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1
材料分析题:2010年是世界各国继续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性一年,也是中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今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上总结2009年的财政工作之后表示,尽管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基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很多,2010年中国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请用经济学知识回答:为什么2010将继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经济常识中的“国家宏观调控”是高考高频考点,它的落脚点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学生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有难度,为什么呢?因为通常老师重在强调以下几点。
1.宏观调控的必要性:(1)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其固有的缺陷和弱点: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2)不仅要有市场调节,而且要有宏观调控;(3)宏观调控可以克服市场的缺陷;(4)二者结合,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2.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3.宏观调控的手段:经济手段(主要有:价格、税收、信贷、利率、汇率、产品销售、产业、扶贫、货币等政策)、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工具是什么?
财政政策是指通过政府支出和税收来影响宏观经济的政府行为。在短期中,财政政策主要影响物品和劳务的总需求,是刺激或减缓经济发展的最直接的方式。政府经常通过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的操作来影响经济的走向。政府预算支出的状况、预算赤字与GDp的比值、税种与税率的变动等都是理财规划师所需要密切关注的经济指标。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控制货币供给量来影响宏观经济的行为。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利率来实现的。货币量的增加会使短期利率下降,并最终刺激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使总需求曲线发生位移。再贴现率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准利率,其升降将直接影响各类市场利率的走向。同时法定准备率的调整及公开市场业务操作都会影响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利率水平。理财规划师判断各种金融工具利率走势的基础就在于根据货币政策的操作对基准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作出预测。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需求管理的两大政策,其运作就是通过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给来调节总需求。就调节货币供给这个角度来说,它们的区别在于货币政策是通过银行系统,运用金融工具,由金融传导机制使之生效;而财政政策则是通过财政系统,运用财税工具,由财政传导机制使之生效。
但是老师重在强调“国家宏观调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则讲得不到位,导致学生理解不够透彻,不能融会贯通,在回答问题时有困难。
那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国家(政府)加大通过财政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和投入,给与补贴增多,减少税收以刺激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财政投入的领域主要涉及教育、农业,以及关键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发行国债等筹集财政资金,拉动国民经济建设,保证我国GDp的平稳较快发展,目的在于保证国民经济的基础建设,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和稳定运行。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以前相比,显得较为宽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用的,货币政策涉及银行利率的调节,现阶段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降低了银行存贷款利率,目的在于刺激国民消费和减轻大中企业的贷款压力,保证国民经济的在生产建设和人民的基本生活所需。如2009年前一段我国经济过热,所以央行连续九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减少投资,缓解经济过热情况。近来经济增长放缓,为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推动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央行推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这样的政策被称为宽松的。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出口锐减,因此要不断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保八、拉动内需等都是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势头并不猛烈,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但是由于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影响尚未消除,因此立即转变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不合适的,还要考虑我国就业率的影响。只有保障经济增长才能创造GDp,创造GDp才能创造新增就业岗位。通货膨胀对于货币政策是有影响的,但是也要考虑经济增长的问题。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2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不断攀升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使得原本存在的通货膨胀预期成为现实。面对物价高涨的趋势，2010年12月初，中央已明确指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组合政策。显然，在宏观经济复苏态势尚未完全趋稳及通胀压力较大的背景下，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将有利于确保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但是，在传统的积极财政政策出动模式下，能否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型，从而缓解流动性极度过剩的局面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对于本次通货膨胀的成因，国内外学者已作过较多的分析。综合来看，货币超发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是其主要原因。当然，对于货币超发的途径，既包括因外汇储备过多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也包括危机背景下商业银行天量信贷投放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加。因此，在讨论有关治理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措施时。大多数的学者都主张用加息和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缓解国内通胀的压力。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宏微观经济环境和财政预算制度下，无论是加息还是人民币升值都无法促进货币政策的有效转型。促进货币政策的转型、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还必须改变传统的以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
与以往的通货膨胀压力的形成机制不同，本次通货膨胀的形成虽然与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投放有关，但笔者认为，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2008年底以来救市政策下的天量信贷资金投放。事实上，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处于缓慢的升值之中，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我国外汇储备并未相应减少，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局面也未得到根本的改变。相反，2007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和资本市场泡沫的形成与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外汇资金的流入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因外需的急剧下降，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幅已有所下降。但2008年底以来，在金融救市政策的刺激下，我国商业银行发放表内信贷资金近18万亿元，表外资金近2万亿元。天量信贷资金的投放导致了流通领域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加。因此，若要遏制当前通货膨胀的势头，管住银行新增信贷，回笼部分信贷资金将是最为有效的措施。但是，在现有的积极财政政策模式下，能否做到这一点则值得怀疑。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3
关键词：货币政策；金融危机；稳健；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38―07
自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后，更成为熨平经济周期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方面日渐成熟。2010年12月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新一轮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将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伴随着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上半年的加息举措，央行事实上已经传递了紧缩银根的信号，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次对货币政策进行大方向的调整，这可能预示着将从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手，逐步退出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本文从多个角度，对1997年和2008年以来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加以比较，并对2011年新一轮“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改进建议。
一、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经济环境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即使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不断深化，金融市场的制度、结构不断完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使得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环境与1997年相较存在巨大差异。
(一)国内因素
1.经济主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同
就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在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夕，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78973亿元，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65810.3亿元，为1997年的3.37倍；人均GDp从1997年的6420元，增加到2007年的20169元，家庭存款占GDp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59％增长到2007年的65％；在经历税制改革后，1997年财政收入为8651.14亿元，2007年则为51321.78亿元，增长了4.93倍，接近GDp增长速率的1.5倍。经济成果的积累充分说明，相对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家庭，中国经济抵御危机的能力都在增强。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程度不同
1998年以来，以银行系统改革为代表，我国不断完善金融体系。首先，央行取消了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不良贷款，使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下降9.7％。其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恢复了准备金存款的支付和清算功能，增强了商业银行资金平衡、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形成新的贴现、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两次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逐步放开政策性金融债券和公开交易国债的利率管制等。这些举措在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完善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3.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性不同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水平相对落后，规模也十分有限，造成货币政策工具单一，基本只能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1998年以来，公开市场的债券交易恢复，债券市场逐渐活跃；同时大力整顿银行间拆借市场，增强了金融机构资金的灵活性；发展以实物贸易为背景的商业票据，增加票据的承兑主体，降低票据市场的风险，增强了央行再贴现对货币总量和经济结构调节的功能。这些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举措，增强了金融机构活力，为货币政策运用提供了更加多样灵活的调控工具。
4.货币政策受体的敏感程度不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银行体系中大部分不良贷款来自国有企业，这类企业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低，这就使货币政策的力度在实施过程中被削弱。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使用效率高、增值能力强的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作为将货币政策传导到实体经济最终环节的企业，对于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繁荣，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形式更为多样，投资方式更为灵活，从而增强了居民消费与投资行为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程度。
(二)其他因素
1.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不同
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有限，受影响的国家主要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它们大多与中国一样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关联程度较低。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遭重创，它们大多与我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从2000年的39％上升到了2008年的58.23％。不难看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更为深远，从外需的方面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
2.人民币汇率变化不同
从汇率角度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1997年的8.2898小幅升值到1998年的8.2791，此后直到2004年汇率基本不变。1997～2000年出口总额分别是1827.9亿美元、1837.09亿美元、1949.31亿美元、2492.03亿美元，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总额并未下降，而是在短时期的增长停滞后，1999～2000年又恢复了快速增长。
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元大幅贬值，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甚高，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平均水平为7.60，2010年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62，进入2011年则达到6.587。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4.5％。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大大削弱了我国出口竞争力，出口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直线下降。2009年，外贸出口下降了16％，而进口只降低了11％，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出口减少的损失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为严重。
二、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大幅回落、消费与投资低迷、国内外市场均呈有效需求不足的态势，宏观经济有通货紧缩的风险。1997年到2002年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的扩张货币供应量，着重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改革国有企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因货币增长过快而积累在银行系统中的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对我
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时间较短，程度不深，1998年到2001年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8％、7.6％、8.4％和8.3％，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增长，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则保持平稳并小幅下降。1991年到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7％，零售物价的平均增长率为6.2％，而广义货币和贷款的增长都在年均20％以上。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呈现上升的趋势，与同时期的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横向比较，我国m2与GDp的比值处于高位，市场在温和的货币政策作用下保持了良好的流动性。
而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国内经济正面临通货膨胀风险，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至2008年6月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回收市场的流动性，以防止国内出现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直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扩散并在全球蔓延，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向“适度宽松”。面对全球经济低迷的颓势，我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了9.2％的强劲增长，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2008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员比2008年净增910万人，国内经济运行总体企稳向上。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9.8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
我国经济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均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平稳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同时通货膨胀的水平则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但应注意的是，与1997年宏观调控的效果有所不同，2009年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为投资拉动8.7％，消费拉动4.1％，出口拉动-3.7％。在出口大幅度衰退的同时，投资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的大规模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200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5.7％，相比于1998年57.1％、1999年74.1％、2000年65.1％，明显偏低，同时这个水平也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从这一点来看，本轮宏观调控的结构性调整力度不够，“惠民”效果不佳，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扩张政策中大规模增加的投资推动，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能否像亚洲金融危机后那样实现长期稳定增长，能否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情况下也不出现增长乏力的情况，还有待时间检验。
三、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比较
(一)货币政策目标
1997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为“适度紧缩”，到1997年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试图实现“增加信贷和货币供应，扩大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在1998年到2002年间稳健中略显宽松。
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实施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加深，到2008年下半年，货币政策逐渐把重点转向对抗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底央行调整货币政策，从“适度紧缩”调整为“适度宽松”，表现激进，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保持市场信心，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
(二)调控工具与力度
受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多采用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等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选择略为宽松的政策取向，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温和；2008年底货币政策则是从“适度紧缩”进入“适度宽松”，此番调整相比于1998年更为激进。例如，1998年我国连续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而仅在2008年下半年的百日内央行就完成了五次降息、九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调整的频繁和幅度之大，都是出乎意料的。2008年底开始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基础货币从2008年8月的11.76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9月的13.34万亿元，为上年同期的1.13倍，到2010年底基础货币存量18.5万亿元，同比上涨了28.7％。广义货币m2在2008年底为47.52万亿元，2009年底为60.62万亿元，2010年底为72.6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19.7％。2009年底各项贷款余额为41.39万亿元，比2008年末增长25％；相比于2009年，2010年贷款的增速有所放缓，增速为19.9％。
如表1所示，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中比较密集的降低存贷款利率，都主要集中在危机发生后的一年内。降低利率除有效刺激投资以外，还向市场强烈地传递了宽松的政策信号。从降息的幅度来看，1998年开始的那轮调整幅度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而2008年开始的调整更倾向于高频率小幅度的微调。但这并不能说明2008年实施的货币政策更为温和，事实上从降息的频率和基础货币扩张的规模来看，2008年政策扩张的力度更强，但由于2008年新一轮降息开始时的利率水平不高，因此利率的下行空间不大，在执行了四次降息后，定期存款的利率已处于20年来最低点，活期存款的利率也低于2002年的最低点。
从表2来看，我国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次数和幅度，都比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更显剧烈。这同传统金融理论的结论差异较大，存款准备金率以乘数作用于货币总量，对于基础货币的扩张和收缩作用均十分剧烈，应属谨慎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而我国自1998年完成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就成为货币政策制定当局惯用的主要工具，尤其是在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期间，运用更为频繁，2003年至2008年间的20次调整，有18次是2006年以后进行的(在2007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后，就先后运用过10次)。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与我国宏观经济有扩张要求时更为倚重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各种基建项目达到拉动经济的目的，为配合财政政策而实行的信贷扩张往往期限较长，市场对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更为敏感，调升贷款利率以控制市场中的信贷额增加，将会给企业造成相当沉重的财务负担，因此为避免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时出现“硬着陆”，央行更多选择了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实现紧缩性政策目标。
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我国应对两次金融危机中均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大体相似的，短期内均立足于通过政府投资扩张迅速刺激经济回升，而长期目标则都着眼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两次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推进税费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运用预算、税收、投资等手段活跃经济，实现经济总量扩张，从而促使经济重回稳步增长的轨道。
在财税工具的具体选择方面，两个时期的财政
政策则有所差异。1998年主要集中在增发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外贸出口三个方面，刺激经济恢复的意图直接且明确。2008年，除发挥投资、税收、收入分配、财政贴息、转移支付等政策组合优势以外，另一重点则放在“增值税全面转型”等税制改革上，这说明现阶段宏观政策的制定更为侧重于短期经济恢复与长期合理发展的统筹考虑。
在1998-1999年间，政府共发行长期国债21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在本轮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除同意地方发行2000亿元债券外，并在很短时间内系统地推出了规模高达4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比两个时期的财政政策不难看出，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更强劲，这与同期货币政策的力度也是相适应的，因为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辅以扩张的货币政策才不致推高利率，使私人消费和投资出现“挤出效应”，从而保证经济恢复增长的目标能够尽快实现。
表3所反映的是1997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情况，从1998―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占了四分之三的时间，而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的仅有7年，这说明在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更多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由于货币政策在多个层面都表现出非对称效应，例如在时间层面，经济衰退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弱于繁荣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区域层面，金融发达地区货币政策效果强于金融欠发达地区；产业层面，货币政策对有形资本比重大的行业作用较弱等，针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有限，第一、二产业比重大等特点，选择以财政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角，货币政策辅助的政策配合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此外，现阶段经济转轨时期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而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能力较财政政策略显逊色。但应注意的是，过多的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刺激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增加、政府信用危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多种负面效应。事实上，2010年出现在众多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促使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在2011年开始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财政赤字，恢复政府信用。与2011年美国积极财政政策不同，欧洲国家的宏观政策旨在管理财政平衡，也是“经济二次衰退”与“信用危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
五、总结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基础货币持续增长。根据宏观经济理论，超出实体经济增长的货币供给总会传导给价格，表现为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验显示，从货币供给较快增长到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可能需要1年左右时间。2009年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增长引致2010年的Cpi高位运行，这是经济对扩张性政策刺激的正常反应，且这种情形的惯性作用在2011年仍将显现。面对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央行从2010年底开始实行新一轮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在短期内相继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5％的历史高点)等系列调控工具组合，货币政策趋于紧缩的态势已然明朗。就长期而言，可以从健全资产和货币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动利率市场化、提高央行独立性等方面，优化更有利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从短期来看，笔者认为针对新一轮稳健而偏紧的货币政策，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谋划：
1.根据iS-Lm模型分析，当采取“一松一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时，宽松的财政政策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新的均衡点可以出现在原均衡点的右上方，即可以实现利率上升，同时是国民经济总产出不变或增加的政策效果。为配合偏紧的货币政策实现银根紧缩、抑制通胀的目标，积极财政政策要保持调控的方向不变，但力度应逐步减弱，从货币需求的源头降低对流动性的要求，增强货币政策回收流动性的效果。
2.当前的通胀预期除了有国内需求拉动的作用外，也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特点，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更有效，对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作用则相对有限，因此在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辅以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等多重政策工具，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升级、提升就业水平，减弱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压力。
3.由于我国经济转型的过渡期略显漫长，经济结构性调整也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之一。从GDp贡献率来看，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不够协调，以消费为代表的内需增长依然十分脆弱；从产业结构来看，低技术含量的产业仍占主导；从发展方式上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转变尚未完成；从收入分配来看，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依然巨大。以上这些情况都反映出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之下存在着严重的结构问题，而这可能会成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后掣肘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央行通过信贷政策、利率政策等，以鼓励居民进行实物资产消费，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等方式，让货币政策更多的参与经济结构调整，将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4.2011年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2011年1月广义货币m2为73.39万亿元，同比上升了17.3％，环比上升了1.1％，2010年m2月平均增长率为1.36％，意味着m2的增速将下降，市场利率将逐步上升。与此同时，虽然众多新兴经济体纷纷采取紧缩政策以抑制大规模通胀，但美国仍然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11月初，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将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6000亿美元回购长期国债。未来美国将继续保持低利率水平，以刺激消费投资，所以在新一轮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中，要防止因中美宏观政策走向不同，使中美利率倒挂，导致国外热钱涌入，削弱紧缩银根的政策力度。
5.随着中国近30年的高速发展，国内居民手中掌握的财富不断增长，2009年底居民储蓄存款为260771.7亿元，较1999年增长了3.37倍。面对2010年高位的Cpi数据，在市场的投资、消费热情不减，股市表现低迷的情况下，成交额创历史新高，2011年初在我国各地甚至出现居民抢购黄金的现象，究其原因，在高通胀预期下，国民害怕财富缩水因而更倾向于金融投资，希望通过资本增值来抵消通胀对财富的侵蚀。这种消费和投资需求会加快国内货币的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削弱作用，故在货币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应考虑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的影响。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向市场传递紧缩信号，劝导居民理性消费、投资。
参考文献：
[1]许光建，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和政策取向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1).
[2]刘颂根，后危机时期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J]，福建金融，2010，(10).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4
摘要：本文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澳大利亚、挪威政府开启加息程序的背景下，考虑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整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速、投资与进出口增速、国内政策之间的配合程度、国际之间政策的协调程度等可以作为对财政货币政策调整与退出作出判断的重要指标。文章提出，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在2011年下半年或2012年开始逐渐淡出直至退出，货币政策应该继续维持“适度宽松”的基调，真正向“适度宽松”回归，并注意把握好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的作用，同时还应密切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动向。
关键词：次贷危机；财政货币政策；退出
一、全球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之考察
1.国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量化宽松”①的货币政策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为促发点的全球各国政府积极救市活动拉开了序幕，中国、美国、欧盟、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继推出了经济拯救与刺激计划，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并辅之以外贸政策、产业政策等，动作之快、力度之大前所未见。
首先，在次贷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稳定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2009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了7872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2009~2011年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数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2.9%、8.5%与6%，而1960~2008年期间，美国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平均为2.6%，相较之下，未来几年美国财政赤字的水平将是比较高的。其次，从欧洲各国来看，在2008年，德国政府拿出了5000亿欧元用于救市；法国政府拿出了3600亿欧元用于金融救助；英国政府向各大商业银行提供高达500亿英镑的资金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西班牙政府通过总额最高1000亿欧元的金融援助计划为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担保；荷兰、葡萄牙、奥地利与意大利等国政府也分别宣布巨额的政府财政支出计划。以上这些措施也都使得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逼近甚至超过其历史最高点。
在货币政策方面，欧美等普遍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欧洲央行在2009年5月7日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将以固定利率向银行提供贷款的期限由6个月延长至12个月，并将购买600亿欧元的资产担保债券；英格兰银行则提高资产购买工具（assetpurchaseFacility）的额度500亿~1250亿英镑；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8月12日的议息会议中宣布，继续购买1.25万亿美元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2000亿美元的机构债，以支持抵押贷款市场和房贷市场的复苏。
在利率政策无效的情况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提供了市场急需的流动性，进而给市场带来了必要的信心。不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全球中央银行在经济复苏时不能及时回收巨额流动性，将埋下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隐患。此外，对于我国来说，西方国家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人民币带来了升值压力，进而给我国带来热钱涌入与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因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大了这些国家货币特别是美元贬值的预期，并且由于近年来通货膨胀带有明显的全球性，某个主要中央银行出现政策失误就可能给全球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
2.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为了防止经济过度快速下滑，从2008年第四季度起改变了稳健财政政策的基调，实施了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的积极财政政策，包括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支持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等。
这些政策与措施将导致2009年预算赤字达到9500亿元，如果按照2009年8%的GDp增长率来算，财政赤字规模占GDp的比重将达到2.9%，接近3%的警戒线水平。积极财政政策中最受人瞩目的就是总额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刺激计划。此外，还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家电下乡以及其他相应的配套措施。
同样，在货币政策方面，2008年底开始大幅改变货币政策的基调，变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连读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加大往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力度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从2009年前三季度的信贷数据来看，前九个月总计放贷8.67万亿元，比2008年同期的3.3万亿元贷款多增5.3万亿元，带动了前三季度GDp增长7.7%，2009年完成“保八”任务已无悬念。
然而，在短期内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认真讨论一下这种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真正内涵。其实，适度宽松这样的提法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对于其内涵，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当前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要根据形势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确保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及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笔者以为，对于“适度”
这个词，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与重视，适度不应该只是表示货币政策会宽松到某种程度，而更应该表示货币政策将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物价稳定之间把握尺度，寻找平衡。
二、全球经济复苏与澳大利亚加息之分析
1.全球经济的复苏在世界各国史无前例的大力救市行动推动下，各国经济基本上都已经走上了复苏的道路。
美国经济有望自2009年第三季度起实现环比正增长，而到2010年初有可能恢复到接近2.5%~3%的增速，这表明美国经济已经走出了底部，正式走上了“V”型的复苏之路。在美国确认复苏的背景下，日本央行在近日公布的地方经济报告中对其9个地区的经济景气判断均作了上调。德国经济部认为，受出口形势好转的拉动，德国经济在二季度持稳后出现明显增长。当然，全球经济的复苏也少不了我国的参与，我国是此轮经济危机中最早复苏的几个国家之一，在2009年第二季度GDp的增长率就达到了7.9%，而第三季度甚至达到了8.9%，接近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高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也从低点开始回升。但是，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还不巩固，从数据来看，进出口才刚刚有复苏的迹象，而这有赖于外需的进一步好转。
2.澳大利亚的加息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从3%提高到3.25%，这是澳大利亚自2008年3月以来首次上调基准利率；11月3日，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再次加息25个基点到3.5%，成为G20集团中第一个开始采取货币紧缩措施的国家。
笔者认为，在分析各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与学者对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问题的争论之前，有必要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加息措施给予充分的分析和认识。澳大利亚政府在全球经济危机刚刚企稳的时候选择加息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首先，受益于危机前各类资源价格高涨，澳大利亚累积了庞大的财政盈余，并在危机爆发后被迅速用来支持房地产和零售部门。目前楼价正在急速上升，存在潜在的价格泡沫。同时，失业率是相对温和的5.8%，远低于美国的9.8%。其次，澳大利亚的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很少接触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与其他不良贷款。次贷危机后，由于政府的支持，澳大利亚银行信贷持续增长，和我国一样，也出现了过度放贷的现象。再次，资源价格的回升支持了澳大利亚的经济，随着资源价格的回升，澳大利亚财政收入也迅速回升。第四，澳大利亚央行有足够的空间调升利率以收缩货币政策。因为在此轮危机中，央行削减利率总共达425个基点，将官方利率降至3%，为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澳大利亚加息之后，挪威、印度等国也开始收紧货币政策。2009年10月28日，挪威央行也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1.25%~2.25%区间，印度央行则宣布把银行储备金中购买国债的比率由24%恢复至金融海啸前25%的水平。挪威也是以商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其加息的原因与澳大利亚类似，印度则是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而相对来说，一些主要工业国如美国、欧盟各国、日本等，则没有澳大利亚等资源国家的良好条件，特别是美国金融体系受到的损害绝对不是短暂的政府巨额融资所能够顺利修复的，而需要一个稍微漫长的内部自我调整过程。然而，即便如此，澳大利亚的加息犹如对即将烧开的水所加的那最后一把柴，激起了关于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问题最激烈的争论。
三、国内外关于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争论与分析
1.国外的争论与分析我们先来看澳大利亚加息前国外政府的一些观点。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09年7月21日在美国国会作证时，针对人们的担忧特别指出“：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已经密切关注与退出战略有关的问题，我们非常有信心，在适当的时候，我们有各种必要的工具执行退出战略。”伯南克说，如果美联储需要回收流动性，就可以提高准备金利率，鼓励商业银行把更多的钱存在央行里，不担风险，又拿利息。此外，美联储还可以卖出其持有的证券，一种办法是签订回购协议，先将美联储持有的证券卖出，同时承诺未来再买回；另外一种是彻底卖掉，尤其是将其持有的长期证券在市场上出售。但是，笔者以为，伯南克的这种表态只是敷衍性地回答问题而已。美联储在这轮危机中往金融机构注入了有史以来最大量的资金，甚至直接开动印钞机买国债，难怪有人批评伯南克是“拿了一个像地球那么大的麻袋撒钱，但只准备了一个公文包来回收”。
2009年9月7日，在伦敦落下帷幕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对于财政货币双宽松政策退出这个问题未能达成协议，理由是“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不稳定，无法确定具体时机”。9月10日，英国、新西兰、加拿大三国央行均宣布维持当前利率不变，各国暂时不会实施退出机制，并且一些国家恐怕还要继续扩大刺激规模。如加拿大央行表示，可能在必要时采取非常规举措支撑经济增长；新西兰联邦储备银行甚至认为不排除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
2009年10月14日，在澳大利亚央行加息后一周，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世界知识论坛上表示，全球经济显示出更强劲的复苏迹象并且失业人数开始减少之前，各国央行应该抵御加息的呼声，目前实施退出策略还为时过早。他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主要发达国家就业回到合理水平也需要数年时间“。这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内要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克鲁格曼表示，他对关于结束非常规货币和财政政策越来越高的呼声感到担忧。根据他的计算，美国要在失业率降至7%左右时才能实施退出策略，而这至少将花费两年时间。美国2009年9月份失业率为9.8%，位于1983年以来的最高点，克鲁格曼的潜台词就是美国最早在2011年下半年才可以开始考虑加息的问题。
总之，除了个别国家特殊的情况之外，国外大部分政府与专家学者基本上认为，现在结束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为时过早。
2.国内的争论与分析现在我们来看国内官方、学者与研究机构人员对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问题的观点。
国家主席在G20峰会上提出“三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刺激经济增长；坚定不移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坚定不移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2009年9月12日，在大连开幕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总理再一次表明，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中国政府不能也不会在不适当的条件下改变政策方向，财政货币双宽松的政策还要继续下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10月10日在香港明确表示，全球金融危机尚未远离，谈论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策略仍为时尚早。
在学者方面，针对2009年9月信贷数据超出市场预期的情况，经济学家厉以宁10月14日在广州表示，目前判断国内流动性过剩是片面的，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不明显，因此信贷政策不应收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将持续至少半年时间，即到2010年两会前不会改变。”他认为，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并未完全实现撬动民间资本、拉动消费的杠杆作用，中国经济虽然有回升，但根基还不稳固，因此，应该进行信贷的结构性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9月10日在夏季达沃斯年会上也表示，现在中国经济只能说是稳定了，并且下滑的趋势止住了，但回升之路还不是很明朗。
在研究机构方面，中国银行全球金融部分析师石磊认为：全球经济复苏超预期促进了刺激经济政策退出的讨论，尽管现在作退出安排为时尚早，但是这反映出各国货币当局对于未来通货膨胀风险的担忧。《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认为：国内许多分析都是在宏观政策的“变”或“不变”上做文章，而当务之急应考虑现有刺激政策的可能退出机制，做到未雨绸缪。她还认为，退出的第一步应该是停止上马新项目，以遏制产能过剩，并避免增加新的不良贷款。[1]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贺军认为，面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刺激政策有步骤的战略撤退，中国不能傻等着，应该积极调整自己的内在结构。否则，在下一轮经济政策调整中会变得被动。
从上面三方的观点比较来看，政府显然是从经济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来考虑问题，观点趋于保守；经济学家则认为我国经济的复苏是政府主导型的复苏，还没有转为内生性的增长，所以还应该继续创造宽松的条件对经济加以扶持；而经济研究机构的观点显然激进或者说超前一些，认为应该积极着手退出的问题。
四、笔者的看法在“总量刺激”的宏观调控思路下，始于2008年第四季度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结构性减税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并在短期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目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内经济复苏已经呈现加速态势，至少已经呈现结构性的加速态势。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已经有从政策性增长转向内生性增长的时机与条件。笔者以为，在这个时候考虑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整和退出是必要的，而GDp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速、投资与进出口增速、国内政策之间的配合程度、国际之间政策的协调程度等可以作为对财政货币政策调整与退出作出判断的重要指标。
从GDp与Cpi的增长速度来看，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9月22日的《2009年亚洲发展展望》预测，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8.2%，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9%，其中，2010年第一季度与第二季度的GDp增长率可能会稍微有所回落，在第三季度重新开始加速。[2]目前，国内主流经济学界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计基本都在9%左右，当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时就表现为经济过热。从Cpi同比增速来看，在200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仍将经历温和的通货紧缩，而在2010年，由于较快的经济增长，预期通货膨胀将会上升到3%，但也还是属于温和的通货膨胀。因此，从GDp与Cpi的情况来看，在2010年，我国整体经济状况将会处于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从投资与进出口增速来看，2009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1%，投资拉动贡献为6.2%，即经济增长的87%是由投资拉动的，进出口的贡献则是-3%~-4%，在全年“保八”无忧的背景下，政府开始对前期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后遗症进行调整，也就是政策重心已经由前期的“保增长”转向“调结构”，下一阶段应该密切关注进出口增速的变化。
从国内政策之间的配合程度来看，2009年由于4万亿元的财政支出计划，金融机构的配套资金前九个月达到了8.67万亿元，比2008年同期的3.3万亿元贷款多增5.3万亿元。笔者以为，这样的货币政策是“宽松”，而不是“适度宽松”。在各项宽松的金融政策退出时，需要特别注意财政与信贷捆绑所带来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所以，如何建立国内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协同退出机制，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从国际之间政策的协调程度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过早与过迟都是国内发生通货膨胀风险的关键因素。首先，作为经济复苏前景最为乐观的中国，全球资本对于中国资产配置比重上升不具任何悬念。与此相对应的是，截至2009年9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为18.54万亿元，较8月份增加4068亿元，增加额创年内新高。另外，前三季度国家外汇储备增加3266亿美元，而第一季度外汇增加只有77亿美元，三季度则增加1488亿美元，其中9月份增加618亿美元，扣除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仍有高达414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量，国际热钱加速流入中国的征兆已经十分明显。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预期也日益升温。
所以，如果宽松的货币政策过早退出甚至采取提高利率的方式退出，那么资本的流入将更加明显，通货膨胀的风险也更大。其次，由于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为确保经济走出泥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政策退出上可能会落后于经济复苏，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过迟必然会酝酿出全球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过迟也是我国国内发生通货膨胀风险的关键因素。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数据，笔者认为，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已经确立，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在2011年下半年或者2012年开始逐渐淡出直至退出。
关于现阶段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前面提到，适度更应该表示货币政策将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物价稳定之间把握尺度、寻找平衡。为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货币政策应该继续维持“适度宽松”的基调，真正向“适度宽松”回归，并注意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的作用。此外，还应该密切关注国外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动向。
参考文献：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工具；经济增长
[Doi]10.13939/ki.zgsc.2015.22.094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达到政府既定的目标。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压力大、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间接作用于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经常使用的两大经济政策。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的本质都是要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3）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有税收、财政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和公债等。
（1）税收。税收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税率的确定是财政政策实行调节目标的基本政策度量选择之一。税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财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税负的分配是国家对于税收结构的调整，其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
（2）国债。国家发行国债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和发展社会公共建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的发行渐渐成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调节货币供给、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国债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货币效应；挤出效应；收入效应。
（3）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公共需要，对以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形式筹集来的资金的运用。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务支出、政府投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或收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加强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实力，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2）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达国家将公开市场操作当作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量的主要货币政策t具，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调控货币供应量，以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和微调性的特征。
3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多年的实践，实践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还有很多要素制约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互补的联动效果，避免政策运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组合继续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极度宽松转变为适度宽松，而年末则调整为稳健偏紧，在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等领域紧缩性政策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已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变。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结构下，从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变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至弱，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强。改革开放最初，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而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转变为通过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
第三，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关注总需求管理，主要以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来看，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4.1加强政策制订的预见性与时效性
从过去来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变化比较频繁，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行存在时滞问题，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预测能力，为政策调控及协调打下余量。
4.2财政货币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针对性
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利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利用财政收支来控制资金流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通过税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效调节整个社会收入构成。货币政策应当着重考虑未来经济的走势，避免出现通货膨胀，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经济过热，在调整结构方面，货币政策应当通过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所以，在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一定要注意两者具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要全面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实现金融机构间资金的良性循环。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6
宽松货币政策“适度”的取向
2009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关于今后我国货币政策取向的表述中提出:2010年的经济工作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其中,货币政策的基调确定为,既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其含义可以理解为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适度”的把握,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通胀预期的关系。
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其背后的“玄机”寓意深长。据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以来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9月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金额历史新高一次又一次被改写,到2009年3月份创下历史“天量”,达到1.89万亿人民币,而后虽然有所收缩,但6月又创下1.53万亿元又一个“天量”后,7月新增贷款骤然下降至3559亿元,降幅达到77%,虽然9月升至5167亿元,但10月大幅降至2530亿元,11月创下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足2300亿元,显然2009年下半年新增贷款的投放量在逐步收紧。对此,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11月11日发表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三季度)》表示,在继续贯彻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妥善处理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巩固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
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关于货币政策的解释,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是:要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妥善处理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巩固企稳向好的经济形势。如何理解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适度”,成为媒体和有关部门热议的话题。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关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调整的解释,是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调整,从“合理”向“适度”过渡。因此,恐怕需要从“合理”和“适度”上来理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细微变化。由此可见,调整后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其核心是真正意义上的“适度”,不同于前期的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当下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动态性调整,既不能理解为我国现行货币政策导向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我国现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自2008年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但另一方面,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演变成“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意义上的“适度”成分明显减弱,导致2009年以来货币投放量屡创新高。自2008年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11个月超过9万亿元人民币的天量。
显然,在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驱动下,已然导致我国信贷增长规模正在不断扩张,货币流动性持续宽裕在我国股市和楼市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视为极度宽裕,股市和楼市“体验”更多的是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并非“适度”,而在实体经济则完全不同。因此,我国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宽裕和实体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延续下去,还是改弦更张,需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谨慎的选择,货币政策的取向就成为我国货币当局适时考虑的问题。
通胀预期下的货币政策
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并不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将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尺度。依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在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度宽松依然是支撑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货币政策,需要延续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在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反弹、通胀预期抬头以及大量信贷资金不断涌入股市和楼市的背景下,不得不引起我国货币当局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由于世界上主要货币已经进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时期,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无疑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是经济尚未全面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尚存着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潜在的通胀已有所抬头。由此,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既要有一定阶段的连续性,也不可对已经出现的通胀苗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因此,优先考虑可支撑经济持续复苏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自然是最根本的选择。当然,在经济复苏尚不稳定和金融领域风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和放宽信贷是刺激经济复苏的必要措施,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前期“合理”的一面。但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将极有可能与全球性通胀风险同时出现,政策导向需要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滞后”,并加强市场追踪监测,把握调控的力度,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现阶段“适度”的一面。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进行动态微调的表态,防范潜在通胀风险的意图十分明确。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调,力图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从“合理”过度到“适度”。这意味着,中国现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在中国的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
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扩张的力度,货币政策开始逐渐向理性回归。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已经出现“拐点”,但政策导向开始向防范通胀预期风险倾斜,中国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是从防范国际“输入型”通胀风险和国内流动性不断扩展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其出发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放缓国内市场上货币投放量的增速,逐渐回归货币投放的常态,防止经济复苏过程中再度陷入流动性过剩的陷阱;二是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其中包括西方货币进一步贬值,以及国际市场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对通胀预期的判断,及时调整政策的导向。
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倾向
未来,在我国经济复苏尚不稳定的情况下,继续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仍显必要,同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配合积极的财政、产业等政策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巩固经济回升成果的有力支撑点,对增强市场信心、刺激投资和消费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解除、全球经济复苏可能将出现较长和曲折过程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将如何体现致关重要。应该看到,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较快发展的阶段,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增长潜力,目前货币政策的宽松和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尽管有利有弊,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有利于稳固经济回升的成果;其次,消除了通货紧缩预期;三是稳定了资产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四是推动了企业存货周期的调整(企业存货周期调整进入常态有利于企业生产的恢复,将促进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整)。但目前市场流动性过度宽松,通胀预期已经在上升,规避未来通胀风险也需要考虑。因此,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对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取向确定了基本方向,即在以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巩固经济回升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取向将考虑到向实体经济和消费领域倾斜,并在宽松货币政策不改的情况下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通胀预期的关系,提高我国货币当局把握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的能力。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7
我国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质上从1994年以来我们实施的却是“内在的固定汇率”政策，将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稳定在既定的水平。本文不对这种汇率制度选择多作评价，而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局势动荡我们继续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进一步使我国的汇率政策呈现出固定汇率制的色彩。
面对严峻的出口形势，我们选择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理论上讲，既可以选择财政政策也可以选择货币政策，或两者并举。但是，受我国目前汇率目标的制约，仅靠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几乎难有作为。在浮动汇率制下，为了增加产出，中央银行可以购入国内资产以增加货币供给，而这将改变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均衡，并使本币贬值。在固定汇率制下，为阻止本币贬值，维持既定汇率目标，中央银行须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国外资产换取本币。随着本币供给的下降，资产均衡回到初始位置，产出没有增加。可见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无力对该国经济的货币供给或产出产生影响。我国近一、二年多次降低利息率，效果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判断。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抵消对本币贬值的压力，促进产出增加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支出或减税，可以扩大需求，增加产出。随着产出的增加，对本币需求增加，从而产生对本币的超额需求，进而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或者本币升值，或者本币贬值的压力得以释放。如果要阻止超额货币需求对本国利率上升和本币升值的作用，中央银行可以用本币购入国外资产，增加货币供给，保持汇率不变。这样可以既实现扩大产出，又保持汇率不变的双重功效。
与货币政策不同，目标汇率制下的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影响产出，而且比在浮动汇率制下更加有效。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财政扩张带来本币升值，使得本国产品和劳务更加昂贵，从而部分地抵消了财政政策对扩大需求的直接影响。在目标汇率制下，中央银行被迫购入外汇，增加货币供给。这种非主动的货币供给增加加强了财政政策自身的扩张效应。我国1998年下半年适时作出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决定，当年扩大财政赤字500亿元，并要求银行提供相应配套资金。这使我国在外有金融危机逼近国门，内有长江洪水肆虐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基本实现了年初确定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为目标汇率制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经典例证。财政政策与产出y和汇率e的关系如下图所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使产品市场均衡曲线由dd[，1]移至dd[，2]，汇率由e[，1]升值至e[，2]（此处可理解为单位美元的人民币价格），产出由y[，1]增加到y[，2].
aa：资产市场均衡曲线
dd：产品市场均衡曲线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改善产业结构为货币政策留下运作空间
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认为，在贸易品生产部门，穷国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富国；而在非贸易品生产部门，二者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很小，直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穷国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成本较低，非贸易品的价格水平也随之降低；富国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非贸易品价格从而整个价格水平都比较高。战后几十年日元不断升值与日美两国非贸易品价格变动可以作为该理论的实证。资料显示，以贸易品衡量的非贸易品价格在两个国家均有上升，但日本上升得更快一些。比如，从1973年到1983年，美国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涨了12.4％，而日本上涨了56.9％。正是由于日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 加上日本的通胀率低于美国导致了日元对美元的不断升值（1950年——1971年：360日元／美元；1995年4月9日：79.75日元／美元）。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是一个穷国，我们的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还占有一定比重。这几年我们比较注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和名牌产品的出口。1998年中国机械和电器设备出口增长了12.2％，出口额达665.4亿美元，1999年增长目标为7.5％。以后，我们可以继续用减税、财政担保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和促进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双高”产品出口，这方面还有较大活动空间。只要我们在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或不断扩大贸易品范围，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可以预期人民币会随着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的上升而出现升值，我国的实际利率甚至可以低于国际水平，这为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运用货币政策给予配合开辟了空间。如果是适度利用外债，购进关键技术设备，正如我们1998年发行的10亿美元全球债券，它不仅有利于国际收支均衡，改善出口结构，而且还可避免内债的“挤出效应”。
四、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配合以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缓解我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促进扩大内需，这是以现代经济学对我国目前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同时也必须指出，当前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作为短期政策措施运用的，即是在近一、二年内主动执行的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体系，目的是自觉运用财政手段在市场经济中的反周期作用。如果长期执行财政扩张政策，通货膨胀预期将部分甚至完全抵消财政政策的作用：从长期均衡出发，永久性的财政政策改变不会影响产出，改变的只有物价，从而不利于汇率稳定。正如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所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赤字越大，私人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就越慢，赤字的规模不影响产出和就业。
可以相信，人民币不贬值不是权宜之计，也不仅仅是政治需要，而是我国根据国内外形势所作出的明智选择。首先，如果本币贬值，必然使我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同样多的出口商品换回较少的进口品；其次，本币贬值往往伴随着汇率超调，即汇率对于货币波动的即刻反映超过长期反映，本币一般是在急剧贬值之后经历一个升值过程慢慢恢复到目标值，这意味着汇率对一些经济变动的最初反映要比长期反映来得强烈；再次，一国贬值往往会引起汇价联动，其他国家竞相贬值，致使两败或多败俱伤，并不能如理论预期的那样，本币贬值出口增加；最后，我国外债还本付息加上利润划出每年达400多亿美元，本币贬值对我们显然不利。人民币短期不会贬值，中长期也不存在贬值的必然性。
利润最大化和竞争无疑是市场经济为何有效的两个基本依据。从长期看，只有那些自觉和不自觉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才能生存。只要我们处理好国内的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保持适度经济增长，不断提高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一个为世人所接受的人民币形象就会存在下去。
「参考文献
1.［美］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1998年版。
2.［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版。
3.［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8
2011年下半年，中国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自2010年底实施以来，已经将近一年，政策的内外环境都在不断地变化，这一政策落实的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地变化。2011年下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自然也有着新的含义，对经济走势的影响也会与以往不同。
积极的财政政策，再次明确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该扶持的产业，该保障的民生，都会得到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持：保障房建设需要资金，民间创业需要资金，战略新兴产业需要资金，生猪生产、农田水利建设需要资金。这些方面都会得到中央财政政策的支持。2010年下半年以来，央行不断回收流动性，大中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在2011年6月底达到了21.5%的历史高位，甚至加息政策也在今年上半年实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要全面收缩，积极的财政政策依然是主要基调，面临通胀的威胁，更主要地只能靠发展生产来满足需求。没有生产的充裕供给，不会有物价的降低。不多养猪，猪肉不会降价。经过近几年农村政策的调整，尤其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之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村市场扩大了，农民吃的猪肉也多了，但生产能力没有跟上来，这是近年来猪肉价格不断上涨的一个原因。城市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米饭之外，喜欢吃红豆、绿豆、黑豆、紫米的人越来越多，农田的生产要满足越来越多的需求，农产品价格自然也要上涨，这些需求，只能靠发展农田水利提高粮食产量来满足。解决这些内需，只有不断地扩大生产才能满足，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甚至是刻不容缓的。可以说，中国近年来实施的各种惠民政策地扩大了内需，现在已经逐步进入了收获内需市场的时期，收获这一市场，主要靠发展生产。这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真义。
中国在经济危机之后出现的问题和国外是完全不同的，国外面临的是内需乏力，而中国面临的是内需扩大推动物价上涨，包括生猪生产、保障房建设，中国面临的都是产品稀缺的问题，这是让国外羡慕的，当国外都在为房价低迷发愁的时候，中国的限价房、经适房却供不应求。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又怎么能满足这些真实的市场需求呢？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9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物价影响；效果；方法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我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整的重要手段，对于物价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果政府能够做好两者之间的配合，就能够有效控制物价上涨，并预防通货膨胀风险。因此，我们将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概念和调控方法进行分析，并探索其与物价的影响与关系。
一、财政政策及调控手段
财政政策是我国政府在一定的时期内，按照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而对财政工作进行的指导，能够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对整体需求进行调整。从财政支出上来看，增加政府支出能够对消费总需求进行刺激，从而增加国民总体收入；反之，如果对消费总需求进行压抑，会使得国民收入降低。从税收上来看，增加政府税收，会对消费总需求进行抑制，使得国民收入降低；反之，降低政府税收，会对消费总需求进行刺激，从而使得国民收入增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调节手段，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通过国家预算的方法，确定预算收支规模和平衡状态，对收支结构进行安排和调整，使其能够与财政政策目标相符合。第二，是通过税收的方法，对税种和税率进行确定，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对社会经济的分配关系进行调节，从而使国家的财力能够满足政治经济职能的需求，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并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第三，是通过财政投资的方法，由国家来进行预算拨款，对预算外资金的流向进行引导，从而能够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行壮大，从而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第四，是通过财政补贴的方法，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政策需求进行了解，使用财政转移的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对一部分群众进行财政补贴，从而能够安抚民心，起到促进经济和谐、稳定发展的目的。
二、货币政策及基本目标
货币政策，主要指的中央银行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很多工具来货币供应量进行调节，从而使得市场利率发生变化，再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对民间资本投资产生影响，最终对整个消费总需求进行影响，从而实现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调整。货币政策对总体需求进行调整有其“三大法则”，即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货币政策有其最终发展目标，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物价趋于稳定。物价稳定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基本目标，物价稳定的本质就是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物价的稳定与否进行判断，主要从三个指标来进行探讨，一是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数，即GDp。二是物价消费指数，主要对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支出进行反映。三是批发物价指数，是将批发交易作为对象，对物价的发展情况进行掌握。第二，是实现充分就业，确保有能力进行工作，并且有意愿参加工作的人员，都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水平，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如果国家失业率过高，就会造成了生产浪费，给社会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造成失业率过高的因素主要有需求因素和摩擦性失业、季节性失业、结构性失业这四个方面。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除了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之外，其他种种原因造成的失业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们应注重对需求的良性引导，从而尽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第三，是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是让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在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上。经济增长与各项因素都有着直接的联系，需要各项要素的综合作用，如人力资源、资金资源、物质资源等等。中央银行作为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主管部门，直接对其中的资金资源进行影响，从而对资本的供给与配置产生巨大的作用。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我国物价影响效果的比较
1.政策制定主体不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较来说，两者的制定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的制定主体是政府，很多决策都需要从政治层面进行考虑，其次再对经济层面进行考虑，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会直接对政治的稳定性起到影响。而货币政策的制定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民银行也是受政府的影响，很多政策的制定有政府的授意，主要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利率，从而直接对消费进行引导，对物价产生影响。由于政策制定主体不同，使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于物价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别，财政政策直接对物价进行影响，而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2.对物价影响的时间滞留不同
两者对于物价的影响，产生的时间滞留的不同。由于财政政策都是直接并对物价产生影响的，因此几乎不存在时间滞留，并且在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受到的阻力比较小。而货币政策对于物价的影响是具有渗透性的，当中国人民银行意识到经济中产生问题，再到制定货币政策，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其中存在着比较漫长的时间，其对于物价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因此，财政政策对于物价的影响比较直接，几乎不存在时间滞留，而货币政策不管在内部政策制定还是在货币政策实施的时候都存在着一定的时间滞留问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因此对于物价的影响没有那么直接。
3.对物价影响的灵活性不同
由于财政政策的实施比较直接，中间不存在着什么时间滞留，并且其指定政策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在实施过程中比较直接，因此，财政政策在物价影像中的灵活性比较高，并且其作用比较明显，当下就能够看出影响效果。而货币政策的时间滞留比较长，其政策制定的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受到政府的授意和影响，但是其实施过程比较漫长，效果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显现，因此货币政策对于物价影响的灵活性并不高。在财政政策实施之后，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对重点工程项目的投资，来实现消费总需求的增加，从而对物价起到一定的影响。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保障我国物价的平稳
为了能够使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共同在物价稳定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实现二者的相互配合，保障物价的良性、平稳发展，我们应从政府层面和央行层面进行分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提出合理性建议。首先，我们应加强政府层面的监督和管理，在财政政策制定完毕之后，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做好对财政政策实行过程中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并且，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各级政府的共同配合、共同监督和管理，一旦在财政政策执行中发现问题，就要积极进行解决，确保财政政策能够在物价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由于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很多部门来共同进行协调与合作，才能够使财政政策的效果得以呈现，并且切实对物价产生影响，因此，在各部门进行协作的时候，应注重对行政效率的提升，使其能够尽快发挥最终，从而在物价稳定上产生作用。其次，我们应做好对央行工作的管理，注重提高其工作效率，并且使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在透明、公开、公正的环境下进行，并且保障央行的独立性，使其尽可能多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央行要根据经济情况的不同，来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并且要做好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确保货币政策能够实现贯彻执行，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从而能够对物价产生一定影响。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依然处于需要提升的阶段，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使得央行的各种市场操作存在着一定困难，有的机制在执行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将会使得时间滞留更加延长，从而给整个政策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应重视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其更加繁荣，从而有利于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
五、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物价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物价直接影响着我国消费者的收入和之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物价的影响效果有着一定的区别，我们应分别对二者的概念和手段进行了解，并对两者在物价影响方面取得的效果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出积极、有效的改进措施和方法，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向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丁一.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分析[D].吉林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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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丹婷.国际原油价格冲击下我国经济波动及货币政策规则选择[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5.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投资；消费；VeCm
中图分类号：F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3）10-0011-05
一、引言
如何扩大内需是近几年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焦点话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需受损，扩大内需对于保持经济稳定尤为重要，这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在世界经济低迷趋势难以迅速扭转的情况下，保持中国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是最有效的手段。投资和消费是扩大总产出的两大途径，探讨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可以衡量货币政策在刺激内需上的有效性，为政策提供指导。
对于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消费影响的研究，文献大多是基于传导渠道来进行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通过银行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扩大投资、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熊鹏，2005）。杨子晖（2008）用DaG技术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以信贷传导渠道为主，但是由于其自身局限性对私人投资的作用不明显，而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具有相对有效性。马春雨（2012）以货币供应量m1和m2为货币政策代表变量建立居民消费的回归方程，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对刺激消费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张和万（Zhang和wan，2002）通过利率渠道研究中国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发现通胀率对消费决策的影响比名义利率更大。科伊武（Koivu，2012）用SVaR模型通过财富效应渠道研究了1998―2008年间中国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政策的放松能够提高资产价格、提高消费水平。严太华和黄华良（2005）从理论上分析了货币政策对消费和投资非对称影响的形成机理。梁云芳、刘金叶（2011）基于受约束的VeCm模型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国内需求的非对称性影响，长期货币政策正负冲击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且负向冲击大于正向冲击；短期不存在非对称性。王文静（2012）发现长期内货币冲击对消费和投资影响非对称性均显著，短期内对投资影响的非对称性显著。
现有文献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还没有系统全面的分析，各研究成果间也存在一些分歧。本文将运用VeCm模型讨论货币政策从不同的传导渠道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还将进一步在分析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基础上讨论当前货币政策对扩大内需的有效性。
二、基于VeCm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扩大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本文选取的变量如下：
1.货币政策代表变量。我国自1996年明确宣布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m1可以较好地反映经济的周期运行，所以选择m1作为货币渠道代表变量。由于我国仍然是间接金融占主导，所以以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月末数作为信贷渠道的代表变量。由于存贷款基准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本文选取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月度数据作为利率代表变量。
2.内需代表变量。本文选取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代表投资和消费。居民消费支出缺乏月度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近似代表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缺乏1月份数据，为排除奇异值，本文参照许涤龙和李庭辉（2010）的方法将2月40%的数据分摊到1月。
3.货币政策目标变量。本文选择用工业增加值增速作为产出代表变量，用Cpi同比指数反映物价水平。
表1：变量表示
[变量表示＼&含义＼&m1＼&狭义货币供应量＼&CR＼&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R＼&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i＼&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CS＼&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年同月=100）＼&Y＼&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1996年1月―2012年12月，共204个观测值。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对原始数据做如下处理：（1）将m1、CR、i、CS换算成同比增长率；（2）运用X12方法对所有数据进行季节调整。本文的实证检验采用eviews6.0为计量分析软件。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及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aDF方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a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所有变量皆为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假设，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
（三）基于VeCm的实证分析
1.模型简介。VeCm可以写作：
LR检验显示χ2统计量为1.67，p值为0.196，表明施加约束是合理的。将b11、b21、b31设定为1，是对消费进行正规化约束；第一个方程是所有变量对消费的混合影响，第二个方程是产出和通胀对消费产生的影响，第三个方程是货币供应量、信贷余额和利率对消费的影响。同理，对投资也进行正规化，但是其余变量施加约束条件的LR检验拒绝了约束的存在性，所以对于其余变量不施加约束条件。
2.建立VeCm。权衡不同滞后期长度准则对滞后阶数的选择，消费的VeCm模型选择的滞后阶数为2，投资的VeCm滞后阶数为1。表4和表5分别是满足假设条件的消费和投资的协整方程，Cointeq1等是（2）式中的误差修正项eCm。
反映投资和消费短期波动的误差修正模型为（3）式和（4）式，括号内是t统计量。投资和消费的短期波动由两个部分的因素组成：第一个方面是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第二个方面是投资和消费自身及其他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在两个方程中，调整系数都是显著的。消费自身的短期波动和货币供应量m1对当期消费波动的影响显著，CR、R和Y的短期波动对投资的影响相对显著。
三、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更好地反映货币政策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着重分析货币政策代表变量m1、CR和R对消费和投资的冲击。图1和图2分别是消费和投资的脉冲响应图。
从图1可知，m1和CR对消费的影响较大，R对消费的影响较小，影响保持长期不消失。利率R的影响明显为负，头几个月稍有波动以后基本稳定在
-0.2%的水平；m1一开始的影响高于CR，二者还表现出一定同步性，但是CR的影响从最开始的负影响不断上升，在15个月左右的时候，CR的影响超过m1，并保持这一关系。m1对消费增长率的影响大概稳定在0.2%，CR是0.4%。
从图2可以得到货币政策变量对投资的影响，与消费不同的是，CR对投资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占据着绝对优势，从大约7%的高位下降，随后稳定在略低于4%的水平。而m1只有很微弱的作用。利率R的影响同样是负的，比m1的影响强度稍微大一些，但是与CR的影响相比也是很微弱的。投资的增长主要是靠信贷来驱动的。
从脉冲响应的结果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对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并不相同，可以说是货币政策对内需作用的非对称性。首先，从整体影响强度上来说，货币政策对投资的影响明显大于消费，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最高位置大概在0.6%，但是对投资的最大影响大约在7%，说明货币政策对投资的作用力度远远高于消费。其次，从货币政策不同渠道来看，利率渠道的差别不明显，投资明显是通过信贷渠道发挥作用的，消费则同时受到了货币供应量和信贷的影响。综上，我国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传导的，并且信贷主要是投向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
货币政策拉动消费的效果并不明显，与科伊武（2012）的分析结果类似，2012年前三季度消费对内需的巨大贡献可归因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投资的拉动作用是显著的，但是货币政策不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发挥作用，而是通过银行信贷，并且主要是政府带动的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总之，货币政策主要是依靠信贷渠道刺激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为什么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会存在这种不对称呢？单独研究货币政策对消费的作用会发现有积极作用，但是从相对量来看，相较于投资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国现阶段还处于银行主导的融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渠道传导；由于银行贷款在企业融资中占有绝对比重，当货币当局实施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影响银行的可贷资金，从而使借款人减少或增加投资支出，这种影响是相当直接的。所以，货币政策对投资的影响力度较大。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对消费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财富效应，货币政策通过改变资产价格使居民的财富发生变化，影响具有间接性，居民持有的资产包括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实物资产价格作用主要是房地产价格的作用，但作用有限，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不发达，财富效应渠道的作用十分微弱，所以货币政策在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上的作用很弱。
四、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及政策效果
扩大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二者之间其实存在一定合理关系。从资本的黄金律水平来看，由于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经济体中通过过度积累资本、压低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偏离资本黄金律水平会出现两种情形：一是储蓄率和投资水平较高，资本存量大于黄金律水平，人均消费低；二是储蓄率和投资率较低，资本存量小于黄金律水平，人均消费在短期内会较高。这两种情形都不利于实现稳定的人均消费最大化。国内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表明我国处于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状态（邹卫星和房林，2008；袁乐平，2008；吴先满等，2006），我国的经济增长偏离了黄金律水平，所以现阶段需要保持合理的投资水平，努力刺激消费，使经济增长回归到黄金律水平。
消费和投资可以相互促进，但是消费最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投资所带来的产品增加和GDp增长可能转化为消费，但也可能没有转化为消费，没有消费支撑的投资会成为无效投资，无效投资往往造成产能过剩、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债务风险增加等，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循环。所以从长期来看，投资必须依赖于消费，我国经济多年来一直是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的，所以在启动内需的时候必须以消费为落脚点，在制度安排上要多向消费倾斜。
基于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很弱，所以我们可推测对消费扩大起主要作用的是财政政策，这和我国当前经济结构以及收入分配失衡的现状有较大关系。扩大消费需求可以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类政策工具，财政政策侧重于调控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比较直接，偏重于调整经济结构，而货币政策则是对宏观经济总量的间接调控。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也属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财政政策更加直接有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低利率以及创造宽松的金融环境来影响经济，但是如果实体经济没有足够的盈利能力，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没有提高，货币政策不能刺激消费增长。财政政策行政性指导色彩很强，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市场性更强的货币政策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财政政策的作用，而应该是两者相互协调。现阶段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货币政策对消费的作用也比较弱，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上的责任会多一些。
五、结论及建议
基于1996―2012年的月度数据，本文通过建立VeCm模型从实证上分析了货币政策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发现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并不对称，货币政策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消费，而且差距比较大。货币供应量对投资几乎没有影响，利率稍强，信贷的作用相当显著，并保持长期影响，反映出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渠道刺激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对投资作用明显，但没有有效拉动消费，消费的扩大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结果，这也反映了货币政策没有通过财富效应渠道有效作用于居民消费。通过进一步分析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发现，现阶段我国应主要通过刺激消费来扩大内需；而且现阶段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需求上的效果比货币政策更有效更直接，所以目前对消费的刺激主要依靠财政政策，但货币政策也需积极配合。
基于上述结论，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以提高财富效应渠道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提高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这样可以与财政政策相配合。
第二，基于当前消费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开发，财政政策应注重提高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农村居民消费，扩大内需。
第三，当前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信贷支持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了转变经济结构，信贷支持方向和投资结构有待优化提升。
第四，利率在刺激投资和消费中有一定作用，但并不显著，因此应该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提升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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