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家务劳动补偿适用范围婚姻法
【中图分类号】D922.5【文献标识码】a
家务劳动是指为维持家庭正常运转而进行的非生产性家庭日常事务劳动。家务内容包括做饭、洗衣、家庭卫生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赡养老人等方面，但不包括家庭性生产活动。家务劳动本质上是社会生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①与其他社会劳动相比，家务劳动有其自身的特性，尤其是其中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性劳动和对老年人的赡养性劳动。这两种劳动只有由特定的主体实施，才会对受益方产生更好的效果，其实施主体具有较强的不可替代性。正是由于此种不可替代性，家政服务才迟迟滞留在做饭洗衣、家庭卫生这一可替代性的领域；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家庭成员间实施的家务劳动，不可能被社会职业家政劳动全面取代。因此，建立和完善家庭成员间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适用的主体范围
《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②单论适用主体，依该规定，只有离婚时的夫或妻享有家务补偿请求权。这一规定与社会实际不相符，家务补偿制应着眼于保护家务劳动实际承担人的权益，实践中家务劳动的承担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家政服务人员，二是夫妻，三是夫或妻的父母。家政服务所承担的家务劳动已转化为以获取报酬为目标的社会劳动，不再属于家务补偿的适用范围。因此，享有家务补偿请求权的主体应当包括两类，即夫妻和夫妻的父母。《婚姻法》第四十条确立了夫或妻的权利主体地位，但却严重忽视了老年人的家务劳动付出，故而立法中应明确规定，为成年子女家庭从事家务劳动的父母也享有家务补偿请求权。
确立老人的家务补偿请求权主体地位之必要性。离开自己的住所地，进入异地成年子女家庭从事家务劳动的老年人，被称为“老漂”。近些年“老漂”家庭有数量趋多、时间趋长的发展态势，即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选择让父母带孩子，且带孩子的时间越来越长；更有甚者错误的认为父母帮自己带孩子理所当然，从出生到小学毕业一带就是十几年。“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1.44亿，其中‘老漂族’占到近10%。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大和老龄化趋势明显，‘老漂族’估计还将越来越多。”③老年人晚年生活被子女吞噬已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这其中隐含的都是老年人权益严重受损而得不到矫正的社会不公正。
老年人进入子女家庭所带来的痛苦不仅在于劳动强度的增加，更在于自由和尊严的折损。老年人以帮忙的姿态进入子女家庭决定了在新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也意味着老人失去了家庭规则和行为标准的主导权。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将成为子女评价的对象，而非自己去评价子女行为，子女掌握着评价标准，原来自认为很多对的做法都被子女评价为不对。老人会不自觉地失去表达观点的自由、按自己意愿做事的自由，同时也造成了尊严的严重受挫。很多老人戏称像“坐牢”，这也正是多数老人不怕在自己家带孙子，但怕在儿女家带孙子的原因。伴随长期低迷的精神状态而来的必然是免疫力降低和健康受损。如果是与老伴分离独自进入子女家庭的“单漂”，则精神损害更加严重。
确立老人的家务补偿请求权主体地位，建立“老漂”家庭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必要且迫切。通过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建立，赋予老年人对成年子女的家务补偿请求权，可以促使子女及社会正视和尊重老年人的额外付出，体谅其辛劳，纠正“父母应当帮自己看孩子”的错误认识，促使成年子女正视自己的责任，缓解老人的身心危机，提升老人的存在感和尊严，保障其合法权益。
“老漂”家务补偿制度权利义务主体的界定。权利主体是“老漂”，依是否与老伴分居可分为“双漂”和“单漂”。“双漂”是指父母一同进入了成年子女家庭，“单漂”是指父或母单独进入子女家庭。“老漂”应当具备以下特征：
老人无对孙（外孙）子女的法定义务。成年子女对自己的未成年子女有监护能力；老人进入异地成年子女家庭，是指老人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圈，进入陌生的成年子女生活环境，对新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适应将会成为老人较大的压力来源；老人成为子女家庭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若只是跟随子女养老、治病则不在此列；老人从事家务劳动具有持续性和长期性。老人在子女家中承担家务须持续六个月以上。
义务主体是要求老人帮助的成年子女夫妻或虽未婚但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对于已婚成年子女，不论年轻夫妻间实施分别财产制还是共同财产制，老人家务补偿金的义务主体都是夫妻双方，而非儿媳或女婿一方。未婚成年子女不论是否育子，父母均可向其主张家务补偿金。
非漂老人家务补偿请求权主体地位的确立。中国老人帮成年子女做家务有很多种模式，除了异地“漂”进子女家庭，还有大量在本地为子女服务的老年人。本地“帮忙”大概分为三种情况：已婚子女进入父母家庭同住，组成两代混住大家庭；两代家庭本地分住，但孙（外孙）子女以老人看护为主；成年子女外出工作，留守老人照顾孙（外孙）子女。笔者认为，第一种情况中老人和成年子女呈相互照顾状态，不宜适用家务补偿制度，第二、三种情况属于老人对成年子女家庭的单向付出，应当赋予老人家务补偿请求权。但区别于“老漂”的是，老人在本地，无需承担因新环境压力和自由尊严折损带来的精神痛苦和健康隐患。因此，在计算补偿金时可参照“老漂”补偿金适当下浮，但下浮比例不得低于“老漂”年度补偿金的50%。
家务补偿关系存在于三类主体之间：一是已婚夫妻之间；二是“老漂”老人与其成年子女夫妻（成年子女）之间；三是非漂老人与其成年子女夫妻（成年子女）之间。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适用的家庭类型范围
依前述《婚姻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夫妻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方能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也即只有分别财产制家庭可适用该制度。实践中，绝大部分家庭都不会对婚后财产关系进行约定，偶有约定，也以部分共有，部分分别所有为多见，约定为完全分别财产制的家庭少之又少。这一适用范围的限制，使该制度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极为有限。因此，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可适用的家庭类型范围应予以扩展。
夫妻非分居家庭。夫妻共同生活是家庭的主流模式，非分居家庭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共同财产制家庭中，若夫妻双方均对家庭实施财产性抚养，家务劳动付出也对等，则不发生家务劳动补偿关系，若家务劳动付出不对等，则应适用家务补偿制度。二是共同财产制家庭中，若夫妻一方以财产抚养家庭（通常是男方），另一方以劳动抚养家庭（通常是女方），一般不发生家务劳动补偿关系。但若离婚时可分割财产过分低于家务劳动价值，或家务劳动对配偶他方的事业扶助有较大贡献，并可能在离婚后给配偶他方带来收益，但离婚时却无财产可供分割的，也应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予以平衡双方权益。三是分别财产制家庭中，依现行法律规定已经确立该制度，家务付出较多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主张家务劳动补偿金。
夫妻异地分居家庭。夫妻异地分居家庭也适用上述非分居情况下，共同财产制家庭和分别财产制家庭的有关情形。除此之外，对下述情形也应综合考量：一是夫妻双方无子女，也无与一方共同生活需赡养的老人。此种情形夫妻分居，各自承担自己的日常家务，相互之间不产生家务劳动补偿关系。二是一方抚养子女，另一方有共同生活的老人需赡养。此种情形夫妻分别承担了教育性家务劳动和赡养性家务劳动，相互之间也不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三是其中一方既抚养子女，又赡养老人，另一方无相关家务，如未随军的军婚家庭中，军人配偶一方对家务的单方承担。该情形中，夫妻之间承担的家务严重不对等，应当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总之，夫妻异地分居家庭在分居期间，如何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要综合考量夫妻间家务承担格局，家庭财产制形式以及分居带来的精神权益受损状况等因素。
两代混合家庭。有“老漂”和非漂老人的两代混合家庭中，年老父母为成年子女家庭承担家务，老人与其成年子女夫妻（或独居成年子女）之间产生家务劳动补偿关系；若老人不承担家务，只是与成年子女同住养老，则家务劳动补偿关系仍只发生在夫妻之间。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应受限于家庭形式，而应着眼于平衡家庭成员间的权益不对等关系。因此，不论是夫妻分居家庭、非分居家庭以及两代复合家庭，不论采用分别财产制还是共同财产制，只要家庭成员间因家务劳动导致双方综合权益不对等，皆应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意义及其立法思考
一切法律制度皆应为保障权利而存在。法律虽不能保证家庭成员间情感的正向交融，但应当尽量保证各家庭成员在权益分配上的公正待遇，从而实现成员相互间的内心平衡，为家庭和谐创造条件。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在婚姻法中的确立，应当以调整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失衡为宗旨。具体而言，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确立的意义在于：
推动社会确立充分尊重家务劳动的观念。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家务劳动是直接为劳动力再生产服务的”。④然而我国家庭中对家务劳动的轻视，在今天仍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育性家务劳动价值的轻视。对未成年子女的成长教育已成为家务劳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多数家庭成员对于这些以家务形式表现出的教育活动的重要价值，并没有普遍深刻的认识和认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性劳动，对子女人格完善和品德养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对此意义认识的不到位以及教育方法的失当，很多未成年人轻则呈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和人格缺陷，重则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教育性家务劳动的价值普遍被轻视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二，赡养性家务劳动价值的轻视。在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价值观的影响下，当今中国老年人的权益已经被严重的忽视。以家务形式表现出来的子女陪伴和亲侍是老年人获得幸福的根本源泉，也是老年人最重要的精神权益。但成年子女往往以工作繁忙、社会竞争激烈等诸多借口不陪父母，此种对赡养性家务劳动的轻视，致使成年子女不能很好地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很多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也因此得不到保障。
教育性家务劳动和赡养性家务劳动，给孩子带来的人格发展和给老人带来的幸福感是隐秘的、抽象的价值。这些家务劳动的价值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家庭内部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中被忽略和轻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就是要将这一隐形价值显性化，让人们通过直观的金钱补偿看到家务劳动的价值。尽管家务劳动带来的价值很难用金钱来衡量，但补偿制度可以引起社会对家务劳动的关注和重视，有助于在全社会普遍确立充分尊重家务劳动的观念。
肯定家务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性家务劳动和对年老父母的赡养性家务劳动，更蕴含了重要的人类发展和归宿的社会价值。公正的法律应当公正地对待一切有价值的劳动付出。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含的特殊价值应当同其他职业劳动一样得到法律的评价和认可，并通过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体现其经济价值。在我国当前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低，多数家庭的家务劳动量主要靠家庭成员完成的状况下，对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予以法律肯定尤为必要。
肯定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其实质是指，部分家庭成员从事的家务劳动与其他家庭成员从事的社会职业劳动，在法律上应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的经济价值。国际社会的民事立法中对此也早有体现，依据《德国民法典》第一千三百六十条的规定，夫妻双方既可用“劳动”抚养家庭，也可用“财产”抚养家庭，并明确规定，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处理”即是“以劳动抚养家庭”，该规定承认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而依《瑞士民法典》第一百六十四条、一百六十五条等相关法条的规定，夫妻一方负责家务，或对另一方职业、经营进行扶助，即应获得合理的补偿金。⑤我国婚姻法也对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予以肯定，是立法的进步，为进一步完善该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促进夫妻地位趋向实质平等，体现权利义务一致的公平原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法律的保障下，女性在人格独立、接受教育、婚恋自由，择业就业等方面不断进步，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几乎一切的社会行业和社会活动。表面看来，中国女性确实享有了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但从微观的家庭结构来看，一方面女性大踏步进军社会，另一方面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仍然是女性。这就使多数女性承受着工作和家务的双重压力，而多数男性则只需承担工作压力，造成男女劳动付出上的实质不平等。女性的家务付出不仅辛劳，而且具有特殊的价值，但这种重要的价值却无法融入社会价值体系，得不到社会价值的评价和认可。一旦婚姻终止，女性的家务付出就转为不可回收的资本投入，婚姻存续期间家务付出的越多，离婚时损失就越大。女性因家务劳动也不可避免地要牺牲部分自我发展的机会，而男性则恰恰相反，通过对女性“劳动的剥削”，可以放手进行自我人力资本的提升，从而在进入市场后获得更大的投资回报。这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不仅如此，更因家务劳动的价值得不到重视和肯定，使女性的付出在精神上也未受到应有的尊重，承受着较大压力。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一方面可以促使社会及家庭成员认识到家务劳动是有价值的，从而尊重家务劳动的承担者；另一方面客观上促使和鼓励男性分担家务劳动，理解家务劳动的艰辛，促进男女的实质平等和家庭的和谐稳定。
法律上确立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制度，既可以推动充分尊重家务劳动之观念的普遍确立，又可促进夫妻地位趋向实质平等，体现了权利义务一致的公平原则，从而使家庭能更好的发挥育儿养老的社会功能。
（作者单位：吕梁学院思政部系；本文系吕梁学院2015年校内基金项目“家庭成员间家务劳动补偿法律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RwXn201502）
【注释】
①黄春晓：《城市女性社会空间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
②《学生常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选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81页。
③满家辉：“‘老漂’的快乐与无奈”，《人民日报》，2014年7月11日。
④沙吉才，孙长宁：“论家务劳动”，《福建论坛》，1995年第6期，第48页。
家务劳动的重要性篇2
[论文关键词]家务劳动；成本；收益；婚姻家庭立法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家务劳动的重要性篇3
第二阶段（1984－1987）是劳动力流动高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是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也是乡镇企业反哺农业的时期，农民发展劳务经济的意识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从萌芽走向成熟，劳务经济对收入增长起到了很大的贡献效应。这一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缓，工资性收入增长强劲，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较大。198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87.01元，比1983年增加113.23元，年均增长9％，工资性收入由42.93元增加到78.41元，年平均增长16.2％，在纯收入中占20.3％，这一阶段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4.4％。
第三阶段（1988－1990）是劳动力流动“低潮”时期。这一阶段国家提出整顿经济秩序和环境的方略，压缩基建规模，控制乡镇企业贷款，使第二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缩小，流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回流现象较为普遍，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的增长贡献不大。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89年、1990年当年转移的劳动力不足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94.28元，比1987年增长53.6％，而同期工资性收入略有增长，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仅为13.3％，比1987年降低了7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1991－1993）是劳动力流动快速增长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发表，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了高潮，大规模的“民工潮”不断涌向东南沿海地区和城市。这一阶段，非农业就业增长较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规模逐年增加，1993年当年转移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9％，比1990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于外出务工。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67.04元，仅比1990年增长12.2％，同期工资性收入增长70.3％，远超出纯收入增长幅度，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76.9％。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回升到20.1％。
第五阶段（1994－1996）。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再次调动了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从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中得到了更多好处，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性不高，转移规模徘徊不前。1996年当年转移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5.1％，比1993年降低了2.8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农民纯收入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工资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份额明显降低。1996年农民纯收入1415.78元，比1993年增长了1.1倍。工资性收入仅增长55.2％，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6％。
第六阶段（1997－2000）是劳动力流动的新阶段。自1997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劳动力外出流动性增强。当年转移的劳动力自1997年明显减少之后，1998年、1999年、2000年逐渐增加，转移速度加快，2000年向外转移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6.7％，比1997年回升了3.7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显著。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1％，比上年回落了27.4个百分点，1998年主要农产品全面丰收，农民收入出现暂时性增长之后，1999年又回落到2％，2000年下降了3.7％。分析近几年收入增长趋缓的原因，主要是农业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的错位造成的，在这一阶段非农产业特别是劳务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重要的“蓄水池”作用。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份额迅速增加，2000年达到28.1％，比1996年上升了13.4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8.2％，意味着近几年农民收入能有略增的形势，外出打工获取工资性收入起了关键作用。
纵观劳务经济发展的轨迹，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当农民纯收入增长加快时，家庭外工资性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减弱，相应地家庭内经营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增强。反之，当家庭内经营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减弱，农民纯收入增长减缓时，家庭外工资性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以来，1983年－2000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0.9％，超出其他产业。
二、劳务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与贡献
发展劳务经济的目的就是增加农民打工工资性收入，最终表现为农民家庭总收入的增加。劳务经济的发展可以带来两方面收入增长效应：一方面是对农民收入增加产生直接贡献；另一方面是通过劳动力流动，优化配置家庭内劳动力资源而产生间接增加收入效应。另外，发展劳务经济对收入分配会产生一定影响，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刺激农民收入更快增长。
就直接贡献而言，前面已分阶段进行了分析，这里主要通过外出劳动户与非外出劳动户收入比较，来分析外出打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从目前宁夏农民收入结构看，农民向外提供劳务获取工资性收入已占相当比重，也是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之一，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位居农业、牧业收入之后，居第三位。外出打工已不再是农民的兼业行为，而是一个主导产业。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0年宁夏农村有外出打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39％，平均外出从业时间5.5月，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体的劳务兼业户（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50％以上）比重为14.2％，远超出家庭经营二、三产业兼业户比重（9.3％）。劳务兼业户平均工资性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64％，人均纯收入1799元，高于第一产业兼业户（1582元），低于二、三产业兼业户（2288元）。在南部贫困山区，劳务经济已经是优势主导产业，特别在遭遇干旱灾害的年份表现更为明显。2000年这一地区务工工资性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37.1％，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体的劳务兼业户比重为18％，劳务兼业户纯收入水平位居家庭经营一、二、三产业兼业户之首。通过外出打工户与非外出打工户家庭收入比较，更能说明外出打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作用。2000年宁夏有外出打工的农户人均纯收入2180元，非外出打工户1667元，高出31％，收入水平差距较大。
劳务经济对收入增长不仅具有直接贡献，而且间接效应也很明显。间接增长效应主要通过经验分析来说明。影响收入增长的因素较多，除了劳动力外，还有土地和资产。由于劳动力的外出与不外出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不同，我们建立两个收入函数进行对比分析，一个函数被解释变量是外出劳动力户纯收入，解释变量是外出劳动力数、非外出劳动力数、耕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另一个函数被解释变量是非外出劳动力户纯收入，解释变量仅比第一个函数少外出劳动力数，其他相同。在第一个模型中，增加外出劳动力人数和非外出劳动力均有利于外出户收入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个外出劳动力将影响纯收入增加1095元，每增加1个非外出劳动力将影响纯收入增加1059元，略低于外出劳动力的边际贡献，虽然二者的差量不大，外出劳动力的高回报率未得到验证，但是二者总量对家庭纯收入的边际贡献又高出非外出户很多。在第二个模型中，增加非外出劳动力对非外出户纯收入的边际贡献较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个非外出劳动力，仅增加纯收入693元，远低于外出户非外出劳动力边际贡献1059元的水平，同是非外出劳动力，在外出户和非外出户中对收入的边际贡献相差较大。这一结果正说明了外出劳动力所产生的对收入增长的间接效应。由于外出劳动力户中的一部分劳动力的流出过程也就意味着其家庭内部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对于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农户来说，一部分劳动力流出后，其余劳动力尤其是从事家庭生产的劳动力其边际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
附图
注：表中系数估计值右上角*表示该估计值在5％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该估计值在10％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
外出打工已成为相当一部分农民稳定的收入来源，对增加农民集团总体收入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还有助于农民集团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从农民纯收入基尼系数和扣除工资性收入后农民纯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看，2000年宁夏农民纯收入基尼系数是0.3644，如果从农民纯收入中扣除外出打工工资性收入后，农民收入基尼系数是0.4518，比扣除以前扩大了8.7个百分点，且进入分配不合理区间，说明外出打工获取的工资性收入使农民集团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明显缩小。为了反映工资性收入在不同收入层农户的分配效应，我们通过计算10等份农民收入分配数据，观察包括工资性收入和不包括工资性收入的农民纯收入在各层的分配情况。由表二数据可看出，1－7层包括工资性收入的纯收入份额均比不包括工资性收入大，9、10两个高收入层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有所减少，外出打工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也相对较低，说明高收入层由于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过高，而不愿流动。
附图
三、劳务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相关政策措施
劳务经济发展具有持久性，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低潮期”和“高潮期”都是暂时的。因为劳务经济的发展是置身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之中，它除了受自身因素和社区环境影响外，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制度对其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国家为刺激需求，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拉动了投资需求的超常规增长，由于基本建设投资的乘数效应作用，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提供了用武之地。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劳务经济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明显高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但是，劳务经济发展也同时面临着不利环境，如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后劲不足，城市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职工增多等。这些都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行为。劳务经济发展既有机遇又面临挑战，关键是要用改革的精神，市场化行为来推动其发展。
要正确看待发展劳务经济。发展劳务经济，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会给城市管理、交通、上学、就医、就业和计划生育等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也影响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另一方面，高文化素质劳动力流出会影响到流出地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使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新技术推广应用缺乏必要的智力支持。发展劳务经济要正视不利影响，不能因此扼杀劳务经济大发展的趋势。劳务经济发展是农村与城市收入差异的内在“拉力”作用所致，任何外力是难以阻止的，是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消除城乡差别的必经之路。
劳务经济发展的优势就是劳动力资源优势。从宁夏来看，劳动力资源丰富，全区现有农村整半劳动力211万人，占乡村人口的55％，1990－2000年每年以4.1％的速度增长，按照有关专家研究的测算标准测算，目前全区有农村剩余劳动力90万人，扣除已累计转移36万人，还有54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这就是最大的资源优势，劳务经济的发展将促使农村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宁夏劳务经济同时也具有一定潜力，农民外出打工获取的工资性收入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1999年宁夏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423元，比东部地区低81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7元，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为23.6％，比全国低4.9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22.9个百分点。差距隐含着潜力，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劳务经济发展的潜力将会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各级政府要切实重视劳务经济的发展，要像抓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一样，抓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转移问题，不能把劳务输出看作是农民、农村的事，要把它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当中，把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就业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要像抓农业生产一样，千方百计组织劳务输出，改善劳动力就业结构，是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
为了保障劳务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以实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边际贡献，政府部门既要加强宏观协调与组织，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予以规范，又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
首先，按照城乡统筹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供求市场，加强管理，规范供求双方运作，为劳动力择业和用人单位选人创造良好环境。
其次，加强劳务输出协调、组织机构，建立省、地、县、乡垂直的职业培训、劳动力供求信息传递网络，从组织上保障劳务输出的及时性、有序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而扩大有组织向外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
再次，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劳动力需求量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单位直接到区内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招民工。对吸收本地农民工多，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大的各类企业，政府在用地、信贷方面给予支持，调动各企业使用本地农民工的积极性。
第四，加大回乡知识青年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和广度。劳动力文化程度不同，外出打工的机会有很大差别，文化程度高、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劳动力外出就业率明显较高。对初中和高中回乡知识青年，延长学习周期，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社会就业能力，无疑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长远之策。
家务劳动的重要性篇4
（一）1978—1982年间的农村劳务经济的解放时期家庭经营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由隐形变为显性，劳动力剩余率高达30％—50％，这部分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如何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创造财富，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1982年全国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得到的收入为8.97元，集体外单位职工工资收入4.56元，生产性劳务收入12.57元，三项合计工资性收入为26.1元；从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中获得的农业收入为203.65元，占纯收入的85.87％。可见当时劳务经济才刚刚起步，农业收入是主要来源。
（二）1983—1993年间的农村劳务经济的波浪发展阶段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矛盾从短缺走向过剩时期给予了农民难得的发展机遇。国民经济分配格局开始向居民倾斜，被长期抑制的消费欲望开始变成有效需求，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旺销，刺激了家庭经营从单一粮食种植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进入了一个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劳务经济发展阶段。
此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从57.53元增加到194.51元，增长2.4倍；占纯收入比重从18.57％略微提高到21.11％。家庭经营纯收入从227.68元增加到678.48元，增长2.0倍，占纯收入比重在73.5％左右波动。可以说劳务经济和家庭经营并驾齐驱。这一时期我国农民人均在乡村集体企业劳动得到的工资性收入从11.92元增加到67.62元，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19.93％提高到34.76％，是乡镇集体企业稳步发展的时期；在集体以外组织或外出劳动得到的收入从22.87元增加到96.51元，其比重则从38.24％提高到49.62％；农民在乡村集体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报酬从25元增加到30.38元，比重从41.83％降到15.62％。可见在此期间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乡镇集体企业和外出从其他企业和单位劳动得到的报酬。
（三）1994年以来的农村劳务经济的结构转型时期 目前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最为低迷的时期。1994—2000年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220.98元增加到2253元，增长84.5％，增长速度却从32.48％下降到1.9％。家庭经营纯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从72.23％降低到1999年的65.53％。特别是家庭经营纯收入1998年、1999年分别减少0.46％和1.2％，出现绝对减少的局面。而在此同时，工资性收入从262.98元增加到701元，占纯收入比重则从21.11％提高到31.11％，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从22.87％提高到165.8％。家庭经营地位的下降和劳务经济地位的提升，说明农村居民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方式正在从通过自营产品的间接交换向通过契约雇佣的直接交换的转变。
二、从乡镇企业到劳务输出
（一）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出现标志着农民分享工业化利益成为制度性安排。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然而，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上的同构及其竞争中，虽然具有灵活的市场机制的优势，但往往成为被规制的对象，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许多乡镇企业职工又被迫返回土地。而在此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东部发达地区“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内地农村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跨地区大流动的民工潮开始引人注目。1992年以后我国乡镇企业迎来了第二个高潮。全国各地创造了“五个轮子一起转”的模式，大量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掀起了两个高潮。一是1984—1988年期间，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增加5565万人，以1985年为峰值，当年转移2430万人，劳动力转移速度6.56％。这种超常规的转移是体制转型以后积聚20多年的非农就业需求的突然释放。第二高潮是在1992—1995年间，其间转移农业劳动力3800万人，两个转移高潮9年间合计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9365万人，占1978—2000年累计转移人数1.3亿人的72％。
过剩经济的出现说明，乡镇企业和农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粗放经营的空间逐步缩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农民在整体经营能力上开始不能适应市场格局的变化，将有更多的农民加入雇工行列。1999年我国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30.3％，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64％，吸纳职工1.27亿人，是转移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然而，每当国民经济出现紧缩的时候，首当其冲往往是乡镇企业。由于乡镇企业存在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甚至个别还存在假冒伪劣等外部性，无论是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还是目前的经济紧缩时期，都是政策规制的主要对象。1996—1999年间，我国乡镇企业个数减少265万，职工人数减少804万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两极分化，部分集体企业破产倒闭；乡村政府也逐渐失去了组织经济资源的优势，经过产权改革以后，开始被迫放弃集体企业所有权，造成了集体企业发展滑坡的局面。
（二）劳务输出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隐藏在农村集体经营中的剩余劳动力开始显现，直接劳动交换逐步明晰化，并且内容和区域逐步扩大，形成了多层次的劳务市场。起初农民主要进行临时性、季节性的劳务商品交换，如今劳务经济的范围和规模已经越来越大。劳务产品在家庭经营与劳务市场间的取舍，决定于彼此的经济预期。劳务经济对农民的吸引力，一是较高的经济收入，二是技术和经验的获得，三是充分利用闲置的劳动时间，四是不必直接承担经营风险，五是优越的社会地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主要取决于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风险的权衡。
全国农民人均从集体以外组织或外出劳动得到的报酬从1993年96.51元增加到1999年的347.27元，占工资性收入比重从49.62％提高到55.1％；从乡村集体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报酬从30.38元增加到138.88元，比重从15.62％提高到22.04％。由于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复苏，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增加，以及农业经济长期低迷，外出打工现象逐渐突出。2000年我国农民人均从本地企业得到的收入是240元，增长了15.6％；其他劳动报酬113元，增长4.6％；从非企业组织得到的收入是140元，略增0.8％；外出打工或从业得到的收入为240元，增长了18.2％。外出打工收入对工资性收入增量的贡献为52％；而工资性收入又占纯收入增长额的187％。可以说，农民外出打工或从业得到的收入增长支持了工资性收入增长，工资性收入增长又支撑了纯收入增长（盛来运，2001）。
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农村劳动力有着完全的供给弹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个长期的过程。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有较大幅度提高，就业概率略有下降，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具有特定的行业结构，城乡劳动力在城镇就业市场相互替代的概率较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虽然有所降低，但是绝对人数保持增加趋势。农民工只要找到短期的工作，就能获得高于务农的收入水平。另外，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农民从农业得到的收入急剧减少，而农业税费的刚性增加加大了经营农业的风险，说明家庭经营也有较高的制度成本。加以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资本替代劳动，使得劳动力转移几乎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十分低下，从而促进了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
劳务经济的实质是雇佣制度，“雇佣制度”之所以在计划经济的农业领域最终失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领域赢得成功，一是市场经济自发引导劳动力资源配置到需求弹性较大的行业，二是工业领域比农业领域具有更高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经济效益。农村经济从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劳务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增加了社会财富，也相应提高了农民收入。
三、从地区差距到阶层分化
（一）地区差距 1980—2000年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13.1倍、10.5倍和8.3倍，全国平均为10.8倍。三个地带农民收入受宏观经济影响的趋势基本一致，但是产业结构不同所受影响也略有不同。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4—1997年间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带；受经济紧缩的影响，1998年以来中西部地带农民收入的跌幅最大；以西部为参照物，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农民收入比例从1980年1.27：1.05：1.00扩大到1995年的2.01：1.32：1.00，又缩小到2000年的1.92：1.30：1.00，1995—1999年间，按西部大开发口径划分的我国西部12省农民平均工资性收入从149.37元增加到332.89元，占纯收入比重从13.4％提高到19.2％，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增加额的30％；东部10省农民工资性收入从713.34元增加到1240.59元，比重则从31.9％提高到46.5％，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增加额的123％。可见，近年来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速度依然是以东部地带为高。
工资性收入差异是农民收入差异的最主要来源。2000年东部地带农民工资性收入水平223.04元，占纯收入比重39.93％，比中部、西部高13.22和15.52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与东部工资性收入的差距占纯收入差距的67.8％和56.7％。据农调总队（阎芳，2000）测算：1999年我国农民收入差异的锡尔系数中，三个地带之间的差异占总体差异的17.1％，三个地带各自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为东部36.06％、中部24.9％、西部21.94％，省内差异是造成全国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差异（基尼系数）的贡献率高达39.33％，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的贡献率为33.59％，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贡献率为18.77％，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来源。中部和西部的农民收入结构基本一致，2000年两者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占57.7％，而东部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比重仅占37.4％。东部地带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也与中西部差别不大，主要是东部地带在本地企业劳动得到、在非企业组织中得到、以及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水平和比重明显高于中西部。东部转移性收入较高主要是退休金及其他收入引起。外出打工收入是近期农民收入的一个增长点，但从绝对额来说，东部地带最高；从比重来说，中部地带略高，至少中西部农民打工收入仍然没有成为其提高收入水平的主要渠道。
如果我们考察农民收入最高的省份上海市与最低的省份（除西藏外）贵州省，则会发现东西部之间不仅仅是量的差异，更是生产方式质的差别。2000年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597.3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是4309.89元，比重是77％；家庭经营纯收入933.74元，比重仅占16.7％，第一产业纯收入仅有789.09元。而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374.1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仅274.9元，比重是20％；家庭经营纯收入1029.46元，比重高达74.9％，第一产业纯收入884.68元，比上海略高，但比重却高达64.4％。劳务收入已经成为上海、北京、浙江等发达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00年上海农民家庭规模3.3人，劳动力负担系数1.3，62.9％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工业劳动力比例高达37.1％；所在村平均有乡镇企业3.8个，25.8％的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工作；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到48.7％；85.5％的劳动力在乡内就业；劳动力年内从业时间的59.1％从事非农产业；家庭人均耕地面积0.92亩，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37.1％。贵州农民家庭规模是4.5人；劳动力负担系数为1.6；84.7％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从事工业的仅占5.9％；所在村乡镇企业仅仅0.4个，在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仅占0.34％；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占71.6％；劳动力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占61％。上海农民以不到四成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创造了与贵州省85％的劳动力大致相同的农业收入，而以六成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创造的非农收入是贵州农民非农收入的10.6倍。可见发展劳务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
（二）阶层分化 我国农村劳务经济主要以兼业化方式发展。我们根据纯收入来源占纯收入总额大于或等于50％为标志，将我国农村居民划分为六种类型，分析表明，2000年我国农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为主的农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3.5％，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劳务户占25.73％，各种类型收入来源均低于50％的狭义兼业户占11.42％，家庭经营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户占5.61％，第二产业户占2％；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主的食利户占1.74％。即目前我国农村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户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户大约各占一半，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劳务户占1/4。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劳务户比例越高，这可以从工资性收入的比重来间接考察。2000年上海、北京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分别为77％、61％，而经济落后地区西藏、贵州分别为17％、12％。部分农业主产区由于农业经济发达，收入相对稳定，规模经营效率较高，劳动力相对短缺，反而抑制了劳务经济的发展。如新疆、黑龙江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分别为7.7％、15.7％。宁夏经济发达的川区农业户比重高达70％，比贫困山区高5个百分点；川区劳务户仅占8.8％，比山区低9.3个百分点。贫困地区由于解决不了生存问题，劳务输出的概率高于非贫困区，特别是农业主产区。
农民主营行业对收入影响较大。在各类农民家庭中，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是食利户，其次是工业户，然后是服务业户，劳务户和兼业户比全国平均数略高，低于平均数的只有农业户众数阶层。非农产业的专业化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我们将农村六类农户化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食利户、工业户和服务业户，他们往往已经在当地占有地利、人和以及优越的资源，其发展的方向是本地工业化。另一类是农业户、兼业户和劳务户，其中农业户正在两极分化，少部分农业专业户收入不断提高，另一部分农户在当地处于劣势，逐步经过兼业向外地发展。2000年全国劳务户人均收入2693.2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水平1997.85元，占74.18％；农业纯收入512.97元，仅占19.05％。劳务户户主一般以青年为主，联产承包时他们还没有成家，成家以后一个人的土地养活全家。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27亩，比全国平均低35.9％。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在各类农户中最低，仅837.63元，而且68.8％是农业固定资产。有一半的劳动力文化程度是初中，相对较高。农业收入较少迫使他们外出打工。户均劳动力2.79人，在本地乡镇企业从业人员0.22人，主要从业地区在乡以外累计六个月的劳动力为0.66人，分别比全国高63.6％和35％。在省外、省内县外、县内乡外就业人数占8.6％、5.7％和6.4％，分别比全国高3.5、2.1和1.3个百分点。外出打工时间占劳动时间的15.5％，比平均高出5.5个百分点。劳务户收入水平低于就地转移的农户。
表1 2000年全国三个地带农民收入构成
项目
东部
中部
西部
收入
收入
收入
（元/人） 构成（％） （元/人） 构成（％） （元/人） 构成（％）
纯收入
3063.04 100.00
2077.07 100.00
1592.66 100.00
一、工资性 1223.04
39.93
554.75
26.71
388.77
24.41
收入
1、在非企业 256.27
8.37
94.77
4.56
80.04
5.03
组织中得到
2、在本地企 483.53
15.79
97.84
4.71
67.60
4.24
业中得到
其中：在本
315.37
10.30
53.08
2.56
41.39
2.60
地乡镇得到
3、常住人口 323.91
10.57
265.72
12.79
168.83
10.60
外出从业得到
二、家庭经营 1652.68 53.95
1439.61 69.31
1113.22 69.90
纯收入
1、第一产业 1145.59 37.40
1198.55 57.70
918.18
57.65
2、第二产业
158.64
5.18
72.52
3.94
49.56
3.11
3、第三产业
348.45 11.38
168.56
8.12
145.48
9.13
三、财产性
70.19
2.29
27.49
1.32
34.15
2.14
收入
四、转移性
185.67
6.06
55.22
2.66
56.52
3.55
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分组资料整理
我国家庭经营非农产业增长速度近期虽然也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1999年第二、三产业纯收入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6.3％和15.1％，家庭经营在技术、资金、规模等方面的缺陷，造成了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始终是小摊、小点、小作坊，难以对农民收入整体起到主要作用。
四、迎接更加开放更加广阔的劳务经济发展新阶段
我国近期农民收入的减少主要是农业收入减少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引起的，农业收入可能会随国民经济周期复苏而有所好转；我国加入wto，农产品市场的供需格局将长期保持过剩局面，家庭经营风险会逐步加剧；新一代青年农民许多人从来就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那种兼业化的生存方式会逐渐被放弃；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步伐加快，农村逐步会分离出非农家庭，形成家庭大农场。劳动力转移和劳务经济更加发展。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新的劳务经济高潮即将来临。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务经济发展的影响。
家务劳动的重要性篇5
广阔的国际劳务市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劳动力要素在各国间的流动更加频繁。当前发达国家人口持续老龄化，人口自然增长率缓慢，劳动力供应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对外籍劳务需求加快增长。同时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对3D（脏、险、累）人员需求也不断加大。当前国际劳务市场的发展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从存量上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的报告统计，活跃在各国的外籍劳工达8090万。其中亚洲、北美和欧洲的外籍工人分别为2210万、2050万和2750万，占全球外籍劳工总量的27%、25%和34%，合计占全部外籍工人的86%。
二是从流量上看。目前全球每年流动劳务约3000―3500万人，比20世纪80年代初的2000万人增长了50%以上。需求结构上呈现为“两多一少”，即高技术劳务需求多，发达国家对脏、累、险工作的人员需求多，其他普通劳务需求量减小。尤其是医护、社区服务、海员等新兴领域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以英国为例，近年英国外籍护士数量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每年2000多名，增至目前的1.3―1.6万名。但仅来自菲律宾、印度、南非和澳大利亚四国的护士，就分别占到38%、13%、9%和6%，其中2003年来自印度的护士更是翻了一番，增长最为显著。
三是从国际劳务政策看，流动限制逐渐宽松。2004年初，美国总统宣布推动移民政策法案改革，意欲逐步开放劳工市场，为有意到美工作的外国劳工提供临时、短期的就业机会。这项法案如获国会通过，将给目前在美国的近千万非法移民三年临时工作和居留许可。日本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每年需补充60万劳动力，因此开放劳务市场只是时间和方式问题。西班牙政府一直对劳工输入实行配额政策，但为吸收更多的外籍劳务人才，2004年的配额已增至5.2万，预计在有效控制非法移民潮后，西班牙的劳工配额将大幅度增加，每年会超过25万。另外，东南亚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结构性劳务短缺的情况下，也相继放松了对外籍人员入境的限制。
三对现实矛盾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保持了稳步增长，年营业额增长近65倍，年末在外总人数翻了几番。但从总量和结构来看，目前存在以下矛盾：
一是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我国在全球劳务市场中的地位极不相称。截至2004年底，我国的在外务工人员还不到60万人，仅占全球市场份额的0.7%，且四分之三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对发达国家等主要劳务市场的人员输出还不到10%。
二是我国劳务供给与国际劳务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国际劳务市场近年来一个显著的趋势是，普通劳务所占比重逐步降低，中高级技术工人的比重不断攀升。据经合组织的报告，oeCD国家引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外籍工人的比例已超过60%，而受过初级教育的外籍工人仅占10%左右。但我国潜在外派劳务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工人，受教育程度低，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农林牧渔业等非技术性工作的外派人员占75%。同时，我国高级劳务人才比例偏少，计算机技术、设计监理、经营管理、高级海员等行业的人才储备不足。这导致我国在日益增长的国际高级劳务需求面前，屡屡错失良机。如目前全球有300万的护士需求量，美国相关机构曾提出要在中国招20万护士，而我国却因为能通过考试的人很少而难以派出。在计算机软件服务领域，中国所占市场份额仅为世界市场的1‰。
三是随着劳务输出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是同质竞争、价格残杀。以毛里求斯为例，作为我国在非洲输出劳务最多的国家之一，十多年来进入毛劳务市场的中国劳务合作公司多达30家，年外派劳务人数由1991年的641人增至2002年的11232人。但由于市场竞争等原因，劳务人员底薪也由90年代初的250美元下降到120美元，降幅达52%。我国劳务公司向厂方收取的管理费也由每人每月50―100美元降至25美元。在日本，中日研修生协力机构成员公司即达137家，还有通过其他渠道开展业务的公司、中心，甚至个体经营者，估计有300―400家之多。中东等地也有类似情况，这不仅直接严重影响到我外派人员的收益，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劳资纠纷、非法移民等问题的导火索。
制约发展的五大瓶颈
一是市场准入门槛。许多劳务进口国出于保护国民就业和社会秩序等考虑，在数量或行业领域上对普通劳务人员引进施加了严格限制。目前，除日本、俄罗斯、以色列等少数国家对我国有限开放劳务市场外，欧洲、北美和澳洲等大多数发达国家劳务市场对我国基本关闭，一些国家还专门施加许多歧视性待遇，如审查程序繁杂、签证时间过长等。以英国为例，尽管其每年接收约1.5万名外籍护士，但直到2004年8月英国卫生部才将中国从不鼓励护士招聘的发展中国家名单中删除。
二是市场竞争激烈。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外输出移民的数量每增长10%，贫困人口可减少2%。因此，许多国家都采取各种办法鼓励劳动力输出。但受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限制，各国劳动力同质现象严重，导致中低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扩等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美、欧等发达国家相继向其周边发展中国家放宽了引进劳务的限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劳务输出的市场空间。
三是语言资质障碍。目前，除新加坡等个别国家、个别成建制作业领域外，外派劳务对语言都有一定的要求。这对于我国这样的非英语国家形成很大制约。相比之下，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埃及、约旦等之所以能成为主要劳务输出国，与其语言优势密不可分。此外，一些劳务进口国鼓励大量引进中高级技术人员，但对引进人员的专业技术资质、学历文凭等审查相当严格，我国在这些领域尚未与国际接轨。这已成为制约我国劳务进入医护、海员、计算机服务等新兴领域的“软肋”。
四是信息渠道不畅。对外劳务合作涉及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要求准确可靠的供求渠道和信息。但目前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普遍规模小，开拓国际市场能力不足。绝大多数在海外没有设点，主要依靠临时性的人力资本招募活动，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更谈不上主动、有意识地收集信息和开拓市场。政府部门、商会和驻外机构的职能也存在缺位，现有的信息收集和传递系统远不能满足企业需求。
五是政策环境滞后。主要体现在：对外协商谈判不够，对外开展劳务合作仍面临较大的市场准入门槛；审批程序繁琐，部门管理混乱，部门间协调经常出现障碍；政府缺乏必要的促进服务体系，尤其对语言培训、技能培训、资格认证等支持力度不足；后勤保障体系仍显薄弱，在发生纠纷及突发事件后难以有效维护劳务人员的利益。
建议
开展对外劳务合作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缓解我国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的有效渠道。我国劳务供给潜力巨大，在国际劳务需求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只要采取适当有力的措施，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水平完全可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首先，抓紧制定对外劳务合作的重点领域和地区规划。根据未来国际劳务市场供求情况，结合我国不同地域的剩余劳动力结构，选择一些领域和地域作为市场开拓重点。可以把医护领域作为重点突破口，开拓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医护市场。对于有条件的省市，可鼓励其在软件工程师、高级厨师、医师、海员等领域进行尝试。
其次，加快多双边层面磋商，就开展对外劳务合作、放宽自然人流动限制等领域进行谈判。利用双边联委会、混委会、高访等场合，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磋商，商签双边劳务合作协定。谈判内容不仅应包括放宽准入限制、增加相关领域劳务输入配额，也应包括缩减审查和签证时间等便利化措施。此外，在技术资格认证、专业等级考试等领域，逐步开展更加广泛的双边或区域合作。在多边场合，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开放劳务市场的主张。
第三，规范外派劳务基地建设，打造我国的劳务合作品牌。总结目前的山东青州、四川犍为、四川汉源等三家外派劳务基地的经验，结合地域特点再在中西部地区发展3―5个劳务输出基地。进一步推动对外劳务合作的专业化分工，把基地建设与语言培训、技能培训、资格认证等结合起来，完善外派劳务的培养和储备体系，逐步形成若干有专业、有特色的“中国劳务品牌”。改善市场准入条件，规范管理，培育一批优秀的劳务中介经营机构。
第四，加大语言、技能培训的投入力度，促进国内就业和海外就业的良性循环。可选择中西部省份的10个地级城市护校作为试点，国家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开展专业英语培训，强化英语日常交流和专业交流能力，建立外派医护人员的长期供应基地。也可结合国内就业需要，采取国家、地方和个人分成负担的方式，加强在计算机服务、家政、厨师等一些国内外均有市场需求的专业技能培训，做好相关的人员储备，缓解劳务输出的结构性矛盾。
第五，完善国际劳务合作的信息服务体系。建立专门的对外劳务合作网站，对外与我国各驻外经商机构链接，对内与全国或地区性的就业服务机构链接，及时提供国外劳务市场的供求情况。完善和改进“中国武汉国际劳务合作洽谈会”，逐步扩大影响，使之成为宣传我国劳务合作品牌、实现供求对接的新平台。在福建、广东、上海等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可充分利用其侨务资源，与中西部劳动力大省建立起经常性的、机制性的信息渠道。
第六，充分适应对外劳务合作的行业特点，建立和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尽快理顺对外劳务合作的管理机制，改变多头管理的状况。有关部门也应加强配合，建立协调高效的工作渠道。尤其是对于季节性的农林渔业外派劳务，应在护照、人员出入境等相关手续上给予便利。同时，要加大对违规操作的处罚力度，防止以对外劳务合作为名从事非法移民等活动。
家务劳动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政策约束导向；科研劳务费；科研经费管控；科研奖励费
近年来，科研经费案件的频繁产生使得科研经费监管成为高校经费监管的重要内容。相应的各项政策和制度规定相继出台。2005~2014年，国家各部委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教财［2005］11号）、《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国家科研经费管理政策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通知》（教财［2011］12号）和《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号）等一系列科研经费监管文件，对科研经费预算、经费转拨、支出管理等方面予以明确规定，加大了监管力度。值得一提的是，科研经费纳入财政性资金范围，打破了传统的科研经费属科研人员所有的观念，从而改变了科研经费的管理模式。长期以来，由于科研经费的劳务支出的复杂性和利益冲突性较为突出，科研劳务费问题成为科研经费管控的核心内容。
一、科研劳务费政策约束与突出性问题
1.科研劳务费的政策约束。科研劳务费问题一直是科研经费管理的重要内容。国家在制定科研经费管理政策时，始终把科研劳务费作为一项重要的监管费用来管理，在劳务费支付对象和支付比例上都给予了特别的限制，规定非常明确和严格（详见右表）。
2.科研劳务费存在的突出性问题。从科研经费管理的实际情况来看，科研政策的明晰化的政策约束反而导致科研经费使用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科研经费用途多元化、模糊化和无序化。科研经费报销内容越来越复杂，很多报销票据与完成科研项目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会计核算中出现了“真的真发票，真的假发票，假的真发票，假的假发票”的科研核算现象，部分科研项目打着“助研费”的旗号，虚列科研合作人员名单，发放劳务报酬。比如虚列学生名单、外聘专家名单，将科研经费转卡套现，遗漏个人所得税，而实际上相关学生和外聘专家从未取得所谓的劳务报酬或专家酬金。以上这些违纪违规问题甚至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当前，理论界对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研究成果较多，对科研经费问题进行了归纳与分析，主要集中在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编制的随意性与执行脱节、科研经费报销违规和科研经费绩效考评不完善等方面。而科研劳务费问题的突出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科研项目劳务经费预算的无限制比例与随意套现问题日益严重。过去，除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或者特殊科研项目外的科研项目在经费预算上缺乏明确的劳务分配比例，项目负责人往往依据项目的复杂性和项目建设周期预计提取一定的劳务费，且劳务费提取额度在项目总经费占有很大比例，特别是横向科研项目，企事业单位与科研单位或人员通过双方协商共同认定某个劳务费分配比例，从而使得科研经费成为科研项目负责人赚取个人利益和维护相关利益群体的重要途径。因此，科研项目劳务经费预算模糊，结果导致科研项目负责人与项目协作者通过虚报谎报专家劳务费，编造项目参与学生名单、临时聘用人员名单等来套取科研经费。纵观当前各高校出现的科研经费案件，很大部分科研经费管理问题集中在对外劳务费大量套取现金问题，项目负责人肆意发放科研劳务费而降低了项目经费对科研项目完成的贡献率。
（2）科研劳务费变相虚增科研项目成本。长期以来，科研项目往往单方面注重科研项目结题成果的评价，而疏于对科研项目经费绩效考核，尚未对科研项目经费结构进行对比与分析。在项目申报和经费匹配上缺乏较为完善的评价体系，项目经费实行包干使用。如此一来，部分科研项目负责人在国家明显限制科研劳务费发放的情况下，通过随意扩大科研经费支出范围，变相以差旅费、会议费、材料费、通讯费等名义违规用于旅游、劳保福利、娱乐、日用消费品购置等纯个人消费性支出来抵减劳务费，相反增大了科研项目成本。
（3）科研劳务费发放对象的政策限制引发违规性恶意发放劳务费。无论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还是其他类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在“经费开支范围”方面都没有明确列示科研人员科研劳务问题，而科研“劳务费”的发放对象仅仅是支付给课题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课题组临时聘用人员”的劳务性费用。科研人员不能享有科研经费的劳动补偿或者劳动投入的价值体现，科研人员的智力支出在项目经费中没有得到有效回报，由此而引发了科研人员想方设法扩大科研经费支出，增加科研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从而直接或间接享受到科研项目经费对自我劳动投入的补偿。同时，科研人员也通过编造虚假劳务合同、虚列人员名单、冒用他人身份等弄虚作假方式，代签代领劳务费、专家咨询费。有的负责人甚至以津贴、补贴、奖金等形式给课题组成员发放劳务费。滋生了很多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的不良后果。
二、科研劳务费理论价值分析与实际意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总体工人”的论述中，对脑力劳动给予了肯定，认为这些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当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也强调了劳动要素与其他要素相比，作为一种“活劳动”，在创造价值过程中无疑是唯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理应获得比其他生产要素更高的收入。那么，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要获得价值分配。美国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共同提出了生产函数：Y=a（t）LαKβμ。其中：Y代表生产总产出；L代表劳动投入；K代表资本投入；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α与β分别代表劳力与资本的生产力弹性。他们发现，“在某种微妙的意义上劳动是唯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每增加1%的劳动所增加的产量三倍于每增加1%的资本所增加的产量”。劳动要素与其他要素一样要参与利润分配，且作为人力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应分配得更多。党的中共十六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肯定了劳动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科研项目从性质来看，属于专项资金项目，经费管理的总体原则是包干形式，即经费使用必须专款专用，全部用于项目建设和项目完成的整个开支范围。从资金性质来说，科研经费是财政资金，纳入财政资金预算，而实际管理是按照或者参照财政预算资金使用管理。科研经费的审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科研项目的复杂性、投入劳动量和价值创造大小。因此，科研经费实际上包含了科研项目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当中也有科研人员及参与人员的劳务费部分。基于此，科研经费中劳务费的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
1.充分体现科研劳动者人力资本价值，有利于调动科研积极性。科研劳务费的预算反映了科研项目中科研人员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投入的价值补偿，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科研人员人力资本价值问题。不同层级的科研人员对科研项目所投入的劳动是有差异的，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在价值分配上应有所不同，这样才能够使科研人员感觉到自身应有价值的体现，他们更加有动力投入到各项科研活动中，创造出更多的科研成果。
2.提高科研劳动者对科研劳务费的正确认识，引导他们正确使用科研经费。科研劳务费是科研项目完成过程中对科研人员劳动投入的价值回报，包括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投入。科研人员参与科研项目所获取的价值回报更多地体现在项目成果的社会价值、个人价值和个人社会效应。尽管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科研项目在经费开支内容上有很大差异，但是直接的科研劳务费体现仍然要以科研项目完成为主，经费使用原则上要服务于项目开展和项目成果的完成。由此，作为一种科研劳动投入的回报，科研劳务费比例显然是有限的。那么，科研人员对此必然要清晰认识到科研劳务费的实质内容，对经费预算和经费报销有明确的认识，如此才能够规范科研人员在自身经费管理和经费使用上减少随意开支劳务费，甚至腐败的行为。
3.优化科研经费预算结构，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益。一直以来，科研劳务费是经费预算中较为复杂的问题，科研人员往往倾向于节约科研项目直接开支而增大劳务费比例。一旦科研劳务费问题非常明确，则其他经费预算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科研人员依据科研项目性质和项目涉及的必要支出内容，充分估计完成中不可预见因素，对科研劳务费做出相应比例的提取并包干使用，那么科研经费预算结构更加清晰，科研经费报销也就严格按照预算来执行，科研经费隐藏的利益矛盾问题才能得到妥善处理。
三、科研劳务费的科学拟定与设计
在进一步明确科研劳务费合理性的基础上，要科学设计科研劳务费分配额度与比例以及发放方式，需要严谨的规划和考评体系。科研劳务费设计上要充分体现劳动价值论观点，多劳多得，节约为主，体现科研人员人力资本价值。
1.科研劳务费按一定层级设计，扩大科研劳务费人员的范围。无论科研人员有无固定的工资性收入，均允许课题组成员从项目经费中领取一定额度的劳务费。科研劳务费涉及的科研人员有三种，即直接的科研项目主持人（项目负责人）、科研协作者（课题组成员、参与学生）和专家、提供科研研究素材和投入劳力的临时性人员。在科研项目中各人员参与科研项目程度和所做出的贡献大小不同，他们各自所获取的科研劳务费也不同。科研项目主持人投入项目的时间和精力最多，他们所享有的科研劳务费比例最大。科研协作者（课题组成员、参与学生）主要对项目完成做基础性的资料收集、数据分析和文稿初稿撰写等，他们所分配到的劳务报酬次之。专家为科研项目提供建设意见和评审意见，使科研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实用性、权威性，那么他们的劳务费比协助调研或其他相关工作人员的会更高。
2.科学设定劳务费比例，从严包干使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自身科研工作实际，按以下思路计提科研劳务费比例。
（1）分科研类别计提比例。根据科研项目的具体分类，清晰分析各类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用途，有侧重性地对其进行计提劳务比例。比如人文社科项目在测试化验、试剂等直接费用发生上绝对量较少，而其外出调研、收集资料信息、人工支出费用相对集中，那么其科研劳务费可在经费总额的35%~45%予以计提；自然理工类项目更多体现在实验测试方面，所需耗材较多，但在人工支出方面较少，可考虑提取劳务费在30%以内。当然，科研项目有纵向和横向课题之分，那么横向课题劳务费较纵向课题较多，可计提在25%以内。计提的科研项目劳务费在预算编制时生成，课题负责人总量控制，包干使用。
（2）参照美、英等国外科研人员的人员费计提方法，由经费资助方与承担方协商单独设定“一般管理费”，作为承担方支付人员经费使用。
（3）依据项目经费的来源和项目审批政策来分类设定劳务费。比如按获取项目资金总额的百分比例，或者项目资金结余比例提取劳务费。
（4）在间接费用中以不高于项目资金管理费提取比例来预设项目绩效支出，以作为科研劳务费预算金额。
3.建立科研项目绩效考评与劳务费经费拨付挂钩的机制。科研项目立题后，可先期预拨科研劳务费总额的30%，项目负责人可对参与人员予以前期劳务费支付。在项目中期考核进度时，根据进度执行情况，可允许报销劳务费的40%。项目结题阶段，项目负责人凭科研成果验收证明，一次性领取剩余劳务费的30%。这样既保证了项目完成质量，又调动了项目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也规范了科研劳务费的支出管理。
4.完善科研奖励费考评体系。科研劳务费仅仅作为科研项目完成中科研人员劳动投入的一定补偿。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从事科研项目的期望值远远高于科研劳务费的取得。通过科研项目，科研人员所实现的成果不仅包括项目研究的直接成果，还包括以项目为基础，或者以项目经费支持完成的其他间接性科研成果。这些成果的完成证明了科研人员的个人价值所在，但这些成果一旦被权威媒体发表或转载，或应用于社会生产带来社会效益，那么科研奖励费则是科研人员劳动投入的最大比例的劳务报酬。因此，在确保或明确科研劳务费的同时，更应完善科研奖励费的考评体系，既要为科研人员创造科研成果评价的平台，也要让他们的科研付出获得比科研劳务费更丰富的科研奖励。这样才能真正使科研人员把科研工作和科研职责与科研价值相结合起来，积极投入到科研活动中，创新科研成果，提升科研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李本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J］.理论建设，2011（1）．
王雁，刘东.规范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对策研究［J］.教育财会研究，2014（1）.
家务劳动的重要性篇7
摘要:劳动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对劳动权的保障是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大事。劳动权入宪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体现了劳动权具有的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双重属性。宪法劳动权的完善，必须以劳动权的这两层属性为基点，参照《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完善其内容，激活劳动者的宪法权利，这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关键词:劳动权自由权社会权宪法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技能，劳动权的保障涉及到人的生存和发展，是重要的宪法权利。《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保障我国公民劳动权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于保障劳动权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类似于华为公司员工集体辞职案之类的企业试图规避法律的事件的发生则表明，劳动权的保障在我国仍是任重而道远。劳动权的保障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应当通过宪法保障劳动权的实现。一、劳动权的宪法地位与性质(一)劳动权入宪将劳动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发生的。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使个人从封建的身份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革命之后，西方各国制定的宪法确立了以自由权为中心的人权保障体系，这时，劳动权是作为自由权层面的一项宪法权利。将劳动权作为宪法权利来保护肇始于1793年的法国宪法。其中，第18条规定:“人人皆得将其服务及时间与人订约，但不得自卖或被卖。人的身体不是可以让与的财产。法律不承认仆人的身份;在劳动权与雇佣劳动者之间，只得存在有关怀和报答的约束。”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欧洲大陆的瑞士率先突破了仅仅作为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宪法劳动权开始出现了具有社会权性质的趋势。1874年瑞士联邦宪法第34条规定了三个方面的劳动权，即劳动安全保障权、劳动工伤保险权和劳动合同、职业介绍与劳动培训权。根据该宪法的规定，联邦有权对工厂雇佣童工、成人劳动时间以及对从事有损健康和危险工作的工人予以保护等事项制订统一的规定;可通过立法并根据现有救济金之情况，设置事故和疾病保险;有权就劳动合同、职业介绍与劳动培训制订法律。宪法劳动权的重大变化出现在20世纪初的德国。享有“经济宪法”之称的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率先将具有社会权性质的劳动权写入宪法。魏玛宪法第157条规定:“劳力，受国家特别保护。联邦应制定划一之劳工法。”第159条第1、2款分别规定:“为保护及增进劳工条件及经济条件之结社自由，无论何人及何种职业，均应予以保障。”规定“凡契约之足以限制或妨碍此项自由者，均属违法。”这在世界上是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强调了国家对劳动权的“特别保护”。同时，魏玛宪法对劳动权规定了丰富的内容，包括了劳动保险、劳动标准、失业保障、劳动者的团结权、团体争议权，等等。魏玛宪法为二战之后的各国宪法所效仿。1945年德国基本法、1946年法国和1947年日本和平宪法，以及许多国家都将具有社会权性质的劳动权写入宪法。可见，劳动权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在基本人权的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二)劳动权的双重属性劳动权的性质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纯粹的自由权转变成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双重属性的权利。实际上，学界对劳动权的性质还存在争论，有的认为应当将劳动权界定为社会权，即公民享有从社会获得工作机会和劳动条件并取得报酬的权利，且意味着国家必须积极地提供和保障劳动机会和条件;有的观点则认为劳动权是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双重属性的复合权利。再者，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一体的规定也模糊了劳动权的性质，容易使我们对劳动权的认识发生混淆。1.劳动权的自由权属性在哲学领域，英国哲学家伯林将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类型。与此相对应，法理学也将权利划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类。“消极权利”是指公民有免受强制的权利，意味着国家或者其他主体应为某种不作为行为，自由权就是典型的消极权利。“积极权利”则指公民有权要求国家或者其他主体对其利益积极进行保障，体现为一定的作为，以社会权为典型。从以上劳动权入宪的历史可以看出，在一开始，劳动权是作为自由权层面的权利，即消极权利而入宪的。劳动权的自由权属性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因为早期的资本主义宪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制定的。在经济上，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需要大量的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的任务是要推翻封建等级制度，把人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这符合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因此，在法律制度上，早期的宪法权利一般体现为消极权利，即政府或者其他主体不得对公民进行某种强制。作为自由权的劳动权，是与封建时代的国家强迫臣民服劳役或者近代种植园经济中的奴隶主对奴隶强迫劳动相对立的，是对强迫劳动的否定。劳动法的自由权属性不仅存在于近代宪法中，而且一直保留到当代宪法中。宪法保障人身自由即包含了不得强迫劳动之意。又如，1945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2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制为特定之工作，但习惯上要求所有人都平等参与的强制性公共服务，不在此限。强迫劳动仅于受法院判决剥夺自由时，始得准许。事实上，关于限制劳动时间的规定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保障属于消极自由的劳动权，违反法律关于劳动时间的限制的规定则可能有强制劳动之嫌。例如，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1949年《共同纲领》第32条就规定:“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8小时至10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劳动权的自由权属性还存在于国际人权公约之中。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规定:“……二、任何人不应被强迫役使。三、(甲)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该公约主要着眼于免除公民所受的强制，因此大量规定了消极权利的内容，不被强迫劳动也在此列。那么，我国宪法第42条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是否与作为消极自由的劳动权有冲突呢?从各国宪法考察，将劳动规定为公民的一项义务是我国宪法所特有的现象，由于现代社会明文禁止强迫劳动，因此，这里的义务应当理解为一种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如果理解为法律义务的话，无疑会造成法理上的矛盾与实践中的困扰。“故可以认为，我国将劳动作为一项义务规定在宪法里面，或许其宣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此，劳动权的自由权(消极自由)属性并没有改变。2.劳动权的社会权属性仅将劳动权归属于自由权无法完整地概括出劳动权的性质。从宪法的历史发展和宪法劳动权的内容可以看出，劳动权既具有自由权的属性，又具有社会权的属性。前者是一种消极自由，主要是公民免受强制劳动，有权自由选择职业而免受国家的干预;后者则主要指公民有权要求国家积极保障其劳动机会和条件。劳动权从纯粹的自由权转变为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属性的权利，同样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原因。一方面，劳动就业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单靠个人免受强迫劳动，自主选择职业是无法解决全社会的劳动就业问题的，劳动就业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需要国家的积极介入。另一方面，在l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上的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劳资矛盾加剧，社会主义运动高涨，迫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待劳动权上出现了转向。在观念上，人们认识到，光靠保障消极自由使人们免受强制并不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消极自由的观念得到修正;在经济上，各国采取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即“凯恩斯主义”，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其中包括对劳资问题进行干预。在宪法上就体现为加入劳动保险、劳动安全卫生保障、劳动基准、劳动培训等积极权利。我国宪法第42条还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大部分内容都是属于社会权(积极权利)的劳动权。国际人权公约同样规定了作为社会权的劳动权。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规定:“(一)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三)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四)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通过象征着以积极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第二代人权在国际人权法上的确立。其第6条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技术的和职业的指导和训练，以及在保障个人基本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达到稳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充分的生产就业的计划、政策和技术。”第7条规定了缔约国须保证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第8条规定缔约国须保障劳动者享有的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劳动权的双重属性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劳动者不受强迫劳动，享有自主选择职业的自由;另一方面，国家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提供劳动条件和保障劳动机会，使劳动者的劳动权得以实质地实现。这对于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繁荣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和谐都具有重大意义。二、劳动权的宪法结构:兼论我国宪法劳动权的不足劳动权的法律保障首先在于宪法保障。劳动权首先体现为宪法权利，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劳动权的基本内容。劳动权从近代的纯粹的消极自由权，转变为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宪法权利，其在宪法中的内容也日趋复杂，呈现出一个劳动权的宪法结构。(一)宪法劳动权的基本结构《公约》规定了作为基本人权的劳动权的基本内容，既是国际上保障劳动权的纲领性文件，对于缔约国来说，更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我国已经签署并批准了该公约，该公约对我国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宪法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大宪章，从基本人权的角度考察，依据公约的规定，宪法劳动权应当包括以下基本结构:1.职业选择权。职业选择权是公约第6条第1款所规定的内容，早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就规定了职业选择权。职业选择权一般包括选择职业、有报酬的活动、工作地点等。例如，1945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2条第1款规定:“所有德国人均有自由选择其职业、工作地点及训练地点之权利，职业之执行得依法律管理之。”但是，对于特殊职位，法律会对任职资格、禁止性条件等作出规定，例如《法官法》、《检察官法》、《公务员法》对法官、检察官、公务员任职的特殊规定。2.获得技术、职业指导和训练的权利。根据《公约》第6条第2款的规定，缔约国应采取步骤包括技术的和职业的指导和训练，这是保证第6条第1款所规定的权利得以实现的必要措施。在当代社会，劳动的技术含量和要求越来越高，为保证劳动者的就业，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职业指导和培训。3.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公约》第7条规定了缔约国要保障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包括了“最低限度给予所有工人以下列报酬(1)公平的工资和同值工作同酬而没有任何歧视，特别是保证妇女享受不差于男子所享受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同工同酬;(2)保证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得有符合本公约规定的过得去的生活。”可见，此处的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相当具体，包括了:获得公平的工资的权利、不受歧视的权利(包括男女平等和同工同酬)、享有至少是最低限度生活条件的权利(包括自己和家庭)。4.享受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的权利(《公约》第7条乙项)。5.平等晋升的权利。《公约》第7条丙项规定，人人在其行业中有适当的提级的同等机会，除资历和能力的考虑外，不受其他考虑的限制。6.休息权。《公约》第7条丁项规定，休息、闲暇和工作时间的合理限制，定期给薪休假以及公共假日报酬。这就是说，除了要给予休息和公共假日的时间外(除了合理限制)，休假时必须付给报酬。7.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公约》第8条要求缔约国保证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工会有权建立全国性的协会或联合会，有权组织或参加国际工会组织;工会有权自由地进行工作;工会有权罢工。但是，《公约》第8条也对上述权利进行了某些限制，包括国家法律、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等。(二)我国宪法劳动权的不足劳动权入宪是与近代宪法的产生相伴随的，并且，宪法劳动权的发展也与现代宪法一起成长。与适应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宪法劳动权主要以自由权为主;为适应垄断阶段的市场经济的要求，宪法劳动权出现了向社会权性质转变的转向;而在当代，由于人权保障理念的兴起和国际人权法律体系的确立，宪法既要保障属于消极自由的劳动权，保留公民防御强制劳动的权利，又要求政府主动、积极地干预劳动就业，保障公民劳动权的实现。可见，宪法劳动权的体系是丰富的，劳动法中的劳动权利必须有宪法劳动权的保障。1.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是指政府或者其他主体不得强制公民劳动或者自由选择职业，不得对公民的择业进行不合理干预等。有的学者也称之为国家“尊重的义务”。相对国家而言，应当尊重个人依照自己意愿从事工作的自由，包括选择职业的种类、场所，开始、持续与终止劳动的自由等;无正当理由不能剥夺公民既有的工作机会;禁止通过法律或行政命令对劳动自由作不当限制;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禁止奴役;禁止歧视和不合理差别待遇。对于许多经历过近代自由主义理念洗礼的西方立宪主义国家来说，也许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但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所存在的问题使我们从国家义务的角度来强调公民的劳动自由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与西方国家宪法经历的历史阶段不同，我国宪法制定的时候直接面对着三代人权均已经确立的情况，再加上我国向来比较注重强调积极性的权利，强调国家干预，因此，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在我国宪法中就没有体现出来。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一个社会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利益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各种社会矛盾也比较复杂，劳动者处于比较明显的弱势地位，受到强制的可能性(例如明显超时工作而不付报酬，有的工厂发生的强制完成过大的工作量的现象等)比较大。因此，宪法中没有明确载明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就是一个缺陷，宪法对保证劳动权的遣词用句都没有像外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那样突出强调国家义务，也没有明定国家采取措施禁止强迫劳动、尊重公民选择职业的自由，等等。这都是宪法劳动权的缺陷。2.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我国宪法第42条所规定的劳动权基本上都是属于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我国制宪和修宪的时候，已经跨越了西方国家第一代人权的阶段，并且，我国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也使我国的宪法劳动权比较强调积极权利，因此，宪法第42条规定了属于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但是，仔细考察，我国宪法第42条关于劳动权的规定也存在若干问题。其一，关于国家义务。有的学者把法律中的劳动权分为“劳动权的宣言”和“劳动权的保障”。我们不妨把它们称为“宣言式的劳动权”和“保障式的劳动权”。前者侧重于一种对劳动权的宣示，虽然能起到宣告权利的作用，但是对于一项权利的保障来说并非正式和严谨;一项权利要从理想变为现实，必然要有立法上的强制保障。我们可以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来对宪法劳动权作一番探析。以《公约》第6条为例:“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技术的和职业的指导和训练，以及在保障个人基本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达到稳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充分的生产就业的计划、政策和技术。”在这里，主语是“本公约缔约国”，显然，公约的用意在于使国家成为保障劳动权的主体，对于国家来说，这是一种义务，并且，国家必须采取措施保证劳动权的实现。同样的用法出现在公约第7条“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特别要保证:……”同样也出现在第8条:“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显然，公约并不仅仅停留在“宣言式的劳动权”，而是通过对缔约国义务的设定来规定“保障式的劳动权”。反观我国宪法第42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宪法不仅宣告了劳动也是一种义务，而且在立法用语上也有语焉不详之感，给人有“宣言式劳动权”的印象。从立法用语上讲，对于义务性用语，一般采用“必须”、“应当”、“禁止”等;对于权利(权力)性用语，一般采用“有权”、“可以”，等。《公约》采用缔约各国“保证”采取何种措施的用语，明确地将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界定为国家的义务，同时也是公民的权利。但是，我国宪法第42条采用模糊的立法用语，给人以宣言式立法之感，而国家义务的味道不足。其二，关于劳动权的内容。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属于积极权利的劳动权的内容包括:劳动就业条件、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劳动就业训练(以上为第42条)、休息、修养和休假(第43条)。但是，劳动权的内容并不限于此。除国家应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外，宪法中的工作获得权、自由择业权和平等就业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工作获得权和平等就业权更具有现实意义。现阶段，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大学生毕业，且我国又处于城市化加速的时期，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另外，我国就业领域的歧视也不容忽视，各种男女不平等、地域不平等、城乡不平等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作为义务主体，国家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工作获得权和平等就业权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就更具有现实意义。另外一个对我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权利是劳动安全和卫生保障权。这是指劳动者在劳动中的人身安全和健康获得保障，免遭职业伤害的权利。近年来，我国的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特别突出的如矿难等。规定劳动安全和卫生保障权是多国宪法的通例，也被载于《公约》中，对于保障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民主管理权和团结权也属于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的内容。民主管理权是劳动者可以对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提出建议的权利。团结权是宪法和劳动法确认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团结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团结权是指劳动者组织和参加工会并保证工会自主运行的权利。广义的团结权则是指劳动者运用组织的力量对抗雇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团结权(狭义)、团体交涉权和罢工权。民主管理权并未为《公约》所规定，但并不是说就不属于劳动权的内容。事实上，现代社会中的劳动权的内容已经得到极大的丰富，在西方国家，民主管理权也成为劳动权发展的一个趋势。另外，《公约》规定了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组织和参加工会是平衡劳资力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我国，企业侵害劳动者正当权益的现象日趋严重，甚至出现像华为公司员工集体辞职案这样的企图规避《劳动合同法》的事件。虽然我国没有承认罢工权，但是，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以及团体交涉权(也称为集体协商权)都是劳动者制衡企业的重要权利，也能够体现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三、宪法劳动权的效力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劳动权具有宪法上的效力，宪法劳动权的效力关系到公民宪法上的劳动权的实现和合法权益的保护。宪法无疑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法律、任何行为都要遵守宪法的规定，而不能之与相抵触。但是，宪法劳动权的效力并不是直接适用于具体案件。如果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直接适用宪法条文，那么普通法律就失去其作用，而宪法仅可能作一般的原则性的规定，在普通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舍法律而适用宪法是不合适的。但是，宪法上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对于劳资双方都具有规定性、指引性的作用，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的。(一)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的效力宪法规定的是一般性的、原则性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单独适用于个案。但当法律有明文规定，或者没有可以援引的具体条款的情况下，应当可以直接引用宪法上的劳动权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否则，如果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亦不可援引宪法上的劳动权的话，宪法劳动权将成为一纸空文，而无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在我国已有案例佐证。1988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给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了《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对于在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张学珍、徐广秋身为雇主，对雇员理应依法给予劳动保护，但他们却在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这种行为既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应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至于该行为被确认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和赔偿等问题，请你院根据《民法通则》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妥善处理。”这说明，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最高人民法院即认识到劳动权在我国宪法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当时《劳动法》尚未出台，法院不得以法无规定为由而拒绝裁判，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以宪法上的劳动权为依归作出批复。问题是，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继制定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必要援引宪法的规定?应当说，法律无法穷尽一切可能的情况，并且，钻法律漏洞的情况也可能时有发生，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作出规定。“华为公司员工集体辞职案”就说明规避法律的现象随时有可能发生，在无法找到合适的法条援引的情况下，应当可以援引宪法上关于劳动权的规定作为裁判依据。(二)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的效力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可以援引宪法上关于劳动权的条款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是否仍然可以援引宪法上关于劳动权的条款来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两个案例充分说明，最高人民法院认可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宪法可以与法律一同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刘明诉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二处第八工程公司、罗友敏工伤赔偿案中，四川省眉山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第42条第2款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劳动法》第3条和第4条关于劳动者获得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的规定，认为两被告之间的承包合同中所约定的施工中发生伤亡、残事故，由罗敏友负责，把只有企业承担的安全风险，推给能力有限的自然人承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劳动法的规定，最后依照《民法通则》判决第八工程公司对原告刘明的工伤事故承担连带责任。在另一份公报记载了龙建康诉中州建筑工程公司、姜建国、永胜县交通局损害赔偿纠纷案的判决，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援引《宪法》第42条第4款关于获得劳动就业训练的权利的规定，以及《劳动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判决认为把只有企业才能承担的风险转给实力有限的自然人承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宪法和劳动法的规定，是无效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两个案例具有相似之处，不仅在于同时援引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且在于援引宪法认定违反宪法，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合同条款为无效条款，在实践中具有重大意义。(三)在法律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下的效力另外一个问题是假如法律与宪法关于保障劳动权的规定有相抵触之处，宪法劳动权的效力如何?毫无疑问，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如果法律、法规和规章有与宪法关于劳动权的规定相抵触之处，那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是无效的。但是，我国的法院并没有对立法和抽象行政行为行使司法审查的权力，但是，当发生法律中有关劳动权的规定与宪法中有关劳动权的规定相抵触时，法官不能以此为由而拒绝裁判。因此，在法律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下，法官唯一合适的选择就是直接援引宪法中关于劳动权的规定作出裁判。四、宪法劳动权的完善(一)对宪法中劳动权条款的完善1.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在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方面，应当体现国家对劳动者自主选择的权利的尊重，以及对各种强制和歧视的禁止。例如，应当直接规定劳动者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禁止强迫劳动或者以各种变相的形式强迫劳动。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将劳动作为一种宪法上的义务仅能起到宣示的作用而不能起到实际的效果，因此，宪法在直接规定劳动者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禁止强迫劳动或者以各种变相的形式强迫劳动的同时，可以考虑取消将劳动作为一种宪法上的义务的规定。2.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在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方面，首先应当体现国家义务，即遵照《公约》关于劳动权的规定，改“宣言式的劳动权”为“保障式的劳动权。”宪法应当体现保障劳动权是国家的义务这一基本的立场，强调“国家承认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必须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享有以下的工作条件……”从语义上完成向“宣言式的劳动权”为“保障式的劳动权”的转变。在内容上，应当对照《公约》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参考其他国家宪法中关于劳动权保障的规定，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突出问题，完善我国关于宪法劳动权的规定。除了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属于积极权利，如劳动就业条件、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劳动就业训练、休息、修养和休假的权利之外，宪法还应当考虑以下几方面内容:(1)工作获得权，即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2)就业平等权，即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禁止就业中的歧视，如性别歧视、地域歧视，或者不合理的差别待遇;(3)劳动安全和卫生保障权，即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享有良好的卫生环境;(4)民主管理权，这是特别具有新意的一项内容，即国家应当保障劳动者能够参与工作单位的民主管理。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是我国劳动者本来就享有的一项权利，只是尚未体现在宪法劳动权中，近期的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在外资企业设立工会组织的活动越发体现了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的重要性和实践意义。另外，虽然我国没有承认罢工权，但是，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以及团体交涉权(也称为集体协商权)都是劳动者制衡企业的重要权利，这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是相符合的。(二)建立涉及宪法劳动权的案例指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定期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案例能够起到对案件审判的指导作用，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来指导审判活动，我们称之为案例指导制度。这虽然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有所不同，但是确是对判例法的合理借鉴。案例指导制度能够使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物，起到对同类案件同样审判的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刊载的典型案例已经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在涉及劳动权的案件审判时，宪法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当然这里涉及到两种情况，即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和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形，在这两种情形之下，宪法劳动权可以被援引用来裁判案件。具体来说，就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法院应当可以援引宪法劳动权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这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在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宪法与法律可以一并被援引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在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形下，由于法律做了具体的规定，在这个时候就不能抛开法律而单独援引宪法来裁判案件。只有在法律与宪法关于劳动权的规定相抵触的情况下，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单独援引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五、结语劳动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它既具有自由权的属性，又具有社会权的属性。因而，宪法劳动权就相应地既具有自由权的内容，又具有社会权的内容。我国宪法中的劳动权在自由权层面和社会权层面都有缺陷，在内容上，应当参照《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完善，在效力上，应当激活宪法中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建立涉及宪法劳动权的案例指导制度。劳动权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宪法权利，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社会上的劳资矛盾还广泛存在，宪法劳动权就是一个调节器，保障好劳动者的劳动权，能够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家务劳动的重要性篇8
我县农村女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特点：
1、在年龄结构上，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中女性受年龄的约束大于男性。近5年转移出去的农村女劳动力,年龄段主要集中于18-40岁，年龄偏大者占少数,特别是50岁以上的外出女性所占比例很小。而转移出去的农村男劳动力虽和女性一样，主要年龄段也集中在18-40岁，但40岁以上者所占比例却大大超过女性。
2、在行业结构方面,转移出去的男女劳动力从事的行业各有特点。从今年上半年*县农村劳动力情况调查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建筑业、地质、交通、商业、金融、房地产和服务业等行业。男性侧重于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而女性则侧重于轻工业、服务业和商业饮食。
3、在区域流向结构方面,女劳动力多选择就近转移。流向区域就距离家庭所在地远近而言,女性一般会选择距离家庭所在地较近的地点，特别是已婚女性，而男性转移受地理位置限制的程度比女性低。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女性心理素质、家庭分工同男性不同外，文化程度和户口所在地的经济背景和转移的历史特点也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4、在婚姻方面，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中女性已婚的比例低于男性。近几年来，在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中,女性已婚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这与女性传统的社会分工、生儿育女、料理家务以及社会对已婚女性价值认可上的偏见有关。而男性相对来说,受此因素影响较小,所以并没有因为成家而停止外出挣钱。
5、从文化程度上看，文化程度越高，就业机会越多。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女劳动力转移的比重较大，高达85%。
影响和制约我县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
1、农村妇女素质较低，不能适应现代化就业的需求
文化素质低、技能低、外出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成为已外出或想外出务工妇女的最大难题。农村妇女普遍科技文化水平比较低，劳动力技术单一，大多只掌握常规和传统的种养技术，缺乏从事二、三产业的技能，还不很适应市场对技术更新的要求，外出务工也多是从事技术层次较低的工种如：保姆、建筑工、商场餐饮业服务员等，调查中我们发现，七成岗位要熟手，而胜任的民工只能满足企业需求的一小部分，因而说技能门槛挡了农村妇女外出务工的道。这些一方面说明农村妇女已认识到传统的种养模式已不能适应市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以农为本守家园”的保守就业观念与农村长期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构成思维和心理上的阻碍。农村妇女家庭观念厚重，沿袭相夫教子、赡老扶幼的传统，受夫权思想影响及顾及家中老小、小孩教育等现实问题，在家务农无生产经营决策权，外出务工障碍重重，存在怕、难思想，怕导致家庭不和、外出工资不能兑现，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适应外地生活，受骗上当等，严重制约了农村妇女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2、保障措施未完善，制约着农村女劳动力的转移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时，往往在工资待遇、劳动保障、技能培训等基本权益方面得不到保障。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许多企业宁愿高价招工，也不愿通过培训来获得技术工人。原因在于，这些企业不辞辛苦到偏远地方去招工，招来后不足两月仅有一半的人能留下来，多数民工都抱着非常现实的想法，那就是企业发放工资如果不及时，自己就会坚决离开。在有的地方一个技术工几家抢，而有的企业还在压工资，这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积极性。
3、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限制了农村妇女就业总量
根据农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我乡农村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但仍然存在第一产业比例偏大的问题，限制了农村妇女就业总量。又由于受资金、技术、生产销售信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农村妇女劳动力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4、农村城镇化水平低，妇女负担加重，影响妇女在第三产业就业比例
农业人口就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实现非农化就业。农村城镇化规模不大，水平不高，不仅带动不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限制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分工后，妇女劳动力普遍反映负担过重，一方面要照顾好家中老人和小孩，另一方面又要种好全家的承包责任田，往往忙不过来。有的妇女劳动力也想外出打工，但家门难离。这些也是制约农村女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之一。
5、农村工业化水平低，影响农村妇女劳力就地转移
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往靠低水平规模扩张的乡镇企业已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需要，为获得新生，乡镇企业大多进行改制或承包租赁经营，有的关、停、并、转，大龄妇女和部分劳动技能低的妇女只得返乡务农。虽然近年来，个私企业、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发展较快，但规模较小，吸纳、接收妇女劳力的能力不是太强，远远不能满足想就近务工的农村妇女的就业需要，导致农村剩余、闲散妇女劳力不能集中充分使用。
6、外出务工未形成规模，输送渠道不畅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就业服务机构的建设方面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县、乡、村就业服务组织和信息网络建设的滞后，也影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有效转移。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民工很少或者从未去过正规的劳务市场或职介机构，反而大量涌向未经劳动部门批准、自发形成的劳务“黑市”或在路边开张的职业介绍所。每当民工务工高峰时节，民工每天都会在这里聚集。外出就业妇女靠亲朋好友、同乡盲目外流、乱闯，加之民间中介组织的不规范经营，妇女易受骗上当，妇女外出就业呈无组织、无序状态。外出妇女劳动权益、人身权益很难得到保障，造成一些外出务工妇女碰壁回乡，心灰意冷，造成一部分妇女把外出务工作为一种迫于无奈的选择。
发挥妇联职能，加快我县农村女劳动力转移的几点想法：
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工作不是短期行为，而是长期任务。我们要以更规范的管理、更科学的运作、更紧密的联动作为基础和保障，建立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打造可持续发展模式，努力使妇联组织成为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三大中心。
1、发挥教育培训功能，使妇联成为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培训中心。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实质就是对农村人力资源的潜力进行合理重组、科学开发，实现“人尽其才”。通过教育和培训，减少素质偏低的农村妇女劳动力的供给，是增强妇女就业能力的治本之策。要突出抓好进城务工妇女进城前和进城后、在岗前和在岗后的培训，帮助她们在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在技能上具备资质，提高转移的成功率。为此，在教育培训中应该注意：
（1）因才施教，分层次培训。突出培训的层次性和针对性，有的放矢地开展培训。对外出务工的妇女，传授礼仪、法律、外语等多门类专业知识，传播文明习惯，增强她们的竞争实力，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对农村专业大户，开展现代经营理念培训和以推广新技术、新品种为重点的种养殖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她们的自我发展能力，带动更多的农村妇女脱贫致富。对一些能力较强或有一定资金基础的妇女，提供创业培训，扶持创业实践，提高她们的创业能力。对农村中老年妇女，开展家教知识、卫生保健、文明生活方式的培训，帮助她们既学会生存，更学会文明生活。
（2）整合资源，多渠道培训。打破以往单兵作战的格局，充分集聚吸纳外来资源为我所用，扩大培训的面。发挥成教中心、夜校和相关行业技术推广与培训部门等组织的作用，开展素质培训。发挥企业自主培训和女性创业与发展实践基地的辐射示范作用，开展专业培训。发挥社区的作用，向她们传授知识技能，传播文明习惯。引导有潜力的进城务工女性参加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网络教育等，使她们能获得学历证书和职业证书。组织在家就地转移的妇女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培训。
（3）因地制宜，多形式培训。一是开展定单培训。按照企业用工趋向和妇女实际状况开展定向招募、对口培训。上半年，我县妇联联合劳动部门共同办班，举办缝纫、烹饪、计算机等各类知识培训，共有名妇女参加，人获合格证书。二是开展定点培训。建立女性创业与实践基地，对转移的农村妇女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三是开展定向培训。聘请专家，赴各乡镇、村进行科技巡回培训，并和女能手结对帮扶，包教包会，为她们提供了果树栽培、水产养殖、畜牧生产、制茶等方面的技术指导。
2、动员组织力量，使妇联成为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指挥中心。我们要充分利用组织网络优势，不仅要在转移人口上做“加减法”，还要在转移渠道上做“乘除法”，既要提高转移的组织化程度，更要拓宽本土就业新空间，为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实践中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法：
（1）多方荐巢，带动农村妇女有序转移。建好网络，实现工作提速。建好劳动力转移资源库、用工需求信息库、师资资源库，夯实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工作基础。我们要对农村妇女劳动力的转移意向、待遇期望、工作时间、扶持方向、培训内容等展开调查，掌握需求，寻找对策，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信息直报站，定期反馈女劳动力转移的最新动态。联好网络，实现供需对接。利用妇女组织网络齐全的优势，形成县、乡、村三级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纵向服务网络。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便利和快捷，通过妇女网站，开展网上招聘。
（2）引凤还巢，推动在外妇女返乡创业。外出务工的妇女经过几年的积累，相当一部分人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信息，吸引她们回乡创业，将城市的信息流、资金流、科技流以及新的时代精神、生存意识积聚成农村发展的新潜力，将成为加速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我们应看到这种新变化，打好三张牌。打好“妇女牌”，加强与在外务工妇女的联系，宣传回乡创业妇女典型，利用春节等传统节日，邀请在外务工妇女座谈，激发她们回乡创业的热情。打好“亲情牌”，关心留守老人的健康，关注儿童的学业，培养她们回乡创业的感情。打好“乡土牌”，通过定期向她们优惠政策、投资信息，建立返乡创业基地扶持创业实践等形式，点燃她们回乡创业的激情，走出一条输出--成长--积累--创业--回流发展的路子，实现“输出人员，引回人才；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的双赢目标，为更多农村妇女提供就业的岗位。
（3）就地筑巢，拉动妇女就地转移比量。我们要抓住三个机会，从激活存量、扩大增量、提高质量出发，扩大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总量。一是利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通过科技结对等形式，在妇女中大力推广优质、高产、高效的种养殖新品种，帮助农妇以“新品种”致富。二是借助女科技示范户、“双学双比”女能手层出不穷的机会，通过调动她们的积极性，引导农村妇女提高现代农业意识，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掌握现代农业技能，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帮助农妇以“新技能”致富。三是抓住当地加工企业不断涌现的机会，发挥妇女加工业、手工制作业的优势，帮助农妇以“新岗位”致富。如城北乡妇联根据本乡工业特点和离新碧工业园区近的优势，发动本乡农村剩余女劳动力就近转移，争取在当地就业等。
3、强化维权职能，使妇联成为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服务中心。据调查，在进城务工妇女中，只有25%左右的人与用工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18%的人参与了社会保险，约23%的人基本了解《劳动法》。所以在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工作中，我们要一手抓转移的组织化，一手抓转移者的权益保护。工作中要实现二个到位。
（1）关注生存，权益维护到位。要帮助广大妇女增强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树立依法办事理念；为转移妇女提供就业登记、合同签订、法律咨询等方面的服务，让她们享受平等就业的权利；要建立进城务工妇女维权网络，受理各类有关进城务工妇女维权事务的咨询和投诉。要在女企业家和女性较多的单位成立妇女组织，对务工妇女进行法律道德知识的宣传，法律法规的宣讲，让她们知法、懂法、守法。要积极联合劳动、司法等部门，通过司法监督、法律援助等形式，提供切实可行权益保护。
家务劳动的重要性篇9
论文摘 要:劳动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对劳动权的保障是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大事。劳动权入宪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体现了劳动权具有的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双重属性。宪法劳动权的完善,必须以劳动权的这两层属性为基点,参照《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完善其内容,激活劳动者的宪法权利,这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技能,劳动权的保障涉及到人的生存和发展,是重要的宪法权利。《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保障我国公民劳动权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于保障劳动权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类似于华为公司员工集体辞职案之类的企业试图规避法律的事件的发生则表明,劳动权的保障在我国仍是任重而道远。劳动权的保障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应当通过宪法保障劳动权的实现。
一、劳动权的宪法地位与性质
(一)劳动权入宪
将劳动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发生的。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使个人从封建的身份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革命之后,西方各国制定的宪法确立了以自由权为中心的人权保障体系,这时,劳动权是作为自由权层面的一项宪法权利。将劳动权作为宪法权利来保护肇始于1793年的法国宪法。其中,第18条规定:“人人皆得将其服务及时间与人订约,但不得自卖或被卖。人的身体不是可以让与的财产。法律不承认仆人的身份;在劳动权与雇佣劳动者之间,只得存在有关怀和报答的约束。”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欧洲大陆的瑞士率先突破了仅仅作为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宪法劳动权开始出现了具有社会权性质的趋势。1874年瑞士联邦宪法第34条规定了三个方面的劳动权,即劳动安全保障权、劳动工伤保险权和劳动合同、职业介绍与劳动培训权。根据该宪法的规定,联邦有权对工厂雇佣童工、成人劳动时间以及对从事有损健康和危险工作的工人予以保护等事项制订统一的规定;可通过立法并根据现有救济金之情况,设置事故和疾病保险;有权就劳动合同、职业介绍与劳动培训制订法律。宪法劳动权的重大变化出现在20世纪初的德国。享有“经济宪法”之称的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率先将具有社会权性质的劳动权写入宪法。魏玛宪法第157条规定:“劳力,受国家特别保护。联邦应制定划一之劳工法。”第159条第1、2款分别规定:“为保护及增进劳工条件及经济条件之结社自由,无论何人及何种职业,均应予以保障。”规定“凡契约之足以限制或妨碍此项自由者,均属违法。”这在世界上是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强调了国家对劳动权的“特别保护”。同时,魏玛宪法对劳动权规定了丰富的内容,包括了劳动保险、劳动标准、失业保障、劳动者的团结权、团体争议权,等等。魏玛宪法为二战之后的各国宪法所效仿。1945年德国基本法、1946年法国和1947年日本和平宪法,以及许多国家都将具有社会权性质的劳动权写入宪法。可见,劳动权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在基本人权的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劳动权的双重属性
劳动权的性质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纯粹的自由权转变成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双重属性的权利。实际上,学界对劳动权的性质还存在争论,有的认为应当将劳动权界定为社会权,即公民享有从社会获得工作机会和劳动条件并取得报酬的权利,且意味着国家必须积极地提供和保障劳动机会和条件;有的观点则认为劳动权是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双重属性的复合权利。再者,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一体的规定也模糊了劳动权的性质,容易使我们对劳动权的认识发生混淆。
1.劳动权的自由权属性
在哲学领域,英国哲学家伯林将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类型。与此相对应,法理学也将权利划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类。“消极权利”是指公民有免受强制的权利,意味着国家或者其他主体应为某种不作为行为,自由权就是典型的消极权利。“积极权利”则指公民有权要求国家或者其他主体对其利益积极进行保障,体现为一定的作为,以社会权为典型。
从以上劳动权入宪的历史可以看出,在一开始,劳动权是作为自由权层面的权利,即消极权利而入宪的。劳动权的自由权属性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因为早期的资本主义宪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制定的。在经济上,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需要大量的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的任务是要推翻封建等级制度,把人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这符合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因此,在法律制度上,早期的宪法权利一般体现为消极权利,即政府或者其他主体不得对公民进行某种强制。作为自由权的劳动权,是与封建时代的国家强迫臣民服劳役或者近代种植园经济中的奴隶主对奴隶强迫劳动相对立的,是对强迫劳动的否定。
劳动法的自由权属性不仅存在于近代宪法中,而且一直保留到当代宪法中。宪法保障人身自由即包含了不得强迫劳动之意。又如,1945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2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制为特定之工作,但习惯上要求所有人都平等参与的强制性公共服务,不在此限。强迫劳动仅于受法院判决剥夺自由时,始得准许。事实上,关于限制劳动时间的规定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保障属于消极自由的劳动权,违反法律关于劳动时间的限制的规定则可能有强制劳动之嫌。例如,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1949年《共同纲领》第32条就规定:“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8小时至10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
劳动权的自由权属性还存在于国际人权公约之中。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规定:“……二、任何人不应被强迫役使。三、(甲)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该公约主要着眼于免除公民所受的强制,因此大量规定了消极权利的内容,不被强迫劳动也在此列。
那么,我国宪法第42条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是否与作为消极自由的劳动权有冲突呢?从各国宪法考察,将劳动规定为公民的一项义务是我国宪法所特有的现象,由于现代社会明文禁止强迫劳动,因此,这里的义务应当理解为一种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如果理解为法律义务的话,无疑会造成法理上的矛盾与实践中的困扰。“故可以认为,我国将劳动作为一项义务规定在宪法里面,或许其宣示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因此,劳动权的自由权(消极自由)属性并没有改变。
2.劳动权的社会权属性
仅将劳动权归属于自由权无法完整地概括出劳动权的性质。从宪法的历史发展和宪法劳动权的内容可以看出,劳动权既具有自由权的属性,又具有社会权的属性。前者是一种消极自由,主要是公民免受强制劳动,有权自由选择职业而免受国家的干预;后者则主要指公民有权要求国家积极保障其劳动机会和条件。
劳动权从纯粹的自由权转变为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属性的权利,同样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原因。一方面,劳动就业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单靠个人免受强迫劳动,自主选择职业是无法解决全社会的劳动就业问题的,劳动就业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需要国家的积极介入。另一方面,在l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上的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劳资矛盾加剧,社会主义运动高涨,迫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待劳动权上出现了转向。在观念上,人们认识到,光靠保障消极自由使人们免受强制并不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消极自由的观念得到修正;在经济上,各国采取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即“凯恩斯主义”,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其中包括对劳资问题进行干预。在宪法上就体现为加入劳动保险、劳动安全卫生保障、劳动基准、劳动培训等积极权利。我国宪法第42条还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大部分内容都是属于社会权(积极权利)的劳动权。
国际人权公约同样规定了作为社会权的劳动权。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规定:“(一)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三)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四)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通过象征着以积极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第二代人权在国际人权法上的确立。其第6条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技术的和职业的指导和训练,以及在保障个人基本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达到稳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充分的生产就业的计划、政策和技术。”第7条规定了缔约国须保证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第8条规定缔约国须保障劳动者享有的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劳动权的双重属性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劳动者不受强迫劳动,享有自主选择职业的自由;另一方面,国家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提供劳动条件和保障劳动机会,使劳动者的劳动权得以实质地实现。这对于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繁荣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和谐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劳动权的宪法结构:兼论我国宪法劳动权的不足
劳动权的法律保障首先在于宪法保障。劳动权首先体现为宪法权利,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劳动权的基本内容。劳动权从近代的纯粹的消极自由权,转变为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宪法权利,其在宪法中的内容也日趋复杂,呈现出一个劳动权的宪法结构。
(一)宪法劳动权的基本结构
《公约》规定了作为基本人权的劳动权的基本内容,既是国际上保障劳动权的纲领性文件,对于缔约国来说,更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我国已经签署并批准了该公约,该公约对我国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宪法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大宪章,从基本人权的角度考察,依据公约的规定,宪法劳动权应当包括以下基本结构:
1.职业选择权。职业选择权是公约第6条第1款所规定的内容,早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就规定了职业选择权。职业选择权一般包括选择职业、有报酬的活动、工作地点等。例如,1945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2条第1款规定:“所有德国人均有自由选择其职业、工作地点及训练地点之权利,职业之执行得依法律管理之。”但是,对于特殊职位,法律会对任职资格、禁止性条件等作出规定,例如《法官法》、《检察官法》、《公务员法》对法官、检察官、公务员任职的特殊规定。
2.获得技术、职业指导和训练的权利。根据《公约》第6条第2款的规定,缔约国应采取步骤包括技术的和职业的指导和训练,这是保证第6条第1款所规定的权利得以实现的必要措施。在当代社会,劳动的技术含量和要求越来越高,为保证劳动者的就业,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职业指导和培训。
3.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公约》第7条规定了缔约国要保障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包括了“最低限度给予所有工人以下列报酬(1)公平的工资和同值工作同酬而没有任何歧视,特别是保证妇女享受不差于男子所享受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同工同酬;(2)保证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得有符合本公约规定的过得去的生活。”可见,此处的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相当具体,包括了:获得公平的工资的权利、不受歧视的权利(包括男女平等和同工同酬)、享有至少是最低限度生活条件的权利(包括自己和家庭)。
4.享受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的权利(《公约》第7条乙项)。
5.平等晋升的权利。《公约》第7条丙项规定,人人在其行业中有适当的提级的同等机会,除资历和能力的考虑外,不受其他考虑的限制。
6.休息权。《公约》第7条丁项规定,休息、闲暇和工作时间的合理限制,定期给薪休假以及公共假日报酬。这就是说,除了要给予休息和公共假日的时间外(除了合理限制),休假时必须付给报酬。
7.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公约》第8条要求缔约国保证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工会有权建立全国性的协会或联合会,有权组织或参加国际工会组织;工会有权自由地进行工作;工会有权罢工。但是,《公约》第8条也对上述权利进行了某些限制,包括国家法律、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等。
(二)我国宪法劳动权的不足
劳动权入宪是与近代宪法的产生相伴随的,并且,宪法劳动权的发展也与现代宪法一起成长。与适应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宪法劳动权主要以自由权为主;为适应垄断阶段的市场经济的要求,宪法劳动权出现了向社会权性质转变的转向;而在当代,由于人权保障理念的兴起和国际人权法律体系的确立,宪法既要保障属于消极自由的劳动权,保留公民防御强制劳动的权利,又要求政府主动、积极地干预劳动就业,保障公民劳动权的实现。可见,宪法劳动权的体系是丰富的,劳动法中的劳动权利必须有宪法劳动权的保障。
1.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
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是指政府或者其他主体不得强制公民劳动或者自由选择职业,不得对公民的择业进行不合理干预等。有的学者也称之为国家“尊重的义务”。相对国家而言,应当尊重个人依照自己意愿从事工作的自由,包括选择职业的种类、场所,开始、持续与终止劳动的自由等;无正当理由不能剥夺公民既有的工作机会;禁止通过法律或行政命令对劳动自由作不当限制;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禁止奴役;禁止歧视和不合理差别待遇。对于许多经历过近代自由主义理念洗礼的西方立宪主义国家来说,也许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但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所存在的问题使我们从国家义务的角度来强调公民的劳动自由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与西方国家宪法经历的历史阶段不同,我国宪法制定的时候直接面对着三代人权均已经确立的情况,再加上我国向来比较注重强调积极性的权利,强调国家干预,因此,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在我国宪法中就没有体现出来。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一个社会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利益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各种社会矛盾也比较复杂,劳动者处于比较明显的弱势地位,受到强制的可能性(例如明显超时工作而不付报酬,有的工厂发生的强制完成过大的工作量的现象等)比较大。因此,宪法中没有明确载明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就是一个缺陷,宪法对保证劳动权的遣词用句都没有像外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那样突出强调国家义务,也没有明定国家采取措施禁止强迫劳动、尊重公民选择职业的自由,等等。这都是宪法劳动权的缺陷。
2.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
我国宪法第42条所规定的劳动权基本上都是属于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我国制宪和修宪的时候,已经跨越了西方国家第一代人权的阶段,并且,我国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也使我国的宪法劳动权比较强调积极权利,因此,宪法第42条规定了属于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但是,仔细考察,我国宪法第42条关于劳动权的规定也存在若干问题。
其一,关于国家义务。有的学者把法律中的劳动权分为“劳动权的宣言”和“劳动权的保障”。我们不妨把它们称为“宣言式的劳动权”和“保障式的劳动权”。前者侧重于一种对劳动权的宣示,虽然能起到宣告权利的作用,但是对于一项权利的保障来说并非正式和严谨;一项权利要从理想变为现实,必然要有立法上的强制保障。我们可以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来对宪法劳动权作一番探析。以《公约》第6条为例:“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技术的和职业的指导和训练,以及在保障个人基本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达到稳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充分的生产就业的计划、政策和技术。”在这里,主语是“本公约缔约国”,显然,公约的用意在于使国家成为保障劳动权的主体,对于国家来说,这是一种义务,并且,国家必须采取措施保证劳动权的实现。同样的用法出现在公约第7条“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特别要保证:……”同样也出现在第8条:“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显然,公约并不仅仅停留在“宣言式的劳动权”,而是通过对缔约国义务的设定来规定“保障式的劳动权”。
反观我国宪法第42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宪法不仅宣告了劳动也是一种义务,而且在立法用语上也有语焉不详之感,给人有“宣言式劳动权”的印象。从立法用语上讲,对于义务性用语,一般采用“必须”、“应当”、“禁止”等;对于权利(权力)性用语,一般采用“有权”、“可以”,等。《公约》采用缔约各国“保证”采取何种措施的用语,明确地将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界定为国家的义务,同时也是公民的权利。但是,我国宪法第42条采用模糊的立法用语,给人以宣言式立法之感,而国家义务的味道不足。
其二,关于劳动权的内容。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属于积极权利的劳动权的内容包括:劳动就业条件、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劳动就业训练(以上为第42条)、休息、修养和休假(第43条)。但是,劳动权的内容并不限于此。
除国家应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外,宪法中的工作获得权、自由择业权和平等就业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工作获得权和平等就业权更具有现实意义。现阶段,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大学生毕业,且我国又处于城市化加速的时期,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另外,我国就业领域的歧视也不容忽视,各种男女不平等、地域不平等、城乡不平等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作为义务主体,国家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工作获得权和平等就业权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另外一个对我国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权利是劳动安全和卫生保障权。这是指劳动者在劳动中的人身安全和健康获得保障,免遭职业伤害的权利。近年来,我国的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特别突出的如矿难等。规定劳动安全和卫生保障权是多国宪法的通例,也被载于《公约》中,对于保障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民主管理权和团结权也属于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的内容。民主管理权是劳动者可以对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提出建议的权利。团结权是宪法和劳动法确认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团结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团结权是指劳动者组织和参加工会并保证工会自主运行的权利。广义的团结权则是指劳动者运用组织的力量对抗雇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团结权(狭义)、团体交涉权和罢工权。
民主管理权并未为《公约》所规定,但并不是说就不属于劳动权的内容。事实上,现代社会中的劳动权的内容已经得到极大的丰富,在西方国家,民主管理权也成为劳动权发展的一个趋势。另外,《公约》规定了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组织和参加工会是平衡劳资力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我国,企业侵害劳动者正当权益的现象日趋严重,甚至出现像华为公司员工集体辞职案这样的企图规避《劳动合同法》的事件。虽然我国没有承认罢工权,但是,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以及团体交涉权(也称为集体协商权)都是劳动者制衡企业的重要权利,也能够体现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三、宪法劳动权的效力
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劳动权具有宪法上的效力,宪法劳动权的效力关系到公民宪法上的劳动权的实现和合法权益的保护。宪法无疑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法律、任何行为都要遵守宪法的规定,而不能之与相抵触。但是,宪法劳动权的效力并不是直接适用于具体案件。如果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直接适用宪法条文,那么普通法律就失去其作用,而宪法仅可能作一般的原则性的规定,在普通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舍法律而适用宪法是不合适的。但是,宪法上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对于劳资双方都具有规定性、指引性的作用,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的。
(一)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的效力
宪法规定的是一般性的、原则性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单独适用于个案。但当法律有明文规定,或者没有可以援引的具体条款的情况下,应当可以直接引用宪法上的劳动权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否则,如果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亦不可援引宪法上的劳动权的话,宪法劳动权将成为一纸空文,而无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在我国已有案例佐证。1988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给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了《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对于在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张学珍、徐广秋身为雇主,对雇员理应依法给予劳动保护,但他们却在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这种行为既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应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至于该行为被确认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和赔偿等问题,请你院根据《民法通则》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妥善处理。”这说明,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最高人民法院即认识到劳动权在我国宪法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当时《劳动法》尚未出台,法院不得以法无规定为由而拒绝裁判,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以宪法上的劳动权为依归作出批复。问题是,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继制定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必要援引宪法的规定?应当说,法律无法穷尽一切可能的情况,并且,钻法律漏洞的情况也可能时有发生,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作出规定。“华为公司员工集体辞职案”就说明规避法律的现象随时有可能发生,在无法找到合适的法条援引的情况下,应当可以援引宪法上关于劳动权的规定作为裁判依据。
(二)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的效力
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可以援引宪法上关于劳动权的条款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是否仍然可以援引宪法上关于劳动权的条款来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两个案例充分说明,最高人民法院认可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宪法可以与法律一同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刘明诉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二处第八工程公司、罗友敏工伤赔偿案中,四川省眉山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第42条第2款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劳动法》第3条和第4条关于劳动者获得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的规定,认为两被告之间的承包合同中所约定的施工中发生伤亡、残事故,由罗敏友负责,把只有企业承担的安全风险,推给能力有限的自然人承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劳动法的规定,最后依照《民法通则》判决第八工程公司对原告刘明的工伤事故承担连带责任。在另一份公报记载了龙建康诉中州建筑工程公司、姜建国、永胜县交通局损害赔偿纠纷案的判决,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援引《宪法》第42条第4款关于获得劳动就业训练的权利的规定,以及《劳动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判决认为把只有企业才能承担的风险转给实力有限的自然人承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宪法和劳动法的规定,是无效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两个案例具有相似之处,不仅在于同时援引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且在于援引宪法认定违反宪法,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合同条款为无效条款,在实践中具有重大意义。
(三)在法律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下的效力
另外一个问题是假如法律与宪法关于保障劳动权的规定有相抵触之处,宪法劳动权的效力如何?毫无疑问,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如果法律、法规和规章有与宪法关于劳动权的规定相抵触之处,那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是无效的。但是,我国的法院并没有对立法和抽象行政行为行使司法审查的权力,但是,当发生法律中有关劳动权的规定与宪法中有关劳动权的规定相抵触时,法官不能以此为由而拒绝裁判。因此,在法律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下,法官唯一合适的选择就是直接援引宪法中关于劳动权的规定作出裁判。
四、宪法劳动权的完善
(一)对宪法中劳动权条款的完善
1.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
在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方面,应当体现国家对劳动者自主选择的权利的尊重,以及对各种强制和歧视的禁止。例如,应当直接规定劳动者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禁止强迫劳动或者以各种变相的形式强迫劳动。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将劳动作为一种宪法上的义务仅能起到宣示的作用而不能起到实际的效果,因此,宪法在直接规定劳动者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禁止强迫劳动或者以各种变相的形式强迫劳动的同时,可以考虑取消将劳动作为一种宪法上的义务的规定。
2.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
在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方面,首先应当体现国家义务,即遵照《公约》关于劳动权的规定,改“宣言式的劳动权”为“保障式的劳动权。”宪法应当体现保障劳动权是国家的义务这一基本的立场,强调“国家承认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必须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享有以下的工作条件……”从语义上完成向“宣言式的劳动权”为“保障式的劳动权”的转变。
在内容上,应当对照《公约》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参考其他国家宪法中关于劳动权保障的规定,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突出问题,完善我国关于宪法劳动权的规定。除了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属于积极权利,如劳动就业条件、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劳动就业训练、休息、修养和休假的权利之外,宪法还应当考虑以下几方面内容:(1)工作获得权,即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2)就业平等权,即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禁止就业中的歧视,如性别歧视、地域歧视,或者不合理的差别待遇;(3)劳动安全和卫生保障权,即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享有良好的卫生环境;(4)民主管理权,这是特别具有新意的一项内容,即国家应当保障劳动者能够参与工作单位的民主管理。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是我国劳动者本来就享有的一项权利,只是尚未体现在宪法劳动权中,近期的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在外资企业设立工会组织的活动越发体现了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的重要性和实践意义。另外,虽然我国没有承认罢工权,但是,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以及团体交涉权(也称为集体协商权)都是劳动者制衡企业的重要权利,这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是相符合的。
(二)建立涉及宪法劳动权的案例指导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定期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案例能够起到对案件审判的指导作用,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来指导审判活动,我们称之为案例指导制度。这虽然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有所不同,但是确是对判例法的合理借鉴。案例指导制度能够使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物,起到对同类案件同样审判的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刊载的典型案例已经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在涉及劳动权的案件审判时,宪法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当然这里涉及到两种情况,即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和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形,在这两种情形之下,宪法劳动权可以被援引用来裁判案件。具体来说,就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法院应当可以援引宪法劳动权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这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在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宪法与法律可以一并被援引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在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形下,由于法律做了具体的规定,在这个时候就不能抛开法律而单独援引宪法来裁判案件。只有在法律与宪法关于劳动权的规定相抵触的情况下,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单独援引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
家务劳动的重要性篇10
一、2009年的基本工作:
针对我镇人多地少和剩余劳动力较为丰富这一现状，结合泸政发〔2009〕24号和泸发〔2009〕8号文件精神，镇党委、政府及时成立了*镇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金发〔2009〕34号）文件，之后又制定了《*镇关于2009年度劳务输出目标责任考核的实施意见》，及时下达《*镇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09年度劳务输出指标的通知》（金政发〔2009〕7号）文件，根据客观因素的影响，又出台了《关于认真做好2009年劳务输出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在这些文件中都将农村劳务输出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奖惩办法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并且还把劳务输出工作列入中心工作目标责任考核。
在具体工作中，我镇主要是通过政策扶持，政府引导，能人帮带，充分利用泸西县金水建筑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这一龙头企业，努力把*的劳动力资源变为经济资源，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率，加快全镇经济发展。全镇*年度计划向外省及省内输出农村劳动力4000人，比县委、县人民政府下达的任务数3300人增加700人，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业比例提高到20％。今年1至12月，全镇通过各种渠道共输出劳动力4028人，完成县下达任务数3300人的122％。其中由县劳务输出公司输送41人，累计已达106人，就业中心输送8人。输出省外41人，省内1966人，县内789人，输出人员主要是从事建筑、加工、运输或进厂务工等城市经济的各行各业中。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劳务输出不仅可以实现劳动力资源、知识、文化、经济的双向流动，从而达到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还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劳务收入已成为许多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好的村子出现了“外出一个，致富一家，外出一群，带富一方”的可喜局面，大大推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发展，劳务输出已经逐渐提高了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收入和生活质量，推进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加快了城镇化进程，还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做好劳务输出工作，不仅可以使劳动者增长见识、转变观念、提高素质，还可以为家乡创汇，为家庭创收，同时还有有效地减缓就业压力。总之，我镇的劳务输出工作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镇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同时了收到了良好的效应，其做法主要是：
（一）增强构造领导，把劳务输出作为一个新产业来抓
镇党委、政府认真领会县委、政府劳务输出工作会议精神，把劳务输出作为发展本地经济、增加农收入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有计划、有步骤、有构造地抓紧实施，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部门配合抓”的良好工作局面，专门成立了镇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紧紧围绕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开发劳动力资源的决定，把劳务输出纳入对各村委会考核的重要指标。镇主要领导还经常深入到各村委会督促此项工作的完成情况，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密切协作，为劳务输出创造宽松的环境，同时还把劳务输出工作为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切实增强对劳务输出的领导和治理。
（二）加大宣传舆论力度，积极营造良好氛围
为使县委、政府有构造地开展劳务输出这一决策深入全镇5万多人民群众中，我们充分利用广播、墙报以及《*快讯》和《今日*》等刊物，树立典型，大力宣传劳务输出的胜利经验和典型事迹，让群众摒弃外出务工是羞人行为的思想，提高人们对劳务输出的认识，充分利用赶集天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广泛宣传，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跟农户讲实惠，把县委、政府支持与鼓励劳务输出的有关政策宣传到农户家中，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外出务工是一项学技能、长见识、增收入的有效途径，进而放下思想包袱，打消思想顾虑，转变择业观念意识，积极外出创业务工。在宣传中还通过身边的典型例子，让大家了解“靠土地增收有限，走出去创业海阔天空”的道理，从而形成了“走出家门闯世界，外出务工奔小康”的良好氛围。
（三）完善部门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的工作机制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各部门，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努力，形成推动劳动力转移的合力。镇政府为有效避免“人难找，事难办”现象的出现，召开了相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形成“统一领导，分工协作，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求劳保所、派出所、计生、信用等部门要简化办事手续，认真做好各种服务工作。镇政府还与各村委会签订劳务输出目标责任考核，并把劳务输出考核纳入全镇中心目标考核范畴，还要求机关干部职工关心、支持外出务工人员，结合实施“云岭先锋”工程，做到“输出一个，帮扶一个，带动一片”，把劳务输出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来抓，努力营造“党委重视、政府主抓、各方参与、社会支持”的工作局面，为做好劳务输出工作提供了坚强的构造保证。
（四）认真构造，严格把关，做好各种服务工作
为确保输出的务工人员安置得好、稳得住、干得好、有效益，对来报名的人员严把年龄、文化程度、身份证、身体条件、思想观念、综合素质等关口，真正做到符合条件一个，办理手续一个，面试合格一个，构造输出一个，这些硬件使务工者突破了行业、岗位的条件限制，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安置不好、稳定不了或其他思想观念问题的产生。各村民委员会还经常与劳动保障所联系，做好务工人员家属的思想工作，把务工者的生活情况、待遇情况及时告诉其家属，耐心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及时为外出人员带去身份证、毕业证等证件。扎实的工作使我镇输出人员的稳定率达94％。
（五）按时上报劳动力资源和劳务输出情况报表。
为了及时了解掌握各阶段劳务输出情况，镇劳动保障所积极配合镇企业办切实做好劳动力资源的调查建档、职业培训和外出务工人员的跟踪治理服务，认真做好劳动力储备情况的调查，及时准确地上报农村劳务输出情况统计报表以及各种业务报表，没有一次漏报、缺报，并且还全面落实了我镇辖区范围内离退休人员数，认真做好离退休人员社会化治理服务体系，切实抓紧抓好离退休人员的社会化治理服务工作，已把全镇范围内离退休人员造册登记，还超额完成了县局分给我镇的报刊征订任务数。同时还认真做好技校招生工作，圆满完成县局下达的任务数。
（六）认真形势，增强业务学习。
学习是永恒的，只有不断学习，才会进步。乡镇自9月份成立劳动保障所以来，由于人员少，事情又多，对劳动保障知识了解甚少，要做好劳动保障工作，就要学习党的各项目标、政策以及劳动保障方面的业务知识，这就要求每个干部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因此，我们积极参加县局构造的业务知识培训，认真听了县局8个科室主任讲解的业务知识，为做好劳动保障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内增强了素质，对外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二、*镇劳动保障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我镇的劳保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与县委、政府的要求也还存在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十分艰巨，这些都与主客观因素有关，主要表现在部份人员担心上当受骗，对陌生世界存在畏惧感和“家乡宝”观念较强，还存在着“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忧，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等观念意识，这样就给劳务输出工作带来了问题和困难。
（一）思想认识不足，构造工作有待改进
从目前*镇劳务输出的状况来看，村与村之间仍然存在着对劳务输出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出现村与村之间劳动力输出的数量和质量存在很大差距，部分地区的劳务输出仍然是民间自发的、无序的，缺乏有效的构造领导，致使劳动力输出效率不高，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民工的积极性。
（二）求职人员择业意识还未转变
在众多的求职人员中由于他们受传统择业意识的影响，很难找到工作，在他们心目中，唯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是他们择业的标准，否则宁愿守在家里，也不愿到集体、私营企业中去做事，还有既使在国有单位几十元每月的工资，也不愿到每月几百元的集体、私营企业中去，形成有要人的单位找不到人，有人又打不到单位的反差，这样也严重影响了劳务输出工作的开展。
（三）现有的劳动力资源素质偏低，适应不了现代社会劳动的需求，严重影响劳务输出
劳动者素质偏低，是由劳动者的文化程度、职业培训、技术技能水平、思想觉悟和职业道德等多方面反映的。目前，全镇的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对劳动力的要求，特别是面对城市的就业压力，农民工明显不具备竞争优势，难以适应乡镇企业不断发展高科技的客观要求，这样就使部份务工人员在返乡后就乱造谣，给劳务输出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阻力。
（四）受区域环境的制约，落伍地区劳动力转移困难较大
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农民文化素质低，这样就给劳务输出带来了困难，主要是传统观念束缚着人们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形成特有的满足现状的思想意识，不愿走出家门闯世界，形成小富即安的思想。其次是劳动就业不能与信息变化同步，失去许多就业机会。
（五）宣传力度还不大，广度深度不够，劳务输出工作还未形成社会的共识，广大农村劳动力对外出务工心存疑虑，怕这怕那，没有从“以地为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停留在“宁守穷家安稳，不愿外出创业”的家乡宝观念
三、*镇劳动保障工作下一步的工作打算
（一）提高对劳务输出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切实增强领导，强化劳务输出工作
镇党委、政府还要进一步把劳动力输出作为调动产业结构，解决农民增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从政策上、体制上为劳务输出创造有利的环境，并切实增强构造领导，把我镇的劳务输出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增强培训，提高我镇劳动力素质
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积极争取州、县培训资金，开展特色培训和对口培训，把用工需求与培训衔接起来，通过就业指导、技能培训、考核发证、推荐上岗等方式，实行先培训后输出。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校培养渠道，进一步加大技校招生力度，保证新增劳动力的素质，另一方面要利用*职业中学，按照“定点培训，定性培养，定向输出”的要求，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和政策法规水平，增强职业中学的劳动技能课教导，针对性地构造劳动力上岗前的技能培训，做到先培训，后就业，提高我镇外出务工人员的综合素质，以适应劳动力就业的需要，从而突破行业、岗位的条件限制，进而实现量上的规模扩张和质的飞跃发展。这样既提高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同时又促使劳务输出的稳定和提高，为劳务输出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规范治理，完善服务，抓好典型，搞好示范
为保证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我们将严格规范劳务输出秩序，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杜绝民工盲目外出、无证打工等现象的发生，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配置、企业订单、劳务派遣、项目拉动等多种形式，千方百计扩大转移输出的渠道和规模。抓紧实施好石缸冲村委会“劳务输出示范点”的建造工作，加大外出务工人员致富典型的宣传力度，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来告诉那些持等待观望甚至怀疑态度的人，使他们尽快加入劳务输出的行列，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梦想。
（四）加快发展二、三产业，为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创造空间
一是加快中心集镇建造的力度，推动我镇二、三产业的发展。二是积极鼓励个体私营业主创业，提升现有乡镇企业的规模及经营治理水平。三是切实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特别是肉牛、蔬菜产业化发展。通过二、三产业的就业渠道及就业岗位的增加，为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创造条件。
（五）加快实施“异地转移”战略，拓宽农村劳动力跨区流动渠道
充分利用现有的广东、上海、昆明等劳务输出渠道，积极开辟新的输出市场，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一是增强与外地劳动力市场的沟通联系，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二是增强劳务输出的市场治理，建立合法、有序、畅通的劳动力输出机制。三是做好输出人员的跟踪服务工作，切实维护他们的劳动权益，提高劳务输出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