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概论篇1
论文摘要 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一样是一种文化艺术现象，不宜无限地加以扩大而将政治、经济、工业、农业等领域全都包括在内。“现代性”也是一种有严格规定性的概念，不宜将其远溯十六世纪的某些哲学家，或将18世纪和20世纪的几次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革命通统“概括”到“现代性的大旗下”。后现论家们否定历史上一切艺术创作和理论，并不能阻止人类继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传统，并在新的世纪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珍品。
近读发表于本刊今年第二期“艺文论坛”的《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概念，理论，文化艺术》(以下简称《再认识》)一文，颇有一些感想，特提出与文章作者们商榷，并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这篇文章虽以对“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为中心论题，但它实际上涉及对欧洲近现代文明史、思想史、哲学史、艺术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现代性”的理解和解释。
欧洲的文明史在经历了以神权为中心的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迎来了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其后三四百年期间，欧洲各国仍处于封建社会阶段。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以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为该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然而就当时法国社会经济结构而言“第四等级”即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仍处于弱势地位。只是从19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才有了大的发展，因此，持唯物史论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以19世纪三十年代作为欧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
现代主义作为文化艺术现象。是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期亦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产生的。其思想来源十分复杂，海德格尔当然应该算一个，此外诸如弗洛伊德、柏格森、克罗齐、基尔凯郭尔等人的学说也起过较大的影响。在欧洲近现代的文艺史中，现代主义是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一种文艺现象或称艺术流派。它与政治、经济、哲学等诚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只是文化艺术现象，而不能将其无限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现代主义艺术家或称现代派以法国19世纪下半叶的作家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作为开山鼻祖，其后。英国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等人相继推出了“意识流”小说，俄国的安德列夫、布洛克则推出了象征派戏剧。而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美术界，以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派、野兽派等等名目出现的现代派艺术更蔚然成风。并影响到电影界。以致有法国及其他国家“先锋派”的登场。现代主义艺术家最大的特点是以“反传统”自居，他们否定一切传统规范、规则。追求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以至无所不用其极。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功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且不去说它。
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再认识》一文将“现代主义”、“现代性”等概念远溯到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文中作迪卡尔)，这确实令人吃惊。笛卡儿所处的时代距欧洲文艺复兴末期不久。应该属于欧洲近代史初期。其时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已十分活跃，像笛卡儿、康德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还占有主导地位。然而，不论笛卡儿也好，康德也好，都不可能有“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的思想及论述。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某些艺术家可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以之作为现代主义、现代性的“起源”，则未免有失偏颇。
至于对“现代性”的具体解释，则更使我感到不解。《再认识》一文将现代性定义为“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并声称，在这面“现代性的大旗”下。可以把“法国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1917年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1911年、1949年的中国的两次大革命”全都“概括”进去。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是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革命：其二，对前者即美、法两国的革命而言，用“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口号来概括尚可说得过去。但用来概括俄、中两国的革命却未必合适。尤其是“个人主义”怎能成为他们实现革命的目标呢?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起源问题，《再认识》一文将其归纳为“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在1968年发生的巴黎大学生群起造反，以改革教育制度为目标的运动，即法国人所称的“五月风暴”。其实，这场风暴产生的原因要比文章作者们所论述的要复杂深刻得多。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有一些，然而事物发生变化的规律是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决定性的。而这个内因就是60年代下半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欧洲知识界由来已久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此时与“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即“新左派”思潮。其影响所及，不仅仅限于那些大学生，而且深入到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甚至于普通劳动者阶层。紧接在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发生的意大利有上千万人参加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以至发展到占领某些城市的“抗议”运动，即是突出的事例。在当时学术界出现的各种理论中，有一些如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等是属于学科建设性质，另有一些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则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其要害在于借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所有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实践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毕竟不是后现代主义本身。所谓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一样，终究是一种文化艺术现象，而不应“包罗万象”。
《再认识》一文介绍了西方尤其是美国众多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概念的种种说法，这使我们开阔了眼界。但文章作者也指出许多学者说了大半天，结果却“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以为，其原因在于这些学者把后现代的概念无限地加以扩大，不仅扩大到所有各个学术领域，而且还把政治、经济、工业、农业、社会生活等全都包括在内。后现代对上述诸多领域诚然有千头万绪的联系并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它作为文化艺术现象，并不等于这些领域本身。如我们就不能说“后现代政治”、“后现代经济”、“后现代哲学”等等。
文化艺术概论篇2
关键词：综合性大学《艺术概论》课程人文氛围
《艺术概论》课程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和艺术教育课程，这一课程过去主要用于专业艺术院校的艺术基础理论课程。随着一些综合性院校和理工农林院校开设艺术类专业，这一课程设置更为普及。然而，作为一名在综合性大学艺术学院主讲多年《艺术概论》课程的教师，我在教学过程中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综合性大学和其他专业艺术院校、理工农林院校的艺术概论教学是否应该有区别，如果有，那么区别又在哪里？我结合教学体会谈谈看法。
一、确定教学诉求，找准教学定位
就艺术专业学生而言，《艺术概论》教学的首要任务是传授关于艺术的基本概念和主要观点，其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艺术认识水平和创作的自觉性。而对于综合性大学的学生而言，“艺术概论”还具有“通识”的作用。这一“通识”规定了“艺术概论”既需要培养学生运用理性思维去把握艺术，更需要通过“非专业化”的人文训练，塑造一个具有一定人文素质的“文化人”。由此，我认为，综合性大学的《艺术概论》教学需要既有“专”的一面，又有“博雅”的一面，只有这样才能使综合性大学的艺术教育成为培养既具备专业艺术能力，又具有丰富的人文素养的“艺术”“文化”人。综合性大学在传授专业艺术知识的同时必须注重“人文”的熏染。只有通过这样的“人文”熏染，才能真正意义上塑造具有一定艺术修养的“文化人”，而不是有“技”无“道”的匠人。
“艺术概论”对艺术理论的“概论”性质使其天然地适应综合性大学艺术专业学生的“通识”。这就确定“艺术概论”教学不追求理论的深度而重视包容的广度。在讲述艺术范畴和基本用语时，尽可能以大多数人了解的经典艺术作品为例证，做到深入浅出。例如在《艺术概论》教学第一课中，我即以“艺术是什么”开篇，通过大量实例来引导学生思考艺术所具有的一切可能，不同时代艺术观念的矛盾和冲突，现代艺术对传统艺术概念的瓦解，等等。由此，我引导学生知晓，艺术家并非首先考虑什么是艺术然后才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只为何用？在此基础之上，引导戏剧和音乐专业学生去读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理解和感受“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等既充满激情又富含理性的尼采话语的意义。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巧妙地搭建“专业”和“博雅”之间的桥梁。
二、营造“人文”氛围，滋养学生心灵
“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艺术概论教学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艺术教育过程。为了给学生营造“人文”氛围，我结合艺术概念、范畴让学生去熟悉和了解古今中外各个艺术门类的经典艺术作品。通过多媒体形象展示，让作品本身唤起学生的了解之心、“同情”之心、体会之心。学生对作品的感知、同情和理解的过程也是学生潜移默化受到人文熏染的过程。
比如讲授“艺术与宗教”。我把从拉斐尔《西斯廷圣母》到达・芬奇的《岩间圣母》，从米开朗琪罗《哀悼基督》到贝尼尼《圣德列萨德狂迷》，从哥特式教堂到无伴奏齐唱乐《格里高利圣咏》，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到龙门石窟中主尊卢舍那大佛，等等，投放到大屏幕上，让学生去欣赏作品的美，感受和领会作品中的人和神，以及其中所传达的情感。在这一基础上再介绍艺术家的创作背景及这些作品所传达的艺术与宗教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通过这样一种“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三段式，学生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在潜移默化的作用下感受与领悟到艺术中蕴含的博大深厚的人文精神。
三、潜移默化，凸显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影响
目前艺术类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艺术是有一定疏离的。而这一疏离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传统的陌生。他们只知道当下，不了解过去，只渴望未来，不在乎传统。在“艺术发展”这一教学环节，我引导学生思考中国传统艺术生成的文化语境及这一语境对于艺术发展中的延续性的关系。以郑板桥的“竹”为例，说明中国传统艺术的奥秘恰恰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郑板桥笔下的“竹”不仅是作家心灵的“胸中之竹”，更是文化之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让学生理解，现代艺术作品的创作必须建立在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认知和理解之上。
又如解释“意境”这一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范畴。我首先将它与熟见的“艺术形象”联系起来，意境是艺术形象的高级形态。在此基础上，我将意境特征归纳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并以南宋山水画大家马远《寒江独钓图》为例说明，画面上留下大片空白，表面上是“空”的“虚”的，但实际上不是虚无，而是“虚”中有“实”，这个“实”，就是观画者所想象出的和所感受到的冬天江面的辽阔无际和寒气逼人。中国传统艺术这一“计白当黑”、“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大大增强了空间艺术的表现效果，使得画面境界空灵,意趣盎然。在此基础上，我将意境界定为“情境交融、虚实相生的能诱发和开拓出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的整体意象”，并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意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对“道”的追求。“道”就是传统文人追求的人生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当课程涉及“艺术的地域性”这一概念时，我请学生介绍和描述自己家乡常见艺术活动及戏曲、民歌、民间工艺等有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并引导学生思考艺术的地域性与这一艺术形式所存在的地方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比如徽州建筑，我指出它是一种建筑文化遗存，并对徽高文化中的“崇文重教”、“宗族为本”、“诚信为商”、“理学为尊”等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作出分析。在此基础上让学生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看待民间和地方文艺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这样一种思路可以进一步推动学生对生存其中的地域文化产生某种情感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启发学生的艺术创新。
四、以“人本”为念，运用“多元”教学法
既“专”又“雅”的艺术概论教学的核心正在于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的实施。“教”的合适与否要根据“学”的效果的强弱加以检验。学生既是教学的对象又是教学的目标，由此，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成为教学方法的关键。我注意到，艺术专业的学生普遍有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而且他们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基础知识与其他文科学院学生比相对匮乏。如果教师不重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仅把学生当作被动的教学实施对象，不与学生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互动，想当然、满堂灌，往往会造成教者自说、听者厌烦的情况。鉴于此，我以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为出发点，不断激发学生的学生动机和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采取多媒体形象教学、讨论式教学，设计情境的情境教学等多种多样的课堂教学形式。
例如多媒体形象教学。在解说“现代主义艺术”这一概念时，为了让学生更真切地、更形象地理解现代艺术，我将达利《记忆的永恒》制作成ppt投放到大屏幕上，让学生自己去感受作品、疑惑作品。我结合作品介绍达利和他的超现实主义绘画，提示现代艺术给予人们的内心启示。
再如讨论式教学。在“艺术与经济的关系”教学环节，我为学生设计了一个问题：“一个收入不多的人是否能够享受艺术所带来的喜悦，如果能，为什么？”令我略感意外的是，学生对这一问题非常有热情。许多同学认同艺术所具有的自足性，缺乏金钱并不能阻挡艺术带给他们的愉悦。也有相当多的同学认为经济是最重要的，没有经济基础，无法奢谈艺术。每个同学能从自己的角度用最寻常也最鲜活的例子谈论艺术与经济的意义和重要性。通过这种方式，看似遥远的理论问题走进了学生生活自身，讨论也会让学生跳出理论，有意无意地进行人生的自我反省。
十八世纪德国美学家席勒曾经说：“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刻到他的自然中去，而是把自己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科学知识的一种标志。”在人类日常生活高度程序化和符号化的当代，席勒提出的人性分裂不仅存在而且更加尖锐突出，我认为，人文氛围中的《艺术概论》教学意义不可估量。
参考文献：
文化艺术概论篇3
电影概论是一门讲授电影入门知识的基础课程，讲授范围涉及电影制作、电影产业、电影理论与电影发展史等多个层面，授课对象主要针对各高校本科一年级电影专业的新生。诸如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芝加哥大学电影系等世界知名电影专业院校通常都会开设电影概论课程，旨在为电影专业后续的或方向细分、或深度延展的课程教学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包括电影艺术特性与相关理论美学等核心内容，以及佳作视听赏析、浅层次文化读解等重要内容。然而，从众多高校影视专业课程体系的实际调研情况来看，由于不同学校的学科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师资状况构成等不可抗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影视相关专业的艺术院校中，电影概论的教学授课情况千差万别，在教学方向、课程编排、学时规划、教材使用等方面也特点迥异。
一、现状调研
2013年上半年，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电影概论》：学科基础课程教学与改革”课题组围绕电影概论类课程的授课情况，对全国部分开设影视相关专业的重点院校进行了调研和考察。本次调研对象选取了全国7所影视学科建设较好、较能体现电影概论类课程教学发展主流的院校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选取这些调研对象的基本原则在于，这些院校或下属院系都设立了“戏剧与影视学类”相关专业，并且开设有电影概论类课程（课程名称有所不同），同时还兼顾了全国不同地区的院校分布以及各类院校的发展规模等因素。
本次电影概论类课程的全国调研，主要是依靠教学大纲对比、授课教师访谈、学生问卷调查等方式完成，通过以上不同信息渠道的资料搜集、比照与整合，课题组对电影概论课程的教学目标、课程性质、授课内容、考核方式、教材运用等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归纳，从而能够比较全面地揭示电影概论类课程在全国电影教学领域的授课现状。课题组的调研成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课程名称
首先，不同院校之间电影概论类课程的命名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都将此类电影学入门课命名为“电影概论”，而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则命名为“影视艺术概论”、上海交通大学命名为“影视艺术导论”。出现命名差异化的原因主要在于，由于不同院校在学科背景与人才培养方向上有所侧重，因此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在内的一些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将电影学与电视学的知识体系相融合，于是，也就在概论通识课程的安排上形成了“影视合流”的定位。然而，从实际授课内容和课时安排等方面考察，便不难发现这些涵盖“电视研究”的“影视艺术概论类”课程仍旧是以“电影概论”相关的知识点为核心，因此也属于本次调研范畴，统归电影概论类课程。
（二）课程性质
不同高校电影概论类课程的授课情况比较多元，其课程性质的认定也存在两种方向，一般可以分为院系层面“专业必修课”与学校层面的“公共选修课”两类。例如，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相关影视专业的课程体系中，电影概论类课程被设定为专业必修课或学科基础课，而在西北大学等高校中电影概论类课程则被设定为“全校通识课”（即公共选修课）。事实上，在全国高等教育不断强化艺术类通识教育的政策下，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都开始设置艺术类通识课程，因此，以讲授电影基础知识、普及电影文化为宗旨的电影概论类课程也开始不断推广，成为通识艺术教育的重要构成。
（三）教学目标
在电影概论类课程宏观教学目标的设定上，不同院校的定位基本一致，即讲解电影的基础知识点，包括影视语言、文化特性、简要历史等，为电影专业的深入学习打下基础。例如，北京大学影视专业电影概论课的教学目标为：“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力图使学生掌握电影艺术与电影文化的基本原理，培养学生开阔的学术视野、多元的电影观照角度，以及对电影的艺术感受能力和理论分析水平”；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系电影概论课程的授课目标为：“旨在让学生对电影艺术有整体认识和了解，并且能够系统地掌握电影艺术的基本特性、基本规律和基础理论，为深入专业学习打好扎实的基础”；浙江师范大学的电影概论课程目标强调“本门课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学生学会分解电影的语言系统，对它们进行逐一分析，最后再将它们分析的成果整合为对一部电影整体性的读解，这种读解不是简单的文学性、叙事性读解，而是依托于对电影的整体理解而进行的影像化读解。这种从电影专业的角度读解影片的方法，对学生学习和掌握电影话语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南京师范大学的影视艺术概论课程要求学生“应把握影视艺术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律，加深对影视艺术的科学认识，以期达到理性思考与感性认知的结合，进而实现理论学习的深化和升华，为以后的影视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基础”。
作为校级“公共选修课”的电影概论课程，则要求比较浅显，主要立足于电影艺术的基础性审美训练以及培养大学生观众普泛性的电影赏析能力。例如西北大学的电影概论通识课的教学目标为：“1.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较系统地掌握电影艺术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并能较熟练地完成电影评论写作；2.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党的电影方针、政策，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之精髓，认真鉴别西方电影理论、思潮，取其精华，弃其糟粕；3.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电影艺术的基本原理、电影语言的基本元素，掌握镜头运动和场面调度的基本规律，提高艺术鉴赏能力。”
（四）教学内容
尽管各所学校在电影概论类课程的教学目标设定上比较一致，都是以“为专业学习打下基础”为主要导向，但在实际教学内容编排上却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呈现为两大主要教学方向：
1.以电影的视听语言训练为教学重点
将电影概论类课程的教学重点立足于详细讲解电影的视听语言特性，强化教学中的视听语言分析，对电影理论、电影史论、电影产业等做少量介绍。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影概论授课中，用将近四分之三的课程容量来介绍“电影艺术的系统专业知识，包括基本属性、视听特性、声画关系、蒙太奇和长镜头等主要内容”；南京师范大学在授课体系上也强调对电影视听语言的训练，课程安排上重点突出，用将近一半的课程容量讲述视听语言主体内容，包括：（1）影视镜头语言，内容包括：镜头与画面的含义、运动镜头、景别、镜头剪辑；（2）声音和听觉美感，内容包括：声音的出现、声音的种类、声音的表现功能、声音合成；（3）蒙太奇，内容包括：蒙太奇的含义、蒙太奇的理论基础、蒙太奇理论的发展、蒙太奇的分类、蒙太奇的作用；（4）长镜头，内容包括：长镜头的含义、长镜头的美学特征、长镜头与蒙太奇。中国传媒大学的影视艺术概论课程也将授课重点聚焦在视听语言的深化上，以接近三分之一的课程容量从“画面、声音、蒙太奇”三个角度进行了教学安排。
2.以电影各领域的综合性介绍为教学重点
大多数电影概论类课程的讲授还是更偏重于对电影各领域的综合性介绍，在课程的规划安排上也比较均匀分布，将电影理论、电影批评、电影史论各个层面都一一覆盖。实际上，由于各高校在教学特色、教材运用、教师研究方向上不尽相同，因此尽管所开设的电影概论课程都属综合性的电影知识介绍，但课程编排却各有侧重。例如，北京大学的电影概论课程内容就比较强调电影的文化艺术特性，课程编排分为十一部分：导论——电影艺术学的学科定位与体系构架；第一章——电影的艺术维度；第二章——电影的文化维度；第三章——电影艺术的影像本体；第四章——电影艺术的创造或生产；第五章——电影艺术的形式构成和语言本体；第六章——电影艺术的风格形态、类型及分类；第七章——电影艺术的接受主体；第八章——中外电影艺术简史；第九章——电影理论与电影批评；第十章——走向明天的电影艺术；结语——影视艺术的理论挑战。上海交通大学的影视艺术导论课程设计比较偏重对电影艺术各种元素的综合性介绍，课程编排分为七部分：第一讲：影视的画面语言；第二讲：蒙太奇；第三讲：电影流派；第四讲：电影类型；第五讲：认识纪录片；第六讲：认识动画片；第七讲：电影表演、演员与明星。浙江师范大学电影概论课程的内容则更强化对电影制作流程和电影理论的入门介绍，课程编排分为十二部分：第一章：摄影；第二章：场面调度；第三章：运动；第四章：剪辑；第五章：声音；第六章：表演；第七章：戏剧；第八章：故事；第九章：编剧；第十章：意识形态；第十一章：理论；第十二章：实例分析。
（五）教学方式
就教学方式而言，本次调研的院校基本都遵循了“教师理论讲授+重点影片（片段）观摩+学生课堂讨论”的模式，一方面在授课过程中结合经典影片或片段进行系统视听语言分析或美学鉴赏；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学生对授课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深化课程学习。
（六）考核方式
调研各院校的考核方式基本一致，大多采取“平时作业+期末闭卷考试”的模式，同时上课出勤和课堂讨论也是作为衡量成绩的重要指标。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考核方法为“期末闭卷考试占60%，学生课堂发言讨论、期中书面作业和日常表现占40%”，浙江师范大学的要求为“形成性考核与考试相结合，形成性考核，即在学习期间老师要求学生独立完成1次作业针对特定内容的分析作业。成绩百分计算：形成性考核（40%）与考试（60%）”。其中，北京大学的期中、期末成绩比例有所不同，“平时期中成绩30分，期末考试70分”。
（七）学分学时分配
在各调研院校中，电影概论类课程的学分基本都被设定为2—3个学分，课时也为一周2—3课时。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影概论课程2学分共36课时，浙江师范大学2学分30课时，北京大学2学分30课时。另外，中国传媒大学的影视艺术概论课程3学分32课时。以上学校开设的电影概论类课程都集中在一学期内完成授课，而南京师范大学的影视艺术概论课程则覆盖上下两个学期，共6个学分108课时。
（八）教材运用
一般而言，电影概论类课程的教材运用，都是根据各院校的学科特色与授课教师的专业倾向来选择。通过调研发现，经典的电影概论类著作都会被列为重要的参考教材，如路易斯·贾内梯的《认识电影》就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共同指定的参考书目。除此之外，由专业授课教师参与编写或由所在院校编著的教材也一般会成为课程参考书目的重要构成，例如北京大学电影概论课程的指定教材是陈旭光的《影视艺术概论》和《影视鉴赏》，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参考书目为张燕、谭政编著的《影视概论教程》以及周星主编的《电影概论》，浙江传媒大学的参考书目为王光祖等主编的《影视艺术教程》、陈晓云《电影学导论》、刘宏球《电影学》。其中，由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影视艺术概论课程涵盖部分电视学内容，因此其参考教材的运用也包括电影、电视两部分，包括倪祥保的《影视艺术概论》，高鑫的《电视艺术学》，游飞、蔡卫的《世界电影理论思潮》，韩伟岳的《影视学基础》，刘晔原的《戏剧影视文艺学》，钟艺兵和黄望南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此外，电影理论期刊也是电影概论类课程学习的参考资料，包括《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人大复印资料影视卷》等。
二、教改建议
通过深入调研与分析，课题组发现当前电影概论类课程在各高校教学中存在许多现实问题，亟待探讨和反思，并应该在新一轮教改实践中不断完善。
1.电影概论类课程的常规化设置
电影概论类课程作为一门讲授电影入门知识的基础课程，对影视专业的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知识起点。其实这门课程的开设非常必要，也是世界知名电影专业院校课程体系的重要构成。然而课题组调研发现，全国很多设有“戏剧与影视学类”相关专业的院校并未开设此门课程，例如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长安大学、武汉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其实，没有经过电影概论类课程的学习过渡，而直接进入专业领域学习，对大多数学生来讲（尤其是综合性大学的影视专业）可能会造成学习门槛过高等问题，在未来无论是影视创作实践还是影视理论学习都会感觉比较突兀。
因此，建议开设有“戏剧与影视学类”相关专业的院校，尤其是综合性大学的影视学科都应该常规化设置电影概论类课程。其中，当授课对象主要为“广播电视编导”和“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时，课程安排可以涵盖电视学相关知识，开设类似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影视艺术概论类课程。
2.提升电影概论类课程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建设
如文章开篇所述，目前全国开设“戏剧与影视学类”相关专业的院校众多，人才培养数量庞大，同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戏剧与影视学类”下辖的11个专业在知识体系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在课程设计上必须兼顾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学习能力与知识差异。
然而，实际调研发现，各高校的电影概论类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差别很大，课程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亟待完善。鉴于电影概论课是一门引导入门学习的专业基础课，授课对象普遍是针对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因此，电影概论的课程设计可以更为简要单纯，适当减少电影理论、电影史论、电影产业等艰涩内容的讲授，而更多结合电影解读、电影片段赏析等，以便使学生能够更透彻掌握电影视听语言等基础性元素，同时，也更好地为之后的电影学习打下基础。
3.丰富电影概论课程的创新性环节与国际化标准
目前而言，大多数院校的电影概论类课程的讲授方法还主要集中在“理论讲授、课堂讨论、观摩影片”等基本模式，而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一些院校已经开始尝试在课程的创新性环节设计上有所突破，如在课程期间邀请业界专业人士或专家学者讲授电影技术发展前沿、市场营销前沿等讲座，结合每年多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华语新片与经典佳作展映，通过组织学生参观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实地考察活动，最大限度地拓展学生关注视野。通过这些教学环节的有机融汇和合理安排，使电影概论课程的讲授更加丰富多样，也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与此同时，还可以参考海外高校相似课程的教学体系，提升电影概论类课程的国际化标准。例如，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芝加哥大学电影系的电影概论（intRoDUCtiontoFiLm）课程根据课时安排，设计了严谨的教学计划（Courseplan），并规定了在每一个教学单元里必须完成的影片观摩要求（Screening）以及文献阅读数量（RequiredReading），这样的学习计划既能充分挖掘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也能培养其良好的学习习惯，真正体现教学的创新性与国际化。
电影概论类课程是影视专业新生接触专业的“第一桶金”，是其重要的知识来源与储备，因此，希望通过本次课题调研，使更多的影视专业院校意识到电影概论类课程的重要性，进一步促进和提升这门课的规范化、标准化、前沿化和国际化。
（注：本文为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度校级教改项目《电影概论》[12-02-05]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任晟姝.集思广益求同存异——教育部高等学校戏剧与影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仪式暨首次会议综述[J].艺术教育，2013（9）.
文化艺术概论篇4
关键词:文艺美学理论话语学科逻辑文化现象
1980年全国首届美学会议上胡经之提出“文艺美学”，2001年国家教育部在山东人学设重点研究基地“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多年来，文艺美学己成为中国1980年代以来文化演进中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话语、一种“认真”的学术建构、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对文艺美学，应怎样看待和定位，论说甚多，公案末了，但以上三个方面不由让我想起了三个——也许不很恰当的词——绝、怪、玄。
一、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文艺美学
文艺美学表现为一种理论话语，是一绝。理论是从古典到现代的一种西方正统的学术把握方式。话语则是西方后现代和各非西方文化的学术把握方式对西方正统学术来说，要称得上理论，必须要符合二个条件:有一批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的定义是明确的，逻辑是一贯的;这些概念按照逻辑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理论是与非理论相区别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而话语则不管言说形式上的严格性，只要有真知灼见，可以是以理论的逻辑的学术的形式，也可以为闲谈的零散的悖论的形式文艺美学在中国虽然是在谈论一种理论，但山于文艺美学的言说，从形式严格性上说有一定问题，但又正因为成问题而造就它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这是“绝’之一，这一点将山后而两节来细说)因此，最好将之看成一种话语当然它不是一种一般的话语，而是一种理论话语。
前面讲了，文艺美学一词由胡经之作为理论概念提出，但其背后是北京大学的整个美学和文艺学的学术倾向，朱光潜认为美学是艺术理论，哲学系美学研究团队，扬辛、叶朗、阎国忠等都认为，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的北京人学的美学丛书以“文艺美学丛书”为名，丛书自1980年代初出现到现在，有近20余种。中国文艺学的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室，老资格的学术带头人钱中文和杜书瀛，都是文艺美学的支持者和论述者，前者的《文艺美学:文艺科学新的增长点))(2001)后者的《文艺美学原理》(1992)集中地表达了对文艺美学的理论思考中国文艺学的另一重镇北京师范人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室占据了文艺理论的教学主流，以童庆炳为首的理论团队编写的种种文艺理论，认为文学首先是审美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文艺美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核心山东人学拿下了文艺美学基地，其学术带头人曾繁仁和谭好哲当然以文艺美学为已任，前者写了《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2001}，后者著有《论文艺美学的学科交义性与综合性》(2001)文艺美学的光芒不但在上述的中心闪耀，而四射向全国的要津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朝闻主编了“艺术美学丛书”由多家出版社分出了10余种，辽宁大学土向峰主编有《文艺美学辞典》(1987}，四川大学王士德有《文艺美学论集》(1985)，浙江大学王元骧写了《文艺美学之我见》(2001)……以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活跃在文学理论界的一代，改革开放后毕业的新一代学人，如王一川、王岳川、陈炎、土德胜、姚文放等，都是文艺美学话语的参与者和者。文艺美学不但在文学理论圈中热热闹闹，而且向相关领域播散:于是有了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如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1988，皮朝纲《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1986)，西方的文艺美学(如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1988]，马列的文艺美学(如刘文斌《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1996，董学文编著《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1995)……以上这些学人为代表的言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关于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著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里，仍然没有一对文艺美学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界说，也没有使文艺美学在学术的机构化中得到逻辑一致的表述。正如土德胜的论文标题所揭示的:《文艺美学:定位的困难及其问题》(2000)这不由得使人感到，在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里，纠缠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这里着重讲两个方面，一是纯学术体系的，即关于文艺美学的学术定位问题，二是学术与决定学术之如此的实践关系，是什么样的实践活动使这一学科缘起，发展、流变。
二、作为学科定位的文艺美学
先看一看文艺美学学科定位的现实状况，日前中国的学术管理体系里，与文艺美学相关的学科定位有三，一是文艺美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下面的文艺学(二级)下面的一个方向(三级)。二是艺术类(一级)下面的艺术学(二级)下而有艺术美学(三级)，三是哲学(一级)下面的美学(二级)下面没有文艺(或艺术)美学，只有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二级)从这一现状中，不让人想起一个字:怪。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之怪，首先表现为概念逻辑的困难，其次是学术管理与学术体系的矛盾，然后是学科划分与学术体系整体的冲突
概念逻辑是文艺美学遇到的第一个困难，这一困难有比中国学术史复杂的学术史和文化史的背景文艺美学的两个来源文艺和美学在历史上都不是洁白的首先是文艺和艺术这两个词的绞缠。文艺，本是文学与艺术，文艺并列可以用来指一切艺术。艺术有两种用法，一是狭义，不包括文学，是广义，包括文学，因此就广义而言，文艺就是艺术。文艺理论，就是艺术理论。无论哪一方而讲，文艺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面的二级学科都是一个概念错误，应该是文学学。文艺学——正如钱中文先生指出——其俄文原文就是文学学，文学学不符合汉语习惯，改成英文常用的“文学理论”就很好，偏偏改成文艺，一字之差，逻辑不通同样在文学学(或文学理论)下而的二级学科应该是文学美学(两个学字汉语上又很别拗)艺术学从学术管理的区分性来说，从文学中区分出来之后，应是一个狭义，是除了文学之外的艺术学，同理，艺术美学，是ix_别于文学美学的艺术美学当然从学术体系的整一性来说，艺术美学可以也应该是包括文学于其中广义的艺术美学，史有利于学术逻辑和教学逻辑。但把八大艺术区分为一门文学和其它七门艺术合一的艺术，与学术逻辑较少关系，而是教育和学术现实状况决定的，从教学和研究的机构、规模、人数等因素着眼，文学一块，其它艺术共一块是合理的文学自一块，文学美学也可自成体系从这里返回去看，己经早现了文艺美学话语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人讲文艺美学的人，都是搞文学理论的人虽然文艺美学这一名称让他们在出言写作的不少时候把文学外的其它艺术包含了进来，但实际上山于自己的专业所限，对其它艺术的涉及是不多的，理解也是不深的为什么不就讲文学美学呢?文艺美学这一词汇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巫术式的影响?把文学理论定义成文艺学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上的第一个概念定义错误，由此而下的文艺美学是一个附属错误，虽然文艺美学一词本身没有错，但在如此一个学术体系下却错了。
二是文艺与美学的关系。美学的定义本就很为复杂，但在西方它基本有三种定义方式，1、美学是关于美的学问，它以审美对象为中心来研究美;2、美学是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学问，它通过美感来研究美;3、美学是艺术哲学，艺术的目的是追求美，研究艺术就是研究美，只有艺术是典型和纯粹的美，其它所谓自然美、社会美等等，作为美是暂时的，不纯的，而且它们的美的基本性质己经包含在艺术中了。美感主要是对艺术之感，审美经验主要体现为艺术经验。研究艺术同时就把握住了美感和其它的美。因此，美学就是艺术哲学。按照西方学术对美学的第三种定义，文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也就是美学。中国1980年代以来其学术主流认为美学包括三个方面，审美对象、美感、艺术。文艺美学就等于美学中的艺术部分。这样文艺美学与美学的概念冲突来源于两个学术传统和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划分。从学术传统上讲，文艺学是前苏联关于文学理论的概念，艺术是西方美学的概念，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把文艺学划在中文，美学放在哲学，文艺学中的文艺美学与美学中的艺术本是一回事，却变成了两个概念。而且文艺学下面的文艺美学，美学下面的艺术，艺术学下而的艺术美学，都是一回事，在中国学术体系中成了三个概念，分属三个不同的二级学科下而的三级学科。这一理论和概念上的混乱不能完全怪学术体系的建立者。美学的发展状况、学术真理与学术管理的矛盾要负点责任。
美学是世界学术体系中最难的学问之一其难首先表现在，世界上每个文化都知道美，但却很难形成关于美的学问。美是至广的，在什么地方都能遇上美的问题，美又是至高的，美总是与宇宙的最高者相连，美的本质一直与哲学的根本问题相关，与宗教的最高实在相关，与人类学的基础相关。而美的学问则意味着要把美按照学术体系的方式将美的问题学科化。美学的困难，就在于美的客观本性与美学的学科化的张力之中虽然美学很难，但美确实处处皆有，人人皆知人的有限智慧使人很难知道美是什么，但人的求知本能又摧使人偏要想去知道什么是美。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看到了这一现象:人虽然讲不好美学，却又一定要去讲美学自1980年代末以来，美学的学科定位就成为一个论题，肖到现在还有这方而的论文在发表这个问题来自两方面，一是美学自身的学术本性，二是学术体系的定位要求就前者来说，美学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从总的性质上说，理论上的真、善、美的并列，教育方针上的德、智、体、美并列，意味着美具有最高的总括性;从美学的分布看，哲学系、中文系、新闻系、各类艺术(美术、音乐、建筑、工艺)系、服装、广告等等，都配有美学的专一业课程。而各普通院校，也有美学作为普通选修课从这一方而来说，美学不适于在现代的学科分类体系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这种找不到恰当位置的学科，姑且借现成术语，谓之跨学科但这“跨”不象西方学界的“跨”是学科进展和思维方式变化的结果，现代学术体系发展有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细分，学科越分越细，现代型的专家也越来越专，所专的领域越来越小而细、专、小虽然是必然的、必要的，但带来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从而现代学术的发展又产生了另一个与细、专、小形成张力的另一趋向，就是跨学科，所谓跨学科，就是把好些相关学科中的一些部分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新学科这样现代学术的发展，一方面是有不断地“细分”，另一方面又是在不断的“综合”。但美学的跨学科却是一个从古延续到今的老题。而对这一个老题，作为一个国家的学术体系，一定要把美学放在一个位置上才好进行学术管理。这样在我国，美学就成了哲学下而的二级学科。只要明白对于很多跨学科的知识体来说，其学科定位在于学术本性与学术管理相互间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关于美学学科定位的讨论基本上只有学术管理的意义。但这种学科管理体系要真正有利于美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最好在美学各分散部分(哲学、文学、艺术、建筑、服装、广告，等等)之问有一个沟通和协调机构。美学的管理如何真正起到促进美学的发展，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美学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是学术管理而对一个美学的跨学科性质时的无奈，当然，如何在这种无奈中把工作做得史好一点，还是极需讨论的
转贴于
文艺美学的产生还来源于中西文化在艺术本质认识上的差异，西方人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追求美，因此艺术哲学(或艺术理论)本身就是美学，至少就是艺术(文艺)美学，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艺以传道，由前苏联学术而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学术都很强调学术的政治性。因此艺术(文艺)理论人于艺术(文艺)美学。与改革开放前的学术体系强调学术的政治性不同，改变开放后的学术转型更强调学术的科学性如果说，在中国语境中，文艺(学)理论可以包含很强的政治性，那么，文艺美学则突出了文艺自身的性质因此，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崛起，是与中国文化的学术转型密不可分的
三、作为文化现象的文艺美学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政治统帅一切，改革开放首先就是突破政治统帅一切，什么是最少政治性而又最有正当性的思想呢？美学，因此，1980年代兴起的美学热，文化原因大于学术原因。文艺美学就是这场巨大的美学热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什么不是艺术美学而是文艺美学呢?在中国学术界里，各个艺术领域都偏重于创作，文学由于以文字为媒介，本就多观念的成分，文学领域从来是创作与理论并重的，艺术界多创作者而文学界多理论家，正好文艺理论被命名为文艺学，美学具有广博性，文学理论用文艺学来命名，正好暗合于文学理论的通向美学，于是文艺美学的大旗树了起来。虽然正如第一节所列，摇旗呐喊的都是搞文学理论的文艺美学作为一种理论话语虽然有着明显的术语混乱，但其传达的理论信息和文化信息是十分明晰的文艺美学虽以学科的而日出现，却有着文化的象征意义而且就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它也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文艺美学虽然山搞文学理论的人提出，跨越了学科边界，但正是这一跨越，使从文学理论发动的转型，带动了整个艺术领域的观念转型，而且影响了整个文化的观念转型因此，文艺美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充满了历史的玄机可以称得上一个“玄”字。
文艺美学在文化转型中产生，无论从学术的严格性上有着怎样的概念含混，但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却恰好最有利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学科转型，与政治意识形态关联最密切的文艺理论，要摆脱与自己的学术本性无本质关联的政治性，回归自已的学科本性，文艺美学的提出，确实名正言顺，文学的本性就是它的审美特征让文学理论从政治学回到美学正是中国19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学科转型的主要轨迹，2001年教育部成立了两个文艺学重点基地，作为全国文艺学学科的带头单位，一是北京师范人学，一是山东人学，前者的文艺学理论，认为文艺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后者名称就是文艺美学从1980至两个基地的建立，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学科转型在根本观念上己经完成。正因为在基本层面上的观念转型业己完成，在新基础上的学理建构才显得重要起来文艺美学不但作为一个学科在现代学术体系的学科建设中暴:露出了自己在学理上和概念上的矛盾性，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文化转型的潮去潮来中也越来越早现出自已在学理上和文化上悖论性先讲后一方而文艺美学的出现和成潮在于它突出了文学理论的本质，从文艺美学出发，使文学理论走上了自已的正路，山于文学在中国文化里从先秦以来和从现代性以来都是最重要和最中心的学问之一，文学的回归正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文化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文艺美学也因这一功劳而声名人振但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在世界经济科技文化转型的人背景中日新月异，电子传媒，文化工业，人众文化成了社会文化舞台上新的文化明星文学理论告别政治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已的政治高位，电子时代又使文学使去了印刷时代所具有的美学高位文艺美学使文学理论回归本位在文化转型的初期具有文化的先锋作用，但当文化转型在电子传媒和人众文化的进一步飞跃中，文学理论回归到文艺美学反而失去了自已的文化先锋功能文艺美学所突出的审美特性虽然是文艺的本质性的东西，但不是文学理论的全部审美突出了文学的本位，但文学又不是只有一个本位，文学是与整个社会/文化/历史相关联的，因此，文学不是只能从审美方而进行研究，还可以从其它相关方而，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等，进行研究但文艺美学这个名称不利于这种跨越本位的多学科研究，而文艺美学曾有的文化先锋性又使其想继续扮演文化先锋，于是文艺美学的宣传者纷纷要把文艺美学变成具有文化先锋性的学科。胡经之(1989)，钱中文(2001)、曾繁仁(2001)，谭好哲(2001)等，都要求文艺美学而对实践，面向文化的多向性，实现交叉性和综合性。这样的言说，从文艺美学在学术体系中的学科定位和学理逻辑来说，很是勉强，但从文艺美学曾有的文化先锋功能来说，又一以贯之，非常逻辑.而且体现了文艺美学言说者对时代的洞察和对现实的敏锐，也符合中国文化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就F有的人文关怀。文艺美学从其产生起，就有二重功能，一是学科转型，一是文化先锋，因此，它既是一种学科建设，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前者必须要逻辑严格方能最后完成，后者往往因为含混而获，得现实的成功。从逻辑上说，文艺(文学)美学是文学理论的本位，文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又学心理学、大众文学、文学政治学……才是文学理论与其它领域的关联。一定要求文艺美学与其它领域关联，那么，它是坚决不与其它领域关联而升腾到审美的纯度，而以一种更高的境界与之关联，而不是直接的、感性的、具体地与之关联。一旦文艺美学要直接地具体地与其它领域关联，它都会变成不是文艺美学，不管它用不用文艺美学这一商标。再从文化现象的角度来看学科动向，中国文艺学有三个重点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两个同时拥有重点基地的重点学科点，一方面标举“美学(审美)”商标，受学科逻辑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文化逻辑的推动，编织着新说。而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则在文化先锋这一逻辑的推动下决定告别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研究，其学术带头人金元浦说:“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与文学研究则发生了‘文化的转向’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发生的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走向审美、走向文本、走向内在规律的总体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与文艺研究正在迅速地走向社会、走向历史、走向文化。”[1]也就是，走向读图时代，走向人众文化，走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20世纪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趋势相反，文学的文化研究是‘走出文学自身’探索。”[2]从文化先锋的逻辑看，就可以理解今天的“文化研究”与过去的“文艺美学”一脉相承，也可以文艺美学论者要超越自己的概念内涵去而向社会、历史、文化的内在动机。
文化艺术概论篇5
[关键词]艺术教育《艺术概论》课程改革
《艺术概论》是艺术教育课程体系中最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门课程，它是学生进行艺术教育的入门级课程，同时也是学生掌握艺术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的专门性研究课程。该课程涉及内容广泛，如艺术的本质、特征、作用、发展史和发展规律，艺术品、艺术家和艺术市场，艺术创作、艺术鉴赏和艺术批评等各方面的知识，以探索艺术的本质特征，揭示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是艺术教育的基本平台。
作为艺术理论的基础课程，《艺术概论》课程担负着引导学生进入艺术之门的重任，是“敲门砖”式的课程，但从目前来看，该课程的教学情况却存在着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教学方法较为陈旧，以老师在课堂上的经验灌输为主，理论和实践脱节。教学内容依然没有能够从传统艺术教育的局限中走出来。基于以上两点，本文试图从教学内容与方法上的改革入手，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来诠释艺术教育，探索一条符合我们教学实际的、行之有效的教学之路，构建一套以多学科为基础的、科学的课程体系。
一、《艺术概论》课程教学所面临的问题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最新出现的一个现象与热点问题，艺术教育成为高校教育体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上世纪90年代中期，部分国家重点高校开始设立艺术教育专门机构，开展对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模式的探索。随着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活动走向深入，高校将艺术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点，开设了诸多课程。作为艺术教育的核心课程，《艺术概论》是众多普通高等院校为艺术类学生开设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是艺术类学生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然而如此重要的一门课程，其教学情况却不容乐观。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艺术理论教学边缘化问题。第一，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体现出重技巧轻理论的特点，课堂学习效率低下。艺术类的学生普遍存在形象思维相对较强，但文化素养低于其他专业学生的问题。对于一些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第二，大部分学生认为，技能学习能有实际的效果，能对就业起到极大的帮助，而理论学习却无法体现鲜明的效果，从而产生“理论无用”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低，逃课的现象比较严重。
（2）教学方法陈旧。首先，从课程教学的具体展开情况来看，教学方法保守、陈旧。课堂教学仍然固守一贯的传统模式，以老师讲、学生听的“填鸭式”为主，进行枯燥的理论灌输，整个教学过程缺少互动，既不新颖也无乐趣。对于现代新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使用甚少，采用传统的对照教材进行讲解和黑板板书的方式授课。对于教材中所涉及的具体概念、名词只做流于形式的概述，或直接照本宣科，不能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当中的图片、文字和影音等形式将概念与现有的艺术作品和生活中艺术现象相结合来进行讲解，以致老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的同时，学生却因缺少生动直接的艺术体验而在台下昏昏欲睡。因此，学生很难对概念进行深入地理解，而这种理解上的困难会打消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大降低了课堂教学效果。
（3）教学内容定位不明确。传统艺术教育模式中，对于《艺术概论》课程的定位是以“技”的传授为主，教学内容单一，缺乏周密的逻辑性，教学安排上较为随意，从而内容东拼西凑，比例失衡。教学内容缺乏时代感，信息更新较慢，对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没有及时跟进，没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对专业领域内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学习，对专业的研究走向进行分析。教师没能及时吸收最新的成果，更新教学内容，导致实际教学中观点陈旧，内容呈现出片面性，无法保证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从而不能达到拓宽学生视野的目的。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艺术教育模式主要是以单一学科为基础，以“教”为上，而忽视其“育人”的功能性特征，这是传统艺术教育为人所诟病的症结所在。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该从教学方式的改革入手，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二、《艺术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的方法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专业技艺的培训只是艺术教育课程的形式载体，而以艺术的方式培育人，进行人文主义素养的修习才是艺术教育的根本。基于这一观点，如何在艺术教育的核心课程――《艺术概论》的教学中进行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则凸显其现实意义。
（1）强调情景体验式教学。在教学方式上，最大的改革来自于对情景体验式教学方式的利用。如在讲授“中国汉朝时期的美术”时，把学生带到湖南省博物馆进行参观学习，近距离接触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了解中国汉朝的漆器作品和汉代服饰；在讲授“世界建筑史”时，让学生去世界之窗参观各国建筑的代表作品，了解世界建筑的发展历史和基本形态。这种体验式教学，一改传统教学模式将课堂固定在教室的形式，让学生走出课堂，直接面对艺术作品，使他们获得最直观的艺术感受和直接的审美体验，一改传统艺术教育中只能大量获取间接审美经验，避免了理论脱离现实的尴尬。情景体验式教学将教学内容融入到实际的艺术欣赏和体验中，让学生通过自身的真实感受和体验去理解艺术理论的相关问题。
（2）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的理论教学那枯燥单一的授课方式已不能适应当下学生的学习要求，这就要求老师转变教学方式，将当下新兴的多媒体教学手段运用到课堂中来。多媒体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学设计，合理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并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以多种媒体信息，如图像、动画、视频、音频等作用于学生，让学生对理论课程不感到乏味，获得最优化教学效果。在《艺术概论》的教学中，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让学生获得直接的审美体验。以“美学原理”的教学为例，美学原理是最基础的艺术理论，属于纯粹的理论教学，学生往往对此项内容有抵触情绪。在实际教学中，谈到“艺术的本质”问题时，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展示法国拉斯科洞窟和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原始岩画作品图片，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来讲授“艺术的本质”问题。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将作品和理论相联系，辅助课堂教学，有利于教师的引导式教学，增强课程的趣味性。
（3）互动式教学和学生自主教学相结合。以“艺术的分类”讲授为例。在讲授之前先设置问题进行导入，让学生谈谈对于“艺术的分类”的看法。然后再根据学生的回答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展开，最后做深化总结。学生对一些基本的艺术问题有自己的理解和见解，只是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以及系统的总结。通过在课堂上展开课题讨论，让学生自由发表言论，引导他们对艺术问题进行系统化的归纳，把感性的认识上升为理性的总结。在学生自主教学的这部分中，重点是要转换学生和教师的身份，让学生制作教学课件，走上讲台代替老师进行课程内容的讲授。这是一种较为大胆的教学尝试。让学生主导课堂教学，教师在学生讲授之后只做总结性的讲解。如在进行“电影艺术”的讲授时，我让学生自己来进行美国电影发展历史的讲解，并对自己制作的影片剪辑进行影评，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在制作教学课件的过程中，会自主地搜集资料，这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课件的讲解和影片评论是对其所掌握知识的梳理和理论的深化。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活跃了课堂气氛，大大提升了课堂教学效果。
艺术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应凸显其人文性，通过提高课堂教学效能，对教学内容进行拓宽与整合，使《艺术概论》不再是纯粹的理论教学，成为一门将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融为一体的课程；在跳出传统艺术教育模式之后，引入新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注重直接审美体验的获得，引导和鼓励学生从事艺术作品的创作；通过多种方式的素质培养，让学生将整个课程所学内容融会贯通，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达到“育人”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1]王宏建.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2]陈雅飞.先学后术以学带术――陈振濂教授访谈录：关于综合性大学艺术专业办学新思路[J].艺术探索，2002，（4）.
文化艺术概论篇6
［关键词］素描词义概念
一、素描“说文解字”
“素描”系外来语汇，需探析不同语言中与“素描”一词的对应词汇与本意。中文译作“素描”；英文：“sketch”，法文：“dessin”；德文：“ZeiCHnUnG”；意大利文：“disegno”。在英文中，sketch一词有多种含义，通常可以理解为“草图”，指为正式创作所做的草图或简要概括的准备性绘画，也可以泛指一些用单色绘画工具所绘制的简约的绘画作品。此外，还可以理解为“概要”或者“简要的描述”等意思。在德语中，这个词更常用于表示图纸的概念。而法语素描和意大利语中的素描，通常是指设计。
由此可见，外文中关于素描的概念首先表达了以下关键词：草图、图纸、设计、单色画、概要。可以肯定的是，当代我们所说的素描一词的最初概念，来自于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来自于西方绘画的科学视觉造型系统。在西方，素描被认为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同时，也被作为贯穿于视觉艺术创作中的最基本的因素，即素描可以涵盖一切关于造型艺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这种以科学态度对客观物象进行研究和表达的手段的体系的建立，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素描词义的诞生。
在西方近代造型艺术传统中，素描既是一种绘画形式，也是一种绘画观念，同时也是一种研究和探索的手段。而把素描作为造型艺术的基本要素的观念，是西方造型艺术体系的基本概念之一。素描的本意是指单色的绘画，尽管并非所有的素描作品都是单色绘制的，但是相对于色彩表达的概念，素描概念至少没有把色彩问题作为主要的解决对象。
素描这个中文词汇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印记。在中国文字中，素，代表单色、白色、简约、质朴、或者不加修饰等含义；而素描，则通常泛指摹写或绘画，例如：白描。素描这一组合词显然在词义的涵盖性上超过了单纯的绘画或者摹写。
世界各种语言中，都有关于素描的词汇，但是很难在含义上有一种统一的表述或解释。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种和不同的绘画体系，都是基于自己的看法和习惯去做出表述。显然，素描的词义始终是处于变化当中的，随着社会和艺术的发展，素描词义本身的意义和涵盖范围也与其当初产生时有了很大的不同，今天我们所说的素描，不管作为一种绘画形式和训练手段还是作为一种语言，或者观念性的研究已经在其传统概念的基础上获得了极大的扩充。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下研究艺术和绘画的问题，不可避免的要适合于当代的语言环境，例如“造型艺术”一词在西方的原意是指“模拟客观世界的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中国的绘画系统归为造型艺术就是不准确的。但是今天，普通的汉语词典对造型艺术有如下解释：造型即创造物体形象，造型艺术即占有一定空间，构成有美感的形象，当我们把中西画以及雕塑和设计都统称为造型艺术时，我们对于造型艺术这个词汇的概念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现代的意义，具有潜在的更丰富的界定和内容。因此，如果片面的深究词汇的准确而忽视更实际的文化概念，未免会陷入语言逻辑而忽视真实的艺术现象。
如果单纯从词义上解释，很难为我们当代的素描概念找到一种精确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素描一词的意义是不断发展的，其中既有不断发展的艺术观念对它的扩充，也有不同文化观念交汇融合，相互提升的印记。而作为素描词义的延伸，素描一词在当代文化中可以理解为对事物所作出的概要性或提纲挈领性的描述，对事物的本质或属性的写意性的把握。不难发现，“素描”这个词汇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被融入了多元的文化内容，具有多层次的含义以及超出语义本身的诸多内涵。当代汉语中也借鉴了素描一词所包含的意会性的概念，发展出了多种延伸的语义，如：对事物概要性的描述或者诗性的描述。
二、狭义的素描
狭义的素描概念相对容易理解，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素描练习或者素描作品，我们可以把它集中到起源于西方的素描绘画形式本身，以及作为训练手段和研究视觉对象的西方科学素描教学体系来理解。
作为绘画形式的素描具有不同的目的性，可以是为专门的创作所做的准备工作，也可以是为了把握一种绘画语言构成所做的探索，也可以是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实验和探索。素描作为绘画语言的一种形式，并没有严格统一和规范的定义。一般来讲，素描是具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特点，而其中的一些特点即可认为是素描艺术或者是具有素描特征的绘画。
1、单纯概括的表现手段
2、相对简单的材料
3、用单色或者概括性的几种色彩
4、直接性和概括性的表现手法
5、对视觉对象的基本构成因素的表现和研究
文化艺术概论篇7
关键词: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环境;主体间性;对话式教学方式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3-0072-01
高校艺术类专业所开设的《艺术概论》课程,是一门对艺术的基本原理和规律进行阐述和研究的理论课程。它涉及到艺术本质、艺术门类、艺术创作、艺术流派、艺术鉴赏、艺术的美育功能等等内容,是一门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基础性的艺术理论课程,是艺术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艺术概论》对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透过各种艺术现象达到对艺术规律的认识与体悟以及提高自身的艺术理论能力、指导今后的艺术实践、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这门课程的理论特征很强,对于平时注重技法的训练且文化基础较为薄弱的艺术类专业学生来说,是一门让他们觉得陌生、复杂而且很难让他们感兴趣的课程。有的学生认为艺术只需要个体凭感觉去体会和感悟,做出自己的审美评价就可以了,所以学太多理论是没有必要的;有的学生则感到教材的内容晦涩难懂,不知所云;有的则认为艺术理论对艺术作品和现象的分析往往过于高深,有牵强附会之嫌等等。所以尽管这门课程内容广泛、内涵深刻,但却不容易达到满意的教学效果。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消除畏难情绪,使学生在审美和交流的氛围中学有所得,提高艺术理论水平,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激发创造潜能,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和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首先是要为学生设计合适的教学内容。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基本依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本课程的教材还欠缺科学性和系统性。由于对艺术本质、艺术规律等基本问题的研究都还在进行之中,因此如果就把现在所普遍使用的省部级艺术类通用教材或其他教材就作为一种金科玉律传授给学生,那将造成误人子弟的后果。事实上,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对这些通用教材中所出现的比较明显的错误进行了批驳和指正。所以,我们在教学当中,对教材的处理要有轻有重,精泛结合。还要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艺术技能水平、智力和心理能力等因素来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
二是要对教学方式进行改革。过去上理论课,多数都是由教师一人从头讲到尾,形成所谓的“一言堂”或“独角戏”,学生大多不能自觉的专心听课,参与感和被认同感缺失。而从后现代的教育理论中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些启示,那就是要打破师生间的施教者和受教者的壁垒,构建平等交流、共同学习的这样一种学习氛围。而要创设这样一种学习情境,就要多进行集体讨论和师生对话。可使用演讲课、讨论课、辅导课、主题讨论等等方式,来调动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积极性。我们要通过恰当的设置问题,将要讲解的学习内容转化为学生想探究的内容,并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观点或进行争论、各抒己见。通过这样平等的对话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学生的思维,让学生把“死”的知识能用“活”,把外在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把深奥的艺术理论化为能够指导自己进行艺术创作和鉴赏的有利工具。
其次,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和网络来进行教学也是本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艺术概论》这门课程的内容跨越古今、贯通中西,各种主要艺术门类都囊括其中,因此它需要大量的艺术资料来支撑。而枯燥的理论如果失去了鲜活的载体,也容易让学生感到乏味和难以理解,所以将多媒体引入《艺术概论》的教学是势在必行的。当教师制作出精美的课件,利用声、光、色、影像等对学生的感官和大脑进行全方位的刺激的时候,学生就比较容易受到艺术的感染和审美的熏陶。而当看到每一条理论的分析都有大量的艺术作品作为实例时,也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教学内容,并大大提升学生对理论的信服感。网络教学我们现在还运用较少,这和目前现有的教学条件有关,但是充分利用网络来进行教学也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当然这首先需要建立强大的课程资源库,将本课程的课件、影像图片资料、参考书等教学资源整合起来,让学生能够随时获得学习的机会,这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此外,还应组织学生到当地的博物馆、文化馆、画廊、音乐工作室等或其他有丰富艺术资源的场所,去身临其境的体验艺术,感受艺术,将理论的学习与实际的生活联系起来,将学习环境从教室扩大到艺术场所和生活中,从而真正丰富学生的艺术感觉,促动他们更好的学习理论知识,来分析艺术作品、艺术现象和进行艺术创造。
参考文献:
[1]黄海澄.“九五部级教材”《艺术概论》指谬[J].美与时代.2005(03).
文化艺术概论篇8
院长学堂，就是研究艺术创新的哲学，并运用这些哲学观念――推开一扇门，点燃一盏灯，照亮一条路，实现一个梦。
张继钢著《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张继钢论艺术》（下简称《论艺术》），2011年10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书题取自作者一句广为人知的创作箴言。书的内容由作者在艺术学院创设的“院长学堂”系列讲座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该系列讲座又在国内多所知名高校和文化单位演讲，以其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双重的探索创新而独立于大学校园、高端讲坛。上面的引文便是张继钢写给“院长学堂”的“题记”，题记文字也排印在书的扉页上。
正如题记中所言：这是一部研究艺术创新的书，一部赋予艺术创新以哲学思考的书。更具体地说，是一部研究怎样实现艺术创新、怎样为艺术创新作价值定位的书。这一写作宗旨在书序中有更直接和深入的表述：
我在大学讲学时许多学生的提问，让我记忆犹新，当代大学生们如此关注民族的创新精神令我感动。其实，任何时代的进步和发展都是发轫于文化艺术的创新。
我们天天说创新，那么，究竟怎么做才是创新？怎么做才能创新？
自古以来，艺术天才一直都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本书就是探究如何戴着镣铐还能跳出最好的舞。
“创新”是《论艺术》一书的主题词，“创新”也是作者从业的足迹和不懈追求。“创新”一词和张继钢的名字联在一起，是一条满载着辉煌的艺术之旅：《千手观音》（舞蹈、舞剧），《复兴之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杂技《肩上芭蕾――东方的天鹅》，京剧《赤壁》，说唱剧《解放》……以“创新”为中心概念，《论艺术》开启了对多年艺术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同时伴随着面向广阔文化空间的精神探索。书中所论及的“创新”蕴含着丰富的层面：从艺术到文化，从个体到人类，从创作实践到哲学玄思……而在写作风格上刻意规避玄奥艰涩，相反，创新过程和艺术文本的细致解析，创造的魅力诱惑及其生命体验，成为写作的重要旨归和建构理论的基石。全书生趣盎然、色彩斑斓，感官与精神交融、此岸与彼岸共在，将智慧充盈于纹理，在现象还原中昭示一种有着充沛生命的“创新哲学”。
我读《论艺术》，感受最深的是其在坚固的实践基础上，展开了艺术本体与文化形象双重的创新探索，实现着独具个性的理论建构。
“创新”之喻：艺术本体与文化形象
《论艺术》中的“创新”一词，有一条活力充盈的能指链：基本的“所指”是艺术，延伸的喻指在文化。全书因此而接通了“高端”与“地气”，意境高远且踏实厚重。
《论艺术》的第一个章节题为“绝处逢生”，开篇便从一种文化现象切入，就“新作品”的判定犀利直言：“我们国家晚会很多，各地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几乎每天都在推出新作品，其实，新推出来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新作品，有的作品理念可能已经很陈旧，或是重复别人的影子。”作为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张继钢的立足点始终是艺术，他对“艺术本体”有着深度理解和坚定的持守。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是“新作品”呢？答曰：“真正的艺术创新是突破，应该是确立新的理念、求得新的发现、选择新的角度、进行新的整合、构成新的语言陈述方式，从而，形成新的品格。”《论艺术》中所有的关于艺术创新的讨论皆源于实践，其中，大量例证源于作者自身成功的艺术实践。例如：盲人舞蹈《去看春天》便是角度的突破与新的发现，要“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创造奇迹”。这是张继钢继《千手观音》之后编创的又一个盲人舞蹈。不仅是盲人舞蹈，而且是盲人群舞，而且让盲人去“看”，看一个抽象的“春天”。作品创造了“用手摸春天，用耳听春天，用鼻闻春天，用心看春天”的特殊情境，盲人演员们头顶绿草，手执盲杖，在春光里列队行进，享受着也展示着生命的美丽。舞美背景是梵高式抽象、梦幻的春光。这样一个舞蹈，在艺术与生命的创造上给予人的惊诧和温暖，很难用简短的文字道出。男子群舞《红蓝军》则是“新的理念形成新的陈述方式”的一个例证。《红蓝军》的立意在表现新军事变革背景下的军队与军人，而“新军事变革”首先也基于观念的变革。作品直面发展中的当代军事生活，重构“对峙”这一传统的舞蹈主题，以地面和高空两个意象空间的对峙，以红军、蓝军两个群体精神意志的对峙，取代“对峙”传统中双人舞式的肢体对抗。这一创意还在切分舞台空间的舞美设计和三维全频声场的现代风格音乐建构中同步展开。舞台上未呈现一件高科技的武装设备，给予观众的是新时代之军魂的强烈震撼。类似这样成功的范例，在张继钢的艺术实践中不胜枚举，而“美的诧异”早已作为一个标记，扎根于张继钢作品的期待视野。《论艺术》解析了这些作品中的艺术创意及创意的实施过程，同时以其深刻犀利的专业目光，精辟独到地剖解着更多的人类艺术经典。他认为：“那一点‘黄金’无论如何是存在的，只是藏得太深，躲得很远，需要‘踏破铁鞋’执著寻觅，‘衣带渐宽’艰苦探究。”
“创新”的理念与追求自然地延伸到张继钢所承担的重大文化工程，诸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梦幻五环”、《击缶而歌》、《文字》，北京残奥会开幕式的点火仪式、闭幕式的《香山红叶》……凡所承担之节目，皆刻印着他的创新标记。在《论艺术》中，这类或广场或殿堂的文化活动中艰辛的创编过程及其文化意涵，有细致的体悟与解读。张继钢曾做过以《与完美对望》、《朝有梦的方向走》为题的演讲，从艺术的创造讲到文化的创新，更有演讲题名为《文化的承传》、《文化的力量》。他以“艺术家”身份入选“文化人物”、“十大影响力人物”，皆因他在当代文化发展中的卓越贡献，然更难得的，是他对国家文化发展的自觉思考和担当意识。
艺术家张继钢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而他对“艺术本体”的理解决非“唯美主义”。他多次明言“真善美”的结合是终极的艺术理想，他是要通过艺术形式来表达对至真、至善、至美的追求。当代的文化研究理论揭示出所谓艺术之“本质”的生成性特征：“艺术本体”是在言说者的社会立场中、在社会历史实践中被建构的。而我们当下所言之“文化建设”，也决不能仅仅局限为一个空泛的口号或自明的概念，它只能经由一个又一个物质化的细节、确定的社会实践建构而成。应当说，张继钢所理解的“艺术本体”，是一个逃逸出“本质主义”之窠臼的本体，一个被建构的并仍处在建构之中的本体。这一建构过程直接关联着他的文化立场、政治关怀，关联着他自觉担当的文化责任。
在《论艺术》之“序”中，作者这样表述了对文化艺术与国家形象的思考：“对于一个成熟的国家来说，软实力必将通过文化艺术的创新来发展，通过有效展示国家文化艺术形象来实现。一个国家影响力主要是看不仅能把话说出来，还能让人听进去。”在作者心目中，艺术的创新，肩负着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使命，是一项具体的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建设”。他的观点醒目之处更在于：当代语境中的文化创新就是一种“艺术的”创新，或言之“文化艺术的创新”。国家的文化形象就是“文化艺术”形象的塑造，就是“艺术”地塑造国家的文化形象。就是要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艺术地、有成效地获取话语权力。基于此，“艺术创新”在他那里始终肩负着“文化隐喻”：创新植根于并建构着精英层面的先锋艺术，同时，建构着主流意识形态视野中的大众文化，关注着国家形象塑造中的文化合力。这样一种宏伟志向，提升着其工作的意义、境界，彰显着其著作的精神价值。
创新“秘籍”：建构在“麦芒”上的艺术理论
《论艺术》的最后一个章节有一个奇谲诡异的篇名：“麦芒上能站几个人”。这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想象。以超现实的思维，可以想象是一个人，一个特殊的人：艺术家；也可能是许多人：由艺术家所创造出来的无限数的人。然作者在该章前言中直接给出的一个答案，再次颠覆了常规的想象：“应该是两个人。麦芒上首先站着一位哲学家，而在哲学家肩膀上站着的才是艺术家！”“谁也不相信麦芒上能站人，这是一个关于生活与艺术关系的哲学命题，看似虚构，然而，却蕴涵着艺术创作理想的哲理。”“麦芒，指生活，是人类劳动改变世界的产物；哲学，指理性和智慧，是对生活的理性概括。”
“麦芒”是《论艺术》中最具独特个性和隐喻特征的概念之一，它关联着张继钢艺术理论中对一个基础性论题的考察：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且由于“麦芒”一词的意象性，其探讨便可在艺术、文化、哲学、人生之间游走延伸。这个被喻指“生活”的既现实又抽象的“麦芒”，凸显了张继钢艺术理论的个性风格与理论意义：以命题、概念为中心的体系建构，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学术品格，以寓言性、隐喻性为依托的诗性思维及其方法选择。
《论艺术》一书的理论特征之一是，从艺术实践出发，提出命题，创新概念，设立范畴。全书每一章的标题都是一个独有意涵的命题，“麦芒”一题外，有“‘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起手就在巅峰上”，“绝处逢生”，“经典参照”，“寻找原点”。命题之下，有体系化的创新概念或概念新解，如限制、天才、创意、原点、绝处、逢生、经典、经典“告诫”、艺术“窄门”、再现生活、表现抽象、创意三昧、创意行程、原点与灵感、艺术作品的“象”与“场”……在后续出版预告的章节提示中，还可见到的命题、概念如“打开关键”、“持续着的美更可怕”、“对比就是视觉，矛盾产生记忆”、“独处”、“虚拟与时尚”……所有这些，围绕着全书的主题词“创新”，结织出一个命题、概念与范畴之“网”，类似一个不断在扩展、充实的“元素表”，在艺术实践与抽象思维的结合中探索那个完美的“结构图”。这是一套建设中的、开放形态的艺术理论，这一理论以“创作论”为主体，向艺术本质、艺术形式、鉴赏与批评、产品与接受诸方向辐射，来解决全书所提出的“什么是创新、怎样创新”这一基本问题。
《论艺术》始终不是一部“玄奥”之书。对文本的尊重，对创新细节的着力剖解，使其成为一部可读可感可思可悟的理论著作，与创新实践紧密结合是该书最重要的理论品格。《论艺术》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范例”：手的艺术，脚的艺术，点的艺术，线的艺术；“关系”限制，“空间”限制，“顺序”限制，“定点”限制；正面强攻式，顺势借力式，逻辑颠覆式，三翻四抖……从古到今，从自身到民族到世界，作者广阔的视野所至，实现了实践与理论的互动、理论对实践的互文性。这使得该书在建树理论的同时，具备着艺术欣赏、艺术教学乃至感悟生活等多重阅读期待。例如，在“经典参照，自成一家”的命题之下，梳理出7种以“经典”为坐标，“自成一家”的创新路径，谓曰：出类拔萃、触类旁通、得意忘象、师出无门、南辕北辙、主题先行、形式决定。理论上说，面对“经典”去超越、去创新的路径可能远不止这7种，事实却是：作者对7种路径的描述和解析全然来自艺术实践。以实例说话，用文本发言，其示范作用和启迪功能，引导读者经由对“出类拔萃”的范例的理解、领悟，最终达至“得意忘象”、“触类旁通”。
命题的寓言性、概念的隐喻性是《论艺术》在研究方法、写作文体上的一个突出特色。格言、箴言、诗化的语言，与理性的思维语言并置共存，展示了以“诗性”的思维来阐述艺术的理论活力。寓言式、隐喻性的理论思维有自己久远的传统，如古老中国的庄子寓言，如近代德国浪漫主义批评家，如现代的尼采、本雅明、卡夫卡。在现代性文化反思中，寓言式、隐喻性批评方法，着意于贴近文本、贴近生活之本真建构新的理论范式，对打破刻板僵化的思维定式，颠覆传统理论的自明性，推动艺术思维与艺术理论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借用保罗・利科的一句话：“活生生的存在意味着活生生的表达”，本雅明更明言：“格言是不加修饰的思考的学校”。一句“麦芒上能站几个人”就是一个寓言，“绝处”、“巅峰”、“麦芒”、“限制”等概念作为喻体，有各自的张力结构，更在该书的理论构架和学术语境里，具备了跨领域映射的功能。在《论艺术》中，寓言成为传递智慧的重要方式，而隐喻以其固有的张力能量，实现着能指意涵在不同领域内的转换与生成。
这些“不同领域”，跨越着艺术的不同门类，跨越着艺术与哲学、艺术与文化，也跨越着艺术与生活、艺术事业与现实生存。
创新独白：“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
在“张继钢论艺术”的已有的命题中，“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无疑影响最深广、最富有寓言意义，是一个标志性的话语，是烙着个人标记的“创新独白”。它甚至可以称作一条“生存独白”、“事业独白”，“限制”一词因之而又获取了更丰厚的隐喻意义。
“‘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绝对自由’肯定不是艺术大家的摇篮。”“自古以来文学艺术天才都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张继钢如是说。
“限制”是这一句式中的核心词。一般认为，“限制”的反义词是“自由”，但在张继钢的艺术生命中，与“限制”词义相悖又相辅相成的，另有一个词：“跨越”。跨越不同的文化身份：艺术家与军人、艺术家与教育家、艺术家与部门领导、精英与主流……跨越不同的艺术门类：舞蹈、舞剧、杂技、歌剧、京剧、歌舞剧、说唱剧、广场演出、音乐舞蹈史诗……跨越不同的学科方向、思维模式：艺术与文化、艺术与哲学、艺术创作与理论建构。生命体验与艺术创新在此产生了同构：所有的“限制”都被视作“跨越”的起点，“限制”成为追寻和坚守的目标，在限制中磨砺“天才”，创造人生。
“天才”是这句“独白”中另一个极富个性的词语。书中没有给“天才”一词以专门的解释，不是由于该词具有所谓的“自明性”。在句式中及在不同语境的表述中，“天才”皆由“限制”磨砺而出，所以“天才”也是“生成性”的。书序中的一段话或可用来作一侧解：“创新，除了才华，还有基于对本行业深刻而广泛的了解，所以，做事要慎重；评价作品是否创新，也离不开对本行业深刻而广泛的了解，所以，说话也要慎重。”这段话可谓慎而又慎，坦之以诚而力压千钧。在我看来，《论艺术》中所言及之“天才”，是璞玉，是精英；是一个境界、一种呼唤；是“创新”与“美”的隐喻。“天才”无须敬畏，天才有大爱。
文化艺术概论篇9
【作者简介】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 正 文】
一、学科系统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 sensitive 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文化艺术概论篇10
一与万
这是指古代文艺理论中所说的一与万的关系,其核心是讲的艺术形象塑造中的典型概括问题。艺术形象总是具体的、个别的,但往往又是普遍的、代表性的,体现出一般的意义。古代的所谓“一”指的是艺术形象的个别性;“万”指的是艺术形象的代表性。苏轼在其《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有“谁知一点红,解寄无边春。”用“一点红”来写出“无边春”,充分体现出艺术的典型化特征。这种在生活中原本存在的现象,则看艺术家如何具有这样的敏感性,能从众多的生活现象中去发现它。艺术典型化的源泉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山水诗人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及时通过春草、园柳、鸣禽来体现春到人间、一片喜悦之景象的。通过具体、生动、形象的个别来反映一般,创造一个具有高度典型概括性的优美艺术形象,来表明明媚的春光。这在我国古代艺术创作中较为常见,通过“一”来概括“万”,“万”又借“一”而体现出来。“一”必须是具体、生动、形象,又具独特性;“万”反映出一般,具有概括性。汉代的《毛诗大序》正是运用这种人士来分析《诗经》的创作特点的,认为其中各篇诗歌,都不是诗人个人之言、个人之事、个人之情,而是体现了“一国之事”或“天下之事”的,亦即诗中所写虽是个别的言、事、情,然而却是有代表性的,有广泛的概括意义,是一国或天下之言、之事之情的集中表现。在讲到诗歌产生时认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诗人之心不是他个人之心,而是要“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世人之所以言,并非只是言个人之事,而是代表着“一国之事”的。艺术作品的典型概括意义的宽与狭,主要是看它的内容所反映现实意义之大小,而不是看所写的一风、一雅,代表“诸侯之国”的许多“风”诗,远比代表“天下之政”的“雅”诗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要大得多。这种典型意义的概括作用,是很有价值的,揭示出艺术作品的普遍概括意义愈广阔愈好。《毛诗大序》虽然表现了对艺术的典型概括作用有较深入的认识,但主要是从艺术的社会作用、社会效果角度来讲的,而不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着名的文艺理论专着,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艺术创作中的典型概括特征做了分析。首先是从具体的艺术形象和它所体现的思想意义的关系上,提出了文艺创作中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问题。艺术反映现实的特点是具体性和形象性,因此,它必然是“小”的,是“一”;然而,艺术又包含有广阔的代表意义,故又是“大”的,是“万”。刘勰所强调和倡导的“以小寓大”,是难能可贵的。其次,指出艺术创作应当通过对现实生活景象中的个别的特征的描写,来展现整个现实生活景象,笔墨要简要,来画出丰富而完整的形象图画,被称之为“以少总多,情貌无遗。”这是从具体的艺术描写上来讲的。艺术描写现实须“以少总多”,善于抓住客观对象的典型特征,做出切中要害的真实描写,就可以把客观事物的形貌神态生动地再现出来。但刘勰的这种“以少总多”更多是停留在对自然景色的描写上,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描写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再次,从作家的艺术构思过程,分析了艺术创造中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的特征。他提出“言之秀矣,万虑一交”的问题。“秀”指的是艺术形象;“言之秀矣”是指用语言构成艺术形象。“万虑一交”正是说的艺术构思过程中,作家经过对无数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现象的反复思虑,最后凝聚成为一个生动的艺术形象。这种艺术形象的产生是艺术家从“万虑”中集中、概括、提炼而后所获得的,即“一交”的。艺术家把现实生活中的千景万象熔铸到一个艺术形象中,是非常不易的,需要创造和提炼。艺术家往往是概括了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通过具体的个别的形象来表现结果。总之,这三方面都是说明艺术作品都是典型概括的产物,都要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刘勰的这种文艺思想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很先进的,很有创造性的,给后代以很大启发,对深入探讨艺术的典型概括特征,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对“一”与“万”的关系论述,不仅是重视了艺术形象以“一”驭“万”的概括作用,而且特别重视“万”寓于“一”的个别特征。艺术创作必须要以新颖独特的“数言”去统“万形”,这样才能有迷人的艺术魅力。以为以“一”驭“万”,更侧重在“一”的特殊性的典型概括思想。在我国古代小说理论中有突出的反映。金圣叹在其小说评点中,特别强调我国古典小说中善于刻划具有特殊个性的人物形象来体现现实生活中同类人物的特点。《水浒》中的潘金莲、武松、武大郎、王婆等,都是非常生动的人物,各自有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又有着淫妇、烈汉呆子等这些不同类型人物的共同本质特征。从“一”和“万”的关系上来说,要在肯定“一”中寓“万”的前提,着重强调“一”的个别性特点。
情与理
这一关系是我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的非常重大的问题,对各个时代的艺术创作的方向影响甚大。情与理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艺术创作中的感情与思想的关系。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指出:“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就是艺术的最主要特点。”这一结论相当深刻,是经过文艺史的实践所检验的。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有两层意思:一是艺术作品表现感情,也表现思想,就是说既有情,也有理。二是艺术作品中的思想不是抽象的,是通过生动的形象来表达的。我国文艺创作中对情与理关系的认识,最早实在是个本质问题的探讨上的“言志”和“缘情”的两派斗争。如《论语?公冶长》中所涉及的“志”,是指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人生处世态度。到了唐代的孔颖达就提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可以看出这时的观点已包括了文学是既表现思想,又表现感情,其“志”中既有情又有理的。直到刘勰提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之一观点,认为文学创作中情理是不能偏废的。他认为:在文学作品中,情和理是构成作品内容的基本因素;而且二者之间是相互依赖并存的。所以说情发而理昭。理常常是寓于情中的,情又要以理为基础。其间的辩证关系十分清晰、明了。文艺创作中当然都要有“理”的,但理不能排斥情,而是应当通过抒情而寓理于其中。理不应当以抽象的形式出现,而应从具体的形象中流露出来。
文与质
这一关系在古代文学理论中,被称之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同时还具有文华与质朴的含义。此概念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孔子讲文质关系并不是指文学作品,而是指人的内在思想品质与外在的礼节学问之间的关系。对于孔子这种对人的修养的要求,后来被引申到文学创作领域中,用来比喻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论语?颜渊》中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质必须以一定的文表现出来,而文又必须是反映了一定的质的。对文质关系的辩证认识,反映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认识上,就是强调内容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体现出来,而形式又总是反映一定的内容的。这种文质观点,对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要求上是比较全面的。虽然,在我国古代对此问题上也曾有过争议,或重质轻文,或重文轻质。但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文质观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论分析。提出了文质并茂的理论,是我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对文质关系阐述的最好的最深刻的。文学创作只有以内容为主,形式才具有了具体的目的和方向,也就是刘勰所说的“经正而后纬成,理定然后辞畅”的意思。刘勰对文质辩证关系的论述,既避免了形式主义重文轻质,又对片面化的重质轻文指出弊端,进而在文学创作上要求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发明的一个有机整体,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