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后,很多人在处理事故时因翻腾完整部交安法也找不到一条能套得上当事人行为违反了的法律法规而懊恼,其实交通事故中的过错行为不一定是违法行为。理由是:交安法第二十二条一款有所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由此不难看出,驾驶人造成事故的行为可能是因不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而造成,也可能是因不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或不文明驾驶而造成的。所以交通事故中的过错行为不一定是违法行为,但违法行为一定是过错行为。
还有一种理解是: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中,过错就是违反交通安全法律的行为,否则,不能用来认定交通事故责任。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理由一:新法扩大了交通事故范围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所管辖的道路交通事故是指“(第二条)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以下简称违章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五)‘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这与“道路交通事故”相比较,有了明显变化,要件为车辆、道路、过错或意外、后果。用车辆拟人化,代替人作为主体,用过错代替当事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增加了“在道路上”和“意外”这两个要件。新法客观上扩大了交通事故的范围。由于在意外交通事故中,各方当事人均无过错,所以,各方当事人都不应该承担交通事故责任。为了适应这个变化,在事故认定原则的表述中,“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就是适应这个变化的结果。
理由二:事故成因的要求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
从这个规定来看,《交通事故认定书》应该包含“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而交通事故成因是指“事故处理部门对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检验、鉴定等所收集到的交通事故证据进行审查、研究、查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车辆、物品、道路及环境情况、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和生理精神状况、死亡人员的死亡原因、当事人的具体过错等基本事实,分析交通事故发生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事人责任的专业性论断”。这个过程就是交通事故成因分析。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成因”处于核心地位,所以,对于“过错”的理解应该紧紧依据“交通事故成因分析”来进行分析。由于在对交通事故进行成因分析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必须在全面审查当事各方的交通活动的过程中,遴选出交通违法行为,然后,才能进一步分析这些违法行为在发生事故中有没有作用,以及这些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所以,按照这个思路,笔者以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中的“行为”应该是交通事故成因分析中的行为,这里的过错,就应该是违法行为。
二十二条一款不能认定交通事故责任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起草中,公安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第七条二款“遇到本条例没有规定的情况,车辆、行人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的“安全原则”的规定持否定态度。所以,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对“安全原则”的使用附加了相当的条件。对于“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规定中附加了“按照操作规范”为前提。由于没有成文的操作规范,所以,本条不能用来认定交通事故责任。
类似于二十二条一款的规定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还有三十八条“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和第四十二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笔者以为,这些原则性的规定应该通过相关的具体条文体现,所以,不能用来认定驾驶人的交通事
分析《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安全车速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一款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线标明的速度。在没有限速标志、标线的道路上,机动车不得超过下列最高行驶速度:(一)没有道路中心线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30公里,公路为每小时40公里;(二)同方向只有1条机动车道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50公里,公路为每小时70公里”。
《道路交通安全法》四十二条二款规定“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机动车行驶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其中拖拉机、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不得超过每小时15公里:(一)进出非机动车道,通过铁路道口、急弯路、窄路、窄桥时;(二)掉头、转弯、下陡坡时;(三)遇雾、雨、雪、沙尘、冰雹,能见度在50米以内时;(四)在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时;(五)牵引发生故障的机动车时”。
由以上的分析,《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的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的具体规定,所以,直接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是错误的。
法的基本特征拒绝安全原则认定交通事故责任
法具有不同于其他上层建筑现象的基本特征:(一)法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二)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三)法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权力。(四)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所以,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规则,它规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法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规则)。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安全”是立法的宗旨和目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在强调立法的宗旨和目的。为了做到安全驾驶,相关的法律条文对安全行车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所以,不能使用这样的条文来认定交通事故责任。
当《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中都没有“具体”规定的行为成为了对交通事故发生起作用的行为时,我们是否能够以此“行为”来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呢?警察是国家机器,警察在法律授权范围内活动。警察的这种行为无疑超出了法律的授权。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篇2
第一条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赔偿和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
第四条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称保监会）依法对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以下统称机动车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机动车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机动车管理部门不得予以登记，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得予以检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调查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时,应当依法检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标志。
第二章投保
第五条中资保险公司（以下称保险公司）经保监会批准，可以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为了保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实行，保监会有权要求保险公司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未经保监会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第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行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保监会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批保险费率。
保监会在审批保险费率时，可以聘请有关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
第七条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应当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
保监会应当每年对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情况进行核查,并向社会公布;根据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总体盈利或者亏损情况，可以要求或者允许保险公司相应调整保险费率。
调整保险费率的幅度较大的，保监会应当进行听证。
第八条被保险机动车没有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降低其保险费率。在此后的年度内，被保险机动车仍然没有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继续降低其保险费率，直至最低标准。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提高其保险费率。多次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道路交通事故，或者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加大提高其保险费率的幅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被保险人没有过错的，不提高其保险费率。降低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标准，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制定。
第九条保监会、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逐步建立有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信息共享机制。
第十条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当选择具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
保监会应当将具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向社会公示。
第十一条投保人投保时，应当向保险公司如实告知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包括机动车的种类、厂牌型号、识别代码、牌照号码、使用性质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姓名（名称）、性别、年龄、住所、身份证或者驾驶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续保前该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情况以及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应当一次支付全部保险费；保险公司应当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保险标志。保险单、保险标志应当注明保险单号码、车牌号码、保险期限、保险公司的名称、地址和理赔电话号码。
被保险人应当在被保险机动车上放置保险标志。
保险标志式样全国统一。保险单、保险标志由保监会监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保险单、保险标志。
第十三条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投保人不得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之外，向保险公司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
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不得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以及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
第十四条保险公司不得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但是，投保人对重要事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除外。
投保人对重要事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解除合同前，应当书面通知投保人，投保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5日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在上述期限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公司不得解除合同。
第十五条保险公司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应当收回保险单和保险标志，并书面通知机动车管理部门。
第十六条投保人不得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保险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
（二）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的；
（三）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实丢失的。
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解除前，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承担保险责任。
合同解除时，保险公司可以收取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的保险费，剩余部分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
第十八条被保险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应当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变更手续。
第十九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期满，投保人应当及时续保，并提供上一年度的保险单。
第二十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期间为1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保人可以投保短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一）境外机动车临时入境的；
（二）机动车临时上道路行驶的；
（三）机动车距规定的报废期限不足1年的；
（四）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赔偿
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
（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
（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四条国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时，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一）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
（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
第二十五条救助基金的来源包括：
（一）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
（二）对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
（三）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
（四）救助基金孳息；
（五）其他资金。
第二十六条救助基金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保监会、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制定试行。
第二十七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通知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应当立即给予答复，告知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具体的赔偿程序等有关事项。
第二十八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保险金。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1日内，书面告知被保险人需要向保险公司提供的与赔偿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第二十九条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被保险人提供的证明和资料之日起5日内，对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核定，并将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保险金的协议后10日内，赔偿保险金。
第三十条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对赔偿有争议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三十一条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
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的，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垫付抢救费用。
第三十二条医疗机构应当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有关临床诊疗指南，抢救、治疗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
第三十三条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或者垫付抢救费用，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需要向有关部门、医疗机构核实有关情况的，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四条保险公司、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第三十五条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四章罚则
第三十六条未经保监会批准，非法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由保监会予以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保监会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0万元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保险公司未经保监会批准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由保监会责令改正，责令退还收取的保险费，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保险公司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保监会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一）拒绝或者拖延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二）未按照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
（三）未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和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的；
（四）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的；
（五）违反规定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
（六）拒不履行约定的赔偿保险金义务的；
（七）未按照规定及时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
第三十九条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通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照规定投保，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2倍罚款。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照规定补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第四十条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保险标志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保险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可以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当事人提供保险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第四十一条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保险标志，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的保险标志，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当事人提供相应的合法证明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第五章附则
第四十二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投保人，是指与保险公司订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
（二）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
（三）抢救费用，是指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员受伤时，医疗机构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有关临床诊疗指南，对生命体征不平稳和虽然生命体征平稳但如果不采取处理措施会产生生命危险，或者导致残疾、器官功能障碍，或者导致病程明显延长的受伤人员，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第四十三条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
第四十四条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编机动车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办法，由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另行规定。
第四十五条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本条例施行前已经投保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期满，应当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第四十六条本条例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讯，3月29日《人民日报》）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篇3
被告：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
原告罗伦富因不服被告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以下简称交警队）对其子康忠华（已亡）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向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交警队未将事故路面施工单位追加为交通事故的责任人，就以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驾驶员康忠华负交通事故全部责任。这个责任认定与被告的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录中载明的事故路面施工现场上无任何标志牌、防围设施、值勤人员提前下班等事实相矛盾，该认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请求撤销被告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判令被告重新认定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
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证人肖安良、梁开基、陈延喜的《证言笔录》，证明施工过程中施工路段实行车辆单行道通行，采取的措施是定人定点，从早上 6点到晚上 10点执勤，但事故时已无人执勤。2、《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证明事故发生地段的施工路面堆放有大量炭渣。
被告辩称：原告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只能在法定的 15日内向上一级交警部门申请重新认定。原告不申请重新认定，而且还同意被告就该事故的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并达成了调解协议。原告现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服的只能是“调解协议”。根据自 2000年 3月 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调解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道路交通事故调解笔录》、《泸州市交警三大队送达凭证》，用以证明原告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已认可，并就损害赔偿达成了调解协议。 2、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交通事故现场勘查草图》、《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用以证明事故现场路面宽 11.90米，堆放物约占路面宽 6.45米，剩余路面宽 5.45米，车辆能安全通过。3、泸州蜀泸路业有限公司《关于对泸隆路松滩桥至杨关桥路面改造的报告》，用以证明施工单位改造路面是经过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同意的，手续完善合法。 4、施工单位在施工路段两端设立的施工标志牌照片和事故现场照片6张，用以证明施工单位已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在泸隆路 38 Km处隆昌至泸州方向、41 Km＋ 200 m处泸州至隆昌方向设有明显的标志牌和安全设施。5、对执勤人员梁开基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在施工现场设有标志牌和执勤点的事实。
对原告罗伦富提交的两项证据，被告交警队无异议。
原告罗伦富对被告交警队的证据 1、2、3、5无异议，但以自己提交的证据 1反驳交警队的证据 4. 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经质证，原告罗伦富提交的证据 1、2和被告交警队的证据 1、2、3、5，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应予采信；交警队提交的证据 4，内容与罗伦富提交的证据 1中梁开基的《证言笔录》内容吻合，也应当采信。罗伦富以自己提交的证据证明了事故现场无安全标志为由，认为整个施工路段都没有设立标志的理由不能成立；罗伦富提出，执勤点的执勤人员提前下班，施工单位应当承担责任。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交警队作出的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是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维持。据此，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于 2001年 1月 26日判决：
维持交警队 2000年 10月 19日在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康忠华的责任认定。
原告罗伦富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1、事故路段不属于修路范围，施工单位在桥上堆放大量炭渣的行为违法。被上诉人的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这一情节未作认定；2、康忠华驾车行驶的前方桥面上堆放的炭渣，占路面宽度一半以上，又无任何防围设施和安全标志，对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影响。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认定康忠华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是错误的。为此导致上诉人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赔偿费用，是不公正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改判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判令被上诉人对此次事故的责任重新认定。
被上诉人交警队未答辩。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上诉人交警队在 2000年 10月 19日作出的第 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认定，2000年 9月 5日 21时约 25分，上诉人罗伦富之子康忠华驾驶川 e 06349号农用车，由隆昌向泸州市方向行至泸隆路 41 Km施工地段处，为躲避路面堆放物（炭渣），驶出松滩桥面，翻于桥下，造成乘车人李贵华当场死亡、康忠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康忠华因措施处置不当导致翻车，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康忠华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李贵华不负此事故责任。
为证明第 2000— 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交警队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责任认定证据以外，还提交了如下法律依据：国务院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内容是：“遇到本条例没有规定的情况，车辆、行人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内容是：“一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造成交通事故的，有违章行为的一方应当负全部责任，其他方不负交通事故责任。”“两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大的一方负主要责任，另一方负次要责任；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基本相当的，两方负同等责任。”“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根据各自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大小划分责任”；公安部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对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责任认定证据，上诉人罗伦富认为照片不是事故发生时的现场照片，其他证据没有证明修路路段包括事故发生地的松滩桥，除此以外别无异议。罗伦富提出，事故现场勘查图和现场勘查笔录已经证明，松滩桥宽 11.90米，堆放物占路宽 6.45米，并且在事故车辆行驶的前方无任何警示标志和防围设施，车辆来不及躲避，以致一侧车轮压在堆放物上，造成方向偏离后驶出桥面，故事故现场情况与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原因。
对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法律依据，上诉人罗伦富没有异议。但认为，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准占用道路摆摊设点、停放车辆、堆物作业、搭棚、盖房、进行集市贸易和其他妨碍交通的活动。”“市政、公路管理部门为维修道路，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时，除日常维修、养护道路作业外，须与公安机关协商共同采取维护交通的措施后，再行施工；其他单位需要挖掘道路时，须经市政管理部门或公路管理部门同意后，由公安机关办理手续。”“挖掘道路的施工现场，须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竣工后，须及时清理现场，修复路面和道路设施。”交警队没有证据证明，松滩桥上的堆放物是施工单位依法堆放的。
对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上诉人罗伦富解释：因当时处于亲人死亡的悲痛中，也出于相信交警队会依法公平合理地解决赔偿问题，故没有认真考虑就在调解书上签了字。但后来认为，交警队将 19项损害赔偿中的尸检费 1000元、自己的车辆损失修理费 12813元、车辆停放费 360元、车辆施救费 2080元、松滩桥栏杆修理费 720元、青苗补偿费 850元等费用都确定由上诉人承担，是不公平合理的。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公路情况照片不是事故发生时的现场照片，上诉人罗伦富的质证理由成立。该证据对本案事实不具有证明力，不予确认；其他证据是有效证据，应予确认。
被上诉人交警队提交的法律依据都是有效的，应当适用。上诉人罗伦富根据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提出交警队没有证明松滩桥上的堆放物是施工单位依法堆放的，符合本案事实，应予采纳。另外，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第四条规定：“交通警察须有三年以上交通管理实践，经过专业培训考试合格，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管理部门颁发证书，方准处理一般事故以上的交通事故。”处理本案所涉重大交通事故的吕和龙、张铁是否具备这一资格，交警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
上诉人罗伦富与被上诉人交警队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中赔偿额的确认与承担发生的争议，不是本案审理对象，应当另案解决。
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法规的授权实施的一种行政确认行为。该行为直接关系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否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否违法以及应否被行政处罚、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者能否得到民事赔偿的问题，因此它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罗伦富认为被上诉人交警队对交通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罗伦富的诉讼请求，本案的审查对象是交警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是交警队的调解行为。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既不是调解行为，也不是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交警队以行诉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了“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认为本案不是行政诉讼，这一理由不能成立。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十五日内，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这一条规定的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是“可以”而不是“应当”，因此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不属于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第四十二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公布的法律有关行政复议的规定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法的规定为准。”即便将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理解为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也应该为六十日，不是十五日。被上诉人交警队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告知当事人在十五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是错误的。交警队认为上诉人罗伦富在法定的十五日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所涉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在松滩桥上，事故发生时桥面堆放着炭渣。该桥面是否属于整修范围，是否准许堆放炭渣，堆放炭渣而不设立安全标志和防围设施是否合法，这种行为与此次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交警队既没有认定也没有排除，因此该事故责任认定属事实不清。交警队作出此次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适用的法律依据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该条规定有三款，分别规定了在有一方、两方、三方或多方当事人的情况下责任如何认定。交警队只笼统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没有指出具体适用哪一款，属适用法律错误。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调查取证，查明事故原因。对涉及到事故发生的各种因素，应当予以全面考虑并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准确划分事故责任。被上诉人交警队对本案所涉重大交通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该行政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虽然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认证，但对通过审理能够确认的法律事实未加认定，就认为被上诉人交警队作出的第 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维持了这个不具有合法性的行政行为，是错误的，应当纠正。上诉人罗伦富的上诉有理，予以采纳。
综上，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 1、2目和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于 2001年 4月 24日判决：
一、撤销一审行政判决；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篇4
论文摘要 介绍了农机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提出了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以期为农机的安全生产提供指导。
随着农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机被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和新农村建设，在现代农业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因此，农机在数量上逐年上升，机型种类日益增多，作业范围日趋广泛；但农机事故也在不断上升。充分发挥农机的作用，最大程度地提高农机综合能效，及时消除农机事故隐患，降低农机事故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是农机安全管理部门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1农机安全生产管理隐患
1.1道路运输的农用车辆
主要有拖拉机（手扶、小四轮及大中型拖拉机）和三轮、四轮农用运输车。农机安全管理部门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拖拉机驾驶员培训法》（以下简称《培训法》），对这部分车辆和驾驶员实施安全管理。拖拉机的转向性、制动性和稳定性较其他车辆差、噪声大、易疲劳、运输安全系数低，其在从事道路运输过程中较其他车辆更易发生事故。为此，在国家制定的交通、农机安全管理法规中，均对拖拉机载人做了禁止和限制性规定。但在我国广大农村，由于交通不便，一些群众为了一时方便，搭乘拖拉机的行为时有发生，而重特大农机事故中，大多数都与拖拉机载人有关，这样的事故案例屡见不鲜。另外，超载运输也是造成农机交通事故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超载易导致方向失控、制动失灵、在爬坡时车辆易向后滑，极易发生事故。
1.2农田作业（包括农副产品加工）的农机
农田作业的农机安全管理工作往往容易被忽视。人们往往认为农田作业环境简单，会操作就行，不会发生事故，其实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从事农田作业的机械与从事道路运输的车辆相比，虽然相对发生事故的机率较低，但前者的数量远远大于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十几倍），且作业有一定季节性，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依然较大，如我县每年有近百起农机农田事故。因此，对出事农田作业的农机安全管理工作同样不能放松。
2农机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2.1培养一支驾驶操作技术过硬、法规意识强的农机驾驶、操作人员队伍
农机安全监理部门要按照《条例》和《培训法》的要求，对农机驾驶操作人员进行全面的业务知识和驾驶操作技能培训，严把考核、发证与年审关，并定期组织他们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驾驶操作人员，使他们能够在农机化作业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为农机安全生产作出应有贡献。
2.2要大力宣传，全民动员，营造人人共同遵守《条例》的良好氛围
对农民朋友还应该加强农机安全作业常识宣传，使他们能够知道农机安全常识，了解农机安全常识，在生产中遵守安全规章，以便消除因第三者过失造成的农机事故。无论是农机交通事故还是农田作业事故，第三者的过失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道路交通事故更是如此。为此，《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凡在道路上通行的车辆、行人、乘车人及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活动有关的人员，都必须遵守本条例。”从上述规定可知，《条例》既要求机动车驾驶员遵守，也要求每个公民遵守。对于农机从事农田作业，凡是参于作业人员和周围其他人员，都必须遵守农机安全作业规章，确保安全生产。
2.3督促机主按时参加农机年检，并进行定期检查与保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对可能存在事故隐患的零部件及时进行更换，保证农机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要求驾驶操作人员养成作业前检查农机技术状况，特别是对影响作业安全的零部件检查的良好习惯，从而在农机本身的技术状况方面保证作业安全，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2.4充分发挥农机安全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大对农机违章作业的监督检查力度
监督检查是农机安全监理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也是加强农具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是落实农机驾驶操作人员遵守《条例》和安全操作规程的有力保障。农机安全监理部门应经常定期和不定期地对农机交通安全进行检查，特别是对乡村道路农机交通安全的检查。目前，乡村道路的交通安全是一个盲区，交通管理职能部门把监管和整治的主要精力放在交通流量大的国道、省道、县道及城镇街道等交通要道上，无暇顾及乡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加之有些农用机动车主的法制观念淡薄，交通安全意识差，他们趁有关部门疏于管理之机从事违章运输，甚至非法从事客运，从中牟利。于是无证行驶、违章载客、超载、人货混装等违章现象泛滥；加之乡村道路的路况环境使农机使运输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另外，农机安全管理部门还应在农忙季节，集中精力对农机农田作业进行监管，全方位保证农机安全生产。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篇5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介交强险的全称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交强险是中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其保费是实行全国统一收费标准的，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但是不同的汽车型号的交强险价格也不同，主要影响因素是汽车座位数。交强险的承办机构为经保监会批准授权的中资保险公司及其代办机构，每辆机动车只需投保一份交强险，投保人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决定或选择购买不同责任限额的商业险。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完整版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赔偿和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
第四条 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称保监会)依法对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以下统称机动车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机动车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机动车管理部门不得予以登记，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得予以检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调查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时，应当依法检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标志。
第二章 投保
第五条 保险公司经保监会批准，可以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为了保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实行，保监会有权要求保险公司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未经保监会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第六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行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保监会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批保险费率。
保监会在审批保险费率时，可以聘请有关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
第七条 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应当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
保监会应当每年对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情况进行核查，并向社会公布;根据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总体盈利或者亏损情况，可以要求或者允许保险公司相应调整保险费率。
调整保险费率的幅度较大的，保监会应当进行听证。
第八条 被保险机动车没有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降低其保险费率。在此后的年度内，被保险机动车仍然没有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继续降低其保险费率，直至最低标准。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提高其保险费率。多次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道路交通事故，或者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加大提高其保险费率的幅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被保险人没有过错的，不提高其保险费率。降低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标准，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制定。
第九条 保监会、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逐步建立有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信息共享机制。
第十条 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当选择具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
保监会应当将具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向社会公示。
第十一条 投保人投保时，应当向保险公司如实告知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包括机动车的种类、厂牌型号、识别代码、牌照号码、使用性质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姓名(名称)、性别、年龄、住所、身份证或者驾驶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续保前该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情况以及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应当一次支付全部保险费;保险公司应当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保险标志。保险单、保险标志应当注明保险单号码、车牌号码、保险期限、保险公司的名称、地址和理赔电话号码。
被保险人应当在被保险机动车上放置保险标志。
保险标志式样全国统一。保险单、保险标志由保监会监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保险单、保险标志。
第十三条 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投保人不得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之外，向保险公司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
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不得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以及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
第十四条 保险公司不得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但是，投保人对重要事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除外。
投保人对重要事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解除合同前，应当书面通知投保人，投保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5日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在上述期限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公司不得解除合同。
第十五条 保险公司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应当收回保险单和保险标志，并书面通知机动车管理部门。
第十六条 投保人不得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保险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
(二)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的;
(三)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实丢失的。
第十七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解除前，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承担保险责任。
合同解除时，保险公司可以收取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的保险费，剩余部分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
第十八条 被保险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应当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变更手续。
第十九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期满，投保人应当及时续保，并提供上一年度的保险单。
第二十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期间为1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保人可以投保短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一)境外机动车临时入境的;
(二)机动车临时上道路行驶的;
(三)机动车距规定的报废期限不足1年的;
(四)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赔偿
第二十一条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
(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
(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四条 国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时，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一)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
(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
第二十五 条救助基金的来源包括：
(一)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
(二)对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
(三)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
(四)救助基金孳息;
(五)其他资金。
第二十六条 救助基金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保监会、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制定试行。
第二十七条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通知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应当立即给予答复，告知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具体的赔偿程序等有关事项。
第二十八条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保险金。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1日内，书面告知被保险人需要向保险公司提供的与赔偿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第二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被保险人提供的证明和资料之日起5日内，对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核定，并将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保险金的协议后10日内，赔偿保险金。
第三十条 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对赔偿有争议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一条 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
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的，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垫付抢救费用。
第三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有关临床诊疗指南，抢救、治疗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
第三十三条 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或者垫付抢救费用，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需要向有关部门、医疗机构核实有关情况的，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四条 保险公司、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第三十五条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四章 罚则
第三十六条 未经保监会批准，非法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由保监会予以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保监会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0万元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保险公司未经保监会批准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由保监会责令改正，责令退还收取的保险费，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 保险公司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保监会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一)拒绝或者拖延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二)未按照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
(三)未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和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的;
(四)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的;
(五)违反规定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
(六)拒不履行约定的赔偿保险金义务的;
(七)未按照规定及时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
第三十九条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通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照规定投保，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2倍罚款。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照规定补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第四十条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保险标志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保险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可以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当事人提供保险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第四十一条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保险标志，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的保险标志，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200元以上20xx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当事人提供相应的合法证明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投保人，是指与保险公司订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
(二)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
(三)抢救费用，是指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员受伤时，医疗机构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有关临床诊疗指南，对生命体征不平稳和虽然生命体征平稳但如果不采取处理措施会产生生命危险，或者导致残疾、器官功能障碍，或者导致病程明显延长的受伤人员，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第四十三条 挂车不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牵引车方和挂车方依照法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
第四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编机动车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办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另行规定。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篇6
关键词：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法律分析；经济分析
一、“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赔偿问题案例分析
（一）事故赔偿金额三级跳
2011年7月23日20时34分，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事故造成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1]，震惊全国。
事故发生后，有关各方在积极救援和救治的同时，开始进行事故赔偿工作。媒体披露的死亡赔偿金额最初定为17.2万元，透露的计算依据是2007年国务院令第501号《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旅客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5万元，行李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再加上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的2万元法定赔偿，如果旅客死亡并未购买商业保险，则事故中死亡的旅客可获得17.2万元赔偿款。这不足20万元的死亡赔偿标准明显偏低，特别是《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2万元赔偿金额更是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事故赔偿标准如何确定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7月26日，“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善后工作组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事故每位死亡旅客的赔偿金将依据国务院《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和《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由事故赔偿金、一次性专项帮扶款以及爱心捐助款构成，总计人民币50万元。计算标准是“旅客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5万元”，加“强制保险2万元”，再加上“20万元的保险理赔”，然后在这37万元的基础赔偿上，再加上遇难者家属交通费、安葬费、家属赡养费等，共计不超过45万元。若迅速达成赔偿协议，可另获5万元奖励。
国家领导人视察事故处理工作后，7月30日，事故善后总指挥部认真听取了遇难人员家属等意见，充分进行了法律论证后，最终确定了91.5万的赔付标准。事故善后总指挥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规定，研究决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为确定“7·23”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的主要依据，赔偿标准正式确定为91.5万。91.5万元赔偿救助金主要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抚慰费和一次性救助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
（二）鲜为人知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
“7·23”事故后，一个鲜为人知的险种——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险的依据是1951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行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在1951年的最初规定中，铁路旅客保险费包含于票价内，一律按基本票价的2％收取，赔偿责任限额为1500元人民币，并且明确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的承保人。后来，人保公司退出了该险种运作，铁道部直接接手了这项保险业务，并于1992年修改了《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铁路事故的理赔责任金额确定为2万元，保费收取标准则沿用了一直以来的基本票价2％的规定，至今未变。
在这次确定“7·23”事故赔偿标准时，虽然第二次、第三次确定的赔偿金额都有了较大提高，但增加的部分主要是一次性救助金，赔偿标准也变成了赔偿救助标准，而其中的强制保险赔偿仍为2万元。
二、对现行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的法律分析
（一）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的法律依据不足
铁路部门实施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的依据是1951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制定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1959年财政部、铁道部《关于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自1959年起由铁路接办的联合通知》和1992年由铁道部修订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这些条例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强化行政管理模式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时期的产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健全，《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既超越了铁道部的立法权限，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风险自担原则。
其一，根据《立法》的相关规定，铁道部只有行政规章制定权，《条例》作为行政法规的主要范式，铁道部无权自行修订和，其自主修订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继续实施已有违法越权之嫌。
其二，铁道部是国务院组成部分，是行政机关，铁路运输企业是政企合一的企业，无论是以行政机关的身份还是企业法人的身份，都无权办理保险业务，由铁道部规定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制度既不符合《保险法》的规定，也没有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例外规定，可以说是于法无据。笔者检索铁道部官网，发现作为正在执行的规定，在网站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栏目中并未列示《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上述观点。
（二）现行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违反了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篇7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交通事故也是频频发生，给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当前，对交通事故这一现象的成因、防治也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事物的出现，人们必然要从性质上对该事故作出判断，从而能更好地对该事物进行认识和处理。同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沟通越密切，人们出行也就越发频繁，代步工具也越来越快捷、先进。因而在出行过程中引发的各种交通问题也越来越引发人们的深思。其中，最基础、最根本的的问题就是交通事故的涵义。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交通事故的定义
关于交通事故的定义，在我国最详尽、最权威的莫过于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该法第八章附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明确规定了交通事故的定义，即“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
上述定义不难看出，构成交通事故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一）交通事故必须是事件，而不是行为。换句话说交通事故可以是一行为导致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单纯的事件。
（二）一方主体必须是车辆，包括机动车或非机动车。
（三）必须发生在道路上。此处的道路，按照《道交法》第八章附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四）必须有危害结果。包括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具备等情形。
（五）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危害后果必须是车辆造成的。按照“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的定义划分主谓宾结构可以得出危害结果是由车辆造成的。此处的造成，应当包括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例如，某甲驾车违反交通法规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直接将不特定的某乙撞死，那就属于直接造成。若行人某甲因急事在机动车上狂奔直接撞在了正常停放在路边的汽车上，则为间接造成。
（六）必须是基于过错或意外。
二、《道交法》对交通事故定义的不足
《道交法》对交通事故的定义可谓进一步详尽，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将主体直接表述为车辆，是否属于语法错误。
车辆是物体，本身没有意识，不可能存在过错或过失；车辆本身不能运动，并不能单纯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危害后果。因此直接将交通事故的主体认为是“车辆”本身，属于语法错误。将“车辆”理解为“驾驶车辆”体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更为准确。并且，此处的驾驶应当作广义的理解，即包括驾驶的准备阶段、驾驶实行阶段，直至驾驶结束后车辆停止时的持续状态整个过程。换句话说，车辆只要出现在道路上即可，而是否处于运动状态则无需考虑。如，违规停车引发的事故也属于交通事故。
（二）一方的主体必须是车辆，即发生事故的主体必须是车与车之间、车与人之间，而将人与人之间绝对地排除在交通事故主体之外，有欠妥当。
具体来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和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可以看出，一是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必须是建立在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前提之下。没有交通事故，就不可能出现交通肇事罪的情形。也就是说，一行为只有可能首先是交通事故，才有可能成为交通肇事案件。即交通事故与交通肇事罪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二是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是指一切违法交通管理法规而造成重大危害结果的人员，即既包括车辆（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和在道路上行走的行人，还包括车辆乘坐人（乘客）、在道路上从事其他活动的人等等。举例如下：
例一：行人甲因急事回家，在人行道上急速奔跑，多次与他人发生肢体擦碰，不小心将一行走的老妇碰倒在地，致死该老妇头部着地死亡。行人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例二：行人甲闯红灯横穿马路，乙驾驶汽车正常行驶为了躲避甲紧急避险撞到路边灯柱，致车上乘客丙死亡。行人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例三：乘客甲坐在乙驾驶的公共汽车上，猛然发现自己坐错了车，立即要求乙停车。乙以未到站为由不停。甲硬拉车门强行下车，结果在混乱之中导致另一乘客丙从车上挤下。乘客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例四：乞讨人甲在机动车道内穿梭在车辆中进行乞讨。甲举起手中的乞讨棍往乙正常驾驶的汽车瞬间伸出，意图拦停乙驾驶的汽车后进行乞讨。乙猝不及防，在紧急避险中车辆失控致路边一行人丙死亡。乞讨人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由此可见，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的主体应当包含交通肇事罪的主体。《道交法》将交通事故的主体仅局限于车与车和车与人之间是不准确的。
（三）必须是因过错或意外的规定过于笼统，也存在歧义，不利于实践中辨别和操作。
1、因过错的理解有歧义。
（1）因谁的过错不明。仅仅从“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的定义中，容易理解为仅指车辆一方的过错或意外。这样理解，显然与现实中出现的车辆一方无过错非车辆方全部过错的情形仍然认为是交通事故的做法相违背。如行人进行高速路被甲驾驶汽车正常行驶而撞死，此案明显属于交通事故。
（2）是否可以理解为只要存在过错即可而无需理会引发过错的对象或原由。按照事故发生的原由，过错可能是车辆驾驶人本人的过错导致的，还有可能是他方的过错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双方或多方的过错导致的。是不是只要发现有一方存在过错，就一定是交通事故呢？举例如下：
例五：某甲驾驶车搭载妻乙在路上正常行驶过程中，二人发生争吵，妻乙愤而突然开车门跳车致死。此案是否为交通事故？本案中，甲无任何过错，二人的吵架行为并不是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乙愤而开车门跳车的行为侵犯的法益主要是违反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对于乙的行为甲无法遇见（排除甲放任其妻死亡的可能性），应为意外事件。
例六：某甲驾驶公共汽车搭载乘客在高速路上正常行驶，突然车内发生抢劫案件。歹徒逼迫某甲驾车继续前行，乘客乙慌乱中砸破车窗跳车意图逃生，结果给摔死。此案是否为交通事故？本案中，甲无任何过错，乙为逃跑而跳车在主观上明知给自己造成的危害要么是放任的间接故意要么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乙跳车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侵犯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这一法益，但并没有引起对他人人身或财产的侵犯这一更大的法益，而且乙的自救行为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法益。并且，乙逃跑所引发的一系列法益受损，是歹徒实施故意犯罪所能预见或应当预见到的，故而应当由歹徒来承担因故意犯罪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换句话说，即使乙跳车的行为引发另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也应当作为歹徒实施故意犯罪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后果而加重处罚。故而不能作为交通事故处理。
例七：某甲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实施抢夺，在抢夺行人乙的皮包时因乙不放手将其拖倒并拖行数十米后致乙死亡。此案是否为交通事故？本案中，甲在道路上实施故意犯罪行为，其行为不仅侵犯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侵犯的更大的法益是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侵犯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这一法益只是侵犯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这一法益的必要手段而已，二者为牵连关系。故而不能作为交通事故处理。
例八：某甲酒后躺在自己停放在路边的车内睡觉，因为车窗封闭时间过长缺氧而导致自己窒息死亡。此案是否为交通事故？甲将车停在路边，可能已经侵犯到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即违规停车）。甲死亡因缺氧而死，系甲操作不当。甲操作不当的行为（即关车窗）并没有违反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也未危害到公共安全，系典型的常识性错误。故而不能作为交通事故处理。
由此可见，过错的引发对象和原由，对于某案是否为交通事故有重要作用。
2、此处的过错或意外的概念和内涵不清楚。
（1）过错，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包括故意或过失。此处的过错是仅指故意或过失还是既包括过意或过失呢，存在疑问。
故意，名词解释为存心，有意识地，即明知不应或不必这样做而这样做。我国刑法中，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可见，我国刑法中所指的故意，是针对行为导致的危害结果而言的，并不是仅仅针对行为本身。同理，过失犯罪是指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注意到了却轻信能避免而造成了危害。由此可见，在犯罪领域内研究的主观心态，都是针对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心态，而不单纯考虑行为人对某行为的心态。
可见，单纯考虑过错是否包括故意或过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必须结合行为和危害结果予以考虑才有意义。
（2）过意或过失，是指对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存在故意或过失，还是指对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危害结果存在故意或过失，存在疑问。行为人对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在主观上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例九：行为人明知道闯红灯是违法《道交法》还闯红灯，可见行为人针对违法行为而言在主观上是故意，但是行为人对闯红灯可能导致的危害后果应当能预见但是却轻信能避免，因而对危害后果又是过失心理。例十：行为人没有看清楚错把红灯当绿灯致使客观上闯了红灯，此时行为人在主观上应当为疏忽大意的过失，过失闯了红灯之后导致与其他正常驶入路口的车辆发生了碰撞，因而对危害后果又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
可见，交通事故中的过失适用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但是交通事故中的故意则只能适用于危害行为，而不能适用于危害后果。否则，即为故意犯罪。
（3）意外。
（1）此处的意外是仅指不可抗力还是指既包括不可抗力又包括意外事件。
一是包括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主要包括三种形式：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水、冰雹；政府行为，如征收、征用；社会异常事件，如罢工、骚乱。
例十一：某甲驾驶车辆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突发地震，导致汽车翻车，致使车上多人重伤和死亡。整个案件中，某甲不存在过错，也无法抗拒。
例十二：某甲驾驶车辆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突然出现了暴乱事件，致使某甲的车辆被暴乱者砸坏挡风玻璃，某甲惊吓过度车辆失控，致多名群众重伤和死亡。
二是包括意外事件。意外事件是指行为人虽有预见的义务，根据行为人的自身状况和当时的环境、条件，不可能预见。
例十三：某甲驾驶车辆在道路上正常行驶，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石头，正好砸在汽车上造成车辆毁损，多人死亡和受伤。整个案件中，某甲虽然有预见的义务，但是按照当时的条件，某甲无法预见到路边山上会有大石头滚下，因面属于意外事件。
例十四：某甲驾驶车辆搭载某乘客乙在道路上正常行驶，乙认为某甲绕远路，甲辩称是抄近路。乙见甲行驶的道路较为偏僻，在要求甲改变行驶路线未果的情况下误认为甲会对自己实施不法行为而瞬间开车门跳车致使双腿断裂鉴定为重伤。乙假想防卫。按照当时的环境、条件，甲对乙的跳车行为不能遇见，因而属于意外事件。
（2）不少理论认为交通事故的意外仅指自然灾害。如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的由刘建军主编的《新编交通事故处理实用手册》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问“什么是道路交通事故？”中认为“交通事故不仅是由于交通参与者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造成的，也可以是由于意外造成的。如地震、台风、山洪、雷击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可为代表。既然自然灾害能成为交通事故。同样，意外事件也可以成为交通事故。二者都属于行为人在主观上没有任何故意或过失，都是因为客观等其他原因造成的危害后果，与行为人的行为没有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将交通事故的意外仅理解为自然灾害，是以偏概全的做法。
三、交通事故的准确定义
基于交通事故定义的上述局限性和不完整性，笔者认为应当对交通事故定义进行如下修正。
交通事故，是指行为人基于交通运输方面的过错或者车辆驾驶人驾驶车辆因为意外，在道路上，过失造成不特定人人身伤亡或财物损失的事故。
（一）交通事故首先必须是事故。伯克霍夫认为，事故是人(个人或集体)在为实现某种意图而进行的活动过程中，突然发生的、违反人的意志的、迫使活动暂时或永久停止的事件。事故的含义包括：一是事故是一种发生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的特殊事件，人类的任何生产、生活活动过程中都可能发生事故。二是事故是一种突然发生的、出乎人们意料的意外事件。由于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往往包括许多偶然因素，因而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质。在一起事故发生之前，人们无法准确地预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什么样的事故。三是事故是一种迫使进行着的生产、生活活动暂时或永久停止的事件。事故中断、终止人们正常活动的进行，必然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某种形式的影响。因此，事故是一种违背人们意志的事件，是人们不希望发生的事件。
可见，交通事故是多种事故中的一种具体现象。因此，认为交通事故属于事故更为准确、直接。
（二）交通事故必须造成了危害后果。即造成了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没有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是精神层面的事故。
（三）交通事故必须是对公共安全有威胁，即有可能危害到不特定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此种威胁，只要客观上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即可，并不要求行为人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是否明知。例十五：某甲驾驶机动车违章进入非机动车道，甲的这一行为已经对公共安全产生威胁，即可能危及不特定的行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行为人甲只是轻信能避免而已。例十六：某甲驾驶雨刮器有故障的汽车行驶正常在道路上，某甲并未意识到已经威胁到公共安全。突然天下大雨，遮挡了视线，因雨刮器故障无法保持良好视线。情急之下甲紧急停车，导致跟随甲的乙车追尾致乙车车上三人死亡。此案属于交通事故。
2、此处的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基于行为人实施的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的不同，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威胁也会产生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例十七：某甲酒后违法驾驶机动车，对于公共安全的威胁在主观上就是故意，在客观上也实施了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行为，但并不能说某甲就构成了“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甲虽系酒后驾车，但是甲是基于对本人过于自信的过失，轻信自己能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换句话说，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行为人不想看到的。因此，甲的行为只能是交通肇事罪，而不是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不是过失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例十八：某甲驾驶机动车未看清楚路牌导致进行某单行路段，与乙正常驾驶的来车发生碰撞。本案中，某甲的行为系过失，其过失行为也危害到公共安全，但是对于危害结果，行为人甲因为疏忽大意未能预见到。因此，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和过失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条竞合犯，根据普特条款的原则，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3、此处的不特定人，不是指结果上的不特定人，而是指该危害行为发生前可能对不特定人造成损害，在结果上完全可能出现只对特定人和财物造成了损害。但这并不妨碍交通事故本身的成立。例十九：某甲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在路上，由于车速过快撞在了路边的灯柱上造成自己重伤。本案虽然只是造成了甲特定人的死亡这一危害结果，但是由于甲超速行驶对公共安全已经造成威胁，只是结果上只是造成了特定人甲自己的死亡而已，这并不影响到交通事故的成立。
（四）交通事故必须发生在道路上。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由于不影响到交通运输，当然不属于交通事故。
（五）根据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将交通事故的类型分为了有过错的交通事故和意外的交通事故。一是有过错的交通事故，在主体上并不要求，一般主体即可。但必须要求行为人是基于交通运输方面的过错，即行为人有故意或过失违反交通运输方面的行为。二是对于意外的交通事故，在主体上有限制，必须是车辆驾驶人，因为在意外的情形下车辆驾驶人才有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很难想象，非车辆驾驶人在意外情况下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但也不能绝对化。例二十：某甲系挑夫，四处帮人挑东西以赚取工钱谋生。某日，甲帮某乙挑两箱价值50万的金银首饰行走在人行道上，由于突遇台风，某甲把持不住，台风将首饰卷走掉下人行道旁的河中冲走。还把某甲挑东西的扁担给卷入半空，掉下来后砸到另一行人丙并致其死亡。此行为能否认为是交通肇事，有待商榷。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篇8
可是，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尚无明文规定，将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道路交通管理办法》也没有设定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救济途径。相反，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第四个问题却规定了“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一规定不仅限制了当事人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同时也造成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受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理由和法律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究竟属于哪一类行为，至今尚无定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文明建设、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国家机关、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都必将纳入法制轨道，接受法律的制约和人民的监督。笔者愚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范畴，具有可诉性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其理由是：
一、根据我国行政行为的司法解释：“所谓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这一解释概括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四个特征，即行政主体以单方面的意志，针对特定的人和事，决定相对人法律地位，产生行政法上的法律后果的行为就是具体行政行为，它具备的四个特征是：1、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行政法规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2、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单方意志实施的，它不需要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同意为条件的；3、具体行政行为是针对特定的人或事作出的，不带有普遍约束力；4、具体行政行为影响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产生行政法上的法律后果。与上述具体行政行为相对照，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同样具备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四个特征，其一，它是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照自己调查认定的事实和行政法规作出的单方行为，不以相对人的意志为转移。其二，它是针对道路交通事故行为人作出的。其三，它一经作出，必将给相对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产生影响并具有强制执行力。其四，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机关是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是政府派出的职能部门，它的管理职权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国务院、公安部行政法规、规章的授权，其工作职责就是以道路交通为载体的行政管理。因此，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属于专司道路交通管理的行政机关，其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当事人不服，有权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纳入行政司法审查，有法可依。
依据1：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个问题同时规定“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由此可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非终局裁决，人民法院有权进行审查，并在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妥时作出不予采信的决定。
依据2：1999年10月1日颁布施行的《行政复议法》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除外。”国务院《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设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可以向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重新认定，当事人向作出责任认定的上级机关申请重新认定，其实质也就是一种复议权的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的重新认定行为，也就是一种复议程序，所不同的是，《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没有设定对重新认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然而，《行政复议法》却规定了除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复议决定不服的，都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作出的重新认定，不是法律规定的最终裁决，根据我国下级法服从上级法，后法优于先法的效力原则，应当允许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当事人依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3：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11月24日公布实施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苦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一条规定，界定了凡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针对特定的人或事作出的行政行为都属于可诉性具体行政行为。不可质疑，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是具有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机关，其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当然就是具体行政行为，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就具有管辖权。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篇9
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以下简称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及本条例。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隐患治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及道路智能交通建设、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纳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所需经费财政应当按规定予以保障。
第四条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及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建设、规划、交通、环保、城管、教育、农业(农业机械)、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监管、城管执法等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做好相应的道路交通工作。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聘用的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在交通警察的组织指挥下，协助交通警察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鼓励单位和个人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同级志愿服务管理机构的统一组织下，进行道路交通安全志愿服务，协助交通警察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第六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报刊、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体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公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信息，提供道路交通安全咨询和其他依法应当公开的信息。
第七条报刊、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体应当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播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信息，进行道路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第二章车辆和驾驶人
第八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交通状况和车辆保有量情况，可以对机动车实行道路交通流量控制。
第九条机动车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不符合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予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道路交通状况和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需要，对实施环境保护标志管理的机动车，采取限制区域、限制时间行驶的交通管理措施。具体办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单位和个人使用非本市登记的机动车从事道路营运，或者招用持有非本市核发驾驶证的驾驶人从事机动车驾驶工作的，应当自使用、招用之日起五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销售非机动车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并定期将非机动车销售情况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
生产、销售电动自行车应当符合国家技术标准。
第十二条上道路行驶的人力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按照规定进行登记并悬挂车辆号牌。上道路行驶时，其驾驶人应当携带行驶证并保持车辆号牌端正、清晰、完整。车辆号牌或行驶证遗失、损坏的，车辆所有人应当携带本人身份证明和车辆，及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补发。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改变非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
(二)改动、拆除电动自行车限速装置;
(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非机动车号牌、行驶证;
(四)使用其他车辆的号牌、行驶证。
第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不予登记的车辆或者机具不得上道路行驶，法律、法规规定不需登记的除外。
第十四条禁止在车辆上安装或者使用妨碍交通安全的光电设备、高音喇叭、大功率音响、可变式号牌或者其他装置，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章道路通行条件
第十五条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并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并加强对慢行交通系统的研究，保障公众出行安全、畅通、方便。
第十六条道路两侧及隔离带上设置的管线、照明设施或者种植的植物出现损坏、照明不足、遮挡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等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情形的，交通、建设、城管、电力、绿化、通讯等部门及道路经营养护单位应当及时进行修复或者排除。
横跨道路设置管线、公益性宣传牌(栏)、横幅等设施，不得遮挡路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不得妨碍安全视距或者影响通行。
第十七条道路作业单位及作业人员在道路上进行维修、养护、清扫、绿化等作业时，应当按照道路作业标准落实交通安全防护措施。作业人员应当穿着醒目的安全防护服装，使用喷涂或粘贴有反光材料的车辆。
道路作业单位在高架道路、隧道进行作业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的作业方案进行作业。
依附于道路设置的市政设施发生故障需要紧急抢修的，施工单位可以先行抢修，并应当同时报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按规定办理相关许可手续。
第十八条高速公路经营单位应当维护高速公路上的设施完好，保持设施正常运行，及时交通安全预警信息，清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的车辆和其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障碍。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高速公路实行交通管制时，高速公路经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九条市、县(市)人民政府根据旅游区道路交通安全和观光游览的需要，可以在旅游区内设置观光游览线路，供观光游览车辆行驶。
第二十条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居住区采取错时停车等方式向社会开放其所属的停车场(库)。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公共停车场(库)，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停车场(库)的规划和建设应当符合道路通行条件和满足车辆停放需求，提高停车场(库)利用效率。停车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一条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城市道路范围内施划停车泊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施划的停车泊位应当予以撤除：
(一)停车泊位已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
(二)道路周边的停车场(库)能够满足停车需求的。
第二十二条盲道、人行道应当保持安全、畅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损毁盲道及其配套设施，不得损毁或者擅自占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章道路通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本市的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拱墅区、江干区和滨江区道路禁止燃油助动车、正三轮摩托车、营运人力三轮车和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车辆通行。
萧山区、余杭区和各县(市)需要对前款规定的车辆作出禁止通行规定的，由区、县(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决定，并报同级人民政府和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车辆、行人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放行信号时，应当让先被放行的车辆或行人优先通行。车辆遇交通信号灯黄灯亮时，未过停止线的不准通行，已越过停止线的可以继续通行。
在有方向指示信号灯并设置待行区的交叉路口，直行或者左转弯的车辆应当根据提示信号依次进入待行区停车等候。
第二十五条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驾驶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转借或者使用他人机动车驾驶证;
(二)不得违反规定进入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行驶;
(三)载货的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应当防止货物脱落、泄漏、遗撒;
(四)非牵引车不得牵引货运用途的拖斗;
(五)全挂拖斗车、载运危险物品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故障机动车;
(六)轮式专用机械车上道路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
第二十六条机动车在夜间行驶，应当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位灯;在夜间路灯照明良好时行驶，不得开启远光灯。
机动车临时停车时，应当紧靠道路右侧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或者右转向灯。
第二十七条客运出租汽车在不妨碍公共汽车进出站和停靠的情况下，可以在公共汽车车站站牌前沿临时停车上下客，但不得停车候客。
校车、接送员工的单位客车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临时停车上下客。
第二十八条城市公共客运车辆在进出站点时，应当在站点一侧单排靠边停车。暂时不能进入站点的，应当在最右侧车道单排依次等候进站。
第二十九条城市公共客运车辆以外从事城乡间客运的车辆进出中心城区，应当按照交通部门指定的路线行驶，并在指定的地点停车上下客。交通部门确定行驶路线和停车地点时，应当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三十条机动车在高架道路上发生故障的，驾驶人应当将机动车移至导流线或者就近驶离高架道路;无法正常行驶的，除按照规定使用警示灯光和设置警告标志外，还应当迅速报警，请求救援车、清障车对故障车辆进行拖曳、牵引，车上人员不得在行驶车道内活动或逗留。
第三十一条旅游区观光游览车辆应当在设置的观光游览线路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行驶，并注意避让其他车辆和行人。
鼓励游客换乘城市公共客运车辆、观光游览车辆进入旅游区，相关职能部门应当为车辆换乘提供便利。
第三十二条非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夜间或者遇有雾、雨、雪、冰雹、沙尘等低能见度情况下，驾驶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开启照明灯光;
(二)进入环形路口时，应当按交通信号指示方向行驶，并让已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
(三)不得驾驶非机动车从事营运;
(四)不得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交由非下肢残疾人驾驶;
(五)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行驶时速。
第五章交通事故预防
第三十三条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证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原则，组织制定应对自然灾害、恶劣气象条件、环境污染以及其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公安、交通、环保、卫生、城管等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本部门的具体实施方案。遇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所规定的情形发生时，各有关部门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密切配合，及时沟通、反馈信息。
第三十四条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建立和实施本单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制，遵守下列规定：
(一)教育本单位人员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建立本单位机动车的日常使用、保养、维修、检查制度;
(二)聘用驾驶人员驾驶机动车的，应当查验其驾驶资质和道路交通安全培训情况;
(三)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交通安全监督检查。
道路运输经营单位由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交通安全工作，除遵守前款规定外，还应当配备交通安全人员，保障交通安全投入，改善交通安全条件。
第六章执法监督
第三十五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道路交通安全执法责任考核制度，加强对交通警察执法行为的监督。
第三十六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公正严格、文明执法，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不得徇私舞弊、收受贿赂，不得刁难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相对人。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并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和本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但本章所列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
依法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按照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一)在夜间或者遇有雾、雨、雪、冰雹、沙尘等低能见度情况下，驾驶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不开启照明灯光的;
(二)故意遮挡、污损非机动车号牌的;
(三)改动或者拆除电动自行车限速装置的;
(四)驾驶电动自行车、人力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未携带行驶证的;
(五)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交由非下肢残疾人驾驶的。
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情形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该车辆至恢复原状。有前款第(四)项情形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至当事人提供相应合法证明。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超过国家规定的行驶时速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五十元罚款。
第四十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五十元罚款：
(一)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
(二)客运出租汽车、校车、单位客车不按规定临时停车的;
(三)城市公共客运车辆不按规定进站的;
(四)从事城乡间客运的车辆不按指定线路行驶或者停车上下客的。
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一百元罚款：
(一)转借或者使用他人机动车驾驶证的;
(二)非牵引车牵引货运用途的拖斗的;
(三)全挂拖斗车、载运危险物品的机动车牵引故障机动车的;
(四)轮式专用机械车上道路不按指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的;
(五)违反让行规定的;
(六)在高架道路上发生故障时，不按规定将机动车移至导流线或者就近驶离高架道路的;
(七)观光游览车辆不按指定的观光游览线路行驶或者避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的。
有第一款、第二款情形之一造成交通事故的，处二百元罚款。有第二款第(一)项情形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驾驶证至作出处罚决定。有第二款第(二)项情形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至恢复原状。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单位和个人使用非本市登记的机动车从事道路营运，或者招用持有非本市核发驾驶证的驾驶人从事机动车驾驶工作，未进行备案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销售非机动车未按规定进行备案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生产或者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电动自行车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驾驶依法不予登记的车辆或机具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扣留车辆或机具至当事人提供相应合法证明。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车辆上安装或者使用妨碍交通安全装置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强制拆除其非法装置，予以收缴，对机动车驾驶人处二百元罚款，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处五十元罚款;属于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责任的，处罚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横跨道路设置管线、公益宣传牌(栏)、横幅等设施，遮挡路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妨碍安全视距或者影响道路通行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设置人排除妨碍;拒不执行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并强制排除妨碍，所需费用由设置人承担。
第四十六条道路作业单位或者作业人员在道路上作业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未建立、实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制，或者实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制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驾驶燃油助动车、正三轮摩托车、营运人力三轮车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车辆在禁止通行的道路上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除可以扣留车辆，依照后款规定处理外，对驾驶人处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依照前款规定被扣留的车辆，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收购、置换或者托运回原籍。托运的相关费用由车辆所有人承担。原本市有关部门核发牌证的，由原发证部门依法注销牌证。逾期不接受收购、置换或者托运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置。
第四十九条驾驶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从事非法营运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予以处罚，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条对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由农业(农业机械)管理部门按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行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管理职权。
第五十一条本条例中涉及数字的以上、以下均包含本数。
第五十二条本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杭州市市区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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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篇10
内容提要:2007年5月1日，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生效。本文以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生效后所谓“新交法第一案”为背景，对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变迁进行了回顾和考察。文章认为，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应当采二元归责原则。一方面，应当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原则，即在当事人双方有过错的情况下，采过错责任原则归责；作为补充，在事故的确是由机动车本身的高度危险造成时，采机动车一方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归责，让机动车一方承担一定限额的责任。
我国最早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归责原则的规定是1991年9月22日由国务院、1992年1月1日实施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但是，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原则进入人们视野，是从所谓的沈阳“撞了白撞”的讨论开始的。2004年5月1日生效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可以看作是这一讨论的一个阶段性总结。2007年12月29日，第76条被修改。
本文以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生效后判决的第一例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回顾为背景，讨论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原则的前世和今生。[1]
一、吴军发等诉刘寰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及原被告的诉辩称
原告吴军发是本案受害人曹志秀的丈夫，其他原告为受害人的近亲属。2004年5月9日20时55分左右，曹志秀在北京市宣武区南二环主路菜户营桥东侧步行由北向南进入二环主路横过道路时，适有刘寰驾驶京en5276号“奥拓”牌小客车由东向西在主路内左侧数第一条车道内行驶。刘寰发现曹志秀，后在采取制动措施过程中，小客车前部与曹志秀身体接触，造成曹志秀当场死亡，小客车受损。2004年5月21日，宣武交通支队做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曹志秀与刘寰负同等责任。吴军发等原告与被告刘寰对该责任认定均持有异议。同年5月11日，北京京安机动车检测场对刘寰驾驶的小客车进行了检测，结果为：1、整车制动力总和不够，不合格。2、左右大灯亮度不够，上下偏差不合格。3、挡风玻璃破损。
原告吴军发等诉称：被告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而且汽车制动不合格，造成曹志秀死亡的严重后果。交通队认定各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我们认为不公正。起诉要求被告赔偿丧葬费12022.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74480元、死亡赔偿金129920元、丧葬费81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被告刘寰辩称：曹志秀横穿二环主路。在紧急避让时，我只得到不允许“奥拓”车行驶的车道内行驶。由于曹志秀的失误引发了这起事故，故她应负事故全责。对交通队的事故责任认定我有异议。同意按30%的责任比例赔偿，不同意其他诉讼请求。
（二）一审法院的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保护自然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基本精神。根据这一精神，车辆、行人应各行其道，在道路上行驶、行走时均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地宣武区南二环主路菜户营桥为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机动车行驶的专用道路，非机动车及行人不允许通行。曹志秀出行时，在没有了解清楚所走路线是否允许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即横穿二环主路的机动车道。在行走时，又不能注意往来的车辆，以致发生交通事故，并在事故中死亡。曹志秀的行为违反了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行人应当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道的靠路边行走”的规定，是引发此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刘寰驾车发现行人曹志秀时，其与曹志秀之间隔有一段距离。但其没有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迅速处理前方出现的紧急情况。而是在鸣笛后轻踩刹车，相信行人可在其车辆到达前走出机动车道，其未全面的、合理的履行避让义务，也未做到安全驾驶。同时，刘寰驾驶的机动车经检测制动力总和亦不合格。故刘寰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亦负有一定的责任。根据曹志秀、刘寰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其二人应负事故同等责任，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义务。
依照《民法通则》第117条第2款、第119条、第131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1款、第47条第2款、第61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刘寰一次性赔偿给吴军发等原告各项费用156915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2]
（三）二审法院的判决
二审法院确认了一审法院确认的基本事实。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道路上通行的车辆驾驶人、行人均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定，自觉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做到各行其道，安全通行。
本案中，刘寰驾车将曹志秀撞倒致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刘寰车辆的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死者曹志秀之近亲属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具有法定之赔偿义务。吴军发等在起诉时并未起诉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考虑刘寰与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存有保险合同关系一节，本院认为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保险责任限额50000元应由刘寰先行负担为宜，刘寰可于事后向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追偿。
对于超过保险责任限额部分，应当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予以处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首先确定机动车一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减轻其赔偿责任的条件就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人有过错，即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同时，机动车驾驶人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
本案首先需要确定的问题是行人曹志秀是否具有违反道交法相关规定的行为。依交通队对死者曹志秀之夫吴军发的询问笔录，曹志秀与吴军发在发现道路上汽车较多，行人只有其两人，道路中心有隔离设施的情况下仍横穿二环机动车主路，且在穿行时精神不专注，未注意往来车辆，其行为违反了道交法第61条之规定：“行人应当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道的靠路边行走。”道交法第62条之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故本院认定曹志秀之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其穿行二环主路的行为将其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健康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其次，刘寰在紧急状态下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刹车、鸣笛、避让，基本达到了作为机动车驾驶员在遇紧急状况时所应做出的必然反应。曹志秀行为违法以及刘寰采取的应变措施，共同构成减轻刘寰应负赔偿责任的条件。但减轻责任的幅度比例，则取决于刘寰在发现行人至将行人撞到致死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得当。依刘寰在交通队的陈述得知，刘寰发现行人时与行人相距约100米，采取的措施是鸣笛、轻踩刹车而未及时踩死刹车，避让行人时与行人所行方向一致，且在采取措施过程中轻信行人可以快速前行避开其车辆，故而本院认定刘寰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具有不当之处，对减轻其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不宜过大。综合考虑行人曹志秀以及司机刘寰的行为，本院认为以减轻刘寰对曹志秀之死之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50％责任比例为宜。
诉讼中，吴军发等和刘寰双方均就刘寰所有奥拓牌轿车的制动力是否合格加以陈述，并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举证证明其陈述，通过对检测单位的咨询，事发两日后对该车的检测结论并不能说明事发时该车就存在制动力不合格之状况，故本院对此不作评判。
综上所述，依照《民法通则》第75条第2款、第106条第2款、第117条第2款、第119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1条、第62条、第76条第1款、《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刘寰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先行给付吴军发等保险金额人民币5万元。刘寰一次性赔偿吴军发等100880.06元。[3]
（四）小结及问题的提出
本案发生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生效后的第9天，因此引起了社会相当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当时的媒体将这一案件称为新交法第一案，[4]本案中的机动车驾驶人刘寰被称为“以身试法第一人”。[5]
本案的主要问题在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究竟该适用怎样的归责原则？
二、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变迁
（一）《办法》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原则的规定
《办法》于1991年9月22日由国务院、1992年1月1日实施。该办法第18条将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第19条规定，一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造成交通事故的，有违章行为的一方应当负全部责任，其他方不负交通事故责任。两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大的一方负主要责任，另一方负次要责任；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基本相当的，两方负同等责任。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根据各自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大小划分责任。第35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第44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但按照10％计算，赔偿额超过交通事故发生地十个月平均生活费的，按十个月的平均生活费支付。前款非机动车、行人一方故意造成自身伤害或者进入高速公路造成损害的除外。
此后多年，《办法》一直是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基本规范，也未见引起争议。
（二）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争论[6]
1、争论的源起。
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争论，起源于沈阳市所谓“撞了白撞”的规定。
1999年9月10日生效的《沈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沈阳市道路交通事故办法》”）规定了六种行人负全部责任的情形。这六种情形包括，“行人违反信号规定”（第8条）、“行人因跨越隔离设施或不走人行横道”（第9条）、“行人横穿没有施划人行横道的路段没有注意避让车辆或者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第10条）、“在机动车道内行走”（第11条）、“在封闭式机动车专用道或专供机动车通行的立交桥、高架桥、平台桥等道路上”（第12条）、“在机动车道内招停出租车、逗留等妨碍机动车通行”（第13条）。在这六种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行人负全部责任。但是，在每种情况下，行人负全部责任的前提都是：机动车无违章行为。就条文的措辞来看，仅仅是第10条没有出现“机动车无违章行为”。但是，从整个规定来理解，应当可以得出第10条同样需要该前提。
就是这样一些规定，被媒体总结成了机动车撞了人、“撞了白撞”，由此引发了全社会的大讨论。就一般舆论而言，持批评观点的理由主要是：
其一，该法规缺乏人文精神，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可能导致漠视人生命的后果。
其二，该法规导致社会群体利益的失衡：不该靠打压行人等弱势群体来满足有车族的利益。
其三，该法规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一方面自行车和行人众多，有车族仅仅是小部分人群，但是道路占有情况却相反；另一方面，中国百姓的法律意识不容乐观，因此试图通过加大惩处的办法来到达整治交通秩序的目的，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倒有可能利用严刑峻法来免除行政机关管理责任的嫌疑。同时恶法可能会使公众失去对法律的信赖，对法治建设不利。
2、问题的实质
关于《沈阳市道路交通事故办法》相关规定问题争论的实质在于：机动车与行人及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究竟该采何种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是一种激励机制，因此，不同的归责原则，对道路交通参与人会产生不同的激励，从而可能影响到交通事故的发生。
3、两种不同观点及理由
在法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1）一种观点认为，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应当采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界定上，采无论是否有无过错说，即无论是否有无过错，机动车驾驶人均应当承担责任。这种观点的理由在于：
第一，交通事故处理的目的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弱者、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正义。《沈阳市道路交通事故办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是反人道的、反正义的、反人权的。因此，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应当采无过错责任原则。
第二，报偿理论，即“谁享受利益谁承担风险”，汽车所有人享受了汽车带来的利益，自然应当承担汽车带来的风险。
第三，危险控制理论，即谁能控制、减少危险就由谁来承担责任。
第四，危险分担理论，汽车所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金，可以通过提高运费或者参加保险，将损失转嫁给全社会。因此表面上是汽车所有人、但实际上是全社会承担了责任，因此是最公平合理、最符合社会正义的。
第五，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采无过错责任是全世界各国的通例，所以，我国也应当采无过错责任原则。
（2）另一种观点认为，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应当采二元归责原则。一方面，应当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原则，即在当事人双方有过错的情况下，采过错责任原则归责；作为补充，在事故的确是由机动车本身的高度危险造成时，让机动车一方承担一定限额的责任。这一观点的理由在于：
第一，权利救济和行为自由，是侵权法的基本范畴。对权利的救济，需要以对自由的限制作为代价，反之也是。因此，应当兼顾二者的关系，不应当顾此失彼。在交通事故侵权行为的处理上，需要既考虑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的情况，也要考虑机动车一方的情况。
第二，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的目的，除了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外，还有维护交通秩序、提高交通效率的目的。否则，只有禁止汽车上路，才能够真正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即使只着眼于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一方面，发生交通事故后，并不见得一定是行人或者非机动车驾驶人才是受害人，机动车驾驶人也可能是受害人；其次，对受害人的保护，等事故发生后再保护已经为时过晚，很多损害无法弥补。因此，真正的保护，是预防事故不发生。而只有过错责任，才能够激励所有的道路交通参与人都有动力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从而避免悲剧发生，真正保护受害人。
第四，报偿理论、危险控制理论及危险分担理论，并不能必然得出采无过错责任的结论。
第五，道路交通事故采无过错责任，并非各国的通例。按照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教授的介绍，“必须规定严格责任的最重要的生活领域曾经是而且一直是道路交通。但至今为止，并非每个以机动车辆参与一般道路交通者、亦非每个动力化了的道路使用者到处都必须承担严格责任；即使存在这样的责任制度，它通常也仅适用于特定危险的实现并因此仅限于特定的损害形态。一些法律制度甚至根本未就此规定‘严格责任’，机动车辆保有者只有在他本人或其雇员有过失时才承担赔偿责任。”[7]
第六，在事故的发生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情况下，除非有特别的调整理由，双方的过错责任归责是最公平的。
在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原则的讨论中，很多人提出了所谓的强弱说，即认定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是弱者，机动车驾驶人一方是强者，因此，归责原则应当向行人和非机动车一方来倾斜。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规则上。很多人主张，医疗机构因为种种原因需要特别保护，因此才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4条第2款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以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独立、更重要的是低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标准的赔偿标准。
很多的研究表明，这种强弱说以及需要特别保护说，是站不住脚的。[8]
第七，作为补充，在事故的确是由汽车本身的危险性造成的情况下，让机动车一方承担一定额度的赔偿责任，是机动车一方的无过错责任。机动车一方承担一定额度的无过错责任，有利于案件处理结果的实质公平。
笔者是第二种观点的坚持者。
（三）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解释
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争论的阶段性结果，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之所以将其称为阶段性结果，一是因为争论并没有因为第76条的出台而停止；二是因为第76条已经被修正了，此点下文会讨论到。
与此处讨论相关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即“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以下简称04年第76条）
这一规定前段，规定的是结果责任。即只要发生交通事故，皆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这一规定的后段，究竟是何种归责原则，似乎并不清晰。按照过失客观化理论，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说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存在过错，因此事故的发生是由或者部分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过错行为导致。至于在机动车一方，“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意味着什么？有学说认为，机动车一方在道路交通过程中，负有高度注意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9]换言之，机动车一方在驾驶过程中不能有违章行为，当发现可能发生事故时，还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回避结果的发生。而“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可能包括几种情形：有违章行为，同时在损害发生时未采取必要处置措施；有违章行为，但在损害发生时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无违章行为，但在损害发生时未采取必要处置措施；无违章行为，同时在损害发生时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由此可见，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和是否违章、因此和是否具有过错不具有必然联系。因此，该条规定仅仅着眼于损害发生的当时是否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而不考虑是否存在违章行为及过错行为。由此，该条后段采取了何种归责原则，不甚清楚。
在机动车驾驶人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而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仅仅是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考虑到前段规定，可以看出，本项规定整体应当是采结果责任归责的倾向。
（四）地方法规对04年第76条的解释或修正
《北京市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北京市办法》）由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4年10月22日通过，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办法》第72条第1款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在驾驶中履行了交通安全注意义务并已经采取了适当的避免交通事故的处置措施，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比例、额度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
此条规定中的但书对04年第76条的但书做了解释。关于04年第76条中“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模糊规定，本条规定解释为“在驾驶中履行了交通安全注意义务并已经采取了适当的避免交通事故的处置措施”，而这就是“机动车一方无过错”。在无过错的情况下，“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比例、额度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明确了机动车一方的过错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市办法》第72条第1款规定了三种归责原则。首先是结果责任原则，其次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最后是过错责任原则。这三种原则同时存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机动车一方有过错时，按照过错责任归责；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时，按照无过错归责。机动车一方要么有过错、要么无过错。只要在机动车一方是否有过错不清楚的时候，才按照结果来归责。机动车一方是否有过错不清楚的情况，在实际案件中也是存在的。[10]但是，此种情况极少。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市办法》第72条第1款通过对04年第76条的解释，实际上对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进行了修正，将04年第76条规定结果归责倾向修正为过错归责的倾向。
抛开地方性法规与法律的关系如何处理不谈。《北京市办法》第72条第1款确定的归责原则体系值得肯定。
（五）关于04年第76条的修正
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04年第76条进行了修正。除了个别措辞调整外，修改主要针对第76条第1款第2项。修改后的条文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以下简称07年第76条）
这一规定也包括了几种归责原则。孤立地来看，前段规定的是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无过错下的机动车一方的结果责任。只要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无论机动车一方是否有过错，均由其就损害结果承担责任。与原来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即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的结果归责相比较，这一规定可以称为有限的结果归责。中段规定只是考虑非机动车、行人一方的过错，而没有考虑机动车一方的过错。单看此段规定，与原来的规定相比较，似乎并不能清楚究竟采何种归责。是过错相抵吗？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后段。后段规定，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这是一种典型的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将三段结合起来看，整个归责原则就清楚了。首先，如果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无论对方情况如何，机动车一方只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其次，如果机动车一方有过错或者是否有过错无法证明，则看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一方的过错情况：如果没有过错，则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如果有过错，则适用过错相抵。这样看来，前段并不是一种有限的结果归责，而是在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情况下的过错归责。
在双方的过错都无法证明的情况下，如何归责，本段没有规定。笔者认为，此时应当让机动车一方来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机动车一方无过错后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让人想到《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04年第76条中没有出现“过错”的字样，而07年第76条，全部采用“过错”来描述责任归属的原因。这说明，立法者认为，过错和违章是一致的。
（六）小结
相比较而言，04年第76条的规定最不周延、最不清晰，但最倾向于机动车一方的结果责任。《北京市办法》第72条的规定最周延、最清晰，也最倾向于过错责任。07年第76条的规定相对周延、清晰，事实上采取了过错归责，实际上是对04年第76条的否定。但是，在双方都没有过错或者双方的过错都无法证明的情况下，是适用《民法通则》第132条的公平责任，还是采机动车一方的无过错归责，尚待讨论和明确。
归责原则是一种激励机制，过错责任原则最能够激励双方当事人都有动力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从而真正起到保护人民人身财产不受损失的作用。基于此，笔者更倾向于《北京市办法》第72条的规定。
三、关于吴军发等诉刘寰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的评论
（一）对一审法院判决的评论
一审法院首先认定，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保护自然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基本精神。根据这一精神，车辆、行人应各行其道，在道路上行驶、行走时均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此点值得肯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目的不仅仅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弱者、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正义。”而且，如果仅仅着眼于保护弱者，反倒无法起到真正保护弱者的目的。只有有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才可能预防和较少交通事故，真正保护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基于这样的认识，一审法院认定，行人和机动车驾驶人都得遵守交通法规。本案中，受害人曹志秀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行人应当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道的靠路边行走”的规定，是引发此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被告人刘寰未全面的、合理的履行避让义务，也未做到安全驾驶。同时，刘寰驾驶的机动车经检测制动力总和亦不合格。故刘寰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亦负有一定的责任。根据曹志秀、刘寰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其二人应负事故同等责任，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义务。
总体来看，关于一审法院的判决可以有以下几点评论：
第一，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来分配责任。法院认为，受害人及被告各自都有违法行为，都存在过错，而这些过错都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因此，应当由双方来分担损失。
第二，法院并没有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而第76条第1款第2项是规范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之间交通事故最直接的法律根据。
第三，我们无法知道法院为何没有适用第76条。就法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职责要求而言，无论是何种原因不适用第76条，恐怕都是不合适。但是，另一方面，鉴于04年第76条刚刚生效，而当时的舆论已经将其与本案炒作一团。因此，合理的推测，法院当然应当知道04年第76条的规定内容及适用对象。法院这种处理，是否反映了法官对第76条的某种态度：认为其不合理因此不合作的态度？
第四，法院在判决书中没有提及交通管理部门有关事故责任比例的认定。此点下文还会提到。
（二）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
本案一个关注点是，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皆不服。法院的判决两头都不落好，可见，双方都认为自己没有胜诉。
原告吴军发等的上诉理由，其一是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受害人与被告承担同等事故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二是认为未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先将应当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强制保险限额内的赔偿部分的数额扣除。
被告刘寰的上诉理由，其一是认为事故后的检测报告不能客观反映事故前车辆刹车系统的状态。其二是认为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事故主要由受害人造成，不应当与受害人负同等责任，被告只愿意负担30%的责任。
（三）对二审法院判决的评论
二审法院首先认定，在道路上通行的车辆驾驶人、行人均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定，自觉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做到各行其道，安全通行。
此点与一审法院的认定相同，值得赞同。
二审认定，本案应当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因此，首先需要由保险公司就责任限额承担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之前保险公司与驾驶人之间前的保险合同，与第76条的保险是何关系，当时恐怕并不清楚。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具有法定之赔偿义务。只是由于吴军发等在起诉时并未起诉保险公司，考虑刘寰与保险公司之间存有保险合同关系一节，法院认为保险责任限额50000元应由刘寰先行负担为宜，刘寰可于事后向保险公司追偿。
据此，法院实际上认可了受害人可以向保险公司直接求偿。在没有直接起诉保险公司的情况下，投保人应当先行负担，之后有权追偿。此点值得赞同。
法院认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首先确定机动车一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减轻其赔偿责任的条件就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人有过错，即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同时，机动车驾驶人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
本案中受害人之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其穿行二环主路的行为将其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健康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其次，刘寰在紧急状态下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刹车、鸣笛、避让，基本达到了作为机动车驾驶员在遇紧急状况时所应做出的必然反应。曹志秀行为违法以及刘寰采取的应变措施，共同构成减轻刘寰应负赔偿责任的条件。但减轻责任的幅度比例，则取决于刘寰在发现行人至将行人撞到致死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得当。依刘寰在交通队的陈述得知，刘寰发现行人时与行人相距约100米，采取的措施是鸣笛、轻踩刹车而未及时踩死刹车，避让行人时与行人所行方向一致，且在采取措施过程中轻信行人可以快速前行避开其车辆，故而本院认定刘寰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具有不当之处，对减轻其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不宜过大。综合考虑行人曹志秀以及司机刘寰的行为，本院认为以减轻刘寰对曹志秀之死之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50％责任比例为宜。
就此部分判决，有以下几点评论：
第一，法院认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第二，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及过错是清楚且无异议的。如果没有曹志秀横穿二环，刘寰根本就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也不会引发之后的一系列麻烦。在这样的意义上，刘寰也是受害者。
第三，法院的推理存在不一致的情节。一方面，法院认为，受害人之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被告“基本达到了作为机动车驾驶员在遇紧急状况时所应做出的必然反应”，只是在采取避让措施过程中的一系列措施具有“不当之处”。而被告所谓的“不当之处”，仅仅是没有死踩刹车。而具有开车常识的人都知道，死踩刹车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造成车辆颠覆以及后车的追尾。可见如果没有受害人之违法行为，则被告无需避让、自然也就不会发生本案之悲剧。同时，如果被告死踩刹车了，是否会发生另外、更严重的事故？但是，另一方面，法院却首先推定了被告的责任。这样的结论，自然会引发这样的问题：凭什么要让被告承担责任。
在本案中，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清楚的，过错也是清楚的。但是责任并没有配置到真正的原因上。这与民事责任配置的基本原理相违背的。究其原因，当然是因为04年第76条所致。
一审法院避开04年第76条的适用，造成当事人同时上诉；二审法院适用了第76条，出现了上述的问题。可见，法律规定如果不合理，会造成如何的后果。
可见，无过错责任只有在危险本身造成损害的场合才有适用余地，在过错存在且能够被清楚证明的场合，只有按照过错归责，才能够将责任与发生的原因直接联系，才能够保持逻辑推理的一致性。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清楚交通管理部门依据怎样的规则得出曹志秀和刘寰负同等责任的结论。同时，两级法院在判决中均未提到交通管理部分的责任认定。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属于证据，如果明显不合理、或者有其他证据足以将其推翻，可以不被采用。但是在本案的判决中，两级法院均判决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由于没有给出理由，所以不知道是否是、但恐怕肯定是实际上受到了责任认定书的影响。
四、四个假设的判决结果
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行人曹志秀横穿禁止行人通行的二环主路，具有重大过失；机动车驾驶人刘寰发现曹志秀后，“基本达到了作为机动车驾驶员在遇紧急状况时所应做出的必然反应”，只是在采取避让措施过程中的一系列措施具有“不当之处”。而被告所谓的“不当之处”，仅仅是没有死踩刹车。可见对于事故的发生，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而刘寰仅仅具有很轻的过失。
（一）根据《办法》有关规定的判决结果
《办法》第19条规定，两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大的一方负主要责任，另一方负次要责任。第35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本案中，曹志秀负主要责任，刘寰负次要责任，因此二者应当按照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刘寰的过失很轻，其责任也不应当太大。本案中刘寰本人愿意承担30%的责任。可见，如果按照《办法》的规定来判决本案，至少刘寰一方会接受判决结果的。而这样的结果，更接近于自己行为自己负责的基本法理。
（二）根据《沈阳市道路交通事故办法》有关规定的判决结果
《沈阳市道路交通事故办法》第11条规定，行人走路须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道的须靠路边行走。行人在机动车道内行走，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方无违章行为的，行人负全部责任。
本案中，受害人曹志秀在机动车道内行走，刘寰只具有很轻的过失，因此，曹志秀应当负主要责任。而刘寰本人愿意承担30%的责任。
（三）根据《北京市办法》第72条的判决结果
按照《北京市办法》第72条关于“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在驾驶中履行了交通安全注意义务并已经采取了适当的避免交通事故的处置措施，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比例、额度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由于刘寰有过失，那怕是很轻的过失，都不能按照国家规定最低比例、额度承担赔偿责任；而应当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
如此，刘寰过失很轻，所以承担的比例也应当很小。而刘寰愿意承担30%的责任。
（四）根据07第76条的判决结果
按照07版第76条关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的规定，由于刘寰有过失，因此，不能只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赔偿；但是，本案中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有重大过错，所以，应当大大减轻刘寰的责任。综上，刘寰承担的责任应当略高于10%。
（五）小结
从上述列举可以看出，根据《办法》、《沈阳市道路交通事故办法》，《北京市办法》以及07年第76条，都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唯独04年第76条，得出了另外的结果。
从引发争议的沈阳市的所谓“撞了白撞”，到04年第76条，到《北京市办法》第72条，最后到07年第76条，短短八年；而04年第76条到07年第76条，才短短三年。这中间，有多少是感情的宣泄、有多少是理性的思考；这中间，有多少逝去的曹志秀、有多少失去亲人的吴军发、有多少感到迷惘的刘寰？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让人唏嘘。
五、结论
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原则短短的变迁史，说明了以下的问题：
归责原则解决责任成立的正当性问题。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很多，有些是由于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造成的，有些是由于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造成的，而有些则是由于双方过错造成的。除了过错之外，还有些是由于机动车本身的危险性造成的，有些则是由道路本身的设置不合理造成的。比如，在本案中，二环禁止行人行走，但是却有很多地方行人可以进入。这就增加了行人闯入由此引发事故的危险。
不论如何，什么原因造成损害，则应当由相应的责任者承担责任。这是责任配置的基本原则，如此，责任才具有正当性。潜在的当事人则可能因此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事故，真正保护人民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因此，道路交通归责原则是一种多元的归责体系。在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应当坚持过错责任原则。除非存在特别的事由，可以改变双方采同样归责原则的规则。只有事故的确是由于机动车本身的危险性造成的情况下，才能够让机动车一方承担一定额度的责任。在事故的发生取决于双方行为的场合，双方的过错责任原则，就是平等和公平的体现。
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法律都不保护过错。应当确信：过错责任原则在其他领域能够很好处理行为自由与权利救济的关系，在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的领域同样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仅仅是一种证据，如果明显不合理、或者有其他证据足以将其推翻，可以不被采用。注释:
[1]为措辞方便，除非特别指出，本文中讨论的道路交通事故均指机动车与行人及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
[2]参见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2004）年宣民初字第04270号民事判决书。为使问题集中，此处省去了案件中的反诉部分。
[3]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一中民终字第11518号民事判决书。
[4]law-lib.com/fzdt/newshtml/gzaj/20051207183036.htm。
[5]news.xinhuanet.com/auto/2004-12/22/content_2367929.htm。
[6]本部分的内容，可以参见王成：《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归责原则之经济分析》，同时可参见其他学者对该文的评论，载崔建远主编：《民法九人行》，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4月版，第195-262页。
[7]【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张新宝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页。
[8]关于医疗机构是否应当给予特殊保护的深入分析，参见杨小欣：《评“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的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读后感》，lunwenwang.com/Freepaper/Legalpaper/administrativelaw/200608/Freepaper_163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