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减刑政策篇1
内容提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只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而应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宽严相济”的时代意义在于“以宽济严”，“以宽济严”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宽严相济”政策的要义。要实现“以宽济严”，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即观念先行、执法跟上、立法突破。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
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200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同时要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200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在介绍2004年的工作时说：“坚持‘严打’方针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加强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但该年度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还没有谈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2005年12月，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要求政法机关要更加注重运用多种手段来化解矛盾纠纷，更加注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并明确指出宽严相济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随后，在2006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均对此作出回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在介绍2005年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时，指出人民法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法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对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依法发回重审。”在谈到2006年的工作安排时，指出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犯罪情节轻微或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也指出，2005年全国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要求：“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积极推行社区矫正”。同年11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各级政法机关要善于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
2007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宽严相济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刑事司法政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更具有现实意义。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检察机关在批捕、起诉、查办职务犯罪等各项工作中，都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使执法办案活动既有利于震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又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其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认真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
可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宽严相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
二、“宽严相济”的时代意义在于“以宽济严”
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涵义，我国许多学者强调“严”与“宽”的平衡、协调与结合。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正确地指出：“如此泛泛而谈，不足以指导实践。宽严相济理应向‘宽’倾斜。”[1]笔者认为，这一政策在当前的意义主要还是突出“以宽济严”，理由是：
我们过去20多年来一直在实行“严打”，作为这一政策的体现，1997年刑法修订时，虽然不少学者指出我国刑法中的死刑太多，但立法机关“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因而“对于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另一方面，1997年刑法修订时，“对刑法的原有规定，包括文字表述和量刑规定，原则上没什么问题的，尽量不做修改。”[1](p3)在这种情况下，新刑法仍然删除了1979年刑法第1条中的“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来制定刑法的内容，对此，笔者同意有的学者的判断：“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中之所以删除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规定，主要还是为了给严打刑事政策让路。”[2]可见，现实中我们并不缺少“严”，现在提“宽严相济”，自然让人想起“宽”的一面。
虽然1997年新刑法删除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内容，但在理论上谁也不否认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至今仍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为了说明在严打的形势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没有变，有的学者勉为其难地将其解释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基本刑事政策，而严打是具体刑事政策，依法从重从快(严打)这一具体刑事政策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的精神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相悖的。[3]但笔者认为，严打刑事政策在其内容上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是存在抵触的，采用严打刑事政策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搁置。的确，以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的关系来解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与严打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过于牵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严打刑事政策下，那些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内容的具体政策，如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不再适用。因此，以实然和应然的刑事政策分析框架来解释严打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关系，要显得更有说服力。正是由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背离，中央才提出现在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关系，现在学界也有不同看法，但笔者的基本观点是，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只不过由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前述尴尬处境，现在如果重提该政策，不足以突出“宽”的一面，因为从来就没有人正式说过我们已经改变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改提“宽严相济”，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提法相比，有一个明显不同的地方：前者“宽”在前，“严”在后；后者“惩办”在前，“宽大”在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排列问题，而是在多年来实行严打的环境下，政策制定者欲回归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特别是在“宽大”方面做文章的政策用意。顺便指出的是，“宽严相济”较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在提法上更为可取，因为：第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这一命题蕴涵着意识形态的成分，它来源于我们革命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政治策略，即使在建国后，也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刑事法制不健全的替代品，在社会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用“宽严相济”来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有利于彰显国家在对待犯罪问题上的人道态度，即首先是“宽”，能不入罪的不入罪，能不判刑的不判刑，能判轻刑的不判重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考虑动用刑法，这也符合当今国际社会“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趋势，即对大部分较轻的犯罪处以较宽松的处罚，只对少数严重犯罪如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才采取严厉的处罚办法。第二，传统话语一般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解读为：“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4]这些内容有的已经过时，如“抗拒从严”，因其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一定抵触，因而受到学界的质疑；有的不完全符合法治的要求，如“胁从不问”，刑法只规定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对“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并不是一律不问。“宽严相济”，可以在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有度等意义上来重新解读，使其内容更为科学。
此外，从近几年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践来看，主要还是围绕“宽”的主题做文章。如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12月出台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的措辞和内容带有十分明显的“宽”的特征。又如，2007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了新修改的《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提出具有下列五种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可以依法决定不起诉：1、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老年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2、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不大的；3、初次实施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的；4、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的；5、群体性事件引起的刑事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属于一般参与者的。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只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
目前，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现在就是一项基本刑事政策，罗干同志在2005年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就是这样界定的，他明确说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们维护社会治安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继承与发展，继承是基本的，但它还有发展，发展在于它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它是对我们的“严打”政策的修正，把宽放在第一位，这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把惩办放在第一位是有所不同的，原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在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提出来的，当时提宽大是以惩办为前提的，离开了惩办也就无所谓宽大，但现在提的是宽严相济，宽是第一位的，这个“宽”是围绕和谐社会而提出的。[5]但也有学者认为，“宽严相济”只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并不能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如周道鸾教授提出：过去司法机关在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会议上就提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因此，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是最近两年才提出来的，而是早就提出来了，现在用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来代替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有欠准确。[6]高铭暄教授也提出：中央文件的正式提法，比如说《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只说它是刑事司法政策，并没有说它是基本刑事政策。罗干同志在2005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说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们维护社会治安的基本刑事政策，他是从维护社会治安的角度来讲的，只限于讲社会治安。他在2006年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既提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也提宽严相济政策的刑事司法政策，可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并没有被它所代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上升为刑事基本政策，既是刑事司法也是刑事立法还是刑事执行政策，特别是刑事立法政策，还没有看到我们立法机关就这个问题表过态。再说罗干同志主管的不是刑事立法工作，他不可能讲刑事立法政策，他只是管公检法司这一系列。“我认为政策特别是基本政策的转化应当限于党中央的正式文件比较好。”[7]
如前所述，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即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定位于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继承与发展。理由是：第一，如果只将宽严相济作为一项刑事司法政策来对待，则它无法满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因为过去20多年来的持续“严打”使我们的立法、司法、执法乃至观念都烙上了“严打”的印痕，只在司法中“以宽济严”，不仅局限性很大，而且无法解决一些根本性问题，甚至还会给某些改革措施带来合法性的危机，如我国目前正在推行的刑事和解、社区矫正等，都被视为“以宽济严”的有效措施，但它们其实都面临一个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因此，只有将宽严相济作为新形势下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才能在各个领域贯彻这一精神。第二，过去我们虽然也在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时提过宽严相济，但它与现在我们对“宽严相济”的强调程度是不一样的，前者完全是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作注脚，后者则使之具有了独立甚至优先的价值，并且正在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热词。虽然现在有些领导人的讲话还间或将二者混杂在一起来使用(这也是导致学界争论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不难发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使用率越来越低，而“宽严相济”的使用率则越来越高。随着理论的成熟和实践的发展，最后以“宽严相济”来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提法在我看来是必然的。第三，至于如何理解中央文件《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笔者认为，可以作两方面的解读：一是该文件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刑事政策文件，因而它并没有就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总体地位作出界定，只是为了突出在司法领域要贯彻宽严相济的精神，但并没有说宽严相济就只能存在于司法领域；二是结合文件中“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后面的两句话：“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积极推行社区矫正”，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个问题都不是单一的司法问题，都必然牵涉到立法上的改革。
综上，笔者完全同意马克昌教授的如下观点：“如果一个政策只是一个司法政策，而不是一个立法政策，那又如何司法？立法上根本没体现宽严相济，司法又怎能离开立法判案呢？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央文件上虽然说是司法政策，但它是针对司法领域而言的，并没有把它作为整个地位来界定。所以不能因为它说了是司法政策，我们就一定认为它只能是个司法政策，否则，很多问题都没办法解决，包括对减刑假释要不要贯彻宽严相济。”[5]
四、如何实现“以宽济严”
首先，观念先行。观念是行动的先导，“以宽济严”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宽严相济”政策的要义，如果不对此加以充分认识，就会使社会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①例如，《法制日报》的报道：2007年9月24日，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依据“判前赔偿减刑”制度——“被告人认罪、积极赔偿的，可酌情减轻刑罚”，对一起轻伤害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从轻作出缓刑判决。此事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质疑之声扑面而来：“判前赔偿减刑”超出了法律授权的范围；这一制度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不利于司法公正，而且里面的腐败空间太大。“我们事先没有料到这项制度的实施会产生这么大的争议……这两天，我们的压力很大。”法院方面坦承。实际上，法院的这种做法并不存在超出法律授权范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出台的《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曾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此外，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法院负责人也告诉记者：“法院‘空判’是社会上对执行难的戏称。在清理执行积案活动中，我们发现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执行积案最多。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项是被执行人有抵触心理，不愿履行刑事附带民事的法律义务。所以，推出‘判前赔偿减刑’制度，是法院对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探索。”“这起案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索。如果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前置，或允许当事双方就此达成和解，不仅能够化解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还能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问题，何乐而不为呢？”[8]
其实，类似上述这种“判前赔偿减刑”的刑事和解现在在实践中已经突破了自诉案件的范围，如山东烟台成功地将“平和司法”模式从轻伤害案件向过失犯罪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加以推行，福建厦门、海南和北京等一些地区将刑事和解制度推行到那些在校大学生涉嫌盗窃、伤害的案件之中。刑事和解的处理方式，意味着司法机关开始将一些轻微犯罪视为“侵权行为”，使得那种犯罪与侵权之间的严格界限出现了松动。事实上，中国刑事诉讼中的自诉制度本身就说明，对于一些不具有明显社会危害性的轻微犯罪行为，完全可以有条件地放弃国家追诉制度，而引入民事诉讼的处理方式。[9]这就要求我们改变观念，提升犯罪人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体地位(而非客体)，对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允许“私了”②，即使某些比较严重的犯罪，只要有具体的被害人，而且被害人同意甚至要求对犯罪人处以较轻的刑罚(以换取自己的某种利益如物质赔偿、或日后的和睦相处等)，就应作为一个减轻情节加以考虑。因为犯罪毕竟不只是侵犯了国家秩序，还侵害了被害人的权益，因而对其处罚也要兼顾二者：对较轻的犯罪特别是某些几乎不涉及危害国家秩序的轻微犯罪，将处理的主导权交给被害人(指从宽处理，从严则不能听由被害人自己)；对较重的犯罪，则由于它危害了国家秩序，不能完全由被害人自己决定如何处理，但他的意愿应当加以考虑。
“以宽济严”还呼唤其他方面的观念革新，如传统观念中提到刑罚主要是指“坐牢”(监禁刑)，但现代刑罚的趋势是对大量的没有社会危险性的犯人实行社区刑改造，这即节省国家开支，[10]又有利于犯人回归社会(可保持与家人和社区的联系，而不致像监狱一样与社会完全隔离起来)。由此出发，对于过失犯、非暴力犯罪等没有社会危险性的犯人，不妨加大社区刑的适用力度。当然，社区刑也不一定就只有一个模式，可根据其犯罪严重程度等规定宽严不一的社区刑，如对某些比较严重的贪污贿赂和经济犯罪等，规定白天可以在社区劳动、周末可与家人团聚，但平时晚上得回到监狱中来，等等。
其次，执法跟上。第一，在审前阶段，必须大幅度降低羁押率，适当降低起诉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无罪推定”出发，明确规定：“等待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原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据此，许多国家都确立了“保释为原则，羁押为例外”的审前模式，但我国却相反，对犯罪嫌疑人实行的是以拘留、逮捕等羁押措施为原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措施为例外的模式，办案机关和人员不习惯将取保候审等视为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权利，而更习惯将其视为自己手中的一项权力，其工作思路又是能捕的尽量捕，而不是能取保的尽量取保。而实践中又一旦捕了就要尽量起诉，一旦起诉又很少出现无罪，可见在我国逮捕环节是以“宽”济“严”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此，除了将来考虑在立法上做一些制度性的调整和改革外，可以在法律范围内扩大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并通过批捕检察官必须面见犯罪嫌疑人而不是书面审批等措施来切实减少不必要的审前羁押。只有将审前羁押率大幅度地降下来，才能为扩大缓刑的适用等宽缓措施创造基础。另外，现行刑诉法第142条第2款“相对不起诉”的规定给检察机关也提供了适当扩大不起诉范围的权力资源，目前实践中有检察机关尝试使用“缓起诉”的做法并取得好的效果，这种“良性违法”现象虽然在理论上有是与非的争论，但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也许是难免的，是法律现实主义对社会治理需要的回应，值得肯定，以便为将来正式入法积累经验。第二，在审判阶段，要用足用好法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在刑罚总量处于高位状态的情况下，实现刑罚的相对轻缓化。应当承认，目前我国刑法在总体上重刑色彩比较浓厚，而以“宽”济“严”又必须在法律的幅度内，因而这种“戴着脚镣跳舞”对审判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法官对法律的精神有一种透彻的把握，在深厚的专业功底支撑下，用良知、勇气和技巧来编织权力之网，以实现政策的目的。例如，如何运用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来实现“出罪化”处理，如何运用第37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来实现“免刑”处理，如何运用刑法第72条，适当扩大缓刑的适用比例，将那些符合缓刑条件的人，特别是偶犯、初犯、过失犯、少年犯等尽量不收监，都考验着作为法律和政策执行主体的法官的综合素质。第三，在审后阶段，要扩大假释的适用，推进社区矫正，并考虑在适当时候运用我国宪法中的特赦制度来赦免一批犯人。减刑、假释都符合“宽”的特征，但假释相比减刑而言，在过渡性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正因此，国外有学者认为“假释是矫正系统最成功的故事”。但我国目前的实践中普遍存在减刑适用率高而假释适用率低的不正常现象，如北京市2004年的减刑率在30％至35％之间，而假释率仅为2‰；陕西省2001-2003年全省监狱平均减刑率为21.3％，平均假释率为3.47％，假释率也大大低于减刑率。这种局面应当扭转，应借鉴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行刑制度中实行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做法。根据我国青岛等地的经验，依据法定条件适当扩大假释率，对促进监狱管理和罪犯的改造都是有利的，尤其是对一些过失犯、老病犯、经济犯等非暴力犯罪人适用假释，所发挥的改造效果和促其回归社会的成效明显。[1](p32)此外，社区矫正也体现了刑罚宽容轻缓的一面，我国自2003年《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下达以来，一些地方的经验表明，效果是好的，应继续推进或扩大这项工作。关于赦免，我国从1975年以来，30余年没有再适用过该制度，这主要与“严打”有关，也与我国宪法、刑法中的特赦规定比较原则、抽象，又没有单独的赦免法对赦免制度的内容、程序进行明确规定有一定关系。笔者曾在1999年呼吁过在国庆50周年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特赦，[11]现再次建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特赦一批犯人，包括减轻一批犯人的刑罚和免除一批犯人的刑罚，前者如历次“严打”期间判刑较重的，后者如确已悔改的过失犯、被判处管制、拘役、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以及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因投机倒把等罪名被判刑如今看来继续关押已属不公的犯人。
最后，立法突破。刑事和解、暂缓起诉、社区矫正等均存在现有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立法。另外，我国刑法的现状属于重刑结构模式，这就决定了“严”是主角、“宽”是配角，因为这种不均衡的刑事立法结构为从重“严打”提供了司法空间，是导致宽严失衡的直接动因。要改变这种重刑结构，也必须通过立法。有学者指出，我国刑罚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这就是死刑过重、生刑过轻。从实际看，被判处死缓的，一般服刑18年左右就可以重获自由，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一般服刑15年左右可以重获自由，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一般服刑12年左右可重获自由。这种结构性缺陷带来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为此，应作如下改革：加重死缓和无期徒刑的处罚力度，被判处死缓的，原则上关押终身，少数减刑或假释的，最低应关押30年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多数应关押终身，少数减刑或假释的，最低应关押2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上限提高到25年，数罪并罚的上限提高到30年。笔者同意该观点对于“死刑过重”的分析，但对于生刑过轻的分析，笔者则有不同看法，实际上，在德国这样的死刑废除国，其最高刑虽为终身监禁，但这类犯人15年后就可以被有条件地释放，实践中一般终身监禁犯平均执行刑期为18年。③由是观之，我国目前死缓犯一般服刑18年左右获释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便在目前的有期徒刑等刑罚幅度内，我国对于绝大多数犯罪特别是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腐败犯罪等判处的刑罚严厉程度还是要甚于许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笼统地主张加重生刑，势必不利于实现我国刑罚的轻缓化。因此，笔者主张，原则上对现有的有期徒刑包括数罪并罚、无期徒刑上限不做改变，但可专门针对现有的死刑条款设置一种替代刑——有别于目前的无期徒刑的终身监禁，对这种终身监禁可抬高其最低关押期限，并不得减刑，严格假释程序。
还应看到，为实现“以宽济严”，有的制度只能通过立法才能解决。如我国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是对1979年刑法关于此内容的重大修改。④然而从实践看，这一修改使该项制度名存实亡，不利于缓解法与情、一般公正与个别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8种加重处罚事由的规定，以单一的情节决定在10年以上处刑，带来量刑过重的问题，如其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现实中有人冒充派出所民警，以威胁方法劫得200元人民币的案件，因为符合上述规定至少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过重。像这样的案件都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也不现实，因此对该减轻权应重新设置，可考虑恢复到79年刑法的经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增加报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的内容。又如，我国刑法第310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将父母、子女、夫妻也包括在犯罪主体之内，这既与我们古代的“亲亲相隐”法律传统相悖，也不符合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将近亲属排除在此类犯罪主体之外的立法例，从人性出发，建议对窝藏、包庇配偶(包括同居者)或近亲属的犯罪行为而未经事先通谋的，作除罪化处理。[12]此外，像前科消灭等体现刑法谦抑精神的制度，都有必要在刑法上得到反映。
注释：
①当然，宽是政策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绝不是为办理人情案、关系案提供契机。因此，在施行“宽”的政策时，加强对“宽”的监督，自是题中应有之意。
②借用“私了”二字主要是提醒读者注意，过去我们对刑事案件私了是作为一种违法行为来对待的，不仅不承认，还要处理相关责任人。但刑事和解视野中的私了其实是在一定的主持人主持下所达成的和解协议。
③据说德国宪法法院曾经裁决：使人看不到释放希望的终身监禁是违宪的。而且德国有研究表明：如果终身监禁犯经过心理医生和精神病医生鉴定，释放出去后对社会不再具有危险的话，18年左右是释放出去的合适时机，再关久了，可能犯人就永远失去了回归社会的能力。参见刘仁文：“在德国参观监狱”，载《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0日。
④我国1979年刑法第59条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经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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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犯减刑政策篇2
内容提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思想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以犯罪和犯罪人的多样性、复杂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对犯罪人的处罚目的等为依据而提出的。其内容可归结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运用这一政策，切忌不能只关注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还要注意与当时的社会情况相结合，并且不能脱离法律的规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在2005年12月5日至6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出宽严相济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这一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理念和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的精神，对于有效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历史渊源
宽严相济在中国法律文化上可谓源远流长。《尚书·吕刑》中曾说:“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周礼·秋官·大司寇》谈到掌建邦国之三典时说:“一曰刑新国用新典，二日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冈意思是各种刑罚的轻重可以有所变通，刑罚根据社会情况的不同(新国、平国、乱国)或者从轻或者从重。这里虽然没有宽严相济的文字，但内容却体现了宽严相济的精神。
宽严相济，在我国古代就已为执政当局所采用，并为孔子所称道。《左传》在记载郑国子产论政宽猛之后，引孔子的话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这里所说的“政”，虽然指的是“政事”实际也包含用刑。所说的“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严”。所谓宽猛相济，与“宽严相济”内容固然有所不同(一为政事，一为刑事)，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采用其中一个方面，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只有两者相济即两者互相补益调节，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晋书·刑法志》载尚书周顺说:“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时人多罪而难威，则宜死刑而济之。”意思是我们以为刑罚是轻还是重，应当依照不同社会情况适用，如果当时犯罪的人很少，并容易被威慑制止，就可以运用轻刑宽大处理，如果当时犯罪的人很多，并难以被威慑制止，就适宜用死刑予以阻止。这也是宽严相济精神的体现。
《明史·刑法志》在评述朱元璋的刑事政策时说:“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未尝偏废也。”意思是:“总括而论，明太祖用重典惩治犯罪乃一时权宜之计，而酌取适中的法制才为了给后代垂留典范，因此既用猛烈法制，又下宽仁诏书，相互辅助而行，未曾有所偏废”。这里所谓宽猛“相辅而行”，也就是宽猛相济之意。
清代雍正帝曾遗诏说:“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强调刑罚在运用上的宽与严，又必须依据不同形势而灵活掌握，再次说明刑罚的宽严相济，由于社会情况的不同而不相同。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思想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席在《论政策》一文中曾提出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思想，以之指导当时革命根据地对坚决的反共分子、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反动派中动摇分子、胁从分子的处理。闭随后，由于在执行宽大政策时有些同志作了片面的理解，以致在实际工作中出现某些偏差，为了纠正偏差，1942年11月6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指出:“这里是提示了镇压与宽大两个政策，并非片面的，只有一个政策。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是除外于宽大政策的，这就是镇压政策。这样，同时提示的两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决实行的。但各地有些同志只作片面的了解，这是错误的，必须纠正。”文件最后强调:“镇压与宽大是必须同时注意，不可缺一的。’，文件清楚地表达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思想，但还没有明确提出“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表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主席在肃反问题上曾经提出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随后这一政策一也适用于其他犯罪分子。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从此，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成为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当时担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在大会发言中介绍肃反经验时说:“党在肃反斗争中的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体现在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上，就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它的具体内容就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惩办与宽大，两者是密切结合，不可偏废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从此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所取代。
1979年制定刑法时，立法机关将这一政策列入刑法第一条，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这一政策在审判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83年9月以后，由于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国家开展了“严打”斗争，对严重刑事犯罪特别强调严厉打击，而忽视从宽的一面，因而产生一些问题。于是中央领导同志反复提出:既要坚持“严打”不动摇，又要重视依法从宽。罗干书记提出的宽严相济，正是我们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依据
1，犯罪和犯罪人的多样性、复杂性。社会生活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犯罪和犯罪人同样如此。就犯罪而言，犯罪种类很多，犯罪形态各异，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轻重不一、大不相同:有的危害极其严重，有的属于一般，有的危害不大或者非常轻微。就犯罪人而言，犯罪人的情况更是千差万别，各式各样:有的作恶多端、犯罪累累，有的一贯守法，偶尔犯罪;有的毁灭罪迹，逃走隐匿;有的投案自首，检举立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既然情况纷繁复杂，对实施危害程度不同的犯罪和人身危险程度不同的犯罪人，就不能不区别对待，分清不同情况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理。
2.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所谓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指刑罚的轻重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犯罪分子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法律表述。这一原则是反对重刑思想的，而要求对犯罪公正处理。犯罪是有轻重之别的，对轻重不同的犯罪应该如何处理呢?战国时代法家商鞍主张:“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这是典型的重刑政策思想。秦朝实行重刑政策，其结果是:“储衣塞路，图图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表明重刑政策的失败。我国当代仍有重刑思想的影响，刑法规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表明我国对重刑思想的否定。因而可以说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当前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依据。
3.对犯罪人处罚的目的。通说认为，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即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亦即预防已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不再犯罪和警告、教育社会上的人不去犯罪。这里说对犯罪人处罚，而没有说对犯罪人处刑，因为我国刑法还规定了非刑罚处罚方法。既然处罚犯罪人的目的是预防犯罪，那就应当根据犯罪人所犯罪行的情况和犯罪人本人的情况_分别处理。对犯极其严重罪行和人身危险性很大的犯罪人，需要处以重刑甚至极刑，以防止他再行危害社会并警告社会上的人不去犯罪，但对犯轻微罪行且人身危险性很小的犯罪人，就可处以轻刑甚至处以非刑罚处罚方法，即足以预防其再犯。可见，对犯罪人处罚的目的也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依据。
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谈到构建和谐社会时说:“……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人为本，既要实行民主法治，体现公平正义，又要注意化解矛盾，使社会安定有序。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严重犯罪者要严历打击，以伸张正义，维持社会稳定，对轻微犯罪者特别是失足青少年，要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它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完全符合。因而可以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体现。
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容
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容，罗干同志在前述讲话中作了概括的说明。他说，宽严相济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又说:“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历打击，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在稳准狠上和及时性上全面体现这一方针;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对失足青少年，要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有条件的可适当多判一些缓刑，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他说明了宽严相济的含义，并对“严”与“宽”两方面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
在2006年3月1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工作报告中，都强调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肖扬院长在工报告开头谈到去年审判工作中“依法严惩刑事犯罪”时说:“按照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贯彻严宽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法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在谈到2006年工作安排时首先提出:“加强刑事审判工作，依法惩罚犯罪。一是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二是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犯罪情节轻微或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罚。”贾春旺检察长在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在检察工作中“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刑事犯罪坚持严历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做到当宽则宽”。
据上所述，笔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包括如下内容: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现分别稍作具体说明如下:
1.该严则严。即对严重犯罪，依法从严惩处，应当判处重刑的，依法判处重刑;应当判处死刑的，依法判处死刑直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当宽则宽。对罪行较轻、犯罪人主观恶性较小的，则应从宽处罚，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特别是对失足青少年，根据条件可以免予处罚，也可以适当多判一些缓刑或者安排到社区矫正。
3.严中有宽。即使所犯罪行严重，但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应予以从宽处罚;罪当判处死刑，如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应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4.宽中有严。虽然罪行较轻，但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如累犯)的，应依法从重处罚。
5.宽严有度。即对犯罪人的处理，不论“宽”或“严”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范围内进行。
6.宽严审时。即对犯罪人的处理，必须考虑一定时期的社会情况或者从严或者从宽。
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
1.切实做到宽以济严，严以济宽。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切忌只适用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这就是既不能只强调“严打”而忽视宽缓政策的适用，也不能只强调宽缓政策而忽视对严重犯罪的严惩。换言之，在进行“严打”时要注意宽缓政策的适用，如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即应予以从宽判处。在对较轻犯罪适用宽缓政策时要注意有无从重情节，以便作出恰如其分的处理。
2.刑罚的宽严必须与当时的社会情况相结合。刑罚的宽严总是根据一定的社会情况确定的。由于某种犯罪大量增多，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对该种犯罪要从严惩处，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某种犯罪大量减少，社会治安形势缓和，对该种犯罪则应不再从严处罚，也不再作为重点予以打击。否则，离开社会治安形势，该严惩的犯罪予以从宽处理，该从宽处理的犯罪却予以严惩，这就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只会落得成都武侯祠对联中所说“不审时，即宽严皆误”。所以罗干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提出:“我们要立足于当前社会治安实际，审时度势，用好这一刑事政策。”
3.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注意与其他有关政策相协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此外我国还有一些刑事政策，例如“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从重政策、对青少年犯罪人教育、感化、挽救政策、对少数民族公民犯罪“两少一宽”政策等等。在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应注意与这些刑事政策相协调、相配合。例如，对特别严重的犯罪从严惩处时，如果应当判处死刑，就应考虑“少杀、慎杀”死刑政策，适当减少死刑或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处;如果被告人是少数民族公民，就应考虑“两少一宽”(少捕少杀，一般从宽)政策，尽量予以从宽处理。这样会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得到更好地执行。
4.适当多判一些缓刑。缓刑是对被判轻刑的犯罪人，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暂不执行原判刑罚而又存在执行可能性的刑罚制度，暂不执行刑罚期间届满，如无违反规定情况发生，原判刑罚即不再执行。它有利于被判刑人复归社会，且可避免在监狱中恶习的交叉感染，在国际上很受一些国家重视。我国刑事审判中也判了一些缓刑，现在看来还是不够的。为了更好地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我们应当转变观念，对轻微犯罪人员、失足青少年，根据条件适当多判一些缓刑，以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5.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的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适用的对象为: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它不是一个刑种，而是一种社会化的矫正措施。社区矫正首先在北京等六省市进行试点，现已扩大到18个省市自治区。从试点情况看，效果甚佳。为了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将社区矫正试点进一步扩大直至全面推行，并不断总结工作经验，将社区矫正工作逐步规范化，使这一对待较轻犯罪人的矫正措施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济犯减刑政策篇3
[关键词]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宽严相济；法治改革
[中图分类号]DF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3-0068-04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反思与改进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演进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思想渊源于宽猛相济的政治思想，而非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殷政宽厚，而周政礼烦政苛，故孔子祖述尧舜。守周礼文武之缜密制度，取殷商至上古之宽大精神。后世发展为指导历代统治者执政的宽猛相济思想。“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我国历史上的刑罚思想源远流长，历代统治者奉行“外儒内法”，但为维护统治地位长期以来奉行重刑传统。历代宽猛相济的刑事思想为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了观念基础。
建国初期，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同志明确提出“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1956年，党的提出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是首次明确提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但这显然不仅是在刑事政策的意义上使用，而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指导意义，需要刑事领域的具体贯彻和执行。1979年刑法第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法制化。但基于“立法不宜将政策作为制定根据加以规定且该政策已通过刑法基本原则体现”等考虑，1997年刑法删除上述规定。这并不是否认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属性，而是一段时间内针对社会治安形势强调从严办理，反映了立法者与政策制定者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改进的良好意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既是刑法机制改革的回应，又是刑事政策合理性的追求。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辨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对“严打”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在哲学基础上。宽严相济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都强调报复与功利，但后者是二元论、并立论，而前者是有机论、统一论，追求宽严有机统一，宽中有严，严中有宽。而“宽严相济”则是“宽”在前，“严”在后，功利在报复之前，重点在“宽”上，更多体现了现代刑罚的目的主义与教育主义。第二，在历史基础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来自于军事实践，而宽严相济来源于现代刑事政策科学原理，是对建国后犯罪态势发展与犯罪规律研究的结果，是犯罪控制论对刑罚机制进行协调获得的结论。第三，在指导思想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与计划经济和社会的高度组织化相适应，支配这一政策的是静态的社会稳定观，而宽严相济要求建立的是一种和谐、动态的社会稳定观，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组织高度发展相适应。第四，在基本内容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内容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为宽泛，覆盖刑事法各环节，不限于刑事实体法的范畴，并对过时的内容有所改变。第五，在改革方向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推动犯罪化、重刑化和监禁化，而宽严相济则致力于推动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要求对轻罪、偶犯、初犯、过失犯、女犯、未成年人犯从宽处理，讲究刑罚的谦抑性，不轻易动用刑罚。因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非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翻版。而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刑事政策，实质要义在呼唤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的“宽和”。这种趋势可以称之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改进
宽严相济作为对刑事政策合理性的追求，不是刑罚世轻世重，也不是西方两极化刑事政策，它超出了宽猛相济的政治思想，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发展。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尚处在探索和实践之中，有待改进。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过于注重刑事政策策略。没有充分反映刑事政策科学与现代刑法理念的要求，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一系列刑事策略的汇集。是对和谐社会下惩罚和预防犯罪经验的简单总结。表现为观念指导超过制度规定。第一，刑事政策科学要求政策制定反映刑法的预防功能和价值目标，引领刑事程序的运行方向。符合刑法的目的性原理，但宽严相济来源于传统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没有关注现代刑事政策原理；第二，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是现代刑法的两大基本理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构设计不够科学、内容有欠完备。导致宽严相济偏重于“宽”而忽视了“严”，政策内部存在矛盾之处；第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多为原则性规定，没有明确具体的要求，没有理论的系统总结，政策运用“存乎一心”，经验汇集重于政策制定，原则性超过约束性。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传统观念和制度滞后的影响。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容易倾向于违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行为政策化不仅要求司法人员的素质提高和自觉性增强，更要求一定的体制机制保障。
从目前高位运行的风险社会来说，“严打”既不可取，收效亦微，而一味采用“宽和”刑事政策与目前犯罪态势不相适应。正确的政策导向应当是“宽严相济。整体趋轻”。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法治观念变革
(一)确立刑事法治的动态稳定观
刑事法治的静态稳定观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需要。稳定并非“一潭死水”，并非社会超组织化，并非没有刑事犯罪，而是刑事犯罪获得合理的控制与科学的预防。刑事法治的动态稳定观要求在未有犯罪之前，预防犯罪；在犯罪之后，迅速打击惩罚犯罪，回复正常社会秩序，并预防减少同类犯罪的发生和再犯。动态稳定观要求社会把犯罪控制在一定量以内。这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发点。动态稳定观要求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要求确立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事犯罪分清轻重、区别对待，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中有严，严中有宽，罚当其罪，轻重适宜，以符合罪刑均衡原则。
(二)坚持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统一
这是从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上对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的要求。第一。注重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要把握法律适用
的法律效果，更要关注法律运用的社会效果。从和谐司法的角度出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树立正确的司法权威观，把维护司法公正作为提供司法保障、实现社会效益的立足点。第二，注重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统一。司法公正是刑事司法的起点与底线。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必须把司法公正放在首位。改革司法应在底线公正的前提下推进。比如简易程序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辩诉交易，行刑人道化不能赋予罪犯超越正常人的权利。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能忽视刑事被害人的权利，等等。司法效率、司法能力是宽严相济的另一目标。司法改革应趋向于能力建设与效率提升，趋向于迅速地化解纠纷、解决矛盾，恢复社会秩序。
(三)宽严相济重点在于“宽严有度”
认识宽严相济，必须把握宽和严两个方面。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济则包括救济、协调和结合。宽与严存在辩证关系，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宽不是要法外施恩，严也不是无限加重。宽以济严、严以济宽的基本要求是：轻罪案件以宽为主、济之以严，包括非犯罪化处理、非刑罚化处理、非监禁刑的适用、从轻减轻乃至免除处罚、减刑假释的适用；重罪案件以严为主、济之以宽，包括刑事法网的严密，也包括刑罚的严厉。实践中应做到：一是当严则严。严而有度。包括严密法网、严厉惩罚、严格程序。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犯罪、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的案件，必须予以严厉惩处。二是当宽则宽，宽而有节。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轻微刑事案件等应坚持从宽处理。三是宽严相济，促进和谐。宽有节而严有度。本身就意味着“相济”。既不能“宽纵无边”：也不能“一律从严”。宽严相济必须尊重罪刑法定原则，坚持刑法调控的“度”。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法治制度的变革
(一)全面启动刑法修订。改革刑罚制度
目前，我国刑罚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即死刑过重，生刑过轻。一死一生，轻重悬殊，极大地妨碍了刑罚功能的正常发挥。要推动刑罚制度改革。必须在刑法分则中减少死刑罪名，在保持刑罚必要威慑力的同时促进刑罚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人道化。
为推动刑罚制度改革，建议启动刑法的全面修订。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已出台6个刑法修正案，计53条。除规定施行时间的条文外，涉及刑法修改、补充的条文有48条。这48条刑法修正案条文，分别对40个刑法条文进行修正。被修正的刑法条文占刑法典452个条文的8.85％；增加13个新罪名，修改原有罪名34个，修正的罪名占刑法全部424个罪名的8.02％。总结刑法10年来的发展。存在刑事法网不严、分则死刑罪名过多，修正案修订繁杂无章、刑法解释越权等若干缺陷，开始着手研究全面修订刑法正当其时。修订刑法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罪名、改革刑罚。除了完善死刑制度之外。为配合死刑的减少，应对无期徒刑进行改造，比如适当延长实际执行的刑期，调高有期徒刑刑期的上限，等等。
(二)推动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强人权保障
第一，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我国已经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批准加入只是时机问题。无罪推定是国际人权公约要求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规定而没有必要另加表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7条规定：任何人已经依照一个国家的法律和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者宣告无罪的。就不得以同一罪名再予审判和惩罚。这就是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刑事诉讼法如果完全移植这一规定，审判监督程序就会失去存在基础，也有悖于现阶段人们对公正的认识和对法治的期待。必须注重这种制度的路径依赖和本土语境，对该原则予以改造，吸收进新的刑事诉讼法。
第二，加强控辩平衡的制度设计。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存在明确分工，职责不同。政法委统一协调指导，刑事诉讼模式总体上属于纠问式。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加入了控辩对抗的因素，比如律师会见权的保障、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等，但控方相对于辩方的优势并没有打破。刑事诉讼的整体运转必须通过加强辩方的力量来强化控辩平衡。刑事诉讼权利的法定性必须要有权利的保障性规定，比如权利告知、辩护权保障、禁止刑讯逼供与未成年人案件暂缓制度。一言以蔽之，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题是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而修订的重要参照就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三)引入恢复性司法。构建刑事和解制度
恢复性司法是指以恢复被害人所受的损失并在对立的双方间促进和平与安宁为目标的一种对犯罪行为的反应。作为一种为现代犯罪控制理论认可的替代性的、非正式的犯罪处理方式，它可以从深层次化解矛盾，重建社会关系，促使犯罪者真诚悔罪，早日回归社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考量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借鉴恢复性司法完善刑事和解制度。比如当前诉讼实践中的轻伤害案件，一般社会危害性小，且存在取证难、划分责任难等问题，多由邻里纠纷、家庭纠纷等日常琐事引起。通过和解解决有利于促进和谐。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公诉机关对双方当事人在前主动达成谅解及赔偿协议的，一般建议侦查机关撤回案件、不捕或相对不诉，以满足诉讼经济和司法公正的要求。
(四)改革刑罚替代措施，重视行刑制度构建
经济犯减刑政策篇4
一、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内容及原则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明确了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分子的不同情况，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对严重犯罪依法从严打击，对轻微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对严重犯罪中的从宽情节和轻微犯罪中的从严情节也要依法分别予以宽严体现，对犯罪的实体处理和适用诉讼程序都要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
同时确立了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坚持的原则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1、全面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宽与严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二者相辅相成，必须全面理解，全面把握，全面落实。既要防止只讲严而忽视宽，又要防止只讲宽而忽视严，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2、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括犯罪侵害的客体、情节、手段、后果等)、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包括犯罪时的主观方面、犯罪后的态度、平时表现等)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
3、严格依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须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现政策指导与严格执法的有机统一，宽要有节，严要有度，宽和严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做到宽严合法，于法有据。
4、注重效果。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做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有机统一，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以有利于维护稳定，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和谐。
二、我院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尝试
结合我省今年的检察工作的要求：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以化解社会矛盾为主线，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在如何使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上、在提高队伍素质和执法水平上下功夫，为构建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云南作出贡献。我院确立了实行贯彻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原则——要因事因案而定，不能因人而定。并确立了主要在以下四类案件上考虑如何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开创检察工作新的局面：第一，因邻里纠纷引起的轻微刑事案件，特别是轻伤害案件；第二，残疾人犯罪案件、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第三，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严把立案关；第四，恶势力、地痞、恶霸行凶滋事，受害方反抗而引发的刑事案件。
为使上述四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准确把握，我院公诉部门还确立了一定的程序措施予以保障。针对轻微刑事案件，在审查过程中采取能组织民事和解的从中协调和解，防止“一案结，千日仇”，通过解铃的方式调和双方当事人的矛盾。针对未成年人案件，特别是在校学生的案件，采取简便快捷的办理方式，充分利用假期等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的方式，并尽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在认识自身错误的同时能够快速回归社会，不受歧视，增强庭前改造的效果，保证在开庭后能够改其向善，针对第四类案件则联系侦查机关，多收集被害人存在过错的证据，保证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理与法有据、与情有原。
三、在公诉工作中饯行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一些建议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保证案件的处理作到“宽要有节，严要有度”，在保证不枉不纵的基础上同时要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为更全面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使案件的办理做到宽而有据、严则有度，结合我院所处的社会实际和以往案件办理的经验总结，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认识“宽”与“严”，才能更好的保证刑事案件的质量，并通过案件的办理促进司法的和谐。
（一）“宽”的适用
（1）、从适用人群上看：
1、对未成年人犯罪应以宽缓为主，这也是基于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不成熟而为的。我国的司法体制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历来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具体而言，除了坚持刑法条文中对未成年人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适用死刑”外，对各个诉讼程序均应实行简化和保护。在公诉环节，应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能不诉的尽量不诉；在审判环节，除坚持不公开审判外，尽量采取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减少因庭审时间过长或过于严肃给未成年人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在执行环节，应充分考虑到身体和心理承受压力，与成年犯分开羁押，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优先考虑减刑、假释。
2、对孕妇、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犯罪也应以宽缓为主，这是基于其身体原因而为的。但与未成年人不同，其宽缓是有一定限度的。对孕妇的宽缓主要体现在逮捕、死刑判决、收监执行三个方面，出于人道主义而不捕、不判死刑、不收监；对残疾人的宽缓主要体现在其犯与身体残疾有关的犯罪时，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精神病患者宽缓主要是因为其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量刑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3、“弱势群体”犯罪同样要以宽缓为主。这是基于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犯罪往往与自身生活和工作有关，值得同情，对其犯罪宽缓处理，人们可以理解，也较公平。但“弱势群体”的范围还很难有个准确的概定，一个共同点应该是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包括下岗失业者，无业者，农民工，生活无着的老人，普通农民等。由于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往往为了生存而实施了一些犯罪，对此，要区别情况具体对待，除罪大恶极外，一般应从轻处理。当前，很多地方
企业或单位给予的农民工资极低，工作环境很差，有的还长期拖欠农民工资，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刑事案件，如有的农民工因家里急需用钱，而老板长期拖欠，以致激愤杀人等。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应贯彻宽缓的政策。（2）、从适用的犯罪种类看：
1、职务犯罪应重点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社会的毒瘤，它危害的不仅仅是一个单位、一个地区，而是直接或间接的危害着整个国家。这类案件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如不严厉打击，就有亡国的危险。历届党和政府也都将其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类犯罪打击的力度还不够，宽缓过度，且越来越宽。据统计，20__年到20__年，全国贪污贿赂案件判免刑、缓刑的从占51.38%上升到66.48%，渎职侵权案件从占52.6%上升到82.83；20__年到20__年，全国有33519名职务犯罪分子被宣告缓刑，年均缓刑率为51.5%，远远高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普通刑事案件缓刑判决19.74%的比率。这还不包括达到死刑标准而被判死缓“留条小命”的罪犯（《检察日报》7月25日报道）。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2、黑恶势力犯罪、犯罪、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犯罪以及危害国防利益、军人违反职责犯罪要坚持从严从快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分子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社会危害性大，影响很坏，是严打的重点；犯罪、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犯罪直接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也是历年打击的重点，是国家打击的重点；危害国防利益和军人违反职责犯罪则威胁着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当然应该从严打击。
3、对其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侵犯公民民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要依法打击。相对于前面的犯罪来说，这些犯罪的危害性要小些，但也要区别对待，依法打击。同时，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某些特定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增大，也必须严厉打击。如走私、强迫、金融诈骗罪等。
（3）、可采取的适用方法
1、扩大相对不范围。不权是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检察权。根据对案件或不有无自由裁量权，可以将不分为法定不和相对不。相对不是指检察官对于存在足够犯罪嫌疑且符合条件的案件，依其职权斟酌具体情形而作出的一种不决定。它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合理使用司法资源，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然而，不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运行不畅，适用率较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更是将轻微犯罪人推入繁杂冗长的诉讼程序，使一些本可以通过其它非刑罚化措施得到改善的犯罪嫌疑人承受过多的诉讼负担，遭受短期自由刑，甚至使犯罪嫌疑人产生仇视和对抗社会的扭曲心态。因此，要发挥相对不对犯罪的预防、改造、震慑之功能，除了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不作人为的限制比例而大胆适用相对不外，还要扩大相对不的适用范围，将其范围扩大到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对于未成年涉嫌犯罪、过失涉嫌犯罪以及初次涉嫌犯罪的案件不裁量权的案件范围扩大为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罚，从而使检察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利于实现有轻微犯罪的人悔过自新，减少主观恶性，实现刑法之目的。
2、引进刑事和解制度。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和对被告人判刑为主要模式的，这种模式不仅带来监狱压力大、司法成本高的后果，而且严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应具有的本体地位。因此，引进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贯彻“宽大”的刑事政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所谓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使受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对刑事责任问题达成的协议，受害人一方不追究加害人一方的刑事责任，加害人一方则可能为此对受害人一方进行物质性赔偿等。刑事和解制度给冲突双方解决矛盾提供了机会，能够有效地减少和钝化矛盾，尽可能地减少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有助于在全社会增进和谐协调的社会关系。刑事和解制度在实体上能够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避免加害人负面的标签效应；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之参与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会责任感，回复法秩序的和平。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它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刑事和解是一项操作性强的准司法活动，它有三方面要求：一是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加害人做有罪答辩和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可由当事人自行和解；二是当事人和解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德；三是当事人和解后，无论在何阶段，相应的国家机关都应以此作为撤销案件的依据。
3、扩大简化审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和简易程序，既节省刑事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又有利于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减少刑事司法程序对被告人的不良影响。因此，“两高一部”于20__年3月15日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要把这两个《意见》的贯彻实施作为提高公诉部门办案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措施，作为落实“宽大”刑事政策的重大举措。在具体办案中，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能够适用简易程序或者可以简化审理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或者简化审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鉴于目前简易程序只适用三年以下案件，笔者建议对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二）“严”的适用
（1）、从适用的对象看：
一是从行为角度看，“严”的适用对象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主要包括：①严重危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如杀人、、抢劫、绑架、贩毒等八类严重刑事案件；②聚众性犯罪，如武装叛乱、暴乱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等；③部分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劫机劫船、涉枪犯罪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过失犯罪，如重大责任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④有组织犯罪，主要是恐怖组织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⑤组织犯罪；⑥贪污贿赂犯罪。近年来，这些犯罪的数量持续上升，对社会的危害日益严重，群众对此反映比较强烈，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是从行为人角度看，“严”的适用对象是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主要包括职务犯（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和累犯、再犯。职务犯由于其主体的特殊性、其行为侵犯社会关系的多重性及对职务的违背性等，表现出更广泛、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职务犯对社会的不良示范作用较之其他犯罪人更大，因此，要“从严治吏”。而累犯，我国历来将其作为惩治的重点，
现行刑法也对累犯专门作了修订，表现了我国对累犯从严惩治的决心。同时，笔者认为对不成立累犯，但一而再犯罪的人，就是俗话说的“几进宫”的人，这类人多次犯罪而均未改造回归社会，其主观恶性显然大于初犯、偶犯，因此也应加大对其的打击，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2）、在适用的方式上：
一是实体上“依法从重”。所谓“依法从重”是指依法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和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予以从重惩处。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刑事政策导向的“从重”。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对适用对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予超出一般犯罪或犯罪人的否定评价；另一方面是实际处罚意义上的“从重”，即在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范围内适用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在公诉环节就应在量刑建议上着重强调对其从重处理的理由，请求人民法院对其处以在法定刑范围内的偏重处理。
经济犯减刑政策篇5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自以来在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热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是该法所体现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概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2010年2月8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已被明文确定为基本刑事政策，从而终结了学术界对该政策是否应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的争论。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贯穿于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及刑罚执行的整个过程，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是司法机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人民、保障人权以及正确实施国家法律的指南。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是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所谓该宽则宽应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方面是“宽”后依然为罪但处罚从宽的情景，例如犯罪行为虽然严重，然而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或者犯罪行为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再或者被告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均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二方面是“宽”后不为罪的情景，例如其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不把其作为犯罪处理。第三方面是从处罚的角度依法可“不收监”则不监，尽量适用其他刑罚种类，例如单处罚金或缓刑、管制等。应特别指出的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该宽则宽，并不是助长犯罪，也不是毫无原则的放松，而是在不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的该宽则宽。所谓当严则严应从两方面理解。第一方面是判处重刑和死刑的坚决性，这一方面的适用范围只能是其犯罪行为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情景。第二方面是判处一般刑的从重刑，这一方面的适用范围是其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虽然不是极大，但也造成了相当的社会危害以及有法定、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再者为犯罪分子主观恶性深、人身危害性大的各种情景。所谓宽严相济就是宽严有据、宽严有度、宽严互补，在此基础上做到宽与严的有机统一，主要是指在对各类犯罪依法处罚时，要善于综合运用宽和严两种手段，对不同的犯罪和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做到严中有宽、宽以济严；宽中有严、严以济宽。
刑法修正案（八）的内容分析评述
2011年2月25日，我国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分别是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75岁以上老人免死、增加了醉酒驾驶新罪名、增加了恶意欠薪新罪名。而最大的亮点就是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走私类犯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第二类为诈骗类犯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第三类为盗窃类犯罪：盗窃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第四类为传授类犯罪：传授犯罪方法罪。取消这13种犯罪的死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其一，从最深层次上来说，这将有利于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生命权是人权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对生命的重视、珍爱和谨慎就是对人权的重视。这一点甚至突破了纯粹的法学领域，在政治领域对于消除某些国家对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存在的偏见和歧视很有意义和作用。其二，从一般层次上来说，对我国民众死刑观念的变革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其三，从专业层次上来说，对于改善我国现行死刑的立法现状和格局是很有益处的。
75岁以上的老人免死，体现了我国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和刑法人性化的一面。这也真正从本质上体现了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适用刑法一律平等原则，因为真正的本质上的平等不是形式上的每个人都一样，而是要反映出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爱和照顾。增加醉酒驾驶新罪名，有利于我国目前交通秩序的维护和提高，也有利于保障行人和车辆在公共交通环境下的人身财产安全，体现了刑法对人的生命财产及公共安全的重视。增加恶意欠薪新罪名，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用人单位人事薪金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劳动关系至关重要，这也与我国提出的“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政策相互呼应。
从刑法修正案（八）总体结构上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法修正案（八）从总体结构上看，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两减两增”。所谓“两减”就是指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以及75岁以上老人免死。从立法的角度减少死刑的数量，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这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刑事立法的大趋势。我国最高立法机关顺应了这个刑事立法的大趋势，也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步。所谓“两增”就是指增加了醉酒驾驶和恶意欠薪两个罪名。醉酒驾驶和恶意欠薪并不是近些年的新生现象，但却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恶劣的社会影响。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中的当严则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行为从严，醉酒驾驶和恶意欠薪符合这一点，因此增加了这两个新罪名。“两增”充分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中的当严则严内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一个全面完整的体系，包括该宽则宽和当严则严两个必不可少的内容，缺乏其中任何一方面内容，则就违背了宽严相济的实质精神。刑法修正案（八）总体结构的“两减两增”，力求宽严一并落实到位，既体现了我国刑法人性化的一面，又体现了我国刑法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面，由此可以看出其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全面理解和完整运用。所以从刑法修正案（八）总体结构上看，其真正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从刑法修正案（八）具体法条上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等规定，取消了近些年来较少适用或者根本未曾适用过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占原来死刑罪名总数的19%左右。以第三十九条为例，盗窃罪是一种常发性犯罪，我国的1979年刑法中本来对盗窃罪未规定死刑，在1983年“严打”的背景下，我国刑法对盗窃罪增加了死刑，而在1997年修改刑法的时候，我国根据当时国家法治与社会发展状况，取消了一般盗窃罪的死刑，但保留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两种特殊的盗窃罪依然适用死刑。但是，这两种特殊情况在整个盗窃罪中所占比例非常之低，这两种特殊盗窃罪判处死刑的案件更是微乎其微。据此，从根本上取消这两种特殊盗窃罪的死刑，不会助长这两种特殊盗窃罪的犯罪行为，也不会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该宽则宽，不是毫无原则的放松，更不是助长犯罪或放纵犯罪，而是在不影响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的该宽则宽，刑法修正案（八）取消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恰恰是符合这一层含义的。所以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等规定，体现了我国该宽则宽的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
经济犯减刑政策篇6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死刑政策;死刑存废;死刑控制;最严重的犯罪
截至2009年4月30日,已经有138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死刑,仅有59个国家在法律上保留死刑并在实践中适用死刑[1]。限制、减少乃至废止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刑事法治潮流。但以“杀人者死”为代表的传统死刑文化仍然影响着我国当代死刑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尚难以从立法上完全废止死刑。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刑法学界已经达成现阶段中国应当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并朝着全面废止死刑之方向努力的基本共识[2]。根据刑罚权的内容包括制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3]17-20,刑罚权的实现过程分为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笔者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统率,立足全面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参照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分别对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的死刑控制问题进行研究①,期望对加快死刑废止进程有所裨益。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死刑政策概述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及其内涵
我国的刑事政策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而逐步演变发展成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完善,这一刑事政策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事政策的再次转型,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根据不同的社会形势、犯罪态势与犯罪的具体情况,对犯罪在区别对待的基础上科学、灵活地运用从宽和从严两种手段,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4]30。就死刑而言,宽严相济之“宽”,是指宽大、宽缓、宽容,要求降低死刑的严厉性,削减死刑罪名;宽严相济之“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宽严相济之“济”,是指协调运用宽松刑事政策与严格刑事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
我国目前选择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要求,同时也是法的基本价值———秩序与自由、效率与公平等理性回归的体现[5]。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基本刑事政策对于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控制死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
1979年刑法确立“少杀、慎杀”为我国的死刑政策。之后不久,出现了刑法报复倾向的回归,传统死刑文化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影响仍然是清晰可辨,重刑主义、重用死刑的观念一度甚嚣尘上,死刑的立法与司法适用呈现出扩张之势,致使“少杀、慎杀”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强调。1997年刑法(以下所提到的“我国刑法”均指1997年刑
法)重新确立和强调了“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但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尽管我们不能奢谈全面废止死刑,但是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强调其中的“宽”,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从法律的层面重构死刑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
二、制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我国1997年刑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但死刑适用的总则性规定并不完善,分则的死刑罪名也没有明显减少,规定了68种死刑罪名。这一状况不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也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
(一)厘定死刑适用标准
1.修正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
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最严重的犯罪判处死刑。”这两款规定是我国刑法和《公约》规定的适用死刑实质条件。“罪行极其严重”强调的是犯罪的危害程度,而“最严重的犯罪”强调的是犯罪的种类,是指那些危及生命的罪行,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类犯罪中具有极其严重的犯罪,并不一定是《公约》所指的“最严重的犯罪”。《公约》虽然未提供“最严重的犯罪”标准,而是将“最严重的犯罪”的标准由特定国家自行解释,不利于死刑的限制和废止,但国际社会对“最严重的犯罪”存在一定的共识:第一,是故意犯罪,将过失犯罪排除在外;第二,造成了严重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指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或者是指其他与之性质相当的结果,从而将非暴力犯罪排除在外[6]332。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可以这样表述:“死刑只适用于能够证明存在杀人的直接故意且行为直接导致了人身死亡的最严重的犯罪。”
2.根据修正后的刑法第48条第1款的规定,对刑法分则进行清理
(1)废除非暴力犯罪和过失犯罪的死刑。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68种死刑罪名中,非暴力犯罪44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64.7%。根据《公约》的要求,非暴力犯罪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应当废除。更为严重的是,某些过失犯罪也规定了死刑,亦应当废除。
(2)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我国刑法分则中有6种死刑规定方式: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判处死刑;处死刑[6]339。其中,后3种规定方式扩大了死刑的适用,严重违背了我国“少杀、慎杀”的政策精神。我国当前的死刑政策是限制死刑的适用,根据这一政策精神,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由轻到重进行排列,引导法官尽量不适用死刑。
(二)扩大限制适用死刑的对象范围
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一规定注重对未成年人和孕妇的保护,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理念,符合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精神。但在实践中,对“审判的时候”有不同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认为“审判的时候”包括审前羁押在内,而不包括审前未羁押的情况。这一解释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规定的精神相违背,审前未羁押和审前羁押均应属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应当包括正在怀孕的妇女、流产(人工流产和自然流产)的妇女和分娩的妇女,其中“分娩的妇女”应当包括刚刚分娩的妇女和在哺乳期的妇女。我国传统死刑文化中存在对年幼、年老、妇女、恶疾等特殊人群限制适用死刑的立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将老年人及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作为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与儒家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不相符合。刑法第49条应当修改为:“审判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年满70周岁的人、怀孕或哺乳期的妇女、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
(三)增加死刑适用的溯及力的
“但书”规定我国刑法第12条第1款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但同时第2款规定:“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第2款规定是为了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但根据该规定,新法实施以前,依照旧法已经作出的生效死刑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新法中规定了较轻的刑罚,也不具有溯及力。
笔者认为,死刑是属于不可逆转的刑罚,只要行为人尚未被执行死刑,处刑较轻的新法应当具有溯及力,不受判决是否生效的限制。因此,刑法第12条第2款可以修改为:“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但是,尚未被执行的死刑判决,如果本法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三、量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200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法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孟德斯鸠说过,“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人们害怕丧失其生活,甚于畏惧死亡,所以刑罚只要剥夺他们的生活就够了”[7]99。量刑阶段(包括定罪和量刑)直接决定了被告人的生死,因此,在这一阶段,应当全面贯彻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完善死刑程序,对死刑的适用进行有效控制。
(一)实行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
经济犯减刑政策篇7
关键词：宽严相济狱政管理分级处遇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会议上也强调过：“善于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遏止、预防和减少犯罪”。可以看出，中央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新时期刑事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宽严相济作为基本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在长期的同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做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完善的，其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当严必严，当宽则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①。但是作为监狱管理者心理非常清楚，监狱作为刑事司法的最后一个操作程序，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刑罚执行中是一个大的概念，很多学者和论文中都大张旗鼓的宣称“该宽就宽，该严就严”，也较多的讨论宽和严的辨证关系、宽和严的准确把握等等，可是在对罪犯的管理当中到底怎样才叫“宽”怎样才叫“严”，宽到什么标准，严到什么尺度，一直以来就是基层监狱民警在管理中的困惑，是不是每个基层民警在管理罪犯当中都能在没有具体标准的情况下就能把握这个度，就能领悟渗透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想在此和大家商榷：
一、分级处遇的必然性
“大多数罪犯是可以改造的”这是很多学者和监狱工作者都能够认同的，从这些“大多数罪犯的管理和教育”提炼出很多的值得年轻民警学习和发扬的管教经验，可是对那些极度危险，暴力倾向严重，心理极度扭曲、抗拒劳动，甚至不服从民警的“少部分罪犯”却很少有人提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又能如何进一步落实到这刑事司法的最后一个程序中去，值得我们每一个监狱工作者的探讨。
“宽”固然在前，提出宽是和谐的调解人权保障与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是给出路，是相信大多数罪犯能够被改造好，能顺利回归社会，体现社会主义人道精神的，
可是“严”呢，如果宽和严在最大范围内没有最大的距离，那么对于“严”的标准大家都害怕去探讨，毕竟大多数管理民警对“人性化”、“文明管理”等等的大概念无法达到每个专家和学者们的悟性！所以在执法中患得患失、忽“冷”忽“热”，他们需要的是执法标准，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的法律里就已经渗透了“人文关怀”、“人性化”。当然，应当承认：在当前众多学者和专家的呼吁中，当代监狱民警的管教理念都在全方位的发生变化，可是到底要怎样的标准才能既要对犯罪人和其他服刑人员起了威慑功能，体现正义和惩罚的功能，又要维护罪犯的合法权益，保障罪犯人权，体现“适度和谐监狱”。笔者认为针对以上问题的解决就是对罪犯管理中的“分级处遇”，“分级处遇”就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监狱管理部门根据犯罪类型、刑期种类、认罪服法、思想改造、劳动改造、现实表现、危险程度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之后，分成不同的级别，享受不同的待遇。不同押犯结构的监狱划分的级别和处遇是不一样的，比如重型犯监狱和短刑犯监狱在确定分级和制定处遇上就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是《监狱法》规定的“区别对待”政策的立法和司法制度的保障。目前的一些监狱在分级管理上方法上太死板，主要是依据罪犯的服刑时间长短和粗略的改造表现来定级，分级管理和分级处遇也过于简单，不能体现罪犯改造情况的差异，无法充分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且各级之间的处遇差别太小，不能较为准确和灵敏地反映罪犯的实际表现和改造情况，不能对罪犯形成较为有效的激励，这样就难于体现同一级罪犯改造表现差异和待遇差异，缺乏公平性、科学性。因此，很多监狱在实际执行分级处遇的政策上也就不是那么认真，在有的监狱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所以，如果没有“分级处遇”制度，“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管理罪犯中无法体现，“区别对待”政策也是一句空洞的大概念，“人性化”的口头禅更让监狱民警头痛。
二、探析分级处遇的执法标准
（一）罪犯级数和名称
《监狱法》三十九条规定：“……监狱根据罪犯的犯罪类型、刑罚种类、刑期、改造表现等情况，对罪犯实行分别关押，采取不同方式管理”，“对不同级别的罪犯，在处遇上拉开档次，无论在自由程度、物质待遇、文化生活待遇都要有具体差别”②，为了较为完整地体现罪犯的改造表现，又为了实际操作的可行性，不能将罪犯的级别分的过多，过于烦琐。笔者建议对罪犯设立“三等四级”，及严管、普管、宽管三等，其中分为严管级别，普管级别，宽管和特级宽管级别四个等级，对监区所有需要严管的罪犯都纳入监狱严管级别，普管监区不存在严管小组，根据不同的罪犯刑期，不同的现实表现，和犯罪性质，由监狱综合评估后投入不同等级的监区。
（二）分级原则
1.对罪犯的分级处遇要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
2.对罪犯分级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
3.对罪犯分级要体现罪犯的实际改造表现和真实的改造情况，且随时随着罪犯的改造表现的变化而变化；要求每一名投改的罪犯都要经过罪犯自身努力和分管民警的辛苦经营，逐级经过严管、普管、宽管、特宽管的过程，升级必须逐级晋升，降级可以根据情况直接将到严管级别
4．对罪犯分级要便于实际操作；
(三)分级管理方法
1、监狱成立由分管改造的监狱领导和狱政科、狱侦科、刑罚执行科、教育科、生卫科等科室负责人参加的罪犯管理和考核领导小组，负责掌握和处理处理罪犯分级处遇考核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办公室设在狱政科，主任由狱政科长担任，并设兼职管理人员。办公室负责对监狱分机级处遇管理工作的督促、检查、指导。监狱每半年对罪犯分级管理工作进行总结。罪犯等级升降每个月和管教工作例会一起评定上报。如有突出表现符合升级条件或违反监规达到降级标准的，应及时予以升级或降级。罪犯升级应逐级晋升，原则上每次晋升一级。如有立功或重大立功表现的，可越级升级，降级依据考核结果，按照等级条件，可越级降级。如出现违规违纪达到本办法降级条件的，应及时予以降级。
2、罪犯每次只能进一级；刚入监狱整训的罪犯、禁闭处罚罪犯、单独关押罪犯、隔离审查罪犯纳入监狱严管级别管理，进退级按记分考核（包括监规纪律和劳动任务的分数考核）进行参考，对多次违规或严重违规，情节较为恶劣的，可直接退到严管级；一旦罪犯违反监规纪律接受处理时立即退级。罪犯的劳动态度作为改造表现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要纳入作为罪犯进退级的重要参考依据。
经济犯减刑政策篇8
一、对死刑修改的原因
一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千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九个死刑罪名就是落实这一要求。这次取消9个死刑罪名后，刑法还有46个死刑罪名。虽然我国保留死刑，但严格控制死刑、逐步减少死刑是刑法的方向。可以期望，下次刑法修正仍有可能取消一些死刑罪名。
二是贯彻严格限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从2007年开始，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第二审案件全部开庭审理，死刑复核程序得到完善，死刑复核监督也得到加强，判处死刑的案件逐步减少。为了进一步严格限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刑法修正案九)》不仅取消了9个死刑罪名,还提高了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门槛，修改了绑架罪适用死刑的绝对确定法定刑。
三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刑事司法政策，也是刑事立法政策。这次刑法修正取消非暴力犯罪和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提高死缓罪犯执行死刑门槛，以及调整个别罪死刑适用的情节幅度，是立法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也为刑事司法更好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了依据。
二、对死刑修改的意义
一是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促进了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以剥夺生命来惩处和预防对其他权利的侵害，不仅不对等，更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这次刑法修正案减少的死刑罪名大都是非暴力犯罪，两个暴力犯罪也是非致命性暴力犯罪。这无疑昭示了对生命的尊重，也会极大地促进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
二是推动了我国死刑改革。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减少死刑罪名是死刑改革的必由之路。死刑罪名的削减也是遵循一定规律的，即由非暴力犯罪到非致命性暴力犯罪再到致命性暴力犯罪。《刑法修正案㈨》减少的9个罪名中包括了两个非致命性暴力犯罪，这标志着我国死刑改革向前迈了一大步。
三是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刑事司法实践和国际潮流。减少死刑要根据本国的社会发展、犯罪情况的变化和社会环境来决定。这次《刑法修正案九》对死刑的修改也是基于对这些因素的充分考虑。目前，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总体稳定可控，一些严重犯罪稳中有降。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罪名的死刑后，并没有对社会治安形势造成负面影响。而且这次取消死刑的9个罪名,在实践中也较少适用死刑,可以确保社会治安整体形势稳定。
三、对检察工作的要求
一要树立正确的死刑理念。理念是行为的先导。对待死刑要有正确的理念。首先，要有死刑的威慑力有限的观念。死刑有一定的威慑力，但极其有限,不能靠死刑预防犯罪。其次，要有适用死刑迫不得已的观念。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所以，死刑的发动必须是迫不得已的，是无可替代的,是最后的。再次，要有适用死刑慎重的理念。死刑直接关系到公民生命权的剥夺，错了就无可挽回，适用死刑必须慎之又慎。
二要切实严把“事实关、证据关”。证据是司法的基石。对于死刑案件的证据要求要远远高于对于一般刑事案件的要求。“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千问题的规定》对死刑案件的证据规定了相对明确、具体的要求，检察人员要切切实实遵循。此外,不仅对死刑案件定罪的证据要切实达到确实、充分，事实清楚，对死刑案件适用死刑的量刑证据也要切实达到确实、充分。
经济犯减刑政策篇9
关键词：刑事政策；宽严相济；问题；对策
继一些法学专家学者的课题和项目涉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概念之后，2005年12月，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到“宽严相济”这一概念。2007年的“两高”报告明确规定我国现阶段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践证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长期以来预防犯罪和控制犯罪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司法规律、服务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全面、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既要坚持该严则严，对待严重刑事犯罪，坚持“严打”不动摇；又要区别对待，当宽则宽，体现司法的谦抑性，尽量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概述
所谓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护秩序、实现正义目的而制定、实施的战略、策略、方针、准则、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等的总称。宽严相济是刑事政策中的一种。目前西方国家刑事政策的趋向为“轻轻重重”。“轻轻”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重的犯罪，处罚更轻；“重重”就是对严重的犯罪，处罚较以往更重①。我国学者认为“轻轻重重”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基本精神，对严重的罪犯施以更严重的处罚，对轻微的罪犯给予更轻微的处罚，即轻其轻者，重其重者。也即“轻轻重重”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涵义是：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有宽有严，宽严适度；“宽”不是法外施恩，“严”也不是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③
二、现念与实践的相遇――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检察工作中的贯彻运用情况
近年来，检察机关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执法办案过程中积极、全面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一）宽严相济之严
该严则严，对一些严重刑事犯罪、危害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群众反应强烈的案件从严惩处，始终保持对此类犯罪案件的高压态势，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1、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案件。
严重刑事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稳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极大隐患。对于有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从重从快打击。一是在法定期限内，及时逮捕、，达到有效追究犯罪、打击犯罪的效果。二是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如同案犯在逃，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在案犯犯罪事实的，先对在案犯予以批捕、。2007年景德镇市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查办了一批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故意杀人、抢劫、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其中典型的有：汪国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王江犯罪集团案等。
2、加大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的查办力度。
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一直是检察机关严厉查办的对象。一是积极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努力营造清正廉洁的政务环境。2008年对景德镇市原水务局局长许复查（现为市统战部副部长）涉嫌受贿案、副局长程初开涉嫌受贿案立案查处，目前均已判决。二是大力查处涉及民生领域的案件。三是组织力量，对省院交办案件成功提起公诉。其中典型案件有：原赣州市委副书纪、副市长张佩昌受贿案。
3、从重打击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累犯、教唆犯及主观恶性深的犯罪分子。对此类犯罪分子，在审查批捕环节依法快捕，在审查环节依法快诉，并建议法院从重处罚。如陈建华盗窃案，陈建华于假释期间，仍不思悔改，伙同他人盗窃作案数起，价值数额特别巨大，最终被撤销假释，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2010年席柳盗窃案，席柳曾多次因盗窃罪被判刑，其于监外执行期间仍不思侮改，继续盗窃作案，珠山检察院对其提起公诉后，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半。
（二）宽严相济之宽
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当宽则宽，能最大程度减少社会对抗，化解各方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1、非犯罪化处理。一是正确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的界限。切不可将一般的经济纠纷作为经济犯罪案件予以立案，不可超越管辖范围，违法办理自诉案件。2006年景德镇市检察机关受理一起职务侵占案件，经调查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是一家个体工商户，不符合职务侵占罪关于主体身份的要求，该案属自诉案件，故建议公安撤案，及时避免错案。二是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坚持非犯罪化处理。由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进行协调，建议公安机关撤案或由检察机关绝对不诉。2008年景德镇市公检法三机关联席会议，三机关达成共识，针对上述情况由公、检各消化一部分，分别作撤案或绝对不诉处理。
2、不捕、不诉的运用。一是在审查批捕过程中坚持少捕、慎捕、能不捕的尽量不捕。景德镇市检察机关针对在校生犯罪、犯罪处于预备阶段、犯罪时未满18周岁且有正式工作的三类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予批准逮捕；对轻微刑事案件或过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从轻情节的，尽量不捕。2004年以来景德镇市不捕率均在14%以上。二是合理运用裁量权，对符合不诉条件的案件充分体现从宽，予以相对不诉处理。比如程某夫妻故意伤害、窝藏案。犯罪嫌疑人程某涉嫌故意伤害，其妻涉嫌窝藏其夫。考虑到双方系夫妻关系，提供资助数额较小，情节轻微，且女儿尚在读高三，故作出相对不诉处理。此举使犯罪嫌疑人真诚悔过，同时挽救了一个家庭，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3、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双管齐下、注重实效。一是根据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不捕、不诉。二是对未成年被不人及时有效帮教及跟踪回访。三是积极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景德镇市检察机关专门成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小组，小组成员轮流、定期进社区、入学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未成年人群体免疫力。
4、借鉴恢复性司法理念，进行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其有助于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景德镇市检察机关针对邻里纠纷、家庭纠纷、过失犯罪等案件进行刑事和解，有效化解矛盾，修复双方关系，取得良好成效。如叶水财失火案：叶水才上山祭扫坟墓，不慎引起森林火灾，案发后投案自首。林业公安报捕之后，承办人根据案件事实及过失犯罪、自首等情节，积极开展刑事和解。因其无经济赔偿能力，承办人提出林场提供树苗，叶水财请亲朋帮忙栽种，对烧毁的林地复垦还林，双方达成和解。批捕部门决定不捕，后移送到法院（由于不诉率的控制），叶水才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该案的办理获得了群众一致认可与好评。
（三）宽严相济之济
宽严相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指对于犯罪应当有宽有严，而且在宽与严之间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平衡，互相衔接，形成良性互动，以避免宽严皆误结果的发生④。刑罚的宽与严是相对而言的，要以宽济严、以严济宽。在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切忌只适用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要做到宽有节，严有度，宽中有严，严中有宽，相互结合。
四、理念与实践的碰撞――当前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自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被确定为我国现阶段刑事司法政策以来，全国政法机关积极贯彻执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司法实践运用提供工作思路和方向，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执法思想有差异。司法实践中，由于公检法职能定位、价值取向、执法认识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过程中对具体案件的把握出现分歧。不少公安人员认为目前社会不稳定因素较多，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全任务艰巨，必须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决不手软。许多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继承和发展。在严打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对轻微犯罪轻缓处理，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减轻犯罪分子对社会的反感和抵触情绪，有利于其改造，早日回归社会。由于执法思想的不统一，影响了案件的办理，增加了工作难度。
（二）执法理念有距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由执法队伍贯彻执行，执法队伍贯彻得好坏直接影响政策的实行效果。一是意识不强、不愿贯彻。目前执法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有些执法人员执法意识不强、执法理念落后；有的执法人员由于官本位意识严重，办案缺乏人性化，重打击、轻保护的情况或多或少的存在；二是心存疑虑、不敢贯彻。有的执法人员害怕提出从宽意见会被他人无端猜测，无法放开；有的执法人员认为贯彻起来程序复杂，无谓增加工作量。比如一起未成年人抢劫案件，四名未成年人共同抢劫了被害人几十元人民币和部分零食。该案犯罪情节轻微，但检察机关承办人心存顾虑，没有提出相对不诉的意见，直接到法院。在审查环节没有对其从宽处理。
五、理念与实践的融合――全面、科学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对策建议
（一）努力做好刑事和解。刑事和解有利于保障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利益，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并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及过失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可充分运用刑事和解。在合法前提下，若双方达成和解，可不予逮捕、撤销案件、不或后建议人民法院从轻、减轻判处。
（二）探索推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也被称为社区处遇，是相对于传统的监禁刑而言的一种新型的刑罚处罚机制。社区矫正体现了刑法谦抑思想和刑罚经济原则，是一项人性化的制度。有利于防止罪犯的交叉感染，有利于犯罪分子克福孤独感；有利于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有利于消除对社会的抵触情绪，有利于早日回归社会。在宽严相济的环境下，应借鉴外国经验，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推行社区矫正制度。
（三）加强社区帮教矫治体系建设。因现有制度缺乏对回归社会的未成年被不人必要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实际效果如何？不是否真正有利于教育改造和挽救未成年犯？值得深思。因此，笔者建议检察机关要大力配合学校、社区、家庭和有关部门开展帮教矫治工作。指定专人负责，对未成年被不人要建立档案，加强帮教和回访，跟踪监督。从思想上、行为上进行全面矫治，形成较为完善的帮教、矫治网络和机制。
（四）积极探索和试行暂缓制度。暂缓制度也称作犹豫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对于触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根据其犯罪性质、年龄、处境、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节、犯罪后的表现等情况，依法认为没有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必要而做出的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制度。这一制度在英、美、德国等国家已渐成熟。为缓解司法不足的压力，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接受了便宜原则即机会原则，这意味着并非一切犯罪都必须提起公诉，而是根据具体案情权衡有无追诉的必要，即可以对轻罪实行暂缓⑤。在我国北京、南京等地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犯罪中试用了暂缓，取到了很好的效果。笔者建议有条件在未成人犯罪、轻微刑事犯罪上试行暂缓的制度和措施，探索实行暂缓制度的范围、条件、程序，便于推行。
注释：
①参见杨春洗主编：《刑事政策论》，3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②参见候宏林主编：《刑事政策的价值分析》，27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③参见高铭暄主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
经济犯减刑政策篇10
论文关键词限制死刑适用刑事政策发展走向
一、死刑制度
（一）死刑制度简介
死刑是所有惩罚犯罪分子的刑罚方法中最严厉的刑罚。死刑普遍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种类繁多，方式残忍，但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未受到怀疑。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贝卡里亚写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围绕着人的生命价值、死刑是否违宪、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是否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主义、是否符合刑罚目的、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论述，提出废除死刑。自此，死刑的存废之争一直没有停止。
（二）死刑制度的现状分析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死刑作为一种极端残酷的刑罚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屡屡受到质疑。随着民主化的提高和人权意识的增强，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10多个。显然，从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出发，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刑事法律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虽然趋势如此，但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保留死刑制度，人口1亿以上的大国也均未废除死刑，尤其是亚洲地区。并且，近几年出现了新的现象。相当一些废除了死刑的国家的公众，对死刑持反对态度，要求恢复死刑的呼声不断高涨。例如，在加拿大，民意检测和调查都表明，大多数公众都赞同在刑法中保留死刑。在某些国家因为恶性案件的发生导致全民恐慌，甚至出现了群众要求恢复死刑的游行示威。
虽然世界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很多，但大多数是部分废除死刑或者事实上废除死刑，保留死刑制度还是十分必要的。我国不仅保留死刑制度，并且一直在适用。当然我国也是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现行刑法典中涉及死刑的有39项，死刑罪名共有55种。从它的分布来看，在十种犯罪类型中，除渎职罪以外，其他九类犯罪都有关于死刑的规定。从实施犯罪的性质来看，在现行刑法典规定可适用死刑的罪名有55种，其中最高刑可以判处死刑的暴力犯罪约占我国全部暴力犯罪的35%，和全部死刑犯罪的35.4%，而以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为主的非暴力犯罪死刑约占了全部死刑犯罪的64.6%。
我国现阶段仍然保留并且适用死刑，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所决定的。在中国实现废止死刑，应当从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开始，这也是通往废止死刑的现实之路。
二、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
我国的刑事政策有重证据、罪刑法定、未经审判定罪不称为罪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罪刑一致、少杀慎杀、疑罪从无等。适用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时而出。这一政策的提出，是对犯罪态势进行科学判断，对新的形势准确把握犯罪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一种科学理性的回归。2011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确立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长久实行。
宽严相济的基本涵义是：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严则严，该宽则宽，有宽有严，宽严适度；“宽”不是法外施恩，“严”也不是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按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对重罪不能严厉过度，对轻罪也不能宽大无边，应当宽严有度，形成良性互动。宽严相济是根据案情的特点和社会形势来确定的，其实质是对各种犯罪行为进行区别对待，既要有力打击犯罪，又要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的建设。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死刑制度的走向
我国刑法的任务包括惩罚和保护两个方面：惩罚犯罪是手段，保护人民是目的。任何刑事政策的提出都是为了实现刑法的任务，治理犯罪要取决于社会的实际情况。宽严相济在刑罚结构上的指导思想是轻缓，在此刑事政策之下，保留死刑是我国目前的基本态度，而坚持少杀、反对多杀、错杀是我国的长期死刑政策。
（一）保留死刑
1.我国保留死刑的原因
我国刑法学专家陈兴良认为，死刑制度的存废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社会存在的因素，即物质基础；二是社会意识的因素，即精神基础。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是重要的刑事政策，所以目前我国还不具备这两个条件：一方面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另一方面朴素的报应观念在民众的心中根深蒂固，废除死刑为时尚早。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理论上的共识偏向于限制死刑，减少死刑。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说：“出于国情的考虑，中国不能废除死刑，但将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这是至今为止对死刑制度存废问题最权威的回答。
2.保留死刑的理论分析
持废除死刑观点者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死刑的错误是不可挽回的”，正如拉法叶所说“我一定要呼吁废除死刑，直到有人向我证明人类的判断力准确无误”。而这实际上并不能成为废除死刑的理由。这是因为：首先，死刑制度本身并没有错。死刑只是千百年来建立起来的一种治理社会的一种制度而已。死刑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制度，用之于有权机关之手，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并不能主动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时期无法挽回。所以说，并不是“死刑的错误”，而是“死刑适用的错误”。其次，一个人是否有罪，并不是依靠人准确的判断力，而是由所在社会关系来确定。如果脱离了社会，就不会有罪与非罪之分，所以才会有“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人的定义。
“没有哪个社会的司法制度能够保证不出现任何的冤假错案，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任何错误都是不可挽回的，当出现错误的时候，我们不能把错误一味的归罪于制度本身而欲彻底废除它，而是应当不断完善；即使大趋势是废除，但是基于实际情况，限制适用是废除的一个必经阶段。
（二）少杀慎杀
1.坚持少杀慎杀的原因
我国之所以长期坚持少杀政策，是因为：其一，死刑的威慑力来源于死刑适应的必要性和谨慎性。其二，生命的丧失具有不可恢复性，死刑的错误适用必将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其三，限制死刑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坚持少杀为顺应这一趋势所必需。
2.少杀政策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的体现
1979年刑法公用15个条文设置了28种死刑罪名，是新中国刑法颁布以来第一次削减死刑罪名。但是由于特殊时期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形势不同，1997年刑法仍然保留了47个死刑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罪名。2008年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后，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缩小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取消了13个非暴力经济性犯罪的死刑，这些罪名较少适用或基本没有适用过死刑。这是1979年新中国刑法颁布以来第一次削减死刑罪名。逐步废除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是废除死刑进程的重要开端，是限制、减少死刑方面实质性的进展。
（三）限制死刑适用
我国刑事法律对死刑的适用作了多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在制度上为死刑的正确、公正适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限制死刑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如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他的犯罪性质极其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害怕被害人记车牌将其连捅八刀、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将被害人杀害。这就是罪行极其严重。实践中这样三位一体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严格死刑适用的条件是我国对死刑适用进行限制的第一道关口。
2.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
根据《刑法》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正在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刑法修正案（八）》又增加了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不适用死刑的对象，他们的人身危险性并不是非常严重，并且这样的规定符合我国传统的刑罚观念。
3.限制死刑的适用程序
首先，限制案件管辖的级别。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死刑案件只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进行一审。也就是说，死刑案件的管辖级别比其他案件要高，审理时更加谨慎。其次，限制死刑的核准程序。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将死刑案件核准权收回，任何高级人民法院都不得核准死刑立即执行案件。这是从死刑核准程序上对限制死刑适用的规定，从而更加严格了死刑的适应程序。
4.限制死刑执行
死刑缓期执行是我国的独创，它不是独立的刑种，而是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我国刑法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