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篇1
关键字：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手段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重要性与目标
1、必要性：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弊端。如果仅由市场调节，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社会经济不稳定，发生经济波动和混乱；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拉大，甚至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又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共同富裕目标要求国家必须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
2、重要性：能够实现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加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它能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二、我国的宏观调控仍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宏观调控业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投资增幅仍然偏高，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还比较明显。二是基本建设贷款继续增加，贷款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三是煤电油运供求关系依然相当紧张，电力迎峰度夏的形势严峻。四是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依然较大。五是粮食供求总量和品种结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粮食库存下降较快。
上述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之所以反复出现，是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的。这些“深层原因”归纳起来，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体制不完善，机制转换滞后，增长方式粗放。不真正解决结构、体制和增长方式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投资盲目扩张的冲动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就不能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经济发展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就随时可能再度出现。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这次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要放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从这个要求来看，目前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时刻，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心不能动摇，力度不能减弱，工作不能松懈，必须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按照“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原则，进一步落实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下更大的功夫来促进结构调整，推进各项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国民经济真正转到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轨道。
宏观调控还要继续进行。我们在取得初步成效，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很有必要冷静地审视一下目前宏观调控所付出的代价。当然，这是很难量化的，只能进行“定性分析”。所谓宏观调控本来是一项着眼于总量平衡的市场化举措，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手段，实施间接的经济调控，尽量熨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宏观调控还是过多地采用了以审批和控制贷款为主要手段的行政性调控。经验告诉我们，行政性调控比起市场性调控往往付出更大的代价，以调节市场价格为导向的宏观调控手段来谨慎地干预市场，是成本最低的。因此,我们的宏观调控措施也应做到“与时俱进”，多一些创新，少一些守旧；多一些市场，少一些行政；多一些规则，少一些命令；多一些法治，少一些人为；多一些间接，少一些直接。
三、宏观调控的手段
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其中应该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总体功能。
1、宏观调控三种手段的联系与区别
(1)区别：
①内涵和外延不同。经济手段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而影响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措施。常见的经济手段有制定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投资政策、价格政策等）。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法律手段主要包括经济立法、经济执法、法律监督等。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指标、规定等行政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行政手段包括行政命令、行政制度、行政规章和条例等。
②地位不同。经济手段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最主要手段，法律手段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当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都不能有效调节经济活动时，就需要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调节。
③特点不同。经济手段调节具有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和间接性的特点。法律手段对经济具有经济普遍的约束力和严格的强制性，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明确的规定性。行政手段具有直接、迅速和强制性的特点。
(2)联系：三种手段各有特长，各有特色，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宏观调控手段的体系。在运用这三种手段时，应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总体功能。
2、走出宏观调控的认识误区
(1)把宏观调控看成只是靠行政手段。
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而影响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措施。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指标、规定等行政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三种手段各有特长，各有特色，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宏观调控手段的体系。在运用这三种手段时，应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总体功能。不能认为宏观调控就是靠行政手段。
(2)把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对立起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市场的调节作用不是万能的。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这些会带来经济的波动和资源的浪费，引起社会矛盾，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的，能够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因此，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续地发展，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加强宏观调控，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不应该把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
(3)认为只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有宏观调控。
在当代，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市场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存在着固有的弱点和缺陷，这就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宏观调控，只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能够实行更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的，更有成效。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篇2
为从源头上监管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量和结构，遏制局部投资“过热”的势头，中央已将土地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并赋予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责。但笔者认为，将土地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重要手段需要明确一些基本认识。
土地政策不是宏观经济第三种调控手段。首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手段，而土地政策是直接以土地为实施对象，围绕土地储备、供应、转让、使用的所有政策的总称，它包括土地供应政策、土地税收政策、地价政策、土地金融政策等。严格来说，土地政策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同一个划分标准下的分类。土地政策同后两者没有严格的界限，存在部分交叉。因此，如果将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新手段，哪怕是在特定阶段，也存在概念上的模糊和逻辑上的不清。
其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间接的调控方式，它们都是通过影响经济运行变量的改变来引导宏观经济运行。土地是引致需求，土地政策无法影响宏观经济整体运行的基本变量，它的调控范围相对狭窄，不能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那样可调控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所以，它无法承担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职能。
另外，土地政策的制定缺乏可操作的标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难以操作。而且，土地政策的执行手段尚不健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比皆是。
土地政策是落实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环节。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应该有利于制定有效的土地政策，以最适时地保障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调控目标的尽快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经济变量的改变，往往不只产生一种效果，它在对调控对象产生正影响的同时，有可能对宏观经济的其它部分产生负影响。而土地政策的实施效果相对明确和直接，具有相当的刚性。比如，通过限制土地供应，直接限制投资过热；通过制定产业用地原则，落实国家产业发展指向；通过增加保障性住宅用地供应，促进和谐社会目标实现；通过土地供应指标的控制偏向，促进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等等。
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局限性，决定了土地政策不能代替传统的宏观调控工具对整个经济结构、布局和规模进行调整，而应努力寻求建立与其它调控政策结合、配套的机制。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篇3
众所周知,现代市场经济离不开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三种,即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前提下,法律手段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必须加强农业宏观调控的法律建设,充分发挥法律手段在农业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一、法律手段是农业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进行农业宏观调控的法律建设,首先要加强对法律手段在农业宏观调控中重要性研究,形成成功的农业宏观调控必须依靠法律手段作为它的重要手段的统一认识,为农业法制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单纯行政手段无法实现农业宏观调控建国以来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村经济长期没有脱离产品经济的窠臼,农业始终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进行直接管理,政府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购销一手包办,农民对于种什么、种多少、怎么卖都没有自,甚至产生“一个县只有一个‘生产队长’(县委书记)”那样的怪现象。在过去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下,排斥法律的介入,由统一的行政意志来实现管理农业经济,在一定的时期、一定范围有其成功的一面,但计划经济基本上属于“人治”经济的范畴,因而缺乏法律约束的行政手段本身存在着致命的弱点:(1)它所体现的往往是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是领导人的意志,在这种意志下做出的行政行为,其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本身的品德和才干,也就是说与掌握行政权力的领导人的好坏有着密切关系;(2)领导者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领导者主观随意性在所难免;(3)依靠领导者的权威和智慧,出现“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4)在“人治”的状态下,如果权力掌握在坏人或庸人手里,其行政权力越大,就越容易造成腐败和失误;(5)在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领导者个人权威运用过程中的失误不易察觉,察觉后也不易校正;(6)追求行政目的而不讲经济效益,易犯瞎指挥的错误;(7)容易形成“人治”,出现“权大于法”。农村改革前农业发展中的反反复复、大起大落已充分暴露了这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农业的农业管理体制的局限性,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发展农业,仅凭长官意志去运用行政手段是不行的。
(二)单纯经济手段也无法完成农业宏观调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体制改革使我国开始逐渐采用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调控方法,一段时间曾试图主要依靠经济手段以经济杠杆来调节和控制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这一思路无疑是积极的,但是经济手段的运用也不能没有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配合。虽然由于现阶段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多元化的利益关系,同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规律相联系的经济手段,将作为农业调控的主要手段。但如果有人认为,在农业宏观调控中经济手段是万能的,它可以取代其他手段,那就走向另一个极端了。这一时期,我国农业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手段主要体现在经济政策上,它是通过政策性文件来实行,自80年代起几乎一年一次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一年一个的中央农村政策文件,成了农业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和形式,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这一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政策性口号也得到了某方面的佐证。这种远离法律规范而通过政策性文件—规定经济政策—实施单一经济手段的农业宏观调控思路,肯定是不全面和行不通的。因为农业政策除了具有原则性、系统性、实践性、阶段性等一般政策特点外,还具有自身内容上的纲领性、工作范围上的广泛性、具体应用上的灵活性、政策效力上的有限性等特点,它与法律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1)缺乏国家意志的属性。农村政策是全党意志的集中,允许以“内部文件”形式存在。(2)缺乏明确的规范性。农村政策规定过于原则,具有较大的“弹性”或灵活性,操作性差。(3)缺乏国家的强制性。农村政策执行不执行、执行得好与不好,除了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依据外,没有明确要负什么责任,也没有追究责任的标准和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是“软”的。(4)缺乏相对的稳定性。农村的基本政策一般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但是,某些具体的农村政策则必须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否则,便不能对特定问题或事情作出指导性、方向性和原则性规定以及明确必要的政策界限,显然农业政策大都具有时间性或阶段性。怕政策“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深化农村改革的一大心理障碍。(5)缺乏执行中的监督检查机制。农村政策一般不明确规定由谁负责组织实施和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不执行政策或执行中“走了样”的,难以采取及时有效的纠正措施。因此,实践中时常出现所谓“土政策”,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单纯依靠文件和各级领导对文件精神的领会来指导商品化生产,客观上增加了农民的顾虑,也容易造成经济宏观失控。
(三)法律手段较之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更具重要地位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农业也必须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为了实现我国农业的历史性巨大变革,国家对农业确定了“引导、支持、保护、调控”的基本方针。为了贯彻实施这一方针,必须改变过去单纯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管理农业的方式,而应当采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现宏观调控。中发1991年21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第37条明确规定:“加强立法工作,逐步把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宏观管理纳入法制轨道”。1993年7月2日颁布实施的具有基本法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对政府从宏观上调控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措施作了一些重要的原则规定。特别是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纲领,突出了实行“法治”、摒弃“人治”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法治”并不把希望寄托于领导人的完美,而是靠法律制度来约束人。法制完善了,即使坏人掌了权,他也不能利用权力去做坏事,否则人民有权通过法律程序将他罢免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法治”虽然不能保证决策的绝对正确,但却可以减少失误,有了失误,也能够按照法律程序及时予以纠正。我国在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以法律手段来规范、引导和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因为靠法律来调控农业和农村经济,既可以不受个人感情因素干扰而具有规范性、强制性、权威性和稳定性,又因法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具有国家意志性、较高程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以及可操作性。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要求把更多的政府经济活动准则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法律手段成为政府实行农业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以法律手段实行农业宏观调控,可以减少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另一方面,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往往通过法律手段体现出来,如依法行政、各种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都应当法制化;再一方面,法律手段有利于保护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有效运用和坚强有力。因此,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或干预政策,也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为根据。可见,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宏观调控的三种手段各有其用,不可替代,但法律手段较之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更具有重要地位,是农业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篇4
关键词: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践模式;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2-0017-08
一、引论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宏观调控一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经济学专业术语,“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概念创造”[1-2],其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从“宏观调节”、“宏观控制”到“宏观调控”的过程。自1988年“巴山轮会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的概念以来,这一专业术语无论是在学界、政界还是在民间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也当然地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大热点问题之一。
在西方经济理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实践中,没有与我国经济中常用的宏观调控一词直接对应的术语。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并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使得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主张正式走向前台并占据主流,为宏观调控奠定了理论基础。自此以后,西方国家普遍运用“政府干预”来弥补经济运行中的市场失灵。自大危机之后,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北欧四国的金融调控、目前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对金融危机的强势干预等,使得凯恩斯主义被一次又一次地推上前台,成为调控市场经济运行这个大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当然,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并未将政府干预与宏观调控区别开来,甚至往往用国家干预的提法来取代宏观调控。但是,宏观调控仅仅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完全包含国家干预的所有内容[3]。
在传统体制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通过计划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得宏观调控日益成为弥补市场缺失、市场不完善与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并发挥了熨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的宏观调控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区别,也迥异于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经典,这种独具特色的宏观调控给理论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宏观调控的研究常见于对具体政策的探讨,如Bennett&Dixon通过引入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探讨了信贷控制、利率调节等政策对不同经济部门的影响[4];Hsing&Hsieh利用VaR技术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5];Dullien(2005)认为中国的部分财政政策以国有企业投资形式实施[6];Chow分析了计划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等[7]。这些研究主要从传统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视角出发,关注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或经济绩效的某个侧面,缺乏对宏观调控的全面考察和整体把握,也难以真正揭示出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特色与普适意义。国内学者近年来围绕宏观调控先后发生过多次激烈的理论争鸣和交锋,对于宏观调控的内涵与外延、宏观调控的地位与作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手段以及宏观调控的绩效等一直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分歧。主要集中在:(1)宏观调控的内涵和定义。比如,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是总量控制,而有学者认为是产业政策结构调整,也有人说是企业微观层面的问题,甚至有人讲是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问题,等等。(2)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如逄锦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从理论基础、政策措施和微观基础等方面做出了基础性贡献[8];汤在新、吴超林从凯恩斯理论、现代非均衡理论和马克思的均衡与非均衡理论等角度着重探讨了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等[9]。(3)国外宏观调控的经验。(4)宏观调控的绩效。对于1998年以前和1998年以来宏观调控的绩效,不同学者分歧很大。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宏观调控从总体上巩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保障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将改革持续推向深入[10]。但一些学者如吴超林[11]、光[12]、王洛林[13]等认为1996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确实存在与预期的脱节问题,甚至还有学者认为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成为“空调”[14]。(5)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手段。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也很多,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使用以及行政手段、产业政策等能否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等。近期的研究如陈东琪、宋立等[15]、魏加宁[16]、王健[17]等虽然对我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和不足进行了系统总结,但未能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分析,特别是对于中国宏观调控的特殊性还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
本文立足于中国30年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特别是对中国的宏观调控的特殊性进行重点分析。当然,从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在政府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也还存在诸多的不足,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中国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功不可没。3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8%,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业绩。对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异常波动,政府采取了7次大规模的宏观调控,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应该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的持续快速增长,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密不可分的。
二、30年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路径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业已进行的7次大规模宏观调控中,有4次发生在转轨前期,包括1979―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以及1993―1997年的宏观调控。这4次宏观调控主要在应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紧缩性政策总体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调控效果。其特点是:(1)1986年以前的宏观调控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但经济手段的力度逐渐增强,并开始发挥作用。从1986年的宏观调控开始,政策当局注重运用相应的扩张性与紧缩性的政策工具对经济的冷热状况进行调节。(2)1991年宏观调控形成经济的“硬着陆”,其原因在于政策调整的力度过大。这一次的宏观调控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企业、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外贸等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基本确立了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框架。(3)1992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并没有简单运用直接调控手段给经济降温,而是综合运用各项调控措施,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推进。这样,既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又使经济保持在合理的稳定增长区间。从总体上看,在1997年以前中国近20年的改革历程中,在经历了从计划体制到明确市场体制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应对投资与需求双膨胀和财政信贷扩张还是经济过热、物价上涨,也无论是投资与需求膨胀所引发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还是经济全面过热、通货膨胀,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96年还实现了经济“软着落”。多次的紧缩性调控还为政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和调控艺术。
转轨中后期的宏观调控具体表现为1998―2002年、2003―2007年和2008―2009年的宏观调控。这些调控在应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与局部经济过热、投资膨胀的过程中,扩张性和“有保有压”的政策调控体现出密度大、组合性强、力度大等特点,但调控的效果却低于预期。其特点是:(1)1998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第一次使用扩张性政策来扩大内需、启动经济增长。这是运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来刺激经济的一次成功尝试,表明决策部门已经开始沿用市场经济国家的成熟经验来调控中国的经济运行。(2)2003年以来宏观调控针对的是部分行业投资过度扩张带来的局部经济过热,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全面过热。在这种情况下,决策部门采取了“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针,采取点刹车的方式来调控经济运行。地方政府和部分行业基于利益驱动存在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的行为,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与紧缩性政策的调控效果相比较,近两轮扩张性与“有保有压”政策未能有效体现出政府的政策意图,其绩效也与预期存在一定的差距。当然,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宏观调控,为控制可能出现的经济过热趋势,起到了积极的效果。据此,有学者认为:“正是我们多年来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抑制了过剩生产力的产生,成功避免了经济过热,实现了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樊纲,2007)。确实,转轨以来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确实起到了有效抑制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积极作用。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宏观调控巩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保障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将改革持续推向深入[10]。但是,一些学者认为1996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确实存在与预期脱节的问题。如吴超林认为:“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3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11];王洛林也认为:“尽管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重要成效,但效果还不够理想。”参见省略/html/xxym.asp?iD=5744,2007年12月4日。(3)2008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包括4万亿元投资计划、结构性减税、“家电下乡”,以及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等政策措施,以扩大投资和消费;完善出口信贷保险和出口税收政策,适时调整出口退税率等政策,以稳定出口;实施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发展高技术产业集群、加强企业技术改造等政策,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另外,稳定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制定实施稳定和扩大就业政策;提高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金和养老金,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和最低工资标准等措施,以改善民生。随着一揽子计划的贯彻落实,中国经济在不断向好的方向运行,积极因素不断增多,总体形势企稳向好,取得了明显成效。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转轨以来的7次宏观调控中,前4次都属于经济过热的情形,因此政府选择了紧缩性的政策给过热的经济降温,区别仅在于运用了不同的政策工具和调控方式。对于第五次宏观调控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问题以及第六次面临的局部经济过热问题,政府分别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于第七次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政府采取了综合性的扩张政策来应对,更体现出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和调控艺术的难度,因而具有典型的意义。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调控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经历了包括治理经济全面过热、局部过热与内需不足、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复杂过程,采取的调控措施包括紧缩性、扩张性与“有保有压”等政策选择,调控手段从行政计划等直接手段过渡到运用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应该说,我国的宏观调控几乎经历了从短缺到过剩、从过热到过冷、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全过程,成功应对了经济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经济状况。
三、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形成机理
在实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的宏观调控明显区别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政府干预?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联系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体制基础来说明。
第一,从转轨经济所面临的体制基础来看,转轨前期,我国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被许多学者称为“双轨制”或“体制外”现象[18-19],体现为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阶段:一方面,计划体制逐渐走向衰落,但仍主导着经济运行;另一方面,市场体制虽逐渐增强,但尚未得到确立,因而其基本特征表现为计划与市场“双轨”。而1998年扩张性政策所对应的体制基础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一方面,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的,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失灵、市场缺陷会同时存在于经济运行中,与之相适应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框架也将逐步形成;但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转轨并未完成,市场机制运行的效率又必将受制于传统体制下各种遗留问题的解决。由于起主导作用的市场体制还比较脆弱,市场失灵、市场缺陷等直接影响了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而传统体制的一些微观基础还在发挥作用,还在影响着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因此,受此体制基础的影响,积极性政策的扩张效应作用于经济运行,自然也就不能起到带动投资和消费、从而启动经济,恢复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的效果。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20]认为,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因为体制的不完善不仅会使任何一个政策操作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负效应而抑制正效应。而2003年以来的体制基础仍是不完善的市场体制:一方面,市场体制的基础还不稳固,市场体制本身还需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在深刻地影响着市场功能的发挥,影响着市场机制的效率。特别是产权约束机制的缺失与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导致了局部的经济过热。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下,政府推出“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调控政策,未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部分地区和行业的投资冲动与利益驱动,以至于不得不进行“多次调控”,甚至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这一“撒手锏”。因此,目前我国的这种由市场机制主导的体制基础既有市场体制的一般特点,也有完善体制阶段的特殊性。这种体制特点必然影响到经济政策乃至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发挥,并直接决定着政策的效果。吴超林认为:“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善,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11]。
第二,从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来看,转轨前期,我国的4次宏观调控又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78―1991年为第一阶段,即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采取的主要是行政和计划手段,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1992―1997年为第二阶段,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短缺经济逐渐结束,在有些方面出现了过剩现象,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存在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由原来的行政和计划手段为主,发展成为以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为主,辅助以必要的行政、政府投资等直接手段,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进入转轨中后期,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许多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新现象: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房价持续高涨、投资扩张、外贸顺差过大以及新一轮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像单纯地解决短缺和经济过热问题那样简单,再加上我国经济总量大、地区差距大、经济环境复杂、国际经济一体化以及长期以来的“二元结构”和经济失衡等,使得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经济体的任何一个经济问题都会给国内经济调整和宏观调控带来困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华民(2007)认为,经过近30年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尽管已大幅提升,但从人均国民收入与经济结构等角度看,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结构性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刘易斯所讲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由此导致了当今中国任何宏观经济政策的传递通道是不完整的,从而大大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政策效率。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宏观调控不能盲目照搬和套用西方国家的现成做法,而应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探索建立适合自己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国30年来宏观调控实践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从转轨阶段政府经济职能的构成来看,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具有形式上的多样性和成因上的复杂性[2]。具体地说:(1)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由宏观调控和一般性宏观经济管理两部分构成,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则只有宏观经济政策。(2)市场缺失的存在使得大量微观手段参与宏观经济管理中,造成宏观调控在手段上的复杂性。(3)除市场缺失外,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市场失灵以及转轨经济所带来的市场不完善又使得转轨经济中宏观调控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更为复杂、更为艰巨。黄伯平认为,我国现阶段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市场监管与经济调节(宏观经济管理)两大方面,而宏观调控与一般性宏观经济管理就构成了经济调节的重要内容[2]。这里的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是弥补市场局限与市场缺失,而目标则是平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波动,其手段是以政策性手段为主,具有弹性、灵活性、应急性和阶段性等特点。当然,我们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我国市场体系中还存在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市场失灵以及转轨经济所带来的市场不完善等,使得宏观调控面临着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经济背景。因此,我国的宏观调控不仅应包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的一般性内容,还应具有适应转轨经济运行特点的宏观调控的相关内容。
四、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宏观调控取得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第一,充分认识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既是当今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发展市场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市场本身也还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必须依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对于转轨经济来说,还存在市场缺失与市场不完善,更需要宏观调控来弥补。因此,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这表明了宏观调控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不拘泥于西方的传统,大大拓展了宏观调控的内涵与外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国家,对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宏观调控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当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时,政府通过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另一种是当总需求过于扩张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政府通过加息、紧缩财政支出等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然而,中国的宏观调控除了上述两种基本形态外,还出现了为应对当时经济运行状况的其他复杂情形:从宏观调控的目标上看,既有对经济全面过热的治理,又有对有效需求不足和局部过热的治理;既有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又有对通货紧缩的治理。从政策措施上看,有紧缩性政策,也有扩张性政策,还有“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政策。从调控手段上看,有直接的行政手段,也有间接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从调控力度上看,既有全面的“一刀切”,也有“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双防”和“一保一控”;既有暴风雨式的全面调控,又有适时适度的微调。从调控时机上看,既有最初的治理性的被动调控,也有近年来的主动调控、事前调控和预防性调控。可以说,中国的宏观调控面临着更为特殊的经济背景,成功地应对了各种复杂的经济状况,取得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教训,初步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传统宏观调控的总目标是调节国民经济的总量均衡与结构均衡,核心是盯住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经济发展则具有比经济增长更为丰富的内涵。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观经历了从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到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转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七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概括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就为宏观调控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新的方法论,客观上要求我国的宏观调控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事实上,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
第四,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中,我国的宏观调控重点是要解决在现阶段的市场体制下所存在的市场缺失、市场失灵以及市场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体现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体现为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障碍和制约,客观上为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因此,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中央反复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同推进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实践中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消除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
第五,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民生问题有机结合起来。重视民生,改善民生,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将民生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就要求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要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机统一起来,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既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不断改善群众生活,让城乡居民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事实上,近年来陆续推出的多项宏观调控政策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福利救助等六大民生领域已取得重大进展。这一方面促进了民生问题的显著改善,同时也为宏观调控的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五、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理论创新
从宏观调控本身来说,调控伊始,中国政府就采取了一种与渐进式转轨策略相类似的带有明显“摸着石头过河”色彩的策略模式,这种模式迥异于惯常使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西方经典宏观调控,也不完全合乎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和概念,也完全不同于其他转轨国家的宏观调控。从总体上看,这些特殊性主要包括:(1)涵盖领域广泛。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范围除了通常的宏观经济领域外,还涵盖了企业结构调整、节能环保、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医疗体制的改革、教育问题、房地产价格、过剩产能产业的整合,等等。(2)政策工具多样。在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同时,还采用了许多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产业政策。(3)宏观调控频繁。转轨以来,大幅度的宏观调控已进行了6次。在2003年以来的第六次调控中,还出现了在一轮调控中的“多次调控”现象。(4)调控力度适度。既有改革初期行政命令式的“一刀切”以及近年来对房地产市场的强势调控,又有针对局部经济过热所采取的“微调”。在一定程度上说,宏观调控在政府的整个经济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别时期甚至成为一种全方位的和多部门参与的重大的国民经济管理活动。
王国平(2006)认为,处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并存期的宏观调控至少具有混合性、过渡性、耗散性、惧“热”性和外部性五个特征。我们认为,将宏观调控置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又具有以下特点:(1)实践性。从宏观调控的初始策略可以看到,中国的宏观调控从一开始就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宏观调控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改革实践的进程,同样带有明显的探索性质,因为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2)过渡性。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而宏观调控从传统体制下的计划管理过渡到开始运用短期的经济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再到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同样具有过渡的性质。(3)综合性。无论是从宏观调控的目标、政策工具的运用上看,还是从宏观调控的影响上看,中国的宏观调控都体现出综合的特点,对宏观经济运行乃至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4)创新性。如前所述,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传统做法,在宏观调控的目标、内涵、政策工具的运用、调控手段的选择以及调控体系的建立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创新,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还可以从西方媒体的评论中得到佐证。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宏观调控就“引起国际上广泛关注和赞赏”[21]。当时就有媒体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在照搬西方模式,朱基指出:“我们的所有宏观调控措施都不是照抄西方模式,都是有中国特色的。”[22]对于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西方主流媒体则称之为“macro-economiccontrols”。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的宏观调控确实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存在明显的区别,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在面对西方媒体的评论时,不妨谨记邓小平同志的“猫论”,因为只有那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才是我们最佳的路径选择。用布坎南(J.m.Buchanan)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是个谜,但是它管用(Chinaisapuzzle,butitwork!)”。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宏观调控不仅具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一般性,而且还具有中国作为一个转轨国家所独有的特殊性。(1)从宏观调控的目标上看,不仅具有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所具有的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这传统的四大目标,还包括粮食安全问题、股市投机问题、房地产价格问题、节能减排问题以及国际经济的影响问题等。因此,宏观调控的目标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2)从宏观调控体系的构成来看,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而中国的宏观调控则包含了内生性宏观调控体系和外生性宏观调控体系两大部分[2]。前者的核心是经济手段,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价格政策,其实质在于通过变动各种具有一定弹性的政策工具,抑制或刺激投资、消费与进出口的规模,为市场主体营造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从而得到平抑经济异常波动的目标;后者的核心则是行政手段,主要包括针对市场主体的一般行政手段(如窗口指导、信贷控制、国企管理、要素资源数量控制、价格干预、市场准入或过程控制政策等)与针对执行部门的特殊行政手段(如行政监督政策),其实质在于非市场化规制或行政监督以平抑经济的异常波动为出发点参与宏观调控,通过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供需活动或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来达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3)从政策工具的运用上看,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中的货币供应量、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与财政政策中的公共支出、公共收入等,而中国的宏观调控所使用的政策工具除此以外,还包括货币政策中的外汇储备、财政政策中的进出口税率、价格政策中的重要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价格以及行政手段中的信贷规模、重要生产资料的供给、重要商品价格以及土地、建设、规划、环保、安全、贸易、外资、产业、市场秩序等政策门槛和各宏观调控政策执行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等。(4)从宏观调控的影响来看,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而中国的宏观调控除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外,还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居民的生活水平。综上所述,中国式的宏观调控不仅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经过实践反复证明是适合中国特殊国情和行之有效的,是一种重大的理论创新。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宏观调控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虽然未必是完全有计划、有预料,更多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虽然未必完全合乎西方经济学的教材、概念,虽然未必所有的东西都很完美……虽然东一钅郎头西一棒子,但宏观调控的方向是对的,并且启动及时,是在治理泡沫危机最恰当时点进入。”“总体上……宏观调控已取得喜剧性效果”。赵晓认为:“看上去未必那么规范、合乎经典的中国版宏观调控,更多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却产生出喜剧效果,将中国经济推向最好的增长局面”[23]。对于这种带有“喜剧性效果”的宏观调控,有学者认为有自己的特色:在时间上,改革尚在中途,市场经济还不规范,某些方面保留计划经济的影响,两者有其互补性和互动性;在空间上,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幅员广的发展中大国,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竞争力的差距甚大[24]。但是,这种归结有简单化、表面化的倾向。我们认为,可以将我国的宏观调控归结为一种处于转轨进程中的适合中国特殊国情和体制基础的独特的调控体系,是一种广义的宏观调控,明显有别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这一独特的调控体系的形成机制除受特殊的国情和经济运行不同阶段的特点所影响外,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还受到了转轨进程中不同阶段体制基础的制约。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重要的是应与转轨经济的体制基础相适应[25-26]。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切实增强调控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充分地发挥调控政策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刘瑞.宏观调控的定位、依据、主客体关系及法理基础[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5).
[2]黄伯平.宏观调控的理论反思[J].社会科学研究,2008,(3).
[3]汤在新.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J].当代经济研究,2000,(4).
[4]Bennett,J.,Dixon,H.monetarypolicyandCreditinChina:atheoreticalanalysis[J].Journalofmacroeconomics,2001,23(2):297-314.
[5]Hsing,Y.,Hsieh,w.J.impactsofmonetary,FiscalandexchangeRatepoliciesonoutputinChina:aVarapproach[J].economicChangeandRestructuring,2004,37(2):125-139.
[6]Dullien,S.measuringChinasFiscalpolicyStance[m].macroeconomics0502032,econwpa,2005.
[7]Chow,G.C.theRoleofplanninginChinasmarketeconomy[J].JournalofChineseeconomicandBusinessStudies,2005,3(3):193-203.
[8]逄锦聚.中国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
[9]汤在新,吴超林.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10]庞明川.转轨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J].财经问题研究,2006,(2).
[11]吴超林.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与政策边界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1).
[12]光.对目前中国货币政策及其实施的总体评论[eB/DL].中宏网,2002-09-03.
[13]王洛林.宏观调控取得重要成效但效果还不够理想[eB/DL].中国新闻网,2007-12-03.
[14]顾海波.本次宏观调控成为“空调”[eB/DL].房地产门户――搜房,省略2006-05-11.
[15]陈东琪,宋立,等.我国宏观调控30年[a].邹东涛.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中国改革开放30(1978―2008)[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6]魏加宁.改革开放30年之宏观调控:回顾与反思[eB/DL].国研网,2008-02-21.
[17]王健.透视改革开放以来的六次宏观调控[n].前线,2008-09-05.
[18]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9]吕炜.经济转轨理论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0]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J].经济研究,1999,(3).
[21]陈锦华.国事忆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294.
[22]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468.
[23]赵晓.中国版宏观调控的喜剧效果[n].人民论坛,2007-05-22.
[24]沈立人.中国宏观调控理论研究需要深化[n].中国改革报,2007-06-27.
[25]庞明川.从紧缩、扩张、稳健到“双防”: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体制基础[J].财贸经济,2008,(6).
[26]庞明川.中国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与政策绩效[J].世界经济,2008,(7).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篇5
[关键词]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objectivedecision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参考文献：
[1]郭亚军.综合评价理论、方法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吴一丁.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比较与借鉴[J].学术探索，2004，(10).
[3]王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对策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篇6
五年来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成效
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经过五年的时间，土地调控从主要着眼于土地市场的调控，转变为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从针对行业的调控转变为针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不仅对土地管理提出了新任务，而且使国家的宏观调控出现了一个新特点，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五年来，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成效是明显的。
第一，土地供应与经济增长基本相适应。2004年土地供应219670.32公顷，比2003年减少23，3％；2005年土地供应180326.54公顷，比2004年下降17.9％；2006年虽然比2005年建设用地总量有所回升，但是仍比2004年减少7％，比2003年减少28，7％。与土地供应明显回落相比，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率，但增长速度从潜在增长区间的上限小幅回落，避免了经济过热的危险。这是由于土地供应的适时调整，使得在保证经济发展用地需求的同时，也对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起到了先行调节作用。
第二，土地政策约束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其增速在2004年初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2006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5％，低于2004年的28.8％和2005年的27.2％。2007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6个百分点。与此相适应，2003年以来，建设用地供应始终都是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下线波动，比较有效地遏制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
第三，供地政策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2007年对一些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和大量耗费资源的建设项目，实施了限制和禁止用地，促使经济发达地区工业用地比重开始降低。根据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11个重点城市的监测统计，2007年1～5月份，工业用地供应总量占土地供应总量的35％，结构开始趋于合理。从全国的情况来看，2007年第二季度工业用地比重降到40％，是2005年以来的最低点，房地产开发用地和其他用地比例都有所提高。在工业用地内部，制造业用地结构不断优化。在经济发达地区，土地供应向中高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的趋势开始明显出现。
第四，土地调控促进了区域发展格局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配合国家区域发展政策，土地供应呈现出中西部比重提高、东部比重有所下降的变化特征。2007年上半年中部地区土地供应25355.25公顷，同比增长56.4％，占全国土地供应总量的22％，比重提高2.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土地供应35673.31公顷，同比增长154.5％，占全国土地供应总量的30，9％，比重提高14.3个百分点。
第五，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的强化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04年以来，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存量土地，基本扭转了建设用地供应主要依靠新增建设用地的局面。多年来建设用地供应中存量用地所占比重始终保持在50％以上，从全国来看，2003年以来单位土地供应面积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增加量和GDp增加量都有显著提高。
第六，优化房地产开发用地结构，保障民生用地的需求。宏观政策出台后，各地普遍加大普通商品住宅用地和经济适用住房用地的供应量。2006年，普通商品住宅用地供应32540公顷，比2005年增加21.3％，占住宅用地供应量的72.1％，同比提高3.4个百分点。2007年上半年，普通商品住宅用地供应18806公顷，比2006年同期增加34％，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81％；经济适用住房用地供应1701.54公顷，比2006年同期增加2.1％。同时，消化存量建设用地用于房地产开发，2005年以来各季度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中存量用地比例始终保持在60％以上，2006年达67.2％，2007年上半年为63.5％。
构建中国特色的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体系，需要把握几个重点问题
土地政策体系由不同层次、环节和领域的各种政策构成。参与宏观调控的土地政策仅是土地政策体系中的一部分，其实质是由政府制定、实施、调整和完善，对土地供求关系进行合理调整和适时适度地干预，以此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现阶段，中国参与宏观调控的土地政策’主要包括土地规划政策、土地供应政策、土地价格政策、土地税收政策等。参与宏观调控的土地政策职能，一是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二是实现土地与经济发展统筹协调，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变；三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
构建有效的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体系，需要在不同的土地政策之间、不同的土地政策与外部实施环境之间形成有效的配合与互动关系。为此，需要在已经形成的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体系的基础上，重点把握以下几个关节点：
第一，强化土地资源、资产和资本“三位一体”属性的认识，加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突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特别是经过开发的建设用地，既是资源，又是资产，更是资本，集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于一身，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作为价值形态的资本作用越来越突出和明显。土地资本不仅与货币资本、产业资本相并行，而且彼此交织和相互作用。一旦土地进入交易市场、抵押市场和股票市场，就成为了资本，能够创造利润和增值。因此土地调控既要调控土地资源、土地资产，更要调控土地资本，积极探索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种资本化实现形式，积极创新土地资本的调控政策手段。当前应特别注重土地资本市场监管，研究建立土地、金融和证券市场共同监管体系，建立健全土地融资动态监测和预警体系。
第二，强化土地市场动态监测预警的组织实施。构建中国特色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体系，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建立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核心指标体系，要从众多土地指标中选取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指标，形成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基础性核心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反映宏观经济形势特点的土地市场动态监测预警预报系统，提出土地调控景气指数。为此，需要强化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的组织实施，统一土地市场、价格和抵押融资监测，统一土地市场相关数据的统计和，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的预警预报工作。
第三，强化土地政策与其他调控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之一，不能取代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土地政策只是参与宏观调控。在发达的、健全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国作为不断发展和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社会转型期的一些特殊性，致使完全依靠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做法，难以有效完成现阶段宏观调控的任务，难以完全实现现阶段宏观调控的目标。因此，在完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调控功能的同时，积极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也就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宏观调控的特殊要求。所以土地政策在国家总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统领和部署下，既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充分发挥土地政策的调控特点和优势，与其他调控政策和手段密切配合；又要恰如其分地考虑自身的地位和角色，既不“失位”，也不“错位”和“越位”。土地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综合运用，还必须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协调配合，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第四，进一步完善土地调控的政策体系。在当前土地调控的政策当中，我们更多地是运用土地规划政策和土地供应政策。在今后的调控实践当中，要更加注重土地调控政策的内部协调和配合。特别要注重土地价格政策和土地税收政策的运用。土地价格政策对于经济调控意义重大，土地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影响巨大。目前要着重研究土地价格政策、土地税收政策与土地规划政策、土地供应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关系，同时积极推进土地价格政策的研究和土地税收政策的完善。
完善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体系的几个取向
纵观五年来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实践历程，人们正在逐步深化对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规律性的认识，调控的内容和手段也在不断充实和提高。进一步完善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体系，有几个取向值得关注。
第一，调控对象由主要调控政府向调控政府与调控企业并重转变。以往调控主要是调控地方各级政府，要求地方政府从严从紧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总量和速度，严把土地“闸门”。从这几年土地调控的实践来看，政府依法批地的“闸门”是管住了，但是企业依法用地的“闸门”并没有真正管住，仍然存在大量计划外的非法用地。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土地政策的导向只有从主要调控政府转向调控政府与调控企业并重，才能更好地发挥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功效。因此，要在通过土地规划政策、土地计划政策等调控政府严把土地“闸门”的同时，更要通过土地税费政策、土地价格政策、土地供应政策等，重点调控企业的用地行为。在土地供应方式方面，要强化投资强度、容积率等强制要求；在地价管制方面，严格执行土地出让最低价标准，提高附加值少、技术含量低的产业用地门槛；在土地税收方面，加快土地税制改革步伐，提高土地取得和保有成本。通过以上手段，努力实现土地调控由主要调控政府向调控政府与调控企业并重转变。
第二，调控内容由关注总量向关注总量与注重结构和布局并重转变。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需要通过供需双向调节，既要加强总量控制，实现土地供给与经济发展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平衡；又要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保有压”的原则，始终把结构性调控放在突出位置，特别是土地的用途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充分体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针。区域土地政策方面，要按照“十一五”规划中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情况、经济发展阶段，结合产业梯度转移规律和人口迁移变化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土地利用政策，形成合理的土地空间开发结构，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以及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土地政策方面，要按照“十一五”规划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全力支持新农村建设，保护农民利益，推进城市化进程；产业土地政策方面，要平衡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各种要素的投入关系，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篇7
首先，宏观调控的目标应当非常清晰地定为国内价格总水平的稳定。当国内价格总水平稳定时，其他的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GDp、失业率、经常账户等）更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平衡。物价总水平不是指单一商品（钢材、原油或粮食）的价格，而是有代表性的加权汇总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格指数，最理想的是GDp平减指数。中国还应制定适当的“核心Cpi”，以剔除特定产品短期因素的影响。此外，还必须特别关注资产价格包括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为宏观政策提供更可靠依据。
中国的宏观调控在主观上有多重目标，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主要目标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不少官员和学者把宏观调控简单理解为压缩钢铁、房地产等特定行业的固定投资，或者保障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这些虽重要，但非宏观问题，却与宏观调控混在一起，导致政府不能适时对症下药。本来货币政策是为了影响总需求，如果总需求过旺导致了严重的通胀压力，央行就有充足理由考虑加息。但若把宏观调控目标狭义视为刺激粮食生产或为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便会反对加息，甚至呼吁减息。
宏观调控主要是调节经济总量，如通货膨胀、GDp和失业率等，不能等同于产业政策，更不能肆意干预企业微观决策。不能指望宏观政策解决一些积重难返的结构性矛盾，如“三农”问题。后者必须依靠长期不懈的结构改革、经济转型和持续增长。
其次，宏观调控必须主要依靠市场化的间接政策手段，而尽力避免直接的行政手段。这就是尊重企业和家庭作为基本经济主体的理性和自主决策权，甚至也尊重地方政府的自主决策权，只图通过柔性政策措施来影响其资本成本、外部运营环境和未来利润预期，从而诱导其自发地调整经济行为。政府可能有理由对电解铝和钢铁行业的巨大投资扩张感到担忧，但也应当认识到，大量投资其实是需求持续扩张而引起未来利润预期上升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归咎为非理或“盲目投资”。政府完全可以采取诸如加息等市场化的手段来大幅提高投资的成本，而不是主要通过发“红头文件”、动员号召、直接命令的方式来压缩、冻结、禁止甚至关闭已进行的投资项目。
行政手段至少有两大害处：一是容易矫枉过正，增加操作性失误的风险，反而增加了“硬着陆”的概率；二是容易打击伤害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的积极性，对未来就业和产出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为行政手段辩护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市场机制发育不全，宏观调控只能依赖行政措施。但中国经过26年的改革，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市场机制和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为运用间接的货币政策工具打下了基础。在1993年-1997年的宏观调控中，这些政策措施的良好效果业已突显。而继续采用行政手段，只会压抑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妨碍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
第三，宏观调控必须注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在此番调控中，财政政策未能与货币紧缩措施有机同步配合。当内外需双双强劲、通胀压力死灰复燃时，财政政策应有根本性的及时调整，变“扩张性”为“紧缩性”。过去两年是中国减少财政赤字的黄金机会，有相当大的空间削减政府许多不必要的公共投资支出，尤其是一些“形象工程”投资。
第四，中国的宏观调控应兼顾内外均衡，但国内经济平衡和稳定是重心，外部经济平衡应从属于国内经济稳定。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一旦经济过热失控，通胀大幅上升，房地产价格泡沫形成，国内宏观经济将急剧不稳定。而在汇率走向灵活后，即使人民币升值而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只要实行明智的货币政策，避免国内经济重大失衡，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快速稳定增长。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篇8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其中的经济和行政手段，随着越来越多的趋同于经济规律作用的模式，这样，法制作为刚性准绳的重要作用，就随之凸现出来，因此，如何加强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法制建设，通过法制建设和制度创新，促进宏观调控突破体制性、政策，使市场经济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是今后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一、法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和意义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打破以往的政府为经济活动中心、以计划命令为主要手段的经济模式，将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将经济规律作为市场运营的基本准则。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应当由直接的管理，转变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确立市场运行规则、向市场主体提供引导和服务、促进市场健康发育，积极维护市场秩序等宏观的、间接的管理方式，这样，经济的宏观调控与法制建设就成为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法制是经济的产物；但同样的，我们也不可以忽视法制建设带来的巨大的反作用，法制建设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引导作用、促进作用、保障作用和制约作用。
（一）法制建设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其相对应的市场经济模式一样，有其自身的随机性和复杂性，如何使其能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适时、合理并行之有效，是充分发挥法制的引导作用的重要意义所在。目前，我国法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指引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使宏观调控经济过程中的各种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政府立法程序，将实践中调控经济所需的具体手段，上升为法律、政策和规范，为调控主体设定行为模式和权义界限，将其调控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第二、调控主体通过法的规范，引导市场经济主体在遵循市场经济体制自身要求的同时，也遵循一套统一而普遍适用的规则，避免或抑制各经济主体随意发展、大量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某些经济领域发展失控或呈现危机，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二）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法制建设对宏观调控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法律的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反映市场经济规律，从而合理的确认政府职能以及随着经济发展的情况，政府职能相应的调整和转变，以促使它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服务，正确理顺并处理好政治关系、社会管理关系和经济关系等，既调动了调控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使市场经济进一步按照法律所确认的原则，深入发展，稳定发展，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和创造条件。
（三）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保障作用。法律以其特有的属性——国家强制性和规范性，在保障宏观调控经济顺利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保障具体表现在，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和规范性，确认和维护宏观调控主体的权利模式和行为模式，引导调控主体的活动，预防、打击、制裁经济活动中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并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秩序，平等地对待和处理好各种经济纠纷，保障各方主体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得到实现。建立和维护必要的法律秩序、法律环境，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各个领域和环节提供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标准和规范，为制裁和处理市场经济运行中产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准则，从而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秩序保障和环境保障。
（四）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制约作用。通过法律的规范，在引导、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制约宏观调控过程中的强制性、盲目性和任意性等消极因素和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波动性等倾向，这种制约作用是法律本身的功能，也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宏观调控经济对法律的需求。
二、宏观调控与法制建设相结合，是我市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我市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增长,有赖于科学合理且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加以保障.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本身不是灵丹妙药，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市场经济过程中存在的所有问题，而法制的本身可以合理的补充宏观调控经济上的不足，为宏观调控提供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保障，因此，宏观调控与法的功能紧密结合，是更好的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明显提升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
（一）法制建设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现实性。第一，法制建设对市场经济的特殊功能只有在宏观调控中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因为宏观调控是指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是指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服务、引导和必要的干预，而法律则是实现间接管理、必要干预的最佳手段。第二，法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强制性的属性，它能有效地满足宏观调控的需要。因为宏观调控的对象是总需求与总供给，是市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产业结构与公平分配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只有通过法才能调整、适应，引导和保障。
（二）宏观调控与法制结合的重要意义。传统的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把法律手段仅仅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观念已经逐渐远离经济发展的舞台，法制的作用越来越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凸现出来，因此，树立法制建设是宏观调控的依据、准则和保障的正确思想，全面认识宏观调控与法制建设的内在联系也就因此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如何合理的将法制建设与宏观调控有机的结合起来。第一，充分认识到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要改变过去那种把三种手段，即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并重的观念，因为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既要法律来确认、规定，也要法律来调整与保障，还要法律来解决使用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时所出现的矛盾、纠纷和具体问题。第二，我市的宏观调控既要借鉴外省市的经验与教训，更要从我市实际出发，并赋予它新的含义，即市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通过对我市基本经济总量的调节，控制、组织市场经济的运行，引导经济的发展
三、我市存在的问题
（一）宏观调控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理顺，法制建设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法制工作的领域不宽，没有渗透到社会、经济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去，法治政府的理念有待深入人心，“管理就是权力，管理就是审批”的观念转变还不到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行政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依然存在，在行政管理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责任权力、权利义务不对等，甚至违法设置行政管理权或被管理者的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
（二）服务型政府建设尚未到位。政务公开不全面，法定应公开的信息尚未完全公示，行政决策、行政决定及其程序和依据没有公开；电子政务的发展滞后，有的网页内容单薄、更新缓慢、功能单一；行政许可事项及相关管理事项的集中办理、联审会办实现难度较大；应当统一在政务大厅受理、回复的事项存在“两头受理”、“两头回复”的现象；不依法、不按程序履行职责，行政管理工作制度不健全、不落实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服务效能有待提高。
（三）宏观调控职能与经济发展有脱节，法制工作受功利因素干扰。由于权力本位、利益本位的驱动，加之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职能交叉，以及法制工作的机制不够健全等客观因素，在宏观调控经济过程中，权力掣肘，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现象时常出现。
（四）对宏观调控行为的监督不完善。宏观调控主体内部监督制约制度尚未严格贯彻执行到位，而已开展的监督范围偏重在行政处罚，对行政许可、收费等执法的监督相对薄弱，部门法制机构监督工作难以开展，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手段，监督的效能未能充分、有效地发挥。
四、解决上述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积极理顺宏观调控行政管理体制。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各种宏观调控关系，克服职责交叉、相互掣肘、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在各项工作中牢固树立依法办事的法治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以法为准、依法行政。将各种宏观调控方式和手段聚集起来，发挥综合效能；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培育、发展各类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将政府经济职能还给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除法律法规明确必须由行政机关实施的以外，逐步将资质认定审查、行业信息披露等行业管理职能转移给行业组织，发挥其行业管理与行业自律的作用。
（二）建设服务型政府。第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事项外，凡是依法应当公开的政务信息，以及其他可以公开的行政决策、决定、政策等政务信息，都要通过能够为社会广为知晓的方式和渠道向社会公众公示，对于公众依法有权查询的政务信息，要创造便利、快捷的查询办法、渠道或条件。第二，完善决策机制。一是按照市政府要求规范决策程序，制订和完善决策程序和部门内部决策程序规定，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第三，加速管理转型。注重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类资源，优化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探索和运用行政指导、行政规划、动态管理等多种间接管理、市场化手段，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推行事后监管为主的行政管理方式，促进宏观调控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运用法律手段重新定义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打破以政府为中心、以计划命令为手段的经济模式，将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将经济规律作为市场运营的准则。由此，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必须由直接的微观管理，转变为制定战略计划、确立市场规则、向市场主体提供服务、促进市场发育，维护市场秩序的以宏观、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管理。也就是要求政府职能从传统的计划、审批许可、命令向规划、政策、运用经济杠杆、指导、协调、服务转变。这样，我们就应该通过立法、制定规范等方式，逐步规范政府权力，调整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废除那些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职能，另塑造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新职能，这是形成自由、竞争、公平的市场机制的重要条件。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篇9
近年来宏观调控的实践，使我们从中也得到了一些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正确处理宏观调控总量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开放度很高的国家，宏观调控面临的经济背景较为复杂，这就决定了政府在进行总量调控的同时，必须兼顾其他目标。但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复杂，有些是短期变量，有些是长期变量，这就迫使宏观调控部门必须在看清楚这些经济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在多重目标中进行有取舍的选择，否则会造成主要目标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比如，本轮调控在抑制过剩产能、缩减贸易顺差和控制流动性过剩等方面同时下手，但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机制是一个由制度所决定的长期变量，不是短期内可以调整好的。如果把保增长作为短期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顺差扩大与货币过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就是保增长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前提条件。再比如，调整出口退税率的政策初衷是稳定出口，但出口退税针对不同产品有降有升，被多个政府部门当做政府实现多重目标的工具：显性目标是优化产业结构、稳定汇率；隐性目标则是调整货币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多重目标之间可能相互掣肘、自相矛盾，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从未来趋势看，宏观调控四大总量目标应该兼顾，但在宏观经济调整尚未见底、就业形势空前严峻的新形势下，“保增长”和“保就业”应该置于更为优先的目标，而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则作为兼顾目标。在“保增长”和“保就业”两大目标中，应把“保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应重点向对就业带动作用大的部门倾斜，通过增加就业扩大消费需求，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二、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宏观管理的关系本轮经济景气周期中，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反复“偏热”，针对土地使用和生态环境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土和环保部门加入了宏观调控部门的行列。例如，前环保总局组织开展“环评风暴”、国土资源部开展土地督察等等。这些政策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提高投资项目质量的效果。但在经济下滑期，这些部门是不是需要配合调控主要目标而放松经济管理职能、放宽市场准入？显然，周期性的加强或放松土地、环保和行业准入政策是不适当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宏观调控”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的关系，把常规性经济管理职能与反周期的调控职能分开，把确需强化的部门经济管理职能通过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范围、方式与手段。特别是在当前新增政府投资项目比较多、比较集中的情况下，要按照中央有关部署，坚决杜绝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两高一资”项目死灰复燃。要认真总结近年来在节能减排方面行之有效的一些经验做法，及时制度化、法制化。不能把市场准入等经济管理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混为一谈，防止在采取宽松调控政策的同时降低环保、能耗等市场准入门槛，使“十一五”前3年来之不易的节能减排成果毁于一旦。要把扩大内需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通过改革创新，在不断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三、正确处理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关系我国宏观调控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市场体系还不健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完善，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调节工具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地方财政体制与市场经济还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行政手段客观上发挥了对宏观调控的协助和配合作用。本轮在控制投资过度扩张、土地滥用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甚至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行政手段往往见效快，反弹也快，甚至还会对现行体制造成路径依赖（尤其是土地、环境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过多使用对加快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应更好地处理好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矛盾，要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重点发挥经济手段调控的作用。为了尽量减少宏观调控中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今后在解决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企业、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要应尽快完善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立科学的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篇10
综观这一轮经济运行出现的问题，本质上其实是结构、体制和增长方式问题，是结构矛盾和体制缺陷的综合反映。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通过宏观调控使经济结构趋于合理，是调控的最终落脚点。在宏观调控向纵深挺进时，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随时调整完善政策至关重要。
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具有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点，供给增长能力大大提高，无论最终消费品还是基础产品，增长的潜力都很大。几个一度紧缺的行业中，粮食增产已成事实，钢材、水泥、有色、电力的生产能力也大幅度提高。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经济的周期性繁荣或将结束于生产过剩，而不是以往的由结构性供给不足导致的过热和通货膨胀。
目前最应该担心的不是未来供给不足，而是出现新的过剩。物价继续上涨，需求大于供给时，意味着增长仍然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当物价回落，供给开始大于需求时，则是繁荣期结束的标志。当然，由于这一轮增长的消费需求空间巨大，过剩问题始终是周期性，不会很严重，也不会持续时间很长。经济发展的基本约束仍是需求而不是供给。
当前的宏观调控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环境下进行的，致力于保护可能的经济上升空间，防止过早地约束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回落，应该以市场为基础改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稳定需求和控制风险，为保障调控成果及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转向总量方面，以经济增长、物价、国际收支为核心，减少行政手段，多使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通过利益、风险责任之间的联系亦可约束企业行为。
随着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市场竞争的风险，包括生产过剩的风险，将主要由企业、居民等市场主体承担，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特征(周期性的过剩，通过破产失业消化过剩；各种价格对生产和要素流动起主要调节作用等)将逐步明显。因此，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方向应该是：进一步减少直接的行政手段对市场活动的千预；规范和稳定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提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预测水平，通过宏观调控目标的适时调整协调财政货币政策，引导市场主体的活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优化经济结构。调节模式应该向市场化、规范化、法制化、透明化方向转变。
当前宏观调控中某些经济手段的作用不够理想，调节措施伴随的风险较大，都与宏观调控的基础不完善有关。例如银行和金融企业的内在机制不完善，权、责、利关系不对称，造成了国家承担大部分的金融风险责任，同时以行政手段(控制不良贷款比例等)约束大多数的金融活动，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调节措施伴随的风险较大；又如财税体制不完善，财政支出还不够规范和透明、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够一致，税收体制也还存在诸多问题。
这都增加了财政政策的风险，限制了减税措施的实施。应该加快推进投融资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改革，促进资本等要素市场发展，尽快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另外，理顺宏观调控各部门的关系，尤其是计划、金融、财政等部门间的关尽，规范稳定各自的职能，宏观调控才能达到最终效果。
计划的职能今后宜集中在捉出宏观调控的目标；政府支出的安排则宜集中到财政部门。财政职能应该重点强化公共财政职能，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各级财政支出首先应保证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由财政支出的也应尽可能引导社会资金参与，财政资金不能再投入一般竞争性产业。将所有财政性支出纳入预算范围，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实行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完善预算体系，提高预算编制、执行的透明度，加强预算的责任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