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理论与政策篇1
关键词：反失业理论，就业，财税政策
失业与就业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现象。自失业问题产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就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各国政府也将失业率列为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祭出各种政策工具对其进行综合治理。财政作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西方失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借鉴这些理论和政策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就业与再就业财政政策，构建和谐社会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西方反失业经济理论与财税政策简要评述
西方发达国家的就业政策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政府积极干预的转变过程。
20世纪以前，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还不突出，就业理论的核心是“萨伊定律”。认为随供求状况灵活波动的实际工资会使劳动力市场自动“出清”，经济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主张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到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大规模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对古典失业理论进行了重大修正，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失业理论和以政府干预为基础的就业政策，主要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政策。如用举债的方式扩大政府开支；增加政府公共事业投资，承担社会福利责任；政府直接投资或消费以弥补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不足；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出口，限制进口；实行高额累进税政策提高消费倾向，从而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
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各国出现“滞胀”现象。新古典综合派的萨缪尔森、托宾等人面对菲利蒲斯曲线对通胀和失业间此消彼长交替关系的解释无力，提出了“结构性失业”问题，提出可通过对劳动力进行再培训，发展职业介绍所，提供劳动市场信息等政策减少结构性失业。
与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相反，供给学派认为就业问题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的，税率过高是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增加就业必须大幅度减税。认为减税对就业的效应主要有：一是个人所得税的减少能够增加储蓄和投资，提高工作效率；二是降低公司所得税能在单位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公司收入，从而增加劳动需求，这比降低个人所得税更能增加就业；三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能够有效提高非雇员性质的个体，特别是小企业所有者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就业。同时强调在降低税率的同时要减少政府支出。
货币学派经济学家将失业问题归结为“自然失业率”假说，提出供给管理政策。指出政府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降低自然失业率。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完善就业机构，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信息并进行培训，并提出用减税的办法鼓励企业雇用培训失业者。二是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对雇用文化技术低的工人的企业进行补贴。三是实行负所得税政策，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家庭按其实际收入的大小给予补贴，鼓励人们去工作而不是坐享失业补助。四是鼓励劳动力流动。对失业率高的地区提供就业补贴；给跨地区流动的工人以经费资助；取消对工人流动所设置的人为障碍等。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有别于发达国家，不能完全适用上述失业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缺乏物质资本，产业结构欠发展及市场体系不健全。并针对发展中国家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就业理论，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刘易斯针对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众多，剩余劳动力丰富的特点，提出通过工业化途径解决失业问题。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导致城市失业越来越严重。对此，托达罗进行了修正，强调解决城市失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发展农村经济，片面发展城市工业，只会导致失业在城乡间的转移。认为发展中国家要着力扩大农村就业，否则单纯扩大城市就业，制定最低水平工资线，对失业者补贴会扭曲要素价格体系，会引出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加大城市失业率。建议政府要重视初、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改善公共设施和生活条件，鼓励农村综合开发，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减少和降低城市失业率。
总的来看，西方经济学家总是针对不同时期失业问题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的理论和政策。对我国而言，一定要立足本国国情有针对性地加以借鉴，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汲取：一是要把就业问题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来考虑。二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三是要针对不同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并要重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人力资本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等各项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与综合运用，同时提供有效的制度激励。四是要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完善劳动力保障体系，保护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五是要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及中小企业等吸纳就业多的产业和行业，为其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六是要加速发展农村经济，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减少城市的向心力，以保证国内各地区间经济的平衡发展，这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完善我国就业与再就业财税政策的总体思路
近年来，我国就业问题日益严峻，成为制约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和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借鉴西方失业理论，完善我国就业与再就业财税政策要妥善处理好以下四方面关系：
1.处理好就业与经济协调增长的关系，实施就业与经济增长并重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增长对吸纳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然而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高就业。根据统计资料，1978-1989年间，我国就业对GDp的弹性值为0.311，1990-1996年该指标为0.107，1997年为0.13，目前仅为0.1左右，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究其原因，就业增长一是取决于经济增长，二是取决于就业弹性，而就业弹性与一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我国是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而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却选择了一条由劳动密集转向资本密集的经济增长之路，资本替代了劳动力的增长，资本深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挤出效应”自然日益明显。在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上，1993年以来，我国相继经历经济“软着陆”时期的物价稳定和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促进增长阶段，总体上选取的是以经济增长为主的宏观政策目标，就业目标基本上成为经济增长目标的副产品和派生物。针对我国国情，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思路亟待扭转。目前宜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力戒“无就业的增长”。宏观政策取向也要从促进增长转向就业与经济增长并重，使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资本投入成为持续创造就业的过程。为此，在注重经济效率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和就业弹性高的产业和行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及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
2.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就业问题。在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上，政府和市场要双轮驱动。一是要倡导和坚持市场就业原则，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二是要加强劳动力供需宏观调控，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调控失业率，加快培育、发展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我国失业问题成因复杂，既有总量过剩型失业，又有体制转轨型失业，还有结构性失业和资本深化型失业。就业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由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和劳动制度不完善引起的，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密切相关。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才能解决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失业问题。
3.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经济与就业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就业问题直接涉及社会公平。如何处理经济效率与就业公平这对矛盾，决定着一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策选择。长期以来，效率被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奉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将这一原则适用于就业问题，必然导致失业的扩大。在就业问题上，微观经济无疑是效率绝对优先的，这是由资本的力量所决定的。宏观经济也是效率相对优先的，因为一定的效率是公平的前提。片面追求效率将使失业率迅速上升，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不稳定，扭曲效率发生的社会环境，最终效率也将失去进一步提高的物质基础；而若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换取就业公平，势必延缓经济增长，降低国家的竞争能力。因而在就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权衡上，二者必须兼顾并重不可偏废。在这个意义上，失业率是效率和公平的结合点，同时失业率也是近期和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结合点，只有处理好当前的就业问题，才有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处理好就业与再就业的关系，兼顾当前与长远。就本质而言，就业和再就业是源和流的关系，就业是源，再就业是流。治理失业要把握好源和流的关系，强化源头治理，从症结上解决问题。就税收政策的制定而盲，处理好就业和再就业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鼓励就业的税收政策要考虑一定的长期性，以产生稳定的心理预期，而针对一定时期的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政策则是具有过渡色彩的短期措施，不宜做长期考虑。
三、我国促进就业与再就业财税政策选择
总的来说，就是要以经济适度增长为基础，以深化改革为动力，通过适度扩大就业财政支出，提供有效的财政税收政策优惠，完善社会保障等手段，实施积极的扩大就业的财政政策，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维护就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有机统一，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
1.确保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扩大国民经济总量拉动就业需求。我国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通过财政政策的乘数作用，对经济快速增长及社会就业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7年来每年拉动GDp增长1.5-2个百分点，每年创造就业岗位200多万个。根据我国当前的失业状况来，总量过剩型失业仍是主要矛盾。今后，财政政策要注意调整资金投向，保证国民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拉动劳动力需求。一是扩大多元化投资。政府既可以通过增发国债等方式直接扩大公共投资，也可以财政贴息的方式支持非政府部门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还可采取税收优惠、加速折旧等方式引导企业和个人扩大生产性投资。二是扩大城乡国内消费需求，促进生产和就业规模的扩张。我国目前就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是消费不足尤其是农村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所致。因此要积极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货币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生产和就业规模的扩大。三是积极扩大出口，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为我国劳动力在国外市场上寻找更广泛的就业机会。
2.适度增加就业财政支出，强化财政对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支持。一是要把就业投入列为财政预算予以重点保证，加强管理，确保再就业资金专款专用。二是要重点扩大公共工程建设支出，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在要着力加强财政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特别是对教育的投资、提高人口素质、改善就业结构的同时，各级财政要积极支持建立公共就业服务制度，专门安排资金对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免费职业介绍和再就业培训，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提高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2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
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镕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
。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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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理论与政策篇3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主权。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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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贺菁：“关于税收竞争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1年第2期。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4
由于环境保护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它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产品与劳务,它往往是集体给予免费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因此,环境保护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是难以进行的,需要政府制定法律、法规强制社会和企业对环境进行保护,并利用经济手段诱导经济主体对污染进行治理。在此过程中,财政政策是其中必不可少、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政策措施之一。
1、国外研究情况；
国外的研究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税收实践，己形成基本框架。
1910年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外部性问题，为环境保护财税收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准备，但没有给出一个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有效方法。在马歇尔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先分析了私人净产出与社会净产出之间的差异，指出污染者需要负担与其污染排放量相当的税收，后人称之为庇古税。“庇古税”理论成为后人通过税收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这种传统价格理论的缺陷是没有考虑产权因素，环境资源产权合一，是“庇古税”理论的前提条件。所以污染者付费并不是在所有条件下最优，税收方案的选择最终要取决于方案实施的成本。由于边际成本难以计量，“庇古税”存在忽略代际公平、不具有操作性等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更多的经济学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保莫和欧兹提出环境与价格标准程序法(1971)，巴罗提出了逐步控制法(1979)。在税收方面，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制度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种类日益增多，如排污税、产品税、能源税、碳税等纷纷出现、其功能综合考虑了刺激和财政功能。各种排污税主要是用于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各种能源税则主要用于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也希望其产生积极保护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环境税收付诸实践。西方各国陆续开征了各种环境税种，不少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环境税制，逐步引入生态税制己成为传统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个时期是环境保护税收迅速发展的时期，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各国纷纷推行绿色的财政、税收政策，许多国家还进行了综合的“绿色税制改革”。现在西方国家不仅普遍建立了绿色税制，而且绿色税收在许多国家己成为绿色政策中的主要手段。
目前对环境税的研究重点突出在环境税的设计与实施、环境税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等，尤其是对就业的影响成为争论的焦点。
2、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对环境保护财税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相对于国外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的路径与国外大体相同，正在转入对税制的协调构建研究方面。
①征税依据
大部分人认为环境保护税的征税依据是环境资源价值化和外部经济内部化;有的坚持经济生态综合平衡调节论;有的坚持环保资金调节论;还有许多专家从可持续发展调控方面来论述环境保护税收征税依据。税率的确定，有人认为，税率应该严肃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有人认为税率应能体现市场价格和边际机会成本的差额部分。收入使用方面，有人认为应专款专用，但有的人不认同。国际比较方面，主要是对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财税实施的介绍和借鉴性研究。
谭宗宪(2004)认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环境状况的现实和国外先进经验说明:有必要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目前，建立我国绿色税收体系时机有利，基础有利，效率可行，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应该通过改收费为征税、对传统税种的完善、开征新税种等措施逐步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调控、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周文和与郭玉清(2007)认为，财税政策应在国债、税收、支出和配套等方面做出适时调整，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维护社会正义，使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②环境保护财税收的实施条件
有些学者认为，宏观上要加强立法，微观上要加快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财政政策能有效地促进环境保护。当企业无力承担环境污染治理所需巨额资金和投资时,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投资和适当的补助,以实现生态保护的目的。征收排污费对环境保护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排污企业收费,促进企业经济治理污染;另一方面,征收的排污费缓解了环境保护资金的不足,增强了政府和企业治理污染的能力。政府通过征税、减免税等手段来调节政府和企业与环境保护的投资关系。
东北财经大学的马冰研究了国际经合组织的税制绿色化的实践，认为我国的税制应该借鉴国际经合组织的税制绿色化。杨金田和葛察忠在《环境税的新发展:中国和oeCD比较》一书中，经过大量的实例和调查研究，认为中国的改革要放到三种互补的方法上:取消或改革不利于环境的补贴和税收政策、对现行的税种进行调整、引进新的环境税。同时，财政部为了系统了解国外的税制并对其发展变化进行系统研究，于1999年设立了《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从2000年起对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税制进行了系统研究，陆续出版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税制等丛书，对我国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政策体系、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现行的财政政策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激励不够,存在着对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偏低、排污收费政策和财政补贴制度设计不合理等各种问题。而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政府必须承担提供和保护环境公共产品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研究现行的财政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效应,做出合适的财政政策安排。
林升(2007)认为，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绿色财税政策的和谐效应，进行深层次财税体制改革，是当前治理资源无序开发的根本措施。
③环境税收的现状
张俊，马力在《环境税立法的构想》(环境保护，2007年第7期)中指出我国环境污染的现状: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损失每年达2000多亿元。我国20世纪80年代前期环境破坏的损失约占Gnp的6%。生态破坏的损失约为9%-12%:90年代前期约为Gnp的2%-4%，表明1980-1995年环境破坏的速率低于环境增长率;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超过1380亿元，相当于当年Gnp的2%-3%，生态破坏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为3845亿元，二者结合起来，每年的经济损失超过5000亿元。世界银行在1997年计算的我国90年代中期主要由空气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约占全球Gn甲的7.7%，计4430亿元。
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状况十分严重，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而开征环境税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措施。为此，很多学者提出了关于开征环境税的观点和看法。何学昌、张士云在《论当前我国生态税收政策的选择》(乡镇经济，2006年第4期)中指出，目前我国税制中尚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税，但确实有了一些环境保护效果的税种和税收措施。主要有:一是对环境污染实施排污收费制度。二是当初并非为了生态目的，而实际上却有生态效果的税种，如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三是采取了分散在其他税种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增值税对综合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适用低税率或给予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对环保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农业税对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增加肥力、植树造林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农业生产活动给予税收优惠等。
郝佳佳在其硕士论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2007.5）中讲述到：目前，我国正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探索国民经济的绿色GDp核算，而税收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鼓励与限制产业发展等功能。
3、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研究方法
①历史分析和实际分析相结合。在论述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的演变及发展，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进行描述。要在我国构建和完善环境税制就必须对历史上所采用的治污手段给出合适的评价，充分认识历史和现实因素对我国构建和完善环境税制的制约和影响。
②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国内和国外比较，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实践的成功经验，分析其教训，以其帮助我们构建我国的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体系。
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应用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社会调查方法等有关理论知识和技术，对构建我国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的构想进行深入分析。
创新之处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5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6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转贴于（）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7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高登和威尔森（Gordonandwilson，2001）也认为，人员和资源流动或者流出某一地区，不仅仅取决于该地区的低税率，而且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即便税率相对较高，但如果本地的公共服务更好，也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入。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随着人员和资源在地区的流动性的增强，分权制将强化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财政支出竞争效率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决策主体的官员，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与地方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结果不是福利最大化而是政府预算最大化。但是税收竞争可以增进福利，限制政府预算消费，因此税收竞争被看成一种有效的，旨在对高税率的内在压力的制约不充分的制度性约束的补充，这种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制度的趋同，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更是指出税收竞争是“扑向顶层的竞争”，是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是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二、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在税收竞争基础上，又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而使地方财政竞争逐步转向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财政支出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从总体而言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财政支出的高比重反映出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自主程度提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公共品供给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权限似乎得到了明确划分，然而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担方式，中央把支出责任给地方，地方则向中央要钱，正常的转移支付被轻视；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通过预算外收支及体制外收支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监督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中，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根本不按《预算法》行事，实行赤字预算或随意追加预算支出。缺乏真正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在支出项目决策方面，我国历来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支出预算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由于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容易把以前决策的错误进一步累积，影响了支出安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项目专家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最低费用选择法等等，我国常常由长官意志决定，无法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造成支出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2.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财政资金来源基础，也通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既有因中央差别性税收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的制度内税收竞争，也存在制度外税收竞争。
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不同的纳税期限等。制度外税收竞争形式灵活，因此决定和影响其效率的制度外因素十分复杂，如税收征管力度、征管人员素质、税收计划、地方行政干预、办税服务水平等都可能。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如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等。税收竞争不易监督，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滋生腐败，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形象。而且各地在不规范的税收竞争的执行与操作中存在很多盲区，难以保证财政收入合理使用。
三、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钱颖一，魏加特，1995）。但是这个结论有三个理论前提：（1）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拥有自，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进行干预；（2）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允许“以足投票”；（3）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硬约束，即不可以发行货币和无限制贷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的分权实际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制度前提。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受到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关系。正如Bird（1998）指出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并过多地依赖企业税源阻碍了民间投资和创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沉重的企业补贴，因为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总是很高，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经营风险。
1.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而且给腐败及政府决策的低效率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制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课题。
之所以地方政府经济上适度收权，是要求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主要是放弃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从企业家式政府转变成市场维护型政府。这样做可以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应地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依赖，逐步培育地方自有税基。但是，经济上过度分权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回归集权体制是可行的。适度收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度的地方经济自主与集权的政体之间的矛盾而言的，所以在经济权利收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的分权化也是必要的，政治分权化可以塑造最终的政府监督人，从而解决财政监督的缺位问题。委托理论已经证明，在委托人缺乏监督效力或存在委托人缺位时，成本会非常高，以致于整个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因此，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最终监督人群体，对政府财政预算有强有力的决定权，这要求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措施，即适当的人事任免权的下放是必要的。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地方财政有明确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人大具有开征地方税种和安排地方税税率的权利，以法制化、程序化的税收竞争代替制度外税收竞争。另一方面，让纳税人真正行使监督权利，利用地方人大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并实施奖惩，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地方直选来真正落实纳税人的监督权。
2.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
政治分权作为一种远期目标是必需的，但近期内还缺乏实施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约束，更重要的在于政体改革涉及到权利变更，存在很大的改革成本，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职能和财政监督体制的逐步调整，来提高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1）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近期内在不调整现有的事权政府间配置结构的前提下，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结构，即鼓励或强制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先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局对各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政府所有权拍卖名单、价格、次序与规则，在各地产权交易所对政府所有权进行拍卖，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的债务及就业责任。拍卖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用于当地社会保障支出。（2）改革财政监督体制，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监督的不到位造成的，尽管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监督缺位是纳税人没有真正行使监督权利，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依靠关于自律，而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政府离不开人民的约束，政府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财政监督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财政公开化原则，从纳税人监督和财政体系内部监督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参考文献
[1]王加林。地方财政———跨世纪改革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J].当代财经，2003，（12）。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8
这次*市财政税务学会换届大会暨财税理论研究表彰会，通过了新的学会章程，表彰了一批财税优秀学术研究成果，选举了新的学会领导机构，了学会今后一段时期的目标和任务，对新世纪本市财税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十分重视这次会议，中国财政学会发来贺电；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卢仁发会长、中国税务学会李长海副秘书长等领导专程从北京赶来，亲临指导；*市社团局和*市社联十分重视本市财税学术团体的建设，市民政局副局长、市社团局局长谢玲丽同志、市社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潘世伟同志等领导也参加今天的会议，以示支持。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市财政局、*市国家税务局、*市地方税务局，对他们光临会议以及长期以来对*财税学会工作的关心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次大会上，我荣幸地被推选为新一届学会的会长，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深感责任重大。我将与学会领导班子和全体会员一起，在党的*大精神指引下，在市委、市政府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继承和发扬历任会长和前任周有道同志等历届老领导的优秀传统，坚持开创性、坚韧性和操作性的有机统一，紧紧依靠广大会员的共同努力，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团结拼搏，负重奋进，把*财政税务学会的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加出色。
下面，我结合当前*财税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就新一届学会的有关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明确财税学会的功能定位
同志担任*市委书记时在市社科联第四次大会上，曾就社科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作了非常完整、系统、准确的阐述和概括。同志，社团工作要在加强党和政府同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系方面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要在组织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学术研究和参与决策方面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要在促进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方面积极探索咨询服务作用，要在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增强理论素养提高理论水平方面努力发挥宣传普及作用。这一重要指示，对于我们更好地开展学会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财政税务学会是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学会的宗旨是联系理论界、教育界和财税系统及社会各界关心财税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人士，推动财税科学研究，促进财税事业可持续发展。二十多年来，*市财政税务学会集中了一大批财税系统内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较高政策水平的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联系了大批社会各界关心、热心财税研究，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挥学会的综合优势和组织协调作用，为我国和*的财税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迈入新世纪后*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时期，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大精神，明确功能定位，进一步把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的*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来，把广大会员的力量真正凝聚到抓住机遇、实现*“四个中心”的宏伟目标上来，努力营造积极向上、开拓创新、团结奋进的理论研究氛围。当前，要按照同志的“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的“四新”要求，“思考得更深一些、眼光更宽一些、要求更高一些”，在解放思想中统一和提高思想认识，在转变观念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进一步密切财税部门同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关心财税事业人士的联系，加强财税科学的理论探讨、实践调研和专业培训，按照“普及基础上提高、提高指导下普及”的总体要求，努力发挥学会的桥梁纽带、组织协调、咨询服务和宣传普及等各方面的重要作用，开创学会工作新局面。
二、把握财税学会的工作重点
党的*大对今后五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对财税改革了新的目标和任务；也为财税科研了新的课题和要求。党的*大报告：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根据形势需要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深化财政、税收、金融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预算决策和管理制度，加强对财政收支的监督，强化税收征管。”等等。党的*大报告，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今后几年，我们要根据上述要求，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结合借鉴国内外财税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立足社会经济运行全局，把握财税科研的重点，不断拓展*财税科研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为财税工作服务，为财税改革服务，为*新一轮的发展服务。
1．组织重点财税专题调研。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我们要着眼提高财税实践效益和效率的新起点，开展多层次多角度的群众性专题调研，既要深入研究事关*长远发展，具有全局性、宏观性、战略性、开创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财税改革问题；又要切实探讨事关财税实务高效运作，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和低成本优化管理的具体财税服务事项。近期涵盖面较广的重点专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如何适应市场化改革和生产力发展的进程，正确处理中央与*市、市与区县、市财政与市政府其他部门、市财政与预算执行单位和委办局部门、区县之间的财税工作关系，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框架。二是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转变财税职能，加快建立体现世界级国际大都市特点的财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三是如何结合实施扩大内需、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三项基本国策，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的内容、范围、力度和方向，发挥财政政策调动社会资源“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四是如何结合实施新《征管法》和税费改革，建立新型的财税征管体系，统筹预算内外收入，均衡各级政府财力，建立各级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五是如何加快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和
政府采购制度为重点的支出管理改革；有序推进建立管理规范、约束有力、讲求效益的综合预算管理体系，强化政府财政预算的统一性、完整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六是如何以财税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加强财税监督管理，完善财税政务公开，整治财税违规行为，防范财税运作风险，营造依法理财治税的良好社会环境。七是如何以财税网站和财税运作信息化为抓手，严格各项财税业务规程约束，严格各项财税工作事项责任考核，促进财税干部业务素质提高，全面提升财税专业运作能力和效率。总之；我们要通过专题调研和预案研究，牢牢把握*财税改革发展的主动权，更有效地发挥财税在改革、社会经济发展、稳定中的应有职能。
2．组织财税学术交流活动。理论的价值在交流共享中体现，在交流争论中提高。组织学术交流，就是把自己的成果推向社会，把社会的成果引进来，拓展成果的共享面和争论深度。近期学术交流要从基础性、制度化着手：一是建设“财税科研数据库”，逐步完善财税运行基础数据、财税法规政策、财税科研成果等信息采集，努力实现财税部门与各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图书馆等信息资源的开发使用，减少对财税工作热点、难点和敏感点进行调研的前期工作量，提高调研分析效率。二是建立财经形势分析会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学会借助“外脑”，组织内外有关部门和专家“跳出财税看财税”，分析国民经济及财税运行的优势和瓶颈，预测走势，探讨对策建议，及时上报上级领导部门，为财税部门改进工作和上级领导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三是举办形式多样的财税学术报告和研讨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专家、学者作财税专题讲座和相关各类学术报告，并争取市委、市府有关部门和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等方面的支持，有计划地承办一些大型的国内国际财经学术研讨会，为广大会员开展财税科研开阔眼界、启发思路。四是办好《*财税》等刊物。《*财税》可以说既是市局局刊，又是学会会刊，一方面要宣传党的*大精神，宣传党和国家财政税收方针政策，另一方面要汇聚国内外财税科研和实务的成果，反映*财税理论与实践的进步。同时，要改善学会内部交流刊物的办刊质量，围绕当前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财税中心工作，促进全市基层财税分会的群众性学术活动。五是要编好财税志和财税年鉴，加强与各兄弟学会、协会的联络，开展跨地区、跨领域的学术交流。
3．组织财税业务培训和咨询。根据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学会的人才、智力和信息等组织优势，面向基层、面向纳税人和预算单位、面向社会，配合主管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财税业务培训和咨询，也是当前*财税学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按照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的统一部署，贯彻市局意图，执行社团管理部门的要求，认真学习和借鉴工商、计划、统计、劳动等兄弟学会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结合*的实际建立上下联动、各有侧重、职责明确、廉洁高效的培训和咨询网络，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一些市场需要、社会欢迎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承接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和预算单位、纳税单位的委托；进行财税咨询、人才培训、专题调查等项业务，在发挥学会社会效用的实务中提高学会会员的财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学会秘书处作为*财税学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要切实履行起职责，认真做好学会各方面工作的组织协调、管理服务和监督指导。
三、增强财税学会的运作合力
学会工作是整个财税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真正发挥学会的作用，仅仅依靠学会领导机构和秘书处同志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方方面面的关心、理解、支持和帮助。只有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才能开创学会工作的新局面。各级财税部门作为学会的主管部门，更应重视和加强对所主管的学会的领导，切实推动学会运作融入财税改革与发展。一是在组织上，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对学会工作要高度重视，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主要领导不仅要亲自关心、过问和支持学会工作，而且要明确一位领导具体分管，指导学会选准调研课题，帮助学会落实科研条件，并配备精于的办事人员，安排适量的活动经费，支持学会有效运作。二是在业务上，各单位、各部门要把学会工作与整个财税行政业务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步考虑同步计划、同步部署、同步检查，积极发挥学会在组织调研和培训方面的潜能，努力实现学会工作与财税行政业务工作的良性互动，促进本单位、本部门提高业务水平。三是在制度上，各单位、各部门要结合各自的实际，建立健全学会调研成果的交流制度、考核制度、评比制度和档案制度，逐步形成全市财税系统内行政与学会、专业性与群众性调研相互交融的学术调研氛围，推动财税干部更多地关注自身财税理论与实践能力的提高。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同志们，*财政税务学会换届大会举行后，还要召开全市财税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同志将对五年来的财税工作进行回顾，并今后五年财税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我将具体布置今年财税工作，今年是财税文化建设年。在今天的会上，我想就学会如何围绕财税文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再谈些想法。
近年来，财税系统致力于财税队伍的思想建设、廉政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今年我们突出文化建设，是基于财税改革与发展面临更新更高的要求。我们知道，文化决不仅仅是琴棋书画、文艺体育，应当包容人类正确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和认识自身的所有知识，涵盖认识方法、思想观念及理想追求等。联合国把2003年定为知识经济年；党的*大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市委、市政府提倡城市精神。我们讲财税文化建设，确立*财税系统的先进文化和良好精神风貌，就是贯彻落实党的*大和市委、市政府要求的重要举措。
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形成一种企业经营的“坎理论”。就是说所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经历几道坎，包括技术坎、营销坎、管理坎、理念坎、战略坎、文化坎等六道“坎”，最后一道是文化坎，文化经营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这是因为企业文化最能反映企业成长发展的成熟程度，最能体现企业的管理、精神、形象。作为国家政府部门，要提高行政能力，要体现政府管理水平，树立政府形象，最终的坎也应该是文化坎。一
位日本资深专家认为*有望超越东京成为世界级经济中心的优势有三条；第一条就是文化，*文化贯通中西，海纳百川。第二条是政治稳定，不论处在哪个历史时期，当局都需要*在政治上保持稳定。第三条才是区位优势，具有超级海空大港、气候适宜、经济实力和广阔腹地等条件。从*加快建设世界级国际大都市的意义上讲，突出城市精神、文化建设，适逢其时。
财税文化建设，最根本的是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体现文化的先进性，确立文化建设的基本观念：即终身学习的观念，择善自律的观念，知识管理的观念，全面发展的观念；确定财税文化建设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即发扬财税人的敬业精神，提升财税人的整体素质，树立财税人的公仆形象。
上述有关文化建设的思考还比较粗浅，我讲这些，无非是为了抛砖引玉，请学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进行调研、加以完善财税文化建设的内涵和举措，促进财税文化建设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9
(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我国需求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供给制约转变为市场需求制约,为解决需求不足,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会专家认为:与货币政策相比,以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时滞短、作用效果明显,是当前可供选择的反经济周期重大措施。财政部综合司丛安妮副司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做了介绍:(1)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180亿元支出,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及抗洪救灾等。(3)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4)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强对出口退税的管理,努力保持外贸出口的增长。(5)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调整进口设备的税率,免征关税或进口环节的增值税。(6)简并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
与会专家认为: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除了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和消费、刺激国内需求外,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初步测算,1000亿国债资金的使用大致可使银行增加配套贷款1000亿元,如将投资乘数效应计算在内,预计1998、1999两年可以拉动经济增长2.5—3个百分点。
财政部基建司丁先觉司长还具体介绍了当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效果。他指出:从1000亿元国债专项资金涉及的投资项目看,安排的2100多个项目的概算总投资超过16000亿元,地方财政除承诺归还转贷资金外,还配套投资500多亿元。从1998年的总体情况看,财政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资金,对加大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幅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于进一步改善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状况,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基础条件十分有利。
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使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很快摆脱了1998年初的低迷状况,从下半年开始迅速回升。1—9月,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5.6%;第三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2.5%.从地区分布看,呈现东部地区主导,西部地区增长突出的特点。
丁先觉司长还对1999年的财政投资政策做了分析:1999年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仍将保持相当的贡献率,要求财政继续实行适度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远未消除,前景尚难预料。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预计不高,势必要继续实行保持国内需求的政策,投资是内需的重要方面,必然要保持一定的增幅。第二,1998年的投资增长对财政投资政策的依存度较大,惯性较强,难以急剧收缩。第三,国内经济环境仍将对财政投资政策有一定依赖。具体财政政策可以考虑几点:一是适当增加预算内基建投资支出,主要用于大江、大河、大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国家开发银行等准财政实体的贷款规模保持在1998年的水平左右;三是继续在税收和财务政策上鼓励企业投资。
(二)关于中长期财政政策的取向。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靠发债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否则国家财政经济无法承受,而且孕育着巨大的风险。丛安妮认为,尽管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较低,均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有发债的余地,但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均较低,持续采取大规模发债的办法刺激经济易引发财政危机。此外,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呆坏账,国有企业及其他公共部门存在隐性赤字,需要在改革中逐步消化,以防范金融风险。最后,从国际经验看,如果将短期刺激政策长期化,容易导致不良的机制性结果,即经济增长对财政刺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所以,从中长期看,我们还是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当前采取的积极政策与适度从紧的中长期政策并不矛盾。在目前,我们应注意把握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保持短期调节措施与长期政策目标的协调。
(三)关于国债的使用效益。
千亿国债效益如何?代表们对此表示了担忧。因为这次启用财政政策进行积极的反周期宏观调控,各级财政对这个转变准备不足。一是项目储备不足,有些项目未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二是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这些资金使用的宏观调控目的,仍然停留在过去有钱就要、有项目就上的水平上。一些地方或者上报项目不符合中央规定,或者任意挪用,改变用途,或者在划拨资金的时候拖拖拉拉。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1000亿元国债拉动经济的效果。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李晓西副司长认为,发债的原则应该是“透支未来,造福后代”,用在基础设施上是很正确的。对于怎样发挥发行国债这一财政政策的效率,他认为:一是要调动社会资本。光靠财政拨钱是有限的。这里需要有政策,政策搞得好,社会资本就可以调动起来。二是基础设施投资要有具体定位,要投见效快的项目。此外,发债、用债、还债要联动起来。还能发多少债,和用得怎么样是有关系的,用得好,多发点问题也不会太大。同时还要协调好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有制约机制,应该是“发债有度,还债有序”。代表们认为,启动经济关键还是要启动消费和社会资金的投入,上边热下边也要热。李晓西认为,今后财政可采用间接的方式,运用贴息、减税等政策杠杆来启动消费和民间投资。还要注意财政杠杆与金融杠杆的协调配合,短期国债就是二者运用的交汇点,即可以运用财政手段筹集资金用于建设,也可以运用金融的公开市场操作,因为它的作用远大于利率的调节作用,而这也是财政与银行结合的操作。
(四)关于税制改革。
从中长期看,财政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还必须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壮大自身,而突破口就在于改革和完善税制。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刘佐副所长认为下一步税改的突破口应是“费改税”,即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政府收入制度入手。首先,合理调整税负。应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分配格局,扩大税基,加强管理,今后将现在税收占GDp11%左右的水平提高到20%以上。其次,优化税制结构。主要包括合并重复设置和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的税种。开征社会保障税、不动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取消、合并某些特定目的税;逐步扩大直接税所占的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适当下放地方税立法权,提高地方税所占的比重。
刘佐指出:目前我国需要完善的税种主要是:1.增值税。今后应扩大征税范围,逐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适时适当调整税率,减少过多的税收优惠。2.消费税:适当扩大征税范围,提高奢侈品和高消费项的税率。创造条件将生产环节征税改为消费环节征税。3.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应尽快完成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合理确定税基;以税率分享方式划分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个人所得税要逐步推行综合征税制,合理确定税基,实行适度的超额累进税率。此外,要结合资源产品价格调整,逐步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调整税率。逐步降低关税税率总水平,合理调整税制结构,取消不适当的税收优惠,严厉打击走私。另外,还应强化征收管理,造就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努力降低税收成本。
中国财经报社白伊宏副总编辑认为,我国的税收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所占比重日益降低。而流转税对于经济总量和经济周期变化来讲,是置身于事外,进而是中性态度的。所得税可以随经济周期变化而逆向变动,因此具有很强的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他认为,应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降低流转税税率,提高所得税税率,加大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比重。建立所得税为主的体制,有利于财政的反经济周期运作。
(五)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职能的定位及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与会专家还认为,应深入研究世界经济与我国经济的运行规律、相互影响及作用力,正确判断经济运行周期,以便为我们制订财政、金融政策,灵活调控经济打好基础。而此次启用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也引出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即财政作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作用应该如何认识,进而应该如何丰富财政政策和财政理论。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何盛明所长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成熟市场国家比,我国政府承担着领导国家工业现代化、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及完成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重位。由此我国财政除了承担西方财政所要求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个基本职能外,财政必须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财政必须支持改革和为转轨服务,财政必须在防范风险中起主导作用,财政在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中势必要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财税理论与政策篇10
税收问题作为公司财务政策研究的一个方面，是经过一个认识过程的。早期公司理财的权威见解mm定理是将税收排除在公司财务政策之外的。mm定理的前提假设抽象掉了税收。按照mm定理，对于没有税收和破产的既定投资政策而言，公司财务政策是不相关的，公司股东对负债权益比率或股利分派率不感兴趣，其结论是公司不存在最优资本结构。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公司现金流量的改善不能改变其证券的总价值；一家公司的价值取决于其不动产而非其所发行的证券，以致完全可以将其投资与财务决策分离开来。
然而，在现代经济中，税收是市场经济的一种伴随现象。在特定的税制下，公司财务政策的作用与mm定理的前提假定相冲突。一方面，由于利息支付额一般可以从税前收益中扣除，因而公司税提供了举债理财的强劲激励；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公司收益上的其他税负，公司也往往试图使这些税负最小化。由于利息收益和股利属于个人所得税的课征对象，同时，资本利得一般适用于较低的税率，股东个人和债券持有者在其税负地位上也就可能是不同的，因而其对公司理财政策的期望可能会有不同。在实行对某些机构减免税规定和实行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的国家，股东因其持股种类、份额和分得股利的不同而处于不同的税级上，因而对公司的理财政策可能有不同的立场：享受免税待遇机构的股东更愿意使公司通过举债筹集新的投资；处于较高税级上的股东则更愿意公司通过留存收益来筹集新的投资，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公司举债经营是一个普遍现象，公司负债权益比率的一般情况的理财意义超越了mm定理，涉及税收问题的最优资本结构的学术探讨从不同方面证实了税收是公司财务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税收、投资与财务政策之间在现实上存在密切关系。
有关从税负与投资决策关系方面发展公司理财理论的研究，朱利安·奥沃斯列举了一些重要学术成果。miller1997年指出，包含对权益收益（资本利得）优惠处理的累进个人所得税的存在会导致公司总体上最优负债权益比率的分割均衡。然而，对每个个别公司而言，该负债权益比率则是不确定的。迪，安格鲁和马苏里斯1980年就利得和损失的税务处理方面的不对称现象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由于负债的纳税利益因公司的应税额耗尽而减少（例如因为有利的备抵折旧——即公司为纳税目的而做出的会计亏损），作为公司税盾的预期亏损可以导致一个最优资本负债率水平。奥拜克和金1983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则表明，税收与风险的联合影响导致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财务政策是相关的。回报形式的变化与本质情形相交叉影响投资者的效用，导致多样化并且决定内部解决方案。戈登和毛克尔1981年提出的模型可以清晰地显示降低边际债务融资优势的破产成本，并鼓励公司进行权益融资。詹森和麦克林1976年的研究解释了在投资项目上最优债务权益比率在股东与债券持有者之间利益冲突方面的差异。
上述研究从权益投资的角度揭示了股东累进个人所得税负对财务决策的作用，说明了公司预期亏损的税盾作用，提出了公司财务决策来自税收与风险的交织影响和回报形式与本质情形的交叉影响，并讨论了破产成本和最优债务权益比率的财务后果。这些成果有力地推进了涉及税收的财务理论的发展，为进一步研究财务决策与税务相关的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既然税收对财务决策相关且长期股权投资是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方面，税收对权益投资的财务政策选择的影响便不言而喻。在实践中，税收对长期股权投资财务政策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有关经营地点、经营形式和筹资渠道的选择、投资决策、资本成本、股利分派政策、转移定价政策和外汇及通货膨胀因素及其风险管理等几个方面。本文后面各个部分将扼要探讨这些问题。
二、基于税收利益考虑的投资决策
投资决策在税收方面的考虑主要集中在节税、经营成本和政治及经营风险的权衡方面。长期股权投资必须在经营地点和经营形式方面进行选择，而税负通常也因投资地点和投资所形成的经济主体的纳税身份不同而异。因此，在投资地点可以在不同税收管辖区之间进行选择并且投资对象的组织形式不是惟一限定的情况下，经营地点及形式的选择和税负权衡就成为投资决策必须考虑的因素。
经营地点的选择需要考虑的主要是税负总水平以及主要税种、税收优惠、产业政策导向、特区等可能导致节税的方面。经营形式的选择则主要涉及设立子公司和设立分部的抉择。在拟设子公司的情况下，因为子公司是独立经营的经济主体，因此需要重点考虑扣缴税率以及扣缴税的实施范围、税收优惠的种类和力度、母国的立法有否对海外控股公司管制和外国收入的税收优惠条款、转移定价及外汇的管制法规、第三国税制及税收协定等因素。在拟设分部的情况下，由于分部是母公司经营活动的延伸，所以要密切关注是否在收益上有税负、是否在费用支付上有税负、两国有否税务协定等方面。筹资渠道的考虑则因子公司是自治型或依赖型而有所区别。
税负是经营的一种伴随现象，二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竞争。投资决策的制定，首先是从企业经营战略出发的，税负的考虑一般服从于经营战略，因而也应服从于投资决策。
三、关于与税负相关的资本成本问题
从资本来源国和接受国的税制差异的角度，探讨跨国投资资本成本，对企业的财务决策、企业价值的评估和竞争力的评价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从理论上说，税制应当是中立的，即不具有激励股东选择筹资方法的作用。然而，在不同的税收管辖区之间，特别是在跨国投资领域，税制中立则几乎是无法企及的，因为国际层面的税制的充分中立是以每个国家本国税制充分中立为前提条件的。如前所述，税制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激励动机和约束动机，从而具有宏观调控作用，因而税制的中立便成为一种理想状态。这样，在国际层面和不同税收管辖区之间，基于税负的资本成本考虑便具有财务决策意义。
朱星君认为，由于逐渐增强的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缩小了国家之间资金成本的差异，税收法规将在已经确定在国外市场投资的公司的资本成本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于国际投资而言，资本成本的国际比较由于重复征税的可能性、在不同国家筹集投资资金的可能性和这些资金在母子公司之间的转移而复杂化。因而，将本土投资的资本成本与在国与国之间投资的资本成本相比较，可能导致对跨国公司竞争力的严重误解。君的此项研究旨在估计国际税收法规影响美国公司在国外经营的子公司资本成本的程度，以及若干其他可能增加美国在海外经营的公司的竞争负担的因素。君的研究发现，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当源于美国的权益资本被用作投资资金的边际来源时，美国关于海外投资公司的税收规定使美国在主要海外市场经营的公司的资本成本，较之在美国国内经营的公司的资本成本大约高20％。进而，美国涉及国际投资的税收法规显著地提高了对外投资的资本成本，而与对外投资有关的税负成本易于把国外子公司置于相对于当地公司而言的不利地位。他指出，就主要投资国而言，美国来自国外资源收益的本国税负免除或递延和外国税贷项的规定比较严格。因为美国的税收法规使由母公司提供权益资本的国外子公司更可能较之主要外国市场当地公司面临较高的资本成本，以致影响美国国外子公司在外国市场上与当地公司和其他国家的公司在当地的子公司的竞争能力。
关于海外投资资本成本的确定和比较，也有比较具体的可资量化的成果。朱利安·奥沃斯就考察了海外子公司在不同财务政策下的资本成本，并给出了相应的计算方法。但是，应当指出，这样的计算方法是与特定的经济环境、市场条件和税收背景为前提的。由此可见，基于税负的资本成本考虑不但在国际层面和不同税收管辖区之间具有财务决策意义，而且对公司的价值和竞争力的评价具有修正意义。
四、基于税收考虑的股利分派政策
股利税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通过公司股票在市场上的价格表现反映出来，与此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股利税负资本化。根据股利税负资本化的传统定义，如果资产上的税负较高，则其价格就会较低。因此，股利税负资本化会影响公司的价值，进而会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汉伦、默耶斯和谢乌林认为，股利税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资本化进入股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是因为股利税资本化对涉及权益的负债的纳税利益、组织形式的选择、公司的资本成本、税务和公司股利政策有潜在的影响。然而，关于股利税负资本化的上述影响程度的探讨，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目前，在股利税负资本化是否影响留存收益的问题上，学术界尚存在争议。哈里斯和凯姆斯里的研究发现，留存收益的估价因其会作为股利分派存在税负而减少，因而留存收益对账面价值的比率对公司价值的评估有决定性作用。但是，汉伦、默耶斯和谢乌林的研究则发现，留存收益对账面价值的比率对公司价值没有作用。然而，笔者认为，虽然关于股利税负资本化影响的研究尚无定论，甚至某些研究结论截然相反，但公司的股利分派政策必然与确定的股利税相联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显然有必要从公司价值和理财的角度深入探讨有关股权投资问题。
五、基于税收考虑的转移定价政策
转移定价政策是一项重要的财务政策。在基于税收考虑的投资决策中，对转移定价政策必须一并予以考虑。安永会计公司对1997年全球转移定价的调查表明，转移定价涉及经营战略问题、审计准备问题、税务服从问题、财务效率问题和业绩激励问题。由于转移定价是一项重要而敏感的商业秘密，因而针对转移定价进行的调查通常不受欢迎。受访者即使接受调查，也往往由于种种顾虑而不愿提供转移定价的真正动机。安永会计公司的调查显示，多数公司将经营战略放在首位，节税问题往往置于其后。这样的调查结果是否受答卷人有关道德风险方面的顾虑影响，则不得而知。
但是，中外大量研究和实践表明，集团公司普遍存在利用转移定价降低税负的强烈动机，在长期股权投资决策方面的情形也不例外。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长期股权投资决策中，市场和资源是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之后才是税负问题。虽然确实有一些公司为了避免税收检查的成本和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出现问题，而选择在成本的基础上采用一个固定的比率作为上下游产品转移定价的基础，但从集团内部激励和税收利益来看，这种做法未必适宜。然而，借助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税制的差异，利用转移定价政策规避纳税义务的情形并不少见。特别是在税收管制效率低的地区和国家进行长期股权投资，存在滥用转移定价策略的可能性。
六、基于税收的外汇损益和通货膨胀影响的处理
目前，由于跨国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发展，外汇风险管理的问题随之成为投资理财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币值比较不稳定或外汇管制特别严格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尤其如此。外汇风险主要来自汇率变动。涉及汇率的最相关的理论依据是购买力平价，因此汇率变动实际上依存于通货膨胀在两个相关国家的预期。
一般来说，由于记录和报告以及纳税的需要，各国对于涉及不同币种的业务和跨国经营的企业都有外币业务会计处理和外币报表折算的规定。由此，在企业的账簿系统和对外财务报表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汇兑损益。对于汇兑损益的会计处理又往往涉及递延与不递延的不同处理方法，进而往往又会波及到计税问题。与汇兑损益的情形相类似，在恶性通货膨胀的环境下和物价变动比较剧烈期间，有些国家的会计准则也要求企业确定购买力损益或现行成本损益。这样的损益基于多层次不同环境和情况的大量比较和估计，因此往往掺杂大量的主观判断因素。相应地，税收法规也有将之纳入计税基础的可能。但是，一旦将汇兑损益和购买力及物价变动损益纳入征税范畴，几乎必然导致资本消蚀。这是因为，汇率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而且最近几十年来大多数国家一般物价指数总体趋势走高，出口政策激励和本国经济刺激也要求一个适度的通货膨胀率，因而产生汇兑收益和购买力收益的机会显得较多。
应当指出，从生产经营的角度看，在市场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企业的价值主要决定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在国外特定的货币购买力环境下，所经营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及盈利能力通常不会因为通货膨胀或汇率上行而扩张，也不会因为通货紧缩和汇率走低而缩减，其生产经营能力和竞争力在特定的货币购买力和汇率条件下，与当地处于同一竞争环境下的公司保持相对的关系。然而，一旦对汇兑损益和购买力损益及现行成本损益课税，则在大多数场合下会导致企业资本的消蚀。同理，在企业的收益分配环节，也应当充分考虑汇兑损益和购买力损益的名义性质，因为它们不能导致实际上的现金流入，因而也就无法为现实的股利分派等财务安排提供相应的现金流出。
有鉴于此，在投资理财决策环节，就应当仔细考察拟投资环境下的外汇损益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的纳税规定，并基于本企业在拟投资环境下的市场因素和资源因素等方面的考虑，从战略全局出发，在投资的组织形式选择、投资所形成主体的功能货币的选择和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以及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选择等方面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同理，在投资评价方面，也应当注意剔除相应的影响，注重被投资主体的实际生产经营能力和竞争力的评价以及经营业绩在其经营环境中的相对表现，而非基于简单折算和调整后的数据的程序性结果。同时，在制定股利分派政策时，也应当注意剔除汇兑收益和购买力利得以及现行成本利得，以防止发生超收益分配及其导致的现金短缺。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长期股权投资理财领域，特别是在跨地区、跨国投资的情况下，对外汇和通货膨胀的风险应当予以充分考虑。因此，投资收益的预期必须以对这些风险的充分调查和论证为前提。同时，对于东道国外汇管制的派生风险也应当早有准备，以便对日后的股利分派及遣返、资金调拨及费用收取进行合理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