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与政策篇1
一、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评估困难与组织形式选择
（一）评估的困难
对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评估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判断的难度主要是由下面一些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
1.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关系的利害性
农业政策实施的结果必然会造成人们经济利益格局的改变，有些人从中得到了经济利益，有些人损失了经济利益。得到经济利益的人可能说自己是应该得到，或者加以缩小。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的人肯定会喊冤叫屈，并加以夸大。双方这种对各自经济利益得失相互背离的描述，就要严重地扭曲农业政策的本来面目，使人们难以对农业政策所转移的经济利益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估。这种评估是对农业政策的一种价值判断，又是对政府及其有关人员政治行为的一种价值判断，评估的结果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荣辱褒贬，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政策的制定者或执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影响评估的结论，力图对农业政策作出有利于本政党、本届政府、以及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评估。不同利益主体对政策评估所施加的影响，必然增加政策评估的难度。
2.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换的结果重叠和效果的难以辨认性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农业政策不止是一项，在同一个时期，往往有很多项农业政策在同时发挥作用，这样就造成了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结果重叠在一起，很难准确地将某项农业政策的实际效果从总体变化中区分出来。有时，不同的农业政策，以及农业政策与其它政策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干扰，使得区分每项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各自效果更为困难。
3.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影响的广泛性和结果的难以计量性
一项农业政策转移经济利益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既包括经济的影响，又包括非经济的影响；既包括预期的影响，又包括非预期的影响；既包括短期的影响，又包括长期的影响。在所有这些影响中，一方面，有些因素难以测定，或根本无法测定；另一方面，有些结果也往往难以用同一个计量标准来衡量。这就给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正确评估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4.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多目标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
一个国家的农业政策是由一系列政策组成一个农业政策体系，这样一个农业政策体系在转移经济利益时目标是多个。国家希望实现所有的农业政策目标，但有些政策目标是处在矛盾之中，起码是不能同步实现。这样针对不同目标的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评估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此外，尽管我们要求农业政策要有明确的目标，但由于一方面农业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生产结果就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和高度政治性，以及农业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对象的主观因素，也使得农业政策转移经济利益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这就给最终的价值判断带来了困难。
（二）组织形式的选择
1.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评估的制度化
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评估的制度化就是将其评估作为一项制度列入有关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计划，使其评估不仅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而且能够成为一种程序化的制度，这是从组织上落实其评估的一项根本保证，其评估制度化的主要内容包括：
（1）政府机构中应该设置专门的组织或指派专门的人员进行评估；
（2）建立评估工作制度，每项实施的农业政策在适当的时机都要进行评估；
（3）设立评估基金，解决评估的经费来源问题；
（4）认真对待评估的结论，注意评估结果的消化吸收。
2.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评估者选择的多样化和科学化
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评估者是评估的主体，对于评估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由于他们在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利害关系不同，使得他们对其评估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和局限性。因此，对评估者的多种选择以及对各种结论的有效综合，十分有利于得出科学合理的评估结果。
（1）农业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评估。这种评估的优点是评估者本身就是农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因此对整个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过程具有全面的了解，评估者掌握着有关农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有利于评估活动的开展。但这种评估也有其致命的弱点：由于评估的结论关系到评估者作为农业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自身的声誉，因此评估中容易出现夸大成绩，尽量少讲或根本不讲失误的现象，这与评估的根本宗旨相违背；作为农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往往代表着某一部门、某一机构或地方的局部经济利益，这就使得评估容易走向片面性，并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由于评估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需要评估者系统地掌握有关的经济理论知识，并熟悉有关的方法和技术，对于他们来说，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系统训练。
（2）受政府机构委托进行的评估。政府有关部门可能委托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机构、学术团体、专业性的咨询公司、乃至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对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进行评估。这类评估者由于不受政府内部利益格局的限制，因而能够较公正进行评估。由于评估活动是以委托方式进行的。因而有利于建立起评估者与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促使评估活动顺利地进行。由于评估者是专业的评估人员，具有评估不同农业政策的丰富经验，有利于提高评估活动的质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接受委托的评估者由于在评估经费、评估资料等方面受委托人的控制，所以有时会造成评估者实际上对委托人负责，而不是对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效果负责的现象，评估者可能接受委托人的旨意，为了迎合委托人的要求而放弃科学公正的评估结论。
（3）相关利益集团及其代表机构的评估。农业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利益转移要涉及到农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加工者、消费者、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者以及与农业有关的信贷机构等各方面的经济利益，相同的经济利益取向形成各自的利益集团。一般来说，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代表机构，例如农民协会、消费者协会等组织，他们对农业政策都会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得失角度加以评估。这种评估虽然较多地考虑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可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却能够更加突出地反映某一个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得失，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4）独立的农业政策专门评估机构的评估。一些在行政隶属关系上不属于政府部门的相对独立的农业政策机构，有利于维护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评估的科学性、客观性，有利于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职业评估人员，一般来说，这类机构的评估结果具有较高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评估形式。总之，以上各类评估人员及组织形式各有短长，一般不能以一家之言为准，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评价结果，然后再决定农业政策的取向。
二、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评估的理论基础
新福利经济学不再把资源的配置理解为社会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状态是以收入均等化为前提。而是把效率研究放在首位，并认为效率来自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借鉴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来评估我们的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应该是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
如何借鉴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来为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评估服务呢？那就是要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来兼顾公平。只有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才有可能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收入和分配的合理化，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公平和效率是各国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时都要面对的选择，传统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选择是处在两难的境地，两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认为要提高效率就会有碍于公平，要讲究公平就要牺牲效率。那么人类能否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协调和同步增长呢？这是人类还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无数农业政策的实践证明，在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中，效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提高效率，将“蛋糕”做大，才能够实现更好的公平分配。这里所说的公平不是平均，而是机会均等，这里的公平是在机会均等条件下导致的收入不均等。由于农民在能力上和智慧上的差异，有人收入丰厚，有人收入低微，这正是公平的一种反映。如果你硬要把他们的收入拉平，反而是不公平的表现，结果必然会降低经济效率。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反映着生产和分配的矛盾。很显然，一个国家在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的过程中，不能只考虑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前面提到的效率和公平的协调和同步增长，也是一种类似于帕累托最优的理想化模式，在农业政策的实际运行中难以完全做到，但却是国家应该始终努力的目标。效率是解决公平问题的基础，但效率的提高并不会自动形成公平，公平的实现离不开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的转移。
三、农业政策与经济利益转移评估的基本标准
（一）生产力标准
农业经济与政策篇2
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要确保粮食供求平衡和价格稳定，确保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快农村改革的步伐。
一、虽然2004年粮食大幅度增产，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并没有明显提高。粮食调控政策应该把握好两点：既要重视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要高度重视防止粮价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
2004年粮食总产量4695亿公斤，比上年增产388亿公斤，增长9．0％，扭转了1999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粮食单产308公斤／亩，比上年增长6．6％。粮食单产和当年粮食增产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粮食增产幅度这么大，与气候因素有直接关系，更得益于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扶持政策。2004年旱涝灾害呈“点状、散发”，未形成大的区域性灾害，总的受灾程度也较轻。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旱灾面积为4．12亿亩2003年为3．73亿亩2004年为2．18亿亩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涝灾面积为2．25亿亩2003年为3．05亿亩2004年为1．16亿亩。2004对粮食生产的支持政策力度之大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2004年粮食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经验是，面对粮食价格的全面上涨，决策部门没有人为打压粮价，而是顺应了市场供求规律的要求，理性地对待粮价上涨。
目前国内粮食总需求大约在9700多亿斤，每年约增长0．8％，这是各个方面比较接近的看法。只要今年粮食产量能达到9300－－9500亿斤，加上大豆进口和适当进口一部分小麦，完全可以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实现粮食总产量达到9300－－9500亿斤的目标，取决于气候条件是否有利，也取决于对粮食生产的支持政策能不能保持稳定、并不断完善和强化。实现这样的目标虽然有难度，但只要调控政策得当，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次粮食价格上涨以后，能在目前的高价位上维持多久？会不会只维持23年的时间？这是当前农民和粮食主产区最为担忧的一个问题。从过去10年的情况看，1993年底至1996年粮价经历了3年的上涨，1997年至2003年又经历了近7年的下跌和持续低迷。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粮食价格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是难免的，但一定要防止这次粮食价格上涨23年后，又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今后23年内粮价下跌的可能性要远大于粮价上涨的可能性。如果出现粮价大幅度的回落，整个农业和农村工作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2005年我国粮食政策的基本趋向是：
1、稳定粮食播种面积。这是稳定和增加粮食产量的基本保证。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为14．91亿亩。2004年农业部的估计是15．3亿亩，增长4000万亩。今年要争取恢复到15．5亿亩。
2、稳定和完善对粮食生产的各种扶持政策。继续对种量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农业税的减免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的资金会进一步增加。最低收购价的政策仍继续保留。从国内外的经验看，最低收购价或最低保护价政策虽有必要，但政策成本往往较高，即使采取这项政策，也要把握好力度，最低收购价的水平要合理确定。要集中财力确保对主产区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的价格保护。
3、加大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支持力度。农村税费改革前，每年中央加地方的农田水利投资为200亿元左右，其中中央占1／3，而每年农民自筹资金就达200亿元左右。高峰时每年冬春农民投工可达到80亿100亿个工日，最近几年，农民投工这一块已经大大下降，现在已降到50亿个工日，今后还会继续下降。逐步取消“两工”后，如何保证农田水利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渠道，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对于农民直接受益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在切实加强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前提下，可以允许投工投劳。全国有60多万个村庄，在短期内把农村各种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都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是不现实的。引导农民自觉自愿投工投劳，参与各种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政策课题。在实践中如何把握好有关政策界限，需要严格控制标准、严格规范，防止重新加重农民负担。对于受益对象范围较大的农村公共工程，必须纳入各级财政的支持范围，不能再重新恢复农村义务工制度，对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民必须给予合理的报酬。要大幅度增加中央财政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投资，主要用于支持粮食主产省份改善生产条件。
4、建立对粮食主产区的补偿机制。目前的粮食风险基金是中央给一块，地方政府掏一块。粮食调出省将粮食调往粮食主销区时，实际上将粮食风险基金的一部分补给了粮食调入省份，这样就形成了“穷省”补贴“富省”的现象。在过去粮食多时，粮食主产区感到吃亏。这种反常的补贴严重打击了粮食主产地区的生产积极性。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粮食主产区的事，更是粮食调入省份的事，不能让经济相对落后的粮食主产区来承担这个责任。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具体设想是：适当降低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中地方财政的自筹比例；从经济发达省份根据其粮食调入量或占用的耕地数量，收取补偿金给中央财政，形成粮食安全基金；将土地出让金的一部分归集到中央作为粮食安全基金的来源，中央财政根据粮食调出省份粮食调出的数量给予适当补贴。
5、协调好粮食进出口政策与国内粮食政策，防止出现“逆向调节”，并弱化我国进口粮食的“大国效应”。从以往经验看，出现过国内粮食供给相对平衡的时候却大量进口，国内粮食减产供应紧张的时候又大量出口的现象。要统一协调粮食内外贸政策，提高粮食进出口的运作效率，防止粮食的进出口方向与国内的供需实际严重脱节，减少“逆向调节”。2005年玉米出口可适当扩大。限制玉米出口的政策会打压国内玉米价格，有可能造成“卖粮难”。2004年进口的小麦全部用于补充国家小麦库存，在小麦丰收后，2005年仍然要控制好小麦进口的数量和节奏。过去的经验表明，一旦出口国形成中国缺粮的预期，我国进口粮食时，将会刺激国际市场粮价上涨。中国进口粮食确实产生了“大国效应”。要进一步改革粮食进口体制，掌握好进口时机，弱化“大国效应”。
二、2005年农产品价格已经没有继续大幅上涨的空间，粮食增产幅度也不可能像去年那么大。因此，农民增收的压力会很大。要更加重视“节本增收”、“优化农业结构增收”和“改善农民就业增收”。
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农业增收比重超过非农业，粮食主产区增收速度超过非主产区，种粮农民收入增速超过非种粮农民。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力度之大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但从总体上来看，财政政策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远比不上粮食涨价和外出打工。2004年农民主要是靠“涨价增收”和“增产增收”。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农民增收困难。必须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力争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一）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消费品价格的上涨。
2004年肥料价格约上涨了20％。各项财政政策性因素的直接增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抵消掉了。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控制农业生资价格的过快上涨是2005年一个重要政策课题。2004年对化肥生产和进口厂家的财政补贴（7亿元）基本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2005年政策要有所调整，这笔资金用来直接补贴农民效果会更好。2005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3．9％，其中，城市上涨3．3％，农村上涨4．8％。农民购买力低，但农村物价上涨却高于城市，是不正常的。农村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日用消费品，不合格率高、假冒伪劣问题较为严重，销售渠道混乱，严重危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一些地方行政管理乱收费的现象，加重交易双方负担。连锁、超市、配送经营等现代物流方式在农村发展还非常落后。要规范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管理，净化市场环境，建立有效的农业生产资料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农村日用工业消费品市场要以扩大连锁经营、重点加强便民设施建设为主，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商品消费品分销渠道，发展销售制等营销方式，方便农村居民消费，提高农村市场的运作效率。
（二）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粮食供给不能指望过度依靠国际市场，尤其是口粮，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在我国，确保粮食安全应包括三项具体目标：一是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基本自给水平；二是通过进出口调剂、库存吞吐，最大限度地保证粮食市场供求平衡；三是保障特殊群体的食品安全。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仍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主线。根据我国农业资源利用和农产品供求的现状，应在继续发展种植业的同时，加快林业和畜牧水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在大农业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力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推动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形成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加大对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按照“发挥比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实现市场多元化”的战略思路，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力争成为世界农产品贸易强国之一。
农业经济与政策篇3
关键词：农村政策；农村经济；发展；发展机制；路径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01
一、我国农村的发展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从封建王朝时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再到行中国成立初期过渡时期的农业合作社经济，再到现在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经济都反映了我国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视，以及农业在我国的建设与发展之中的基础性的作用。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每一代领导人都毫无变化的注重“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发展，这是因为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得以发展的基础，是一个国家安全稳定的保障，只有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才会有力气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去拥护社会主义以及国家政权。现几年，我国的农业发展得到了很大的进步与发展，这不仅仅源于我们国家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还取决于我国所颁布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与措施，在这其中农业财政项目绩效这一项法规措施就显得有为的重要与突出。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以及财政的支持，而且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对于农业的发展与实施是非常重视的。况且农业的发展是工业以及手工业和其他厂业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人们生活得以进行和进步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基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发展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用财政政策解决我国农村的经济问题使我们当务之急必须解决的。
二、我国农村政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机制
前年举办的十明确指出要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把“设”字改为了“成”字，仅一个字的差别就看出了国家对于城市建设与农村建设成小康社会的决心与目标，近几年，我国对于农村经济建设很是重视，相继出台了很多关于建设农村的新政策，这些政策对于农村的经济增长很是重要，但是也存在着许多没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农村金融产品的缺乏使村名在选择金融产品时较单一，这直接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现问题，除此之外，农村的交通不发达，一直以来都未能解决，这使农村的经济发展较慢，大量的产品运输不出去，使部分农民亏本，最重要的是，我国农民的补贴太少，每年挣不到钱，致使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村建设发展不起来，经济自然也就上升不了。那么，关于国家出台的农村政策以及农业政策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机制到底有哪些呢，下面，我来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农业政策是指根据本国的国情，规划农业演进的目标，并分阶段确定重点发展领域，引导农村经济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的经济政策。
农业政策通过对三大方面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机制产生影响，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政策通过制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实施农业支持政策，引导农村经济发展；规划农业发展方向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引导农村产业结构升级。
2.引导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实现农业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农业政策通过完善市场供求机制和创新的激励机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产品最低收购销价和粮食储备的实施，保证了农产品的销售，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拉力。
3.科技创新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科技推力。农业政策通过调节农产品供求、调节农产品购销价格、调节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提高农民的收益，实现农村的社会和谐，从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三、我国农村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
农业是一个国家之本，只有农业得到了发展才可以为我国的工业、手工业等各个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因为只有农业得到了发展，粮食的产量才会得到保证，人们的温饱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那么，人们就可以有力气去为了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而出一份力。所以为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得以稳步发展，我国就必须对农业财政项目进行绩效评价，这样就可以在最大限度充分的利用我国的财力资源，并合理的进行农业技术的发展。当时对农业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看似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工作，但其实它并没有表面上看的简单，它不急需要各个地区的合理分配任务，各部门之间各司其职，还需要中央部门与地方部门合力协作；最重要的是要求各个部门及其相关部门的人员一定要公正、公平、合理的去开展这一项工作，保证这一项工作的透明度与先进性。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农村政策来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农村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对于研究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下面，我来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农业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是：农业政策的实施影响土地的利用效率和要素投入效率，进而影响农业和农村产出，最终影响农民的收入和消费。取消农业税对于农业种植面积的增加和劳动力的增加具有直接影响，且短期和长期效应都较为明显；对农业产量和产值的增长有间接影响，且短期效应明显，长期效应并不明显；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短期效应明显，长期效应并不明显。因此，取消农业税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农民平均减少百余元的负担，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农村居民收益，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公共投入机制，这将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农业政策要以对农民的激励和支持为出发点，引导资源合理配置，提高要素投入效率；注重政策的协调性，发挥政策的合力作用；不断创新制度，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经济与政策篇4
由于整个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改革主要是依靠政策作为依据的,农业法制建设相对滞后,既不可能建立成熟的农业经济法课程体系,农业经济法课程也无法取代农业政策学的位置,使许多院校将农业经济法与农业政策学合二为一,改成农业政策与法规;有些院校将农业经济法改为限修课;甚至有的院校取消了该课程。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局面并未改观,课程建设面临着存废抉择。我们认为,新的历史阶段,包括农业经济管理、林业经济管理、土地管理、农业推广、农村区域发展等在内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的农业经济法学课程应当保留,并且应当作为专业骨干课程开设。其理由主要是:第一,完善的专业知识结构需要掌握农业经济法学知识。市场经济必然是法制经济,民主政治也必须是法制政治,依法治国作为我国新时期的基本治国方略,已经由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意味着我国已经实现了由政策作为基本制度工具转向主要依靠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和治理国家,农业领域也当然毫无例外。
这就要求未来农业经济领域的经营管理人才必须懂得依法经营,依法管理,农业经济法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领域。第二,农业政策学不能替代农业经济法学。农业所包含的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制度在其发展进程中的巨大作用,而主要调整政府行为的农业政策对农业的直接影响尤为突出,这或许是农业政策学课程受到普遍重视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转换一下视发现,法律更具有更本性和长远性,甚至对政策本身也具有决定意义:一方面,从课程所赖以构建的制度基础而言,在我国,现行的农业法律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党的政策。固化为法律之后,这些原本的政策才有了稳定性、普遍性和规范性的特点,才能够发挥更大的社会进步效应。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努力,所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政方针都逐步被纳入宪法,同时其各项实施措施也被法律固定下来,由此才有效保证了“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才确定了政策的基调和未来走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以往普遍认可的“政策是制定法律的依据”、法律实施“必须以政策为指导”的观点必须转变。法律在先,政策在后,农业政策是作为农业法律的具体实施措施的执行功能,这种程序在美国等法制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坚持依法治国,就“必须从思想上明确认识:法律是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据,政策应以法律为指导”。另一方面,从课程建设的内在逻辑上分析,没有对法律层面的把握,就无法正确理解政策的内在意图和价值趋向,从而导致对政策认识上的机会主义,科学的政策研究也就无从谈起。现阶段将农业经济法学作为专业骨干课程具有可行性一方面,作为课程教学内容和研究对象的农业经济法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建立。首先是作为农业基本法的《农业法》,在颁布实施9年之后,经过2002年的全面修订,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制度的规定更加完善,为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提供了基本依据;其次是农业部门法逐步走向完备,包括农业经营和村民自治主体方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乡镇企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业经营方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农业要素使用、管理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水土保持法》、《水法》、《渔业法》、《防沙治沙法》、《水污染防治法》,
农业生产规范方面的《种子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支持农业方面的《农业技术推广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等等,至今已有20余部,另外还有50余部农业行政法规以及农业部制定的近500部部门规章,关于农业的地方法规数量更多。另一方面,伴随着法制建设实践的重大进展,相关理论研究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也达成共识,为课程建设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农业经济法学课程应当独立开设,名称应当统一首先,农业经济法学与农业政策学课程应当各自独立开设。尽管两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各自都有相互独立的范畴、体系、目标和侧重点,将两门课程合并起来,既有可能削弱两者的地位,处理不好还会继续模糊人们对法律与政策关系的认识。
其次,课程名称应当一致起来,统一称为农业经济法学。其他名称中,“农村法制”显然还包含农村社会管理、民事关系的法制等等,背离课程设置初衷;“农业法”体现了法律调整范围的特征,但与整个法律体系中部门法的划分不一致,不能体现农业法的经济法属性;“农业政策法规”则是将本来应当分设的课程合二为一了。
农业经济与政策篇5
关键词：新时期；农民结构；惠农政策需求
中图分类号：D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3-0085-02
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突出，城市与农村都是劳动力的需求主体，如何合理分配劳动力取得双赢，需要政府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发展地区经济。在关于发展农村经济的研究上，学者注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而忽视农民结构的影响因素，史明灿认为欲实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强化其对农民收入的贡献能力，必须改变传统的农业结构，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新型农业结构。[1]而与惠农政策的需求相比，学者更加偏重惠农政策的执行效力研究，谢来位认为执行人懒惰执行、敷衍执行、选择执行、附加执行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了惠农政策目标不能有效实现。[2]现实中，农民结构的合理性与惠农政策的科学性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缺乏理论研究，因此本文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所述农民结构特指农民性别、年龄层次和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分布情况。
一、农民结构历史对比与地域差异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农民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新时期的分界线。农民结构是地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比农民结构的历史变化和地域性差异，探寻造成农村结构改变的原因。
1.农民结构的历史发展历程
建国初期我国农业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80%。“”时期农业虽然遭受一定的破坏，但是从1972年起中央对农村政策的较大调整，一定程度促进了农业发展。1978至1984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农村为重点发展对象，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80年代中期，我国农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75%。总体农村人口比例只有小幅度下降，该时期农村男女比例总体均衡，青壮年劳动力充裕，但国家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从1984年开始，国家把发展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数据显示，1984年，全国流动人口猛增到2000多万。1993年，全国约有6000多万农村劳动力在外，占全国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5%。1995年，全国流动人口进一步增加到8000万，[3]如今农民工数量已达2亿之多。总体来说，政策的倾斜性、资源再分配的偏向性、农民寻求发展的趋利性，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日益明显。我国农村地区呈现男少女多、年轻劳动力流失的失衡现象，而城市地区呈现农民结构均衡现象，但国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
2.农民结构的地域差异性
我国东部地区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资本优势，加上国家经济政策的倾斜，使地区龙头企业及农村工业发展良好，农村市场经济化及农村城镇化水平高。经济发达地区有足够的财政从农业、工业、教育等方面提供支持，确保农民增收的同时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稳定农村经济发展。目前东部地区农村男女比例总体均衡，高素质青壮年劳动力充裕，例如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相近的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黄金镇桂芳村中44岁以下的村民人数占全部村民比例的81.73%。农民结构分布合理，我国中部地区作为传统农业区，人口集中，在自然、经济条件欠佳的状况下，农民自身承担来自自然与市场的双重性风险，农民增收困难，进城务工成为年轻农民工脱贫致富的快捷途径。例如据调查显示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两丫坪镇过江坡村共有村民820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将近200人。利用人力资源转化为社会发展资本，普遍成为该类地区的特点。因此，中部地区农民结构主要表现为男少女多，年轻劳动力选择务工偏向性明显，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我国西部地区深居内陆腹地，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发展处于劣势地位。地多人少，分散性和低效性构成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收入差距悬殊、收入来源单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等一系列因素促使农民工跨地域性转移。农业的弱质性在西部地区尤为明显，随着农业比较效益日益下降，劳动力外流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农业发展水平低下，农民结构失衡成为了西部农村地区一个特色。
3.我国农民结构的发展趋势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加上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前景日益广阔。同时，国家加大了教育投资力度，农民接受现代化教育渠道不断拓宽，农民文化水平将不断提高，这有利于农民接受新思想，打破"重男轻女"的守旧观念，缓解农村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国家在支持传统农业发展的同时，对于农村城镇化经济及第二、三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强，将有利于广大青壮年农民在农村附近城镇就业发展，这无疑有助于优化农民结构。因此从整体上看，农民结构未来总体呈现均衡发展趋势，但是客观上由于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发展速度等不确定性因素，农民结构地区差异性将普遍长久存在。
二、农民结构对惠农政策需求的影响
我国东西部地区农民结构分布差异性大，惠农政策在各地区实施效果上会产生一定偏差。相关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客观上受到农民结构的影响，本文从农民结构各异的地区影响惠农政策需求类型、政策补贴方式、政策需求参与意识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农民结构影响惠农政策需求类型
现今，我国惠农政策主要分为四类，包括促进生产发展及补贴类政策，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类政策，发展社会事业类政策和加强社会保障类政策。随着东部地区市场经济发展，单一传统农业已无法满足农民需求。由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源充足，农业逐步向第二、三产业转型，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农户对资金需求也不断增大，但金融机构在农村覆盖率低，农村金融资源无法合理配置，农民难以享受惠普型金融服务，[4]近几年，国家重视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的建设，农村金融网点数量虽大幅度增加，但是网点分布依然零散。相比于城镇居民，农民融资仍受渠道狭窄、融资种类单一、融资金额低、房屋抵押不能等因素限制。因此该地区惠农政策仅停留于补贴类政策已滞后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与促进生产发展补贴类型政策相比，完善社会事业类政策更切合实际。我国中部、西部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受制于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效率总体偏低，农村发展状况欠佳，农民生活水平低下，劳动力外流现象明显；受制于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加上“一孩半”政策的负面影响突出，导致农村男女比例失衡。中西部地区农民结构分布不合理，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国家政策为其增加补贴收入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据调查资料显视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鹿角镇幸福村村民对"家电下乡"政策的知晓率为86.64%。因此实施惠农政策中的生产发展补贴类政策、社会保障类政策在该地区能够实现资源最大化。
2.农民结构影响惠农政策需求补贴方式
我国惠农政策的补贴方式大体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两种。直接补贴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而间接补贴不直接以财政拨入方式进行，而是通过流通渠道间接给予补贴。[5]我国东部农村工业化程度高，农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农民科学文化水平高，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被逐步开发，农民需求逐渐呈现多元化，单纯的农业资金补贴已不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提升。对于东部地区农民而言，直接补贴只能暂时性小幅度增加收入，而间接补贴则能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积极长效作用。然而由于间接补贴的范围小、受众少，补贴过程中过于繁琐的行政干预致使执行成本高，存在政策制定不全面、执行流程不科学的缺陷，使迫切需要间接性补贴政策扶持的农民实际受益额度降低。因此，东部地区农民结构决定了该地区需要科学、合理的间接性补贴政策和完善的政策执行体系。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受经济基础、人力资源、自然条件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低下。农业天然作为弱质性产业，毋庸置疑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国把“多种多补，少种少补”作为直接补贴政策原则，而这种采用“一卡通”方式进行直接的财政划拨，有助于降低补贴成本。但受物价等因素影响，农民增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据统计中国农民收入只有不到4%是来自农业补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结构决定直接的资金补贴政策更能有效保障农民收入稳定，但是局限于直接补贴的种类狭窄、补贴金额少、补贴效率低等问题，农民增收幅度小，因此完善直接补贴政策体系，提高直接性资金补贴的额度更具有迫切性。
3.农民结构影响惠农政策需求参与意识
惠农政策需求参与意识包括信息传递过程中农民接收的时效性、政策执行过程中农民的积极性、执行监督过程农民的参与性。我国东部农村城镇化水平高，交通发达，资讯来源多样化，农民文化水平和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在政策的信息传递吸收方面具有优越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对于政策缺陷、实施效果、政策完善建议等能作出积极反映，利于强化惠农政策体系。在惠农政策执行监督方面。东部地区农民与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的交流互动积极性高。例如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相近的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黄金镇桂芳村村民在参与惠农政策有问题时71.66%村民选择反映问题。参与表达自身需求意见热情度高，有利于促进政策体系的完善。国家根据东部地区农民结构中的不同群体所反映的不同诉求，进一步完善惠农政策，保障农民权益。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教育资源缺乏。传统思想束缚农民改革创新的观念，公平、平等、自由观念淡薄，该地区农民的关注焦点普遍仅限于国家直接补贴的资金与物质，据调查数据显示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两丫坪镇过江坡村村民对“粮食直补”政策知晓率为84.62%，而对社会保障、公共设施等“暗补”政策漠不关心。信息传递途径、内容的狭窄、单一，政策执行不到位，对执行主体的监督、反映诉求的意识薄弱等一系列因素导致惠农政策无法有效实施。基于客观情况，国家应优先考虑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增加教育资源，从而逐步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以上需要国家通过制定惠农政策的方式加以实现。
四、优化农民结构与提高惠农政策实施效果的政策建议
优化农民结构可以有效提高惠农政策的实施效果。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管理机构，同时政策制定是资源合理分配的重要途径。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对优化农民结构，提高惠农政策实施效果具有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1.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现今农民就业、劳动、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权益，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工话语权的缺失。[6]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的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博弈现象日益明显，要深入反映农民自身利益诉求存在一定困难。农民作为弱势群体，诉求难以通过常规途径表达。当问题得不到解决需要进一步寻求救济时，大多数农民选择“上访”、“控告”，但是现在我国相关部门存在办事能力不强、服务意识薄弱、效率低下等问题，不能切实利用现有途径有效解决农民诉求。要保障农民权益，唯有完善常规化、去行政命令色彩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保证农民利益诉求渠道畅通多元化，为国家制定惠农政策的科学、合理性提供参考，让国家惠农政策更加惠民。因此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势在必行。
2.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根据科斯（R.H.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与交易次数成正比。农民组织可以集中批发化肥、良种、生产机械，实现资源共享，扩大生产规模，减少交易次数，从而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将个体、分散、小规模的农户组织起来发展农业，以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可以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促进有限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有利于使地区形成“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促进农村发展的战略性转型。将农业生产信息与市场有机联系，保持供求关系科学合理，防止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出现。国家惠农政策应该向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方向发展。
3.培养农科创新性人才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技术，而农业技术推广存在的制度环境属于纯公共产品，应隶属于政府行政职能。[7]传统农业的发展已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潮流，组织化、产业化、集中型成为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农业科技创新性人才，开发农业技术。国家应加大农业科学研究的财政预算，设立农业研究基地，农业技术培训机构，培养农业人才。对于农业人才，国家实行优惠政策倾斜，挽留农村科技“能人”，优化当地农民结构，发展现代化、科学化农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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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与政策篇6
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它并非单纯的保险业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的关系甚至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等，这些因素如果协调得好，就能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和前提条件。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实践经验和教训
在已制定实施农业保险法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既可能深受该国或该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影响，也可能受他国或他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一定影响。以加拿大为例，在1959年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该国没有开办农作物保险，但有一些与保险的功能相似的为因灾受损的农场提供经济补偿的政策项目，这些政策项目在实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足。这些源于国内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打下了一定的实践基础。此外，促使该国政府下决心举办农业保险，也与其邻国美国20多年试验农作物保险所提供的较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关。
(五)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总是会表现出相应的杠杆指导作用，这点在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中也不例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理论认为，要取得农作物保险的成功，此类保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十分慎重，在1938年开办农作物保险之前已对1900年一1938年的灾害损失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拟采取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获得通过后，该国政府就设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设计、维持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农经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认为农作物一切险是不能成立的。受该理论影响，西欧除少数国家(如法国、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发展一切险农作物保险。
二、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具体选择
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模式和合作性模式三大类。从保险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模式又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农业经济与政策篇7
论文摘要: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中国财政对农业投资的目标与农户理性经济行为不兼容，财政支农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影响财政支农政策效果。为改善财政支农效果，必须优化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结构，改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环境。
一、问题提出:财政对农业投资效益的反思
财政对农业投资在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性，其原因主要在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独特的地位、作用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稳定农业生产，保证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等。财政支农政策目标体系内部各项目标之间关系较为复杂，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矛盾性。优化财政支农政策，协调财政政策目标，对于提高财政支农绩效，促进“三农”问题解决和城乡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财政对农业的投人总量也逐年增长，但其占财政支出总量的比重却在降低。从绝对量来看，财政对农业投人从1978年的150. 66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172. 97亿元，增长了20. 1倍，而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13. 43%下降到7. 85 % 。与此同时，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值、主要粮食产量和农民纯收人增加的各项目标和各项目标协调程度来看，效果均还有较大改善空间。
已有的关于财政支农绩效的实证研究都是检验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和结构对农业产值、农民收入和主要粮食产量的影响。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就业领域扩大和农民收人来源的多元化，应该用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的产业结构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和主要粮食产量等的影响来衡量。为此，利用1978一2007年财政支农资金总量和结构数据以及农民收人产业结构等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和主要粮食产量作实证分析，以真实反应财政支农资金的绩效，揭示财政支农支出中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分析财政支农政策的传导机制和微观主体行为模式对财政支农绩效的影响，为提高财政支农绩效提供理论支撑。
从影响农民第一产业收人的财政支出来看，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亿元，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增加0. 61亿元;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占总收人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农民第一产业收入减少2615. 75亿元。主要粮食产量和财政收人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有显著影响，但主要粮食产量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的弹性系数很小为0. 035，即主要粮食产量增加1亿公斤，农民第一产业收人仅增加0. 035亿元。财政支农支出对滞后一期农民第一产业收人的弹性系数为0. 75，即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亿元，农民下一年第一产业收人增加0. 75亿元。农民收人结构对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没有显著性影响。
从影响主要粮食产量的财政支出因素来看，财政支农支出绝对额对主要粮食产量没有显著影响;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比重提高对主要粮食产量有显著负面影响，即农民第一产业收人比重提高导致主要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
从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农支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第一产业收人，但对增加主要粮食产量的效果并不明显，农产品产量增加对农民第一产业收入增长的作用非常有限。财政支农效果有待改善，支农政策目标系统内容各子目标兼容性较差，主要体现在农民第一产业收人增加和主要粮食产量增加之间的关系不密切。
二、财政支农微观基础和政策传导机制
农户是农村的生产经营主体，是财政支农政策的微观基础和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对财政支农政策的反应模式直接影响财政支农资金运行的效果。研究我国特殊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背景下的农户行为目标、约束和模式是深人理解财政支农政策绩效的重要突破口。
从财政支农政策目标看，宏观上包括增加农产品产量，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距，保护生态环境等。财政支农政策应该为农户经济行为提供稳定的、目标明确的、预期稳定的导向，要尽量减少政策目标间的冲突，增强协调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是农业和农村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财政支农政策落实的主体，其经济行为对财政支农政策的反应方式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效果。
农户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受要素察赋结构等因素影响，小农经济是我国农村家庭经营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商品意识逐渐增强，家庭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户的非农化经营不断发展，甚至成为家庭的主要收人来源。但是，传统农业内部以家庭为单位、小规模、分散经营仍然是我国农村家庭经济的主要特征，所以，农户经营行为必然包含着传统农业中农户经济行为与整体经济市场化的矛盾，以致影响财政支农支出政策的效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理性经济行为模式表现为在制度和要素约束下追求家庭收人最大化。在行为目标上，农户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为主的效用最大化。家庭效用函数包括收人、稳定、尊重等，由于收人以外变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或者是收人的函数，追求收入增加成为农户的主要经济行为目标。在约束条件上，包括外在于家庭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社会保障、要素流动、产权保护等制度和家庭可支配的资金、劳动力、技术、土地等实体要素。行为模式是在服从市场经济逻辑的条件下，适应、利用外部条件，合理配置家庭资源，实现家庭效用(主要是经济收人)最大化。
作为传统农户经济行为最为重要的外部条件—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从公共财政角度看，具体表现为，城乡二元的公共品和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和机制，包括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等农村公共服务和生产生活用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这直接约束了农户的经济行为，导致独特的经济行为模式，影响财政支农政策的效果，具体体现在:
第一，财政支农的宏观目标与农户经济行为的微观目标不兼容，是财政支农效果不好的重要原因。从农户家庭效用函数与财政支农目标的关系来看，农户收人最大化目标与财政支农目标是兼容的，即财政支农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能够通过农户追求家庭收人增加目标的行为得到实现。但农民增收目标与农产品供给增加目标存在不协调。受政府农业投人等政策影响，我国农业内部农户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是以传统手段为主，这导致农业、工商业和农业内部不同生产领域较大的比较经济效益差别，导致农业生产行为的扭曲。在农户经济活动中，农业、非农业构成其经济活动集。增加粮食产量是增加农户收人途径之一，但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要素收益率远远超过传统农业，且风险较低，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在内的传统农业内部，传统种植业收益率最低，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在内的种植业中，传统粮食作物经济效益又最低。因此，从追求经济效益目标出发，传统农业中的农户在要素约束允许的条件下将偏离增加农产品供给的目标，这导致农户增加收人目标与增加粮食产量的财政支农政策目标不兼容和冲突。
第二，增加收人和农产品供给增加目标的经济执行主体错位。农户要素察赋与其经济行为的产业、行业选择密切相关，不同经济领域对主体要素数量和质量要求不同，理性的农户都根据家庭要素察赋选择综合收益率高的经济领域。一般地，资金充足，文化水平高，经营管理能力强的农户选择要素收益率高的工商业为其主要经济活动;资金实力弱，文化水平较低，经营管理能力差的农户被迫选择收益率低、经营风险较小的传统农业，尤其是传统粮食种植业。前者有利于收人增加，不利于农产品供给增加;后者有利于农产品供给增加，但不利于收人增加。因此，财政支农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增加农民收人的目标实现主体分离，影响目标的实现。
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财政支农目标和农户经济目标冲突的出路在于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采取新的、高效率生产方式，生产高附加值的、高收人需求弹性的农产品，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高，能够实现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和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的和谐统一，即既有利于财政支农目标达到，也有利于农户收人增加和家庭效用增加，使财政政策有坚实的微观主体基础，政策传导机制顺畅。
第三，财政农业投资与农业现代化要求错位，不利于传统的农业现代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要求劳动者知识技能、生产工具、生产对象、生产方式等诸要素整体协调和层次的提升，任何一个方面的落后都将制约农业现代化进程。从农业生产的要素构成来看，劳动力、土地、劳动工具、农产品品种、基础设施、技术等要素的有机协调，才能有利于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以及其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农户从农产品产出增加到收人增加之间还必须经受市场的考验，即完成从农产品的生产、运输到销售，或者从生产、加工、运输到销售的全过程。事实上，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传统农业经济内部，传统种植技术不能适应农产品新品种的要求，气候等自然条件受控性差，农业自然风险大;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制度不完善，农业经营市场风险大等制约着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要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实现农产品产量增加和农民收人增加的统一，财政必须有所作为，如通过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整治土地，改良土壤，改变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被动服从局面，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业科研投人，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增强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研究开发、推广先进适用机械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等等。以上措施的综合配套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是农业走出传统农业困境的重要前提。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不仅影响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人的增加，也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
由此可见，一定规模的财政农业投资和投资结构的合理化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产品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和农业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条件，是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缩小农业与现代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构建和谐经济社会关系的基础。
三、提高财政对农业投入效益的对策
理论上，要提高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绩效必须使财政投人方式与农户理性经济行为相协调，财政支农目标与农户经济行为目标相兼容，促使农户增加对农业的投人，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事实上，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与农户经济投入的互补性较差，不能产生协同效应，这是财政农业投人绩效不理想的根本原因。提高财政支农绩效必须改变不合理的财政支农投人规模、结构和机制，使财政支农投人能够适应、引导农户经济行为，促使农民收人增加、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生态改善。
第一，增加财政支农的资金投人力度。财政支农资金总量投人增加是结构优化的前提，只有在投人总量增加的前提下，投人结构才能得到有效的调整和优化。根据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社会，农业投资比较率这一指标值应该接近1。可是，我国的这一指标值还不到0. 2。当前，我国已经开始进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阶段，应该通过完善财政支农制度，强化财政支农政策执行，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速度不低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逐步提高财政投资比较率和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改变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短缺的局面。这是从根本上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增强农产品供给能力、增加农民收人的重要前提。
农业经济与政策篇8
关键词：农业政策性金融问题成因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已经有悠久的发展历史，随着货币的出现和农产品成为商品开始，我国就逐渐出现了农业金融活动。从国家政权开始利用农业金融活动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开始，就产生了农业政策性金融，可以说，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是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依然存在供求失衡、运作不合理等问题，政府在相关金融立法和监管方面也存在不足，在某些方面却又干预过多，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既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又有其内部因素的影响。
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政策性金融供求失衡
农业政策性金融供求失衡是指农村政策性金融供给与需求不相等的情况，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供给小于需求。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需求主体众多，包括农户、农村企业、政府等，具有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他们都需要政策性资金购置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改进农业生产技术、购买农业生产机械以及改善医疗卫生、教育条件、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现阶段我国的农户、农村企业和政府都对农业政策性金融有着较强的需求，并呈现出多层次和多样性的特点，但是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供给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农业快速发展的需求。
（二）农业政策性金融运作不合理
2005-2011年间，农业发展银行总资产、贷款余额、总负债、发行债券等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向央行借款则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农业发展银行通过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筹集资金逐渐增加，对央行再贷款的依赖度降低。金融运作不合理主要表现为：资金负债结构失衡、资金运用效率低、机制不完善，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三）政府干预不当
适度的政府干预能够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政府干预不当则有可能破坏市场秩序，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现阶段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相关立法滞后。世界各国发展农业政策性金融首先会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较早的有美国的《农业信贷法》、《农业保险法》和法国的《土地银行法》、《农业信贷银行》；较晚的有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农业合作法》和韩国的《农业协同组织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依法经营、规范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我国的农业发展银行是依据《关于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通知》成立，经营原则和业务范围等则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章程》确定，法律制度处于缺失的状态，具体运营过程中如何处理与政府、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等，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法律地位不明确。目前我国的金融立法日趋完善，但是专门针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法律缺失，立法滞后使农业政策性金融无法可依，制约着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
2.监管不到位。目前我国对农业政策性金融采取的是多头监管模式，银监会审核农业发展银行的高管任职资格及市场行为，国家财政部审核财务费用，其他相关业务则由商务部等相关职能部门监管。多头监管带来了监管缺失和监管越位并存的问题，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经营计划、利润补偿等无人问津，而具体的审批等环节又监管甚严，使金融机构缺乏经营自。随着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已经获准经营商业性业务，这就要求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进行有效的监管。此外，由于缺乏农业政策性金融绩效的评价，也会影响资金投入和使用绩效。
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问题的成因
（一）外部因素
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滞后。我国农村自从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也拉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在农业改革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个体经营方式弊端日益明显，客观上要求对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改革，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挥规模优势，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技术，满足农业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农村的市场经济。为此，应该依靠科技进步，加强农村建设，推动农业合作经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现阶段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具体表现为：虽然提出了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却没有制定相应的土地产权流转等制度，增加了农业规模经营的难度，没有制定农业产业化的实施机制，当前农户依然是主要依靠家庭单位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农业劳动生产率难再有大的提高；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坚持市场取向，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还没有达到市场调节粮食供求的改革目标，如何保护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经济利益，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依然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改革的重点；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农业保护机制，无法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村经济结构有待优化，农产品结构无法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国内外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作用，才能实现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滞后的现状带来了农业政策性金融供求失衡等问题，制约了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
2.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缺乏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我国一直在进行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意义，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实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完善现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199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要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工协作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商业性信贷资金受利益驱动逐步退出农村市场。成立之初，国有四大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在农村设有数量众多的营业机构，向商业化转化以后，四大银行受利益驱动，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增设营业机构，反而由于农村经济效益低而撤销合并现有机构，把经营的重点转向城市等期望收益更高的地方，曾经办理过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农业银行和人民银行也不例外。例如，中国农业银行基本取消了对农村地区零散农户的业务，经营的重点转向大型乡镇企业和城镇，农业贷款也以高新技术项目和菜篮子工程为主，其他商业银行已基本不再办理农村信贷业务，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依然存在产权归属模糊等问题，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3.认识不到位且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我国的理论界对农业政策性金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目标、法律地位等没有一个清晰准确的界定，只有一个比较笼统的描述，实践中产生了很大问题。有学者认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应该形成一定的竞争，也有学者认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要体现出政策性，不应与商业银行形成竞争，这些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发展银行的相关政策和业务范围，经营方向不明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官员意志的影响。在实践中，我国更注重贯彻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和保护粮食安全，对开发农村市场、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重视程度不够，造成环境破坏和灾害频发等问题，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城乡贫富差距增大，这又反过来影响了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实施。粮食供给方面，我国重视数量忽视质量，粮食总量有余而质量不足，存在结构性矛盾。
（二）内部因素
1.农业政策性金融自身的固有矛盾。农业政策性金融是政府为了克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举措，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搭便车”的现象。例如在农业发展银行为农村企业和农户提供低息的政策性贷款时，不符合条件的企业或项目也会借机提出申请，甚至会产生寻租行为，导致政策性贷款的支持面拓宽，偏离了支持重点，影响了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实施效果，也增加了贷款资金的管理难度。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实施过程中会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可以对弱质性的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对农村金融的过多干预会抑制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农村金融机构萎缩，产生严重的供求矛盾，导致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农村过于依靠政策性金融，阻碍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农业政策性金融受政府影响很大，如果政府的权力被滥用，无疑会降低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甚至影响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实施。例如1997年以前，一些地方政府要求企业挪用政策性贷款资金来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用于下岗工人工资的发放等，这种行政干预的方式给金融机构造成大量的呆账坏账，使农业企业产生对政策性的依赖心理，也阻碍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破坏了农村的金融生态环境。
2.政策性因素影响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产质量。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政策性主要体现在为国家的经济方针服务，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一些项目的投资风险很大，贷款的坏帐比例较高，商业性金融不愿涉及，这些项目恰恰是其投资的重点，尤其是关系到农业长期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是农业政策性金融并没有因为自身承担的任务较重而获得较低的筹资成本，甚至比商业性金融的筹资成本更高，来自于存款的资金需要到期还本付息，拖欠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意味着罚息，因而其贷款利益经常处于倒挂状态，资产质量不高。1997年农业发展银行的清理结果表明，不良贷款的比例超过40%，其中开发性贷款中有44.1%为不良贷款。1994年到1996年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由农业银行，因为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产生了“道德风险”问题，农业政策性贷款的收购资金大量流失；同时企业将政策性贷款看作是财政拨款，缺乏还本付息的意愿，而银行工作人员以执行政策的名义发放贷款，承担的责任较小，导致审批及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松懈，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资产质量。
结论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能否妥善解决直接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农业政策性金融具有政策性的特点，在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推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政策性金融供求失衡、运作不合理、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既造成了有限金融资源的浪费，又影响到了支农效果的发挥，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利影响，这一方面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滞后、金融体制改革缺乏稳定性、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等外部原因，也有农业政策性金融自身的固有矛盾、政策性特点影响资产质量、实施效果难以评估等内部原因。在新形势下，加强对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进行改革，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作用，促进农业及金融机构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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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延增.wto与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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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与政策篇9
1现代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的内涵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农业经济的产业化，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双层经营的基础上，以市场调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重心，围绕农业典型产业，优化生产力资源，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现代化管理，社会化服务、逐步形成的一体化生产经营体系。加快农业经济产业化的纵深发展，是当前农业经济摆脱生产困境的根本出路。2现代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的特点①区域化和规模化。②集约化和高效化。③现代化和社会化。3现代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的现状3.1产业结构调整加快随着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推动，农民自觉调整种植观念增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力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幅度大，以规模化为代表的高效农业经济发展迅速。3.2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为保证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业发展资金的投入力度，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农业发展具有可靠地基础保障。3.3综合生产能力提高随着现代型农业经济发展的推进，遵循科技创新、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推动了农业机械化、农产品加工产业化的进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取得了不断优化。3.4机械化推广幅度大机械化生产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推动力量。随着科技下乡的运作，各种农用机械的配套，在各项惠农政策指导下，得到了推广与应用。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力。3.5农村生产方式实现根本性变革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运行，实现了农村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农村社会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正向高层次跨越。4现代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的问题4.1产业化运作机制规划不完整完善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农业产业化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当前农业经济的合作组织协作形式极不稳定。不能充分发挥农业经济合作的积极作用，农户和合作实体的责权利关系不够清晰，服务功能不强，内部运行机制不够规范。4.2产业化经营实体市场竞争能力低劣由于传统农业发展的桎梏，我国当前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的市场竞争力不强，体现在农业经济产品与市场主体上，由于农业经济实体的规模小实力薄，科技含量普遍较低，农产品加工深度不够，加工转化和增值率低，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4.3产业化主导产业发展潜力弱化主导型产业是农业区域经济与特色经济发展的支柱性经济实体，是农业产业化的源头和基础。由于客观因素影响，当前农业经济实体的规模、实力、竞争力普遍弱化，产业辐射联动能力不强。产业化基地建设、发展不平衡，缺少长远发展的潜力。4.4产业化组织机构严重缺失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是将农户统一组织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多数农业合作组织规模较小，服务内容单一，缺乏适应和开拓市场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大部分合作组织生存较困难，能够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中介组织严重缺失。4.5产业化优惠政策落实困难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各级政府都不同程度的出台了许多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是受诸多因素影响，一些惠农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实际操作性不强，相关部门对政策的实施对象和主体未能细化，导致产业化发展缓慢。5现代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的对策5.1坚持与时俱进，探索完善农业产业化运行机制创新多种渠道，加强农户与产业实体间的联系与沟通，完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经济运行机制。加快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体系的构建，探索和完善有利于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的有效机制，确保新型农业经济合作模式的正常运作。5.2坚持科技创新，全面提升农业经济实体的综合实力科学技术的普及，加快了现代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同时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动力保障，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全面提升农业经济的规模化效应，加强无公害绿色农产品等农业经济的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提升农产品质量标准和市场竞争力。5.3坚持宏观调控，注重主导型产业的潜能开发根据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充分优化产业结构，注重农业区域性主导产业的开发与管理，关注协调农业经济实体的潜力资源，扶持和规范产业市场，促进农业经济实体的示范辐射作用，促进区域性主导产业的长远发展。5.4注重人才开发，大力发展开放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农业经济的产业化发展，要切实转变人才观念，重视人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积极开创多种渠道，引进和培养农业综合型技术人才，营造和谐的人才运转环境，积极组建各种开放型经济合作组织机构与联合形式，推动农业经济的产业化发展。5.5坚持科学管理，保障惠农政策的落实到位依靠科学的管理理念，从实际出发，完善现代农业经济开发政策体系，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制定相关惠农政策，强化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方案制订和业务指导等服务功能，优化管理、规范运作，确保各项惠农政策的具体落实。#p#分页标题#e#
农业经济与政策篇10
[关键词]农村经济政策；倒逼；深化；论文
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它们“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1]（p144）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实际取舍过程中则基本是围绕某一阶段的中心任务展开，并为其服务。这一选择虽然充满了曲折、出现过大的波动，但顺应了中国的国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对党在过去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变迁历程做一个总结，是极有必要和重要的。通过回顾，可以察看其得失，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本文尝试就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经济发展政策的变迁加以考察，揭示其制度选择的路径及其经验，为今后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和经验借鉴。
一、新中国建立之前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取舍
1921年7月到新中国建立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策的选择上不是一开始就定位在农村，而是以城市为核心展开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共产党人希望通过领导新生的无产阶级，使其势力在中国的大都市中凸显出来。”[2](p230)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的工作基本没有涉足农村地区，重心在城市，目标还是在经典理论的指导下，力图通过城市工人的联合暴动来获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事实上，通过城市暴动获取政权的模式进行了多次实践，并且在1924年之后也跟中国建立了首次联合，但受到国内工人力量薄弱和背叛革命的影响，最终在1927年陷入了首次合作破裂和革命受挫的困境之中。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才在国民政府“斩尽杀绝”政策的“倒逼”下被动转入了地下和农村。从此，农村经济政策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解放区（包括了苏区、边区和解放区三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基本内容是农村经济政策，是解放农村封建主义问题的政策；解放区的生产，中心是农业生产；农民是解放区发展经济的主力军。”[3]（p393）此时，受军阀割据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已经破败不堪，农民生活艰难，稍有资财者又迁移城乡，农村经济陷入到难以持续的困境之中。“农民或以田亩荒芜，或以农产落价，致收入减少，而其日用必需，未能尽减，仍须求之于市。乡间富户，或以匪患迁徙城市；或以农产衰败，不再投资田亩，乡间储蓄，遂逐渐向城市推移。”[4](p37)农村经济的困窘和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却为刚刚转入农村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成长、壮大的契机。为此，中共尚未在农村立足，就在1927年汉口会议上确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针。伴随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28年12月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没收的土地以“（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但禁止土地买卖。[4](p37)次年4月，又在前期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早期“‘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5](p361-362)之后，又对土地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及农村的社会各阶层关系进行多次调整，从而使活动顺利推进。显然，在这一时期，“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5](p365)由于有了这些政策的保障，使陷入困境的农村地区经济，即使一直处在不断的战火和混乱之中，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如1933年，处在“围剿”之中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粮食生产比前一年增长了15%，而闽浙赣根据地则增长了20%。[6](p130-131)
随着国内外局势的迅速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经济的政策则不断地深化、调整、完善下来，更加适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革命斗争需要，起到了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降低了农村内部的摩擦、冲突。具体而言，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抗击日本侵入者，很快改变和调整了原有的农村经济政策，以减租减息替代没收地主土地的做法；同时，针对封闭的经济区域、敌伪的困扰和各种“经济战”、“货币战”等因素影响，中共适时制定了奖励生产、公私兼顾等制度，特别是在战争困难时期，各根据地还展开了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内涵的“大生产运动”。在这些政策的激励下，农民的积极性得以全面提升，大量荒地得到了开垦，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提高，如陕甘宁边区的谷物产量由1937年的1，2600，00担增加到了1944年的1，7500，00担，增长了40%；棉花则由零上升到1944年的300万斤。[7](p747)随着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又根据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了农村经济政策。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把减租减息的政策调整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1947年9月13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之后，针对中存在的乱打乱杀等现象，中国共产党对等农村经济政策进行了修补。截至1949年6月，在解放区中已有2/3的人口完成了。而更为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凭借农村经济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为革命的最终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由此可见，在此期间，党在农村经济政策上的选择明显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考察、定位、修补和完善的过程。其制度安排与变迁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认识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在政治（革命）目标、内外形势“倒逼”下逐步推进和深化的，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顺应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的实际，越来越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间党对农村经济的政策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继续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政策，还根据新的形势赋予其新的功能，“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8](p5)这样，政策很快推广到新解放的地区，使广大民众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把农业的恢复提高到国民经济复苏的基础位置。一方面，针对获得土地的民众缺乏生产资料等现象，党和政府在农村地区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采取增加农业投入、兴修水利、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开垦耕地、开展城乡交流等措施，力促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农村经济基本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全国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44.8％，超过历史水平9.3％；主要农业经济作物的产量也增长迅速，棉花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193.7％，超过历史水平53.6％。[9](p158－159)广大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
然而，伴随大规模经济建设活动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农产品不能满足国家高速推进工业化的问题，“是继续执行既定的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还是采取均衡发展，使农业的积累首先用于农业和轻工业本身？”[10](p202)的政策选择问题突出。如果顺延广大农民的意愿，选择后一种路径，必然要对工业化发展做重新选择，改变早期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相反，如果采取前一种策略，则要对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走势作一个全面的转变。而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的封锁政策以及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局势，最终使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中偏向了前者，采取完全排挤市场机制，直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安排。当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不同于原生型的工业化道路，存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趋向。对“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资本不但严重短缺，而且也无法像西方工业化发轫之时能够借助海外的掠夺和国内矛盾向海外的转嫁，我们只能依靠农业积累的转移来保证工业化资金之需。要实现这一目标，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制度安排上不得不推行新的制度选择。一是改变几千年来“皇权不下乡”的现状，增强政府的渗透和汲取能力，实现政府权力伸入基层，直接把分散在千万小农中的极少农业剩余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上。面对国家在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春夏粮食购销紧张的形势，中央政府一举把分散在广大小农手中的粮食购销困境转化为国家统购统销制度，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扩大统购的范围。接着，为了降低国家在统购农产品过程中的成本，又把前期农民自发自愿的互助合作、经过短暂的初级社后迅速提升到高级社，进而，“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11](p345)之后，迅速在全国农村推广开来，从而达到了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以解决粮食供应和工业化发展所需资本供给问题的目的。二是针对重工业战略的特征，政府推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成功阻隔了城乡之间的互动，降低广大农民涌入城市的目标，起到了稳定城市、稳定社会的作用。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大批农民涌入城镇加剧国家粮食供给负担和重工业战略的推行困境，党和政府从1953年开始不断采取阻隔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195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将按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进行管理和划分。1958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城市与农村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形成。这样，党和政府就不但能够保证对农村农产品的征收，而且还能从人口流动的限制中确保重工业发展战略所需，为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形成铺垫了制度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上的选择，目标是为了保证重工业战略的实现，但同时要想让农业也能获得较好的发展，显然是一个两重困局。虽然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过：“……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很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但在“追赶”策略、国际国内环境的倒逼下，党和政府最终还是择取了前述农村经济的政策，自然不可避免地给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种种不良的后果，“中国二元经济的隔阂不是在缩小，反而越来越大，农村、农业和农民作为一个系统在运行，而城市、工业与市民作为另一个系统也在运行，彼此独立，只是借助并依靠政权的力量，使得农业产品进入城市、工业产品进入农村。而大量农业资本的流出，使农民、农业和农村‘失血’太多，以致形成了后来一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12](p171-172，p371-372)这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体系能够渐趋形成、农村经济陷入到困境的深层次因素。
三、改革开放至今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转变
自从农村经济发展由分田到户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转变以来，农村经济陷入到既要为工业化提供农产品等资源性贡献、又要在缺乏相应激励制度的条件下获得发展的内部逻辑矛盾之中，结果“一方面，农产品供给不足，不能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居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一定比例的农民陷入难以维持温饱的贫困状况。”[13](p19)农村经济萧条、2.5亿农民难以温饱，最终促成农村内部展开了一场发轫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包产到户改革。刚开始，来自农民内部的伟大创造并没有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在1978年12月通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仍然有着“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但伴随城市改革结果的不容乐观、致使改革陷入一时困境的条件下，[14](p60)党和政府才对来自农村草根的改革冲动引起重视，在1979年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了，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的规定；到1980年9月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便最终认同了发端于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度。从此，在全国逐步终止了推行二十几年的体制，明确了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使农村经济渐趋纳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和全面推广之后，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全面促动，农业生产在短时间内获得了井喷式增长。粮食总量由1978年的30476万吨增加到1984年的40730万吨，首次出现卖粮难的现象；农民收入则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84年的355.3元，[15](p109，p90)大大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比例由1978年的2.57：1降到1984年的1.86：1；[16](p317)林业、副业、渔业、牧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积累有了明显提高。然而，以民生为核心的工业化活动在全国的发展，却需要依靠来自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支撑。自然地，伴随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农村的大量生产要素流向了收益更高的城市中。而此时，党和政府经济发展的重心再次转向了广大城镇，在资源配置上明显偏向城镇。对于农村地区的各种公共产品的提供，“……很大程度上是上级政府的偏好，这种偏好可能有一些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是更大多数就是所谓的‘政绩工程’。而且即使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公共产品，由于治理结构的原因可能根本不反映社区的需求结构，也就是没有考虑农业社区的承受能力。所以，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越多，对于农业的社会再生产反而破坏也越大，甚至还会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原因。”[11]（p345）之后，中央政府虽然也对农村的税费等领域进行改革，但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最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渐趋形成了影响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三农”困局。
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在追赶策略下所选择的工业化路径最终在2003年前后得以初步完成，开始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此时，党和政府有能力改变长期以来对农村经济的剥夺政策。面对“三农”困局，党和政府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果断地采取了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开始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思路致力于新农村建设。之后，中央连续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大刀阔斧地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不但降低了农民负担、取消了持续二千多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的补贴力度。同时，对各种涉农政策、制度也进行了变通，以更加稳定、持续地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一过程也遇到政策执行中的某些反复和各种阻力，如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政府为了保证城市的稳定、企业的生存和就业的深化，仍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延续了前期“倒逼”农村经济的政策，在不考虑农村经济实际的前提下推行机电下乡策略，以吸收农村稍有改善的经济积累；而面临日益严峻的城镇房地产用地困局，政府又采取了所谓的“土地增减挂钩”，即依据土地利用总规划，将若干拟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复垦，最终实现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地布局更合理的土地整理工作目标。该方法应该是切中时弊的，但各地在土地财政等因素作用下却频频引致了部分地区强制并村等活动，使广大农民“被上楼”后却面临生存困境。当然，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推行、改进、深化方面，确实越来越顺应了农村地区的实际，大大改善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条件，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扩大了社会保障面。
四、结论与展望
总的来看，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经济政策变迁中的路径选择完全迎合了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核心目标，使中国由旧中国的“亡国灭种”、“多灾多难”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政治独立但经济“一穷二白”等现状转变成当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农村经济政策的变迁过程尽管曲折、出现过某些悲剧性事件，但中国共产党基本遵循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路径选择方式，在政策的重要转折关头，采取了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倒逼”农村经济政策择取策略，最终达到了农村经济服从于核心目标的目的；农村经济政策一旦选定，又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在政策的推行上深化发展下去。如此路径的择取，明显是在缺乏外来资源援助和国内矛盾无法海外转嫁的结果，亦是中国工业化或自我重塑过程中资源转移、矛盾转嫁的结晶。新中国成立之前，政治目标“倒逼”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则大大深化、修正了政策的内涵，使之更加适合农村经济的实际，促进了党群关系的融洽；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期间，重工业战略“倒逼”了农村经济政策的择取，自然在农村经济政策的推行中偏好农产品对城市的集中和阻隔农民进城；改革开放到2003年之间，民生工业化策略“倒逼”农村经济政策的取舍，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的走向上无形中选择对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向城市转移的策略；2003年至今，和谐社会目标“倒逼”农村经济政策的取向，使党和政府正视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目标，推行了“多予、少取、放活”的策略。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党和政府在今后农村经济政策的取向上必然会更加注重农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一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约束，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上仍然还会遇到传统政策择取思维的影响而出现某些波动，但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却会得到持续地推进，并在不远的将来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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