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7:51:39

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篇1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与东道国间收入趋同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直接投资已迅速地扩散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部门变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网的一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的高水平和互异的形式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趋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经验和理论的研究已聚焦在国与国之间是否存在收入趋同的现象(ben-david,1994:greasleyandoxley,1997;rassekhetal.,2001)。

自从lucas(1988)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后,关于收入趋同的理论分析在内生变量模型的背景下就发展了起来。tamura(1991)认为技术投资中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导致了国家间资本收入和产量增长率的趋同。yuen(1997)使用与lucas(1988)类似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要素流动性在收入趋同中的作用。他们认为,资本流动将加速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并且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能够通过附带劳动流动性的人力资本而可观地获得。通过使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发现,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知识溢出,作为劳动力流动代替者的跨国公司可能也提供一个学习国外技术的机会。

国际直接投资本身是资本流动的最重要类型,并且作为劳动力流动的代替者能够影响国家之间人力资本的溢出。a.mody(2002)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促进了国与国之间收入的趋同,而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够促进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收入趋同的主要原因在于:(1)国际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效率更高。bosworthandcollins(1999)研究了外资对当地投资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发展经济状态中,一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转化成了一美元的当地投资;相比之下,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在东道国产生的投资效率则要低一些。因为大部分的国际直接投资是以“绿地”投资的形式进行,这涉及新的投资。而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可能不涉及新的投资;(2)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了生产力溢出,能够通过溢出效应提高当地的生产力。从水平溢出角度来看,通过非正式的接触和外国投资者对当地企业员工的培训,当地企业能够提高生产力。从垂直溢出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会产生一种纵向联系,外国投资者从而有机会转移技术并提供培训以提高当地供应者的生产力。

changkyuchoi(2004)使用1982-1997年间oecd的16个投资国和57个东道国的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数据,运用平行数据回归的方法对国际直接投资在国与国之间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趋同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增加时,投资国与东道国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的差距是降低的,并且发现,地理接近和语言相近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choi假设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率产生趋同作用,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越大,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和每单位资本收入的差距就越小,并且所有的差距变量用绝对数据而非原始数据来表示;同时假设当国际直接投资由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时,存在逆人力资本溢出的可能性,亦即甚至在国际直接投资是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时,低收入国家也能够有机会改进人力资本从而与高收入国家进行竞争。另外,地理接近和语言接近被认为是收入趋同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能够促进跨国人力资本的溢出。

需要说明的是,不像已有的经验研究,choi是在考虑人力资本溢出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来检验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是否导致了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他认为,不论什么情况,只要国际直接投资率增加,收入差距就将减小;而且,如果两个国家距离接近并使用相同的语言,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就会趋同。以此为基础,choi又进一步对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增加时,两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确实趋同了。这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对人力资本溢出是很重要的,从而产生了趋同。同时发现,地理接近和拥有相同的语言在趋同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两国接近并使用相同语言时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加强。

由此可见,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显著增长,国际直接投资将驱使世界收入趋同或趋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前关于收入趋同的研究表明,通过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人力资本溢出是造成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choi(2004)则以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为基础,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证明国际直接投资是造成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

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两种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作用的结果。而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果有着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发展/现代化”假说和“世界系统/附庸”假说。

1.发展假说理论。发展假说理论建立在边际生产率理论和储蓄、消费倾向的传统经济学概念之上。该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是改进每个人收入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其研究主线是沿着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假说进行的,根据这一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收入差距就会缩小。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高收入和低收入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并且每一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这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adelmanandrobinson,1989)。在增长的后期阶段,当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和足够的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并且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提高到工业劳动力的水平。随着实际劳动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的增加将导致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feiandrains,1964:lenski,1966)。

虽然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很少直接涉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分配结果,发展经济学家也还没有关于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假说的经验研究,但是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研究已经做出的重大贡献,足以使我们对其代表性的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根据发展假说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投资而非原来的投资。资本,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带来了增长并且其益处会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因此,即使国际直接投资仅在几个领先部门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例如,东亚出口加工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曾经对低工资就业的增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而改进了收入分配的范围。大多数的发展假说理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系统的类型和发展策略等因素,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外资数量的不同不能引起收入差距的任何变化。因此,发展假说理论的观点是: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有利于东道国内的收入分配,不会引起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2.附庸假说理论。相对于发展假说理论的内隐论证,附庸假说理论则提出了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分配效应的观点。附庸假说理论从世界经济和历史的角度研究差距问题,认为影响收入差距的是社会体制和生产组织,而不是经济产量和财富。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是决定其收入分配的关键。更确切地说,收入差距是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关系的对应物,并且边缘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由附庸发展过程决定(girling,1973;rubinson,1976:bornschierandchase-dunn,1985)。

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在发展中国家跨国部门任职的员工明显地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劳动精英”的收入是标准收入的4-10倍(girling,1973),以至于促使在传统部门工作员工的工资伴随着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加,这反过来又导致传统工业部门失业人数的增加。结果,劳动收入相对份额的增加不仅没有带来更大的平等,而且直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换句话说,在这种附庸工业化的类型下,收入的扩散和混合效应没有出现。而且,当融入世界经济后,劳动精英通常会努力维持和巩固他们的领先地位。由于共同的利益,当地劳动精英会为外国投资者压制甚至驱逐本土企业家。这种为了使利益最大化的国家间利益联合的尝试,具有深层涵义。在世界系统框架中,国家被认为具有市场和生产的权力。当劳动精英包括了国家组织中强有力的执行者,并且当劳动精英和国家通常由国外信用支撑时,一个经济加政治的“三角联盟”就出现了(evans,1979)。然后,当市场不能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时,这个经济加政治的联盟就会操纵国家的独有权利来干预市场。这个联盟的形成因此意味着,任何想改进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具有内在破坏性的因素。实际上,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chase-dunn(1975)

第一次简单地检验了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基尼系数与国际直接投资水平正相关,从而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危害了经济发展进而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产生。随后rubinson(1976)进行一了更为复杂的分析,证明国家势力、直接金融控制和对外部市场的附庸是实施经济控制和影响的三条主要渠道。rubinson用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外国储蓄的数量、出口/进口占gdp的比重来分别代表以上三条渠道,得出了结论:哪个国家国内对国际直接投资控制的程度越大,这个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也就越大,特别是在任何将基尼系数作为因变量的方程中。然而,rubinson的研究有其缺陷性。在其他人的研究中,控制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二次方的失败对rubin-son的研究结果提出了怀疑。事实上,weedeandtiefenbach(1981)所进行的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含在他们的样本中的研究,并没有重新产生rubinson的结果。然而,bomschier(1981)有力地证明了weedeandtiefenbach(1981)没有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原因是,他们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了同一个样本中。根据bomschi-er的观点,“附庸倾向于增加国家内收入差距数量”仅在发展中国家成立。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国际直接投资具有降低其收入差距的趋势。结果当一个样本中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时,这两个效应相互抵消,因此不会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显著效应。bomschierandchase-dunn(1985)在其所进行的包括14个发达国家,52个发展中国家、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的总共72个国家的分析中,引入了14个发达国家的附带变量,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确实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正相关,而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负相关。但他们发现,公共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越大就越容易引起收入差距的改善。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样本中包括了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在这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中基本上没有私人资本,并且基尼系数仅仅是关于劳动收入的分配,而实际上劳动收入的分配比资本或总收入的分配更平等。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主要表现

国际上对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已经进行了较长一段时期。最初是用kuznets(1955)的研究成果来优化这一理论。在随后不断进行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发现外资渗入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差距。的确,在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道国的同时,一些国家的收入差距也日趋严重。因此,国际直接投资也被认为是造成东道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fijitaandhu(2001),venu(2001),xingandzhang(2004),tsaip.l.(1995)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数据比较和模型说明的方法,通过附带和没有附带地理因素两种模型的比较,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在东南亚欠发达国家中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tsaip.l.(1995)严格选择了33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changkyuchoi(2006)使用来自世界银行的1993-2002年间119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发现当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提高时,由基尼系数定义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综观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地区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在地区间分配的不平衡扩大了东道国内地区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国际直接投资往往倾向于流向基础设施优良、地理位置优越、具有资源优势的地区,从而造成了国际直接投资在地区间的不合理分配。ka-malakanthanandlaurenceson(2005)调查发现,进入中国和印度外资的一个显著性质是它过度集中于某些地区。在中国和印度,外资已经势不可挡地流到了沿海地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是因为沿海地区具有进行贸易的区位优势,从而吸引了以贸易为导向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同时,沿海地区一般都是国内最富裕的地区,因此吸引了以当地市场为导向的外资的进入。srivastavaandsen(2003)研究发现,在印度除了delhi,其余5个沿海州karnataka、tamilnadu、maharashtra、gujarat以及andhrapradesh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总数的60%-70%。由于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国际直接投资会因其便利的技术扩散而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caves,1996;markusen,1995)。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集聚会使当地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做贸易而学到它们的先进管理经验;而且跨国公司可增加当地的竞争,推动当地企业更具效率;跨国公司还能通过传播国际市场信息或改进东道国的交通运输设施而帮助当地企业出口(blomstromandkokko,1998;unctad,2000)。因此,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沿海地区的劳动收入,从而扩大了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收入差距。sunandparikh(2001)、demurger(2001)以及demurgeretal.(2002)的研究都考虑了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些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地区收入的增长有着显著、积极的影响,但对内地却没有。这些研究为有关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东道国内地区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论断提供了证据。

2.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一般是资源寻求型的。这些企业大量进入后,会增加对当地生产资源的争夺并使政府的优惠政策向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倾斜,从而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成本,这就导致了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下降。而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凭借其技术、资源等优势,往往倾向于支付相对于内资企业而言更高的工资水平。这样,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就会不断扩大。a.sav-vides(1998)的研究表明,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而且,在某一行业内国外投资者销售额的提高,短期内也会使没有国际直接投资的当地同一行业的企业的平均成本提高、产出下降(aitkenetal.,1999),从而在短期内拉大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间工人工资的差距。aitkenetal.(1996),lipseyandsjoholm(2001),felicianoandlipsey(1999),gorgetal.(2002)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之所以趋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从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它们拥有技术和所有权优势,在这些企业从事生产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更高;支付高工资可以降低这些企业先进技术的外流;充裕的资本促使这些企业提供更多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培训;而且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比内资企业具有更大的规模,从而趋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driffield(1996)以英国为例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拥有技术优势而导致其生产率比内资企业高,因此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支付比行业平均水平高约7%的工资。conyonetal.(1999)发现,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不同而导致他们之间的工资差距达到3.4%;girmaetal.(1999)也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存在着5%的工资差距。而根据edwardandwads(2000)对墨西哥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所支付工资高于东道国的平均水平,当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收益降低时,收入不均就会更加严重。

由于国际直接投资可能引起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工资溢出(machinandvanre-enen,1998),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是否会扩大,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aitkenetal.(1996)在对墨西哥、委内瑞拉和美国三个国家所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均导致了三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但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只导致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工资水平的提高,未发生工资溢出,亦即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的工资并未同步提高,因而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和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差异。在美国则发生了工资溢出,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和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甚至几近消失。在他们看来,这可能是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比美国国内企业规模更大、资金更加密集,因此较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更易产生工资溢出效应。

但是,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东道国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收入差距的观点,有的学者则提出了不同意见。grahamandkrugman(1995)讨论了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贸易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1986-1990年间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他们几乎没有发现支持有关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支付了更高工资的证据。

3.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另一个显著表现是,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了东道国社会中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许多学者在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中都支持这一结论。juhnetal.(1992)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资差距剧烈增加,因为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增加了。markusenandvenables(1997)提出了一个工资差距和长期资本来源的跨国公司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们发现,如果放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可能增加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blonigenandslaughter(2001)研究发现,1987-1994年间,国际直接投资具有促进美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作用。weiyanchen(2003)调查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后果,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际直接投资对工资的非理论影响。他运用特定因素模型的扩展导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国民收入的功能框架,调查了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各种类型劳动的不同影响。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熟练劳动力(非农业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可能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源。figiniandgorg(1999)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国际直接投资与1979-1995年间爱尔兰制造业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增加相关联。tay-foranddriffield(2000)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美国制造业内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同行业内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存在着影响。

国外学者们还进一步研究了造成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概括起来就是:

首先,源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feenstraandhanson(1997)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向一个地区的集中流入会提高对当地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当地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他们通过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由于熟练劳动力相关工资的增加而导致的工资差距的增加是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引进相联系的。他们研究了1975-1988年间墨西哥maquiladoras地区国际直接投资对工资差距的影响。该地区吸收了来自美国跨国公司的大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分析技术报酬时,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提高该部门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的趋势。他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有关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了熟练劳动力需求从而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率的假说。

driffieldandtaylor(2000)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主要通过两种效应的结合来增加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一是跨国公司的进入直接增加了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二是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使得内资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了。korv(2000)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以更广泛的非理论研究和独立估计,发现熟练劳动力对资本更多的是互补,而非熟练劳动力对资本更多的是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降低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理论,需求增加的熟练劳动力的价格将增加而需求降低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价格将降低,因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增加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降低,从而二者的工资差距将扩大。feen-straandhanson(1995)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的引进,增加了1975-1998年间墨西哥制造业内部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应需求。这种由国际直接投资引起的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从而增加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freenstraandcordon(1995)对墨西哥的研究也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与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正相关,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增长中,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达到50%。

其次,源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增加。dunning(1993)认为,大约3/4的r&d和市场经济中90%的技术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是由跨国公司引起的。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的交易成本理论,公司在国外建立生产往往因为它们在调动拥有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方面(新产品、技术拥有权、先进的管理技能等)具有优势,这样技术往往随着跨国公司而转移。acemoglu(2002)、cardanddinardo(2002)认为,美国工资差距增加的标准解释是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变化。按照这种假说,技术发展带来了与熟练劳动力互补的投资,这便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事实上,由于东道国的技术发展吸引了国际直接投资,而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又带来了先进技术,便利了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变化,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便引起了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造成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

driffieldandgirma(2003)进一步认为技术与熟练劳动力是互补的。技术输入可能增加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产生高工资率。barrelsandpain(1997)的研究表明,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是扩大劳动需求的,其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xiaodongwu(2001)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已经选择了合适的经济政策来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以促进技术的发展。自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引进引起了对技术的偏好,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分配的影响就不再是微不足道。他在研究中引进垂直生产差别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技能的回报,得到的结论是,在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这种影响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引起的这种技术转移是技能偏向的还是劳动力偏向的,而不是究竟哪个部门吸收了国际直接投资。分析显示,当国际直接投资伴随着劳动力偏向的技术时将降低工资差距,而当国际直接投资伴随着技能偏向的技术时则将增加工资差距。

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篇2

[关键词]创新资本;国际直接投资;本质规律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4-0037-03

1创新资本的涵义和特点

11创新资本的涵义

创新资本是通过创新及相关投资而凝结的企业创新才能,是企业不断更新发展的创新理念、创新知识、创新技能、创新环境、创新品质等的总和。在本质上,创新资本是能够带来超额利润的价值,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一种新的无形资产[1]。作为创新才能的企业创新资本是一个有机整体,主要包括技术创新资本、管理创新资本、制度创新资本和市场创新资本。

12创新资本的性质

创新资本将会比其他资本更具有优势,因为创新资本的运用,能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为消费者带来新的满足,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的品牌价值。创新资本的结构和质量会影响创新资本的价值,越是完善结构的创新资本,其价值就越大;越是高质量的创新资本,其价值就越大。创新资本在不断地运动过程中具有价值增值性,能够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增值性是创新资本的本质属性[2]。

2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和特点

21国际直接投资的涵义

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单独或一同出资,在其他国家的境内创办新企业或增加资本扩大原企业或收购现有企业,同时具有有效经营权的投资活动。

22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

以投资者是否新投资创办企业为出发点,分成创建新企业和控制外国企业股权;以分公司与总公司的生产经营方向是否相同为出发点,分成横向型投资、垂直型投资和混合型投资。

23国际直接投资的特点

实体性:国际直接投资要求投资企业必须在外国具有企业实体,直接对各类经营活动进行管理。控制性:国际直接投资是直接获得企业经营的权利,不同于间接国际直接投资,是通过间接参与控制企业经营管理而获益。渗透性:国际直接投资表现为资本的国际转移,能够渗透于被投资国的每一个行业跨国性。国际直接投资的企业,主要是在其他国家进行投资,从而获得利润。

24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

241获取先进的技术

从整个国际投资结构来看,投资企业由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升级,需要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被投资企业转移。因此,被投资企业应该抓住机遇,引进技术,加速工业化的发展。

242获取先进的管理经验

管理经验是一种无形资产,它给被投资企业带来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指的是通过专门培训,提高了管理者的经营能力和生产效率。间接影响主要包括投资企业给被投资企业带来积极的示范效用和先进经验。

243完善被投资企业的制度

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加强了国际间的交流,使得被投资企业的制度在不断交流中逐步完善。

244开辟和扩大被投资企业的市场

在国际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被投资企业进入了国外市场,从而能够在国外市场中参与竞争。

3创新资本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

31创新资本下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

创新资本下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可以用函数来表示,函数中有两种性质的变量:一种是创新资本本身,而创新资本本身又包含创新资本结构和创新资本质量两个变量;另一种是创新资本需求。即:

国际直接投资=f[(创新资本结构,创新资本质量),创新资本需求]

国际直接投资与创新资本的结构、质量和创新资本需求都呈正相关,即当创新资本需求一定时,创新资本结构越完善、创新资本质量越高,则国际直接投资就越多;反之,则越少。当创新资本结构、质量一定时,对创新资本需求越大,则国际直接投资就越多;反之,则越少。

32创新资本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则

321国际直接投资必须是围绕创新资本为主体的原则

未来是创新时代,创新资本又是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唯一具有优势的投资手段,其他投资手段都不如创新资本,拥有创新资本的企业在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就会具有竞争力,就会有更大的发言权。

322创新资本的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所获得股份相适应的原则运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时,创新资本的结构会影响投资企业在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就会影响投资企业获取被投资企业的股份。

323创新资本的质量与国际直接投资所获得股份相适应的原则创新资本的质量水平影响投资企业在被投资企业所占股份的多少,而投资双方都想在投资中获利,所以在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时,必须要遵循创新资本的质量与国际直接投资所获得股份相适应的原则。

4利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条件与机制41运用创新资本提高国际直接投资竞争力的基本条件

企业有创新资本。因为只有当企业具有创新资本之后,才会有国际直接投资竞争力的可能。企业有创新资本的需求。因为只有当企业需要创新资本,那么拥有创新资本的企业才能够投资成功,才会有提高国际直接投资的可能。完善的创新资本市场。因为创新资本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投资手段,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时,需要明确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那么就需要有相应的创新资本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通过设定的指标体系,评价创新资本的价值,为投资双方企业提供参考[3]。

42运用创新资本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创新资本的水平直接影响到国际直接投资竞争力,所以需要对创新资本进行评价。创新资本评价体系包括企业创新资本水平、企业技术创新资本水平、企业制度创新资本水平、企业管理创新资本水平和企业市场创新资本水平。

企业创新资本水平=

国际(国家/同行业)先进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企业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

企业技术创新资本水平=

国际(国家/同行业)先进技术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企业技术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

企业制度创新资本水平=

国际(国家/同行业)先进制度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企业制度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

企业管理创新资本水平=

国际(国家/同行业)先进管理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企业管理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

企业市场创新资本水平=

国际(国家/同行业)先进市场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企业市场创新资本的市场价值

43运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实现方式

首先,企业运用创新资本在外国创办新企业,打开了外国经济市场,为未来进一步国际直接投资打下基础。

其次,企业运用创新资本增加对原有企业的投资,提升原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地把创新理念、创新知识和创新技能运用到生产之中,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7]。

最后,企业运用创新资本对外国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通过合法的投资渠道和方法,获取被投资企业的股份,最终实现控制被投资企业。

44运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系统内各个因素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个过程是动态的,出现问题能不断协商解决,直到双方都满意为止。其机理如下图所示。

运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行机制

5运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方法

51了解创新资本的需求

在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调查不同企业对技术创新资本的需求程度,因为需求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国际直接投资。若需求越大,则占股份越多;反之,则越少。

52评价创新资本的水平

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投资企业对自身的技术创新资本进行评价。如果技术创新资本水平越高,则投资企业在被投资企业获得股份就越多;反之,则越少。

53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谈判

在了解了企业对技术创新资本的需求,也评价了技术创新资本水平之后,就需要投资双方企业进行谈判。根据被投资企业对技术创新资本的需求、技术创新资本水平两个指标,来商定投资企业能获得多少股份。

6创新资本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规律

61创新资本结构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决定规律

创新资本结构是指企业拥有创新资本的数量构成。

从投资企业来看。企业创新资本结构越完善,与其他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相反。因此,投资企业的创新资本结构的完善程度,与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成正比。

从被投资企业来看。被投资企业的创新资本结构越完善,则对创新资本的需求就越少;反之,则相反。因此,被投资企业的创新资本结构的完善程度,与企业对创新资本的需求成反比。

62创新资本质量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决定规律

创新资本质量是指创新资本的价值水平,包括国际水平创新资本、国家水平创新资本、行业平均水平创新资本等[4]。

从投资创新资本的企业来看。如果企业创新资本处于国际水平,则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最强;如果企业创新资本的质量居于国家水平,则能力较强;如果企业创新资本处于行业平均水平,则能力较弱;如果企业创新资本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以下,则能力最小。

所以,投资企业的创新资本质量的高低,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成正比。

从被投资创新资本的企业来看。如果企业的创新资本处于国际水平,则没有创新资本的需求;如果企业创新资本的质量居于国家水平,则有较小的需求;如果企业创新资本处于行业平均水平,则有较大的需求;如果企业创新资本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以下,则需求最大。

因此,被投资企业的创新资本质量的高低,与创新资本的需求成反比。

63创新资本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整合规律

企业创新资本的结构和质量,决定其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因此,企业必须使其创新资本在结构上和质量上,都是最好的状态。这就是对创新资本整合的过程,也就是对国际直接投资整合的过程。

以投资创新资本的企业为出发点。创新资本的结构越完善、质量越好,运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越大[5];反之,则越小。所以,投资企业创新资本结构的完善程度、质量高低,与运用创新资本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大小成正比。

以被投资创新资本的企业为出发点。创新资本的结构越不完善、质量越低,进行创新资本整合的成本越高、难度越大、时间越长;反之,则相反。因此,被投资企业创新资本结构的完善程度、质量高低,与企业进行创新资本整合的成本大小、难度高低、时间长短成反比[6]。

参考文献:

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篇3

19世纪6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在英国产生。20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开始迅猛的发展,1998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创历史记录达到6440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近40%。国际直接投资在不断地发展,理论也应该相应的与时共进。

一、国际投资理论的内涵分析

国际投资理论的内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或地区)的居民和实体(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与在另一国的企业(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建立长期关系,具有长期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日本学者原正行认为,“企业特殊的经营资源在企业内部的国际间的转移。”日本小岛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直接投资应该理解为向接受投资的国家传播资本、经营能力、技术知识的经营资源综合体。这里讲的经营资源是指在经营企业中发挥各种能力的主体,从表面上看是以经营者为核心的,更实质地讲,是指经营管理上的知识和经验,包括专利、技术秘密以及市场调查方法等广泛的技术性的专门知识,销售、采购原料、筹措资金等在市场上的地位,以及商标及信用、情报收集、研究与开发等的组织。”澳大利亚学者a1G1肯伍德认为,“一国的一家公司在另一国设立分支机构或获得该国一家企业的控股权。”

上述的国际投资理论的内涵界定各有侧重点,有的强调“经营资源”的转移,有的强调“控股权”,而且就其对投资主体的界定也过于的狭隘了。对于内涵的界定笔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跨越国界的以生产要素产权关系的变更为基础而产生的经营权变更的投资行为。这里强调以产权关系的变更为基础获得经营权的行为,是为了与间接投资相区别,间接投资也是一种投资行为,也会引起产权关系的变更,但是却没有经营权的变更,也就是说经营者没有改变,这可以说是与直接投资主要的区别。这里没有强调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企业还是个人,笔者认为主体可以是任何的组织、机构和自然人,只要它能够跨越国界的获得一家经营性团体的经营控股权,那么它的投资行为就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范畴。(关于个人的投资行为将在下面的段落里介绍,这里不详细分析。)

二、对经典投资动因理论的思辩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自产生起,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处于主流地位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两条路线,第一条主线是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主要的代表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巴克莱和卡森等人的“内部化理论”;第二条主线是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主要的代表理论有维农的“产品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

(一)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

海默在对不完全竞争市场进行研究后认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面对同一市场的各国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若某一家企业实行集中经营,则可使其他企业难以进入该市场,形成一定的垄断,可获得垄断利润。构成国际企业垄断优势有多种因素(1)技术优势。技术优势包括技术、知识、信息、诀窍、无形资产等要素。(2)规模经济优势。由于规模经济使生产集中,降低成本,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3)货币和资金优势。进行投资的大公司往往有雄厚的资金或者有广阔的资金筹集渠道。(4)组织管理优势。公司拥有大批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和丰富工作经验的管理人员。

巴克莱和卡森理论的产生源于科斯定理,认为不完全竞争并不是规模经济、寡占行为、贸易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所致,而是由市场失效、企业交易成本增加所致。正是由于市场不完全,行业因素、国家因素、地区因素和企业因素影响交易成本,所以企业更倾向于实行市场内部化来降低成本,虽然内部化又不可避免的增加了企业的内部成本,但只要内部化的成本小于市场的交易成本,内部化就可以实现。

(二)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理论

维农认为,垄断优势不能彻底解释跨国公司需要通过建立国外分支机构去占领市场,而不是通过产品出口和转让技术获利的根本原因。他把产品划分为新产品创新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产品标准化阶段,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公司在产品周期过程运动中,因生产条件、竞争条件等区位因素发生变动后所作的理性选择。

小岛清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原因,要从宏观经济因素,尤其是国际分工的角度来进行。根据其动机,划分为四种类型:(1)自然资源导向型。此类直接投资的目标是出于利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而产生的投资行为。(2)市场导向型。此类投资的直接目标是维护和扩大出口规模。(3)生产要素导向型。此类投资的直接目标是利用东道国廉价的生产要素。(4)生产与销售国际化导向型。此类投资的直接目标是建立全球化的生产与销售网络。

以上的国际投资理论是比较流行的投资理论,这些理论能够较好的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些动因,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但是笔者认为理论的发展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以上理论是建立在诸多假设的基础上的,如果脱离所做的假设,有些理论就会站不住脚,例如有的理论是建立在没有关税和贸易壁垒的假设之上的,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假设还没有真正的实现。(2)就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而言是在资本主义冷战之后,资本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经济政策大肆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侵略,理论的提出具有其历史局限性。由于以上理论都是产生于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他们的立足点是成功的资本主义经验基础上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没有做出完整的归纳,他们的理论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3)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企业的垄断优势为什么必然会引起国际直接投资没有做出解释,就理论的多样性来说没有形成共同的理论基础,只能说明某一国家的某一时期的直接投资行为,而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律没有恰当的表述。(4)在论述直接投资理论时,只是在理论上把单个人可以作为投资的主体,而在理论的建立上却没有把个人的投资行为概括在理论之中,随着个人投资行为的加大,理论应该把个人的投资行为包容进去。(5)对今天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和投sp;[1] 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2] 刘昌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3] 刘跃生.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利用外资[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4] 刘国光.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5] 佟福全.第五次浪潮[m].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1999.

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篇4

一、汇率变动对国际直接投资流的影响

1.货币的贬值或低估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或低估降低了以外币的该国资产的价格、市场上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名义工资,从而降低了外国投资者在该国的经营成本。来自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的投资者能够以较少的资本在这个国家建厂、办公司或并购,以较少的投资做较大的生意。许多跨国公司把一部分生产放在弱货币或币值被低估的家进行,以此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然后将产品出口,在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或低估往往有助于该国吸引更多的外来直接投资。

八十和九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汇率的变动。某些亚洲及拉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这一时期不断贬值,这使在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变得很有吸引力。1997年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泰铢大幅贬值,在巨额短期外国资本逃离泰国的同时,流入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反而猛增。泰国货币的大幅贬值使外国投资者并购泰国的企业变得十分容易,因为对他们来说泰国的资产比危机前要便宜得多。

从表1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在1997和1998两年中泰铢大幅贬值,1996年一美元只能兑换25泰铢,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这一年,一美元能兑换31泰铢,1998年一美元已能兑换41泰铢。我们也发现在泰铢大幅贬值的同时,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直线上升,1996年为23亿美元,1997年为39亿美元,1998年达到73亿美元。由此可见,泰铢贬值是引起外国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货币的大幅贬值或低估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别国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会变得很贵。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本来就弱,货币的国际购买力较低,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十分困难,若货币再大幅贬值就会给对外直接投资雪上加霜。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非常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货币的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货币的大幅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但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这一论点可从日本的情况中得到证实。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到1995年,日元对美元不断升值。1970年一美元可兑换360日元,但是到了1995年在外汇市场上一美元却只能兑换94日元。日元的升值极大地提高了日元的国际购买力,使日本投资者在国外能较容易地进行企业并购、开公司和建厂。在上的一段时期,由于日元价值低估,日本的曾长期从产品出口中获利。自从日元大幅升值后,日元的高估削弱了日本国内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就开始大举对外直接投资,将其一部份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人工成本较低的国家,特别是一些货币处于弱势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能继续保持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计量数学模型的测试结果显示,在1977年到1997年时期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国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呈正相关(ρ=0,61),在1977年到1988年这段时期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5)。由此可见日元升值是一个可用来解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因素。

日元的大幅升值促进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阻碍了外国在日的直接投资。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日的直接投资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因为日本境内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变得越来越昂贵,令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吸纳外国直接投资最少的国家。笔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公布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在1980年至1997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3478亿美元,外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121亿美元,两者之比为28.74:1.然而在这同一时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7096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达到7633亿美元,两者之比为0.93:1.英国此比为1.52:1,法国为1.43:1.计算的结果显示,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在此期间流人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极少。

一个国家货币的大幅升值会减少在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不仅体现在日本的情况之中,而且也适合其他国家。根据塔卡拓喜·依托(takatoshiho)和比德·易萨德(pe-terisard)1997年的结果,在apeC地区实际汇率升值10%将造成相当于o,25%的GDp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也就是说,如果某个apeC地区的国家的GDp为10000亿美元,该国的货币升值10%会减少2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外来直接投资输入的影响

1.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促使外来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进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2、1993和1994这三年外来直接投资的流人更是增加迅速。此情况的出现首先应归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离不开我国改善投资环境的有效努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笔者用计量经济数学模型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与国际直接投资流人中国的增加这两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呈正相关,从1983年到1994年期间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度很高。以下为计算结果:

1983年至2000年:ρ=0.65

1983年至1994年:ρ=0.86

注:ρ为相关度

从测试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是一个可对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进行解释的因素。

从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1981年1美元兑1.7050元,1993年官方汇价为1美元兑5.7620元。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官方牌价与调剂价并轨,汇率变为1美元兑8.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对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我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来直接投资达到338亿美元。从1995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小幅上调,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的逐渐减弱,外来直接投资的增幅也开始下降。

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动起伏或多或少都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其中以日本的情况最为明显。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变动之间的相关性的结果显示,在1989年至1999年时期日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化呈正相关(ρ=0.80),在1989年至1995年时期该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7)。

首先,我们注意到从1989年到1995年期间日元对人民币大幅升值。1989年一百日元只能兑换2.736元,然而到了1995年一百日元可以兑换8.9225元。在此期间伴随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我们发现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同样在快速地增长。1989年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只有3亿5千6百万美元,但到了1995年却达到31亿1千万美元,六年中增加了7倍多,由此可见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对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明显的。

2.人民币的升值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从近几年欧元区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动可以说明人民币的升值会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人的减少。1991年1月1日欧元正式问世以后欧元对美元的汇价不断下跌,从1欧元兑1.18美元跌至1欧元兑0.84美元,欧元的大幅贬值使国际直接投资的两个输出大国德国和法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急剧下降。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对欧元的大幅升值也带动了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2000年、2001年和2002年欧元区的德国和法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可是在这三年中,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多的增加,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

3.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由于我国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货物出口能力不断提高,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近年来人民币开始面临升值压力。这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提升,我国的国力在不断的增强。然而根据我们的上述分析,若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大幅上升必然会造成流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减少,而且以出口为主要目的已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外资企业也会变得举步艰难,它们会将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和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篇5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是创造利润,另一方面要获取技术带动母公司的提升,因此,要求我们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规模经营战略和品牌战略,提高企业自身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引言

建国后,我国对亚非拉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无偿对外援助,而对外直接投资直到1979年8月才开始正式实施,当时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方针,吹响了对外开放的号角。从1979年至今,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探索新的经济领域和合作方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后初具规模,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750亿美元。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本文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对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借鉴意义。

2、我国的对外t接投资极况

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己经建立了12000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已经超过500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111%,对外直接投资势头锐不可当。

表1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分类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公报里我们可以看出,2008年我国金融类投资达到140.5亿美元,增长速度最快,较去年相比增长741%,占据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4。其中,银行业仍然是我国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龙头。中国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共在美欧等国家设立50多家家分行、接近30家支行,间接带动就业人数达10几万人。

据资料统计,2008年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我国企业在境外总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见,在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正确指挥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锐不可当。

3、对外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

3.1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国际收支表中的账户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官方准备账目等。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上几个账目,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本国的出口贸易增加,从而对母国国际收支造成有利影响: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通过投资资金与利润的汇出而对该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随着经济的无国界发展,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均呈积极方向发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呈现“双顺差”,国际储备保持快速增长。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继续和外汇储备数额的进一步加大,国外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会继续加强,国际热钱的涌入及快进快出,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以对国际收支波动进行有效调节。因此,在目前资金供给充足、外汇储备充裕的背景下,进一步鼓励、扶持国内企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可以减少国内高额外汇储备带来的风险,促进外汇保值增值,同时可以适当减少资本项目的顺差,缓解我国经常性项目账户中投资收益项逆差的压力,积极促进我国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3.2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在一国国际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蒙代尔的投资贸易替论和小岛清的投资贸易互补理论分别介绍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蒙代尔认为:在对外贸易中贸易障碍的增加会刺激要素的流动,要素流动障碍的增加会刺激贸易的发展。投资国会减少拥有比较优势商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东道国则增加该种商品的生产,另外投资国会增加拥有比较劣势商品的生产。这两种情况都会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即投资和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与蒙代尔等学者不同,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如果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母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可以扩大两国问的比较成本差距,为双方进行更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创造条件。

近年来,外国资本越来越注重在华独资经营,想方设法保护其技术,我们过去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越来越难。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逆向技术转移,即技术由东道国向投资国转移,纷纷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进一步讲所取得的技术带到母国企业进行消化吸收。我们所熟悉的华为、联想、海尔等一批优秀中国企业到海外市场投资并不一定直接获得产品上的优势,但是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途径在发达国家设立研究与开发机构,兼并当地高新技术产业,一方面来提高自身的研发水平,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将这些技术带到国内母公司,掌握世界上最新技术动态,与时俱进。因此,在当今世界全球技术一体化的趋势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先进技术的源头,并实现国外向国内的转移,将对我国的技术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3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数量具有直接的以及间接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短期就业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因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而使本国企业本该进行的生产活动停止所导致的就业机会的减少,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造成的国内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如为海外公司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形成的额外的就业机会。当前者大于后者时,对外直接投资将导致投资国就业机会的减少,反之,则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

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篇6

关键词: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协调;选择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不同类型的企业纷纷涌现。随着各国之间经济贸易的日渐频繁和世界市场的逐渐开放,跨国公司这种新的企业类型得以出现,其主要功能是对外销售产品,是本国产品对外营销的主要手段之一[1]。最近,金融危机频频出现,世界经济市场之中的竞争日渐激烈,跨国公司因此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与挑战。如今跨国公司的营销主要采用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两种手段。世界的经济市场早已整合成为了一体,但是其中的区域、人员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任何一点细微的差异都有可能对跨国公司的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各跨国公司一定要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提起重视,并对其进行协调,确保公司的稳定发展。

一、跨国公司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

跨国公司指的就是在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拥有控制和管理部分,并能产生经济资产的企业。跨国公司主要投身于国际生产,也就是对外直接投资、集资从而进行跨国生产。因此,跨国公司从根本上说是由多个存在密切联系的经营企业构成的,这些企业共同制定发展计划,开展营销活动,以达到制定的战略目标,即跨国公司本质上是一个经营一体化的企业体系。

跨国公司的经营与发展是离不开国际投资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过程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的成长过程。一家公司在国外建立的分企业,本身就是母公司整体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承担着母公司的部分金融业务。跨国公司形成的主要形式就是国际直接投资,也就是说,国际直接投资这种形式的主体主要部分也是跨国公司。从理论上讲,对外直接投资也就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跨国公司有效配置资源的合理解释。站在跨国公司的立场来看,公司内部个人或者企业整体的愿望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而处于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来看,国际直接投资就是公司参与国际市场活动的形式之一,与国际贸易并无不同。实际上,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互相补充,它们共同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发展。

二、跨国公司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解释跨国投资发生的原因、机制和结果的理论。19世纪6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在英国产生,20世纪初,在英、法、德、美等国的推动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并对国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可以说,如果战前国际直接投资还是从属于国际贸易的话,战后到今天它已经成为联系世界经济的主要纽带。西方经济学中最早涉足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现象的是纳克斯(R.nurkse)发表于1933年的论文,题为《资本流动的原因和效应》,书中提出了利率元理论。早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较有影响的还有新古典利率理论、债务周期理论、国际收支平衡理论及外汇汇率理论等。其共同特点一是以市场完全竞争为前提;二是对间接投资进行专门研究,涉及到直接投资;三是以宏观经济为主。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独立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学者海默(S.Hymer)在其1960年博士论文《厂商的国际化经营:直接投资的一项研究》中提出的厂商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或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努力在跨国公司国际一体化生产中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有机的联系起业,以寻求一种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协调和选择的解释[2]。

三、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中具有的优势

(一)技术优势

跨国公司能够在本国意外投资,其最关键的优势之一就是具有某些先进技术。这些技术包括公司生产过程中实际运用到的具体技术,也包含知识、信息、技巧等无形资源,例如跨国公司经过开发与研究所掌握的新生产工艺和新兴产品、产品的异化能力以及与产品相关的市场销售技能以及跨国公司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优秀组织与管理技能。这些技能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等是企业内的公共产品,这也常常会成为人们解释跨国公司为何选择国际生产而不是出口或许可证的理由。

(二)产业组织形式的寡占性

人们通常认为,寡占市场结构和行为是跨国公司优势的另一主要来源,其同上述的技术优势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规模经济对于通过研究和开发形成的发明创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一定程度上的垄断、扩大规模对于自身秘密技术的流出和国际保护都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在此相关学者特别强调产业组织的规模经济特征。因为其是大企业市场力量产生的主要来源。最开始时,人们认为规模经济对生产集中十分有利,可以通过出口贸易而非国际直接投资来参与国际市场。但是,随着海外市场贸易壁垒的出现,规模经济达到上限,当地的市场就会收到反垄断条款的制约,国际直接投资就会提上日程。

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篇7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一致,二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二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篇8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诸多分析框架,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问题,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扩大,进而推动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并提高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整体上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势必下降,亦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按特定方式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著,他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及统计方法的缺陷,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证资料显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双快速发展。李普西和韦斯(Lipseyandweiss)依据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类似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60%的产业部门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胡弗鲍尔(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然而,统计分析并不等于理论分析,要真正弄清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显然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促进”与“替代”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带来本产品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原来的国际贸易并不减少;所谓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引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而原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与原国际贸易额正相关。反之,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而原国际直接投资并不减少;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作用,是指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该产品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原国际直接投资不再进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此,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建立恰当的代数模型而加以验证。

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就逻辑而言,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因为这两者本身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外在环境而进行的两种选择,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理性决策。因此,决策分析构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环节。

(一)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即是考察一个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时,面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选择,作何取舍的问题。设a、b两国组成一个生产—消费体系,a为本国,b为外国。为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1)只有一种产品,且只在一国生产、在两国平均消费,无论在哪国生产,其生产总量Q不变;(2)Q的生产函数是劳动量L的一元线性函数,即:Q=aL,其中a为劳动效率,两国的劳动效率相同;(3)成本函数p为劳动力价格S乘以劳动量L,即:p=SL,若在b国生产,则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成本F。

对于模型Ⅰ,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Q在a国生产,出口至b国。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1]=S[,a]L;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a国出口至b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1]=p[,1]/Q=S[,a]/a

(1)

第二,Q在b国生产,出现直接投资。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2]=S[,b]L+F;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b国出口至a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2]=p[,2]/Q=S[,b]/a+F/(aL)

(2)

比较(1)式与(2)式,若C[,1]>C[,2],则出现直接投资。即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将L=Q/a=2X/a代入,则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条件:

X(S[,a]-S[,b])a-F>0

(3)

(3)式表明,贸易数量越大,工资差额越大,劳动效率越低,对外投资净成本越小,则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在后三个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贸易额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假设直接投资条件满足,Q在b国生产,则国际直接投资额为:

p=S[,b]L+F=2XS[,b]/a+F

(4)

(4)式中,国际贸易额X出现在直接投资额p表达式的分子上,这说明国际贸易与随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进行直接投资后,原来由a国到b国的出口消失,被a国对b国的直接投资所代替,这表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此时,由于假设(1)的存在,发生b国对a国的出口0.5Q,但若放宽这一假设,这一贸易量不一定出现。

2.模型Ⅱ

假设:(1)某一最终产品G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m、劳动力Lg、总部服务ng和运输费用tg;(2)中间产品m的生产需投入劳动力Lm、总部服务nm和运输费用tm;(3)共有a、b、c三国,企业总部设在a国;(4)最终产品的世界总需求为G,产品在三国均分。

在初始阶段t[,o]时,设m、G只在a国生产,此时仅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量为:由a国至b国以及至c国的各1/3G。因没有直接投资,故不需总部服务,所以:nga=nma=0

在t[,1]时,设有直接投资,且a、b、c三国生产m的成本函数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

(5)

pmb=nma+SbLmb+tmb

(6)

pmc=nma+ScLmc+tmc

(7)

不失一般性,设pmb<pma,pmb<pmc,则m在b国生产。另外,a、b、c三国生产G的成本函数分别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

(8)

pgb=nga+pmb+SbLgb+tgb

(9)

pgc=nga+pmb+ScLgc+tgc

(10)

不失一般性,设pgc<pga,pgc<pgb,则G在c国生产。这样,G的生产函数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

(11)

此时国际贸易量分别有:nma(由a国出口至b国);nga(由a国出口至c国);mb(由b国出口至c国);1/3G(由c国出口至a国);1/3G(由c国出口至b国)。与t[,0]时比较,创造的国际贸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

(12)

即包括总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由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子公司又会直接带动a国资本品、中间产品、服务的出口,带动相配套产业新的贸易与投资,实现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把b、c两国的生产纳入国际生产与营销体系,改变b、c两国的生产结构,扩大b、c两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与b、c两国其他企业的非股权联系(如分包等)发挥溢出效应,提高b、c两国其他企业的对外贸易,提高a国与b、c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模型验证设想

关于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可有下列方法:

1.根据模型Ⅰ,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出口额X的国家,应有较大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应有:Ri∝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2.根据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之间,生产成本取决于工资率S,而较小S的国家应有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Si负相关于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3.根据模型Ⅰ,较小的直接投资净成本F,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额越大。

4.根据模型Ⅰ,较小的劳动生产率a,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即在劳动生产率越小的产品上,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

5.企业研发费用R可看作总部服务出口n的指标,由于企业研发费用R与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关,亦可用作衡量中间产品量m的指标。根据模型Ⅱ,较大的总部服务与较大的中间产品应产生较大的贸易量X。应有:Ri∝Xi,i则为世界各时期。

以上推论,经初步定性验证,符合得较好。

从以上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对原产品的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又对新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总部服务等贸易)形成促进关系,这就是双方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实证研究所显示,两者双双表现为正相关的高增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与进口、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两个模型中的企业在现实中的对应者显然是跨国公司。这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使得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生产、营销网络,使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生产与贸易的核心。跨国公司垂直与水平一体化日益将全球生产与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推动着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跨国公司理论将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构造一个可行的微观进路。

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发展及其全球一体化生产营销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增加了国际间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流动,突出表现在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由贸易发展带来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从而使这些国家优势产品大规模生产与出口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生产是联系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纽带,即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必然带来国际生产的发展,而国际生产的发展又必然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因此,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又将导致投资与贸易的政策措施之间的交叉影响,即贸易政策措施对投资或投资政策措施对贸易将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已正式加入wto,随着新一轮开放局面的形成,将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将有新一轮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顺应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有效地将外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改变它们由不同机构管理、受不同直接目标所左右的相互分离的状态。具体而言,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体现产业导向,制定具体产业目录;在体制方面,要抓紧实现外向型经济体制(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导向)向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转变,实行国民待遇,变单向通行为双向通行,实行公平竞争与优惠政策的有机结合;同时,进一步改善软环境,加强政府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服务功能,使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实现良性互动。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参考文献】

[1]mudell,R.a.(1957),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47,pp.321-335.

[2]Lipsey,R.e.andweiss,m.Y.(1981),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Reviewof

economicsandStatistics,66(2),pp.304-308.

[3]Hufbauer,G.C.,Lakdawalla,D.andmalani,a.(1990),Determinants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sanditsConcentrationto

trade,UnCtaDReview,pp.39-51.

[4]唐海燕:《国际贸易环境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5]陈铭:《作为专业化与分工结果的国际贸易理论》,《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6]梁志成:《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关系》,《经济评论》2001年第2期。

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篇9

关键词: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出口贸易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之前有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出口贸易的发展会促进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行,但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的观点。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出口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进行梳理。

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界定

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当中很早就开始存在,但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研究确是上世纪中叶才开始,首先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关系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mundell(1957),其在代表作“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一文中提出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替代关系,在mundell的理论中国际投资主要指的是一般的货币资本投资,而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包括技术、资本和管理等综合要素在国际间的转移。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领域内也逐渐有学者开始了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正式研究,Hymer和Vernon的研究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寡头垄断企业的发展与行动扩大的必然结果,从而在理论上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根据,说明了它的合理性。

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权威的定义主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其给出的界定。imF把对外直接投资定义为某种国际投资,该投资反映了某一经济体直接投资者获得其他经济体企业持久权益的目标。oeCD在imF对国际投资定义的基础上,把对外直接投资阐述为:某一经济体的常驻居民或企业(投资者)为在另一个不同于该投资者所在经济体的企业确立“持久权益”而进行的跨国范畴的投资,该投资的目的是与被投资企业建立一种战略性的长期关系,以确保能在管理方面对被投资企业施加显著的影响。

也有学者从其他侧面提出对国际投资这一概念的理解,Kojima(1985)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它资本流动的不同在于它不仅包括金融资本(比如外汇)的流动,也包括有形资产、技术和管理技能等资源的转移。Kenwood和Lougheed(199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另一国家建立分支机构或通过获得该国某一家企业的股票而拥有控制权。而Salvatere(200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和管理相关,其实质是投资于东道国的资本、工地、厂房等生产要素,同时投资者保留其对所投资资本的控制权力。国内学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则主要强调资本的流动以及相应的控制权。钟新昌(2009)提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是投资者对本国或本地区以外的企业有一定的控制力,该控制力表现为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有掌控权力。

二、出口贸易影响对外投资的理论研究

Ruffin(1984)曾在其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研究中发现,基于经过修正的H-o-S贸易模型,当放松要素不能流动的假定时,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和出口贸易有负相关关系。Buckley和Casson(1981)提出贸易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潜在动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比如对东道国出口的替代,通常被解释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Buckley和Casson的模型给出了这样的理论,可以认为出口贸易是一种固定成本比较低,而运输和贸易壁垒等可变成本比较高的活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在国外建立分公司,来为原来的出口市场提供销售产品的服务,可以明显的降低可变成本,但这个过程可能比出口贸易产生更高的固定成本。只要国外市场对跨国公司产品的需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从出口贸易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转换将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即出口与投资会表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但大部分的学者的研究还是支持出口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Vernon(1966)的产品生产周期理论认为出口贸易是一个对外部市场探索与熟悉的过程,对外投资会在这个过程之后进行。Vernon是从产品技术垄断的角度,展开了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原因的分析,他将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称为初始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当产品处于生命周期的前两个阶段时,主要表现为产品从创新国通过贸易的形式出口到其他国家,同时在第二阶段后期,创新国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将一部分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国外进行,而在标准化阶段,产品的生产则通过在国外设立生产工厂方式,完全转移到国外进行,贸易和投资在整个过程之中的表现就是前期的出口贸易不断积累,引致了后期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Johanson和Vahlne(1977)认为公司的国际化一般都遵循这样一个典型的过程,先从出口贸易开始,确立出口渠道,进而建立销售分公司,最后开始在东道国生产,整个对外投资的过程完成,作者认为出口是一种减少市场开发成本的方法,可以帮助了解东道国市场的特点和规模,为以后对东道国的投资提供了必要准备。Kumar(2007)研究了印度改革之后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情况,发现出口贸易不仅增强了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给企业提供了其他国家可能存在的新兴机会的信息,因此印度国内企业的出口强度会增加企业在国外经营的可能性。

国际学术界也有学者专门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Buckley和Clegg(2007)从主流的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入手,同时特别强调中国市场的特殊性,从资本市场不完善、所有权优势和体制因素三个方面引入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对于那些市场寻求型的中国企业来说,来自中国的出口代表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强度,1980-1990年间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都是为中国的出口提供支持,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正相关,进口同样也应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相关关系。

总的来说,虽然大部分的研究都支持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结论,但分歧仍然存在,目前尚不存在一个确定的结论。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区分了企业发展的阶段或动机的差别,并较好的融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其结论更具有一般性,比如Bergsten(1978)从公司全球化过程中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在公司全球化过程的早期,垂直一体化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在这个阶段贸易和对外投资更多的会体现出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而在后期,水平一体化会变的更为重要,这个时候贸易和对外投资会出现相互替代的关系。Blonigen(2001)注意到两国间贸易的产品可能是最终产品,也可能是中间产品,如果是最终产品的贸易,那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直接在东道国建厂生产,满足东道国市场需求,东道国原先从母国进口的商品就会减少,即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负相关关系,而如果是中间产品的贸易,中间产品将会成为海外分公司的投入品,从而加强了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即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会表现出正相关关系。

三、出口贸易影响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

针对出口贸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在理论上的分歧,有大量的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类似,主要形成了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但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投资的结论仍然是大部分实证研究的结论。

出口贸易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Kim和Kang(1997)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韩国和日本1989-1993年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出口市场的规模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大多是负向的,尤其是在韩国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及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上,出口对其影响是显著负相关的。但对日本的实证分析结果则刚好和韩国相反,出口贸易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显著的正面影响。trevino和Daniels(1994)对影响日本制造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包括公司规模、公司先前出口经历、行业集中度、公司盈利能力和技术密集度,并将日本制造业分为十个细分部门,运用1984-1988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日本对美国之前的出口经历并没有与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反而在某些年份,出口对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Leftwich(1973)较早研究了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并回归分析了1962-1971年间35个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数据,包括美国市场规模、增长率和关税等等。ajami和Barniv(1984)在Leftwich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独立变量来解释各个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变化,作者认为公司通过国际扩张的方式来为贸易创造条件,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进口或出口的变化会对对外投资有直接和正面的影响,其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母国先前对美国的出口、母国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和利率都显著解释了1975-1980年间对美直接投资的变化。Damijan和polanec(2007)运用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建立了概率模型对斯洛文尼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拥有出口贸易份额越高的公司,其在国外建立分公司的可能性越大。Lipsey和weiss(1981,1984)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美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道国的出口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也表明了美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对美国的对外投资有正向的影响。

对中国市场的研究方面,Buckley和Clegg(2007)研究了进出口贸易、市场规模、汇率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者在研究中采用了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49个接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1984-2001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该结论与作者之前的假设相符合,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跟随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

参考文献:

[1]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2]R.mundell.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57

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直接投资

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替代也可以促进贸易;另一方面贸易政策的改变在一定宏观条件下又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下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梳理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

一、传统解释

古典经济学没有涉及FDi,只是在分析借贷资本流动与贸易差额的关系时涉及了这一领域的某些话题。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俄林从借贷资本流动角度分析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他的结论是,从长远看资本流动是原因,贸易差额是结果。俄林认为,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自由贸易代替要素的流动,间接导致国家间要素价格趋于一致。

凯恩斯的观点正好与上述基本结论相反。他认为,贸易差额是原因,资本运动是结果。马克卢普在肯定了资本流动对输出国和输入国都有利的同时,分析了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的因果关系。不过,他的结论是这种因果关系是不确定的。

严格说,这些研究并没有涉及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不仅如此,主流贸易理论与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直存在着分离。尤其是前者始终保留着生产要素在国家间不能流动的假设,致使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我们知道,传统贸易理论建立在理想的新古典分析框架之内,在这一框架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很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量被其严格的假设前提抽象了。贸易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的最佳选择,而对外投资则不然。这说明,传统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提供发展的空间。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主流FDi理论是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海默(1960)的垄断优势理论对跨国公司行为的解释是建立在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跨国公司具有垄断优势是其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条件,这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出发点。这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式是格格不入的。卡森、巴克利、拉格曼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研究,建立在科斯(1937)的内部化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外向FDi的内部化理论,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利用内部化优势维持垄断优势的行为。该理论也与传统的比较优势思想大相径庭。因此,谈论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一问题直到蒙代尔贸易替代模型的提出才得以解决。

二、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之间的替论

(一)蒙代尔(mundell)的贸易替代模型

蒙代尔教授是最早提出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的学者,他的研究是建立在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和两种生产要素的标准国际贸易模型基础之上的,考察了贸易和投资相互替代的两种极端情况,即禁止性投资如何刺激贸易,以及禁止性贸易如何刺激投资。按照俄林的要素禀赋比例定理,蒙代尔认为第一种情况:生产要素如果不能在两个国家间自由流动,同时又不存在任何贸易障碍的情况,只要两个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存在差异,两个国家之间就必然会存在贸易,当达到了贸易均衡状态之后,两国间的商品和要素价格将实现均等;第二种情况:假如由于某种原因使得两个国家间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全部消除了,但同时贸易的障碍会引起资本要素回报率的差别,资本的国际流动也就自然产生了,资本的流动也同样最后导致资本价格及商品价格的均等状态。因此他得出结论:贸易障碍(关税)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资本的国际流动或直接投资,这种投资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以克服贸易障碍对资本效率的抵消作用,关税引致投资表现为投资对贸易的替代,会减少东道国与投资母国之间的贸易总量。

(二)赫斯特模型

赫斯特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加拿大市场上不同行业的出口份额、当地子公司的生产份额及不同行业的关税水平进行的比较研究,同样发现了投资和贸易的替代关系,并且认为替代程度和该国行业的关税水平呈正向关关系。其基本思路是在边际成本递增等假设条件下,如果东道国提高关税,会使产品在东道国的价格大大高于跨国公司的母国,其结果必然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规模增加出口贸易减少,从而呈现出明显的投资和贸易间的替代作用。赫斯特模型没有考虑技术许可证方式,也没有考虑时间因素,从而静态的分析了直接投资和出口的替代关系。

(三)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弗农(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虽然在新产品阶段只有出口贸易而不会出现对外将直接投资,但是随着产品进入成熟阶段后,竞争的局势使得生产者往往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降低生产成本,这样就会使原来的产品贸易被直接投资所替代;而在产品进入标准化阶段后,这种直接投资对两国贸易的产品流向实现了完全的替代。

三、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之间的互补理论

在贸易障碍产生投资的情况下,资本主要是流入进口替代部门。然而如果资本的流动不是由关税引致,而是主要流入出口部门,那么投资和贸易之间就将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在这种条件下,资本流动将导致进一步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从而扩大贸易规模。有许多原因可以导致贸易和投资之间的互补关系。

(一)markuson和Svensson的要素比例模型

markuson和Svensson(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那么商品的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从而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如果二者之间是不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他们的基本分析思路是这样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等因素会导致彼此之间的要素生产率和要素价格的差异,这种要素价格的差异决定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方向。当由于任何一种因素导致商品贸易,而生产贸易产品需要的贸易和非贸易要素又表现为合作状态时,商品的贸易必然带动非贸易要素的流动,从而使贸易和要素流动表现为一种互补性。

(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模型

日本学者小岛清在H-o模型(生产函数为Q=f(K,L))中,加人了技术(t)和管理诀窍(m)这两个新的生产要素,(下转第67页)

(上接第24页)并把t、m看做中间产品的投入,实际上将生产函数表达为Q=f(K,L,t,m),在这个意义上,小岛清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融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于一体的宏观分析框架。

小岛清认为,FDi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依次进行。据此他得出结论: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区分为顺贸易导向型和逆贸易导向型。前者是从一个国家处于比较劣势产业向贸易对象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后者是从一个国家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向贸易对象国比较劣势的产业投资。相互贸易的扩大可以增加各自的经济利益;贸易的缩小则减少经济利益。

四、FDi与贸易一体化理论

张二震(2004)在其《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战略》一书中认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基础应该是国际分工。他以跨国公司的行为为研究对象,得出结论:交易是有成本的,跨国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将原来属于市场的交易内部化,跨国企业使得国际分工细化的同时,也使得交易次数迅速增多,并且加深了交易的复杂性。国际直接投资成为跨国公司寻求要素结合效率的手段而不是服务目标国生产的手段,国际贸易也仅是生产的结果,而往往表现为生产的环节,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在跨国公司的安排下表现为贸易投资的一体化。

参考文献:

[1]赵春明.国际贸易学[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5年.

[2]张二震.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战略[m].北京:人民东方出版社.2004年.

[3]梁志成.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关系―――对蒙代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的重新思考[J].经济评论,2001,(2)

[4]吴先明.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发展趋势[J].国际贸易问题,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