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政策篇1
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制定是优惠政策制定主体在民族理论的指导下，针对现实民族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进行论证，并形成科学决策的过程。经济优惠政策的制定和一般政策的制定既有共同点，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一般包括民族经济政策问题的确立、政策方案设计、政策议程、政策规划与论证和评估、政策决策等相互关联的几个阶段。我国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西部和边疆地区，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地理的等因素，这些民族和地区经济上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经济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决定了民族经济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民族经济优惠政策是用来解决民族经济问题的，最终实现各民族和地区间的全面公平。但并不是所有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关的经济问题都属于民族经济问题，因此，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首先必须搞清楚哪些问题是属于民族经济问题，需运用民族平等、民族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等理论来分析中国民族经济的现实，并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民族经济问题进行归类，如，财政的、税收的、金融的、民族贸易的、对外开放的，产业的等；全局的，局部的；全国的、地区性的；积极的，消极的等等。要成为民族经济优惠政策问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客观性。即出现和形成了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并且这一客观事实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是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描述的，是可以通过广泛的符号系统表述的。例如，解决民族经济问题的民族经济优惠政策以经济差距为基础，经济差距可以通过农牧业差距、工业差距、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诸方面的差距等统计资料表述。不能明确表述的客观事实很难被确认为民族经济优惠政策问题，制定主体很难对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极其严重性达成统一的认识。
2．强烈的公众诉求。当经济差距这种客观事实持续存在甚至出现扩大或日趋严重的趋势时，民族群众的政策诉求也随之持续存在甚至严重，民众就会基于发展的诉求，强烈地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以有效的解决问题。
3．明显性。民族经济优惠政策是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反映，差距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具有了必须解决的价值，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就可以认为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优惠政策的需要。在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过程中确立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目标至关重要，是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所要遵循的方向。对于提出的民族经济优惠政策问题，依据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任务，决策部门可以提出相应的解决目标。起初，解决目标可能不止一种，综合考虑目标的合理性、可行性、准确性等，集思广益，最后从中选择一项。
这就是所谓的目标选定，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1．调研。在选定目标以后，应组织有关部门和力量，就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实际调查和研究。这是进一步审视政策目标，不断完善民族经济优惠的过程，为下一步的决策提供充分的参考。
2．政策决定。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决定是优惠政策制定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优惠政策的决定关于已存经济优惠政策的各方面的规定性，将决定优惠政策执行、反馈、修正的难易程度。对于政府来说，经济优惠政策决定作出之后，紧接着就要面临包括可行性分析和价值分析。可行性分析指经济优惠政策的制定者通过各种方法论证既定经济优惠政策在实践中是否可以执行并且产生预期社会效果的一种行为。可行性是理性经济优惠政策分析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整个经济优惠政策制定过程中一个不可替代、不可缺少的阶段。因此，政策决定时必须考虑到，该项经济优惠政策是否符合国家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否超出了各民族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承受能力。价值分析是指经济优惠政策分析人员用来分析判断价值认同问题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和分析方法，是多方面、多角度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科学技术、道德伦理的等都有可能涉及。价值分析的目的在于“为了使分析能够深入，我们使用的方法必须使我们能精确地表达和理解系统的价值”。
二、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的行使主体
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毫无疑问，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属于人民，只是人民把这种制定权以法律的形式委托给特定的机关行使，使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得到发展。
1．政党。政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党的主要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历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都直接成为民族政策或其指导精神。这似乎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不一致，党的政策主张成为国家民族经济政策应采取间接形式，通过法定程序变成民族经济政策法规才是社会的前进方向，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这需要一个过程。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要按照法定的程序，提高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正当性，保证其依法得到有效执行。在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呼声，广泛动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各利益群体参与到民族经济优惠政策的决策之中，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制定出实践中具有可行性，能够造福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民族经济优惠政策。
2．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中央政府领导全国的民族经济工作，制定基本民族经济政策，具体规范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的行使。规范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在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限上的划分是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正确行使的关键环节。民族自治地方拥有法律规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当然也包括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的行使权。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可以在贯彻执行中央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特点制定管理本自治地方经济事务的权利。但由于经济政策决策权过多集中于中央政府，自治法规定的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难以实现。因此，规范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权限划分，在中央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指导性是十分必要的。
3．民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是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部委，其他部委有的直接涉及民族事务，多数则是间接涉及民族事务。但在国家民委的具体职能规定中，制定民族经济优惠政策方面的权限并不是很多，多是辅的，如“参与制定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方针、政策和规划”、“参与研究和制定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等事业的方针、政策和规划”、“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民族政策、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检查民族政策、法律的执行和实施情况”。这些规定限制了民委作为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部委行使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的权力，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民委民族经济优惠政策制定权的行使力度。
4．地方政府。除了中央层面的经济优惠政策外，各地方尤其是省级政府也经常制定本辖区内民族地方的经济优惠政策。
三、民族优惠待遇与平等原则
我国民族经济优惠政策是在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原则下，针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本身无力实现国家法律所赋予的经济权利的现状，在经济发展方面所给予的帮助及其优惠。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民族经济优惠政策集中于解决那些与社会结构有关的复杂社会问题。在政策的选择上，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差别对待的“度”，就会对其他民族和地区构成反向歧视，出现“矫枉过正”，引发民族和地区间的矛盾。
1．差别对待是产生反向歧视的原因。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来实现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一客观的经济过程使具有不同生产要素、不同能力的人得到不同的收入。但往往导致人们收入的悬殊差别。“市场并不必然能够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场经济可能会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收入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努力程度、教育、继承权、要素价格和运气。因此，差异是绝对的，是普遍存在的，起点的差异性造成结果的不平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和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来缩小这种不断加大的差距，从而推进社会公平。
例如，对市场机制内在规律所造成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解决，那么就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实现真正的平等，实行差别对待，对少数民族实施经济优惠政策就是手段之一。从总体上来说，少数民族经济优惠政策是为人们所认同和拥护的，但同时这种特殊的保护政策在某些地区却存在着许多问题，这是不可否认的。许多一刀切的政策，使许多居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的利益受到相当大的影响。许多少数民族可以享有的财政、金融、税收、工业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居于该地区的汉族人则事实上很少能够享有，这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造成了对其他地区和民族的不平等对待，构成了反向歧视。所以说，反向歧视是由于差别对待而引起的，差别对待是产生反向歧视的一个原因。
2．合理的差别对待不会产生反向歧视。差别对待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歧视，一种是优惠，歧视显然是一种不平等，然而优惠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至于构成“反向歧视”。《少数人权利宣言》等许多国际文件中都明确规定，为了确保某些种族或民族群体或个人在实践中享有平等权利，允许各国采取“特殊措施”，只要这些措施不导致不同的种族群体永久性地保留单独的权利，即不对其他种族和群体构成反向歧视。依据是否合理的判断，各国有不同的标准，如美国在传统的宪法判例中确立了“合理性”（reasonableness）以及“合理依据”（rationalbasis）的标准，日本法学家小林直树认为，对于那些处于合理与不合理之界线上的个案是否具有“合理性”，应该按照宪法平等原则的要求具体地加以测验、考量，而究竟是否可纳入合理性的范畴，大致可归纳出一些具体的类型。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合理的差别大致有以下几种具体类型：①由于年龄上的差异所采取的责任、权利等方面的合理差别。②依据人的生理差异所采取的合理差别。③依据民族的差异所采取的合理差别。④依据经济上的能力以及所得的差异所采取的纳税负担上的轻重不同的合理差别。⑤对从事特定职业的权利主体的特殊义务的加重和特定权利的限制，其中包括对国家公务人员或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以及名誉权的某种合理程度上的限制。以上只是列举了几种主要类型，并未穷尽所有合理差别的情形，实践中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合理的差别除了需要合理依据以外，还必须限定于合理限度之内。一般来说，没有合理依据的差别就属于不合理的差别，但超过合理限度的差别，就可能构成与平等权原则相悖的“反向歧视”。合理依据和合理程度都涉及到有关“合理性”的判断标准问题，各国学说以及实践中存在诸如“在一般社会观念上是合理的”、“正义之要求”、“非专断性”等认定标准，概括起来有两个具体标准：其一，不违反宪法的基本原则或原理；其二，目的以及手段上的合理性。具体到民族经济优惠政策，首先要考虑该经济优惠政策的制定及实施目的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实行差别的民族经济政策与该正当目的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为达目的的手段是否具有合理性，在社会通常的观念上是否具有适当性。
3．“合理差别”的标准。我国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分配的本质是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由于平等非绝对而是相对的，再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保障人们之间自由竞争的机会平等，过度强调实质平等势必又回到原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局面，经济上的自由也不再存在，所以说我国宪法上平等权的核心仍然是形式上的平等、机会平等，但是实践中也比较注重实质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旨在反对不合理的差别，而实质上的平等则要求必须承认合理的差别，平等原则反对的是不合理的差别，要求合理的差别对待，也就是“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才是合乎正义的真正平等。要区分什么是不合理的差别，什么是合理的差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根据本身国情特点、认识水平和经济文化状况，形成不同的合理差别待遇的判断标准，具有阶段性。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经验的丰富，合理差别的判断标准将不断增加。在中国，有学者提出了差别对待是否合理的三个标准：（1）区别必须是理性的非任意的，即区别对待应当有充足的理由，为了社会公益，而不是主观的、或为了个人或集团的私利。（2）区别对待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由于能力等原因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弥补竞争带来的负效应，而不是相反。（3）区别的标准只能是智力、体力等自然因素，不能是种族、肤色、意识、宗教、阶级等因素。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合理差别”的标准可以说是非常全面和具体的，反映了我国的特殊国情，在实践中可行性较强。判断一项差别待遇是否具有合理性，归根到底需要据具体情况，结合社会的共同理念、宪法的价值追求和实质平等的精神来做出具体判断。
四、结语
民族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政策；经济发展
1实施优惠的金融政策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金融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民族地区的金融业从无到有，发展速度较快。但由于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条件，整体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李景跃等在《商业研究》2008年第一期指出，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滞后主要表现为金融生态环境脆弱，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国家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民族地区金融业的优惠政策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且各民族地区根据其不同的经济特征相应的实行了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优惠措施。这些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设立专项贷款，给予优惠利率，放宽贷款额度和还款期限等。
对少数民族专项贷款给予优惠利率。如1991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民族贸易县贸易贷款实行优惠利率的通知》规定，对国家确定的421个民族贸易县贸易贷款，在利率上实行优惠政策。民族贸易贷款年利率为5.76％。贷款行向企业按年利率的8.64％收息，对年利率5.76％与8.64％的2.88％利差按季返还企业。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贷款，适当放宽贷款条件。1993年的《城市开民智工作条例》规定，信贷部门对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和饮食服务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贷款额度、还款期限、自由自己比例方面给予优惠。开发性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和其他专项贴息贷款也适当的向民族地区倾斜。对民族地区开发当地资源的项目，在保证有效益、能还贷的前提下，贷款条件要适当放宽。
2实施金融优惠政策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
2.1促进农业的发展
金融业要把农牧民增收致富与拓展信贷效益信贷增长点紧密结合起来，借鉴东部地区灵活多样的农业经营，经济发展大户承包经营、专业户经营、公司加农户、订单农牧业、公司加农工和股份合作经营等多种农牧业经营方式，把粗放的农牧业经营方式改造成符合市场需求的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的现代农牧业。引导金融机构支持新农村建设，创新并推行了大额农贷、订单农业贷款等“三农”信贷模式，组织扶贫贴息贷款工作，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十五”期间，累计发放民族优惠贷款约21亿元。金融优惠政策的实行使农业资源的配置获得较高的效率，避免经济剧烈波动。并对农业经济活动起宏观调节作用，以及对农业经营者的行为选择起着重要影响作用。
2.2促进民族地区贸易的发展
民族地区的企业是民族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和发展民族企业的生存能力，有助于加强地区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为加强民族贸易网点建设和民族用品生产技术改造，国家设立专项贷款。并对民族贸易所需流动自己贷款实行优惠利率。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共有11个口岸，享受着国家最多最全的优惠政策，包括享受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和部级珲春口岸特殊的“边境经济合作区、中俄互市贸易区、出口加工区”三区合一的运行机制和特殊的优惠政策。延边州外贸企业达到483户，2003年延边对俄边贸进出口额只有2861万美元，到2005年全州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7.2014亿美元，同比增长25.8％，对俄贸易超过1亿美元。
2.3促进以旅游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民族经济的发展
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给予资金支持。金融业要在新增信贷总量中保持一定比例用于旅游发展的资金需求，指定性适应的信贷政策促进其发展。重点支持民族地区旅游路线的开发和国家、省级旅游景区景点的配套设施建设，发展民族风情、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等特色旅游，支持特色、有事旅游产品的开发和生产。2001年，国务院批准延边等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部分优惠政策，使延边成为东北惟一享受西部开发政策的地区。延边全州，投资开发建设旅游景区及配套设施的外商投资企业，除享受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外，对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旅游项目，所在地政府可给予贷款贴息或以奖代补的政策扶持。
3实施金融优惠政策面临的问题
(1)信贷资金潜在风险大，制约了金融支持力度。一是信贷资产质量低，制约了金融机构信贷支持的能力。由于民族地区扶贫任务艰巨，民族地区金融机构长期以来不得不承担大量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如扶贫专项贷款，全国每年用于扶贫投资的总额高达200—300亿元，其中扶贫贷款占45％。使民族地区金融机构包袱沉重，经营困难，制约了进一步的发展。据调查显示，目前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的不良贷款占比达64.4％；其中民族贸易企业不良贷款占比高达100％；民族用品生产企业不良贷款占比28.8％。这些不良贷款无不进一步加重了民族地区金融机构的负担，而且已给全地区银行造成极大的信用风险，严重影响到银行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
(2)市场发育程度低，缺乏对资金的吸引力。部分民族地区属于“市场失灵”区域，由于比较成本收益的巨大差异，资源尤其是生产资本不可能自觉自愿流向民族地区。民族地区总体上是“资本流出不流入，金融资金外流趋势明显”。同时，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调整经营机构，上收信贷权限，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多存少贷，资金通过上存上级形式大量流出，民族地区存差资金扩大。
4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策
(1)提高民族地区金融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效益，营造和谐信用环境。
商业银行在核定和下达贷款计划的同时，应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进行适当的倾斜。降低民族地区存款考核计划及上存比例，适当控制资金的流出数量和速度，适当提高呆账准备金比例，简化核销手续，化解不良贷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第一，商业银行在核定和下达贷款计划的同时，应统筹兼顾，对落后地区适当倾斜。第二，金融业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调整信贷结构，优先支持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柱产业建设、资源开发型主导产业建设和高科技产业建设，重点扶持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质量产品、高效益回报的项目，向能源、交通、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倾斜。第三，建立金融保障体系。建立基础产业风险保障基金，发行由财政贴息的基础产业债券，允许多种投资方式并存，为企业进入金融市场筹资创造好的金融环境，等等。这些措施既有利于企业间的优势互补，形成规模，又能较好地兼顾企业、银行和地方政府三方的利益关系。
(2)调整和完善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政策。
一是放宽贷款规模限制。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由国有商业银行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增加授权授信额度。有重点的加大信贷投放。二是实行优惠的存贷款利率和低保险费率政策。扩大中长期贷款的利率浮动幅度，提高增量存贷款比例和中长期贷款比例。三是放宽对金融机构再贷款的条件和期限，在民族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出现资金头寸不足时可发放在贷款支持。四是改进有关贷款发放和经营管理指标的考核办法，使民族地区商业银行考核指标有别于内地。
民族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新疆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153-04
2010年是新疆现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新疆工作会议，新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将开启新的历史篇章。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工作的重点。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探索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决定新疆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一、问题的提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祖国西北部，地处亚欧大陆腹地，面积166.49 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面积的1/6 多。2010年新疆总人口有2 181.58 万，占全国的1.63%。新疆现有耕地面积412.46万公顷，占到全国总耕地面积的3.39%；可利用草场面积7.2 亿亩，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新疆日照时数较长，仅次于，居全国第二位，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温带地区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在新疆都可以种植，是全国著名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新疆矿产资源种类全、储量大，开发前景广阔。目前全国发现的矿产有138 种，在新疆已经探明储量的有83 种，保有储量居前十位的有41种。据全国第二次油气资源勘测，新疆石油预测资源量208.6 亿吨，占全国陆上石油资源量30%；天然气预测资源量10.3 万亿立方米，占全国陆上天然气资源量34%。煤炭预测储量2.19 万亿吨，占全国预测储量40%。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陆地边境线最长、交界邻国最多的省区。中国2.2 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中，新疆占了5 600 公里；中国14个陆上邻国中有8个与新疆接壤；全国60个陆地边境口岸中，有17个在新疆。新疆作为边疆多民族地区，占有特殊的资源和地缘优势，是中国战略资源基地、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重要门户。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资源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新疆在优势资源转换战略支持下，通过开发各种自然资源有效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地区经济增长。2010 年，新疆生产总值达到5 437.47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78 年的13.97 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 078.63亿元，工业增加值由1978 年的14.48 亿元增加到2010 年的2 161.39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从1978 年的35.8∶47∶17.2发展为2010 年的19.8∶47.7∶32.5。目前，新疆已经成为中国的棉花、粮食、特色林果、畜产品四大农产品基地，石油、天然气产量分别居全国第二位和第一位。尽管新疆资源转换型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初级开发的过度依赖，新疆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二、当前新疆经济结构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产业结构层次低，产业关联度不高，波及效应差
新疆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品种、质量不能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产品竞争力不强、消耗大、附加值低的产业比重高，规模效益不高；产业关联度和波及效应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2010年新疆第一产业比例比1978年下降1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例上升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例上升15.3个百分点；与2010年的全国三次产业的比例10.1∶46.8∶43.1相比，第一、第二产业分别高于9.7个百分点和0.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低于10.6个百分点；2010年新疆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48.97∶14.84∶36.19，同全国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36.7∶28.7∶34.6相比较，第一产业就业人数高12.2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低13.8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高1.59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新疆农业占比偏高，工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不足，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差。
（二）轻重工业失衡，工业经济整体效益偏低
21世纪以来，新疆加快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新疆工业经济对以石油、天然气、煤炭开采为主的重工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从工业总产值、年平均从业人数和利润总额等指标上看，2010年新疆重工业所占的比重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与此相反，轻工业的以上三项指标则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重工业迅速发展，促进了一批资金和技术密集性的大型企业快速增长，2010年新疆大型企业产值、就业和利润三个指标的比重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可以说在企业的规模结构上，新疆的大型企业处于绝对优势。
新疆越来越“重”的工业结构和越来越“大”的企业规模结构，尽管标志着工业化水平逐渐提高，但与新疆整体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比，这种工业结构的超前性，给新疆经济更多带来的是产值和速度的赶超效应，新疆经济结构整体效益水平偏低。这一问题长期存在，不利于新疆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将会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工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第二，重化工业发展集聚效应不明显。第三，工业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相对较小。
（三）分配结构与增长动力结构失衡明显
新疆经济在分配结构与增长动力方面的结构性问题集中表现为：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居民消费增长对新疆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显著偏低，新疆生产总值的增长严重依赖于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35%，而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实际增长只有6.2%，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长只有6%，居民年均收入增长远远滞后于GDp增长。与之相对应，新疆最终消费率由1978年占新疆生产总值的70.7%下降到2010年的52.7%，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比重由1978年的81.8%下降到2010年的56.7%，而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比重由1978年的18.2%上升到2010年的43.3%；投资率由1978年的47.2%上升到2010年的62%，投资对新疆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大大超过消费对新疆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
（四）所有制结构不合理，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
从新疆生产总值的构成看，2007年新疆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新疆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4％左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一半，而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为7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倍以上。从城镇从业人员的分布状况看，2008年国有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占全部的比重为49.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8.2个百分点。公有制经济占的比重过高，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过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调整和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甚为突出。
（五）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生产力布局、产业发展不平衡，地区差距大
各地州三次产业结构与全疆三次产业结构平均水平的偏离度较大。2010年全疆15个地州市中一产比重高出全疆一产比重的地州市有9个，占全疆地州市总数的60％。二产比重高出全疆二产比重的地州市有4个，占全疆地州市总数的27％。
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贡献率较大的地州是塔城、昌吉、博州、阿克苏、喀什、和田等6个地州。这些地州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在30％以上。北疆8个地州，南疆5个地州、东疆两个地州市创造的一产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0.8％，44.1％和5.1％，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南北疆基本平衡。
从第二产业来看，北疆占68.30％，南疆占24.40％，东疆占7.30％。新疆目前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沿兰新铁路的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乌苏、奎屯、克拉玛依一线。这一区域土地面积占全疆的20％多，但却集中了全疆75％以上的工业，而占全疆土地面积64％，占全疆总人口47％的南疆地区工业的分布不足全疆的6％。从中可以看出，地区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产业分布不均衡，严重制约着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六）城乡结构不合理，城乡、工农差距较大，城乡分割严重
2010年全疆城市共有21个，其中地级市两个，县级市19个。全疆市镇人口由1978年的321.4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933.25万人，增长了1.9倍，占全疆总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26.07％增长到2010年的42.78％，但与全国城镇化率49.95%相比，低7.17个百分点。
第一，城市发展不平衡，城镇与人口内部分布不协调。新疆人口的分布，北疆占47.91％，南疆占46.61、东疆约占5.48％，但是从城镇人口的分布看，北疆城镇人口占57％，南疆占36％，东疆占7％。城镇人口比重增加，农村人口比重减少，这是工业化过程的必然趋势。目前北疆城镇分布较为密集，大小中心城市已经基本形成。然而广大南疆地区，除库尔勒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具有工业交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外，目前还缺乏实力较强的，可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阿克苏、阿图什、喀什、和田都是本地区范围的经济中心，这不仅对改变南疆的贫困面貌有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将影响这些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建设，只有发挥上述地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才能促进南疆广大地区全面发展。第二，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制约着小城镇建设的发展。目前全疆建制镇平均人口仅为1.1万人/镇，镇区非农业人口平均只有3 700人。有的集镇人口数量则更小，大部分农村小城镇实际上只是小城镇的雏形，与规模化发展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限制了小城镇的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的发挥。城镇规模过小难以形成规模效益，不利于资源的集约利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模不经济，致使管理和运营处于低效益和低水平状态，相当多的小城镇建设缺少规划，建设区内部布局不合理，工业、商业、住宅等多功能分区不明确，混杂现象较普遍。部分小城镇中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居住在建制镇和集镇的小城镇居民无法真正享受到城市化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各种服务，小城镇的城市化质量处于较低的水平。由于小城镇基础设施不配套、功能不完备，限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就业空间十分狭窄，农牧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困难。第三，城乡结构不合理，城镇化进程缓慢，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难以促进人口的集聚和小城镇的发展。2010年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44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643元，两者的比值为2.9∶1，两者的收入差距过大。新疆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滞后，第三产业的发展缓慢，吸纳非农业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差，是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缓慢的主要原因。
三、推进新疆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思路
（一）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进程中，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新疆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通过“三个转向”，对现有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即从“增长优先”转向“就业优先”，以克服日益增大的劳动就业压力；从追求“大企业大集团战略”转向“大中小企业聚集发展战略”，以优化企业的组织规模结构；从“轻重失调”的工业经济结构，转向“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实现资本和技术资源有效结合，形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格局。目前，新疆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新疆在培育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大企业大集团”发展的同时，需要优化企业的规模结构，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创办和发育，逐渐培育起围绕大企业的地方性配套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资本技术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协调发展，能够促进新疆各地产业集群的壮大和工业园区的发展，在提高新疆产业整体竞争力和效益的同时，增强工业化对城乡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效缓解城乡就业压力。新疆应当大力扶持生产业，加快发展科技研发、现代金融、物流信息等行业，为新疆工业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发展生活业即能够方便群众生活，更能够有效解决城乡就业问题，应当通过一系列相关税收、工商、信贷、培训配套措施，促进商贸服务、社区服务、住宅产业、中介服务等生活业发展。发挥新疆沿边开放优势，需要在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重点地区建设一批起点高、规模大、辐射强，集运输、仓储、包装、流通加工、配送等功能一体的物流基地或物流中心，使新疆真正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二）加快城镇化进程，改善城乡结构
重点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步伐。当前新疆小城镇规模小、布局分散，基础设施落后，二、三产业不发达，辐射力不强，集聚效应不佳。今后，农村小城镇的建设，要坚持重点突破，发挥优势，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方针。实行“人口向城镇集中，乡镇企业向小区集中，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的战略，抓一些有带动作用的地区，使其在新疆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带动全疆农村城镇化建设。要以现有小城镇为基础，在扩大规模、增强集散作用、强化辐射能力上下工夫。把重点放在县城的一些基础好、发展潜力大、带动面广的中心建制镇上，重点支持，重点发展，把县城建设好，增强其辐射作用，使之成为布局合理、规划科学、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的小城镇。通过县城和镇的带动效应，扩散区域面，进而形成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县城为龙头，建制镇为结合点，集镇为网络的农村小城镇体系。采取适度集中的原则，逐步加快农牧团场的城镇建设。
（三）鼓励人才和资金进入，推进所有制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承接产业转移
创新高层次人才引进、使用、激励和服务保障机制，积极为高层次人才搭建创新创业平台。推动人才合理流动，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吸引东部沿海地区和海外高层次人才根据本人意愿在新疆地区落户。进一步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疏通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组织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人才流动渠道。加强对人才流动的宏观调控，采取有效措施，引导人才向基层和艰苦地区等社会最需要的地方流动，鼓励人才安心基层工作。
在市场经济前提下，政府的角色主要在提供政策诱导和改善基础设施，以方便要素流动；而资源和要素的配置，则主要由市场来决定。新疆只有着力改善投资环境，以优惠的政策，才能有效吸引投资。
新疆地方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吸引东部沿海的资金技术，坚持司法公正，保护外地投资者的利益。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做到一视同仁，使非公有制经济在税收、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宏观引导，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业政策、市场信息、技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及时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要积极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改组，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
（四）加强劳动力素质教育，为产业转移提供人力基础
根据新型工业化建设、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发展和技能劳动者成才的需要，把职业培训作为促进城乡劳动者就业的重要手段和长效措施。适应自治区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新型工业化建设和积极发展服务业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以促进就业为目的，加大职业培训力度。推动职业培训机构与企业联合，建立校企合作技能人才培养制度，以技能人才培养为重点，全面推动职业培训，整体提高劳动者素质，努力建设一支技能优良、专业齐全、梯次合理的技能人才队伍，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创业能力，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
加强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保持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合理增长。继续推进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转变，使工资集体协商成为决定企业工资分配的主要形式。加强预防和解决拖欠工资问题长效机制建设，全面建立健全工资支付监控制度。
（五）扩大对周边国家开放，形成相互推动良性发展格局
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疆，和八个国家接壤，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是加快新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促进东中西部互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战略选择。
要着力构筑向西开放的新格局。抓紧制定到中亚地区开拓市场、资源的总体规划和扶持政策，大力发展面向中亚的外向型产业，重点发展轻纺、机电、建材和优势特色农产品出口。鼓励新疆有实力的企业到周边国家投资办厂，对符合条件“走出去”的企业在项目审核、贷款额度、通关便利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积极探索矿产资源合作开发的多种方式，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建立国家能源资源陆上通道；扩大商贸、旅游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与合作。
要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吸收内地资金、技术和人才参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引导内地企业在新疆口岸参与建设高水平工业园区、现代物流中心和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支持内地企业依托新疆，发展境外投资、服务贸易、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不断拓展市场发展空间；鼓励内地企业利用新疆资源优势，就地发展面向国内外市场的精深加工。各地一定要树立合作双赢的意识，破除狭隘地域观念，严格依法办事，为境内外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要加快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建设，完善现有口岸的公路、铁路、航空通达条件和功能，提高通关能力；进一步完善边境贸易政策，依托口岸大力规范和发展边境贸易、旅游购物和边民互市，促进边境贸易的稳定发展，活跃边境地区经济。
（六）处理好可持续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
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之路是加速发展方式转变、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是惠及民生、改善民生的发展，是环保优先、生态立区的发展，是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始终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推进的跨越式发展。
在环境保护与发展方面，一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经济发展起点和运行水平，缩短或避免粗放型增长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补偿”的老路。二是要善于运用环境功能区划的成果，充分挖掘环境潜力，用好用足环境容量，建设符合环境质量标准要求的工业项目和工业开发区，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三是要把经济发展与治污、治沙、治水、治土等环境建设结合起来考虑，积极探索循环型经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七）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今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选择、培育竞争产业普遍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选择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即：一个产业能否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加以培育和扶持，关键看它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是否具备比较优势。所谓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其实就是企业的这样一种能力：它能以较别人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种质量产品，或者以同样成本，生产出比别人更好、性能更优、服务更周到的产品。
新疆可以充分利用以下几种特有的“相对优势”：第一，资源的比较优势。自然资源丰富是新疆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也是新疆的比较优势，因为廉价的劳动力同样可以使产品的总成本降低而具有竞争力。第二，“后发优势”。因为“落后”，从而可以学习别人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技术、管理与市场经验，可以走捷径以缩短距离，同时，后来居上也有追赶的动机和目标。第三，“本土市场优势”。新疆企业熟悉疆内市场上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人际关系，落后地区加快发展，最终目的是要在技术、资本、人才、体制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竞争。但在现阶段，新疆还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地方特色这三个较为“低级”的发展要素，这些可以说是新疆的“现实竞争力”。
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是“适当的技术”其含义主要是：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并不是技术越“高新”越好。一个地区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其生产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和各方面条件所决定，只有某些技术和某些技术构成的产业，是具有竞争力的。
随着技术变革的日新月异，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许多地区都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产业，但一些地区却往往忽略了这些产业是否符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比较优势。事实上，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是充分发挥本地的比较优势，突出地方特色。一个地区主导产业的制定如果不能立足本地的实际情况并发挥其比较优势，就不可能起到带动相关产业和整体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在新疆，由于缺乏高新技术人才和雄厚资金，因此选择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从新疆的客观实际出发，遵循适当技术原则，与新疆发展水平相适应。
参考文献：
[1]李抒望.努力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能力[J].北京支部生活，2011，（1）.
[2]黄泰岩.创新破解难题的重要视角——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J].出版广角，2010，（10）.
[3]吴光玲.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几点思考[J].福建理论学习，2010，（7）.
民族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民族经济发展财政税收优惠
【正文】
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乎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一直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国家实行了一系列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活动更多地受市场机制调节，民族地区在旧的体制保护下享受的优惠政策受到冲击，许多实行多年、深受民族地区欢迎的优惠政策或被取消，或名存实亡。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事实上拉大了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这是落后民族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必然要面对的一种“阵痛”。改革是大势所趋，民族地区不能沉浸在对旧体制的怀恋中，民族地区同样需要通过改革发展经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式，发展民族经济一定要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一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和一般地方财政相比，除了享有财政自治权外，其财政管理和资金运行又有自身的特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是建立在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落后基础上的财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的集资能力也低，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来维持。而财政支出中非生产性开支所占比例大，缺乏财力进行生产性投入。民族地区如果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须要有国家的大力扶持。因此，国家在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下，都给予民族地区相应的政策倾斜。
在“统收统支”时期，中央财政对边境民族地区实行免费医疗，对民族贸易在价格上实行“赔钱补贴”、“以赚补赔”等优惠政策，并规定民族贸易企业自有流动资金的80%由国家财政拨款。为了恢复生产，国家还给民族地区发放救济款、补助款和低息贷款。在“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分类分成”时期，虽然没有针对民族地区另拟预算管理办法，但在编制全国预算草案时对民族地区作了一些特殊规定。国家不仅通过调整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中央调剂收入的归属扩大民族地方财政收入的范围，而且拨出多种补助专款，如生产补助费、卫生补助费、教育补助费、社会救济费以及无息贷款等。“二五”期间，“”和化运动使国家财政工作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和损失，国家财力困难，社会总财力严重失控，导致实施不久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无法贯彻执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是国家第一个以立法程序产生的体现民族治地方财政权限的法规。它既体现了国家财政预算“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又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大于一般同级地方的财政收支权和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为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63年国务院转批了财政部、民委《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报告和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的规定（草案）》，民族自治地方开始实行“核定收支，总额分成，多余上交，不足补助，一年一变”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划分了收支范围，但重点是国家在财力上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适当的照顾和必要的补助，作为民族地区特殊性开支专款。期间，国家财政危机四伏，财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国务院1963年批准的《草案》不能全面执行。但是在国家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草案》中所规定的财政三项照顾仍然得以落实。据统计，从1964年至1979年，国家共拨出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自治地方机动金和预备费照顾三项共34.07亿元，减轻和缓解了民族地区的财政困难[1]。
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国家分步骤启动财政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对民族自治地方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1980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其中规定：民族自治区仍然实行民族自治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除保留原来对民族自治地区财政所作的某些规定外，以1979年收支预计数作为支大于收的基数，确定中央补助额，补助额每年递增10%。这些规定一直执行到1988年。从1980年至1988年中央对8省区的定额财政补助累计为506亿元，拨付民族地区专项补助约60亿元[2]。80年代末期，经济体制改革中掀起的承包热潮开始向财政领域渗透，1988——1990年间实行的财政承包制有6种类型，民族地区属于定额补助这一类型，即按照原来核定的收支基数，支大于收的部分，中央财政进行固定数额补助，各种专项补助根据专款的用途和各地实际情况另行分配，体制补助额每年递增10%的优惠政策因财政承包制的实施而被取消。财政承包制同企业承包制一样属于过度时期的产物，于1994年被分税制代替，并从1995年开始适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按照现行体制，中央财政对自治区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另外将8个民族省区和民族省区之外的民族自治州纳入了政策性转移支付的范围，以缓解民族地区财政运行上的突出矛盾。
建国以后我国实行了统一的税收制度，但对民族地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措施。农牧业是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农业税长期实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轻税政策，其中牧区采取了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1950年通过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畜牧地区农、牧业税征收办法，由各省人民政府拟订，经核准后执行。《关于一九五三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少数民族聚居而生活困难的地区，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执行“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的方针，牧区采取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一定时间内减免牧民的赋税。1954年新解放区农业实行累进税时，分别提高了各民族地区的起征点。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可以减征农业税。这一条例实施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根据各民族地区不同情况，对其实行税收减免和优惠税率。对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县的社队企业，免除工商所得税五年；对云南、贵州、、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八省（区）基建企业实现的降低成本，在扣除营业外支出和提取的企业基金后，按降低成本额三七分成；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基层供销社减征所得税，并对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民族用品手工业企业所得税实行定期减征；对民贸三项照顾县的商业企业的自筹商业设施建设投资，从1985年起免征建筑税三年，对其应缴的能源交通建设资金，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酌情减免；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医药商业比照民贸商业免征建筑税和能源税；对民族用品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民族用品，给予减免产品税、增值税及减半征收所得税；对由经贸部批准的边贸公司通过指定口岸进口的商品，除国家限制进口的机电产品和烟、酒、化妆品外，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边民互市进口商品不超过人民币300元，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在国家确定的“老、少、边、贫”地区新办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3年[3]。
二
政府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财政支撑，政府所有的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回顾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的财税政策，不难发现优惠政策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更多地是通过财政政策的倾斜扶持民族经济的启动和发展，税收优惠主要针对农牧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分税制的确立，国家和地方之间利益分配逐步制度化，民族地区曾经享受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在新体制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而新的替代措施未能适时出台，所以财政优惠政策受到了相当的冲击，但税收优惠的范围在逐步扩大。
两个时期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的走势总体上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是相适应的。建国初期，民族地区经济极端落后，整个民族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传统商业规模小，税收优惠缺乏必要的经济活动作为载体，只能针对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农牧业。而财政本身的职能决定了财政优惠政策在这一时期能大显身手。在民族地区财政长期入不敷出的境况下，国家通过财政优惠政策以直接“输血”的方式给予民族地区极大的扶持，对稳定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关系，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民族地区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和商业规模后，应该相应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加大税收政策的调节力度。相反地，即使没有经济体制的转变，财政的直接“输血”也应该逐步被其他方式的优惠替代。财政体制改革导致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的失效，客观上迎合了这一趋势，但是替代优惠措施滞后。因此，缺憾更多地体现在财政优惠政策上。
首先，财政优惠政策的效应基本上都是短期的，仅仅弥补了民族地区吃饭财政的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族地区的依赖性，使民族地区形成了所谓靠“输血”维持的畸形经济机制[4]，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自身发展能力的问题。
其次，有些优惠政策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不完善，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中国社科院的温军博士对我国实行的民族优惠政策进行了评估分析，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的保证执行程度分别为44%和36%[5]。其中，有些执行了的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中，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工矿业大多是独立的“小社会”，与民族地区经济缺乏内在联系，这些大企业虽然构成了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但难以真正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结果是当地群众不能从资源开发中得到利益，企业不能得到当地群众支持，甚至形成对立和摩擦，悖离了国家财政投资的初衷。
再次，大部分优惠政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让位于市场经济体制时，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与现行体制不适应，而寻找替代政策和制定新政策的工作相对滞后，导致财政体制改革中出现了忽视民族地区特殊情况“一刀切”的现象，影响优惠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处于更加不利和被动的局面。
当然，这些优惠政策对观念的影响是最深远的。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大力宣传，无偿支援民族地区发展的方针已经深入人心，但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落后的历史原因缺乏了解，对计划经济时期民族地区通过资源低价外输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认识不够，久而久之潜意识里把这种民族政策导向下的无偿援助看成一种负担。即使是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扶持，也被认为是多分了其他地区的“一杯羹”。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民族优惠政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悖离的，民族优惠政策会弱化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的能力，扶贫政策可以代替民族优惠政策。
按照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对省级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其中体制补助的标准由基准时期的收支平衡点决定，其关注的焦点是收支差额；税收返还与各省的经济实力挂钩，越富的省，得到的税收返还越多，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了新体制，可以说是中央对东南沿海富省妥协的产物，明显带有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目的；专项补助不仅项目庞杂，数额较大，而且各项补助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和制度规范，透明度不高，随机性大，取决于地方的公关能力，难以避免寻租行为。虽然有学者高度评价《过渡期转移支付法》是从“基数法”向“因素法”转变的开始，在规范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明显进展，并且针对民族地区安排了政策性转移支付，但过渡期转移支付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基数法”色彩明显的其他形式转移支付而言，其调节力度极其微弱，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地区财力差距的作用。总之，现行财政体制基本没有解决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甚至有扩大地区间差距的可能。
三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露端倪，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力度，加快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五项具体措施，1999年6月17日同志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地区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这一切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任何现实的生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任何地区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原有的基础。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起点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后各自发展进程的快慢。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导致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市场的资源配置是不考虑民族、贫富和地区差别的，哪里能赚钱资源就流向哪里，直接的结果就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新时期发展民族经济，首先要走出观念上的误区。从表面上看，很大一部分民族优惠政策是与市场经济遵循的公平竞争规则相矛盾的，但是这些优惠政策又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相一致的；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因在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但是外力的启动仍然很重要，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和物质上的帮助正是通过“输血”方式健全其“造血”机能，增强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优惠政策不是鼓励懒汉、保护落后，帮助民族地区是要建设“造血经济”而不是“输血经济”。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离开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由民族问题的特殊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决定的。但是单靠这种帮助，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找到一种适合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否则，即使钱给得再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发展民族经济必须结合民族地区的自然特点、产业特点和民族发展特点，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措施，借鉴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经验，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1、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创新。为了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横向均衡作用，提高财政优惠政策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保障民族地区的财政自治权，可以制定专门的《民族自治地区转移支付暂行条例》，针对民族地区设计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保证民族地区财政提供全国平均水平的公共服务的能力，平衡民族地方财政预算。8个民族省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中央财政无偿拨付，民族省区外的自治州、自治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所在省级财政参照民族省区的标准拨付；专项转移支付可以保留过去对民族地区的一些特色项目，如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等，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同时还应考虑到民族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专项转移支付应该主要针对民族地区内的偏远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缩小民族地区内部的差距。在《暂行条例》中应该规范资金分配的原则和程序，完善省区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免除一些专项转移支付要求地方安排的配套资金，建立专项转移支付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简化转移支付的基本形式是我国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方向，可以在民族地区先行一步。
2、税收优惠制度的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国家曾在特区建设中实施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调整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特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民族经济，可以大胆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启动，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民族地区的大开发，这一战略实施的效应如何将直接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中，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解读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不难发现目前的优惠集中在企业所得税，主要是针对产业的倾斜，地区效应有限，而企业所得税优惠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西部地区捉襟见肘的财政承受能力会制约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发挥；西部地区在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上只是向东部地区“看齐”，适用与东部地区相同的优惠税率，而东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差距，导致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上处于劣势；在现行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中，新办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含金量”较高的，但各地对如何界定、认定“新办企业”有分歧，执行标准、宽严程度不统一，不利于招商引资。总之，现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框架，不足以构成东部地区当年的税收优势。要使西部大开发稳步推进，尽快取得成效，应该切实拿出当年建设特区的魄力。在实行产业倾斜政策的同时，继续加大地区倾斜的力度，将西部现行15％的优惠税率再度下调，其中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适用差别税率；采取税收返还等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部级开发区的支持力度；提高西部地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征收税率，吸引人才投身于西部建设；将生产型增值税过渡到消费型增值税，鼓励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还可适当提高地方财政对增值税的共享比例；将西部地区中央直属企业所得税甚至涉外企业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弥补地方财政因所得税优惠政策减少的收入；提高西部资源税的税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遏制低水平的资源开发，保持可持续发展；将兼并收购现有企业的形式统一认定为“新办企业”，兼并收购作为直接投资的替代品，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主流形式，应该更新观念，顺应国际潮流，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投资西部。
【注释】
[1][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下）[Z].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08-209.
[3]温军：《中国民族经济政策的形成、演变与评价》[J],《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第13-26页。
民族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财政政策；转移支付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089-01
一、民族地区的发展现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虽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比重虽然不高，但整体绝对数额大。而且分布地区很广，居住的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主要聚居在新疆、、内蒙古、广西、宁夏5个民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等3个省份，以及四川、甘肃、湖北等省的民族自治州和县。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处于我国的西部，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特别丰富，而且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但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长期以来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基础差、底子薄，使得民族地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其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因此，只有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才符合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最终才可能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二、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财政政策是政府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把握，为实现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指导财政工作的基本方针、准则和措施。财政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与地区发展是紧密联系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财政政策已经通过税收优惠、投资政策、转移支付等手段，适时运用不同的政策工具给予了少数民族地区许多优惠，对有效的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坚持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下，强调政府的作用。市场机制在通常情况下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在落后的民族地区市场机制往往发育不健全，金融体系也不健全，如果仅由市场发挥作用，则会达不到经济和社会全面综合的发展目标。因此，政府在制定开发规划、提供开发资金援助、改善投资营商环境，引导民间资金开发项目等方面都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工程，政府的投入必须按照发展的各个方面综合考虑。既要有政策投入，也要有资金投入；忽视了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会使开发工作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影响发展的整体效益。
第三,加大对民族地区各种财政政策的优惠和投入力度是促进该地区发展的有效手段。当前，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市场发育程度不足，必须要在加大财政投资和转移支付力度的基础上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本流入民族地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才能使民族地区真正发展起来。
第四,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原则。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于缩小各地区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一味强调实现财政公平，这种公平是以巨大的效率为代价的。
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财力的差距是长期以来受多方面客观因素的影响形成的。“它虽然受自然、历史等客观因素和中央宏观政策的影响，但也与地方政府职能不清、整体素质低、缺乏紧迫感与创新意识等因素密不可分”。
三、完善少数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对策
1.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转移支付是一种财政再分配制度，其转移的规模、效果都受制于初次财力分配的影响。实施分税制以后我国中央财政收入规模迅速增长，为中央增加对少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规模奠定了物质基础。目前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发达地区财力的差距在逐渐加大，为了缩小各地区间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巨大差异，国家应该通过多元化的转移支付方式，充分考虑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支出的差异，逐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力度，以实现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更加均等化、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作为转移支付的首要目标。不仅要增加规模，还要改进和完善现有的转移支付分配体制，从而更加有效的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目标的实现。此外，中央政府应该严格界定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途径，确保国家的优惠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位。
2.分税制后更应增加对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
现行分税制是以保证地方的既得利益为前提，使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同样成为中央集中收入的贡献者，然而分税制所确定的税收返还及体制补助等不仅具有扩大地区财力差距的效应，而且在整个政府转移支付中所占的比重也最大，只有改革这些制度才能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在分税制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因为随着差距的增大，再多的转移支付也难以达到目的。当前可以以相关法律为依托在现行税收返还等制度中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具体的优惠办法包括适当提高民族地区税收返还的比例，或适当放宽民族地区获得其他补助的方法等。"这样有利于缓解少数民族地区在分税制实行以后进一步加剧的财政困难、强调民族地区的特殊性，采取针对性的转移支付政策。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资源还是社会文化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在制定相应的转移支付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来安排资金的投向。
四、有效应对少数民族地区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国家通过各种财政政策手段对少数民族地区加以扶持，以激励机制为导向，充分培育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避免民族地区助长过度依赖的思想。
首先，强化财政支出的科学合理性，加强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地方优势产业的发展，有效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必须逐步实现调整方式的转变，要在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发展政策的有效指导下，以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优胜劣汰和结构优化。
其次，少数民族地区必须结合各地方的优势资源，大力发展当地特色经济。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巨大的自然资源优势，充分开发利用充裕的人力资源，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和市场的需求变化，确定各个地区的主导优势产业，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才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强各项政策的监督，强化资金管理，确保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能落到实处，惠及千家万户。
参考文献:
[1]沈道权，柏振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2]张跃平，陈全功.《脱贫与小康之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探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民族经济政策篇6
1.1政策方面的不足
1.1.1原则性过多，缺乏应有的约束力
在已经出台的民族地区大开发政策中，许多应该用数值指标做出的规定更多的是用文字表述，使之具有很大的操作弹性，缺乏政策应用的约束力。一些较为模糊的用语，作为总的政策框架，表明一种政策倾向是可以的，但负责实施政策的有关部门应该有一种量化的实施细则，做到心中有数。但实际上，在一些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中，原则性的表述仍然过多。
1.1.2优惠政策的效应降低
民族地区要形成对各种资本的吸引力，就需要构建“政策洼地”。诚然，在六年来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向民族地区倾斜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国家当年给予东部地区的很多优惠政策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使得民族地区的“政策洼地”就很难形成。
1.2市场经济大环境的转变
1.2.1市场机制作用的逐步强化
首先是经济体制的新变化。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性改革。东南沿海是中国体制改革创新试点地区，经济体制均超前于全国阶段性改革的推进速度。因此体制约束均要小于其它地区。但到了民族地区大开发战略实施时，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进入了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功效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经济市场化的特征是要向能够产生更高报酬率的地区和部门流动，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律。
1.2.2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实践证明，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单纯走原有的高能源消耗、生态环境破坏的模式，是难以保持经济高速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粗放式的扩大再生产向集约化、高效化、节约化的循环经济转变是大势所趋，这也是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也必须走集约化、技术型、高附加植的增长方式，不能仅靠掠夺式的开发资源，一哄而上的项目来获得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民族地区经济平均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将分散的民族地区各区域的资源、资产和技术进行有效的联合和合理的区域分工，通过借助整体的力量才能适应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新构思
2.1加快民族地区大开发相关政策立法
（1）国家应当通过法律法规规范和约束各个主体的行为。
以往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多变或失效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政策立法工作落后。不论是党中央的原则性政策，还是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的具体政策，多数是以文件、规定、条例、意见等形式实施的，只有极少数部分要通过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才能实施。所以，这样出台的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含义和强制的约束力就很低,作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既可执行，也可不执行，甚至变相执行。可见，政策的立法问题不解决，对民族地区大开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建立关于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根本法和特定法律。
可以考虑先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开发促进法》、《民族地区投资法》、《民族地区生态保护法》”等民族地区开发的根本法和关于环境保护、土地使用的法律入手为当务之急。用这些基本的法律形式把国家实施民族地区大开发战略的总体方法、实施手段、各有关的责任主体、义务和利益等重要问题给予明确的界定，使这些政策措施更加规范并具有法律保障，有效地提高政策措施的实效性和操作性。
2.2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干预的有效性
2.2.1改善西部经济发展的硬环境
在政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增加对民族地区硬环境的建设，改善民族地区的投资环境。如增加对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地铁和其他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电网、气网、水网、信息网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坡改梯地、生态综合治理、长江、黄河防护林、主要江湖流水污染整治与大气污染治理等生态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建设；运用高新技术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技术进步；水资源开发；培育旅游优势产业；建立生态经济示范区；国家中草药地区基地建设；地区优势资源开发利用和发展科教产业等项目。
2.2.2注重软环境体系建设
第一，构筑良好的政策环境。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和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重要形式。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的政策是政策效力的重要保证。因此，在民族地区政策环境的构建上政府应注意实现政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化，以及政策在不同时间的连续性和不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协调性，充分发挥政策的极力约束效应。
第二，实现制度改革和创新。树立市场经济观念，科学界定政府职能，使政府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以及社会大众的服务者。以制度创新规范社会各个角色的行为，保证市场竞争的效率与公平，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及信息服务，同时创造和维护公开、公平的经济环境。
2.3构筑民族地区经济圈，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协同发展
（1）区域经济联合即区域经济圈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以资源共享、利益共赢为特点的区域性协作发展是21世纪新潮流，如果说20世纪是以国家和区域的细小化、独立化为主导追求独立运行目标的话，那么，21世纪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区域协作追求更大规模效益目标的新阶段。在世界范围内，欧共体基础上形成的欧盟，在顺利的实现了历史性的东扩后，又在统一宪法上有了新的突破；亚洲的东盟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亚欧会议以及各种国际性的论坛诸如博鳌论坛等，已成为影响当今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重要形式而被广泛的推崇。因此，适应区域经济圈全球化协作新潮流，构建民族地区经济圈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适应全球发展的必然选择。
（2）区域经济圈已成为我国目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十年的走向来看，以区域中心城市作为核心的都市经济圈正在加速形成并高速向前推进，这是我国完成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必然规律，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也是这样向前推进的。20世纪80年代启动沿海区域发展战略、2000年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启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就是例证。展望未来，伴随这一发展过程，将会产生和形成以城市化为中心的资源、资金、人才和市场集聚带。
（3）构筑民族地区经济圈,带动整个民族地区经济的跨越发展。民族地区地区经济发展和基础条件较差，工业发展滞后，对外经济联系与合作较少，民族地区各省自身独立的工业体系及经济循环系统还相当脆弱，这一直是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若能通过民族地区地区内部的合作与联合形成三大西部经济圈，则可以将现有的资源进行新的优化整合和高效配置，并发挥整体优势，这样，才能提升整个民族地区产业在全国和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城镇化战略的实现。
2.4增强西部地区内生发展的能力
（1）加快民族地区国企改革和发展。深化国企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但伴随着改革进程的逐步深化，涌现出来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收购（mBo）、独立董事不独立等都是国企改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便碰到了问题，中央和西部地区就更应该加快改革的步伐，学习借鉴国外如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国企管理的成功模式，突破旧有屏障，实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产权与经营权、权利与权益、责任与义务相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积极性。
（2）推进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民族地区大开发以来，国债资金在民族地区开发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转为“稳健”，长期建设国债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淡出。因此，采取大力推进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战略策略，提高西部存量资源的利用律和经营效率，也是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增长实力的必然之路。从东部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国有经济占有的工业化资源越低，经济发展越快。而民族地区城市现有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及净值所占比重普遍在80%以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民族地区发展与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重组，提高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盘活存量。而民营资本具有在民族地区开发进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的潜力。
3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涌现出来的问题也是急需政府的高度重视。在这样一个长期的开发战略当中，如何摆正政府的角色，如何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增长能力，如何让民族地区大开发的参与者得到利益的保障以及激励他们继续进行投资建设，如何让民族地区人民从大开发得到真正的更多的实惠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此，进行民族地区大开发，更应回归到法律立法、政府体制等根本方面进行改革，使民族地区大开发更能得到法律和政策的保障，提升民族地区大开发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武康平，费淳璐.现有政策评价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方式与途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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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崔满红.中国欠发达地区政府职能转型的基本思路［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民族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财政金融政策；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298（2020）12（a）-168-02
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环境中，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但同时也需要面对、解决不少的挑战和困难。在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为了能够在经济市场中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民族地区经济在发展期间需要对自身有正确认识，明确自身的发展优势和条件限制，着重深化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由此，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要实现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转变。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本文对财政金融政策在民族地区产业机构升级中的作用和表现展开归纳，立足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探索符合民族地区实际需求的经济发展新模式。
1财政金融政策影响民族产业结构升级的体现
1.1财政政策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民族地区近几年经济发展的情况，国家财政政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可主要归纳为以下三个历史性时期，即新中国成立以后至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前、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到新税法以前、新税法以来[1]。虽然在各个时期中财政政策存在区别，但其实财政政策存在本质上的相通，比如民族地区的财政补贴、税收政策、财政支出等政策。财政政策对民族地区经济首先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得民族地区适应社会化生产的经济应对能力明显提升；另外就是深化了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由此，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会反向影响到其他地区。
1.2金融政策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为了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了多项金融政策，在此基础上，民族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走向得以明确。首先低息贷款政策的提出，缓解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压力，为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建立起到实质性帮助；其次是信贷扶贫政策的提出，在西部建设规划中，能源建设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被放在核心位置，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保证自己的正常供给并给予一定的利率优惠，着重培育极具当地特色的民族區域产业；再次，为民族地区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上市提供金融政策的扶持，推动了民族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最后，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进行民族地区的金融创新发展，与发达地区相互依存、互帮互助、协调发展，以此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牢靠的基础。
1.3财政金融政策联动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国家进行经济活动时的重要政策基础，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可以发挥联动作用，从而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活动的发展走向[2]。财政政策的落实需要有金融政策的配合，而金融政策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更好地突出自身影响效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同联动，可以使这两种制度的有效性得到激发，金融政策的指导性作用得到凸显，以双管齐下的方式来为民族地区产业升级提供更大的支持。
2财政金融政策影响民族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
2.1财政政策在民族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正向效应
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期间，财政政策发挥了明显的正向效应，从而也可以体现国家宏观调控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可以说，地区经济产业机构优化升级的效果主要是基于当地农业、工业、高新技术业、低碳产业、服务业的GDp变化情况来进行判断，财政政策以各种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财政支出的形式来促进产业机构的优化升级[3]。以免征农业税来说，该政策主要面向的是民族地区的农牧业，除了免收农业税之外，还会向部分符合要求的企业发放相应的财政补贴，在此基础上，农民真正享受到了财政政策为自己带来的实惠，从而很好地缓解了农民的生活压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营改增”税收制度来说，该政策有利于民族地区服务业的发展，结构性减税扩展了企业的业务范围、细化了产业分工、增加了企业间的更多合作、增强了服务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力、推动了产业的升级。事实上，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国家还施行了很多其他财政政策，以期强化民族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帮助当地产业结构快速、科学地转型升级。
2.2金融政策在民族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的正向效应
由于区域差异的存在，民族地区大多处于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支柱产业规模及人口密度等同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均存在较大差距，对比财政政策来说，在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政策的正向效应不够明显[4]。两者之间的最大不同也是由金融政策的特殊性质决定的，财政政策是政府直接和规定实施的政策，该类政策成效明显、效率高；金融政策通常是由金融机构牵头制定的，在民族地区金融机构少、产品单一、金融创新弱、资源配置低，再加上宣讲不到位等原因，多数民族地区的群体对这一政策都不够了解，导致金融政策的颁布实行较为被动，并且具体的实施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和民族地区群众的觉悟、重视度相关，可以说，金融政策是否有效要看民众的金融观念与意识处于何种程度。但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2.3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交叉联动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的双向效应
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双向作用主要和两者的属性与关系相关，由于两者作用机制和效果不尽相同，在两者的交叉联动时，往往是相互策应、协同作用的，金融服务离不开政府的指引和扶助，财政服务也需要金融力量的团结协作[5]。从联动的角度看，一方面，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需要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既能同时发挥效应又不相互干扰，以此维持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并通过联合投资和服务的方式促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不同的经济调控手段与工具，为防止相互干扰，民族地区产业在转变结构模式时需要对两种政策的侧重点有正确认识，从而发挥政策优势，并有效规避风险，基于特定区域的现实条件来科学保证政策的有序落实。
民族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民族政策；族际政治整合；族际关系
我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内部族际结构是“多元”和“一体”并存，势必产生一定的张力，这是多民族国家出现民族问题的根源，有效地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得以维系、发展和稳定运行的基础。族际政治整合的理念和价值最终是靠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来完成。因此，有必要在族际政治整合的视野下审视我国民族政策的效用，考察在民族政策对族际整合表现出的效力。
一、民族政策与族际政治整合
民族政策是党和国家协调民族关系，调控民族意识，处理民族事务而采取的措施和规定，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也是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重要依据和基本载体。从民族政策与民族社会的关系来看，民族政策在各民族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所实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直接影响着各民族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状况，对族际政治整合进程也产生深刻影响。世界上不同的多民族国家针对复杂的族际问题，曾采取内容各异的政策模式，有通过恰当的民族政策塑造和谐的民族关系而实现民族国家快速发展的成功典型，也有因民族政策失误导致族际关系恶化而引发民族仇恨和国家分裂的失败典型。而族际政治整合状况是民族政策在解决实际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中所产生的政策效果的评价标准之一，是决定某项政策或继续执行或调整或终止的依据。
二、基于族际政治整合的民族政策有效性评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政策。民族政策的实施给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保证了国内族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和国内政局的稳定，同时实现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快速发展。因此，可以说我国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有效可行的，总体上予以肯定。就族际政治整合而言，从族际政治整合理念和目标的角度来考量，民族政策对族际整合产生了积极的效用，但还存在盲点和一定的风险。民族政策对族际政治的影响表现为，促进整合的作用和促使解构的力量同时并存的双重特点。
（一）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与族际政治整合
我国民族政策一贯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原则，具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价值取向。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对族际政治整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体现了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制定民族政策和进行族际政治整合都是国家基于现实国情和民族关系状况而采取的主动性政治行为，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最终目的是要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另一方面，从民族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及其形成过程不难发现我国一些民族政策有强调民族的特殊性和差异性的倾向，这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有悖于族际政治整合的理念，对族际政治整合产生解构性作用。
（二）民族优惠政策与族际政治整合
民族优惠政策是国家为特定的民族实施的优惠政策，特定的民族因民族身份而享有优待的资格。我国的具体民族政策总体上表现为对少数民族帮扶和补偿性照顾的特点。针对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而本身发展能力不足又无力实现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的现状，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民族优惠政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原则，在塑造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也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就族际政治整合而言，民族优惠政策实施的效果却是复杂的，民族优惠政策强调民族界别，难免会引起民族间的利益争夺、激发民族意识并加强民族整体性和内部认同，有悖于族际政治整合理念，损害族际政治整合进程。
（三）民族平等和团结政策与族际政治整合
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是我国民族政策的一贯原则。民族平等与团结的政策确立了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平等的社会地位，鼓励各民族相互交往学习，维护民族间和谐团结，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主义。能够有效地协调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关系，促使族际关系朝着整合的方向发展，为族际政治整合奠定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基础。相对于突出民族特殊性、扩大民族差异的政策，有助于增进民族间的共同性，消除民族隔阂与仇恨，促进国家共同体的同质化建设。民族平等与团结的政策符合族际政治整合的“求同”理念，能够强化和巩固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性，有利于族际政治整合。
（四）民族经济政策与族际政治整合
我国民族间由于历史和居住区域资源环境等原因，发展极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普遍相对滞后。制定实施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帮助和支持民族贫困地区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也就成了民族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我国民族优惠政策也集中表现在经济政策上。从制定实施民族经济政策的初衷来看，我国的民族经济政策是可行有效的。近年来，民族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每年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形成了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经济资源是进行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条件，民族地区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族际政治整合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就族际政治整合而言，民族经济政策对族际政治整合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还存在诸多问题。民族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发展加剧了民族间的利益争夺与摩擦，加速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拉大了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增加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同时，唤醒各民族的利益意识，非理性发展的民族意识必定影响国家意识的塑造，损害族际政治整合目标的实现。
（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族际政治整合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充分保证了各民族的政治权利，尊重了民族政治的历史发展，有效地协调了我们多民族国家“多元”与“一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蕴含的原则、理念及其在实践中所体现出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的制度选择。“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在民族成分复杂和社会结构异质的多元社会中包容差异并从差异中营造和谐的一种制度安排，但自治者必然会对内强化认同并对外排斥，这很可能会滋生分离主义，危害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因此，在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是“求同”的过程，坚持发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六）民族文化政策与族际政治整合
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民族看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民族之间的差异归根到底是文化之间的差异。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政策对族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保护、扶持和发展各民族文化，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增强了各少数民族主人翁的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增强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号召力。但我国民族文化政策还有一个显著特征，突出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特显了民族文化差异和独立性，对族际政治整合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是社会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依赖于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必然需要尊重差异。但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特殊性的民族文化政策，不利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三、调适民族政策促进族际政治整合
民族政策对族际政治整合的意义和影响毋庸多言，探析民族政策的出发点是要促进族际政治整合，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分析谈论的出发点，调整相应的民族政策来更好促进族际政治整合。
（一）用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取向审视民族政策
在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上，相对于那些强化差异并使族际界别清晰化的理念，“求同”的理念更契合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现实需要。“强调‘同’或‘求同’的取向，并不否定‘差异’，而是以同为主，承认差异，但不去强化差异。”在族际政治整合过程中贯彻“求同”的价值取向来审视民族政策，一方面要求把“求同”作为多进行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和基本考虑，作为设计制度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另一方面应用“求同”的价值取向检验既定的民族政策，调整那些强化民族差异或使民族差异固定化的民族政策。
（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变化了的制度环境必然要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完善。对族际政治整合而言，发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注意规避由“自治”本身给政治整合所带来的风险，自治主体为了争夺资源和利益，难免会与整体或其他自治主体产生一定的张力。在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不仅是自治，更核心的内容是不同民族对共有国家的共管”。民族共治更符合当代体制的要求，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共治原理发展民族共治，应注重实现民族自治与民族共治的结合。此外，注重协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其他基本政治制度尤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发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能片面地强调两者的一致性，妥善处理民族自身的自治权与民族代表参与国家政治的参与权，合理地划分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权限，完善国家权力结构。
（三）调整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边界
多民族国家在进行族际政治整合过程中普遍地会遇到这样一个两难问题，既希望通过相应的民族优惠政策促使相对落后民族取得较快的发展进步，增强各民族间的共同性，构筑同质化社会结构；而又不得不面对民族对尊重自身差别和特点的要求以及随着民族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对内认同。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就是要调整优惠政策的实施边界，对于在发展中处于弱势的群体，不区别属于哪个族体，都应给予帮扶和补偿性照顾。调整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边界并不是否定民族优惠政策的积极作用及帮扶相对落后民族加快的正当性，而是要规避因以民族为单位的界别给族际政治整合带来的消极影响。
（四）调整民族文化政策以构建文化共识
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个民族都可看成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多元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多民族国家针对文化多元性的客观现实，要进行有效地族际政治整合，构筑文化共同体，要吸收借鉴文化多元主义思潮的积极因素，承认多元文化是多民族国家的特点，尊重各民族文化及其发展民族文化要求，既不突出强调某一民族文化，也不忽视遗弃某一民族文化或将某一民族文化边缘化。“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彰显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更在于提倡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构建文化共识”。[5]调整相应的文化政策，要求所有民族成员都认同自己作为更大共同体的价值，建立广泛认可的文化共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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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张玉国译.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民族经济政策篇9
[关键词]民族政策；科学发展观；优化；创新
科学发展的实质是创新发展，促进民族发展离不开民族政策的推动，在民族发展问题上践行科学发展观，离不开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一、民族政策的实质与作用
民族政策是执政党民族治理理念的具体化，是政府为了处理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而制定和实施的法规、准则以及措施的总和。
法规和准则作为一种规范，规约和导引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普通民众在对待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应持怎样的态度、该如何去做，并通过褒扬与惩戒达到维护道义和秩序的目的。措施是贯彻执行和维护法规、准则的具体手段，一是国家的积极干预，即国家根据法规和准则，主动采取行动，保护和支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为维护法规、准则的严肃性，对违反法规和准则的行为予以惩处。我国民族政策的特点是以“积极干预”为主，国家主动介入到各种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社会事务中，比如身份认定、社区发展、国家直接投入和管理的经济开发项目以及国家主导的文化活动等。[1]
民族政策通过具体运行可以发挥出中介作用、调控作用、促进作用和规范作用。
民族政策是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实践的中介。民族政策是执政党和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向具体民族工作转化的中间环节，民族政策以法律、法规、准则等形式将执政党和国家的民族治理理念制度化，并进一步通过规范和指导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成员的行动，外化为政府作为或公民行为，发挥民族理论指导民族工作实践的作用。通过理论—政策—实践的循环链条，民族理论会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另一方面，民族工作实践过程出现的问题又会通过民族政策的评估反馈给政策的制定者，并进而督促执政者对民族理论进行思考，对民族政策进行修正和优化。
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具有调控作用。国家凭借合法性权威，依靠政治动员力量和社会资源运用，能够实现对政治单元内部各民族关系的调整，通过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调处和化解民族社会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各种矛盾，促进民族内部结构的优化和民族之间关系的顺畅和谐，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
民族政策可以推动民族发展。我国的民族政策以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和倾斜为特点，能够以外部助推的方式，促进少数民族加快发展。由于各方面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不少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民族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发展滞后的民族社会通过自身努力难以实现常态发展，与此同时，原有的民族发展差距还会不断加大，为此，为了实现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快速发展，就要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民族政策，“催化”和助推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
规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一方面规约着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承诺，影响着国家对民族的政治态度、地位承认和权利赋予；一方面规约着民族对国家的义务和忠诚，影响着各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
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的利益。新中国成立以前，历代封建王权以强力维护帝王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其主要措施是实现不同民族统治者之间的联合，但在社会内部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民族歧视、剥削与压迫。新中国的成立则以各民族无产者的联合为基础，以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为目标，以民族区域为制度安排，结构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很快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后，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主导，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多民族国家构建，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总原则，在意识形态和具体工作中纠正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保障和扩大各民族的政治参与，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民族政策体系，从政治、经济、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制定规范。旧社会遗留的民族隔阂逐步被民族团结弥合，民族歧视被民族团结化解，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不断增加，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境况大为改观。尽管其间经历了“文革”的冲击以及一些环节的曲折和失误，但民族团结进步在今天依然是主流。“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比较好的处理民族问题，赢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确定了行为规范，消释了种种矛盾，赢得了人心。”
二、当前我国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
民族政策实践环境是指既定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环节所处的环境。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自然环境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等要素组成，社会环境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还可以将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分为宏观环境(整个国家的民族教育政策环境)和微观环境(如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环境)。
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组成的自然环境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区域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一项民族政策的执行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灵活执行，避免一刀切。这也决定了国家政策要么给出宏观指导意见，由民族自治地方配之以具体方案；要么具体针对某一区域的特点，将政策微观化、细致化。同时，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民族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生态成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要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一并考虑。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为现阶段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增加了关心生态的新内容。
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的社会环境具有时代性、综合性、主题性的特点。社会环境的时代性表现在21世纪的民族政策执行既要面对全球化的潮流，又要保持民族性的特点，共性与个性同时关照；社会环境的综合性是指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期，既要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又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要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的实践环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综合性特点；社会环境的主题性是指在现阶段民族政策面临解决一些必要的主题，比如民族地区的生态环保问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问题、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民族扶贫问题、西藏和新疆等边疆地区稳定发展的问题等等。
政策实践环境的变化要求民族政策随之而动。一方面要阶段性的评估、终结一些失效的、与现行环境脱节的政策。有关学者的研究统计表明，从1949年到2004年，财政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62.5%、人口生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文化教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就业职业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100%、农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0%、工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7%、民族贸易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20%、扶贫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扶贫开发计划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扶贫专项基金执行的稳定程度为80%、对口联合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外贸边贸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1.43%。另一方面，要根据新的实践环境要求及其衍生的发展任务的需要，制定和实施新的民族政策。新世纪以来，根据新的环境和发展任务，国家先后出台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等宏观政策规划；在2001年至2010年具体制定实施“西部地区民族自治地方企业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西部地区实行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生态林、草产出的农业特产品收入，在10年内免征农业特产税”、“对西部地区实施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特殊政策”、“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政策”等十多项微观政策。
把握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的特点，明晰我国当前民族政策的目标和任务，是深入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三、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因素分析
民族政策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的指导思想和举措，对其效应的评价可能来自于执政党对预先政策目标设定完成情况的评估，还可能来自于政策受益群体的满意度反馈，还可能来自于综合的社会评价，包括一项政策对于其他民族的连锁影响。但从根本上，有两点会对民族政策效应的评价产生影响，那就是道义和公正。
道义是一种原则，这一原则会影响到民族政策的合法性，即公众对民族政策内容和目的的认可和支持程度。符合道义是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只有更多不同民族的民众认为国家的某一民族政策是合理的、符合道义的，这项政策才会得到支持和认可，否则，将因缺乏道义支持而失去效应，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公正是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必须恪守的价值基础。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不仅要体现公平原则，而且要自始至终地贯彻公平原则。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体现了公平的社会规则和社会关系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协作劳动、分工生产，积极创造社会财富，越高程度的社会公平就能够创造越高程度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民族政策应遵循社会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原则。我国各民族发展不均衡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以“不公平”的倾斜性支持政策形式，朝着公平的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目标努力。但这种“不公平”不能超出公平阈的范围，否则，将导致逆向性歧视。
此外，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也是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民族问题及其诱因复杂多变，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和效果评价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甚至是天壤之别，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与民族问题之间关系的把握。如果抛开政治、文化等因素，一般来讲，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会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其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成立，甚至相反。
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分立主张在实现经济富裕后反而愈演愈烈。在特殊的情况下，贫穷不仅会成为民族分立的理由，富裕也可以成为民族分立的借口，而且这种情况已不是特例，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比利时的佛拉芒人以及意大利北部“帕达尼亚”的独立，都有这方面的原因。此外，西方的后物质主义思潮的兴起也启示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或基本满足以后，其注意力很有可能转向对非物质生活以外的诉求，包括信仰、文化甚至是民族主义情结。
此外，民族优待政策也可能诱发新的民族问题产生。在一些国家中，政府为减少民族冲突实施一些优待政策。其理论支持是：民族冲突是民族间经济差距的产物。实施优待政策的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成本较低的应付民族冲突的策略。为了绝大多数民族群体最终能够平等的竞争，至少在短时期内有必要实行倾斜的优待政策；来源于客观经济差距的民族冲突可以通过针对这些差距的政策的实行而消除。但引出的一个后果是使另一些在优待政策之外的民族心理失衡，导致民族之间、民族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些国家的事例表明，政府在施行民族优待政策的同时往往要承担经济和政治代价。研究者认为，如果严格地实行优待政策，有可能引起两方面的负面效果，一方面引发不被优待民族群体受歧视的愤怒，增加民族冲突；另一方面优待政策增加了落后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竞争无能感，增加他们需要特殊照顾的负罪感，还会增加他们由于实际竞争失败产生的对竞争的恐惧。
可见，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准确把握政策环境为基础，还要考虑到政策的综合效果。一个民族区域如果传统社会特征浓厚，在信仰等方面存在显着的民族特殊性，又存在政治精英的狭隘民族主义动员，甚至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煽动，经济落后则有可能成为反动精英进行政治动员的借口，但经济发展也可能会成为地区民族主义激升的基础。为此，针对不同的民族问题，民族政策要进行“多处方”的综合，共同致力于民族问题的解决。
四、科学发展观对民族政策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现阶段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民族工作开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全方位地关注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增强各民族的发展能力，帮助各民族改善生活，给予各民族更多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加快消除各民族的贫困，即努力消除各民族的知识贫困、权利贫困、人力贫困和收入贫困等。民族政策是推动民族工作进步、促进各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民政政策实践过程就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一)民族政策以维护和实现各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
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以人的利益和人的发展为根本，但它强调的不是某个人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决定了以人为本理念中的“人”，指的是中国人民，利益指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发展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以中国56个民族人民的利益为本，是以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为本。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目的是维护、保障和实现各族人民的利益，一项具体的民族政策既要使作为政策客体的民族受益，也不能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
(二)更好地体现照顾
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中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在政府的决策、政府的行政过程中更多地关注哪类人。在我国，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综合原因，形成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基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民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大局。为此，以人为本应体现出明确的指向性，那就是加大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要特别关注那些亟待加快发展的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民族之间发展的差异性、差距度决定了以人为本要具有“民族特色”和针对性，要突出强调通过民族政策激活民族发展的内部活力，让受益的民族获得自身永续性的发展能力，而不是一时的“福利”。
(三)更好地体现公平
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公平，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共享和共有，意味着同等地位的同等待遇。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向横向拓展，民族成员之间跨传统居住区域的多向流动增加，各民族内部结构性变化和民族社会分层流动加快，民族成员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明显，民族成员之间之地位与待遇的比较就表现得更为直接。这种局面致使相同社会分层上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为享受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感受，进而会影响到民族关系。因为我们的民族政策可以高度概括为是“族体共享”的政策。民族政策整体运行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时代变化，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联动性作用加强，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各领域，以人为本要体现人本关怀，要体现对各民族弱势群体的同样关照。
五、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科学发展观反思了过去发展的挫折与教训，汲取了人类关于发展的最新理念，其内涵集发展应体现的人性伦理关怀、发展的理路与范式选择、对发展的本质认识于一体，对民族政策的内容优化、实践过程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将理想目标微观化、具体化，进一步发挥民族政策的规范作用
在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初期，为了聚合民心，提高各民族成员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提出和确立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的理想目标是必要的。平等、团结、自治、发展的原则及目标设定和旧社会民族关系恶化的状况相比，无疑激发了各族人民对未来多民族国家的向往，并积极投身于多民族国家建设。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一种价值理想，是一种宏观原则，也是一种发展目标，将其从抽象的信念转化为各民族群众身体力行的自觉需要一个过程，将其从口号、辞令层面切实内化为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一种包容、尊重、理解、善待同样也需要一个过程。而以人文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并不单单是要求国家和政府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其更为深刻的内涵在于人人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来自于政府权威，而实现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却在民间。
民族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公众，民族政策的执行并不只是国家和政府的任务，民族工作也不只是某个或某些部门的工作。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工作因而是整个社会的工作，做好民族工作人人有责。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民族政策实践，要在继续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人、财、物支持的基础上，也要注重通过微观化、具体化的政策渗透，进一步发挥民族政策作为规范的作用，规范政府、社团、公民在民族交往中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得体的言行。民族政策既要通过看得见的一面体现出来，也要通过看不见的一面体现出来。
民族政策是政府行为，也是公众行为。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固定化的认为民族政策是政府行为，其结果是社会公众的责任淡了。民族纠纷、冲突的出现后，往往需要政府出面解决，普通民众怕、躲、靠、看，不主动去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这说明，民族政策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在社会基层发挥得比较薄弱。
民族政策贯彻实施需要创新，民族政策要通过微观化、具体化、基层化、社会化来实施。如果各民族群众在日常交往中，都能彼此尊重对方、包容对方、克制自己的行为、矫正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真正人人以人为本，那么社会和谐的基础才会建立起来。
(二)民族政策过程中体现民族关怀
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维护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利益为目标的，民族政策是益民的社会工程，不只是简单的政府行政工作和任务。贯彻执行好一项民族政策的“催化剂”是民族关怀。所谓民族关怀就是要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相关人员带着感情去工作，诚心诚意的带着对受益民族的尊重、爱护和关心去工作。这是政府公共责任感在民族政策执行上对公职人员的要求，是政府人员伦理自主性的体现。
高效应的民族政策实践过程离不开民族关怀因素，民族关怀应充分体现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监控等各个环节。
民族政策制定是整个政策过程的起始阶段和首要环节。在这个阶段要进行充分地调查研究，汇集各方面民族发展的政策意向和信息，广泛争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科学论证，进行政策实施预测，形成政策提案，经过合法化的过程，成为正式的准备付诸执行的民族政策。在这个阶段，为了确保形成的政策符合民意，应把民族政策的制定置放在整个社会环境中，吸纳广泛的公众参与，通过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和新闻媒体介入、举行听证会等途径、方式了解各方反应，了解受益民族群众和利益相关民族群众的真实想法，以确保政策目标真正为民族群众所急、为民族群众所想。
民族政策执行是构成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是将政策既定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唯一途径。因此，这个环节相当重要。这个环节本身又包括政策宣传、政策分解、物质和组织准备、试点和全面铺开等环节。体现民族关怀以尊重民族群众的知情权为前提，通过必要的宣传让民族群众了解政策的内容和目的，让民族群众觉得民族政策与其生活密切相关，从而支持政策，积极参与政策执行。体现民族关怀也体现在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的作用上，通过民族自治地方对民族自治权的充分运用，发挥出政策效益。在这个环节，应该充分发扬民主，避免主观作风和单一的行政行为模式化，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服务于当地各族人民。一些对口援建项目采取的“交钥匙”工程的做法，往往忽视了必要的民族关怀。为了各族群众、相信各族群众、依靠各族群众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践行。
民族政策评估是判断政策效果的重要环节，政策评估将为政策的继续、调整还是终结提供依据，有利于促进民族政策的制定及其运行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民族政策的评估可采用专家评估、民意收集、综合评估等方式，要以政策的效果、效益、效率为评估重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意从经济指标、环境指标、生态指标、民意指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民族政策监控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的始末，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通过这个环节来监控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有助于确保政策是否得到贯彻实施，以求达到预期的效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要挖掘民族政策的监控源，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各级党委、民主党派、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团体的作用，尤其应注意吸收受益群体的代表参与政策监控工作。
(三)从群体受益向地区受益和个体受益转化
目前，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族体共享”的政策。[10]这一传统来自于新中国建立初期。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计划经济时代，除了满族、回族以外，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集中分布在传统的居住区域内，民族社会环境相对封闭、稳定，同一民族社会内部社会分层情况不突出，因此，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实现民族政策“族体共享”是合理的。
时至今日，我国民族政策的整体运行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向横向拓展，民族成员间跨传统居住区域的多向流动增加，民族散居化趋势更为明显，也就是说，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民族居住区域相对固定，民族社会环境相对封闭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二是在各个民族社会内部，社会分层现象比较普遍，民族成员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明显，群体性的民族经济社会差距被个体化的民族经济社会差距替代；民族成员之间之地位与待遇的比较更为直接，这种局面致使相同社会分层上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为享受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感受，三是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各领域，同时，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公平、公正、平等已成为人们重要的社会价值追求，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公众的维权意识、民主参与意识都不断地叩问“为什么在生育、入学、就业、提干、福利等方面不实行各民族的完全平等”?
以人为本要体现人本关怀，要体现对各民族弱势群体的同样关照。国家和政府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做好社会整体的扶贫工作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助工作，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由此可见，如果再简单地实施“族体共享”的做法，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社会公正的原则。民族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应该微观化、细致化，不能再简单地“一刀切”。比如某些省在招收民族预科班学生时，招生政策原则上规定录取分数线可降低80分，结果吸引了大批城市少数民族学生报考，按照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满计划数的录取方法，实际录取分数线只降低了几分到十几分，结果是：被录取的学生成绩好，但又不愿意多上一年的预科班，而这些省内欠发达地市需要照顾的少数民族学生却没有真正享受到政策优惠，城市内与享受这一政策的少数民族学生同等家庭环境和同等教育条件的汉族学生认为这对他们不公平。[11]这一政策的实施由于没有以照顾差距为基础，简单的以族体受益为标准，因而其结果是“该照顾的没有受到照顾”，“不该照顾的却受到了照顾”。
科学发展观要求民族政策实践应通过不断创新来实现以人为本，既要体现民族照顾，又要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在受益对象界定方面可采取两种思路：一是将民族照顾与地区照顾结合起来，即对于一些发展水平相近、自然环境相似、经济发展困难相同的民族和地区，实施同样或相近的政策，做到民族发展和地区整体发展同步考虑。二是由群体受益转向个体受益，基于民族群体的优惠政策向基于个人需求的扶助政策过渡，最后转变为基于公民权利的政府扶助，即谁需要帮助，政府就扶助谁。[12]
总之，随着时代演进，我国民族政策的实践环境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而要有效地解决这些新问题、应对这些新情况，就要以人文本，不断创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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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于1963年前后提出了公平理论。其中公平差别阈(eDtequitydifferencethreshold)理论强调条件不相等的公平感，认为在人们心理承受的范围内，存在分配差别是允许的.根据个人工龄，职位，资历，劳动投入量等因素决定不同的人的收入存在的差别。条件不相同的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过大(称为悬殊差别)或差别过小(称为无差别)时，都会造成人们的不公平感。只有适宜的差别分配才能产生公平感。所以，公平差别阈的概念是：刚刚能使两个条件不相等的人产生公平感时的适宜差别分配的比值。将这一理论借用到民族政策的影响上来，如果民族政策对某一民族的照顾过于优惠，超过了其他民族的心理承受限度就会对政策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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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经济政策篇10
[关键词]唐代；民族政策；启示
唐朝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朝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多数是友好的。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实施了与以往朝代相比较为开明民族政策。汉族与边疆民族，中原与内陆地区的的交往空前频繁。由于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强盛的国力和先进的文化，唐朝吸引着各族人民与之交往；在交往中与唐朝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原的技术与文化传播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一、唐代民族政策的主要措施
（一）设立军事行政机构，加强中央与地方联系。唐朝自建立之初，在国家统一与族群关系处理方面，亟需处理的族群关系问题主要包括与当时的北方突厥、回纥，东北秣褐等诸多族群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直接关系到当时的唐朝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能否巩固。为此，唐朝在北部边境先后建立了都护府和都督府。西北地区，公元658年，唐朝设安西大都护府；647年设龟兹都护府；702年设立北庭都护府（709年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其中，所设立的最高军政兼职的都护府兼具军事和行政职能，其机构较为完善，定岗定员，各有其职。军政机构的设立，在当时促进了丝绸之路畅通，加强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东北地区，唐朝分别设立了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这一时期，在具体措施上，唐朝沿用了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用以处理族群关系问题的最主要的政策――羁縻统治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羁縻府州，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自身发展，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积极作用。唐代羁縻统治既继承了先秦要荒服羁縻政策所初步确立的多民族统一原则及依俗而治原则的基本内核，更为这些原则能有效地贯彻执行给予了机构与制度的保证。
（二）实行册封制度，改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具体措施方面，对于回纥，唐太宗任命回纥首领为瀚海都督府都督，封回纥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安史之乱期间，回纥出兵助唐平叛；双方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对于，7世纪末，唐玄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渤海正式归属唐朝版图。8世纪唐朝在黑水地区设置都督府，正式归属唐朝；对于南诏，8世纪前期，南诏首领皮罗阁在唐玄宗的支持下统一六诏，唐玄宗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唐太宗时期实施的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政策，使其在当时被尊奉为“天可汗”。
（三）实行和亲政策，促进中央与地方文化融合。唐朝用联姻的办法加强同少数民族的联系，如派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和松赞干布、尺带珠丹联姻，发展了唐蕃关系，促进了汉藏两族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在对待吐蕃的问题上，采用了和亲的策略。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几次派使者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是个有才识的女子，她出嫁时带去了许多书籍和谷物、蔬菜种子，还带去了大批手工业工匠。文成公主入吐蕃，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8世纪初，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又迎娶金城公主，并给唐朝皇帝上书“外甥是先皇帝旧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四）任用少数民族人才的政策，巩固中央政权。唐朝初期，与羁縻政策并行，唐朝先后任用了突厥、匈奴、鲜卑、西域、高丽、吐蕃等族群的人士担任中央集权管理下的官职，朝廷里也大量任用其他民族的人士担任官职。这种较之以往所不能比拟的人才策略，使唐朝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文化思潮不断涌现。
二、评价
通过设立军事行政机构，巩固羁縻统治，实行册封制度，实行和亲政策，任用少数民族人才的政策，这些主要举措可以充分反映出唐代民族政策具有较为鲜明的灵活性。对待不同的民族问题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设立军事行政机构针对的是解决北方突厥，回纥民族问题，以及东北秣褐民族问题；册封制度针对的是回纥、、南诏民族；和亲政策针对的是缓和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唐朝统治阶级能够从各个民族问题产生原因出发去解决或缓和矛盾，实行开明的政策，在总体原则上依然牢牢把握着“以和为主”这一政策尺度。
唐朝统治者总结了秦汉以来处理少数民族关系政策的得失，在发展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增强实力的同时，能够善待少数民族，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以和为主，以抚为主。重视人才，重视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和睦相处，建立了较为融洽的民族关系。稳定的民族政策下所早就的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又极大的促进了唐朝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繁荣发展，是唐朝成为同时代世界上最为先进和富足的国家。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对于后世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于后来历代王朝的统一具有借鉴意义。
这一历史时期民族政策，大大加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少数民族封建化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及民族融合。唐朝时期，边疆各地发展很快，各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共同创造了大唐盛世。
此外，正是由于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唐朝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与唐周边藩国及中原周边民族有了密切的交流，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发展与民族融合，唐朝盛世的局面得以开拓，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成果，不但促进着中华民族的进步，也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一方面，中亚文明得以经由边疆地区进入中原，而中原的文化精髓也影响着周边国家并传播其他国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前进做出了贡献。
三、唐代民族政策的启示意义
中国自秦汉时期多民族国家形成以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不同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相互交往和融合，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及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唐代处理民族关系主张以“和”为主。从历史层面来看，秦朝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秦之后，相继有汉、唐、元、明、清等政权统治中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始终处于乱而不散，分而复合的形态。这与历代的政治制度体系下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经政权割据直至政权统一，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巩固与发展。
当今中国的民族政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促进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逐步形成了马克思民族理论体系；列宁、斯大林又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运用到具体实践当中，阐明了民族的科学定义及民族的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在此基础之上，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策、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政策、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少数民族人口政策以及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政策等等。上述政策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完善、调整。这其中，民族平等、团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具体实施中要坚持“三个离不开”、“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内容，进一步丰富了民族关系的新内涵。
民族政策有助于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展，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重心，要积极开展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推动各民族团结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宋蜀华陈克进主编（2001）：《中国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
[2]王钟翰主编（1999）：《中国民族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