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变化篇1
日本对华oDa由有偿资金合作（也称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三部分组成。其中，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华oDa的主要部分，约占80%，它凭着0.75%～1.5%的低息以及30年～40年的还款期限等宽松的贷款条件，支持着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大规模资金项目。日元贷款与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三管齐下，对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建设资金不足、技术管理落后的情况下，作用极为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成为对我国提供oDa数额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各国对华oDa总额的三分之二。截止到2004年，中国已经接受日本对华oDa3·1万亿日元（合1651多亿人民币）。日本对华的0Da，帮助中国不断完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环境保护、教育、医疗设施以及人才培养等项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小泉上任以来，完全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其强硬和偏执的行径事实上导致了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急速滑坡，两国民众互信的根基不断发生龟裂。在中国民众眼里，日本在中日关系陷入谷底的时候不断削减对华援助的数额，甚至提出有关的对华oDa“毕业论”，玩弄对华援助牌，居心叵测。日本违背一直以来的“政经分离”的援助原则，把“政经挂钩”的做法运用到中日温热的经济合作中。日本这种卑劣的行径必将动摇中日两国间仅有的经济共同利益，从而破坏中日关系的大局。
不过，从日本oDa实施的标准来看，从冷战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日本的发展状况、中日国力变化的对比情况来看，中国民众倒是应该冷静地认识到：日本不断削减对华oDa乃至最终停止资金援助乃大势所趋。
首先，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国内财政紧张。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对华长期处于绝对贸易优势的日本，随着优势地位的丧失，日本试图通过削减对华oDa来抑制中国的发展，缓解自身经济衰退的压力。
其次，当前日本国内社会总体走向保守化，政治右倾化以及该民族根深蒂固的岛国心理是影响日本削减对华oDa，甚至炒作对华oDa“毕业论”的社会原因。长期生活与海岛的日本人危机意识强烈，面对世界上各国激烈的综合竞争，特别是看到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心理紧张，自卑情绪开始作祟。而当前在总体趋于保守化的日本社会里，右翼势力、保守分子处于强势地位，他们竟然把本国经济的不景气归咎于中国的经济崛起，把中国看成是对外输出“通货紧缩”、造成日本出现“产业空洞化”的元凶。“中国”在日本甚嚣尘上，在这种思想的误导下，日本国民认为日本无须再向一个壮大的威胁国家提供援助，助长了日本国内对华oDa“毕业论”的论调。
再次，中日两国在能源开发上出现的矛盾成为日本对华oDa缩减的导火线。当初日本对华oDa，其中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日本看准中国的能源，以经济援助换取中国的能源供应。但是，自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两国原先的垂直分工的互补性资源条件不复存在，而且走向竞争的关系。中日在俄罗斯石油管道、东海油气资源开发和海洋划界等问题上纠纷不断。世界能源危机造就中日间原有的贸易形态，从互补性转向竞争性，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华oDa的供应项目和金额。
最后，日本削减对华oDa，其根本原因在于冷战后日本基于变化了的国际政治环境而部署的国家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宣称要走向政治大国，公开将日本的oDa政策纳入本国的外交战略体系。日本毫不掩饰其oDa政策要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相挂钩，oDa要作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性投资资本，发挥超越纯经济领域的政治安全效应，借助日本在oDa方面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以占据亚洲地区的主导权。在迈向“国际大国”的道路上，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冷战后中国经济不断崛起，在国际事务中不断表现出重大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这对于经济景气不再、政治总体走向保守化的日本来说，从亚洲地区崛起的中国从现实的权力政治角度来看至少是一个战略竞争对象，日本如果一如既往地援助中国，无异于“养虎为患”。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从2004年底开始，日本对华oDa的去留问题开始被政府提上议事日程。从此，日本国内关于停止对华oDa的论调一直甚嚣尘上。2004年11月28日，小泉曾表示，“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而在去年的3月23日，日本政府宣布，“冻结新财政年度的对华贷款计划”。日本显然是在对华打oDa牌，试图借此扭转外交劣势，附和极端右翼的反华言论，对华摆出“隐性经济制裁”的姿态以软化中国的对日政策。只不过日本不得不考虑到对华oDa特有的历史意义及其政治背景，全面停止对华oDa尚需一段缓冲期,故而于6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
三、外相麻生太郎等阁僚，在首相官邸召开“日本政府海外经济合作会议”，决定解冻2007年度对华oDa援助。
其实，抛开两国间的爱恨情仇不谈，据日本oDa政策既定的实施标准，日本停止对华oDa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首先，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援助标准，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p达到1500美元后，日本不再提供无偿援助；当一国的人均Gnp达到3000美元后，日元贷款将被停止，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p达到5000美元后，技术以及人才方面的援助也终将停止。中国2003年人均Gnp约1100美元，按照目前中国约9%的经济发展速度，4年后的中国就可以达到日本外务省“1500美元”的标准。另外，自2004年下半年以来，日本高层如小泉、町村信孝等曾在不同场合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日本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停止对华oDa。诚如冯昭奎所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从1979年开始的日本对华oDa总有一天是会结束的。日本对华oDa终将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历史过程，它将成为从1972年中日复交直至21世纪的中日关系史的一段重要插曲。
二、探寻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新支柱
按日本实施oDa的标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在中日存在战略竞争的情势下，日本对华停止oDa将是大势所趋。对此，中国应该坦然面对，在中日关系陷入困局时，中国不应该对日本oDa的续留问题上过分敏感。去年3月12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绪方贞子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她透露日本将在2008年取消日元贷款。这意味着，到2008年日本将正式停止oDa对华项目中的日元贷款，oDa在中日经济交往中发挥的主要使命也将正式完成。不过，她也表示“2008年取消日元贷款，并非取消全部项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技术合作项目还在实施”。而在7月19日，日本驻华使馆经济部参赞石川浩司在北京召开的新闻会上就表示，“尽管到2008年日本将正式停止oDa对华项目中的日元贷款，但它不会影响到oDa的另一部分，即对华技术合作”。可见，明确在“后日元贷款”时代如何与日本进行技术合作为主导的经济合作，关系到中日能否继续保持符合双方利益的经济“双赢”局面。
经济政策变化篇2
稳健的增长应该仍然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不是新的理念，往届中国政府同样是规避经济过热的，但政府的经济政策有时候很难避免市场冲击。比如2004-2007年，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金融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影响下，全球经济是过热的。中国经济也增长迅猛，国内投资增速非常快。政府并不希望经济增速过快，努力为过热的市场降温。距今最近的一次过热发生在2009-2010年，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一些失算，刺激政策维持了经济增长，但是现在看来刺激计划有些过度，短时间投入大量资金造成了经济过热。这并非政府希望看到的，所以政府开始调整政策，希望经济软着陆。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第三季度保持稳定，我想目前中国政策制定者对7.5%-8%的经济增速是满意的。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9%左右，但是过去十年的实际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这导致了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中国政府还需要面对产能过剩问题，所以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速是适度的。目前应该不会再出台刺激计划，即使再次发生了像2008、2009年那样的情况，中国政府对出台刺激计划的态度也会更加审慎。所以我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会是中性的，既不扩张，也不紧缩。
中国经济政策的第二大主题是改革。我们都在期待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方案。目前整个政府机构的工作重心就是制定改革方案。首先是减少政府管制和干预，尤其是针对民营经济的行政干预，资源价格改革也会涉及。目前，新一届政府在减少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已经有一些动作。上海自由贸易区也是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措施，上海自贸区将在让政府发挥有限作用、企业和个人发挥更大作用方面作出示范。金融体系改革也在日程中，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放松资本管制、资本账户开放正在推进，允许民间资本创办银行，也是改革的方向。财税改革，包括技术性的调整，以及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允许发债的，所以地方政府有很多所谓的投融资平台，这是造成金融体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地方政府需要为大量项目融资，这就需要行政体制改革和财税改革。然后是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这将为城镇化提供便利。总之，改革的内容很多，改革将是全面的，当然也会有一些妥协。
关于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在过去30多年中，城镇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规模扩大，二是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但是农民工却无法留在城市中，许多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多年后，还要回到他们在农村的家乡。目前的体制机制并没有为农民工留在城市提供便利，将农民工留在城市需要对目前的体制作系统性变革。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和土地的城镇化，目前政府正在开展大量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改革。城镇化并不只是在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扩大需求方面发挥作用，新型城镇化还有助于缓解用工成本上涨的难题。众所周知，由于劳动力短缺，中国的用工成本正在增加。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目前还有30%-35%的劳动人口在从事农业，还有大量没有真正融入城镇的农民工，现行政策导致这部分人很难留在城市，这也是造成城市中劳动力短缺的原因之一。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只有52%，预计未来十年，新型城镇化将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
关于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得益于开放，中国的许多变革都得益于开放。不仅是资本流入中国，知识和智慧的流动也是促进中国进步的重要原因。上海自贸区将会出台一系列政策扩大开放。另外，我想提的一点是中国政府在海外投资方面的政策。中国政府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尽管政府近年来努力减少外汇储备的规模，但即使有所降低，规模依然很庞大。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能仅用于投资美国政府债券，所以中国在外汇储备制度方面也会有一些变革，将允许企业和个人更多地投资于海外。
总之，中国经济已经到了需要攻坚克难的阶段，腐败、环境污染、社会矛盾等交织在一起，另外还有大量的低收入人群。这些既是难题，也是推动政府改革的动力。面对这些难题，政府也必须有所作为。
经济政策变化对投资和企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政府仍会花大力气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但目标不会是过快的增长，而是一种正常适度的增长。目前，中国经济实现了所谓的软着陆，我们可以确信，并没有出现硬着陆或者崩溃，经济在持续增长。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二十年中，过快的增长速度往往会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比如通货膨胀，当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会更加严重。事实上，目前印度经济增速为5%，中国经济增速达到8%，这仍然是一个很高的经济增速，这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实际上，中国的历届政府对经济过热都保持警惕，一旦发生过热，政府会采取措施。
政府会致力于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并努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鼓励更多的竞争，包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事实上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少政府管制和行政审批。最近，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是在地方层面上创造一种全新的经济环境，来改进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给企业更大的自由，包括给贸易和外国投资更多的便利。我们会看到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府将会出台更多的政策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民营经济能够投资更多的产业和行业。目前，中国经济中，投资过多、消费太少，政府干预太多、要素价格不合理，管制过多、创新不足的问题比较严重。正是因为如此，民营经济的作用很重要，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另外许多新的经济政策对外商也会有影响。上海自贸区已经展示了新一届领导层对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的决心，对进一步开放市场包括金融市场的态度。这并非一夜之间的事情，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们会看到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在加入wto多年后，人们会发现中国将参与到全球金融市场中，包括利率市场化、外汇自由化，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都会鼓励资本的流出，而不仅仅是吸引外资。
自贸区的成立意味着贸易和投资更加便利。目前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方面的，我没有看到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变得对外商不友好，加入wto后，政府并没有施加更多的管制。另一方面，外商在中国国内正在遭遇到中国本土企业更多的竞争，这是外商感到经营困难加大的重要原因。当然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质疑比较多，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国企实力越来越强，成为更厉害的竞争者。如果说国企有更多的机会去游说政府，给其他类型企业制造更多的障碍，这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政府需要为公平竞争创造更好的环境。许多外商抱怨，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国的营商环境更好，实际上那时外商企业享有的是一些特权，那时外资企业享有很多优惠政策。而目前我们需要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
经济政策变化篇3
【关键词】国际经济从紧货币政策选择
2008年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并相继采取扩大定期拍卖工具规模，扩大与欧洲央行及瑞士央行的货币互换额度，并扩大贷款拍卖所接受的抵押证券种类范围。此外，美联储还通过招标拍卖国债方式向大型投资银行提供了241.2亿美元的贷款。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增加市场流动性，从而缓解信贷危机。美国的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的流动性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并对我国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一、我国经济中流动性过剩的表现
在经济学中，“流动性”（Liquidity）是指某种资产转换为支付清偿手段或者说变现的难易程度。由于现金不用转换为别的资产就可以直接用于支付或清偿，因此，现金被认为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人们常把流动性直接理解为不同统计口径的货币信贷总量，即通常所说的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流动性过剩（excessLiquidity），简单地说，就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加迅速。在宏观上，它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就银行系统而言，则表现为存款增速大大快于贷款增速。
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2006年末，狭义货币供应量为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5%，增幅比上年高出5.7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同年GDp的增长速度；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4.8%，比上年末高出0.6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存款总额高于贷款总额即存贷差为11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7万亿元。
2008年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2.10万亿元，同比增长17.48％，增幅比上年末高0.74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低1.4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9.20％，增幅比上年末低1.85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低1.52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25万亿元，同比增长5.96％。1-2月净投放现金2079亿元，同比少投放1476亿元（见图1）。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已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迹象。流动性过剩导致的结果，首先是大量的资金追逐房地产、基础资源和各种金融资产，形成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而上游资源价格的上升，必然会推动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如果在一些因素的刺激下，部分流动性开始追逐消费品，就会引起物价的较快上涨，形成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容易引发经济过热、产生经济泡沫，因此往往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经济现象。
二、欧美央行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自2007年7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通过一揽子财政和货币措施持续释放流动性，同时加强同欧洲和瑞士等央行的合作来缓解由于“次贷”问题造成的流动性短缺的压力。此外，在过去几个月中，欧洲央行等多家中央银行已多次向金融系统注资，以缓解信贷紧张问题。欧美等中央银行的注资举措，在缓解本国信贷压力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风险。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全球过剩流动性逐渐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为应对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需求，使经济增长放缓。由于美国经济的不景气，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贸易性管理造成困难。同时，这些国家的外部需求减少，吸附流动性的能力减弱，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硬着陆的隐患。
1、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从货币汇率角度来分析，美国消费者受“次贷”问题影响，更多地需要和容忍新兴国家（主要是中国）商品，从而导致美元汇率受损，美国需要美元的进一步疲软和更多的资本回流，这不可避免地会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美元指数于2001年创下15年左右新高121.02，已经连续近7年走低，自2007年7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指数贬值13.7%，最低触及70.70。美联储连续7次降息，将基准利率降至2%。在“次贷危机”中受创的美国金融企业恢复原有借贷规模尚需时日，美国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热点，油价上扬也带来抑制因素，总体经济增速可能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与此同时，美国通胀压力有所上扬，油价大幅上扬将逐渐传导至消费领域，若美元利率继续下调，也可能推动油价上扬。对此，美联储继续下调利率的空间有限。美国经济增速放慢，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速，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欧元区经济也将逐步遭遇负面影响。而人民币从2007年5月至今兑美元持续较快升值，累计升值幅度越来越大（见图2）。
2、人民币加速升值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人民币资本项目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也就是说决定汇率的机制不是市场，改变没有意义。
（1）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目前，进口商品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23%，进口商品价格对中国物价水平的影响不可小视。在今后的2至3年中，根据中国加入wto后所承担的义务，将不断下调各种进口关税。受此影响，进口商品价格无疑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再做较大幅度调整，将会加大国外商品对中国价格下压的力量，使国内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中国将再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
（2）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通过出口积累国际资本，通过技术引进提升生产技术水平，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无论是中国产业技术的整体提升，还是东、中、西三大区域分工的形成，都需要以强劲的外贸出口作为支持。人民币大幅升值，在抑制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内区域分工将造成不利影响和危害。
（3）给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外贸出口与汇率的变动有着密切关系，本币升值，必然导致本国出口产品成本增加，国际竞争力下降。1994年中国外汇体制改革，人民币汇率由1993年的5.76元贬至8.6187元，从而使中国的外贸出口由1993年的-1.6%，上升至1994年的27.7%。由于人民币采取了事实上的美元挂钩体制，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也与美元同幅度贬值，从而促进中国对日本、欧元区的出口增长。同理，如果人民币升值，必然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抑制外贸出口的增长。
（4）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人民币升值将直接打击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是中国最大的就业部门，如果制造业陷入衰退和困难之中，将使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同时，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是中国提供新增就业机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测算，中国目前加工贸易企业就业人员有3000万人。毫无疑问，人民币升值后，由于出口受到抑制，与出口直接相关行业的就业岗位将会相应减少。
（5）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作用下，国际投机机构开始瞄准中国市场，大量囤积人民币，在国内进行各种投资和投机活动，助长了经济中的泡沫行为。1985年，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导致日本经济10多年的衰退和不景气就是例证。热钱的大量涌入已影响到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导致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
3、增大我国流动性管理的难度
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一直增长较快。2000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仅为1656亿美元。2008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已经增至1.6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9.94％，增速依然较快。外汇储备增加，需要中央银行发行国债等手段对冲，如果没有完全对冲，就会加剧流动性过剩，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由于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运行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比预想的乐观，随着今后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元反弹，中国贸易顺差增长存在反弹的压力，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压力依然较大。除了贸易方式，资本方式输入的流动性也需要关注，一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约274亿美元，同比增长近61.3％，增速比去年同期高49.7个百分点，不排除其中暗含国际短期资本借道流入，也不排除部分境外热钱通过贸易途径进入中国，主要是通过出口企业高报出口价格、低报进口价格等方式。
从中国的特点来看，储蓄率居高不下等深层次原因也是导致流动性过剩一直存在的因素。2007年由于资本市场的火爆，出现了“储蓄搬家”现象。但在2008年，由于资本市场波动加大，储蓄出现向银行体系的回流。同时，由于2008年信贷紧缩下贷款增速放缓，导致存贷差不断扩大。许多专业人士普遍认为，目前中国银行体系，特别是大型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依然存在。
三、我国央行从紧货币政策的选择及其影响
狭义的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广义货币政策指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方面的规定和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措施（包括金融体制改革，也就是规则的改变等）。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后者的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他们往往影响金融体制中的外生变量，改变游戏规则，如硬性限制信贷规模，信贷方向，开放和开发金融市场。前者则是中央银行在稳定的体制中利用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达到改变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目标。
货币政策是通过政府对国家的货币、信贷及银行体制的管理来实施的，它由中央银行执行，通过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影响利息率及经济中的信贷供应程度来间接影响总需求，以达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的和紧缩性的两种。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更为容易，利息率会降低。因此，当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合适。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较为困难，利息率也随之提高。因此，在通货膨胀较严重时，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较合适。货币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货币供应量，即全社会总的购买力，具体表现形式为：流通中的现金和个人、企事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流通中的现金与消费物价水平变动密切相关，是最活跃的货币，一直是中央银行关注和调节的重要目标。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银行为调控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采取的政策手段。货币政策是涉及经济全局的宏观政策，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分配政策和外资政策等关系十分密切，必须实施综合配套措施才能保持币值稳定。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稳健的财务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2007年12月5日，在北京结束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200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出现显著的变化，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把“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去掉“适度”两字，意味着2008年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向。这次经济会议提出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指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加大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以确保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是继续升息，2008年利率至少还有100个基点的上调空间；二是加快升值，在人民币对美元浮动范围放宽的情况下，预计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将扩大到8％以上；三是进一步加大流动性回笼的力度，将继续通过央行票据、特别国债等工具对冲被动投放的流动性，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上调到15％以上；四是加大对银行信贷的控制，除了对全年银行信贷总量进行控制外，可能从年初就对信贷投放进行严格的控制。
从紧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控制固定资产投资
由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外汇储备依然居高不下，流动性过剩问题一直没有缓解。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要通过减少货币投放，使高涨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增长回落到正常水平。
2、降低通胀压力，稳定物价水平
2007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上涨，通胀压力明显加大。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遏制，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极大。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无疑有助于物价的稳定。
3、为房地产市场适度降温
近年来，房地产投资居高不下，住房价格一路攀升。但随之而来的是房价高升，金融风险问题也相当突出。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控制不好，将给整个经济发展埋下巨大隐患。从紧的货币政策将直接导致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必将对房地产投资、住房需求带来影响，从而有效遏制房价猛涨势头。流通中货币量的减少，将减少流入资本市场的资金量，资本市场过热将会有所趋缓。
4、处理好与扩大就业的关系
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中央在对当前物价连续上涨、货币信贷增长过快等宏观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做出的重要经济决策，为确保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实施这一政策，还必须兼顾好扩大就业的要求。从紧的货币政策如果掌控不好，将会减少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这是中国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必须认真处理好的问题。
总之，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从银行信贷规模、利率水平及汇率水平上来分析，但利率水平是核心。如果银行利率水平调整为正利率，加上对银行信贷规模的严格管制，那么，防止投资过热及稳定物价，挤出两大资产价格之泡沫都能够实现。反之，如果仅从量上控制而不从利率水平上入手，所产生的效果仍然会十分有限。
【参考文献】
[1]周小川：金融宏观调控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J].中国货币市场，2004（10）.
经济政策变化篇4
一、新中国建立之前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取舍
1921年7月到新中国建立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策的选择上不是一开始就定位在农村，而是以城市为核心展开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共产党人希望通过领导新生的无产阶级，使其势力在中国的大都市中凸显出来。[2](p230)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的工作基本没有涉足农村地区，重心在城市，目标还是在经典理论的指导下，力图通过城市工人的联合暴动来获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事实上，通过城市暴动获取政权的模式进行了多次实践，并且在1924年之后也跟中国国民党建立了首次联合，但受到国内工人力量薄弱和国民党背叛革命的影响，最终在1927年陷入了首次合作破裂和革命受挫的困境之中。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才在国民政府斩尽杀绝政策的倒逼下被动转入了地下和农村。从此，农村经济政策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解放区(包括了苏区、边区和解放区三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基本内容是农村经济政策，是解放农村封建主义问题的政策;解放区的生产，中心是农业生产;农民是解放区发展经济的主力军。此时，受军阀割据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已经破败不堪，农民生活艰难，稍有资财者又迁移城乡，农村经济陷入到难以持续的困境之中。农民或以田亩荒芜，或以农产落价，致收入减少，而其日用必需，未能尽减，仍须求之于市。乡间富户，或以匪患迁徙城市;或以农产衰败，不再投资田亩，乡间储蓄，遂逐渐向城市推移。农村经济的困窘和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却为刚刚转入农村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成长、壮大的契机。为此，中共尚未在农村立足，就在1927年汉口会议上确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针。伴随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没收的土地以(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但禁止土地买卖。次年4月，毛泽东又在前期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早期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之后，又对土地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及农村的社会各阶层关系进行多次调整，从而使土改活动顺利推进。显然，在这一时期，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由于有了这些政策的保障，使陷入困境的农村地区经济，即使一直处在不断的战火和混乱之中，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如1933年，处在国民党围剿之中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粮食生产比前一年增长了15%，而闽浙赣根据地则增长了20%。
随着国内外局势的迅速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经济的政策则不断地深化、调整、完善下来，更加适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革命斗争需要，起到了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降低了农村内部的摩擦、冲突。具体而言，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抗击日本侵入者，很快改变和调整了原有的农村经济政策，以减租减息替代没收地主土地的做法;同时，针对封闭的经济区域、敌伪的困扰和各种经济战、货币战等因素影响，中共适时制定了奖励生产、公私兼顾等制度，特别是在战争困难时期，各根据地还展开了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内涵的大生产运动。在这些政策的激励下，农民的积极性得以全面提升，大量荒地得到了开垦，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提高，如陕甘宁边区的谷物产量由1937年的1，2600，00担增加到了1944年的1，7500，00担，增长了40%;棉花则由零上升到1944年的300万斤。随着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又根据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了农村经济政策。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把减租减息的政策调整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1947年9月13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之后，针对土改中存在的乱打乱杀等现象，中国共产党对土改等农村经济政策进行了修补。截至1949年6月，在解放区中已有2/3的人口完成了土改。而更为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凭借农村经济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为革命的最终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由此可见，在此期间，党在农村经济政策上的选择明显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考察、定位、修补和完善的过程。其制度安排与变迁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认识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在政治(革命)目标、内外形势倒逼下逐步推进和深化的，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顺应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的实际，越来越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间党对农村经济的政策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继续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土地改革政策，还根据新的形势赋予其新的功能，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样，土改政策很快推广到新解放的地区，使广大民众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把农业的恢复提高到国民经济复苏的基础位置。一方面，针对获得土地的民众缺乏生产资料等现象，党和政府在农村地区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采取增加农业投入、兴修水利、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开垦耕地、开展城乡交流等措施，力促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农村经济基本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全国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44.8%，超过历史水平9.3%;主要农业经济作物的产量也增长迅速，棉花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193.7%，超过历史水平53.6%。广大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
然而，伴随大规模经济建设活动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农产品不能满足国家高速推进工业化的问题，是继续执行既定的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还是采取均衡发展，使农业的积累首先用于农业和轻工业本身?的政策选择问题突出。如果顺延广大农民的意愿，选择后一种路径，必然要对工业化发展做重新选择，改变早期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相反，如果采取前一种策略，则要对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走势作一个全面的转变。而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的封锁政策以及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局势，最终使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中偏向了前者，采取完全排挤市场机制，直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安排。当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不同于原生型的工业化道路，存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趋向。对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资本不但严重短缺，而且也无法像西方工业化发轫之时能够借助海外的掠夺和国内矛盾向海外的转嫁，我们只能依靠农业积累的转移来保证工业化资金之需。要实现这一目标，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制度安排上不得不推行新的制度选择。一是改变几千年来皇权不下乡的现状，增强政府的渗透和汲取能力，实现政府权力伸入基层，直接把分散在千万小农中的极少农业剩余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上。面对国家在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春夏粮食购销紧张的形势，中央政府一举把分散在广大小农手中的粮食购销困境转化为国家统购统销制度，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扩大统购的范围。接着，为了降低国家在统购农产品过程中的成本，又把前期农民自发自愿的互助合作、经过短暂的初级社后迅速提升到高级社，进而，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之后，人民公社迅速在全国农村推广开来，从而达到了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以解决粮食供应和工业化发展所需资本供给问题的目的。二是针对重工业战略的特征，政府推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成功阻隔了城乡之间的互动，降低广大农民涌入城市的目标，起到了稳定城市、稳定社会的作用。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大批农民涌入城镇加剧国家粮食供给负担和重工业战略的推行困境，党和政府从1953年开始不断采取阻隔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195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将按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进行管理和划分。1958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城市与农村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形成。这样，党和政府就不但能够保证对农村农产品的征收，而且还能从人口流动的限制中确保重工业发展战略所需，为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形成铺垫了制度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上的选择，目标是为了保证重工业战略的实现，但同时要想让农业也能获得较好的发展，显然是一个两重困局。毛泽东虽然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过：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很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但在追赶策略、国际国内环境的倒逼下，党和政府最终还是择取了前述农村经济的政策，自然不可避免地给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种种不良的后果，中国二元经济的隔阂不是在缩小，反而越来越大，农村、农业和农民作为一个系统在运行，而城市、工业与市民作为另一个系统也在运行，彼此独立，只是借助并依靠政权的力量，使得农业产品进入城市、工业产品进入农村。而大量农业资本的流出，使农民、农业和农村失血太多，以致形成了后来一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这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体系能够渐趋形成、农村经济陷入到困境的深层次因素。
三、改革开放至今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转变
自从农村经济发展由分田到户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转变以来，农村经济陷入到既要为工业化提供农产品等资源性贡献、又要在缺乏相应激励制度的条件下获得发展的内部逻辑矛盾之中，结果一方面，农产品供给不足，不能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居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一定比例的农民陷入难以维持温饱的贫困状况。农村经济萧条、2.5亿农民难以温饱，最终促成农村内部展开了一场发轫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包产到户改革。刚开始，来自农民内部的伟大创造并没有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在1978年12月通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仍然有着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但伴随城市改革结果的不容乐观、致使改革陷入一时困境的条件下，党和政府才对来自农村草根的改革冲动引起重视，在1979年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了，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的规定;到1980年9月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便最终认同了发端于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度。从此，在全国逐步终止了推行二十几年的人民公社体制，明确了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使农村经济渐趋纳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和全面推广之后，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全面促动，农业生产在短时间内获得了井喷式增长。粮食总量由1978年的30476万吨增加到1984年的40730万吨，首次出现卖粮难的现象;农民收入则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84年的355.3元，大大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比例由1978年的2.57：1降到1984年的1.86：1;林业、副业、渔业、牧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积累有了明显提高。然而，以民生为核心的工业化活动在全国的发展，却需要依靠来自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支撑。自然地，伴随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农村的大量生产要素流向了收益更高的城市中。而此时，党和政府经济发展的重心再次转向了广大城镇，在资源配置上明显偏向城镇。对于农村地区的各种公共产品的提供，很大程度上是上级政府的偏好，这种偏好可能有一些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是更大多数就是所谓的政绩工程。而且即使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公共产品，由于治理结构的原因可能根本不反映社区的需求结构，也就是没有考虑农业社区的承受能力。所以，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越多，对于农业的社会再生产反而破坏也越大，甚至还会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原因。之后，中央政府虽然也对农村的税费等领域进行改革，但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最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渐趋形成了影响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三农困局。
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在追赶策略下所选择的工业化路径最终在2003年前后得以初步完成，开始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此时，党和政府有能力改变长期以来对农村经济的剥夺政策。面对三农困局，党和政府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果断地采取了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开始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思路致力于新农村建设。之后，中央连续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大刀阔斧地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不但降低了农民负担、取消了持续二千多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的补贴力度。同时，对各种涉农政策、制度也进行了变通，以更加稳定、持续地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一过程也遇到政策执行中的某些反复和各种阻力，如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政府为了保证城市的稳定、企业的生存和就业的深化，仍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延续了前期倒逼农村经济的政策，在不考虑农村经济实际的前提下推行机电下乡策略，以吸收农村稍有改善的经济积累;而面临日益严峻的城镇房地产用地困局，政府又采取了所谓的土地增减挂钩，即依据土地利用总规划，将若干拟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复垦，最终实现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地布局更合理的土地整理工作目标。该方法应该是切中时弊的，但各地在土地财政等因素作用下却频频引致了部分地区强制并村等活动，使广大农民被上楼后却面临生存困境。当然，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推行、改进、深化方面，确实越来越顺应了农村地区的实际，大大改善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条件，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扩大了社会保障面。
四、结论与展望
经济政策变化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演化;演化动力;改革开放
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财政政策业已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政策大体上经历了“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的演化过程。不仅实现了财政调控由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方式向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方式转变,有力地维持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而且保证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文献综述
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运行已经由“短缺时期”进入到“后短缺时期”,财政政策取向由财政退让到财政进取的变化适应和推进了这一变迁,使经济运行在不同的时期均趋向于良性循环的状态,同时也实现了财政自身的创新(吕炜,2000)。财政政策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其变迁的方向不是随机的,而是存在着路径依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政策变迁形成路径依赖的原因在于政府对财政目标的偏好与财政压力的叠加影响、政府主导的财政政策博弈均衡和较高的政策变迁成本的影响。财政政策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其变迁的方向不是随机的,而是存在着路径依赖。当财政政策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时,路径依赖就会对其产生规范作用(梁学平,2007)。财政政策发挥调控功能以国家财政拥有一定财力为基础。经验表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用空间的变迁与经济体制、国民经济运行格局息息相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真正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必须改善其赖以发挥作用的经济运行环境并加强两者之间的协调(崔建军,2008)。而税收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协调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探求国家整体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税收政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李冬梅,2009)。财政是各国促使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工具,但它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效果也自然会打折扣。中国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但其他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不尽人意。所以目前的中性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应注意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减少公共支出,多运用税收调控方式。在这方面,美国的财政政策对中国有一定的启示,从罗斯福到里根,到克林顿,再到小布什,社会性支出比重大幅提高,将美国经济拖入了百年不遇的大危机。好的财政政策要做到财政政策服务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和寻求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寻找中国财政政策演化的过程和动力,探索它对未来政策的启示,对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和实现经济得快速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是本文的一个出发点。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演化
从改革开放到1992年,中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中国财政政策延续着计划经济的“区别对待”政策,并且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中国财政政策向“正轨”回归――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制定财政政策。1993-1997年所实施的“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在坚持总量从紧的大前提下,进行适时的结构调整,做到“紧中有活”。在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期间,中国实施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积极提高财政收入“两个比重”,把与速度和规模直接相联系的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作为中央的固定收入,把与经济效益水平直接相关的所得税等作为地方的固定收入。这一阶段税收大幅增加。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这是一种阶段性的适度扩张政策。在政策取向上,不仅未坚持完全的扩张性方向,还注重国内供需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这一阶段尽管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但中国税收收入却处于快速增长时期,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从2005年开始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强调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以调整结构为主线,适当减少扩张,“渐进”地实现中性目标,最终达到保证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和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自2005年实施稳健财政政策以来,中国逐步加快了消费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税制的改革步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普遍认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实现2009年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2009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处理好包括扩张总量与调整结构、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减税增支与增收节支、财政调控与市场机制等方面的重要关系,继续加大“三农”投入,提高中西部医疗补助标准和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演化的动力
(一)宏观经济发展的反周期需要
中国财政政策演化和宏观经济周期有着密切的联系。自1978年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中国政府逐渐开始通过财政政策等间接经济手段来调控经济周期。1978-1997年间,经历了1979-1981、1982-1988、1993-1995等4次不同原因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这段期间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为主。1996-1997依然是惯性紧缩,表现出明显的演化适应性。虽然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在1997年下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南亚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国内市场出现需求疲软和生产过剩,需求不足成为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加上东亚危机对出口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低谷期。所以1998年初以来,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决定将适度从紧缩政策调整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策一直持续到2004年。2005年以来,国债投资已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现象,而且中国经济又并非全面过热,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有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许多薄弱环节亟待加强,而且没有强烈信号表明近期会发生高通货膨胀,因此,积极财政政策不宜突然转向紧缩的财政政策,而是实施稳健财政政策。政策一直持续到现在,即使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也没有改变这种政策取向。宏观经济发展的反周期需要,使得中国财政政策适应宏观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演化特征。
(二)财政政策演化的自适应
财政政策变化属于政府主导的一种制度安排的变迁,依据路径依赖理论,财政政策变迁不可避免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如果存在报酬递增时,自我强化机制同样适用于财政政策变迁,路径依赖同样会对对财政政策变迁起着规范作用(诺斯,1994)。这就是财政政策演化的自适应特征。从中国财政政策变迁的进程来看,中国的财政政策变迁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如强调收入的制度安排、倚重国债和财政赤字工具、适度调节经济的政策安排等,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引致的自我强化机制的规范作用下,在政策变迁过程中持续得到自我强化,形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惯性。
(三)经济主体引致税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鼓励发展私营、个体经济等非工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迅速,逐渐形成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经济主体的变化引致税收政策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时是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税收差别逐步减少,税负趋于公平,私营、个体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私营、个体经济缴纳工商税收的数额及其占全国工商税收的比重随之继续快速上升。中国财政政策适应经济主体变化的特征,也是其演化动力之一。因此,中国财政政策的演化,不但是由微观经济主体和宏观经济反周期的引致的,更是财政政策自身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等引致的自我强化。
四、中国财政政策演化的启示
从中国财政政策演化来看,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从长期来说,中国应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所谓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通过增收节支,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实现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并维持较低通货膨胀水平的政策措施。这也是政府做好“守夜人”,让位市场的一种积极做法。虽然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是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可是具体操作却应该着眼于熨平经济的短期波动。所以,财政政策应尽可能地短期化和社会化,根据需要随时进行微调。此外,政府必须在潜在的财政风险和短期的经济增长之间选择一条对于自己更合适的路。从政府风险最小化和国家义理性最大化的目标出发,当前的政策选择应该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同时注重劳动替代资本,使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相适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培养新的税收源泉可能更加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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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变化篇6
[关键词]体制转换模型；时间序列分析；财政货币政策规则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7)02―0008―05
一、体制转换模型理论背景
自20世纪20年代tinbergen和Frisch的开创性工作开始，使用数学表达经济内容的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日益在经济科学中得到广泛应用。经济计量方法不仅被用于解释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和资源配置等复杂经济过程，而且用于制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和经济计划决策，比如，弗里希的经济计划决策模型和丁伯根的经济政策系统分别在挪威和荷兰得到应用。
进行经济计量分析时，将根据理论确定的经济变量包括在反映厂商、居民和政府行为的理论关系或方程中，继而，检验方程是否成立。若成立则估计系数，相反则重新确定经济变量和理论方程，直至用模型表达的理论达到满意程度。经济计量分析结果可以解释经济系统的复杂动态关系并验证理论的解释价值，而且，经济计量模型揭示的代表人的行为模式及其相互影响关系的模型结构可被政策制定者用于指导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结构或政策性质发生变化时，经济计量分析的有效性受到强有力的挑战(Lucas，1976)。随着经济环境变化、博弈对手的博弈策略调整以及政府政策结构的改变，理性预期下，政府和居民会不断调整行为模式，这导致既定的经济计量参数发生变化；而且，程度不同的政府“相机抉择”政策变化，比如财政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和政策工具的变化，也使得企业和居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并改变用来反映企业和居民行为模式的参数结构。从用于经济计量分析的数据特征来看，很多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偶尔呈现剧烈的跳跃，且通常与金融危机或政府政策突然变化(Jeanne和masson，2000：Cerra，2005；Hamilton，2005；Hamilton，1988；Sims和Zha，2004；Davig，2004)等事件相联系，尤其是金融数据的突然变化(ang和Bekaert，2003；Garcia，Luger和Renault，2003；Dai，Singleton和wei，2003)。
为正规地给时间序列数据中的偶然、离散变化建模，通过将自回归参数视为离散状态马尔科夫过程的结果，Hamilton(1989)提出为体制转换(regimeswitching)建模的方法，并进行美国经济周期分析，其中，美国Gnp趋势函数的增长率根据一阶马尔科夫过程在两个不同状态间转换。Hamilton的文章激发了大量使用“马尔科夫转化”为结构变化建模的文献并被广泛引用。
二、体制转换模型的分析框架
首先考虑描述单个变量行为剧烈变化的结果。
三、体制转换模型的应用及最新进展
(一)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分析
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常见方法，假定简单的政策规则，并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刻画备选的政策识别。若政策体制是固定的，则泰勒规则文献所暗含的积极货币政策与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产生常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影响的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预测，而在与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fiscaltheoryofthepricelevel)相联系的积极财政政策与消极货币政策组合中，货币和税收变化产生改变总需求的财富效应，而政策影响是非货币主义和非李嘉图主义的。固定的政策体制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政策体制持续到永远，但不断增加的大量实证证据发现政策体制是不断发生变化的。taylor(1999a)、Clarida,Gali和Gertler(2000)以及Lubik和Schorfheide(2003b)等人发现，1960～1979年期间，联储遵循仅微弱地针对通货膨胀而反应的利率规则，所以不满足泰勒原则，但泰勒原则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被满足。相对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多样化的政治偏好变化更敏感。Davig，Leeper和Chung(2004)将美国的财政体制变化描述为两个财政规则的交替，一个以预算平衡为目标，另一个以宏观经济稳定却忽视政府债务变化为目标。woodford(1998)则表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美国财政政策是积极的，而20世纪80～90年代，财政政策是消极的。实际上，纵观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财政政策操作的历史，可以发现，财政政策并非在所有时间都是消极的。1965～1967年期间，约翰逊政府为发动越南战争和解决贫穷问题导致了财政扩张，并于1968年增加税收。1974～1986年期间至少存在3个相机抉择的积极税收政策时期：紧随石油价格上涨后福特总统削减税收导致1975年财政扩张、开始于卡特总统并在里根总统任内加强的军备建设，以及1982年里根总统削减税收。20世纪9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政府重新追求财政稳定原则，但布什当局实施的税收削减(200l、2002和2003年)却意味着重视财政政策的反周期(相机抉择)职能，其结果是主要盈余的反转以及政府债务的稳定增加。
“卢卡斯批判”(Lucas，1976)表明宏观经济学家应该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但是卢卡斯考虑的是一劳永逸的变化，而不是宏观经济序列描述的正在进行的过程。Cooley，LeRoy和Raymon(1982，1984)等人认为，将政策选择视为进行一劳永逸的选择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若政策当局可以预期正在变化的体制，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把一个概率分布归于这些体制。因此，行为人的预期以及因此他们的决策规则将意味着政策变化不是一劳永逸的。
决定政策选择的规则是经济环境的函数且这些规则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利用体制转换的实证证据，有些经济学家尝试为宏观经济政策体制转换建模，并允许存在多个体制变化。明确地在他们的货币和税收政策规则估计中为体制转换建模，Favero和monacelli(2005)使用马尔科夫转移回归方法来估计1960～2002期间的美国财政政策反应规则，并获得与战后美国财政政策体制在所有时间里都是消极的观点不一致的结论。首先，财政政策可以被刻画为，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积极的，20世纪90年代初缓慢地转化为消极的，并在2001年初转换回为积极的；其次，与基于不变参数识别的规则
相比，体制转换财政规则能更好地追踪美国主要盈余的时间序列行为。这样的结论对最优宏观经济学模型框架内的恰当货币――财政组合识别提出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最优宏观经济学模型框架被认为是适合政策分析的。
Davig、m．Leeper和Chung(2004)研究了货币和财政体制根据马尔科夫过程而变化的环境如何改变政策冲击的影响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分析。他们考虑了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以及财政政策的税收规则，规则在两体制间随机转换。一个体制中，货币政策遵循taylor(1993)原则，而税收强有力地随政府债务真实值增加；另一个体制中，泰勒原则不成立，而税收遵循外生随机过程。将计算模型获得的体制转换环境中货币和税收政策外生变化的影响与固定体制模型中获得的结论相比较，他们发现，体制转换时，行为人的决策规则嵌入未来政策将变化的概率，结果，货币和税收冲击总是产生财富效应；体制变化而税收可能针对债务反应迟钝的时候，一个体制中的积极货币政策不足以使经济与那个体制中的税收冲击隔离，并且可能具有税收冲击的扩张效应并传导总需求效应。进而，Davig和Leeper(2005)估计了美国战后时期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的体制转换规则，并将被估计的政策过程应用于名义刚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他们发现，与以政策体制为条件相比，更精确的定性推断可以在体制转换环境中从全部样本信息中获得。
(二)体制转换模型的经济周期分析
为刻画经济周期和产出中长期增长的本质，在真实Gnp的增长率是线性静态过程的框架内，自回归综合移动平均模型(Beveridge，nelson，1981；nels-on，plosser，1982；mankiw，1987)、使用卡尔曼滤子将真实Gnp建模为未被观测因素的和(Harvey，1985；waston，1986；Clark，1987)以及宏观时间序列的共积关系(King，plosser，Stock和waston，1987)等技术被用于经济周期分析。但是经济扩张和收缩之间的非对称性证据(neftci，1984；Stock，1987；Diebold和Rudebusch，1990以及Sichel，1987)以及宏观经济和金融时间序列中偏离线性的更一般证据强有力地挑战了线性静态模型。
在体制转换的非线性模型框架内，Hamilton(1989)假定经济计量学家在时间序列的被观测行为的基础上关于是否发生以及什么时候发生体制转换获得概率推断，并以非线性迭代形式给出概率推断的算法。其中，自回归参数被视为离散状态马尔科夫过程的结果，非静态序列的平均增长率可以受制于偶然的、离散变化。该技术应用到美国真实Gnp的实证应用表明，从正增长率到负增长率的周期变化是美国经济周期中经常发生的特征，并确实可以用来定义并度量经济衰退的客观标准。被估计的参数值表明，典型的经济衰退与3％的Gnp水平的持久下降相联系。
多变量框架下，马尔科夫转换模型在两个方面被扩展。Diebold和Rudebusch(1996)以常见的潜在因素方式被引入转换动态学，Krolzig(1997)考虑了参数取决于常见马尔科夫链的VaR模型(mSVaR)。通过允许每个VaR方程中存在特定的马尔科夫链(多变量马尔科夫转换VaR模型，mmSVaR)，J．anas．m．Billio，L．Ferrara和m．LoDuca等人扩展了mSVaR方法。他们使用mmS模型研究美国和欧元区工业生产周期状态之间的关系并探究欧洲区工业生产和欧洲行情指数(eSi)的工业组成之间的周期关系。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时间内，美国在经济和增长周期中引领欧洲区、两个地区间存在强有力的相互影响以及非因果关系的零假设在两个方向被拒绝。
(三)金融市场收益易变性(Volatility)的体制转换分析
由于两个原因，描述金融市场易变性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是重要的，即资产的风险是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变量条件均值的有效计量经济推断要求正确识别其条件方差。为易变性建模的通常方法是engle(1982)介绍的aRCH识别，但很多研究发现aRCH模型给出拙劣的预测和高度的伪持续性。Diebold(1986)以及Lamoureux和Lastrapes(1993)论证了持续性的高估计值可能是由于方差过程在样本期间发生了结构变化。Hamilton和Susmel(1994)使用2到4个体制估计美国股票周收益率的马尔科夫转换aRCH模型，允许aRCH过程的参数来自于几个不同体制的其中之一，体制间的转换由未被观测到的马尔科夫链控制。他们发现，SwaRCH识别提供了数据的较好统计拟合和较好预测，并将股票价格易变性的绝大多数持续性归于低、适度和高易变性体制的持续性，典型地，他们持续了几年。也肯定了股票价格的杠杆效应，基本新息由来自低自由度的学生分布而不是正态分布描述更好，并且周股票收益是正向序列相关的。
此外，体制转换模型分析还广泛应用在利率期限结构分析、经济危机分析、通货膨胀的英国商业资产价值效应(Barber，Robertson和Scott，1997)、自然失业率(Bianchi和Zoega，1997)、石油价格的美国GDp增长效应(Raymond和Rich，1997)、Garcia和perron(1996)分析通货膨胀和真实利率、Kim(1993)分析货币增长不确定性的决定因素等分析当中。
四、体制转换模型在我国的应用价值
经济政策变化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对比启示
一、美国20世纪90年代高增长、低通胀下的货币政策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下降，而同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稳定在美联储所估计的潜在增长率上，明显地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良性循环。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90年代以来美联储对货币政策的重大调整是促使美国经济良好运行的重要因素，这些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货币稳定增长为目标的“单一规则”和“泰勒规则”相结合形成了所谓的“中性货币政策”；二是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国际化。这些新的发展反映了美国货币当局面对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挑战在货币政策上做出了新的探索。这一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归纳为五个特点：
1.实行中性货币政策——盯住真实利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货币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调整，即以泰勒规则为理论基础，实行以实际利率为中介目标的中性化货币政策。所谓中性货币政策，就是指利率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让经济自身潜在的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续地增长。美联储认为，美国劳动力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因而美国经济潜在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5%，因此，美联储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调整利率，使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稳定在2.5%左右。具体来说，如果预期的年增长率低于这一标准，就调低利率；如果高于这一标准，就调高利率。
2.以利率作为货币中介目标和货币政策主要实施工具
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美联储发现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不再可行，于是，从1993年起，美联储开始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间目标。当1993年第4季度和1994年上半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分别达5.3%和3.85%时，美联储从1994年5月-1995年2月连续两次将贴现率由3%调至5.25%，目的在于防止1994年上半期以来因经济速度转快和失业率下降可能引发通货膨胀。随着1996年第4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发展又出现升温现象，美联储在1997年3月再次将联邦基金利率调高0.25%，以防通货膨胀复燃。美国经济经历了9年多的高速增长后，到2000年末开始出现减速的迹象。有鉴于此，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了下调利率的政策，2001年1-6月连续6次降低利率，将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分别降低了2.75个百分点。
3.政策的前瞻性
格林斯潘认为，由干利率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有滞后性，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必须有预见性，即在出现通货膨胀迹象之前就采取紧缩政策，或在出现衰退之前就放松银根。美联储总是提前行动，防患于未然，当美国经济运行中出现过热或过冷的迹象时，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把问题控制在初发萌芽状态。美联储这种策略在90年代成功地对美国经济实施了宏观调控。
4.以微调为主的稳定政策
美联储在货币政策实施中把握火候，微调为主。1995-2000年美联储每次上调或下调大多是25个基本点，这种温和的行动，可防止利率调整对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突然性的振荡。进入90年代以来，美联储十分注重微调的操作手段，根据经济的发展趋势，随时不断地调整联邦基金利率，从而保持长期实际利率不变，力求货币政策对经济不产生正向或反向的作用。每次调整的幅度很小，一直在0.25-0.5个百分点之间。
5.公开和透明的政策
1994年以来，美联储一直以利率作为操作目标和手段，大大提高了利率信号的透明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召开8次会议，每次例会都要对利率是否变动的情况作以说明，两周后公布会议纪要。且每年两次向国会发表联储对经济趋势的看法和货币政策取向。美联储这种做法一是避免出现联储与公众预期不同所导致的政策“冲击”，二是引导市场对利率波动形成合理的预期，避免出现市场剧烈的波动，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平稳地增长。三是货币政策透明有利于市场决策，也有利于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二、英国货币政策的变革
1.英国货币政策执行上的重大变革
自英国工党1997年执政以来，英国的货币政策执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英格兰银行被赋予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力。英国政府只把通货膨胀的控制目标交给英格兰银行，只在国家利益需要的特定情况下，才有权在较短的期限内干预利率。二是货币政策决策更加透明和公开，从而建立起稳定的公众预期，同时降低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三是在金融监管上，重新界定英格兰银行与财政部的职责。英格兰银行定位为负责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防范系统性的风险，而不再对具体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四是债务管理移交给财政部。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避免因政府理财的需要而影响货币政策的中立和独立，进而影响控制通货膨胀目标的实现。
2.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的基本框架
(1)货币政策的目标和手段
英格兰银行建立了以短期利率为主要手段来实现通货膨胀控制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从1997年开始，英格兰银行不再使用广义或狭义的货币作为中介目标，而直接以通货膨胀率为目标。在英国，只有短期的利率才是中央银行可以影响和控制的，主要是两个星期的回购利率。短期利率的变动影响市场预期，往往引起不同期限债券收益率曲线的变化。名义利率的变动以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决定了实际利率的水平，而实际利率的变化将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使国内生产总值发生变动，并以菲利普斯曲线的作用方式，使通货膨胀发生变化。在英国实行浮动利率制度，而且绝大多数个人都有住房贷款的负债，这就大大提高了利率传导的敏感度。
(2)流动性的测算与操作
英格兰银行通过在国内货币市场进行操作实现其对短期利率的控制。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央银行，由于其独特的地位和职能的不断演变，英格兰银行已成为典型的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以及发行的银行。流通中现金的增加和减少直接影响到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英国的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变化实质上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政府财政之间的净交易产生的。比如，企业交税的行为就会使资金由在商业银行的账户转到政府在中央银行的账户，表现为货币市场流动性的减少。中央银行的操作要“对冲”这种流动性的变化，并经常性地保持市场对流动性的需求。短期利率的意义就在于它是英格兰银行为对冲这种变化而采取干预行为所设置的条件。在对流动性预测的基础上，对流动性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的，并在操作中对预测结果进行不断调整和矫正。为了适应货币政策的改革，使操作更加现代化和更加简明有效，从1996年开始引入了回购操作。
三、美英两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美、英政府及货币当局在货币政策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对于完善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及手段，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功能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在由非市场型向市场型转变，确立运用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但不能因此放弃或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科学性调控。首先，政府的货币政策应在考虑总量平衡的同时注意结构的调整，保持经济结构的合理、优化。其次，政府制定和施行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应该是针对整个行业而言的。最后，政府的调控不应干预市场，而是创造市场，鼓励企业竞争。我们必须深化财政、金融、计划体制的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和协调机制，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正确调控，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健康运行。
2.扩大间接金融调控手段的运用
我国宏观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相应要求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我国目前实施的货币政策手段，主要包括存款准备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传统手段和贷款限额，其中前三种为间接调控手段，贷款限额属直接调控手段。与美国等市场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公开市场业务的基础仍很薄弱，公开市场业务的有效性发挥受到了制约。因此，应借鉴美国货币政策手段，扩大公开市场业务，这对我国的金融调控从以直接控制为主转向以间接控制为主具有重要意义。
3.加强税收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美国的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税收政策的运用，我国较少使用税收政策，原因在于当前我国的税制结构与美国不同。我国目前实行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流转税的调整，直接影响商品的价格，对经济只发生间接作用，且见效慢；而所得税的变化对纳税人的收入，从而对消费、投资和储蓄等有直接的、迅速的影响，直接调控宏观经济。由于流转税调控经济的能力远不如所得税，所以我国难以像美国那样运用税收政策来调控经济。因此，必须进一步优化我国的税制结构，加强税收政策对经济的调控力度。
4.重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总量和结构调节中各具优势和不足，财政政策的优势在于调控经济结构，而对供求总量的调节具有局限性；货币政策的优势在于调控经济总量，而对经济结构的调节具有局限性。因此，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协调配合，共同作用于宏观经济。因此，应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调节和合理化，全力促进社会经济整体协调稳定发展。
5.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变化的预测
流动性的日常管理中要注意消除货币市场短期波动的影响，防止货币条件(利率和数量)的剧烈波动对实质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了对货币市场流动性实施有效的管理，应对引起货币市场流动性变化的各项因素进行预测，并相应采取预防性的措施，以避免对经济产生不必要的震动。要加强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积极培育货币市场工具的扩展和市场的深化，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的运用。在加强对流动性预测的基础上，搞好预调和微调。
经济政策变化篇8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策 演变机理 启示 美国
一、美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历次演变
美国是世界上采用区域经济政策最早的国家之一。一是因为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起步早，水平高，区域问题暴露得比较早、比较充分。二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引起了西方经济思潮的巨大变动，其直接产物便是出版于1936年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一理论的发表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
1、第一次：以开发落后地区为先导的区域经济政策
从18世纪美国建国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制造工业和商业活动都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地区，而南部则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地区。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使得美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南部经济更是被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它们面临着严重的贫困问题和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失业率。对此，罗斯福总统把扶持南部地区的经济开发作为其“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增加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二是在南部地区发展工业建设替代农业。通过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开放地区市场和宽松的政策，来吸引企业在落后地区选址。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流域开发法》，并成立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负责领导、组织和管理田纳西流域的综合开发，以推动这一地区工农业的发展。
2、第二次：通过供给和需求刺激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地方环境的公共干预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美国连续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的打击，再加上农业危机的迅速恶化，使得落后地区的境况变得更差。为在全国范围内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1961年美国政府颁发了《地区再开发法》，并成立了地区再开发管理局(aKa)。1965年，为实施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美国政府又颁布了《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并依法成立了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aRC)和在地区再开发管理局的基础上成立了经济开发署(eDa)。具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政策可以从供给和需求这一对维度进行定位。
第一，在供给方面，主要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促进公共研究机构。如aRC把援助的重心放在公路网路的建设上，eDa主要强调向地方公共机构提供援助。1966―1991年，eDa通过公共工程和设施建设计划，对困难地区的8111个公共设施提供财政援助，援助金额达43.28亿美元。
第二，在需求方面，是为现有企业开辟新的市场，包括建立出口加工区、扶持出口和公共购买项目。如eDa通过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对那些由于进口产品的增加而受到损害的供暖公司和产业给予技术援助。
政策扩大到不限于简单的增加就业，政府也开始强调挽留现有企业和培植新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如美国地区再开发案，它是第一次将地区的失业和经济落后问题视为全国性问题的法案。它明确提出：“实行区域再开发的目标必须是能够发展和扩大新的或现有的生产能力及资源，而不仅是将就业机会从美国的一个州转向另一个州。”由此，重点转向了通过鼓励中小企业和技术型发展道路创造新岗位。政府类以于企业，通过投资活动以期获得新的工作岗位和创造财富。
3、第三次：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改善地方经济发展政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主导型的区域经济政策开始逐渐弱化，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在70年代，大量北部“寒冷地带”的人口和工商业迁移到南部“阳光地带”，先进的北部开始衰落，而相对落后的南部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宇航、原子能、电子、石油化工等新兴工业的中心。这意味着美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格局开始逐渐变化，区域间收入水平、福利水平的地区差异和大量失业的现象大大改变了对区域问题的传统的认识。二是从7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城市人口和制造业以及商业和服务开始迁往附近的农村地区，导致了大城市中心区衰落。三是传统的政府主导的区域经济政策的问题在于难以操作、复杂和官僚化，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对此，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和全球经济竞争的需要，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8月签署了《联邦受援区和受援社区法案》，并经国会通过，这是美国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解决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的法案。援助项目包括创造就业机会、兴建公共设施、人力资源培训、职业转换培训、居民住房改善、环境保护和加强公共安全等方面。援助计划采取综合措施，目标在于为受援地区创造经济机会，培育自我发展能力，从而使受援地区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而不是依赖联邦和州政府援助。即政府试图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为公共干预政策赋予私营部门的面目。政府不再提供商业发展服务，而是通过提供类似私营企业提供的中介服务介入经济发展。从《法案》援助的项目可以发现，这次政策的特点是强调教育培训和环境因素，以期创造经济机会，实现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
4、第四次：以培育产业集群为主导的区域经济政策
20世纪末，三个有关产业集群的学术贡献激起了新一轮以培育产业集群为主导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出现。80年代，斯科特有关交易成本和洛杉矶大都市区形成的研究(Scott，1988)和皮奥里和萨贝尔(pioreandSabel，1984)有关中部意大利产业区增长和发展的具有影响力的综述，分别从空间和微观利益角度对企业集群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90年代，波特发表了《国家竞争优势》，他认为国家的财富和机会是与其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的成功是密切相关的。基于20世纪初马歇尔(alfredmarshall)及60年论工作的洞见，三方面的研究反映了一个核心思想：相关产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倾向于在空间上形成地理集群。
意大利和丹麦是集群政策的发展先驱。意大利的集群政策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已成为闻名的“产业区”规范性文献。丹麦在1989年就创立了促进企业聚集的“产业网络协作项目”，该项目为300多个带有集聚特征的企业网络提供金融服务，缔造集群的作用曾轰动一时。
在美国，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政策思路被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广泛采纳，取代传统产业政策来刺激集群所在地区的技术创新和提升区域竞争力，使之成为繁荣区域乃至国家经济的新动力。比如经济发展咨询部门转而提倡基于行业的发展规
划；明尼苏达、俄勒冈和纽约州等都设立了相关机构和政策应用集群思想，培育和扶持现有的产业集聚。集群政策的制定涉及产业链、地方知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方面面，是相关行业、企业与区域发展机构的高度互动。政策制定的焦点在于：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地方经济结构的知识与价值链关联，在Swot框架下分析地方经济的结构、知识基础，选择发展机会。
二、美国区域经济政策演变的机理分析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美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经历了四次演变，从区域经济政策体系角度，可以将政策的演变细分为五个方面――宏观经济环境、区域问题、生产要素、政策工具和理论依据的演变，详见表1。
通过细分美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不同阶段的政策之间存在着前后递进的关系，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实质是区域政策工具的更新迭代过程。这是因为：区域政策实际上试图修改自由市场经济的某些空间结构，以实现两个相关的目标――经济增长和良好的社会分配(C・罗杰)，而区域经济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实现这一基本目标的基本路径，本质上说，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区域经济政策工具的更替。另外，区域政策工具的选择将受到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环境、区域问题和生产要素等因素的制约，因此，通过分析这些关系，就可以厘清美国区域经济政策演变的机理。
1、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区域经济政策演变的外在原因。
一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主要包括该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经济管理体制以及国民收入水平。而区域经济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会受到来自宏观经济环境因素方面的约束。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危机，使美国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开始相信宏观经济干预的必要性，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得以出台。二战后，美国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经过了战后十年的繁荣期后，随之而来的是连续两次的经济危机和农业危机，美国南部地区经济的脆弱性更是显露无疑，而以往以扶贫开发为主的区域经济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美国整体经济良好运行的要求，开始转向改善基础设施、公共机构和为企业开辟市场。美国经济在走出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十年滞胀期后，面临着新的压力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加剧。如何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和环境要素的优势成为这一时期区域经济政策的重心。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本土出现了大量的产业集群，美国政府肯定了集群对于区域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此后陆续探索实行引导、支持集群发展的政策措施，美国集群政策由此演化产生。
2、区域问题的演变是区域经济政策演变的客观决定因素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认为：“区域经济政策处理的是区位方面的问题。即经济发展‘在什么地方’。它反映了在国家层次上处理区域问题的要求。只有通过操纵国家政策变量，才能对区域经济的未来作出最有用的贡献。”弗里德曼强调在国家层次上处理区域问题，即区域经济政策是针对区域问题。区域问题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从客观上决定了区域经济政策的动态演变。
一般来说，区域问题有三种，即落后病、萧条病、滞胀病。20世纪30年代，在凯恩斯宏观干预理论的支持下，美国区域经济政策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南部农业地区的落后病，其特征表现为长期的贫困、高失业率和产业结构低度。到二战后十年期间，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让市场调节再次成为主导，大量资源要素投入到发达地区。美国南部和北部的差距并没有因为扶贫开发政策得到扭转，而是出现了更为明显的两级分化。缪尔达尔指出，这是由于市场的作用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别。因此，美国的区域经济政策重心从单方面扶贫开发转向扩大区域发展能力。到20世纪70年代，在政策的刺激下，南部“阳光地带”走向繁荣，而北部“冰冻地带”却由于资源和人才大量向南部转移而逐渐衰落，而且美国重点建设农村地区的政策导致“逆城市化”现象，使得内城地区开始出现衰退。美国的区域问题演变成萧条病和落后病并存，使得政府主导型的政策开始弱化。因此，为解决两种并存的区域问题，第三阶段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区域经济政策出台了。到20世纪90年代，产业集群的研究强调非市场的相互关系，包括信任关系和非贸易的相互依赖性(哈里森，1992)。然而，在市场机制固有缺陷下，区域问题也演变成为产业集群在区域内的长期“扩散发展”结果及其“成功孕育失败”的悖论。因此，第四阶段美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演变成为以培育产业集群为主导的政策创新。
3、区域生产要素的整合升级是区域经济政策演变的内在动力
美国区域经济政策的重心集中在区域经济增长目标上，而区域经济要实现增长和发展，就必须构建区域的动态竞争优势，就必须对区域生产要素进行整个升级。波特在其巨著《国家竞争优势》中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前者是主要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和半技术人工、融资等，后者则主要是现代化通讯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以及各大学研究机构等。区域生产要素的整合升级过程，即从初级到高级、从基本要素到高级要素，这一过程的演进为美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美国第一阶段的区域经济政策是在南方地区发起工业建设，开发落后地区。尽管南部地区有丰富的矿产、水利、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但是南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薄弱、公共建设能力差，这些初级生产要素未能得到有效整合形成比较优势。于是到第二阶段，美国区域经济政策开始转向改善基础设施、能力建设与促进公共研究机构以及为企业开辟新的市场和提供优惠措施培植新企业。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方面美国的南北区域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二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剧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传统基于初级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不能适应区域经济增长的要求了。为整合高级生产要素，构建区域竞争优势，美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开始通过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和质量、通过教育培训提高高级要素的拥有量、通过环境保护提升本地区的产业环境，为投资企业和相关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到20世纪末，美国出现了新一轮鼓励产业集群的政策创新。这是基于产业集群会形成集群企业共享性的异质性、不完全流动性的知识资源以及网络结构带来的技术创新优势，通过整合知识资源和网络资源，共同构成了区域的动态竞争优势。
三、美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机理对我国的启示
1、注重分析宏观经济环境对区域经济政策的制约作用。选择适宜的区域经济政策
美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在历史的沿革中，非常注重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如公共干预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暴露开始产生；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政策向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公共干预转型是受到来自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压力的影响。现阶段，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其独特的经济管理体制――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总体工业化水平处在中期阶段，然而东西部地区之间的进程差距很大，东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而西部地区还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却只能排在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面对的宏观经济环境要比美国复杂的多，而且变数也很大。要协调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必须注重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公共干预的接受程度，是允许还是反对，注重分析工业化水平对政策策略的约束，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发展工业项目，注重分析国家财政收支规模对区域政策工具的制约，是采用直接援助还是政策优惠，等等。因此，只有通过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具体分析，权衡利弊后，才能选择出适宜的区域经济政策，实现政策的基本目标。
2、准确定位区域问题并划分问题区域，制定针对性的区域经济政策
在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界，一般认为主要存在的区域问题是落后问题、萧条问题和膨胀问题，而与之对应的三类问题区域即是落后区域、萧条区域和膨胀区域。美国自区域经济政策产生以来，就开始注重区域问题的定位和区域划分，如经济开发署负责对问题区域的援助和确定问题区域框架，经济分析局负责区域分析与区域划分。从对美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机理分析中得知，区域问题的存在和演变是区域经济政策制定和演进的客观决定因素，因此，我国要重视区域问题的定位，并以此划分出问题区域，使得针对性的区域经济政策得以实施和演进。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我国的问题区域主要有两个：一是主要表现为农业结构为主的、地理位置偏远和经济基础条件差的西部落后区域，二是以传统重工业产业衰落为特征的东北部萧条区域。另外，还存在两个隐性问题区域，即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活动过于集中、产业布局过度拥挤以及“城市病”可能导致膨胀问题和内城衰落，成为膨胀区域或内城地区；中部地区由于相对政策供给不足成为政策边缘化地带可能导致中部衰落的区域问题，发展成为问题区域。我国面临的区域问题是美国历史上都经历的包括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等，因此我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应该是多种政策的集合体。最后，问题区域和区域问题一样，是动态变化的，会依次经过落后、发达、衰退的循环过程，形成区域生命周期现象，这就要求区域经济政策还得针对实际变化进行调整。
3、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再到网络创新优势的路径，构建区域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
经济政策变化篇9
格局决定结局，格局有多宽，舞台就有多大。我们一直认为，理解这个时代，读懂变革中的中国，需要一个横竖结合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横轴是世界，纵轴是历史。风物长宜放眼量，用历史眼光、国际视角审视当下中国，中国在坐标系中处在一个略显黯淡的点，经济“L型”下行，金融系统性风险始终存在挑战；然而，这个点的运行轨迹依旧处于上升通道之中。世界格局在变，中国格局也在变，中国的崛起大势依旧明朗。从格局之变看2017年，中国经济虽然依旧面临长周期下行的挑战，但“减速增质”的核心特征进一步凸显，需求侧刺激性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双侧搭配”进一步细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优势”进一步强化。尽管人民币贬值、资产价格波动、金融市场脆弱性等风险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挑战，但冲刺小康、消费升级、微观崛起和改革深化将有力支撑起发展的大局。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2017，底线稳固，特点突出，格局之变带来的长期机遇值得关注。
中国经济的外部格局之变。时间是连续的，市场是短视的，所以，人们往往身处历史拐点而不自觉。2016年，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接踵而至，市场波动剧烈以至于陷入麻木的疲态。我们认为，2016-2017年，世界格局正处于深层变革的重要转折点：第一，全球进入地缘政治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相互催化的宏观乱纪元，市场波动性的长期中枢明显上升；第二，英国退欧打开欧洲一体化倒退的潘多拉魔盒，欧洲的长期混乱和欧元的地位下降愈发确定；第三，特朗普时代美国开启内敛战略，基于美国利益最大化的需要，美国将适度收缩在亚洲的存在，放缓或放弃tpp等一系列“针对性”贸易协定；第四，新兴市场的分化深层加剧，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尽失“金砖”成色，印度和中国的领跑地位得以强化；第五，全球治理变革进入重要阶段，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标志中国金融开放迈出关键一步，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权力制衡加速推进；第六，全球从低利率时代缓步迈向高赤字时代，全球政策进入效应衰竭、深层挖潜的阶段。我们认为，世界格局的变化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崛起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的“相对优势”深层凸显：首先，中国经济具备“系统稳定性”，在全球宏观乱纪元中，中国和美国将发挥“双核稳定作用”；其次，中国政策具备“相对先行优势”，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全球政策层转向谋求赤字增长之前，中国早已确定并实施以基建稳增长为重要抓手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全球结构性政策匮乏的背景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已从顶层设计阶段进入贯彻落实阶段；最后，中国对外开放迎来“历史性机遇”，尽管贬值心魔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较大干扰，但放眼长期，欧元的长期没落给人民币创造了迎难而上的机会，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收缩给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创造了更大的可能。
中国经济的内部格局之变。历史是厚重的，但改变每一天都在发生。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里，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每一点变化的发生最终积累成格局的变化。这种格局之变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实体经济的物质积累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一个全球规模第二的大型发展中国家，物质积累既给未来继续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又削弱了追赶效应，并带来了中等收入陷阱等新问题。第二，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社会阶层的分化界限日趋清晰，阶级固化的挑战不断加大，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变得和收入增长问题同样重要，利益藩篱则成为改革继续推进的最大障碍。第三，国民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三十多年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成果不断积累，量变引致质变，中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国有经济的转型需求日趋强烈，进一步激活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m发展的核心命题。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长期崛起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开放，而新格局下的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打破利益藩篱，改变阶级固化，通过重建微观激励机制来激活市场经济内生调整的动能，最终平稳跨越各类发展陷阱。
经济政策变化篇10
关键词：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财政税收政策
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它不仅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还能够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城市经济增长也是决定我国国民经济实现健康有序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政府部门要引起重视，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财政税收政策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支持，必须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
1.制度因素会转变城市经济的增长方式
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国家经济制度密切相关，受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在社会主义的民主环境下，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进行经济安排，不但会影响城市经济的增长，同时还会给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造成较大影响。
2.经济因素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因素是造成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的一大因素。首先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增长方式，都是在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水平发展的条件下进行的。在不同时期内，社会生产各要素的表现特征也不同，尤其是市场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具有明显的差异。但因为当前我国的城市经济增长方式为粗放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本、文化与技术的发展，因而城市经济的增长方式需要实现进一步的转型。
3.人口因素对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
我国不仅是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人口大国，然而社会民众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高素质的文化人员推动。因此，劳动就业人员普遍偏低的业务技能和文化素质，会给我国社会民众就业造成不利影响，导致社会就业矛盾加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科技因素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的科技水平一直处在不断提升的状态中，但从整体上看，在科技创新方面，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差，城市经济在增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高能耗、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工厂企业，从而影响我国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财政税收政策之间的关联
城市经济的增长方式从传统的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这种转变需要在复杂性较强的配合系统下实现，也是城市经济增长方式逐渐调整的一个历史性过程。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的政策决策，对于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影响财政税收效果
粗放型的城市经济增长方式，会导致城市资源在有限的条件下，难以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另外，粗放型的经济发展形式，只重视经济发展的速度，忽视了城市资源的消耗，久而久之会导致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致使消费构架和产业发展失去协调性，从而影响财政税收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财政税收的目标出现偏差，并使财政税收的综合指标变为单一的进步目标。因为太过注重经济上涨的速度，而使财政税收变成了城市经济发展的直接途径。强调单一化的财政扩展，制定干涉企业经营单位的财政税收政策，将企业的生产盈利变为财政税收的一部分。经济构架失去平衡，影响了财政税收政策的落实。一直以来，政府的行政制约能力较强，市场的各类生产要素无法得到发展，很多资源的必备生产因素价格也被压制。在这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大量企业因为受到经济利润刺激，不断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导致企业内部的经济调节机制受到破坏，从而影响了企业正常有序发展，同时又在一定程度制约了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集约型城市经济增长策略的制定
集约型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是财政税收调整的必然规则。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为了使城市保持平稳的发展状态，不仅制定了相关的财政税收对策，同时还对国家的城市财政税收策略系统做了相应调整。这种财政税收策略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财政协调力度得到了强化，从而对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城市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国民经济侧重点的协调途径，对其进行调整，相应条件下，也使财政税收的目标发生了变化。财政税收属于市场机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完善经济基础性体制的层面上，财政税收起到了监督和保障的效果。当前，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会受到行政策略方面的限制，同时还受到了财政税收策略的制约，为了保证城市经济模式顺利转型，就要实现财政税收系统的平衡，处理好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和财政税收手段之间的关系。
三、适合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税收政策
粗放型的城市经济模式是导致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转变城市经济增长的方式，就要坚持以集约型的城市经济增长方式为途径。同时，采用科学系统的财政税收政策对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本质性问题进行扭转，为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有利的经济运行条件。
1.提高城市经济发展的潜力
面对目前各种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因素，要想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城市经济平稳发展，就要充分发挥财政税收政策在城市经济发展与扩大需求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扩大城市投资范围，保证城市经济稳定发展。一些城市的外需发展状况并不理想，针对这种状况，政府部门可以选择扩大财政赤字，发行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国债；或者采用增加预算投资，加大在建设项目上的投资，从而确保资金顺利到位。另外，政府要将财政投资的重点放在城市环境改造、居民日常生活和企业产业技术革新上，并加大投资力度，以保证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国家还要对高新技术产业引起重视，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财政资金投入，以加快高新服务产业的发展进程。尤其要增大对现代服务产业的财政投资，因为现代服务产业属于人才密集型产业，因此政府部门还要关注现代服务行业的人才培养，从财政税收方面对其进行相应的支持，加强教育和培训工作力度，建立科技投入和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提高城市的经济竞争力。
2.对财政投资政策进行优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之一，要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一方面，国家不仅要加强对科学技术产业的财政投资力度，同时还要增加对城市科技企业的投资力度，更要强化城市企业科技体制的创新，支持城市科技龙头企业走产学研路线，为城市产业科研机构与高校的联合创造相关的有利条件，鼓励企业发展科研技术。另一方面加强科研团队的建设，努力提高科研人员的专业技能，为城市企业的科技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不断完善财政税收政策
国家应改进财政税收的优惠政策，对地方的一些重点企业进行大力扶持，以提高城市产业经营水平。同时对实行产业经营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支持，并将民营企业纳入到财政税收政策中。另外，国家财政还要对企业产品加工进行支持，尤其在产品深加工方面更要进行财政政策方面的支持。在完善财政税收政策的过程中，要重视各优惠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避免因为各税收政策的差异，引发不良影响。在增值税方面还要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比如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实施零税率政策，调整流转税额等；在产品加工方面引进各种先进设备和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也可以采取减税政策，鼓励企业发展产品加工，以提高企业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而城市的经济方式转变，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制定的财政税收政策。因此，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转变，不仅要优化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同时还要对我国的税收制度进行完善，从而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1]李学军.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税收政策探究[J].现代商业,2016（18）: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