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动物保护意义的认识篇1
一、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是实践和理论的有机统一
*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告诉我们，人类的认识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规律。进一步说，人类的认识是随着社会实践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地发展的。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是在中国环境保护实践、认识的辩证发展的具体过程中，不断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循环往复，每一次循环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从而我们对环境保护规律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因此，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是中国特色环境保护实践和理论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统一。
1、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依赖物质。同时意识对物质并不是消极被动，它一经产生，就对物质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认识对实践的指导来实现的。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对我国环境保护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前，*总理等老一代革命家就已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为发展中国环境保护事业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绿化造林和保护自然环境问题，强调自然环境保护很重要。他主政时期，**末就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随后*初把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对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影响深远。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陆续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等论断，这些重要论断指导并促进了我国环境保护不断发展。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和实践面貌焕然一新。在党的*上同志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了*通过的新。这些都标志着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已成为全党意志，环境保护进入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干线、主战场、大舞台。上述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事业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实践的发展。
2、*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认识的目的。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历经30多年、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具有了比较丰富的实践，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是对这些实践经验的升华。
19*年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提出了三十二字方针、**明确提出三大政策体系、**又提出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并重等思想和行动都是那个时期环境保护实践的认识成果。“*”以来，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确立了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工作思路，提出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解决环境问题，从再生产全过程制定环境经济政策，让不堪重负的江河湖海休养生息，努力促进环境与经济的高度融合，环境保护显示了新气象，这些实践有待升华为新的认识。
唯物辩证法承认两点论，反对一点论，认为分析事物要一分为二，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看，不能仅仅从正面或者反面做分析，否则就片面了。必须承认，30多年来我国环境保护还处于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一些地方甚至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特别是发生了沱江污染、松花江水污染、无锡太湖蓝藻暴发等重大污染事件，*报告也指出我国面临“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突出问题。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正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实践和认识的升华，目的是更好地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大发展。
3、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作为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环境问题是一定阶段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客观存在，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必然随着环境问题这个社会客观存在的变化而发展。
我国环境客观形势的现实表明，原来的道路、旧的范式越来越不适应环境形势发展的客观实际，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是环境客观形势不断严峻下的社会意识发展，属于新的范式。
环境保护在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同时，我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是20*年我国地表水746个国控断面，Ⅰ到Ⅲ类水的比例为47.7％，Ⅴ类或劣Ⅴ类水占23％。二是大气污染严重，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天数没有很大的提高。可吸入颗粒物成为城市空气的主要污染物。全国酸雨面积已扩大到150万平方公里。三是固体废物、噪声污染有增无减，电子垃圾的高峰已经来临。四是农村环境面临千家万户的污水排放、垃圾收集和处理、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等问题，令人堪忧。五是水土流失、沙化等生态破坏仍然严重。六是传统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土壤污染问题日益凸显。这些日益突出的作为社会客观现实存在的环境问题，必然会引发我们对产生这些环境问题的反思。新的社会存在要求新的社会意识反映。只有超越对这些环境问题的以往认识，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实质上，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是对我国十分严峻的环境形势这种社会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和认识发展。
二、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要求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能动地作用于物质。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着的，事物运动发展是有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包括了联系和发展两大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以及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和结果等基本范畴。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为认识和发展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提供了思想基础，开拓新道路提供了根本指南。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实践进一步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性。
1、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共性只能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离不开共性，个性也有自己的特点。科学发展观与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只有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具体说就是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推动历史性转变相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普遍性、共性，它是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主义、*思想、*论和“*”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历史性转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特殊性、个性，它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确定了历史性转变思想。总理在这次环保大会上提出了“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努力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同步、并重、综合”这“三个转变”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方向性，成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它是环境保护领域中实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结合点和着力点，是环境保护领域具体化了的科学发展观。
历史性转变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是一个相当长的矛盾、转变，再矛盾、再转变的过程。因此，历史性转变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呈现了长期性、阶段性、针对性和艰巨性的鲜明特点。长期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从客观上讲，当前我国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从*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看，对复杂问题的认识，往往要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甚至曲折反复，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才能逐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解决复杂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实践论的范畴了。因此我们要按照实践永无止境的要求，坚持继承与创新，一代接一代环保人坚持不懈地探索下去。阶段性就是要根据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同特征，找到特定阶段的突出问题，及时调整探索重点。针对性就是要敢于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采取有的放矢的措施。艰巨性就是要充分认识解决我国压缩型、结构型、复合型环境问题的难度，不为任何困难所惑，不为任何风险所惧，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努力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实践。
概言之，科学发展观的普遍性、共性存在于历史性转变的特殊性、个性之中，历史性转变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普遍性、共性。历史性转变也具有自身的特点，这就是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是环境保护根本方式的转变。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对矛盾来说，历史性转变是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对矛盾地位的改变，此消彼长，既斗争又转化。我们必须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推动历史性转变相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发展。
2、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统一规律也认为，矛盾的基本属性是既对立又同一。一切矛盾着的事物，互相联系着，共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科学发展本质上是经济、环境保护、资源的对立统一体，不能绝对地把环境保护、资源、经济发展三者静止地、机械地对立起来，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相互贯通、相互影响，可以实现良性发展。
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燃烧。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科学发展就是烧掉的资源越少越好，产生的污染越小越好，最好是零排放。前者是“资源节约”，后者是“环境友好”，总括起来就是又好又快。实际上，环境保护、资源和经济发展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依赖、互相贯通的矛盾统一体。正如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可以转化一样，我们不能绝对地把环境保护、资源、经济发展三者所形成的矛盾统一体机械地对立起来，这个矛盾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这个一定条件就是协调环境与经济关系，可以互相转化、互相贯通，向良性发展。烧掉的资源少，留下的污染小，GDp能搞多少算多少，搞得快比搞得慢好，搞得代价小比代价大好，这就是良性发展，就是科学发展，也是又好又快地发展。
3、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普遍联系是事物固有的辩证本性，这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任何事物只有在一定的联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环境保护作为物质世界的事物，具有普遍联系的本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环境保护只有在一定的联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
从普遍联系的观点看，环境保护不仅存在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普遍联系，也存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的多层次联系，以及水体、大气、土壤、固废等各项治理工程和管理工作之间的复杂联系。因此环境保护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复杂问题。它绝不是简单的污染防治问题，应该说它本质上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和消费方式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联系是环境与经济关系，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呼应、相互影响。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那是缘木求鱼。一部环境保护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经济发展的历史。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保护政策，正确的环境保护政策也是正确的经济政策。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教训就是，把经济与环境保护搞成两张皮，联系不到一块，机械地把环境保护放在经济发展的对立面，这样推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难度就很大。
就普遍联系的观点看，本质和现象是揭示事物内部联系和外部表现的一对哲学范畴，认识事物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而必须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报告提出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认识到粗放型增长方式这个现象是解决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问题的必要前提，但还远远不够，不能停留在对现象的认识上。我们都知道金刚石、石墨这两种物质，它们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表象相同，一个是世界上无色透明天然最硬的物质，一个是世界上有色不透明最软的物质之一，关键是它们内部分子结构的性质不同，一个是碳原子呈层状排列结构，一个是碳原子呈空间连续的骨架结构，结构的性质决定不同的功能，显现出不同的现象。要真想改变它们的物质性能必须改变结构性质，而改变结构性质，需要高温高压外加催化剂那样的外界条件才能由石墨变金刚石。
改变粗放型增长方式看起来主要是提高环境门槛，制定严格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综合执法力度等等，本质上是调整经济结构，是改变经济结构性质，实现经济与环境高度融合，使环境保护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排斥因素。如果仅仅只注意到了提高环境门槛这些现象，认识不到调整经济结构才是本质，就没有很好地掌握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最终也抓不住关键，不知道从哪方面下大力气解决问题。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结构性质，关键是力度大小，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外力才行，就像石墨结构向金刚石结构转化需要苛刻的外界条件那样。一般性的措施不行，很难奏效。现在看，世界金融危机这个强大的外力，给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带来了良好机遇，坏事可以变好。
4、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要立足自身、立足国情这个内因，学习和借鉴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经验和做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中国特色环保新道路最根本上是中国所处发展阶段、中国国情与环境保护实际相结合这个内因促成的，是内因在发挥作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经验和做法这个外因只有通过吸收这个环节为内因提供变化条件，加速甚至延缓内因的发展和变化，具体看就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曾吸收过许多国际环保的有益做法和理念，促进了环保事业发展，今后仍要坚持这样做下去。坚持内因决定论的唯物辩证法原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必须一要立足自身，二要立足国情。立足自身就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立足点在于依靠自身的实践发展和理论进步，立足于中国环境保护自身的实践与认识，不断总结这些实践和认识的内在规律，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吸收外部的成功经验，不断开拓和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立足国情就是侧重于思考我们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具有多民族的几千年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和文明，国家当前正面对生态环境脆弱、人口多、发展方式粗放、处于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要立足这些基本国情，推进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建设。
西方发达国家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对这条老路造成的环境危害，甚至无法弥补的损失，曾进行过批判和反思，对它们的环境问题也实践出了比较有效的做法:一是采取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二是建设完善的环境基础设施。三是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四是实行符合国家经济大局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发达国家的这些有益尝试为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因为这些做法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成果，人类为此付出过惨痛的代价。譬如震惊世界的*40年代初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19*年*伦敦烟雾、19*年日本水俣病等公害，人类就付出了很多沉重的生命代价。我国20*年发生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也进入了世界环境保护史。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为我所用，可以少走弯路，少付代价。
内因是变化根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原理也要求我们，对国际环境保护经验要坚持拿来主义，而不能照抄照搬，搞克隆主义、复制主义，也决不能搞洋教条。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一定要坚持并自觉运用内因决定论这个科学的*主义哲学原理作指导，不断独立自主地开拓前进。
5、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全局是由局部构成，局部是全局的一个部分、一个发展阶段，没有局部就没有全局。全局不是局部的简单相加，而是统率局部，对事物起决定性作用。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就要统筹兼顾。
围绕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这个全局，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前与长远、政府主导与市场推进、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以及区域之间环境保护六大关系，统筹兼顾这些关系。这六大关系，都是不协调和冲突，也是矛盾。矛盾构成了整个世界，世界每天发生多少矛盾和冲突，如恒河沙数。世界一刻也少不了矛盾，离开矛盾就没有这个世界。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还会出现。六大关系、六大矛盾、六大问题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结合新的实际和情况，加以解决和转化，发展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坚持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总体思路，是做好新形势下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保证，体现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原理。实施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就是把保障群众饮水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把防治水、空气和土壤污染作为重中之重，把污染减排作为当前环境保护的中心工作，大力建设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和完备的执法监督体系，认真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环境目标责任制三项制度，积极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宣传教育、科学技术、国际合作四项工作，全面开展思想、作风、组织、业务、制度“五大建设”。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整体思路，不是回到过去环境保护工作思路的原点，而是环境保护工作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中发生的质的飞跃。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是要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加快环保历史性转变，在转变中改革，在改革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实践，在实践中协调，在协调中发展，有所作为，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学会按唯物辩证法办事，下大力气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不断推动又好又快发展。
三、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创造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下，不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起构成了*主义哲学严密的科学体系和完整的世界观。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不仅体现了*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并在中国特色环境保护实践中坚持它、丰富它、发展它。
1、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为本是*哲学关于人民主体性的具体体现。环境保护工作始终要心中想着老百姓，服务人民群众，发展依靠人民群众。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坚持人民主体性观点，以人为本，一方面，环境保护工作就要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爱最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服务最广大人民，解决最广大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环境问题，解决人民群众反映迫切的现实环境问题——饮用水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土壤污染等等，是我们环境保护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环境质量需要。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就要依靠最广大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主动性，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体制和机制，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断深入。以民为本、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方针。
2、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制约着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主要受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式的制约。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现阶段，要充分发挥自然环境作用，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最关键的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
自然环境也叫自然力。从宏观上看，只有有效地保护自然环境，使自然力更大限度地持久地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才可能更好地借助自然界，来满足人类自身的发展需要，经济才能稳定持续发展。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转化规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能认识规律，而不能消灭规律。经济发展是人类生活水平高低的问题，保护自然环境则是能否生存的问题。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核心，首先是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以停止发展的方式来保护自然环境，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绝不能宽容污染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来说，它自身是具有净化功能的，具有自我恢复、自我调节、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的自组织功能。进一步说，自然环境系统在人类减少的污染和破坏的情况下，是可以恢复自身强大的净化功能的，恢复自然自身的生态平衡。这是自然的规律，破坏自然规律，必然遭受自然规律的惩罚。尊重自然规律，用人文关怀来善待自然环境，在利用工程技术手段的同时，要充分发挥自然的净化能力、自我修复能力、自我调节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对环境保护工作来说，这是成本低、效率高，长远看更加科学合理的途径。目前尊重自然规律，发挥自然净化功能、修复功能、调节能力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是“休养生息”和“扬汤止沸、釜底抽薪”。
同志在安徽视察淮河的时候向全国发出了号召，要让全国的江河湖海“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就是要给水环境以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发挥水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功能，使生态生产力得以恢复、发展，使生态系统由严重“失衡”走向“平衡”，进入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不堪重负的江海湖泊给予人文关怀实施“休养生息”，看似无为，实则是一种由无为而达到无不为境界的有效路径。“休养生息”强调环境保护工作要尊重自然规律，发挥自然自身的净化和修复功能是节约投资、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
蓝藻出现了，进行人工打捞，就像水开了，倒上冷水，叫“扬汤止沸”。截住造成蓝藻产生的污染源头，就像抽掉锅底下呼呼燃烧的薪柴那样，叫“釜底抽薪”。“扬汤止沸”是治标措施，它重点解决眼前问题，见效快，是暂时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环境质量；“釜底抽薪”是治本措施，它围绕长远抓住关键，见效慢，周期长，是长远措施，将从根本上彻底地改善环境质量。因此，环保既要着眼眼前行动，又要考虑到长远举措，既要把眼前的一些矛盾问题解决好，又要围绕长远从根本上改善环境质量，所以在环境保护措施上既要治标又要治本。
四、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实践的观点是*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人们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存在方式。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主义的思想路线。
1、实践是检验和发展真理的主要环节，是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根本途径。
*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既具有认识论意义，又具有世界观意义。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实践高于认识，因为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根本途径是社会实践，目的是达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过程，每一次认识的循环往复，都使我们进一步接近了真理，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必然王国是人们由于对规律无知或知之甚少，受规律束缚的一种状态。自由王国是人们摆脱盲目必然性的奴役状态，随着人的能动性的不断发挥和自由的不断发展，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自觉主人这样一种状态。譬如对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通过实践，我们就会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两型社会”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从而会把“两型社会”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人类历史就是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演进过程。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解放思想是指在*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要有一种时不我待、奋发有为、奋起直追的精神，勇于变革、敢于创新，就要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改革创新，以更广的视野、更大的勇气、更足的干劲，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在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中，要创新实践，采用新办法，才有探索的价值。解放思想，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允许犯错误，但不允许犯同样的错误。尤其是对于像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试验区探索来说，试验区过去没有，现在的办法又不行，又不能畏首畏尾、丧失发展机遇，就要不断试验，不断实践，试验就可能出错。西方现代哲学家波普尔认为自然科学理论中都包含着潜在的错误，自然科学就是在不断发现错误中、不断在被证伪中永无止境地发展的。因此，有了错误不要紧，那是向前发展的动力。探索新道路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应该的，因为没有人走过。错误是通往真理的路标，重复犯错是通往泥潭的一条死路。尊重基层科技人员和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必备条件。
3、建设生态文明，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
当前人与自然的矛盾十分尖锐，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迫切。*报告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矛盾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奋斗目标。这个代价过大的问题要靠建设生态文明解决，体现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进程中。
人类历史就是文明进化的历史。农耕文明时期人类主要处于敬畏自然、依赖自然，同时改造自然的时期。总体上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科学技术不发达，社会经济发展总量小、层次低，自然生态环境自我修复能力还很强，人与自然的关系整体上还是协调的。工业文明以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强大，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由畏惧、依赖向无视、主宰转变，无视自然生态规律，盲目征服自然、榨取自然，急功近利成为社会主流，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对动物保护意义的认识篇2
然而，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力量和因素相互融合入、相互作用，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覆盖全球的自由通信、无国界的自由贸易、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得全球变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由此产生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化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空间”的缩小与衰亡。比如城市的扩张与建设，过去的“庙”被拆除了，那么传统节庆的活动场所“庙会”也就不复存在了。又如人们出于外出打工或者追求都市生活的目的，从农村向城市的移居过程中，许多人久居都市，丢掉了家乡的方言，苗语不会讲了，苗族古歌这中文学艺术也就不得流传了。
另一方面，表现为文化的全球化:就像我们众所周知的“麦当劳世界文化”、“达沃斯文化”等等，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利用知识产权为手段，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着利益纷争。比如，美国好莱坞利用中国的传统故事“木兰从军”拍摄了一部电影，而次娱乐大片票房收入超过了20亿美元，作为发源地的中国却分文未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下，面临着被贬损、淡化、甚至取代的尴尬境地。
在此大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结合自身实际，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同时，积极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并于2003年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同年11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在2004年，我国加入了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2005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随后在同年12月颁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尚在制定当中。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深刻反映了世界知识产权制度格局的变化，而且也深刻反映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激烈的利益纷争。把我国优势的非物质文化资源纳入到知识产权保护范畴，不仅是一个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发展、保护的重大课题，更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的重大课题。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探讨，目前学术界的争议颇多。首先看“知识产权”这个词语，由于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而知识产权本身的属性研究---是公权，还是私权，至今也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话题。这无疑增加了理论讨论的难度。其次，既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就必然涉及到权力主体等具体内容。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自身的独特性质，导致权力主体难以确认。比如，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集体、甚至是民族共同创造的，这就是权力主体的不确定性和群体性，是国家，还是集体，还是个人作为权力主体，以及随后涉及的利益和财产权的行使等问题都颇受争议。最后，笔者认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可以为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搭建桥梁，从而形成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这无疑对理论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在现实层面也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这有利于我国广大民众加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知识产权的认识和了解，提高全民的保护意识，增进国民对传统民族文化知识的了解。这也正如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所言:古代人探讨着达到真正幸福或者至善的最合理途径，他们探索着合乎德行的行为、作为美德之品格的诸方面――勇敢和节制、智慧和正义。在一个不认可知识产权的国家，不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就意味着也不能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不受他人侵犯。另一方面，本研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制度构建和完善，以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方法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完善的制度，同时也有利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解决效率的提高。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的“活财富”，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其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深化了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于人权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国陆续制定了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世界教科文组织作为一个主要负责文化问题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也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最早是1972年巴黎《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诞生，它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个里程碑。虽然此次公约首次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当时公约中的文化遗产，仅指物质类文化遗产，例如:遗址，文物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还没有正式提出。接着在1989年巴黎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而此文件也没有明确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仅以民间创作来指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在1997年通过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决议。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在2001年5月，教科文组织公布了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这也是暨1997年决议通过后的首次实施。随后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2年全球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最后于2003年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至今为止联合国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文件。该公约详细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以及所包含的范围。至此，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由全球性的立法可以看出:首先，立法的时间过晚，同时也相应的反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急迫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就我国来讲，中国古代民间文学作品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诗经》中的部分内容就是周朝的乐师整理的民间歌谣。而1972年巴黎《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才诞生。其次，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建立起一种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主导的保护模式，这也导致了对世界各国保护工作的影响。我国现在也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保护框架。这也反应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权利主体难以确定的问题上。例如我国“起源地不明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国范围内流行的，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为持有人。”这也是不尽合理的。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看，目前学术界也存在着诸多争议。主要体现在如何利用，或者是否可以利用知识产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上。具体的看，主要是权力主体，权利客体以及财产形式方式上存在争议。G..p.纳布罕认为:知识产权法对于将知识本身转化为可以获利的商品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认为知识要被切分，这样知识产权法才可以鉴别和有效保护。与此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具有整体性、民族性、综合性、地域性。二者本质相反。美国大学教授peterK.Yu分析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主体的不确定性和群体性，保护客体上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保护时间上是无期限性，因此不能简单套用知识产权的法律模型。
由此笔者认为，由于知识产权本身的权利属性，兼具公权与私权的属性，而学术界也对此存在争议，进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提出了挑战。私权的排他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有着尖锐的矛盾。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璀璨辉煌、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更是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从立法的角度看，主要是近些年的一些法律政策的出台。2003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的颁发。随后于2004年我国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颁发。同年12月，《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是我国政府首次公布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权威指导意见。2006年首次公布了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又公布了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法律政策的出台也是相对较晚，一方面，反映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急迫性。另一方面，这也是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的现实要求。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全球范围内的交往日益密切，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上也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从知识产权角度看，学术界目前也存在着颇多争议。朱雪忠教授认为:现有的版权、专利权、外观设计权等知识产权制度，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帮助。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有一定的兼容性。甘明分别从法哲学、财产权、法经济学的角度证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必然性。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可行性。辛儒提出了产业化和产业升级是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之一。但是其中的权利及利益分享机制尚待解决。安雪梅深入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关系，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的客体的差异不构成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的冲击。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可以互动与兼容。臧小丽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具有群体性的属性，其次决定了权利主体应为特定区域内的群体，而国家和个人不适宜作为权利主体。
对动物保护意义的认识篇3
[论文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全球化背景下人权文化发展和国际社会对文化权利日益扩大关注的必然结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促进公民特定文化权利的实现，对发展我国人权和文化权利事业具有重要作用。
[论文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文化权利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近年来持续性的文化热点。国际社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作一项关乎人权与发展的科学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全球化背景下人权文化发展和国际社会对文化权利日益扩大关注的必然结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发展人权和实现公民文化权利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一、保护工作是世界人权文化发展和国际社会对文化权利日益扩大关注的必然结果
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强调，条约是为“充分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和1996年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及关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两项国际公约等其他普遍认同的法律文件中宣布的人权与基本自由”和在“参照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文件中涉及文化多样性和行使文化权利的各项条款”的基础上制定的。《宣言》前言提出：“参照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文件中涉及文化多样性和行使文化权利的各项条款，重申应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并特别强调人权和文化权利是文化多样性的保障和有利条件。其第5条关于“文化多样性与人权”原则特别指出：
文化权利：文化多样性的有利条件
文化权利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依存的。富有创造力的多样性的发展，要求充分地实现《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和第15条所规定的文化权利。
在《实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行动计划要点》中还要求：
“进一步认识和阐明作为人权之组成部分的文化权利所包含的内容。”
2002年9月联合国教科义组织伊斯坦布尔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中强调：“在遵守普遍承认的人权的前提下，必须采取措施使无形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在各国得到认可。”
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前言强调，条约是在“参照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书”的基础上制定的。《公约》所遵照的“国际人权文书”主要是《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中，该《公约》还强调：“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理念是建立在普遍人权理念之上的。
人权，顾名思义是指人的权利。根据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包容了公民、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整个领域。文化权利与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和社会权利有着紧密的联系，又有其独立性。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规定，文化权利包含以下内容：参加文化生活权，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权，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保护权等。但一般来讲，文化权利的重要方面指的是文化参与权、文化平等权、文化自决权和保护少数人群体的文化认同权等。
自二战以来，文化权利作为“独立的、可实施的权利”受到各国政府、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的认真对待；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落实文化权利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形成了以权利为中心的理论方法，在这种背景和目标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足于发展人权和落实文化权利，领导制定了系列的文化发展规划及《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1952)、《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1996)、《关于全民参与文化生活并为此做贡献的倡议书》(1976)等20多部维护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宣言、劝告书和解释性文书，形成了一个关于文化权利的理论系统。这对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维护全体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尊严，为更多的人享有文化权利和捍卫文化多样性，为更多的少数人群体享有文化或多文化公民身份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系列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实现文化权利，尤其是文化平等权、保护少数人群体的文化认同权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促进特定文化权利的实现
1950年，t．h．马歇尔将人权发展阶段描述为：18世纪是公民权利的世纪，l9世纪是政治权利的世纪，20世纪是社会权利的世纪。我们认为，2l世纪是文化权利的世纪。文化权利在新世纪被重视主要有四个原因：(1)gdp增长、恩格尔系数下降，人们对文化消费需求增长；(2)现代化发展要求公民文化素质与之相适应；(3)民主政治使公共管理由权力理性走向权利理性；(4)知识经济对人创造能力的要求和尊重等。这四方面原因促进了文化权利在新的世纪受到普遍关注，促进了文化权利事业的发展。
“文化权利是属于特定文化的人的权利，因这些文化而形成。保护文化多样性是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保护文化权利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有利条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促进文化平等权、文化认同权、文化经济权益等文化权利的实现。”
(一)文化平等权
人类文明是由各种不同文化组成的。全世界有数量众多的不同文化，不同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但文化的存在价值和势力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特定时期、任何一个特定地方，都可能存在着多数与少数、统治与被统治、霸权与屈从的不同文化群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弱势文化。作为弱势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面临着文化空间被挤压、甚至是被“文化灭绝”或“文化群体灭绝”的威胁。以语言为例，据儿童基金会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6，000种语言，其中2，500种正濒临消亡，还有更多的语言正在丧失使它们作为实用语言存在的生态背景。针对这种情况，国际社会积极提倡文化平等和加强对弱势文化的保护，这对文化平等权利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提倡是有其现实意义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歧视和文化压迫势头有所发展。理论上的表现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如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以及福山历史终结论等。文化帝国主义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物质条件方面的优势，运用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宣扬和普及自身文化的种种价值观、行为模式、制度和身份，并通过文化思想的渗透来控制相对落后的国家，使这些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地。因此国际社会在20世纪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大力提倡的保护文化遗产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理念，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批判，也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保护了不同文化之间应有的平等权益。
(二)文化认同权
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标志，也是许多民族、群体、社区的基本识别标志。世界上原本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各自文化的熏陶下，在宗教、语言及生活样式等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形成基本一致的观念。这种一致的观念形成了不同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普遍认同。
当代人权制度和理论认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权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但国际社会对文化认同权的认识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982年墨西哥城世界文化政策大会通过的《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才正式宣布了“文化认同的权利”。会议认为，无论就个人或就群体和国家而言，对文化认同权的肯定，对文化问、包括少数文化的相互尊重和日益增强的意识已经成为一种永久的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反映了一个民族、群族、社区和国家对自身特征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世界认可的程度，是维系一个群体或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毫无疑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有助于维护少数人成员的文化权利，可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球化和文化同一化过程中的竞争力，为维护少数人群体的文化认同权起到作用。
(三)文化经济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包括三方面：继承人(文化宿主)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相关的精神与经济权益的保护。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传统医药、农业、技术技能、生态知识以及传统音乐、故事和设计等文化表达形式，往往是特定人群的集体性文化创造，具有经济价值或潜在的经济价值，这必然产生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权益进行保护的内容。数年前我国东北赫哲族某乡因《乌苏里船歌》著作权归属问题起诉著名歌唱演员郭颂案就是一个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和经济权益而引发的法律事件。
从国际情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已经出现了一股掠夺潮。一些西方人在世界各地民族地区或村寨大肆收集文化资源，然后制成文化商品或申请专利，再凭借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帜，反过来向文化资源原产地倾销，在大肆破坏文化资源和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沦为其文化殖民地。这是后殖民主义的一个时代内容。
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要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权利。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一种智力成果，对它的保护应该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实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行动计划要点》强调：制定保护和开发利用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特别是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和战略，反对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方面的非法买卖。
三、保护工作对发展我国人权和文化权利事业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权观与文化权利观。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关系的理解，人权结构中经济权利是基础，政治权利是保障，文化权利是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达到真正普遍的人权，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途径。人权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促进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和追求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先进和优越的一个重要标志。1985年邓小平第一次非常明确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同人权有着本质的联系。中国政府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这是我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人权事业的发展。1997年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签署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我国首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我国以宪法为核心已经形成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的法律体系，制订的有关确定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法规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件。
对动物保护意义的认识篇4
一、进行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教育的重要性
1.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教育是生物教育的重要方面
加强生物教学与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的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教育是培养学生素养的重要方面。培养学生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的意识，不仅提高了学生自身的素养，而且还会使学生对学习生物知识产生极大的兴趣。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的教育是现代生物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它。把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的教育作为生物教学的目标之一，这会使生物教学对社会性事业产生强烈的影响。
2.中学时期是进行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教育的关键时期
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教育是学生自身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需要。中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正好是一个人长身体、学知识、培养能力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时期。全面提高自身的素养，是中学生全面发展的迫切需求，有利于形成一种科学的、文明的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的中学生十年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当他们具备良好素养的时候，对于解决当今所面临的一些自然社会问题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因此，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的教育为学生的生存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教育的内涵
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教育有助于学生正确理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理解生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培养学生热爱生命及环境的态度，树立健康、正确的价值观。在生物教学中，重视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的教育是一种科学技术知识及社会价值的教学，让学生掌握科学概念，学会科学方法，而且懂生物学知识与社会有关的问题，提高他们的素养。在生物教学中重视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的教育显示出鲜明的生物教学的特点，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
三、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教育的目标
教育学生珍爱生命应该是人的一种道德坚持，同时，让学生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生命的存在需要有良好的自然环境，从而懂得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成果，启迪人认识了过去没有认识或不能够正确认识的环境问题。例如，过度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沙化对气候的影响，以及经济开发对生物物种的影响；人为排放的废气引起的温室效应和对臭氧层的破坏对陆地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等。我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了应付全球气候变化，防止大气和水污染、治理土地荒漠化和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必须依赖科学技术手段和全体公民良好的环境意识。生物教学中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境教育会渗透到学生未来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于培养学生素养，提升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实施珍爱生命及自觉保护环保教育的途径
1.在课堂中进行有意识的教育
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善于发现、挖掘和表达知识间的联系，把学到的生物知识与社会生活、环境保护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培养学生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关爱生命的情感，进而去解决实际问题，并增强学生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及参与解决自然和社会中的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2.通过多媒体和课外阅读资料，进行生命及环保教育
在生物教学中，教师应通过多媒体和课外阅读资料渗透生命及环保教育促成学生健康的关爱生命的意识和行为，达成保护环境的紧迫性的基本共识。
3.开展实践教学
对动物保护意义的认识篇5
尽管西欧地区早在15世纪就已出现了对特定珍贵古迹进行保护的专门立法，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立法却出现在19世纪，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达到繁荣。总的来说，在早期相关立法对文化遗产权利的规定中，所有权占有基础性地位;与之相应，早期法学界，特别是国外法学界对于文化遗产权利的研究也多从所有权角度进行阐释和论证。可以说，所有权构成了早期文化遗产法及文化遗产权的理念基础，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产法对其保护对象的语词表达、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模式和主要制度以及学界对文化遗产法相关问题的探讨三个方面。
(一)早期文化遗产法对其保护对象的语词表达
受法律保护的文化遗产最初仅限于物质文化遗产，这在早期各国立法以及国际公约有关文化遗产的语词表达中有生动的说明:早期有关文化遗产的国外立法和国际公约对其保护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达方式:
1.历史纪念物、古物、文物(historical/ancientmonuments/objects;antiquities):如英国于1992年颁布了第一部《文物保护法》(ancientmonumentsprotectionact)，受该法保护的文物(ancientmonuments)均为大型的石碑、城堡等不可移动文物;1926年希腊颁布《古遗物和文物法》(actRegardingantiquitiesandancientobjects)，将希腊境内一切可移动或者不可移动的古物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再如美国《1906年古物法》(americanantiquitiesactof1906)和1931年英国《文物法》(ancientmonumentsact)等。
2.文化财产(culturalproperty):如1929年奥地利《文化和自然财产保护法》、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和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等。
3.历史遗址(historicalsites/places):如美国1935年《历史遗迹法》(theHistoricSitesactof1935)等。早期中国的情形也与之类似。早在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的《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就将湖山类、建筑类、遗迹类名胜古迹和碑碣类、金石类、陶器类、植物类、杂物类古物纳入保护范围;1930年国民政府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古物保存法》在第一条就规定本法所称古物指与考古学、历史学、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1982年颁布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也将其保护对象限定为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律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在我国被等同于文物。第一部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规范直至1997年才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正式法律术语更是在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立法的二元立法模式造成的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野也造就了部分民众在潜意识中将文物和文化遗产割裂的现象，在部分民众的观念中，文化遗产自然而然地被等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作为文化遗产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物质文化遗产则依旧由文物这一传统概念承担。在早期文化遗产立法对其保护对象的语词表达中，文化财产最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文化遗产概念和性质的认识:文化遗产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特殊财产，但本质上来说与其他的有体物一样，是一种有形的财产，财产属性是其本质属性。针对文化财产的特别立法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部特别的财产法，对以所有权为核心的财产权保障以及因公共利益而限制财产权行使仍是早期文化遗产立法的基本逻辑。
二、文化人权:国际法律文件中文化遗产权的理念更新与价值选择
文化遗产法和文化遗产权利理念的更新始于人们对文化遗产范围和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及其保护理念的更新。20世纪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内和国际法文件体现并促进了这些理念的广泛传播。
(一)国际法律文件中体现的理念更新
1.从文化财产到文化遗产早在1954年，联合国《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作为国际人道法框架下一整套专门的文化财产保护机制的开端，虽然在表述上依然使用文化财产的字眼，但已开始注意到文化遗产对于全人类的重要精神价值，为从文化财产到文化遗产的转变奠定了基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文化遗产(culturalheritage)开始作为一个与文化财产不同的概念出现在国际法律文件中，其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超越了文化遗产对于其原属国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意义，突出强调了文化遗产对全人类的普遍价值。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把文化多样性提高到与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之意义同等的地位，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第1条)。无疑也强调了作为文化多样性之组成部分的文化遗产对于全人类的意义。同年，《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开篇，指出水下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也是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历史及其在共同遗产方面的关系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内容。
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为伊始，文化遗产对全人类的普遍意义日益受到重视，曾为其原属国专有的文化财产不仅是原属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纽带，更是全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观念经不同的国际法律文件一再确认而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获得普遍认同。从一国或一个民族专属的文化财产到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观念转变体现的是文化遗产价值理念上的重大更新，从此，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文化遗产原属国或者所有者的责任，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与此同时，所有权也不再是文化遗产权利的基础: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角度来说，全人类都负有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就意味着人人至少在最低程度上也对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享有一定的权利，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范围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拓展。
对动物保护意义的认识篇6
（一）现状：群众生态文明意识总体水平不高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生态失衡、资源短缺问题也日趋严重，因环境问题导致的社会频发。虽然群众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保护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已成为群众的迫切诉求，但群众生态文明意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4]据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全国调查显示，69．9％的群众认为环境保护非常重要。[5]但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相对于其他社会问题，群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对“我国面临的问题”排序，群众将环境问题列为第五，社会治安、教育问题、人口问题、就业问题都排在前面。对“我国发展目标”排序，环境问题也列为第五，而经济发展被排在第一，其次是科教进步、人口控制和社会公平。以上数据说明，群众不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而且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发展战略缺乏充分的认识。35％的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环境卫生的层面。[6]尤其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传统心态，影响着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据调查显示，只有51．9％的群众会偶尔关注自身周边环境问题，其中53．08％的群众是为了维护自身权益。面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时，只有69．6％的群众想到依靠法律途径解决，其中53．8％的群众“希望别人向政府反映情况”，43．1％的群众“在有人组织的情况下愿意解决此事”，3．1％的群众会“很无奈，忍着”。[6]生态教育是培养群众生态文明意识与素质的根本手段。《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领》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开展环境宣传教育以来，群众生态观念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总体水平还不高，不同地域和群体还存在明显差异。[7]政府、社会和媒体开展的生态文明教育多是环保公益讲座、理论研讨会、环保科普等，对群众的影响力和带动力不够。作为生态文明教育主阵地的学校，由于受教育模式和考核机制制约，加上一些教师自身生态素养不够，对生态文明教育缺乏足够重视，学生虽然具备了一定的生态道德观念，但未形成自觉的行为准则，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往往还局限在表层，远远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群众往往只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环境问题，如水、大气污染、噪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食品安全，但这些都属于浅层生态文明意识，也称为“日常生态文明意识”。对更广范围的深层生态文明意识，如野生动物植物保护、耕地减少、森林破坏、荒漠化、海洋污染等与公众生活较远的生态问题则知之甚浅，对于气候变暖、酸雨或其他大规模生态灾难更是漠不关心。
（二）对策：加强教育宣传，提高群众生态文明意识中共十报告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1]群众生态意识水平影响着群众的价值取向、行为选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群众生态文明意识不但受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和文化程度等自身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还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主导价值观念、管理机制体制、媒体宣传教育等社会因素影响。因此，提升群众生态意识应采取多种方法和途径。学校是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主阵地，家庭是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重要基地，社区是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重要土壤，媒体是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重要平台。1972年，英国伦敦大学英王学院院长卢卡斯教授将环境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关于环境的教育、在环境中教育、为了环境的教育。“关于环境的教育”是指环境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在环境中教育”是在现实环境中进行环境教育，“为了环境的教育”是指环境价值观与态度的培养。[8]西方各国环境教育大都经历了“卢卡斯模式”的三个阶段，但我国人口和经济发展方面与西方不同，尤其地域、行业和文化的差异很大，我们必须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模式。一方面要进行宏观的全局性的生态文明意识培养，弘扬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让生态文明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另一方面应立足本地，关注本乡、本土，因地制宜，有重点、有针对性地推动本区域的生态环境教育和宣传，提升群众的生态文明素养。
二、实践维度：群众生态文明行为
（一）概念界定群众的生态文明行为，是指群众发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绿色生产、低碳生活和理性消费，以及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政府决策、管理监督和效果评价的具体实践。绿色生产是指节能、降耗、减污的生产方式。低碳生活是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以自然健康、返璞归真的方式生产生活。理性消费是指按照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的可持续消费。马克思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9]人的行为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是自觉的、能动的活动。这种在自身中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动活动，使人成为主体。[10]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塑造者。自然界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资料。“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人类生产生活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必须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把人的物质需要和人对财富的占有作为人类的唯一追求，引发了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金钱拜物教以及奢侈浪费等。恩格斯指出“：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1]当群众真正认识到生态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的重要意义时，才能主动将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文明意识转变为自觉的生态文明行为。群众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和消费行为是群众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
（二）现状：群众生态文明实践的广度深度有限环境问题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需要人从自身的态度与行为层面寻找原因。1993年4月，71个国家1600多位资深科学家（包括半数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署名了“全球科学家呼吁世人的一封信”（worldScientists’warningtoHumanity），指出人类活动已给环境和资源带来无可逆转的伤害，严重危及人类社会与动植物界的未来。《环境伦理汉城宣言》也认为“，如果我们再不对传统价值观与信仰进行反思，其结果将是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崩溃”。[12]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下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显现，江河水系和土壤污染高发频发，还有近年来频现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污染等，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影响和损害，由此引发的群体性环境维权行为显著增多。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群众的生态意识明显提高，但还没能完全转化为生态实践，成为群众的日常生活理念。群众一方面呼吁生态文明，另一方面在行为方式上又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冷漠，知多行少，说多做少，理念与行为脱节。据环保总局和教育部调查显示，75％的公众在购物时不考虑环保因素，只有35％的人会购买相对价格较高的环保产品，仅仅30％的人处理废弃物符合环保要求。据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调查显示，69．6％的人认为周围人行为不符合环保标准，但如果需要他们去干涉或监督时，只有35．1％的人考虑去过问，而真正会采取行动的人则更少。[5]这些结果反映出群众生态文明实践呈现严重的“政府依赖型”和“自利型”特征。传统的粗放型生产、生活、消费方式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影响。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生产的粮食有35％被浪费，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约合2000亿元，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餐桌外的浪费高达700亿斤，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13]在农村，很多农田依然采取大水漫灌方式，造成水资源的巨大浪费。农民为提高农业产量，往往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导致严重的农村面源污染。有些农民为了省时省力，直接采用焚烧方式处理秸秆，既浪费了土地肥力，又造成了大气污染。群众消费理念不成熟，攀比和炫耀心态严重，非理性消费盛行。西方工业文明所倡导的“多买、多用、多扔”的生活方式和“多多益善”的价值观念使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时尚，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生活者的致害者化”日益凸显，也就是说，以前是环境受害者的广大群众现在变成了环境问题的发生源，直接或间接引起了环境的污染和破坏。[14]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发出的噪音、产生的垃圾、排放的废水与废气等，已大大超出环境承受力，很大程度上成为环境污染与破坏的重要致因。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标准，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倡导艰苦奋斗、崇尚俭朴、注重环保的可持续理性消费，使群众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与物质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对策：创新管理模式，促进群众生态文明实践生态文明建设就是按照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对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在生产、消费和流通领域推动绿色生产、低碳生活、理性消费，以较少的资源消耗和最低限度的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于政府而言，就是要加强宏观组织引导，创新管理机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制度设计和完善，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和方法。对于群众而言，就是要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将生态文明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实践。总之，使生态文明建设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生态文明建设格局从单向到共治，生态文明建设方式从科层化到扁平化，最根本的在于构建坚实的群众基础，紧紧依靠群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广泛深入开展。首先，加强宏观组织引导，丰富群众生态实践形式。政府、企业、学校、家庭可以组织多种多样的生态教育实践，比如开展感受自然、爱护动物、建立环保网站、发行绿色刊物、组织环保意识调查、生态文明知识竞赛、生态环保研讨会和征文等活动。通过这些生态实践活动，可以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增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把生态文明理念转变为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环境的自觉行为。只有广大人民群众转变思想观念、践行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取得明显成效并长久开展下去。其次，运用市场经济杠杆，激励群众生态实践行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外部性效应，往往导致“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应充分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提高排污收费标准，推行碳排放权、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等制度，完善社会资本投入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建立完善的奖惩措施，补偿群众投入生态实践的成本，激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引导全社会齐心协力走低碳、绿色、循环发展之路。第三，发展非政府环保组织，推动群众环保运动健康发展。环保nGo是群众开展生态实践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国内外的各种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绿色和平组织、海洋保护者协会、自然之友，还包括大批高校组织的环保社团协会，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应进一步出台支持鼓励社会团体参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适度放宽限制，促进民间环保社团的成立，加强对环保社会团体管理、指导和监督，鼓励和引导群众积极加入各种民间环保组织和环保志愿者活动，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在全社会形成爱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新风尚，推动群众生态实践蓬勃开展。
三、制度维度：群众生态权利与义务
（一）概念界定生态权利是指每个人与生俱来享有健康生态环境的权利。一个健康的外部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须，生态权利是人类的基本权利。1972年，联合国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有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15]群众的生态权利包括环境知情权、享有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即获取相关生态环境信息的权利，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参与公共环境事务的权利，对政府企业行为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的权利。群众享有生态权利的同时也应当积极履行保护生态的义务。《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群众生态义务包括遵守已有生态文明法律法规、推动生态文明立法完善、践行生态文明行为规范，具体表现为生态宣传义务、生态保护义务、生态奉献义务和生态自律义务。马克思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明确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每一个人都在影响环境，同时也受到环境的影响。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每个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关系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必须主动承担生态责任，积极履行生态义务。群众生态权利与义务协调统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必须坚持群众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群众参与和国家治理的协同，在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现状：群众生态义务与生态权利缺乏规范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爱蒂丝•布朗•魏伊丝认为“：地球权利和义务是内在联系的，权利总是与义务结合在一起。”[17]任何人要享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就必须同时履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总是把生态权利与环境义务割裂开来，或者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人自身的需要而忽视人对自然的义务和责任，或者片面夸大环境义务的重要性而忽视人自身的权利诉求。生态义务和生态权利是辩证统一的，没有生态权利的生态义务难以履行，没有生态义务的生态权利也不可持续。群众只有在履行环境义务的曲折过程中才能确保生态权利的保障落实，而那些逃避或漠视生态义务、只想享有生态权利的人最终必然丧失生态权利。西方主要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公众环保运动来推动环境保护的。当环境问题出现时，首先是公众自发组织起来，督促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法规、标准和规划，监督和限制企业排污。很多环境政策都是在公众的倡议、参与、监督下产生的，因此，西方环境政策的实施、法规的执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鲜明的“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特点，大多数生态活动都是由政府倡导、组织、支持和赞助的，如“中华环保世纪行”、“环境保护宣传月”“、世界环境日”等活动。这种模式可以迅速集中有限资源改善环境问题，比较适合我国国情，但同时也弱化了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导致群众对自身权利与义务认识不充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十分有限。调查数据显示，虽然84．6％的人不同意“环境保护是国家的事，与我无关”，但大多数人对个人努力的信心不足，在回答“改善环境问题主要依靠什么时”，只有9％的人选择“每个人对环境保护的努力”，还有5．8％的人选择“公民自发的环境保护运动”，但是63．3％的人认为“单靠个人努力，无助于解决环境问题”。[5]群众往往只参与环保公益讲座、理论研讨会、环保科普、环保教育等宣传教育层面的活动，很少能够真正参与生态法律法规制定、具体项目建设决策和环保项目评估，群众维护自身生态权利缺乏法律和制度保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制法规，依法解决群众合理合法的生态诉求，使群众由衷地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对动物保护意义的认识篇7
有关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新问题，我国理论界一直未予足够的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及相关著述，多将知识产权表述为一体两权，即认为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双重属性；90年代的知识产权学说，一般从民事权利体系出发，将知识产权区别于财产所有权，对其作出无形财产权的定性分析。上述情形说明，我国学者有关知识产权性质的探索在不断深化，并趋于理论上的成熟。但是，有关知识产权的这种认知仍是不完整的。本文试以《知识产权协议》和《世界人权公约》为依据，以经典学说观点为参照，从历史考察和目前状况分析的角度，探索知识产权的私权和人权属性，希冀为把握这一法律制度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功能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料。
一、知识产权的私权本质
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序言中宣示“知识产权为私权”。在诸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知识产权协议》第一次明确界定了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即以私权名义强调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形式。这一规定不仅说明了知识产权在私法领域中的地位，而且厘清了知识产权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差异。
“知识产权为私权”是近代社会法律革命和制度变迁的结果。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封建特许权向资本主义财产权擅变的历史过程。封建特许权包括印刷专有权和产品专营权，它以君主教令或政府令状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独占许可证或赋予经营者进行制造、销售某种产品的权利。特许权的保护是一种“钦定”的行政庇护，而不是法定的权利保护。在中世纪欧洲的许多国家，特许权并没有制度化、法律化，换言之，特许令状仅限于个别保护、局部保护。17世纪时期，由于封建诸侯分立割据，一些国家的王室所赋予的特许权在许多地方失去效力。这说明，特许权不是基于智力创造，依靠国家法律而授予的一般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权。尔后，由于封建王朝的衰落和私权观念的进化，市民阶级主张对印刷品、专营品应产生一种新的权利，即“精神所有权”。在英国，出版商试图以自然法思想为基础，对自己的专有出版权赋予新的理论光环，即出版物的垄断性保护不应由国王授予特权才产生，而应基于作者精神所有权的转让而取得。“精神所有权”理论认为，作者和出版商对作品以及将该作品物化的书籍均享有所有权，因而将这种权利视为所有权的一种。〔1〕在法国，所有权的绝对概念自1789年大革命时期得以确认后，其意义一直有扩大的趋向。这种概念扩张首先表现在知识产权领域，用以“适应其标的和其表现的法律关系及各种各样彼此间完全不同的大量的支配权类别”。在这里，“精神所有权被理解为一种排他的、可对抗一切人的权利，是所有权的一种”。〔2〕对于私权制度构建而言，所有权广义论或是“精神所有权论”不是一种制度创新，而是一种简单的概念模拟，其理论存在有明显的缺陷摘要：第一，将所有权的概念应用在非物质财富的权利形态上，导致“使它远远超出在技术上对它作准确理解的内容的范围”。〔3〕尽管所有权和有关精神产品的权利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但后者具有不同的性质，即非物质化的财产权利遵从的应是有别于所有权制度的其他法律规定。第二，从所有权的原来含义来讲，知识财产所有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它未设定于物之上，而是植根于创造性的知识产品，后者是非物质性的另类客体。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单个人的简单物品所有权的财产权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产生出和有形对象十分疏远的权利形式”。〔4〕这一权利形式就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完成了非物质财产的权利形态从特许之权权到法定之权的制度变革，变革的结果使得知识产权嬗变为一种新型的私人财产权。
“知识产权为私权”，是以智力劳动为“源泉”，以法律确认为“根据”。在近代思想家的著述中，从洛克、斯密到马克思都建立了自己的“劳动价值学说”，这就为我们解释知识产权的合理性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洛克基于自然权利的理论，阐述了劳动是获得私人财产权的重要途径以及劳动使人们获得私人财产权的合理性。〔5〕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洛克财产权劳动学说的思想贡献表现在摘要：其一，天赋权利的学说倡导一种权利本质，成为财产个人主义、所有权绝对思想的基石；其二，劳动价值学说为财产权找到合理性基础，并确立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其三，扩张了人格权（创造物是自己人格的扩张），使财产权具有了人权基础。〔6〕马克思的经典劳动价值论则进一步揭示了生产者运用生产资料在生产劳动中形成商品价值并导致资本增殖的奥秘，即商品价值论包括物化劳动将生产资料转移到商品上的价值，也包括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从生产劳动创造有形商品分析中产生的，但其基本观点有广泛的适用性。〔7〕上述思想家的理论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但都正确地说明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产物属于劳动者的重要意义。应该说，今天所主张的知识价值论，是近代劳动价值学说的新发展。对这一学说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新的阐释摘要：社会劳动既包括体力劳动，又包括智力劳动；生产商品不仅是物质生产中的实物形态的商品，还包括精神生产中的非物质形态商品（如知识产品）；活劳动不仅创造物化商品价值，而且创造知识产品价值。根据上述理论，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摘要：知识产品是智力劳动的产物，智力劳动者应对其知识产品享有财产权，即知识产权。强调知识财产的本源性，是对有关知识产权产生的传统理论的一种修正和补充。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早期的知识产权著述中，许多学者（包括笔者本人）都把“国家授予性”或“法律确认性”作为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说法是必要的，但却是有缺陷的。知识产权需要主管机关依法授予或确认而产生，缘由于其客体的非物质性摘要：第一，知识产品不具有传统财产的外部有形性特征，“诸如申请、审查、登记等程序能够发挥公示功能，可以使得知识产品的权利形态取得公信力”，即智力劳动者对无形的精神产品在法律庇护下也能享有财产权利；第二，知识产品并不当然就是知识产权的客体，确权程序在于判定“知识产品是否为创造，而有别于纯粹自然状态的东西”.〔8〕换言之，只有具备法律保护条件的知识产品，才能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第三，知识产品轻易溢出智力劳动者的实际控制而为他人利用，在知识产品不能象有形物品那样进行管领的情况下，它有赖于国家法律的非凡保护，即通过法定程序授予智力劳动者以独占性权利，排除其他人对知识产品的非法利用。在知识产权取得的过程中，“国家授”或“法律确认”是必要的，这是因为知识产权的独占性特征，靠智力劳动本身是无法产生的，这恰恰是法律制度设计的结果。但是，将“国家授予”或“法律确认”看作是知识产权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不科学的，它忽视了智力劳动对知识财产的本源性意义。为弥补这一理论疏漏，笔者近年来提出知识产权产生法律事实构成理论，即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包括智力劳动者的创造（事实行为）和主管机关的确权行为（法律行为）.〔9〕这一说法似可从国外学者的相关著述中得到印证。美国版权专家patterson等人在阐述著作权的产生时，将智力创造称之为权利产生的“源泉”（source），而将法律规定概括为权利取得的“根据”（origin）。〔10〕这种解释对于我们探索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本源性和合理性是大有比俾益的.
“知识产权为私权”，在制度层面上为私人提供了获取财产的新方式，这一财产权即是无形财产权。从古代罗马法到近代民法典，所创设的财产权利制度概以物为中心展开。在罗马私法体系中，罗马人以物作为客体范畴（主要是有形的物质客体一一有体物，也包括无形的制度产物一一无体物），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以所有权形式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建立了以物权、债权为主要内容的“物法”体系。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或承认无体物，但专指具有财产内容的抽象权利；或以有体物为限，没有无体财产的概念。上述物权制度都没有涉及以知识产品为对象的无形财产。这就是说，知识产品及其权利形态，是无法进入到罗马法以来所建构的物和物权的体系之中。换言之，知识产品是独立于传统意义上的物的另类客体，以知识产品作为保护对象的知识产权是和有形财产所有权相区别的崭新财产法律制度。马克思在叙述经济和法律的关系时说道摘要：“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是获得财产的新方式”.〔10〕无需讳言，正是由于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推动，才产生了一种和有形财产不同的新型财产形式。这一制度，最先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所承认，尔后为现代各国普遍接受。我们说，知识产权是私权，这种私权实际上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将知识产权理解为无形财产权，对于我们准确把握知识产权的体系范围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主要涉及发现权、发明权的归属新问题。有的学者主张将一切智力创造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列入知识产权，包括发现权、发明权，其理由是《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已有规定，且我国民法通则明确对上述权利给予保护。〔12〕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不应简单地将知识产权定义为无形财产权，它应该包括无形财产权的知识产权和精神权利的知识产权。发现权、发明权即属于后者。〔13〕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摘要：有的认为，科学发现不宜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及国际公约都没有对科学发现授予私权性质的财产权利。〔14〕有的进而认为，诸如发现权、发明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并非是对智力成果的专有使用权，而是一种取得荣誉及获取奖励的权利，该项制度应归类于科技法。〔15〕笔者认为，私权是财产私有的法律形态，从知识产权的本义而言，应属于此类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16〕知识产品是人类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领域的创造性产品的总称，并非采取整洁划一的私人产权“形式。就科技成果和某些技术成果（即发现和发明）而言，它们概为非市场机制的产权形式。发现权、发明权制度即是通过对科学成果或某些技术成果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进行评价，由国家给予奖励，即颁发发现、发明荣誉证书、奖章和奖金。和此相对应的是发现、发明成果的所有权名义上属于国家，但实际上任何人可以元偿使用。这即是以非市场机制的奖励制度来换取社会对科学成果的公有产权，假如将发现权、发明权等公有产权纳入知识产权体系，那么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知识产权的独占性特征、知识产权的无形财产意义等将不复存在，这一制度架构及其学理基础也就面目全非了。
《知识产权协议》宣称知识产权为私权，强化了发达国家对知识财产进行私权保护的主张，但同时又兼顾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知识产权的公共政策目标。在西方国家，私权神圣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意味着知识产权和其他有形财产所有权一样都处于同样的私权地位，从而在理念和制度上可以为知识产权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17〕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和水平是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需要和必然结果，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这种知识财产私权化在国内法和国际法领域的扩张也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一方面，知识财产私权化在国内法领域的拓展，必然导致原来人们所共有的生产、技术、市场知识和技能开始划归私人领域，知识财富的公有领域相对地缩小，从而造成知识创造者的个人利益和知识利用者的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18〕另一方面，知识财产私权化在国际法领域的加强，迫使经济、技术、文化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以扩大私权保护范围、提高私权保护标准为发展方向的国际知识产权新体制，这势必造成他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因此，《知识产权协议》在强调“知识产权为私权”的同时，也熟悉到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基本公共政策目标，包括发展目标和技术目标，还熟悉到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在国内实施法律和管理方面非凡需要最大的灵活性，以便他们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和可行的技术基础“.〔非凡是，和高水平的知识产权私权保护相比，《知识产权协议》对于相关公共政策目标所给予的关注是不够的。国际人权组织认为，由于履行《知识产权协议》和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间存在的冲突，因此，各国政府在进行相关立法时，应注重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功能符合其国际人权义务。
二、知识产权的人权定义
从《美洲人类权利和义务宣言》到《世界人权宣言》，主要国际人权公约都赋予了知识产权的人权意义。〔20〕这种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创造者对自己的智力创造成果所享有的权利，其次是社会公众分享智力创造活动所带来利益的权利。这两项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都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基本人权。这一规定揭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均衡保护思想，即知识财产独占权的保护和知识财产利益的合理分享，构成了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完整内容。
近代启蒙思想家有关财产权和人权关系的阐述，是知识产权寓含人权蕴义的重要思想渊源。洛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强调了财产权在天赋人权中的核心地位。他认为摘要：财产作为人们生命和自由权的基础，既不是来源于君主的赋予，也不是来源于人们的协议，而是在劳动基础上产生的；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政府未经人民的同意不得取去人民财产的任何部分。〔21〕在洛克的理论世界里，财产权是一种和生俱来的天赋人权，政治社会及法律制度继续存在的理由在于保护这种权利。卢梭尽管反对私有制，但他根据社会契约的理论，提出了私有财产权的主张，他认为，按照自然法的原则，人们要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结合，建立国家，制定法律，以便保护每个人的天赋权利一自由、生命和财产。在卢梭看来，财产权的确是所有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还更重要，〔22〕因为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订约的真正保障“.〔23〕刘启蒙思想家将财产权置入天赋人权的理论框架内，并赋予其独立、核心的重要地位。这一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摘要：第一，它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因而把人权看成是超时代、超社会的普遍权利，是永恒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第二，它强调的是个人权利，把个人和社会、国家对立起来。因此，按照启蒙学者的理解，”人权，就是个人针对国家的权力“，或者说”天赋人权主要是用来对付国家的“；〔24〕第三，它将财产权视为天赋人权的核心内容，强调维护个人利益，”只有利己主义的个人才是现实的人“和”有感觉的、有个性的、直接存在的人。“〔25〕一言以蔽之摘要：天赋人权就是利己主义的权利，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划在历史上，这种天赋人权理论，对于诠释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是有意义的摘要：首先，作为人权的知识产权是”天赋“的，即”和生俱来“的，它不应由国家特许而产生；其次，作为人权的知识产权是”普世“的，即为一种”普遍权利要求“，它不可能是个别或局部的行政保护。概言之，它是资本主义式的财产权，而不是封建特许权。但是，以天赋人权来解说知识产权也有明显的缺陷摘要：知识产权的人权意义，不仅在于知识财产的私人权利保护，而且应考虑知识财产利益的合理分享。仅仅强调前者是不完整的，这是因为，精神生产是以依靠前人积累的知识为劳动资料、以抽象的知识产品为劳动对象的生产活动，劳动者的知识拥有量和创造性思维在劳动过程中紧密结合。〔27〕因此，知识产品既是创造者的个人财富，同时又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换言之，知识财产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才作为独占权利为个人所享有，受到法律限制的利益则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
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法律文件，以不同的立法取向对知识产权的人权蕴意作出了说明。在西方国家，宪法性文件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即是以实定法的名义反映了自然权利，〔28〕从而使得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具有了人权意义。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称摘要：“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见是最珍贵的人权之一，因此所有公民除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滥用自由应负责外，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版。”这无疑将著作权提高到基本人权的崇高位置。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创造了“推广知识、公共领域保留、保护创造者权利”三项知识产权政策，〔29〕其宪法修正案有两个重要条款摘要：一方面规定国家不得制定有关法律以剥夺人民言论出版的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又授权国家制定法律对作者或发明人的专有权利赋予一定期限的保护。加拿大的权利法案作为议会通过的普通法案，最初仅具有政治宣言性质，尔后最高法院赋予其准宪法地位.以此作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最高法律依据。权利法案有两条涉及基本人权的规定摘要：一是每个人都拥有自由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以享受艺术和分享科学进步的利益；二是每个作者都有权维护其科学、文学及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假如在普遍人权的视野中，公民基本权利在知识财产范畴主要有两类，首先是创造者对其知识产品的专有权，即知识产权；其次是社会公众对他人知识产品的利用权，即公众对知识产权专用领域的“进入权”（美国宪法），分享社会精神财富的“参入权”（加拿大权利宣言）.
在20世纪以前，人权新问题均由一国权利宣言和宪法加以确定。知识财产保护和知识利益分享的新问题，往往依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具体情形，以宪法性文件加以规定，是为国内人权。进入20世纪以后，以《联合国》为开端，制定了一系国际性、地区性的人权，使人权成为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之一，知识产权的相关新问题自此具有了国际人权意义。1789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76年生效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秉承联合国建立的人权原则和标准，参照《美洲人类权利和义务宣言》，提出了知识产权意义上的三项人权，即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享受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利益的权利、对自己的智力成果享有法律保护的权利。据外国学者对两大公约起草历史的回顾，“社会文化和科学进步”的人权条款被各国普遍接受，但对知识产权是否作为基本人权，则各国立场不一。后经一系列讨论和辩论，创造者权利条款才写进了两大人权公约。这一历史过程表明摘要：知识产权的人权地位曾经受到质疑。主张者认为，联合国需要以道义和权威来保护各种形式的劳动成果，和有形财产一样，知识财产也需要得到保护；反对者则认为社会公众享受文化和科学进步的利益和个人对知识的垄断权利不能成为一谈，这种权利有可能约束社会公众对智力成果利益的分享。知识产权条款最终为国际人权公约所接受，主要考虑其有助于实现其他人权，即创造者权利的保护是社会公众实现文化自由以及获得科学进步利益的基本前提。〔31〕应该指出的是，国际人权公约有关知识产权的三个条款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知识产权制度必须保证创造者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同时还要保证这种权利应该促进而不是约束社会公众参和文化生活和分享科学进步的利益。换言之，创造者的权利和社会公众的权利相互依存，并非相互排斥；尊重创造者的权利，将保证社会公众获得更为丰富的智力成果。国际人权公约对三者关系的描述是宣言性的、概括性的，并未对创造者的权利的范围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分享作出具体规定，但就制度层面而言，这一新问题在相关立法中即表现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限制。
在人权社会的语境中，知识产权的概念和制度功能有着更为全面而崇高的解释。首先，知识产权被定位为一项普遍的人权。这说明，知识产权不是中世纪的特许之权，而是文明社会的普世之权。平等精神即是知识产权制度人权属性的直接反映。知识产权法中的平等，是一种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自由选择，是一种取得创造者权利的机会均等，社会有责任向人们提供同等的机会。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即是机会的平等，至于人们从事何种创造性活动，取得何种结果，那是由人们的天赋、才能、机遇去决定的事情，应该答应存在差别。〔32〕知识产权作为普遍人权的社会要求是摘要：在一国范围内，任何人都可以凭借创造性劳动而取得权利，一切知识产权主体平等地受到保护；在涉外知识财产关系中，根据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或按照对等原则，对外国人；实行“国民待遇”的平等保护；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机制中，注重对一切民族、种族的智力成果给予平等保护，促进各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必须看到，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里，西方国家的现代技术和文化受到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则很少得到相关法律的承认。为此，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突尼斯样板版权法》，其中专门规定了有关“本国民间创作的作品的保护条款；1993年联合国专门会议通过的《土著居民权利宣言草案》呼吁，”土著居民有权获得承认，他们完全拥有、控制和保护自己的文化权利和知识产权“.时至今日，采取知识产权保护传统文化的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可以说，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文化是人类社会过去和现在的聪明结晶，国际社会如不给予一体保护，知识产权的普遍人权意义将会黯然失色。其次，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体现人类尊严和价值的智力成果。根据人权理论，诸如文学、艺术、科技等知识产品可以成为商品，但首先不是商品。〔33〕知识产品是智力创造者从事精神生产的思想结晶，它体现了个人的创造精神，又吸取了前人已有的创造成果；知识产品作为某一领域的系统知识，是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的某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成就，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大多还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34〕这表明，知识产品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知识产权客体，‘换言之，法律应限制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有些知识产品应列入私权客体的排除领域。例如摘要：违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知识产品，不受知识产权保护；不具有商品基本属性，或是采用非市场机制保护的知识产品，不能作为私权意义上的知识财产；法定期间届满，享有专有权的知识产品即成为社会公共财富。有关知识产品获取保护的条件，各项知识产权制度的规定是具体的、可操作性的。以知识产品的创造性条件为例，著作权客体要求是独创性，专利权客体表述为首创性，商标权客体具像为可区别性。而人权公约则为知识产权客体构建了一种概括的、抽象的条件，要求受法律保护知识产品，应符合人类尊严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则，这即是知识产权客体的人权定位。最后，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和水准，应有助于其他人权的实现。就制度功能而言，人权公约要求创造者的权利和”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和”享受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利益“的权利保持协调一致，这一人权因素应高于”操纵知识产权法的简单经济运作“。〔35〕从这一理念出发，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应体现二元取向的要求。就立法目的来说，即是促进科技、文化事业发展和保护创造者利益并重；就专有权利来说，即是”保护“和”限制“两者不能偏废。笔者曾将平衡原则概括为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精神。〔36〕这种平衡包括知识产权所有人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之间关系的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借用美国学者的相关论述，应在保护专有权利的基础上考虑社会精神财富的合理分享，一部现代知识产权法即是协调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权利的平衡法。〔37〕
三、私权和人权统一范畴中的知识产权
私权和人权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就人权体系而言，私人财产权即是人权的基础权利；就知识产权本身而言，它既具有私权属性，同时又直接构成基本人权的内容。在私权和人权的统一范畴中理性地把握和熟悉知识产权，有助于我们全面考察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功能。基于此，笔者以为应当确立以下两个基本法律观摘要：
一是私权神圣。私权是和公权即国家权力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私人、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所享有的各种民事权利。私权神圣，强调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种私人权利受国家法律的非凡尊重和充分保护。私权神圣是人权主义思想的必然反映。“所谓人权主义即是21世纪的人文主义，是指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将私人权利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38〕具言之，知识产权制度的建构是以下列思想原则为基础摘要：第一，以私权领域为依归。知识产权是知识类无形财产的权利形态，其基本属性和财产所有权无异，都应归类于民事权利的范畴。人权保障的任务首先在于全面维系人的各项私权，私权保护是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等其他人权实现的基础。第二，以权利制度为体系。知识产权总会有若干程序法、公法的规定，但依然是以实体法为基础的私权制度。诸如权利取得程序、权利变动程序平权利管理程序、权利救济程序等，概以创造者权利为中心，从而形成私权领域中的独特的法律规范体系。第三，以权利中心为本位。所谓法律本位，是针对权利义务之关系而言的。就知识产权制度而言，在权利义务这个统一体内，是权利决定义务，而不是义务决定权利。质言之，知识产，权制度是以权利为本位，在规范方法上是以授权性规范为主要内容，在立法重心上是以保护创造者权利为首要。
二是利益衡平。利益衡平是指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主体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应当符合公平的价值理念。“利益衡平是民法精神和社会公德的要求”，〔39〕也是“人权思想和公共利益原则的反映”.〔40〕权利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利益，利益既是权利的基础和根本内容，又是权利的目标指向，是人们设定该项法律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起始动机）之所在。因此，知识产权法所强调的利益衡平，实质上是同一定形态的权利限制、权利利用制度相联系。从人权主义的角度来说，知识产权制度所追求的利益衡平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摘要：第一，本权和他权。创造者的权利即知识产权应为本权，是对知识财产依法进行全面支配的权利；传播者、利用者的权利则为他权，是根据法律规定或本权人的意思对他人知识财产进行有限支配的权利。根据利益衡平原则，本权和他权的关系表现为摘要：主体之间公平相待，交换应该是有偿互利的，但合理使用除外；知识财产利益合理分享，在法定范围内应该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这具像为创造者权利、传播者权利、利用者权利三者之间的协调。第二，私益和公益。出于公共利益目标，对创造者的专有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以保证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合理利用。利用他人知识产品，或是基于表现自由的目的，或是基于公共教育的需求，或是基于社会公共卫生和生活的必要，这些都是正当的、合理的，其本身都是人权公约所要求的。按照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的解释是摘要：“公共利益这种良好愿望本身包含着这样的一种涵义，多数人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任何一个公民都应该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放弃个人私利。〔41〕
对知识产权进行私权定位，并将其建构在统一的法律价值体系中，不仅是理论上的偏好，更重要的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国际人权组织注重到摘要：知识产权几乎成为一切经济生活领域的中心。这意味着，涉及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国家法典和司法裁决，对保护和促进人权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人权公约所规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更是如此。〔42〕这种影响有时是负面的，即作为知识产权的人权和作为社会、经济权利的其他人权存在着实际或潜在的冲突。
冲突成因之一摘要：新技术革命对人权的影响。1968年国际人权会议发表了《德黑兰宣言》，专题讨论了现代科学技术对人权的影响。宣言指出摘要：“当近年来的科学发展和技术进展为经济、社会和文化进一步打开广阔的前景时，这些发展却也可能危及个人权利和自由，并需要持续不断地对其予以关注”。德黑兰会议建议联合国组织探究下列新问题摘要：（1）鉴于录音技术，对隐私的尊重。（2）鉴于生物、医学和生物化学的进步，对人格及身心健康的保护。（3）某些可能影响人们权利的电子产品的使用，以及在民主社会使用，应当设定的限制。（4）更一般性的是在科学和技术发展和人类的智力、精神、文化和道德进步之间应建立的平衡。〔43〕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对人格尊严、表现自由、教育权、沈民健康权、环境权等产生影响，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广泛陈人的人权，而录音技术、生物技术、电子产品等，又无一不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审查上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处理各项权利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为人权主义者和各国立法者所共同关注的新问题。
冲突成因之二摘要：新国际贸易体制队人权的影响。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和1995年《知识产权协议》的生效，进一步强化了全球性的知识产权保护机构。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框架下，各国立法者不得不按照《知识产权协议》的标准修改基本国法，知识产权保护融入到新的国际贸易体制之中，2000年联合国人权促进保护小组委员会发表了《知识产权和人权》的决议，审查了《知识产权协议》对国际人权带来的影响，宣称摘要：“由于《知识产权协议》的履行没有充分反映所有人权的基本性质和整体性，包括人人享有获得科学进步及其产生利益的权利、享受卫生保健的权利、享受食物的权利和自我决策的权利，所以，《知识产权协议》中的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方和另一方的国际人权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44〕对于人权社会而言，创造者的权利应视为人权，不论他们是个人、群体还是社团；另一人权新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应和维护人类尊严和实现其他人权相一致。人权义务的位阶应高于一切经济政策和协议，具言之，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履行，应全面考虑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各国立法保护知识产权，其社会功能应符合国际人权义务。
依照国际人权标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存在的主要新问题是摘要：
1.对创造者权利保护不完整。
承认创造者通过智力劳动而获得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权利，这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人权的重要考量标准。《知识产权协议》满足了美国版权制度的一贯主张，将作者的精神权利排除在协议之外。这意味着，《知识产权协议》缔约方兼为《伯尔尼公约》成员国有义务保护精神权利，但非公约成员国而仅为《知识产权协议》缔约方却没有义务遵守这一条款。其后果是，违反该条规定并对精神权利造成损害时，不得提交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
2.对传统文化保护不重视。
建立和本国文化传统的实践和复兴相一致的知识产权制度，这是人权公约所主张的“和文化生活权利”的重要实现途径。由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在独创性或首创性要求的基础之上，传统或土著居民的知识或艺术形式，包括考古遗址、古迹、手工艺品、传统设计、民族礼仪、民间传说及地方视听表演艺术等，无法采用著作权或专利权的保护方式。《知识产权协议》对此未予足够重视，这就忽视了对文化和知识多样性保护的原则，导致一些国家或地区、一些民族或种族群体应有权利的丧失。
3.对公众利益保护不理想。
保证社会成员享有生命健康的权利和适当生活标准的权利，这是知识产权制度所必须考虑的人权新问题之一。《知识产权协议》规定了公共利益原则，答应违约方在制定或修改其国内法时，可以采取必要办法摘要：（1）保护公共健康和营养；（2）促进对其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至关重要的部门的公共利益。这一原则体现了基于公共利益所给予的人道主义关怀。但是，对于许多缺乏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而言，不能适用强制许可、合理使用等办法而获得急需的有专有权的产品时，《知识产权协议》并没有象制裁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那样，为非权利人利用知识产品提供一个有效的办法。
4.对发展中国家利益考量不充分。
政治、经济、文化的自决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权利，参和及分配人类共同遗产的权利以及要求健康和环境平衡的权利等，是第三代人权即集体人权的重要内容，反映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出现以及它对权力、财富以及其他重要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分配的要求。〔45〕乌拉圭回合谈判及《知识产权协议》给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协议遵守的过渡期，满足了这些国家的一些诉求，但协议对发达国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形成，实现了发达国家在发起谈判时意图保护药品业、电影业、通信业的战略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一个较高标准和有力保障体系的知识产权制度，从而使得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继续保持了技术优势，一个以知识产权为后盾的技术优势。据统计，在全球经济中，工业化国家当前拥有全部专利的97%，另外70%的版权和许可证费收入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获得。〔46〕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科技经济强国，既是世界的专利大国，其每年的专利申请量约占全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同时也是世界级的品牌大国，全球10大驰名商标有9个名归其下。这意味着，在知识产权高水平保护的条件下，主要受益者将是外国的跨国公司，而不一定会剌激当地的探究和革新。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利用先进技术的设施和力量，无力充分地分享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从而在社会发展新问题上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
上述新问题涉及知识财产领域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调整，就制度设计而言，直接关系着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限制。知识产权法对专有权利的保护并对其设定必要的限制，体现了法律对涉及知识产品的各种利益予以熟悉并加以协调，即是对社会关系的各种客观利益现象进行有目的、有方向的调控，以促进利益的形成和发展。〔47〕的这种制度的平衡、协调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摘要：
第一，绝对性权利和再创造自由。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权利不应成为社会公众从事智力创造活动的障碍。精神生产和智力活动是一个绵绵不断的历史过程，今人的创造动机受惠于前人智力成果的启示，现实的知识产品往往是对前人思想结晶的借鉴，这些使用的自由意味着对绝对性权利的必要限制。为此，各国立法者创造了多种制度来维系后人的再创造权。例如，著作权法答应后来作者对前人的著作权作品的适当引用，专利法承认为科学探究或实验目的而使用他人专利技术不构成侵权等。
第二，垄断权利和言论自由。知识产品创造者的权利垄断不应危及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从广义上讲，言论自由也是创造者的自由，它包括创作自由、学术自由、艺术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等各项政治性权利。知识产权授予创造者以专有权利，使其愿意生产、传播知识产品，从而保障了这种自由的实现；同时，言论自由也意味着广大使用者交流思想、传播信息资料的自由，美国最高法院将这种权利和自由概括为“说”、“读”、“听”、“印”。〔48〕知识产权限制的各项制度，在最大的程度上保障了为公共利益而设立的言论自由。
第三，个人权利和公共教育政策。发展教育事业，为公民受教育提供必要的设施、途径和条件，是各国普遍推行的公共政策。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因此知识产权不能妨碍基于教育目的而对知识产品的使用。假如对个人权利不加限制，则会产生创造者及其子孙后代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公众获取人类文明权利之间的冲突。〔49〕各国立法明确规定，可以为教学目的而自由使用有专有权利的知识产品，但这种使用不得出于营利目的。
第四，专有权利和经济发展。利用新的科学技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国际人权中发展权的集中体现。为了推动经济成长，社会总希望能应用最新最先进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往往受到专有权的保护。为了解决这一冲突，各国立法一般规定了强制许可使用、合理使用、紧急状态下自由使用等制度，确保国家基于经济发展对科技成果的吸收和应用。
第五，独占权利和贸易自由。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品质，使得权利人可以控制知识产品的应用，其控制范围的大小、控制力度的强弱，直接影响知识产品流通的环节和地域。为防止知识产权人滥用权利，阻滞知识产品的流通和传播，各国立法者采取了包括“权利穷竭”制度的各种办法。“权利穷竭”制度答应知识产权人仅在含知识产品的商品首次销售时享有控制权，即权利人无权控制该商品以合法方式销售或分发出去后的自由流转，从而限制了独占权利的垄断，有利于贸易的自由往来。
在一国范围内，知识财产领域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协调，是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限制制度来实现的。各国立法者基于本国的社会发展目前状况，从其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政策出发，某一时期或注重于保护，或某一时期强调其限制，这些制度设计在不违反国际公约的前提下是不难做到的。新问题在于，当今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本身，是否充分考量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利益，是否有助于社会和经济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则是值得思索的。必须看到，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维护技术垄断地位、保护贸易利益、强化国家竞争优势的强大武器。〔50〕世界贸易组织制度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协议》，更多地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结果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平衡。
近年来，围绕着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新问题上的争端，在第三世界力争下，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于2001年11月在多哈通过了《有关知识产权协议和公众健康新问题的宣言》。在多哈会议上，以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有关尊重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维护公共利益的呼吁，得到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善意回应。多哈宣言确认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遭受痛苦的公共健康新问题的严重性；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新药品开发的重要意义，也承认这种保护对价格的影响所产生的忧虑；同意《知识产权协议》不应成为成员国采取行动保护公众健康的障碍，这些行动包括每一成员国享有“强制许可”的权利，认定何种情况构成“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或其他极端紧急的情况”的权利，构建自己的“权利穷竭”制度的权利。
多哈宣言的诞生是国际知识产权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首先，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协调，使得公共健康这一基本人权在知识产权领域得到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更多地考虑经济技术落后国家的利益；同时，它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昭示着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观点在现行的国际知识产权体系下作为主流意识加以体现，这就进一步引发出传统知识、生物多样性、地理标记等更为广泛的权利保护和利益协调的制度空间。
总之，在私权和人权的统一范畴内，进行一国知识产权的制度布置，以至构建整个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非常重要而且必须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摘要：私权和人权共融的法律之光，既是保障知识创造者利益、促进精神财富增长的聪明之光，也是维系社会公众利益、推动知识技术传播的理性之光。
注释摘要：
〔1〕SeeL.Raypatterson，Stanleyw.Lindberg，thenatureofCopyright摘要：aLawofUsers‘Right，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1；[日阿部浩二摘要：《各国著作权法的异同及其原因》，《法学译丛》1992年第1期。
〔2〕尹田摘要：《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3〕[法茹利欧·莫兰杰尔摘要：《法国民法教程》，载《外国民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4〕[美格雷摘要：《论财产权的解体》，《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5期。
〔5〕洛克有关“劳动――财产”的论述，包含有“劳动归劳动者所有”、“财产是一种物化的劳动”的重要观点。参见[英洛克摘要：《政府论》下篇，叶企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9页。
〔6〕参见易继明摘要：《评财产权劳动学说》，《法学探究》2000年第3期。
〔7〕参见李京文摘要：《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8〕参见前引〔6〕，易继明文。
〔9〕参见吴汉东、胡开忠摘要：《无形财产权制度探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0〕supra.note1.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2页。
〔12〕参见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3〕参见郭庆存摘要：《知识产权的属性、范围及有关新问题的哲学思索》，载《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1卷，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4〕参见刘春田主编摘要：《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5〕参见吴汉东主编摘要：《知识产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6〕在“知识产权”的语义中，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法文“proprieteintellectuale”，德文“Gestigeseigentum”等，假如不失原意翻译的话，应为“知识（财产）所有权”，即私人对知识财产事有的所有权。
〔17〕参见孔祥俊知识产权协定及其国内适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18〕参见袁泳摘要：《知识产权法和技术、文化创新》，《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5期。
〔19〕参见《知识产权协议》序言。
〔20〕参见[美奥德丽·R·查普曼摘要：《将知识产权视为人权摘要：和第15条第1款条3项有关的义务》，国家版权局主办摘要：《版权公报》2001年第3期。
〔21〕参见前引（5），洛克书。
〔22〕［法］卢梭摘要：《论政治经济学》，王运成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5页。
〔23〕卢梭摘要：《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1页。
〔24〕参见前引〔5〕，洛克书摘要：上引卢梭书。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
〔26〕有关天赋人权理论的特征描述，可参见郑杭生等主编摘要：《人权史话》，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27〕有关知识产品的社会属性，可参见张和生摘要：《知识经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8〕参见胡锦光、韩大元摘要：《当代人权保障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9〕美国学者认为，上述三项政策中隐含有第四项政策，即“进入权”（therightofaccess）政策，即社会一般成员在一定条件下有权使用著作权作品。参见supra.note1.
〔30〕a.a.Reyes摘要：CopyrightandFairDealinginCanada，FairUseandFreeinquiry，ablexpublishingCo1980.p213.
〔31〕相关资料参见前引〔20〕，查普曼文。
〔32〕参见彭万林主编摘要：《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33〕参见前引〔20〕，查普曼文。
〔34〕参见张和生摘要：《知识经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
〔35〕参见前引〔20〕，查普曼文。
〔36〕参见拙著摘要：《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探究》，中国政法大学生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以下。
〔37〕supar.note1.at.2.
〔38〕参见屈茂辉摘要：《中国民法典的基本理念》，《求索》2002年第5期。
〔39〕参见上引文。
〔40〕参见前引〔20〕，查普曼文。
〔41〕杰利恩·达维斯摘要：《权利集体管理中的公共利益》，《版权参考资料》1990年第2期。
〔40〕参见前引〔20〕，查普曼文。
〔40〕联合国摘要：《国际人权会议的最后行动》，转引自[斯里兰卡C.G.威拉曼特里编摘要：《人权和科学技术发展》，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44〕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摘要：《知识产权和人权》（第52次会议决议，2000年8月17日）.转引自前引〔20〕，查普曼文。
〔45〕参见夏旭东等主编摘要：《世界人权纵横》，时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4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摘要：《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转引自前引〔20〕，查普曼文。
〔47〕参见孙国华等摘要：《论法律上的利益选择》，《法律科学》1995年第4期。
〔48〕参见[美托马斯·埃默森摘要：《论当代社会人民的了解权》，《法学译丛》1979年第2期。
对动物保护意义的认识篇8
关键词：动物生存权；人类健康权；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利益至上；以人类和动物为价值主体
中图分类号：n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6-0034-02
一、动物生存权与人类健康权
组成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存在着“物物相关律”和“相生相克律”两大基本规律。“物物相关律”是指自然界中各组成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关系，改变其中的任何一个事物必然会对其他事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相生相克律”即在生态系统中，每一生物都占据一定的位置，具有特定的作用，它们相互依赖，彼此制约，协同进化。[1]因而为维护生态平衡，不能任意在某生态系统引进某一物种，也不能任意灭绝某一物种否则两者都会引起生态失衡。
为此，《世界自然》指出“每种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为承认其他有机体的存在价值，人类必须受行为道德准则的约束，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所以说，动物与人类一样具有生存权。本文作者将动物生存权定义为：动物因存在而固有的，免受不必要杀害和受到保护的权利。在我国法律中也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动物生存权与人类健康权是并行不悖的。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多种野生动物都濒临灭绝。
二、生态伦理关系的两大主张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分别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利益至上主义”这两种生态伦理关系的主张。
（一）“人类中心主义”
1.基本内涵。随着“上帝中心论”哲学思想的瓦解，人逐渐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加之蒸汽机革命，使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自信心增强的同时追求主体精神的野心空前膨胀。反映在哲学思想上，人类认为自己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类可以随意的剥削和掠夺自然，自然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即"人类中心主义"。2.理论依据。首先，“每个人都有权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被视为财产占有的关系，任何人都有权为了自身利益占有、使用、处置这份财产。其次，“理性人”的法律标准：人类之所以拥有权利，因为人类有理性，有意识，有社会性。因为人类满足这三项标准，在拥有权利的同时，才能承担义务。动物没有理性、意识和社会性，因而不能承担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因此动物不能成为权利主体。[4]第三，功利主义伦理观认为：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自然界生命中最大的善，人类作为自然界的成员，理应把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大的善，此外人类相较动物而言，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因此人类理应有凌驾于动物之上的权利。[5]第四，权利主体范围的要求权利主体从男人扩大到妇女和儿童，从白人扩大到黄色及黑色人种后还未扩展到无意识的动物种群。因此动物不是权利主体。3.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正是在“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从神性中解放出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然而，以人类为中心主体地位的膨胀，人类肆意的掠夺剥削自然，使大自然一次又一次遭受人类的涂炭。
（二）“生态利益至上”
“生态利益至上”的主要观点是：人类只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这个大网中的一个点，人与自然界的其他动植物没有质的差别，只是发展阶段不同而已；因此，不仅人是价值主体，其他生物也应成为价值主体，当人类与其它物种种群的利益相冲突时，人类应服从生态利益至上。“生态利益至上”承认了动物的价值，认识到了缓解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但却走上另一个极端。“生态利益至上”认为：当东北虎要吃人时，应当保护东北虎的生存权。因为东北虎属于珍惜濒危保护动物。所以，个人和东北虎这个种群相比，东北虎种群的价值高于人类的价值，东北虎种群的善大于个人的善，应该维护东北虎而不是个人的生存权。
三、“人类和动物为价值主体”的理论观点
由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利益至上”两个理论的极端性，笔者主张，在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上，应该采用“人类和动物为价值主体”的观点，此观点似乎有些中庸之道，但是这是对人类健康权和动物生存权共同保护的一个良策。其核心内容是：承认动物也应该成为道德共同体关心的对象，是价值主体，拥有权利；但是当动物生存权与人类生存权及其他权利发生冲突时，要以有利于人类发展，生态环境和谐运行为处理的原则。
（一）动物扩展为权利主体的理论依据
首先，将动物扩展为权利主体符合法律权利主体范围不断扩展的规律。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权利的主体也从男人扩张到妇女和儿童，从贵族扩张到奴隶，从白种人扩张到黑人和黄种人，因此，我们认为权利主体扩张到动物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其次，权利源于需要。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因为人类有生存的需要，因此拥有“生命健康权”；动物同样作为自然界中的成员，也有生存的需要，因此也应该具有生存权。
（二）动物生存权与人类健康权发生冲突时的解决原则
当动物的生存权与人类健康权二者发生冲突时，应以有利于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为原则。比如，在“非典”和“禽流感”事件中，为使人类和其他动物免受病菌的感染，及时的宰杀染上病菌的动物，不仅不是对动物生存权的否定，而是为了更好的尊重生态发展规律。由于“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很多学者走向另一个极端“生态利益至上”，对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是不利的，
四、中国动物保护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中国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仍受“人类中心主义”的支配。《环境保护法》对立法目的作出这样的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制定本法。规定的保护范围过于狭窄。我国的法律主要保护野生珍稀动物，对非野生非珍惜动物缺少关注。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五、对动物保护立法的建议
鉴于我国动物保护立法的现状，制定一部专门的动物保护法已是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1.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承认动物的价值。我国动物保护现状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有很大关系，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立法初衷，才能使动物真正得到保护。2.将动物上升为权利主体。现行保护动物的法律，都是把动物作为客体加以保护。但是，只有赋予其权利主体的法律地位，才能切实使动物的生存现状和环境得到改善。3.将动物保护范围扩大到野生非珍稀动物和非野生动物。4.对野生非珍稀动物的保护要侧重其“野”性：现有的法律法规大多提倡驯养野生动物，这样本身对于动物“野”的天性的束缚和虐待。
加强对非野生动物，尤其是对工作动物和实验用动物的关爱。实验用动物和工作动物对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其工作和被实验的“使命”，往往无生存权可言。因此，我们应在立法中规定实验用动物的实验次数、手段进行限定，减少实验时痛苦程度。工作动物是为人类提供服务的，经常是常年累月的辛苦，当其体力不再胜任繁重的劳动时，就以屠宰场为归宿。因此在立法中，需要明确规定动物每天的工作强度、休息时间、退休制度等，切实保护它们的利益。
参考文献：
对动物保护意义的认识篇9
【关键词】生物研究性学习 人文精神 尊重生命 提高生态意识
1 注重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意义
当今时代生物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克隆技术、基因工程等等这些一个又一个足以造福人类也足以毁灭人类的科学进展，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使这些科学技术真正地为人类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在科学教育中渗透人文精神，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合二为一。
而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学生人文精神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甚至发生了中学生殴打乞丐致死，大学生用硫酸泼黑熊等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的基础教育过于偏重科学知识，而忽略人文教育有直接的关系。人文教育、人文精神的缺失直接导致社会的价值观、道德水准普遍降低，这已成为社会各界对现行教育的忧虑。时代需要具有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人，针对基础教育中人文精神培养的现状，倡导新世纪人文主义教育价值取向的呼声愈来愈高。可见，人文精神的培养是时展的需要，也是学生成长的需要，更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的学科教学已开始注重渗透人文精神的教育，在生物新教材中有许多人文素材等待我们去挖掘，研究性学习是新课程改革的亮点，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开展，能够引导学生接触自然，走入社会，增进学生的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能力，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人文理念，改善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因此，人文精神的培养，理应成为生物学科教学和开展研究性学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目标。
2 在生物研究性学习活动中人文精神的培养重点
生物研究性学习活动中，可以渗透许多方面的人文精神，但是结合学科特点，应该有所侧重。
2．1 对学生生命意识的培养。尊重生命，热爱生命，这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生物科学旨在揭示生命的奥秘，在生物教学中，要充分发挥生物学科优势，引导学生认识生命这一自然界最为奇妙、最富魅力的自然现象，学生们在观察研究生物的种种生命现象时，直接感受到生命法则的伟大、神奇和美妙，从内心产生了对生命的崇敬之情，产生了尊重所有生命的思想意识。只有关爱所有的生命，保持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才能维持人与其它生物间的平衡发展，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2 对学生生态意识的培养。生态环境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之一，直接威胁着地球上生物的生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十分严重，为此，在生物教学中，对学生进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增强环境意识的教育既是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提高人文素质的要求，更是保护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中学生生态意识的培养关系到我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2．3 对学生实证精神的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是科学研究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因为生物是客观存在的，其属性与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研究过程中，决不允许任何空想和臆测，一定要有严肃认真、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的精神，超出了科学的范畴，具有人文内涵。作为一种工作态度与研究方法，要求我们在认识、处理问题时，要以事实为依据，要尊重客观规律。所以，在指导学生开展生物研究性学习中，不能就科学研究而论科学研究，应该有所引申，将之引申到人文领域，这对中学生养成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人的主观愿望出发的实证精神极为重要。
3 在生物研究性学习活动中培养人文精神的实施策略
3．1 教师要加强学习，转变观念，提高认识。生物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普通高中教育的任务是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发展学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精神、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与人生规划能力等素养与能力。上述目标的达成对于国家的兴盛、社会的进步、个人的终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教师必须把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列入教学目标，重视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反思现行的生物教学，我们痛感到在现行的应试教学体系中，一切知识都被量化成一道道习题、一个个标准答案，与丰富多彩的自然界和鲜活的生命都了无瓜葛。团结互助、爱护幼小、尊重生命，以及真、善、美这些人性的种子在这种教育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体现。
因此，生物学科教育必须统筹兼顾，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教师必须摈弃单一的智育观，在生物教学活动中，关注学生生命意识、生态意识与实证精神的培养，使学生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身心得到全面发展。
3．2 结合生物新教材中的人文资源，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实施新课程后，新教材增加了许多与人体及人类社会有关的内容：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及营养和免疫、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遗传病与优生、人类的起源与发展、人与生物圈、城市生态系统等，都与人类自身生活密切相关，使教学内容更加人性化，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
对动物保护意义的认识篇10
一、文物保护管理存在的问题
（1）对文物的概念及其涵义的认识问题；
（2）如何对待文物保护过程中对文物所包含的价值分析与研究；
（3）理解全面文物保护工作；
（4）文物与文物环境的关系问题；
（5）如何开辟文物保护工作的新思想与新领域。
二、解决办法
首先，对文物及文物保护的相关概念及其涵义的认识问题，反映在普通百姓和基层文物管理者身上，对文物的定性与价值评估缺乏全面理解比较普遍，以至于表现出较多地停留在“文物”这两个带有“法律规定符号”的字本身，至于之外的内容和意义则考虑较少，反映在实际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一概而论，难以突出重点，从一定程度上属于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知识不足。
第二，在对待文物保护过程中对文物所包含的价值分析与研究上，一方面，多年来专门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人才严重缺乏，包括人才的培养、工作演练、成果产生等方面，文物的确定与机构的设置后，展开长期持续性的进一步的研究较少，最明显的表现是，文物的展示方式与展示说明，多少年一成不变，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没有表现出来；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保护单位机构的编制与管理，特别是研究经费的短缺，也影响到对文物所包含的价值分析与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事实上，作为相应文物研究的专业人才短缺，并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这与当前经济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不无关系，但这一类的人才并不是没有，包括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民间科研组织等，都可以成为这项任务的承担者，问题是他们通过什么途径和机会参与；再者，作为文物保护工作的管理部门，如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弥补这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确是值得考虑的事情。
第三，理解全面文物保护工作。当前社会上，似乎或多或少地存在一种认识上的偏差，那就是容易把“文物保护”与“文物保护工程”混淆了起来，这种观念不仅影响到基层文物管理组织，甚至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中也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浅意识存在，简单地说是，一方面认为保护工作较大成分应该是保卫工作，进而却忽视了安全保护前体下大量基础性工作，例如文物研究、文物状态维持、文物管理、开发利用等；另一方面，片面地把文物保护与文物修复直接联系起来，认为面对现有残破的文物状况，要实施保护，首先必须进行修复和还原，实现美观状态下的可展示性，从而再落实管理，在这种意识影响下，受维修资金的极大限制，加上其它客观原因，致使大量文物长期处于自然尘封的状态下得不到更有效地保护和利用。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在对待文物保护工作上，安全保卫、文物修复、开发利用工作的重要地位，都需要且必须得到经济上的支持，但我们不能忘记，文物保护更大的目的和意义，首先是要保证和维持、延续文物的生命，需要通过我们的及时地管理，在一定基础上，实现更深层价值意义上的文物价值反映与体现。那么如何反映与体现呢？文物展陈是最直接的手段，创造良好的展陈环境，增强文物展陈内容的丰富性，实施必要的维修加固和面貌还原是必要的，但首先必须对文物实施积极的科学保护，建立保护机构，实施系统化专职管理，从而逐步实现文物价值意义的表现与反映，目前这种做法还没有得到全面的体现。
第四，就是文物与文物环境的关系问题，社会上常常会出现一些模糊的认识和做法，比如说国内不少的文物景点，为了发展大旅游，改善交通和服务条件，大兴土木，原有狭窄的山间小道改造为宽阔的道路与停车场，原有的茅草棚改为现代式的商铺与酒店，灯光闪烁，熙熙攘攘，一派繁荣景象，但过往的人们常常总觉得历史的韵味已经不在了。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从历史文化资源中可以得到很多东西，但首先必须尊重历史文化资源固有的存在环境，在维持其存在环境的前提下，进行深入的研究，从研究中找到使其价值反映得以更持久更丰富的方式方法”。吴先生在对文物保护文物发表的言论中，时常把维持文物环境提到首要问题上，他认为，文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存在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环境是载体，文物是点缀性的表现，而这种点缀有大有小，如果失去了环境，那么这小小的点缀也往往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就是文物与环境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