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的概念篇1
摘要：民族概念的研究多年来是民族理论界的研究热点。民族概念的研究不但有利于促进学科的发展，而且还有助于民族理论的研究，为我国的民族政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本文从民族概念的演变、民族概念内涵、民族与族群概念的辨析等方面对近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认为虽然学界对民族概念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但这些成果相对比较零散，缺乏整合。大多数研究只关注于民族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缺乏深度，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关键词：民族概念；族群；述评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080-03
民族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民族概念的研究对理解民族问题大有裨益。自19世纪“民族”一词传入中国以来，学者对其就进行了较为科学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对民族概念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并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学术界迎来一个春天，民族概念问题的研究又成为一个理论热点，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因此对近三十年来民族概念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近三十年来民族概念研究总述
对于近三十年来民族概念的研究已经有过学者对其进行回顾与总结。纳日碧力格在《“民族”百年回眸》[1]一文中，回顾百年来“民族”一词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对其进行分类。指出民族概念的传入有利于人们对共同体的深度了解，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魏鸿鸣、张谋、马守正等人在《建国五十年来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2]一文中，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概念问题研究分阶段介绍与总结，认为各个阶段的民族研究针对前人的理论都有所突破，研究既有争鸣也有活力。
熊坤新、卓然木、巴吾东等人的《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关于民族概念问题研究述评》[3]一文认为理论学界关于民族概念的界定主要集中在民族的要素、民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三个问题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概念是一个新见解，坚信民族概念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该理论研究会不断深化。
李振宏的《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民族定义研究》[4]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定义研究的学术史，肯定了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所提出的民族的概念的科学性，认为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概念研究成果的富有智慧的总结。这个民族定义更符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其诞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
耿直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综述》[5]一文总结了改革_放以来民族概念研究的成果与特点。提出民族概念的研究在学科和理论发展方面意义颇深，同时对构建包容、多元的文化环境影响深远。
上述文章，主要按时间顺序对民族概念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说明，使人们可以对民族概念研究的学术史有清晰的认识，但是针对民族概念的专题研究进行综述的比较少。进行民族概念的专题性综述有利于从横向角度了解民族概念研究的深度。这种情况使得近三十年来民族概念的专题性综述相当迫切。
二、近三十年来民族概念研究现状
（一）民族概念的源流
“民族”概念的发展是建立在原有的民族理论之上的，为此对原有民族概念的理论的追根溯源显得格外重要。高永久、秦伟江在《“民族”概念的演变》[6]一文中对民族概念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认为民族概念的发展有三个基本的源流：西方国家的民族概念、苏联及俄罗斯的民族概念、中国的民族概念。指出对于不同背景下的民族概念应该是相互交流，而不是借鉴。
黄兴涛在《清末现代“民族”概念形成小考》[7]中认为“民族”一词古已有之，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脉络整理，得出“民族”多为分类的泛称。另外对现代“民族”概念传自于日本一说进行了考证，得出“民族”一词于维新变法时期产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意义，学术内涵较浅。但也意识到其对民族观念和意识在中国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民族概念的内涵
在民族概念这一研究领域，“民族”一词的内涵研究则是众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热点。研究的方法角度、指导思想不同，对这一词的解释就不同。1912年斯大林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8]64中首次提出民族的概念，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采用了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关的民族政策，学术界也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的科学性进行了考证。主要的代表作有：陈郊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中一个基本问题的讨论》[9]、徐伯容的《关于“民族的产生”问题》[10]等。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中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学术界占据上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民族概念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反思及再认识。金天明、王庆仁在《“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11]中指出“民族”概念传入中国的两个阶段，结合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和中国历史上约定俗成的原则，指出人类共同体应该分别命名为：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阶段。
金炳镐的《试论马克思民族定义的产生及其影响》[12]一文，认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民族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包含民族的形成的基本条件和时间、民族形成的基本途径的一般规律。也从民族消亡的途径及其规律方面总结了民族这一现象的基本特征。
都永浩在《论民族概念》[13]中认为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并非是科学的概念。对于民族概念的真正理解应该是：“民族是在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是历史上在共同地域及各种联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受其传统文化制约的有共同自我意识的人们共同体。”
这一时期对斯大林民族理论概念进行反思的还有华辛芝的《斯大林民族理论评析》[14]、孙青发的《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再认识》[15]、阮西湖的《关于民族概念的几个问题》[16]等，均从不同的角度对斯大林的民族概念进行了分析。
新世纪以来，对于民族概念的研究来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概念成为民族概念的研究主流。2005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民族概念进行了新的定义，即：“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17]29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概念探索的最新成果，是合乎中国国情的民族定义，同时也掀开了民族概念讨论新的一页。
黄仲盈在《中国特色民族定义的演化》[18]一文中，回顾中国特色民族定义的演变过程，又对党中央的民族定义进行了阐释，认为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相比，中国特色的民族定义具有一定的开放系统性，我国对其具有话语权，针对当前国际形势，我们既要突出国家安全理念，又不能忽略宗教在民族工作与研究中的作用。
朱仪的《从“民族”概念重构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探索》[19]一文，认为2005年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概念新的重构，使我们党在此领域有了话语权，这一全新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中国化的缩影。这有利于对民族理论的深入研究，有利于丰富世界民族理论的研究内容，有利于提升对各种民族现象的认识。
民族概念研究除了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概念的研究外，一些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也试着对民族概念进行学科阐释。代表作有马戎的《论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20]、纳日碧力戈的《民族与民族概念辩证》[21]、杨庆镇的《民族的概念和定义》[22]等。
综上所述，学术界有关“民族”概念的探索经历了对斯大林“民族”概念的肯定、对斯大林民族概念的反思与再认识、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三个阶段，这是民族概念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掌握民族概念话语权的体现，对建设和谐的民族关系意义深远。
（三）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的辨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学理论的完善与发展，“族群”一词从西方引进。虽然“族群”跟“民族”不属于同一范畴，但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对丰富民族学的理论内容、促进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具有重要的作用。
潘蛟的《“族群”与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23]是对“族群、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为题的讨论会的内容总结。与会学者分别从族群与民族：类型构建、概念辨析、理论商榷、识别与认同、文化与关系等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族群和民族概念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何菊的《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反思》[24]认为由于国际学术的跨文化交流和新知识体系需要重建等原因，汉语的“民族”概念已经固化和内化了，不能与“族群”随意置换。汉语中民族概念始终体现国家历史文化的建构过程。
杨社平、郭亮、龚永辉的《民族与族群及其相关概念的分形解释》[25]，运用分形理论来解释民族与种族等相关概念间的关系，认为民族是原始族群在阶级社会转换中生成的分形体，族群在民族历史范畴是族性演化连续统的分形元。
关于民族概念和族群概念的辨析，学者主要从概念背景、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族群概念中国化等方面对其进行研究。近些年主要的代表作还有徐杰舜的《论族群与民族》[26]、唐建兵、陈世庆的《“民族”与“族群”之辨》[27]等。
三、结语
综观三十年来民族概念研究的进展，我们不难看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一巨大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反思。
首先，民族概念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中，特定的学科语境中所关注的民族概念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具体的学科学习和研究中应当对民族内涵进行区分性理解。这样不仅可以丰富民族概念的内涵，还可以充分发挥各个学科服务于现实的功能。
其次，在民族概念的研究方法上，多数学者还是运用传统方法对所谓的“民族”概念进行阐释。现今研究需要我们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多视角的分析等来推动民族概念的进一步研究。
最后，关于“族群”和“民族”的讨论至今仍是热点。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实际，不应该用英语世界中的“族群”来替代中国现实中的“族群”。同时我们也应当加强对民族概念与其相关的概念进行比较研究。
总之，民族概念的研究是民族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的必要依据。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获得更为理性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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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概念篇2
关键词:民族概念;国外民族理论;时代背景
一、近代国家民族学说影响下的民族概念
这一时期以鸦片战争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为界限。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定义的现实背景是西方列强的入侵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时代渴望是救亡图存。
(一)民族国家学说的特点
民族国家理论是从地域、文化、人民和政府之间具有客观一致性的假设出发进行研究民族概念的学说,它在关于建国和征募忠实臣民的政治演说中获得极大发展的。在政治演说中,政治领袖们用民族国家学说把他们的追随者团结在同一面旗帜或其他国家象征的词汇下,进行政党活动。在这个学说下,民族概念是在政治和教育中被用来把普通人局部的、宗教的或基于亲族关系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爱和忠诚。
(二)我国接受民族国家学说的时代背景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入,如何凝聚本土力量共同抗拒侵略,成了时代主题。民族国家理论以其强调本土存在权益的特点,成为民众反抗侵略的思想武器,受到国内有识之士的重视。
(三)民族国家学说在我国的际遇
民族国家学说在我国经历了宣传、理解、践行、吸收的四个过程。
宣传、理解阶段:最初民族概念是被作为政治动员口号来使用的,如1901年,梁启超在其文章《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就大量运用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等词;1903年,梁启超在分析了在资本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特点时说:“今日民族帝国主义者与古代帝国主义迥异,……彼则由于一人之雄心;而此则由于民族之涨力!”并指出:“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
践行、吸收阶段: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面对需要动员各民族反抗列强侵略的局面,开始扩充民族概念,宣传“五族共和”。他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族—是日民族之统一。”并认为这五“族”对共同的政治统一体都有贡献。后来在民族数目上,孙中山作了补充:“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应该把我们中国的所有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
(四)对这一时期我国接受民族国家学说特点的总结
强调共同的民族意识在反抗西方列强侵略中的作用与民族国家学说的中国化历程,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在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过程中,我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想击退帝国主义者并作为与欧洲人平等的主体加入近代世界,那我们国家就得去发展一种国家意识的民族观念,以此凝聚中国民众的精神。并且,由于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入侵,波及了我国主权范围内的各民族,各民族都被激发了反抗意识。但又由于我们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和西方民族国家主义下的单一成分民族国家有所不同,不能宣传某个民族的国家主义精神,所以,创造性地强调能够表达我们国家各民族共同境遇的中华民族观念就显得十分必要。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民族的相关论述,具有整体背景的政治特性。
二、建国后,斯大林民族理论影响下的民族概念
这一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对我国影响很大,是国家认可的标准概念界定。
(一)斯大林民族概念的特点
斯大林认为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个理论,就理论脉络来说,继承了马克思的唯物主史观,在物质层面思考问题,有利于团结民众进行斗争;就特定情况来说,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具有明显的针对性。[1]这种针对性是在针对民族定义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第二国际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曾明确宣布:“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但是,后来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提出了机会主义的主张:认为民族是与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所以不主张民族自决权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只主张文化上的自治,不利于团结广大受压迫民众进行反抗。在这些机会主义民族路线的影响下,很多革命群众对革命事业悲观失望,对共同力量产生了怀疑,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面临瓦解的严重状态,正如斯大林所说:过去大家不分民族共同奋斗为光明未来,现在变成了“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里去”。在这种形势下,党内机会主义又嚣张起来,在非俄罗斯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民族主义的动摇思想”日益发展,“以至达到破坏党纲的地步”。针对上述情况,斯大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精神,从共同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共同语言四个角度,定义了革命路线。这个定义,对于号召前苏联各民族群众进行革命具有很强的宣传作用。
(二)我国接受斯大林民族概念的时代背景
这一时期,我国的时代背景是:一方面新中国已经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国家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处于探索当中。
(三)斯大林民族概念在我国的现实际遇
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民族概念直接借鉴了斯大林的民族界说,进行民族识别。同时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我们围绕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展开了讨论,对斯大林的理论进行了发展。
在实际运用中,斯大林民族定义逐渐显露出了它的缺陷:如一是定义的时间针对性,斯大林民族定义中,“民族”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所形成的人们共同体,但是,在我国的事实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资本主义并没有成为一种完全成型的生产方式,更多的是处于封建主义的历史阶段。因此,如果直接套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我国就无“民族”可言。二是定义的绝对化。斯大林提出民族特征四个因素缺一不可,按其说法,我国诸多民族都不具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等条件,因此,都不能称之为“民族”。所以,这就决定了民族定义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必须进行中国化探索。在探索中,我们逐渐形成了在参照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了现实的因素和各民族的意愿,如历史、文化、宗教、族源、民族意识、民族心理认同等,结合国情的灵活运用。
民族意识的概念篇3
民族教育资源本体知识库是基于本体技术的领域知识规范化与系统化的表示、组织与存储，提供了机器可理解的形式化表示方法，实现了资源的语义描述。具体来讲，本体知识库首先应包含民族领域教育资源的重要概念，且这些概念需要涵盖民族领域知识的方方面面；然后是定义层次结构、描述属性及其关系、声明知识领域的公理，便可以让计算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民族领域知识，实现推理与判断。民族教育信息资源领域知识库与一般领域知识库相比应具有一定的教学性，是为了有效支持学习者了解、学习民族文化而存在的，应能根据学生模型推送出具有语义的知识，辅助学生学习少数民族知识。基于此，在相关书籍与领域专家的支持下对民族教育信息资源提取知识点构建知识本体是必要的。目前已有的本体建模方法都不是特别完善，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借鉴软件工程方法学思想，民族教育资源本体知识库的构建可以如下规划：（1）本体规划阶段此阶段需要明确构建此知识库的意义，包括需求分析与总体设计两大部分。（2）本体框架建立阶段通过对各种建模方法与ieee1074－1995标准的比较，采用“七步法”来建立本体框架。（3）本体形式化阶段要使计算机能理解构建的本体，需要采用计算机所能理解的语言将本体表达出来，这就是本体的形式化，也可以理解为本体编码的过程。（4）本体评价阶段此阶段主要是研究所构建的本体是否满足正确性、一致性、可扩展性和有效性原则；本体中的概念类是否被清晰的定义；本体中的概念类、相关关系是否完整等，若不符合上述要求，则需进行修改。（5）本体进化阶段本体构建是一个反复积累的过程，进化阶段体现了本体构建的迭代本质，每迭代一次，本体就进化一次，得到一个更完善的版本。如上所述，可得出本体知识库的构建方法如图1所示。本着建模的通用性原则，考虑具体构建对象的特点，这为民族领域本体知识库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思路与方法。
2民族教育资源本体构建及其实现———以傣族教育资源为例
基于目前所能搜集到资源的丰富性、广泛性、典型性特征，构建少数民族教育信息资源知识库中择优选取傣族为特定的研究实例。根据图1详细阐述傣族领域知识点本体构建过程。在傣族教育资源知识点本体的构建中，分析本体的领域范围：以傣族领域范围内的教育信息资源为研究对象，试图建立傣族的领域本体知识库；明确构建此本体的目的：获取傣族教育信息资源中为大家所认可的共同知识点，建立相关关系，形成层次清晰的知识体系，为后续的应用提供底层数据和资源；明确本体的目标用户：一是使用者，包括学生、教师、大众；二是开发者，包括领域专家、本体开发人员、维护人员等。在描述语言方面，本文采用w3C推荐的owL语言作为描述语言，protege3．4．6作为开发工具。
2．1傣族教育资源概念的获取在对知识概念搜集之前，需要先了解知识的基本类型。不同的教育学者根据不同的维度对知识的分类是不同的，基于“aCt－R理论［5］”，本文将知识分为关于事实的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knowledge）和关于如何完成各种认知活动的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knowledge）两种。在傣族领域的知识中，有哪些宗教、人口数是多少、聚集地等属于陈述性知识；孔雀舞的学习需要先掌握基本舞步，然后根据音乐将舞步串联，并加入个人情感，属于程序性知识；这两种知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陈述性知识是基础，同时程序性知识的获得有助于学习新的程序性知识。确定本体的目的、范围后，便可从资源库中提取关键词汇，这类词汇是傣族知识本体中用来表达知识的术语，可能成为概念类、属性类或实例。通过相关专家的知识和书籍的参考，研究可得到部分词汇：傣族概括、人口、人种特征、分布地、聚居地、散居地、发祥地、组成、分支、傣族历史、傣族物质文化、工艺、建筑、寺塔建筑、民用建筑、服饰、男子服饰、女子服饰、头饰、手饰、饮食、日常饮食、礼仪饮食、傣族精神文化、历法、宗教、文字、艺术、文学、美术、舞蹈、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碧波孔雀、民间戏曲、民间歌曲、民间歌舞、孔雀舞、民间说唱、语言、风俗、婚俗、殡仪、礼仪、节日等。这些词汇集合中可能会存在语义上的重叠或属性无法确定，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在类的确定及属性设置的过程中进行严格控制，对原有词汇进行添加、删除、修改等。在实现过程中发现傣族领域中陈述性知识多于过程性知识这一特性。
2．2傣族教育知识概念的层次结构本体概念是广义上的概念，它既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概念，也可以是任务、功能、行为、推理过程等，这些概念通常会构成一个分类层次。其中高层的类，代表着最抽象的实体概念。由于类具有继承性，故子类继承了其父类的抽象特征。知识间的继承性，能使知识库中的知识具有较小的冗余度，并使知识具有良好的重用性、共享性。比如，在owL中所有的个体都是类owL：thing的成员，用户自定义的类都是owL：thing的一个子类，比如“傣族”是“中国民族”的子类，并且会继承“中国民族”的属性与规则。本文在选择类时是基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的：一是基础要求，从最初的词汇集合中，根据该词汇是否可以描述抽象的实体概念，是否代表着一类具有共性的实例的对象来判断；二是学习理论要求，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层次网络模型的信息加工理论，我们需要考虑知识点本身的概念性质和联系，形成层次网络的体系结构；三是权威性要求，参考《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一书对民族文化的划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与习俗的具体定义）。应用到傣族的领域知识，整理出顶级概念类4个：“傣族概况”、“傣族精神文化”、“傣族物质文化”、“傣族制度与习俗”；二级概念类15个：“傣族人口”、“傣族人种特征”、“傣族分布地”、“傣族组成”、“傣族历史”、“傣族宗教”、“傣族文字”、“傣族艺术”、“傣族语言”、“傣族工艺”、“傣族建筑”、“傣族服饰”、“傣族饮食”、“傣族风俗”、“傣族历法”；三级概念类12个：“傣族文学”、“傣族美术”、“傣族舞蹈”、“傣族音乐”、“傣族寺塔建筑”、“傣族民用建筑”、“傣族日常饮食”、“傣族礼仪饮食”、“傣族婚俗”、“傣族殡仪”、“傣族礼仪”、“傣族节日”；四级概念类几十个，这些基本的概念类可以完全覆盖傣族的所有知识点。依据类的层次划分的基本原则，对傣族领域知识点概念类进行层次结构划分，形成本体类的树状结构，如图2所示。
2．3傣族教育知识概念的属性及关系构建本体的最大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源的共享和重用，这就要求不仅能描述知识概念类，并能描述知识概念类的属性及关系，支持学生的有效学习。具体到傣族领域属性及属性关系的确定，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确定知识点所具有的通用属性，包括一般属性和教学属性；其次要确定不同知识点所具有独特的属性；再次是有效进行属性的分类与管理。为实现属性的分类与管理，文中知识点本体与学习资源本体的属性统一采用槽的描述方式。在王丽丽等对槽的定义与分类（属性槽，关系槽，属关槽，方法槽）基础上，结合本文的属性分类，我们提出了三类槽：属性槽（对应数据属性），一般为名词；关系槽（对应对象属性），一般为动词；约束槽是对属性槽和关系槽的限制，如槽值的类型、值域约束、关系的约束、公理的应用，一般包含在属性槽和关系槽中，此方法优化了属性的归类和管理。本文中对知识点本体的属性槽的确定是按上述理论分为了通用属性和特有属性。其中通用属性又细分为一般属性和教学属性，需要说明的是通用属性是所有知识点都应添加的，而教学属性能辅助学生学习，比如若知识点的教学属性难度系数较大，那么学习者可根据自身水平来决定是否学习该知识点。另外特有属性的设置是为了方便不同知识点的属性提取，从而从语义角度来实现知识点内容的描述。具体而言，所选取的通用属性为：iD（知识点序号）、title（标题）、Key（关键字）、Describe（复合知识或元知识）、Description（描述）等一般属性；type（知识类型）、import（重要程度）、ease（难度）、Sure（掌握程度）、Subject（学科）、object（适用对象）等教学属性。因为特有属性的提取取决于具体的知识点，故节选傣族音乐举例说明。在文献中，李天成认为民族音乐可以从类型（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民族、乐器、流传（包括流传地区、时期、人物、方式）四个属性对其进行完整的描述。例如，“阳关三叠”可以进行如下的本体描述。曲名：阳关三叠｛类型：文人音乐———唱诵音乐民族：汉藏语系———汉语族———汉乐器：弦鸣乐器———弹拨弦鸣乐器———古琴流传：时期———隋唐人物———创作———王维｝傣族音乐特有属性的确定借鉴李天成的基本思想及傣族音乐自身所携带的特色属性加以完善。在研究傣族音乐时，我们发现傣族音乐除具有通用民族音乐具有的四个类别属性之外，还具有曲调、别称两个共同特性并添加到属性类，无法提取为共同特性的内容可借用一般属性中的“Description”来实现，只提取共有属性是基于本体类的提取原则，其优势在于能实现知识点最大的共享。由于类型属性作为概念类提取的依据，并可以通过层次上下位关系、类的继承体现到具体音乐实例中，故此属性不必重复添加。综上所述，傣族音乐特有属性包括：民族、乐器、流传、曲调。傣族音乐中民间歌舞类中的“孔雀歌”进行本体描述：曲名：孔雀歌is－a民间歌舞｛民族：傣族乐器：萧流传：｛地区：云南德宏地区时期：近现代人物：杨丽萍方式：谱记｝曲调：微调式傣语别称：喊罗永｝•9•知识点间是相关联的，知识点本体的完成，还需要通过关系槽的设定使其构成完整的系统知识，同时也要对内部关系进行描述，满足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意义建构和层次网络模型的信息加工理论。依据傣族教育信息资源知识库的特色，先将关系槽定为建议前驱关系、建议后继关系、相关关系三种；其次是知识点内容本身间的关系，鉴于傣族领域知识点不同于学科知识、具有很强的逻辑链接，故将其简单的定义为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两种。
2．4傣族教育知识本体实例实例的创建是将获得的知识类创建一个实例，实现属性槽、关系槽、约束槽的赋值与界定，为本体框架构建的最后一步。理论上本体实例的创建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8］：一是利用protégé工具的individuals界面来创建；二是利用系统的批量导入来创建，主要是通过Jena的api将处理过的电子表格（excel）实例数据直接导入本体库；三是利用系统创建本体实例，是通过Jena的api编程实现。本文采用第一种方式来实现实例的创建，以音乐实例“碧波孔雀”的创建进行举例说明。此过程分为两步：首先选择知识点中的音乐类创建实例“碧波孔雀”；然后填充槽及槽值，得到图3
3结论
民族意识的概念篇4
关键词：国家民族；宪法表述；宪法意义
一、引论
“民族”是中国宪法中的一个重要词汇或概念。现行宪法69次使用“民族”一词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56个民族层面；二是国家层面，也即国家民族。二者分别对应不同的英文单词，ethnic与nation。前者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等；后者如民族解放。长期以来，法学关于民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一层面，探讨的大多是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团结等方面的问题，而对后者有所忽略。注此种状况或许与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关。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32条和第33条，两次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中华民族”入宪再次凸显了宪法中“民族”概念的两层次性。可以预料，对国家民族的研究将持续成为宪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将民族学、政治学中的“国家民族”概念引入宪法学研究领域。在笔者看来，中华民族是我国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入宪，则国家民族必然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宪法概念的确立，则国家民族必然成为一个宪法学概念。
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对被视为“国家民族”的缩略语或简称的“国族”概念有所交代。[注]“国族”概念始于孙中山的创造，体现了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立场，并因孙中山的强大的影响力而广泛流布，至今在学术界仍颇有影响力，[注]将国家层面的民族称为“国族”而保留56个民族用法的“国族论”也颇有市场。[注]但是，“国族”概念一直伴随着各种质疑和批评，中国共产党从未采纳此概念，其所蕴含的国家主义、同化主义的立场亦与时代潮流不符，需审慎使用。[注]与“国族”概念相比，“国家民族”具有以下优势：其一，国家民族直观体现了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作为一种理念，其指向了一种理想化的“人民全体”或“公民全体”，从而放逐了“同化论”的存在空间；[注]其二，国家民族强调国家的政治建构特性，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民族理论立场，同时又兼顾了族群象征主义立场，国家民族的政治建构特性并不是凭空的捏造，大多具有历史文化的特性；[注]其三，国家民族既凸显了中文“民族”的层次性，又照顾了国人的用语习惯。一方面，人们仍可以泛泛地使用“民族”一词，而究属何种层次的民族则完全可以根据具体的语境区分开来；另一方面，现在将全体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思想已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不经意间就在表达此种观念，比如“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民族的荣光”。[注]这里的民族就是“国家民族”，而使用“国族”就显然不太妥当。
本文首先考察了“国家民族”在现代宪法中的表现方式，试图说明国家民族是世界各国宪法中一个比较普遍的宪法现象，而后对国家民族的宪法意义展开论述，最后尝试从宪法学的角度对国家民族下一个参考性的定义，最终实现将国家民族引入宪法学研究的目的。
二、国家民族的两种宪法表述方式
2018年3月，我国将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明确写入宪法，那么其他国家宪法是否也对各自的国家民族有所规定呢？答案是肯定的。现代主要国家宪法存在两种国家民族现象：一是明确推进和建构一个“国家民族”，如法国的“法兰西民族”、德国的“德意志民族”、美国的“美利坚民族”。二是“我们人民”叙事策略的应用。前者是对国家民族的直接确认，后者可视为国家民族的变体。明文规定国家民族方面，如美国宪法中的“美利坚人民”、德国基本法中的“德意志人民”、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中的“法兰西人民”、俄罗斯宪法中的俄罗斯联邦人民；等等。[注]本文所要着重介绍和论述的是第二种国家民族现象，即“我们人民”的表达式。
“我们人民”的宪法表述以美国宪法最为典型，其开篇即为“wethepeople”，其他主要国家的宪法也存在类似的表述，如联邦德国基本法序言中的“我德意志人民”，俄罗斯联邦宪法与日本国宪法中的“我们”，大韩民国宪法序言中的“我大韩国民”“我们及我们的子孙”等等。[注]此类宪法表述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使用了“我”“我们”这样的主观性词汇，都具有“我们人民”的意蕴，因而可视为“我们人民”的变体。
“我们人民”的宪法修辞，显然与现代法典化语言的明晰、客观的要求相悖，而具有主观性和模糊性的特征，那么，现代宪法为何采用此种表述方式呢？这一表达式后面蕴藏着怎样深刻的内涵？既然美国宪法中的wethepeople是此类表达式的典型，何妨以wethepeople为具体的论述对象？而wethepeople的表达式中，有两个核心词汇，people与we，为此对该表达式的解读亦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英文people与nation的内在联系；二是“我们”的建构和统合作用。
第一个方面，早期的people与nation各有不同的指向，但在近代实现了汇合。现代英文people源自拉丁文populus，原指“在古罗马公共广场上聚会于树荫的人”，后引申为“人、人民或市民”。英文nation源自拉丁文natio，原意为“出生”，指向“因出生地结合而成的一帮外国人”，表达的“血缘纽带”的含义。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大变革中，则出现了people民族化和nation人民化的相向运动。在人民民族化过程中，自由平等的people获得相对于国家的主体地位，在nation人民化的过程中，贵族团体或特权阶层逐渐消失，国家权力的享有者逐渐扩及普罗大众，乃至人民最后成为国家主权的担当者。由此，英文people不仅具有人民的意义，同时具有民族的意义，复数的peoples也就直接翻译为民族；而nation不仅指民族，同时也指向国民。对此，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民族(nation)乃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是一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国家乃民族政治精神的体现。[注]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革命同时就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也同时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在这一历史性的大变革中，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现代英文people在从拉丁文popupus一词历史演变中，其中延续了由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文化发源而来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注]二是nation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渐具有政治的意涵，同样蕴含了一种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三是将nation等同于“国家”“人民”，主要指享有主权的人民，与people同义。[注]四是nation一词最初确实有表示血缘、地域共同体的意思，这为其后与遗传学等自然科学的突破而产生的人种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相汇合，从而为广泛流布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埋下了伏笔。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中，关于people的理解与英法有所不同。美国早期的政治理论家们比较喜欢使用“人民”“人民大众”“联邦”等词汇，而讳谈nation。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曾使用了一次nation，但在黄现璠先生看来，该词的意思应该是“国家”而非“民族”，因为美国早期的宪法性文件，包括《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的people，并不具有“民族同质性”的nation含义。[注]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nation具有强调整体的一面，从而给人以中央集权、一元论和反对联邦各州权力的恶感。[注]笔者认为，同样作为国民或者人民，people具有强调普罗大众的意味，而nation除了具有强调国家的面向，还具有强调民族性的一面，这种民族性主要体现为某种历史文化的特性。作为一个形成中的民族，美国早期的政治理论家将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就有点勉强。随着联邦政府的建立，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宪法》于1789的通过生效，“人民”最终实现了与“民族”的汇合，“当people用作nation(民族)的含义时，美国学者大多将其理解为‘美国人’这一国族含义”[注]。不过，此时的people或nation均仅指向白人，而不包括黑人奴隶、印第安人以及女人，其时所声称的国民一体性意识，实际为“白人意识”。[注]其后people或nation的范围不断扩大，现在，美国宪法被认为是“合众国人民”意志的体现，美国人民或美利坚民族都扩张为整个国民全体，wethepeople也就是americanpeople(美利坚人民或民族)。[注]
第二个方面，“我们”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具有区别与归属的意义。“我们”的表达式是典型的民族主义的表现手法，因为民族主义的内涵虽然错综复杂，但它的基本要素有二：即民族对内的同一性和民族对外的独立性。[注]民族(nation)意识对外而言，强调的是“我们”的特殊性；对内而言，则强调“我们”的共同性。“我们”区别于“你们”“他们”，具有区别划分“我者”与“他者”的意义，而对于“我们”范围的成员来说，“我们”还具有归属的意义，属于“我们”的，那就是“自己人”，否则就是外人，甚至可能是敌人。梁启超曾说：“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注]
但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也与其他大多数的同胞都互不相识，[注]要形成一种“我们”的意识，民族也就需要被想象与建构，民族的建构也就是“我们”的建构。大体而言，“我们”的建构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对“我们”共同性的强调，这种共同性对他们来说就是特殊性。“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是因为“我们”具有某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能是地域、语言、宗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也可能是其中的某几种元素的组合，这些特殊性对“我们”来说又是共同性，有时这种共同性又被强调是“我们”优越于“他们”之所在。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民族意识的建构过程都伴随着对这种优越性的强调。二是“我们”意识的形成、强化，还有可能是通过敌我意识或在与外力的对抗中加速凝聚。因为“民族身份是一个连续不断区分‘敌人’和‘朋友’的社会构建过程……民族身份……并不依赖任何客观的语言或文化差异，而立足于主观的差异体验。”[注]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也是在抗日战争中得到空前的加强。三是统一的或者说是共同的民族名称的提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要为“我们”冠一个名称，民族名称的提出意味着民族意识开始走向自觉。克勒斯托弗·加兹顿在1765年召开的反印花税大会上首次提出了“美利坚人”(americans)的概念，声称北美大陆上，不应当有新英格兰人、纽约人等的区分，我们所有人都是美利坚人。[注]既然“我们”都属于“美利坚人”，“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那么“我们”要组建新的国家，独立建国的逻辑也就水到渠成。
前述三种途径和手段经常是同步推进、交叉运用的，凸显的敌我意识来自某种主观的差异体验，这种主观的差异体验不会凭空产生，而必然要强调“我们”之于“他们”的特殊性，对这种特殊性的强调也是主观差异体验的重要缘由，而要凸显“我们”，巩固“我们”的特殊性，“我们”则还需要统合于某个民族名称之下。三种建构手段中，除第三种手段比较中性之外，其他两种手段都可能走向极端，但不能由此就完全排除其他两种手段，尤其是第一种手段。
“我们人民”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修辞，通过宪法保障并推动国家民族的建构。“民族主义总是在表达着一种价值和感情，而这种价值和感情常常成为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而普遍存在，并且成为各个民族国家不可通约、互相冲突的因素，甚至成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心情。”[注]一个管理者刚加入某个团队，他可能要非常注意措辞，总是使用“我们如何如何”而不是“你们要怎样怎样”，以使自己快速地融入集体，获得团队成员的肯认。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具有积极的心理暗示作用，给予对方我们具有同样的目标、利益与共同的追求的感觉，此民族主义的建构策略被大多数国家吸纳进宪法文本，可大致概括为“我们人民”的宪法表达式，旨在灌输和培育一种共通的价值、情感乃至情绪。
我国宪法亦采取了此种民族主义的叙事策略。现行宪法序言开篇就庄严地宣称，“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不难发现，此一叙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强调中国的历史延续性，近现代中国从古代中国演化而来，中国很早就是一个文明的国度；二是这个国度中的各族人民的共同性，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传统。三是通过“最悠久”“光辉灿烂”“光荣”等修饰词语的运用，将一种自豪的民族情感自然地嵌入其中，这个民族当然就是中华民族。毫无疑问，现行宪法第一自然段的叙事内容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般性知识和基本的情感。任何人要是挑战此宪法叙事的内容，我们可能都会责无旁贷马上站出来与之辩驳。事实上，不仅是中国，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都吸取了此种共同性和优越性的要素，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种国家民族意识，鲜有例外。
三、国家民族的宪法意义
现代宪法关于国家民族存在两种经典的表述方式，作为一种普遍的宪法现象，国家民族必然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对某一宪法现象，宪法学不仅要探讨该现象在现代宪法中的具体表现方式，而且要探讨该种现象出现之成因或者所具有之意义，前者前文已有述及，后者将在下文展开论述。
(一)指明制宪权的主体及其范围，标识国家
长期以来，关于什么是“宪法”，学界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一个颇为有力的看法是回归英文“constitution”的原初含义，强调宪法是一种组织法，从而得出绝对君主专制时代也有宪法的结论。此种看法未免片面，因为近代宪法诚然可以视为一种组织法，但此种组织法却以绝对君主时代所不具备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为其核心。
近代意义的宪法产生于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演变的过程中，乃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注]在绝对主义国家时期，主权在君，绝对君主肉身与政治体高度合一，其本身就是国家的象征，起到了重要的国家统合作用。[注]而从绝对主义国家转向民族国家之后，主权也就由君主转向了人民，理论上如何确定国家的范围和疆界就成了一个问题，体现在宪法学上，就是如何确定制宪权的主体及其范围的问题。通俗而言，宪法理论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个体的分子式的人民绝大部分是互不认识的，如何将他们归置为一个整体，并形成一个共同的意愿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传统宪法理论认为，现代国家是建立于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宪法就是这个社会契约，故先有宪法后有国家，国家是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产物。但是特定地域的人们则呈现出一种千变万化的景象：性别、出身、信仰、肤色、血统等等都不尽相同，要他们达成一致制定宪法组建国家实非易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的概念得到了借用，[注]因为特定的地域的人们具有某种共同性或共通性，或者说是同质性，形成了一个民族从而愿意并可能订立社会契约。国家建立于民族基础之上，也就具有了合法性与现实性。一定范围内同质的人们自发组建一个国家，组建这个国家的国民既然是同质的，当然也是平等的，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契约论的假设才得以成立。如果强调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的，至少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平等，那么就无所谓社会契约。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民族是对一定范围内的俗世的个体进行抽象性的统合。由此，民族也就具有了指明制宪权主体及其范围的意义。
关于民族是制宪权的主体的论点，法国思想家西耶斯和德国宪法学家施米特均有论述。西耶斯认为，民族是制宪权的主体，国家的一切权力源于民族。[注]施米特则认为，民族比人民作为制宪权的主体更为精确，也更不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民族将人民描述成为拥有政治行动能力的统一体，具有政治自觉，如果一个国家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之上，而人民又拥有基于这种民族统一体的政治自觉的政治存在意志，那么就完全可以将这种意志视为一切宪法的权威根据。[注]
民族指明了制宪权主体，限定了行使制宪权的主体范围，也就具有了标识国家的作用。一方面，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各自的特殊性彼此相区别，此种特殊性可以是特定的地域、特定的人群、特定的语言以及特定的文化心理等，从而使得某一民族具有自身的民族性；另一方面，此特殊性对民族内部成员而言又是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使得特定的人民被抽象化为同质性的人民，民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地位与阶层的划分就不再重要了。[注]所有“人民”就是一个“民族”，我们”因此制宪成立国家。而宪法的颁行，国家的成立，又确认和巩固了此种特殊性，并形成了国家民族间不同的边界。“在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每一个国家都要标明什么是‘我们’，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特殊性，以此与‘他们’划清界限……把‘我们’和‘他们’分开的有效方法是民族国家，而在个体的国际交往中是民族身份，[注]国家民族也就具有标识国家的意义。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美利坚”“法兰西”“德意志”“中华”无一不是表达国家民族的意义，并以此在国家名称上区别于其他国家。宪法对国家民族的肯认，就是在世界交往中，明确宣称“我们国家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谁”的问题。[注]或许正是因为国家民族的此一意义，英文nation才同时具有国家的含义，可以直接指向某个具体的国家。
(二)促进国民统合，维护国家统一
所谓国民统合，就是将不同种族、性别、年龄、出身、宗教信仰等不同地域的人们统合成为一个国家，不同的个体由此转化为国家的国民。现代国家的成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是各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成立后，不能无视各种分离、独立等消极因素的存在，对那些不认同甚至反对国家的人，国家需要做说服乃至镇压的工作，并用一种统合性的观念将全国人民统合起来，这就要推进国家民族的建构和认同。国家民族促进国民统合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共同的民族名称或概念对成员心理的刻画作用。正如一个人要有一个姓名，从此他的对外交往都以这个姓名进行，一个团队要有一个团队名称，在与其他团队竞争中，也就有了我们属于某一个团队的意识，共同的民族名称能够建构出一个“我们”的心理意识。其次是国家民族的建构能够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现代国家是“一个能够成功地宣称在一个既定的领土内具有合法使用物质暴力垄断权的人类共同体”，[注]国家的政治权力与文化必须相互扶持共同发展，政治权力力求确立其统治疆域，以及塑造其内部文化的同质性，而这种同质性的文化的持续推动又为政治权力提供正当性基础。也就是说，国家民族建构的实质是通过一套文化渗透整个社会，为社会的成员所共享，继而塑造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因而国家民族是一种全体国民“共享的认同”，是一种统合性的观念，具有统合性的意义。
国家民族的此种统合功能亦为事实所证实。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形成了英吉利民族，英国民族国家形成了；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开始后构建了法兰西民族，形成了法兰西民族国家；德国1871年取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形成了德意志民族；美国于1776年《独立宣言》后形成了美利坚民族。表现在宪法上，除英国外，美国以美利坚民族统合之，法国以法兰西民族统合之，德国以德意志民族统合之。[注]而英国却由于未能建构统合其国内各民族的超民族认同，300年来民族冲突不断，并终于2014年9月爆发苏格兰独立的宪法危机。
宪法对国家民族的规定，将国民对于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转化为实在的规范形式，进而将世俗的个人从现实社会中剥离出来，化身为体现平等的拥有个体权利的国民，宪法经此亦成了国民认同国家的外在表征，实质是以宪法的思维和方式保障并推动国民统合。
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国家民族促进国民统合功能的自然延伸。1787年，美国联邦党人就十分深刻地分析了联合(union)对于美利坚人民的重要性：为人民提供最大安全，抵御来自国外的危险，建立最佳防御，发展商业，增加税收，打击走私，节约政府开支等。而如果联邦解体，那么美利坚人民将会陷入四分五裂、和平与战争的循环之中，他们甚至近乎诅咒道，“一个民族或一个家庭，处于分离状态，必遭厄运。”[注]而联合或者统合，正是国家民族的应有之义。
从另一角度来说，反对和抑制民族分裂是国家民族重要的宪法功能。民族分离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民族自决理论。民族自决理论在世界各弱小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又是世界各国社会动荡的思想根源之一。享有自决权的只能是国家民族，而不应该是地域性或内部性的民族主义诉求。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国家属民身份所规范的是个人从属于一个作为国家的民族(Staatsvolk)，作为国家的民族(即国家民族)的存在是受到国际法的承认的。不论国家权力的内部组织是什么，对成员身份的定义连同国家辖区的领土确定，起的是从社会方面来确定国家之间界限的作用。”[注]而如果跳出国家的框架之后，民族就变得难以理解，它似乎就变成了放任自流的东西，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民族的不同看法，共识就难以达成，一个群体不管人口多少、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如何，都以“民族”名义要求“自决”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切实际的事情，而一个社会缺乏最起码的共识，一个国家失却了其最基本的底线，混乱与暴力也就产生了。
职是之故，有必要溯本清源，多民族国家应该区分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否则民族自决权就是潜在的威胁。所谓的民族自决和民族主权，都是在国家民族的层面展开的。只有国家民族才拥有民族主权，由此就排斥和否定了国家内部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自决权要求，而将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权利诉求转化为国家统一下的民族平等、地域平等与国民平等问题，转化为国家治理的问题，从而有效地抑制和反对分裂。
(三)“国家民族”之于中国宪法(学)的特殊意义
探讨“国家民族”在宪法中的意义，首先是区分宪法中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的需要。如本文开篇所述，现行宪法主要在两个层面上使用了“民族”一词，作为宪法概念的民族仍然具有两层次性。如果不对宪法中的“民族”概念作出明确的区分，放任语词的同一而产生的概念的同一的潜意识，在民族政策调整、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等方面就会产生一些新的现实性问题，在应对民族分离主义、推动国家建构进程中就会产生各种矛盾和犹疑。
对于两个层次的“民族”概念不分、交叉混用所带来的危害，学者们通常是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加以阐述的。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三大思潮之一，具有强劲而旺盛的生命力，但它同时兼具建设性和破坏力两重属性。如果“民族”同时指向少数民族这一种概念(conceptofspecies)，与“中华民族”这一属概念(conceptofgenus)，而不对它们的内涵加以区分，此种语义上的重叠会造成一个相互矛盾的现象，即我们在提倡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强调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利益和地位时，“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反过来又会使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倾向，在民族主义的口号下获得“合法性。”[注]
我国宪法并没有完全排除民族主义的渗入，而是采取规制的立场和态度。宪法序言开篇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和革命传统，回顾近代以来中国艰难奋斗的历史，向世界宣示近代中国取得的成就，明显采用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叙事手法；宣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与世界人民的支持、中国的前途是与世界的前途紧密联系，以及中国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立场，这些都表明中国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和平主义的民族主义。同时，现行宪法明确地排除了两种民族主义，即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以及地方民族主义。综合我国宪法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可以发现我国宪法提倡的是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即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具有分离倾向的民族主义，如新疆三股势力所鼓吹的分裂主义和“香港民族论”的分离主义。而宪法规制民族主义的前提就是区分不同层次的民族，“国家民族”的引入有助于实现宪法对民族主义的规制，从而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需要排除什么样的民族主义问题。
其次是中华民族相对于其他国家民族的特殊优越性。综观世界各国宪法，宪法上对国家民族的确立主要有这么几种来源：一是将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确立为国家民族，比如法兰西民族，法兰西民族是法国的主体民族，同时也是国家民族；再比如俄罗斯民族是俄罗斯联邦的主体民族，同时也是俄联邦的国家民族；二是在国内各民族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超民族性质的国家民族，如我国的中华民族；三是在近代新兴国家，人口极度多元，很难说存在哪个内部民族，但是全国人民却又认可和接受同一的制度体系，从而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国家民族，这以美国为其代表。我国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一体多元的关系，既有对统合性的强调，也充分尊重并顾及多样性和特殊性，具有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底蕴，国家民族概念的引入在我国具有相应的经验积累以及传统的哲学根基。
再次是中华民族完全统一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统一是一国之核心利益，宪法是统一的标志。我国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两岸统一任务尚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任重而道远。当此之时，我国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的统合功能更应引起重视。德国的国家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成功建构与战后两德统一的内在关联，可资借鉴。20世纪末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许多国家陷入分裂、内战的泥潭，而德国在分裂45年之后迅速实现了和平统一。德国的重归一统与德意志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成功建构不无关系。1862年，俾斯麦获任首相后于1871年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同年颁布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宪法序言规定：“德意志国民团结其种族，一德一心共期改造邦家，永存于自由正义之境，维持国内国外之和平，促进社会之进化，爰制兹宪法”。俾斯麦帝国宪法对国家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明确规定和强调，有力地推动了德意志民族的认同，从而为两德迅速和平统一做了铺垫。同样，作为中国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也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宝贵的宪法资源，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统合功能，强大的中华文化终将使中华民族再次走向“大一统”。
四、结论：应将“国家民族”确立为一个重要的宪法学范畴
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自足性，但是这种自足性并不妨碍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有时为了紧随时代的步伐，法学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对其他学科的最新发展做出积极的回应，具有主观性、体现强烈政治色彩的宪法学更是如此。就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而言，宪法学无疑与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关系较为密切，宪法学研究也应当顾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国家民族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前文论述的现代宪法中有关国家民族的两种经典表达方式，可以概括为直接表述方式与间接表述方式，前者指将国家民族直接写入宪法，后者则表现为“我们人民”的表达式。作为一个普遍的宪法现象，国家民族具有指明制宪权的主体和范围，标识国家，以及促进国民统合，维护国家统一的宪法意义。就我国宪法而言，国家民族有助于区分宪法中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作为我国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民族具有优越性，是推动国家完全统一的宝贵的宪法资源。为此，应将“国家民族”概念引入宪法学研究领域，明确确立为一个重要的宪法学范畴。
民族意识的概念篇5
关键词:民族伦理 道德教育 传统 现代 惰性力
如若认为伦理文化传统愈具有民族性或地方性特征,就愈具有世界性或普遍性的文化价值意义,这实际上是封闭性的文化心态,秉持的是简单本土化或特殊文化的价值立场。[1]而民族伦理虽然必须接受主流社会价值的共同性和优先性,但是又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牺牲各自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民族伦理间的补偏救蔽实则上就是“求同存异”的伦理交互过程,或者说是地方性知识寻求普遍性理解的过程。这样的认识立场表明不可人为地将民族伦理与中华民族的伦理思想相割裂,而在于敦促民族伦理作为不可缺略的资源归置到中华民族伦理思想宝库,从而完成应有的伦理资源储备。民族伦理中的精粹是伦理更新的可取资源,民族伦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若有所突破,实际上是根据新经济关系的要求来对民族伦理道德实施细致的改良与加工。远离这块本土化的传统道德资源,实则不可能建立起真正适应民族新经济关系的新道德体系。
问题是民族伦理中的真、善、美在现代社会有不同的审查标准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美德的内涵在现代必须赋予它以现代意义,方才使之与现代性合拍。那种秉持精英立场对待民族伦理的态度,以主位瞭望客位的鄙夷姿态显然均不利于资源讨论的继续。不容怀疑民族社会亦拥有自己独特的伦理思想,仅只怀疑的是它渐成系统的伦理学体系。因为它在表达形式上的特殊性,呈现为一种远离抽象的哲学概念和范畴的象喻型的表述。现实的问题显然不是民族伦理资源探讨本身的合法性的问题,而是探究或开拓方式的问题。民族道德教育发展的运思路径也是旨在通过平等对话跨越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寻求教育上共同的普遍价值原则,以建立更好的个人秩序和社会秩序。作为民族教育资源宝库中的地方性源头,民间的培育路径为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潜力和现代启示。
一、解救方略:补苴伦理资源的亏空
民族意识的概念篇6
关键词：民族关系；民族学研究；学科史
中图分类号：C951；D693.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4－0006－05
收稿日期：2006－05－14。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西部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研究”（03JZDH015-6）、广西高校百名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资助计划项目“民族关系与族群关系的关联研究”（桂教科研[2005]64号）和广西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课题“广西客家人与壮、瑶、苗、仫佬诸少数民族关系研究”。
[作者]廖杨（1972―），广西金秀人，民族学博士，兰州大学民族学博士后，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学、人类学教学与研究；覃卫国（1970―），广西浦北人，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讲师，湖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onthreeQuestionsaboutethnicRelationshipStudyinpresentChina
LiaLYangQinwei-guo
(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Guangxi541001,China)
abstract：ethnicrelationshipstudyisanimportantbranchofChineseethnology,buttherearethreeobviousquestionsaboutChineseethnicrelationatpresent.thesequestionsaboutethnicrelationarechaosofconception,unclearofcategoryandinaccurateofsubstance.wecoulddrownacorrectconclusiononlywhenweresearchonethnicrelationship,wemustmakecleartheconception,seizethecategoryandthesubstanceofethnicrelationship.
Keywords:ethnicrelationship;ethnologicalstudy;historyofsubject
民族关系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无论是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还是民族关系现状的考察和分析，我国民族学界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在倍感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也感到我国现有的民族关系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其较为突出者，当为概念不清、范畴不明和实质不准。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关系”的概念本身并不复杂，倒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把水搅深”了。是否如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这些问题略陈管见，借以引玉抛砖，恳请方家教正。
一、概念不清
概念是分析问题的一个有效工具。清晰、科学、准确地界定一个概念，是确保研究结论客观、正确的基本前提。对于民族关系研究来说，明确“民族关系”的概念十分必要。
“民族关系”的概念，学者们已多有论述（但在目前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一些重要的大型工具书中,尚未专门提到过“民族关系”。）。兹举其较有代表性者如下：
上海辞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民族词典》中的“民族关系”是指“不同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民族工作大全》中的“民族关系”条则明确说“民族关系,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1999年版《辞海》中的“民族关系”词条解释如下：“民族与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交往中形成的关系。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种民族关系：一种是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另一种是平等联合的关系。在中国，各民族之间已逐步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p2179)。
除工具书外，一般论著对民族关系的概念也不尽一致。有的学者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主流来谈论民族关系，认为“中国各民族的关系从本质上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2]有的学者则从功能的角度给民族关系下定义，认为民族关系是“各民族之间传递或交换‘能量’的过程”[3](p19-25)。
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和作用、影响的关系。它是双向的、动态的，本质上是涉及民族这个社会人们共同体的地位和待遇，民族这个社会利益群体的权力和利益，民族及其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感情的特殊社会关系[4]（p261-274））。有的学者则认为：民族关系是指民族内部、民族之间、多民族及跨国（跨地区）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和平、战争或和平与矛盾并存的交往关系[5，6，7]。2005年5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表述。
时至今日，许多学者和理论工作者都仍然倾向于把民族关系看作是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交往中形成的关系，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者更是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内容和重要线索。各民族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几乎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民族族体的各个方面，一部中国民族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各民族关系发展史”[8]。应该说，这一看法比较普遍，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该书虽于2001年1月重版，但对“民族关系”仍然没有清晰的给予界定）[9]、《西北民族关系史》[10]、《中南民族关系史》[11]等，还是近年出版的《同舟论――当代广西民族关系研究》[12]、《广西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13]和《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14]等专著，都基本持此看法。究竟什么是“民族关系”？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弄清什么是“关系”或者说“关系”的内涵是什么？二是要弄清“民族关系”中的“关系”的外延是什么？是“民族”或者确切地说是“民族共同体”，还是其他？
何为“关系”？《辞海》无解。“民族学”中的“关系”是指什么呢？英文中的“relation
”和“relationship”虽然具有多中含义，但其基本含义有两个：一是指事物之间的关联；二是国家、团体或个人之间的往来。除追溯历史渊源的“关系”外，一切“关系”的产生或形成都离不开有“关联”或“往来”的事物或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因此，事物之间的“传承”或人们之间的“交往”，是“关系”产生的前提。由此看来，“关系”一方面指事物之间因“传承”而存在的关联系属；另一方面则是指因“交往”而产生某种联系。这是“关系”的本质内涵。作为“民族关系”的“关系”外延又是什么呢？根据斯大林的看法，“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稳定的共同体”[15]。这个为国内多数人了解或熟知的“民族”概念，概括了民族共同体的四个基本特征。虽然学者们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意见，但它在我国民族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去解决自己关注的民族学领域中的各种问题。“民族”概念中的这四个基本特征，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得以产生的基本条件和前提，同时又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内容。但这些共同特征或要素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问题不在于这些特征或要素要不要变，也不在于它们该怎样变，而在于这些特征或要素的变化对民族共同体自身和与之交往的其他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亦即从“变化”了的特征或要素去考察民族关系的“关系”。毋庸置疑，作为民族关系的“关系”外延不应该是别的，而是民族共同体自身。换言之，民族特征或构成民族的要素，构成了民族关系的基本外延。
综合“关系”的内涵和“民族关系”的“关系”外延，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民族关系”：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共同体因交往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在带有明确的民族意识的交往主体之间产生和实现的。换句话说，如果交往主体在交往的过程中缺乏民族意识（包括“我族”意识和“他族”意识），那么，这样的交往所形成的关系只能称为社会关系，而不能说是民族关系。民族关系的特殊性就“特”在交往主体（包括整个民族共同体和某个民族共同体中的部分或个体）的“交往意识”必须包含有“民族意识”、“民族观念”或“民族感情”。
二、范畴不明
作为一种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前者与种族、体质、以及族体形态相联系，后者则与该共同体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紧密相联。因此，“民族关系”既应该包括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关系”，又应该包括该民族共同体外部的“关系”和该民族共同体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民族关系”何以表述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关系”？例如，汉族内部包括客家人、福佬人、广府人和潮汕人等，但是这些客家人、福佬人、广府人和潮汕人之间的关系能称得上是“民族关系”吗？再如中国南方的瑶族有盘瑶、茶山瑶、坳瑶、花蓝瑶、山子瑶和白裤瑶等支系，他们之间的关系能称之为人们一般俗称的“民族关系”吗？显然不能，但是他们之间确实又存在一定的“关系”，否则他们如何构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呢？
实际上，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往往有意或无意地遗漏了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支系或民系之间的差异及其关系。问题不在于这样的“遗漏”或忽视是否应该？而在于“遗漏”或忽视这样的历史事实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即忽略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支系或民系之间的“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整个民族共同体与其他民族共同体交往过程所形成的民族关系的认识。我们认为，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支系或民系之间的差异及其关系也应该成为民族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但需说明的是：研究民族关系时，要注意研究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支系或民系之间的差异及其相互关系对交往主体的“交往意识”特别是“民族意识”或“民族观念”、“民族情感”等方面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关系”（或者说是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支系或民系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能表述为“民族关系”，但它却是“民族关系”研究中不能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即它应该成为民族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
对于民族共同体外部的“关系”和民族共同体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论者多将其纳入民族关系的研究范畴。这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我们认为，研究这些关系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民族共同体外部的所有“关系”是否都是“民族关系”？二是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支系或民系与该民族共同体外部的“关系”是否都整齐划一地构成“民族关系”？三是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支系或民系与另外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支系或民系之间的“关系”是否构成“民族关系”？根据前面对于“民族关系”概念的理解，我们认为：研究民族关系时，一定要理清民族关系与族群关系、社会关系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交往主体建构的社会关系是否包含有“民族意识”、“民族观念”或“民族情感”等方面内涵。因此，确定民族关系的外延或其研究范畴时，一定要考察交往主体（包括整个民族共同体、某个民族共同体的部分成员或个体）的交往实践是否带有可能产生“民族关系”的因素，若有，即成为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范畴；若无，则不能构成民族关系研究的范畴。
总之，民族关系的研究范畴是与民族关系概念的清晰界定密切相联的，弄清了民族关系的概念，就会对民族关系的范畴有一个科学的把握；明确了民族关系的范畴，也会对民族关系的概念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理解。
三、实质不准
关于民族关系的实质问题，学者们也多有论述，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族关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认为应该从社会关系的本质剖析入手。
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最基本的可以分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的社会关系两大类。若从其他角度划分，还可以分为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等等，社会关系在历史上是具体的和发展变化的[16]。但是，社会关系的本质或实质是什么？新版《辞海》并未言明。
社会关系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实现和维系的，它是具体的，也是会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7]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包括交往理论和需要理论，人类社会的需要是交往产生的基本前提，交往则是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根本途径。“从人类的经济需要来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为了阻止非共同体成员分享由共同体所创造的财富，总是需要某种形式的共同体保护。人们最初是以血亲关系所构筑的‘自然制度’或共同体来提供经济活动的保证条件的。但是，当经济活动的扩展，使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不同的自然共同体成为唇齿相依的邻邦时，也就向人类提出了财富生产与分配中的人际关系问题。……由于人类的任何社会性制度，最终都落脚于特定共同体的利益基点，不同共同体利益差别的制度化，便在根本上规定了人们之间的认同行为，不可能是完全的或普遍的，而只能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局限性的主观选择。”[18]“如果说，民族认同的深层本质是一个制度体系的选择问题，那么，认同选择的必要性则来自不同民族集团对自身经济权益得到承认、保护和发展支持的要求。”[19]如此看来，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人们通过交往以满足于自身需要的一种认同选择和行为关系。
民族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关系本质上是涉及民族这个社会人们共同体的地位和待遇，民族这个社会利益群体的权力和利益，民族及其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感情的特殊社会关系。民族关系的性质和特征，一般来说，是由发生联系的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性质和民族的阶级构成等条件决定的，也受当时社会总的民族问题情况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关系的基本性质是不同的。私有制社会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不同民族的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这一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时候，民族关系的性质具有二重性，这是与民族本身性质上的复杂情况联系在一起的[20]。有的学者认为，当代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有两类性质：第一类性质的民族关系问题是敌我问题，如以“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为旗帜进行分裂祖国的“东突”恐怖主义。第二类性质的民族关系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这两类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21]。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关系的性质，基本上是由各民族所处社会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制度决定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不管是汉族建立的政权还是以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政权，都是由各民族的剥削阶级为统治者的政权，这种政权的民族政策，从总体上说，只能是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剥削的政策。在这种政权下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也只能是以剥削、压迫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制度。
在这种政权和社会中，“民族关系的性质，只能是一种压迫、剥削的关系。”[22]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关系，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某一阶段（如新中国成立后至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的民族关系性质的认识，学者们还存在不同的意见[23]。显然，目前学界对民族关系的认识还是多种多样的，对其本质的把握也尚未准确。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的特殊性就“特”在民族共同体自身。如果我们认同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人们通过交往以满足于自身需要的一种认同选择行为，那么，民族关系的实质就应该是民族共同体通过交往以满足于自身需要的一种认同选择和行为关系。
综上所述，民族关系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共同体因交往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在带有明确的民族意识的交往主体之间产生和实现的。它实质上是民族共同体通过交往以满足于自身需要的一种认同选择和行为关系。确定民族关系的外延或其研究范畴时，一定要考察交往主体的交往实践是否带有可能产生“民族关系”的因素，若有，即成为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范畴；若无，则不能构成民族关系研究的范畴。研究民族关系时一定要弄清民族关系的概念，找准民族关系的研究范畴，把握民族关系的实质，才能得出较为科学、准确的结论。
げ慰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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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概念篇7
关键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意识形态；东巴文化
电影作为一种面向大众传播的文化产品，每一部叙事的电影都向大众传达了一种价值观念，这种观念即“意识形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是承载了传递国家意识形态、传达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我们可以了解国家意识形态与少数民族文化关系的新动态，同时也可了解国民的思想动态。意识形态理论主要受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影响。
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概况
1.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概况
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概念探究，主要是要对其概念进行辨析，它区别于民族电影、少数民族电影的概念。对于三者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参考王志敏在其《少数民族电影的概念界定》一文中所说的，判断一部电影是不是少数民族电影，要遵循以下原则：“一个根本原则，即文化原则；两个保证原则，即一个保证作者原则，一个保证题材原则。”这句话指的是，少数民族电影的作者本身应当是少数民族人民，所反映的是少数民族题材、少数民族文化内核的电影。陈剑雨认为，对于三者的概念应当从题材和作者的身份出发，即：“少数民族电影应当包括三点内容，一是少数民族身份的导演拍摄自己本民族生活的影片，二是少数民族身份的导演拍摄本民族之外其他民族生活的影片，三是汉族导演拍摄的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归纳上述观点，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人员即导演、编剧与主要演员应该是本民族身份，所反映的是民族气质与精神内涵。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指的是表现少数民族物质生活与文化内涵的影片，对于创作者以及演员没有民族身份要求和限制。
2.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开始由阿尔都塞在其论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国家机器”的概念不同，“国家机器”更偏向于国家为了巩固统治而使用的物理手段，如军队、监狱、法庭、政府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国家统治的软实力，非暴力手段，即宗教、教育、法律、文化等。统治阶级除了要通过国家机器来限制民众的言行，同时还要依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供让人信服的合理化表述，让被统治者心甘情愿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接受自己被统治的身份和地位。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影响了后人对电影的鉴赏与评价，为电影的批评开启了一条新的方法和道路。意识形态批评改变了以往对电影鉴赏只从电影的文本、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等角度进行分析的传统，开始从电影背后所隐藏的内容和意义讨论电影，分析其是如何讲述故事的。意识形态电影批评让人们更加关注电影当中所“没有”讲述的内容，并从电影的根本进行分析，更加深刻地理解其要传达的意味深长的内容。
二、电影《大东巴的女儿》文本分析
电影《大东巴的女儿》是一部典型的反映国家意识形态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该片是全球范围内第一部反映纳西族人民生活的叙事电影，影片由韩志君导演，于2005年上映，在2006年希腊的塞浦路斯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服装设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奖”“最佳摄影提名奖”三项大奖。《大东巴的女儿》是继表现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五朵金花》《阿诗玛》和《花腰新娘》之后，又一部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美丽的纳西族姑娘和西从小听不到声音，也不能说话，在姐姐和纳和奥地利朋友杰克的帮助下，和西克服了重重困难，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成为纳西舞王的故事。这部影片展现了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之间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与全球化之间互相交融发展的现象。
1.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
中国是一个拥有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都有着自己不同的传统文化，56种不同的文化交织成中国国家文化，其中国家文化的主体是汉族文化。在不同民族几十年的相处中，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影响并逐渐走向融合。影片从几个方面展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现象。一是剧中主要人物除节日外都身着现代服饰，所用语言都是汉语，只有老一辈的纳西族人才一直身着传统服饰，并知晓传统语言。二是家庭身份地位的转变。传统的纳西人家存在“男尊女卑”的思想，如片中客人到家做客，纳西女人不能上桌吃的传统。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纳这一代女性的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如片中年轻一代纳西人木庚与和纳之间的恋情，木庚对和纳温柔体贴、百依百顺，甚至对和纳说：“以后我为你‘披星戴月’还不成吗？”（“披星戴月”主要指纳西族女性天不亮就出门干活，月亮升起才回家，为家庭日夜操劳，是纳西族女性勤劳善良美的象征）这种变化与国家倡导的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不谋而合，纳西族的家庭观念逐渐向主流文化靠拢。
2.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交融
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许多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往往面临着被商业化的风险。和云杉与家人和徒弟的矛盾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交融，在这里可以拆分为两点考虑。
一是和云杉与家人的矛盾，是传统文化和变化创新的矛盾。和云杉不准和纳唱歌时有伴奏，和纳便在纳西民歌的基础上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歌舞晚会；和云杉不准和西学东巴舞，和西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成为一名纳西舞王；和云杉不准妻子蓝月在绘画中加入其他元素，蓝月便在画中加入西方绘画艺术元素，使得东巴绘画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这些创新最终打动了和云杉，和云杉也接受了这些创新。从这里可以折射出传统文化向文化创新低头，传统文化与创新发展逐渐融合的现象。
二是和云杉与徒弟的矛盾，是传统文化与商业化之间的矛盾。木庚是和云杉最得意的学生，学到东巴文化之后，木庚想要将东巴文化传播出去，但是他在传播中逐渐走向了误区。在他承包的剧场中，他向不懂东巴文化的大众展现的是畸形的东巴文化。在和云杉训斥木庚的时候，木庚反驳道：“观众喜欢看这个。”因为大众喜欢那么就投其所好，不顾文化本身的内涵，一心想着以赢利为目的传播民族文化是不可取的。在后来木庚与和纳的谈话中，木庚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将剧场交给了和纳，这喻示着商业化向传统文化低头，市场经济的盈利思想向传统文化靠拢。
3.少数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交融
影片中另一大亮点，就是不远万里专程来到丽江研究东巴文化的奥地利小伙杰克。杰克在影片中是少数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纽带。东巴文化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一块文化瑰宝，吸引着国外众多文化学者、文化精英对其加以了解和探究。杰克作为外国文化的代表，对东巴文化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他成了和云杉的学生，并跟着和云杉如饥似渴地学习东巴文化。这些剧情反映了我们的文化正在走出去，走向全球，民族文化交流已经打破了国界、人种、语言的限制。少数民族文化全球化，是我们国家在新时期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影片的最后，和西和杰克在吊桥上奔跑并最终拥抱在一起，象征着少数民族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三、总结和思考
1.国家意识形态可促进民族团结
《大东巴的女儿》为我们展现了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之间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与全球化之间互相交融发展的和谐现象。一方面，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魅力、趣味性的故事以及贴近生活的描述，感染了少数民族同胞，增强了其归属感。同时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中融入了很多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使得少数民族边缘文化在向着主流文化靠拢，增强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另一方面，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对于未接触少数民族文化的人来说，电影中的歌舞、艺术、文化无一不在吸引着他们，在影片中常常会有民族大团结的剧情展开，宣扬了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思想，这种电影中的意识形态可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从而促进国家的和谐发展。
2.主流意识形态电影的困境
在拍摄完这部电影之后，导演韩志君拿着这部电影去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参加评选，在导演看来，年轻人的想法非常重要，年轻人是未来中国的顶梁柱，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是非常关键且重要的。但是在参加完展映之后，导演对媒体记者说：“不应该与年轻人有隔阂。”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到年轻人对这部电影的热情并不太高。主流意识形态电影在我们国家来说不算少数，早在“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鼎盛时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主流意识形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这些电影面对并不是很稳固的民族关系等问题，依靠其感染性、故事性、普及性强等特点，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较好地传递到了各民族之中，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大东巴的女儿》可以说与“十七”年电影非常相似，然而观众对其积极性并不高，主流意识形态强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当今难有市场。笔者认为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为以下几点：首先，文化内核缺失。《大东巴的女儿》中真正是纳西人的两位演员在整部剧中对话不超过三句，没有纳西族本土的味道，故事中Χ巴文化偏重科普而缺少深挖。其次，刻意强调。影片中，杰克学习东巴文化的表现非常刻意，为了介绍知识而创造剧情，弱化了故事性，观众会感觉是在被灌输知识，会有一种不适感。最后，整部电影的故事性不强，观众从开始观看就能基本猜得到结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故事性弱是痛点。
综上所述，针对上面的这些问题，我认为少数民题材电影应当向商业电影学习，在保证传递国家主流意识的前提下，应加强电影艺术创作，强化电影故事性。我相信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终会迎来既叫好又卖座的一天。
参考文献：
民族意识的概念篇8
关键词:京、汉族小学生数学概念表征差异
1.问题的提出
数学概念表征“指数学概念在人脑中记载和呈现的方式”。要理解和运用一个数学概念,首先要在头脑中建立正确的概念表征。要更好地进行数学概念教学首先应该了解数学概念是如何在学生头脑中呈现的,由此可见数学概念表征是数学概念教与学的重要内容。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数学概念表征作过研究,李善良博士的研究指出,由于认知水平、个体倾向、学科特点等多种因素影响,对于同一个数学概念,学生的表征往往有很大的差异。既然个体的数学概念表征形成和发展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的,那么本研究希望从跨文化的视角入手,分析挖掘京、汉族小学生数学概念表征表现的差异。
2.方法
2.1测试对象及其特征
京族主要分布在广西防城港市下属的东兴市境内,主要聚居在江平镇的“京族三岛”――巫头岛、山心岛、万尾岛上。京族三岛共有三所小学,随机选取两所学校的五年级和六年级全体学生作为被试,发出试卷328份。该民族主要语言为白话与普通话。被试所在地区的课堂用语是普通话。石家庄市白佛小学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市郊,随机选取五六年级各两个班作为汉族被试,发出试卷247份。汉族被试所在地区的课堂用语为普通话。
2.2测试方法与数据处理
参考国内外学者研究数学概念表征的文献,结合我国课程标准的目标要求,我们设计适合该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概念表征测试题。其中一部分选自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稍作修改,另一部分则考虑根据京汉族文化差异自行设计。在正式测试前,选取了部分学生进行了前测,通过前测可以看出,测试题具有和其他相关测试题同等的信度、效度和可操作性。测试时间为40分钟,在班主任老师的统一管理下进行测试。赋分情况为:主观题部分,根据学生回答接近正确答案的程度分别赋予4,3,2,1,0分;客观题部分答案正确记4分,不正确记0分。主观题部分评分时重在关注学生对该概念的表征程度,包括理解的深度广度速度等,不只关注答案的正确与否。
用SpSS对学生的测试成绩分年级等进行分类统计,做方差分析、进行差异性分析,得出定量比较的结果。同时,考虑到概念表征在概念意向等方面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直觉,内隐性强,为使研究的结论更可靠,还采用了访谈等定性方法,以其从更为深入的角度挖掘京汉两族小学生数学概念表征上的特征。
3.结果与分析
3.1结果
京、汉族五、六年级学生数学概念表征平均分和差异性检验结果如下表。表中符号所表示的意义:S代表问卷总体成绩,n代表样本个数,m代表平均分。由于研究选取的样本较大,研究者时间精力有限,并不对所有题目进行深入分析,只对部分包含不同类型概念表征的题目进行详细分析。其中,代表数学概念表象题目成绩,代表统计类题目成绩,代表运算律题目成绩,代表位置与距离题目成绩。
表中数据表明:京、汉族同一年级小学生的数学概念表征整体成绩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但两个民族学生的数学概念表征在一些方面上表现出显著性差异(p
3.2分析
3.2.1关于学生数学概念表征的整体成绩
从数据分析中,我们得到京汉两族小学生在数学概念表征的整体成绩上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数学概念表征是数学概念在人脑中的记载和呈现的方式。这些受师资水平、教材内容的呈现方式、文化习惯等的影响。
京族本身是舶来的民族,以前由越南迁来,语言习惯生活习惯等与汉族有很大不同。长期以来,京族生产方式以海上捕捞为主,主要生活在京族三岛上。这些地理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使两个民族间思维方式等不同,因而在调查之初,我们考虑到两个民族间学生的数学概念表征可能会存在很大差别。
但近年来,在京族三岛上,边贸和旅游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当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样,与汉族同胞交流增多,汉族文化也开始渗透和影响着京族文化。随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广西的大部分地区的中小学也开始经历改革,京族学校在授课时使用汉语教学,学生所使用的教材也为人教版。有学者在2001年进行的京族文化教育情况的调查中发现,京族三岛的两所中学、三所小学的教学体系与汉族第七中小学的教学体系是一模一样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双语教育,而京族小学依旧使用汉语进行教学。这样京汉两族小学校在教学体系与制度上是趋同的。
另外一个影响学生数学概念表征成绩的因素为教师。广西属于教育欠发达地区,京族三岛也是如此,因而师资水平方面与其他地区是具有一定差异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投身教师队伍。以我们调查中的一所学校为例,京族学校共有教师57人。其中,具有本科学历的有17人,具有大专学历的有35人。较之以前,教师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由于京族汉族学校教师在职前或职中接受了类似的教育方式及教学方法等的培训,因而在实际的教学中,学校教育发挥了协调的功能,使得京、汉族学生在相似的环境中接受了相似的科学的数学教育,促进了各自学生的发展同时也使学生具有了类似的数学素养。这些都使京族汉族小学生在表征的整体成绩上差别不大。
3.2.2关于京、汉族学生数学概念意象的差异
概念意象是表述概念的认知过程,是内部表征的主要形式,是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概念意象利用直观形象为工具,象征性地代表概念,在回忆、加工时显得简洁明快,约束较小。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概念意象丰富的学生对概念定义的理解也较为深刻,而那些对概念定义理解深刻的学生必然拥有丰富的概念意象。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京族学生大多具有丰富的概念意象,概念意象也带有强烈的各自特点,这些各具特色的概念意象中,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在回答问题“看到统计这个词的时候,你都想到了什么?”时,六年级的23位京族学生给出如下答案:条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扇形统计图。还有49位京族学生在空白处画出了条形统计图来表征这个概念。另外还有2名学生给出答案:“先分类,然后算算各有多少个,平均数什么的。”在表征可能性这个概念时,京族学生的回答更为多样,其中比较多的有“不一定”,另外有个别学生的答案较为有趣:“我将来可能是一名优秀的舞蹈老师。”这些都反映了学生对于这个概念不同的理解。
在回答问题“看到角这个词的时候,你都想到了些什么?”时,京族与汉族学生多数使用图形表征,画出一个锐角。而仅有11名汉族学生和5名京族学生写出角的定义。这说明大部分学生还是惯用图形表征。在回答问题“看到方程这个词的时候,你都想到了什么?”时,两个民族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写一个具体的方程,并将其未知数的值解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还是习惯用具体原型来表征方程这个概念的。同样的,在平均数与乘法的表征中,学生也比较偏向与具体原型表征这种方式。
3.2.3关于京、汉族学生在具体内容上概念表征的差异
3.2.3.1统计与可能性
统计与可能性这部分的知识贯穿整个小学阶段,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论是京族还是汉族地区的学生,普遍反映这部分内容比较容易,较之其他题目,在做这部分的题目时不用“费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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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个民族的学生在统计这部分上的正确率都比较高,但仔细分析答案,还是存在有一些差别的。问卷第四大题的第八题是与统计有关的,其中第二小问是:“从图中的信息中你能发现些什么?”大部分京族学生的回答是:“我发现小红的身高一年比一年高。”汉族学生的答案则较为多样与深刻,除对自身纵向对比外,还有部分学生进行了横向的比较,比如有部分学生回答:“我发现小红的身高比平均身高低。”甚至有的学生还在后面加上一句:“比标准身高低,会影响发育。”还有部分汉族学生回答:“小红有的年份长得快,有时长得慢。”由于京族的学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小岛上,生活环境相对狭小,导致学生的见识相对较小,因而也限制了学生的想象空间与思维空间,致使学生的答案相对较单一。而汉族学生平时与外界交流相对较多,思考问题的方式等也更加多样,进而答案也较为丰富。
3.2.3.2分数
在回答问题“用尽可能多的方式写出或画出1/6”时,有部分京族学生给出这样的答案:画出上下两排各六个共十二个格子,将上面一排中的一个涂成深颜色,下面一排全部涂成深颜色。在后面的访谈中问及学生,其中一位的回答是:上面涂黑的部分表示分子1,下面涂黑的部分表示分母6。而当问及1/6这个分数的意义时,他的理解却是正确的:将一个东西平均分成6份,取其中的一份就表示1/6。这样我们能够看出,这部分京族学生只是表面理解分数概念,并不理解符号1/6中各部分的含义,符号与所表达的概念没有相一致。
4.结论
研究表明:京族与汉族小学生在数学概念表征的整体成绩上,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但在其中一些方面带有本民族的特点。其主要原因在于民族文化的融合,在各民族相互交流,实现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各民族学生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协调发展,表现出一致性的特征。在克服民族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学校教育发挥了协调的功能,使得京、汉族学生在相似的环境中接受科学的数学教育,促进了各自数学概念表征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善良.现代认知观下的数学概念学习与教学[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2.
[2]叶蓓蓓.涠洲岛民俗文化与学生数感的形成与发展[D].广西师范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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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兄,孙军英.数学概念表征[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
民族意识的概念篇9
在很多人看来，体现“中国概念”的服装设计是最能突出作为一个中国服装设计师的显著之处，然而什么是“中国概念”、这一概念传递出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本文从“中国概念”服装设计的定义出发，论述了当下国内服装设计界在“国际化”和“民族性”之间的矛盾和困境，通过具体的服装设计个案研究，分析了服装设计定型化的危险，将服装设计中的“中国概念”看作一种传统文化价值和理念在当代设计艺术语言之中的重建、关照与建构。
关键词：
中国概念服装设计权力建构
中图分类号：J5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02-0046-03
“中国概念”作为国内服装设计领域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与设计元素，体现了这一概念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对于“中国概念”的具体含义、表现手法、文化内涵及其与权力建构的关系，无论是学术界还是设计界却都始终没有定论。基于此，本文将从“中国概念”服装设计的定义出发，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来探讨服饰文化中的权力建构及其与“中国概念”服装设计的内在相关性。
1“中国概念”服装设计的定义与现状
有学者认为，“‘中国概念’，既有中国也含世界，既有历史也有现代，其内涵可以总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以中国的‘神’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则包括中国的历史、现代与国际时尚流行趋势两个方面。”“‘中国概念’符号则可分为三个部分：特有地域的‘自然符号’如领土领海、气候、人种、黄河、泰山等；偏于精神性的‘文化符号’如汉字、儒学的表征曲阜孔庙、孔府、孔林等；特殊状态的‘无形文化符号’如古琴、昆曲、年节、语言思维等。”
那么服饰设计中的“中国概念”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呢？本文认为，首先应该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体现中国民族文化的服装设计。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中国民族文化既是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同时也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此外，“中国概念”应该是一种传统文化价值和理念在当代设计艺术语言之中的重建、关照与建构。体现“中国概念”的服装设计符号也不能“停留在器物层面，而是定位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环境外在有形和内在无形的物质载体上。”
2服饰文化中的权力建构
在众多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中，文化与权力是其核心主题。“在文化研究看来，权力和权威分布与社会之中，形成了特有的社会形构与权力形构，而解释这些权力结构便是文化研究的核心主题。”谈到权力与政治，服装设计似乎与其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宏观的角度看，在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与“传统”意味着什么，是怎样塑成的又为何如此7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其实就是对服装设计和秀场文化中权力建构的追踪与透视。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克思所预见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因而，在整体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对话包含着复杂的多重的含义：既表现为对话、沟通和交流，也表现为竞争、对抗和征服。“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对话、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实际上是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强势民族和弱势民族之间的一场基于综合国力、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角逐而来的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的较量。”较量必分高下，那么谁能够被代表？谁在言说？如何言说？谁是沉默无声的？尼克，库迪（nickCouldry）在《走近文化》（insideCulture）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并认为文化研究即是在与权力的关系中思考文化。
回到对服饰文化的思考中，回答尼克，库迪的几个问题，得出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快速前行的中国，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间发生了严重不对等，整个民族在文化对话中丧失了话语权，其中包括在断层中迷失徘徊的服饰文化。袁仄教授在一次讲座中曾说“传统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有千年农耕文明和众多少数民族的中国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服饰文化，而这也一度成为制约当代服装设计师的弊端。余英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余英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描述与中国服装设计师的情况不无相似，在西方服装体系中匍匐前行的中国服装设计一方面在寻找与“国际化”的无限靠拢，一方面又难以舍弃“中国概念”这张王牌，将自己置于一个边缘化的境地。
以祁刚为例，他的设计语言关键词是“结构”、“华丽”、“艺术”，体现在他的作品上，一方面是工艺多用提花印染、喷绘、手绘、刺绣、盘绣、珠绣、再造肌理等；材质方面坚持以丝绸、蕾丝、高支棉、丝羊绒、丝麻纱线、皮草、水晶、珠饰、金属、羽毛等材质进行多样组合；结构上除“X”形、“t”形、“S”形外，多以里外层透的多层次、层叠和褶皱来强化对廓形的追求。另―方面，“诗情画意”也是祁刚会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具体体现在服装往往是水墨画印制的面料、晕染的中国画色彩等，而舞台布景和秀场中的表演也每每出自祁刚本人的编排。故此，通过“中国概念”的艺术载体将结构的高级定制礼服呈现出来的这种表征方式，也成为了祁刚设计的理念和标签。在这样“交织”的情感下，祁刚的作品展现出犹如万花筒般的纷杂。在他的秀场中可以看到类似唐朝世时妆的夸张妆容、庞大的龙形配饰、宏大的罗马战场场景、唯美的花前月下古装表演，显示出“文化混搭”的边缘化特征。（图1-图4]
将中国民族与传统文化边缘化的一句“经典台词”想必是前些年流行的一个口号――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口号一度成为引领各行业走向国际的制胜法宝，在服装设计领域亦是如此，然而却多少带有些自我催眠的蒙蔽性。
首先，这带有明显的定型化特征。“民族”显然成为了中国服装设计师的标签，以及源源不断的设计灵感。这里的“民族”是指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话语，即包含民族文化也包含传统文化。民族情结令很多设计师囿于这种束缚，认为不继承传统就无法创新，从而不能冲破定型化的思维模式。两届“金顶奖”获得者，中国FDi指数最高的服装设计师张肇达擅从风格主题、造型结构、纹样色彩等方面展现本人对华夏文化及自然风光的热衷。张肇达重视民族文化和旅行，他认为做设计一定要走出去，被旅途中所见到的与生活环境不尽相同的异域景观所触动，从而有感而发的进行设计。他曾说过自己设计的三要素是“裁剪、肌理、色彩”，从他“不受滞碍的画笔泼洒”和叠加的三要素中，不难得出“张肇达作品”的特有形式。融合东方灵感与立体廓形，使他的服装设计作品更像是时装画的衍生品。（图5）
霍尔认为，“定型化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一，定型化是对差异加以简化、提炼并使差异本质化和固定化的结果；二，定型化应用一种‘分裂’的策略，通过排他的实践，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维持―种既定的秩序；三，定型化倾向于在权力明显不平衡处出现”。将设计“固定”于民族的设计师张肇达，寄灵感于旅行，在异域民族的独特风景和人文情怀激发下做了将近10年的“民族”系列，以繁复的肌理和浓郁的色彩表达心中被广袤中华大地激发所带来的设计激情，并且在每一季的秀场中展示的作品数量颇丰。然而，自2009年以后，张肇达逐渐不再单独自己的设计作品，转而与其他设计师合作，开始着手于一些商业品牌的运作或是索性开始画油画、办展览，虽然成绩斐然，然而他在个人品牌服装设计上的表现不禁令人感到一丝对于民族情怀“固定化”的担忧。
其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还带有一定的边缘化特征，即“在权力不平衡处出现”（霍尔语）的边缘化。这一口号带有积极性，试图颠覆“中华民族这一文明古国”在人们心中的定型化特征，然而却暴露出没有摆脱定见的自相矛盾的二元对立结构。这―观点的基础是承认和赞美我们的民族存在，强调积极却没有取消对立，民族一世界的二元结构仍然存在。用更激进的方法说，民族就等于世界的话，那么世界等于民族吗？世界又等于全部国家吗？世界究竟是谁在言说的世界，是不是仍是西方言说的世界？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中？换句话讲，“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观点甚至可以看作是我们对于“世界”的一味追求以至于对民族的一种否定。改变这一自我边缘化的心理首先应当做的就是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结构，放弃对民族符号的刻意追求和对国际认可的一味向往，因为每一个受中华文化影响，在当代教育中成长的中国设计师做出的就是中国设计。
3“中国概念”该走向哪里
民族意识的概念篇10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社会的民族认同问题并不突出。冷战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内部形成了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少数族群社区,导致西方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内部层级结构性要素的多元化,进而出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新情况。
第一,20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开始出现种族右翼主义、排外主义和反移民政治运动。例如,在现代史上,英国民族身份的框架和定义是固定的;二战以后,种族主义在英国一直保持主导地位。而冷战后,随着来自加勒比、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乌干达和斯里兰卡人加速移民到英国,英国身份的长期确定性边界首次被分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系谱性的传统分层结构首次遭到质疑,英国民族身份的连续性、历史性和自我确证性首次被有效削弱。英国社会出现了绝对主义性质的文化种族主义倾向和极端主义的反移民运动,英国合法的左一右翼政党甚至结成反移民联盟,以进攻性的英国主义立场来重建、修补和扞卫英国民族身份。
第二,西方社会国际移民被迫采取防御性的文化传统主义复兴运动,宗教正统主义运动,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政治分离主义运动来建构反种族主义运动阵线。例如,英国第二代加勒比黑人青年发起一种符号主义运动,通过塔法里教的象征物和图形符号,认同他们非洲起源的血统和传统。加勒比黑人和亚裔社区共同形成反种族主义的新身份联盟,提供一种新身份运动:即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黑色”运动;“黑色”不是文化上、种族上、语言学上或自然体质上的颜色,而是他们被主导种族主义文化视为“异样的”,即非白人、“他者”;黑色身份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平等轴心”的新身份。亨廷顿也认为,冷战后时期,移民导致的美国边界失控是对国家安全最大的单一威胁;国际移民和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构成亨廷顿提出的“盎格鲁-新教”美国正统民族身份的一种新威胁,并且潜在地分解美国。因此,20世纪末西方社会国际移民引发的民族认同危机是一种新问题领域。
关于20世纪末西方社会反移民运动的研究文献以获取工作机会的个体层面的经济理性选择为基本视角,关于排外主义的研究文献以多元主义社区层面的文化适应为基本视角,关于国际移民引起的主权危机的研究文献以国际社会层面的全球化时期跨国主义为基本视角。与以上相对照,国际学术界关于20世纪末西方社会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的研究文献以群体性身份认同分析为基本视角,这种群体性身份就是族群。
一、国际移民民族认同的类型和阶段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史中形成广泛影响力的具有民族意识的群体性身份有三种:种族(race)、族群(ethnic)和民族(nation)。
第一,种族术语,基于封闭性的人类生物性特征,在18世纪早期还很少见,在19世纪初期开始运用于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被广泛使用。歧视性运用“种族”,是在现代早期由移民群体中发展而来的,那些被定义为低级种族的群体被假定为不值得拥有作为一种民族的承认资格。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这些群体被排除在竞争之外。基于肤色、宗教和其他标准的歧视,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但是在现代早期,这种歧视通过帝国人类学“科学的”论证而获得了正当性。种族主义,是群体生物性特征政治化的极端主义形式。
第二,族群,基于开放性的文化性特征,如语言、宗教、地域或历史,族群概念具有较少程度的政治性。自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是文化性群体身份政治化的激进主义形式。
第三,民族,是一种与身份政治紧密结合的共同体概念,基于一种系谱性共同历史,具有从继承性向建构性过渡的演化过程,可以由跨地域、跨语言、跨族群和跨宗教群体构成的一种密不可分的综合性的历史共同体。
学术界一般把民族概念的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民族意识阶段、现代民族主义阶段和后民族阶段。
1.早期民族意识阶段。早期民族意识有两个类别,即基于种族特征的生物性民族意识和基于文化特征的文化性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从种族性民族意识演化到文化性民族意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民族意识是人类早期群体意识,具有较少程度的政治特点。从词源来看,民族一词,系古希伯来用语,该术语来自一种15世纪圣经译本,指自然性继承。在中世纪学院中,一个“民族”指来自同一地区的一群学生。在西班牙语和罗马语中,“民族”与“出生”的词源联系。属于某个与出生相联系的群体,使得个体身份具有了一种决定性因素,即一种归属性身份,或者一种终极的群体性身份认同。民族意识,逐渐归属于基于自然遗传性的一个群体,在成为现代民族主义之前,该概念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历史。
2.现代民族主义阶段。现代民族主义与国家有明确的关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民族主义术语已经在共通用法上有效地使用了,民族主义概念正式被赋予民族国家的政治涵义。1780-1830的50年间,民族单位出现并持续发展,民族从以前的政治形式中分离出来。18世纪80年代,美国被承认为一个独立民族;18世纪90年代,法国重新确认自身为一个民族;海地在1804年获得民族独立;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美洲大陆殖民地获得民族独立。到19世纪中期,经过一个世纪的政治变革,民族意指具有一个民族政府的群体。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确立新的民族身份,创造了一种新等级结构,没有民族国家的民族被置于一种更加低级的层次上。在1850年,法兰西、荷兰和巴西被认为是民族,伊博族和孟加拉族被标志为部落。同一时期,“种族”意义改变了,增加了一种自然类型或生物类型等级,不再具有民族性的等级结构。新教移民群体创建了美利坚民族与共和国,较早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征。因此,北美洲新大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点发源于移民群体,即移民群体民族性和公民性的制度化,并在19—20世纪得到了充分发展。20世纪,民族概念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标准定义,包括四个要素:一个中央政府,明确的边界,具有民族身份意识的公民,以及国际承认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因此,现代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群体身份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也可以指民族国家认同,即现代民族主义身份共同体形式是民族国家。
3.后民族阶段。后民族是指20世纪中期以后,西欧建立地区共同体欧盟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后民族身份认同形式。欧洲的这种精英主义阶层后民族身份是否具有跨阶层的开放性,学术界存在争议,目前在第三世界国家也难以成为主流话语。
人类史是一部移民史,移民群体是不同历史时期创造民族身份要求的中心变量。第一,美洲案例。在19世纪,现代民族身份历史要求的出现归因于移民。例如,在美洲的欧洲移居者,即使仍忠诚于祖籍地,但依然发展了以围绕被占领土为中心创造新身份的不同的要求和联盟;在美洲的非洲奴隶也是如此,即使处于奴隶地位上,也在被占领土上发展了新要求、新联盟和共同体愿景;美洲原住民,同样发展了一种新身份,无论他们是否被征服、被驱逐或者被要求与新邻居发展社区关系。第二,欧洲案例。在19世纪之前,欧洲被称为“旧世界”,在欧洲形成和发展民族性方面,移民起到了显着作用。例如,法国拿破仑在民族建立方面,通过移民和征服,在全欧洲推广了一种民族意识,加速了民族身份的增长,尤其在欧洲“塌陷的中心区域”的德国自此开始建立自己的民族,并发展德国文化和商业。除了法国、德国,19世纪初期大移民也发生于欧洲的其他地方。20世纪末期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国际移民危机,在这个角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由于国际移民导致产生的一种民族认同危机。
二、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与族群身份再定位
20世纪末期西方社会的国际移民危机可以作为考察民族认同的案例。19世纪浪漫民族主义运动时期、20世纪前半期自由民族主义运动时期以及20世纪晚期欧洲多民族国家的衰落时期,民族认同对历史事件都具有影响力,对人类世界产生各种不同的后果,其中民族身份都可以作为基本参考点来考察各个阶段和各种类型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从民族认同角度考察20世纪末西方社会国际移民危机现象具有同样的历史依据和分类学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