”的理论原则，翻译活动中的译者既扮演着接受者的角色，又身临其境地充当着交际者。这样，译语的文化内涵和译语的产生语境就成为他首先要考察的重要因素。这时候他的翻译其实就成为了一种语用翻译，不仅要注重对原文意义的等效传达，还要注意挖掘原文某些话语在特定语境下的隐含意义。
但是，当一个译者将上文所提及的原语文化内涵、会话情景和隐含意义等因素一起考虑进翻译活动中时，在更多的时候，他无法全部做到。根据会话原则，在交际中对会话含义的推导是会话顺利进行的基础。但这个推导过程是很复杂的，尤其在文学作品中，话语往往承载了太多的语言信息或文化信息。那么，当他力图进人这种跨文化交际的会话情景中时，他既要表达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又要不露痕迹地揭示作者的隐含意义，而且这一切是建立在他将原语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基础之上，大量的语用翻译实践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真正的翻译活动中，无论是功能等效，还是语言等效，都很难成功。
正如金堤先生在《等效翻译探索》中所指出的:“对等从来就是一个相对概念。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恒在的，文化因素本身是无法等效转换的。例如，客观地说，属于某种同一文明的语系内部，即存在着诸多的异质因素，如英国人与美国人在行为方式和语言表达上就有着很大的不 同。东西方人在思维习惯、美感和文化纬度上更是存在着很多迥异的地方。中国人表达的情感或处理问题的方式与欧洲人也就大相径庭。相对来说，中国人“喜具体，长归纳”，而西方人“喜抽象，长推理”。
文化与语言是互为一体的。正如juri lotman和uspenskij所说，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中西文化的差异体现在两种语言上，从形式上来说，英语重逻辑、重组织，句子结构长，句子间的关联词丰富显明，且层次之间过渡清晰、有条理，句子呈“树型结构”;而汉语则注重整体结构，首尾呼应，并一般以动词为中心，构成层递式叠加，句式则呈“线型结构”。那么在翻译活动中，由于等效论鼓励的是译者译“意”，在内容和形式之间，在二者无法兼顾的时候，形式总是成为首先被抛弃的对象。而事实上，有时候话语的文化特色往往就附着在它的形式上。一种文化的语言一般都是具有别种文化的语言所无法替代的某种独特的形式，词汇本身意义的繁复、话语结构的灵活性与多样性等都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当我们用等效论翻译爱·伦波的结构繁复、曲折幽晦的恐怖小说时，如果我们只将小说的内容或句段的意义传达出来，而将那些用以衬托恐怖气氛、制造神秘气息的漫长的句式和复杂的句法等形式因素舍弃的话(因为我们是无法在汉语中找到和它们具有完全一致的句式或表达)，那么译文的读者就不可能像原文读者那样体会或享受到小说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乐趣，而那些伴随着特殊形式的原语文化因素就会损失了不少。
因此，从文化转移的层面上来看，在跨文化交际中，等效论翻译具有极大的语用难度。在很多时候，它必然会损失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文化因素，因为它进行的前提是一种“功能”等效、交际等效，它重视的是交际的顺利进行和语义的准确传达。
三、等效翻译在译语文化的接受过程中的信息流失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在等效翻译活动的第一个阶段，当译者既作为原文的接受者又作为译文的传达者时，由于原语与译语的文化差异、译者本人对原语文化和语言的掌握程度、译者为了功能等效而有意识地对原语文化信息的选择、比附与传达等因素的影响，译文文本的面貌与原文文本的面貌就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改变。这是任何翻译中都不可避免的现象，但由于等效翻译重在译意，这种损失就显得更加明显。但是，这还只是等效翻译活动中第一次信息的流失。等效翻译中造成信息流失的还有诸多的因素，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译语接受者，即译文读者的接受因素的考虑、译者对原语文化的“归化”等。
正如接受美学所倡导的，接受者是任何进人交流或交际活动中的文本所必须顾及到的重要因素。当一个文本缺乏接受者的欣赏或解读，它就根本无法传播或流通。接受者是重要的媒介。而等效翻译理论同样对译语读者倾注了太多的注意力。如果依据等效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必然会为了译语接受者接受的需要而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有时甚至是舍弃了很重要的原文特色。在更多的时候，译语读者并非是等效论所描述的那种理想状态，而是层次不一、千差万别的。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7
关键词：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方法
一、前言
作为文化交际的关键载体，英语学科是我国大学课程设置中的重点组成部分。“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是英语实践教学中的重要概念，教师在向学生授课时，要充分重视学生交流意识的形成情况，采取适宜方法启迪大学生的主动交流意识，同时积极调整英语课程的整体构架，使外语教学真正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促进中西文化的完好交融。
二、“跨文化交际”概述
（一）定义解析
从宽泛层面讲，“跨文化交际”囊括了多种不同文化间的跨越式交流，这种交际不仅涉及民族内部和外来文化间的实际交流，还涉及不同语种体系间的相互交流。总体而言，跨文化交际包含了多种交流要素，是一个系统化的文化概念，集中体现出各民族面对“异质文化”时的欣赏、兼容态度[1]。跨文化交流技能可分作四大类别：一是语言能力，即语言知识及其运用技能；二是社交能力，即按照具体情境转变语言交流策略的技能；三是语篇能力，即搜集、组织语言素材的技能；四是策略能力，即使用各种手段消除交际障碍，同时顺利进行交际的能力。此外，判定跨文化交际是否成功的要素标准是：有效、适度。“有效”指人经过了奋斗、努力后获得相应的成果回报，在语言交际中体现为交流顺畅、完成交际任务。“适度”指展开交流的双方都遵循一定语言原则，彼此维护对方的权益不受到侵犯[2]。在大学英语的具体教学中，教师要把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与交流技能”作为重点目标，以拓展大学生的文化交流视野，促进其全面化、综合化成长和发展。
（二）培养原则分析
1.相关原则
跨文化的语言交际技能培养涉及多方面知识，每一类交际知识的学习及掌握都会对与其相关的知识内容形成影响。跨国界交际方面的语言意识培养，是一个情境、文化、语言等交际因素相互交织联系的引导过程。为此，教师在看待学生培养问题时，应运用联系性眼光展开交际意识培养研究，以对学生技能学习形成良性影响。
2.适度原则
教师对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技能实施培养时，需要坚持适度、适量原则。即学生接受现有交际知识、语言技能的同时，应符合自身学习基础、语言认识能力，教师不可一味灌输新的语言交流内容，以免学生难以快速、有效地理解相关知识。这种原则对语言训练的总体进度、广度及深度有相应要求。
3.综合原则
跨文化的语言交流涉及多方面、多学科相关内容，对学生综合技能、整体素养等方面提出的要求较高。教师在教学实践当中，应当集中整合各类相关知识，并运用适宜方式展开综合性课堂训练，以提升专业学生对综合知识的总体整合技能。
4.实践原则
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实践教学中，任课教师需坚持教学内容的适用性、实践性，即让学生在掌握了相应内容后，能够将其运用于实践交际当中，而非仅仅停留于书本学习的层面之上。此外，实践教学需达到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最终目的，让学生感受到自身在教学课堂上的主体性，并设置动态性、拟真性的交际教学情境，帮助学生尽快进入教学氛围。
5.系统原则
语言教学是一个相对连贯、持续进行的行为过程，教师在掌握了各个学生的总体学习状况之后，应在此基础之上拟定系统而科学的高效教学方案，剔除重复、无用的教学内容，实现“低耗时、高效率”的课堂教学效果。
三、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具体方法
（一）借助多种方法启迪跨文化交际意识
在向大学生开展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除了要讲授教材中的相关知识外，还要采取适宜方式拓展学生的课外交际能力，注意为学生打造英语交流舞台，尽量营造出接近真实的训练氛围，使学生全身心投入到跨文化的语言交流活动当中。例如，教师可把现代的前沿技术引入内容讲解中，借助幻灯设备、录像机、网络技术等创设英语学习环境，制作符合课程主题的幻灯片，并用“听说法”、“交流法”解说相关的英语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当讲解到特定的背景知识点时，教师要将相关的背景知识、文化典故穿插到教学中，使英语课程呈现出立体化、系统化的特点，让学生更快地掌握所接触的英语知识，并形成深刻的思维印象，便于日后交际中熟练运用相关知识[3]。
（二）加强培养学生的非语言交流能力
英语教学不仅是语言层面的单项教学，学生想要全面掌握英语交流技能，还要掌握非语言类的交流技能。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要运用一定的非语言方法开展教学，以提升全体学生的语言意会能力[4]。例如，在句子“Hesatthere，hishandoverhismouth，hisarmsandlegscrossed”的讲解中，教师首先要说明“armsandlegscrossed”（双手、双叉）、“hishandoverhismouth”（用手将嘴捂住）这两个动作的实际含义，一些学生可能将这样的动作理解成“沉思”的姿势，然而，这两个动作传递的真实信息为“我现在不想交谈，请离我远点儿”。又比如，在英语交流中，交谈双方的关系十分和谐时常常对面而立，双肩为平行状态；如果双方的交流不愉快，则可能无意识地做出转身动作，以避免面对对方。学生在学习相关内容时，如果不熟悉这些非语言交际信息，通常难以准确抓住交流内容，因此，教师要多引导学生关注这方面的交流内容，以提高学生的非语言交流技能。
（三）深入讲解英语交流词汇的内涵
英语交流词汇中常常蕴含着多重含义，如果简单地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很可能错误理解语言交流的真实意思。因此，教师在词汇教学中要重点讲解隐含的文化意蕴，向学生细致讲解英语交流中出现的各种英语习语、典故及谚语。由于英语文化内涵和汉语有很大差异，一些词语的褒贬含义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学生理解起来也较困难。加之，英语交流的文化外延与汉语语言也有不同之处，因此，教师要结合特定场景、特定语境展开词汇讲解[5]。例如，“ambitious”在英语中取褒义，翻译作“有雄心、有抱负的”，而在我国却将该词理解成贬义，取其“有野心的”之意。又如，“dog”在英语国家人眼中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而在中国却认为带有贬义。基于此，教师向学生授课时，要注意讲解清楚英语词汇的隐含意义，全面解析跨文化的不同内涵，避免学生形成错误的交流意识[6]。
（四）引导学生探索英语文化的背景知识
中、英文化在本质上存在较大差异，两者在历史背景、文化根源、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不同，大学英语的课程设置中突出体现了外域文化的个性特征。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研究英语文化中蕴含的宗教知识、风俗人情、价值意识等层面的相关内容，以系统培养学生对英语语言的自主交际意识，实现有效、适度交际。例如，在运用探究法讲解英语知识时，教师提出“西方国家的人们相互见面时，为什么先谈论天气问题？”，学生可运用以往掌握的交际知识分析该问题，之后，教师可总结西方国家的见面问候方式，让学生自觉形成“见面先向对方询问天气情况”的习惯。由以上分析知，跨文化意识与交流技能的培养依赖于背景文化的深入研究，学生只有掌握了跨国家、跨文化的具体背景知识，才可深入了解英语文化，也才能够培养起良好的跨文化交流意识[7]。
（五）借助先进技术开展语言实践教学
现代新型技术进入教育领域之后，教师的原有教学观念有了较大改变，很多教师积极探究教学革新方面的相关问题，使得跨文化的语言交际教学实现了新颖化教学，提升了学生对课堂讲解内容的探究兴趣。例如，教师借助校内网上论坛、QQ、微信、个人e-mail等交际工具和班上学生展开英语聊天，如此既可进一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又可提升其运用英语知识的实践技能。在网上聊天中，教师遇到刚刚上线的学生，可以用英文问候：“Howareyoudoing？”，学生自然联想到之前学过的英语交流常识，回复道：“i’mdoingfine！”诸如此类的网上交际可让学生培养起日常使用英语的良好习惯，进而逐步达到培养跨文化交流意识的终极目标。
四、结语
语言交际在英语学习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学生在课堂上掌握的语言技能，最终都将投入日常的实际交流当中。大学英语课程的实践教学，应将关注点放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上，在增强学生运用英语知识能力的同时，积极提升其思维能力、文化素养和人格魅力，使广大学子的文化眼界得到进一步拓展，保持对异域文化的探究热情，形成多元化的文化鉴赏意识，进而增强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技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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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的原因篇8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语用原则；差异；对比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130-03
一、引言
中华民族有着独特的文化渊源，与西方文化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性，这导致了中西方思维方式和语言行为等方面的较大差异。一般来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具有非常不同的心理习惯，对于看似相同的语言表达，中西方民族也许有着颇为不同的理解和判断。这就是说人们在进行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各自所处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往往也起着对语言使用的制约作用。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导致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往往容易造成交际双方的言语误解甚至交流失败。
二、中西方语用原则文化差异的根源性
事实上，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发展，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变得日益频繁，英语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主要的通用语言，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学习英语的大潮之中来。但是，在我国，由于英语往往是作为一门外语来学习的，很多人对于英语的学习往往更多的停留在英语的基本表达上，即使已经说出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口语，但是，由于人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尤其是对英语的语用原则掌握不多，导致了人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不够真正了解或者融入不到西方文化当中去，从而容易使得交流双方产生误解或者交流不畅的情况。因而，文化之于交流来说，显得如此重要，它就像计算机程序一样，对于人的思维和行动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人必须按照一定的文化原则来思维和行动，否则就会寸步难行。
中西方文化都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但是，它们的文化精神渊源却大大不同，从而使得双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1]，而西方文化却主张“天人相分”的观点，这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思想根源所在。此外，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族本位”的核心观念，而西方文化却宣扬的是“个体为本”的中心思想。但是，无论是东方的群体取向，还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取向，都会通过交际双方的言语交际行为表现出来，都会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气质和文化背景。应该来说，中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其实质就是两种文化进行相互斗争、融合与发展的一个过程[2]。
三、中西方语用原则的文化差异对比分析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语用学属于一种跨学科的语言实用学范畴，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们在特定场景中进行交际的时候，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的情况。换句话说，语用学研究的主要是超越了语句字面含义的意义，亦即话语意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要普遍遵守的两个基本准则就是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这两个言语交际中最为基本重要的原则中的合作原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著名的语言学家Grice提出的。根据他的观点，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为了使得交际能够顺利进行，交际双方都会自觉遵守合作原则。一般来说，合作原则包含了四个最为基本的准则，即质的准则、量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但是，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人们也会出现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这样，英国语言学家Leech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原则，即礼貌原则[3]。这种原则往往是在人们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情况之下产生的原则，即人们之间的交流需要通过礼貌原则来进行补救。由此可见，人们交际所要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之间是相互联系、交叉使用的。我们要尤其重视这种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语使用规则和原则，对它们进行仔细的对比分析和研究，尽量避免语用原则使用不当造成的交际失败。
一般来说，语用原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探讨的主要涉及的是广义的语用原则，它指的就是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中要遵循的具有指导性作用的原则，其涵盖面广，涉及的理论众多，它不仅包括了语言学原则，还包括了与实际语言运用紧密相关的修辞学、言语交际学、应用语言学等方面的原则和准则。应该来说，语用原则涉及的分支学科非常多，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交际双方必须掌握好中西方语用原则，才能够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事实上，语用学的发展时间并不长，属于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学科理论和体系等都不太完善。但是，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却非常需要了解语用学的相关知识。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即语用学提出了一定的指导性原则；明确语用原则是掌握语用学这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关键所在；语用原则是语用学这门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所在；研究语用学原则，是我们探讨语用规律的必由之路；研究语用学原则，也是了解语用学这门学科基本特征的突破口。无论语用原则具有多少的指导性、交叉性、层次性和独特性，我们都应该明确地分析其文化差异所在。
（1）中西方合作原则的文化差异
作为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要遵循的“合作原则”，最初是由美国著名的语言哲学家Grice提出来的。根据他的理论，人们在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为了使得交际顺利完成，交际双方都在遵循着某些会话准则，这就是“合作原则”[4]。一般来说，合作原则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基本准则，即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以及方式准则。前三条准则主要关乎“说什么”，第四条则关乎人们“怎么说”这个问题。应该来说，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会自觉遵守会话的“合作原则”，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尤其是自然、无准备的言语环境中，人们并不严格遵守合作原则。这并不是说人们故意违反该原则，而是为了要产生某种较为特殊的会话含义而不得已为之。这主要是因为影响人们交际行为的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合作原则产生于英语文化背景之下，因而，其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下来，不具有普遍性和可用性。那么，我们就需要牺牲合作原则而使用更加符合我们文化习惯的交际规则来进行言语的交际。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认为中国人往往说话言不由衷，常常不得不违背合作原则。究其根源来看，中国人是为了保全礼貌而牺牲真实性，但西方人宁愿保全真实性也不要合乎礼貌性。但是，它们的本质都是遵循了合作原则的，只是遵循的具体方式和手段不一致而已，这是因为交际双方的文化存在差异性。我们可以从语言交际的方面和非语言交际的方面来具体探讨中西方语用原则的文化差异。就语言交际方面而言，交际双方的初衷都是要遵循合作原则并努力配合的，但是，由于受到文化背景知识的影响或者出于某种现实的目的，比如说礼貌，交际双方常常会不惜牺牲合作原则来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尤其对于存在着明显差异的中西方文化来说，各自背景下的人们必然对如何使用合作原则有着不同的见解和行动。比如说中国人崇尚谦虚和内敛，而这有时在会话中却不得不违反合作原则。西方人更重视个性化发展，基本上能够遵循合作原则，但有时却让中国人感到难以接受。就非语言交际方面而言，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会话准则的取舍往往表现得颇为不一样。比如说中国人对于时间的概念并不那么严格，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往往却奉行严格的时间观。虽说这些并不是什么道德准则，但却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想要顺利进行交际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否则，将会导致交际的失败[5]。
（2）中西方礼貌原则的文化差异
由于人们在进行会话交际的过程中，也会经常出现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从而产生了会话隐含的意义。著名的语言学家Leech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人们为什么要违反合作原则来使得交际顺利进行，这就是著名的“礼貌原则”，它主要是出于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为了显示出尊重对方或者其他人而表明的自我形象和态度。一般来说，礼貌原则包含有六个方面的准则，即策略准则、宽宏准则、赞扬准则、谦虚准则、求同准则以及同情准则[6]。应该来说，礼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对于人们之间的相处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人们对于礼貌原则的侧重和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虽然说礼貌原则的产生和生长的土壤是英语文化环境，但是，它或多或少的也适用于其他各种文化，只是它的适应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西方这种礼貌原则的基础上，我国著名学者顾曰国也提出了专门针对汉语的礼貌原则，即与汉语文化有关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一套礼貌原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以及德、言、行准则五条基本准则。无论是西方的礼貌原则还是我国特有的礼貌原则，它们都是对各自文化背景的强烈反映。比如说，中国人在进行交际的时候，更为常用的是“贬己尊人”准则，因而，他们在进行祝贺与表扬、恭敬与谦虚的时候，往往表现得非常谦虚。而在西方人看来，他们往往是高兴地接受别人的赞扬之辞，然后表示感谢。他们认为中国人实则谦虚的否定行为却让他们感到不高兴，认为中国人不讲礼貌。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祝贺和褒奖的对象也不一样，中国人很少表扬自己的家庭成员，而西方人只要需要，他们却会赞扬自己的家人。在称谓方面，中西方语用原则也存在差异性。在中国语言中，有很多称谓形式本身就具有礼貌性质，但是，到了西方语言当中，却没有礼貌的含义了。比如说，中国人喜欢用“小+姓”的模式来表达对对方的亲切，但是到了西方文化中，却是不礼貌的行为，甚至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在中国，尊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之一，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老却并不意味着尊敬老人，而是表示无用。在西方社会中，人们不能随意地去帮助一个老人，因为这会引起老人的愤怒，而非高兴和感激。[7]还有，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为了求同和面子，有时甚至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讲“面子”。但是，到了西方文化中，其所说的“面子”并不完全跟我们所说的面子一致。在西方文化中，面子包含了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所谓的积极面子是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与喜爱，而消极面子指的是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即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约束和影响。比如在西方文化中某些“邀请”是不礼貌的，但在中国文化中，基本上没有把“邀请”这种行为列入不礼貌的行为之说[8]（p62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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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立.合作与会话——合作原则及其应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9
在现代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学生口语的听说能力培养与训练上。因此,学生的口语听说能力较好。但是,由于忽略了地域文化差异的讲解、多义词应用的讲解,使得学生的英语口语交流中常会出现语用失误问题。在商务英语口语交流中,语义的明确表达、歧义的减少是保障商务活动顺利开展、促进商务活动交流双方情感愉快、实现严谨商务活动的关键。因此,在现代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与训练中必须加强语用失误预防能力的培养。通过科学的商务英语必要准备、良好的英语素养与基础等预防商务活动中英语口语语用失误的发生。
2商务英语口语交流中语用失误原因及相关教学措施的实施
深入了解和分析商务英语口语交流中语用失误的原因是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学生语用失误预防能力培养的基础与关键。科学分析商务英语口语交流中语用失误的原因,有针对性的进行培养及预防意识培养是现代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与训练的重点。
2.1语种差异及用语习惯造成的语用失误分析
在对商务英语语用失误的原因调研中,所有文献及调研结论都将英汉语种的差异列为语用失误的首要原因。首先,汉语语言习惯与英语语言习惯的不同以及汉语语言习惯的迁移使得商务英语交流中,出现英语语法错误。将汉语语言思维、语言习惯等迁移至英语的语言组织与使用中,进而造成对方的误解,影响商务活动的双方交流。另外,语种差异中的多义词释义与使用也是造成商务英语口语语用失误的重要原因。由于翻译人员英语基础及英语多义词误解而引发语用失误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英语词汇中存在较多的多义词,而且,根据不同的语用环境其含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对这些词汇掌握不足,将导致商务英语交流活动中语用失误现象的发生,进而影响商务交流。再如,在翻译过程中,中文对事物的语言标注有着很大的东方特色。如,“笨鸡、育肥羊”等。而英语词汇中缺乏对这类事物描述的词汇,如果词语选择或翻译不当也将影响商务活动中的双方交流。
2.2文化差异造成的语用失误分析
文化的差异将导致商务英语交流中语用失误的发生。这与东西方文化差异、东西方人对事物的看法与理解有着莫大的关系。在中国对于老年人尊称“张老、吴老”,受者会感到对方的尊重。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却是一个忌讳。另外,对于对方的赞美也需要根据文化差异选择不同的赞美内容并组织相应的词汇语言,以此避免语用失误的发生、避免对方的误解。这些都需要在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针对文化差异及语用习惯进行教学与讲解,进而避免交流双方不愉快情况的发生。针对商务英语口语交流需求,注重西方文化以及语用习惯、词汇释义的讲解,进而避免商务英语口语应用中语用失误的发生。
2.3地域用语习惯造成的语用失误分析
在西方的英语应用中,不同地域存在着用语习惯的不同。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用语习惯等使得用词方法与习惯存在差异。如果不了解对方地域用语习惯将导致商务活动中交流双方的误解,进而影响商务活动的进行。在对这类语用失误的调研中发现,不仅仅词汇的使用含义存在差异,西方国家不同地域的用语语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都是造成商务英语活动中语用失误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现代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还应加强对西方国家不同地域用语习惯的介绍,以用语习惯的了解以及针对性的训练提高学生语用失误预防能力。
2.4商务活动中问候方式语用失误原因分析
在商务活动中,问候是英语口语应用中的重要内容。英语用语中也存在着不同问候方式表现亲疏关系的用法与习惯。在我国,您好用于对对方的尊敬问候。而普通朋友电话交流中第一句多为你好。不同地域的问候方式也存在不同。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也存在这样的习惯。在商务活动交流中,根据对方国家用语习惯使用问候用语有助于增进交流活动愉快的氛围,为商务活动的进行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且,西方人在商务活动中更加习惯于正式的问候。而在商务活动完成后,即使刚刚谈判完,离开谈判桌即习惯以朋友间的问候方式进行交流。因此,在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应注重这一用语习惯以及工作生活习惯。在正式商务活动中严格使用商务用语,而在其他碰面的交流中可以根据对方的用语选择不同的问候方式进行交流。避免正式商务活动英语交流中非正式用语使用造成双方的尴尬。
3以良好的英语习惯以及综合素质培养为基础,提高学生语用失误的预防能力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对西方国家英语使用习惯、文化习惯的掌握是预防商务英语语用失误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商务英语的口语训练中,应多借助网络信息内容展现西方国家的日常及商务活动。进而使学生了解西方国家的用语习惯,提高学生的口语运用能力。同时针对不同场合环境下用词不同的使用习惯,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还应根据不同场景下用词特点进行归类总结以及场景演示。根据商务英语应用环境建立用语环境,以此为基础由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进而提高学生的商务英语口语运用能力,提高学生语用失误预防能力。
在对多年商务英语翻译人员的采访询问中发现,商务英语翻译人员应必备一项基本的素质与习惯。这一习惯能够有效预防商务活动中英语口语交流语用失误的发生。这一习惯是多年从事商务英语翻译活动的专业人员从教训中所积累的经验,该习惯是翻译人员在翻译工作开始前对对方背景环境的了解,以对对方背景环境的了解掌握对方的用语习惯。通过商务活动英语口语翻译前对交流对方人员基础情况的掌握,实现有效的地域用语习惯以及用词习惯的了解。进而在商务英语口语活动中针对对方的用语习惯进行交流,促进双方交流的愉快、促进商务活动的开展。在商务英语口语教学中应针对这一习惯对语用失误预防的重要性进行强化训练。将其纳入场景及角色扮演的训练活动中,以此实现学生商务英语口语语用失误预防能力的提高。
文化交流的原因篇10
[论文关键词]翻译；异化；文化交流
翻译是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桥梁和媒介。由于翻译的存在，人们的文化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因为，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语际转换，更大程度上是传达原语文的文化色彩，传递不同的文化信息，是一种文化的再现，所以，翻译应当注意文化传递的问题。那么翻译中怎样面对文化的传递?在此，笔者试就从蒙汉翻译的角度来作一粗略探讨。
一、“异化”与“归化"概念的提出
1813年，德国著名神学家、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艾尔·马赫在他的《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而且对这两种方法做了详细的描述。
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LawrenceVenuti(劳伦斯·韦努蒂)在(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把施莱艾尔·马赫提出的两种方法加以总结，将第一种方法称为“异化法”，把第二种方法称为“归化法”。而他主张异化的翻译，并认为，异化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译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他进一步指出，原语民族在通过翻译作品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其文化形象很大程度上由译作决定，因此，译者必须如实反映原语民族特有的文化因素。“异化”和“归化”，一个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原语表达方法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另一个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韦努蒂还指出，流畅的归化式翻译既掩盖了译者的辛勤工作，使得译者遭受到“隐形”的不公平待遇，与此同时，把主流文化的当代价值观强行施加于原作，也掩盖了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原作的历史感。
在中国进入现代时期之后，“异化”和“归化”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发生在20世纪30、40年代。当时以梁实秋为首的右翼学者主张意译，以鲁迅为首的左翼学者则倡导直译。意译派批评直译派是以辞害义，诘屈聱牙；直译派则认为，意译消除了原文的异国情调。鲁迅先生更是明确地提出了“异化”的主张，他认为，翻译就如同在外国旅行，必须具有异国情调。
二、异化翻译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影响
归化和异化翻译虽有主次之分，但没有高低之别，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不足之处。但从文化传递的角度来说，劳伦斯·韦努蒂还是提倡异化翻译的观点，对原语和译语来说异化翻译都是件好事。
蒙古族翻译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无论是佛经翻译，还是近代的文学翻译，都以归化翻译为主，这与当初翻译的出发点是密不可分的。不同时代赋予了翻译不同的理念。今天人类进入了新的世纪，步入全球化的国际信息时代，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时代赋予了翻译一个全新的观念——文化概念，这对当今蒙古族的翻译也是如此。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随着各民族交往的日益密切，相互了解的不断加深，异化翻译更有利于不同民族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沟通、吸收和借鉴。所以，异化翻译对于蒙汉翻译来讲也有其特殊的文化功能。
对原语来说，翻译是译出，把原语中的特色文化和新颖的“信息”输入给译语文化，使译语文化在了解原语文化的同时得到自我发展。奈达曾说过：“事实上大部分人都坚信自己国家的语言是最美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尊心，只有把自己民族特有的语言很生动地译出，才能保留原语民族的语言文化形象，才能维护原语文化的自尊心，体现原语民族文化的真正特色。
对译语而言，翻译是一种文化引进。通过翻译(异化)把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很好地介绍过来，从而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让每个读者都能感受到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由于历史文化和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不同民族有着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因此，翻译能让不同民族之间更好地理解和了解对方。而把原语的“味道”尽量保持“不变味”地移过来，才能达到文化传递的良好效果，异化翻译法是最好的选择。下面以蒙汉翻译为例加以说明。
例1：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红楼梦》第三回)
译文(1)dsurehino：bi：gon~snogsubilu：；ebt／ininu：fi：：ga墨garbanhubidutu：
译文(2)uha：nsana：anu：，aulsi：nuji：nbi：guna：snoghobjilu：do：debtfitaibaidalanu：tJ*untliugi：nuji：ni：Ji：g硒basgurbanhubjdabdsuhui分析：在这里“比干”和“西子”所包含的忠心悲壮与聪明柔弱的文化含义及其典故是无法向译文读者交待明白的，所以，译文(1)仅传达原文的基本用意。而译文(2)则变得冗长，它在试图传达这两个词的文化含义。译文(1)用了异化翻译法，它传达出了语言构词的形式特征，保持了原民族的文化特点。
译文(2)虽长，但失去了原语民族的文化特点，反而也没有翻译清楚意思。
例2：我真没想到他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来。
(1)bi：jorbodoc~olo：gui，tarh~er(mi：mjabdalhi：sonbaina：悼文(2)tori：mjabdalhimgbi：jerb。d破；olo：gui分析：译文(1)是异化翻译法，跟我们母语的传统表达方式是有差别的，但能表达出来原语文意义的同时，还能体现出汉语的表达方式；译文(1)是先说结果(bi：jorb~dod3olo：gui一我真没想到)，译文(2)是后说结果(tarheermui：mjabdalhi：senbaina：一他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来)。译文(2)采用了归化翻译法，语言虽通顺流畅，但平淡无奇。
例3：urid9arson~iho：sh。in9arsonabarhatu：
译文(1)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译文(2)后出的犄角比先长的耳朵硬。
分析：译文(2)是异化翻译法，没译文(1)那么通顺，但能表达出原语文的文化意义。
从以上3个例子来看，异化翻译法虽有点“陌生”，但能很好地传达原语文文化，而且还利于吸收对方的表达方式，丰富自己的语言。
我们主张语言上尽量保存“原汁原味”，决不是有意与我们的母语(蒙古语)规范作对。恰恰相反，我们以母语规范作为翻译的前提，主张在语言上应尽量保存点“洋味”，即使译文中有读者“看不惯”的地方也不碍大局，读者“看不惯”决不是“异化”之“错”，也不是跟母语水火不相容，关键在于我们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即译者在翻译内容的同时，也附带地展现出了其他民族语言的特点，这对译语民族来说，是学习和借鉴的机会，不仅丰富了译语民族的词汇，也促进了两个民族语言的接近和交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很有益的。有了异化翻译，我们有了tajbau口(太平)，mudsa：D(木匠)，iia~hua(莲花)等等词语，汉语词汇里也有了戈壁(goeb一沙石野地)，乌兰牧旗(ulammetifr-文艺演出队)，那达慕(naldam-游艺集会)等等。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翻译过程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原语文中具有差异的因素进行处理，正如布朗绍所说：“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的活动化身。”
三、异化翻译的局限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是目前国际上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之一，自传入我国以来，被广泛引用，喝彩声不断，影响很大，但也还存在一些局限性。
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作为记录人类思想和历史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内涵。蒙、汉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汉文化是传统的农耕文化；蒙古文化则是游牧文化，是长期以来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文化，所以，词汇里畜牧业文化内容的词特别多。有时在汉、蒙翻译中民族特色文化词语常常找不到意义相等的对应词，在对方文化中出现了空缺现象。蒙古民族正因为是游牧民族，相关的词汇则比较多，牧民要四季更换牧场放牧，依次循环。有“habardsa：”、“dsusla~”、“namard5a：”、“ebeld5e：”，汉语词汇里却没有对等的词语，只有“春季牧场”、“夏季牧场”、“秋季牧场”、“冬季牧场”。又如“蜀锦”、“川贝”、“湘绣”等具有明显汉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而在蒙古族文化中则找不到相同的对应词。还有动物、颜色等也有各自的文化内涵；狗，汉语里是贬义的，如：“狗急跳墙”(nohoisandrabalharemharaih)，“狗嘴里吐不出象牙”(nohaii：namanddsa：nnai：sojo：urgxguiurgahg)，“狗彘不如”(nohoigahagi：1rhutchgui)，“丧家之犬”等，“丧家之犬”被汉民族人用来描述那些失去依靠，到处乱窜，无处投奔，令人讨厌的人。而在蒙古族文化里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对“丧家之犬”往往是善待，而不是痛打或赶走，把狗看成是自已最亲近的朋友，如成吉思汗把自己最忠诚的四位将军称为“四狗”；“白色”在汉族文化中是一个基本禁忌色，在中国古代的五方说中，西方为白虎，西方是刑天杀神，主萧杀之秋，古代常在秋季征伐不义、处死犯人。所以，白色是枯竭而无血色、无生命的表现，象征死亡、凶兆。又如自古以来亲人死后家属要披麻戴孝(穿白色孝服)办“白事”，要设白色灵堂，出殡时要打白幡；称智力低下的人为“白痴”等。在蒙古族文化中，白色代表白云，象征着吉祥、光明、圣洁、高尚，给尊贵的客人是敬献洁白的哈达，拿出“gagamida；”(奶食品)招待客人，以表达真诚的祝愿。翻译这些词语时，很难把原语意义表达出来，这就是所谓“文化空缺”问题，也是异化翻译的局限。所以，进行翻译时，只有采取变通的手法，由归化翻译和音译法来补充。遇到“文化空缺”问题，异化翻译就显得力不从心，这在蒙汉翻译中时有遇到，但不能为此而否定异化翻译。只是说我们在翻译中，在主要运用异化法的同时，归化方法和音译法应作为一种辅助性手段而补充运用。因为，文本是丰富多彩的，所以，翻译也就不能局限于一种方法。
四、结语
孙致礼教授在《从归化趋向异化》一文的结尾中指出：“两种方法在中国渐渐趋向平衡；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导。”异化翻译是今后翻译的主流，因为，它有其成长发展的空间，虽然有些不足之处，但对文化传播、交流来说有着“归化没法可比的优势。”
(一)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已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国际化，各民族间渴望互相了解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并都想让自己民族文化得到高度发展。蒙古、汉民族更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相互接触日益频繁，两个民族杂居现象的普遍存在，对两个民族的互相了解提供了先天优越的条件。
(二)传媒的发展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也为不同文化的读者了解外界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由于各时期主导思想的约束，读者接受程度的限制等都对翻译策略产生了一定的规约。今天，中国已走向更加开放的时代，各民族间的互相交流，交往更加频繁和深化，相信异化翻译的策略会更加适应这一时期的要求。另外由于国家教育体制的改革，及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大力关心和投入，人们的文化素质普遍有了很大的提高，许多蒙汉兼通，甚至掌握更多语言的读者群体在不断扩大，他们渴望对其他民族文化有更多的了解，而且希望是原汁原味的，已不再只满足于译文的归化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