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法解析篇1
论文关键词治安案件未成年人轻伤害案件调解结案
一、未成人治安案件的界定
（一）治安案件界定
什么是治安案件？各种著作表述不一。它与2005年前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2006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密切相关。整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治安教材与论著，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述：
第一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指公安机关和基层包围组织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国话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以及公安部《关于查破和处理治安案件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对需要给予治安行政处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不够成立刑事案件的轻微犯罪行为，立案查破并给予治安行政处罚的法律事实。
第二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治安行政案件的简称，指按照《治安案件处罚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公安机关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依法对违法治安管理行为裁决处罚的案件。
第三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指由公安包围机关，依据治安管理法律、法规，对违反治安管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组织查破并对行为人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的案件。
第四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指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法律、法规对受理的报案、控告、举报、投案或者有关部门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进行审查，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需要追究治安行政法律责任且属于自己管辖的，依法进行调查的法律事实。
第五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指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组织调查并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治安行政之才的法律事实。
第六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指违反治安管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认为应当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受理调查的法律事实。
上述几种表述基本上都是从管辖主体、管辖依据、管辖行为的性质以及处罚的性质等要素进行表述的，第一种定义是依据1957年实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三、四种表述是依据1987年实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五、六、七种表述依据的是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以上各种表述都不同程度地留有当时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制度的内容痕迹。当然，上述其中定义于今都有不当、不足或不明确之处，在此不作更多的分析。但通过比较能发现，多数表述都将“治安案件”定义为“法律事实”，这在公安法学研究领域是一种普遍现象。
第七种表述：治安案件，指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依法应当受到治安行政处罚，由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这种表述在法学研究者中得到普遍认可。该表述缩小了治安案件的范围，笔者比较认同以法律事实来定义“治安案件”。
根据有关规定，笔者分析认为，定义治安案件应该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查处的客观事实。治安案件查处的客观事实是存在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且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事实。并非所有的违反行政管理的行为都构成治安案件，违反其他行政法律的行为不一定是治安案件。治安案件必须是违反治安行政管理，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由公安机关依法立案的法律事实；违反其他行政法律，由其他行政机关依法立案的法律事实就不是治安案件。
第二，确认的法律依据。确认治安案件的法律依据应该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及与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有关的法律、法规。治安案件构成的重要依据是指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应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事实。有的行为虽然违反的是其他法律、法规，但按照法律规定也应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也应该属于治安案件。所以，确认治安案件的核心是看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该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如果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则该行为可以构成治安案件；否则，就不构成治安案件。即是一切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为据。
第三，办案的主体。查处治安案件的法律事实必须是由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我国行政管理机关众多，违反行政法律的行为由相应的行政机关立案查处，而治安案件是必须由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的法律事实。有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由于情节轻微，或者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公安机关依法不予立案的法律事实，也不构成治安案件。
（二）未成年人界定
“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但在国际社会上，对“未成年人”还有类似不同的称谓，具体在年龄界限上的规定也不同，笔者认为研究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应采用我国《中国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的应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违反治安管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立案查处的法律事实。
二、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现状分析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相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资料也逐渐增多，如今已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专项统计资料。
通过查阅资料和对派出所进行调研，笔者发现当前我国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具备以下现状：
（一）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发生数量有所上升
有关数据显示，1991年，全国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未成年人达42681人，占未成年人作案人数的22.56%；1997年为29940人，占未成年人作案人数的19.60%。但是结合未成年犯罪的比例来看，由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在逐年上升，所以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也是逐年上升的，只不过所占的违法犯罪比例有所下降。也就是说，治安案件的发生率也在逐年增加，但刑事案件的发生率更高，即说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在日益严重。
（二）涉案的未成年人存在地区差异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日益显露，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地区差异，对于涉未成年治安案件来说，这种差异也十分明显。25岁以下流动青少年是流动人口中的特殊群体，在流动人口中占有一定比例。数据显示，25岁以下流动青少年过亿，其中有近2000万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们或者跟随父母迁居，或者外出打工谋生。最近几年，有关流动青少年权益侵害与违法犯罪问题屡见报端，备受社会关注。一方面，流动青少年的许多合法权益经常被忽视，甚至被肆意侵害，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另一方面，某些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流动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率持续攀升，成为当前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一个新的突出特点。根据一些地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犯罪呈增长趋势。例如，流动人口犯罪占上海全部犯罪的50%以上，广州高达80%，深圳竟达97%；在北京，1990年流动人口犯罪占全部犯罪的22.5%，到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9.2%。流动青少年在流动人口犯罪中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在浙江，流动青少年治安案件占到当地案件总量的69%。但是，欠发达地区，如河南，由于流动人口数量少，涉未成年人的治安案件却多集中的本地人口。以开封为例，2012年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122起，只有2起是非本地户口，占0.016%。
（三）治安案件涉案的未成年人以在校学生为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2章第11条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7周岁。根据2008年的《中国未成年人权益状况报告》，2007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人口覆盖率已经达到99%，小学学龄儿童的净入学率由1991年的96.8%上升到2007年的99.5%；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较1991年上升28.3个百分点；高中毛入学率达到59.2%，较1991年上升33.2个百分点。这种高入学率结合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一般集中在中学或者中职院校内，治安案件的发生也多发生在校园，通常由学校负责处理和消化，而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大多已经脱离了学校。这也给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的调查带来了难度，过多的校内处理减少了发案记录，减少了我们对治安案件数量的统计，但是，从另一个侧面考虑，这种减少证明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在学校内部消解了矛盾，对社会稳定和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不无裨益的。
（四）未成年人治安案件以轻伤害案件居多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条对治安案件的调整范围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适用于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而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涉未成年治安案件的种类多集中在对人身权利的侵害。原因有二：一是，侵犯财产权利的案件通常私自解决或者由学校处理，并不报案；二是，过于严重的伤害案件直接由刑事立案不作为治安案件处理。由此又引发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另一个现状。
（五）未成年人治安案件调解结案居多
治安管理处罚法解析篇2
论文关键词行政程序治安案件程序正义
一、程序、法律程序和行政程序的理解
“任何社会形态下公共管理权力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规则来运行”行政程序是法律程序的一种，而法律程序在现代社会除程序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含义以外，还被赋予规范权力正当行使并保护人权的含义，实质是一种正当法律程序。一方面程序含有技术理性因素，另一方面程序最直接关联民众的利益诉求，是公民面对行政权力最直接、最重要的权力保障机制。理解行政程序的内涵，需要把握几点：
一是程序表现为过程，从程序启动到结束。有些长的过程是由若干短的过程所组成，因而一个大程序中包括若干小程序。如行政处罚程序中包含听证，听证本身也是一种程序。
二是程序具有目的性。人们选择、启动某一程序，总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目标决定人们选择或预设何种程序。
三是程序具有选择性。为了达到一定目标，就要选择或预设一定程序。但是，虽然目标决定选择，选择或预设也会影响能否很好达到目标。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当然，不同的目标要选择不同的程序去完成，但也有可能运用同一程序去完成不同目标。前者显示程序的个性和差异性；后者反映了程序的共性和统一性。
四是程序具有客观性。为达到特定目标，就要选择能最好最快达到目标的程序。这种程序不是主观臆想的，而是必须符合要办事情的客观规律。主观选择、预设的程度符合客观要求，这就是科学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因此行政法中程序的内涵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只是关于程序的具体内容有其特别规定。
所谓法律程序，即指程序规则为法律所规定时，该项程序就被称为法律程序。法律程序的主体享有各自的程序选择、履行相应的程序义务。如果义务人没有旅行法定程序义务，则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法律程序运行结束后往往产生一个法律实体结果，因此在法律学上，“程序”一词往往与“实体”相对称，指按照一定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做出法律决定的过程。程序关心的是形成决定的过程，而实体关心的是决定的内容。由于私法领域的活动实行意思自治原则，民事主体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关系，法律一般不对其活动程序做出强制性规定。而在公权力领域，由于公权力具有强制性，如果滥用极易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法律往往对权利行使的程序做出明确规定，以确保权利行使的理性、公正。所以，法律程序就其规范对象而言，主要是公权力。与现代国家权力被分立为立法行政权和司法权相对应，现代法律程序主要有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
对法律程序的划分，以程序所规范的权利为标准较为适和。行政程序作为法律程序的一种，是行政权力运行的程序，具体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利、做出行政行为所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的总和。有时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离不开行政相对人的参与行为，因此，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程序也是行政程序不可缺少的内容。行政程序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点把握：第一，行政程序是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第二，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为行政行为的程序。第三，行政程序的构成要素包括：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第四，行政程序的运行结果是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或者作出行政决定。第五，行政程序是一种法律程序。从行政程序的种类上看，根据不同的标准，行政程序分为抽象行政行为程序和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等，本文仅研究《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存在着具体程序。
二、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程序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内容上看，该法在程序方面分为处罚程序和监督程序。处罚程序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去理解，广义的处罚程序指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一切程序。从狭义上可以理解为决定对相对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即决定程序。本文将从广义上研究治安管理处罚程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处罚程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传唤、询问、取证、裁决等程序性内容作了规定，对案件管辖、证据种类、违法物品的扣押等办理治安案件的基本程序做出了规范。同时第3条还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这样的规定保证了公安机关在作出治安处罚时应遵循的程序在法律上都有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规定的程序众多，但其并不是只适用未成年人，有些程序对未成年人并不适用，本文仅研究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程序。治安处罚程序有：治安调解；行政管束；传唤与盘查；检查；扣押、没收和收缴；当场处罚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罚款和拘留的执行等，其中本文研究的涉未成年人的程序主要有以下：治安调解、传唤与盘查、拘留的执行。
三、《治安管理处罚法》程序上对未成年人的适用
法理上所说的法律适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适用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实现法律规范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法律适用一般被称为法的实施。狭义的法律适用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其职权范围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事项的活动，特指拥有司法权的机关及司法人员依照法定方式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的活动。本文中的法律适用指的是狭义上的法律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对适用的行为对象作了规定。简言之，适用的行为对象是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主要是指要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关于新旧法在调整行为对象上的差别，公安部2006年1月10日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宣传提纲》中明确提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由原来的73种增加到现在的238种，基本上减轻版的犯罪行为种类。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国家重视对未成年人在各方面的培养，重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还处在少年时期，社会知识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没有预见能力，也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对这些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主要是教育，使其明辨是非，不再给予出发，更有利于其成长。但不处罚不等于放任不管，要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以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考虑到他们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和辨别力，但又还处在成长中，其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成熟的特点。对此类未成年人，采取应当从轻或减轻的规定，“从轻”是指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行为确定应当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在这一档处罚幅度内，选择较轻或者最轻的处罚，如依本法对规定，对结伙斗殴行为应当给予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那么对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给予6或7日的拘留就是从轻的处理。“减轻”是指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确定应当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在这一档处罚的下一档处罚幅度内给予治安处罚。
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规定了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但不执行该行政拘留处罚的四种法定情形。其中两种针对未成年人的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适用上述规定有几点要注意：行为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而且《治安管理法》对该行为规定了拘留的处罚，并且从违法行为热的违法情节、危害后果等方面考虑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只有对本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下的违法主体才不是用拘留，除此之外应当执行；在本条四种情形下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之规定了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对行为人不在追究处罚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由法律规定了拘留之外的其他处罚，仍然要执行。2006年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40条也规定：“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做出处罚决定，但不送达拘留所执行：（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的”这是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具体适用时的规定。但是不执行行政拘留，并不意味着不采取措施。根据《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第5条的规定，被处罚人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应当会同被处罚人所在单位、学校、家庭、居（村）民委员会、未成年保护组织和有关社会团体进行帮教。
治安管理处罚法解析篇3
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不适当运用现象及原因分析
(一)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不适当运用现象
治安管理执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根据个案实际，绝大部分能正确运用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缺陷，而且运用过程中根据治安管理处罚相对人的实际困难，以最小损害为原则教育相对人，使僵化的法律控制以灵活手段运用，有效体现了立法精神、实现了个案正义。与此同时，调动了民警执法办案的自觉性、主动性，使得大量违反治安管理的案件处置迅速、及时，从而将治安问题快速解决，大大降低社会损害及影响，切实推进了公安执法效率，节约了行政成本。但是，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如同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实现个案正义;反之则会极大地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当前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不适当运用现象在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中仍然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运用目的不适当。即指具体裁量决定所追求的目的不是法律授权的目的，即便是从权限上看，完全有权作出一定行政行为，但也并不意味着这种权利的行使目的是没有问题的。如“上海钓鱼执法事件”，2009年9月8日中午1点多，私家车主张军因搭载自称胃疼要去医院的路人(路人系警察假扮)，被上海市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非法营运”，罚款1万元。该案中上海市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以查处非法营运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目的，在巨大数额的罚款面前显得苍白无力。［2］2．处罚时不考虑相关因素。即考虑不相关因素和不考虑相关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项中规定“对于的，可以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该条款是针对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应考虑相关因素而规定的，民警在办理治安案件中，考虑不相关因素和不考虑相关因素也归属自由裁量权不适当运用的一种表现形式。3．违反“过罚相当”原则，显失公正。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的公开、公正尺度来看，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幅度的明显不公是“量”上的畸轻畸重;相同的违法责任却处罚悬殊;或处罚时相对人违法责任不同却受相同处罚。如案例:2003年3月25日下午姜玉英找村长及村支书处理邻里两家因栽树产生的纠纷时，村长及村支书作出“谁都别在行政村没有规定的空闲地上栽树的决定”。第三人康佳侠不执行村长及村支书的决定，执意栽树在姜玉英家屋后行政村没有规定的空闲地上，导致姜玉英将康佳侠栽种的4颗树砍断。但第二天康佳侠又把砍断的树桩栽上，从而引发双方进一步的纠纷。2003年4月16日涡阳县公安局以故意损害公私财物给予姜玉英行政拘留。该案中，涡阳县公安局没有考虑康佳侠存在的过错责任，处罚显失公正。经姜玉英提请诉讼，被法院判决不予维护行政处罚决定。［3］4．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不适当拘束。即指公安民警在办理治安案件时因特定情境或特定因素对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当运用产生了不应该的阻却作用———可以是行政不作为，也可以表现为积极作为。比如有时对上级俯首帖耳、照搬行政政策，缺乏独立判断能力。此外，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不适当运用的情形还表现在，拖延履行行政法定职责和对弹性法律用语任意扩大或缩小解释等。
(二)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不适当运用的原因分析
法律授予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其根本目的是要求公安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和具体对象，在不逾越法律的前提下，合理、迅速的作出处置选择与判断。但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空间宽泛，民警在行使该项权力时又有一定的个人判断自由度存在，从而使得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难以有效控制，不适当运用情况时有发生，其原因如下:1．立法控制的有限性。“目前，我国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心的立法权没有能很好地承担起用立法规则行政权力的职责。”［4］首先，立法控制的内在意义在于通过立法来明确或者限制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但所有立法的预见具有不完整性、滞后性，客观上就限制了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立法控制。其次，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涉及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条文规定过于原则，自由裁量空间宽泛，有些条文弹性大、司法解释空缺，公安执法缺乏可操作性，甚至对具体相关案件的裁量权控制无法律依据，立法规范有流于形式之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此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行为人可以就其人身、财产进行选择性处罚，且人身自由裁量处罚拘留幅度在十日至十五日之间，自由裁量罚款可以高达五千元，裁量空间弹性之大，难以有效控制。再次，当前我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经济层面上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新的政治制度建设还没有跟上，行政机关总体上处于政治核心地位，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关，实质上拥有大量的裁量性立法权，因此，裁量性立法权就有可能更多地体现部门利益和社会强势阶层的利益，而忽视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2．司法审查的局限性。首先，司法审查标准模糊，缺乏对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运用的合理性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作出了人民法院对公安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和显失公正进行司法审查的明确规定，但对于、不适当运用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无明确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使得审查标准模糊，加之《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其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明确了法院对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只进行合法性审查，不进行合理性审查，但在现实的公安执法工作中，对不适当运用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客观需求又决定了合理性审查存在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人民法院对于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审查严重缺位。其次，现有司法审查范围过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有的可以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审查依据主要界定于与显失公正，涉及不适当运用及其他因素的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滥用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审查控制。再次，司法机关受行政化结构的影响。我国法院对政府有较强的依附关系。一方面，法院内部组织运转行政化，法官的任免直接受政府的主导影响，弱化法官作为特殊专业的专业性;另一方面，法院缺乏独立性，其办公经费和工资、福利均为政府所控制，就直接导致法院基于政府压力，行政案件审理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因而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不适当运用制止不力。3．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运用时内部监督不力。其一，行政复议监察不力，表现在: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相关法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相对人对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上一级公安机关对该具体案件，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审查，对于不合理情形给予迅速纠正，是一种执法者对执法者的监督，公安机关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官官相护使得公民对行政复议失去信心，直接导致了治安管理处罚行政案件的复议率低;二是行政复议范围狭窄，只限于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当行政复议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行政救济的要求时，治安处罚行政复议就大大失去了其功效性;三是我国行政复议主要是通过书面形式进行审查，审查缺乏有效性。其二，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监察不力，表现在:一是法制部门承担的监察对象主要是严重违规违纪的民警，很少涉及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情况;二是法制部门的监察工作主要是事后监察，而对立法不实方面的事前监察则很少过问;三是在法制部门的监察工作中，对于发现的民警违法违纪行为更多的是书面检讨，缺乏较为严厉的惩罚，让少数民警胆大妄为。4．民警素质偏低、操作不当。我国民警队伍当中，相当数量的人至今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法律知识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直接导致在治安管理中，往往错误的把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看作是任意裁量权，认为似乎法律赋予了选择的权力就可以任意选择，只要没有超出法定范围就一律合法化，在罚与不罚间权利寻租，甚至在利益的驱动下，违背职业操守，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一度采取罚款就高不就低，以罚款养执法、以罚款解决奖金、福利、待遇，严重损害了人民警察的形象。5．绩效考核制度不合理。治安管理工作主要实行绩效管理考核，“重数量轻质量”的考核标准直接导致具有执法权的民警只注重治安管理处罚结果，把处罚案件数量放在工作首位，而忽略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及社会评价，因此，往往民警在办案时一味的图快捷、图省事，没有深入细致的勘查清楚案情细节，也不结合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很随意的就做出处罚决定，办案质量以及处罚的准确性必然受到影响。
防止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不适当运用的对策
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不适当运用直接危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严重影响法律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延缓公安法制规范化进程。因此，结合国情、社情，加强对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迫在眉睫。
(一)完善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立法控制
1．细化《治安管理处罚法》条文细则。立法的现实意义在于直接控制行政权，因此，针对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控制，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条文的裁量空间，减少法律关于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运用方面的漏洞。《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这里的“五千元以下罚款”空间宽泛，建议可以具体将五千元罚款划分为几个区间，公安机关在作出具体治安管理处罚时依具体情节轻重依法进行处罚。2．适当缩小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通过法律将原来由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交由其他法律机制来解决，从而减少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处罚中对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不适当运用的可能。针对公安机关对民事纠纷的调解，可以转而求助于当事人私下协商和解或者民事诉讼等其他法律机制来解决。3．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公安机关在社会事务管理工作中随时都会遇到新问题、新情况，对于涉及到的新领域管理中的法律漏洞，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及时修订和完善立法，并进一步完善治安管理执法的司法解释，以增强治安管理效力，充分体现法律法规的时代性、适应性，保持与国际发展接轨，从而更好地运用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以解决新情况。
(二)加强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
1．加强办案程序控制。行政程序的设置是为了防止公安机关拖延或者规避法定职责，避免主观臆断而采取不必要的方式加重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是行政执法公正的前提。加强公安机关办案程序控制，以程序正义推动自由裁量权的公正行使，概括起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治安管理处罚公开，即治安管理处罚相对人对处罚有权了解相关信息;二是告之并说明理由，即要求公安机关对处罚相对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时要告之其处罚决定内容及说明违法事实及法律适用等;三是决策听证，即在考虑行政成本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听证范围，使听证结论对行政决策产生积极的法律意义，不流于形式。2．扩大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适当地把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确立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强调不能用司法权代替行政权，以司法权控制行政权的前提下，结合具体情况，一是审查公安机关采取的具体治安管理处罚手段、方式能否达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的目的;二是审查公安机关为达到管理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治安管理处罚手段之中，是否采取的是对当事人造成最小侵害的手段;三是审查公安机关具体治安管理处罚所实现的目的较之是否小于对相对人的损害等。3．保障法院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司法审查充分体现了行政救济，在我国人民法院接受本级地方政府的领导，对于上级法院实行的是监督，法院的内部组织管理具有行政结构。因此，只有真正的将法院去行政化结构，才能够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充分发挥公正职能以实现司法权威。
(三)加强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内部控制
1．完善行政复议救济制度。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是一种行政权力的监督制度，与行政诉讼监督相比范围更广，监督程序更简便，且上级机关对其所管理行政事务比较熟悉，可以迅速、全面审查、纠正下级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合法性、合理性方面运用的不适当之处，并可以直接进行变更决定。因此，完善复议制度对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以保障治安管理处罚相对人行政救济权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复议机关要扩大对具体治安管理处罚复议案件的范围，即不仅对申请复议的具体治安管理处罚行为进行审查，还要扩大对相关因素进行审查，如同一案件中，对于治安管理处罚相对人没有对其他合法权益受侵害而申请复议的进行合理的审查、纠正;二是复议机关要严格管理，确保复议的公正性，即对于具体治安管理处罚案件在复议过程中，出现的偏私情况，一经发现要严格处理，确保公正执法;三是，加大复议救济的宣传力度，增强公民法制意识，积极运用行政复议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即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积极宣传，告知公民在受到公安机关的不当处罚时要敢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等。2．强化公安机关内部监察。一方面，公安机关法制监察部门对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滥用从事后监督到事前监督，变被动为主动。要建立健全日常监督制度及定期检查分析，积极营造监察氛围，让广大民警在良好的执法环境中执法，并严格监督民警相互推诿、拖延案件处理等消极执法行为;另一方面，完善行政问责制，对于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不适当运用的情况一经发现要及时给予批评教育和纪律处分，营造违法违纪必纠的正面影响。
治安管理处罚法解析篇4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对“未成年人”这一法律概念进行界定。作者通过调查和查阅资料，对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的现状进行了摸底，通过查阅了大量关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研究报告，分析出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的现状，并进一步对现状进行论述和分析。
治安案件未成年人现状及成因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国家重视对未成年人在各方面的培养，重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还处在少年时期，社会知识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没有预见能力，也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对这些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主要是教育，使其明辨是非，这样更有利于其成长。但不处罚不等于放任不管，要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以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的应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违反治安管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立案查处的法律事实。
一、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现状分析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相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资料也逐渐增多，如今已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专项统计资料。笔者发现当前我国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具备以下现状：1、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发生数量有所上升有关数据显示，1991年，全国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未成年人达42681人，占未成年人作案人数的22.56%；1997年为29940人，占未成年人作案人数的19.60%.但是结合未成年犯罪的比例来看，由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在逐年上升，所以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也是逐年上升的，只不过所占的违法犯罪比例有所下降。也就是说，治安案件的发生率也在逐年增加，但刑事案件的发生率更高，即说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在日益严重。2、治安案件涉案的未成年人以在校学生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2章第11条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7周岁。根据2008年的《中国未成年人权益状况报告》，2007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人口覆盖率已经达到99%，小学学龄儿童的净入学率由1991年的96.8%上升到2007年的99.5%；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较1991年上升28.3个百分点；高中毛入学率达到59.2%，较1991年上升33.2个百分点。这种高入学率结合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一般集中在中学或者中职院校内，治安案件的发生也多发生在校园，通常由学校负责处理和消化，而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大多已经脱离了学校。这也给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的调查带来了难度，过多的校内处理减少了发案记录，减少了我们对治安案件数量的统计，但是，从另一个侧面考虑，这种减少证明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在学校内部消解了矛盾，对社会稳定和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不无裨益的。3、未成年人治安案件以轻伤害案件居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条对治安案件的调整范围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适用于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而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涉未成年治安案件的种类多集中在对人身权利的侵害。原因有二：一是，侵犯财产权利的案件通常私自解决或者由学校处理，并不报案；二是，过于严重的伤害案件直接由刑事立案不作为治安案件处理。
二、未成年人治安案件成因1、家庭或监护人监管不力。15―16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初中毕业后没有再继续上学接受教育，有的父母忙于生计，有的家庭残缺，有的过分溺爱娇惯，使这些处于青春期的未成年人缺乏必要的教育和监管，游荡于社会上，加之生存技能缺乏，在经济拮据时容易受到诱惑走上犯罪道路。如西安东郊某村16岁的小亮和小莫，其父母整天忙于维持生计，无暇对他教育和引导，初中毕业后他们便开始在社会上游荡，逐渐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惯，最后结伙盗窃快艇发动机被抓获。2、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这些处于青春期的未成年人，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思想单纯、幼稚，判断是非的能力较差，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充满好奇心，冲动性强，容易受到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他们过早进入社会，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对他们有很大的诱惑，羡慕奢华的生活，特别是从相对经济落后的农村来城市的未成年人，容易产生自卑、怨恨、仇富等心理，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很可能铤而走险，实施犯罪。如吴某等5名15―16岁未成年人，初中毕业后从陕南山区农村来到西安，大都市的繁华让他们心理失衡，就持刀进入一小超市进行抢劫。3、道德和法制观念普遍淡薄。由于现在大部分学校只重视升学率，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缺位，导致未成年人对社会上的各种不良思想、习惯侵蚀的抵御能力十分脆弱，在外界诱因的作用下，未成年涉罪人员文化程度多集中在初中以下文化，初中毕业后未继续入学且无固定工作，混迹于的社会的闲散未成年人，由于还处于青春期的冲动阶段，其普遍特点是厌学、经常出入网吧、无经济来源、易受诱惑，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人群，占涉罪未成年人的70%以上。如贺某和郭某因玩网络游戏时发生争执，便相约打架，双方共十几名未成年人参与，导致1人死亡，4人因犯故意伤害罪判刑。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监督机关，立足检察职能，在工作各个环节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并不是单独对未成年人适用的，而是既适用于成年人，又适用于未成年人。通过对未成年人案件现状进行分析，从而推动从《治安管理处罚法》角度对未成年人权益进行保护。
治安管理处罚法解析篇5
[关键词]治安管理裁量处罚；治理；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12-063-1
按照法律对行政权规制的程度，可将行政行为分为羁束行政行为和裁量行政行为，前者是指法律对行政权的行使程序和效果都给予了严格规定的行政行为，后者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作为行政处罚中的一类，故治安管理裁量处罚是指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对处罚程序和效果进行裁量的行政处罚。
一、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概念的界定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虚假身份招摇撞骗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这说明公安机关在对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进行招摇撞骗的人情节较轻处罚时可以自由决定适用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的罚款，两者任选其一，这就是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裁量，极容易造成公安机关行政权力的滥用，造成违法事实和处罚程度不适应或共同的违法事实不同罚的情况，违反了行政法的比例原则。
二、治安管理裁量处罚的现状
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源于国家的行政权，是治安活动的必然产物。众所周知，法律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是治安管理处罚裁量产生的根本原因，法律本身具有稳定性，而治安活动是复杂的，法律不可能对所有的行为进行单独的规定，为了使个案正义得以实现，公安机关的裁量权是必须的，但是任何权力都容易被滥用，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也不例外。目前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过程中公安机关的裁量权大多能够恰当地行使，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和谐方面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很多滥用的现象，侵犯了公民的财产和人身权利，有违本法的立法原意。
三、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滥用原因之分析
（一）制度设计的错位。《治安管理处罚法》则把治安案件的受理、调查、决定、执行的权力集中赋予公安机关单独行使，这一制度设计是依据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治安管理属于行政管理，治安管理处罚权是行政处罚权的一种。因此，在我国公安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二元性，而司法权作为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治安管理司法权和行政权都集中于公安机关必然导致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的滥用，就如同一个人即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很难相信他还会客观公正的裁判。
（二）外界因素的干扰。公安机关作为一个部门有自身的利益考量，同样，警察作为个人也有自身的利益，而治安管理处罚裁量的规定为公安机关或警察为实现自身利益而规避法律提供了“合法性”土壤。有些治安管理处罚裁量的案子牵涉到警察个人的利益，如当事人是当地领导的贵公子，此时，警察很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前途而不去得罪领导，对其子从轻处罚。再者，我国素有运动执法的习惯，同样的轻微盗窃行为，在不同时期就有不同的结果。
（三）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因素。警员因立场、学识、经验等不同对同一法律的理解相去甚远，立法本来就有很多模糊的语言，对其立法原意的把握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因把握不准而导致裁量的偏颇也是执法实践中的常态，因此法律素养的低也是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滥用的原因之一。
四、治安管理处罚裁量问题的对策
（一）促进制度的完善。制度设计的错位是我国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滥用的根本之源，因此必须加大立法对制度的完善。考虑到可行性，首先我国应该在审裁分离、听证等制度方面进行完善，加大对治安处罚裁量的程序性制约，在公安机关内部对一些限制人身自由和财产的处罚，应当有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或有专门的法制科进行审查，对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要给予当事人以听证权，并且裁决应当以听证记录作出。最后，还要对干扰公安机关办案的因素进行制度性排除建构，不能让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成为公安机关创收的工具和警员向上爬的阶梯，因此充分发挥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建立和健全错案追究制度。
（二）进行裁量基准的构建。要求公安机关对有关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的行使范围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加以具体化的解释，以确保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行使的统一、平等和公开。“考察裁量基准的正当性基础，除了其本身有限定裁量范围、防止”同案异判“而有损个案正义的内在功能之外，直接源于西方限制性授权理论的发展。”公安机关为克服当前立法规定的裁量幅度过大容易造成滥用等问题可以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治安管理处罚裁量的行使划出一道道更细的基准，只允许执法人员在次范围内执法。
通过政策勾画出细微的客观的衡量标准，建立起对实践的相对固定的反应模式，能够挤压人为的操作空间，增强公安人员对法律的可操作性，有效地抵制治安管理处罚裁量的滥用现象。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02.
治安管理处罚法解析篇6
【关键词】非刑罚处罚；创新；公司犯罪强制性监管；精神障碍矫正；惩罚性赔偿
【正文】
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等五种非刑罚处罚方法。但是，由于上述非刑罚处罚方法在适用方式与内容上均有很大的局限性，且无法结合具体案件特点与行为人人格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非刑罚化制裁，导致司法实践中较少采用甚至是虚置非刑罚处罚。有必要对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方法进行理性创新，探索能够有效实现刑事制裁惩治与预防双重目标价值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丰富非刑罚化的处遇。
一、建构独立的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体系
经济犯罪危害社会经济秩序，应当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但有必要进行区分，选择经济犯罪中社会危害可弥补、犯罪人及犯罪公司可矫正的案件，适用非刑罚处罚，节省经济犯罪刑罚处罚所需要的资源及成本。建构独立的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体系，特别是在检察环节对经济犯罪案件适用相对不起诉并附加非刑罚处罚，具有必要性与可操作性。
（一）建构独立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体系必要性分析
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的实体性法律效果必定是对涉嫌经济犯罪的公司及主要负责人员免予刑事处罚。故国内外刑事司法实践中均有不少观点认为，对经济犯罪适用不起诉决定及轻缓的非刑罚处罚措施有宽容甚至纵容经济犯罪之嫌。[i]其论证依据主要为：涉案公司或者自然人通过认罪且支付赔偿获取相对不起诉以及免予刑罚处罚的实体处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以经济补偿代替刑罚的刑事司法处遇倾向，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相对不起诉放弃了实体定罪机制，而免予刑罚处罚的适用放弃了刑罚处罚的强烈震慑功能，有可能成为大型公司以及相关自然人主体在实施经济犯罪之后逃避刑事责任的途径，从而弱化或者扰乱刑事法律体系追究公司与经济犯罪刑事责任的实体基础与程序运作。当然，理论上也有不少观点支持对经济犯罪的轻刑化、非刑罚化处理。[ii]
我们认为，部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相对不起诉能够拓展非刑罚处罚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充分发挥检察权对实然经济犯罪的遏制作用与未然经济犯罪的监管作用。审判机关适用经济犯罪免予刑罚处罚亦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办理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的司法裁量工作必须重视指控犯罪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重大经济犯罪案件起诉或者定罪适用刑罚后的大型公司强制关闭、大规模失业等附带性结果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司法机关必须积极考虑利用非刑罚处罚这一缓冲机制，有效解决经济犯罪行为责任问题与刑事司法行为社会成本控制问题。相对于起诉经济犯罪或者直接判处巨额罚金刑而言，相对不起诉或者免予刑罚处罚肯定是一种相对轻缓的非刑罚处遇程序。然而，程序的公正性并不必然取决于震慑力度的强弱，而在于程序本身运行的透明性、平等性及合理性。关键在于，司法机关应当在内部制定较为严格的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实体条件与程序规范，指导一线办案的检察官、法官，在相对一致的标准下选择起诉或者不起诉、适用刑罚或者免予刑罚及其对应的刑事和解内容，确保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程序适用的公正性。
（二）建构独立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体系的司法能力基础
只要在司法理念与司法能力层面塑造坚实的检察官、法官职业能力，才能以具有权威效应的司法能力保证经济犯罪案件相对不起诉及免予刑罚处罚等非刑罚处罚程序的顺利运行。例如，上海市检察机关已经根据区域情况在各级检察院建立相关的金融犯罪、航运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等专门案件的办案科室或者办案组，以专业化的职业能力和知识储备应对经济犯罪案件的挑战。这就为公正、准确且高效地适用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措施奠定了坚持的职业能力基础。
此外，有必要对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程序配备具有丰富经济犯罪办案经验的检察官、法官，以此保证检察官、法官群体在办理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过程中形成了强烈的司法职业能力与职业文化，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使用一切合法合理的方法形成公正的不起诉决定、免予刑罚实体结果与程序运作。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社会对于司法权威存在或多或少质疑的背景下，[iii]检察官、法官不能将完成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程序视为一项普通的工作，应当高度重视自己在被告单位、被告人、辩护律师、被害人以及社会公众面前的形象。公正、严明、诚实的检察官和法官在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司法实践中更容易获取被告单位、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信任，各项司法工作会因此而顺利开展。与此同时，各级司法机关还应当定期组织经济犯罪案件检察、审判业务培训，通过学习研讨培训的方式提高办案质量。
（三）经济犯罪案件适用非刑罚处罚程序操作中的注意事项
1．信息及时披露
由于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强制性要求检察官公开不起诉决定书以及法官公开判决书文本内容，不起诉程序以及免予刑罚处罚等非刑罚处罚实践操作的透明度与公开性处于检察权与审判权的自由裁量范围。在这种条件下建构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机制，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与司法透明的强烈呼唤。[iv]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办理的重大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的适用情况设置明确的信息公布规则，明确规范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通过公告、新闻会、网络等媒介公布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经济犯罪案件情况。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应当进一步要求司法机关出台执法规范，明确规定经济犯罪适用非刑罚处罚起诉案件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将每个经济犯罪相对不起诉、免予刑罚案件的决定文件以及相关的刑事和解文本备置于司法机关网站供社会查询浏览，以确保公众对检察权、审判权运行的广泛知情与一般监督。
2．健全法律文书检索系统
由于经济犯罪案件情况相对复杂，为了减少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法律文书不统一的问题，有必要为承办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程序的检察官、法官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技术支持，健全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适用情况档案系统，使其可以便捷地查询与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程序相关的主题信息，主要包括不起诉决定书、免予刑罚判决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文书样本、和解协议等。
3．监督机制
司法机关必须落实与完善相关监督机制，使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司法适用保持相对统一。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内部监督机制应当采用多层级、多领域的监督模式：下级司法机关向上级司法机关汇报经济犯罪案件的执行情况；各级司法机关定期就重大或异常案件进行讨论；强调对经济犯罪案件非刑罚处罚的办理确立科学的考核体系和考评办法；经济犯罪案件的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的诉讼人一旦发现当事人在非刑罚处罚程序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有权直接联系检察委员会或审判委员会办公室，陈述问题、质疑实体或程序的合法性。
4．创新公司犯罪强制性检察监管制度
有必要建立公司犯罪不起诉后强制性检察监管制度，要求承认经济犯罪的公司对内部监管机制进行重整，执行严格的合规程序，即为了监管、预防、震慑经济犯罪专门设计内部犯罪风险控制机制，使其成为公司治理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检察机关设立专门的经济犯罪控制与预防部门，有权强制要求认罪的经济犯罪公司接受检察机关经济犯罪控制与预防部门的工作人员担任内部监管职务，协助公司保证合规程序的正常运转，降低公司经济犯罪的案发可能。在试点运行成功的条件下，在公司经济犯罪案件不起诉程序中附加强制性内部监管机制可以强化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司内部的监管权限，使其有权在省级以上检察机关的指导下评估、建议、修改公司治理的规章、解雇违纪违法职员、直接以公司名义雇用审计人员、律师在公司内部针对审计、法律问题进行尽职调查。
公司犯罪强制性检察内部监管机制有利于快速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特别是控制经济犯罪风险。检察机关监管人员不仅能够成为认罪公司财务上的监管者，而且可以深入公司内部管理流程全方位执行经济犯罪预防计划。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检察机关要求建立的强制性内部监管机制所耗费的高管理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对认罪公司造成经济压力。例如，美国司法部率先探索实施经济犯罪检察机关内部强制性监管。但是，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显示，大型的涉案公司仅监管费用一项平均高达600万美元。[v]此外，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监管人员以治理专员的身份介入公司事务亦存在正当性疑虑。因此，节省管理成本、明确法律监管与内部治理界限是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程序如何适用强制监管实践需要不断思索的疑难问题。
二、建立健全精神病人、精神障碍者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
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对精神病强制医疗进行了规定，但实践中仍存在适用范围不合理、收治精神病人操作混乱、解除强制规范无序、强制医疗执行乏力等问题，有必要通过建立健全与精神疾病行为人相关的非刑罚处罚措施改变现状。
（一）健全精神病人非刑罚处罚机制
根据《刑法》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实践中，司法机关对部分间歇性精神病人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的轻微犯罪适用免予刑罚。但由于现有的精神病人强制治疗对象局限于对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无法适应社会对具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进行合理控制的要求。
我们认为，在我国《刑法》对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犯罪人实施看管以及政府强制治疗制度的基础上，有必要完善对间歇性精神病犯罪人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犯罪人的非刑罚处罚机制。基于一般公众安全保护和对特定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保护的考量，根据保护和矫正的双重目的将间歇性精神病犯罪人安置于特殊医疗机构是亟待付诸于实践的选择。对于确实存在人身危险性且监护人无能力看管的，司法机关应当决定适用强制治疗的非刑罚处罚措施。经过鉴定机构认定人身危险性明显减弱，不会对社会安全构成现实危险的，可以解除强制治疗。
1．犯罪类型应当具有明确的限定性。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精神病犯罪人强制医疗的犯罪类型应当限定为暴力犯罪。由于暴力犯罪对社会公众安全构成现实且紧迫的威胁，在监护人看管治疗仍不足以防止该危害发生的情况下，有必要对其强制医疗。
2．决定强制医疗的主体应该是检察官或者法官。尽管强制治疗属于非刑罚处罚，但基于其治疗手段的强制性以及不确定期限性的特点，对精神病人的人身限制强度较大。因此，必须经过司法性审查才能适用强制医疗措施。对于相对不起诉的案件，检察官有权决定是否强制治疗；对于免予刑罚的案件，法官裁决是否实施强制医疗。司法机关应当关注后续的强制医疗情况，对于经鉴定符合人身危险性控制指标的，裁定解除强制治疗措施。
3．组织实施。公安机关具体负责执行强制治疗的实施，治疗费用应当由国家承担。强制性医疗应当实行不定期制度，根据病人的病情轻重由主治医院确定不同的治疗时间和不同严厉程度的管理方式。尽管此种非刑罚处罚的期间可以超出罪责可能判处刑罚的期限并视情况予以延伸，但其精确程度是建筑在间歇性精神病人已然的犯罪行为分析上，区别于保安处分对未然行为危险性的纯粹估计。我们建议，在省级层面设立专门的精神病强制治疗中心，对被确认属于间歇性精神病犯罪者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疗和矫正。
（二）建立精神障碍犯罪人非刑罚处罚体系
实践中不仅存在精神病犯罪人系统化非刑罚处罚制度阙如的问题，对于精神障碍型犯罪人的刑事处遇制度更是处于完全真空状态。我国《刑法》仅对醉酒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醉酒轻微犯罪适用免予刑罚后如何进一步适用符合社会安全保障以及纠正醉酒精神障碍倾向需要的非刑罚处罚配套机制完全没有做出规定。并且，实践中不仅存在酗酒成瘾型的精神障碍，吸毒成瘾进而犯罪的也属于多发性现象，对于此类精神障碍者实施轻微犯罪免予刑罚之后如何适用非刑罚处罚，同样存在法律规范缺位的问题。
我们认为，刑法规范有必要引入区别于精神病人的精神障碍者概念，并在刑事责任能力章节中规定，醉酒成瘾和吸食毒品成瘾进而使自己陷入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状态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实施轻微犯罪免予刑罚的，可以根据情况强制其接受心理矫正治疗。建议在省级层面建立精神障碍者心理矫治中心，强制解决犯罪人酗酒、药物滥用、吸食毒品问题，纠正其人格障碍，医院定期对犯罪人进行心理状况测试，符合标准的解除强制心理矫治非刑罚处罚。虽然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手段可能与保安处分相近或着相同，但在适用质量、科学性、精确度、程序规范以及人权保障上显然更具有确定性。
1．资金保障。精神障碍心理矫正非刑罚处罚措施对于人力与资力方面的要求较高。例如，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政府花费132亿美元用于精神障碍治疗机构的建设和维护，以求改变传统涉毒案件、家庭暴力案件、醉酒交通肇事等刑事司法运行过程中执行犯罪预防功能绩效较差的现实。[vi]精神障碍心理矫正系统的资金投入程度可见一斑。因此，我国在建设精神障碍心理矫正中心的过程中，必须解决资金先期投入与后期维护资金问题。精神障碍犯罪人心理治疗矫正更多的需要借助于有力的财政保障与高端的犯罪科学理论支撑，如若没有大量进行司法成本初次投资的勇气以及持续性成本跟进的实力，刑事司法系统可能难以经受试验性制度的成本耗费风险与衔接过渡阶段机制紊乱的阵痛。
2．核心方法。精神障碍者矫正中心必须从心理道德情感的角度寻找治愈行为人犯罪欲望的方法。心理道德情感是对于个人面对的现实情景的复杂心理表现与反应模式，需要集中大量的心理学专家运用高端心理分析处理器进行测量。犯罪语境化的道德情感经历是对个体因从事特定行为而产生的痛苦或快乐的真实心理回馈，掌握犯罪道德情感的发展脉络是愈合“亲犯罪性非常态倾向”[vii]的治本之策。对处于精神障碍压制下的行为主体而言，实施犯罪行为与否，是社会生活选择境遇下典型的对错判断。心理道德情感的现实表达为通过非刑罚化的治疗矫正措施透视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内心决定与行为模式提供了深刻的分析视角。积极的心理道德情感是由适当的现实处境造就的行为主体正常渴望满足后的道德平衡。消极的心理道德情感是不当现实处境形成的破坏性个体焦虑或者行为主体违背个人、社会价值标准规范后的痛苦心理结果。
3．价值目标。精神障碍犯罪人心理矫正治疗措施激发积极的心理道德情感，使之成为犯罪人的心理抑制动力，从而监控行为主体健康心理的危险蜕变前兆，适时呈现，改变不良生活习性，阻止现实犯罪行为的成型。心理矫正治疗的实际运用能够在刑事领域开辟全新的司法文化，使犯罪人痊愈、犯罪问题解决等概念成为了刑事司法的现实价值而非外部强加且遥不可及的目标。心理状态、心理疗法、心理分析等心理学解释模型使刑事司法不断融入对犯罪人的个体性考察，不仅去除犯罪人行为恶习，还承担起心理辅导的重任，通过聚焦、提升心理学专家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作用来保证制度价值的实现。
三、建构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独立标准
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以下简称《北京规则》）的约定，缔约国应当使主管当局对未成年犯罪人采取各种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刑罚。世界各国均积极贯彻《北京规则》设定的公约义务。
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在判例中形成一致性意见，认为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制定独立的未成年罪犯非刑罚执行制度。[viii]德国规范未成年罪犯非刑罚处罚执行的现有法律依据是《青少年司法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德国宪法法院认为，对于限制未成年罪犯人身自由的刑罚以及非刑罚处罚措施而言，上述程序性法律规范远不足以建构充分的法律保障体系。基于此，立法机关正在积极修订《青少年司法法》，通过构建全面且独立的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体系完善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措施的执行制度。[ix]然而，当前我国司法实践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的比例尚且不高，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更是很少适用。
我们认为，有必要独立设置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的法定条件，以量化的方式评价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特征及其行为恶性程度，从而决定是否对其采取非刑罚处罚。
（一）建议制定《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规则》
司法机关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人的特点，研究制定有关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规则的司法解释。在司法解释中专门将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内容、种类、适用范围、执行等方面问题进行细致规定。同时，各地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区情况探索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辅助性的地方操作规则，进一步明确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管辖范畴、非刑罚处罚具体措施的实施方法和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期间的管理制度等。
（二）设定科学的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适用标准
我们建议，通过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犯罪风险指标与犯罪需求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根据风险系数将未成年犯罪人分层，按照个体特性确定是否处以以及适用具体的非刑罚处罚的方法、强度以及时间，凭籍行为主体的阶段性表现再度分配管理与监督力量。犯罪风险指标是影响再犯可能的静态因素，包括未成年犯罪人年龄、犯罪前科、与定罪量刑非直接相关的犯罪行为个体化特点等等。犯罪需求指标是影响未成年人再犯可能的动态因素，会随着刑事处遇的过程逐渐发生变化，包括工作状况、婚姻家庭依恋、社会关系、有无药物滥用情况等可变性较大的变量依据。
（三）完善现行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措施
有必要将未成年犯罪人赔偿损失的非刑罚处罚进行合理改造，改变一律金钱支付的赔偿方式，而是提供多种赔偿损失的途径。例如，由未成年犯罪人向被害人直接提供劳动补偿损失，或者为未成年犯罪人提供劳动机会，在获取报酬之后赔偿被害人损失。通过劳动成果赔偿被害人损失，不仅同样能够起到被害人补偿作用，而且有助于未成年犯罪人通过实际行动进行切实的反思，促进其在劳动中得到深刻的教育。我们建议，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工读学校的性质，明确将未成年犯罪人工读教育置于非刑罚处罚体系之中加以规范。同时做好宣传工作，防止社会公众歧视工读学校学生，实现学生身份的一律平等。
（四）丰富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方式。
我们建议，可以将社会关护、社区服务、参加军训夏令营、参观监狱、参加戒毒戒酒戒烟治疗、参加药物滥用等犯罪预防课程等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化矫正措施全面纳入非刑罚处罚的范畴内由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规范化框架内进行运作。例如，对于免予刑罚处罚的未成年犯罪人，司法机关可以要求其为社区提供一定期限的服务，其工作类别包括在医院、慈善、教育、文化机构中从事帮助、事务性工作，或者在社区从事保养或清洁。
（五）强调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的人性化
加大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罚的刑事适用力度，优化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责任追究的方式方法，尽量以不影响在校未成年犯罪人学业为办案宗旨。对未成年犯罪案件谨慎公诉，有效控制有罪判决导致未成年犯罪人被剥夺学籍的情况。积极建议修改相关教育立法，删除有罪判决即取消学籍的规定，建议对免予刑罚处罚的在校未成年犯罪人保留学籍。
四、创新与经济社会多元化发展相匹配的立体非刑罚处罚方法
经济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要求针对一般犯罪的非刑罚处罚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方法体系，从而满足针对不同类型犯罪人恰到好处地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司法实践需求。
（一）剥夺犯罪人的相关资格和权利
我国《刑法》将剥夺政治权利等资格刑作为附加刑置于刑罚体系，但资格刑的种类极为有限，无法针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特点进行适用，有必要在更为广泛的层面拓展剥夺资格和权利型的处罚。我们建议，可以在非刑罚处罚的体系内适当增加各种类型的剥夺资格和权利的处罚，通过非刑罚的方式规范免予刑罚犯罪人的行为，不仅实现震慑犯罪的目的，而且达到预防犯罪的实效。
实施商业贿赂犯罪的，可以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禁止从事相关经济领域的活动，属于律师、会计师、审计师、拍卖师、清算师等特殊中介组织工作人员的，可以进一步规定剥夺其执业资格。实施交通肇事犯罪的，可以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禁止从事交通运输活动。实施金融证券犯罪的，可以规定禁止从事证券、期货、基金、银行等行业工作。实施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可以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禁止从事公务性工作。上述非刑罚处罚措施针对犯罪行为轻微没有必要予以刑罚的犯罪人。
虽然《公司法》、《证券法》中已经设置了剥夺从事相关领域董事、经理、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职位资格的规范，但由于其没有配套的程序规定，尤其是处罚监管机制缺失，实践操作中并不规范。将此类剥夺特定资格和权利的处罚作为免予刑罚犯罪人的一种实体处遇，置于规范化的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体系进行整体运作，由司法机关进行全程监控，可以切实防止剥夺资格或者权利适用中的失控或者虚置。
（二）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damages)，也称示范性的赔偿(exemplarydamages)或报复性的赔偿(vindictivedamages)，是指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x]惩罚性赔偿具有补偿受害人损失，但更重要的是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是英美法系中普通法的一种法律救济措施。惩罚性赔偿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惩罚性”——不以实际损失的发生为适用前提，赔偿数额不以实际损害为标准。惩罚性赔偿通过对故意的、恶意的实施不法行为的人强加更重的经济负担，来惩罚和制裁不法行为，它是在补偿性赔偿金之外，要求侵权行为人另行支付款项，并不以受害人所遭受损失为主要依据，它的功能不仅在于弥补受侵害人所遭受的损失，而且在于惩罚和制裁严重过错行为。
但是，由于惩罚性赔偿具有明显的惩罚功能，民法理论与实务中对其责任实现的性质存在极大争议，认为其具有部分刑事处罚的性质，不属于侵犯责任法的范畴。[xi]我们认为，正是惩罚性赔偿的惩罚性特征决定了该种制裁方式可以纳入非刑罚处罚体系，同时通过刑事司法程序规范惩罚性赔偿的运行，对于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损失但没有必要予以刑罚处罚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
犯罪人主观上具有恶意或者严重过失，实施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损失，司法机关要求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以示刑法对于此类危害行为的强烈否定。从刑法适用经济性的角度，有的案件没有必要对犯罪人处以刑罚措施，要求其在经济上对被害人进行全面赔偿以及惩罚性赔偿的处罚意义、补偿意义、教育意义更为明显。例如，初次酒后驾驶即造成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从被害方的角度分析，家人更为需要的是实质性的赔偿，通过惩罚性赔偿部分的加重赔偿，被害人方面的经济生活压力能够得以明显释缓。从犯罪人的角度分析，一旦因其偶然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罚责任，不仅当前的生活陷入困境，而且今后仍然存在回归社会困难的疑问，通过惩罚性赔偿接受教育从新投入社会生活，更有利于其改造。
当然，惩罚性赔偿不以实际损失为限，其数额高于甚至远远高于实际损失，司法机关在计算惩罚性赔偿金额时必须综合考量。惩罚性赔偿过少不足以制裁和惩罚犯罪行为，过高赔偿又不合实际，犯罪人无法承受，导致判决成为“空判”。司法机关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及犯罪人承受能力，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保证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
（三）建议主管部门剥夺荣誉称号
对公司以及自然人实施的知识产权犯罪等经济犯罪，应当增设剥夺荣誉称号这一非刑罚处罚措施。公司作为经济活动主体，享有名誉权、荣誉权，公司的荣誉权能够给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如“信用信用单位”、“产品质量优质奖”、“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单位”等。这些荣誉称号是公司在经济的自由竞争中优势所在，公司享有荣誉对其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实际上决定了经济效益。剥夺公司荣誉权虽然不是罚金刑，却有经济处罚的功效。科研单位等工作人员实施知识产权犯罪的，同样应当剥夺相关的个人荣誉称号，谴责其犯罪行为，通过针对性的非刑罚处罚措施进行惩治与教育。因此，司法机关有必要通过司法建议书的形式，要求公司主管部门等有权单位剥夺犯罪公司、犯罪人的荣誉称号。
【注释】
[i]龙宗智：《经济犯罪防控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BenjaminGreenblum.JudicialoversightofCorporateDeferredprosecutionagreements[J].105ColumbiaLawReview1863(2007).
[ii]柯葛壮、张震：《经济犯罪非刑罚处罚及程序研究》，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荆忠、俞湘静：《论经济犯罪的轻刑化》，载《犯罪研究》2005年第2期。
[iii]萧瀚：《法官为何自损威仪？》，载《财经》2009年第19期。
[iv]这已经被国外的司法实践所证明。例如，在2007年之前，美国联邦检察官办理的部分公司犯罪暂缓起诉案件没有进行公开，部分暂缓起诉案件在辩诉交易过程中则约定涉罪公司必须在其官网公布辩诉交易的最终文本。学者、辩护律师、社会公众强烈批评联邦检察部门暂缓起诉及辩诉交易本文内容缺乏足够的透明度，不仅无法使社会公众全面了解犯罪公司牵涉的不法行径，保证公共知情权与监督权的有效性，而且不利于涉罪公司的辩护律师深入研究辩诉交易程序，影响其行使公司犯罪辩护权。参见Christopherwray&RobertHur.thepoweroftheCorporateChargingDecisionoverCorporateConduct，116YaleLawJournal306(2007).
[v]VikramadityaKhanna&timothyDickson.theCorporatemonitor:thenewCorporteCzar，105michiganLawReview1713(2007).
[vi]D.wexler.therapeuticJurisprudence:anoverview，CooleyLawReview，2000，125:132.
[vii]V.Lopez&e.emmer.adolescentmaleoffenders:aGroundedtheoryStudyofCognition，emotion，andDelinquentCrimeContexts，CriminalJustice&Behavior，2000，292:301.
[viii]BVerfG(2006)2BvR1673/04–2BvR2402/04.
[ix]Dünkel，F.&a.p.rksen，StandderGesetzgebungzumJugendstrafvollzugundersteeinsch.tzungen，19neueKriminalpolitik61，73(2007).
治安管理处罚法解析篇7
【关键词】治安管理；治安处罚；权利本位；治安法
【正文】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名称、指导思想和一些具体内容不能很好体现“服务政府”、“人性化管理”的理念，应作修改。
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以下简称《治安秩序维护法》）。
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顾名思义，可从三个层次上予以解读：一是治安法；二是治安管理法；三是治安管理处罚法。
根据本文的逻辑结构，我们先议管理法和处罚法，后议治安法，最后提出修改意见。
一、关于治安管理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管理法。所谓管理就是社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优化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管理活动与人类社会同时出现，存在于一切社会组织中。有关管理的学说、理论随着人们对管理实践、管理规律的探索而不断深化。www.lw881.com早期的管理模式是经验型，完全凭借管理者个人的智慧、才能、好恶和情感因素来实现的，随意性非常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科学管理”论曾风靡一时。它主张把人所从事的活动分解量化、制定标准动作、标准工作量和标准工资。这一理论把人当作机器，忽视了人的思想和情绪，激化了社会矛盾，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当代盛行“人性化”管理，构建利益共同体，尽力缓解管理活动中实际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领导与被领导、被服从与服从的矛盾和可能出现的冲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社会治安管理属于公共行政管理，又称为国家行政管理，即国家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决策、组织和管理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一种理论认为政府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张政府不干涉公民的自由。这样的政府自然很少侵害公民的权利，但也不便利用公共资源有效组织、协调社会各种力量，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在造福于民众方面无所作为，使民众大失所望。在实践中，还有一种利用国家强制力，严格控制、剥夺公民思想、言论、结社、出版、迁徙等等自由权利的专制型管理模式，国家权力运用到极致，公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自然要激起民众强烈反抗，注定是短命的公共管理模式。现代国家行政管理普遍奉行“法治化”管理或依法管理模式。所谓法治化管理就是行政管理主体必须经法律授权，同时，行政主体必须依法定程序、依法行使职权，“无法律则无行政”。依法行政是现代文明国家行政管理最基本的规则。《治安管理处罚法》正是为了授予各级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行使治安管理职权和依据本法来行使职权而制定的。正如本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鉴此，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就获得了治安管理的法定职权。有人说“行政法是授权法”，其支撑点就在此。对于各级公安机关来说，行使治安管理职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其权利在公安机关有资格以国家、政府的名义行使治安管理的权力；其义务在公安机关必须行使治安管理权力，不得放弃，不得处分，否则就是对国家、对民众的失职，将受到法律追究。但是，公安机关的权利是行使权力，义务也是行使权力，这就向“权力本位”、权力中心的管理模式靠近了一大步。而且这种法定的国家行政管理权具有确定力、公定力、执行力、拘束力等效力。它的行使以国家意志为出发点，相对人乐意接受的要行使，相对人反对的也要行使；正确的自然要执行，违法的、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在有关法定机关未撤销前，同样要执行，否则将以干扰执法论处。无形中滋生、助长了行政主体以管理者、掌权者、执法者自居，形成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恶习，进而腐蚀其机体，使权力异化、变质，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具动力的，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而且滥用这种权力的危险也是始终存在的。……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界线的诱惑”[②]，权力具有的这种侵略性、扩张性，对广大民众来说，其权利随时有可能受到侵害。有人说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最大威胁来自行政权力，其根据就在此。因此，我们说依法授予公安机关治安职权，是公安机关依法行使治安管理职权的前提，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仅仅是取得资格而已，更重要、更关键的是严格规范公权力，控制公权力，有效遏制公权力寻租变质、被滥用的可能性；有效遏制公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危害性；有效遏制公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威胁性；有效遏制公权力对行政机关本身的腐蚀性。只有完善对公权力约束的法律机制、监管机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才有保障，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人性化管理、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实现。现在看来，《治安管理处罚法》授权很明确，但制权却不够，而且缺乏可操作性。
二、关于治安处罚法
从逻辑学角度讲，管理与处罚是两个属种包含关系的概念。管理的外延宽，包含有处罚；处罚的外延窄，包含在管理中，有管理就会有处罚。处罚具有威慑、惩戒、警示、教育作用，是管理的重要手段。
所谓治安处罚，就是经法律授权的各级公安机关“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对那些公然违法，公然“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经法定程序，依法给予惩处、制裁的行为。治安处罚的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处罚的对象按现行法律规定是违法或轻微犯罪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行为。治安处罚是为了警示人们：若违法破坏了社会秩序，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必然遭遇法律制裁。这是对受处罚者和他人的一种教育。从反面教育人们遵守法律，遵守治安管理秩序。从而达到治安管理的目的——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治安管理处罚是治安管理的具体内容、手段和措施，治安管理本身就包涵有治安管理处罚。因此，没有必要将管理与处罚并提。
按常理，在制定、公布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时候，同时应该制定、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奖励法》。因为现代管理没有放弃惩处，但更注重激励。没有只要激励而不要处罚的管理，也没有只要惩处而不要激励的管理。激励和惩处都属于管理，都是管理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处罚警示人们不要违法，奖励则鼓励引导人们守法。处罚和奖励同等重要，不得偏废，只注重处罚而不注重奖励，从指导思想上分析，是过分坚信人性“恶”的理念，不相信有“善”、人性可以“从善”的现实；过分迷信权力在治“恶”、以“恶”治“恶”的作用，而低估了我们的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扎实的社会基础；低估了宣传、教育、引导的社会作用，低估了广大人民群众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低估了“善”在治“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就应有《治安管理奖励法》与之相配套。没有《治安管理奖励法》，只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表明其意在突出处罚、强化处罚。把管理建立在处罚之上，妄图通过处罚来实现管理，以罚代管、寓管理于处罚之中。这样的管理已不是一般意义的管理，而是典型的管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影响对公安机关的定位。根据政府《组织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行使治安管理职权的机关是公安机关。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公安机关处在阶级斗争最前沿，肩负着打击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是专政机关。在努力建设“法治国”、“法治政府”的今天，当然不能再把公安机关看作是“抓坏人”、打击阶级敌人的机关。但是因为公安机关是行使治安管理处罚职权的机关，自然经常行使处罚权，可能还有不当甚至违法行使了处罚权，被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印象深刻，而对公安机关维护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民服务方面所做大量工作却觉理所当然，未予足够关注，从而把公安机关看作是治安管理处罚机关或治安处罚机关或处罚机关，破坏了公安机关的形象，破坏了警民鱼水关系，从而也影响了整个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治安管理处罚法》不利于法律规范自身的规范、统一。在我国作为行政机关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规范已有很多，诸如：《海关法》、《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税收征收管理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森林法》、《环保法》、《铁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有这些法律中都没有加“处罚”两字，所有这些法律都授予执法机关相应的处罚权，事实上也在行使其处罚权，难道《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没有“处罚”两字执法机关就丧失了处罚权、就难以履行职责吗？显然不是。问题很清楚，《治安管理处罚法》尚未完全摆脱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权力本位和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保留、继承了一些不该保留、不该继承的内容和提法。为了维护法律规范自身的规范，治安管理方面的法律就不应命名为《治安管理处罚法》。
行政处罚已经有法可依，不需要第二个《行政处罚法》。我国于1996年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它对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的原则、种类、管辖、程序、实施机关、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它是所有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应遵循的基本法，毫无例外，也是治安管理处罚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只要处理好《治安法》与《处罚法》的衔接，完全可以解决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依据问题。没有必要在《行政处罚法》之外，再制定第二个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就治安处罚而论，本是很正常的行政行为，因为法治社会是责任社会，任何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既然违法，就应接受处罚。但在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中，有一种称为“行政拘留”的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三，行政拘留”。第三章有关条目就行政拘留的适用作出详尽具体规定，第十六条又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对于“行政拘留”处罚，涉及四个问题：1、行政拘留就是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对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害”的直接侵害，作为政府应慎重对待。2、《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也有相同的规定。这是为了给当事人更充分的申辩、陈述的机会，也给公安机关留下重新审查处罚决定的机会，以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准确性，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但受行政拘留处罚的当事人却没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在程序上少一次申辩和陈述的机会。3、当事人对其他处罚不服要求听证和申请行政复议的不缴纳任何费用，所需费用由执法机关支付，然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标准交纳保证金，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暂缓执行”，保证金岂不成了启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开关吗？又是明显的不公平。4、行政复议机关对不服行政拘留的复议申请审理后，如认为原行政拘留处罚主体适格、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该如何执行！复议之日起开始拘留吗？事隔两月有余，事态已经平息，再拘留有何实际意义？如果原行政拘留处罚确实不当，但因当事人无力交保证金而未予复议纠正，其行政拘留处罚不是很冤枉吗？如果当事人逃跑了，保证金自然被没收，只是这每日200.00元的标准有何依据？所有这些都凸显出不公平的对待，有损于法律本身正义的价值、有损于“良法”的法律价值。
三、关于治安法
“治安”的“治”是治理、整治；“安”是安全，即治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亦即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治安法就是调整治安关系的法律规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治安法律关系，一种是治安刑事法律关系，一种是治安行政法律关系。治安刑事法律关系当然应由刑法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才应由行政法来调整。我们这里所说的治安法，仅指治安行政法。规定治安法律关系主体——公安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维护治安秩序活动中权利与义务的法。公安机关有权行使治安管理职权，但必须履行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的义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请求公安机关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保护其合法权益、监督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权利，同时必须遵守治安秩序，配合、接受公安机关就治安问题所作的处理。因为“治安”概念本身内涵、外延的宽泛决定了治安领域非常宽泛，而且在治安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与权力的矛盾、博弈表现得非常突出、尖锐和集中，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法治理念，不同的角度出发制定出的治安行政法也会千差万别。在重私权、奉行“权利本位”、权利为中心的国度里，治安行政法侧重保护私权，严格控制公权，如象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秩序维护法》之类。在军政府或专制国家，治安行政法保证权力的有效行使，甚至根本不需要什么法，一切听命于权力。公民权利不但没有基本保障而且受到严重践踏。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制定本法”，清楚表明两点：1、治安行政法是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为已任、为目的的；2、治安行政法是以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为出发点、为已任、为目的的。是尊重权利、规范权力模式。但不可否认，治安行政法命名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又清楚地表明它非常注重处罚，非常注重强化权力，再加上国家对人身自由权保护的力度不够，对政府约束的法律机制、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客观上增强了权力的扩张性、侵略性、侵害性，从而使行政权力侵犯其神圣的授予其权力的法律，侵犯其国家的主权者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为了摆脱管制型政府形象，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③]在国家行政管理，包括治安管理活动中特别需要强化“以人为本”“权利本位”的理念。营造维护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秩序不是依仗处罚，而是通过关心、解决民生实际问题，通过服务来实现。不可否认，有人就是要违法，就是要破坏民众所盼望的良好秩序，对于他们的行为给予制裁处罚也是必要的。但这不是为处罚而处罚，而是为了维护良好秩序。
不是简单地强化管理而更重要的是强化服务，不在处罚中实现有序，而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现管理。这是管理模式的重大变革，仅由政府变化某些形式和方法，是很不够的。除了转变观念外，还必须从行使管理权力的源头入手，只有从立法上不授予行政机关管制型管理权，行政机关才有可能从管制型权力模式中解脱出来，否则将仍是换汤不换药，穿新鞋走老路。
鉴此，我建议将强化管理、强化处罚、强化权力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治安秩序维护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秩序维护法》。
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是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的法律。首先必须明确、准确界定其调整范围。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清楚表明，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不是根据行政职权和行政法的性质、特点来界定和确定的，而是依刑法为标准，依够不够刑法处罚为标准确定的。把轻微犯罪尚不够现行刑法规定的管制、拘役、徒刑处罚的统统列入行政法调整范围，授权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程序予以处罚，这是很不科学、很不妥当的，不符合国家机关职能分工的总原则，有行政参与司法之嫌，应作修改。凡治安犯罪，即使轻微犯罪也应列入刑法调整范围，通过司法程序予以处罚。至于轻微犯罪尚不够现行刑法处罚，应修订刑法。绝不能把现行刑法未调整的空白领域简单地分配给行政法来调整。根据行政职权和行政法的性质、特点，治安行政法只能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只能就作为行政主体的公安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治安行政活动中的权利、义务作出规范，就维护治安行政秩序的法律行为作出规范。准确科学界定治安维护法的调整范围，避免以罚代判，避免行政权的滥用，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授权公安机关行使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包括对违反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予以处罚的权力，不削弱公安机关的权力。公安机关行使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有充分保障。不过我国的公安机关既是行政执法机关，又具有司法侦查权，既是《治安秩序维护法》的的执法主体，又是刑事犯罪侦查的司法主体。因此，作为行政主体对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秩序、违反《治安秩序维护法》的行为行使处罚权时，应遵循行政程序；对治安犯罪包括轻微犯罪行为行使处罚时，应以司法机关的资格遵循司法程序。分清不同的资格身份、遵循不同程序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十分注重对公安机关行使权力的规范与监控，明确其营造、维护良好治安秩序的义务，明确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义务。同时，应赋予当事人以更多的抗争权利。使公安机关在履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时，不再是盛气凌人的治安处罚权的主宰，而是社会治安秩序维护者，是为人民、为国家而营造良好秩序，是为人民、为国家履行义务。形成公安机关行使权力是义务，履行职责还是义务的氛围，突出了公安机关的责任、义务和服务。从而从以权力为中心、权力为本位的管制型管理模式，转化成以责任为中心、义务为本位的服务式管理模式。有效抑制行政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和侵害性，有效抑制权力本身对执法机关的腐蚀作用，有利于建塑服务机关、服务政府的光辉形象。
第三，文明执法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反之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影响、冲击和谐社会的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维护法》不再是处罚法，也不是管制法，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维护社会秩序服务法，能更好体现人性化管理与服务政府，更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和谐。是一部遏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建设和谐社会的良法。
第四，慎用行拘留权。人身自由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不经司法程序由政府行使20日（一年之5％、一月之2/3）拘留，对于一个公民的伤害太大了，渴望自由是人之本性，政府应努力营造尊重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社会氛围。只有在不拘留就无法控制混乱局面，不拘留就无法保护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以及其他处罚不足以使当事人受到深刻教育的情况下，才予以拘留，而且应尽量通过司法程序实施治安刑事拘留，慎用行政拘留。以显示政府对宪法的尊重，更好体现政府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良好形象。
【注释】
治安管理处罚法解析篇8
论文摘要：对行政拘留的听证问题，尽管《行政处罚法》“武断”地将其拒之于门外，但这并没有消除人们的认识差异。事实上，对行政拘留拒绝听证，不但立法理由不足，而且将会导致实践中的尴尬。以行政拘留的暂缓执行制度取代听证制度也不科学。为此，建议立法者修正立法理念，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行政拘留的听证问题进行重新定位。
行政拘留是否应当进入听证程序，自《行政处罚法》颁行之后就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主流的观点是主张听证程序应当吸纳行政拘留，但这似乎并没有动摇立法者的“内心确信”。最近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秉承了《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仍然将行政拘留排斥于听证程序之外。虽然立法的规律性告诉人们，今天的草案未必就是明天的法律，但是立法者在草案中完全移植《行政处罚法》所确定的救济模式即已表明，行政拘留进入听证程序的可能性不大。当然，我们并不认为理论研究的“成果”非要转化为具有普适性的法律，立法者在设计法律内容时也不应当囿于现有的研究现状。但问题的症结是，立法者不顾“呼声”而一味地固守着行政拘留的不可听证性是否具有正当性基础？
一、立法理由及其评析
对于《行政处罚法》将行政拘留排斥在听证程序之外，立法者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只是在该法中设计了“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的条款。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这一法律文本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听证程序之所以没有行政拘留的位置，其原因就在于该条例为行政拘留设计了暂缓执行制度的结论。
应当承认，立法者的立法理由具有合理性成份。因为，根据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包括行政拘留在内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而暂缓执行制度的确立，使得行政拘留的立即执行力受到了暂时的阻却。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拘留合法性的质疑可以在暂缓执行期间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予以澄清，即便是错误的拘留决定在裁决结果作出之前也不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事实上的损害。在此情况下，如果再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程序，势必会导致听证与暂缓执行的双重救济，从而影响行政效率，破坏行政权力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一般认为，行政效率属于行政权力的首要价值目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导向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行政权作为管理或者服务社会的权力，其承担的职能往往是排解社会的紧急状态以及为社会主体提供及时的服务，这就要求行政主体必须从稳定社会秩序角度出发迅及作出反映。从这一层面上讲，学者们所倡导的“无效率即无行政”的价值理念具有很大的生存空间。当然，任何一种权力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又不是单一的，而应当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如果在追求一种价值的同时置另一种价值于不顾，那么此种法律制度必将陷入价值上的“死胡同”而无法自拨。因此，行政权力在追求自己的主体性价值的同时，应当适时兼顾其它价值目标。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行政不仅需要有效率，即政策所需要达到的目标一定能够迅速地实现，同时，行政也必须使一般公民认为在行政法中合理地考虑了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和它所干预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行政效率一旦被绝对化，那么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许就成为了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
然而，将效率作为行政权行使的优先价值目标是否意味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当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换言之，对行政权而言，效率是否永远优先，公平是否就应当处于“兼顾”的地位？由于行政权力所针对的对象是相当复杂的，特别是行政处罚行为，它既可能涉及财产权的丧失，又可能使人身自由权受到限制，因而在价值尤其是主体性价值的选择上也应当有所区别。我们认为，如果行政权的行使是以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的，其首先考虑的应是公平问题，而不能一味地去追求所谓的效率，甚至不能将效率作为主体性价值来对待。这是因为，人身自由权是人的最高权力，如果没有该项权力，“人不能成其为人或继续是人，就失去了人存在的标志。事实上，如果过分强调效率，那么国家机关的草菅人命、社会民众的人人自危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对于一个法治社会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涉及人身自由权的问题上，笔者更倾向于确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最近司法界被曝光的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案件将为此提供有力的支撑。尽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当面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时，两种处罚所奉行的理念、所适用的原则应当是相同的。
由此可见，以妨碍行政效率为由，拒绝对行政拘留进行听证本身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况且，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程序并不必然会导致行政效率的降低或者丧失。退一步说，即便是对行政拘留进行听证而牺牲一定的效率，那么这种牺牲也是值得的。因为，在法治社会中，对人权的尊重比对效率的追求更为重要。
二、暂缓执行制度的缺陷分析
由于暂缓执行制度是阻碍行政拘留进入听证程序的一道屏障，因此，要解决行政拘留的听证问题，还必须对暂缓执行制度本身进行分析。应当肯定的是，发端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暂缓执行制度，对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至少缓解了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对抗程度，跳出了“先损害后救济”的既定模式。然而，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在产生的历史条件还是自身的运作方式等方面，暂缓执行制度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具体体现在：
第一，暂缓执行制度在目的定位上具有局限性。从理论上讲，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确立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这又决定了其立法目的也只能是特定的。因此，要准确理解暂缓执行制度，首先就必须明晰其立法目的，这是因为，“目的为解释法律之最高准则。”众所周知，暂缓执行制度是随着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制定而确立的（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4年对该条例进行了修改，但这次修改并未涉及到立法理念、立法原则等根本性问题）。在这一时期，虽然民主法治观念不断渗入人们的思想领域，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无论是国家的立法理念抑或立法实践都存在着相对的滞后性，即使是在立法实践中，对法律内容的设计仍未摆脱公权力特殊地位的痕迹。因此，桀骜不驯的行政权在制度上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控制。特别是作为对行政权力所引起的消极后果进行救济的《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还没有制定出来。面对行政权力的致害事实，一方面是社会主体对行政权力的极端霸道行为不断提出抗议，而另一方面却是国家对解决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缺乏相应的制度机制。公民日益高涨的权利诉求与法律制度的无能为力成为社会的深刻矛盾。这就迫使立法者不得不考虑在没有相应权利救济机制的情况下，如何才能防止公权利对私权利——特别是人身自由权——造成不应有的危害。行政拘留的暂缓执行制度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其目的在于防止人身自由权因错误的行政拘留决定受到损害而又无法救济。这一目的也就决定了暂缓执行制度只能是结果性制度（防止损害结果发生），而不可能是程序性制度，因而其本身不可能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监控。从这一层面上说，暂缓执行制度不如听证制度，因为听证制度是在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的同时，可以保障当事人在行政处罚行为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提高行政处罚行为的公开性，增强行政处罚行为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第二，暂缓执行制度在实践功能上具有局限性。暂缓执行制度无法弥息社会冲突，而听证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阻止社会冲突的出现。众所周知，暂缓执行制度是以行政拘留决定的作出为前提，如果没有既定的处罚决定，那么也就不存在暂缓执行。从这一层次上讲，暂缓执行制度只是在社会冲突（表现在公安机关与被拘留人之间）出现之后，为了防止进一步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置的，其本身并不能消除社会冲突。然而，听证制度则相反。听证程序是在充分吸收双方当事人意见，允许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基础上展开的，双方对于相关的事实证据已经进行了“呈堂供证”，消除了当事人的疑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社会冲突的发生。事实上，据学者对上海市发生的行政处罚案件的调查，在经过听证程序之后，行政处罚决定被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案件只有2%。这一数字表明，大多数当事人对于经过听证程序而作出的行政处罚都表示认同。而这又说明了听证程序在消除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的对抗情绪，弥息社会冲突具有相当重要的功能。另外，由于听证程序的上述功能，决定了在行政案件进入复议或司法程序方面起了“过滤器”的作用，从而减轻了解纷机关的工作压力，有利于司法机关整合现有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这些都是暂缓执行制度所不能比拟的。
第三，暂缓执行制度在实际运作上具有局限性。暂缓执行制度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拘留的停止执行，立法上的设定只是为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开出了空头支票。第一，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要使行政拘留暂缓执行，其前提条件是被拘留人“找到担保人或者交缴保证金”，如果该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拘留决定必须立即执行，即使是当事人启动了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也不例外。然而，被拘留人是否就一定能够找到担保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其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也即是说，被拘留人即使想成就暂缓执行的前提条件，但往往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而无法实现。第二，被拘留人客观上具有履行提供保证人或者交缴保证金等义务的能力，主观上也具有此种意愿，但如果公安机关拒不接受应当如何处理？由于法律对于此种情况缺乏相应的规制措施，因而可能会导致暂缓执行制度的形同虚设。第三，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来看，“原裁决暂缓执行”究竟是作“应当”暂缓执行抑或“可以”暂缓执行理解？如果属于后者，那么能否暂缓执行则完全取决于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质言之，被拘留人即使找到了担保人或者交缴了保证金，也不一定就能够产生停止执行的法律后果。因此，暂缓执行制度的确立仅仅是立法者的理论预设或者说是良好愿望而非实践中的必然。如果依据这种制度而剥夺当事人的听证申请权，势必会使当事人丧失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尽管拘留决定执行过程中或者在执行后，当事人仍可以通过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寻求救济，但是，在人身自由权已经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仅仅通过现行的救济手段是于事无补的。
通过对暂缓执行制度局限性的揭示，我们认为，暂缓执行制度实际上是在法制建设不甚健全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是在对人身自由权无相应救济体制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但是，在《行政处罚法》已经引入“听证”制度的情况下，继续沿用暂缓执行制度，并据此阻止对行政拘留进行听证也许就不明智了。因此，立法者应当重新审视暂缓执行制度与听证制度并作出适当的取舍。
三、拒绝行政拘留听证的实践困境
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行政相对人无法对公安机关拟作出的拘留决定申请听证。然而，法律所确定的各种行政处罚在实施中的情况相当复杂，行政主体对一个违法行为在选择行政处罚种类时，至少存在着“单处”或者“并处”的两种可能性。就行政拘留而言，虽然“单处”的概率大于“并处”，但这并不能否认行政主体将行政拘留与其他处罚“并处”的事实。如果说在单处的情况下，拒绝对行政拘留进行听证不会带来很大问题的话（前提是不考虑拒绝对行政拘留进行听证是否具有正当性基础），那么，行政拘留一旦与其他处罚特别是与较大数额的罚款并处将会遭遇尴尬的局面。请看下列模拟案例：张某为获取非法利益，在自己的房屋内开设，每天按赌资的!"收取场地费。后经群众举报，县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对或者为提供条件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对张某作出了行政拘留15天、罚款3000元的处罚决定。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前，公安机关告知了张某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如果仅从处罚决定本身来看，公安机关对张某的处罚并没有可以值得商榷的地方。事实上，公安机关对张某的一个违法行为给予拘留与罚款处罚，既符合法律的明文规定，同时也合乎行政处罚的基本理论。然而，该案例所凸现的问题并不在于行政处罚决定本身，而在于该案所涉及的听证问题，即针对同一事实而将行政拘留与较大数额罚款并用时所产生的听证问题如何解决？根据《行政处罚法》第’$条之规定，张某只能对公安机关拟作出的罚款决定申请听证，对于行政拘留，张某不得提出听证申请。即使存在异议，也只能通过事后的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加以解决。正是由于这种救济程序的“差异性”，使得行政拘留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
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际上是《行政处罚法》为澄清违法事实而设立的一种特别调查程序，其主要功能是夯实行政处罚的事实基础，使行政处罚真正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之上。在上述案例中，张某所承受的行政处罚实际上属于“捆绑式”的处罚，也即是说，公安机关对张某所作的行政拘留与罚款都源于“张某为提供条件”这一事实。这种事实的不可分离性，导致了听证制度的理论难题。如果公安机关对罚款的事实进行听证，那无异于对行政拘留的事实进行听证。但根据法律的明文规定，对行政拘留的事实是不得进行听证的。也许有人认为，张某之所以提出听证，其导因是罚款而非拘留，但我们要追问的是，在两种处罚所依赖的事实为同一事实的前提下，再予区分以什么名义进行听证还有很大的意义吗？因为，在此情况下，对行政拘留进行听证已经成为了一种客观事实。因此，如果恪守法律的严格规定，否定行政拘留的听证性，将很难排除行政拘留与其他可以申请听证的行政处罚合并适用时的听证问题。
反过来，如果撇开法律的条文规定，对行政拘留与其他行政处罚合并适用时的听证事实进行默认，那么又将会导致同一种处罚所受到的待遇并不相同。行政拘留作为行政处罚的一种，其适用的情形并不就是与其他处罚“并处”，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单处”。而根据法律的规定，“单处”行政拘留，当事人是没有听证申请权的。因此，如果对“并处”的行政拘留的听证性予以默认的话，势必又会产生同种处罚的不同“待遇”，这对当事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因为，“听证是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在受到行政机关不利指控时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行使的一项抗辩权，无论是公民、法人还是其他组织，都应当平等地享有，不能因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性质或者实施违法行为的主体的不同而在听证上享受差别待遇。”我们认为，在国家法律设定的同一处罚中，该种处罚应当有着相同的地位，应当受着相同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为行政机关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提供法律上的约束，也才能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维护与保障。
上述的分析显示，《行政处罚法》在行政拘留听证问题上所作的规定，只适用于行政拘留单处的情形，而一旦与纳入了听证范围的行政处罚并处时，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将导致理论与实践中的进退两难。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从立法这一源头上进行正本清源，否则，行政拘留的尴尬局面将无法打破。
四、立法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立法者将行政拘留排斥在听证范围之外不但在理论上行不通，在实践中也不太现实。那么，应当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废除暂缓执行制度，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的范围。因为，暂缓执行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以之取代听证制度的做法是不科学的。而且听证制度作为一项民主制度，其适用范围已经触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就我国而论，听证制度不仅仅适用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对于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甚至是权力机关的立法行为都已引入了听证制度。这就进一步表明，听证制度在解决分歧、消除差异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特别是有利于增强社会民众的认同感，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为此，我们建议正式出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正《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理念，将行政拘留重新纳入听证程序之中。这一建议并不会导致立法技术上的困难，也不会导致法律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因为《行政处罚法》在行政拘留的听证问题上，本身就规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一旦被《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后，对行政拘留是否进行听证自然就由该法进行明示。因此，由《治安管理处罚法》直接规定对行政拘留进行听证既符合法律效力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最简便的立法方法。
参考文献
[1]引自李素贞.行政拘留应纳入听证程序[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4）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3]引自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治安管理处罚法解析篇9
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主体;体育社会团体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下，依法治体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9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开始进人依法行政、以法治体的新阶段。进一步完善以体育法为核心的配套立法，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法规体系，已成为全面加强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然而体育法律、法规、规章之间多不协调，甚至与其他法律多有冲突。本文试对体育法与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行政处罚法之间的冲突及协调问题作一探析。
1、行政处罚主体上的冲突与协调
《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该法第十七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可见享有处罚权的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体育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该条及相关条文授予体育社会团体以一定的行政处罚权。我国的体育社会团体是公民为从事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依照法定程序自愿结合而成的各种群众性组织，包括各种体育协会、研究会、学会、促进会、联谊会、基金会等。目前我国全国性的体育社会团体主要包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以及全国性的行业体育协会和单项运动协会。
体育社会团体作为民间自律性组织，由于法律授权而享有部分行政权，包括行政处罚权。那么体育社会团体可否将其被授予的权利委托给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行使呢?《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由此，行政处罚的委托，是指已有行政处罚行使权的行政机关，依法将其部分行政处罚权委托给有关组织，由受委托的组织在委托权限内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由于体育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无权将其被授予的处罚权委托出去，只能亲自行使。
需探讨的是，体育社会团体依法享有处罚权，那么，我国的体育行政部门是否也享有体育行政处罚权?仔细分析《体育法》第四十九条到第五十四条，处罚主体包括体育社会团体和公安机关，而不包括体育行政部门，体育行政机关只对其内部工作人员行使行政处分权。《体育法》第四十九条中，“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里有权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的不是体育社会团体，而是国家机关，包括体育行政部门。
2、处罚依据上的冲突与协调
《体育法》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法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或者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如果有符合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五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因此体育法规定的体育行政处罚的依据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
治安管理处罚法解析篇10
【关键词】 法制视野；治安管理；处罚法定原则
随着社会多元化的不断形成和发展，多样式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层出不穷，这给立法者和执法者造成很大的困扰。具体的处罚法定原则也并没有出现在2005年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取而代之的则是以事实为依据原则。尽管如此，在执法的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执法者如果严格遵循处罚法定原则则可能导致行政不作为的现象出现；如果采用“类比处罚”则可能造成滥用处罚权的现象产生，这就使执法者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不管是立法者的故意为之，还是制度本身的漏洞，这制度的制定都将是维持社会治安的有力武器。接下来就从法制视野角度分析这个问题。
1.执法者的两难境地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条明文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 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 行政处罚无效。此条即是通称的行政处罚法定原则。作为行政处罚的其中一种，治安管理处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并没有很明确、很具体的规定。无论立法者出于何种意图，执法者都必须在遵守处罚法定原则或者类比处罚这两者之间进行抉择。这就造成了执法者进退两难的局面，举个例子为证。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遭遇的家中问题是否应该采取治安管理处罚措施的争论。在一栋居民楼里，住着几十户居民，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作息习惯在一定程度上都能给彼此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比如在炎热的夏天，家中无女儿的某中年男子通常为了避暑窗户大开，甚至在屋里乘凉。这就给邻居造成了一定的“视觉污染”，特别是对那些家里有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的家庭影响极其恶劣。这些家长为了保护孩子不得不在炎热的夏天门户紧闭，前去交涉，交涉无果后便向警方求助。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 条的规定，猥亵他人的， 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身体， 情节恶劣的， 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虽然该男子的行为对他人的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影响， 但因为不是在公共场所， 警方对此除了说服教育外毫无办法。然而在新加坡，这种对邻居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不管是否是在公众场合都会得到相应的惩罚。中国和新加坡法律的差异性彰显了我国立法者履行立法职能的不全面性，造成这种不全面性的原因也不确定。这就给执法者的工作带来了难度。还以上述案例为例，该男子经教育后仍不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执法者严格遵循处罚法定原则，对该男子的行为听之任之，则邻居间的矛盾将会进一步加大，甚至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社会也将给予中国法律更多的抱怨和不满；如果按照“类比”原则进行处理，则是对行政法治的无视，影响也很恶劣。尽管这个例子只是反映出多面社会的冰山一角，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法律问题的普遍性。由此而见，执法者在维护和践行法律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面对社会、媒体、相关部门的监督和质疑，执法者要提高自己的执法效果任重而道远。
2.法律与现实的矛盾
通常来讲，现实的发展要快于法律的步伐，这就使立法者与执法者始终在二者之间徘徊，不断地通过制定法律、调整法律、完善法律来适应当时社会秩序的发展。而且由于立法者和执法者职能分工不同，立法者可以对一些敏感问题进行回避，而执法者面对现实却不得不迎难而上，因此其工作难度要在一定程度上高于立法者。在当下，面对时刻在发展的现实世界和 现实问题，立法者必须维护法律稳定性和有效性，还得考虑执法的现实性，面对立法的双重压力，不得不做出抉择。因此立法者选了以事实为依据原则也是权宜之计。然而，立法者的这种无奈之举也将执法者带入了两难的境地，执法者如果严格遵循处罚法定原则则可能导致行政不作为的现象出现；如果采用“类比处罚”则可能造成滥用处罚权的现象产生。同时，这也导致了处罚法定原则渐渐地失去了应有的位置和作用，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明显地违反了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在日益提倡法治的今天，立法者仍然忽略法治原则的重要性是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反观世界各国立法例， 由于国外没有专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一般将类似我国治安管理处罚的内容包含在一般行政处罚或者是专门的违警罚中， 在立法上均明确地规定了处罚法定原则。如1926年奥地利《行政罚法》第1条第1款明确规定： 违反行政义务行为之处罚， 以行为前已有处罚规定者为限； 1968年德国制定的《违反秩序罚法》 第3 条明确规定：违反秩序行为之处罚， 仅在行为前法律规定该行为违反秩序而得处罚者为限； 即使在法治进程相对缓慢的越南， 其1990年《行政违法处罚法》第3条也明确规定：对任何组织、个人的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必须依照法定依据和程序。因此， 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处罚法定原则既是法治原则的要求， 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法治原则不仅要体现在立法者的立法过程中，还必须在执法者的执法过程中得以贯彻落实。治安处罚是一种深刻影响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行政执法手段， 执法者必须遵守处罚法定原则， 才能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有利于控制执法者的执法行为， 防范其， 违法行政。
就立法者来讲，应当重视处罚法定原则的重要性，并将其很好地渗透到具体的法律条文中。社会正处在法治初级阶段，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群众也应站在立法者的角度理解他们，积极地配合他们共同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3.结束语
世界是发展的，现实是多变的。处理好新型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所有立法者和执法者共同的奋斗目标。处罚法定原则并不能因此而遭摒弃，而是在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及时地修改法律和完善法律，使《治安管理处罚法》更好地适应社会现实，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参考文献
[1]魏继华.论行政法治视野下《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不足（n）.郑州大学学报.2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