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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违规处罚条例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8:32:27

保险公司违规处罚条例篇1

[关键词] 香港;保险法律;研究;借鉴。

法律环境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保险业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香港与纽约、伦敦并列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也是保险业发达的地区之一。香港保险业的繁荣得益于其拥有完善的保险法律制度和并得以严格地执行。良好的法律环境保障香港成为全球最成熟的保险市场之一。

一、香港保险相关法律的沿革。

香港保险业立法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无专门立法阶段。保险业遵守一般的经济法律,如《公司条例》、《雇员补偿法例》中有关保险业的条款。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1951年,先后颁布了《第三者(向保险人索偿权利)条例》和《汽车保险(第三者风险)条例》。1961年通过了《海上保险条例》。这一阶段虽然颁布了一些针对保险业的监管条例,但监管宽松,保险公司设立的门槛较低。例如,只要有一万港元资金,便能够注册成立一家保险公司。导致市场不规范,保险形象很差。

1974年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成立后,接到了很多关于保险的投诉,导致其将保险业作为当时的重点打击对象。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1978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颁布了《保险公司(规定资本额)条例》,将保险公司的股本从20万港元提高到500万港元。1983年正式颁布《保险公司条例》,该条例制定了一套对香港保险业进行审慎监管的法则,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该《保险公司条例》继续有效,最近几年又作了多次修改。如目前现行规定最低实收资本为1000万港元,经营综合业务或法定类别保险业务的公司最低实收资本为2000万港元,保障了投保人的利益,确保保险公司有健全的管理及财务状况,并提供了公平及自由竞争的保险市场环境。目前,香港的保险法律体系主要包括:

(一)立法方面。

香港属于英美法系地区,以判例法为主,但在保险法律规范方面却主要是成文法的规定。香港的保险涉及的法律规范可以分为三个层级,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大法,对包括保险业在内的香港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明确的定位。二是立法会制定的法律,如《保险公司条例》、《第三者(向保险人索偿权利)条例》、《海上保险条例》等,属于最高层级的法律;三是保险监理处或保险行业协会依法制定,对法律的一些实施细化的指引,这也属于广义上的法律体系。

为做好保险立法工作,香港《保险公司条例》①第54条规定设立保险业咨询委员会,“以就行政长官转介予委员会有关执行本条例或经营保险业务的事宜,或就委员会认为有利于香港保险业的事宜,向行政长官提供意见。”“咨询委员会须由财政司司长或其代表担任主席、保险业监督(该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及行政长官委任为该委员会委员的其它人士所组成,而每位获委任的委员的任期则由行政长官决定。”

(二)执法方面。

主要从行政、民事和刑事等三个方面考虑。一是行政执法。保险监管执法权由香港保险业监理处行使,香港保险业监督的目标是通过审慎监管,维护保单持有人或潜在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并促进保险业的整体稳定。授权、日常管理、干预、实地考察四项是行政执法的主要职权。二是民事执法。保险合同纠纷等涉及保险民事纠纷的案件,主要是依法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此外,1990年成立的香港保险索赔投诉局,提供一个公平而费用低廉的途径处理由个人保单引起的索偿投诉。投诉局的裁决承保公司必须遵守,投诉人则可以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投诉人有权采取法律行动,向法院提前诉讼。三是刑事执法。对涉嫌保险犯罪的案件,由香港警方刑事侦查并由法院进行刑事审判。香港的《保险公司条例》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设置了极其严格的法律责任,许多行为均规定了违反后的刑事责任。

二、香港保险法律制度的特征分析。

香港保险法律体系非常有特点,可以说是宽严并济,从宏观来看,通过出台宽松的政策,为保险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从微观来看,通过严格追究违法责任,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上升到立法的高度。

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实行相应的金融保险政策,市场与国际惯例接轨。1990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特区基本法》,专门明确了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承诺。1997年香港回归后,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构筑了处理与内地金融关系的“法律基础和政策框架”。《基本法》第五章就香港经济、金融制度予以明确规定,规定涉及香港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以及对外汇基金的支配和管理用途的规定,港元作为法定货币地位、现行发钞机制保持不变、港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流动、不实行外汇管制等内容。香港法律保障了金融保险业的支柱产业地位,通过实行市场开放政策,使资金、机构、人才广泛聚集,成就了香港保险市场的繁荣。同时,也制定了相关强制保险的法律,对机动车辆保险、游船保险、责任保险等进行扶持。

(二)规定了严格的违法责任。

《保险公司条例》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设置了极其严格的法律责任,规定了违法行为应负的刑事责任。涉及的条文有24(17)条,其中涉及罚金刑事责任的条文有23(16)条,涉及监禁刑事责任的有13(9)条。涉及的行为有:非法从事保险和保险中介业务,违规任命控权人(高级管理人员),控权人、核算师、精算师变更未通知(报告)保险监管部门,帐目未按规定存交,违反资产运用限制,违反长期业务转让的规定,违反香港资产维持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清盘未通知(报告),违反保密规定,欺诈误导,违反保险中介有关规定等,均需承担相应罚金或者监禁等刑事责任。

(三)强化诚信监管。

1.有关保密的规定。

第53a条对保密义务及其违反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即:除公职人员和获保险业监督雇用或授权或协助保险业监督的人等法定人员外,对在根据条例行使任何职能时获悉有关任何保险人的事务的一切事宜,均须保密及协助保密;不得将该等事宜传达他人,但与该等事宜有关的人除外;不得容受或准许任何人取用其所管有、保管或控制的任何纪录,或取用由任何其他获如此委任或雇用的人所管有、保管或控制的任何纪录。

任何人违反上述规定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200000港元;如属个人,则可另处监禁2年;或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第6级罚款;如属个人,则可另处监禁6个月。

2.有关禁止误导陈述和虚假材料的规定第56条、41条对误导和提供虚材料的法律责任均作了规定。如第56条规定:(1)任何人如藉其明知是虚假、误导或有欺骗性的陈述、承诺或申述,或不诚实地隐瞒重要事实,或罔顾后果地作出任何虚假、误导或有欺骗性的陈述、承诺或申述,以诱使或企图诱使他人订立或要约订立任何保险合约,即属犯罪,可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12个月。(2)任何促使或准许在根据本条例的任何条文而送达、提交或寄出的任何通知、报表、陈述书或证明书内;或存交的任何文件或文件副本内,包括有他明知在要项上是虚假的陈述,或罔顾后果地促使或准许如此包括有在要项上是虚假的陈述,即属犯罪,可处罚款200000港元,如属个人,可另处监禁2年。又如第四十一条规定:任何人根据规定向保监部门提交材料时,提交他明知是在要项上虚假的资料或罔顾后果地提交在要项上虚假的资料……即属犯罪,可处罚款200000港元,如属个人,则可另处监禁2年。

(四)关注重点的保险从业者。

1.保险中介人。

第65条至78条是关于保险人及保险经纪人的规定,特别是第77条规定了违反上述规定的法律责任。

第77条第3款规定同时从事和经纪业务的法律责任。任何人同时显示自己是获委任保险人及获授权保险经纪,即属犯罪,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

第77条第12款规定未将客户款项存入独立账户或在客户款项上作按揭或抵押的法律责任。任何获授权保险经纪没有将客户款项存入独立帐户内;或在客户款项上作出按揭或押记,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0000港元及监禁5年;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该条第13款规定:任何认可保险经纪团体没有依法备存登记册;没有依法将保险业监督指明的资料备存于登记册内;没有提供保险业监督规定提供的资料;没有向保险业监督提供依法须提供的详情;没有交出依法须交出的簿册或文件,即属犯罪,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000港元,此外,在裁判官信纳该项罪行持续期间,另加每日罚款500港元。

第77条第14款规定保险经纪机构未按规定委任核算师的法律责任。任何保险经纪没有遵从有关核算师委任的规定,即属犯罪,可处罚款10000港元,此外,在裁判官信纳该项罪行持续期间,另加每日罚款500港元。

2.保险高级管理人员。

第13a条规定,获授权保险人委任任何人为其控权人(controller,常务董事或行政总裁),需先向保险业监督送达通知书,说明建议委任该人为控权人,并经过保险业监督按照法定程序的认可。对保险公司违反规定委任控权人的,即属犯罪,可处罚款200000港元。对违规出任或继续出任控权人的,即属犯罪,可处监禁2年,而在该项罪行持续期间,另加每日罚款2000港元。

第14条规定,凡获授权保险人的董事或控权人有任何改变,则保险人须立即以书面将该事实通知保险业监督,否则,即属犯罪,可处罚款200000港元,如属个人,则可另处监禁2年,而在该项罪行持续期间,另加每日罚款2000港元。

3.精算师和核算师。

第15、15a、15B条规定了保险公司须委任核算师和精算师,并将核算师和精算师的委任和变更情况及时通知保险业监督,否则即属犯罪,可处罚金的刑事责任。

(五)对非法保险作了严格的限制。

《保险公司条例》不仅对保险业务的经营作了禁止性规定,而且对“保险”词语的使用也作了严格的限制。

第6条经营保险业务的限制作了以下规定:(1)除获授权经营该类别保险业务的公司、劳合社、保险业监督认可的承保人组织外,任何人不得在香港或从香港经营任何类别的保险业务。任何人违反上述规定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2000000港元;如属个人,则可另处监禁2年;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200000港元;如属个人,则可另处监禁6个月;在该项罪行持续期间,另加每日罚款2000港元。

第56a条对使用“保险”等词的限制作了以下规定:非经合法授权,在香港进行业务的描述或名称中使用“保险”一词或“保”字及紧接其后的“险”字,或使用英文“insurance”或“assurance”一词或该词的英文衍生词,或使用该词在任何语文方面的翻译,或使用字母“i”、“n”、“s”、“u”、“r”、“a”、“n”、“c”、“e”或“a”、“s”、“s”、“u”、“r”、“a”、“n”、“c”、“e”并以该次序排列;或在任何单据上款、信纸、通告或广告中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作出陈述,即属犯罪,可处罚款200000港元,如属个人,则可另处监禁2年。

第77条对非法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作了以下规定:(1)任何人显示自己是任何保险人的保险人,但却并非该保险人的获委任保险人,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0000港元及监禁2年;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2)任何人显示自己是保险经纪,但却并非获授权保险经纪,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0000港元及监禁2年;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3)任何保险人透过任何保险中介人订立保险合约;或接受任何保险中介人向其转介的保险业务,而该保险中介人并非其获委任保险人;或获授权保险经纪,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0000港元及监禁2年;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

(六)授权保险业联会履行部分监管职责。

《保险公司条例》特别授权香港保险业联会负责对保险人的监管,并对保险业联会制定的规定及采取的监管措施给予法律的强制执行力。

第66条规定有关保险业监督对香港保险业联会制定的实务守则有执行权:保险业监督有权向任何获委任保险人发出通知,当保险业监督认为该获委任保险人已违反实务守则,获委任保险人有14日时间令保险业监督信纳:他并没有如所指称违反实务守则;或实务守则的违反并不足以成为取消登记的理由。否则,保险业监督有权指示为该获委任保险人登记的保险人取消该获委任保险人的登记,并将其姓名或名称从登记册中注销,而该人则须停止作为保险人。

第67条有关保险人的实务守则的规定:香港保险业联会在保险业监督认可下,须发出管理保险人的实务守则;按保险业监督的指示,修订管理保险人的实务守则;如没有事先取得保险业监督的书面认可,不得修订或撤回实务守则。任何保险人在其管理保险人方面,须遵从获认可的实务守则。保险业监督有权要求任何保险人及任何保险人,提供足以核实该保险人或该保险人遵从实务守则的资料。任何保险人没有遵从根据第67条认可的实务守则,即属犯罪,可处罚款100000港元。

第77条在违反保险业联会制定的事务守则的法律责任方面也作了规定,具体如下:任何保险人委任一名人,而他知道该项委任促使该人获多于订明数目的主事人委任;委任一名低于认可实务守则所定最低资格的人;根据一项书面协议委任一名人,而该协议在某要项上不符合香港保险业联会根据认可实务守则采纳的标准协议的最低限度规定;在无香港保险业联会所成立的保险登记委员会的确认下,确认任何保险人的委任;或在香港保险业联会所成立的保险登记委员会向其转介任何投诉时,没有调查该投诉,没有将调查结果及所采取的行动(如有的话)向保险登记委员会报告,或没有按保险登记委员会的规定采取纪律行动,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0000港元及监禁2年;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00000港元。

(七)保护保单持有人利益。

规定了非法从事保险(中介)业务订立的保险合同的效力———并不当然无效,其效力由保单持有人进行选择。

第6a条及第65条规定:(1)凡保险人在违反有关保险业务须经保险业监督授权或认可的规定下订立与任何类别的保险业务(但并非属再保险业务)有关的保险合约,该合约可由保单持有人选择是否即使在违反上述规定下,仍可由保单持有人强制保险人履行;或基于违反上述规定而属无效。(2)保单持有人如依据前款规定选择使保险合约在合约期满前无效,则有权取回其根据该合约支付的代价。(3)凡保险人在违反有关保险业务须经保险业监督授权或认可的规定订立与任何类别的保险业务(属再保险业务)有关的保险合约,该合约并不会仅因此项违反而属无效或可使无效。(4)凡保险人在违反有关保险中介人须获委任的规定下订立任何保险合约,该合约可由保单持有人选择是否在违反上述规定下,仍由保单持有人强制保险人履行。若保单持有人根据前款规定选择使保险人合约在合约期满前无效,即有权取回其根据该合约而支付的代价。

第71条规定保险经纪客户款项留置、押记或按揭的效力。除非在客户帐内的款项是供缴付当时须偿还及欠下保险经纪的费用,否则保险经纪或透过保险经纪就客款项作出的留置权或申索,均属无效。保险经纪就客户款项而作出的任何押记或按揭均属无效。

第13B条(8)款规定保险人违规进行内部投票权交易的效力。任何有关取得保险人内部投票权的交易,不得纯粹因违反有关保险人的控权人需经保险业监督认可的规定而属无效或可使无效。

三、对香港保险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内地保险业起步晚、基础差,保险立法和执法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研究香港经验做法,对内地保险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进一步完善保险法律支持体系。

香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在立法上明确了金融保险业的支柱地位,使保险业得到飞速的发展。这可以充分证明,无论是哪一国家或地区,法律环境是保险业发展的必不可少条件。与香港不同,内地幅员辽阔,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差异很大,不可能都把金融保险业作为支柱产业。但无疑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和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的省份是有这样的条件,通过地方性立法或政府规划把金融保险业定位为支柱产业,研究制定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技术、产业布局等政策,合理配置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资源,能够引导保险业科学发展。

即便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未达到把金融保险业作为支柱产业的省市,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和地方的职权范围内,针对特殊行业出台强制保险政策或地方性法规。如公众责任事故、建筑意外伤害事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等都可以通过地方性立法来实施,扩大风险保障面,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又如通过执法、司法环节的改进,可为保险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加大对保险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香港法律对许多保险违法行为均定性为犯罪并规定了刑事责任,大部分还规定了监禁的刑事责任。而内地保险违法行为除了刑法第174条关于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规定、第183条关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贪污罪和侵占公司财产罪的规定和第198条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规定共三条关于保险犯罪的规定外,其他关于保险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均为行政法律责任,相关的罚则散落在《保险法》、国务院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章中。如香港规定保险公司违反规定委任控权人,以及变更控权人未及时报告保险监管部门的,对保险公司和控权人均属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样行为在内地规定了行政责任,《保险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第46条规定:保险机构未经核准擅自任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对适用报告制的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任职条件予以任命的,由中国保监会或者其派出机构予以警告,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第48条规定:保险机构有未按照本规定及时报告有关事项等情形的,由中国保监会或者其派出机构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予以警告,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

在当前内地保险立法偏宽松的情况,必须通过严格执法来弥补。对于严重的违规机构要停业整顿,吊销经营许可证;处罚到法人机构的董事长、总经理这一层级;涉及违法犯罪的个人,坚决移送司法机关。通过加大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维护保险市场秩序。

(三)探索市场化的保险产品费率形成机制。

香港法律未对保险条款费率的审核作出规定,该事项由保险公司自主决定,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手段厘定条款费率。我国内地则对保险条款和费率进行了监管,《保险法》第136条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时,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审批的范围和具体办法,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其他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第137条还对未经审批或备案规定了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从长期来看,内地保险业要探索市场化的费率形成机制,只要不违反公平公正的原则,不损害保单持有人和公众的利益,则放松监管产品非法费率的管制,除极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外,其余都交由保险公司自主定价,可降低费率高企的利益可操作空间,确保监管资源集中在有监管需要的范畴。

(四)大力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香港对违反诚信、违规经营等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要通过刑事责任来追究。同时,在保险合同以及合同纠纷上也赋予保单持有人更多的选择权。内地对违反诚信的经营行为主要通过行政处罚来处理。

如《保险法》第116条规定,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第162条规定保险公司有本法第116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限制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

从实施效果看,法律上对加强保险诚信服务,维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权益的保障力度不够、保障效果不明显,社会公众认为保险诚信服务不到位,行业形象不佳。在此情况下,保险监管应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通过出台细化的监管政策和监管制度,明确行业服务标准,建立保险纠纷调解机制,加大失信惩戒体系,树立诚信服务的良好氛围。

(五)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

保险公司违规处罚条例篇2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完善途径;处罚公告

一、引言

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专业服务组织,其执业质量是立身之本。随着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诚信意识、质量意识、风险意识不断增强,专业水平和执业能力持续提高,事务所执业质量明显改善,得到证券市场和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肯定。但也不可否认,会计师事务所在执业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社会公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中注协在2012年全国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监管工作会议中提出,当前新形势下注册会计师行业出现新的问题:事务所存在以牺牲业务质量为代价的不正当低价竞争行为、收取与客户相关的介绍费或佣金、为获得客户而支付业务介绍费、商业贿赂、或有收费等不正当行为,存在串通舞弊、挂名签字、兼职执业等违法违规行为。2012年1月1日起新的《审计准则》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开始实施,这些行业新规范的执行必将在提高审计工作质量、降低市场风险、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保护公众利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从中国知网查阅的文献看,以证监会处罚公告的视角研究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审计责任、证券市场的监管居多,从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讨论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的文献也不乏其数,但遗憾的是还未查找到将证监会处罚公告与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论文。本文旨在从证监会处罚公告的案情披露中,分析近些年来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涉案注册会计师的违规事项及原因,总结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过程中出现的质量控制问题,提出完善质量控制的途径,从而降低审计风险、如实反映上市公司实际与合理确定审计意见类型。

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问题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证监会在其官方网站的对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公告为研究总体。通过对2001年至2011年处罚公告的阅读与收集,取得11年期间的处罚公告共33条记录。这些处罚基本上涵盖了近些年来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比较有影响的财务舞弊案。

(二)证监会处罚公告的统计分析

1.处罚公告的年度数量分析

表1描述性统计了按年份公布的违规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数量。可以看出,证监会每年的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公告数量不尽相同。2001年至2006年呈减少的趋势,2007年增长,至2008年度达到最高值,全年6份处罚公告,涉及4所会计师事务所与15位注册会计师。2009年至2011年,处罚公告的数量又逐年减少。

2.处罚递延时间分析

本文以处罚递延时间反映证监会监管的及时性。处罚递延时间指的是被审计财务报表的年度与证监会处罚公告的年度差距。如果是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进行连续报表审计,以最后一年的财务报告审计年度为基准,计算与证监会处罚公告日期经过的时间。33例处罚公告涉及的递延时间如表2所示。2004年证监罚字39号处罚公告中未出现所涉及的年度,导致无法判断递延时间。

经过数据统计与分析发现:处罚递延年限在三年以内的占36.36%,居于首位;其次是四年之内的处罚递延年限,占27.27%;最长的处罚递延年限长达7年。另外,还有1例因为超过追溯时限,有3名注册会计师未受到处罚。这一现象表明,证监会对相关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调查、行政处罚公告时间距离发生的违规审计业务有一段滞后期。从处罚公告样本中可以看到,有16例违规审计涉及到连续2年以上财务报表舞弊,其中1例连续4个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都有重大问题。另外,也有个别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因为违规而多次受到处罚。

3.处罚决定类型分析

证监会对违规事实调查之后,依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证券法》等规定,对违规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作出相应的处罚。处罚类型的数量与比例如表3所示。

从表3数据可以看出,对违规事务所的处罚以警告与经济惩罚并行,对注册会计师的处罚也以罚款为主。33例罚单中,最大一笔罚单是“没收业务收入五十万元,并处以五十万元罚款”。与此对比的是:2012年1月初,“四大”之一的普华永道(pwC)在英国收到当地金融监管部门英国会计与保险精算纪律委员会(accountancyandactuarialDisciplineBoard,aaDB)140万英镑的罚单;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在今年2月份表示,将对“四大”之一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ernst&Young)处以200万美元的罚款,而这将成为pCaoB迄今开出的最大金额的罚单。以惩罚金额低的经济手段为主的行政处罚导致违规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的违规成本不高,从而不利于审计质量的根本改善。

4.违规事项分析

保险公司违规处罚条例篇3

188万元的罚金,被停止接受团体保险长期险新业务一年,再加上董事长、董事、董秘被撤职,华夏人寿最近很是焦头烂额。

2010年3月9日至4月23日,保监会对华夏人寿进行了综合性检查,发现2007年至2009年,华夏人寿存在公司财务资料重大虚假记载、向保监会报送虚假的自查报告、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费率、债券回购超过监管规定比例上限、部分报告和报表内容不真实等违法违规行为。

除了高额罚单,华夏人寿受罚尤其引人关注的是,相对于此前保险公司经营层“出事”,华夏人寿更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出现在董事会层面,因此出现了极为罕见的董事长“丢官”。

作为我国目前唯一将总部设在陕西的寿险公司,华夏人寿早就设立了西安、北京的双总部架构。不知是与监管部门进行寿险业结构调整的主旋律相呼应,还是迫于偿付能力的压力,2010年华夏人寿放慢了发展脚步。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华夏人寿保费收入24.7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而2009年全年,其增长率为43%。

一位保险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财务造假、内控造假,多个部门都涉及违规,反映出小保险公司内控机制存在问题,“华夏绝非个案,随着监管摸底的深入,这些暗箱操作的行为肯定会逐一曝光。”

这位业内人士说的没错。近来,保监会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还真不少,多家保险公司也在这次整顿中不情愿地露了脸。

嘉禾人寿榜上有名。其在2008年第4季度和2009年第1季度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继续增加股票投资的行为,被处以10万元的行政处罚。

阳光农险总公司及齐齐哈尔中心支公司因未经批准擅自设立担保公司和生产资料公司,擅自任命高管,并提供虚假的营运资金资料以及虚假的农业保险理赔资料和退还保费资料,被保监会处以81万元罚款、停止接受公司垦区外非农险业务的新业务6个月的合并处罚。

保险公司违规处罚条例篇4

第一条为了规范期货交易行为,加强对期货交易的监督管理,维护期货市场秩序,防范风险,保护期货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期货市场积极稳妥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期货交易,包括商品和金融期货合约、期权合约交易及其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从事期货交易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禁止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等违法行为。

第四条期货交易应当在依法设立的期货交易所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交易场所进行。

禁止在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禁止变相期货交易。

第五条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对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第二章期货交易所

第六条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

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

第七条期货交易所不以营利为目的,按照其章程的规定实行自律管理。期货交易所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期货交易所的负责人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任免。

期货交易所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第八条期货交易所会员应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期货交易所可以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期货交易所会员由结算会员和非结算会员组成。

结算会员的结算业务资格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受理结算业务资格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第九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期货交易所的负责人、财务会计人员:

(一)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解除职务的期货交易所、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负责人,或者期货公司、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自被解除职务之日起未逾5年;

(二)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撤销资格的律师、注册会计师或者投资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验证机构的专业人员,自被撤销资格之日起未逾5年。

第十条期货交易所应当依照本条例和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交易活动的风险控制和对会员以及交易所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期货交易所履行下列职责:

(一)提供交易的场所、设施和服务;

(二)设计合约,安排合约上市;

(三)组织并监督交易、结算和交割;

(四)保证合约的履行;

(五)按照章程和交易规则对会员进行监督管理;

(六)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职责。

期货交易所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期货交易。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并报国务院批准,期货交易所不得从事信托投资、股票投资、非自用不动产投资等与其职责无关的业务。

第十一条期货交易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下列风险管理制度:

(一)保证金制度;

(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

(三)涨跌停板制度;

(四)持仓限额和大户持仓报告制度;

(五)风险准备金制度;

(六)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风险管理制度。

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期货交易所,还应当建立、健全结算担保金制度。

第十二条当期货市场出现异常情况时,期货交易所可以按照其章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并应当立即报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

(一)提高保证金;

(二)调整涨跌停板幅度;

(三)限制会员或者客户的最大持仓量;

(四)暂时停止交易;

(五)采取其他紧急措施。

前款所称异常情况,是指在交易中发生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的行为或者发生不可抗拒的突发事件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

异常情况消失后,期货交易所应当及时取消紧急措施。

第十三条期货交易所办理下列事项,应当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制定或者修改章程、交易规则;

(二)上市、中止、取消或者恢复交易品种;

(三)上市、修改或者终止合约;

(四)变更住所或者营业场所;

(五)合并、分立或者解散;

(六)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期货交易所上市新的交易品种,应当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

第十四条期货交易所的所得收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但应当首先用于保证期货交易场所、设施的运行和改善。

第三章期货公司

第十五条期货公司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条例规定设立的经营期货业务的金融机构。设立期货公司,应当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注册。

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或者变相设立期货公司,经营期货业务。

第十六条申请设立期货公司,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从业人员具有期货从业资格;

(三)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章程;

(四)主要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信誉良好,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五)有合格的经营场所和业务设施;

(六)有健全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

(七)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原则和各项业务的风险程度,可以提高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股东应当以货币或者期货公司经营必需的非货币财产出资,货币出资比例不得低于85%。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受理期货公司设立申请之日起6个月内,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进行审查,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委托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者管理期货公司的股权。

第十七条期货公司业务实行许可制度,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其商品期货、金融期货业务种类颁发许可证。期货公司除申请经营境内期货经纪业务外,还可以申请经营境外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期货业务。

期货公司不得从事与期货业务无关的活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期货公司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期货自营业务。

期货公司不得为其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人提供融资,不得对外担保。

第十八条期货公司从事经纪业务,接受客户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为客户进行期货交易,交易结果由客户承担。

第十九条期货公司办理下列事项,应当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合并、分立、停业、解散或者破产;

(二)变更公司形式;

(三)变更业务范围;

(四)变更注册资本;

(五)变更5%以上的股权;

(六)设立、收购、参股或者终止境外期货类经营机构;

(七)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前款第(四)项、第(七)项所列事项,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前款所列其他事项,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第二十条期货公司办理下列事项,应当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批准:

(一)变更法定代表人;

(二)变更住所或者营业场所;

(三)设立或者终止境内分支机构;

(四)变更境内分支机构的营业场所、负责人或者经营范围;

(五)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所列事项,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前款第(三)项所列事项,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第二十一条期货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办理期货业务许可证注销手续:

(一)营业执照被公司登记机关依法注销;

(二)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3个月未开始营业,或者开业后无正当理由停业连续3个月以上;

(三)主动提出注销申请;

(四)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

期货公司在注销期货业务许可证前,应当结清相关期货业务,并依法返还客户的保证金和其他资产。期货公司分支机构在注销经营许可证前,应当终止经营活动,妥善处理客户资产。

第二十二条期货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业务管理规则、风险管理制度,遵守信息披露制度,保障客户保证金的存管安全,按照期货交易所的规定,向期货交易所报告大户名单、交易情况。

第二十三条从事期货投资咨询以及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等业务的其他期货经营机构,应当取得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资格,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第四章期货交易基本规则

第二十四条在期货交易所进行期货交易的,应当是期货交易所会员。

第二十五条期货公司接受客户委托为其进行期货交易,应当事先向客户出示风险说明书,经客户签字确认后,与客户签订书面合同。期货公司不得未经客户委托或者不按照客户委托内容,擅自进行期货交易。

期货公司不得向客户做获利保证;不得在经纪业务中与客户约定分享利益或者共担风险。

第二十六条下列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期货交易,期货公司不得接受其委托为其进行期货交易:

(一)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二)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期货交易所、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和期货业协会的工作人员;

(三)证券、期货市场禁止进入者;

(四)未能提供开户证明材料的单位和个人;

(五)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不得从事期货交易的其他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七条客户可以通过书面、电话、互联网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向期货公司下达交易指令。客户的交易指令应当明确、全面。

期货公司不得隐瞒重要事项或者使用其他不正当手段诱骗客户发出交易指令。

第二十八条期货交易所应当及时公布上市品种合约的成交量、成交价、持仓量、最高价与最低价、开盘价与收盘价和其他应当公布的即时行情,并保证即时行情的真实、准确。期货交易所不得价格预测信息。

未经期货交易所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期货交易即时行情。

第二十九条期货交易应当严格执行保证金制度。期货交易所向会员、期货公司向客户收取的保证金,不得低于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期货交易所规定的标准,并应当与自有资金分开,专户存放。

期货交易所向会员收取的保证金,属于会员所有,除用于会员的交易结算外,严禁挪作他用。

期货公司向客户收取的保证金,属于客户所有,除下列可划转的情形外,严禁挪作他用:

(一)依据客户的要求支付可用资金;

(二)为客户交存保证金,支付手续费、税款;

(三)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期货公司应当为每一个客户单独开立专门账户、设置交易编码,不得混码交易。

第三十一条期货公司经营期货经纪业务又同时经营其他期货业务的,应当严格执行业务分离和资金分离制度,不得混合操作。

第三十二条期货交易所会员、客户可以使用标准仓单、国债等价值稳定、流动性强的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进行期货交易。有价证券的种类、价值的计算方法和充抵保证金的比例等,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第三十三条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事期货保证金存管、期货结算业务的资格,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三十四条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应当按照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财政部门的规定提取、管理和使用风险准备金,不得挪用。

第三十五条期货交易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并公布。

第三十六条期货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

第三十七条期货交易的结算,由期货交易所统一组织进行。

期货交易所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期货交易所应当在当日及时将结算结果通知会员。

期货公司根据期货交易所的结算结果对客户进行结算,并应当将结算结果按照与客户约定的方式及时通知客户。客户应当及时查询并妥善处理自己的交易持仓。

第三十八条期货交易所会员的保证金不足时,应当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会员未在期货交易所规定的时间内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的,期货交易所应当将该会员的合约强行平仓,强行平仓的有关费用和发生的损失由该会员承担。

客户保证金不足时,应当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客户未在期货公司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的,期货公司应当将该客户的合约强行平仓,强行平仓的有关费用和发生的损失由该客户承担。

第三十九条期货交易的交割,由期货交易所统一组织进行。

交割仓库由期货交易所指定。期货交易所不得限制实物交割总量,并应当与交割仓库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交割仓库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出具虚假仓单;

(二)违反期货交易所业务规则,限制交割商品的入库、出库;

(三)泄露与期货交易有关的商业秘密;

(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参与期货交易;

(五)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条会员在期货交易中违约的,期货交易所先以该会员的保证金承担违约责任;保证金不足的,期货交易所应当以风险准备金和自有资金代为承担违约责任,并由此取得对该会员的相应追偿权。

客户在期货交易中违约的,期货公司先以该客户的保证金承担违约责任;保证金不足的,期货公司应当以风险准备金和自有资金代为承担违约责任,并由此取得对该客户的相应追偿权。

第四十一条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期货交易所,应当向结算会员收取结算担保金。期货交易所只对结算会员结算,收取和追收保证金,以结算担保金、风险准备金、自有资金代为承担违约责任,以及采取其他相关措施;对非结算会员的结算、收取和追收保证金、代为承担违约责任,以及采取其他相关措施,由结算会员执行。

第四十二条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和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应当保证期货交易、结算、交割资料的完整和安全。

第四十三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不得恶意串通、联手买卖或者以其他方式操纵期货交易价格。

第四十四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规使用信贷资金、财政资金进行期货交易。

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事期货交易融资或者担保业务的资格,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四十五条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进行境内外期货交易,应当遵循套期保值的原则,严格遵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关于企业以国有资产进入期货市场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六条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对境内单位或者个人从事境外商品期货交易的品种进行核准。

境外期货项下购汇、结汇以及外汇收支,应当符合国家外汇管理有关规定。

境内单位或者个人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办法,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外汇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第五章期货业协会

第四十七条期货业协会是期货业的自律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

期货公司以及其他专门从事期货经营的机构应当加入期货业协会,并缴纳会员费。

第四十八条期货业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会员大会。

期货业协会的章程由会员大会制定,并报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期货业协会设理事会。理事会成员按照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

第四十九条期货业协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教育和组织会员遵守期货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制定会员应当遵守的行业自律性规则,监督、检查会员行为,对违反协会章程和自律性规则的,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三)负责期货从业人员资格的认定、管理以及撤销工作;

(四)受理客户与期货业务有关的投诉,对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

(五)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向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反映会员的建议和要求;

(六)组织期货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开展会员间的业务交流;

(七)组织会员就期货业的发展、运作以及有关内容进行研究;

(八)期货业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期货业协会的业务活动应当接受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第六章监督管理

第五十条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对期货市场实施监督管理,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有关期货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并依法行使审批权;

(二)对品种的上市、交易、结算、交割等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三)对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交割仓库等市场相关参与者的期货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四)制定期货从业人员的资格标准和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

(五)监督检查期货交易的信息公开情况;

(六)对期货业协会的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

(七)对违反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

(八)开展与期货市场监督管理有关的国际交流、合作活动;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十一条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和交割仓库进行现场检查;

(二)进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场所调查取证;

(三)询问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事项做出说明;

(四)查阅、复制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财产权登记等资料;

(五)查阅、复制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的期货交易记录、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和资料,可以予以封存;

(六)查询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的保证金账户和银行账户;

(七)在调查操纵期货交易价格、内幕交易等重大期货违法行为时,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限制被调查事件当事人的期货交易,但限制的时间不得超过15个交易日;案情复杂的,可以延长至30个交易日;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五十二条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应当向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报送财务会计报告、业务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

对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报送的年度报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指定专人进行审核,并制作审核报告。审核人员应当在审核报告上签字。审核中发现问题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必要时,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交割仓库,以及期货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人报送相关资料。

第五十三条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进行监督检查或者调查时,被检查、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

第五十四条国家根据期货市场发展的需要,设立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

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第五十五条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制度,设立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

客户和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以及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应当遵守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有关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的规定。

第五十六条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对保证金安全实施监控,进行每日稽核,发现问题应当立即报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依照本条例有关规定及时处理。

第五十七条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对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和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期货从业人员,实行资格管理制度。

第五十八条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制定期货公司持续性经营规则,对期货公司的净资本与净资产的比例,净资本与境内期货经纪、境外期货经纪等业务规模的比例,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例等风险监管指标做出规定;对期货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经营条件、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保证金存管、关联交易等方面提出要求。

第五十九条期货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不符合持续性经营规则或者出现经营风险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期货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采取谈话、提示、记入信用记录等监管措施或者责令期货公司限期整改,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期货公司逾期未改正,其行为严重危及期货公司的稳健运行、损害客户合法权益,或者涉嫌严重违法违规正在被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调查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别情形,对其采取下列措施:

(一)限制或者暂停部分期货业务;

(二)停止批准新增业务或者分支机构;

(三)限制分配红利,限制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报酬、提供福利;

(四)限制转让财产或者在财产上设定其他权利;

(五)责令更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有关业务部门、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

(六)限制期货公司自有资金或者风险准备金的调拨和使用;

(七)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行使股东权利。

对经过整改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持续性经营规则要求的期货公司,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验收完毕之日起3日内解除对其采取的有关措施。

对经过整改仍未达到持续性经营规则要求,严重影响正常经营的期货公司,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有权撤销其部分或者全部期货业务许可、关闭其分支机构。

第六十条期货公司违法经营或者出现重大风险,严重危害期货市场秩序、损害客户利益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期货公司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或者接管等监管措施。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以对该期货公司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采取以下措施:

(一)通知出境管理机关依法阻止其出境;

(二)申请司法机关禁止其转移、转让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财产,或者在财产上设定其他权利。

第六十一条期货公司的股东有虚假出资或者抽逃出资行为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责令其转让所持期货公司的股权。

在股东按照前款要求改正违法行为、转让所持期货公司的股权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限制其股东权利。

第六十二条当期货市场出现异常情况时,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采取必要的风险处置措施。

第六十三条期货公司的交易软件、结算软件,应当满足期货公司审慎经营和风险管理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有关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规定的要求。期货公司的交易软件、结算软件不符合要求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有权要求期货公司予以改进或者更换。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期货公司的交易软件、结算软件的供应商提供该软件的相关资料,供应商应当予以配合。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对供应商提供的相关资料负有保密义务。

第六十四条期货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或者股权被冻结或者用于担保,以及发生其他重大事件时,期货公司及其相关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自该事件发生之日起5日内向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提交书面报告。

第六十五条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向期货交易所和期货公司等市场相关参与者提供相关服务时,应当遵守期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并按照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第六十六条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与有关部门建立监督管理的信息共享和协调配合机制。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

第六十七条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期货交易所、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和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等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办事,公正廉洁,保守国家秘密和有关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的利益。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六十八条期货交易所、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一)违反规定接纳会员的;

(二)违反规定收取手续费的;

(三)违反规定使用、分配收益的;

(四)不按照规定公布即时行情的,或者价格预测信息的;

(五)不按照规定向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报告义务的;

(六)不按照规定向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报送有关文件、资料的;

(七)不按照规定建立、健全结算担保金制度的;

(八)不按照规定提取、管理和使用风险准备金的;

(九)违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有关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规定的;

(十)限制会员实物交割总量的;

(十一)任用不具备资格的期货从业人员的;

(十二)违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本条第一款第(二)项所列行为的,应当责令退还多收取的手续费。

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有本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一)项、第(十二)项所列行为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处罚、处分。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有本条第一款第(九)项、第(十二)项所列行为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处罚、处分。

第六十九条期货交易所、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一)未经批准,擅自办理本条例第十三条所列事项的;

(二)允许会员在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期货交易的;

(三)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期货交易,或者违反规定从事与其职责无关的业务的;

(四)违反规定收取保证金,或者挪用保证金的;

(五)伪造、涂改或者不按照规定保存期货交易、结算、交割资料的;

(六)未建立或者未执行当日无负债结算、涨跌停板、持仓限额和大户持仓报告制度的;

(七)拒绝或者妨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监督检查的;

(八)违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有本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七)项、第(八)项所列行为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处罚、处分。

第七十条期货公司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期货业务许可证:

(一)接受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委托的;

(二)允许客户在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期货交易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办理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所列事项的;

(四)违反规定从事与期货业务无关的活动的;

(五)从事或者变相从事期货自营业务的;

(六)为其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人提供融资,或者对外担保的;

(七)违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有关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规定的;

(八)不按照规定向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报告义务或者报送有关文件、资料的;

(九)交易软件、结算软件不符合期货公司审慎经营和风险管理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有关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规定的要求的;

(十)不按照规定提取、管理和使用风险准备金的;

(十一)伪造、涂改或者不按照规定保存期货交易、结算、交割资料的;

(十二)任用不具备资格的期货从业人员的;

(十三)伪造、变造、出租、出借、买卖期货业务许可证或者经营许可证的;

(十四)进行混码交易的;

(十五)拒绝或者妨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监督检查的;

(十六)违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

期货公司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撤销任职资格、期货从业人员资格。

期货公司之外的其他期货经营机构有本条第一款第(八)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第(十五)项、第(十六)项所列行为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期货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人未经批准擅自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者管理期货公司股权的,拒不配合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检查,拒不按照规定履行报告义务、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或者报送、提供的信息和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第七十一条期货公司有下列欺诈客户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期货业务许可证:

(一)向客户做获利保证或者不按照规定向客户出示风险说明书的;

(二)在经纪业务中与客户约定分享利益、共担风险的;

(三)不按照规定接受客户委托或者不按照客户委托内容擅自进行期货交易的;

(四)隐瞒重要事项或者使用其他不正当手段,诱骗客户发出交易指令的;

(五)向客户提供虚假成交回报的;

(六)未将客户交易指令下达到期货交易所的;

(七)挪用客户保证金的;

(八)不按照规定在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开立保证金账户,或者违规划转客户保证金的;

(九)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欺诈客户的行为。

期货公司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撤销任职资格、期货从业人员资格。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编造并且传播有关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期货交易市场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第七十二条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提供虚假申请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期货业务许可的,撤销其期货业务许可,没收违法所得。

第七十三条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在对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利用内幕信息从事期货交易,或者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使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期货交易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10万元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从事内幕交易的,还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期货交易所和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内幕交易的,从重处罚。

第七十四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20万元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合约,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的;

(二)蓄意串通,按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期货交易,影响期货交易价格或者期货交易量的;

(三)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影响期货交易价格或者期货交易量的;

(四)为影响期货市场行情囤积现货的;

(五)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的行为。

单位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五条交割仓库有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期货交易所暂停或者取消其交割仓库资格。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六条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违反本条例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关于企业以国有资产进入期货市场的有关规定进行期货交易,或者单位、个人违规使用信贷资金、财政资金进行期货交易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

第七十七条境内单位或者个人违反规定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20万元的,并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其境外期货交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八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非法设立或者变相设立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或者擅自从事期货业务,或者组织变相期货交易活动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20万元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九条期货公司的交易软件、结算软件供应商拒不配合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调查,或者未按照规定向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提供相关软件资料,或者提供的软件资料有虚假、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条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未勤勉尽责,所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没收业务收入,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并处业务收入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一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的,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宣布该个人、该单位或者该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为期货市场禁止进入者。

第八十二条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期货交易所、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和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等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泄露知悉的国家秘密或者会员、客户商业秘密,或者、、、收受贿赂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第八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四条对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涉及其他有关部门法定职权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处理;属于其他有关部门法定职权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移交其他有关部门处理。

第八章附则

第八十五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期货合约,是指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根据合约标的物的不同,期货合约分为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商品期货合约的标的物包括农产品、工业品、能源和其他商品及其相关指数产品;金融期货合约的标的物包括有价证券、利率、汇率等金融产品及其相关指数产品。

(二)期权合约,是指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物(包括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合约。

(三)保证金,是指期货交易者按照规定标准交纳的资金,用于结算和保证履约。

(四)结算,是指根据期货交易所公布的结算价格对交易双方的交易盈亏状况进行的资金清算和划转。

(五)交割,是指合约到期时,按照期货交易所的规则和程序,交易双方通过该合约所载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或者按照规定结算价格进行现金差价结算,了结到期未平仓合约的过程。

(六)平仓,是指期货交易者买入或者卖出与其所持合约的品种、数量和交割月份相同但交易方向相反的合约,了结期货交易的行为。

(七)持仓量,是指期货交易者所持有的未平仓合约的数量。

(八)持仓限额,是指期货交易所对期货交易者的持仓量规定的最高数额。

(九)仓单,是指交割仓库开具并经期货交易所认定的标准化提货凭证。

(十)涨跌停板,是指合约在1个交易日中的交易价格不得高于或者低于规定的涨跌幅度,超出该涨跌幅度的报价将被视为无效,不能成交。

(十一)内幕信息,是指可能对期货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包括: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制定的对期货交易价格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政策,期货交易所做出的可能对期货交易价格发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期货交易所会员、客户的资金和交易动向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期货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

(十二)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是指由于其管理地位、监督地位或者职业地位,或者作为雇员、专业顾问履行职务,能够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包括:期货交易所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由于任职可获取内幕信息的从业人员,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八十六条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批准设立期货专门结算机构,专门履行期货交易所的结算以及相关职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八十七条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收购或者参股期货经营机构,以及境外期货经营机构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含代表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第八十八条在期货交易所之外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交易场所进行的期货交易,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十九条任何机构或者市场,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采用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同时采用以下交易机制或者具备以下交易机制特征之一的,为变相期货交易:

(一)为参与集中交易的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

(二)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和保证金制度,同时保证金收取比例低于合约(或者合同)标的额20%的。

本条例施行前采用前款规定的交易机制或者具备前款规定的交易机制特征之一的机构或者市场,应当在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整改。

第九十条不属于期货交易的商品或者金融产品的其他交易活动,由国家有关部门监督管理,不适用本条例。

第九十一条本条例自2007年4月15日起施行。1999年6月2日国务院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新华社北京讯,3月24日《人民日报》)

保险公司违规处罚条例篇5

一、临时号牌过期引发的赔付之争

2015年2月9日,徐某(被保险人)购买了一辆欧蓝德新车,同时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车辆保险,所购险种包括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人民币27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5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5年2月10日0时起至2016年2月9日24时止。由于自选车辆牌照不能当时办理,徐某便为其新车办理了临时牌照,该牌照有效期为30日。

2015年4月20日8时许,徐某驾驶被保险车辆不慎碰撞行人袁某,公安机关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保险人负事故全部责任,徐某因此应对袁某的人身伤害予以赔偿。之后,徐某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就其损失予以赔付。保险公司对交强险的赔付表示认同,但拒绝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范围内予以赔付。拒绝之理由为,徐某和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机动车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徐某领取的临时号牌有效期仅为30日,意即,自2015年3月12日零时起,其临时号牌自动失效。事故发生时间为2015年4月20日,其时车辆号牌早已失效,属于上述条款中没有临时号牌的情形,根据该条款的约定,保险人可以不予赔付。徐某因此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被保险人、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条之规定,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号牌。徐某之新车虽取得临时号牌,但该临时号牌已过期,应视为没有号牌或临时号牌。并且,保险合同条款明确约定,被保险机动车没有号牌或临时号牌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可以拒绝赔付,该约定为有效约定,故徐某的诉求不能获得支持。

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在上诉中,徐某增加了四个理由:一是保险人对免除其责任的条款未尽说明义务;二是临时号牌过期并不等于没有临时号牌;三是临时号牌过期虽应受行政处罚,但不应对民事行为有所影响;四是临时号牌过期与保险事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且并未增加被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了原判决,在判决书中,法院详细反驳了徐某所增之第一个理由,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保险人已尽说明义务。并将临时号牌过期认定为没有临时号牌,以此反驳徐某所增第二个理由。对第三、第四个理由,二审法院则作了模糊处理,认定该条款约定事项与保险事故间有无因果关系,并不影响该条款的法律效力,亦不构成该条款不予适用的法定事项。

就徐某所增前两个理由,笔者认为,在当前规定情况下,法院之认定并无太大问题。但是,对法院模糊处理的两个理由,自法理角度,却不无考量余地。在此,我们应当思考的是,被保险人违反必须具有号牌或临时号牌方可上路的规定,是否可以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临时号牌并非事故发生之原因,保险人是否可以拒赔?

二、临时号牌的行政管理与保险赔付

实务中,保险公司常以临时号牌过期属于没有临时号牌、而没有临时号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为由拒绝赔付。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有观点认为,根据这一规定,机动车在领取正式号牌之前,若要上路行驶,必须有临时号牌,若没有临时号牌,自属违法。被保险人违反法律规定,应受处罚。且被保险人既已违法,保险公司若仍予赔付,乃是对法律的不尊重,为维护法律尊严,保险合同可以约定对该违法情形拒赔。这一观点的本质有二:一为被保险人违法应当受到处罚;二为被保险人违法,为维护法律尊严,保险公司可以拒绝赔付。

保险公司应否赔付,需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条之性质谈起,笔者以为,该规定应属行政管理性质。《道路交通安全法》之所以规定机动车上路必须有临时号牌,其目的在于方便公安部门管理机动车。对于机动车而言,其号牌或临时号牌好比居民之身份证,身份证与居民之个人信息挂钩,公安机关可以通过身份证掌握居民个人信息。机动车之号牌亦然,号牌与机动车之车主信息挂钩,若机动车出现肇事、违章等情形,只要掌握了该车号牌,便可以掌握车主信息,进一步要求车主承担责任。若无号牌,难以想象公安机关如何破获车辆肇事、违章等案件。正是基于这一行政管理需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条才出现了机动车必须有号牌或者临时号牌的规定,将这一规定定位为行政管理性质,应无疑问。

被保险人违反行政管理性质之法律规定,自当受到处罚,而这种处罚,性质上当然应为行政处罚。《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分值》第1条第5款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或者故意遮挡、污损、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一次性计12分。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据此,公安机关可以对机动车驾驶人处以记12分的处罚,并可罚款20200元。这些处罚,均属行政处罚。

然而,保险人能否以被保险人违反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赔付,应另当别论。笔者认为,被保险人违反法律规定不应成为保险人拒赔的理由。其原因是:

首先,被保险人违反法律规定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与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分属两个法律关系,且这两个法律关系之间互不影响。如上所述,被保险人驾驶没有临时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违反行政管理法规,其与公安机关之间形成了行政处罚关系,违反者须承担行政责任。而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合同关系,违反者须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通常并无联系,行政机关不应因当事人应承担民事责任而对之课以行政责任,反之,民事行为当事人亦不应因对方当事人承担行政责任而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保险人不得主张被保险人违反行政法规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

其次,若保险人可因没有临时号牌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可能造成过罚失当。倘若保险人可因没有临时号牌拒绝赔付,一方面,被保险人不仅需要承担行政责任,而且需要承担合同责任,被保险人因一个行为承担两种责任,稍显沉重,已有过罚失当之嫌。另一方面,保险合同是一个特殊的领域,为了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被保险人的违法行为通常并不能阻却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例如,被保险人驾车闯红灯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但保险人通常不能拒绝赔付。闯红灯之行为,在危险程度上大于没有临时号牌之情形,倘若闯红灯不能拒赔,则保险人基于被保险车辆没有临时号牌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便是较为明显的过罚适当。

再次,从英美国家的司法实践看,如果违法行为与保险事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违法行为通常不会阻却保险赔付。例如,在英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被保险人雇佣的船长将船舶带出航行范围,在此期间船舶发生火灾,被保险人要求保险人赔付,保险人以船长将船舶带出航行范围属于违法行为为由拒绝赔付。英国法院认为保险人仍应该赔付,理由是该违法行为与保险事故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联系。车辆没有临时号牌这一违法行为,并不会导致保险事故发生,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依照英美法的惯例,保险人不能拒绝赔付。最后,若保险人可因没有临时号牌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最终受损害的可能是第三人。这在责任保险中颇为常见,典型的情形是,被保险人购买有责任保险,若因交通肇事造成第三人损失,而被保险人又没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倘若保险人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无疑使受害人雪上加霜。而社会并不希望这种情形出现。

综上所述,被保险人的违法行为,不应成为保险人免责的理由。保险人不能因《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条规定的存在免除自己的责任。

三、英美保险法保证制度之下的临牌过期免责条款

被保险人之违法行为不应成为保险人免责的理由,这是就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而言的。然而,倘若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与被保险人约定被保险车辆没有号牌或临时号牌发生之保险事故,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下称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则这一约定可以摆脱上述公法与私法之纠葛,成为纯粹合同条款而在私法领域内进行讨论。实务中,保险合同中每每出现这一条款,通常,这一条款出现在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部分,学理上称为除外责任。那么,这一条款是否能够免除保险人之保险责任?

临牌过期免责条款是否能够免除保险人之责任,应当从该条款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除外责任谈起。倘若其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除外责任,依照现行法律,只要保险人已尽说明义务,则保险人可以据此免除保险责任。

通常认为,临牌过期免责条款置于保险合同之责任免除部分,应为真正意义上的除外责任,然而,这一观点恐有疑问。判断一个条款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除外责任条款,不应以该条款在合同中所处的位置作为衡量标准,如果将放入责任免除部分的条款统统认定为是真正意义上的除外责任,则保险人可以将任何与保险标的及其风险毫无关系的内容放入责任免除部分,以此任意限缩其责任范围。例如,保险人在责任免除部分写明国庆节期间发生的事故,保险人可以拒绝赔付。而这一与风险毫无关系的约定显然是荒谬的。

判断一个条款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除外责任,应将该条款反映的内容是否符合除外责任的内涵和外延作为标准,以这两个标准衡量,临牌过期免责很难称为一种除外责任。除外责任是指保险合同中所规定的的保险人不打算承担的损失赔偿责任和不属于承保赔偿责任的损失风险。其外延包括对保单标的的限制、对承保风险类型的限制、对赔付保险金数额的限制和对保障期间的限制。从除外责任的内涵看,其要求除外责任应当是一种损失风险,被保险机动车没有临时号牌,对于车辆发生事故的影响微乎其微,将其作为一种损失风险诚属夸张。从除外责任的外延来看,因被保险机动车没有号牌或临时号牌而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情形,显然不属于对保险标的的限制对赔付保险金数额的限制对保障期间的限制三种情形,看似与对承保风险类型的限制有所关联,但细察之下不难发现,将被保险机动车没有号牌或临时号牌作为一种机动车发生事故的风险类型,实属牵强。因此,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考察,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均很难称为一种除外责任。

既然临牌过期免责在性质上不是一种除外责任,那么其法律性质为何?笔者以为,临牌过期免责本质上是一种英美法上的保证。英美法上的保险保证,是指保险合同中以书面文字或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使被保险人承诺某一事实状态存在或不存在,或持续存在或不存在,或者承担履行某种行为或不行为的保险合同条款。临牌过期免责本质是,被保险机动车上路行驶必须具有号牌或者临时号牌,在没有号牌或临时号牌的情况下上路行驶发生的事故,保险人不予赔付。实际上是保险人要求被保险人承诺机动车持续处于具有号牌或临时号牌的状态,或者说,保险人要求被保险人履行具有号牌或临时号牌的义务,否则保险人可以拒赔。这与英美保险法中的保证概念高度吻合,因此,可以将其认定为一种保证。英美保险法上的保证条款与责任免除条款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从地位上看,除外责任条款是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保证条款则是基本条款之外的特约条款。从条款内容来看,保证侧重于要求当事人义务之履行;除外责任则侧重于承保事故责任范围之确定。从法律的限制来看,保证可以由于弃权或禁反言等法律限制,而使保险人丧失以此作为抗辩的机会;而除外责任一般不会由于相同的理由被法官加以限制,进而扩大保险保障的范围。

英美保险法上的保证,最初是一种极其严格的制度,但是,由于其苛严的后果可能对被保险人极其不公,故在实践中不断被软化。最初的保证制度,无论被保险人所保证的事项与保险事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对保险标的存在的风险是否重要,只要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不仅保险人可以拒绝赔付,而且可能导致保险合同的无效。但是,在保证的实践过程中,由于保险人不顾被保证事项的重要性及其与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滥用保证制度规避自己的责任,导致产生了对被保险人极其不利的后果。基于对保证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对保险当事人双方缔约地位的考量,特别是对公平正义的坚持,外国法律逐渐对保证制度的严格性进行软化,例如,英国法院也认识到严格履行保证存在的缺陷,在司法实务中提出了以下限制措施:第一,保证未约定违反的法律后果时,违反保证不当然导致合同解除或无效,而要探求当事人真意;第二,约定的免责条款只有对保险风险有重要的实质的影响时,该条款才被解释为特约条款,即保证;第三,违反保证的行为只是增加了风险,只能对应导致保险合同效力暂时中断。

软化保证的本质是对保证制度进行限制,总结各国理论与实践可知,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重要性、风险增加性和因果关系三个方面。所谓重要性,是指被保险人保证的事项对保险标的的风险具有重要性,只有对保险标的的风险具有重要性的事项,才能被视为有效保证。所谓风险增加性是指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便会导致保险标的的风险增加,如果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事项,但对保险标的的风险没有影响或者影响不大,则不能被视为有效保证事项。所谓因果关系,是指保证事项与最终发生的事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倘若二者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则即使保证有效,保险人亦不能以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为由拒赔。

将临牌过期免责的保证与上述法律限制相对照,可以发现,保险人不能以此拒赔,甚至这一保证应当被视为无效保证。自重要性的角度看来,被保险机动车是否具有号牌或临时号牌,对保险标的之风险的影响并不重要,号牌并非发动机、刹车系统等车辆重要部件,对车辆事故的发生几无影响。自风险增加的角度看,对于没有号牌的车辆来说,其确实可能增加风险,因为没有号牌车辆违章的可能性大于有号牌的车辆,而违章行为导致风险的可能性更大,于是没有号牌车辆的风险有所增加,但是,这种风险的增加似乎并不很大;对于临时号牌过期的车辆来说,其风险并未增加,因为其号牌虽然过期,但根据该号牌依然能够查得违章行为,其违章的可能性与有号牌的车辆等同,风险也便不会增加。自因果关系的角度看,因车辆没有号牌或者临时号牌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亦即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由此可见,在上述法律限制之下,保险人不能以被保险机动车临时号牌过期为由拒绝赔付,甚至不排除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因不具有重要性和风险增加性而无效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即便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因该条款性质上属于保险法上的保证,且临牌过期不具有重要性、风险增加性,与保险事故之间仅有极其微弱的因果关系,保险人不得以此为由拒绝赔付。

四、我国保险法对临牌过期免责条款的内容控制

上文虽然论及临牌过期免责条款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除外责任,其本质乃是英美保险法上的保证条款,然而,我国保险法并未建立保证制度,法官无法适用保证制度判决保险人予以赔付。然则,在我国现行《保险法》制度下,保险人有权依照临牌过期免责条款拒绝赔付吗?

即便将临牌过期免责条款视为一种除外责任,其亦应受《保险法》关于格式条款规制的制约。实务中,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均由保险人提供,并未与被保险人协商,直接出现在保险合同之中,当属典型的格式条款。既属格式条款,自当受到《保险法》关于格式条款规制的制约。我国《保险法》对格式条款之规制,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其一,对保险人课以明确说明义务,即《保险法》第17条之规定;其二,格式条款的不利解释,即现行《保险法》第30条之规定;其三,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即《保险法》第19条之规定。由于目前保险人通常能够做到对除外责任的明确说明,加之机动车上路必须悬挂号牌或临时号牌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强制性规定,法院倾向于将该规定解释为禁止性规定,而针对法律中存在的禁止性规定,《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仅要求保险人做到提示即可,故通常来说,第一种规制方法很难对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形成规制。又因为临牌过期免责条款文字清晰,不会产生歧义理解,而不利解释原则仅适用于格式条款理解存在分歧理解之情形,故第二种规制方法对此亦难有适用余地。唯第三种规制方法可对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形成控制。

格式条款规制中的内容控制规定可以对临牌过期免责条款形成规制,为此,我们首先分析我国《保险法》关于内容控制之规定。我国《保险法》第19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这便是保险法中的格式条款内容控制规定。这一规定虽只有(一)、(二)两款,但由于第(一)款又可拆分为两种情形,故该规定之下的格式条款无效实际上变为三种情形:第一,保险人免除自己依法应当承担的义务之情形;第二,保险人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之情形;第三,保险人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之情形。

根据内容控制中的保险人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之规定,可以认定临牌过期免责条款无效,保险人不得以此为由拒赔。如上所述,内容控制的第二种情形为保险人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无效。此种情形中的责任,实指义务,因为从法理上讲,义务乃是责任的前提,没有义务便没有责任,故而,我们不妨将此种情形中责任作为义务理解。那么,在这一理解之下,临牌过期免责条款是否属于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情形?笔者以为,保险人以格式条款的方式将临牌过期约定为免责情形,本质上是要求被保险人履行机动车上路必须具有号牌或有效临时号牌的义务,而号牌或临时号牌之有无,对保险标的之风险不具有重要性,与保险事故之发生的因果联系极弱,本不应将具有号牌或有效的临时号牌约定为被保险人的义务,但保险人为了限缩其责任范围,要求被保险人履行与保险标的风险关系不大的义务,显然属于对被保险人义务的加重,亦是对被保险人责任的加重。因此,应将其认定为无效条款,临牌过期免责条款既为无效条款,保险人自应赔付。综上,即便将临牌过期免责条款作为除外责任,依照我国《保险法》关于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规定,该条款亦属无效条款,被保险机动车在临牌过期的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予赔付。

保险公司违规处罚条例篇6

近年来,一些基层安全监管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因“失职渎职”而被司法机关立案追责、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而被司法机关裁决撤销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问题既反映了行政执法与司法执法沟通衔接不够,也反映出基层部门及其安全检查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和执法不规范。

主要问题

基层安全监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执法过程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超越职权实施行政执法。基层安全监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和执法监察过程中,有的对发生安全事故的医院、学校、公共设施管理单位,甚至拆建自建房的村民合伙组织或村民实施处罚;有的将矿山企业采矿许可证过期仍进行生产的行为作为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实施处罚;有的地方煤矿安全监察部门未经政府授权,依照《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对存在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的煤矿企业实施处罚;甚至有的对运输车辆超员、超载、超速等违法违章行为实施处罚。

二是对非法、违法和违规行为辨别不清。将非法经营的加油站按正常经营的生产经营单位实施处罚;将烟花爆竹企业改造提升或矿山企业改扩建期间组织生产定性为非法生产;将企业主要负责人未取得安全资格证书进行生产定性为非法生产;将非法、违法建设的工程项目列入政府重点建设项目来推进;对边建设边使用或边技改边生产的矿山企业视而不见,甚至还下达生产任务。

三是不能正确适用法律法规依据。对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及其处罚措施,却依照部门规章规定实施处罚。如对非法经营成品油、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行为,本应依照新《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实施处罚,却以员工未按规定配备劳动防护用品为违法行为,依照《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处以5000元罚款;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运输经营单位,应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管理人员未取得资格证书违反《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处罚,却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有关规定处罚。

四是存在违法执法现象。首先是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就直接实施经济处罚,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首先责令改正或责令限期改正的程序;其次是实施执法过程中,在生产经营单位提出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处罚幅度之外,任意降低处罚数额实施处罚;再次是对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单位,未经事故调查处理程序,或事故调查报告未经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就实施了行政处罚。

五是行政执法程序不闭合。对安全监督检查、执法监察或检查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重大事故隐患,停留在知道和告知环节,未依法及时责令治理整改;对发现属于其他有关部门处理的违法案件未及时依法移送;对应经部门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的重大处罚事项,未经集体研究就作出处罚决定;对应申请司法机关强制执行的案件,未依法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

六是存在纵容违法现象。有的地方实施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仍以罚款为目的,并对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机构及其执法人员下达罚款任务指标。特别是对严重非法、违法行为,不是依法责令其停止非法、违法行为或予以取缔关闭,而是对其实施罚款后任其继续从事非法、违法活动;甚至有的地方对长期存在的非法、违法行为,安全生产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只是定期收缴罚款,没有依法纠正非法、违法行为,形成了以罚代管、罚而不管的恶劣现象。

七是基层行政执法难。对存在严重非法、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实施行政处罚时,常受到有关强势部门及其人员干预;向有关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常遭遇不能立案或不予受理现象;需相关部门联合执法、综合治理时,由于协调不动,导致各自为战,甚至推诿扯皮,致使不少非法、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如一些地方非法经营的加油站,少则几十个,多则几百个。而多数省辖市、县(市、区)执法车辆难以保障,包括想方设法争取来的执法车辆,也因安全监管部门未列入执法执勤用车配备序列而被没收,严重制约基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

八是涉嫌失职渎职犯罪增多。如对非法加油站的监督检查和执法监察方面,在并未造成人员重大伤亡、财产重大损失、严重政治影响和恶劣社会影响等严重后果情况下,有的基层司法机关对适用法律不当或违法实施处罚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立案追究刑事责任。在有关烟花爆竹燃放、锅炉爆炸、火灾、交通运输等事故事件处理中,对并不具有法定监管职责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也以涉嫌罪追究刑事责任。

原因分析

综合分析上述问题,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未将生产经营活动、生产经营单位和生产安全事故等基本概念,用法律条款作出明确的可操作性解释,致使安全生产及其监管职责边界不明确。

二是现行法律法规关于非法、违法和违规的法律规定较混乱,有的执法人员将未取得任何证照,或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而从事相关活动的行为认定为非法;有的将证照不全或未取得某一项许可证照,或主要负责人未取得资格证书而从事相关活动的行为认定为非法。

三是安全监管部门及其执法监察机构组建时间较短,新进人员多,安全生产执法业务培训跟不上,加上有些执法人员对法律法规学习领悟不够,依法行政意识不强,致使违法执法、以罚代管和执法程序不闭合等问题仍然存在。

四是省辖市、县(市、区)安全监管部门所属执法监察机构中,不少仍属于自收自支性质的事业单位,甚至有的安全监管局仍属事业单位,或其自收自支编制的人员比例较大,工资收入主要依赖罚款解决,致使有些部门及其执法机构不得不将罚款作为执法的重要任务,造成有的执法人员为能经常罚到款而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客观上为以罚代管、罚而不管创造了条件。

五是由于法律法规间不衔接和不统一,行政执法部门间不协调,行政执法和司法执法协调沟通机制未真正建立起来等因素,加上有些机关和执法人员不作为或不负责任,导致基层安全监管执法难。

六是基层司法机关办理失职渎职案件中,存在有上级机关对其下达内部任务或人员指标的情况,导致基层司法机关为完成上级下达的考核任务或指标,对一些本属于启动行政执法监督程序实施纠正和追究的适用法律不当、采取措施失当、违法实施处罚等行为,按照构成失职渎职犯罪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对策措施

尽快明确并统一法律法规的基本概念

一是制定《实施条例》等配套法规时,首先应将生产经营活动、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的概念,以法律法规条款作出可操作性的解释。二是在修订与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时,应将交通(包括道路交通、铁路交通、水上交通)、火灾、电力、特种设备等事故等级划分与《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关于生产安全事故等级的划分保持一致,并将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的交通、火灾、特种设备等事故与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考核和调查处理区别开;司法机关办理渎职侵权案件关于重大伤亡、重大损失的标准,也需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统一起来。三是统一法律法规对非法、违法、违规行为的认定,对无视法律法规规定、未取得任何证照擅自从事相关活动的违法行为定性为非法行为;对证照不全或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为认定为违法行为;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而不落实政策、命令和规程的行为认定为违规行为。

尽快完善安全生产主要法律法规制度

建议即将出台的《实施条例》对《安全生产法》下列条款作出进一步具体解释:即第二十二条中的“(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是指“监督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参与并指导、监督本单位各业务部门、车间(分厂、分公司、区队、坑厂)排查治理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组织治理重大事故隐患”;第四十三条中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生产经营单位的各业务部门、车间(分厂、分公司、区队、坑厂)的各类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岗位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定期检查、专项检查和班组巡查等的规定,及时进行安全检查”。这样规定,进一步厘清了企业安全生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还有,第四十三条中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检查中发现重大事故隐患,依照前款规定向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有关负责人不及时处理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可以向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是指“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存在或者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按照有关规定向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有关负责人不及时处理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可以向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作出处理”。此外,对第六十六条应增加一款解释,即是指“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向有关部门移送安全生产违法案件,或者向司法机关申请强制执行,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受理或者立案,并按照有关规定在限期内办结和反馈”。这样补充解释,可实现解决重大事故隐患各环节的无障碍对接。另外建议,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中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不得向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采购危险化学品”修改为“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不得向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采购、供应危险化学品”,并在法律责任上明确处理处罚规定,实现从危险化学品供应源头遏制非法经营行为。

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业务培训

严格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执法资格培训考核,对经过培训而考核不合格的不予颁证;实行执法业务轮训制度,加大基层安全生产执法人员执法业务轮训力度。在执法业务培训和考核中,应注重并强化案例教学和业务指导。通过培训考核,确保执法人员掌握相关工作准则:一是从执法依据及其效力上,要做到有法律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执法;无法律而有法规规定的依照法规规定执法;规章包括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只作为参照依据,无法律法规规定的依照规章规定执法。二是从准确适用法律依据上,要确保认定的违法事实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情形,适用所规定的处罚类型。三是须在法律法规规定幅度范围内,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参照规章或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作出决定。四是加强执法业务考核,实施错案责任追究,对违法执法、罚而不纠等情况严格问责。

解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设置问题

从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至少应从省级编制管理机构和安全监管部门的层面上,拿出关于基层安全监管机构设置的方案和指导意见,并加强督导检查,督促市、县(市、区)党委政府将安全监管机构设置为政府工作部门或直属行政机构,将基层安全监管部门所属执法监察机构设置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或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切实解决安全监管部门及其执法监察机构经费不能保障、执法人员工资福利依赖罚款的问题,从根本上避免和纠正以罚代管、罚而不管甚至纵容违法等问题。

尽快建立有效促进问题解决的工作机制

首先是完善问责机制,对行政执法部门间由于不依法及时移送、及时受理、及时办理导致严重后果的,依法依纪严格追究责任。其次是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司法执法协调沟通机制,确保实施行政执法过程中,对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行政执法部门应依法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申请的强制执行案件,司法机关应依法及时予以受理或立案查办。再次是从中央部委层面上,尽快将基层安全监管部门及其执法监察机构纳入执法执勤用车配备序列,以保障基层安全监察执法工作条件。

保险公司违规处罚条例篇7

内容提要:在公司与保险人签仃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之后,并非董事和高级职员实施的任何行为所引发的赔偿责任均须由保险人承担,对于其中的某些赔偿责任,保险人可以依照除外条款的约定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因此,为了实现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应当科学、合理地确定除外条款。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监发仁2002]1号)第39条规定:“

     4。违反其他类型忠实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除了上述义务之外,董事还应当承担禁止泄露公司秘密的义务,不得侵占或擅自处理公司财产的义务以及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其他非法收人的义务。如果董事违反了上述义务,就要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在董事和高级职员违反了上述忠实义务并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可以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此外,董事和高级职员实施的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可能会违反一国的刑法规定,并因此被提起刑事指控。法院在判决董事和高级职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通常会要求其交纳一定数额的罚款或罚金。从性质上看,罚款或罚金并非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惩戒责任人而采取的一种制裁措施,所以保险人一般拒绝就罚款或罚金承担保险责任。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刑事案件中,董事和高级职员为进行抗辩所支付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是否属于保险人的责任范围?事实上,在国外的保险实务中,一般允许保险人和投保人约定刑事案件中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的负担问题。一般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会约定,即使被保险人败诉,保险人也要向其支付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例如,在polychronv。crum&forsterinsco。案中,[14]法院认为,刑事案件中有关的辩护费用可以视为保险合同中的损失,法律将罚款、罚金等排除在保险人的责任范围之外,并不意味着辩护律师的辩护费用也被排除在外,在被保险人被宣告无罪时,尤其如此。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仅仅因为某个董事或高级职员故意实施的违法行为、欺诈行为以及不诚实行为就剥夺全体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权益,对于那些没有从事任何违法行为的董事和高级职员而言极为不公,这也使得董事责任保险分散公司管理人员经营责任风险的功能丧失殆尽。例如,某董事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故意篡夺公司机会,并导致公司遭受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因为该董事的故意行为就剥夺其他董事享有的保险权益,对那些无辜的董事而言是极为不公的。[15]因此,投保人在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时候,应当与保险人进行协商,在其所购买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添加分割性条款。按照分割性条款的规定,某个被保险人实施的违法行为、欺诈行为以及不诚实行为不会影响其他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保险权益,对其他董事和高级职员而言,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仍然有效。[16]所以,在订立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过程中,投保人应当特别注意在投保单和相关的保险单中是否包含了分割性条款,以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四、其他类型的保险合同除外条款

     依照法律或惯例应由其他类型的保险合同承保的事项一般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人身、精神损害及有形财产损害。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的责任范围主要限于被保险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实施不当行为对公司和利益相关主体造成的财产损失。此处所指的财产损失并不包括受害人遭受的有形财产损失。例如,因董事的不当指挥行为造成公司的高级仪器的损害,此时,董事要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该赔偿责任是由于损害公司的有形财产而产生的,所以不属于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保险人可以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此外,如果由于董事和高级职员的不当行为造成他人的人身损害,并进而导致他人遭受精神损害,此时,受害人所遭受的人身和精神损害也不属于保险人的责任范围。例如,董事在代表公司赶往某地签约的途中,因交通肇事造成他人严重残疾,并导致受害人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此时,董事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也属于保险人的除外责任。另外,董事和高级职员在日常工作中,如果因为一些意外事故的发生导致其自身遭受了人身和财产损害,例如,董事在视察工地建设的过程中被倒塌的建筑物砸伤,此时,董事遭受的人身伤害也属于保险人的除外责任。可见,董事和高级职员遭受的上述损失不属于董事责任保险人的责任范围,无法借助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分散上述责任风险。所以,董事和高级职员必须购买普通财产保险合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以及其他责任保险合同来分散上述风险。

     2。信托责任。信托责任是指公司管理人员以受托人、管理人的身份在管理或经营退休金、年金、分红、职工福利基金或其他职工福利项目时违反职责或合同义务所承担的赔偿责任。美国传统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通常将信托责任作为保险人的除外责任,并签发单独的信托责任保险单来承保该种风险。目前,无论在我国大陆地区还是我国台湾地区,尚无保险公司销售专门的信托责任保险合同,但是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已经有不少保险公司开始销售信托责任保险合同。按照信托责任保险合同的规定,当被保险人实施了不当行为时,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依照美国丘博保险公司销售的《信托责任保险合同》的规定,所谓不当行为包括:(1)实际或被指控违反美国《员工退休收人保障法》规定的信托义务。(2)在管理退休金或福利给付计划过程中实施的过失行为、错误或遗漏。(3)因担任退休金或福利给付计划的受托人而被提起的索赔诉讼。当被保险人被提起索赔请求之后,保险人应当承担的保险责任包括以下两部分:一是金钱上的损害赔偿金,包括法院判决的赔偿金与和解金,以及依照相关法令具有可保性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二是为了对抗第三人的索赔请求所支付的抗辩费用。

     3。专业责任。董事责任保险合同通常将某些专业人士的责任作为保险人的除外责任,例如,在某些公司中,董事可能会兼任公司的法律顾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董事以公司法律顾问的身份向公司提供法律建议,并因其提供不当法律建议造成公司损失时,应当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该种赔偿责任属于律师职业责任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与之相似,如果公司的董事同时是为公司提供财会服务的注册会计师,当其承办审计业务时,由于疏忽或过失造成公司损失的,应当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也不属于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而应当属于注册会计师责任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

     4。环境污染责任。当行为人污染环境造成第三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时候,应当向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或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按照美国和加拿大环境保护立法的规定,当公司在日常运作中造成环境污染时,除了公司本身要承担赔偿责任外,负有责任的董事和高级职员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通常情况下,董事责任保险人将上述赔偿责任排除在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之外。在保险实务中,环境污染责任除外条款通常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1)任何第三方主体因环境污染损害向董事和高级职员提起的索赔诉讼。(2)二级诉讼,例如,由于环境污染导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之后,股东向负有责任的董事和高级职员提起的派生诉讼。[17]目前,有许多保险公司专门销售承保环境污染责任的环境责任保险,有的国家甚至通过立法的形式推行环境责任强制保险。例如,德国1991〕年12月10日通过《环境责任法》及实施后,开始推行环境责任强制保险,要求其国内的所有工商企业都要投保环境责任保险。由此可见,虽然董事责任保险人将环境污染责任作为保险合同的除外条款,但董事和高级职员仍然可以通过购买环境责任保险来分散自己的责任风险。

     除了上述除外条款之外,保险公司还可根据自己承保的客户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些特别的除外条款。例如,美国环球产物保险公司和富邦产物保险公司在我国台湾地区销售的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合同中规定了以下特别除外条款:(1)被保险的董事和高级职员因直接或间接不当得利导致的赔偿请求。(2)为获取利益,而对政治团体、政府或军方官员、客户、债权人或债务人或其代表、利益关系人支付款项、佣金、赠与、贿赂而被提起索赔请求的。(3)因董事和高级职员保证或对外担保而被提起的索赔请求,但是依职权或授权者,不在此限。(4)任何由持有被保险公司10%以上之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所提出的赔偿请求。(5)任何由设立于美国、加拿大的从属公司的股东所提出的赔偿请求。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国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参考国外保险公司开发的保险条款的同时,根据我国的法律体系和现实情况,开发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董事责任保险除外条款,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需求。

 

 

 

注释:

[1]黄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以下简称黄事责任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扶义的童事责任保险,又称为黄事个人责任保险,是指以公司釜事和高级职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单独或共同实施的不当行为给公司和第三人(包括股东和债权人等)造成损害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订立的保险合同。在该保险中,被保险人是公司的黄事和高级职员;广义的黄事责任保险除了包含上述内容外,还包含公司补偿保险,即以公司根据章程以及与黄事和高级职员仃立的补偿合同向其承担的补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订立的保险合同。在公司补偿保险中,被保险人是黄事和高级职员所在的公司。在本文中,笔者论述的黄事责任保险合同仅指黄事个人责任保险合同,并不包括公司补偿保险合同。

 [2]peterwaldman,bankamericasettlessuitstiedtolosses,postsgainonsaleofbank一finnstake,wallstreetj。,jan。5,1988,at12。

 [3]seenationalunionfirehis。co。v。seafirstcorp。,891f。2d762,765一769(9thcir。1989)。

 [4]melaniek。palmore,"insuredv。insured"exclusionsindirectorandofficerliabilityinsurancepolicies:iscoverageavailablewhenchapter11trusteesanddebto。一in一possessionsueformerdirectorsandofficers?bankruptcydevelopmentsjournal,1992,vol。9,pp。103一105。

 [5]seegaryv。americancasualtyco。,753f。supp。1547,1550w。d。okla。1990);m2。hawleyins。co。v。fslic,695f。supp469,483(c。d。cal。1987)。

 [6]seejonathanr。macey,geoffreyp。miller,bankfailures,riskmonitoring,andthemarketforbankcontrol,colum。l。rev。,1988,v01。88,p。1153,pp。1182一1184。

 [7]seem。mazenanban,banking。。bailout:directors'andofficers'liabilityinsurancepolicyexclusionsinthecontextofthesav-ingsandloancrisis,universityofpennsylvanialawreview,1992,vol。141,pp。572一574。

 [8]seetimothyj。henderson,financialinstitutionofficersanddirectorsinthenineties:d。and0。policiesandotherissues,con-sumerfinancelawquarterlyreport,1994,vol。48,pp。269一270。

 [9]seegaryv。americancasualtyco。753f。supp。1547(w。d。okla。1990),

 [10]seefdicv。americancasualtyco。843p。2d1285(colo。1992)。

 [11]seelindac。elam,financialinstitutiondepositinsurance-directiors’andofficers’ liabilityinsurancepolicies-publicregardingregulatoryexclusions,tennesseelawreview,1992,vol。59,pp。313一314。

 [12]seenortllwestemmut。lifeins。co。v。mccue,223u。s。234(1911);connollyv。unionsewerpipeco。,184u。s,540(1902)。

 [13]参见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

 [14]seepolychronv。cnun&forsterinsco。,916f。2d461(8thcir。1990)。

 [15]seeianyoungman,directors'andofficers'liabilityinsurance(secondedition),woodheadpublishingltd。,1999,pp。31一32。

保险公司违规处罚条例篇8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和财产保险监管工作要点精神,继续加大现场检查力度,治理和整顿市场非理性价格竞争,规范经营秩序,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保护消费者利益,促进财产保险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我会决定开展整顿和规范财产保险市场秩序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2008年整顿和规范财产保险市场秩序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和财产保险监管工作要点精神,围绕“速度、效益、诚信、规范”八字方针,以数据真实性为重点,继续加大现场检查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扰乱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督促公司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并提高执行力,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促进财产保险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主要任务

中国保监会以交强险为重点业务,对2家产险公司统一组织开展全国性专项检查工作。各保监局结合当地实际,针对交强险、商业车险、意外险、大型商业保险项目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对重点业务、重点公司、重点地区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同时对近两年实施过检查的公司进行后续跟踪检查。

三、工作原则

(一)坚持集中重点的专项整治和强化日常监管并重的原则。各保监局在整顿和规范财产保险市场秩序工作中,应将中国保监会组织的全国性专项检查、后续跟踪检查和日常自行安排的其它检查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按照本通知精神做好专项检查工作的同时,结合辖区内产险市场的实际统筹安排好日常检查和监管工作,特别是做好2007年对阳光产险和天安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等案件的后续监管工作,保持监管的连续性、持续性和有效性,形成并保持治理整顿的高压态势。

(二)坚持依法从严从重处理以及责任追究与机构处罚并重的原则。各保监局在处理违法违规行为时,应按照《关于2007年全国财产保险现场检查处罚原则的通知》(产险部函〔2007〕106号)精神,重在对机构和责任人的处理。即对违法违规经营的机构,视情节轻重采取“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等处罚措施,逐步实施市场退出机制;对机构违法违规经营负有责任的责任人,包括经办人员、所在部门负责人及分管领导,视情节轻重采取“警告”、“责令撤换”或“罚款”等处罚措施,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上级公司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三)坚持违规处罚与落实整改、完善监管制度并重的原则。各保监局在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从公司经营理念、法人治理、内部控制、合规经营等方面查找问题的根源,从体制、制度和机制等方面提出监管意见,并且加强后续监管,切实保证监管措施和整改要求的落实。

(四)坚持强化法人监管的原则。各保监局应结合整顿和规范财产保险市场秩序以及日常监管工作情况,将导致分支机构违法违规经营的体制、制度和机制性问题以及需要采取的监管措施及时报告中国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以下简称产险部)。产险部将向相关保险总公司通报并责成其整改,必要时追究总公司高管人员的责任,以进一步强化法人机构对分支机构的管控责任。

四、专项检查对象

本次中国保监会统一组织的专项检点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太平保险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太保、太平)。产险部负责检查上述两家公司的总公司,各保监局负责检查上述两家公司在当地的分公司及其所辖分支机构。

若上述两家公司2007年末尚未在当地设分支机构或机构开业不足三个月的,可根据市场实际确定具体检查对象并报告我会。原则上被检查的经营主体不得少于两家公司,被检查的分支机构不得少于两家。

五、专项检查方式

本次专项检查继续坚持强化对总公司监管与对分支机构违规行为查处并重的原则,采取保监会和保监局上下联动、对总分公司一条线检查的方式。即由各保监局对分公司及其所辖分支机构进行检查,并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或线索及时报告产险部,以便产险部及时指导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总公司的检查。产险部结合各保监局对当地分公司及其所辖分支机构进行检查的情况,组织力量对总公司进行检查。借助上下联动、及时沟通,全面、系统地摸清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性、内控的有效性(特别是内部稽核监督的有效性)、偿付能力的充足性、经营行为的合规性、经营风险状况等方面情况,保证专项检查的质量。

六、专项检查内容

(一)对总公司的检查

以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合规管理、经营数据真实性、偿付能力和风险状况等内容为检点,同时针对各保监局在检查中发现的线索,利用“上下联动”检查的优势,从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查找产生违法违规行为的根源,督促总公司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内部监督管理,从源头上堵塞漏洞,有效防范分支机构违法违规经营和保险经营风险。

(二)对分支机构的检查

1、检查区间:以2007年的业务为主,必要时可向前追溯或向后延伸。

2、重点险种:交强险、商业车险和大型商业保险项目。

(1)交强险。检点:①交强险单证(特别是定额保单)及标志管理情况。重点检查是否建立交强险单证及标志管理制度;是否有专人负责交强险单证及标志管理工作;交强险单证及标志的印制、保管、签发、回收、核销、归档等是否符合规定,是否纳入核心业务系统管理。②承保管理情况。重点检查是否严格执行交强险条款费率;应收保费是否真实、完整,其账龄是否合理,核销是否合规。③理赔管理情况。重点检查交强险理赔是否严格执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和交强险条款关于理赔时效的规定,是否有拖赔、惜赔或无故拒赔的情况;交强险赔款的归属是否准确,是否存在交强险赔款归入商业车险或商业车险赔款归入交强险的情况;是否存在已报案但长期未立案的情况;对已立案的估损是否准确、合理。④信息系统管控情况。重点检查信息系统是否为交强险设定单独代码;是否支持对交强险单独核算管理的规定;是否根据监管规定和内部管控的需要,对手续费支付比例、费率优惠比例和条件、保险期限、批单生效日期、退保、报立案时间等作出限制;是否有完善的单证管理系统并与核心业务系统相衔接,核心业务系统对已发生已报告赔案的记录是否真实、完整;业务、财务和再保系统是否无缝链接,业务系统数据与财务系统数据是否一致。⑤财务核算费用分摊情况。重点检查是否严格按照交强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和费用分摊的原则,真实、准确地核算交强险的经营损益、专属资产、专属负债,特别是对专属费用的核算是否真实、准确。⑥准备金评估情况。重点检查交强险业务准备金评估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准确、合理;准备金评估报告的编制是否符合规定。⑦资金管理情况。对单独运用管理的交强险资金,重点检查是否在交强险资金账户和其他业务资金账户之间转移利益;对未单独运用的交强险资金,重点检查是否以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将投资收益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准确分摊。⑧手续费支付情况。重点检查交强险手续费比例是否超过4%。⑨费用情况。重点检查费用是否真实,是否有通过虚列费用低价(即低于交强险条款费率规定的价格)承保、超规定标准支付手续费或支付保险回扣等情况。

(2)商业车险。检点:①条款费率执行情况。重点检查是否严格执行商业车险条款费率。②应收保费情况。重点检查应收保费是否真实、完整,账龄是否合理;应收保费的核销是否合规。③手续费支付情况。重点检查手续费列支渠道、支付比例、支付对象和支付方式是否合规,账务是否真实,是否使用保险中介服务统一发票。④批单退费情况。重点检查批单退费是否合规,违规批单退费的金额、用途及具体去向。⑤理赔情况。重点检查是否有假赔案;核心业务系统对已发生已报告赔案的记录是否真实、完整;是否存在已报案但长期未立案的情况;对已立案的估损是否准确、合理。⑥费用情况。重点检查费用是否真实,是否有通过虚列费用低价(即低于商业车险条款费率规定的价格)承保、超规定标准支付手续费或支付保险回扣等情况。⑦信息系统管控情况。重点检查信息系统是否根据监管规定和内部管控的需要,对手续费支付比例、费率优惠比例和条件、保险期限、批单生效日期、退保、报立案时间等作出限制;是否有完善的单证管理系统并与核心业务系统相衔接;业务、财务和再保系统是否无缝链接,业务系统数据与财务系统数据是否一致。

(3)大型商业保险项目。检点:①纯风险损失率表和危险单位划分指引的落实情况。重点检查纯风险损失率表和危险单位划分指引的执行情况,是否按照报备的条款费率承保大型商业保险项目;信息系统是否根据监管规定和内部管控的需要,对核保权限、适用的费率和危险单位划分等作出限制。②大型商业保险项目投标管理情况。重点检查是否严格按照规定向监管部门报告大型商业保险项目投标情况,报告的内容是否属实;在大型商业保险项目投标中是否存在非理性甚至是恶性价格竞争的情况。③共保情况。重点检查共保是否合规,是否存在“不规范共保”的情况。④再保险安排情况。重点检查对大型商业保险项目是否有再保险安排;再保险是否科学、合理;再保险摊回是否及时,核算是否准确。

七、时间安排

本次专项检查分为准备、检查实施和总结处理三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4月)。主要工作是对检查人员进行培训、成立检查组、制定现场检查方案和现场检查通知书等。

(二)检查实施阶段(5至7月)。各保监局应在5月16日前进场对太平分支机构进行检查,6月20日前进场对太保分支机构进行检查。产险部将根据各保监局对分支机构检查进展情况,组织力量适时对总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三)总结处理阶段(8至10月)。主要工作包括汇总分析检查情况、组织实施监管措施、撰写相关检查报告和整理归档检查资料等。

八、相关要求

(一)认真制定现场检查方案并及时报告我会。各保监局要切实按照本通知精神制定现场检查方案。现场检查方案应立足于全年的整顿和规范财产保险市场工作,对中国保监会统一组织的专项检查、后续跟踪检查和日常自行开展的检查作出明确的安排。请于2008年4月18日前,将现场检查方案和《2008年整顿和规范财产保险市场秩序工作现场检查计划表》(附件)报至产险部。

(二)切实做好上下联动检查工作。各保监局既要按照各自已制定好的检查方案开展常规性检查工作,及时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或线索报告产险部,又要对产险部需要保监局协助检查确认的问题积极配合,认真查实。

(三)迅速处理违法违规行为。各保监局在整顿和规范财产保险市场秩序工作中,争取检查一家、处理一家,不要等到所有现场检查工作结束后才统一处理,确保检查处罚的时效性和震慑力。

(四)认真做好市场整顿总结工作。各保监局应结合现场检查工作,全面总结分析市场整顿情况,从体制、机制和制度等方面认真查找产生违法违规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和制度性因素,制定实施相应的监管措施。请于2008年11月14日前,将财产保险市场整顿和规范工作报告以及检查统计表(另行下发)报至产险部。

九、其它事项

(一)现场检查参照《现场检查工作规程》和《非寿险监管指导手册》进行。

(二)本次现场检查相关的规范性文件

1、《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辆保险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6〕19号)

2、《关于规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证和标志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6〕60号)

3、《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6〕71号)

4、《关于印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保监发〔2006〕74号)

5、《关于规范商业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6〕75号)

6、《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机动车保险管理工作的通知》(保监发〔2006〕107号)

7、《关于印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浮动暂行办法〉的通知》(保监发〔2007〕52号)

8、《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核算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7〕45号)

9、《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责任准备金评估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保监产险〔2006〕680号)

10、《关于认真执行财产保险危险单位划分方法指引与纯风险损失率表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产险〔2006〕1317号)

11、《关于印发财产保险危险单位划分方法指引的通知》(保监发〔2006〕52号)

12、《关于印发第二批财产保险危险单位划分方法指引的通知》(保监发〔2006〕99号)

13、《关于印发第三批财产保险危险单位划分方法指引的通知》(保监发〔2006〕124号)

14、《关于印发〈财产保险危险单位划分方法指引第12号:核电站运营期〉的通知》(保监发〔2007〕36号)

15、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下发的道路、地铁、电厂和商业楼宇4个项目的纯风险损失率表

16、《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商业保险及各类投标业务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7〕43号)

保险公司违规处罚条例篇9

案例一:王某(厦门市海沧区某皮具店)商标侵权案

2009年9月,厦门市海沧区工商局查处陈某(厦门市海沧区某精品服饰店)销售假冒“Lv”皮包案时获悉,该店曾于2007年10月从王某(厦门市海沧区某皮具店)处购进假冒“LV”皮包9个,均已售出。工商执法人员要求王某前来接受询问调查,王某因病住院未能前来。2009年12月,工商执法人员对王某(厦门市海沧区某皮具店)涉嫌商标侵权一案立案调查,王某在询问笔录中承认曾销售过假冒“LV”皮包。但主张已超过两年追诉时效,不应处罚。在对王某商标侵权行为是否处罚问题上办案人员意见不一。

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处罚。认为王某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发生在2007年10月,2009年9月行政机关查办其他案件时获知了线索,发现了违法行为,不属于“二年内未被发现”这一情形。而且,处罚法对于违法行为追究时效的两年期规定强调“未被发现”而非“未予查处”,二年内只要发现了违法行为,即使未及时立案查处也并不影响追究。更何况二年内未予立案查处的原因在于王某因病住院,如果追究时效计算不排除当事人逃避等因素,追究时效无疑会成为当事人逃避法律处罚的保护伞,导致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

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应当处罚。认为行政机关通过群众举报、投诉或日常巡查等途径获得违法行为线索后,仅仅是知晓违法行为发生或存在的可能。只有正式立案了,才表明行政机关有追诉的意图。因此,应当以行政机关立案而非获知线索作为行政机关发现的标准。行政机关在二年内没有立案的,就不应当对当事人再予处罚。

笔者以为,办案人员上述意见分歧实质上是对“未被发现”标准把握不同所致。“未被发现”是指行政机关在二年内没有发现违法行为的任何线索,对于违法行为的发生一无所知,还是行政机关未予立案?从字面含义上看,“发现”涵盖的范围很广,群众举报、投诉或行政执法人员日常巡查都是发现违法行为线索的重要途径,但发现线索是否等同于发现违法行为?以发现违法行为线索还是以行政机关立案追诉作为“发现”节点?笔者以为,综合法理与刑事法律条文分析。以行政机关立案作为“发现”节点更为合理。

从法理上分析,假设以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作为“发现”节点,那么,只要违法行为发生二年内行政机关发现了违法行为的蛛丝马迹,不论行政机关对该违法行为了解程度如何,不论行政机关是否掌握违法行为人情况,不论行为人二年后是否再次实施新的违法行为,二年后的任何时刻行为人都仍然可能受到处罚,这与时效制度立法初衷显然是不相符的。行政处罚追诉时效确立的基础在于,行政违法行为二年内未被发现,而此后行为人又没有实施新的违法行为,就可以推定他已经不再对社会具有危害性,行政处罚的目的已经实现。没有必要再通过处罚来达到对违法的纠正。而一旦以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作为“发现”节点,只要在二年内发现了违法线索,二年后的任何时刻行为人都可能受处罚,无疑大大缩小了处罚追诉时效适用范围,甚至动摇了处罚追诉时效的立法根基,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行政处罚法基本原则也随之落空。

从法规条文看,《刑法》第88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说明刑法仅以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法院受理后,行为人故意逃避以及被害人控告后司法机关不作为作为刑罚追诉时效不受限制的原因,其余情形下对违法行为人的追究是要受到刑法追诉时效限制的。较之于刑事犯罪,行政违法行为显然社会危害性更小,假设行政处罚追诉时效以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作为“发现”的节点,那么只要行政机关获知违法行为相关情况,对该违法行为的追诉就不再受到追诉时效的任何限制,这无疑将导致行政违法行为人受到比犯罪分子更严格的追究,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可见,运用归谬法分析的结论就是,以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作为“发现”的节点会动摇行政处罚追究时效的根基,致使违法行为处于持续不稳定状态,不能实现行政处罚目的,与刑罚追究时效规定相比严重失衡,因此是不合理的。相反,以行政机关立案作为“发现”的节点,行政机关在二年内没有立案查处的,没有正当理由就不应当对当事人再予处罚,则可以因为行政处罚程序中对办案时限的相关规定有效避免上述问题。《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17条对接到案件线索后决定是否立案的时限作了明确规定,第57条对立案后办结案件的时限作出了规定,以立案作为“发现”的节点,辅之以这些规定,能够有效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履职尽责、完成法律赋予的处罚职能,同时充分彰显行政处罚法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维护社会稳定。

最后,办案人员一致认为,发现王某(厦门市海沧区某皮具店)商标侵权行为线索后应当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17条的规定及时核查立案,违法行为发生二年后才立案,王某又没有新的违法行为,对王某进行处罚不符合处罚法追究时效制度规定及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王某(厦门市海沧区某皮具店)商标侵权案予以销案。

案例二:厦门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商业贿赂案

2009年9月,海沧区工商局在检查中发现,厦门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自2006年4月与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签订协议,汽车销售过程中,向购车者介绍、推荐该保险公司的汽车保险业务,客户与该保险公司业务员每达成一笔购保业务,该保险公司按保费金额18%支付给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保险手续费,该款项以现金支付,记在收款收据中,未记人法定财务账册。经查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未取得保险兼业许可证,不具有机动车辆保险的资格。立案后在对当事人2007年10月前的商业贿赂

行为是否查处、违法所得是否没收问题上办案人员产生了意见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当事人2007年lo月前的商业贿赂行为不应当查处。这一期间的违法所得不应当没收。认为每一次的商业贿赂行为尽管性质相同,时间上前后连续,但毕竟是相互独立的单独违法行为,计算追究时效时应当以每个单独行为结束的日期来计算,而不能笼统地将最后一次单独行为的结束之日作为整个连续状态违法行为的结束之日。2007年10月前的商业贿赂行为距离案发之日已经超过两年。就不应当再予以追究,只能作为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来考虑。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当事人2007年10月前的商业贿赂行为应当查处,这一期间的违法所得应当没收。认为当事人实施的一系列商业贿赂行为均出于同一违法故意,每一个行为性质完全相同,时间上存在连续性,属于典型的有连续状态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法》第29条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有连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追究时限,因此,2009年9月才是追究时效计算起点,之前有据可查的商业贿赂行为都应当被查处,违法所得应当被没收。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第一种观点不符合有连续状态违法行为追究时效制度设计初衷,也不符合执法实际,值得商榷。

从法理上分析,所谓违法行为的连续状态,是指行为人在一个相对的时间内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连续多次实施性质相同的违法行为,这些行为违反同一法律法规。本案当事人签订协议后连续实施商业贿赂行为,属于典型的有连续状态违法行为。有连续状态违法行为追诉时效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行政违法行为二年内未被发现,而此后行为人又没有连续实施相同性质违法行为,就推定其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没有必要再通过处罚来达到对违法的纠正。如果行为人继续实施相同性质违法行为,显然无从推定行为人充分意识到该类行为的危害性并改过自新,这就仍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了,需要通过处罚达到对违法的纠正。因此,法律规定违法行为有连续状态的,从最后一个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二年的追究时效,对此前同类违法行为一并追究。换言之,并不是经过两年时间,违法行为就能转变为合法行为,行为的违法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因为行为人没有再实施相同性质违法行为,推定其充分意识到自身的错误,自我约束自我纠正,行政机关不予追究:继续实施相同性质违法行为的,则需要一并追究,体现出这一规定的惩罚性。假设以每个单独行为结束之日作为有连续状态违法行为追究时效计算起点,那么,《行政处罚法》第29条关于有连续状态违法行为追究时效计算起点的特殊规定与普通违法行为追究时效计算起点的一般性规定并无二致,根本没有特别表述的必要,可见以每个单独行为结束之日作为有连续状态违法行为追究时效计算起点的观点显然不符合该制度设计初衷。

从执法实践看,对于有连续状态的违法行为,尽管可以依照行为构成要件将其分解为若干独立的单独违法行为,但由于这些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完全相同,实际处理中并不是区分各个单独行为分别适用行政处罚,而是认定行为性质后以一个违法行为依法从重论处,没收全部违法所得。所以,区分单独行为分别计算追究时效分别予以追究也不符合执法实际。

有连续状态违法行为强调在一个相对的时间内,假使其间相邻连续行为之间时间间隔二年以上,是否仍然从最后一次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时效?现行行政法规并未对连续行为之间时间间隔问题作出规定。《刑法》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这说明,在刑事犯罪领域,前罪追诉期限内又犯新罪的,产生追诉时效的中断,前罪追诉期限从犯新罪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犯罪社会危害性大于行政违法,倘若行政违法以超出追究期限后出现的后一性质相同违法行为发生之日为前一行为追究时效起算之日。无疑会导致行政违法行为人受到比犯罪分子更严格的追究,显然过罚失衡。因此,笔者以为,有连续状态违法行为相邻行为之间时间间隔不应超过两年,只要行为人在前一违法行为发生后二年内没有再实施违法行为,二年后哪怕再次实施相同性质违法行为,也只能追究后一违法行为而不能对前一违法行为再予追究法律责任。

综合上述分析,基于当事人所实施的商业贿赂行为一直处于连续状态,相邻行为之间时间间隔未超过两年,办案人员最终对其2007年10月前的商业贿赂行为一并查处,这一期间的违法所得一并没收。

案例三:郑某、张某抽逃出资案

郑某、张某于2007年2月28日成立厦门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分三期缴纳,首次出资额人民币100万元于2007年2月27日缴纳并取得厦门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2007年2月28日取得公司登记后,于2007年3月3日将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100万元转出至他人账户,用于归还验资时资金不足向他人借款所欠金额,同时将该验资账户销户。2009年5月办理企业年检时被工商执法人员发现并立案查处。当事人主张其抽逃出资行为发生于2007年3月3日,2009年5月工商人员才发现这一违法行为,已超出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二年追究时效,不应处罚。在对郑某、张某抽逃出资行为是否处罚问题上办案人员持有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不应当处罚。认为应当严格区分违法行为与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抽逃出资行为发生在2007年3月3日,一经实施即告完成,出资不足是该行为导致的危害后果,不能因为后果的继续存在就认定行为一直发生,既然行为发生之日起二年内没有被发现,就不应当予以处罚。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当处罚。认为《行政处罚法》第29条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有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追究时限。尽管当事人抽逃出资行为发生在2007年3月3日,但直至2009年5月案发,当事人一直未将其抽逃的出资补回,影响公司资本状况,更导致债权人的债权难以获得应有的保障,当事人行为没有纠正之前,都应当视为违法行为处于继续状态尚未结束,追究时效应当从行为被纠正之日起计算。

违法行为继续状态如何认定是行政执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争议往往集中在对具体行为状态的研判上,究竟是违法行为在继续还是违法行为导致的不法状态在继续?刑法理论上对“继续犯”和“状态犯”有所区分,对于我们在行政执法中认定违法行为继续状态有所裨益。“继续犯”的概念来自于刑法第89条“犯罪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指的是犯罪行为从实施开始到终止之前一直处于持续状态。如刑法第258条重婚罪、

第260条虐待家庭成员罪等。一段时间内犯罪行为持续进行,其间每一阶段的犯罪形态独立来看都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状态犯”指的是实施犯罪行为产生危害结果后,犯罪便告终了,但不法状态仍未消除仍在继续。如刑法第239条绑架罪、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等。绑架行为、拐卖行为实施后,犯罪已经既遂,行为已经结束,但被绑架、被拐卖人员仍处于被非法控制人身自由的不法状态中。“继续犯”和“状态犯”的根本区别即在于,前者是危害行为实施后行为以及不法状态同时继续,后者是危害行为实施后行为终了但不法状态在继续。刑法总则第89条对“继续犯”追诉时效作了特别规定,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而非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对于“状态犯”,则等同于其他普通犯罪行为,仍然从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追诉时效。刑法对“继续犯”和“状态犯”追诉时效的不同规定对于行政执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行政处罚法第2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追究期限。“行为终了”表明此处规制的是危害行为的继续而非仅是不法状态的继续,与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继续犯”有着共通之处。也就是说,在行为及其造成的不法状态同时继续的情况下,应当比照刑法对“继续犯”的规定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追究期限。如对无照经营、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应当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算二年追究时效。如果行为已经终了,仅是不法状态在延续,就应当比照刑法对“状态犯”追诉时效的规定,从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追究时效。如对商业贿赂、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应当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算二年追究时效,不能从违法行为被制止、被纠正之日起算。实务中,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如何计算土地违法行为追诉时效的答复》(【1997】法行字第26号),也体现出对刑法“继续犯”和“状态犯”追诉时效理论的借鉴。《答复》指出:“对非法占用土地的违法行为,在未恢复原状前,应视为具有继续状态,其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应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9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破坏耕地的违法行为是否具有连续状态或继续状态,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非法占用土地是持续进行的违法行为,其间每一阶段都符合违法行为构成要件,所以要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追究时效。破坏耕地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究竟是行为在继续还是仅是不法状态在继续,行为在继续的,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追究时效:仅是不法状态继续的,仍然从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追究时效。

保险公司违规处罚条例篇10

新刑事诉讼法则将第六十条改为第七十九条,修改为“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1)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2)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3)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4)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5)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对比上述条文,不难发现,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适用条件在形式上从一种条件变为了三种条件:(1)一般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犯罪必须有发生上述五项社会危险性的可能或企图,且采取取保候审(没有监视居住)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上述社会危险性,应当予以逮捕。(2)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以及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但曾经故意犯罪(过失犯罪不论)或者身份不明(应指故意不供述真实身份),应当予以逮捕。(3)情节严重地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可以予以逮捕。因此,在实质上,逮捕的适用条件应为二种情形,即为上述“应当予以逮捕”的两种条件和“可以予以逮捕”的一种条件。但实务上对此二种情形是应采用递进关系(即应先满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条件,再满足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条件)还是并列关系却有不同看法。认为二者应为递进关系的理由是在旧刑事诉讼法中,适用逮捕的条件仅在第六十条予以规定,即仅规定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条件,且在该条第二款中规定了应当逮捕的例外情形(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而在司法实践中也基本上是够罪才捕,例外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因此,要对严重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的前提是有证据证明其有犯罪事实,且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同时新刑事诉讼法中将严重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的逮捕适用规定在第七十九条第三款,明显是递进关系。有论者还提出如刑法修改后的危险驾驶罪,犯罪嫌疑人因为仅能判处拘役以下刑罚,故不能适用逮捕措施,如果因为犯罪嫌疑人严重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而予以逮捕,而最后证据又不足以支持,岂不是为了逮捕而逮捕,反过来说明此种情形下采取逮捕措施的错误,因此二者应为递进关系方在实务中能顺利实施。但笔者认为二者应为并列关系。首先在文义上,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三款条件规定应为并列关系,因为前面两款条件就是并列关系,当然没有理由把第三款变成前面两款的递进关系。其次在法理上,此次诉讼法修改既然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因此在强制措施的取舍上,明显已经摒弃旧诉讼法对逮捕措施的“偏爱”,目的就是为了逐步改变拘押场所人满为患,司法机关压力巨大已达极限的现状,因而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明显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地位提升,至少要提升到与逮捕平等适用的地位上来,而不是像旧刑诉法那样,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视为逮捕的例外。再次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的是“可以予以逮捕”,而非“应当予以逮捕”,实际上是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重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是否需要逮捕的权力赋予了人民检察院,由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证据现状、补充侦查空间、社会危险性、羁押必要性等情形进行综合研判并作出决定。因此,该条第三款与前面两款虽然是并列关系,但仍有必然联系,即人民检察院在审查中仍必须审查案件的证据情况,而不能仅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严重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即予以逮捕。

新刑事诉讼法中逮捕的滥用问题

纵观整部新刑事诉讼法的审前强制措施规定,虽然增加了大量适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规定,客观上提升了这两种强制措施的适用广度和深度,但因为相关配套措施或规定的不完善,致使脱保(脱离取保候审)或脱监(脱离监视居住)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仍不大,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实务中的侦查机关主动采取这两种措施的积极性仍不高,而仍会只要够罪(仅有的如危险驾驶罪例外)或够条件(严重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就呈捕,因此在新刑事诉讼法下,逮捕仍有被滥用的现实可能。实务中逮捕被滥用的情形主要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后,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中改变或人民检察院重新审查并建议改变,此后侦查机关又重新呈捕,人民检察院继续审查批准逮捕,从而使得逮捕措施陷入一种被循环使用的状态,严重妨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阻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并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尽管上述逮捕被滥用的司法实务案例不多,但每一宗案件影响都极其恶劣,应当予以规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第七十九条新增第四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同一宗案件被逮捕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即可(因为逮捕的最为严厉性和惩罚性,笔者认为应确定为一次,但现实中侦查机关的实务需要,暂可定为两次,条件成熟再修改为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