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总结篇1
关键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民族团结；调查
中图分类号：C9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6-0013-04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博州）这样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的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是发展各项事业的基本条件和前提。巩固和加强各民族大团结是博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博州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时代要求。笔者采用问卷调查、个案访谈、文字资料收集等方式对博州民族团结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力图客观、准确、全面地反映博州的民族团结现状，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促进博州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提供基础依据和参考。
一、调查样本选择的基础——多元文化圈的存在与交集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位于新疆西北部，准噶尔盆地西端，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全州由蒙、汉、维、哈、回等35个民族组成。截至2009年底，博州共有47.8万人，其中汉族31.6万人，占总人口的66.1%，少数民族人口16.2万人，占总人口的33.9%。在少数民族中超过万人的有四个民族，维吾尔族62901人，占总人口的13%；哈萨克族46716人，占总人口的9.77%；蒙古族28462人，占总人口的5.95%；回族19103人，占总人口的3.99%，[1]这四个民族是博州主要的少数民族。因此，博州是典型的以汉族人口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其民族分布呈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插花式居住的特点。而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农牧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85%以上），因此，我们以村队为单位来说明博州的民族分布状态。
在博州下辖的两县一市中，精河县单一民族聚居村（指汉族或少数民族人口占95%以上的村队）14个，其中汉族村队11个，少数民族村队3个（哈萨克族1个，蒙古族1个，回族1个）；而各民族杂居村有42个（指任一民族人口占94%以下，并与其他民族混居的村），其中两个民族杂居村3个，三个以上民族杂居村39个。博乐市单一民族聚居村42个，其中汉族村队37个，少数民族聚居村队5个；民汉杂居村112个，其中两个民族杂居村22个，三个民族杂居村队46个，三个以上民族杂居44个。温泉县单一民族聚居村6个，全部为汉族村队；民汉杂居村63个，其中两个民族杂居村15个，三个民族杂居村20个，三个以上民族杂居村28个。①
综上所述，博州有217个村队是民汉杂居村，62个单一民族聚居村。在62个单一民族聚居村中，主要是汉族聚居村，单一汉族聚居村队54个，而单一少数民族聚居村只有8个，217个杂居村中，两个民族的杂居村只有40个，177个是三个及三个以上民族杂居。从以上民族人口分布特点来看，博州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体现了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与汉族插花式居住的分布格局。即在各乡镇中，少数民族人口主要聚居在各民族杂居村中，混居的状态使各民族生活圈、文化圈相互穿插，同时由于单一少数民族聚居的存在也形成了同一乡镇汉族村队和民族村队两种不同生活圈和文化圈。
基于以上多元文化圈和民族文化圈的存在与交集的民族分布特点，本次调查主要在博州两县一市中占主要人口构成的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蒙古族中展开，抽样主要在单一少数民族村队和典型民汉杂居村队、社区中进行，共发放有效调查问卷203份。按民族分，汉族79人，蒙古族19人，维吾尔族47人，哈萨克族57人，回族1人，分别占调查样本的38.9%、9.4%、23.2%、28.1%、0.4%。按阶层分，精英阶层样本100人（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的占99%，高中文化1人；身份全部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务员；汉族45人，蒙古族19人，维吾尔族21人，哈萨克族14人，回族1人），各族普通群众103人（身份为非公职人员的普通市民34人，农民和牧民69人；就民族成分而言，汉族34人，维吾尔族人26人，哈萨克族43人）。调查范围同时兼顾了博州民族构成、民族内部阶层特点（精英阶层和基层群众）和民族分布的特点。
二、对当前博州民族团结的分析与概括
多年以来，在博州党委、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平等、团结、互助、友爱、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日益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博州民族团结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调查显示，对博州民族团结的评价中，49.3%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很好”，43%认为“较好”，“较好”以上评价占92%，只有7.7%的人认为“一般”，民汉样本中没有一个人对博州民族团结评价是“较差”，这充分说明了博州民族团结事业的长足发展。
（一）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高度认同
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为核心、以社会主义制度和祖国统一为基础的民族团结。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程度是评价民族团结的基础。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来自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203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在精英样本中76%的调查对象完全同意“新疆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观点，22%的人表示同意以上观点，只有2人表示“不知道”（一人为汉族，一人为维吾尔族）。97%的人表示同意我国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有2人表示无所谓，1人表示不同意，3人均为汉族）；在普通群众调查中，88%的人表示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的家园，90%的接受调查的人表示同意“新疆各民族心连着心”，95%的人认可“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有95%的人不同意“中华民族身份对我而言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说法。在精英阶层的调查中，93%各族精英认为国家、民族、宗教等的重要程度的排序中，把国家排为第一位，民族排第二位（81%），这表明，博州各民族人民中形成了对统一国家、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形成了对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的认同。
（二）各民族对博州民族关系状况的自我评价
各民族对本地民族关系的评价反映着他们对该地区民族团结状况的自我认识。各民族精英阶层的评价代表着本民族的认识状态，因此，对民族关系评价的调查主要在各民族精英阶层中进行。统计结果显示，59%的人感觉本民族与周围其他民族的关系“很好”，30%的人表示“较好”，10%的人表示“一般”，只有1个人（汉族）表示“不好”。而在这种评价中，少数民族对民族关系的评价显然高于汉族，少数民族表示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关系“好”的占少数民族的71%，而这一比例汉族只有44%。在对本地民族关系的描述中，人们依次用了这样的词汇：团结、友好、合作、交流、信任、偏见、隔阂、歧视、利益关系冲突（比例分别为79%、60%、58%、53%、42%、11%、8%、5%、4%）。这说明博州民族关系主流是健康的、良好的，但同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偏见、民族隔阂等残余影响将长期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竞争引起的各种利益冲突也会显现，近年来的破坏民族团结的恶性事件的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这些都是现阶段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也会影响到和谐民族关系的建设和各民族的团结。
（三）民族交往意愿反映族际交往的现实需求
如前所述，博州民族分布特点以杂居为主，在长期的杂居中，各民族都认可了这种混居方式，在对普通市民和农牧民的调查中，有61%的人表示愿意和其他民族的人混居在一起，30%的人表示非常愿意与其他民族的人混居在一起。民族间交往的程度反映了一个民族发展程度。在混居造成的频繁交往中，各民族都认识到了民族间交往对自身的重要性，在对普通市民、农牧民的调查中，97%的人愿意或非常愿意和其他民族的人交往，97%的人表示愿意或非常愿意与其他民族的人交朋友。在对100名各族精英阶层的调查中，则有53%的人表示非常愿意与其他民族成员交朋友，43%的人表示愿意与其他民族成员交往，充分反映了族际交往的意愿，其中少数民族意愿要更强烈些，在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表示非常愿意的比例分别为49%、63%、50%和57%。而实际交往中，接受调查的100名各族精英中99%的人表示自己有其他民族的朋友，其中55%的人有10个或10个以上，只有11%的人表示有2个以下的其他民族朋友。在现实交往中，汉族成为蒙、维、哈等博州主要少数民族平时交往最多的异族朋友（蒙、维、哈样本中以汉族为平时交往最多的异族朋友的高达84%、76%、86%），而相应的，蒙、维、哈这几个博州主要少数民族也成为汉族平时交往最多的异族朋友（汉族样本中以蒙古族为交往最多的异族朋友的占44%，维吾尔族40%，哈萨克族占9%）。民族间交往的意愿正是各民族间现实的交往需求的反映，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是各民族交往需求激增的反映。
综上所述，博州各民族的关系的主流是团结的，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各民族大团结的局面中，仍有一些影响民族团结的因素存在，根据调查资料反映，作为典型多民族聚居地方，当前，影响民族团结的主要因素之一就集中体现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由此产生的族际交往障碍上。
三、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促进民族间交流与交往，激扬多元文化的和谐与活力。
接受调查的各族精英阶层认为，与其他民族交往的障碍排第一位的是风俗习惯不同（占精英阶层被调查总数的52%，其中少数民族占被调查少数民族精英阶层的67%，汉族占被调查精英汉族的38%。比例以下同），第二位的是语言不同（占精英阶层被调查总数的51%，少数民族为33%，汉族为71%），第三是不同（占精英阶层被调查总数的32%，少数民族为35%，汉族为29%），第四是民族意识（占精英阶层被调查总数的10%，少数民族为5%，汉族为16%）。这说明在现阶段，民族间的风俗习惯、语言、和民族意识等差异仍是影响各民族交往的重要因素，也进而影响到各民族的交流与团结。要巩固、加强各民族大团结，必须努力为各民族营造“求同存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各民族文化和谐相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首先，必须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新疆各民族文化传统，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激扬多元文化的和谐与活力，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扩大各民族相互交流和交往，形成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生动局面。调查显示，无论民族交往意愿还是交往现实都还主要局限于共事层面。在博州，各民族精英阶层多处于多元文化圈，他们是与其他民族交往频繁的群体。在接受调查的精英阶层中，64%的人表示最愿意选择的交往方式是同事，而这一比例在少数民族中则高达76%。以娱乐为最愿意交往方式的有27%，商贸往来只有9%。这说明，由于博州多民族大杂居的特点，在客观上存在着各民族群众长期共事、杂居的现实。调查显示，各民族样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愿意与其他民族成员（指博州的各主要民族）共事，只有13%的汉族表示不愿意与维、哈、蒙、回族共事，各少数民族样本均表示愿意与博州其他各民族共事或持无所谓态度。95%以上的少数民族、82%的汉族愿意与其他民族做邻居，96%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愿意与其他民族的人参加同一社会团体的活动，这些数据生动地反映出博州多元文化的和谐与活力。同时也应该看到要进一步扩大各民族的交往，促进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型，仍需要破除一些文化障碍。
其次，以双语学习为突破口，为族际交往的扩大提供平台。民族交往中最大的障碍第一是风俗习惯的不同，第二是语言障碍，第三是不同。就相互尊重风俗习惯和来说，相互尊重的前提是相互了解，相互了解的前提是能够彼此进行正常的沟通，所以语言的障碍是影响民族交往的关键因素。实际上，在长期混居的环境中，各族干部群众都认识到了学习其他民族语言、相互交流的重要性。调查中，95%的人表示，除了本民族语言外，还愿意学习其他语言，而这一比例在少数民族中高达98%，这表明在以汉族人口为主的民族杂居地方，少数民族学习其他语言的意愿更强烈。因此，要促进民族交往和交流，必须从加强双语培训入手，营造互学互用语言的良好社会氛围。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开展双语学习，用语言的掌握来促进各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族际交往的扩大。
同时，通过大力开展国家意识、中华民族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教育，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共同心理、共有文化的发展，推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推进塑造多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认同，增强国家公民意识，用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感情，团结凝聚各族人民，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
最后，提高宗教工作水平，消除宗教对民族关系的消极影响。新疆是多宗教地区，历史上许多民族几乎全民信仰宗教，宗教深深影响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对民族发展的影响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二重性特征。从积极方面来说，某一个民族的共同有益于增强该民族成员的认同感，促进该民族内部的团结，增强民族的内聚力。从消极方面来说，由于差异而产生的生活习惯、饮食禁忌等方面的差异，会形成人们交往的某些隔阂，阻隔民族间的交流与交往，甚至会成为产生民族矛盾的诱因。博州自古就是多宗教地区，现有信教群众约5.2万人，主要宗教是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信教群众主要以少数民族为主。在精英调查中11%的人认为不同是最容易引起民族矛盾的原因（这一比例在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的比例分别为13%、2%、7%、14%）。在普通群众调查中，31%的被调查者认为族群宗教冲突是最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要缓和、消除宗教冲突，消除宗教对民族关系的消极影响，重点是提高宗教工作水平。特别是通过提高基层干部的宗教工作水平来消除宗教对民族关系的消极影响，以促进不同族际的交往和民族的团结。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场所主要分布在农牧区的特点，乡镇和村队干部的宗教工作的高水平对于缓和、消除族群宗教冲突就具有了重大意义。村队党支部书记处在农村宗教事务管理第一线，应充分发挥他们在农村宗教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一是村支部书记应经常到宗教场所宣讲党的方针政策；二是建立村党支部书记与宗教场所对接的制度，要求村队干部在宗教事务管理中进一步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三是应对宗教场所管理人员的选拔要严格把关。村队干部对宗教场所管理人员情况要有全面、真实、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宗教场所管理人员的选拔中，应尽量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村队支部书记也应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宗教场所管理人员的选拔严格把关，从源头上提高宗教场所管理人员队伍的素质，为博州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注释：
①本组数据引自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组织部基层办2009年底数据。
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总结篇2
摘要：西北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和接纳程度，关系到西北城市是否和谐、民族是否团结、城市社会是否稳定，以及各民族人民是否共同发展和进步。需要从发挥城市社区的功能与作用、发挥城市民族社团的凝聚作用和发挥少数民族精英的桥梁作用等方面构建社会融入网络。
关键词：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050－03
一、研究问题及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的大城市，基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区位优势的突出与经济文化的发达，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产生了较大吸引力，成为其重要流入地。与东部相比，西北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很多独特之处。而兰州市作为西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以及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重要集散地，吸引了大量少数民族人口。据甘肃省民委抽样调查数据，该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每年约有6万人，以回族和东乡族为主。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密切和扩大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技术、文化、思想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发展城市各项社会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对如何搞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以及有效保障城市少数民族合法权益提出了新课题。因此，我们选择兰州市作为案例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比较优势。
兰州市现辖城关、七里河、西固、安宁、红古五区和永登、榆中、皋兰三县。全市总面积1.31万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1631.6平方公里。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情况来看，截至2010年底，全市总人口为382．7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323．53万人，流动人口59．2万人。兰州现有51个少数民族，人口近12.7万，占全市人口总数的3.89％，其中超过五百人的少数民族有8个，分别是回族、满族、藏族、东乡族、蒙古族、土族、维吾尔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人口中穆斯林民族人口占多数，有10.5万人，约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88％。大多数伊斯兰教的教派门宦在兰州都有活动场所，目前经政府批准开放的伊斯兰教活动场所（包括拱北、道堂等）有109处，宗职人员1075人（其中满拉980人）。
准确统计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非常困难，我们试图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小型座谈等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料。在问卷调查中，采用随机抽样和当面发放问卷的形式，共发放问卷2000份，收回有效问卷1928份，回收率为96.40%。其中，男性1725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86.27%，女性275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3.73%。此外，我们还在派出所暂住人口办公室获得了少数民族暂住人口资料，这些资料也可反映出流动人口的情况。借助社会调查资料，我们拟对西北大城市之一兰州市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现状进行论析。
二、西北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现状
关于社会融合概念界定问题，有学者认为它主要包括：社会融入既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结果；社会融入是一种个人的和群体的现象，包括态度以及行为的改变；融人包括整体性融入和差异性融入，后者就是对主流社会的选择性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融入主要包括社会和心理两个方面。其中，社会层面的融入主要是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方面的市民化。本文就主要社会层面的融入展开讨论。
（一）社会交往
据社会调查统计：在与当地人的交往程度上，46.9%的人没有兰州人朋友，5.1%的人兰州人朋友非常多，9.6%的人有一些兰州人朋友，22.7%的人有几个兰州人朋友，3.7%的人则说不清。在与当地人的交往意愿上，92.5%的人愿意与兰州人交往，有4.2%的人不太愿意和兰州人交往，有3.1%的人不愿意和兰州人打交道，只有0.2%的人表示说不清。同时，44.8%的人在兰州没有亲戚或者亲戚很少，34.5%的人节假日通常和朋友一起过，41.3%的人节假日通常与老乡一起过。
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与兰州本地人的交往程度有限，大多数没有兰州人朋友（46.9%），但绝大多数明确表示愿意与兰州人交往（92.5%），这是由于交往愿望因受各种因素的阻碍而难以顺利实现。同时，调查显示有接近半数的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的亲戚或者家人不在兰州，从而在平时或者节假日，朋友和老乡便成了他们的主要交往对象，这种强关系的社会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排遣了城市社会的冷漠感和孤独感，有利于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中，并有利于他们构建一种在择业、生活和心理上处于困难时得到一定援助的社会关系网。
（二）婚恋生活
恋爱与婚姻是迁移就业者适应城市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族际通婚是国际上最常用的分析族际关系和相互融合的指标之一，婚恋观念可以反应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状况。
1.择偶方式与流动时间相关性分析
所谓择偶方式，指的是两性通过一定的方式或途径选择配偶。主要包括包办婚姻、自主婚姻、媒介婚姻等几种形式，即“父母包办”、“别人介绍”、“自己认识”等。
在总共1925名被调查者中，660人属于已婚，其中有656人回答了有关配偶的问题。资料显示：发现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青年在择偶方式上，“自已决定”的几乎为零，由“父母决定”的占40％；打工时间3年以上的青年，“自己决定”的占72．8％，由“父母决定”的只有3.7％；打工时间1―3年之间的青年择偶的主要方式是“别人介绍”57．2％，其次是“自己决定”；打工时间1年以下的青年择偶的主要方式是“别人介绍”76.4％。通过调查数据可见，西北少数民族城市流动青年的外出流动经历使其在择偶方式的选择上存在差异性。上表显示的是两个变量（流动时间与择偶方式）的相关系数和显著水平。相关系数为0.486，两者呈正向显著相关，有外出流动经历或时间较长的少数民族青年往往会选择自己结识或别人介绍者作为自己的择偶方式，更多的体现了自主性，而没有外出流动经历的少数民族青年较多的保持传统的择偶方式。流动时间的长短的不同与择偶方式的选择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这一点与汉族外出流动青年相类似。
2.择偶标准分析
择偶标准是择偶的条件和依据。在择偶标准问题上，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那么当前西北少数民族流动青年的择偶标准又有何不同呢？本研究设计了10个项目，让被调查者按照每项对自己是否重要依次选出前三项，
数据显示，总计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本族信仰”（85.4％）、“品质优秀”（62.0％）、“志趣相投”（45.2％），排在后两位的分别是“出身良好”（7.8％）、“收入可观”（9.3％）。这一结果表明，目前西北少数民族流动青年择偶时已不再把收入、住房、城市户口、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等一般城市居民常见的择偶经济标准放在首位，而看准的是对方“志趣相投”、“工作认真”、“前途光明”等非经济标准。
（三）闲暇娱乐
鉴于闲暇娱乐生活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体现城市生活质量的行为，可以用来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于城市生活的适应状况。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闲暇时间主要活动依次为“做礼拜”（36.1%）、“聊天”（18.6%）、玩手机（3.7%）、朋友老乡聚会或走亲戚（20.6％）、“睡觉或休息”（12.6%）、“外出逛街”（5.6%）、“看电视”（2.2%）、“读书看报”（2.0%）等。当问及原因时，他们的回答依次是“宗教习俗决定自己必须做礼拜”（26%），“经济收入的限制与制约”（23%）、“不应该盲目消费”（19%）、“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没有时间与精力”（18%）、其他（12%）等。
由此可见，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闲暇时间的娱乐活动比较单一、贫乏，由于以回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以伊斯兰教为主，其主要活动以“做礼拜”为主。其他少数民族大多以自我娱乐为主，基本上无人参加体育锻炼，大部分人空闲时在家看电视或睡觉。
三、对策及建议
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和接纳程度，关系到城市是否和谐、民族是否团结、城市社会是否稳定，以及各民族人民是否共同发展和进步。为此，我们应当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充分发挥城市社区的功能与作用
现代社区管理的思想就是将过去的防范性管理模式转变为服务参与型管理模式，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适应当前政府事务重组、社会组织逐步分化的形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的社区，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迫切需要的服务和保障，促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到所居住社区的各项服务和管理之中，增强其社区意识，培养其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其对城市生活的心理适应与调解。
（二）充分发挥城市民族社团的凝聚作用
少数民族联合会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纽带。通过少数民族联合会，可以凝聚社会力量，帮扶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同时，大量发展会员，主要由热心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事业建设的少数民族离退休老干部、老专家、民族干部和有关社会人士组成。联合会注意发挥会员的长处，从调查研究，出谋献策，争取项目等方面给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以帮助，并筹集资金，用于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教育、科技等事业的发展。
（三）发挥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桥梁作用
少数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少数民族老领导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力量，他们最了解本民族的情况，与本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享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对民族工作和活动都比较热心，有着汉族干部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少数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和老领导为协调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所以，民族工作部门要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同他们搞好关系，广泛地经常地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向他们通报民族工作的情况，请他们协助民族工作部门做好城市流动少数民族的工作。
收稿日期：2011-07-11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研究”（Gm-2010-083）
作者简介：马振林（1956－），男（回族），甘肃临夏人，硕士研究生，研究员，从事高等民族教育与民族发展研究；汪永臻（1974－），男，甘肃环县人，历史学博士，博士后，研究员，从事城市发展与区域经济研究；马亮（1985-）男（回族），甘肃兰州人，从事社会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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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总结篇3
本文围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概念阐释、现状特征和思路对策等三个部分展开论述，从巩固思想根基、夯实物质基础、构筑制度支撑、提供精神力量、营造互动氛围与构建安全保障等六个方面，提出促进新形势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促进;新形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考
指出：“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1]新疆是全国民族工作大区，天山南北共同生活着除基诺族外的55个民族2260多万群众。而特殊的区位境域、特有的战略位置与特定的地缘政治，则决定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关乎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乎祖国统一、边防巩固、国家安全，更关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前，面对世情、国情、区情的复杂变化，力促新形势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要从统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准确分析民族工作阶段性特征，遵循“既不能忽视民族差异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也不能无视民族共性放弃引导”[2]的原则，进一步增强各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筑牢民族团结这一发展进步的基石，拉近各民族之间的情感距离，凝聚“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强大力量，形成“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3]的良好格局。
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概念阐释
“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4]是党中央提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重要论断。
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指各民族间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一种状态，从相识、相知、相认等层面构成了各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它既全面把握我国民族发展的本质规律，又鲜明昭示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趋势，为新疆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巩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提供了行动指南。
（一）民族交往是民族与生存发展的基本方式
民族交往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族际关系的协调，即民族关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分为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民族成员个体之间的交往、民族之间的直接和间接交往等类型[5]。
民族交往作为民族互动关系的相识过程，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民族成员个体之间打开沟通大门，获得了重新审视自身的机会，既发现自己与外界的不同，又了解到彼此的差异，起到了互通有无的作用。
（二）民族交流是民族交往的程度深化与内容拓展
民族交流涵盖了民族生存与发展所需物质资料生产、精神产品生产以及民族自身生产（民族生命群体延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交流。[6]
民族交流作为民族互动关系的相识过程，为处于常态、异态或跳跃式的民族，提供其横向量的扩展与纵向质的演进的发展动因，解决了民族间互补互利的共生问题。但由于各民族在所处环境、人口规模与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民族交流往往伴随着一定的非对称性、不平衡性，导致加深交流、提升互动的同时，会产生皆大欢喜的共赢或两败俱伤的零和这两方面影响民族关系的现象。
（三）民族交融是民族交往交流的本质要求与理想结果
民族交融是指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形成民族关系相对和谐的状态。而其并非是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简单的合二为一，也不意味着“理想”结果的自然实现，则经过承认和尊重彼此差异，实现共处共生。
民族交融作为民族互动关系的相认过程，以尊重差异为前提，倡导包容多样、求同存异，接纳各民族差异及文化差别;以关注过程为实质，通过交际、交换、交流等方式，产生交集、减少交涉、规避交恶，促进相互包容、认同;以强调认同为目标，吸收各民族优秀文明成果，形成共同的价值导向与精神家园，发展成为相互包容、相互认同的共同体。
纵观人类发展进程发现：中国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唯一从未中断历史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维系其持续性的根基就在于，各民族通过不间断的交往、不停歇的交流、不舍弃的交融，得以发展进步、完善升华，形成了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共同体。
新疆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各族人民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休戚与共、唇齿相依，共同开发建设新疆，共同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交往交流交融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样贯穿于各时期民族关系的始终，成为包括新疆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自我完善发展的强大推力。
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特征
自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已进入历史发展最好的时期，随着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2014年全区生产总值达9200亿元，增长10%，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前列;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8296元和22160元，分别增长13.7%、11.5%，增速连续三年居全国前列[7]，为筑牢民族团结进步的政治、物质、思想、社会、制度、文化等基础提供了坚实保障。
但要清醒地看到，新常态下，新疆民族工作的内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民族关系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挑战，呈现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任务十分艰巨，发展问题和民生问题相互交织、区域因素与民族因素相互叠加等问题，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加了难度，主要集中反映在以下“五个并存”的现状特征。
（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
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进程中，新疆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断激发起发展的内生动力。特别是实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把新疆将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和医疗服务中心，这就预示着新疆从中国向西开放的“兜底”被重新定位为起点，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但由于新疆市场经济起步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多数行业处于产业链条低端，核心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加之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利益关系不断分化和重组，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利益意识不断增强，利益分配问题应运而生，在各民族群众中产生一种不平衡感。“如果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拉大，趋势长期得不到根本扭转，就会造成心理失衡乃至民族关系、地区关系失衡。”[8]
（二）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
2009年至2013年，新疆生产总值从4277亿元增至8510亿元，年均增长11.5%;人均生产总值从19942元增至37847元，年均增长10.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2258元增至1998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883元增至7394元，超过西部地区平均水平。[9]
但由于历史、自然环境、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区27个部级扶贫重点县有21个处于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和田、喀什、克孜勒苏、阿克苏等南疆地州[10]，那里基础薄弱，发展条件差，有相当部分贫困人口处在低水平温饱状况，因病、因灾返贫率较高，整体落后状况仍未改变。
与东部地区相比，新疆增长速度虽高，但因基数小，总量差距仍在扩大，发展质量的差距更大，尤其是各少数民族聚居区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重点、难点。历史经验表明，贫困是导致民族关系不稳定的根源，是新疆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破坏性因素。
（三）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
随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及诸多优惠政策的出台、19个对口省市5年规划援疆资金总额564亿元的到位，为新疆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进一步保护、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施各类棚户区改造等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使全疆各族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
但必须看到，新疆因财政困难导致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的历史欠账太多，部分少数民族群众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较为突出。无论是现阶段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改善民生、维护稳定，或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社会目标难度仍很大。
（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
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长期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即使在民族自治地方也呈现出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居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随着改革开放，区域城乡间、新疆和内地间人口流动频繁，以上学、工作、经商、务工、旅游为主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加。
2009―2014年，来新疆旅游人数从2098万人增加到5049万人;“内高班”在校生由2万人增加到3.4万人，内地新疆中职班在校人数达9900人;选派6903名干部赴援疆省市挂职锻炼，组织3060名援疆干部与受援地13.1万余名干部建立帮带，为新疆培训各类人才累计54.5万人次。[11]如今，无论是现实世界或在虚拟空间，各族群众交往交流的广度与深度都在迅速增强，从乌鲁木齐城市居民的民族交往相关调查数据得到印证：77.3%的调查者表示有民族朋友，其中16.1%、24%的人确认有较多或10人以上;在了解民族风俗程度方面，各有51.3%、30.6%和5.3%的人认为知道一点、较了解与非常了解，总体达到98.3%;37%的调查者表示能听懂其他民族语言。这表明各民族在交融中共同点不断增多，民族分布交错杂居的趋势进一步发展。①
然而有接触就难免会有摩擦，通过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发生冲突方面的调查发现，有69%的人选择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15.3%的人则竭力维护本民族文化②，这反映出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问题时有出现，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呈易发、高发态势，对民族关系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前，民族问题与各种矛盾问题更紧密地交织，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化解心中隔阂、弥合感情裂痕、增进团结互信的任务仍然艰巨。
（五）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
当前，正值暴力恐怖活动的活跃期、斗争的激烈期、干预治疗阵痛期的“三期叠加”特殊时期。新疆作为我国、反渗透、反恐怖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近年来对“”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效果显著，将很多仍处于雏形的犯罪团伙连根拔起，有效遏制其嚣张气焰。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活动的斗争是长期的、激烈的，全区长治久安基础较为薄弱，局部地区活动频繁，并有向内地蔓延的趋势。
事实证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上扬和西方利益集团的相对衰落，西方敌对势力对新疆实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逐步加剧，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进行渗透破坏活动日益频繁。国际敌对势力的这些活动对新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同时也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构成重大威胁，应保持高度警惕。
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路对策
维吾尔族有句谚语：“离了众人会迷路，团结才能见光明。”要想过上幸福生活，要想社会不断进步，惟有各族群众不断加强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相扶相携、亲如一家，才能使民族团结更加深入人心，才能激发出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正能量。
为此，全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必须坚持“正确认识交融、切实尊重差异、逐步缩小差距”，反对“同化论”、“固化论”倾向，筑牢民族团结的基石，找准各族群众利益的结合点、心理的契合点、感情的共鸣点，把党的民族政策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落实到各民族生产生活之中。
（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巩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根基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加强中华文化建设，增进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命运共同体，使各民族心心相印、血脉相连。
1.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强化国家文化认知，增进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增进各民族对国家疆域和地理文化的认同，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意识，强化国家象征符号的宣传与教育，增进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2.增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建构中华民族认同，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培育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调控民族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在文化认同中从多元走向一体。
3.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宣传教育，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树立科学的文化选择观，切实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实现中华文化与时俱进。加大宣传力度，把中华文化渗透到各类学校的文化教育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等教学中。
（二）继续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夯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质基础
坚持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坚持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不断改善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提高他们思想道德、科学文化与健康等素质。
1.以推动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为契机，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探索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增强民族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聚居区边贸、民贸、财政税收、扶贫开发、西部开发、产业扶持、区域经济等相关政策与配套措施。加大人才、资金和科技投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助推其参与经济建设大局，并在同各民族的经济互动中逐步缩小差距，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2.加大少数民族聚居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发展教育、医疗事业，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帮助打通与其他民族进行经济互动的动脉，不断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兴边富民打好基础。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给予优惠政策安排，鼓励有竞争力的企业进行投资，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互动，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3.持续完善对口支援机制与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既要有效利用行政力量推动帮扶，继续给予人财物等方面的支持，又要引入市场机制，在产业发展、项目投资等方面加强合作协作，形成互利互惠共赢的发展模式。通过深化对口支援与扶贫开发工作，促进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使资源优势逐步转变为产业优势及经济优势，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
（三）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支撑
切实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坚持因地制宜、因族举措、分类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
1.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用法治思维和手段规范和协调民族关系，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完善民族法律体系，强化对法律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2.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健全体制机制，完善民委委员制，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充分调动、合理发挥方方面面的积极作用。
3.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精细化，善于针对民族地区的不同类型，制定不同的治理方略，并善于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文化、信息、媒体等多种手段综合施治。
（四）以现代文化引领，解决多元文化共存共荣问题，提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力量
坚持以开放态度对待各民族文化，大力发展一体多元、融合开放、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文化，扎实做好现代文化落地工作，引导群众在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
1.以现代文化对冲极端思想，建好惠民工程，用好文化阵地，做到文化活动常常有，让群众当主角，走到台前，自娱自乐。发挥“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的平台作用，让群众共享文化成果，加强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四个认同”。
2.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尽快建立健全民族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以法律方式保证文化保护的法律地位与运作程序，同时加强文化保护的公众意识和社会责任。加快政府保护方式的改革，要倡导博物馆式、原生态、教育、专业、生产性等多渠道保护方式。
3.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真正把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重要产业来抓，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规律的文化机制、经营机制，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此外，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五）开展以“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为内容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营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动氛围
创新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弘扬爱国主义与新疆精神，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促进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在和谐共居中，力促交往交流交融。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地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要把握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从居住生活、工作学习、吃穿娱乐、婚丧嫁娶等日常环节抓起，营造尊重少数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的社会氛围。
要引导各族群众互动交流、共建共享美好社区，促进各族群众在平等基础上相互尊重，在理解上相互包容，在愉悦中相互欣赏，在进步中相互学习，在需要时给予无私帮助，在友好相处中不断增进感情，构筑各民族的温馨家园。
2.在互帮共学中，力促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途径，加强双语学习，汉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学习普通话，以促进汉族和少数民族交流与交融。特别要鼓励各族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双语。
要推进有条件的中小学实行民汉合校、混班教学与混合住宿，让各族青少年从小玩在一起、学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手拉手、心贴心、交朋友，建立水融的民族关系。
要统筹推动新疆与内地、南疆与北疆、兵团与地方的各民族间人员的交流。有针对性地推广大学生赴内地培养模式、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自愿赴内地务工、经商和居住，拓宽新疆少数民族与内地交流渠道。
3.在团结共事中，力促交往交流交融。各族干部要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站在各民族共同利益的立场上想问题，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率。民汉干部混搭共事，工作中勤商量、多沟通;各族群众要相互感恩，相互欣赏，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学会换位思考，推己及人。
4.在幸福共乐中，力促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文化惠民产品创作水平，注重人文化、大众化、实体化，推进理念、手段、载体、方法创新，采取“送文化下乡”等形式，切实解决好表面化问题，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为各族群众送去快乐、送去吉祥。
（六）防范、打击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构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安全保障
坚持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各族人民利益，依法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依法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坚决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切实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1.创新民族事务部门工作机制，增设专门机构、负责人员和专项资金，充实力量、完善设施，形成长效机制。注意把握尺度，做好事前干预，把隐患消除于萌芽状态。
2.清醒认识敌对势力渗透的恶意性及危害性，正确区别各民族正常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与民族工作领域的反渗透活动。对涉及民族因素的人民内部矛盾，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化解，防止事态扩大和矛盾激化。对于极少数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犯罪分子，对搞民族分裂和活动的犯罪分子，不论什么民族出身、信仰哪种宗教，都要坚决依法打击。
3.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要抓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普法教育工作，创新宣传形式和载体，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提高依法维权、依法解决矛盾纠纷的意识和能力。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
4.发挥爱国社团作用。重点扶持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社团，充分发挥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提高其组织管理能力，增强在本民族群众中的威信，引导广大群众自觉维护团结，抵御渗透。
结语
“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长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在时代前进的进程中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建设的不断发展，新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越来越多，“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12]（作者单位：公安边防部队乌鲁木齐指挥学校）
注解：
①资料来源：2013年新疆大学教师开展《乌鲁木齐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研究》课题调研数据.
②资料来源：2013年新疆大学教师开展《乌鲁木齐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研究》课题调研数据.
参考文献：
[1]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30（a01）
[2]姚彤李行：自治区民族工作会议暨第七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n].新疆日报，2015-05-09（a01）
[3]人民评论员：从战略全局高度谋划新疆工作――一论学习贯彻新疆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14-06-02（a01）
[4]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30（a01）
[5]韦民米广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n].中国民族报，2012-07-20（a02）
[6]哈德别克・哈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大势――自治区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解读之三[n].新疆日报，2015-05-22（a02）
[7]杜文静：凝聚团结发展正能量――新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综述（上）[n].新疆日报，2015-05-08（a01）
[8]姚彤李行：自治区民族工作会议暨第七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n].新疆日报，2015-05-09（a01）
[9]戴岚王斌来等：我们新疆好地方――新疆促进民族团结工作综述[eB/oL].人民网，（2014-10-10）
[10]资料来源：中国首个扶贫日，592个部级贫困县名单[eB/oL].人民网（2014-10-17）
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总结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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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不断增进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这一共有身份的认同，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把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作为一项根本性、战略性任务抓紧抓好。湖北少数民族常住人口有247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5%，是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省份之一。湖北统战系统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推动中央关于民族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在坚持党的领导中增进政治认同。强调：“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要的就是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做好民族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到加强民族团结的各方面，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中流砥柱，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推进。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着力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切实增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增进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强大精神力量。指出：“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重要内容。不断挖掘和大力弘扬各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和精神，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引导各族人民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持续深化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人们的心灵深处。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以民族大义为念、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重，把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祖国发展繁荣。
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总结篇5
2009年12月21日至2010年1月6日，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作为祖国大陆首次系统、全面、原汁原味地展现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大型主题展览的主办单位负责人，全国台联会长梁国扬在接受大陆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随着两岸关系的深入发展，大陆民众与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的交流交往向更高层次、更深领域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为了进一步推动两岸文化交流，进一步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全国台联举办了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展。全国台联愿为两岸同胞加深了解、增进理解、增强友谊做好沟通桥梁。
藉历史文化展加深两岸同胞了解
台湾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本身的历史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灿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两岸长期隔绝，大陆同胞对台湾少数民族同胞了解不多。梁国扬表示，全国台联作为定居祖国大陆台胞乡亲民间团体，其职责就是联谊、团结、服务广大台胞乡亲，服务社会大众。举行此次展览，就是为了加深大陆同胞对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这也成为全国台联举办此次展览的缘由。
梁国扬说。当前两岸各领域、各界别的交流交往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台湾少数民族同胞也不断加入到两岸交流的行列中来。成为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然而大陆民众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及现状不是很熟悉。因此有必要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加强大陆民众与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的交流交往。这次展览从历史、文化、生活三个方面，通过照片、影片、文字、器物等实物，展现台湾少数民族现存14个族群的社会制度、家庭组织、生命礼俗、信仰祭典、音乐舞蹈、部落建筑、渔猎器具、服饰工艺、饮食文化等形态。实物展出，本次展览除还特别邀请了14个台湾少数民族族群的头目、长老代表及部分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出席，展览期间还同时举行的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讨会、台湾少数民族歌舞表演等活动，无疑将进一步增进大陆民众对台湾少数民族的了解，密切两岸同胞感情联系，进一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采访中，梁国扬介绍道，虽然台湾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台湾总人口的2％，但他们的聚居、活动区域却占台湾总面积的40％以上。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在与台湾少数民族乡亲的接触中，当地族群部落也希望能发展深入各少数民族部落的深度旅游，将原汁原味的台湾少数民族风土人情介绍给大陆观光客。全国台联也希望藉此次“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展”的举行，积极促成此类项目列入祖国大陆旅行团的特色路线。
谈到此次展览的延续性问题，梁国扬表示，“不会一展了之，据了解，现在祖国大陆很多省份对此都有兴趣”。他希望能够在全国各地巡回展览，结合各承展地的实际情况，对规划面积为2700平方米的展览做灵活调整。当记者问起会不会将展览办到岛内时，梁国扬表示，如果台湾方面有需求，办展条件也允许。也会考虑将这一展览办进岛内。
作为台胞组织全国台联更有优势
能成为祖国大陆首次大规模、系统、全面介绍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专题展览的主办方，作为祖国大陆台胞乡亲民间组织的全国台联，无疑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
梁国扬表示，全国台联能够举办如此大规模的专题展览。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和先天条件：全国台联及各地方台联中有不少台湾少数民族乡亲，依托他们，在岛内积累了不少人脉关系，这些关系也为此次展览提供了很大帮助：全国台联在长期工作中重视和台湾少数民族的互动，例如在每年的台胞夏令营、冬令营都会专门接待台湾少数民族的学生，并视他们的实际情况而在政策上予以倾斜照顾：全国台联通过长期调研也为台湾少数民族乡亲提供了一系列直接帮助，如已连续开办了6期的烹饪技术培训班，其中很多台湾少数民族乡亲通过学得的技艺。在岛内开拓了自身的创造就业机会。开办的舞蹈艺术表演培训班也拉近了台湾少数民族与祖国大陆各少数民族在传统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2009年的海峡论坛上。全国台联还举办了台湾少数民族事业发展论坛，旨在帮助岛内少数民族各项事业的发展：近几年。各省市地方台联也在积极举办两岸少数民族“丰收节”活动。邀请台湾少数民族乡亲到祖国大陆和大陆各族人民一起欢庆丰收：与此同时，全国台联还出版了一套介绍台湾少数民族的丛书。向大陆同胞系统地介绍台湾的少数民族。“莫拉克”风灾期间，台联积极募集了850万元善款和等值物资，通过各种途径送到岛内，特别是受灾最严重的台湾少数民族乡亲手中。这些工作积累，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理解，对全国台联举办此次展览有很大的裨益。
梁国扬介绍说，举办“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展”非常有意义，因为大陆同胞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情况了解较少，而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两岸文化交流中所不能缺少的。全国台联通过长期与台湾少数民族乡亲交流交往后，对其历史文化有了一定了解。很多岛内从事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得知我们有举行此次展览的想法，但关于台湾少数民族的资料实物较少，这些乡亲们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此次展览在众多岛内朋友的帮助下，文献翔实、展品丰富。像本次展览的艺术总监赛夏族群的根志优先生提供了40多部影像资料以及近400件实物资料等很多素材。岛内的少数民族乡亲为了使展览更直观，还特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手工赶制出14个台湾少数民族族群的传统服装。
发挥联谊作用拉近两岸同胞情谊
成立于1981年的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以联谊、团结、服务为创会宗旨。已经走过了29年的岁月。此次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展的举行，是全国台联联谊、团结、服务台胞乡亲，拉近两岸同胞情谊上又一个生动例子。
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总结篇6
关键词：社会变革；民族地区；政治社会化；对策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5―0001―08
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问题是当代政治学领域中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前沿性课题。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是少数民族成员个体与社会不断互动的过程。就社会系统而言，它是政治共同体塑造少数民族“政治人”的过程。反过来，作为政治公民的少数民族“政治人”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表现出的社会基础和支撑力量的巨大作用，又使得人类的政治共同体成为一个利维坦式的政治熔炉，“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个大熔炉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观念。政治熔炉能够促使每个新成员形成政治自我，从非政治人转为政治人”。对于社会变革中的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治理来说，政治共同体如何模铸合乎现代要求的少数民族政治人就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因此，本文试图跳出时下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微观情结，以变革社会中的指导性社会化为界分限度，对政治控制场域中的核心要素进行分析，力求维持或延续政治秩序中的软秩序，探讨政治熔炉情景下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
一、社会变革呼唤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实现
变革是指事物发展的一种状态、一种形式，它是对事物的改造和革新。而“社会变革”主要是对现存的社会结构或体制进行局部性改革，是定向性的社会变迁形式。目前，我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它意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由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变，由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变，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由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变，由静态社会向流动社会转变。这些变革必然引起了文化、经济、政治、交往方式、传媒等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震荡以及传承政治文化的艰巨，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运行。随之而来的是：少数民族成员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的积极趋势的同时，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荣誉感和职业伦理有所弱化，政治信仰缺失，政治认同开始出现危机，而这又势必影响和制约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
(一)政治文化变革的多样化
政治文化的变革在社会变革时期的转变中是首要的因素，有学者曾说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社会变革的启动因素，是政治文化的变迁。也就是说，70年代末孕育的社会变革，是从政治文化领域找到突破口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在转变中从统一的封闭保守、自我维持的传统发展模式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呈现出对社会变革的适应性和容纳吸收异质文化的开放性特征，充分体现了主流政治文化鲜明时代特征，实现了政治统治价值观的深刻转变。少数民族成员的政治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有利于少数民族成员主体性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的充分发挥。然而，在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确定的同时，由于历史复杂性原因，一系列传统政治文化、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政治亚文化广泛存在并与之冲突，各种民族主义、、伦理道德、习俗等充斥着主流政治文化，使政治文化在变革时期呈现多样化趋势。再有主导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也在摩擦和冲突中发展，而由于两种文化是同一时代下不同性质的文化，既有某些可借鉴东西，然而更多的是有害于主导政治文化传递和发展，并企图以“和平演变”方式，渗透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之覆灭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因此，这就给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带来了负面影响，不利于少数民族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接受和认同主导政治文化，成为合格政治角色。
(二)社会经济变革的市场化
我国经济变革主要内容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了长足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是有利于少数民族成员的政治社会化。但同时应该看到，由于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小农经济，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旧体制下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东西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以及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不到位等社会的不和谐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造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评价，影响到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社会公平的信心。如“在那些平均收入明显低于其他地区，或收入增长明显比其他地区慢的地区，人们往往普遍存在不满的情绪。他们会认为他们的状况是中央政府不够关心造成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在东西部地区都会滋生不满情绪。就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有些人把西部地区的落后和贫困归结为是中央政策的倾斜或制度安排不当。甚至有人认为，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各少数民族地区源源不断地向国家和先进民族地区输出各种原材料和半成品，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得到的只是低廉的报酬。而发达地区通过对这些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加工、深加工利用，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这其实是不等价交换。
正如有学者所言：“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已十分严重，必将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引起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不安定因素在增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对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的传递。
(三)政治变革的民主化、法治化
党的十六大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确定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不断得到新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在保持政局总体稳定的条件下逐步深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了加强和完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权威得到了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少数民族的民利不断扩大，人权保障不断加强，少数民族成员的参政议政意识和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这一切都有助于少数民族成员对政治体系做出正确的评价，推进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落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需的经济、文化条件还很不充分，因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制度仍不完善，民主化水平仍很低，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暂时无序，有些民族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各民族利益集团的分化重组，使商品经济的某些原则向政治生活渗透，个别民族地区的政府官员、党员干部利用改革之机，违法乱纪，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使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认同感下降，阻碍了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对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的传递。
(四)交往方式变革的全球化
当代人们活动范围随着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已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愈益密切。目前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整个世界则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成为了一个高频率使用的词汇。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也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验以及科学技术成果，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解放，坚定了民族地区群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因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使他们扬眉吐气，在国际交流中获取的正面成果。也使他们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更加拥护，这一切都有助于推进少数民族成员政治社会化进程。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的西化、分化的图谋。尽管冷战的结束使旧的意识形态划分已经终结，但海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仍然妄图利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利用“民主牌”、宗教以及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等对我国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腐化，企图把我们沦为他们的附庸。主要表现在对所谓的“问题”、新疆境内外“东突”恐怖事件和内蒙古的所谓“三蒙统一”等民族分裂主义的支持。在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发展还不成熟，社会主义优越性尚未完全充分展现的情况下，这些破坏行为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社会化无疑有着消极的影响，我们必须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
另外，被称为是继传统传媒(报纸、广播、电视)之后新兴起的“第四媒体”网络的方兴未艾，它对少数政治社会化也有着巨大影响。它扩大了少数民族成员的知情权，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参政兴趣、参政意识，这有利于政治文化的传递，它不仅给予我们政治生活带来无尽的便捷，也会严重阻碍我们政党的政治生活，主要表现在：随着我们运用网络便利吸收政治文化的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反动宣传同样如此便利地疯狂向我们袭来，甚至造成严重后果。同时，西方的意识形态也会在网络传播中盛行，扰乱少数民族正常的政治思维、阻碍其成员正常政治社会化、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安全。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的运作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撑；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既不是“卡里斯玛”，也不是神授，而是世俗化的法制权威，而这种权威来源于公众的同意。至此，如何维持少数民族成员的“一致”与“同意”就成为现代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重要任务。而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程度反过来又影响这个社会的政治体系的运行。因此，加大力度建设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努力使少数民族成员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并与之相协调，就成为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迫切要求。
二、社会变革中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宏观治理环境的营造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政治社会化与社会的环境是辩证统一的，环境制约着人的政治社会化，人的政治社会化反过来又强有力地影响着环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在政治社会化场域，环境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对每一个人来说，政治文化的获得，政治行为的产生都是其所在环境作用的结果。”当前，影响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环境因素很多，但主要是经济民主、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传媒等宏观方面。因此，要提高政治社会化的水平，就必须首先从以上方面着手营造良性的治理环境。
(一)注重民族传统文化现代价值之挖掘与主导政治文化之融合
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导政治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亲和性。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成功经验表明，特定的政治文化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越契合，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就越明显。因此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成分，注重它与主导政治文化之间的衔接和融合，对于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实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是重视少数民族伦理文化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比如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中所蕴含的努力生产观、公平交易观、合理分配观、适度消费观等有助于激发广大少数民族的劳动热情，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增强他们面对艰难困苦的勇气和力量，形成他们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和崇尚劳动、注重创造的价值观，从而成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激励机制，为有效实现他们的政治社会化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教育文化中所蕴含的义务教育观、两性平等受教育观、终身教育观等对于提高少数民族成员的文化素质、充实他们政治社会化的个体素质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伦理文化中蕴含的保证社会正常运动、和谐发展以及团结协作的社会伦理规范观对于加强各民族团结、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为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重视民族文化交流在民族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民族群体文化交流，并不是自古就有的，民族群体文化交流和民族政治发展是随着民族的产生而出现的社会现象。随着现代民族群体文化交流的增多，民族交往和民族政治关系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民族群体文化交流能够推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在现代政治文化交往中成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名片和交流对话的资格，民族群体文化交流和民族政治关系发展是两个紧密相连、互为因果的问题。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表明，特定的政治文化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越契合，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就越明显。
(二)加快民族经济发展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巩固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根基。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政治社会化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速度较快，社会成员从发展过程中普遍受益，则社会成员就容易接受和认可政治体系所倡导的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就容易取得成效；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速度较慢，收入分配不公，失业现象严重，政治社会化就不容易取得成效。对我国少数民族公民进行政治社会化，树立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向相一致的意识观念，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夯实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物质基础。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经济需要先于政治需要，在物质生活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前提下，人们就不会有积极参与民主政治的愿望，由此而决定的观念形态就会使民主政治遭受冷遇。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是在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民主政治、政治热情才有可能提上议事日程的写照。
当前，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低水平从许多方面影响和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效果。因此实现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途径之一便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就国立体网络系统的政治社会化结构，改变政治社会化机构流于形式的现状。当前，除继续保持家庭、学校、政党、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发挥之外，还必须激发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区、各种中介组织、企事业单位等机构的潜能，积极培育民族地区的公民社会，把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与各街道办事处，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等有机联系起来，切实形成推动政治社会化健康发展的合力。
(二)提高少数民族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形式，是培养和提高少数民族公民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其政治态度形成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它内含着政治态度养成所需的诸多重要成分，可以训练个人参与政治的技巧，教导人们获取政治知识的方法，引导人们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了解政治的正式结构及政府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等等。阿尔蒙德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过学校教育的人比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较少的人相比，前者能够更好地认识到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他们对政治更关心，对政治领导人的情况更加了解，并表现出更强的政治能力。这表明，政治社会化对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具有统帅、服务和保障的重要意义。
在我国，政治社会化具体工作的展开都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的名义下进行的，对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状况直接决定着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效果。提高少数民族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实效性，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要坚持把育人放在首位。必须要尊重、关怀、理解、信任他们，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生活习俗、语言等方面的特殊性，采取适当的教育方式方法；二要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反对民族分裂相结合”的原则。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理论素质总体情况是好的，思想政治状况主流是积极健康并向好的方向发展，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衷心拥护和赞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他们理论教育不能仅仅告诉他们关于正确与错误观点的结论，更要注重从具体理论和观点的社会意义上讲透其正确与错误的原因，以及辨别的方法。引导他们在平时的劳动和生活中认识历史和现实，深刻感受和理解党的历史使命和自身的社会责任；三是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首先要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个人生活一体化。贴近生活和实际就是从他们实际生活需求出发，帮助处理好与社会、与他人以及与自己的关系，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公民；四是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原则。少数民族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和具有鲜明特色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少数民族勤劳、善良、热情好客，能歌善舞以及质朴，对人真诚，勇敢、团结等优良品质，他们继承了本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在思想教育过程中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以上的特点，要不断的结合新形势、新情况，制定出切实有效可行的方法。
(三)拓宽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的民主渠道
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总结篇7
关键词：互联网；技术；霸权；文化危机
中图分类号：tn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4）23-0088-01
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虽然只有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但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们以往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正事、文化、教育的变革与发展进程，推动着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随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改善，互联网技术也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标志进入少数民族地区。
1网络作为技术的本质
互联网时代被很多学者誉为信息时代，或后现代时候，但是作为技术本身，互联网又不可能逃脱技术的本质特征。“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对人和事物所做的一切都在其中设计着。”因此技术本身不是中性的。任何技术都是人的发明，总是渗透着人的期望，体现着人的需要、目的，都负载着价值，这种价值可以称为潜在价值。而技术在实践过程中，又会显现出在设计需求、目的之外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称为实践价值，这种价值也可能产生正或负效应。技术本身的实践价值由于在设计开发技术的预期内是不能被预知的，同时也只有在技术实践的过程中才能被显现，因此这是一种不期价值，所以不论这种价值在实践过程中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都不能避免。
作为一种信息传输工具，网络技术初期设计和研发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信息传输的更快速，更畅通，同时不受军事打击的影响。信息传输的快速，优越，不受制性这是在设计之处的目的和潜在价值。但是作为一种极其优越的信息传输技术，本身的优势决定了其不可能仅仅改善军事信息传输。迅速在各个领域内发挥其巨大的优势，信息共享，信息传播，使得各个领域内都因互联网技术，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是不可忽略的是，互联网技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展现出另外一种实践价值，那就是：“规模的全球性、网址的唯一性、协议的统一性、功能的服务性”等。
2网络文化霸权
美国学者亨延顿做出大胆推论，认为影响未来国际关系格局的将是目前世界上几大文明圈之间的冲突……诚如有人解析八国集团‘冲绳’内容时所指出的，无论富国宣称网络将为全球带来多少人类必不可少的福利，那都是一次维护既得利益者的瓜分世界宣言：世界秩序已定，网络规则出台，剩下来的就是如何执行。
结合云南实际情况，不难看出，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汉文化显然是主流的排他文化。首先，网络的普及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开放”程度的一个标志之一。不可否认，网络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使得很多人知道了其他文化传说和故事。
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本身在普及互联网技术时处于落后的局面，加之汉文化在互联网上是主流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在网络上属于稀有文化，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不可避免的有失偏颇，在一些方面或多或少会融入其他文化元素。所以，总体上来说，少数民族文化在网络普及中处于较为不利的位置，受到网络霸权文化的影响。
3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网络使用解析
笔者在沧源佤族自治县调研数月，对中学初三，高三的四个班级数个网吧内上网的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共149份，部分统计结果如下：
上过网的140人，没上过网的9人；其中网龄大于1年的82人；每天上网大于2小时的65人；95人认为网络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获取信息，76人认为娱乐休闲；如果没有网络，80人认为不适应，57人认为无所谓；78人确定自己比一年前上网时间明显增加；在使用QQ等聊天工具之后，82人认为和朋友之间的交流基本通过网络，实际交流减少。对于上网是否改变了自己的作息时间，其中55人认为改变不大，43人认为改变很大；对于网络上的内容，79人认为先进且重要，而62人认为有点重要；对于网络上宣传的佤族文化是否真实，62人认为有些地方不对，28人认为很多地方不对，17人认为完全不理解佤族文化。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网民的网龄至少1年，获取新闻信息的方式为网络，最重要的是这些人认为网络所负载的种种元素代表着先进且重要。这都体现出互联网技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单向性，单一性”。汉民族文化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主流文化元素边缘少数文化元素的影响。
4网络技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从产生、发展、壮大到传承的过程中，必然会从一种特定的自然环境下开始，在这个独一无二的自然环境下，与自然环境相互结合，不仅发展形成套独一无二的民族特点，也会产生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文化又在长期的历史传承和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文化是不仅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最好阐释这个民族自身的一种方式。当不同民族的之间开始相互交流相互融合，这不仅使得人类进入了多文化的近代人类社会，也使得人类可以更好的面对自然发展。而“人类社会的每一种文化都会以其特有的方式把人们维系成聚合体，这些人群的聚合就是民族。”
云南境内有26个少数民族，其中15个少数民族为云南所特有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精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是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对民族繁荣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信息时代，作为“进步”、“文明”、“开化”象征的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很多地区已经普及了互联网。而网络上的主流文化的单一，少数民族网络文化输入大于输出，使得少数民族文化遭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网络作为一种代表着先进的技术，必然会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在信息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各种文化的相互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单从互联网技术本身来说，弘扬少数民族文化有着显而易见的优越性，但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在面对主流文化时的单一性又是实实在在的。笔者认为，只有通过让少数民族文化在信息时代以新的方式生存和发展，使他们建立起自身的优越感，明白自身的文化的宝贵性，不盲从追逐所谓的“主流文化”、“先进文化”，并且运用网络技术建立起少数民族文化的基地和领域，使得少数民族文化在网络时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常晋芳.网络哲学引论：网络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总结篇8
摘要本文通过对历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及民族传统体育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归纳、总结、分析，从我国民族运动会的发展来分析我国传统体育的发展趋势，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及普及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少数民族运动会为各民族提供交流传统体育文化的大平台。通过对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研究来探析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少数民族运动会民族传统体育发展
一、民运动会对少数民族体育的影响
（一）加大了民族体育的宣传力度
全国少数以民族运动会是少数民族体育事业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也为各个地区民族体育交流提供交流平台，同时也是各民族展现本民族独特民族文化魅力的大舞台。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的生活风俗习惯互有差异故各自形成的民族体育文化也风格不同，互有差异。比如上一届民族运动会，云南省获得金奖的几个项目在运动会结束后，马上被邀请到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进行为期四天的表演，数以万计的观众前来观看了这些节目，现在还有很多游客慕名来到云南观看这些表演。
（二）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
民运会丰富的体育项目和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是各族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同样某项运动的开展也是离不开广大基层群众的积极参与。我国体育学专家对我国民间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搜集和整理，发现民间还保存着1000多个传统体育项目，其中700多个就来源于少数民族。由此可见，民族运动会还应规范和整理民族体育项目的发展，大力弘扬推广民族体育文化，并以此为桥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交流。赛马、芦笙舞、毽球、秋千、射箭、射弩、摔跤……在历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都是榜上有名，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加强了各民族体育的交流融合，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交流中互相借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构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宝库。
（三）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社会文化是与基层广大群众生产和生活实际紧密相连，由基层群众创造具有地域、民族或群体特征，并对社会群体施加广泛影响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的总称。
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都有的共同点、民族性、传统性、体育性。我国幅员辽阔，地广人多在辽阔的土地上居住着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所处的环境又各不相同，社会历史条件也各异，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性也有区别，各种文化特质也不尽相同，每个民族必然蕴含着本民族本地域长期积淀形成的思想观念，民俗民风，于是个民族体育发展的形式与内容有显著的差异。
二、民运会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分析
（一）优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我们民族传统体育在项目数量上占有一定优势，如果从民运会的表演项目和竞技项目数量上来看，竞技项目数量屈指可数，那么如何才能使更多的民族传统项目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触呢？我个人认为就应该让更多的民族传统体育的表演项目走竞技体育的道路。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加强有关民族体育竞赛工作的管理意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项目后备人才的培养，建立一支稳定的少数民族体育研究队伍。二、推广各类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让更多的了解、认识、参与到少数民族体育活动中来，让更多的人感受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所带来的快乐和健康。三、加强对体育工作者的教育，尤其注重对裁判员道德和执裁手段专业水准的培养，使其做到公平、公正、严肃、认真。四、建立科学的、完善的竞赛项目规则。结合个项目的实际情况是规则更具人性化。
（二）走向全民健身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有民族性、传承性、娱乐性、地域性、健身性等特点。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民族信仰、民族情感等方面的内涵，既有明显的锻炼身体价值，又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需求是全国广大地区一种理想的健康娱乐手段。
（三）以民运会为主带动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自1953年在天津举办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以来、至今我国已经举办了八届民运会。从参赛人数上看，又50年前第一届的十三个少数民族395人发展到现在的55个少数民族达上万人，项目设立上也由第一届竞赛项目5项、发展到第八届的15项。从这几届民运会上可以看到，民运会不仅表现在参加的民族和项目迅速增加，而且带动了各民族积极进行本民族体育项目的挖掘整理。1995年，在国家体委提出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已提出要积极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挖掘和整理民族传统体育宝贵遗产，把民族体育作为贯彻全民健身计划的重要形式，从政策上肯定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全民健身计划中的作用，也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指明了方向。树立全民健身的思想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现在举国上下正在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这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对弘扬民族传统体育将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将会极大地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并对群众体育活动的完善和创新、体育要素的结构优化与功能改善、体育知识的普及、体育人才的培养及我国体育理论的发展等方面将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曾宪亮，于永久.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人民出版社.2006.6.
[2]芦平生，杨兰生.民族体育研究[m].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12.
[3]车婷，王景明，汪雄，潘泽凯，刘宏.从云南省第8届民运会看我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未来发展体系之构建[J].体育科技.2009.6.
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总结篇9
关键词：少数民族发展融合新理念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1-151-03
一、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沿革和当前成果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就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但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落后、生态脆弱、人才素质不高、地域条件限制等原因，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十分缓慢。而且由于我国发展的历史原因，也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情况，主要有三个阶段。
首先是发展起步阶段。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从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国家政权面临的历史任务出发，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制定了分类指导的政策。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也在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与艰辛的探索，民族地区的民族工作正慢慢步入正轨，各项事业都有条不紊的开展。民族地区无论在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等方面都取得建设性的成果。同时，党和国家从源头上铲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阶级根源，民族地区逐步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地区正向着更加和谐和美好的方向发展。
其次是发展停滞阶段。民族地区在思想教育、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误差，严重影响了各民族的和谐发展。
最后是发展飞跃阶段。主要是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内容。为此，党和国家全面恢复了民族工作机构，重申了过去行之有效的各项民族政策，并给予更多的优惠和帮助。大大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和社会发展差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
（一）产业结构更加合理
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以高山丘陵的地貌为主，山多地少，矿产丰富。同时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技能水平偏低。而且地区的交通相对落后，严重阻碍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所以在众多制约条件下，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水平普遍低于国内中部及东部地区。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特色和产业情况，党和国家配合地方行政机关，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以地方农业为主导，以初级工矿业为推动，以第三产业为特色的区域产业结构特征。促进了地方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也发展了民族地区的特色经济和优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调动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巨变。当前，民族地区的产业经过几十年的长足发展，已经形成了农业、矿业、服务业相互协调发展的合理局面，是多年来的重要成果。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重要成绩。
（二）基础建设更加完善
众所周知，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主要居住在边疆地区和边远山区，这些地区交通闭塞、信息不畅，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扩大民族地区的投资，支持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状况的明显发展。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累计完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超过1万亿元。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公路线路和铁路运营里程增加43%和29%，旅客和货物周转量增长620%和294%。一批对民族地区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重点建设项目相继开工或建成投产，南昆铁路、二滩电站、北京至乌鲁木齐通信光缆工程、内蒙古地区铁路、62个建设项目、新疆吐哈油田、南疆铁路、宁夏引黄灌溉工程等，大大改善了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状况。通信事业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大部分县市开通了程控电话和无线寻呼。行路难、通信难、饮水难、用电难的局面正在民族地区发生巨大改变。各种基础配套设施也更加完善。
（三）教育投入更加健全
少数民族地区历来是教育发展的薄弱地区，但是教育的发展是推进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从民族地区的特点和实际出发，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不断加大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促进民族地区的教育改革，使各类民族教育与国家教育体系协调发展。数据显示，1997年，民族地区普通高校、普通中专和中小学在校生分别比1978年增长5.4倍和1.2倍。而且到目前为止，民族地区已经形成了从幼几园到综合大学的教育体系，建立了一支各类人才齐全的师资队伍。同时，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学，即保护了民族语言，也促进汉语普及，加强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交流和发展。在内地大中城市，为促进各族人民的学习交流，帮助民族地区开办优质教育，这些地区结合地方需求开办了各类民族班和民族学校。专门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服务。
（四）合作交流更加频繁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交通闭塞，语言交流等障碍，在区域交流等方面有很多的不足和困难。导致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经验不足。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文化教育入手，促进汉语的普及，同时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供给，并且在发达地区开设民族学习班，定期加强民族人才的交流学习，促进其在知识水平等方面的不断丰富。在各个层面，国家也通过政策倾斜等方式，加强民族地区人才的交流合作。经过多年的培养，民族地区的人才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各个领域的现代化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且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机制也更加完善和频繁。基本实现了民族地区内部的互相学习和交流，也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综合交流机制，为民族地区适应当前发展，解决自身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和推动作用。
当前是少数民族新的发展节点，即“十三五”规划发展的新时期，该规划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相比，“十三五”时期站在更高的发展起点上，围绕新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五大发展”新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可以说，少数民族地区是十三五布局的重要地区，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在新的理念指导下民族地区在经济、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方面取得全面进步，民族关系也更加融洽。民族地全面开启了新的导向和新的征程。
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现状与“十三五”发展要求的现实差距
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基础薄弱，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在当前“十三五”的新时期，面临更多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来自理念上的，更多地是来自发展实际、创新实际、共享实际等方面。因此，要引领民族地区的发展，走上社会主义的开阔大道，踏上国家高速发展的列车，还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当前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清晰的认识。
（一）市场发育依然不够健全
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主要表现出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四种经济形态。这样的发展基础，导致民族地区在转向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的不适应和不健全之初，所以虽然经过多方变化和改革，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依然不能适应新体制发展的要求，也不能很好地按市场规律组织经济活动，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最终导致了民族地区的市场发育滞后，市场依然不健全的状态。其次在市场发育程度上，无论生活消费品市场，还是生产资料市场，其发育程度都是沿海较发达地区高，内陆地区低，形成一种由东到西的推进态势。主要也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地位相对较高，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东部地区地理平坦，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倾斜政策，所以促进了该地区的市场不断发展健全，对比来讲形成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和市场对比的差距。最后在生活消费品市场方面，民族地区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民族地区的发展也表现低迷，使人口为主要因素的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表现较低。
（二）经济发展依然表现粗放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总体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其增长总体上是相当粗放的模式，尤其是能耗高、水耗高。一方面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基础薄弱导致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惯有资源丰富的意识，加之经济发展指标的考虑，导致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改变。这不仅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且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少数民族地区也将很大程度上仍沿袭扩大资源投入的传统发展模式。要有效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需要我们从根源出发，形成理念转变的同时，也要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产业创新始终表现不足
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主要是农业产业为主，而农业是效益偏低的产业。在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比率上，少数民族地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地区过多依赖本地的资源，形成的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等资源型重工业所占比重较高，投资效益较差。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理念严重落后，表现出产业疲软，创造力不足等特点。虽然国家进行了大范围的产业调整，改变了部分地区落后的工业状态，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产业模式较为单一，创新力度不够，往往都是区域性模式的照搬硬套，很少有结合地方特色和区域能力进行产业的创造性调整，这样会导致产业发展的波动性大，受制因素显著，而且发展不容易长久。
（四）基础建设供给水平不高
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党和国家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建设，可以说取得的成果是令人欣慰的。但是，结合“十三五”的发展目标和规划来讲，民族地区的基础建设水平还是和当前需求有很大差距的，目前很多地方依然存在基建不足，供给不够的情况。该情况主要是因为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导致基础建设的难度较大、进度缓慢。基础建设的不足，导致了投资水平的减弱。我们都清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为先导，民族地区也正是由于物流人流不畅，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才导致了落后的局面。同时，由于交通运输等基础条件的制约，民族地区投资环境差，这样的恶性循环也最终影响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导致区域经济的差异加大。我国各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表明，我国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环境的得分均居于全国末列，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建设供给依然需要更大程度的发展。
（五）开放程度依然有待加强
我国是少数民族地区多数地处边疆，与多国接壤，是实现区域发展，促进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地理机遇，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发展。但受当前国际局势和社会根源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和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分产业、分省区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利用外资的现状，重点讨论了决定外资产业投向的资源禀赋因素和市场潜力因素，并且分省区具体地研究了外资的分布特点和在总资本结构中的比重，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外资的产业开放程度。数据表明，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本结构数据里，没有外资或者港澳台资进入的产业个数一般要大于全国平均数。说明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要借助“十三五”的发展机遇，继续加大民族地区的开放程度，促进新的发展机遇。
三、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融入“十三五”新理念的建议
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总结篇10
关键词：民族交往民族团结心理原因
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我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方位的接触，民族成员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密切联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民族关系良性走势的大环境下，一些不利于民族交往和团结的消极因素依然存在。因此，积极探讨与民族交往有关的各种问题，对进一步促进我国各民族间的友谊与团结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影响民族交往的心理原因
影响民族交往和团结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但是，一般可简单地概括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心理等方面的原因。本文主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影响民族交往和团结的心理原因。
（一）民族心理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活动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民族心理是指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特性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2］人们在生活和交往过程中，总是要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本民族特有的心理特征。因此，民族心理是影响民族交往的重要原因之一。
1.民族性格
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它赋予了民族心理以质的规定性。这种质的规定性，一方面决定着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在心理活动过程中的差异，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了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交往的屏障，这就是不同民族所具有的不同的兴趣、爱好、思想、信念、世界观和特长等，自然成了影响他们交往的心理因素。
2.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一般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通过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在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各自特点和相互关系的认识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自觉的心理活动。［3］它是人们对自己归属的民族及其社会关系与民族关系中的地位的意识，是对民族利益、民族关系的理解。它使本民族的成员在情感、思想和意向上发生认同。虽然，不同的民族存在着不同的民族意识，但在民族杂居地区，如果民族意识过于强烈，在思想上就难免把本民族利益同他族利益对立起来，凡是本民族的事，违背原则也给予关照，凡是非本族的事，原本该办理的也可能一推再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往往是影响民族交往和团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3.民族感情
民族感情是由本民族成员在自己所处的实际地位和民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对本民族或其它民族表现出的爱憎的一种主观体验。如果一个人对本民族爱的情感过深，对本民族的一切给予肯定，而对其他民族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就会盲目在民族自豪感基础上产生民族主义思想，只乐于接受其他民族对本民族的赞美，不愿意接受别人正确和善意的批评，尤其忌讳或反对提及本民族的落后之处。其实，这正是内心狭隘的民族怀旧情感在作祟。这自然会严重地影响各民族成员间的友好交往。
4.民族文化与习俗
各民族在衣食、住行、生产、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都广泛流传着自己特有的喜好、风气、崇尚和禁忌。我国大多数民族都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和习俗。如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每年主要过古尔邦节和肉孜节，在饮食上具有清真（禁食猪肉）等习俗；而蒙古族、满族等民族信仰藏传佛教，同汉族相似，每年都要过春节，饮食方面也没有清真的禁忌。这就是说，不同的民族在文化与习俗方面都存着较大差异，这无疑给各民族的交往也造成了一定的不便。
5.民族恐惧心理
随着各地区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各个民族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规律的强烈冲击。而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民族就产生了将被他族“掠夺”的恐惧心理，害怕本民族的利益受到损失；同时，也担心本民族在民族交往中丧失原有的民族特征和传统文化，因而从思想上或行为上抵制、避免与其他兄弟民族的密切接触和交往。
6.民族防卫心理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各民族在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种对他民族的防卫心理。例如，个别出租车司机有时看到本民族与非本民族的乘客同时挡车，一般他会优先照顾本民族的乘客，而将其他民族乘客拒之门外。如果汉族同志和少数民族同志之间发生了争执，少数民族同志往往可能会不自觉地意识到：“肯定是那个汉族在欺负少数民族。”相反，汉族同志往往可能会不自觉地意识到：“肯定是少数民族在无理取闹。”这种盲目的民族防卫心理往往会颠倒是非，激化民族矛盾，影响各民族的交往和团结。
（二）社会认识偏差
所谓社会认知偏差是指个人对自己或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人际关系做出不客观的评判而产生的认识偏差，它也是影响民族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对它进行分析。
1.对自我认知的偏差
它主要表现在过高评价自己而孤芳自赏或过低评价自己而自卑自贱。一般来说，由于存在历史、文化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方面的差异，部分汉族同志比较倾向于过高评价自己，过分自信傲物，往往会感到没有必要与其他少数民族同志交往。部分少数民族同志比较倾向于过低评价自己，往往会觉得自己比汉族同胞落后了许多，为了不让族外人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往往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与其他兄弟民族交往。
2.对他人的认知偏差
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貌取人产生首因效应，即在认知过程中，最先形成的印象对人的认知起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就是个人往往倾向于用最初他人留给自己印象的好坏来评价他人。首因效应具有表面性和片面性的特征，重表轻里，很容易对他人产生种种偏见，影响各民族成员间的交往。二是从众而产生社会刻板印象，这是指一个群体或民族对另一个群体或民族历来就形成的一种概括而固定的看法。它主要是由于文化、历史、阶层、地域、政治或战争等原因形成的，使得某个群体或民族中的个人往往是从众地认同自己所在群体或民族的看法，如“汉民族文明进步，少数民族野蛮落后”等。这种认识从表面来看，它似乎反映了一定的客观现实，其实，它是一种片面的缺乏客观依据的错误认识的具体表现，是一种社会偏见的客观反映。因此，社会刻板印象不仅会阻碍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而且还会影响到各民族的交往和团结。
（三）语言文字
在人类的交往中，最基本的沟通工具莫过于语言文字。我国部分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一些民族地区仍普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这种现象特别是在民族杂居地区，各民族的语言文字自然成了民族沟通和交往的障碍。当然，也有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普遍精通普通话，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汉语作为不同民族沟通的主要工具，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
二、增进民族交往加强民族团结的对策
影响民族交往和团结的心理原因是由错综复杂的诸多因素构成的。一般来说，这些因素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并列或先后关系，它们对各民族成员共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但相比而言，民族心理是影响民族交往和团结的主导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在祖国的大家庭中更加愉快地工作和生活，携手共建共同的美好家园，各个兄弟民族之间，必须建立更加融洽的民族关系。为此，无论是哪个民族的成员，都要从多方面注重个人的修养，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基本素质。
（一）加强学习提高个人的政治思想素质
终身学习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要求，因此，各民族成员要不断学习理论知识，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分析和认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特征，站在人性相通的高度看待身边的兄弟民族，坚信爱好和平、友好的各族人民都需要和谐融洽的民族关系。从而积极引导各民族人民自觉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加强民族团结，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
（二）尊重兄弟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习俗
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和习俗虽然由来已久，但其中也蕴藏着值得保留和弘扬的精华部分。各民族不仅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和习俗，而且对它们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因此，在民族交往中，尊重其他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尤为重要。
（三）正确认识个人与不同群族间的关系
个人与不同群族间存在极其复杂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正确认识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客观作用，特别是在民族交往中，既不要自高自大，也不要自卑自贱，而要以不亢不卑的良好心态置身于民族大家庭之中，才能与兄弟民族建立起良好的民族关系。
（四）在思想认识上要将某个群体或民族的成员个体化
如果我们首先以个人所隶属的群体或民族来看人，往往就看不见一个人的独特性，而是以我们对该群体或民族的刻板印象去认识他，这就会难免对他人产生偏见。
（五）培养严己宽人、包容不同民族文化的道德风尚
在民族交往中，人们要以诚相待，学会推己及人、严己宽人、善于接纳他人而不苛求于人。特别是在与兄弟民族的成员交流意见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恰当的语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千万不可毫无顾忌地随口使用有伤民族感情的语词，例如“不开化”、“素质太低”等。
（六）逐步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的贫富差距
同志曾多次强调：“要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更加重视和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4］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民族成员要破除人际交往中“防”字当先的旧观念，建立开放进取的新观念，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主动地开放和宣传自己，实现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七）积极克服民族交往中的语言障碍
同志指出：“为了加强学习和交流，各个民族要努力克服相互之间的语言障碍。汉族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也要学习汉语。”［5］目前在社会生活中，确实有许多人不善言辞，甚至不少大学生也是如此。在当今改革开放、优胜劣汰的环境下，如果一个人仅有某方面的专长，缺乏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他将失去的不仅是人际沟通或民族沟通的机遇，而且有可能是自身在社会关系中的一席之地。因此，我们要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对传统民族文化坚持扬弃的原则，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克服影响民族交往的心理因素，在民族交往过程中，不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4723.
[2]韩中太.论民族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J].云南社会科学，1999（5）：55.
[3]韩中太.论民族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J].云南社会科学，1999（5）：56.
[4]总书记考察新疆工作讲话学习纲要[m].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工委，教委思政处，1988年11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