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篇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音乐教育研究与研究方法就是“事”与“器”的关系。因为，音乐教育研究方法既是音乐教育学科发展的前提，也是音乐教育研究得以成功的保障，其对规范和指导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度和水平，特别是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创新程度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联系，研究方法的有效运用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展音乐教育研究的论域。同时，研究方法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音乐教育的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推广性。
《中国音乐教育》(以下简称《中》)杂志作为部级音乐教育期刊，在我国音乐教育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刊载的学术论文既是我国音乐教育学科研究状况的重要反映，也是音乐研究者自身学术研究能力的集中体现。因此本文试图对其2007年刊发的论文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进行元分析，以使我们获得关于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的重要信息，并针对研究方法在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以促进本领域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完善，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水平。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1 研究方法
选取《中》2007年1至12期刊发的所有学术论文(外文翻译除外)作为样本，总计160篇。根据论文的题目和原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将160篇文章从研究方法的类型、研究领域等方面进行数据记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excel2007统计工具对所获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2 概念界定
有关音乐教育的研究方法，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有着不同的划分。本研究借鉴徐辉等人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中的归纳，将研究方法界定为“定性与思辨”和“定量与实证”两大类。其中定性与思辨研究是指采用经验总结、哲学思辨、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的相关研究。其特点是：从材料来源看，大部分材料是采用他人研究成果或从书刊中获取的，材料的引用与分析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自发性；从研究工作空间看，绝大多数属于“书斋式的研究”，即坐在书桌边、在图书馆中进行的研究；从研究方式看，主要是通过个人悟思、哲学分析、文献概括、归纳演绎等思辨的方式进行；从研究成果的性质看，大多是感想式的、思考性的、哲学性的、主张式的或指示性的。定量与实证研究主要是指对原始材料进行收集及系统的实证性分析，主要采用实地或现场的调查访谈、量化分析、客观性的语言陈述等手段，其具体包括观察方法、调查方法、个案研究、数学分析、实验方法、多学科方法等。
三、研究结果
1 研究方法的总体运用情况
统计表明，在160篇论文中，采用定性与思辨研究方法的论文有150篇，占总数的93.75％；运用定量与实证方法的论文10篇，仅占总数的6.25％。
2 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
关于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如表2、表3所示，在采用定性与思辨研究方法的文章中，属于感悟性思辨的论文比例最高，占此类论文的93，33％；在定量与实证方法的运用方面，使用调查方法的文章居多，占此类论文的80％。图1、图2是对研究结果的直观呈示。
四、思考与建议
尽管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对于揭示音乐教育教学规律、改进音乐教学质量、提高音乐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同时也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和优秀作者，但是，总的来说，目前音乐教育研究的现实仍不容乐观。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的音乐教育研究水平，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改进。
1 提高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和规范意识
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过程是科研论文的重要内容，体现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同时，也是研究者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的重要保障。在此次调查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一些运用定性与思辨研究方法的论文带有明显的经验陈述或工作体会的色彩，其在论文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和研究技术与方法的规范性方面还有待提高。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思辨指的是在较高层次上对实践与问题给予关注，通过概念分析、逻辑演绎等方式获得认识，其问题的提出、分析与解决，均体现一种严谨的逻辑安排和因果关系。如获至宝果仅仅依赖意念上的主观思考，其研究结论是不会有足够说服力的。因此，音乐教育研究者在运用定性与思辨方法时应注意提高思辨的抽象性、概括性及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同时，有部分采用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在问题设计、调查对象选取及信效度检验等方面存在着技术性的失误。实证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系，拥有其自身的哲学思想和一套完整的技术操作程序，包括提出假设－概念化－操作化－选择适当的方法一搜集资料一证实、证伪研究假设等。为了使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结果更加客观可信，研究者应对定量与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予以重视，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以加强结论的可信度和有效性，这是提高音乐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
对研究方法的理解与使用是一项重要的学术素养，而这种素养的训练和养成一方面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制度性规范，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学术研究者的自觉意识。广大音乐教育研究者应自觉树立科学观念，积极提升自身的科学研究素养，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规范，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立的学术品格挖掘音乐教育领域学术创见的应用价值。这对提升我国音乐教育科研水平，规范音乐教育研究方法与过程，解决音乐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以及增强国际学术交往中的话语权等均具有重要作用。
2 掌握并运用多元化的音乐教育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结果还表明，目前，在我国的音乐教育研究领域“重定性轻定量、重思辨轻实证”的研究取向比较明显。同时，在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研究者的论文多以感性思辨法和调查方法为主，其他研究方法则少有涉猎，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的音乐教育研究者比较缺乏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意识。
现代学科演变的趋势表明，一门学科仅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足以充分地把握其研究对象，而往往需要采用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音乐教育研究的特殊性、复杂性、动态性及各种研究方法的互补性更是决定了我们需要采用多层次、多方面、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音乐教育研究者在重视定性研究方法的同时，不应忽视各种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应将定性与定量方法加以有机结合，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灵活地利用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和揭示音乐教育的本质与规律，这将使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更加科学化、精确化，同时也更具有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研究者还可以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概念框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如将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技术和方法引入音乐教育研究领域，这些相关学科特有的、成熟的学术规范，可以为音乐教育学科知识的产生提供方法上的借鉴，也可以丰富音乐教育的学科内容，使音乐教育的
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综合化和现代化，从而拓展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视野和研究空间，促使更多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的诞生。
3 中小学音乐教师应努力成长为研究型教师
从《中》刊发论文的作者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在音乐教育研究者队伍中，中小学音乐教师占有相当比例，其研究素养和能力对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研究的整体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但目前，部分中小学音乐教师存在科研能力和素质偏低的问题，这既制约了音乐教师个体专业化的发展和学校音乐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也不能满足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需要。新课改要求教师应做到不断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努力使自己成为具有创新精神的研究型教师。“所谓研究型教师，是指在具有多元知识结构和娴熟教学技能的基础上，还具有一定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乐于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教育规律和教育方法，并能自觉运用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的教师。这说明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和教师专业化发展，要求中小学音乐教师改变传统的职业角色，由过去单纯的教育教学实践者，转变成为教育教学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开展教育科研应该是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一项重要职责和基本要求。中小学音乐教师从事教育科研活动，既是培养学者型、科研型和专家型教师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因此，激发中小学音乐教师从事教育科研的动机和意识、提升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教育科研的素质无疑是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的重要问题。这首先需要音乐教师自身加强对教学科研重要性的认识，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和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增强科研意识和问题意识，将研究成果从教学实践中梳理及表述出来。同时，教师培训机构在教师专业成长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组织教师培训，提供相应的研究资源和专业引领，确保音乐教师能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从事教学科研活动，且不断组织音乐教师进行科研成果交流，为音乐教师终身学习搭建广阔平台。
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体育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研究生；研究方法；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2-0127-04
科学方法的进步必然带来体育科学的突破，正确地运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将更能有效地提高科研质量，更有效地解决体育科学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1]。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研究体育运动领域中各种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包括了几十门已经成熟和接近成熟的学科，和数十门在发育成长的新兴学科[2]。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几乎都是应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法等定性分析方法，少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且总体水平不高。20世纪90年代以后，问卷调查和数量统计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问卷调查在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应用更多[3]。然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量与日俱增的21世纪，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的规模不断扩大，在过去5年中全国招收了近千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硕士研究生和近百名博士研究生[2]。截至2006年，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有8个，占总数的32．0％，硕士学位授予点有65个，占总数的27．3％。因此，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教育迅速发展的今天，重视和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探讨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促进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创新，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
本研究随机抽取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等15所高等院校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157篇为研究对象，其中硕士论文114篇，博士论文43篇，对论文中具体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了解新时期研究生在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研究方法运用的情况，归纳和总结其特征。
1研究方法总体运用状况
体育科学中的具体研究方法是指针对某一领域运用的手段和技术。根据其运用的范围又可分为基本研究方法与特殊研究方法，体育科学研究中的基本研究方法有用于收集资料与实事的方法(例如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和分析资料与实事的方法(例如理论分析、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4]。根据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频数统计(表1)，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频数最高的前5种相同，依次为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学法、逻辑法和系统法。其他还包括观察法、实验法等。
根据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统计可知，文献法被运用频数最多，排在研究方法的首位，在114篇硕士学位论文中运用频数为109次，95．6％的论文运用了这一方法，所有的博士学位论文都运用了文献法，这与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性质是分不开的。文献资料法是通过查阅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期刊、图书、图片等资料，把所收集的各种资料来源进行鉴别、分析整理，运用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方法进行逻辑推理，阐明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弄清事实的真相，把握事物的相互关系，概括出某种规律性的认识，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或基本思路。文献资料法所具有的这些性质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是相吻合的，所以在各类研究方法中运用频数也是最高的。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往往为了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系统严密的调查，一般可通过座谈、询问、填表、观察统计等方法。在114篇硕士学位论文中运用调查法的频数为95篇，占硕士学位论文总数的83．3％。从表2可见，问卷调查法是学位论文最常用的调查法，有59．6％的硕士学位论文和72．1％的博士学位论文都运用了这一方法，说明问卷调查法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有42．2％的硕士学位论文和55．8％的博士学位论文运用了访问调查法，访问调查法的具体形式主要有个别访谈、座谈、函询等，其主要特点是通过直接与调查对象的访问谈话来收集其课题所需要的研究材料，并对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有36．0％的硕士学位论文和50％以上的博士论文运用专家调查法。在专家调查法中，大部分研究生运用了特尔菲法，专家相互隔离和匿名填答问卷，使专家能充分独立地发表意见，在体育发展战略和体育管理决策的学位论文中较多运用这一方法。同时，部分研究生论文还运用了实地考察、个案分析等调查法。近年来，个案研究受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的重视，通过某种行为或事物单一案例的深入调查，可以探索行为或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在研究优秀体育教师、奥运冠军等个体成长过程，可以体现这一方法的价值。可见，调查法受到研究生的青睐，他们可以根据具体研究课题来选择不同类型的调查方法，以保证学位论文的有效完成。
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常用到数理统计方法，尤其在调查问卷法中，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调查中发现有67．4％的博士学位论文和56．1％的硕士学位论文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特别是推断统计的运用，有效提高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的科学性。逻辑法也是体育科学研究工作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从某种意义而言，逻辑思维能力是研究工作者科学素养的标志之一，研究生运用逻辑法进行科学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研究对象，有41．7％的博士学位论文和53．5％的硕士学位论文运用了这一方法。调查中发现，研究生主要运用了比较与类比法、抽象与概括法、分析与综合法、归纳与演绎法等具体的逻辑方法。特别是分类法在学位论文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把一些杂乱的技术资料加以整理成各自的系统，从而发现之间的联系，以探索其内部的规律性。
在现代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多样化的趋势下，系统法、实验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也有出现，为高质量学位论文的完成提供了重要保证。还有部分研究生从课题实际出发，运用了软件工程法、预测法、生命周期法、行动研究法、社会测量法和教育人种志方法等形式多样的研究方法，为学位论文的完成提供了重要支持。
随着体育科学研究的综合化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体现多样性，表现为3种、4种或5种科研方法的综合运用。据统计，有97篇硕士学位论文运用3～5种方法，占被调查硕士论文总数的85．09％，最多的硕士学位论文运用了7种研究方法，但也有12篇硕士学位论文只运用了2种研究方法；有36篇博士学位论文运用了4～6种研究方法，占被调查博士论文总数的83．72％，其中还有2篇博士学位论文运用了7种研究方法，由于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具有创新性，因而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明显比硕士学位论文更多样。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多种方法的组合分
析，发现2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结合为主，3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结合为主，四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结合为主，5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为主。总之，研究生在选择研究方法时，可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灵活运用，以期达到研究目的。
2研究方法运用的特征
(1)根据论文需要综合多种方法。
研究方法的运用必须与研究课题的内容一致，才能达到理想的研究效果。从157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分析，大部分论文能够从课题的实际出发，选择适合研究课题的方法，例如学校体育、体育经济、体育管理等研究领域的论文主要以调查法为主，通过问卷调查、访问调查、专家调查等具体调查法，收集了大量论文需要的实证资料；而体育史、体育社会学等领域的论文主要以逻辑分析法为主，通过比较与类比法、抽象与概括法、分析与综合法、归纳与演绎法等具体逻辑方法，探索内部的规律性；特别是近年来，部分研究生的跨专业、跨学科选题，在学位论文中运用了自然科学常用的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随着科学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科研方法、手段也在不断更新，使研究生能够运用多种方法去分析问题，寻求多视角去解决问题。特别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大部分论文采用了4．6种的研究方法，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博士学位论文运用较单一的逻辑思辨研究方法对课题进行理论层面探讨的状况，提高了学位论文的质量；硕士学位论文主要以3～5种研究方法为主，也体现了方法运用的综合化和多样化趋势。总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从运用单一的方法解决问题发展到运用综合的方法描述或解释复杂现象，揭示变量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反映了在研究方法运用上的进步。
(2)以主体研究方法为基础，体现方法学的创新。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分析，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主要以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学法、逻辑法和系统法为主体，其中文献资料法成为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从论文选题、提出假说到验证假说都离不开一定的文献资料，通常贯穿于科研的全过程。从某种意义而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过程，就是文献资料的搜集、使用和再创造的过程，研究生学位论文要在情报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和创新。另外，调查法、数学法、逻辑法和系统法也是研究生选择的主要研究方法，成为学位论文完成的方法学基础。在当今科学研究不断交叉和综合的趋势中，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不断吸收跨学科的知识，把其他学科的前沿理论、先进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学位论文中，从方法学上体现学位论文的创新。还有部分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从课题的实际出发，运用了在以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较少使用的软件工程、预测、生命周期、社会测量、教育人种志、层次分析法、内容分析、灰色关联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路径分析等研究方法，体现了体育科学研究的新思维，使得学位论文显示出独特的个性。总之，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在方法学上的创新，提升学位论文的质量，对于完善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3)注重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以提高科学化水平。
近年来，由于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出现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呈现出兼容与统合的趋势[5]。由于体育现象既涉及到广泛的社会领域，又涉及到人文的各个方面，因而体育现象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给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的使用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当代体育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研究方法提出的更高要求，重视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定量研究，能较准确用数量来揭示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较精确地描述研究成果与规律。在统计中发现，大部分学位论文运用了数理统计法对数据资料进行处理，从简单的数据描述到复杂的统计分析，其中包括假设检验、相关分析、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回归分析、聚类分析等推断i生统计方法的运用，有效地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提高了学位论文的科学性。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基于不同的认识论，因而具有不同的假设和研究范式，它们之间虽有歧异却并不排斥和矛盾，事实上，定量研究回答的是“有多少”的问题，定性研究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对于体育社会科学具有不同的向度和贡献，两者相结合是提高学位论文科学化水平的有效手段。但是，有些研究生忽略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偶然性和独特性，有时为了定量而定量，过分依赖统计分析结果，从而得出了相对肤浅的分析和解释。
(4)重视问卷调查方法，提高学位论文的实证价值。
问卷调查法是具有实证性质，采取定量手段、依据客观验证来认识和说明社会现象的调查研究方式，受到社会科学界学者的青睐，特别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们也比较普遍使用这一方法。根据统计可知，问卷调查方法是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的主要方法，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在对硕士学位论文运用问卷调查法的统计分析发现具有以下特征：运用问卷调查法的涉及学科有学校体育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社会学等，体现问卷调查法运用的广泛性；在运用问卷调查法论文中，有73．5％的论文经过信度、效度检验，可见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论文的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就抽样方式而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论文概率抽样以分层抽样为主，样本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样本规模而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论文样本量一半在300个样本以上，其中主要集中在500。1000个样本之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对样本规模的要求；在问卷数据的统计方面，描述性统计运用最多，还运用了多种推断性统计，体现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提高了学位论文的质量。总之，研究生已经认识到问卷调查法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具体运用问卷调查法时，必须深入了解其基本性质，遵循严谨的调查程序，从而有效地利用问卷调查法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提高学位论文的实证价值。
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篇3
科学的研究方法的选择是确保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前提。许多高校以教学为中心，科研特别是本科生的科研氛围不太浓，学生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清楚不同研究方法的特色、差异及适用条件，更不熟悉这些方法的运用，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会影响毕业论文的整体质量。现实中，由于科学研究方法的缺失、错用或乱用等导致相当数量毕业论文的结论难以成立。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此也都有过深入的研究，浙江大学马庆国教授早就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给出了“标准化”建议。本文以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2012-2014届598篇有效毕业论文为研究样本，分析这些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情况，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1.研究背景
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发展迅速，毕业生数量增长很快。现有的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类型繁多，主要包括管理学院双学位市场营销专业学生、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以及国际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和国际学院国际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等多个层次。2010届毕业生183人，2011届毕业生130人，2012届毕业生234人，2013届毕业生212人，2014届毕业生211人，2015届毕业生219人。六届合计1189人。由于学生人数众多，指导教师只有23人（含3名双肩挑人员，还有一些教师出国深造、外出学习），教师年人均指导学生8.62人，论文指导的工作量较重。由于毕业生在毕业前忙于找工作、考研、考公务员、考会计证、考驾照等社会活动，大多心神不宁，难以全副身心投入到毕业论文的写作中，更遑论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了。到来年春天，只有短短八周时间，要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十分困难的。
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应该选择哪些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各有什么特色和适用条件？本文通过对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2012-2014届598篇有效毕业论文所使用研究方法的实证分析，试图发现其中的问题，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2.研究方法和目标
在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2010-2015届1189名毕业生中，由于部分同学毕业论文的电子档案未能找到或者不全，本文只找到598篇资料齐全的毕业论文。因此本文只对这598篇有效论文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频率中，试图发现毕业生选择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研究基础
1.科学研究方法的分类
在具体实证分析之前，本文先确定本科毕业论文有哪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知网”输入“毕业论文研究方法”等关键词，获取相关文献20余篇。删除一些级别不高、不太相关的文献，余下有近10篇重要论文（见文后参考文献）。在这些论文中，浙江大学马庆国教授在《管理世界》杂志发表的论文《管理科学研究方法与学位论文评判标准》最为经典。虽然该文主要是针对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谈研究方法的，但其基点高、立论准，能够为本文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马庆国（2004）认为，从内部理性（logos，人的思维、推理、分析）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来看，主要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如下四个大类别（称为四类研究方式）：从理论到理论的方式、数理分析为核心的演绎方式、实证研究方式和实验研究方式。“从理论到理论的方式”和“数理分析的方式”本质上是演绎式的。在管理科学中，一时还找不到“从理论到理论”的事例。以数理分析为核心的演绎方式，是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实证研究方式，即从现实出发，通过调查，获取数据，通过以统计分析为主的对数据资料的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被研究对象的演变规律，或者相应的结论、理论。这是管理科学的主流研究方法，是国际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是相关结论被承认的基础，是研究论文的通用语言。这也是学位论文所要使用的主流研究方法。实验研究方式，也就是从现实世界中，提炼前提，用实验方法研究变量间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的研究方式，也是管理科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式之一。它突出的是管理科学结论的可重复性。
欧阳桃花（2004）提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比如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等。
李仁意（2010）将国外营销研究方法分为假设法、实验法和模型分析法。国内营销研究方法分为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和评估法。
经过小组研讨并请教相关专家，本文将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划分为5大类：描述性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参与观察法、访谈法、对比法）、定量分析法（实验法、调查法、实证法）、案例分析法（兼具定性和定量研究特色）、研究方法不明。
2.主要研究方法的特征
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上述研究方法的概念和特征如下：
（1）描述性研究法
描述性研究法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它将已有的现象、规律和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验证，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它是对各种理论的一般叙述，更多的是解释别人的论证，但在科学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定向地提出问题，揭示弊端，描述现象，介绍经验，它有利于普及工作，它的实例很多，有带揭示性的多种情况的调查；有对实际问题的说明；也有对某些现状的看法等。
（2）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
参与式观察研究，是指研究者直接参加到所观察的对象的群体和活动中去，不暴露研究者真正的身份，在参与活动中进行隐蔽性研究观察。其优点是：不破坏和影响观察对象的原有结构和内部关系，因而能够获得有关较深层的结构和关系的材料。其缺点是：由于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处理不当易影响观察的客观性。
访谈法（interview）又称晤谈法，是指通过访员和受访人面对面地交谈来了解受访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心理学基本研究方法。因研究问题的性质、目的或对象的不同，访谈法具有不同的形式。根据访谈进程的标准化程度，可将它分为结构型访谈和非结构型访谈。访谈法运用面广，能够简单而叙述地收集多方面的工作分析资料，因而深受人们的青睐。
对比研究法，作为几个基本的科学探索方法之一，是把一组具有一定相似因素的不同性质物体或对象，安排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通过综合比较它们在构造方面的差异（因），在性质方面的不同（果），得出这种物体或对象某性质（果）是由什么、哪些因素（因）造成的。
（3）定量分析法
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等科学方式，对市场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和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从而为人们提供规律性的知识。
实验法是通过主动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主动变革性。观察与调查都是在不干预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去认识研究对象，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实验却要求主动操纵实验条件，人为地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变化过程，使它服从于科学认识的需要。第二，控制性。科学实验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借助各种方法技术，减少或消除各种可能影响科学的无关因素的干扰，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因果性。实验以发现、确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有效工具和必要途径。
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各种自变量与某一个因变量的关系。
（4）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法是结合市场实际，以典型案例为素材，并通过具体分析、解剖，促使人们进入特定的营销情景和营销过程，建立真实的营销感受和寻求解决营销问题的方案。
三、实证分析
1.统计结果
本文主要对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2012-2014届598篇有效毕业论文所使用研究方法的频率进行统计，以反映大学生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选择差异（见表1）。
本文发现，案例分析法是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首先的研究方法，占一半以上。其次是定量分析方法，达到四分之一。排名第三的是描述性研究方法，不足一成。定性分析排名第四，不足4%。研究方法不明的毕业论文将近一成。在定性研究方法中，应用最多的是访谈法，其次是对比法。在定量分析方法中，应用最多的方法是实证研究方法，其次是调查法，运用最少的方法是实验法。
表12012-2014届毕业论文研究方法使用情况
研究方法使用数量/百分比
描述性研究方法37/6.19
定性分析法对比法7/1.1720/3.34
参与观察法0/0
访谈法13/2.17
定量分析法调查法74/12.37152/25.42
实验法1/0.17
实证研究法77/12.88
案例分析法336/56.19
研究方法不明53/8.86
合计598/100
2.运用不同研究方法的原因分析
案例研究方法，即运用大学生身边、所处城市或地区、亲友所在的企业或行业的具体案例，去印证某一营销理论或策略，这对市场营销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在大二、大三的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学习中，类似的训练已在开展，只是规模小些。这也是一半以上的大学生选择此种研究方法的重要原因。
在学位论文中使用调查法、实证研究方法和实验法等定量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方向。本次调查显示有四分之一的毕业论文选择这类研究方法，这说明相当部分高校已经将“科学研究方法”当作“毕业论文写作”课程的重要内容，也说明相当部分大学生已经较为熟练地使用了这类研究方法。这中间，选择调查法和实证研究的比例大抵相当。而选择实验方法进行毕业论文写作的比例甚少，说明高校在这方面的教学和训练不足。
描述性研究方法，亦即仅仅使用基本的经济管理理论，进行逻辑推理。具有一定难度，对于逻辑推理程度不强的学生来说，选择这种方法的可能性较小。使用这种方法需要一定的理论积淀，需要长期的理论关注，更需要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些并非短期内能够养成。在具体运作时也有一定的操作难度，本科生较难掌握。
在定性研究中，大学生较多地选择了访谈法和对比研究法，没有人选择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
访谈法要求大学生与相关企业和行业人士就某一个营销问题进行深度访谈和交流，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一些演讲能力强，与人交流畅通的大学生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但应该承认，仍有部分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与人交流的能力较弱，特别是与企业和行业高层，就一个专业问题进行深度交流的能力较弱，这也是这些学生没有选择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原因。
做对比性研究，需要依靠科学的指导，精细的规划，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如果仅仅做表面的比照，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就难以得出创新性的结论。大学生在这方面还是需要训练的，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
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看似简单，容易操作。但它需要一定的设施设备，还需要与被观察对象的深度沟通，赢得他们的信任，并与他们较长时间的相处。这对于处于毕业季、人心惶惶、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来说，操作起来就较为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近一成的毕业论文研究方法不明。也就是说，从网上拼凑一些资料，没有做深入的鉴别，没有做深入的分析，就得出一些看似“合理的”结论，仍是一部分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广场做法。如果毕业论文体现不出“论”，说服力也就大打折扣。态度不端正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学校相关部门把关不严也会助长这种风气。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案例研究法、定量研究中的实证研究法和调查法是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较多使用的方法，而描述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中的访谈法、对比研究法和参与观察法，定量研究中的实验法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较少使用。
造成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不同研究方法使用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与不同研究方法的特点、条件和难易程度有关的，另一方面是与当前高校对本科生科研的重视程度、本科生的科研氛围有关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与大学生对待撰写毕业论文的态度和投入程度有关的。
2.建议
（1）进一步营造高校本科生科研氛围
本科生是高校的主体。本科生科研是高校科研工作的基石。具备了良好科研能力的本科生是更高层人才的前提。高校要加强对本科生科研氛围的营造，鼓励学术研究，讲究大胆创新。特别是要把“毕业论文写作”当成一门必修课，在大二下学期，或大三上学期开设。尽量让每一个本科生都懂得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同时，要严把毕业论文的质量关，不让学生浑水摸鱼。要降低毕业论文的过关率，迫使学生高度重视毕业论文的写作。把毕业论文撰写当成本科生毕业前的一项重要业务活动来看待，与学分挂钩，与学位挂钩，与毕业证挂钩。
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篇4
经济法学方法论是研究经济法学各种方法的综合，是关于经济法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就是经济法学研究方法，而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一个提出、确立、成熟的过程。由于经济法学与民商法、行政法及社会法学的内在关联性，所以经济法学的研究需要以既有的传统法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张守文曾指出：“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因此，经济法方法论、方法的选择及方法的类型化的梳理是对经济法研究方法体系化研究的基础。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
从方法论资源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资源包括法学和非法学两个方面。两种方法论资源的选择需要适用不同的方法，对于法学方法论，要根据经济法学科的特殊性选择相关的方法，而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学科自身和处理问题的特点，选择联系最紧密的方法。从研究方法层次和体系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要以一般性的哲学方法为基础来构建经济法学特有的方法论体系。
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该分为总论和分论，总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形成、体系与构成、逻辑关系、基本原则等，分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解决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问题。从研究方法的本质、功能、层次等角度论证经济法的方法论问题，从本质上讲，经济法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主观性、时代性和多样复杂性的特征；从功能上讲，方法具有规范思维方向、正确把握客观现实的能力；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应当包括哲学抽象方法、借鉴其他学科方法和经济法学科研究方法三类。方法是方法论的重要构成要素，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包括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方法和反应经济法本质和特征的具体方法，他以人们对社会关系认识上的制约因素为基础，论证了经济法学所具有的两个基本方法论，即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和谐辩证方法论。
从方法论体系构成的角度分析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展开，一是应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应当是什么，采用价值评判的方法；二是实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实际是什么，关注经济法规和立法技术，采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法；三是社会事实，即经济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功能，采用社会实证分析法学。”从经济法学方法论中不同研究方法关系对比的角度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做出阐述，“经济法学作为新兴的法学学科，需要重视传统法学方法的运用和多元研究方法的优化组合：形而下层次与形而中、形而上层次相结合，侧重形而下层次；立法研究与执法研究相结合，侧重执法研究；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侧重实证研究，尤其是执法实证和案例实证研究；‘主义’研究与‘问题’研究相结合，侧重‘问题’研究。”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主要是由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独立性”引起的，具体涉及经济法学是否具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研究如何以一般方法论、法学方法论及相关学科方法论为基础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经济法学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在处理和选择相关学科研究方法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概念与含义，含义更重要；观点与论证，论证更重要；定性与设计，设计更重要；分化与综合，综合更重要；总体与结构，结构更重要；个体与整体，整体更重要；平面与立体，立体更重要；法律与经济，经济更重要；当代与后代，后代更重要；传统与现代，现代更重要；借鉴与原创，原创更重要；静态与动态，动态更重要。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整体方法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该创立符合自身特质的方法论体系，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针对具体情况，对不同的方法作出适当的选择，具体包括共通方法的选择（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特殊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及专门学科方法的选择（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从法律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主体对研究方法的选择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方法选择要符合主体目的性；二是方法选择要满足客体适应性，方法并不是纯主观的，体现了客体的某种需求。
（三）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化
有些学者曾提出经济法学应当侧重发展的研究方法，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经济法基本理论与专业经济法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遵循适合性与移植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广泛采用实证性和假设性结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律法、法的经济分析法、关注国际经济法”。这些学者都是从经济法学科特殊性的角度，论证了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侧重适用的工具和选择方法的路径，而这些方法大都可以归类到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律史学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等具体方法论体系内。
1．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哲学在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为价值分析的方法，通过法哲学的研究方法，能够论证经济法的基本价值范畴，即包括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和竞争，这些都是经济法最“原始”的理论基石，经济法学制度和体系的构建、规则的制定和阐释都需要以它们为基础。经济法学价值的基本范畴是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法所有的制度构建、原则确立、规则内容设计都要以它们来判定和阐释。同时，法律的理论和价值是内在的也是互动的，通过经济法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反馈法哲学的研究。肖江平指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目前经济法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不太多，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影响了经济法学学科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231－232从本质上讲，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的学科，具有自己特有的范畴是其成熟的标志。范畴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石，为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框架。经济法的最基本范畴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整体社会经济利益的协调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即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三位一体，同时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应融入到经济法的内涵中，经济法追求整体利益发展的理念，经济法要实现机会公平与分配公平、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的目标等。
2．法史学分析法。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历史分析本身就是各门学科所最常用的学科分析工具。对经济法学史的研究能够揭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能够确保沿着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观点把握现代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轨迹以及寻求外国经济法制度与中国法律文化的结合点。史学研究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中包括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从学术史的角度讲，展开中国的经济法学学术史研究是必要的，它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发掘积淀、揭示脉络和提升规范，能够以此梳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原理的起源、基本范畴），能够剖析观点、理论和学说的成因与流变，总结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教训，促进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成熟。17开展和加强经济法学说，尤其中国经济法学说史的研究，能够对中国经济法学的成就及其贡献做出恰当的评估，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
3．经济学分析方法。经济法学中的经济学支点包括成本效益理论、供给需求理论、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等等。经济法学者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和评价经济因素影响下的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并努力实现法律的经济效益目标。从经济法产生上来讲，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们中国，经济法本身就具有“经济性”。因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经济政策”和所依赖的“经济形态”。“经济政策”反应了统治阶级对经济的态度，如战时经济法的产生；“经济形态”则影响“经济政策”的产生，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把国家干预思想对经济法的参与降到最低。因此，将经济分析的方法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经济法和经济政策构成了制度的正式规则的一部分，制度规则同时也包含着大量的非正式规则，对于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的速度是不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政策调整和立法变化往往形成对制度变迁的推动。”同时，“经济分析”是一种工具，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实证作用在于解释法律规则和结果现状而非改变法律规则和结果。
4．比较分析方法。比较法学分析的方法主要指不同的部门法之间研究方法的互动和借鉴。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不同国家或地区商品经济关系及其法律秩序的异同，对此进行充分的比较分析，原因在于：第一，虽然国家的性质不同，但对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同，都向着高级经济模式发展，但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有的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路径，有的是计划基础上的经济发展路径，所以要对比不同国家间的社会经济条件，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差异必然产生个体个性。第二，经济运行中的基本规律是经济法规范的客观内涵。比较经济法研究既要涉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共性，又要涉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差异性，并给出科学阐释，才能够构成具有普适意义的比较经济法学。
5．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经济法的社会性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社会本位体现的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法律本位思想。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讲，经济法价值的具体表现，“社会利益本位是经济法价值的实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等经济法价值是利益的具体表现。”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社会分工更加多元化，社会主体之间的依赖性更强，社会公共物品供给成为社会主体普遍关注的问题，权利保护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迅速发展，经济法的社会基础更加复杂，这使得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应用与发展。除了上述的研究方法外，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系统分析与整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构功能方法、语义分析法等等。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任何事物发展的过程都需要不断的反思，以求创新。经济法学作为“年轻”的部门法，更需要对自身的理论发展进行反思，在这其中研究方法“首当其冲”。经济法作为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一种制度，既要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又要兼顾国际社会的影响，这要求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具创新性、开阔性和综合性。
（一）基于“问题导向”进行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反思的必要性
1．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一定要注意“问题意识”和“问题背景”的结合，从大量丰富的实践问题出发，进行深入细致的全面研究，这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某一问题时会发现，当问题的研究出现若干子问题的影响因素时，就会产生“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研究中的“问题主导性”是指，当研究某一经济法学问题时既存在国内因素的影响又存在国际因素的影响时，应当先考虑和解决哪个因素。民法和经济法区别的关键在于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法多为属地管辖，域外影响有限；而经济危机的影响的是全球性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当然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其时，在研究经济法学时，本国经济因素的影响常常处于“被动地位”（这要与“主要地位”相区别，国内经济法学的研究归根结底要以本国因素为主），而“国际因素”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如经济周期发展是不分国界的；再如，中国加入wto后，为了证明自己具备wto成员资格的充分性、为了证明自己具备市场经济国家的条件，不断的修改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反垄断法、涉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涉外经济贸易立法等等。
正确认识“问题主导性”的主要目的在于及时关注世界经济政治关系对经济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及时的完善本国的经济法律体系。“经济法应当正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范式困境，在反思已有理论的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自主创新，实现经济法研究范式的转型和研究成果的创新，构建一套科学的经济法理论范式和有效的经济法具体制度，使之成为最具有知识产权的法律部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要坚持“批判与反思”的的研究态度，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研究的构建要协调，要时刻保持理论指导实践应用的先进性。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经济发展史的要求，不能类同于民商法的研究范式，即通过总结学科的价值理念、知识结构、逻辑体系来分析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对于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以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为例，从产生和发展历史两个角度分析两者研究问题的差别。从两者的产生上看，民法是确权的基本制度，是一种制度创造，而经济法制度是政府干预市场活动之法，是对已有法律状态的调整；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法制度是在长期的、规律性的社会发展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而经济法则是一种矫正型的法律，在很多时候是“危机应对法”，是对民法所确认和保障的权利及其运行结果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矫正，是特定情形下出于特定目的对市场的干预或调整。两者在完整性和严密性方面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些决定了经济法与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在研究问题上的差别性。二是经济法学研究的经济性要求经济法学的研究必须关注时代特征，如当前的金融法研究应当立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和特征，然后通过既有的经济法学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提炼出“经济法问题”，再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后总结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2．经济法学研究中“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经济法的任务就是解决“两个失灵”，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殊性。而经济社会转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这就要求市场调节方式的转型、国家干预方式的转型，这是独立国家角度的转型；从世界范围来讲，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他国经济社会转型对本国经济社会转型也有重要影响，这种“外来因素”是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考虑的因素。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上分析，“两个失灵”所依托的“载体”的形成路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是由经济自由放任到国家强制干预、调节，由单一民商法到经济法的产生；而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产生由国家全部计划到部分放开、再到引入市场因素、转变政府职能，经济法的产生由党政领导、排斥民商法作用到经济法逐渐同世界经济法总体发展相趋同。
其次，“市场失灵”的前提不同。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路径上讲，资本主义国家遵循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而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主要不是由于生产力逐步发展、不完全是社会经济矛盾自身运动的产物，而主要是由于革命导致的，充分体现了国家全盘主导、完全计划。这就导致两种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调制基础的差异性，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征不同。因此，虽然目前各国经济法学研究较为“趋同”，但基于上诉经济法产生、发展路径的差异。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路径依赖也有其特殊性。转型时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国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的考察，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法趋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考察也是必要的。
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要把“中国性”①和“开放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因为同意中国市场“特殊性”是在承认当今世界市场的普遍性基础上的。因为市场有其自身的价值和选择规律，“市场经济具有自由的载荷，计划经济理性具有专制和集权思维载荷，……。市场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范式’，而是一种自由关联”。所以，因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产生的“市场失灵”理论仍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方法，但要对解决问题的基础作“因地制宜”的研究，也即是转型期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研究方法的转型”上。具体包括制度背景研究及制度比较研究；学科的产生、发展路径不同；跨学科研究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特殊性；对传统多元法学研究方法的“侧重”性研究等。
经济社会转型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前者涉及政府职能的定位，后者涉及政府干预权的范畴。如何使政府职能的转变体现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实际操作中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经济法学研究要求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同时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系统性，能够积淀理论基础。因此，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的研究要对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有系统的考察，包括同一国家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研究及不同国家同一时期制度比较的研究。其中对经济法学研究有核心影响的是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归纳、总结和利用，对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要有互动研究，即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背景的研究与跨学科的历史范畴研究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研究的重点。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1．比较研究方法的研究存在缺陷。关于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一是比较的素材不可靠。不少学者在进行比较时，一方面对外国某项法律制度的产生背景、适用状况、实施效果不甚了了，另一方面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及其实施状况也并不了解。二是判断优劣的标准不科学。不少学者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作为判断优劣的标准，把外国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当作定理来衡量中国的法律制度；当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不一致时，就以我们“似乎了解”的那个国家作为标准。三是比较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批判我国的相关制度。与此同时，实证方法在我国法学界却被忽视。多数学者习惯于埋头做案头研究而缺少实证研究，没有实证资料将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既不了解我们所推崇的外国、又不了解我们想要改造的中国的情况的基础之上。
目前经济法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比较的场景借用不全面。按照陈甦的观点，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既然我国社会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或没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情形，立法者假设将要发生此种社会情形并进行预设立法。如在论证我国金融立法的完善时，美国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与救助措施及救助措施依赖的政治基础与权力博弈背景都是必须考虑的事实。而目前大量的金融立法，特别是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大都是在没有分析、挖掘“中国特有金融监管问题”的基础上，借用域外社会场景来进行预设立法，这种比较一方面有可能解决不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将会出现的实际问题，也可能丧失中国金融法制文化的特性。
2．历史学研究方法内容单一。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较为单一，主要是运用传统法学研究中的法律史与法学史分析方法。同时，对经济法学史学研究方法不够重视，从学术著作上看，也只有肖江平著的《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经济法学以解决经济社会中具体问题为核心，所以要对经济法学不同分学科的发展史和学术史进行研究。例如，金融法领域缺乏世界货币史的深入分析；反垄断法领域缺乏“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研究。
3．缺少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有跨学科的研究，但缺少系统、准确的跨学科研究，存在误将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化”的情形。经济社会的转型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应当充分认识国际因素的影响。因为全球化时代，存在更丰富的政治经济关系需要相互依赖、有更多的政治利益的协调需要在经济立法上得以体现。而目前的国内经济法的研究，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讲都缺少“跨学科研究意识”。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创新监管规则的缺失和金融监管权的错配，而造成“缺失”和“错配”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的“多面性”，①而这正是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缺少系统的跨学科知识构建的结果。
三、基于中国问题的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重构
（一）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主要体现为立足于中国问题，选取正确全面的比较素材。选择正确的方法发现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实际问题，围绕问题先进行本国制度背景分析，然后选取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进行比较，对采取的措施进行社会适应性比较。以金融法为例，在银行破产立法中，很多学者呼吁尽快出台银行破产条例，原因是金融危机后不具有系统风险性的银行出现“破产情形”时，应该及时退市，应该适应国际上银行破产法的发展需求，但是中国的银行业是否具备了破产的能力，是否具备破产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必要性，单存的做“危机假设”和“域外立法倡导”就急需进行银行破产立法，那么社会普通民众可能会很“惊讶”，商业银行在我国破产的也只有1998年破产的海发行，且后续的清算处理迟迟不能解决。因此，比较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关键在于中国特有问题的发现、中国问题社会制度的全面分析及中国问题发展的合理预设。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研究应认清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特定时空方位和努力方向，努力协调和整合法律的古今之维与中外之维。在承认和推进普适法律价值的同时，坚持自己法律的特色和品格。”
“从研究方法层面，任何特殊性问题的提出和处理均建立在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进行体察的基础上。在这种意义上，提出特殊问题的前提在于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的基本方面有整体性了解，同时在这一层面展开某种基础性的比较，至少对所比较的不同法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基本认知。”
（二）史学研究方法多样化
法学学说是中国法学发展的知识背景，通过研究法学学说史，有助于寻求法学的思想性与本土性；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者追求学术理想的内在动力，也是倡导学术自由，形成不同学术特色与学派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的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中国法学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与转型，就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要面向中国的法制实践，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的”的研究方法。多元的史学研究方法能够为经济法解决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论基础。
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包括具体经济制度史的研究和相关经济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例如要研究金融法就难免要深入分析世界货币史；要研究财税法就必须了解公共财政理论；要研究反垄断法就要深入研究“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也即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到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再到发达的商品经济等不同阶段的市场主体行为变化的历史分析。经济法学研究的基础是两个“发现”：即经济问题的发现和法律问题的发现。同时，两个“发现”又是互为基础的，经济法问题的发现有赖于经济问题的提炼和反馈。因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之法，它不会像民商法那样预先给权利主体设定一个合理的“权利框架”和“合法行为模式”，经济法学的研究模式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提炼出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然后国家在设计一定的法律框架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国家干预，以更好的维护市场秩序、应对经济危机。
（三）强化跨学科式的综合分析方法
经济法的特征包括综合性，综合性体现为公法与私法因素的综合、法律调整手段的综合、调整内容的综合等。因此，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是调整经济法律关系的必要途径。例如，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缺少“现代国际关系”与国内经济法的互动，刘志云指出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在于：一是事物本身的相关性，不同学科是从不同方面进行考察。二是学科本身的互通性，不同学科的知识具有互通性。三是学术研究者对同一问题研究深度的局限，以及研究跨度的拓展。通过“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阐述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而源于经济法学学科复杂性和学科交叉范围广的特点，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当重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和互动。在经济社会转型期，促使经济法学跨学科研究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市场经济全球化下经济法问题的国际化、经济法问题解决的多元合作。
①经济法学的跨学科研究能够为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以下帮助：能够提供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为更好的了解国际经济最新发展动态提供制度基础；在微观上能够了解各国的经济政策的理论方法、经济立法动态，及时借鉴可以适用的优良制度。上述效果的实现都需要跨学科（如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经济法以多元主体结构为框架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使经济法学研究范畴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需要把主体行为的研究与相关学科已有研究成果纳入到同一个研究范畴进行比较研究，综合考虑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制度背景、传统习惯、心理变化等因素。所以，我们应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置于经济社会的整体背景下，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与制度历史，充分运用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法制度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使经济法学的发展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
四、结论
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篇5
【内容摘要】检察学是研究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揭示法律监督规律的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检察学的基本范畴是法律监督、检察权、检察机关、检察活动、检察管理和检察改革。检察学的学科体系分为理论检察学、应用检察学和边缘检察学。检察学的学科体系要反映检察学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内在本质联系,最终对检察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2007年5月10日,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从事检察学研究的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成立,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和检察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对构建当代中国的检察学理论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近年来许多学者围绕检察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展开争鸣。笔者就此课题作一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检察学尚处于学科初创阶段和关键时期,学科建设具有紧迫性和艰巨性
检察学作为一门学科,其雏形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出现。当时全国不少地方成立了检察学会,还出版了不少检察学教材,但进展不大,至今其学科独立地位尚未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国家教育部现行的学科专业设置上也没有检察学这一专业。究其原因:一是我国检察制度建设历经多次挫折,在学术界还没有掌握牢固的检察学术话语权。我国检察制度在建国至今,先后历经创建—中断—重建的多次起落,缺乏一个稳定的连续的制度建构过程,检察理论也随之起起伏伏。检察机关恢复重建的3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注意检察制度发展、逐步完善的30年,也是围绕我国检察制度产生过各种论争的学术争鸣30年,90年代学术界还一度提出要削弱、肢解及至取消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本身都面临着所谓生存危机,在严峻的客观环境下检察学学科建设无从谈起。二是检察学研究始终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不断被边缘化。19世纪欧洲大陆分析法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作为独立学科的近现代法学的诞生,在分化与整合的学科建设规律的作用下,法学学科始终向纵深发展,二级、三级及至综合、交叉和边缘法学不断涌现,而在这一学术历程中,检察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始终处于各个法学分支学科的边缘,并且随着各个法学子学科的深入发展还在不断远离法学研究中心和法学理论与实务界的学术视野。部分学者以西方的三权分立思想为出发点,人为检察机关应隶属于行政机关,西方也没有独立的检察学,检察理论研究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一个子课题,中国没有独立设立检察学的必要,构建学科体系更是天方夜谭。在法学教育界,检察制度基本上是集中在刑事诉讼课程中,宪法学、民事和行政诉讼法学等课程中销有涉猎,这就严重窒息了检察学的成长空间。三是检察理论工作者自觉构建检察学理论体系的意识还不强,学科建设不规范。目前检察理论研究力量相对于其他法学学科还相对薄弱,拘泥于诉讼法学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学领域,注意力主要放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上,带有注释性和应急性,而对基础理论重视不够,缺乏自觉构建检察学理论体系的意识,特别是用检察学学科统领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和检察应用研究的宏观格局和视野,这就导致研究成果支离破碎,很难形成系统权威的检察学理论体系。检察学学科创建的基本前提就是要对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进行整体性研究,研究从相关部门法中抽象处理的相互关联的检察基本理论和应用范围;检察学学科创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共同的学术话语系统。如果不用检察学学科体系统领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势必使检察学进一步边缘化,其他部门法学受限于本学科的研究视野很难进一步推动检察理论研究的深入,更难以发挥指导检察实践发展的重要作用,检察理论也最终会因无没有中心支点而成为法学理论研究的盲区或附属地带,这显然不利于检察制度的发展。检察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之路即阻且长,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的出现,势必会打破原有的的法学学科布局,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调整,加之学科基础不甚牢固,在远未达成学术共识的前提下,检察学学科初建阶段势必引起激烈的学术争鸣,在某个阶段反对检察学学科独立的声音还可能占主流。检察理论工作者应该充分认识到检察学学科创建的紧迫性和艰巨性,要认识到检察学是检察制度和实践发展的内在需要,作为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学科生命力,要在检察学学科初创的关键时期迎难而上,将目前检察理论研究成果提升到检察学的学科研究和建设层面上来,进而开创检察学学科建设新局面。
二、检察学在我国诞生是由检察机关的特殊宪法地位所决定的,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必要性、正当性、可能性
西方没有检察学,因为在西方三权分立模式下,检察机关被定位为特殊的行政机关,一般在刑事诉讼法学中设专题研究检察制度与理论。前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检察制度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并享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因赋予其高度的政治性而将检察制度与理论纳入国家和法的理论研究范畴,属于广义上的政治学学科领域。检察学只能产生于社会主义中国,主要原因是:一是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决定的,检察学独立有其历史必然性。我国的体制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治组织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之下设置的平行并且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国家机构。检察机关不仅享有公诉权、侦查权还享有广泛的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法律监督权,这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②检察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是西方国家所没有遇到的,完全套用西方的检察理论是创建不出中国特色的检察学学科体系来的。中国理论作为中国检察学的理论基石,使检察学学科独立于其他法学学科具有天然的政治制度正当性,我国检察机关不同于其它国家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学科划分对检察制度和理论进行研究只能是南辕北辙,其他学科已经难以完全涵盖检察机关的整个研究领域。检察学只能呼应中国检察实践的需要产生于当代中国,用以指导中国的检察工作。二是检察学研究的矛盾的特殊性就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与监督客体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矛盾的交互作用,检察学作为独立学科具有学理正当性。检察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基于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对于当代中国检察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矛盾的研究,检察学研究的矛盾的特殊性就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与监督客体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矛盾的交互作用,研究对象就是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在我国有其特殊地位,发挥着特有的价值;检察制度一经产生,就成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国检察机关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法律监督属性是当代中国所特有的;检察制度与检察实践与近现代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但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检察机关平行于审判机关与行政机关,有其特有的活动形式,发挥着其他国家机关难以替代的法律监督作用。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因其矛盾的特殊性而具备科学研究对象的条件,检察学才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法学体系中独立出来。三是从学科分类标准来说,检察学已经初具学科雏形,具有独立设科的现实可能性。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中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关于学科的定义是:“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收录学科的条件是:“应当具备理论和专门方法;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团体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开展有效的活动;有关专着和出版问世。”从学科分类标准来说,我国检察学已经达到国家标准。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检察学已经形成区别于宪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以部门法为依托从检察机关视角用专门方法来研究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有以检察理论研究所和检察学研究会等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和学术组织,有自己的专业刊物、专业论着,部分大专院校还开设了检察学的相关课程。尽管目前检察学理论体系还不完整,研究队伍还不太强势,研究方法还比较粗疏,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未得到学术界和教育界广泛认可,但不能因此就否认检察学在事实上已是法学中一门独立的,不与其他学科重复的独立分支学科。
三、检察学是研究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揭示法律监督规律的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我国的检察制度不同于其他国家检察制度的重要特点是其法律监督机关的属性,其职能远较西方国家检察职能宽泛得多,因此检察实践形式也丰富得多,检察理论研究也只能立足中国国情这个基本的语境实现本土化。本土化集中表现为诞生于当代中国的检察学有其特有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一是检察学的研究对象是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重在揭示法律监督规律。检察学以整个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检察制度是由宪法和组织法规定的,但其具体职能又由部门法特别是诉讼法学所界定,检察实践主要是对部门法的适用,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又将检察监督作为检察机关的本质属性,因此检察学也要立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抽象概括出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的基础性理论、普适性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门研究。重在揭示法律监督规律,突出检察学的学科特色。二是检察范畴是检察学的基石,基本范畴是法律监督、检察权、检察机关、检察活动、检察管理和检察改革。检察学的基本范畴是法律监督、检察权、检察机关、检察活动、检察管理和检察改革。检察监督实质是法律监督,法律监督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是检察学学科得以独立的根本所在,其他的范畴、概念,都是由这一检察学最基本职能范畴所派生和支撑的。检察权的本质就是法律监督权,由之派生出诉讼监督权、公诉权和侦查权。检察机关通过开展具体的检察活动来行使检察权,检察活动需要进行检察管理保证检察权依法高效运行,同时检察机关还要与时俱进,通过深化检察改革使检察活动适应时代变化要求,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六大基本检察学范畴构成一个开放的运动的范畴体系,符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进而揭示出法律监督规律,动态再现检察制度的全貌。三基于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检察学的学科体系可以初步分为理论检察学、应用检察学和边缘检察学三大子学科。紧紧围绕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可将检察学的学科体系可以初步分为理论检察学、应用检察学和边缘检察学三大子学科。理论检察学又可以分为基础检察学、检察史学和比较检察学。基础检察学研究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的基本原理,因此它是检察学学科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重点研究检察学的基本概念如检察、监督、法律监督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检察制度的起源、本质、类型、特点、内容和发展趋势;检察权的概念、特征、内涵问题,厘清检察权的基本内涵,检察权与其他权力的区别和联系,检察权科学合理配置;检察机关的组织、地位、作用,领导体制、性质、任务、活动原则、机构设置及其内部结构功能;检察官的任免、职责、权限和奖惩等问题;其它检察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检察史学,包括检察制度史学和检察思想史学等纵向历史检察现象。检察制度史学要研究我国古代监察御史制度对我国检察制度的借鉴,研究近现代和当代中国检察制度史,研究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史,研究西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检察制度。检察思想史学要总结归纳系统研究古今中外关于检察制度的学术流派和理论成果。比较检察制度学要运用横向比较方法研究我国检察制度与外国特别是西方检察制度的异同,分析它们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以便有分析地、批判地借鉴外国一些有益的检察制度建设经验,更好地认识我国的检察制度,有选择地进行检察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应用检察学包括法律监督学,主要研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的性质、内涵和权限,重点是法律监督的原则、监督的客体、程序和方法,重点是对诉讼监督尤其是侦查监督、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三个课题进行专题研究,探索法律监督规律,研究法律监督的现状,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和措施等具体应用问题。公诉学重点研究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公诉权行使的方式方法,检法关系、检警关系和控辩关系如何有效调整以提高效率,实现公平正义等问题。职务犯罪侦查学是从犯罪侦查学的角度来对如何开展职务犯罪侦查进行研究,研究审讯突破,获取证人证言,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等侦查问题。控告申诉举报工作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可以作为职务犯罪侦查学的前后延伸,在积累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果条件成熟,可以从中分离中独立的举报学、申诉学和预防职务犯罪学两个应用子学科。边缘检察学是检察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而产生的混合学科,主要有检察技术学,侧重于对检察技术收集、鉴定和固定进行研究,同时由于检察信息化的快速推进,还要同时进行电子检务研究;检察统计学,研究检察统计资料收集、报送和利用,统计工作规律,发挥检察统计的信息、咨询和监督作用;检察管理学,主要研究检察机关内部如何进行队伍建设和行政管理,包括检察队伍的管理、培训、使用和监督,检察工作的业务建设和管理,以及检察机关日常行政管理,研究目的在于逐步实现组织设置合理化、人员职业化,办公自动化,管理科学化和规范化。
四、检察学学科的基本特点是本土性、实用性和综合性,研究中要注意防止学科部门化和空泛化
检察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体系,话语系统和学术传承。检察学就是要对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进行整体性系统研究,要研究从相关部门法中抽象出来的相互联系的涉及检察制度原理和检察实践活动,反过来检察学的研究又会丰富这些部门法学科。检察学的研究方法是基于检察学特有的学科特点:一是检察学的基本特点就是本土性,应用性和综合性。本土性是因为我国检察机关的形成和发展有三大渊源:一是我国历史上的监察御史制度;二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三是大陆法系的检察制度。但更多是基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同时承袭恢复重建30年来形成的当代检察文化的影响,检察学研究只能立足中国检察实践特别是反映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的改革、完善和发展以突出出本土化才能保持其学科的鲜活生命力。实用性是检察学研究必须要注重服务检察实践,不能脱离文化背景和背离检察实践空谈外国检察制度。综合性是指检察权是从国家政治权力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法律监督学,检察学研究必然要与国家政治制度性发生关联,政治学基本原理也是检察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来源;检察学又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宪法法,组织法学,诉讼法学特别是与刑事诉讼法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队伍建设、检察技术等又与管理学、信息学等学科存在交叉,因其综合性强,所以在检察学的研究中应当有意识地利用多学科方法进行多角度研究。二是检察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系统论的方法,从学科整体上系统研究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检察学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部门法学的研究方法,但不能泛部门化,特别要注意进行检察学理论研究时要防止部门狭隘主义。检察学是一块整钢,需要用系统论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多角度、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检察学是一门综合性新兴学科,也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其学科性质决定了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不能拘泥于部门法学的狭隘视野、实用主义和单一方法,研究方法不仅限于法学,要更多地运用政治学、社会学、法哲学等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特别是要运用系统论的宏观思维方法,从国家法治大局出发来研究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探索法律监督规律。以检察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为例,刑事诉讼法学的最基本的范畴是刑事诉讼程序,其研究视角是如何保证程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检察制度是其重要环节,研究方法只能是用法学的方法进行具体研究,重点研究检察权在刑事诉讼环节的配置问题;而检察法的研究角度则是围绕检察机关在刑事环节的法律监督,因此不仅限于实然性研究,还要进行应然性研究,所以能超脱具体法学方法,可以从法哲学、宪法法等角度进行系统宏观的研究,可以从宏观上研究检警关系、检法关系、检律关系等问题,目的在于保证法律监督在刑事诉讼环节更好地实现。三是检察学研究要注重跨学科化,加强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术交流,防止研究趋向封闭化、部门化和空泛化。检察学研究要紧紧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实践,注意检察制度的改革、创新和发展,要从综合学科性质出发注意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跨学科性,不能仅限于单一的法学研究方法。要防止封闭化和部门化,在处理好与宪法学以及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等其他学科的关系的同时,建立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交流平台,充分借鉴和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成果,不断拓展检察学学术空间,将检察学研究融入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学术氛围中去,体现学术的人文理念。要防止空泛化,不能用空洞的学术教条和玄虚话语来代替对具体检察问题的研究,检察学只有服务于检察制度和检察实践的客观需要才能有不竭的学术动力,才能最终成立独立的学科体系获得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樊崇义吴光升:《检察学:如何才能成为一门学科》[J],人民检察2008(4)第6页。
【2】周其华:《中国检察学》[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3】陈国庆石献智:《试论检察学的学科独立性及其理论体系的构建》[J],人民检察2008(4)第10页。
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艺术学科；实证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末20年代初德国的德索瓦尔（1867-1947）出版了《美学与艺术学》一书，正式将美学与艺术学分开研究，同年创办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标志着艺术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85-88艺术学从美学中独立出来之后，对于艺术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一直成为艺术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有学者指出，如果艺术学要成为真正成熟的学科，当务之急要摆脱美学的、文本的、思辨的、摇椅上冥想的方法，而走向实证的实地考察，实现艺术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这也就是“范式革命”。[2]80-84
一、当代艺术学科实证研究的概述
研究范式是指科学群体在共同信念与价值取向的支配下，选择研究什么与如何研究的问题。托马斯・库恩（1922-1996）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范式（paradigm）”的概念，旨在阐述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指“被科学研究群体所公认的一套有关科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规范及基本方法和工具”。研究范式可以分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其中思辨研究主要源于哲学母体，是指研究者在个体理性认识能力及直观经验基础上，通过对概念、命题进行逻辑、演绎、推理，以认识事物本质特征的研究方法。思辨研究的对象是不可直接观测或调查的抽象概念，它重概念操作而不注重事实操作，让事实符合自己的概念而不是从事实中发现概念。
20世纪以来实证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并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一种学术研究范式。实证研究本着科学的精神，强调从问题出发，提出理论假设，然后用实验或者调查等方法加以验证。实证研究的中心在于获得经验事实并以此为基础解释经验事实，形成理论观点，它包含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启示，也为艺术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我国最早以学科建制的方式提出建立艺术学的倡议者是张道一先生（1932-至今），他提出的艺术学科体系建构的方式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3]7有学者认为，在构建艺术学科体系时，应坚持民族性与包容性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哲学性与科学性相统一。[4]当代艺术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现象学方法、实证方法和历史研究法。但我国艺术学研究中还存在一些弊端和不足：一方面，很多学者把对美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混为一谈，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学，而不是美学。艺术学和美学的研究逻辑不同，所以，我们应该把美学和艺术学区分开来，进一步明确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对于艺术学的把握实际上更多的是依靠直觉的感受，而不是理性的分析。[5]
近年来，实证研究不断得到艺术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如在设计艺术学、音乐学等艺术门类中，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第二届（2005年）音乐心理学研讨会上提交的52篇论文中只有8篇（仅占总数的15.38%）属于实证研究，相比第三届（2008年）研讨会上实证研究则占到了32.31%。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并尝试利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先进的研究技术和方法，如脑电、事件相关电位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进行音乐心理学问题的研究。[6]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国实证研究方法在艺术学科中的应用还刚刚起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一个既紧急又重要的问题。
二、实证研究的发展历史，以及在其他学科的状况
实证作为一种主义始于法国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孔德在其《论实证精神》（2011）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几条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科学性、肯定性和实用性，并促使实证主义成为一种哲学思潮。[7]29-30孔德强调测量与定量，他认为任何概念都可以测量或量化，不可测量或量化的概念在科学中毫无用处。20世纪以来，实证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并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学术研究范式。实证研究本着科学的精神，强调从问题出发，提出理论假设，而后用实验或者调查等方式加以验证。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实证研究以遵循“科学方法”，注重量化分析或客观性的语言陈述，体现客观性、实证性等有别于解释性研究的特征，它被心理学、教育技术学、社会学、以及体育学研究者广泛接受和应用。
19世纪后半期，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精神深入即将诞生的心理学中，并成为心理学的方法论，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地影响了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威廉・冯特（1832-1920）用内省的方法研究艺术的元素和组成部分。对实证科学的顶礼膜拜在行为主义时代达到顶端，无论是以约翰・H・华生（1878-1958）为代表的激进行为主义还是以爱德华・托尔曼（1886-1959）为代表的温和行为主义都主张实证研究应贯彻在心理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在推动心理学自然科学化的进程中，也给心理学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实证主义忽视了人的内部心理生活和主观体验、否定了心理的主观性，使心理学的研究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要摆脱这种局面，心理学必须注重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中更加注重本土化；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8]其实，这对拓展艺术学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教育技术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技术性学科，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特点。因此，教育实证研究在教育技术中的应用显得更有意义。教育实证研究是指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展开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直接经验特征。在19世纪，教育研究中的方法意识有所增强，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强调实证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9]教育研究过程遵循假设-检验的逻辑，即在研究之前确定关于研究结果的假设，依据这个假设通过观察、调查和统计等方法去搜集相关的数据，并进行分析、总结和概括，对假设进行严格地检验。实证研究这种严谨、科学的研究过程为教育研究提供了相对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思路。[10]由此可见，我国教育技术学中的实证研究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这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实证研究。但与外国相比，中文刊物上发表的实证研究类文章数占当年学术类文章总数的比例远远低于英文期刊。比较中国大陆的艺术学科研究，情形也与此相似。
社会科学对研究方法的探讨比较早、重视程度比较高，社会学通常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或定量研究方法。[11]在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外在的、客观的、不为人的意识所左右的现象，采用的是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当前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还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大量研究仅停留在经验的描述层次，仅是反映了社会生活中某一问题的状况而已。“很少社会调查能进入解释的层次。”[12]因此，当今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科学化、学科化、规范化。艺术学学科的研究，也有这样的现实要求。
在我国的体育学科研究中，实证研究范式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体育科学研究主要是以体育自然科学为主的，体育科学要自然化就必须模仿自然科学研究，追求研究的实证性与定量化，必须揭示各种体育现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规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出现过分追求数量化的现象，这使得我们只能看到现象的表面，缺乏对实施内部情况的全面了解，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在体育运动中的行为和关系。体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多样性决定了研究中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研究范式都不可或缺，因为不同问题的解决需要不同的研究范式。[13]
总之，梳理认识实证研究的发展历史以及在其他学科的运用状况，可为艺术学学科的研究寻求和确立研究策略的新视角。
三、实证研究在艺术学科的研究范式
近年来，艺术学界开始出现以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为核心的艺术学研究范式，在各艺术门类中，设计艺术学在研究方法上堪称引领者。许多研究者主张艺术学研究应避免大而空的研究，避免过于抽象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而应提倡实证的、田野的、具体的研究。
实证研究包含质的研究和量化研究。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非常传统又很新颖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方法基于自然主义和阐释主义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整体地理解和解释自然情景。在实践应用中，质的研究还经常与其麾下的某一具体方法混为一谈，如解释学、田野调查、参与观察、人种志和人类学研究。目前国外正在兴起的质的研究一般基于解释注意的理论基础之上，强调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再现当事人的视角，以描述和解释为主，而不是将重点放在验证假设、提出政策建议和预测上。在质的研究的“术语丛林”中，居于首位的是“现象学”，其基本理念“回到事实本身”成为质的研究的理论原则。如有学者对艺术家村落的研究，参与观察研究无疑是一种恰当的方式。通过观察他们的艺术行为、现实生活以及交往、应酬等各种生存经纬，透视在社会变革期间这种边缘、独特群体的成因和意义。再如近年来，香港理工大学多次与内地的多所高校展开对于中国工业涉及用户调查的实证研究，尝试性地开发了一些新兴的质的研究方法，对于国内的用户研究多有贡献，其研究方法对于与之合作的内地高校的很多教师来说是一种冲击和启蒙。由此可见，质的分析方法的意义不仅在于还原了艺术或艺术现象的意义本身，更重要的是透过艺术作品或现象揭示了其背后所蕴含着的丰富的社会图景，也就是它往往呈现出通常单凭艺术研究方法所无法揭示的另面真相。[14]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质性研究多在实证研究不能实施的阶段和时候介入方法论与方法的支持。
相对质的分析，定量分析更为科学、严谨，也更为复杂。定量分析方法的特点是从一组单位中收集各单位的可对比的信息。只有对这种信息量化才有可能进行计算，并进而对资料作更广泛的定量分析。运用定量方法就是要对可比较的一组单位进行观察，这些单位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机构。[15]这就决定了定量研究方法通常所针对的是一组客观的数据或被数据化后的某一对象进行的分析与解释。如古斯塔夫・费希纳（1801-1887）曾发起一个实验，有人收藏了两幅德国画家荷尔拜因的圣母像，这两幅作品十分相似，几乎分毫不差，为了检验这两幅圣母像中哪一幅是原作，哪一幅是复制品，人们把两幅作品放在同一美术馆内。费希纳在美术馆的门口放了一个本子，请每一个观众把他对这两幅圣母像的看法写下来。其中还要求他们写下喜欢这两幅作品中的哪一幅，等等。费希纳试图通过对观众的心理感受进行分类和统计，以期最终测定和检验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16]再如台湾设计协会的《设计学报》和云林科技大学的《商业设计学报》也开始大量刊登设计学实证研究的文章。在社会统计学中的“相关系数”、“因子分析”、“方差分析”、“一元回归”、“t检验”等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大量应用在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17]
要使艺术学领域的研究结果更加客观可信，研究者应对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予以重视，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以加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实证研究有着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课题选择和文献查阅、提出问题和研究假设、研究的设计与实施、研究资料的收集、分析和综合、研究报告的撰写。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实际实验时，往往希望能用较简单的实验设计来达到实验所需要的精确度。要想达到这一目标，研究者就必须选择一个良好的实验设计，并对设计中的各种变量进行控制，以采取使误差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手段。
实验设计中一般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步：考察行为的内容，即研究者要考察假设中含有的行为指标的内容。通常一个研究不可能对一个行为指标中包含的内容都进行探讨，而只是选择其中某个或某几个关心的变量进行研究。第二步：定义总体和样本。一个实验只能从总体中抽取出特定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群作为一个样本进行研究，然后再把样本研究的结果推广到总体中去。第三步：变量选择与控制。变量选择是指研究者总是通过各种实验来探索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研究中所讨论的变量包括自变量和因变量、调节变量、控制变量、中间变量、无关变量。在实验控制中常包含对变量的控制、采用控制组对实验结果进行评价；在实验设计的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估计实验误差；在正式实验实施过程中可以采用被试间、被试内和混合实验设计。第五步：实验实施。在正式的实验实施过程中包括被试的取样与控制、创建实验材料、执行实验，获取数据。第四步：数据的处理与分析。通过各种研究方法收集到的数据，必须经过分析处理才能得出合适的结论。对数据的处理首先应该对数据进行整理、审核、剔除无效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编码、录入计算机；最后，通过恰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得出恰当的结论。
四、实证研究在艺术学科的应用前景
当代艺术常常是对一个相对普遍的社会问题的抽象、放大和表现，因此，如何将所涉及的问题、概念进行量化是当代艺术研究的关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艺术作品都能够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在一般艺术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存在两种倾向：偏重于运用哲学的方法和偏重于科学的方法。[18]在倡导艺术学之初，德索瓦尔强调艺术学的科学与美学的哲学方法将有所不同，但一般艺术学研究的方法将部分地与美学重合。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讨论了“艺术科学”的目的与方法，是对艺术的性质、条件和目的的一般研究。[19]我国的艺术家马采、滕固、易中天分别对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开始走向具体，走向史实，并以此为基础上升到“综合研究”与“整体研究”的高度。近年来，研究者主张艺术学研究应提倡实证的、田野的、具体的研究。如徐习文指出，艺术学要尽快实现艺术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实证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步骤大致包括：提出问题和研究假设。
总之，艺术学的诞生和发展是学科分化的历史必然，是学术进步的重要体现。实证研究是艺术学走向科学化的必然趋势之一，艺术学的学科特征越来越明显，研究方法越来越丰富，影响力越来越大，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实证方法运用到艺术学的研究中既向艺术学提出了挑战，也为艺术的科学化提供了方法。因此，艺术学要真正成长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还必须注重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唯有如此，艺术学科才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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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篇7
从研究的性质来看，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自然科学属性不断凸显
现代语言学从索绪尔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学者们对其学科属性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争议。焦点就是它究竟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认识。根据encyclopediaBritannica（2008）的说法，语言研究跟文学、艺术、历史和哲学一样，属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行为。然而一些著名的网上期刊库在学科分类方面则显得比较谨慎，比如BlackwellSynergy将LanguageandLinguistics既归入Humanities，又归入SocialandBehavioralSciences。但是今天这一争议似乎显得不再重要，语言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复杂、多元，所采用的方法日趋多样。比如，语音学这门理论语言学的核心领域学科，其着重研究人类发音的物理/生理方面，这使其接近于自然科学；心理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则需要广泛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使其接近于社会科学；语言哲学注重思辨，则可划归到人文学科。
随着语言学学科属性的日趋模糊，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现代语言学在继续秉承传统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积极地借鉴引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中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已经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逐渐蔓延开来。其中数学方法几乎渗透到语言学中各个领域的研究，以数学方法为基础的语言学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使得语言学研究更加精确和科学。而生成语言学则把语言看成是一种数学的物体，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与数学相类似的公理和推断规则理论。其中，蒙塔古语法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就是运用代数方法分析、研究语言的范例。近年，统计学方法被广泛地运用到语言数据的定量分析中，语言学和统计学的联系日益密切，出现了统计语言学这门以应用统计数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的语言学科。而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等自然科学领域相关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计算机的存储能力和处理运算能力得到大幅提升，采集海量的真实交际的语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大型语料库成为可能，语料库语言学则应运而生。今天语料库方法在语言学中的应用，已经走出了初始的简单统计语言特征的范围，不仅能够十分有效地对定量分析模式作出定性的功能解释，而且拓展到语言学研究的所有领域。
不仅数学的方法，而且与生物学相关的理念和研究方法也被运用到语言学研究中去，出现了生物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生物语言学利用生物学来探索人脑结构与语言直接的关系以及语言的本质，而神经语言学学科本身与脑科学、心理学、病理学关系密切，自然科学色彩浓厚，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发生学实验方法和病理学试验方法，因而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自然科学属性显而易见。可以这样认为，语言学研究中数学方法的普遍使用，生物学相关理论模型和方法在人类语言现象描述和解释作用的增强，日益凸显出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自然科学属性。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整合性的研究方法成为趋势
研究对象是对学科进行分类的标准之一。根据这一标准，可将学科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研究事物性质的学科，第二类是研究事物之间关系的学科。形式主义语言学和功能主义语言学将解释语言的内部结构作为重点，属于前者。而当代语言学中出现的新兴学科，比如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政治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等则以探究语言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之间的多元复杂关系为对象，属于后者。这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着其研究不能采取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应该整合两门甚至多门学科的研究方法，整合研究方法成为必然。
比如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中最为常用的方法是田野调查法，其中包括访谈、参与观察法、快速匿名调查法、电话采访法、实验法、文件调查法、文献法等具体操作方法，这些具体的方法最初属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范畴。而新兴的生态语言学则着眼于语言生态和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探讨语言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以及语言在环境问题上的影响和作用。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基于对生态学以下观念或原则的认同：承认并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承认相互间的作用；认识到生物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而不是相互隔离。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利用生态科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增长主义和等级主义的理念和方法，从语言本体系统和语篇组织层面进行生态批评。
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同样具有跨学科整合化的特征。它的研究目标是了解人类习得和使用语言的心理过程，因此内省法是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认知语言学还依据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语言习得观察到的数据，其中就整合了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方法。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它更加关注社会性和社会语言变异，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合流产生出新的学科——认知社会语言学，其研究方法的整合特征就更为突出。
它在继承认知语言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克服其主观的玄学色彩，利用实证方法来实现认知语言学同社会语言学的结合，基于客观观察的实证方法成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特征。不仅新兴学科整合采用多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且一些传统但非主流的语言学学科也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整合采用新的方法，呈现出活力。比如地理语言学这门在国外已有100多年发展历史的学科，逐渐受到国内的关注。其研究就是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法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方法来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并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相应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现象历时变化的过程。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中就涉及多种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为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以上学科都有机整合了多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得其研究成果更有深度、更有说服力。
从研究的目的来看，实用性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越发受到重视
从语言研究的目的来看，语言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研究的目标在于发展、印证理论，而不是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另一种研究则以具体的问题为牵引，通过确定问题、形成假设、验证假设、得出结论四个步骤，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目的。在当代语言学研究中，实证性、应用性研究及其方法越发受到重视，不断出现的语言分支学科以及交叉学科则充分表明这一点。应用语言学作为与理论语言学相对应的学科，其中实验法、调查法和计量法是它的基本方法“。应用语言学的方法论是实证论，特别强调所使用的方法要受到实践的检验”。
随着语言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它与不同人文学科以及自然科学融合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剧。这些新的学科的产生，不仅加深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而且还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启示甚至是解决途径。比如神经语言学比语言学的其他学科更具自然科学的色彩，方法更加注重科学性，其基本研究目标是探索语言的本质和规律，但其应用价值更不容忽视。它对临床诊断学和认知科学这两个主要领域提供帮助和借鉴，其中对失语症病人的类型及其与脑区关系等实际问题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研究。法律语言学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法律语言，应用领域是司法界。法律语言学的分析结果就像法医的报告那样，何时使用，怎么使用，都由律师根据自己的策略决定。该学科使用语言学中的语义分析、语音分析、语法分析、对比分析、话题分析、言语事件分析等具体方法，而这些具体的方法所体现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实用性。几乎所有用于法律界的语言学分析都具有明显的针对性，话语分析的动机是解决案件中的实际分析，实用性成为法律语言学常用方法的特点之一。而10余年来，濒危语言问题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记录语言学(该学科还有其他一些叫法，比如“濒危语言学”、“语言文献记录学”等)在国外逐步发展起来。它首先由德国学者Himmelmann提出，并将其定位于一门完全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因为它不仅涉及描写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众多学科，而且同时综合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和新兴技术，其中包括民族志方法、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音频与视频的录摄制及其编辑技术等。与传统语言学研究相比，记录语言学在研究任务和方法乃至语言实质本身的认识上都有了新的阐发。传统的描写语言学将语言看做一个抽象的结构和规则系统，重点关注其语法和词典的编纂，以语言学者作为其服务的对象，而记录语言学则是对语言多用途的记录和永久性保存，其服务对象范围更广。其采用现代化数码技术和手段对某一语言和方言土语进行全方位、全面的记录。在收集和记录语言材料的过程中，着重收集和记录自然话语，同时还记录社会文化实践中的语言活动。记录语言学不再将语言简单地看做一种社会交际工具和文化发展的载体，而且提出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保护一种语言就是保护一种独特的文化、一种独特的思维和认知方式。记录语言学所产出的语言的视频、音频、图片和文本相结合的资源库，不仅为语言学学者，而且还为包括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音乐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生物学、地理学等学科领域提供有益的、可视或可听的、真实的媒体资源库，其实用价值更是不言而喻。
以实用性为目的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使用以及在解决具体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使得应用语言学及其具体学科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在语言学众多学科中的地位得到大幅提升。
结语
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学科性质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调整。当代语言学呈现出自然科学属性和社会科学属性相融合的特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事语言学研究，必须掌握当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把握其发展的趋势。通过论述不难发现，当下语言学研究方法越发凸显自然科学的作用，整合而非单一的实用性研究方法正在指导和推动着世界语言学向前发展。
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篇8
一、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教育量化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
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文秘站: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创新，都要结合“问题”进行，根据研究情景的变化而重新设计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创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离于教育问题之外的纯粹形式化的规则；对方法应用者来说，在研究中应从问题出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问题灵活运用，在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方法与问题不符，应马上放弃该种方法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由于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中，也可以灵活地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方法组合，使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研究者的每一项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论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创造。方法的进步正是在无数次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取得的，任何从哲学或其他学科强行输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脚。
二、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鉴和应用，且借鉴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这就阻碍了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发展。对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应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对方法的研究会影响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进步。我国教育研究实践中量化方法的滥用、误用和教育科学的滞后与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统一。因此，对教育量化方法本身进行研究时，应从“定性方法”和“数学方法”两方面入手，并探索它们的结合点。关于第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实证主义者做得很差。他们没有按照教育的本来面目去定性认识，将人“非人”化，结果在定性把握上走向岐途，从而导致他们建立科学教育学之理想的破灭。而在第二方面，他们做得颇为出色，发明创造了许多高超、精密的方法技术，堪与医学、农学、经济学领域内的数学方法相媲美。但由于第一方面的偏废，使这些数学方法成了孤立的东西。
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应把握“真实性”原则，即创造的方法技术应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按此原则去探索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况下的定性方法才不致于走入岐途。应注意的是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等）的影响而偏执一种方法，而应以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一切适应于教育规律的定性认识方法。如采用隔离观察、自我内省、人种志研究的现场研究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甚至现象学的理解法等一系列方法去达到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定性认识越深刻，量化研究就越顺利。对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数学方法”的研究同样也应坚持“真实性”原则。这里的数学方法不再是只研究抽象的形式、数量及其关系的方法，而是与具体的教育现象结合起来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推理都具有教育方面的实际意义。“数学方法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是基于对教育现象正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的，研究中应用的数学方法应与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在研究中，应注意从教育研究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和创造数学方法，而不能拿着数学方法去寻找应用的对象，将数学方法强行输入到教育量化研究中。
三、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
任何一种教育量化方法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受时空的限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况且我国现在应用的诸多方法技术多译介于西方。地域之差、国情之别，必然会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出现许多的问题。如一些测量量表、统计模型、控制技术都可能会在新的情景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有一个对其进行改造、创新的过程。而改造的效果如何，就须用评价的手段加以衡量。所以开展评价研究是开展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理论与技术的重要手段。当前在我国教育研究界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只要借助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是科学的，其结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对研究对象不加分析就盲目使用教育量化方法的现象。如在一般的调查研究中，本来通过数据描述就能说明问题，却还要再进行一次诸如χ[2]分析的推断分析。这种做法反映出研究者既没有考虑χ[2]分析的条件，又没有把握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只想运用一种推理统计方法提高一下研究的“科学水平”，赶一下时髦而已。当然，有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哪一种原因造成的失误，要尽量克服改正它。开展评价研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历史也已证明：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价是保证教育量化方法发展和正确应用的重要措施，如30年代，美国和我国对教育测量的反思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育测量；又如正态分布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反思中改进和提高的。
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评价，要求评价者抱着对科学负责，对同仁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指出别人的失误。只要批之有据，评之有理，且态度诚恳，对方定会接受。同时评价者还要坚信：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真理而没有权威。有了研究者这种内在的精神和信念，再加上当前我国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关于教育量化方法的评价研究一定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四、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
目前，对教育量化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倾向，即试图将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切教育现象中去，企图改变整个教育学，使教育科学数学化。我们知道，进行教育量化研究的基础是对教育现象加以量化，转变成量化数据，再进行数学推理以获得结论。而这一研究模式必须依赖于对教育现象深刻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工具的相应完备，这两个条件，并不是所有教育现象都已具备。因此，对一切教育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并不现实。从另一方面说，一些教育现象根本不必用量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些教育现象只借助于定性的方法，在思维中利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可达到对教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一些教育现象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途径达到研究的目的。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利用定性方法达到对自然现象本质认识的例子。如在物理学中，弗·培根在了解大量有关热现象实例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归纳，得出了关于热的本质是运动这一正确的结论。因此，对教育现象不加考虑而盲目追求定量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倾向是对教育量化研究的排斥，认为精神现象不可能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即使对某些教育现象勉强使用了量化方法，也只能是过于简化、形式化，而无助于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这种倾向完全忽视了教育现象中量的存在，且有些教育现象的量还是相当易于描述的。同时这种倾向还完全忽视了教育量化研究发展的历史，对由教育量化研究而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缺乏基本的评价。以上两种倾向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从教育现象与量化方法的适切性方面去考虑。我们认为，鉴于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发展的现状，在应用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时，应对教育现象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别出哪些适合于定量研究，哪些不适合定量研究。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有些事物的量“外显”程度大而易于描述，而另一些事物的量不“外显”而不易于描述。量易于描述的事物适合于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外显”易于描述，而精神现象的量不“外显”而不易描述。这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程度低于自然科学数学化程度的根本原因。在教育领域内，既有物质现象，又有精神现象，既有“物——物”关系、“人——物”关系又有“人——人”关系。在研究时，就应该按以上标准将它们划归某一范围。属于“物质”现象、“物——物”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如教育投资、教育规模、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等，一般来说可尝试采用教育量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属于“精神”现象和“人——人”关系的，如教育的本质、学生的品德发展等，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应慎重。这样，在教育科学中将出现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计量性的，一部分是规范性的，而不是象有人提出的将整个教育科学变成一门“计量教育学”或一门“实验教育学”。
五、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数学方法和定性方法综合起来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系统方法。不管是研究它，还是应用它，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自觉综合运用这两方面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西方教育量化研究的兴起归功于一大批倾向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尔顿、桑代克等。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强烈的“科学”取向，使教育量化研究向“科学”一方走过了头，从而不得不冷静下来去审思人文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我国三四十年代量化研究运动的兴起，除了社会因素外，与当时研究人员宽泛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因此，构建研究者合理的适合于教育量化研究的知识结构极为重要。
我国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化。当前的中青年教育研究者绝大多数是出身文科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相对贫乏，甚至有些研究者在观念上排斥自然科学方法，从而把教育研究封闭在狭小的圈子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培养单位必须加强跨学科知识的教学，研究者自身也应打破固有封闭心理，主动学习跨学科知识，构建自身综合的知识结构。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量化研究的要求。
合理的知识结构除了在个体身上反映外，也反映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因为一个人所学的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要求一个学教育专业的研究者与一个学数学的人有同等的数学水平。反之亦然。因此，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应吸收各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参与教育研究，建立研究群体的合理知识结构以弥补个体知识结构之不足。在一个群体，各类人员应互取所长，而不能隔行相轻。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是大教育，而教育研究也应是大教育研究，复杂性、综合性是其明显的特征。因此，各类人员共同参与，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配合，不懈进取才是教育量化研究发展和教育科学进步的一项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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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领导科学学科视野想象力
【作者简介】聂世军，领导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编审，全国领导科学优秀中青年专家。
【中图分类号】C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13）11-0027-04
领导科学自从20世纪80年代奠基以来，经过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艰辛探索和各级领导干部创新实践的有力推动，在学科上发展很快，在实践上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指导作用，对提高干部的素质，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管理和创新能力，乃至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竞争力，都功不可没。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社会转型进一步提速，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速的形势，领导科学研究应该增强问题意识和使命意识，充分激发领导科学学科的想象力，丰富理论内涵，提炼领导智慧，提供决策参考，为提高领导效能、化危为机不断创造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一、领导科学亟应拓宽研究视野
首先，要深入地洞察时代背景，努力引领时展潮流。领导科学既有历史和逻辑的连续性，又有鲜明的时代性。在当今时代，研究领导科学，必须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充分地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发展规律，深入地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不断增强领导者依法行使领导权、决策权和管理权的意识，大力倡导领导理念创新，大力传播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合作共赢等现代领导观念，大力推动领导体制机制的变革，大力促进领导实践的探索和突破。把领导科学的知识、理论、智慧、韬略与领导者的现实需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紧密结合起来，既从领导实践中充分汲取丰富的理论营养，又充分发挥领导科学理论自身的创造性和超越性，不断完善领导科学理论的专业性、系统性和前瞻性，为领导实践的顺利进行和各行各业的科学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指导和有力的智力支持。
其次，必须强化世界眼光，能够站在国际学术前沿。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蝴蝶效应”在领导实践中的影响日趋明显。作为指导领导实践的专门性理论，领导科学不能闭目塞听、坐井观天，以学问之昏昏而欲使领导者之昭昭。要适应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学习方式的变革，充分利用世界范围内社会交往扩大、思想交流深入、学术文化传播广泛带来的便利，全方位地了解世界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的领导概貌、领导体制机制、领导经验和领导教训，搜集、翻译、整理、研究他们有关领导科学的相关理论，广闻博纳，丰富理论标本，增加实践参照，探寻领导规律，增强领导科学理论最大范围和最大限度的科学性。要创造条件和机会促进领导科学理论工作者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开阔理论视野，增强切身感受，传播独具魅力的中国领导科学思想，在交流中学习、在交流中升华、在交流中超越，从而保障领导科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性。
再次，全面融会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理论内涵。领导科学理论诞生于领导实践的迫切需要，但它的繁荣和发展依赖于其它社会科学理论乃至自然科学理论的滋养。领导科学不同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史学，但作为一个最为稚嫩的学科，必须要从其他学科中获取知识范畴、理论模式、逻辑分析方式等素材，避免知识的贫乏、理论模式的单一和理论拓展方式的朴拙。要注意从哲学的宏大与深邃中借鉴思辨性，从政治学的博弈思维中借鉴策略性，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和供求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借鉴效用性，从社会学的人本性中借鉴亲和性，从法学的规范性思维中借鉴权威性，从史学的客观性中借鉴规律性，从而融会百家，自成一体。要重视引入新的理论元素和新的理论视角丰富领导科学理论，分析和探究领导实践。要扩大和整合领导科学理论的研究队伍，既提倡领导科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广泛地学习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打牢理论根基，又注意吸引其他学科的理论工作者研究领导科学，极大地丰富领导科学的理论内涵。
最后，进一步扎深文化根脉，不断增强领导科学理论的适用性。我国是一个领导文化丰富博大而又薪火相传的古老国度，传统的重视德治、礼治和人治的领导文化，既有历史的局限性甚至落后性，也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生的重要思想价值。研究领导科学既要向前看、向外看，也要向后看。“民主、法治、和谐”、“自由、平等、人权”、“天理、国法、人情”，等等，这些古今中外既各不相同、相互冲突又彼此难以分开、内在交融的领导文化观念，都是领导科学研究无法回避的话题。因此，领导科学研究应立足于文化本源，既研究领导规律、领导体制机制、领导和管理的制度规范等显规则，也要重视研究人情、习俗、行规甚至陋规等潜规则，在体现领导科学时代性、世界性的总体趋势下，也体现我国领导科学的本土性乃至乡土性，增强领导科学的现实阐释力和适应性。
二、领导科学要进一步推进广泛深入的跨学科交叉研究
领导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既是领导实践科学化的迫切需要，也是其他门类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共同孕育、哺育的结果。可以说，领导科学一诞生，就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科学的发展要保持强劲持久的活力，必须立足于领导实践的现实需要，更加深入广泛地推进领导科学的交叉研究。
一方面，领导科学的交叉研究源于社会转型和领导实践转变的需要。随着领导活动对理论的需求也日趋多元，领导实践的复杂程度空前提高，原有的领导科学的理论框架显得难以适应。领导活动的高度复合化、复杂化，迫切要求领导科学理论必须通过深入广泛的交叉研究更新领导理念、重构领导理论框架、丰富领导理论内涵、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方法。
另一方面，领导科学的交叉研究源于人文社会学科的繁荣和领导科学理论深化的需要。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学术环境的改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心理学、历史学、党史党建、国际政治和其他人文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领导科学理论的拓展和提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外，从领导科学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理论固化的问题比较严重。许多理论和方法都是在专制型和管制型领导模式的基础上构建的，领导活动的思维还带有比较典型的人治色彩，与当前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有限政府、民主化发展潮流、全球化趋势等不大适应。领导行为是一种统驭，领导科学也应该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及时地吸纳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精华，力求成为“众学之学”。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繁荣，领导科学唯有通过广泛深入的交叉研究，融会贯通，才能实现体系的转型，内容的更新，以前沿性的理论实现对领导实践前沿的有效有力指导。
广泛深入地推进领导科学理论交叉研究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领导科学理论研究者要增强反思意识和开放意识，实现理论研究的交叉。要破除理论上的自负、自闭意识，解决知识和理论的恐慌。领导科学理论研究者要辩证认识学科的专业性，既要学有专攻、苦心孤诣，又要自觉打破学科界限，填补不同学科之间知识和理论的鸿沟，广泛涉猎，广集博采，力求做到专而博，尽量消除或减少自身知识和理论的盲区，不断地从其他学科获取知识、获取理论工具、获取灵感、获取创意、获取新的研究视角和维度，使专业研究能够做到厚积薄发、游刃有余。
其次，领导科学理论研究要特别注意应用和借助信息技术和新的研究手段，实现研究方法的交叉。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先进性，决定了研究成果的先进性；落后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思维，会极大地制约领导科学研究的进展。因此，领导科学理论研究除了以传统的方式广泛地搜集占有图书报刊资料外，还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网上书库、数字图书馆等形式获取研究资料。除了常规的理论演绎研究方法外，还应采用实验、实地研究、社会统计、评估研究、资料分析等社会研究方法，增强领导科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再次，要吸引更多的人文社科理论工作者进入领导科学理论研究领域，实现研究主体的交叉。唯有更多的从事非领导科学理论研究的研究者来研究领导科学，领导科学理论才能避免近亲繁殖、认识能力退化问题，最大限度地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增强对策和方法的有效性。从现实性来看，领导科学的专业研究者对其它学科知识和理论的造诣是有很大局限的，而其它学科的专家来研究领导科学，就具备了一种领导科学专业理论研究者所不具有的学科优势，更容易独具慧眼、另辟蹊径，在某一方面取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当一大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史学乃至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来从事领导科学研究时，领导科学理论的繁荣将会更有活力。
三、领导科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如果从反思和建设的角度来看，领导科学的理论体系还显得很单薄，内容也不够丰富。因此，深化和丰富领导科学理论，必须在研究取向上运用发散思维，保持立体的学科结构，形成多元的领导科学理论形态。总之，起码要坚持以下三个研究维度。
文本维度――逻辑形态或理想形态的领导科学。毋庸讳言，领导科学理论是一种价值性理论，政治导向鲜明，功利性强，具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基础。它的科学性是建立在一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理论假设之上，既有一定的客观性、实证性，又有浓厚的逻辑推导性和道德应然性。不仅我国古代儒家的领导思想、法家的领导思想、道家的领导思想以及杂王霸道并用的领导思想，而且我们今天占主体地位的领导科学，基本都属于此种文本性的领导科学范畴。文本性领导科学的鲜明特征在于，它以某种或某几种理论经典为蓝本和思想内核，从理论经典的价值意蕴中演绎、归纳、提炼、转化为进行领导的基本原则、领导终极目标、领导思维模式、领导谋略特征等，一般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比较强的逻辑性。文本性领导科学阐释的大都是显规则，一般都同主流的政治文化相表里，指导、约束、教化的色彩浓厚，但对于社会多元文化的接受和反应则通常持排斥的态度，因而也表现出理论的偏颇性，对领导现实和现象的概括存在盲区甚至误区。文本性领导科学容易以价值倾向和道德要求抑制学术的探索，只注重对政治需要的阐释，不重视对领导实践的实证性探析，容易弱化理论的科学性、创造性和超越性，不利于不同学派的产生和争鸣，并且由于凌驾于领导实践和社会实践之上，很容易脱离实践、滞后于实践甚至误导实践。因此，我们既要坚持文本领导科学是领导科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形式，也要避免将其作为领导科学理论研究的唯一形式。
事实维度――经验形态或世俗形态的领导科学。领导科学是一种工具性很强的学科，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一种工艺学和技术学，其科学性既来自于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和宏观思维方法的科学性，也来自于领导者个人和群体经验与心得的升华，以及与社会的互动和对人情世态的深刻体察。由于领导群体有史以来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特殊性乃至封闭性，加上我国长期以来政治过程和领导过程的高度不透明性，从事领导工作的人由于政治敏感性的顾虑和政治垄断性利益的考量，往往有意无意地放弃或忽视了对领导实践的研究和概括，或者只作某种失真的理论抽象，而从事领导科学理论研究的人则由于缺乏深入领导实际过程的条件和机会，对领导经验和体会的研究往往处于一种雾中观花的状态，导致出现了从事领导工作的很少研究领导科学，从事领导科学研究的很少真正了解真实的领导工作这种悖论，实际的领导情形基本上处于一种只意会不言传的隐晦状态，并且与文本领导科学的基本规则即显规则存在很大的距离。客观地观察和分析，在实际的领导过程中，一些五法八门、行行的潜规则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不可否认，这些经验和心得也属于领导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码是领导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些非文本的领导科学，往往具有非政治的语言表达方式、非系统的理论表达形态、非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评价标准，通常能做的不能说、能说的不能做，台面上一个样、台面下又一个样。对于这些非文本的领导规则，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影响，而要把它纳入规范的领导科学研究的视野，探其究竟，明其本源，正其是非，提升经验性领导科学的理论性，增强领导科学的现实阐释力和适应性。
原恶维度――庸俗形态或厚黑学形态的领导科学。反观现在的领导科学研究，存在一种教化重于理性研究的趋向，在倡导和强化领导行为中崇高道德价值导向的同时，有意回避和掩盖了对于领导者、领导行为和领导现象中恶的问题的冷峻的解释和探究，使领导科学理论显得道德上虚高、内容上虚空。从现实中领导干部的理论需求上看，《厚黑学》类为官经、办公室兵法类的网络文章和各种良莠不齐、不胜枚举的官场类小说持续热销，备受热捧，不少干部包括不少领导干部都热衷于这些格调不高甚至极度低劣的书籍中学习、研究“领导科学”。对此，领导科学研究者不能简单地予以政治贬斥和道德批判，而要反思理论研究的偏失，破除、探索盲区、走出误区，敢于正视恶、研究恶，通过研究恶而弘扬善、彰显善；敢于把《厚黑学》等思想糟粕纳入研究范围，善于从糟粕中发现事实、深化思考、丰富思维、增强理性，从而更加有利于丰富领导科学理论的精华。
四、领导科学应增加“技术含量”
学界一般认为，领导科学是关于领导实践基本规律的理论，比较注重范畴、逻辑、规则、价值、领导艺术等方面研究，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是构建领导科学理论体系的奠基性工作。但是，在强调规律性和逻辑性的同时，领导科学内容的知识性和技术性却没有得到同步的重视和增强，在现实中显示出理论的贫乏和无力。领导科学作为一种引领时展潮流、把握时展局面的理论，面对领导实践日渐信息化、专业化、社会化、风险化的趋势，如果仅仅有理论而没有技术，仅仅有智慧而没有智能，仅仅有经验而没有新知，只是一般性地要求领导者要高瞻远瞩、当机立断、运筹帷幄、率先垂范、集思广益、知人善任等，无异于仍然拿“中国功夫”对抗现代高科技武器一样无知和可笑，等同于痴人说梦。
领导科学替代不了其他任何具体的学科，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技术性学科，但是，作为一门主要由领导者学习、研究、掌握的学科，面对目前和未来领导实践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的趋势，不断增加“技术含量”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现实课题。主要思路是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以史为鉴与面向未来的关系。对于领导科学研究来说，以史为鉴固然重要和必需，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很容易陷入“高尔夫球落点定律”的怪圈，老方法解决不了新问题。正如北宋司马光等倾尽心力编撰了《资治通鉴》，古今的评价都很高，但此后的历代统治者真正能从中得到有益借鉴的很少，依然没有摆脱旧的体制、文化所造成的腐化、堕落、衰败的命运。因此，面对开放的世界、急剧转型的社会，领导科学要特别注重推陈出新，不断丰富新知识、不断探索新理论、不断提供“新武器”，在破解现实领导难题上发挥更加有力、有效的作用。
二是强调领导者加强内在心性修养与重视完善他律机制建设的关系。传统的领导科学在提高领导者素养、规范领导者行为方面，仍然沿袭儒家内省、慎独，道家超我和释家无我的修炼方式，强调修身养性、万物皆备于我的自律，忽略和拙于进行外在的制度和他律机制建设，陷入人治的研究思维中徘徊不前，往往老调重弹、空唱高调，而对于领导者作风、行为方面的严重问题提不出建设性的意见。因此，现实的领导科学研究要突出工具性、技术性，重视在制度、体制、机制的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和进展。
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 法学 研究生 教学改革 教学方式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识码：a
2011年，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员会联合了《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0号），正式启动了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其中，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法学研究生教育旨在培养具有研究与创新能力的高层次综合法律人才。法学研究生教育，作为后本科教育阶段，与本科法律教育存在不同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改革法学研究生的课程教学方式，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是培养拔尖创新法律人才的核心内容。
1当前法学研究生课程教学方式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国法治的不断发展，三十余年来，无论是法律职业教育还是普法教育，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尤其是在法律职业教育领域，法学本科以及研究生教育发展尤为迅速。随着法学研究生招生规模逐渐扩大，在研究生教学方式领域出现诸多问题，需要进行检讨与改革。
首先，法学研究生教学返归本科生教育方式。法学本科阶段主要是法学基础知识积累阶段，而研究生教育则属于从本科知识学习阶段向自主科研过渡的重要阶段。法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应区别于本科生知识传授型教学，更应注重研究生科研能力以及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在实践中，随着法学研究生数量的大幅增长，法学硕士生教学逐渐向本科教学方式倾斜，依赖集体班级授课，教学资源配置不科学。
其次，法学研究生课程教学手段单一。我国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是以教师单项式讲授为主，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尽快使学生了解学科的基础知识和重点问题，在法律入门阶段，该方法具有较高的效率。同时，该方法因缺乏师生间互动以及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而被广为诟病。目前，以“教师讲，学生听”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仍然是法学研究生教学中最主要的方式。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主要是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讲学方式，侧重于单方的知识灌输。针对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的缺点，有些教师将教学方式改变为学生讲授，教师点评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一方面无法控制学生讲课的质量，另一方面，可能导致因教师备课不足而疏于解惑。
再次，案例教学、诊所教学、实验教学等方式尚未体系化。我国研究生法学专业教育基本以理论教学为主导，缺乏对研究生法律思维能力以及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诊所教学、实验教学是法学教育领域近年来探索使用的新的教学方式。但是，国内学理界对上述教学方式本身存在的原理以及规律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亦即，上述教学方法尚未体系化、科学化。在实践教学中，案例通常是由教师根据个人的主观认识来选举，缺乏指引性标准，有些选举的案例过于陈旧而与实践脱节。诊所教学与实验教学往往由于研究生可利用的机会和频率过少而流于形式。
2研究生阶段法律科学教育的特质与导向
教学方法应该与学科性质相适应，否则会南辕北辙，与教学初衷相反。就其性质而言，法学主要归属于社会科学，但同时其知识体系又涉及自然科学与规范科学等。法学不仅是科学的知识体系，而且还是一门技术，技术的主要成分则在于实用。①法学的学习，不仅限于理论知识的获取，同时更多的在于实践运用能力的培养。在研究生阶段，法律科学教育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法学研究生教学应深化专业理论知识。本科教育阶段以法学主干课程教育为主，并未有细化的专业划分，教学内容以法学概念、特征以及法律规范介绍为主。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有明确的专业方向，研究生教学应根据专业特点设计系统科学的教学课程安排。法学研究生理论课程的教学旨在教授学生更深层次的理论知识，引导学生能够检索阅读相关文献。尤其是在比较法领域，因为涉及的领域具有开放性，所以需要教师以更科学的授课方式引导学生学习。
法学研究生教学应注重培养法律思维能力。法律思维，简而言之，是指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最基本的工作素养。本科教育阶段，法学知识的获取主要以理解和记忆为主，传统“老师讲、学生听”的讲授式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掌握基础的法学知识。但在本科后教育阶段，学生对法学基础知识有一定掌握的情况下，应着重培养其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目前，我国法学研究生课程教学依然以法律理论分析、法律规范阐释、以及法律体系的引介之上，缺乏对研究生法律思维的启发性培养。
法学研究生教学应注重培养科研创新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法学研究生教育，旨在为国家培养高层次的法律科研人才和实务人才。法学研究生教学，应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在法学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应注重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和实际应用能力，这势必对教学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毫无疑问，研究生课程教学方式直接影响研究生教学质量，以及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法学研究生教学，不仅应注重提高研究生的专业基础素养，同时，应注重培养研究生对法学的兴趣，提高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培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