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篇1
关键词：关键词：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佛教；龟兹乐舞
唐太宗时代国力强盛，太宗本人雄才大略，不拘于琐微，他统治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其对一切文化不间华夷，兼容并包，使唐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交流与融合。开唐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融合之风，更为太宗朝之后二者的交流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论述唐太宗时期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之前首先要弄清文化一词的概念。可以说“文化”的含义颇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涵盖面也非常广泛，包括“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等等。”［1］(p3)本文以佛教，异族宗教，音乐歌舞和社会习俗这些文化符号为例，来对唐太宗时期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展开论述。
其次要论述唐太宗时期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就要先对唐代西域的范围加以概述。唐代的西域指“玉门，阳关以西以迄于伊兰高原地方俱属之”。［2］(p5)这一地区大概包括今天的新疆以及中亚，西亚一带。这些地区在唐太宗时期已建立起诸多异族国家，这些国家的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在太宗贞观时期得到了发展，并出现繁荣之势。
一、太宗贞观时期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交流与融合
“尽管太宗不喜佛教，从他登基以后最初几年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来看，朝廷是维护佛教的。”［3］(p12)这主要是因为他刚刚上台立足未稳，不想因此得罪众多信仰佛教的属臣并想得到佛教界支持的缘故。太宗对佛教产生兴趣是在其统治的晚年，一部分是他受到了僧人玄奘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是他身体每况愈下，想从佛教中得到慰藉。但真正吸引太宗的是玄奘西行求法游历西域诸国以及印度的所见所闻。玄奘是开启唐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交流的使者，而这一交流要从玄奘西行求法时说起。玄奘为求得佛法历尽艰辛，据史书记载他西行的第一站到达的是伊吾国，此国虽是西域小国但当地人笃信佛教。之后“玄奘于贞观二年初至高昌，逗留一月馀，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热情款待。”［4］(p48)高昌位于今天我国的吐鲁番盆地东南，其居民汉人居多，国王麴文泰笃信佛教，佛教是高昌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高昌的国教。玄奘在高昌讲经授法，高昌王希望玄奘能留在高昌成为高昌的佛教领袖，但玄奘予以拒绝。这是玄奘与西域诸国进行的第一次佛教文化交流。也是唐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的首次交流与融合。之后玄奘到达龟兹，这时龟兹已经成为了西域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当地佛寺众多“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4］(p54)可见龟兹的佛教之盛，龟兹人崇信佛法，信徒众多，而龟兹的佛教对玄奘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当玄奘越过葱岭进入中亚来到撒马尔罕国，他为当地国王宣讲佛法，使撒马尔罕国王放弃了崇信已久的拜火教而转信国教。于是佛教在撒马尔罕兴起，这是太宗时期唐朝中原佛教文化对撒马尔罕国的强力渗透，是撒马尔罕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玄奘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在公元631年的秋天，玄奘终于到达了印度佛教的圣地以及最高学府那烂陀寺。这一古代印度的最高学府不仅规模宏大，藏书丰富，而且学者辈出。“印度的大乘佛教的许多大师，都曾在此地讲学或受业”［4］(p752)玄奘在此师从戒贤法师，整整学习了五年。之后他离开了那烂陀寺开始在印度的土地上游历。公元641年的夏天他踏上了归国之路，645年回到了长安。
玄奘西行求法在他沿途经过的西域诸国中，传播了中原的佛教文化。在印度学习的十几年中，他认真研读了印度的最新佛法，将其带入了大唐。并在太宗的支持下亲自主持了从印度带回佛经的翻译工作。总之玄奘是沟通唐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及印度佛教文化的使者。他为二者以后的交流与融合打下了基础。尤其是他回国后完成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不仅反映了西域诸国与印度的佛教文化而且涉及到西域诸国与印度的风土人情，是唐王朝了解西域的一面镜子。可以说贞观时期玄奘的西行求法开启了唐代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序幕，他为唐初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唐太宗时期西域音乐，歌舞向唐中原地区的传播以及与中原乐舞文化的融合
（一）西域音乐在唐贞观时的传播以及与唐中原音乐的融合
西域音乐文化传入中原地区可以追溯到我国魏晋南北朝时，因为当时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融合时期，各种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到了隋代西域音乐在隋宫廷的地位更加突出。隋炀帝在隋初七部乐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域各国的音乐形成了九部乐。隋代的九部乐风格各异，绚丽多彩，其直接被唐朝继承。唐初的音乐以隋代为基础，它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大量外来和民间音乐文化的内容，从而形成了唐代的宫廷燕乐。太宗在平定高昌后“在贞观十六年增加高昌乐，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形成了十部乐。”［5］(p678)具体而言唐初的十部乐为清商，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燕乐，高昌。这十部乐除清商，燕乐，高丽乐外，大部分都是西域音乐。而从太宗贞观时到唐末，唐代流行的西域乐以龟兹部为最盛。贞观时太常乐工裴神符擅长《火凤》曲，其中含有不少龟兹乐成分。据“《唐会要》称神符妙解琵琶。作《胜蛮奴》、《火凤》、《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爱之。高宗末其伎遂盛。”足见当时龟兹乐在唐初之盛。虽然贞观时期的十部乐每部仍有着浓烈的地方特色，但随着唐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加深，一些唐朝乐师不断学习演奏西域乐，一些西域胡人也在唐宫廷充当乐师，西域外来音乐与唐中原原有音乐不断交流，相互影响逐渐出现了二者融合之势。
随着西域音乐在唐贞观时期的盛行，用以音乐演奏的西域乐器也流行起来。太宗时演奏音乐的乐器分为“八音”即一为金，二为石，三为土，四为革，五为丝，六为木，七为匏，八为竹。而在众多的西域乐器中以琵琶，箜篌，横笛最为常见。太宗时，太常乐工裴神符擅长琵琶。“神符又为五弦名手，始用手弹，后人习为揍琵琶。”［2］（p63）可见西域乐器在唐太宗时的宫廷已经流行，这是因为在贞观时唐宫廷已有西域乐师的存在，而汉族乐师也大都精通西域乐器的缘故。这进一步反映了唐中原音乐文化与西域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二）西域舞蹈在唐贞观时向中原地区的传播
西域诸国乐舞不分，胡舞在唐初的宫廷已颇为盛行。龟兹乐舞更是独步西域各国。唐朝著名僧人玄奘西行求法时路过西域诸国，他特别指出龟兹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4］(p54)可知西域诸国舞蹈以龟兹最为著名。唐初龟兹乐舞在唐盛极一时，当时著名的伶工白明达就是龟兹人“贞观时，白明达以术逾等夷，积劳积考，并至大官。”［2］（p17）可见龟兹乐舞深受太宗喜爱其伶工在当时的宫廷地位很高。龟兹舞在唐初宫廷的流行使民间也受其影响其也成为了民间百姓喜爱观看的胡舞之一。唐中原舞蹈又不断的吸收西域舞蹈的特点与风格，使二者达到了真正的交流与融合。
三、唐贞观时期西域的社会生活习俗与唐中原地区社会生活习俗的交流融合
（一）贞观时期西域的衣食习惯向唐中原地区的渗透融合
1贞观时期西域饮食习惯向唐中原地区的渗透
唐贞观时太宗灭东突厥，西域诸国纷纷臣服于唐，各西域国家的民众很多来唐定居经商。他们把特有的衣食习惯也随之带入了大唐。由于西域胡人的涌入，胡食在唐贞观时也越发普遍。胡食在汉魏以来即已行于中国至唐而转盛。胡食中的胡饼是西域胡人的主要面食，胡饼在贞观时的流行程度虽远不如开元天宝以后，但太宗时西域胡人的纷纷来唐，他们食用胡饼的习惯也逐渐在向汉人中扩散，以至在开元后胡饼颇受贵族及平民的欢迎。西域的美酒已葡萄酒传入中国为最早，汉魏以来，中国已有之。唐初高昌传入的葡萄酒是太宗平定高昌后始入中国。“唯在中土用西域法仿制之西域酒，要当始于太宗耳。”［2］(p52)另据《册府元龟》载“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可见当时高昌的葡萄酒不仅传入唐朝，而且太宗时已学会了酿造其酒之法。西域酒在太宗时期的流行丰富了唐初中原酒的品种。这也是当时唐朝中原酒文化与西域酒文化交流融合的例证。
2贞观时期胡服在唐中原地区的流行
胡服流入我国中原地区大约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了魏晋时期胡服在我国北方地区就更为常见。在唐贞观时胡服在北方越发流行起来。在胡服中又以胡帽在唐初颇为盛行。胡帽“主要是指唐代及唐代以前由西北或北方非汉民族中传入，并在唐朝境内流行的皮帽或毡帽。”［5］（p133）贞观时，长孙无忌用黑羊毛作成浑脱毡帽（一种毡帽）一时天下欣慕，竞相效仿。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以谋逆被废为庶人，徙黔州。《新唐书.承乾传》谓：“又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撞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6］（p3564）史学家向达先生认为这是因为“贞观五年突厥平，从温彦博议，移其族类数千家入长安之此辈，因而心生欣羡，为所化耳。”［2］(p44)可知当时在贵族中穿胡服带胡帽已较为流行。又据刘肃《新语》中言在太宗贞观时金城坊富家被胡人劫掠，司法参军尹伊判案时谓：“胡者汉帽，汉者胡帽”说明了在当时平民中胡人带汉帽，汉人带胡帽已很普遍，从而反映了胡汉两种服装文化在贞观时的交流融合。
（二）唐贞观时，西域国的娱乐习俗在中原地区的传播
1贞观时期西域的体育娱乐习俗在唐中原统治区的传播
贞观初年一些西域的体育娱乐习俗随着西域胡人进入大唐并在唐中原统治区流行起来。在这些西域的体育娱乐习俗中又以马毬最受唐统治者的欢迎。据向达先生考证马毬发源于波斯，由土耳其斯坦传入中国西藏，印度诸地。在唐太宗贞观年间传入中国内地。据《封氏闻见记》中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打毬，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这是唐初菠罗毬（马毬）传入大唐之证。有唐一代不论皇室还是民间都喜爱打毬，当是由太宗开此风气。可见马毬做为西域胡人的一种体育娱乐活动在贞观时期已在唐中原地区传播开来。
2贞观时期西域的游戏娱乐习俗在唐中原统治区的传播
贞观初随着一些西域民族来唐定居或经商，一些具有西域特色的娱乐游戏也随之进入唐中原统治区，其中以百戏最为流行。“百戏又称散乐，是一种以幻术，杂技为主的综合性文艺表演形式。”［5］（p759）它在汉代由西域已经传入我国内地，隋代百戏也颇为盛行。唐初鉴于隋亡教训，统治者对百戏采取限制态度，但收效甚微。在百戏中杂技是其主要内容。唐贞观二十年，有婆罗门艺术来到唐朝“善能音乐，祝术杂戏，截舌抽腹，走绳续断”可见当时已有异族的百戏表演者来到唐朝献技。太宗长子李承乾好声色冶游，据史书载其“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撞跳剑，昼夜不绝。”其中的“寻撞”就是杂技中的竿戏，可见杂技表演已在贞观时的宫中流行。而百戏中的幻术有些类似于现代的魔术表演，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太宗贞观时西域献胡僧，能以咒术使人生死，太宗挑选飞骑中身体强健的士兵试验，结果“如言而死，如言而生。”［5］(p785)从中可知太宗对百戏也颇感兴趣让其在宫中表演。到贞观后，西域的娱乐游戏逐渐从唐宫廷向民间扩散，逐渐融入到唐中原文化之中。
总之唐太宗统治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加之太宗本人推行的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使西域文化随着异族胡人的东来在唐中原地区传播开来。而贞观时期丰富多彩的唐中原文化也为西域胡人所仰慕，很多西域胡人都有汉姓，他们亦穿华服吃华食，在唐朝的诸蕃使者更是娶华妇为妾。可见贞观时期唐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是一个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虽然在这一时期此二者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唐朝的历史上不过是初始阶段，其交流融合程度远不及开元天宝以后，但它为此后二者文化的交流融合打下了基础。贞观时期西域文化的东来，开启了唐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融合之风。在整个大唐王朝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的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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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威斯坦因•《唐代佛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00.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篇2
1．1增强学生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的精神动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全球化也日益明显。一些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优势文化”，企图造成文化同一性以操控不发达国家。他们还利用我们改革开放、引进文化的机会千方百计对我们进行文化渗透，企图影响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优秀的文化传统。这对于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重要时期的大学生来说，会使他们面对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产生困惑，特别是由于青年学生对我国不同民族文化了解甚少，理解肤浅，因而对本民族认同弱化、边缘化，带来民族意识的淡化［2］。高校通过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进青年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了解，感受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了解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从而增强青年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提高传承和创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提高文化辨别力，有效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袭。
1．2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路径每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具有本民族的精神特质，从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3］。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加快，我国的民族文化结构发生着急剧的转变，对于民族文化现状的认识缺失和中外文化的激烈碰撞，一些古老的民族文化正在离我们远去。一些独特的方言、文字和习俗正在消亡，另外一些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技艺、习俗、礼仪等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青年学生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力军，因此，高职院校通过民族文化融合，促进青年学子吸纳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与创新。
2高职院校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亟待解决的问题
2．1学生缺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虽然众多的高职院校意识到了校园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但现有的民族文化交流方式大多局限于课外的文艺性的校园活动，交流的方式单一且深度不够，并未深入到日常的课堂中，导致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精髓没有很好地理解，更加不能体会各民族文化融合对于本民族文化发展和继承所带来的好处，同时，各民族的学生缺乏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因此，加强学生对于各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是高校实现校园民族文化融合需要解决的问题。
2．2校园民族文化交流工作与职业教育脱节高职教育具有“高教性”和“职业性”的基本属性。高职院校在实现教育目标的过程中，既要遵循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同时也要遵循职业技术教育的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族文化特色，而现在许多高职院校在开展民族文化融合工作中，缺乏对职业态度、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培养，因此，我们必须把各民族人民的优秀品质如团结协作、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诚实守信的精神，贯穿于民族文化交流活动中，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职业态度，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和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
2．3各民族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缺乏有效的交流平台在校园里我们通常可以见到在学生内部存在因民族或地区形成民族小团体，其团结度和集体认知程度更高，这种民族小团体由于缺少与外界交流，或是过分集中在团体内部交流，有时容易在本民族和小团体内部与外界造成隔离，一旦受到外界影响容易引发矛盾，影响着民族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校园内缺乏有效的民族文化交流平台，使得各民族的学生由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不能够很好地交流。而这种文化交流的缺失有碍于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校园的和谐稳定造成不稳定因素。
3高职院校民族文化有效融合的路径探索
3．1贯穿一条主线，弘扬中国精神在民族文化融合交流中，高职院校要始终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主线，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深入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改革开放教育、国防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强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培育学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校园精神，营造和谐奋进的文化氛围［4］。学校可以邀请知名专家、道德模范、成功人士举办以中国梦等弘扬社会主义民族大繁荣为主题的讲座，让不同民族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感悟不同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品味不同民族文化的博大情怀。同时，还可举办以大学生人生理想主题征文和演讲等各类比赛，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3．2把握两个结合，彰显民族特色一是注重各民族的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相结合。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中，高职院校既要注重各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更要注重隐含其中的内在品质，从而提升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教育价值和影响力。如学院举办民族风采展、民族建筑特色展时，注重挖掘出这些艺术品里面所蕴含的民族风情、主题思想及文化底蕴等，对学生形成感性和思想的双重影响。此外，应该发挥民族文化的隐性教育功能，可以在、新疆、广西、湘西等民族地区建立社会实践基地，通过考察、调查、支教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为不同民族学生接受文化熏陶提供平台保障;二是注重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和不同民族个性文化相结合。在民族文化交流中，高职院校既要注重弘扬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彰显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又要注重展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等文化特色，彰显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统一。
3．3形成三种关系，创建和谐校园一是思想互导。在民族文化融合中，学校可以定期开展专题教育活动，采取学习、讨论、交流的方式，使学生对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积极引导各民族学生主动吸收其他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剔除其糟粕，确立符合民族特点和体现个性需求的价值取向，形成思想上共同进步的互导关系。二是学习互帮。在文化学习中，学校可以以社团活动为载体，开展社团活动月系列活动，积极引导各民族学生自主学习，主动交流，互相关心，形成学习上积极进取的互帮关系。三是生活互助。在日常生活中，以宿舍文化建设为着力点，开展宿舍文化建设活动月系列活动，积极引导生尊重其他民族的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性，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形成生活上和谐相处的合作关系。
3．4建立四种机制，促进文化交流一是建立多元互动机制。高职院校应该注意不断健全民族文化交流互动机制，拓宽民族文化交流的空间和渠道，实现了民族文化交流的多样化。健全院系联动机制，落实了民族文化交流的任务和要求。健全全员参与机制，强化了全院教职员工民族文化交流的意识。二是建立制度保障机制。为了推动民族文化融合交流工作，应该制定民族文化交流项目管理办法，出台民族文化交流协会章程，完善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方案。同时，还可以成立精品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全面加强项目管理。三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把考核评价作为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制定了民族文化交流项目考核细则，坚持过程考核和绩效考核相结合的原则，把民族文化交流开展情况纳入系部学生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实现责、权、利统一。四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坚持激励和约束相结合，以激励为主的原则，对在文化交流中涌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予以奖励，对影响民族学生团结的言行予以制度约束。开展“文明标兵”、“自强之星”、“社会实践典型”、“学习标兵”、“优秀学生干部”、“道德模范”等评选活动，组建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各系进行巡回演讲［5］。
3．5搭建五个平台，丰富交流形式一是搭建融合交流平台。在校园内建立民族文化融合基地为高职院校民族文化融合互动提供了强大的融合交流平台。民族文化融合基地可以举办民族文化艺术节或民族风采展，向师生展示各民族风采及历史文化［6］;同时可以在举办的各级职业技能大赛中将民族文化作为比赛的内容之一，更好地突出职业教育的特色和校园民族文化的特色，为各民族的同学提供一个展示本民族职业技能特色的平台，让学生在民族文化互动中体验民族文化融合的魅力;此外，民族文化融合基地还可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调研活动、爱心助学活动和志愿者活动，让学生在互帮互助的服务社会中成长成才。二是搭建实地考察平台。组织少数民族学生参观高职院校所在省市及邻近省份的人文景观和革命胜地，可以分批组织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师生去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实地考察，感受民族风土人情。让学生既释放了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压力和疲惫，远离了城市的嘈杂与喧嚣，享受了一份心灵的澄明与宁静;又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情操，增长了见识，磨练了意志，更多的收获是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增强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感。三是搭建课堂渗透平台。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篇3
关键词：两岸语言研究；差异与融合
台湾汉语和大陆的普通话本是“同源、同宗、同体”，但是，50多年的人为隔绝，使得两岸汉语在各自的社会中随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两岸语言的差异与融合，随着交往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两岸联系和交往日益增多，从而使两地的汉语获得了相互交流的机会，进而在这种交流中逐渐振兴中华民族。
1两岸语言差异与融合现象
首先，这种词语差异促使我们对现代汉语的社会方言应有新的更充分的认识。一般语言学著作对社会方言的解说只限于行业语、黑社会切口、不同阶级或阶层的语等。台湾与大陆的词语差异提示我们，由于台湾长期以来存在着与大陆不同的社度、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现代汉语在发展演变中积微成著地形成了可观的语言差这也是社会方言的表现形式，而且是更典型的表现形式。对此，既要在理论上有充认识和解说，又要对这一现象对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影响有充分的估计和分析。
第二，对现代汉语词汇，应有新的全面认识和完整的描写。台湾词语也是现代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港台特有的词语和新的义项、感彩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及现力，这是十分可贵的。
第三，对台湾与大陆间的词语融合现象，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和切实的指导。词融合，要互相吸收长处，而不是只求新奇。港台词语固然有许多可取之处，但由于和台湾多年来并未进行认真的词语规范化、定型化的工作，用语中存在不少不纯洁、不健康的词语。放任自流地使港台词语融入大陆，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堪虞的。
2关于两岸语言差异的研究
胡士云（1989）把大陆与台湾词语的差异分为两种：一种是表述性差异，一种是非表述性差异。表述性差异即“用不同形式的词语来表述同一意义而引起的差异”，也就是构词习惯的不同。非表述性差异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差异，台湾和大陆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产生了反映各自社会现实的词语，这些词语所形成的差异就是一种表述性差异，此外造成差异的原因还有“随政权去台湾的，有许多江浙人，吴语对台湾书面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普通话和国语的不平衡发展”，“词汇规范工作无法在统一的环境中进行”，“生活节奏的不同”，“大陆与港台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不同”等。
刁晏斌（2000）多年以来一直从事海峡两岸语言差异的比较研究，对台湾汉语在造词或构词上与大陆普通话的差别及其造成原因作了表述，认为造成差别的主要原因有：（1）古今差别；（2）新旧差别；（3）译音差别；（4）音译与否之别；（5）方言之别；（6）简缩之别；（7）事物命名方式或角度的不同；（8）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意识等的差别；（9）与外国接触及开放程度的差别等。苏金智（1994）在概括台湾和大陆词语差异模式的同时，指出“台湾地域文化特点是：新旧结合，土洋并存。”而“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是决定这两个地区与大陆词语使用差异的主要因素”。
以前的研究以词汇为主，口语的重要性尚不十分突出，而如果对两岸语言差异进行全面的研究，就不能不格外关注口语了。因为在书面语中，两地语言的差异表现得并不十分充分和全面，如果仅凭书面语，有些差异就不易发现或很难进行深入的研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语音，虽然通过工具书注音的比较，可以发现许多两岸不同音的例子，但我们却无法完全了解台湾语音的实际状况。比如，在音系上，虽然台湾也有卷舌音，但实际上，这类音却已趋于消失，因为绝大多数人在说话时是没有卷舌音的，动词前加“有”、句末大量使用表确认的“这样子的”和表限止的“而已”，某些语气词高频率的使用等，都远未在书面语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许多事实告诉我们，不考虑口语的因素，对两岸语言差异的研究就很难达到全面。
3关于两岸语言融合的研究
专门进行两岸词语融合研究的文章和著作比较少见，大多数的研究都是把香港和台湾词语放在一起称之为“港台”词语，来讨论它们和大陆的融合情况，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香港和台湾因为彼此相似的地位、制度及相互间从没间断过的密切联系、较多的交流，在词汇方面也保持着相当的一致，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台湾和大陆由于政治的原因，一直处在隔绝的状态，直到80年代台湾宣布解禁后，台湾人民回大陆探亲、通商、旅游，才带来了一些台湾词语，两岸才有了融合的机会，但由于台湾方面严格控制大陆去台湾的人员，使得台湾社会及民众极少有机会接触大陆的语言文化，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本世纪之前，单独去谈两岸词语融合的文章就会比较少见。
4两岸语言差异与融合的研究的意义
两岸青年交流语言的差异与融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进一步了解两岸语言差异的状况及特点
由于多年的隔离，两岸的汉语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语言的差异不利于信息的传播、交流，也不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在词汇上，两岸呈现出的多方面差异已经给两岸人民的交往带来了诸多不便，也必定对汉语词汇今后的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我们了解台湾汉语不同于大陆普通话的状况及特点，发掘造成两岸语言差异的原因，使人们对两岸词语差异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和认识。进而了解两岸词语的发展趋势，以达到新形式新条件下的共同进步。
（二）进一步了解两岸语言的融合状况及特点
大陆普通话一直有从方言、外语、文言等吸收词语的传统，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两岸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普通话也不断地从台湾汉语中吸收有用的词语，从而使两岸词语达到一定程度的融合。了解两岸词语的融合状况，通过分析这种状况，进而掌握两岸词语的融合特点。从相互了解、相互沟通走向相对的统一，是两岸词语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对两岸词语融合状况的分析，可以了解两岸词语的发展趋势，也可以为我们“汉语词汇的规范化”提供一些参考。
（三）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研究两岸青年交流的语言差异与融合状况，加强两岸青年间的交流，最本质的目的还是要促进两岸的统一大业。两岸文化本来就同种同源，台湾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上有某些大陆所欠缺的独到之处，两岸通过各种形式的，既有大众的通俗文化交流，也有精英的深层探讨，共同打造中华文华的现代模式。目前两岸在文化交流上方兴未艾。不过目前的文化交流在文学艺术方面较多，在其它方面较少。两岸应将文化交流推广到文史、科技、教育、体育、卫生、宗教、民俗、出版、传谋、旅游等文化的各个领地，遂步增进文化上的互补与融合，实现文化上的实质统一，最终推进祖国统一。
参考文献
[1]苏金智.台湾和大陆词语差异的原因、模式及其对策[J].语言文字应用.1994（4）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篇4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交易成本;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4）35-0086-03
引言
20世纪末，随着供应链管理的兴起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供应链金融成为一项全球瞩目的金融创新。自2006年深圳发展银行成功提出供应链金融服务后，国内各大商业银行陆续跟进。供应链金融不仅有效缓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还拓展了银行的业务范围，产生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同时，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发展迅猛，金融模式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互联网金融应运而生。随着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业务范围涉及第三方支付和小额贷款等领域，传统金融体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在实践中，供应链金融源自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互联网金融则是由技术创新引发的金融业态创新，两者均服务于中小企业信贷市场。供应链金融改变了商业银行传统的“点对点”经营模式，改变了单纯依靠质押、抵押贷款模式，其融资需求催生出存款和大量中间业务收入。数据显示，2012年共计16家上市银行开展由供应链金融催生的外业务规模合计占上市银行信贷规模的19.5%。因此，供应链金融被认为是在互联网金融引起的“金融脱媒”与“利率市场化”环境下商业银行努力转型摆脱“利差业务独大”的有效手段。同时，互联网金融以其低门槛、高度开放的特点吸引越来越多的客户参与，p2p网络借贷实现了小额存贷款的直接配置，以阿里巴巴、京东、eBay等电商平台为核心的“电商金融”为平台上的中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据统计，2010年至2012年，阿里小贷公司共投放贷款280亿元，服务对象超过13万家小微企业与个人。互联网金融以其便捷、高效、低成本等优势对传统金融机构提出挑战，越来越多的互联网金融机构进入供应链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能否取代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能否成为银行成功抵抗互联网金融的手段值得深思，因此将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进行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然后从推进“金融民主化”进程、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加强风险管理四个角度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
一、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
供应链金融通过特定的产业链将核心企业与上下游配套企业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稳定的“产―供―销”链条借以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一方面降低整个供应链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借助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协同运作，在银行与企业间努力构建一个互利共存、持久发展的产业生态圈。
供应链金融参与主体主要包括核心企业、信贷企业、物流公司、银行。核心企业是整条供应链资金流与物流的信息集合中心，是配合银行控制供应链金融风险的关键，然而当核心企业出现道德风险，或担保的质押品价值超出其债务上限，将引发更广泛的系统性风险。信贷企业若违约则影响其与核心企业间正常合作关系，该安排提高了中小企业的违约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违约概率。物流企业主要担任第三方监管的角色，通过对货物出库、运输和入库等物流信息的掌握，了解整个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动态，缩短信息采集的半径，提高信息的深度和准确性，辅助银行开展仓单质押、融通仓和保兑仓等多项业务。物流企业借助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可以极大地降低供应链金融的风险并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效率。银行依靠核心企业的信用担保、信贷企业的存货质押以及物流企业对货权的控制降低对信贷企业授信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是借助移动支付、搜索引擎、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具备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职能的一种新兴金融业态，是传统金融行业结合互联网精神的产物。
传统金融机构与非传统金融机构均提供互联网金融服务。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传统金融业务的网络化形式及电商化形式，如网上银行、银行商城等;非传统金融机构包括借助信息技术推出金融服务的电商企业、p2p网络借贷平台、众筹模式的网络投资平台、移动终端理财应用软件服务商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本文研究的互联网金融指由非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主要包括以电商平台为核心的融资服务、p2p网络借贷服务及众筹等业务。
二、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联系与区别
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均推进了“金融民主化”进程。金融民主化进程呼吁公众参与金融活动，内化金融知识，预防社会出现财富和权力过度集中，更重要的是，“金融民主化与金融人性化是同步的”，在设计金融体系、模型和预测时都应把人类心理因素考虑在内。供应链金融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大带小”，利用核心企业的信用担保，使得整条供应链上符合信贷要求的中小企业能够享有金融服务，银行拓宽市场的同时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到信贷市场中。互联网金融则借助电子技术尤其是移动支付、社交网络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个体参与到金融市场中。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均一定程度地体现了“金融民主化”精神，不同的是，供应链金融从整条供应链出发，以企业为单位服务更多的客户，而互联网金融以互联网为依托，并以个体为单位扩大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
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均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供应链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整合信息资源，实现上下游企业间的有效沟通，减少信息在供应链中传递的损耗，最终达到信息共享、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目的。以供应链管理与客户关系管理为核心的信息管理系统以及物联网技术使得供应链金融参与方能够实现信息共享。互联网金融体现了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体系的双向渗透，不断发展的搜索引擎与云计算等后台技术使得互联网金融机构能够对潜在客户实现精准识别，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数据挖掘技术使得获取用户行为信息成为可能，社交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使得公众间信息更加透明。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均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供应链金融模式中，银行所需的“软信息”依赖于其他参与方：供应链中的上下游企业通过SCm信息系统与CRm信息系统提供信贷企业与核心企业的贸易往来信息，物流企业通过物联网技术提供质押品的物流信息。只有整条供应链以及物流企业的信息化程度较高，提供的关于信贷企业的信息足以满足银行要求时，银行才可能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因此供应链金融业务适用于所在供应链以及第三方物流企业均拥有完善、先进的信息系统的行业。互联网金融则依靠信息技术的发展减小参与方信息不对称程度，相较于供应链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机构能够掌握大量、真实、可靠的第一手用户信息，因此其所服务的对象无需拥有先进的信息系统，只需是互联网用户即可，这也是互联网金融能够飞速发展的基石。
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均降低了交易成本。供应链金融服务作为融资模式创新，通过供应链上相关企业的互相协调与优化设计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整条供应链的经济效率。供应链金融主要从交易频率、交易稳定性、资产专用性三个方面降低交易成本。首先，供应链金融可以有效降低交易频率。供应链金融为供应链连结的产业系统提供金融解决方案，若银行能够与供应链上的企业维持稳定的交易关系，必然能促使交易各方主动沟通，降低交易频率与交易成本。其次，供应链金融可以提高交易稳定性。在上下游企业以及第三方物流企业合作的基础上，供应链能够发挥协同效应，减弱交易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交易成本。再者，供应链金融还能提高资产专用性。供应链金融基于真实的交易背景，能够使供应链内上下游企业更为主动地进行专用性投资，链内企业间互相监督降低了企业违约可能性，信贷企业能够维持其资产专用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互联网金融在交易的不同阶段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不同。在交易初期，互联网金融机构弱化了客户接触与服务渠道实体的重要性，利用im（即时通讯）、社交平台、电商平台等界面完成与客户的沟通，降低交易初期的成本;在交易中期，互联网金融机构利用网络广泛收集客户的各类数据并且通过数据挖掘分析判断客户资质，其信息分析的成本非常低，如以阿里小贷为代表的电商金融机构通常采用自动化量化贷款模型，显著提高放贷效率，降低放贷成本;在交易后期，互联网金融机构缺乏资金回收与监管资金使用的实体机构，很难有效约束贷款资金的专用性，在此阶段无法显著地降低交易成本。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均能降低交易成本，不同的是，供应链金融借助供应链来降低交易频率、提高交易确定性、确保资产专用性，最终降低交易成本，只有当供应链与银行合作长期且稳定、供应链内上下游企业为实现共同利益互相协作以及供应链内上下游企业互相监督时，银行才有可能向该供应链上的信贷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来自于获取相关数据并进行有效处理的成本低，因此需要所服务的对象在互联网中留下足够的数据，包括交易数据、物流数据、信用数据等信息，互联网金融机构必须获取满足放贷模型需求的足够数量与质量的信息，才有可能提供适合的互联网金融服务。
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均借助信息技术进行风险管理。供应链金融业务是商业银行的子业务，因此其风险管理应满足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角度进行有效管理。由于供应链金融具有贸易背景特定化的特点，银行可以借助信息系统对信贷企业的交易流、货物流、资金流进行实时监控，防止资金挪用、盗用。互联网金融机构借助搜索引擎与云技术收集、存储客户交易行为的多维度数据，建立信用评级与风险控制模型，并利用数学与统计学模型进行风险评估与管理，如电商金融模式下，互联网金融机构依据大数据建立量化放贷模型代替人工审核，将风险评估与管理过程自动化、程序化、批量化。虽然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在风险管理中都借助信息技术，但供应链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其他融资业务一样，有明确的资本充足率及贷款监控要求，供应链金融的风险管理仍依靠传统的风险评估与管理方法，信息技术的存在提高了获取数据的效率与质量，因此供应链金融的风险管理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较低。互联网金融则利用信息技术收集并有效处理数据，将传统的被动防御、事后处理式风险管理转为主动识别、事中控制式风险管理。但由于互联网金融机构缺乏质押实物与监管实体，其线下风险控制能力较弱，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管理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这使得信息技术在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加入了技术风险。
三、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比分析了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两种金融模式，并研究两者在推进“金融民主化”进程、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加强风险管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联系与区别。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无法代替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和供应链金融具备各自的核心竞争力，互联网金融拥有更大的平台、更多的数据以及更好的信息技术，供应链金融的优势则在于充足的资本、良好的信用和更强的风险控制能力。因此，互联网金融适合于“短小频急”的小微企业乃至个体的融资需求，而供应链金融则适合发展稳定、有核心企业信用担保的供应链内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二者无法取代对方，但是可以互相借鉴。
供应链金融机构应加强与供应链核心企业、物流企业的深度合作，以竞合思维创建共生化的金融生态系统。以电商平台为核心的电商金融模式对商业银行的供应链金融业务构成了直接威胁，供应链金融机构必须借鉴其运作模式，并建立差异化的竞争优势。首先应横向加强与供应链核心企业、物流企业等战略伙伴的深度合作，基于自身现有数据能力与业务平台，聚合其他企业的多方资源，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其次应纵向整合供应链上下游资源，为客户提供个性化金融解决方案，建立共同发展的协作关系，从横向与纵向角度共同建立共生化的金融生态系统。
供应链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挖掘并整合客户信息，共享线上线下数据。互联网金融的优势之一在于借助互联网技术对客户信息进行深度挖掘与整合，商业银行虽然受银监会与央行监管无法将其信息系统与互联网对接，但可以在银行信息系统内部实现数据集中，充分利用供应链金融线下资源，共享不同银行信息系统内的数据，借助互联网金融中的信息技术对其进行充分的数据挖掘，对信贷企业的信用评估、风险评价、信贷资产分类等信息进行动态管理，以此为基础提供个性化的供应链金融服务。
互联网金融机构应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增强其风险管理能力。供应链金融的优势之一是稳健的风控体系与监管体系，而互联网金融由于过于依赖计算机系统及互联网，同时外部缺乏相应监管机构，因此其薄弱的风险管理体系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瓶颈。互联网金融机构应利用信息技术的新发展，提升防火墙、数据加密技术、智能卡技术等信息技术，参照行业的技术标准，与国际上相关的计算机网络安全标准与规范接轨，监管部门应对互联网金融机构进行“功能型监管”，提高金融交易安全性，保护客户信息，从内部与外部共同健全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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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篇5
关键词：古代诗歌；情景交融；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008-02
一、古代诗歌的情景交融
诗歌是客观外物触发主体情感的表达，是心与物、情与景的矛盾统一。诗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抒情艺术和表现艺术，是专为主体心灵抒发而存在的艺术，但中国古代诗歌却多呈现出一种情景交融的结构。中国古代抒情诗多以自然景物为对象，情景交融可赋予抽象的情感以形体，再现大自然的美，从而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在一般意义上，情与景的关系，实际上是意与象的关系，而情景交融是意象内容的核心。意象是对象的感性物态与人的主观情意水融在诗人心中所形成的物我合一的感性形式，也是诗人的自我表达及与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它以主体所感受到的物象为基础，又借助于物象的感发，以传达诗人的主观情意。在意象中，情与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依托而浑然一体。
我国古代诗歌灿若繁星，它语言凝练、内蕴含蓄而丰富将我们带进了—个崇高的艺术殿堂，给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胡应麟曾说：“作诗不过情景两端，如五言律，前起后结，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王国维也曾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可见，情与景是诗歌创作中的两个重要元素。情景虽有主次之分，但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往往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段而使情与景达到内在统一和有机融合，从而使人无法辨清其到底是景语还是情语。中国古代诗歌，或借景言情，或寓情于景，其中所写之景物，不只对诗人抒感起辅助作用，显示诗人思想感情的趋向，更使诗人内在的乃至抽象的情感外化、客观化和对象化，从而加强诗歌的形象性、具体性和生动性。同样，自然景物本身也是有生命的，你对它有感情，它也能影响你，进而自我主体和外在的世界主体通过理解交流达到亲密无间的沟通。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情因景生，景以情生，二者相互渗透，并从而达成融合无间的状态，于是诗歌中的情景交融的关系便产生了。
情景交融标志着我们民族基本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它能使诗人无形的情思转化为鲜明的艺术形象，使读者能更好的去理解和把握诗人的情怀。情景交融的诗篇在如画的景色中，蕴涵着诗人的感受和激情，构成了诗歌特有的意境。情景交融诗篇的最佳艺术效果是，使人仿佛置身其间，感同身受；它景实而情虚，虚实结合，妙在虚实之间；它景有限而情无限，有限与无限统一融合，好在“近而不俘，远而不尽”。做到梅圣俞所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于意”，各取所需，达到艺术美感享受。刘熙载说得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深入雅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过日春往冬来，有何意味？”王夫之《姜斋诗话》中说：“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这分，而景生情，情生景，衣乐之触，荣翠之通，互藏无它。”这段话，一语点透了情景交融的神韵。情与景融为一体，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情语皆景语。
“情”与“景”作为一对美学范畴互相结合，正式形成情景交融的美学主张，始于宋代。范唏文《对床夜语》云，“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情景相融而莫分也”。清人王夫之《四溟诗话》：“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二人都认为诗的艺术境界是由情与景的互相渗透而构成的，诗歌作品中情与景是同一而不可分的。近代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把“情”与“景”称为文学的两种“原质”，认为“景”是对于自然界及人生的各种事实的描绘，“情”是人们对于此种事实的精神和态度，因而“景”是客观的，“情”是主观的。情景交融是主客观间的互相渗透，“景”因为有“情”的渗透而人性化了，“情”因为有“景”的渗透而感性化、具象化了。实际上，情景交融思想中蕴含着古典的主体间性思想，即把自然和社会当作主体而不是客体，注重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的关系，以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处为最高境界，不主张主体凌驾于客体，不认同主体压倒客体，而主张主体与客体相融合。
二、情景交融蕴含的主体间性思想
所谓“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它打破了主体的孤立状态，建构起了多个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主体间性不是反主体性，不是对主体性的绝对否定，而是对主体性的扬弃。主体间性涉及人的生存本质，生存不是主客二分基础上主体征服客体、构造客体，而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的交互活动。它努力关注“主体与主体”的关系，确认自我主体、他人主体以及世界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
古代诗歌重视情景交融的意象经营，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自古来就崇尚大自然有密切关系。中国古代文化提倡儒道互补，具体可理解为人与自然的互补，是“天人合一“的具体形态之一，是自然本性的“人”以合自然之道的“天”，“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庄子·大宗师》）“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庄子看来，人只有归返自然，像“鱼相忘于江湖”那样无为于天地之间，才得以从宗法的压抑下解脱。道家自来就注重个体自由，主张通过人的自然化来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庄子的逍遥游是最高境界，通过人自然化和世界主体化而达到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和谐关系。在中国美学史上“天人合一”最主要就体现于“情景交融”。这是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常兼具儒道两家思想，并不断进行内省式自我心灵调节，力求得到精神平衡，以适应社会变化。中国士人关心国家的治乱兴发，渴望为国效力，而当在治国安邦施展抱负道路上遭受挫折的时，投向大自然怀抱就成了摆脱束缚，获得心灵自由的独特道路。同时中国文人又性情温润、心灵细腻敏感，加之古代魏晋老庄哲学思想大规模渗透诗歌，玄学的勃兴、玄言诗的出现，在这样一种生活环境和心灵特性中，中国诗人就借助于自然景物来蕴蓄抒感，使得大自然意识在诗歌艺术中地位凸显，出现情景交融的诗歌结构。最突出的表现是谢灵运、陶渊明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歌兴起。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诗人可以因自然景物和特定心情相呼应而达到表现的效果。因此，古代诗人们都特别注重描绘情景交融的意象，使诗歌呈现情景交融的意象美。情意是抽象的、无形的，必须借助于感性形态才能获得具体的表达。而情景交融的意象创构，它往往能使诗意得以很好的表现。诗歌讲究含蓄蕴藉，讲究趣味，这样，意就不宜直接陈述，而必须借景，以情景合一的方式表现出来；或如王夫之《姜斋诗话》中所说：“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天人合一“是情景交融的起源。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伦理和人格修养，目的在于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儒释道对天人合一的理解虽不同，但实质都在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比如儒家注重社会伦理，主张文明教化来调和人际关系，侧重于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和谐，并强调“人能弘道”，“成事在人”；道家与禅宗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和谐角度理解天人合一，即“万物与我为一”，注重个体自由，主张通过人的自然化调和人与世界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应用于文学创作，则表现出一种民族性的“天人合一”思想与情感思维相联系的人生理想，具体的说，即是“天人合一”思想体现在“感兴论”说。审美是外在世界对自我主体的感发和自我主体对世界的感应，而世界不是死寂的客体而是有生命的主体。通过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的交流、理解和沟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古人将诗情的发动归因于“心物交感，因于天人同源”，认为天地万物包括人的心灵皆由“一气化生”，而“气”的分化与交会则造成天人、物物以及心物之间的总总感应。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心物交感都可运用于诗词中，只有从触物起情，情景交融，以审美的超功利态度对原来的体验进行再体验，与审美主体再一次进行交流，这一次的心物交感才是审美感兴，其结果则是审美意象和审美意境的生成。宗白华先生说：“文艺家在一个艺术表现里使情和景，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和宇宙人生的具体对象相交融互渗，创造出一个独立的宇宙，崭新的意象，就是所谓艺术意境”。这一精辟之论道出了艺术意境与“天人合一”的内在关系。
“感兴论”认为审美不是主体认识客体，主体创造对象，而是外物与自我的互相感应。孔子有“兴于诗”、“诗，可以兴”之说。刘勰《文心雕龙》：“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神与物游”，他指出诗情是由外物感发而生的。王夫之《四溟诗话》：“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情与景是不能分离的，二者是互感相生的。王国维亦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夫之“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感兴论”实质即把外在世界看作和人一样的有生命的主体，通过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间的互相感兴而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审美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和征服，不是自我膨胀和自我实现，而是自我与世界的互相尊重、和谐共处。把审美对象当作主体的感兴论或同情论，这是主体间性的，自然有了生命，自我与自然互相交流。自然物本身是有生命的，你对它有感性，它能影响你。万物有情，我也有情，情与景交融。
情景交融的思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主客体对立状态，进入了物我合一、主客交融的境界。在情景交融的过程中，诗人对客体（对象主体）的理解，是主体间性的关系，即主体与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交流而达到充分的沟通，彼此理解，最终把对象认识变成自我认识、自我认识变成对象认识，从而把握了世界的意义。情景交融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是主体间性关系，是“我与你”的关系，是生命间的关系，即把自然当作有生命、有灵性的主体来对待，把人对自然的审美当作最高生存境界。这样通过主客体共同存在，即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理解，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真正达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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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篇6
一、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对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时，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民族特征与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过程。二是把民族融合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来看待，它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我们在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通常是在后一个层面上来使用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因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从我国以及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为了比较妥当和科学地表示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或方式，人们又习惯地把通过政治强制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同化；把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融合。在中国多民族的关系史上，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错综而又复杂。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在我国历史大量存在，且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一是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如夏时的淳维，秦汉时的赵佗，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时的高欢。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体实现方式主要有：（1）民族迁徙，杂居相处。（2）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3）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4）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5）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
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源与流
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代文明滋生的这块东方沃土上，先后生息和居住过许多民族，一些民族消失了，另一些民族又勃然而兴起。伴随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起源与发展，以及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反复交替，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促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进步。
然而，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而言，我国现代的以及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其血统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曾经经历过不同类型的融合与同化。各民族共祖同源和多源多流的亲密关系，在历史上曾起过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作用。如今，我们所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长期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联合共同体。
（一）汉民族的多源多流
历史悠久的汉民族，自古及今瓜瓞绵绵，枝繁叶茂，为融合众多民族漫漫演变而成。它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又由夏、商、周三族融合而形成的。再往前推，夏、商、周也都大多出自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到了秦代，国家的统一，消除了华夏族各支系间彼此隔离的状态，形成了华夏族共同的地域、语言、文化和经济生活，加强了华夏族与内迁的蛮夷戎狄的融合。所以，汉代学者把秦治下的华夏族人称为“秦人”。
“汉民族”共同体形成于西汉，名称见于东汉。在汉民族发展壮大和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族共同体的壮大，主要是通过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政权推行“汉化”政策实现的。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则大多与汉族统治阶级的征讨、掳掠、招抚相关联。隋唐一统，突厥、铁勒、契丹、党项、吐谷浑等族纷纷内属，与汉族杂居，部分族众融于汉族中。宋江金时，汉族分布区域被各民族政权所分割，部分汉族居于契丹、女真、党项等族建立的辽、西夏和金国之中。这些民族政权，为了统治征服的汉人，也常效仿中原汉制，宣讲儒、道、释等思想。其结果，部分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渤海人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元和清，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部分融于汉族。
总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稳定的共同地域，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经济和博大的文化，一直是各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同时，汉民族又像—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以它那种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不断向四周辐射，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二）少数民族的多源多流
今天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是长期民族融合的结果。与汉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也是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
在东北地区，历史上出现过东胡族系、肃慎族系等几大族系。各族系先后出现的民族，东胡族系有乌桓、鲜卑、室韦、契丹、库莫奚等；肃慎族系有挹娄、忽吉、靺鞨、女真、满族等。这些族称，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更迭，它反映的是各族体之间的离散、聚合与融合的过程。
在西北地区，吐谷浑和党项羌的融合最为典型。吐谷浑源于辽东的慕容鲜卑，西迁后兼并各族，建立了一个广土众民的民族政权。经过二三百年的民族融合，其统治下的鲜卑、氏、羌、匈奴、高车、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逐渐聚合成一个新的族体——吐谷浑族。继吐谷浑解体后，西北又形成以党项诸部为核心，聚合吐蕃各部，包括汉、回鹘等族在内的民族融合，其结果又形成新的族体——党项羌。
在南方地区，百越族群支系繁多，历史上有句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这些民族的先民，早在商周时期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往来。秦汉以后，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一部分经过长期分化、聚合和演变，与今日壮侗语族的壮、傣、侗、布依、水、毛南、黎等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边疆地区各族体的源流如此，某一具体民族的聚合过程也大致是这样的。如形成于元代的回族，其来源是在13世纪初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被迁发或自愿东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和西亚各族人民，以及部分回鹘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又不断融合进汉、维吾尔、蒙古等族，尤其是融入汉族的血统最多。
这种汉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一种源远流长的血缘相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发展着相互间的同化和融合的民族关系格局。
三、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四个重要时期及其特点
（一）华夏—汉民族的形成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据传说和考古发掘，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成为可追溯的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所以，我们说，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华夏族肇兴的腹地。
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一词常被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即蛮夷戎狄），然而，华夏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雏形之后，就像滔滔东注的长江，涵化万水，汇合百川，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大体在周代，在这个族体中，既有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又有华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而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了。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已同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
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四）清代民族融合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这时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现了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大融合。早在清军入关，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同时，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这样，在多民族长期的杂居相处中，满族因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渐壮大。同时，也有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融入其他民族。这种血缘的交流，既有利于满汉之间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其次，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第三，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统治和抗击列强入侵中，增强了彼此间的凝聚、交往和融合。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初，曾推行过圈地、投充、剃发等一系列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战争中，八旗军也曾扰害汉民。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阶级对立和各族反抗，客观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统治中加强了联系。清后期，统治日益腐朽，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狼烟四起，边患频仍，民族危机加深。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情况下，在患难与共的斗争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联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与融合。
四、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径
（一）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
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而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在这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
考察中国古代史，虽然不乏征战、分裂的历史真实，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然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大一统思想萌芽、发展于先秦，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之后，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这种思想体系，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华夷一家”、“夷夏一家”，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体又通过“怀柔”、“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它的推行，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统治者通过官学、科举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换言之，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所以，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彼此间融合兼并，兴衰嬗变，有分有合，情况极为复杂。一般而言，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崛起于中原大地，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迁徙，波浪式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族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扩散的方式与途径，或逐水草而流动，或举族内迁，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掳去。所以，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寇边与攘夷、内附与反叛、和亲与征讨、互市与封锁、怀柔与威服、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商周开拓边地，秦汉移民戍边，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分解、融合时有发生。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四）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
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由于族际通婚，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所以，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同时，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通婚，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不下数百例。在和亲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权谋与友谊的糅合，战争与爱情的冲突，汉风与番俗的差异，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就其历史作用，史家各有说道，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缓和民族矛盾，冲淡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情感。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至汉末魏初，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理由是从母姓。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随着和亲的缔结，姻亲关系的确立，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关系，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渐染华风，加速了汉化。尤其是质子，他们习汉语、汉文、汉仪，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汉化速度最快。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五、历史教学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民族融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还应注意的相关问题有：
民族战争与民族融合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并不都是雍雍穆穆，相安无事的，他们之间有交往，也有矛盾与纷争。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它不仅表现在和平相处上，也表现在战争上，要充分地看到，在融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有融合。在分析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不能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来作出判断，而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客观地加以分析。因为，民族战争作为民族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有破坏性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同时，有些民族战争的结果，往往是掠夺的终止，和平、和亲、交融的继续。尤其是远距离、大规模、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只靠商贩和使节是不够的，还得用武力来打通道路并确保安全。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战争是短暂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渐接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基础和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问题。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都有重要的作用。而民族同化有别于民族融合，它不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而是强迫性的、灌注式的。这种现象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具体情况大致如下：（1）掳掠其他民族为奴隶和农奴，同化于本民族。（2）通过征服采取强制办法进行同化。（3）因改朝换代，为避免残酷的民族压迫而改变民族成分。（4）以政治暴力强迫迁徙而同化。我们对于民族同化所使用的政治强制手段是不赞成的，有些结果也是应该反对的，但它却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在理解历史上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时，不能把融合与同化等同看待，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能把二者绝对地割裂开来，要辩证地看待。因为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况。
统一与分裂问题。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分裂到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国家统一是主要趋势：从时间上看，合长于分；从空间上看，合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程度上看，合的稳定性越来越大。即使是在几次民族大分裂时期，从表面上来看，社会局面是“分”了，但从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看，则渐渐地“合”了。而在诸多使统一能够成为主要趋势的原因中，民族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正是由于历史上不间断的民族融合，使得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历史文化认同不断扩大和演化，才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四、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径
（一）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
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而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在这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
考察中国古代史，虽然不乏征战、分裂的历史真实，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然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大一统思想萌芽、发展于先秦，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之后，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这种思想体系，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华夷一家”、“夷夏一家”，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体又通过“怀柔”、“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它的推行，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统治者通过官学、科举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换言之，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所以，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彼此间融合兼并，兴衰嬗变，有分有合，情况极为复杂。一般而言，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崛起于中原大地，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迁徙，波浪式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族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扩散的方式与途径，或逐水草而流动，或举族内迁，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掳去。所以，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寇边与攘夷、内附与反叛、和亲与征讨、互市与封锁、怀柔与威服、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商周开拓边地，秦汉移民戍边，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分解、融合时有发生。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四）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
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由于族际通婚，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所以，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同时，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通婚，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不下数百例。在和亲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权谋与友谊的糅合，战争与爱情的冲突，汉风与番俗的差异，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就其历史作用，史家各有说道，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缓和民族矛盾，冲淡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情感。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至汉末魏初，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理由是从母姓。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随着和亲的缔结，姻亲关系的确立，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关系，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渐染华风，加速了汉化。尤其是质子，他们习汉语、汉文、汉仪，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汉化速度最快。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五、历史教学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民族融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还应注意的相关问题有：
民族战争与民族融合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并不都是雍雍穆穆，相安无事的，他们之间有交往，也有矛盾与纷争。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它不仅表现在和平相处上，也表现在战争上，要充分地看到，在融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有融合。在分析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不能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来作出判断，而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客观地加以分析。因为，民族战争作为民族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有破坏性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同时，有些民族战争的结果，往往是掠夺的终止，和平、和亲、交融的继续。尤其是远距离、大规模、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只靠商贩和使节是不够的，还得用武力来打通道路并确保安全。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战争是短暂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渐接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基础和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篇7
民族关系思想是人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其最高形态是民族关系观。我国国内民族关系，一是汉族（其前身为华夏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一是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对这两种关系的认识构成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基本内容。民族关系思想是在处理和认识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经形成，又影响和指导人们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思想随时代的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发展而变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的发展过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内容丰富，限于篇幅，本文集中探讨其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的占主流地位的民族关系思想。
夏、商、周三代并非出自同族，但却在互相的兼并中逐渐融合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即所谓华夏。当时的中原民族将周边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称为夷、蛮、戎、狄，总称“四夷”。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控制力的减弱，分布在周边的四夷向中原移徙成为一种趋势，民族矛盾激化。齐、晋等中原诸侯，为争当霸主，打出“尊王攘夷”旗号。与此相伴，“华夷之辨”成为政治、思想领域热门话题，华夷观――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民族关系思想应运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开始强调“华夷有别”，罗列华夏和四夷的种种差别：如分布地域，“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语言嗜欲，“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王制》）；装束打扮，华夏“冕服彩章”（《尚书正义》），束发右衽，四夷被发左衽；品性方面，“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礼记・王制》），华夏礼让，四夷“贪而不让”（《国语・周语中》）；文化方面，华夏“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四夷则被概括为一个“陋”字，等等。基于这些，“华夷有别”论者提出，中原各国统治者应用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对待华夏和四夷，总的原则是华尊夷卑，“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由此观之，“华夷有别”是当时华夷观的核心内容。但华夷的区分和对立也不是绝对的，如舜为“东夷之人”，周文王为“西夷之人”，却都被华夏族尊为“圣人”[1]（p.246）。
孔子的民族关系思想虽仍属于华夷观体系，但一方面坚持“华夷有别”，发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亡之也”（《论语・八佾》）等惊世之叹，另一方面又认为华夷可变可化。《论语・子罕》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季氏》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通‘徕’）。既来之，则安之。”这说明，孔子“华夷之辨”的判据是“礼义论”，强调的是文化认同[2]。对此，范文澜有精辟论述：“孔子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裔指夏以外的地，夷指华以外的人，区分很明显，中国、夏、华三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是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被称为蛮、夷、戎、狄。”[3]（p.107）孟子的民族关系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但作为生活于“天下一统”趋势已日渐明显的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孟子更强调“用夏变夷”。他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孟子・滕文公上》）
由“华夷有别”和“华夷可变”（主要是“以华变夷”）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华夷观是中国古代主流民族关系思想，但这两个方面，既不平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两个方面的消长中，以下三种情况引人注目：
第一，当少数民族大举向中原迁移，民族矛盾尖锐，汉族统治者的地位受到威胁时，“华夷有别”的声音就会高涨。如西晋“五胡”内迁，当关中地区“戎狄”居半时，汉族士人极为不安，于是傅玄写了上晋武帝疏，江统写出《徙戎论》，大谈“华夷有别”。傅玄写道：“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晋书・傅玄传》）江统写道：“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税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晋书・江统传》）
第二，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民族矛盾与冲突缓和时，“华夷有别”的声音就低沉下去，“胡汉一体”“四夷如一家”的声音就高涨起来。如唐朝强盛时，唐太宗就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资治通鉴》卷197）“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198）元世祖也曾宣扬“天下一家”和“圣人以四海为家”（《元史・世祖纪》三）的思想。
第三，随着时代的推移，“华夷有别”的声音逐渐减弱，“华夷一体”的声音日益增强。明清时期这种走向已很明显。明太祖朱元璋说：“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宁如一。”（《明太祖实录》卷53）清朝前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加之最高统治者为满人，故更强调不得有华夷之分。雍正帝有言：“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贡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万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东华录》雍正七年九月癸未上谕）“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大义觉迷录》卷1）
可见，民族关系思想是民族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民族交往增多，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与巩固，是推动民族关系思想演进发展的强劲动力。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虽然进入了近代时期。但是因为人们的思想变化有一个过程，加之清王朝的统治依旧，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华夷观仍影响着人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乃至魏源、王韬、孙中山等有识之士都不能脱俗[4]（p.14）。但是，近代总的趋势是，传统的华夷观的影响渐趋减弱，并最终从人们头脑中淡出。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因素外，从思想领域看，以下两点十分重要：第一，在近代，“夷”越来越多地指外国和外国人，“华夷之辨”逐渐成为中西之辨的代名词和同义语。第二，近代民族思想的引入和传播，不断冲击和否定传统民族关系思想。在传播近代民族关系思想方面，梁启超功不可没。
研究者指出，我国近代最早使用“民族”一词来表达近代民族观念的是梁启超[5]（p.242）。1902―192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国史叙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述中，提出构建“以民族为历史之主脑”的新史学的主张。他认为，编撰中国历史，要把“苗种”“汉种”“图伯特种”（殷周氐羌、唐代吐蕃、宋时西夏等皆属此种）“蒙古种”“匈奴种”和通古斯族（鲜卑、契丹、女真等属此族）六大民族一视同仁地包括进去，应说明“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如何？”“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如何？”这里所说的“混合”“醇化”“调和”，是梁启超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概念。吴仕民在《直面民族问题》一书中提醒我们注意如下事实：1903年，梁启超把布伦奇里的民族界说翻译成汉语介绍到中国时，在“其始也同一血统”一句后，加上自己的注释：“久之则吸纳他族，互相同化，则不同血统而同一民族者有之。”[6]（pp.5～6）（《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也许当时梁启超并未想到，“同化”后来成为近代学者描述和解释我国民族关系的核心概念。20世纪20至40年代，随着“同化”概念的流行和广泛运用，“民族同化论”形成，并成为近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基本形态。
1923年，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写道“鲜卑族就与汉族同化了”[7]（p.196），“鲜卑族都是吸收了汉族的文化，慢慢儿同化的”[7]（p.206）。不过，在主要使用“同化”这个概念时，吕思勉还使用了“融合”和“融化”。他写道：“以塞外游牧的民族，侵入中国，其结果，和汉族同化而融合，是不可避免的。”“氐、羌人数较少，所以和别一族融化，较为容易。”[7]（p.206）
在1941年出版的《中国史纲》中，张荫麟写道：“夏、商、周三朝的递嬗，代表三个民族的移徙和发展。大体上说，夏人自西而东，商人自东而西，周人复自西而东，他们先后相交错、相覆叠，相同化，同时各把势力所及地方的土族同化。在一千数百年间，这参伍综错的同化作用抟结成一大民族，他们对于异族，自觉为一整体，自称为‘诸夏’，有时也被称并自称为‘华’”，“向南远徙的殖民领袖……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既与本土隔绝，渐为当地蛮夷所同化，例如居吴越的便同土人一样……断发文身。”[8]（pp.16～20）
1943年出版的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以“同化”解释中国史前三大部族的关系，认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族不断接触，始而相斗，继而相安，血统与文化逐渐交互错杂，终于同化，形成一种融合而较高的民族文化――华夏文化[9]（p.12）。
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这说明“同化论”是近代占主流地位的民族关系思想。《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同化是“使与本身不同的事物变成跟本身相同的事物。”据此推之，民族同化是使与本族不同的其他民族变成跟本族相同。从思想渊源看，同化论与华夷观有关。
民族同化论认为，按同化的手段、性质、特征划分，民族同化可分为自然同化和强迫同化两类[6]（p.45）。自然同化是指在日常交往和相处中，自然而然地潜移默化地使与本族不同的民族变为与本族相同。强迫同化是指用强制手段使别的民族同化于本族。清军入关后，强制内地汉人剃发编辫，“留发不留头”，这就是强制同化的典型例子。从主客体关系看，中国的民族同化，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汉族将某些少数民族同化，历史上称为“汉化”，如匈奴、鲜卑等族的“汉化”；二是汉族的某一部分或某些个体被少数民族同化，历史上称为“胡化”；三是少数民族之间的同化，如强大的鲜卑南下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使一些少数民族“鲜卑化”。“汉化”和“胡化”是中国古代民族同化的最重要的两种类型。1940年，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10]（p.71）。此可视为近代史学家对胡化汉化问题的一个精典论述。
比之古代的“华夷论”，民族“同化论”对民族关系的认识自然要深刻一些。但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民族同化无论从它发生的范围，还是发生结果来看，都是民族现象和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局部现象”[6]（p.47），因此，以“同化”来概括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很大的局限性，未能揭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尤其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实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和实施了从根本上区别于古代和近代民族政策的全新的民族政策。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1951年5月，政务院发出指示，要求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等分别给予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按此要求，新疆迪化改为乌鲁木齐、内蒙古归绥（由归化、绥远合并而成）改为呼和浩特、宁夏化平改为渭源、云南平彝改为富源等[11]（p.14）。地名改动看似小问题，背后却有大道理，实际上这是对民族同化论尤其是民族同化政策的批判。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新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善了我国的民族关系，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史学界认识到不仅不能用“华夷观”来解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也不能用民族“同化论”来解释。在深入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并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范文澜在1949年9月初版、20世纪50至60年代多次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用“融合”“联合”“融化”等词语来描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期称为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最先基础。”[3]（p.17）“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成一个华族了。”[3]（p.108）范文澜称北朝为“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化时期”。当时，“在中心地区进行融化运动”，“中原地区成为各族融化的大熔炉”[12]（pp.521～538）。范文澜等提出和阐释的民族“融合论”很快为我国史学界和历史教学界所接受，成为新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主流形态。不过，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民族“同化论”还有一定影响，如1962年6月出版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在论述西周时代的民族关系时说：“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境内各族不断发展和融合同化的过程。经过夏、商、周三个时期，散布在黄河中下游的各族，除个别外，便逐渐融合同化成以夏、商、周族为核心的华夏族。”[13]（p.138）
20世纪70年代及其以后，民族融合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民族同化论完全退出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领域。民族融合论认为，民族融合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历史就是民族融合的历史。受此观点影响，1978年《全日制七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基本上以民族融合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主线。该大纲中国古代史第三编封建社会分为四章：第一章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战国、秦、汉；第二章民族大融合和封建社会的繁荣――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第三章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和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辽、宋、夏、金、元；第四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明、清（鸦片战争以前）[14]（pp.334～344）。四章之中三章的标题直接以民族关系立意，鲜明地体现了民族融合思想。
民族融合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辽宋夏金时期，出现三次民族融合高潮，而在统一的秦、汉、隋、唐、元、明、清几朝，民族融合既广且深，力度也很大。同时，我国民族融合的途径很多，“有时是从阶级斗争，有时是从生产斗争中进行的。……在起义和反抗斗争中，各族人民互相联合、共同作战，很快地融合为一家人。……他们在劳动中有无相通，互相融合起来了”。此外，互相联姻，也是民族融合的途径[15]（pp.521～523）。这种论断，明显打上了重视阶级分析的时代烙印。
如果说，从古代的华夷观到近代的民族同化论是我国民族关系思想的一次进步的话，那么，从民族同化论到民族融合论的演变，则是我国民族关系思想的一次质的飞跃。对此，我们应予充分的肯定。在民族融合论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关系史教学的质量和水平也有质的飞跃，对此，我们也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较之民族同化论，民族融合论的提出、传播和运用虽然是我国民族关系思想的一次飞跃，但也有局限。民族融合可理解为两个或更多的民族“合为一体”，如此，“民族融合”这一概念则难以反映民族关系中交互作用、彼此影响的机制。而且，当我们将民族融合理解为不同民族“合为一体”时，往往认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合入华夏族、汉族之中。如有的研究者统计，北朝时，有13个族别融入汉族，总人口数共有1100多万，“民族大融合的规模空前绝后，影响极为深远”[16]（p.117）。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用“融合”来概括新中国的民族关系，展望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前景时，更感到难如人意，至于深刻就更说不到了。有鉴于此，人们逐渐认识到，有必要用更准确的概念和更深刻的理论来描述、概括和解释我国过去、尤其是现在及未来的民族关系。这就是说，民族关系思想应更上层楼。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党和国家加强了对民族工作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思想进一步中国化。1981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时指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1990年9月，在视察新疆时指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17]（p.49）“三个离不开”生动而准确地概括了我国的民族关系。2007年，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要求全党，“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8]（p.31）。在阐释新世纪民族工作主题和说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征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时，应坚持交往、交流、交融的原则。党的新时期民族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现在及今后我国民族工作的指针，同时，也启迪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1996年，郝时远在《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说：“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正是在中华大地上各个人类群体集团之间在相互的征战、迁徙、交融中形成地域关系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先祖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19]（pp.25～26）“匈奴统一北方草原的过程，同样是一个民族、甚至多种族的混合交融过程。”[19]（pp.30～31）该书用“统一大势与民族交融”来概括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作者指出，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其间走向统一的大势并未改变，各民族的“交融”也空前发展[19]（p.32）。“北魏中期，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客观上对北魏域内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融产生了促进作用。”[20]（p.35）“元代回回人在与汉等其他民族的交融中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19]（p.46）。2005年出版的、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秦汉卷》第十四章第四节的标题为“中原文化与东南民族文化的交融”[20]（p.131）。2010年出版的唐明燕著《先秦儒家视域下的中华民族精神》，认为：“血缘交融、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大大增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中华各族代代融合的历史，也就是各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深入交流的历史。”[21]（p.18）这些著述一再使用“交融”这个词语（概念），表明学者们为弥补民族融合论的不足，正在进行积极的探索。
2011年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在历史教学中，要引导学生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中国古代史板块中，课标将以往使用的“民族融合”这一提法改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此板块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出现三次，一次是“概述”中说：“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推动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次是在“课程内容”表中列入了“通过北魏孝文帝改革，初步理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一次是在“教学活动建设”表中，建议“搜集南北朝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资料，编写一期板报”。同一提法三次出现，课标编制者对中国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地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概括为交往、交流、交融关系，这表明一种新的民族关系思想已开始取代民族融合论，成为民族关系史教学的指导思想，其意义和影响不可低估。
以交往、交流、交融为核心内容的民族关系思想，既可概括为“三交论”，也可概括为“交融论”，但笔者认为，概括为“交融论”更为科学。民族交融论是我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最新形态，渐式主流，开始成为民族关系史研究与教学的指导思想。但这种民族关系思想形成的时间毕竟不长，尚需一个充实、提高、丰富、完善的过程。在完善和运用民族交融论时，目前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更准确地界定交往、交流、交融的含义及三者的关系。可以认为，交往是形式，交流是内容，交融是结果和目的。但在通常情况下，交融也可涵盖交往和交流，正因为如此，我们把以交往、交流和交融为核心内容的民族关系思想称之为“民族交融论”。
其次，在用交融论（关键词为交往、交流、交融）来描述、概括和阐释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时，要把握住分寸。严格地说，“交往、交流、交融”是对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描述和概括。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极为复杂，既有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常态”，又有矛盾、冲突和战争的“非常态”，既有“和”的“常态”，又有“战”的“非常态”[22]（p.22）。因此，在描述、概括和评述古代的民族关系时应避免片面性。过度美化古代民族关系，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助于我们（尤其是青少年）认识现今的民族思想、民族政策。
再次，上文说过，“融合”是“合成为一体”的意思，但《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交融是“融合在一起”的意思，因此，要说“融合”与“交融”根本不同，也有些牵强。二者的差异，主要在交融强调融合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和交互影响。因此，在今后的历史教学中，无疑应提倡使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或“民族交融”的提法，但如教师和学生偶尔使用“民族融合”并非不可。“民族交融”与“民族融合”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哪个绝对正确，哪个完全错误的问题。
最后，近年，一些学者和历史教师用“汉化”和“胡化”来描述、概括、解释中国古代民族关系[23]，上文已说过，“汉化”和“胡化”是我国古代民族同化的两种具体形式，作为历史名词，偶尔用一下也无妨，但不宜过多使用，更不宜将其作为古代或近代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地区民族关系的特征。
我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较晚，虽取得一些成果，但总的说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还不太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4]（p.5），从历史教学角度研究民族关系思想史的文章则近乎没有，作为一次研究尝试，本文如有不当，请广大同行指正。
【作者简介】冯一下，男，1939年生，四川蓬溪人，成都大学退休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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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篇8
角地区的和谐持续、又好又快发展，寻求新动力、开辟新路径。
[关键词]长三角；现代服务业；战略；建构
现代服务业的发达程度是衡量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面对国际服务业向我国转移步伐加快的新机遇，面对全国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的新态势，长三角地区应科学地制定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目标，这是提高长三角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增强长三角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是争创长三角地区发展新优势的紧迫要求。
一、重点发展为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服务业
为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服务业主要包括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等。为此，应有侧重地发展相关行业。
(一)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长三角地区应加快立体化大交通体系的建设，整合长三角海、陆、空“三港”物流资源，建立物流发展战略联盟。为此，必须大力发展长三角地区的国际机场和大型机场空港物流；重点发展洋山港、外高桥与“长江港口群”以及长三角南北两翼的宁波、舟山、连云港、南通等“海港群”的河海港物流，加速形成“枢纽港”和“喂给港”的组合态势；加快发展高速公路、铁路等“陆口”物流；尽早规划并建成长三角“组合港”之间便捷的快速交通网络；重视耗能少、污染少、运输成本低的长江“黄金水道”以及内河水系的作用，深化资源的有效利用，加紧构筑长三角的水运体系网络。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应注意强化铁路、公路、海运、航运、航空等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配套和功能分工，加快构建快速便捷、货畅其流的融集散与分运于一体的物流支撑体系。通过纵横交错、通江达海的现代化快速交通网的构筑，实现把长三角区域内的15座中心城市、55座中等城市，1446个小城镇全部纳入“3小时都市圈”的互通目标，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覆盖长三角地区的公共物流信息系统，以上海航运中心建设为核心，构筑与长三角各货物集散枢纽统一联网、与国内外主要物流信息节点相互衔接的公共物流信息网络平台，实现智能标签在陆海空口岸及各物流集散节点的普及应用。同时，加快建设长江流域集装箱多式联运体系，完善长三角地区与上海口岸信息交换和多式联运的信息服务功能。促进长三角物流信息资源的共享和物流网络的互通互联。这样，通过长三角各市共建物流平台、物流网络，建立起覆盖长三角地区的配送信息平台，如同电子票务中心那样，形成电子配送中心，提高物流配送的效率和效益。并以此为纽带，探索组建双方或多方参与的股份制物流企业，推动外贸、货运、物流企业遍布长三角，并尽早把上海的“大通关”扩展到整个长三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现代物流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综合物流中心、专业物流中心和配送分拨中心，整合物流网络，以网络化原则发展“专线配送、专户配送、专项配送”。长三角地区还应着力培育连接城乡、辐射全国、融入国际的大型化、高档次的产品交易市场，促进批发交易与物流配送的一体化发展。同时，还要合理整合区域内的物流资源，从战略性和效益性的角度认识物流资源布局的重要性，实现科学合理的物流资源的定位和布局战略，明确物流体系中各方功能的运作主体，按市场化充分竞争与集约化平台整合相结合的原则，逐步消除物流业同构化的简单重复现象，形成长三角物流业互补共生、错位发展的理想格局。
(二)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要推进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进程，必须要建立健全社会化的科技服务体系，推动自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实现科技服务的产业化。为此，必须大力发展技术开发及转移、科技信息及咨询、知识产权及认证、技术转让及交易等科技服务业；积极兴办各类科技服务机构，加强区域性和行业性生产力促进机构以及科技创业服务机构的建设，促进乡镇科技服务机构的发展；有效发挥长三角技术“蓝领”集中的优势，加紧建立生产型企业的技术服务公司，既为长三角承接世界制造业的转移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又为这些人员的就业拓展新的空间；努力建立健全风险投资机制，增加对创新创业的资金支持的力度；建设公共科技平台，尤其要加紧建设国际科技开发的亚太地区平台，主动接受国际先进技术的转移，并通过这一平台辐射整个长三角，提高科技资源社会共享的程度。使长三角在科教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形成互补、共享和共建的格局。
(三)加速发展金融保险业。长三角各中心城市在金融开放步伐上形成的明显的梯度格局以及客观上既定的地域联系，使得长三角的金融合作相比其他地区而言，具有相对更为有利的合作条件和更为迫切的合作要求，应将区域内的金融联动作为长三角金融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开步之作和主攻方向。长三角地区应不断优化整合地方金融资源，积极配合国家金融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加快形成金融产品创新中心、金融市场交易中心和国内外金融业界集聚中心。加快金融开放步伐，积极引进国内外金融机构，发展新兴金融业务，特别要努力吸引外资银行来长三角设立分支机构，探索建立中外合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等。长三角可以联手发展投资公司，对重大建设项目实施信托融资，或实施股份融资，或发行企业债券融资，以真正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同时，要大力发展地方金融保险业，积极组建长三角的地方银行和保险机构，进一步发挥长三角地方金融机构的能动作用，如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银行，浙江浙商银行、江苏银行以及各地区信用社等，积极探索地方银行的战略联盟。以此为基础，尽快联合组建长三角现代金融研发中心，共同研究国际资本走向及其连锁效应，防范金融风险，共同探索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路径。并联合开展诚信体系建设，建立便捷的金融结算体系和融资租赁担保中心，以不断完善和优化长三角区域的金融环境。
(四)努力发展商务服务业。要加快发展商务服务业，首先要大力发展会展业。长三角地区应加强与全国各类行业协会、国际会展机构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承办各类国际国内会议，大力开发以国际化、专业化、贸易型为主的会展，努力培育会展业的经营品牌，经常举办具有产业和地方特色的常设性会展。要有重点地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型会展场馆，改造提升会展业的设施水平。尤其要抓住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战略机遇，以打造亚太地区新兴的旅游会展中心为目标，积极开展长三角各地会展业的联手合作，通过参建、联建、互设会场、景点串联、共同促销等方式，使长三角的各个城市能充分共享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扩散效应。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各城市之间的旅游、会展合作。应引导发展法律、会计、审计、税务、咨询、评估、广告、策划、调查、就业和劳务中介、经纪等商务服务业，推动商务服务产品和商务服务方式的创新。应加紧推动有品牌、有影响、有规模的律师、会计师和知识产权等各类中介机构以及行业协会在长三角的业务拓展，特别要联手推动已入驻长三角的国际著名咨询机构向长三角各个城市的渗透与扩展。转贴于
二、大力培育产业关联度大的新兴服务业
产业关联度大的新兴服务业主要是指信息服务业、大文化产业、房地产业等。要大力发展、努力培育这些关联度大的新兴服务业，必须采取以下发展战略：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篇9
国务院总理2012年2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主持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提出，中欧要共同努力，扩大相互投资，尽早启动投资协定谈判；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充分开发市场潜力，妥善处理分歧，争取共赢局面；加强科研和创新合作，带动结构调整和产业进步；深化能源和环保领域合作，推进中欧城镇化合作；以建立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和举办“中欧文化对话年”活动为契机，加强人文交流。
【理论分析】
一、从《经济生活》角度看
1.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及影响。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深层次影响继续扩大，各国加快自身改革，广泛参与国际合作成为时代潮流。
2.对外开放与国际经济合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面向世界。中欧要更加深入地相互理解和支持，以创新、开放的思维扩大务实合作，共同致力于营造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推动全球战略格局继续向着多极、均衡、稳定方向发展。
3.我国对外贸易坚持独立自立、自力更生和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中国支持欧方应对债务问题的意愿是真诚的、坚定的，已做好了加大参与解决欧债问题力度的准备。中方支持欧盟加强财政纪律，希望欧方向外界继续传递明确、有力的积极信息，并为中欧深化金融合作营造积极、有利的环境。
二、从《政治生活》角度看
1.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近年来，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中欧关系总体平稳、向前发展。双方从战略高度更加重视沟通与合作，利益融合日益紧密，贸易和投资大幅增长，科技、能源、环保、金融、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在应对气候变化、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可持续发展等重大议题上协调配合进一步加强，扩大了共识，维护了共同利益。
2.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深层次影响继续扩大，各国加快自身改革，广泛参与国际合作成为时代潮流。
3.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中国支持欧方应对债务问题的意愿是真诚的、坚定的，已做好了加大参与解决欧债问题力度的准备。中方支持欧盟加强财政纪律，希望欧方向外界继续传递明确、有力的积极信息，并为中欧深化金融合作营造积极、有利的环境，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
三、从《文化生活》角度看
1.文化与经济、政治在经济基础上相互影响。文化与经济、政治在时展的进程中相互交融。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特点，日益显著。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以建立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和举办“中欧文化对话年”活动为契机，加强人文交流。
2.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不同民族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共同维护、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在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和睦相处，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以建立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和举办“中欧文化对话年”活动为契机，加强人文交流。
四、从《生活与哲学》角度看
1.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一原理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世界正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欧要更加深入地相互理解和支持，以创新、开放的思维扩大务实合作，共同致力于营造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推动全球战略格局继续向着多极、均衡、稳定方向发展。
2.意识能够反作用于客观事物。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意识，能够指导人们有效地开展实践活动，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中欧要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就重大问题进行坦诚、深入的对话，全方位推进合作。这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对世界人民有利。
3.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事物是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面对共同挑战，欧中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正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欧中关系有着巨大发展空间，欧中是战略伙伴和朋友，不是对手。
【创新训练】
2012年2月14日，国务院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主持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据此回答：
1.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成功会晤的政治学依据是（）
a.国家性质决定国际关系
B.政治多极化已经形成
C.国家利益决定国际关系
D.国际政治旧秩序的存在
2.提出，中欧要以建立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和举办“中欧文化对话年”活动为契机，加强人文交流。东西方文化不断加强交流的哲学依据是（）
a.世界上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
B.矛盾的同一性寓于斗争性之中
C.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
D.事物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
3.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深层次影响继续扩大，各国加快自身改革，广泛参与国际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中欧要更加深入地相互理解和支持，以创新、开放的思维扩大务实合作，共同致力于营造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推动全球战略格局继续向着多极、均衡、稳定方向发展。
中欧要共同努力，扩大相互投资，尽早启动投资协定谈判；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充分开发市场潜力，妥善处理分歧，争取共赢局面；加强科研和创新合作，带动结构调整和产业进步；深化能源和环保领域合作，推进中欧城镇化合作；以建立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和举办“中欧文化对话年”活动为契机，加强人文交流。
（1）运用国家和国际组织知识，分析说明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理由。
（2）中欧如何携手加强人文交流，推动世界文化朝着多元、繁荣、和谐的方向发展？
【参考答案】
1.C2.C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篇10
建筑是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各种要素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文化，它具有时空和地域性，各种环境、各种文化状况下的文脉和条件，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建筑中的反映，同时这种文化特征又与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一建筑文化根植于人居自然环境之中
不同的地域自然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日照角度、日月潮汐、水流风势、气温、气压、食物、土地、水质、植被等等。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建筑，对外应有利于形成小区外部环境，对内应有利于保障人居的室内环境。这些建筑像植物一样，落地生根，合天时，合地利，适宜于地区自然环境的要求，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台湾岛，椰林茂密，气候炎热，人们用椰树叶、棕榈叶盖起了适应热带雨林的茅草房、小木楼，通风、凉爽、轻盈、简洁，建起了热带雨林建筑。
在中亚、西亚，在中国的西部高寒地区，人们用石块垒砌、依山就势盖起了石板建筑，避风、挡雪、保温、御寒，筑成了高原山地建筑。如中国的、青海、四川等少数民族在中国西部依山就势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山地建筑群。
在中国的黄土高原，漠北戈壁，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人们利用山边、土坡挖洞筑房，建起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土建筑。甘肃敦煌艺术陈列馆把建筑埋入山坡下，半开敞式入口，山坡挡墙甬道，生土式建筑特征十分明显。
在美国的东部，在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南方，雨量充沛，气候温和，人们用木材、砖瓦依山就势，因地制宜，盖起了遮阳避雨、通风透气、造型别致的湿热地区建筑。
这些建筑形式多样，风格各异，适宜于不同地区自然环境，与风景、林木、地形融为一体，形成了根植于自然环境的各种建筑文化。建筑既要根植于自然环境，又要服从于自然环境，这是建筑师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二社会时空环境差异造成建筑文化的多元化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欧洲国家、美洲国家、亚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国度不同，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各地区的文化习俗也不同。不同地区的人居社会时空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建筑文化的时空性和多元性，因而产生了古代的或现代的中国建筑文化、俄罗斯建筑文化、东南亚建筑文化、欧美建筑文化、非洲建筑文化等等。欧洲的古希腊建筑、北非的古埃及建筑、南亚的古印度建筑、古代中国建筑是世界民族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天主教、耶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地影响到信仰宗教的国家和地区，也深刻地影响到这些地区建筑，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建筑文化。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沿袭至今，既古老又博大，自古以来受到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等思想伦理的影响。特别是儒教统治中国2000多年，根深蒂固。这种文化把儒、道、佛、禅各种思想观念兼收并蓄，融为一体，光辉灿烂，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地域、民族性的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国际性建筑文化，国际性建筑文化也可吸收、融合新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在当今世界里，建筑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既包含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也包含后者对前者的吸收与融合。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相互补充，彼此影响，共同发展，只有保护和发展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建筑文化，促进世界建筑文化的多元化构成，最终才能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
三中外建筑文化的发展与交融
建筑文化处于全球“大文化”系统之中，各民族、各地域的建筑文化在此共生共荣，组成了世界建筑文化的交响曲。全球化的社会进程给文化交流带来了碰撞与会合，冲突与交融。
几千年来，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渊源流长。佛教文化本来发源于印度，随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唐代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传经，佛教影响中国2000多年。但是，佛教的内容，佛祖的像貌，佛庙的形制与中国文化交融，形成和发展了独特的中国佛教建筑文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出国留学归国的建筑师，大多数是留美的学者，他们受当时西方学院派建筑文化观念和中国国粹主义建筑文化观念的双重影响，强调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重点在建筑风格上，第一次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批精品，开创了中外建筑文化交融的新纪元。例如由第一批留美建筑大师吕彦植先生20年代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等等，在当时中国建筑界的确起到了石破天惊的影响，推动了中外建筑文化的融合进程。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政体、机制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各地建设了一批具有俄罗斯建筑文化特征的建筑，形成和发展了中国50年代“社会主义”建筑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一次打开国门，引入西方经济管理模式，模仿“欧陆风格”、港台建筑，后现代主义几乎风靡全国，形成和发展了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建筑文化。不言而喻，世界各国的建筑文化均要受到当时当地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技术水平的约束，相互冲突，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然而，什么样的交融和交流具有生命力，经受得起时空的考验？只有那些吸取了东西方文化精髓，融合为本民族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古今建筑文化交融的探索和追求
古今交融，古为今用，用什么？必须分析“古”与“今”在建筑内容上所发生的变化。这些质的变化是社会制度、生产技术、生活习惯、工作方式、文化观念、建筑材料在建筑领域引发的必然结果。正如吴裕容先生在评价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艾菲尔设计的艾菲尔铁塔时指出的：“人们试图让每一种艺术适应人类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所有的人类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所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
古今交融探索的是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问题。我国传统建筑文化有着许多特点，如建筑群的总体布局，因地制宜，富于变化；建筑造型，丰富多彩；空间分隔，灵活多样；室内装饰，讲究内涵；色彩运用，五彩缤纷；庭园绿化，更是含蓄活泼，变化万千，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在创作现代建筑当中，当代建筑师应吸取古代建筑文化丰富的营养，按现代化多方面的要求，从分析各种矛盾中探索和追求适应人们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人们的建筑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