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口诀篇1
一、形象比喻法
政治内容，单调枯燥，生记硬背，耗神费力，容易遗忘；形象比喻，巧记妙忆，既快且牢。
如记忆银行的三大作用时用“聚宝盆”、“气象站”、“总账房”来恰当形容。①银行为我国经济建设筹集和分配资金，是再生产顺利进行的纽带。这个作用可以看作“聚宝盆”。银行通过吸收存款，把社会上的闲散资金聚集起来，变“零钱”为“整钱”，变“小钱”为“大钱”，积少为多。银行依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发放贷款，把“死钱”变“活钱”，让“本钱”生“利钱”，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大量资金，起到“聚宝盆”的作用。②银行能够掌握和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信息，为企业和政府作出正确的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这个作用可以看作是“气象站”。现在，银行通过计算机网络能更加及时准确地收集、整理国内外的现状和动向，对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预测、预报，真正发挥了“气象站”的作用。③银行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作用可以看作是“总账房”。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并利用贷与不贷，贷多贷少，利率升降等经济手段，调整经济发展方向，优化产业结构，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到宏观调控的“总账房”作用。
二、口诀歌谣法
口诀歌谣，通俗易懂，读来朗朗上口，记忆简洁明了，能把复杂的内容简单化，使抽象的知识形象化，恰当使用，记忆牢固，印象深刻。
如学习“价格变动对替代品和互补品的影响”时，可编用如下记忆歌谣。“价升量减替代升，记忆口诀在心中；价升量减互补减，记准答题无风险”。记忆诚实守信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时，可用“在完备的个人信用制度下，个人信用状况是人们的‘第二身份证’”来形象记忆，拥有它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遨游，真可谓“诚信是金您放心，虚夸是假瞎白搭”。
三、压缩提炼法
把一些复杂的记忆内容，浓缩提炼为几个关键字词来记忆，回答问题时再把这几个字词“翻译”还原回去，用政治术语表达出来。这样记忆，举一反三，经久难忘。
如记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时，可简单记为“一公二共三强控”。一“公”还原回去就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二“共”还原回去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三“强控”还原回去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能够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资本主义也有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却能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必定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更有力、更有成效。
四、趣味数字法
将政治教材中经常使用的术语加以归纳，把单调的文字变成有趣的数字，能增强记忆力，增加趣味性。如把政治学科中的有关内容串联为“一二三四五”来记忆，就有趣得多。
（1）整个高中政治内容可用“一二三四五”来概括。
一个主题：《经济生活》的主题是物质财富的创造，《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根本利益的保障，《文化生活》的主题是精神家园的耕耘，《生活与哲学》的主题是美好生活的向导。
二者关系：1.《经济生活》的关系有10个。2.《政治生活》的关系有10个。3.《文化生活》的关系有10个。4.《生活与哲学》的关系有25个。
三三原则：1.三看货币。从起源上看，货币是商品交换长期发展的产物；从本质上看，它是一般等价物；从职能上看，它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两种基本职能。在一定意义上，货币是财富的象征。2.……这样的“三三原则”有25个。
四观教育：1.正确的金钱观、正确的消费观、正确的就业观、科学的发展观。2.公民和政府观、人大和政党观、民族和宗教观、和平和发展观。3.文化传承观、中华文化观、民族精神观、精神文明观。4.联系观、发展观、矛盾观、辩证的否定观。
五五分成：1.货币的五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2.五者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务院、派五者之间的关系。3.当今世界五个政治经济力量中心――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4.文化传媒发展的五个阶段――口语、文字、印刷、电子、网络。5.中华民族精神基本内涵的五个方面――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二）每个学习模块的每一课也可用“一二三四五”来概括。如必修一《经济生活》第五课《企业与劳动者》的主干知识可概括如下：
序号问题具体内容一一个区别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个意义劳动的意义、就业的意义三三个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四四种观念自主择业观、竞争就业观、职业平等观、多种方式就业观五五条途经投诉、协商、申请调解、申请仲裁、向法院六六条措施公司经营的措施：战略、创新、诚信、制度、机制、素质七七大权利平选、报酬、休息、安全、培训、保险、争议五、同词归纳法
对需要记忆的政治内容归纳其中的同一词组进行记忆，简洁明了，屡试不爽。如：1.十提出的收入分配公平的措施，可用“2个提高2个同步”来记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2.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完全正确的可用6个“了”简记。即赢得了、促进了、推动了、带动了、创造了、提高了。
六、图表对照法
利用图示表格记忆政治内容，便于比较对照，使人一目了然。栏目内容既能横观又能纵比，利于掌握知识的区别与联系。
例如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关系可对比如下：
关系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区
别含
义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的现象物价总水平持续下跌的现象表
现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物价持续下降、市场疲软、经济萎缩原
因货币的实际供应量超过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引起的货币供应增长乏力危
害直接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影响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经济秩序物价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生活有好处，但物价总水平长时间大范围下降，会影响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导致市场销售不振，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不利解
决
措
施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严格控制纸币发行量，控制总需求，增加商品总供给，使供求保持平衡，提高存贷款利率，开展保值储蓄业务，增强货币回笼措施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投资力度，扩大内需，调整出口结构，努力扩大出口，增发国债，降息联系都是由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不平衡引起的；都会影响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经济秩序；都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又如市场经济三要素的价格、供求、竞争，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中的相互作用，图是如下，一目了然。
七、知识系统法
对某一知识板块，加以系统归纳，使之成为体系，便于理解记忆。如关于“绿色消费”要掌握①含义：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的总称。②主旨：保护消费者健康、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③核心：可持续性消费。④特征：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绿色生活，环保选购；重复使用，多次利用；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万物共存。⑤意义：绿色消费是一种科学健康合理的消费理念，绿色消费更加重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质量，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有利于个人生命健康，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绿色消费有利于保护环境，保护自然，有利于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是应该大力提倡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又如“关于商业保险”要掌握：含义、功能、特征、条件、分类、对象、原则等。
八、逻辑思维法
记忆政治内容需要搞清知识间的逻辑关系，跟着思维路线进行记忆和答题，往往事半功倍。
如记忆“市场是如何实现资源配置的”。首先要明确市场三要素是价格、供求和竞争，然后分别回答三要素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最后再分析三要素怎样相互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明白这些内在逻辑关系，记忆起来就容易多了。具体要点如下：①市场能够通过价格涨落比较及时准确灵活地反映供求变化，传递供求信息，实现资源配置。②通过竞争，价格在供求的影响下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引导社会资源向效益高急需发展的产业和企业流动。③市场通过价格、供求、竞争三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市场机制在其中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口诀篇2
2012年12月央行储备货币净增1.744万亿元。其中，当月财政存款释放1.19万亿元，央行外汇占款增加1466亿元，货币发行3235亿元，央票到期1180亿元。尽管当月各方向都在贡献流动性，流动性充沛，央行也并未启动正回购回收，相反当月逆回购货币净投放950亿元。
进入2013年1月，从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分析，流动性也极为充沛。当月全部金融机构外汇占款新增6800亿元，其中央行外汇占款新增3515亿元。这种情况其实在2012年12月就出现了：当月全部金融机构外占新增1345亿元，央行外占新增1466亿元。
这说明，中国央行外汇操作策略在发生明显的转换。我们观察发现，从2012年5月至11月期间，央行开始大幅减少汇市的干预，期间全部金融机构外占增加了1300亿元，但央行只买入了30亿元，尽管人民币兑美元去年10月和11月大多处于日内涨停之中，但央行依然坚持较少干预汇市，结果造成银行外汇资金占用增加，银行间资金面紧张。但这种策略在2012年12月悄然开始变化，重新转向更多干预汇市，从而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造成2012年12月以来外汇占款显著回弹。
人民币兑美元汇价在历经四个月强势之后，在2012年12月开始回软，从6.21附近跌至6.24附近。与之对应的是12月和今年1月贸易顺差和出口的强势（中国对外出口同比增速今年1月大升至25%，从去年12月至今年1月累计顺差接近600亿美元）。
发生这种转变的国际背景，是日元的显著贬值和有可能带动东亚经济体货币竞相贬值的趋势，中国央行显然有所忌惮。
我们认为，最近的外汇占款回升可能只是其下行趋势中的一个“插曲”。因为进入2012年后，中国录得显著的资本项目逆差（1170亿美元），长达20年的双顺差格局被打破，全年的新增外汇占款从之前五年每年3万亿元急剧滑落至4900亿元。这归结为支持经济高增长的一些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在显著地发生变化，比如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资本回报率的加速下行，等等。
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还有研究者把最近两个月外汇占款的回升归结为央行改变了记账规则，从现金收付制改变为权责发生制。因为他们发现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其他资产”项在去年11月和12月显著增加了4800亿元。
3月以后外汇占款可能重新恢复到羸弱的状态。2月下旬以来，东亚资本市场和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显著回软和最近美元的升值，预示着资金可能开始从这些市场撤出。同时，2月汇丰的pmi初值降至最近四个月低位，新出口订单指数降至荣枯线以下，意味着1月出口强势不会持续。
不过这种情况，在未来六个月时间内，可能不太会给中国央行造成很大的困扰。当然前提是在这段时间里，通货膨胀不出现显著的加速。
在给定的时间内，中央银行对于基础货币的控制可以是“万能”的。
尽管国际收支的状况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今年4月-9月央行票据到期规模将高达9960亿元。
央行的态度取决于通胀。若“两会”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能得到有效约束，不失控，中央银行有可能很“愿意”将目前的弹性宽松的资金面保持下去。
2012年6月以后，由于宏观政策转向满足“稳增长”的要求，信贷以外的影子融资活动出现了极度繁荣。
当经济中政府的经济活动处于扩张状态时，整个经济融资成本是上升的。因为软预算约束的融资主体对资金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这对经济的其他部门的资金需求形成很大挤出。因此，尽管中央银行在6月连续两次下调贷款基准利息，但最终实际的融资成本并未下行。
去年11月后，十完成了政治交接，新一届政府无论中长期会采取怎样的改革策略，抑制债务的雪球进一步滚大成为当务之急。从11月以后宏观当局一系列行动观察，似乎正在准备清理和收紧影子银行的融资活动。
2012年11月初，国土资源部联合财政部和央行下发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162号文件，要求严格控制土地储备总规模和融资规模，规范土地储备融资行为，防范金融风险。12月11日，发改委发文强调融资平台的负债率审查，城投发行审批明显放缓。
更进一步的措施是，财政部、央行、银监会和发改委于2012年12月24日联合下发《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简称463号文），较2010年8月19日四部委整顿地方投融资平台系列文件范围更广。与当时文件主要针对信贷类债务相比，该文首度针对地方政府与“影子银行”合作的业务。
这些规定若严格执行，将很大程度影响到平台项目的资本金，在资本金不足的前提下，银行杠杆将无从撬动，尽管有半年前天量地方投资规划做指引，有地方政府换届的行政周期性投资冲动，却难奈未来的财政收入放缓、平台融资清理和土地出让金下滑。
2012年11月以来，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下行与新增债务供给放缓有着直接的关联。信托和理财产品不断出现违约的负面信息，使得银行“非标”业务（银行线下与影子机构的债务融资合作）出现了急剧萎缩，高收益理财产品市场明显降温。
2013年1月的社会融资总量中信托、委托以及债券融资基本属于存量消化，即去年已经获批的融资指标在今年1月实施。463号文之后的新批融资计划明显萎缩，市场各方都在等待落实463号文的进一步细则出台。此外，前两年急剧膨胀的同业创新业务，也会逐步受到今年开始实施的资本新规的压力。
影子银行受到抑制，表内信贷需求上升非常正常。尽管今年1月信贷投放出现1.07万亿元的放量，但考虑到去年11月、12月非金融企业中长期信贷都出现了净减少，1月的信贷放量也可以理解，毕竟去年底可能压了一批项目；1月居民户贷款占比接近一半，这是对去年11月、12月楼市销售放量的滞后确认；面对相对旺盛的信贷需求，中央银行又开始下达信贷配额，所以2月信贷投放只有6300亿元，低于预期。
影子银行业务和理财市场的降温，今年以来大量存款返回银行存款户，也是银行资金充沛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银行的资产配置的需求上升，推动债券市场收益在过去三个月中明显下行。
我们认为，信贷投放的年初效应过去后，或会逐步下降。因为银行未来提供反周期操作的空间已相当有限。金融脱媒和旧模式所致巨大的潜在不良资产，使得流动性和资本监管指标的压力中长期都呈显著上升趋势。
去年以来银行对于信贷扩张的谨慎，原因更多是内生的。银行对于在建、续建还会给予满足；但过去几年的经历令银行对于新建的项目普遍比较审慎。
综合以上的信息，中央银行似乎希望形成这样的宏观状态：重点点刹政府融资平台，其他业务则让银行根据自身流动性和资本的约束以及其风险定价能力自行去决定信用投放，因此，未来经济有可能呈现“弱复苏动能+宽资金”的状态（1月-2月的工业、发电量和进口数据都显示经济复苏动能不强）。
最近出台的楼市调控将导致地产销售缩量，地产投资会减速，而地产又是地方投资的杠杆，政府投资减速也在预期之中，经济复苏动能（环比）可能在二季度现拐点。经济和市场“周期短化”
很多研究者都有同样的感知：2008年之后，经济和市场都呈现周期短化的现象。经济对逆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操作越来越敏感，稍微“给脚油”，通货膨胀的压力随之而来。
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精髓可以概括为：不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的需求扩张政策，应该根据供给来决定需求政策。
中国经济目前的“周期短化”的状态，可以归结为长期“资源错配”的累积导致经济潜在增长加速下沉。如果决策者仍无法突破固有利益格局的羁绊，维稳的“拖”字诀会把有限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投向那些已经失去效率的部门，来维系已经做大的泡沫，如此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更大损害，加速潜在增长水平的下沉。即便新一届政府不出台类似4万亿元的大规模刺激计划，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挥之不去。
以目前中国潜在增长下沉的状态，如果不及时点刹住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地方投资扩张的态势，经济增长的提速和通胀（强烈预期）上升几乎会是同时出现，这一次两者之间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有一个非常从容的“时间差”。
地方政府的投资提速、政府融资开闸、经济增长环比加强、融资资金成本上升以及通胀加速，基本会是同一个时间出现。“两会”后，4月将是一个关键的观察“时间窗口”，因为按照惯例，“两会”后新财年的财政资金加快开始下拨，届时可观察地方政府的投资速度。
这或给股票市场的操作带来困扰，滚动的投资时钟会很快切换到过热的“周期窗口”。
债市的投资需密切关注资金面变化，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资金面宽松状态只有一种场景：政府融资的门槛再度放松（463号文执行趋向松弛），债务供给再度大幅回升，债市将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
股票相对要复杂一些。如果政府融资活动再度活跃，经济自然还能惯性上推，但通胀会上升得很快，至少预期强烈，如此利率会显著上升，对股票估值构成强烈挤出；如果463号文得以严格执行，政府经济活动受到有效抑制，虽然经济动能不久就会衰弱下来，但资金面宽裕得以维系，新领导若不断释放改革红利预期，推动风险偏好回升，股票市场还能保持较长的结构性活跃态势。
对于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只是地方投资的杠杆，它并不独立。投资扩张的冲动真正抑制住了，经济速度肯定会下来，楼市的涨升压力也就去了势。美元升值的逻辑
2011年证券市场可以不关注外盘，2012年也可以不关注（尽管该年中国的国际收支都出现了实质性的拐点），但2013年中国经济就不得不时刻紧盯外部经济的变化。
美联储会议纪要对于长达四年的量宽政策的分歧表述，已经使得最近的全球市场显著震荡，美元升值的趋势渐强。
其实早在去年底美联储最后一次议息会议纪要中，字里行间已经透出未来货币政策逐步正常化的信息。在该次会议上，危机后重新提出货币政策常态化目标，即从之前的时间指引转变为明确的目标指引：失业率降至6.5%或通胀升至2.5%即会结束低利率政策（加息）。而且还有一句非常明确的话：“委员会预计在购买资产计划结束和经济复苏强化后的一段长时间内保持高度宽松货币政策立场（低利率）仍是合适的。”意思是加息和资产购买调整时点并不等同，可能在加息之前的某一个时点，Qe就会停止。
今年的头两次议息会议又进一步明确了这个意思。那什么时候失业率就能降至目标指引的6.5%呢？按照目前下降轨迹，失业率到2014年10月就能达到6.5%，如果经济在2013年增速超过2.5%，而非目前的2%，失业率的下降可能更快，在2014年初就可能达到这一水平。这意味着调整资产购买的时间会更早，有可能在2013年底Qe就会结束。
表面上是美联储的政策调整的预期导致美元走强，但美元中线走强的背后是经济的内生动力恢复日渐清晰，美联储是根据对经济复苏的感知释放这些信息的。
美国经济内生动力强弱逻辑的观察点是经常账户。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根源在于其国内储蓄日益不足（内生动力趋弱-创造收入能力下降），从而不得不从国外输入巨额资本，以弥补国内储蓄与国内总投资之间的缺口。美国长期维持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充分展现了“负债经营”的精义，印证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1998年开始，美国的经常账逆差恶化，意味着美国债务快速膨胀直至最后私人部门债务泡沫破裂（次贷危机）。故此，只有经常账持续收窄，才意味着美国经济找到了再平衡的正向机制。
经常账逆差收窄，传递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逐步转强的信息。意味着未来财政刺激加码可能性降低，以及对抗“财政悬崖”（减税退出）冲击能力增强。
最近两年美国经济的确出现了诸多改善经常账的因素（2012年9月美国经常账逆差占GDp比例已经下降至2.7%），比如制造业回流美国和3D制造、提高服务业的可贸易水平、美国能源独立战略在危机后开始发力等。
近两年的经济数据不断印证着美国经济的温和复苏路径将持续。企业部门的现金流和利润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住户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皆有明显下降（美国住户部门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从2008年的132%降至108%，再有两年可能进一步下降至100%，而房价的反弹将使这一进程加快；银行部门杠杆也已经从危机时的25倍以上下降至15倍以下）；小企业信贷活动增强，带来就业的改善和消费信心增强；资产层面，美国楼市已经持续好几个月度强劲反弹，个别月度环比的涨幅甚至达到了十年以来最大，表明美国楼市或已见底。Qe3定向增加mBS的购买量，可能也是想助推一下楼市的明确回升趋势，这也为今年家庭部门更好地接受“财政悬崖”提供支持。
既然“紧财政”已经明确，那么货币会否延续过去四年的超级宽松的尺度呢？从基础货币看，美联储是否会继续扩大Qe的规模，取决于美联储维持低利率的难度和必要性。
从难度上讲，财赤的缩减，意味着未来公共债务供给减小，所以长期公债孳息收益率取决于债券市场的需求端。
在我们看来，欧债危机的解决旷日持久。这使得从中长期看，全球对于安全资产的需求是显著上升的，意味着美联储维持低利率的难度降低。
从必要性上讲，美联储进一步推进Qe根本还取决于经济内生动力强弱，若经济增长强大到不太惧怕利息的升高，如果商业银行能信贷扩张，而无需依靠美联储推动基础货币扩张，则美联储维持低利率的必要性会显著降低。
从过去一年多货币政策实际操作来看，美联储似乎更强调资产结构的内部调整和定向的资产购买支持（比如Qe3定向支持mBS），而非大规模地扩表。随着财赤的缩减，美联储也将逐步进入缩表时间。
从未来货币乘数的变化看，奥巴马第二个任期明显收紧金融监管成为现实：即《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实施，对于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和杠杆构成中长期压力，意味着“货币乘数”面临下行的压力，这一点市场可能还未充分预估，但是大宗商品和贵金属市场的疲态似乎在反映这种预期。
总之，随着美国经济的内生动力稳健增强，财政政策将明确走向紧缩，而货币则从宽到紧，从外部风险敞口的收窄到内部定向支持房地产的复苏，资金流向新兴市场呈收敛态势，有利于美元中线转强，全球资金向美国流动的趋势逐步增强。
与美复苏加快平行成立的几个概念是：债务收敛、全球整体美元流动性呈回落态势、银行开始信贷扩张、美联储停止扩表并开始考虑缩表、公债收益率上升（美国十年期公债收益率从去年1.7%已经升至2%）、其上升的速率会快于通胀（真实利率上升）、经济不惧利息的上升，因为收入跑得比利息快，黄金熊市来临。
尽管美联储推出了ot、Qe3、Qe4，资产负债表自去年9月之后又开始扩张，欧洲和日本央行也在扩大量宽的规模，但黄金已经23个月没有创新高了，最近跌势在加快。
宏观对冲基金们都在谈论2013年会否再次出现1994年的场景，1994年美国公债市场录得8%的负收益，美元升值，当年也出现了“龙舌兰危机”（墨西哥）。
如果美元再次显著升值，2013年最大的获利点在哪里呢？东亚经济体和澳洲是今天全球的资产估值“高地”。日元贬值威胁中国经常账
去年底安倍政府推动的日元贬值政策为这种场景的发生再增加筹码。
如果说美元升值对中国的资本项和人民币资产估值构成很大压力（参见《财经》2013年第2期“关注国际收支变局”），那么日元贬值的加速将构成对中国经常账户的直接冲击，日元走弱可能会波及整个亚洲。和过去几十年不一样的是，现在日本的高端电子产品、汽车和工业产品是跟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等邻近经济体直接竞争。这种情势有可能逼迫东亚其他经济体压低本币汇率。
作为这个区域内几乎是唯一缺乏弹性的货币（人民币）将显著地放大这种风险，从而对2013年的经常账户构成显著的压力。
日元的贬值空间有多大？2011年日本贸易出现48年以来的首次逆差，2012年在海外市场普遍低利率的背景下，海外投资收益大幅下降，经常项目顺差也大幅度下降。日本政府债务超过GDp200%，强势日元和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导致日本竞争力下降，所以日本新政府上台后选择货币贬值推高通货膨胀，2%的通货膨胀只是一个政策的目标指引，实际意义并不大。
对于B-S经济体来讲（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上只有名义汇率贬过了头（均衡汇率），通货膨胀才会来。所以日元贬值的空间有多大，取决于日元高估的程度。日本政府设定一个2%的通胀的指标，可能只不过是想在见到经常账出现明显改观前，不要让日元贬值出现更多的障碍。
中国央行面临艰难选择。如果要支持经常账盈余，则要求人民币维持弱势以应对“日元贬值+美元升值”；如果要维持国内的经济泡沫（房地产和产能），则需要人民币保持强势，一旦人民币汇率形成自我实现的贬值路径，将引致资产价格快速下行，国内信用紧缩压力会陡增，因为过去十年的人民币信用供给是以资产升值而扩张的，人民币资产的缩水意味着信用条件显著提升，由此而产生巨大货币收缩效应，从而导致经济的失速和人民币更强的贬值压力。
但在日元加速贬值的场景下，维持人民币强势将可能导致经常账盈余恶化，最终补贴和加剧资本外流（目前东亚+澳洲处于全球资产估值的高地），最终可能刚性刺破资产泡沫，形成全局性收缩压力。市场终结者：国内通胀VS美元升值
我们认为，这两者在逻辑上或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
简单讲，中国的通胀只有在美国升值动能不足够强大的情况下实现，比如当下。或者说，如果美元升值的动能足够强，东亚经济体和澳洲会出现资产崩塌的风险，经常账的收窄和资本项逆差会放大，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的熊市与中国通胀不太可能并立。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有可能处于米德冲突的宏观状态。
2012年中国是靠“衰退性顺差”稳住了经常账（国内总需求衰退引致进口低迷），如果再采用扩张性需求政策，中国可能又进入了新一轮“米德冲突”。即当经济体处于经常账顺差疲弱和经济衰退时，扩张性政策往往导致贸易顺差进一步变差，因为出口短线依然弱势（这是由企业竞争力下降和不灵活的汇率所决定），但投资扩张将导致进口增加；同时投资收益项会扩大负项（因为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因此经常账会进一步恶化，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将导致资本流出扩大，国际收支顺差进一步收窄，翻转过来会加剧国内经济的收缩。
米德冲突下，通胀是一个伪状态。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是中国上一个米德冲突期，中央银行高强度的紧缩措施事后被证明是值得探讨的。当然这时候多数的央行可能很难辨识，通常它只会跟随通胀做出相应的反应。随后升级的紧缩可能造成经济的“硬着陆”。
当然从根源上讲，原罪在于处于米德状态下，采取扩张性的需求政策来刺激经济。即经济减速不可怕，但逆启动面对的将是“死亡”。
最后总结本文的判断：
如果中国新的一轮通胀真正起来，它发生的条件是两个：一是对政府投资冲动抑制失效，政府融资活动重新开闸；二是美元升值和日元贬值动能还没有累积到足够强，也就是外部风险没有升级。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口诀篇3
在中国，由于对人民币利率与国内物价上涨的关系过于关注，伴随美联储的每一次加息，理论界总要掀起一轮关于我们要否跟随加息的争论。然而，在我们看来，美联储的加息步调及其对我们的影响固然值得关注，其加息的动因以及所依据的货币政策理念却是更应当认真探究的。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不清楚美联储为何不断调高其联邦基金利率，则不仅难以理解其货币政策的真实含义，从而难以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确定我们的适当对策(例如汇率政策和国际收支政策)，而且，它还会对我们的货币政策产生误导。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本文将在回顾美国货币政策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集中探究潜藏在其后的货币政策理念及其转变。
一、调整利率水平为的是恢复货币中性
美联储在每次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值之后，都会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这一看似平常而简短的声明，恰恰是我们理解其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操作理念的入手处。例如，2004年12月14日，美联储宣布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值后，就发表了这样的声明：
“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相信，即使提高了联邦基金利率，货币政策的松紧仍然是适度的，加之劳动生产率依然强劲地上升，货币政策将继续对经济活动提供支持。尽管早些时候受到了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产出依旧以适宜的速度在增长，劳动力市场的环境在继续逐渐改善。通货膨胀与长期通货膨胀预期依然得到了很好地控制。
委员会认为，在未来几个季度里，在经济持续增长和价格稳定方面出现好坏两种情况的可能性大致相当。由于潜在的通货膨胀预期相对比较低，委员会相信，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稳妥有序地被取消。但是，委员会将因应经济前景的变化而做出政策调整，以兑现自己保持价格稳定的承诺。(注：http://www.federalreserve.gov“thefederalopenmarketcommitteedecidedtodaytoraiseitstargetforthefeleralfuneralfuneralfundsrateby25basispointsto2-1/4percent.)
从以上简短的声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个要点：其一，目标利率水平所以需要提高，并不是因为通货膨胀在加剧，亦非因为通货膨胀预期在加强，而是因为“通货膨胀与长期通货膨胀预期依然得到了很好地控制”；其二，未来目标利率水平依然可能上调(“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稳妥有序地被取消”)，那也不是因为通货膨胀率在提高，而同样是因为：“潜在的通货膨胀预期相对较低”。简言之，自从2004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利率所以逐步提高，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通货膨胀率在逐步提高和通货膨胀预期在逐步加强，相反，恰恰是因为通货膨胀率和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已经趋于稳定。显然，如果坚守我们习惯多年的“逆风向而动”的货币政策理念，美联储的加息举措是难以理解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全部的问题在于：如今的美国货币政策操作，早已脱离开传统的“逆风向而动”的轨道，转而在追求某种“中性”的货币环境。这里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简单地说，指的是使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完全相等，使名义货币供应量保持在不会引致人们改变其在全部财富中愿意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比例(在剑桥方程式中，即保持“k”的稳定)的状态。换言之，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那种保证货币因素不对经济运行产生任何影响，从而保证市场机制可以不受干扰地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货币政策。
二、从中性的货币供应政策到中性的利率政策
在历史上，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素来就有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钉住利率”(钉住政府国库券利率)甚至是联储惟一的货币政策目标。1951年联储和财政部的历史性协议之后，联储虽然从钉住国库券利率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但仍然以调整联邦基金(美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隔夜利率为主要政策手段。直至70年代货币主义兴起，以及货币主义者沃尔克入主联储以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在货币主义者看来，如果货币需求在长期是稳定的，则长期货币增长率将确定一个长期的名义gdp的增长率。所以，设定一个长期的货币增长率并努力实现之，事实上就是在实现货币政策所设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因而，货币政策应该实行一个确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的“单一规则”。在货币主义影响主导下的联储看来，货币增长率就是一个有用的货币政策目标。在一定意义上，确定并实施一个并非主观臆定的“单一规则”，也就是在实现某种程度的“货币中性”。我们看到，正是在这一货币理论的影响下，在其后的近十多年的时间里，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体系被美联储奉为圭皋并被世界各国纷纷效法。
经过近十多年的实践之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美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其关键在于：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密切了。这种状况逐步发展，以致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1993年7月22日在参议院作证时出人意料地宣布：美联储决定放弃实行了十余年的以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规则，改以调整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促使美国货币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70年代以来美国人投资方式的改变，使得社会上充满了大量的流动资金，而这些资金没有被、也很难被包括在货币供应量之内。因此，如果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判断、指导经济增长的准则，就会出现越来越大的失误。而改用实际利率作为政策工具，则可以将金融市场上的所有资金流动统统覆盖在内。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1994年2月22日，格林斯潘在参议院作证时，又一次出人意料地指出：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以“中性”的新货币政策来取代前几年的以刺激经济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注：federalreserveboard,federalreservespeech,1994speeches,2/22/94.)根据他的解释，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使利率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能在低通货膨胀下持久稳定地增长。基于这一原则，美联储将其作为确定和调整实际利率的主要依据转向了实际年经济增长率。他们认为，美国劳动力的年增长率约为1.5%，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约为1%。因此，美国潜在的年经济增长率约为2.5%左右。据此，美联储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调整利率，使年经济增长率基本稳定在2.5%左右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上，这样就可以同时达到稳定物价和保证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90年代联储的改弦易辙，并非对传统利率规则的简单恢复。这其中，除了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实践中的尴尬、格林斯潘对货币政策操作理论和操作框架的重新审视之外，货币政策理论上的一个新发现——“泰勒规则”(taylorrule)对于推动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理念的调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泰勒通过对美国以及英国、加拿大等国的货币政策实绩的细致研究发现，在各种影响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中，真实利率是惟一能够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相关关系的变量。有鉴于此，他认为，调整真实利率，应当成为货币当局的主要操作方式。
“泰勒规则”可以从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开始描述。(注：参见：j·b·taylor,①what wouldnominalgnptargetingdotothebusinesscycle?carnegie-rochedterconferenceseriesonpublicpolicy,22,1985.②discretionversuspolicyrules inpractice,carnegie-rochedterconferenceseriesonpublicpolicy,39,1993.)假定经济中存在着一个“真实”的均衡联邦基金利率，在该利率水平上，就业率和物价均保持在由其自然法则决定的合理水平上。其中，均衡利率指的是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应该强调的是，泰勒规则中的通货膨胀率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物价指数的上涨率，而是由泰勒自己定义的购买力的增长率；该购买力的增长率不仅与市场物价上涨率有关，而且与社会持有的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有关。根据泰勒的研究，在美国，该真实均衡利率约为2%。
如果上述真实利率、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水平(泰勒定义的)的关系遭到破坏，货币当局就应当采取措施予以纠正。首先，联邦基金的名义利率要顺应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调整，保持真实均衡利率水平得以实现。其次，如果产出的增长率超过了其潜在的真实水平，真实利率必须提高；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了目标通货膨胀率水平，则真实利率也应当提高。根据泰勒的研究，联储如果遵循这样的规则行事，就会使经济运行保持在一个稳定且持续增长的理想状态上。显而易见，格林斯潘1993年和1994年的两次关于货币政策调整的证词，都是以“泰勒规则”为理论基础的。
三、货币中性原则下的利率政策操作
然而，尽管联储从理论上接受了泰勒规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其货币政策操作却有更为系统、具体的准则，正如联储理事会理事l·h·梅耶(meyer)所说：“泰勒规则只是一些规范的指导原则，……规则的最大作用是为货币政策提供决策信息，而不是约束和决定货币政策。”(注：laurenceh·meyer,“thestrategyofmonetarypolicy,”
federalreserveboard,federalreserveboardspeech,16march,1998.)根据l·h·梅耶的分析，联邦储备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实际上遵循着如下五条准则：
准则一：如果市场上的通货膨胀率偏离了联储确定的目标区域，则变动真实利率。这意味着，当通货膨胀率发生变化时，联储必须运用其各种手段来变动联邦基金的名义利率，使得真实利率保持在2%左右的水平。根据泰勒实证研究的结果，通货膨胀率每变动1个百分点，要保证真实利率稳定，名义利率水平需要变动1.5个百分点。
准则二：当资源利用率发生变化时，则变动名义利率和(或)真实利率来对付。但是，应当谨慎地区别三类变动并采取不同的操作模式：当资源利用率在提高，亦即经济活动处于扩张期时，利率应当平滑且有规则地逐步提高；当资源利用率低于其潜在水平时，利率应当随之下降；而当资源利用率趋于下降时，则应急剧地降低利率。
准则三：利率水平的确定应当以长期预测为基础。由于经济运行的指标并不完全准确，货币政策产生效力也存在着时滞，它的运作必须瞻前顾后，切忌根据即时的市场状况而贸然采取剧烈的行动。这就需要货币当局加强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预测。其中，社会资源利用率是一个很有用的指标，因为，资源在今日的利用情况将决定其未来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有鉴于此，联储根据今天观察到的资源利用状况来调整利率，实际上正是一种“逆风向而动”的预先调整，只不过，这里的“风向”并非今天的风向，而是一种根据实体经济部门运行所确定的长期的风向。
准则四：准确判断造成经济波动的根源及其可持续性。经济活动的波动是一种经常性状态。面对这种波动，重要的是要判明造成冲击的原因，以及它的可持续性。在实践上，应当区别两类波动，一类是“可持续”的波动，例如总需求发生变化，它将使得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和资源利用能力长期地偏离其现在的均衡位置(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均衡)。这种波动将同时提高产出水平和物价水平。对付这种波动，应当运用准则二。第二类波动由供给冲击造成。这时，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还会导致需求缩减，就业下降，产出减少等等。面对这种情况，货币政策的就业目标和物价目标将会出现矛盾。对付这种波动，尚无成规可循，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货币政策“不要过度反应”。这是因为，从政策效果上说，货币政策不可能对解决当前的经济波动产生多大的作用，但将对今后(明年甚至后年)的经济运行产生较大的影响。
准则五：在通常情况下应当遵循规则行事，在意外情况下则应相机抉择。例如，应付诸如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事件”之类重大事件的冲击，就应当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措施。
总结上面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认为，美联储调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考虑的不仅是物价这样一个简单的指标，实体经济运行的状况，例如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就业以及供给冲击等，都是调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重要考虑因素。更重要的是，美联储对利率调整的幅度与方向的把握，就是要保持一个较为稳定的真实利率，并且努力使联邦基金利率与实体经济中的真实利率大体相当，以使联邦基金利率的调整尽可能地保持“中性”。
90年代中期以来的联邦基金利率的调整，基本上遵循的都是联储货币政策的这些新准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逐渐下降，失业率开始上升，与此同时，美国的购买力的增长率也在不断地下降，作为反应，联邦基金利率小幅度地下降了；2000年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大幅度地下降，尤其是在受到“9·11事件”的冲击之后，美国私人部门投资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失业率也大幅度地攀升，资源利用率也开始大幅度下降。可以说，美国经济遇到了如上述“准则二”的第三种情况(资源利用率趋于下降)所刻画的情况。于是，在那两年里，美联储急剧地降低了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虽然受到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供给冲击，其投资、经济增长率和资源利用率都在上升，各种迹象显示，美国经济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自主发展的态势(推测二的第二种情况，“经济活动处于扩张期”)。应对这种变动，美联储于2004年6月开始如准则二所刻画的那样，“平滑而有规则地逐步提高”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水平——在一段时期中，美联储先后五次有规则地提高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水平，而且每次都只提高了0.25个点。这里反映的并不是对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担心，而是对一种市场均衡状态的复归。
四、必要的条件：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性
在将中性引为货币政策之准则的同时，美联储实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都在不断地提高，而所谓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性，其要旨就在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调整不应当对经济活动造成不确定性的影响。就此而论，透明度和可信度正是保证中性货币政策得以实施并发挥充分效力的制度条件，质言之，透明度和可信性同样构成中性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基于透明度和可信性的考虑，在调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之前，格林斯潘以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都会根据经济运行的总体状况，及时地向公众宣传联储货币政策可能的调整方向，以期引导社会公众调整自身的行为。由于事前已经有了明确的预期且社会公众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调整，当联储宣布调整货币政策之后，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冲击就被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认识及此，我们就不会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施和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调整一般都不会出乎多数人的预料的现象感到奇怪了。也正因为在联储正式采取行动之前，公众就已根据联储先前传播的公开信息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当货币政策真的进行了调整，美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系的反应一般都比较平稳，很少出现剧烈的波动。我们认为，公开、广泛地讨论货币政策，而且言之既出，行必随之，是美国货币政策产生巨大影响力的要诀之一，它从根本上摈弃了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神秘度，在理解美国货币政策理念时，我们必须对此有深刻认识。
同时还应指出，美联储在实施利率政策的时候，并不是人为“设定”一个固定的联邦基金利率，它所调整的只是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回顾美国历史上的联邦基金利率水平的变动轨迹就会发现，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联邦基金利率的实际值与美联储宣布的目标值是完全一致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美联储宣布的联邦基金利率都构成一个“中心”，实际的联邦基金利率都是围绕它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波动的。
那么，美联储是用怎样的手段来保证联邦基金实际的市场利率与其设定的目标值不会出现太大的背离的呢?从操作上看，美联储主要是通过影响准备金的供给来保证联邦基金利率政策实现的。在美国，准备金的供给被分解为银行体系借入的准备金和非借入准备金两大类，联储通过贴现窗口控制借入准备金水平，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控制非借入准备金水平。一般而言，美联储在宣布调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水平之后，紧接着就会调整再贴现利率，从而进一步引导商业银行的非借入准备金水平调整，使之与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保持基本一致。例如，2004年12月14日，美联储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值提高到2.25%的同时，就发表声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决定，将再贴现率提高25个基点，即提高到3.25%。”与此同时，美联储还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抵销非借入准备金的逐日波动。在美联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调整中，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窗口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贴现窗口为准备金供给提供了一定的弹性，并且，再贴现率形成联邦基金利率的基础之一；公开市场操作的功能则是在不需要改变政策立场时用来稳定准备金供给，而在需要改变政策立场时则转移准备金供给。可见，美联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水平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的，这与我国通过中央银行“确定”一个固定的利率水平的利率调整有着本质的区别。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口诀篇4
调控政策之说再次来临。
“最严厉”有多严厉？还能不能更严厉？
我以为已基本接近极限。以北京为例，房贷首付普通自住房提高至60%，非普通自住房提高至――市錾辖灰追荻钭畲蟮耐往都是“非普通住房”；此外，30年贷款期限降至25年，非户籍人口连续纳税延长至5年。紧接着，“商住房”个人投资被全面叫停，多年存在的“漏洞”被彻底堵死。方法上看，行政与经济金融混用，房、贷、户籍、税收无所不及。
问题来了，如此大力度的调控政策能不能起到预期效果？很难说。
交易短期内断崖式下跌会让几近疯狂的市场迅速降温，但暂时压抑的需求仍未熄灭，无怪乎有人提出“先忍耐几个月，开闸后立刻买房”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
历次调控用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怎样力度的调控，市场都会在3个月到半年的周期内明显降温，在盘整一年最长两年后再次报复性反弹。
原因何在？首先是因为由于土地供应跟不上，一线以及热点城市房价上涨预期仍在。此外，投资渠道有限而货币却很充足，不涨才不正常。
在任何类型的市场，强烈上涨的预期必然引来大量流动性，这些流动性虽因短期人为措施阻挡在外，一旦政策松动，市场仍会回到旧有轨道――这是规律，无法逃脱。
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平复预期，通过真正治本的方法，让市场回归正常。
这就不得不提到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尽管说了很久，但“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这五大长效机制仍看不到实质迈进。比如，保证充足供应的“城乡统一土地市场”，财政层面“房地产税”
的出台，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每迈一步都似有百种牵绊。
不唯房地产，一旦涉及核心利益，改革就变得踟蹰不前，形成普遍共识的长远利益往往屈从于短期目标。这样的做法必然会落入循环往复的怪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口诀篇5
1.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美国、欧盟、日本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市场,2005年至2012年，对以上国家的出口总额都占中国年出口总额的55%以上。我国出口目的国过于集中，对一些老牌贸易国家的出口依赖度较大，加之产品迅速且过度出口容易导致恶性竞争，引起贸易摩擦；并且，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使我国的贸易增长也极易依赖于国际市场经济状况、进口国政策以及其他国际环境的影响，一旦这些老牌进口国对我们的产品实行贸易壁垒限制政策，例如进口关税上调，或者提高产品准入门槛,我国的出口将会受到重创。
2.外贸发展环境不容乐观。从外部看，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美国经济虽然保持复苏势头，但企业利润主要来自资本市场，量化宽松后遗症没有完全消除。欧元区大规模失业、债台高筑、银行危机等深层次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日本及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急剧贬值“，金砖国家”风光不再，开始沦为“脆弱五国”。总体来看，国际市场需求很难再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持续高增长阶段。
3.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上升导致部分出口市场流失。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贸易有很大影响，如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产品销售利润下降；增加了纺织出口合同签订的汇率风险；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出口数量减少等。人民币的升值会削弱产品的价格优势并引起物价的上涨，劳动力及原材料的成本也会随着物价水平的提高而必然增加，成本增加出口价格比会有所提高，如此产品就会降低出口的竞争力。近两年国外的进口商已开始转战越南采购。商务部消息，越南林产品协会副主席阮宗权称，2012年越南林产品出口为46.7亿美元；今年1月份出口4.25亿美元，同比增长47.3%。许多原从中国进口林产品的欧美企业现转到越南，在越南寻求林产品出口商。越南软件与通信技术服务企业协会秘书长范进攻称，2012年越南软件与通信技术服务企业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景继续看好，预计增长达20－30%。近来有许多日本企业到协会咨询，寻求长期和稳定的软件服务合作伙伴。
二、合理规避我国出口贸易风险及促进出口贸易增长
当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需求严重不足的状况还依然存在，我们的外贸出口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市场萎缩状况。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合理规避外贸活动中的风险从而有效地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显得尤为重要。
1.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增强产品竞争力
在国际竞争中，一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提高出口商品竞争力无疑是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核心。我国目前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出口依存度偏高问题严重。政府应加大对中国产品出口的扶持，出台相应政策，如税收、财政、贷款等方式支持出口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以逐步实现比较优势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
2.建立多元化市场
我国出口贸易未来应采取“增加内需”和“扩大出口”两手抓的策略，谋求“突围”。一方面出口企业要调整产品营销略，继续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除了继续保持和发展我国传统市场，如美国市场、欧盟市场外，还应该建立和扩大在新兴市场的营销渠道，如俄罗斯市场、印度市场、越南市场等；如，采用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外贸发展，加入wto使我国企业大规模、大范围地参与全球化竞争，资本性货物出口的步伐逐渐加快。与一般产品输出相比，资本输出对金融支持的依赖更大，对风险保障措施的要求也更严格。我国政府参照wto规则和国际惯例，加大对外经贸政策性支持力度的重大举措。通过国际通行的出口信用保险手段，为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收汇风险和出口融资保障，支持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生存和发展。
三、出口信用保险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出口信用保险项下的贸易融资，指出口商在中国信保投保长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并将赔款权益转让给银行后，银行向其提供出口贸易融资，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中国信保根据相关规定，将按照保险单规定理赔后应付给出口商的赔款直接全额支付给融资银行的业务。企业出口存在对方不付款的风险，而出口信用保险就可以让企业规避这一风险，给企业提供安全稳定的出口和融资环境。办理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贸易融资的企业，需要向银行提交相关材料，《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可能损失通知书》就是其中之一必须文件。
1.为企业接单提供强有力保障
随着国际贸易环境不断变化，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世界三大主要经济体均陷入衰退，对我国的产品出口造成巨大影响，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出口贸易连续下降。很多出口企业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北京公司由于有了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影响，在对外贸企业严峻考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进出口总额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节节提升，从1997年的6205万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17876万美元，进出口总额在全国外贸企业的排名也向前连跳了好几级。他们总结出的秘诀就是“出口信用保险为开拓国际市场减少了收汇风险，也给了公司竞争的信心。”国际市场收汇风险过大，国际市场中大型企业、金融机构倒闭，使得信用风险明显上升，特别是收汇业务影响巨大，而安徽技术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则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该1990年该公司出口额仅为几百万美元，但由于他们在外贸出口业务上一开始就借力出口信用保险，顺利闯过了两次电机出口到美国的收汇风险，获得了出口信用保险提供的欠款赔付，大约为120多万美元。由于借助了信用出口保险的帮助，公司很快发展成为安徽省第一大出口公司，并重组进了五矿和安徽省进出口公司，2001年公司出口额达到15631万美元。
2.稳定外需作用
金融危机导致货币贬值，使得一些国家的出口产品相对价格下降，不利于我国出口产品的销售，导致我国产品在行业中所占出口比例下降，削弱了我国的产品竞争力。出口信保利用其海外渠道优势，积极帮助企业拓展市场，寻找海外用户，并且为企业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付款方式，使企业在市场中更具竞争力稳定出口市场。
3.促进出口作用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口诀篇6
一、遏制法币极度膨胀的失败
--金圆券的发行背景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取消法币，改发金圆券，是因为法币的极度膨胀给其财政经济、军事带来了致命威胁，迫使其不得不改弦更张，以解燃眉之急。
法币在发行之初（1935年11月至1937年7月），流量不大，较为稳定，对中国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抗战期间，因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发行量急剧上涨，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约396倍。然这一膨胀速度，与日本投降后相比，不啻霄壤之别。国民党自恃实力强大，重燃战火，企图迅即消灭中共，以致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剧增，法币发行垂直上升。到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以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04万亿元，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085倍，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余万倍。法币膨胀连带物价飞涨，物价狂涨反过来又加速了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乃至印刷的钞票还末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2000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注：杰克·贝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05页。）法币完全丧失了价值符号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
法币的极度膨胀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行政院宋子文内阁、张群内阁相继采取措施，企图刹住法币膨胀狂势，无奈皆以失败而告终，币制改革遂成为没有办法的办法。
宋子文的杀手锏是抛售黄金。在日本投降前夕的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他就狂言："我们的政策，不一定将所有的黄金都脱售，但是无论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也就可以控制。"（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6页。）1946年3月8日，宋令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按市价在上海市场大量配售。至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回笼法币9989亿元。（注：《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但在同一时间，法币增发了32483亿元，（注：吴岗：《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6页。）黄金抛售所回笼的法币仅占其中的1／3。可见，黄金抛售未达到控制法币膨胀的预期目的。"黄金风潮案"的爆发，更宣告了这一措施的彻底破产。握有大量游资的达官贵人看到购买黄金比囤积货物更有利可图，于是大做黄金投机生意，黄金抢购浪潮日甚一日。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无法满足市场需要，宋子文被迫下令停止出售。就在黄金停售的前几天，一些投机商意识到中央银行存金已尽，更加紧抢购，以致黄金价格暴涨，商品市场大乱，此即闻名上海的"黄金风潮案"。宋子文承认"政策运用"不当，辞去行政院长之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则被撤掉职务。
宋内阁倒台后，由政学系头目张群继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为副院长，俞鸿钧仍任财政部长，张嘉＠①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想走马换将，压住黄金风潮和通货膨胀。张内阁立即以严禁抛售黄金、取缔黄金投机和管制外汇等办法，取代宋子文的黄金自由抛售政策。同时，加强敌伪物资抛售，发行了4亿美元的短期公债和库券，以图回笼法币。但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徒劳的，通货膨胀速度继续加快，物价涨潮接踵而来，张群内阁也被迫下台。其间，张群曾提议由王云五特别研究财政，王认为："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注：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2册，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8年1-7月），台北国史馆1995年，第206页。）张内阁也曾拟制币改方案，并要求得到美国资助，但随着张群的倒台，终成泡影。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二、王云五币改方案的出台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
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1946年1月，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翁文灏上台后，蒋介石原拟仍由俞鸿钧任财政部长，但俞此前刚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原总裁张嘉＠①正办理交接手续，蒋介石遂嘱翁文灏自己物色财长。翁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选其掌财。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注：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2册，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8年1-7月），台北国史馆1995年，第206页。）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上海的一些报纸对他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翁内税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结果表明，蒋否决了俞鸿钧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方案。
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4人研究小组，成员有中央银行稽核处长兼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后接替李立侠上海金融管理局长之职）。4人小组一致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鉴于财政收支差额太大，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4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尔后，俞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满以为会得到大加赞赏，却不料立即遭到否诀，蒋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俞回到上海对4人小组说，看来蒋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但又称不知道财政部方案的具体。其实，俞曾参与研究王云五主持的币改方案，不可能不清楚这一方案的底细，只因蒋介石嘱其对上海方面应力守秘密，所以他只能对4人小组说不知道。（注：参见李立侠《金圆券发行的一段旧事》，《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他首先分别问议财政部的主管人员，令其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意见。为了保守秘密，不使财部人员知晓这些做法与币改有关系，王云五故意作出只听取意见的样子，不表示个人看法。他还对秘书处资料室所剪贴保存的历年国内关于币改的七、八十种资料，一一阅读和归纳。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注：王寿南前揭书，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8年1-7月），台北国史馆1995年，第207页。）为此，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拟定的方案。24日，翁文颢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注：参见《大公报》（沪）1948年7月25日。），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3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注：《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蒋介石会见翁文灏一行后，当日即离开莫干山，转抵上海。31日，就币改方案征询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家＠①。张直言：发行一种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或外汇准备；或则每月发行额能有把握较前减少，否则等于发行大钞，人们将失去对钞票的信用。即使没有充分准备金，至少也要把握物资，有力量控制物价，防止新币贬值，故应慎之又慎。8月17日，蒋又召见张嘉＠①，张仍坚持已见，断言如不减少预算支出，降低发行额，新币必然贬值，无法抑制。翌日，蒋再次召见张嘉＠①，将《币制改革计划书》交其阅读。张仍认为，物价绝对无法限制，所定20亿元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就将冲破限关。如果人们对新币不予信任，弃纸币而藏货品，后果将不堪设想。（注：参见姚崧龄《张公权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14-1016页。）蒋一而再、再而三地召见张嘉＠①，表明他对发行新币的前途忧虑重要，然其意一决，认定币制不是改不改的，而是非改不可。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下午6时，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放。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将"紧急处分令"和各种办法综合起来，其主要内容有4项：
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第二、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注：东北流通券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金圆券发行后，限期收回。）
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
国民党政府将"八·一五"限价作为重点提出，足见货币发行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密切关系。其目的，就是想将发行新币与限制物价双管齐下，以挽救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
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三、"铁腕"政策与金圆券发行之初的"奇效"
金圆券发行之初，各银行门前着实热闹了一番。
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8月23日金圆券发行的第一天，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银行，前往兑换者颇多。为此，俞鸿钧特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25日，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和农民银行挤兑的人也不少，交通银行只兑一百号就截止，中国银行则因24日所发号码未及全部兑清，今日起暂不再发新号码。央行今日起虽委托大陆、盐业等行代兑黄金，但因准备手续关系，大陆等银行并未开始收兑。因此中央银行兑金者更为拥挤，门警用尽力气还不容易维持秩序。"（注：《大公报》（沪）1948年8月26日。）到28日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注：《外交部周报》第89期，1948年9月。）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如常因黄金成色发生纠纷，收兑工作受到；又因金圆券未注明"金圆"字样，有些市民认为这可能是以前没有发行的法币，于是对金圆将来的发行数额表示怀疑；原来作为法币辅币的旧镍币，现改作金圆券辅币行使，百姓真伪难辨，争端迭起。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尚能按规定办事，轮到工商、资本家，就没那么乖顺了。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忧心重重，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对这些资本家软硬兼施，劝说不灵就改为勒逼方式，甚至声称非打几个老虎不可。
蒋经国对他们一一召见，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注：《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81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当将具结书送到，由周鉴字，此外别无举动。"（注：《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4页。）蒋经国对私逃外汇的资本家开刀问斩，以警效尤，如以私逃外汇罪，将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处以死刑；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将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等逮捕入狱。
国民政府在强制收兑金银外汇的同时，又强迫冻结物价，禁止囤积居奇。9月9日，行政院特别公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各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注：《大公报》（沪）1948年9月10日。）蒋经国在上海命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他对违令大商人也施以严厉打击，将米商万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以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罪，逮捕入狱。"大多数上海市民对于蒋氏对付罪恶昭彰之主要人物及流氓所运用之'铁腕'政策咸为称快"。（注：中国院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中国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8册，第1056-2页。）蒋经国博得"打虎英雄"称号。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铁腕措施，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但这是政治"铁拳"与病体经济较量所产生的"成效"，带有相当程度的虚假性，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金圆券发行额超出预期计划，在前半个月内就多发行了8千余万元，以致立法委员皮德中在立法会议上感叹："这不是通货膨胀是什么？"（注：同上，第2322-2页。）二是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躲藏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象一个活动仓库似的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注：参见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173页。）在北平，有"数种物资，因限价关系，来源不易，而黑市于是活跃。"（注：中国科学院历史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前揭书，第4辑28册，第2322-2页。）三是生产企业也陷入困境。上海工厂因物价冻结，企图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注：同上，第10161-1页。）由上可见，金圆券发行之初的"奇效"不容乐观！
四、金圆券的急剧膨胀与崩溃
王云五对此"成绩"却欢呼雀跃，认定币制改革必将成功。9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及国际复兴建设银行理事会第三届年会将于美国召开，由中国作轮值主席。王云五因未曾意识到币改后的潜在危机，决定暂离岗位，前往出席会议，并企图借此机会谋求贷款，作为币改后援。老友傅斯年曾劝阻他不要去，因为美国对于财金洽谈，只重专家意见，对非专家的王云五恐将冷淡。王却往意一决，置财部事务于不顾，于9月20日率席德懋、宋子良等人飞往华盛顿，结果大失所望，然王氏10月9日回国后仍硬称："美国朝野对继续贷款援助我国，极愿予以考虑。"（注：《大公报》（沪）1948年11月14日。）
恰在王云五赴美开会期间，金圆券发行速度明显加快，到9月底已达12亿余元。待其返回国内，"已经显露的通货膨胀仍然在恶性膨胀。"（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11345页。）商品市场愈见枯竭，北平"所有粮食店油盐店均空空如洗，不特按照官价购不到一切，即按黑价亦无觅处。"（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10161-1页。）上海"商店纷纷藉词休息，甚至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亦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之恐慌。"（注：《大公报》（沪）1948年10月27日。）
资深学者吴相湘对王云五出国颇有烦言，认为"金圆券发行之初的良好反应，并未预示中途不发生变化，更不保证最后完全成功。加以当时军事情势不佳，一旦剧变，必影响全局。王云五以发行新币主持人，理应坐镇首都，随时因应。不宜远赴万里外出席会议。这是一非常错误不能见谅国人的决定。"（注：吴相湘：《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发行》，《传记文学》（台湾）第36卷2期。）吴氏所言不无道理，然将币改失败归至王云五出国一事，亦非公论。据国民政府官方统计，1948年9-10月，财政赤字达3.7亿余元，（注：据杨荫薄《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274页，此后财政赤字更大，1948年12月达到22亿余元。另外应注意实际财政赤字比官方统计要多。）这些都要以多发票子来弥补。在此情况下，由谁理财，出国与否，金圆券都难逃贬值大厄运！
北京《新生报》社论指出："我们希望当局再创打虎纪录，借人头，平物价。"（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10161-3页。）但被誉为"打虎英雄"的蒋经国也乏术可用了。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注：《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扬子案对他的打击则是致命的。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汽车、呢绒，匿藏金银外汇。蒋经国迫于压力，下令查封该公司所有仓库。孔令侃立即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又请蒋介石为孔放绿灯。蒋介石"爱美人不爱江山"，竟下令令小蒋手下留情。皇亲国戚逃离法网，蒋经国顿然间变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代名词，被迫辞职离沪。
面临物价狂涨的局势，行政院变通策略，于10月26日调整八·一九限价，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注：《大公报》（沪）1948年10月27日。）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承认币改失败。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搜刮了2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俞鸿钧因此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注：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7册，第5页。沈云龙：《对金圆案应进一步追踪》，《传记文学》（台湾）第36卷3期。）由刘芸接替。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许多地方发生严重钞荒，向中央银行告急，中央银行又向财政部诉苦："近来国库支出激增，券源短绌，供应时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虽经竭力设法运济，仍患绠短汲深，无以解决困难。"（注：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1-264页。）到1949年4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0页。）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注：詹特芳：《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27处。（注：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91-92页。）许多商店的店主、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注：杰克·贝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06页。）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注：周一志：《上海金圆券之一幕》，《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圆券4.4亿元，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注：杨荫薄：《民国财政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第216页。《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版社1985年，第300页。）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注：《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1-645页。）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口诀篇7
一、全球经济失衡只是经济学家的幻觉吗？
2005年美国贸易赤字再次创出历史新高，为7258亿美元，占gdp的5.8%。目前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总额相当于全球主要顺差国顺差总额的四分之三。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美国经济的失衡称之为全球经济失衡。全球经济失衡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因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恶化（占gdp的比例最高超过了3%）而诱发了第一次全球经济失衡。众所周知，最终以“广场协议”的签署、美元贬值得到了解决。此轮失衡始于9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从1996年的1202亿美元升至2004年的6659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美国的净对外债务余额（即海外净资产为负数）从3600亿美元升至25610亿美元。更为严重的是，美元的实际汇率在2002－2004年大幅贬值以后，其经常账户逆差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持续恶化；2005年在经常账户逆差创出新高的同时，美元汇率却稳中走强。汇率作为调节国际收支差额的一个主要手段失灵了。
日益恶化的经常账户收支状况与美元汇率、经济增长走势的脱节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失衡真实性的质疑。2005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暗物质”假说（hausmann，sturzengger，2005）。他们的基本看法是，全球经济失衡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他们算了这样一笔帐：1980年美国的海外净资产为3650亿美元，投资收益为300亿美元。1980－2004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累计45000万亿美元，按理说美国的海外净资产应该为－41000亿美元，但统计显示美国的海外净资产只有－25000亿美元（为了方便说明问题选择了25610亿美元的近似值）。这两者之间的差额（16000亿美元）可以看成是美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收益。
如果对海外债务每年支付5%的利息（美国国库券的利率），那么美国2004年应该支付2100亿美元利息。实际结果如何呢？统计显示，2004年美国仍然有300亿美元净投资收益，和1982年相等！这意味着美国在免费使用这45000亿美元的债务。如果不考虑这16000亿美元的投资收益，那么可以说美国根本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经常账户赤字！现在美国仍然是债权国！
以300亿美元净投资收益为前提，以5％的利率为标准推算，美国现在应有6000亿美元的债权。那么，官方统计中的25000亿美元债务与6000亿美元债权之间的差额就被称之为“暗物质”。“暗物质”是借用天文学的一个概念，表示能够创造收益但看不到的一种东西。
“暗物质”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美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以在东道国融资借款。它们没有反映在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统计内，但却能给美国带来投资收益。这相当于美国企业出口了一种know-how（技术诀窍）。第二个来源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的债务源于其他国家对美元有强大的需求，这等于美国以债务形式向世界出口了流动性，本质上是美元的铸币税收益。第三个来源是流入到美国的投资收益率远低于美国对外投资的收益率。这种差别收益相当于美国向世界出口了一种保险。由于这种“暗物质”的存在，人们对所谓全球经济失衡的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
二、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
无论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只是一种幻觉，但国际收支统计显示，美国不断扩大的经常收支逆差必须有赖于外部资本的不断流入来弥补。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趋势是否可持续。乐观派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全球经济失衡还会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dooley,folkerts-landau和garber,2003;2004)。其逻辑是，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条件下美国与西欧、日本的关系相似，目前的全球经济仍然划分为“中心”（美国）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家。“”国家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此需要钉住“中心”国家的货币，低估本币汇率，其结果是对“中心”国家贸易顺差增加。进而再把外汇储备重新投入到“中心”国家。这就是90年代以来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循环”机制。由于“中心”国家具有资本市场优势，它可以从“”国家吸收短期资本，同时输出长期资本（对外直接投资）。只要亚洲、拉美新兴市场经济没有从“”阵营中“毕业”，这种循环就不会出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可以持续下去。这种机制也被称之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悲观论则不接受上述逻辑(blanchard等,2005;eichengreen,2004;obsfeld,rogoff,2004)。
其一，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环境不同，目前并不存在一套完整的固定汇率机制。“”国家并不是一个利益和行动一致的共同体，任何国家都没有义务使本国货币与美元保持稳定的关系。庞大的国际游资对汇率市场的冲击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即使“”国家愿意保持与美元的稳定关系，面对国际游资的冲击也可能无能为力。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具有排他性，而目前欧元的出现至少是对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一种可替代的选择。近来，为对抗美国，伊朗着手筹建石油交易市场，宣称将以欧元作为石油的计价货币就是一例。
其二，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正在诱发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从根本上来说，经常账户不断恶化源于美国的低储蓄率，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把它归结为外部世界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并要求新兴市场经济调整对美元的汇率。
其三，即使美国愿意接受目前的“双循环”机制，国际金融市场是否愿意永远接受美国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还是一个未知数。近年来，东亚某些国家政府官员每每谈及调整外汇储备的构成时，都会引起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
其四，与美国相对应，贸易顺差国能否承受不断扩大的对美贸易顺差和美元储备也在成为一个风险来源。为维护本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顺差国中央银行需要不断地买进美元，从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增发货币。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大多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以这种形式增发货币客观上也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反过来一旦需要紧缩货币政策时，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包袱——本国货币政策失灵。
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有多大，调整的必要性有多充足，但迄今为止的事实是，失衡本身并没有阻碍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这就为乐观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对此，我们还需要看一看目前全球经济与美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
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上述的“双循环”机制：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私人消费需求。在2000年之前支撑美国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证券市场繁荣的“正财富效应”。证券市场的泡沫崩溃后，房地产市场繁荣成为支撑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来源。而房地产市场繁荣主要得益于低长期利率。“9·11”事件以来，美国短期利率已经从1%提高到4.25%，同期美国的长期利率却几乎没有变化，一直维持在历史低水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国资本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的流入。这些资本的流入又来自于它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以这种“双循环”为基础，美国经济与亚洲经济共同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2005年的一个新变化是美元汇率在连续下跌之后开始止跌回升。这要追溯到全球石油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油价上涨扩大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仅对opec国家的贸易赤字就从2002年的200亿美元左右上升到2005年的近800亿美元。另一方面，石油出口国又把增加的石油出口收入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伴随大量资金流入石油输出国家，他们并没有像前两次石油危机阶段那样大量用于消费，而是更多用于储蓄。这部分储蓄回流美国成为支撑美元走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这种“双循环”为基础的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增长要得以持续，需要每一个环节都要运转良好。而全球经济失衡处于循环的核心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担心的原因所在。
三、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及其调整的方向
对于全球经济失衡形成的原因，美国的低储蓄率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2000年之前，美国经常账户恶化主要源于私人投资率太高。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投资率下降，经常账户恶化更多反映了储蓄率的降低。但近来，美国和一些国际组织越来越强调外部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和石油输出国）过度储蓄对失衡的影响（imf，2005）。毫无疑问，全球范围内的储蓄与投资应该是平衡的。强调外部世界过度储蓄的目的还是要其他国家与美国共同分担失衡调整的风险。
与此相对应，对于未来的调整方式，经济学家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最终仍然是由全球来承担调整的压力（blanchard等,2005;obstfeld,rogoff，2005）。第一种可选择的方式，也是最理想的方式，即在既定的汇率水平下消除经常账户赤字。这要求美国贸易伙伴的增长率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贸易伙伴实现更高的增长率才能吸纳更多的美国出口。1990－2004年间，美国经济累计增长幅度为45%，欧洲和日本分别为29%和25%，而其他贸易伙伴的增长率都高于美国。在美国经济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欧洲和日本要弥补这种增长缺口是很困难的。即使能够做到，他们也只占美国出口的35%，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经常账户收支不平衡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出路是美国降低消费，提高储蓄率，减少进口。这将有可能引发美国与全球的经济衰退。第二种方式是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发生变化，更多投向美国资产，即外国投资者购买更多的美国债券和股票，增加美元储备。这只会带来美元暂时的升值，长期内是更大规模的调整。第三种方式是美国提高利率。同样的逻辑，如果仅提高利率，美国将会积累更多的债务和需要支付更多的投资收益。面对“双赤字”，美国需要提高利率与降低财政赤字并举。需要说明的是，减少经常账户赤字需要降低财政赤字，但降低财政赤字本身并不足以解决经常账户收支不平衡问题。第四种方式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改变决策，停止购买美元，降低持有美元的比例。这将是全球范围内对美元需求的重大调整。其中，如果人民币不再钉住美元，在美元大幅贬值的同时，欧洲货币将会大幅升值。很显然，在美国看来，解决其对外失衡的根本出路是外部世界。与此相联系的最后一种方式，也是美国最希望的，就是签署第二个“广场协议”：美元贬值。这既不会触发美国经济衰退，又能够解决经常账户失衡问题。考虑到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净债务国，美元大幅贬值客观上还将减轻其债务负担。正像美国泡沫经济崩溃由全世界共同分担损失一样。
四、全球经济失衡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无论是采取哪一种调整方式，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都将是首当其冲的。原因至少有一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虽然2003年以来美国对石油出口国的逆差大幅上升，但那是油价上涨的结果。除非美国能够抑止油价的上涨，否则他就不能要求石油出口国为失衡的调整承担责任。第二，中国处于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最末端——加工组装阶段。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因此，只要东亚地区经济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不做根本性调整，中国对美的顺差格局将很难发生改变。第三，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由此也决定了中国是美国逆差融资的主要提供者。第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尚未完成，这也为美国向中国施压提供了口实。
总之，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外部风险。未雨绸缪，提出符合实际的对策是这次会议的最终目标所在。
参考文献：
1.blanchard,o.,etal(2005),theu.s.currentaccountandthedollar.nberworkingpaperseries,no.11137。
2.dooley,m.,d.folkerts-landauandp.garber(2003),anessayontherevivedbrettonwoodssystem.nber,no.9971.
3.dooley,m.,d.folkerts-landauandp.garber(2004),therevivedbrettonwoodssystem:theeffectsofperipheryinterventionandreservemanagementoninterestrate&exchangerateincentercountries. nber,no.10332.
4.eichengreen,b.(2004),globalimbalancesandthelessonsofbrettonwoods.nber,no.10497.
5.r.hausmann,f.sturzengger(2005),u.s.andglobalimbalances:candarkmatterpreventthebigbang? workingpaper.
6.imf(2005)，worldeconomicoutlook:buildinginstitution.sep.2005.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口诀篇8
关于真实经济之GDp增长率，我有不同看法。衡量真实经济增长最可靠的指标其实不是GDp增长率，而是生产率增长率、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和人均真实Gnp增长率。三个数据还没有准确统计数字可资借鉴，然而笔者个人最近到多个地方与企业家、官员和普通朋友倾谈，印象是：三个数据之增长实际低于GDp增长率。此外，我国GDp统计结果是逐级上报然后汇总，由于各地区经济相互关联度越来越大，譬如一个企业同时在多个地方设立分公司，劳力流动尤其普遍，那么是否会由此引起GDp的重复计算和夸大？
举例而言，2007年1月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2006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几位朋友看见报道，立刻讨论起来：关键是这里的人均包括哪些人？是广州市户籍登记人口？常住人口？还是包括外来打工者？三个数字分别是700万，920万和1350万。显然，广州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只包括了户籍登记人口数。但是，外来打工者是创造广州经济增长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力量，计算人均GDp又怎能剔除？外来打工者的收入或创造的GDp在广州计算了一次，他们将钱汇回老家，老家是否也要计入当地的收入或GDp？
对于我国各个地区人均收入或GDp是否存在严重重复计算，笔者没有深入研究，但生产率、人均收入和人均Gnp增长率可能远小于GDp增长率，或许是站得住脚的推测。还有一个佐证：美国2006年真实GDp（RealGDp）增长率不到4%，但美国制造业的“绝对和相对生产率增长却居于国际领先，美国制造业具有非常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见美国财政部2006年12月《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国GDp增长率比美国高那么多，生产率增长率却没有排在世界前列，这怎么解释？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过于看重GDp数据，应该重视生产率、人均真实收入或Gnp增长。以此衡量，中国真实经济走势与资产价格（虚拟经济）走势之脱节或背离趋势更加严重。中国真实经济尤其是生产率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或增长速度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快，而中国资产价格（主要是股市和房地产）则已经出现严重泡沫。
什么是泡沫？中国股市是否已经形成泡沫？有关辩论热闹非凡。的确，经济学至今没有为资产价格泡沫给出一个严谨的、众所认可的定义（事实上，几乎所有经济学的指标――比如货币供应量或货币――都有类似问题，此乃经济学的基本困难，非独资产泡沫如此，此处不详论）。然而，假若我们愿意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冷静的观察和思考，我们实在无法否认中国资产价格存在严重泡沫。好些人天真地认为：中国与别国不同，我们例外。难道中国真的能够例外，能够独善其身？
真实经济之生产率、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相对放缓，资产价格却直线上涨；或者说，真实经济相对通缩（对中国这个亟待快速发展的国家，不到2%的物价涨幅算是通缩了），虚拟经济疯狂扩张（人们喜欢谈论的股票市值，已经接近GDp总量的50%）。二者趋势严重背离，实乃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危险。我称之为“人民币升值预期综合症”。
人民币升值预期怎能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基本逻辑推理如下：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不同资产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可以将人的所有经济活动简单地都看作投资，消费也是投资，储蓄当然是投资（为未来消费投资）。除了消费以外（“消费投资”的收益就是你消费产品和服务所获得的“享受”，是我们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你可以投资购买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地产、货币（投资美元或人民币或欧元或任何其他货币）等等；你可以投资真实经济之资产，比如投资办厂、开公司、上学（积累人力资产）、搞发明创造和科学研究（积累知识专利和技术秘诀）。显然，金融资产本质上是对真实资产或真实经济资源的要求权，即它们最终要反过来购买真实经济之资产（产品和服务），以便消费享受。然而，个人投资决策，取决于各种资产的相对收益。如果金融资产之相对收益大于真实资产之相对收益，投资者自然会追捧金融资产，抛弃真实资产。金融资产需求旺盛，价格上涨；真实投资需求萎靡，价格下降，真实经济与虚拟经济就背道而驰。正常经济发展过程里，金融资产与真实投资之收益（平均而言），大体相若，不会严重背离。
人民币升值预期从多个渠道改变金融资产和真实投资的相对收益：一，以美元计算，人民币升值提高持有人民币的收益。将1美元兑换成人民币，若人民币一年升值5%，一年后将此人民币再兑换成美元，仅汇率升值一项就获利5%（你只需要做两次兑换动作，其他什么也不要做）。此乃外国投机者大规模汇入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基本动因。
二，投资者或投机者当然不会只坐等汇率升值赚钱，若将人民币存入银行、或购买能够容易变现的流动性资产（股票、债券、地产），既能赚汇率升值，又能赚资产价格上涨，何乐而不为？事实上，投资者或投机者就是如此办理的。
三，金融资产与真实经济投资有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前者可以化整为零（单位投资资金规模要求非常小），几乎人人皆可以参见投资或投机；后者则必须要求一定的投资规模，小到一个理发店或街边小店，投资也要数万乃至数十万。金融资产容易变现；真实投资一旦下注，要变卖不易。因此，一旦市场预期金融资产投资收益高于真实投资，大规模的资金就会争先恐后跑到金融资产市场，甚至每个人都会加入到“博一手、赌一把”的行列。
四，金融资产化整为零、容易变现之特点，导致金融市场非常容易出现“牛群跟风行为”，也就是金融市场著名的“5%-95%理论”。那就是说，金融市场上5%的资金可以引导或左右95%的资金。国际或国内著名的银行、基金或个人投资者或许只控制了整个金融市场5%的资金，然而，数之不尽的散户或小投资者无非“跟风起哄”，唯大户马首是瞻。大户开始买入，过了一段时间，小户忍耐不住，也开始进场，等到大户开始出货，小户还蒙在鼓里。所以金融市场上，规模巨大的投资者往往呼风唤雨，赚得盆满钵满，小户不过为人抬轿，最后血本无归，是可怜的牺牲品。
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中国股市、地产暴涨，推动力量（那个5%）就是那几家国际投行、商业银行以及国内几家大金融机构或其中的一些个人。早在2003年，国外大投行（比如高盛、摩根斯坦利）的内部人员就直言不讳：他们已经兑换了大量人民币，等待升值。有好些官员和学者说：国外投机资金进入中国数量不多，不足为虑；国内股市、地产大幅度上涨不是升值预期、不是国外热钱刻意炒做之结果。这些人不明白金融市场简单的“5%-95%理论”，没有深刻理解“牛群跟风行为”。
五，金融市场之价格变化，还有一个极其著名、极其重要的现象：“预期自我实现”。诸如汇率、股价、期货价格等等，其日常价格变动，与所谓真实经济之“基本面”，几乎完全脱节。一些领头的市场“大鳄”，一边各种报告或讲话，一边自己开始买卖，迅速吸引其他资金进场，很容易将股价、地产价、汇率等等推倒他们“精确预测”的那个水平。资产市场价格非常容易受各种消息或政治家言论的左右。人民币升值预期，其实就是美国总统、议员、财长、国际金融机构（它们配合政府言论）炒起来的。升值预期一旦触发，各种资金就会跟进买卖，预期有可能很快自我实现。有人拼命论证：人民币升值、中国股市、地产暴涨是中国真实经济之内在要求，是“基本面”力量的推动，甚至与美国各方巨大的压力也没有关系。我仔细拜读过相关论著，他们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
总结一下。2002年11月，日本财长最早开始强烈指责中国人民币汇率低估，要求大幅度升值，美国政府强力跟进，人民币升值压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05年7月21日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并且浮动，人民币升值预期“自我实现”，美国政府和国际大金融机构信心大增，升值压力进一步升级。2005年7月21日改革之后，中国国内投资者亦坚信人民币“守不住”，遂迅速开始投机金融资产，股市、地产一路高歌猛进，资产价格（虚拟经济）与真实经济走势就天壤之别。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口诀篇9
1、民间消费的恢复及原油价格的上涨等外部环境的好转支撑着景气
在1997年泰铢危机波及近邻各国的过程中,印尼受到了最严重的影响,1998年、1999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前一年相比分别减少13.2%,增加0.2%,从而大幅度地下降了。但是,其后经济指标又逐渐好转,2000年第2季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前一年增加了401%。如果考虑到亚洲经济危机后的迅速下降,其恢复的速度是很缓慢的,但由于民间消费开始好转,其后又有出口扩大和官方资本投入的支撑,经济处于缓慢的恢复过程。以下分别来看这些情况。
首先,民间消费于1998年下半年开始止跌,1999年下半年开始多于前一年,其后以收入较高的阶层为中心稳步上升。从汽车销售量来看,2000年上半年只有1997年高峰期的约60%,仍然处于低水平,但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51%,恢复基调趋于明朗。此外,摩托车的销售数量等也有显着的增加,另外一些品种的销售数量也在恢复。
就出口来看,由于世界性需求持续扩大,加之原油价格的上涨等外部环境的好转,2000年以后已趋于增加。1999年仅比前一年减少0.7%的出口2000年1-8月期间有了迅速增加,比前一年同期增加31.2%。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原油价格上涨,石油、煤气(约占出口的20%)的出口大幅度增加,而且进入2000年以后,机械仪器、电子工程等工业制品的出口也有了好转。
关于官方资本,因巴厘银行问题而中断贷款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又开始提供贷款,同时印尼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今后3年期间实施合计50亿美元新贷款的协议。随着该协议的签订,迄今已提供了合计7.2亿美元的贷款,2000年9月接受了第二份意向书后,又批准实行4.0亿美元的贷款。进而,以世界银行为主席的支援印尼国际会议(CGi)也以填补财政赤字为目的,批准了2000年度实施总额47亿美元的援助。这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贷款计划及CGi等国际性官方资本支援的流入支撑着景气的恢复,这种情况也不能忽视。
2、由于政治、社会不稳定,国内需求还未开始真正恢复
下面来看看民间投资。民间投资的恢复较晚。由于印尼的银行资金仲介机能依然较弱(后述),政治、社会尚未稳定,国内及国外的投资家仍对印尼报着谨慎的态度。其结果,资金因证券投资仍大量流出,而与货币危机前的1995年的水平(399亿美元)对比来看,来自国外的直接投资仍处于很低的水平。的确,2000年1-7月的直接投资批准额为60.4亿美元,与前一年同期的21.2亿美元相比改善了许多。其主要原因是一部分情况较好的产业领域依靠外资对既存的生产设备进行更新和扩充。情况较好的产业指不依赖国内资金的外资出口产业及通过民间消费的好转来恢复企业资金筹集的食品、纺织品、化学、医疗等面向国内消费者的产业。但是,与货币调整促使直接投资和企业的合并与收购活跃化的韩国等相比,印尼因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加上原来就不成熟的产业基础及法律上的不完善,大规模的新的投资仍然处于观望状态。
1999年10月成立的瓦西德政权是经过民主的、合法的程序举国一致选出的内阁,国内外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以往处于下降状态的汇率和股价等都趋于上升。但是,这一期望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其背景之一是,瓦西德政权虽然与贪污、结党营私、亲缘主义诀别了,但总统的决策过程显得独断专行,其言行变化无常,缺乏一贯性。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联合政权内部围绕政策问题产生了对立,总统与阁僚及议会之间趋于对立。2000年8月,在弹劾总统的传闻声中,召开了印尼最高的立法机关人民协商会议年度大会。瓦西德总统通过把部分日常政务转给副总统梅加瓦蒂管理而渡过了人民协议会议这一关,但其政权依然是很脆弱的。亚齐特区省和伊里安查亚省的独立问题、马鲁古省的宗教斗争等地方的分离活动和骚乱、政府军的守旧派与苏哈托家族所代表的旧体制派之间的对立也是政局不稳的因素。这种国内的政治、社会的不安定情况,加上美国的利率提高所导致的国内外利率差距的缩小等国外的因素,2000年以后印尼便受到国内外投资者的唾弃,以致2000年初至9月末的汇率下降了19.0%,股价也下降了37.8%。
如上所述,民间消费和外部环境虽有好转,但由于企业部门的不景气和政治、社会的不安定,经济虽然有缓慢的恢复,但并没有进入真正的恢复状态。
二、结构改革的进行
印尼的民间投资要进入真正恢复的状态,对外债务问题的解决、金融体系的重组、企业债务的减少等结构改革是不可缺少的。本章拟考察一下作为经济、金融方面课题的这3个问题究竟解决到什么程度。
1、外债问题的解决
(1)比亚洲经济危机前多的外债余额
印尼从60年代援助印尼国际财团组成的国际性支援体制完善后,就开始对外借款作为开发资金的来源,因此官方外债逐渐增多。不过,长期提供支援的结果,官方外债不断累积,但援助印尼国际会议每年的支援金额都抑制在50亿美元左右。但是,由于国内企业集团在景气好的背景下扩大了设备投资,并选择了表面上成本低的对外外汇商业贷款,而没有选择高利率的国内货币贷款,因此1990年以后民间外债急速增加,1997年达到了822亿美元,约占外债总额的60%。其结果,本来就比其他亚洲近邻国家重的印尼的外债负担更加沉重,1997年的债务偿还比率为44.6%,外债对国内生产总值比为63.6%,均处于高水平。
亚洲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印尼盾汇率的大幅度下跌造成:①盾的还债负担迅速加重(2000年9月底的汇率贬值率也达到了72.3%〈以1997年6月底为基准〉),②国际收支、财政的迅速恶化所致的官方贷款增加。这样,1998年外债累计达到了1509亿美元。
就1995年和1998年这两个时期的债务指标(对外债务额/国民生产总值、债务偿还比率)与其他亚洲及中南美主要国家相比,印尼的债务负担自亚洲货币危机就已非常沉重,危机后该指标进一步恶化了。
(2)即使同意延期偿还官方债务,民间债务的重组仍不活跃
从1999年底的对外债务额(1414亿美元)的内容来看,政府为758亿美元,民间为656亿美元。其中,就政府债务来看,官方外债和对外民间银行债务的延期偿还均得到了批准。官方外债中两项的延期偿还已经得到巴黎俱乐部(由19个债权国组成)的批准,即:1998年9月批准、1997年7月以前借入的、预定1998年8月至2000年3月底到期的本金42亿美元,2000年4月批准、2000年3月底之前到期的58亿美元。此外,就政府的对外民间银行债务来看,1999年3月伦敦俱乐部批准2000年3月底之前到期的2.1亿美元、2000年9月批准、2002年3月底之前到期的3.4元的延期偿还。
另一方面,就民间外债(合计656亿美元,其中:银行部门101亿美元,非银行部门526亿美元、证券部门29亿美元)来看,非银行部门占了民间外债的大部分,解决债务问题的框架虽已形成(详见后述),但债务重组仍然没有什么进展。这从政府和银行的外债重组实行额(1999年)为合同额的80.9%、98.4%,而非银行部门的重组实行额仅有14.7%的情况也可知道(表1)。民间部门当事者数量很多,债权者方面的态度呈多种多样,债务者也是多方面的,因此问题显得复杂且不透明,这是谈判迟缓的主要原因。但是,民间非银行部门的外债额1998年底已多达728亿美元,因此该领域的债务重组需尽快实施。
表1对外债务的进展情况
(单位:亿美元)
外债重组金额
外债余额 合同额 实行额 比重
(1998年底) (1999年)(1999年)(%)
政府 673 47 38 80.9
民间 836 295 96 32.5
银行部门 108 63 62 98.4
非银行部门 728 232 34 14.7
合计 1509 342 134 39.2
资料来源:印度尼西亚银行。
2、金额体系的重组
印尼金融危机深刻化的背景是金融体系本来就很脆弱。这里拟回顾一下印尼的货币危机扩大为金融危机的过程,并考察一下其现状。
(1)脆弱的金融体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口诀篇10
孔祥熙字庸之，本意是能奉行中庸之道，后来官场上针对他对惟惟诺诺、百依百顺的特点，背后戏谑他的字当做“庸俗之人”解释。又因为其性格圆滑，遇事一般不表明态度，总是观风察向、暗自揣摩，外表厚道，肚里精明，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吐真言净打哈哈，是以背后又落个诨名“哈哈孔”。太谷孔家数代开钱庄票号，号称山西首富，孔祥熙的理财能力半是天赋，半是熏陶。他从小就善于讨价还价，几乎不做亏本生意。年轻时响应辛亥革命，曾雄心勃勃，想凭借乱世称雄一方。办起了民间武装，号称捍卫共和，保境安民。结果一股满清溃兵冲击到太谷要攻城，当时就把孔祥熙吓得不轻。也不敢交战，隔了道城墙和溃兵头目喊叫着讲价钱，最终在城墙上给溃兵抛下三千两银子了事。可能由此看清楚自己不是乱世英雄的料，也体会到任何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解决的诀窍，遂不再玩枪，加倍努力的赚钱和办学，捞取政治声望。
初入仕途，孔祥熙就显示出处理经济问题的游刃有余，当时在山西督军阎锡山幕下屈居参议，山西全境受灾，70余县颗粒无收。阎委托孔在全省豪门富户中募捐救灾。这是个千人嫌、万人厌的差事，而且太谷孔家号称山西首富，更得率先拔毛。结果孔处理得滴水不漏，他贷款救灾，又让灾民以工取酬，成为修筑公路的主要劳力，最后公路通车收费还贷，自家分文不出，功德圆满。当时北洋总统黎元洪赐匾“急公好义”。因此广结善缘，有了一定的政治声誉。
淞沪保卫战后，孔祥熙已扶摇直上，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去意大利采办空军装备，虽然买回20架霞飞式古董轰炸机，炮管的来辐线都磨光了，完全是废物垃圾。然而孔祥熙此行“工夫在诗外”，更重要的是外交上的考虑，果然藉此和墨索里尼互相往来，一度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关系。而且根据孔素来的品行而论，恐怕也未必肯放过嘴里这块肥瘦相宜、美味可口的五花肉不咬。以此而论一举数得，非但自认此行成功，也得到妹夫的认可。
惟一与人交易吃亏的一次，要算后来出使德国，给希特勒元首送上精美的中国特产做礼物，希特勒倒也懂礼尚往来的古理，委托孔回赠蒋总统礼物：一张自己的签名照片。大概他自认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能得到自己的照片可以使全球任何人幸福得发晕。孔祥熙也不傻，出了门就气咻咻地嘟囔一句：“这玩意也算礼物?”
抗战和“剿共”时期，孔祥熙接替对蒋不很恭顺的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自此操纵国家财务。想出各种招数为蒋记国民政府筹款：增税、借款、募捐、动用战时准备金、举借外债、变卖产业、征发、印刷纸钞、实行“公库”制度。手段高超，花样出尽。保障了巨额的军费开支，对于政府的维持的确行之有效。后来在国民政府不断遇到的经济危机中，又想法子，改变田赋征收办法，举办政府专卖事业，广开财源，这些名目枯燥得很，也不必多说。总之孔祥熙的挖空心思确实收效显著。当时的国民政府犹如一个贫血羸弱的病人，孔祥熙的长袖善舞，为其源源不断地输入必须的血液，使之延续喘息，恢复行动奔走的能力。对于政府而言，确实功不可没。
然而，孔祥熙为自己家捞钱的功夫，则更显得鬼神莫测。他和宋蔼龄结婚初，用1.5万大洋买了一套房子，宋对房子不满意，时常抱怨，孔祥熙也不吭声，没过一年，就以3万多元价格出手，获利一倍有余。这才对夫人说：“请问，世上还有什么正当买卖能超过百分之一百的利润?”用这3万元又买了上海福开森路的一栋住宅，这次宋蔼龄又认为房屋的旧主人是革命家黄兴，名头太响。会“镇”住自己，还不满意。孔祥熙说：“别忙。”不过数月，时局变动，房屋价格坐地看涨，居然又以6万元的“靓价”卖了出去，孔用这笔钱，又在西爱咸路再买套房，几年工夫，原价6万元的房子居然一路飙升，涨到了60万元。这种炒法，就是现在专业的房地产商也望洋兴叹。至此，宋蔼龄彻底服气了老公赚钱的能力。
炒炒房子赚钱，凭借的尚是过人的敏锐和判断，无可厚非。而孔祥熙的真正发家，则是当上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后，靠运用手中权柄，大肆在金融领域翻云覆雨，牟取巨额利益。需要说明的是，孔夫人宋蔼龄性格干脆利索，善于决断，而贪婪之心、欲望之壑尤胜其夫，大有指望钞票堆积成珠穆朗玛峰的宏愿，把中国的财政视同自家买菜的小账。孔祥熙性格中有胆小优柔的一面，夫人的果断推动着他营私舞弊的“特长”更上一层楼。比如宋怂恿孔纵权操纵股市风云，联合副部长、同样声名狼藉的徐勘“齐心协力”散布假消息，引发“二三关”库券风潮，后来知情人回忆，最少能赚取2500万差价。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向华发售1亿美金的公债，当时美金和法币的挂牌汇率是1：20，但黑市价格1美金能兑换100法币。宋蔼龄看出端倪，眼睛几乎变成金色，指使老公作祟，对社会公开出售了一半就宣布售完，除了给一些经手官员分赃堵嘴外，约有4000万美金的公债被“大肚能容”的孔祥熙包圆回家，抛洒在黑市兴风作浪。按1美金赚取80法币的差价来计算，4千万个80，鲸吞的是一笔庞大到可怕的数字―――约30亿法币。
1942年，孔祥熙在财政部长任上动用2亿美金的美国贷款为国民政府购买物资，他让宋蔼龄事先囤积巨量货物，夫妻俩“精诚合作”，转手就是现钱。此事后来被美国情报局调查出来，曾公布过一份材料，到底获得多少暴利虽然没有确凿数据，但该文件推测，没有1亿美元，也不会相差太远。
当时国家正处于艰难的抗日战争中，前线官兵凭借简陋的武器和爱国热情为国御侮，因为军费不足，不少部队在饿着肚子、缺少弹药的情况下作战。伤兵因为没有足够的医药，在痛苦中辗转待毙。而战乱中的流民因为缺少一口粥吃，每天数以万计的饿死在逃难途中。
此时再回过头来看看孔祥熙使政府度过危机的经济政策在民间得到的效果：根据孔制定的政策，一个扫把收税1元，一个拾粪的篮子收税5角，买卖一个鸡蛋，一棵葱也要交税。而没有黄金储备的滥发钞票，使物价涨得离谱，1元法币的真实价值，以1945年来说，只相当于抗战前的5毫。即过去1元钱的东西，现在得拿2000元去购买。官方的美金汇率是1：100，这也是一个可笑的数字，按照这个比率，在重庆盖一个简易厕所，也得1万美金。因为黑市的比率已经到了1：3250。所以美国援助的若干亿贷款，一接触到孔祥熙狂热的货币市场，就如同掉到沸水里的一小块冰，顷刻间消融。这些金融上的“无法承受之重”，无疑得由4亿哀哀无告的小民承担，不会影响孔宋豪门的子弟跳舞、遛狗。
上世纪80年代起始有“官倒”之说，实则自民国孔部长起已开滥觞，他儿子孔令侃办公司，倚靠老爹、老妈的身份赚大钱轻松得像吃酥脆豆，老子制定政策，儿子先一步囤积或抛售。夫妻、父子(或父女)，上下其手，狼狈为奸，控制市场物价的起伏跌宕，虽然不少中小商人因之破产上吊，不过对于自家收获了惊人利益的孔家来说，没权、没势小民的死活算个啥?后来更靠抗战时期物资紧张的局势，在昆明缅甸的黄金线路大肆走私。其数额之巨大，道路之畅通，令人咋舌。
孔祥熙捞取巨大实惠的同时也败坏了自己的声誉，惹来许多麻烦。在他翻覆控制的一次金融风潮中，上海滩黑道大亨杜月笙投机不成，遭受巨额损失，气急败坏之下，也不管你孔祥熙是政府高官，皇亲国戚，径直到孔宅索要赔偿。并送了个黑漆棺材表示不赔钱就同归于尽的决心(一说还附带一个大乌龟以示侮辱，恐怕不至于)。以孔祥熙的势力其实根本不惧怕杜月笙，大约他毕竟心里有鬼，再说杜是党羽众多的上海闻人，一旦闹出什么花脚乌龟，新闻界四处喧哗，难免驴毛炒韭菜―――乱七八糟。最终对杜妥协，不过他孔部长以国为家，自己当然不掏腰包，找了个油水丰厚的行政院建筑工程让杜承接(一说是授意财政部以奖励为理由给了杜一些钞票)，算是摆平此事。
南京市长石瑛整顿税收，柿子拣硬的捏，先从孔祥熙的公司查税。按孔祥熙贪污舞弊得来的钱算，这时已然不是山西首富，大约得算全国第二富豪了(第一是贪污手腕同样精彩绝伦的国舅宋子文)。南京市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足他家产的百分之一，可他还是不愿意上缴区区税款。派大名鼎鼎的恶女孔二小姐软磨硬顶，死乞活赖。甚至强项的石瑛派税警堵门收款也是崩子儿不出。最后石宣布要登报公开孔家欠税不缴的丢人事迹，这才无奈就范。不过“哈哈孔”怀恨在心，后来找了个机会报复，硬是扣下南京市政府一笔12万的铁路经费，和石瑛吵得一塌糊涂，被石一怒之下用砚台投掷得他满身墨水淋漓。
1939年，中国经济学年度大会，孔以财长之尊昂然与会。主持大会的马寅初是个有着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性格无畏的学者，他身上体现出五千年来中国文人最可敬的刚强风骨。会上对孔的经济政策当众诘难，弄得孔部长面红耳赤，瞠目结舌。最后，毫不客气地质问：“国难方殷，我个人之微薄储蓄也存储在银行支援国家经济，为维护金融持续和国家声誉，绝不借助身份投机买卖、兴风作浪扰乱市场。请问孔部长，是否人人都应该如此呢?!”这等于是拉下脸面斥责了。孔祥熙情急之下说了句：“我，我是圣人的子孙，我是不会贪污的。”台下哄堂大笑，未几孔借故狼狈离席，出了大丑。这个外貌宽厚而内心忌刻的家伙，后来把马寅初绑架到息烽集中营，摧残了21个月。
国内的怨声四起，固然奈何不了孔部长，无国人更十分可恶。了解到援华的贷款大半都被四大家族巧取豪夺后，认为中国是一个贪污舞弊没有希望的野蛮国度，报纸及各种出版物都在谈论中国的贪污问题，孔祥熙居然有幸成为国际间的当红人物。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在重庆当众说：“中国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战，美国援助的美金也是美国纳税人节省出来的，可是一些中国要人的子女逃避兵役，拿父辈贪污来的美金，在华盛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针对的就是孔祥熙。而罗斯福总统本人则干脆对建议换掉这个卑劣的财政部长，弄得蒋很尴尬。杜鲁门总统更是表示鄙夷，说孔宋豪门“没有一个不是贼!”给孔祥熙本人的桂冠是“卑鄙的老鼠”和“贪官坏蛋”。这些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孔的地位，在政坛风云变幻中，孔祥熙迫于压力，终于辞去财政部长等要职，结束了把持中国财务的日子。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孔既是政府要员，亦是孙中山、两任国家元首的亲戚，这么一个特殊的位置，按说确实是和国家休戚与荣损相关的。从他不顾国体、贪污舞弊，大发国难财的行径，也可以窥视出国民政府弊端丛生、气数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