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篇1
内容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国非常重视宏观政策的调控。在我国，正确的宏观调控定位与政策取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随着我国经济向纵深发展，探讨宏观调控定位和政策取向对于指导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以对宏观调控相关概念的梳理和界定为出发点，通过回顾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我国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存在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改进我国宏观调控定位与政策取向的建议。
关键词：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在危机冲击下，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和政策得到了各国的广泛重视。在我国，虽然经济发展总体运营形势良好，但也面临着经济发展矛盾和困境，自2010年下半年我国的Cpi增长率超过4%以来，至2011年7月Cpi同比上涨已达到6.5%这一历史新高，加之房地产和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使资产值上升幅度超过工资的上涨幅度，引起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造成了社会上的较大反响（王庆东，2011），控制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当前我国必须在保持宏观经济运转相对稳定的同时，在相关经济领域积极推行宏观调控政策改革，利用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稳定经济增长、抑制恶性通胀，理顺经济体制结构（倪斐，2011）。
本文以对宏观调控相关概念的梳理和界定为出发点，通过回顾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我国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的分析，进而探讨我国宏观调控定位与政策取向问题。
宏观调控的相关概念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已成为国内外经济学术研究领域和实际工作部门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张勇，2011）。
（一）宏观调控的含义和发展
宏观调控亦称国家干预，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是一个国家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张勇，2011）。宏观调控作为宏观经济理论的一部分，源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其中的一些理论和观点早在17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标志着宏观经济理论框架的基本确立（张勇，2011；王址道，2011）。此后，宏观调控在宏观经济学的大框架下进入西方经济学主流的研究视野，尽管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文献和经济学辞典中没有出现过“宏观调控”这个概念，但是经济学家们却使用宏观调控的理念来描述政府在宏观上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实践，宏观调控理论中的“杠杆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张勇，2011；王婧，2011）。
在我国，随着经济模式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宏观调控模式也经历宏观调节—宏观控制—宏观调控的发展历程。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最早提出了宏观调节的概念（王婧，2011）。到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初步确立（朱宁，2011；钮红选，2011）。
（二）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与政策取向
宏观调控的实质就是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它是在尊重市场调节的前提下进行的，弥补了市场调节的不足（林红斌、聂良，2011），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宏观政策的定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通常，政策定位明确而集中将提高调控效能，而笼统泛化、缺乏重点定位则将导致调控效能的耗散，调控效果也不会好（王址道，2011）。一般来说，宏观调控的政策定位可以分为调控层面和调控重心两个方面。
调控的层面。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宏观调控的目标是追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其层面是属于总量范畴，不涉及经济领域中中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问题（韦东等，2011）。这种观点对于现今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可以得到满意的调控效果。然而，对于我国这样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总量问题，而且面临着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城乡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异客观存在，如果调控层面仅仅定位于总量范畴，则很难保证宏观调控的效果，这样势必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在宏观调控中，总量与中观和微观层面相结合的调控层面可以提高宏观调控的精准度与效能。
调控的重心。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应当确保宏观经济均衡，这种均衡包括适度增长、物价平稳、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冯梅，2010）。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经常会出现两个或多个矛盾交织的非均衡状态。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宏观政策定位就应当是选择最为主要的问题作为调控工作的重心，这样才能集中人财物力提高调控的效能。通常，宏观调控重心的把握和选择是反映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重要指标，它关系到宏观政策定位的科学性、及时性与准确性，并最终影响到宏观调控效能。
我国宏观调控现状及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总共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宏观调控，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经历了由直接调控到间接调控的过程，实现了由从计划、行政手段为主的调控到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调控转变，宏观调控取得有益成绩，最终迎来了我国经济在全球的率先复苏（王址道，2011；朱宁，2011）。然而，在宏观调控政策定位和取向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定位的市场化经济环境前提不足
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任何宏观调控政策的定位，其前提是市场化的经济环境。然而，我国由于自身的国情，其市场经济体制是通过人为的行政手段创建的，而不是通过市场自身的演化发育成熟而形成。政府在这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为了实现某一经济目标，过多地通过行政命令来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干涉，实现了一种国家动员机制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在我国古代，汉代的《盐铁论》就已经讲述了国家动员机制，文中所举的理由都和国家动员有关，主要包括国防军事、应对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和“平准市场”。而在西方，著名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论述到了政府的行政手段功能，包括提供公共秩序（尤其是法治）、基础设施和国防等。应当指出，这种政府采用的基于国家动员机制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的环境下的确能发挥出巨大的优势来，即：国家有能力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办一些大事情或者应付大危机。不过，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如果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活动，国家宏观政策忽视市场化经济环境前提，就会使市场缺乏弹性，活动性僵化，最终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不足
宏观调控政策是一门科学，是关于宏观调控的系统性知识和学问，这就决定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而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经常是短期政策，并且通常变化比较剧烈。例如，2008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其目标和政策均在短时间内发生了较为频繁的变动。通常，由于政策实施具有时滞性，经过调控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实行效果是一个不断加强的过程，这就造成了政策执行后期效果显著，而对当期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在政策执行前期，各项经济指标可能在短期内不降反升。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宏观调控目标和调控政策变更如此频繁，效果又如此有限，反映出宏观调控存在着缺乏前瞻性、连续性等问题。宏观调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增大，使宏观调控工作无法做到“发现及时、时机准确、措施得当、力度合适、效果显著”的目标。有鉴于此，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三）宏观调控政策取向过宽以宏观调控来代替市场的调节作用
宏观调控作为现代经济管理的一个必要手段，其目的是在市场自发行为不存在最优解的前提下，由政府从全局的角度制定政策，为纠正市场弊病所做出的一种行动安排。这种宏观政策制定的取向是在对市场经济规律尊重的基础上，对市场调节机制的一种补充。然而，我国某些宏观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不足，在政策取向上还是以“市场从属于政府”的计划经济惯性思维为导向，就造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过强，市场规律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被政府的行政命令所代替，使得政府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全能型”政府，而非“服务型”政府，其结果就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结构失调和运行紊乱。这些年来困扰我国经济的“产能过剩”现象就是这种问题的集中体现。
调整宏观调控定位和政策取向的建议
宏观调控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技术和工具，如果有着正确的取向和定位，则可能成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工具。因此，合理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定位和取向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
第一，逐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种制度、法律和法规，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宏观调控政策的正常实行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这种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的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政府在把握和市场的关系时，需要把握一个均衡点，即明确政府尽管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但依然是市场的一部分。政府和市场之间仍然有明确的边界，两者不能互相取代。
第二，加强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科学性，准确选择调控政策重点和取向，确保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不应该是随意的，而是应当受到科学理论的指导，使其成为具有科学性的宏观经济管理活动。也就是说，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宏观调控才能做到“发现及时，措施得当，效果良好”。由于政策效应时滞的存在决定了事前和事中的宏观调控显然比事后调控更有效率，但是市场经济的复杂性，事前和事中把握宏观调控定位的能力是考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标志。
第三，加强市场规律与宏观调控的密切配合，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竞争、自由选择和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大环境。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反波动调控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实施者，其职能是服务于市场，而非以宏观调控政策代替市场规律。也就是说，政府在宏观调控的作用就是对市场经济的规则及其秩序进行维护，对市场上的微观主体行为确立一种制度性的规范和制约。这就要求政府职能随之发生转变，即由传统的“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进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自由选择和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使得宏观政策效果得以充分发挥。
结论
总之，宏观调控是对市场经济本身缺陷的一种修复，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而宏观政策必须与市场经济本身相适应，任何与市场经济规律的脱节和错位都会导致宏观调控的失灵。因此，国家从总体上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调控，就必须合理调整宏观政策的定位和取向，采取有效的宏观管理和调控，才能合理利用和分配资源，承担市场机制无法完成的诸如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社会公共产品（医疗、教育等）等职能，从而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庆东.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宏观调控路径的选择[J].财经界（学术版），2011（5）
2.倪斐.风险社会中的宏观调控及其法律规制[J].江海学刊，2011（2）
3.张勇.宏观调控：经济转型中的概念认知[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1，29（3）
4.王址道.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探讨[J].宏观经济研究，2011（2）
5.朱宁.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探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15（1）
6.王婧.金融危机下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转变[J].法制与经济，2011（2）
7.钮红选.试论加强宏观调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J].法制与社会，2011（5）
8.林红斌，聂良.试析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J].审计与理财，2011（3）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篇2
【关键词】宏观调控；粗调；微调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5-0032-04
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经济学中也称为政府干预和国家调节，自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革命”之后，宏观调控就成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容忽视的客观问题。从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国家干预思想成功登上了历史舞台，到今天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运用，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政策历经了70多年来的一系列演变。在这一演变进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并不是遵循固有的与不变的原则，而是以西方经济学者在不同时期就现实经济问题提出的具体理论解释为依据。随着时间的更迭，新的经济问题不断出现，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政策也不断地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日益发展与完善起来。
一、宏观经济调控之发展概述
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该危机导致的大萧条几乎使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覆灭。为了拯救和改善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经济计划制定者和政府都需要从理论上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提供依据。正是在此背景下，以凯恩斯需求管理为核心思想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在西方国家日益兴起，并逐渐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凯恩斯的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条件下，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而市场经济自动调节机制又往往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政府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对总需求进行管理，以帮助经济向均衡方向调节。在需求管理思想指导下，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政府为了缓解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实施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意识的干预活动。一般说来，该政策思想建议以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主要目标，主张根据经济风向运用斟酌决定(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总需求加以调节，以此来减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斟酌决定(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指，为了确保经济稳定，平抑经济周期，政府在实行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应依据经济运行态势灵活取舍，“逆风向行事”主动采取一些财政和货币措施以稳定总需求水平，使之接近物价稳定的充分就业水平。由此可见，早期的宏观经济学，即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后凯恩斯主流均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源于经济内生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冲击，是能够感应，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调节的。因此，他们认为，在经济波动中进行政府干预是有效率的，并主张设计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粗调”。
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多数西方国家出现了“滞胀”的局面，即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滞胀”的现实问题使凯恩斯的理论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现代货币主义者据此对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认为，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和骗局，因为政策制定者并不能比私人部门对经济做出更好的预测，因此，政策应该减少干预市场的行为，只给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固定规则”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强调“理性预期”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影响与作用的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提出的卢卡斯批判也对早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人”会预料到政府的政策可能造成的后果，因而会相应性的采取对策加以防范，这种对策会导致政府政策的无效性。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背景下，由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无法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而失去了其正统的经济地位。
但我们都知道，要求国家完全放弃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是对一种市场经济的过度放纵行为，此种行为并不能换取像现代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所诠释的那种经济自由运行即可避免剧烈波动的情形，而只会使经济运行更易处于失控的地位。基于此，一个主张国家干预的新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发展起来，该学派的兴起使凯恩斯主义走出了困境，并以更有说服力的形象重新获得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卢卡斯批判仅限于政府政策发生重大变动时才有效，而当政府政策采取微小变动时，卢卡斯批判并不适用。对此，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在原有的凯恩斯理论中吸收理性预期的观点，产生了一种新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概念，该概念就是一种具有前瞻性与灵活性的“微调”模式，该模式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以泰勒的利率规则为代表。
二、宏观经济“粗调”与“微调”之比较分析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篇3
关键词：宏观调控；前瞻性；国内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1-0015-02
近期，为应对国内经济快速下滑，宏观调控急速转向，不仅紧急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刺激经济计划，而且财政政策也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成为了2009年经济工作的基调。与此同时，国务院要求中央部委、地方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以期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过快下滑的趋势，实现2009年经济“保八”的艰难目标。这一系列措施与一年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的“两防”方针如有天壤之别。
面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急剧恶化，为应对国内经济超乎预期的衰退趋势，迅速出台这些政策无疑是十分正确与必要的。但是，将目前经济失速完全归因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美国也是从2008年10月份开始的，而我国实体经济中企业出现困难早于2008年5月份。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使经济能够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但经济运行的现实证明了过去一年来，我们的宏观调控不仅没有起到烫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反而强化了经济周期，加大了经济波动。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过山车：股市过山车、宏观调控政策过山车，深刻折射出了我们宏观调控的失误，因此，加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研究非常必要。
一、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是指宏观调控要与控制物价或经济增长等中长期目标相结合，它包含着一个动态过程，即中央政府要根据宏观调控的远期目标，在不同的时点及时采用合适的政策，以实现预定的宏观调控目标。也就是说，传统的宏观调控是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将稳定物价或经济增长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前瞻性的宏观调控则是通过现时的调控政策操作来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
二、实施前瞻性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实施前瞻性宏观调控的原因在于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时滞效应和其他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因素的存在。宏观经济的运行结果受到多种变量的影响，如果其中某一特定的经济变量及作用发生变化，就会导致原来的经济运行轨迹发生变化，从而使宏观调控政策操作效应发生相应变化，使宏观调控政策操作目标与最终目标之间产生偏差，有时偏差过大，还会引起相反的政策效应。所以，要缩小这一偏差，减少有关变量对宏观经济政策预期效果的不利影响，政府必须实行前瞻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绝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三、制约我国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因素
1 时滞的存在是制约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客观因素
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的作用不是即时的，而是存在着时滞效应。时滞效应包括两种：内部时滞，即政府着手制定调控政策所花费的时间；另一种是外部时滞，即宏观经济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可以分为：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1)认识时滞，是指经济波动出现的时点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必须采取行动的时点之间的那段时间；(2)决策时滞，是指认识到要采取行动与政策决定之间的间隔；(3)行动时滞，是政策制定和实施之间的间隔。外部时滞是指政策行为被采取到对政策目标产生影响所经过的时间。其中，内部时滞对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具有重要影响。时滞的长短，决定了宏观调控是否及时。时滞的存在，决定了必须实施前瞻性的宏观调控政策。
2 宏观管理部门分散，对经济形势的认识缺乏一致性
不同部门对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认识的不尽一致，影响了政策的时效性。增加了政策协调成本。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机构除了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外，还有国土资源部、证监会、银监会等机构。由于政出多门，不同部门对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认识不尽一致，往往影响了政策出台的时效性，增加了政策协调成本。同时，确实存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存在着利益保护的冲动，对符合自身利益的统计资料或数据上报的积极性就高一些，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统计数据或资料的上报就采取消极或者抵制的态度，从而造成预测宏观经济的数据上报不及时或不准确，从而最终影响到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3 相机抉择理论运用的惯性也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走上了对外开放的快车道，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经济理论。在我国宏观经济理论上，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理论，亦即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采取“逆经济风向行事”，熨平经济波动。30年来改革的历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的实践，初步印证了相机抉择理论的有效性，同时也增强了政府在经济波动时采取相机抉择政策的冲动和惯性。但是，相机抉择理论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在本次经济波动中就体现了这一点，本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是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才充分表现出来的，但经济放缓的迹象在年初就已经隐现，不过出于“相机抉择”理论的惯性，宏观调控部门仍在执行2007年末制定的“两防”调控政策，结果调控政策效果却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下滑的趋势。
4 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增加了宏观调控部门对经济形势预测的难度
改革开放30年，以及全球化时代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高度流动。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倾向于过度外向型，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惊人的程度。近年来中国的外贸总额／CDp的比例高达0.7，虽然日美两国都是全方位开放的经济，但对外贸易依存度都远远小于中国。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这一比例为0.2，日本为0.25。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形成了联动效应，如果世界经济出现波动，我国经济也不会成为经济波动冲击的“孤岛”，所以，要预测我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就不能不考虑世界经济这一因素。但由于世界经济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这就增加了我国宏观调控部门对经济形势预测的难度，降低了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四、提高我国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建议
1 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调控时机选择上要把握提前量，加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预测，及早动手，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正确处理好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
2 建立完善的信息采集和处理系统
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的采集、加工、处理体系，准确把握和判断时滞变动；理顺中央――地方的信息采集关系，层次清晰，权责明确；构建宏观经济预警体系，提高宏观调控部门人员的认识水平和决策能力，缩短时滞时间；
此外，把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机的结合起来，加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的研究和预测，建立全球经济的预警机制，一叶知秋，防患于未然，提高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和准确性。
3 结合我国经济实际，培养造就一批复合型经济人才
在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前瞻性问题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培养造就一批复合型经济人才。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但不能照搬国外现成的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理论。
4 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篇4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
一、理性预期理论概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率快速增加和经济发展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停滞膨胀的经济状况下，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经济效果。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而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学派理论上的逻辑严谨，又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从而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理性预期理论的典型代表理论是货币周期论，以及在该理论上建立的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二、理性预期理论的基本假设
理论预期理论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与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三、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建议
首先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四、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目前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在一些方面减少了行政干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政府部门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而有高质量的增长。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篇5
晓媚
经济政策能否同科技进步一样，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作为一个参数？如果可以，这个参数能有多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政策能够“制造”出多少或多长时间的经济繁荣？詹姆斯·托宾所著《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宾先生12年里撰写的43篇以政策为导向的论文，体现了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值得一读，它会给我们一些启迪。
宏观经济政策常常是大众传播媒介议论的中心。首先，所谓“宏观”，其实可能“微”到每个人，比如，收入政策，财政政策都可能导致“我的钱有多少要以税收的形式回归政府”；其次，制订政策者往往是权力者，而“权力总是吸引着忠告和批评”，这也恰恰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魅力。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常常引起热烈的争议，不仅因为经济复苏带给它的荣誉，也因为繁荣后的萧条带来的困惑。但是，无论如何，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是值得研究的。
关于凯恩斯宏观政策的基本原则，托宾先生概括为：第一原则就是明确地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去实现实际经济目标，特别是充分就业和国民总产出的实际增长；第二个原则，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是能动的，它能够对实际观察到的经济状况以及不同政策选择下发展道路的设计作出灵活的反应；第三个原则，凯恩斯主义希望确定协调一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第四，凯恩斯主义者并没有乐观地认为，需求管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就足以实现名义和实际的双重目标，即同时获得充分就业和价格或通货膨胀的稳定。托宾先生希望并预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会出现新的理智的综合，以取代引起不和的争论和混乱的辩驳。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将在争论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经济政策在时间选择上是有“幸运”因素的。某种经济政策是否会对经济运行发生效果，时间或曰“机遇”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某种经济政策会成为“幸运儿”，严格地讲，应该是一组政策选择。政策选择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国际经济环境，主要经济强国的政策制约，经济波动周期，经济政策本身的时效和惯性，乃至选择或者挑选一种政策组合的能力，等等。而这些，往往会凝集在某一个时点上，这就是政策的时间选择。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确“制造”过繁荣，而幸运的是，它的时间选择。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篇6
[关键词]数学工具；本科生；宏观经济学；课程体系
[基金项目]2019年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改项目“双一流背景下提升本科论文质量的实践与探索”（2019xjyxm018、2019xjyxm025）；
2017年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改项目“高等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ww6020000020）
[作者简介]贺俊（1965—），男，安徽淮南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和内生增长理论；张钺（1994—），女，河南新乡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2017级金融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20）30-0223-03[收稿日期]2019-10-03
一、引言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民众对更高层次的教育需求日益加强，同时，伴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加深，提升高等教育水平成为一项较为迫切的要求。另外，隨着知识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了适应社会对新型综合性人才的需求，高校应当担负起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体系、创新化的高素质人才。因此，高等教育体系需要做出适当的改革和创新，以更好地教育和培养优秀人才。其中，作为高校最大的学生群体，本科生教育具有基础性、必要性的地位，设计合理有效的本科生课程教育体系，对促进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宏观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主要分支之一，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带来的结果，即研究如何使国民收入稳定地以合适的速度增长，这表明了宏观经济中常见的问题如经济波动及与此关联的就业、失业问题，价格水平及与此关联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是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问题。对于各种经济变量，它们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一个变量的变动会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另外的变量，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因此，宏观经济学囊括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观察经济现象、分析经济变化、发现经济规律，最终用经济结论指导现实社会，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起步较晚，现有的宏观经济构架主要借鉴西方的宏观经济体系，虽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所取舍，但更为适用的宏观经济体系仍待进一步完善，这就需要更多未来学者的努力。宏观经济学不仅限于经济学的范畴，随着学科之间的交叉和发展，该学科的覆盖面也包括了金融学、管理学、供应链管理等多方面，掌握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和知识对相关学科的本科生知识体系的构建十分必要。
与此同时，我国的本科生宏观经济学教育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就课程设置来说，掌握一定的数理知识和推导能力是学好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通常与高等数学、统计学等课程同一学期开课，因此，现有的课程设置可能导致本科生知识储备不完善，难以在宏观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全面、系统地理解知识点。就使用教材来讲，目前本科生课程中采用的教材多为高鸿业（人大版本）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1]，教材内容偏重于知识点的理论阐述和举例说明，辅以图表说明，较少涉及到数学推导和证明。相较与此，龚六堂[2]和胡适耕、吴付科[3]等作者的高等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存在大量的数学推导和理论证明，学生只有在掌握相应的数理功底和数学工具运用能力的前提下，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而宏观经济学作为高等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和前期准备，中间不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断层，本科生如果学完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后再接触高等宏观经济学，数理基础较差的学生会有明显的吃力感。因此，在现有的宏观经济学教育过程中，应适当加入数理内容，引导本科生运用数学工具发现经济规律，这不仅有助于加强本科生对宏观经济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也为未来学习高等宏观经济学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4]。
本文以宏观经济学教材中Lm曲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例，通过阐述图形分析的缺陷，并列举借助数学工具帮助解决经济问题的优势，说明将数学工具引入本科宏观经济学教育的重要性，最后，针对我国本科生宏观经济学课程设置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二、宏观经济学教材案例分析
货币政策属于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指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及通过货币供应量调节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经济体的行为，其目标包括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货币政策的效果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其大小受到iS曲线（产品市场均衡，投资等于储蓄）和Lm曲线（货币市场均衡，货币需求等于供给）的斜率影响。
在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十五章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关于货币政策效果的Lm图形分析部分，教材指出，在iS曲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的效果越差。由图1可知，iS斜率相同，货币供给增加使Lm曲线从L时，Lm曲线较平坦时，国民收入增加较少；而Lm曲线较陡峭时，国民收入增加较多。
其原因是Lm曲线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反之，Lm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的效果越强。上述表述可总结为：Lm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的效果越弱，实际上，这样的结论不够严谨。
根据Lm曲线的表达和h的取值对斜率的作用方向相反，因此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影响也相反。具体而言，当k不变时，h减小，Lm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效果越好；当h不变时，k减小，Lm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效果越好。因此，教材上的表述严格意义上是指第一种情况，即“当k不变时，h减小，Lm曲线越陡，货币政策效果越好”，原表述缺少了一个前提条件，即“k一定时”。
从另一个角度看，Lm曲线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影响可以从数学上得到证明。观察货币政策乘数，货币政策乘数是从数理角度出发，对经济等式经过一系列数学推导得出的结果。首先得出产品市场均衡条件：
-α+（1-β）y=e-dr+g（1）
及货币市场均衡条件：
ky-hr=m（2）
分别在控制实际货币供给量m和政府支出g的情况下对两式进行微分，化简得到财政政策乘数和货币政策乘数。根据货币政策乘数：
可知k和h的取值对乘数的作用方向相同，因此在k（h）取值一定的情况下，h（k）的减小将引起货币政策乘数增加，表明此时货币政策效果较强，与实际分析的两种情况相符。另外，借助货币政策乘数，也可以直观看出凯恩斯极端情况和古典主义极端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除此之外，龚六堂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也提及针对复杂的经济问题，应善于利用数学工具予以解决。例如，同样在分析给定价格水平下决定利率和国民收入水平时，通过求解iS-Lm曲线隐含的消费—投资函数和货币需求函数，可以得到均衡时的产出和利率水平。引入微分方程：
其中式（6）等号后第一项为Jacobi矩阵。然后进行Laplace变换并通过Cramer法则得到：
实际上，在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时，可能需要从数十个等式中得出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此时构建Jacobi矩阵使用Cramer方法给予解决相当高效，因此，借助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相对于数学工具，单纯利用图像来分析经济问题可能存在较大的缺陷，不仅难以将问题解释清楚，在遇到三维或多维问题（变量）时更是难以通过图像表达，因此借助数学工具是较为明智的[5]。
从Lm曲线与货币政策效果的例子可知，相较于图像表达和分析，数学公式推导的过程更有逻辑性，结论更加严密。因此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把数学工具引入本科宏观经济学教育的重要性。
三、优化本科生宏观经济学教育的建议
1.加快课程内容的更新。针对主要参考教材中的欠缺部分，本科宏观经济学教育过程中应对课程内容做出适当的更新和改进，在解决经济问题、说明经济规律时，除了理论阐述之外，可以引入数学工具，使用数学方法给予相应的证明和分析。通过这种改进，可以促使本科生在学习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提高对知识点的掌握能力，也使教材相關内容的结论更加严密和具有逻辑性。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篇7
一、传统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及其缺陷
传统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的核心表现为iS-Lm模型及其基础上的总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称iS-Lm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帕廷金认为它是凯恩斯的“主要信息”,托宾和索洛称为经济学专业的“受过训练的直觉”。因此,iS-Lm模型曾经长期居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并成为经济学家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框架。传统iS-Lm模型的基本内容在于两个关键要素和一张图。两个关键要素是:产出(收入)是由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利率是影响产品需求(C+i)及货币需求的内生变量[1]。经过希克斯表述的《通论》所发展起来的传统iS-Lm模型的一个简单形式如下:L=L(r,y),i=i(r),i(r)=s(y)
其中L为货币需求,均衡时L=m,m为货币供给。i为投资,s为总储蓄,y为收入,r为名义利率。由于固定价格假设,变量的名义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视作收入决定模型(包含了供给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为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决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简单框架,模型集中关注的是利率在联系两个市场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张图如图1:其中iS代表iS曲线,Lm代表Lm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可以决定经济的均衡状态e,所对应的就是均衡收入y*与均衡利率r*,它是经济在实现产品市场供求一致与货币市场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财政政策,Lm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货币政策,因此,总需求管理就可以通过iS-Lm图形中曲线的移动来分析经济状态的变化和预测内生变量的变动方向。传统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学作用。它是分析经济的实际与货币部门相互作用的最简单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张图使经济分析与政策分析的含义直观化,宏观经济学家与广大公众(记者、官员等)更易交流。可见,iS-Lm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对经济理论的诠释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论比较中能够澄清某一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因而成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各流派辩论的共同基础。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释或预测某种经济的绩效,进而发展出了政府和企业进行政策评价与经济预测所使用的非加总宏观经济学计量模型,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规约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来选择一定时期绩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这些影响下,iS-Lm模型成为绝大多数入门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核心。国内出版的教材也沿袭了这一思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及代数形式,并使用iS-Lm图形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
然而,这种传统教学范式已经受到经济学界的猛烈抨击。激烈的争论和研究表明,传统iS-Lm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静态性质。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静态的同时均衡框架来处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调整问题[3],这使得再次反馈过程与初次发生过程变得同等重要。这会造成对实际的动态时序经济行为的错误认识[4-5]。事实上,经历了历史时间、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和结构变迁之后的经济体系,其反馈过程只能部分为经济个体所认知。iS-Lm模型没有引入时间和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以动态时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确定性。传统iS-Lm没有考虑宏观经济世界中不确定性(尤其投资方面)和预期的重要影响,因此就不能体现宏观经济的结构不稳定性。许多原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这是凯恩斯贡献的真正本质,而不确定性和预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冲突。
第三,模型的逻辑不一致性。一个表现是iS曲线作为流量均衡同Lm作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个表现是传统iS-Lm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它是总量的特设关系,而不是从明确的理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而来。而按照卢卡斯批评,iS和Lm曲线代表的函数在经济政策规则变化时并非保持不变。因此模型的政策评断往往不可靠。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传统iS-Lm模型逐渐衰落,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iS-Lm模型“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笔者对国外流行的中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作了一个初步调查(见表1):可见,尽管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糅合在一起的萨缪尔森式的新古典综合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学范式已经不再流行。因此,国内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者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的一种体现。由于国内教材普遍更新较慢,老师就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iS-Lm模型。更进一步来说,在权威期刊上的理论研究与研究生宏观课程教学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关了。据笔者所了解,察觉到这种转变的教师还比较缺乏。许多教师仍然在用iS-Lm图形来讨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含义。这种教学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对简洁性及教学惯性。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新范式:动态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这样,课堂教学是否应该完全抛弃iS-Lm模型呢?如果抛弃传统的iS-Lm模型,宏观经济学教学还剩下什么?笔者的教材调查表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求模型和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中心环节。问题在于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同微观经济学严重脱节,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张皮,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初中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同高级宏观经济理论及专业性的宏观经济研究也是脱节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给出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新动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宏观经济学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微观基础;主流的意见则主张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观基础。这种动向在近年来达到高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研究框架,具体表现为从拉姆齐模型到新新古典综合的发展。事实上,新新古典综合以另一种面目使得传统iS-Lm模型借其扩展形式得到复活。因此,iS-Lm模型还没有死。
大体上,动态一般均衡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私人所有权经济所有时刻的整体动态系统的简称。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预期与代表性主体的结合。动态一般均衡以市场作为协调机制、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偏好、预算/资源约束、禀赋、可得技术与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体的当前和未来期望福利的现值总和(因而是一种涉及现在和未来变量的跨期决策行为),结合所有市场上的市场出清(一般均衡)条件,经济行为可以被简化为几个定义了经济运动定律(lawsof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这样就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态最优化来解释总量现象,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观经济建模应从微观经济主体作出的选择出发来加总成经济整体,所以必须重视个体对其经济环境实际或预期变化的反应行为。DGe体系中,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连续不断地最优化以致经济总是处于某种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给定可获取的信息,人们应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最优决策,并且不会犯持续的错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出现错误,被归因于信息差距,如对经济未预料到的冲击。经济的最终运行趋势是一种长期均衡。它是当所有的过去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发生作用下的最优经济运行路径。它可以是各变量均为常数的稳态,也可以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相同增长率的平衡增长路径。
然而,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观方程或差分方程、动力系统与最大值原理及动态规划等复杂的数学工具,因此并不适合宏观经济学的初中级学者。笔者所主张的是,在传统iS-Lm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其加以扩展,这就是由新新古典综合发展起来的新iS-Lm模型或最优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个代表来自mcCallum(1989:102-107)[7],为mcCallumandnelson(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线)lnyt=b0+b1[Rt-et(lnpt+1-lnpt)]+vt
(lS曲线)lnmt-lnpt=c0+c1lnyt+c2Rt+ηt
(Lm曲线)其中y为实际产出,p为一般价格水平,R为名义利率,m为名义货币供给。a0,a1,a2,b0,b1,c0,c1,c2为参数,ut,vt,ηt分别代表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零均值随机变量。
显然,新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供给行为的说明,新iS曲线和新Lm曲线则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需求行为的说明。新的总供求模型同理性经济人的跨期最优化行为协调一致。这一点同来自传统iS-Lm模型的总供求方法明显区分开来。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因素:价格调整成本,价格调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预期价格设定,垄断竞争。价格水平已经内生化了,它是受外生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影响的内生变量,结合货币供给规则,即使个别价格有短期粘性,价格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货币存量的外生持久变化作出反应。
新iS-Lm模型的参数来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及价格调整过程的结构性参数,已经充分考虑了政策变动对理性主体的预期的影响,因此模型大体上可以经受住卢卡斯批评。这就使得使用它讨论宏观经济活动的决定和货币政策设计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结合泰勒规则,可以得到一条宏观经济政策(mp)曲线或总需求(aD)曲线[9-10]。它表明产出缺口与超过目标的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当通胀率上升超过目标通胀率时,中央银行会提高名义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胀率上升幅度,以使当通胀率上升时,实际利率也上升,这就会减少投资和净出口,降低实际产出。mp曲线的移动来自通胀率以外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政府采购、货币政策、国外出口需求、税收、消费者信心的变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线则代表经济的总供给行为,或称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对于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通胀率是前定的,因为它取决于滞后的GDp缺口而非当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条用来表示在任意时点上经济中通胀情况的水平直线。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时,ia上移,反之则相反。因通胀预期和原材料价格变化而移动,因此可以反映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现实经济状况。
我们把向下倾斜的mp曲线和水平的ia曲线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解释经济波动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模型,如图2所示。这个模型可以较为精确地描述货币政策的实施原理。例如,初始经济处于长期均衡e0,如果没有外部冲击,这个经济就是通胀比较稳定的经济。当一个外生的需求冲击使得mp0右移到mp1,则实际产出会超过潜在产出,从而通胀率会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银行就会提高名义利率以使实际利率上升来应对通胀率的上升,直到经济达到新的长期均衡e1。这时产出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稳定通胀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银行认为新的稳定通胀率过高,则它可以通过泰勒规则来使mp左移以实现目标通胀率。
上述见解常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新共识(nCm)。它是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综合。这种综合表明,在短期,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产生的名义刚性和真实刚性有效地增加了产出水平波动对总需求冲击的持续性。总需求对产出和就业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在长期,总需求没有实际影响。均衡的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工资谈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
新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够在短期稳定产出与就业,但长期只能影响通货膨胀。货币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识提升了货币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财政政策作用。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突显了通货膨胀的决定作用。通货膨胀可以影响短期产出并决定名义利率,但不能影响潜在产出水平。由于货币存量内生决定,因此新的货币政策无法控制货币供给,但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来有效地实现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均衡。当然,货币当局对实体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是有限的。它只能影响长期通货膨胀率,但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把通货膨胀作为新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成了自然的选择。这种政策称为“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targeting)”。它要求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执行(从而保证政策的可信性),预先公布一个能实现经济长期均衡的通胀目标值,然后通过泰勒规则来调整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之间的偏差。这种政策目前已经在各国得到相当程度的实践。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篇8
一、宏观调控法的理论渊源和在我国的发展演进
（一）宏观调控法论文联盟的理论渊源
宏观调控是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出来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提出，政府退出市场，提出了用市场无形的手去自行调节市场中出现的问题。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确有着巨大的作用。随着社会化生产的日益复杂，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显露无疑。最明显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面前，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没有任何的办法。于是，以国家全面干预调节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当中，提出摒弃自由经济理论，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抗击经济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新政”，则被视为国家用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一次重大实践。如《全国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1933年银行法》等被视为最典型的宏观调控法。
笔者认为，当市场失灵或者市场缺陷出现的时候，市场本身的机制无法自行愈合的时候，就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之手把经济重新拉回正轨，为了避免宏观调控的滥用和保证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因此，宏观调控必须法治化。
（二）宏观调控法在我国的发展演进
然后，由于种种原因，“宏观调控法”的称谓及其理论概括是中国经济法的独创；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无类似的概念。
“宏观调控”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兴概念，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出现了“宏观调节”的提法；1993年3月我国《宪法》做了重大修改，一个是把“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另外一个是增设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通过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给“宏观调控”赋予了新的重大历史使命。为了将宪法的宏观调控加以落实在2001年3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的把“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律”列入“经济法”中。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也提到了“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
目前，理论界对于宏观调控法也有了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宏观调控法是法律。我国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随着《宪法》和全国人大通过的工作报告明确的说明了宏观调控是法律，尽管现在有很多的不尽如人意，但无论如何，政府的宏观调控行政行为是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管制的。
二、宏观调控法的定义
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定义，典型的观点有：
一是宏观调控法是规制政府宏观调控行为，调整宏观经济关系的子部门经济法。
二是宏观调控法是指调整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经济法体系中重要的部门法，是国家管理宏观经济的主要法律手段之一。
三是宏观调控法是指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程序、宏观调控手段（措施）的法制化。
四是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在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笔者比较赞同胡光志的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法是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的法这样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在这种理解中，宏观调控是国家手中的一个工具，作为宏观调控的一方当事人的政府，是法律的主宰还是法律的规制对象？宏观调控法到底调控谁?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的手铐。
三、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
典型的观点有：
一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关系，或称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它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进行规划、调节和控制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主要包括这几种：财税调控关系、金融调控关系、计划、规划调控关系、产业调控关系、投资调控关系、储备调控关系、价格调控关系、涉外调控关系。
二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关系，或称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它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进行规划、调节和控制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它涉及现实社会中的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的根本与长远利益。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计划调控关系、财税调控关系、金融调控关系、产业调控关系、投资调控关系、战略物资储备调控关系、涉外经济调控关系。
三是宏观调控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运行，是各种经济总量。
笔者认为，尽管学者的表述更有千秋，但基本上都可以把宏观调控法分为计划（规划）、财税、金融三大类。
四、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
一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是指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即对宏观调控关系施加有影响力和法律后果的方式、手段的综合，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概括出不同的宏观调控的调整方法：
1．按照宏观经济政策业务范围为基础确立的调整方法，主要包括：财政调控方法、货币调控方法、产业政策调控方法、价格政策调控方法、涉外经济政策调控方法。
2．以对经济行为影响的力度与方式为基础确立的调整方法：利益诱导方法、规划指导方法、强行控制方法。
二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或称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式，它是指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施加有影响力和法律后果的方式、手段的总和。
笔者对前两种观点表示赞同，但在实际的调宏观调控中，经常出现“治乱循环”，宏观调控法在调整方法上应该以诱导性调控为主，以强行控制为辅。政府少举“杀威棒”，多发“胡萝卜”才能使宏观调控的效果更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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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宏观调控法的原则
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是立法的方向标，也是宏观调控的实施主体和调整对象的基本准则，是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的指导思想。论文联盟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应该是宏观调控法王冠上的那颗蓝宝石。典型的观点：
一是促进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的合理原则、政府依法调控的法定原则、政府有限调控的适度原则、政府调控注重实现经济利益的效率原则。
二是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原则、政府调控法定原则、政府调控适度原则、注重调控效益原则。
三是决策集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维护受控者权利原则、保障宏观调控理性运行的原则、调控手段法治化原则。
各家的学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毫无疑问，这些会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养分。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应该具备这几点：
（一）宏观调控法定原则
多数的学者都同意宏观调控法定原则，笔者十分赞成。宏观调控法定主要包括两个领域，一个是宏观调控职权法定，另一个是宏观调控程序法定，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旦政府可以随意超越法律进行无法监督、管理的宏观调控，毫无疑问将对国民经济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由于宏观调控决策主体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并不能保证每次宏观调控的政策都能够正确、有效，于是，职权法定和程序法定能有效的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避免权力寻租，纠正政府不恰当的调控行为，最终实现国民经济效益最大化。
另外，由于宏观调控具有暂时性的特点，并不适合将具体的调控内容法律化，一个是因为法律化的过程漫长，势必错过最佳的救治经济的时机；更为关键的是，宏观调控是针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所指定的特殊政策，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应该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而在和平时期，就应该调整政策。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灵活性特点，程序的完善也变得更加重要了。
（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
以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应该是宏观调控法的原则之一。
评价宏观调控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应该就是从国家利益去考虑。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成功，从中国近30年来的奇迹增长就不难看出是完全成功的，让中国人能够体面生活，并且有效的刺激了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激活了经济的发动机，让中国不断的往前奔跑，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分析，无疑是成功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判断一个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不应该只算经济账，而不算未来帐。任何不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危害是无法在财务报表里体现的。比如现在日益严重的土地沙化、非法占用耕地等现象。尽管对当地的gdp是有拉动，但从长远来看，容易造成环境对人类的报复，而等到这一天，再去治理，那么这样的经济效益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因此，在任何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的制定中，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这个前提，在保证经济利益的同时，保证发展的延续性，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三）宏观调控适度原则
马克思提出了划时代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法律要针对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制定，而不应该超前或者滞后。从这个角度讲看，宏观调控的力度应该掌握。在宏观调控中，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小步快跑，从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一点点的撕开体制的口子，使得中国到今天的经济富强。同样是对于中国，也出现过“”等不针对生产力发展水平制定政策的情况，而无疑，对于国民经济是灾难。场经挤结构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
笔者认为，在使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时候，一定要进行科学系统的思考，一定要适度，不能盲目而为，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最大程度的给中国的经济造福。
（四）宏观调控政策为主和宏观调控法律为辅相的原则
宏观调控法政策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指导政策，具有原则性、抽象性，这类政策一般不具有可操作性，只是作为总则和方向来看待。另一种政策是实施政策，这类政策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并且具有法律的效果。但是，这种政策只能作为宏观调控法所确认的一种手段，而且在制定过程中必须经过严格制定程序和监督机制。由宏观调控法律影响宏观调控政策，只有当出台的政策符合法律的认可，政策才获得法律的效力。反之，则只是一句口号而已，是不具备强制性的。
笔者认为，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并不是一定要宏观调控的相关成文法律在前或者政策在前，而是要在法定的程序中合理的安排先后，如先通过政策试点，再通过法律最后确定；也可以先通过法律来进行总则性规定，再通过政策进行小范围调整。但无论如何，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选择，而不应该本本主义，造成国家经济利益的不必要流失。
六、宏观调控法的实证分析
马克思曾经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确定理论的正确性。在人口众多，海内外环境复杂的中国，保持了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尽管有很多地方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中国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能跑得如此之快。笔者认为，这个答案就在过去的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实践中。笔者转贴于论文联盟
将就我国的重大宏观调控立法实践中的分税制改革进行剖析，力图破解中国奇迹的密码。
（一）分税制改革的背景论文联盟
自从开始对国有企业开始实行利改税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针对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确定上缴数额或补贴的财政体制。但在实际执行中去事与愿违，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使出各种对策：比如有的地方给企业减免产品税，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各种摊派收取企业费用归地方支配。而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北京和上海，中央对北京市实行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年增长率4%以上上缴递增，北京便连续多年财政增长为4%，直到“案”，才发现北京隐瞒了财政收入98亿元；上海实行上解加递增分成模式以来，规定了每年财政收入165亿元的定额，其中100亿归中央，65亿留在上海，超出定额部分55分成，执行结果是上海每年财政收入都不超过165亿元，实现了惊人的零增长。
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的结果就是“弱中央”。然而，自从利改税后，财政收入中，中央拿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中央支七成，地方支三成。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为3500亿元，其中中央为1000亿元，地方为2500亿元。与此同时，中央的财政赤字高达1000亿元，弱中央，穷中央，严重地削弱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分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分税制的具体办法
针对这样的情况，在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做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即中央税和地方税。
（三）分税制的实施效果
分税制的实行，让中央财政得到了有效的缓解。1994—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17.5%，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了55%，比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有效的解决了中央的财政赤字问题。
（四）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范畴来评价此次宏观调控
1．从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来看属于财税类；
2．从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来看属于宏观经济政策业务中的财政调控方法；
3．从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分析：
（1）基本符合宏观调控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并没有权力滥用行为。（2）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使中央有效的把财权集中，在税收上削弱地方政府的比重，解决了中央的财政赤字问题，为改革开放后续政策的实施夯实了基础；（3）从适度原则来看却明显的感觉过度了。地方政府经过分税制改革后的税收收入几乎都是来源不稳定、分散、征收和管理难度较大的税种。反而地方政府容易破产，造成了不少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卖地来维持收支。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七、论宏观调控法在调结构、转方式中的作用
在发展这个问题上，过去的中国强调的是速度，以大量的环境资源作为代价进行发展，走的是高消耗，低效率的发展方式，毫无疑问，这样的发展方式是对物质资源的极大浪费，增加了未来社会的成本，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无异于埋下一枚定时炸弹。笔者认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必然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光是由调节民事主体的民法和调节行政主体的行政法都是很难做到的，而能够肩负这个历史使命的就是调节公与私的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
在调结构、转方式中，通过宏观调控法的积极作用体现在：
（一）调控的主动权永远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拿这次房地产调控为例，第一轮宏观调控用的是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减少流入房地产的流动资金。第二论的宏观调控是用的是政府的行政命令—限购令。通过对购买主体实施限制来减少投机性购房行为的发生，进一步遏制房价的上涨。而第三轮调控，极大程度上就是目前传得疯传的房地产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房价无法稳定，房地产税就基本会出现在重庆和上海等中心城市，而先期的房地产税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将决定下一步对房地产税的征收力度和试点的推广程度。在这样的政策压力下，如果试点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能够稳定，那么试点的推广甚至都可能不放在议程中。如果说达不到预期，那么将迅速全国铺开，对楼市形成大规模的压制，甚至可能加大征收力度。一把在头上摇摇欲坠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掌握调控的主动权。
（二）资源配置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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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宏观调控法来调结构、转方式能够用政府的强壮的双手矫正市场经济的轨道，形成经济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笔者认为，必须要警惕宏观调控法在调论文联盟结构、转方式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消极方面：
一是宏观调控决策者的“权力寻租”，由于宏观调控主体的责任追究、处罚还不完善，因此只有不断的推行法治化的进程才能有效的杜绝这一隐患。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篇9
关键词：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国民经济导向作用
政府在国家经济波动方面的影响，通常可以通过投资、消费和政府购买三个主要的方向来实现，而通过与相关原理和公式的应用，就可以通过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来实现对国家经济的调节作用，以此来满足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所产生的不同需求，减少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另外，通过宏观调控的作用能够将我国与他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有效的区分，从而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
一、宏观调控概述
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按预定目标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等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上和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的活动。宏观调控是国家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中，通常可以划分为两个显著的阶段，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运行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就是市场价格的变动，通过市场来是实现对一切经济活动的解决。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说，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政策发展的最好状态，通过市场来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调节，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守夜人。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各种缺陷，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生，更是使得自由市场的理论受到了诸多的质疑。当市场机制发生特殊状况时，就充分体现出政府的作用，也就是宏观调控。根据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国家在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时，通过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保证经济的平衡性，当经济受到影响而发生衰退或者是膨胀时，可以通过扩张性政策或者是紧缩性政策来维持经济的平衡。
二、宏观调控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
1.为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提供相应的经验。
如今的国际市场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而且日渐明显，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经济的独特性。在2008发生的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这次危机也充分说明，通过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全面控制，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不可或缺的。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迅速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坚持保增长、调结构的基本政策思想，有效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产生的影响，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回升。由此也可以看出，政府宏观调控具有很大的优势，一方面表现在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能够在短时内通过政府快速、大规模的政策对市场进行调整和引导，从而将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所产生的经济趋缓的局势得到了很好的缓解，也增强了国民恢复经济的信心；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能够从当前市场发展的形势出发，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来适应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同变化，以此来促进经济拉动力的增强。
2.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推动力。
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对市场资源配置起到重要的调整作用，为市场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活力，与此同时其自身的局限性也逐渐体现出来。在通过政府宏观调整实现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宏观调控的手段的综合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全局问题的有效解决；第二是组织措施的有效执行，才能保证各项规划和政策的宏观导向作用转化为现实的政策与措施。综合的说，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发挥，既要保证全局的利益，又要能够兼顾局部的利益，通过实践操作实现宏观调控强大的推动作用。
三、通过宏观调控的导向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1.促进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和宏观调控模式的规范化
近几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然而，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在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设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也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基于此，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保证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通过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为经济宏观调控的有效运行提供基本的保障，以此促进宏观调控手段和机构的规范化。
2.通过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
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有关政策的时候必须要广泛听取其他派以及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建议，重视党外人员发出的声音，只有民主决策，群策群力，才会使我国宏观调控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操作上成为符合国际惯例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能够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及时迅速地调整宏观调控的力度与方向，更好地促进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对改善经济运行质量的作用。
3.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配合
我国在进行产业政策的制定时，必须要保证其与国家宏观调整政策的相适应，对于不同的产业和产品发展进行适当的鼓励或者是限制，以此促进资源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人民银行等金融部门也需要制定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相适应的措施促进信贷结构的完善，为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信用支持。而商业银行也需要按照相关的产业政策进行贷款的科学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宏观调控的协调发展。
结束语：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宏观调控的构建也需要向着市场化和规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这样才能促进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从而更加有效的促进其在经济发展中推动作用的发挥。同时，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实现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优化，才能促进经济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篇10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