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概念篇1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哲学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2-0077-02
1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研究综述
在我国对“民族”一词最早使用的学者是梁启超，他是第一个把我国各族群最早称之为“民族”的思想家，而以“汉族”、“藏族”、“蒙古族”为其它民族称呼的可能是黄遵宪。到了现代，社会学家宁骚对“民族”一词做了新的探究，他在总结斯大林提出“民族”基于四个特定的要素下又增加两个特征来强调民族，既强调了民族历史过程与稳定性，并认为一个民族的“原生形态”是应该具有这六个必要的元素。因此，我们所指的“民族”具有时空性和民族性的特征，是贯穿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东方地域与西方地域的实体性概念。
“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与传统社会同步形成和发展的，是一个内容十分宽泛、涵盖很大的概念。”民族传统体育有两个最为根本和统摄性的特质是民族性和传统性。但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迄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界定。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体育史》中对“民族传统体育”做了以下解读，民族传统体育是指近代以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对我国而言，指近代体育传入前我国存在的体育模式，即1840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已经采用并流传至今的体育活动内容、社会表现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总和。”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把民族传统体育白西方近代体育传入我国以后，其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和军队、学校中受到的影响进行研究所作的界定。另有研究避开时间的界定，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包括汉族）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各民族体育活动方式的延续和保存，是各民族体育运动生命力的再现，“它是构成现代体育的‘体育文化密码’，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重要体育文化遗产。”还有研究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还没有被现代化，至今还有影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
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可以概括为：民族传统体育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传统体育活动，其中的“传统”是指历代因循沿传下来的根本性的模型、模式、准则的总和。从整体结构上来看，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构成包括了以武术为主体的武艺、养生导引气功、以游戏形式满足人们娱乐需要的民间传统体育游戏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等形态。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在一级学科体育学下设4个二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名列其中。从这时开始，“民族传统体育”这一称谓，作为国家认定学科被正式确定下来。”
2解读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学基础
2.1民族传统体育与
宗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神秘的传奇色彩，是各种文化理念、伦理观念、社会习俗的综合体现。宗教和传统体育同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在历史的不断发展及转变过程中，两者相互吸引、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文化理论体系。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历史悠久的本质特点，其发展历程多数以为背景，如：富有原始气息的彝族摔跤体现一种对毕摩教的崇拜，文化底蕴浑厚的传统武术无不体现出道教、佛教的宗教核心思想。在中国民族体育史上，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是内外兼修、无处不在，既有对技术层面的影响，也有对其文化和精神上的升华。
2.2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哲学
古代哲学是中国文化的金字塔，无数古代哲人概括总结可知，中国的哲学主要分为儒、道、佛三大哲学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中国哲学概括了宇宙的思想观，在日常生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育等领域无处不体现着哲学思想的火花。如：传统武术的太极拳，就体现了阴阳相生、此消彼长、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自然状态。
2.3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方式
民族传统体育经过历代民族的传授与继承，至今已有上千年的文化历史，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传承的方式逐渐趋于传统化和现代化，不管是哪种传承方式，其目的都在于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好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为人类进步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在同一个地域中有不同的途径延续的，其主要的传承方式有传统和现代两种。
首先，是传统传承方式。传统的传承方式因其运动形式、封建保守性和技术特点的不同有以下几种：（1）家族型传承。如传统武术是我国历史文化精髓的结合体，其形成过程带有严重的封建思想残余，在传授武术技术与文化的方式上表现为，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传同类家族而不传外来血亲等。这些封建的传承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武术文化的发展、传承及文化之间的交流。（2）宗教信徒型传承。宗教是传统文化重要的组合体。宗教活动与体育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时战火四起，宗教信徒为了维护本教的利益，把一些武功与绝技作为护教的重要手段。在祭祀和娱乐活动之中也结合大量的身体活动来增加活动的氛围。我国的几大宗教都与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道教武当太极拳，佛教嵩山少林拳等。这些宗教文化表现出来的体育及武术文化，都是以一种系统规范的方式进行的，其内容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3）区域民俗文化型传承。古时我国疆域辽阔，因交通条件的限制彼此之间无法进行常规的武术文化沟通、交流与传承，只是地区内部相对独立的发展与进步，这种趋势的长期性导致武术文化的单一性和相对独立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运动项目及武术流派。民俗性传承主要表现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受时间及场地的限制，有些运动项目需要在农闲时进行，如：摔跤、秋千在闲暇时举行，其目的就是放松人们的心情，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有些民俗活动需要在传统节日中进行，如：舞龙舞狮在节日里表演与比赛都是为了烘托节日的热闹气氛。
其次，是现代传承方式。传统的传承方式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传统的传统方式已逐渐被淘汰及取缔。因此传承方式要顺应时展的主流思想，现代传承方式因文化层次、经济条件、科技水平的不同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加强法制化建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民族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它们是历史赋予我们时代的责任。在当今社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侵权行为、遗弃观念日趋严重，导致民族传统体育逐渐在现代社会中被竞技体育文化所替换。因程中应从国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出法，从体育产业、文化遗产及知识产权的角度去赋予传统武术应有的法律保护效力，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更加有力的发展与进步。第二，赋予传承人及参与者应有的法律地位。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类不断传承的结果，不同的人群、地区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传承者，传承者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灵魂。参与者是民族体育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了参与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等于没有了传承者，而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要给予传承者应有的权利和必要的生活保证，给予参与者应有的社会地位，如：采用传承者社会指导员、裁判员等级制度，举办参与者传统体育文化及运动项目运动员级别制度并与升学考试挂钩等法律权利，不断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加合理化、正规化和法制化，从而不断增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适应时展的需要。
民族文化的概念篇2
普通逻辑学知识告诉人们，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一种思维形式。与一般的反映形式不同，概念对事物的反映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概念具有抽象性。因为概念不是对事物生动的直观、不是表面现象的反映，而是经过抽象思维的作用、舍弃了事物的非本质属性而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属性。第二，概念具有概括性。因为概念不是事物的个别性的反映，而是经过思维的加工，概括了事物共有的、一般的本质属性。?可以说，正因为概念具有这样的特性，因此概念是事物基本特征的凝结点，也就成为人们研究事物的着眼点和逻辑起点。所有的概念，包括艺术概念都具有两个逻辑特征，即它有内涵与外延。所谓概念的内涵，就是概念所揭示的事物的本质属性。本质属性是决定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并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属性，也被称为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所谓概念的外延，是指概念所反映对象的总和。外延说明所反映的事物的范围有多大，是指所反映的事物的量的规定性。②由于概念具有内涵和外延这样两个逻辑特征，我们就可以将民俗艺术、民间艺术、民族艺术这三个概念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从而可分辨出它们在内涵上有多少之别、在外延上有大小之分，它们之间的异同及逻辑关系就可显而易见，不至于再混淆不清。
二、民俗艺术、民间艺术、民族艺术三个概念的内涵
1.民俗艺术的内涵
何为“民俗艺术”？陶思炎教授认为：“‘民俗艺术’，系传承性的民间艺术，或指民间艺术中融人传统风俗的部分。它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③民俗学家叶大兵先生认为：“我国的民俗艺术，是指历代人民在创造、传承、享用的民俗文化事象中，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人类情感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艺术形式。”?百度网将“民俗艺术”定义为：是指民间形成的非实用的、可供人们当作文化欣赏的各种技艺，主要包括像说唱一类的口头文艺、舞蹈、民间音乐和戏剧，以及像绘画、雕塑和雕刻等多种造型艺术形式。从以上三种定义可以看出，民俗艺术同民间艺术都是在民间形成的，都是用艺术符号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人类情感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艺术形式。但二者不同的是，民俗艺术仅指“融入传统风俗的”民间艺术的那一部分，不是指民间艺术的全部。民俗艺术“是指历代人民在创造、传承、享用的民俗文化事象中”形成的艺术形式。在这里，“艺术”和“传统风俗”或“民俗文化事象”的融合表现出它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的特性，这是它最本质的属性。
2.民间艺术的内涵
何为“民间艺术”？钟敬文先生认为：“民间艺术是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广泛流行的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艺术创造活动。”⑤崔锦和王鹤先生认为：“民间艺术是民众自己创造的，具有自用的和自娱特点的艺术形式，其中包括艺术品和艺术活动。民间艺术的特色与它的创造者的民族特色、民俗文化相辅相成，互相依托，两者是互为表现的媒介。”?《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民间艺术”给出的定义则是：民间艺术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或在劳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艺术，包括音乐、舞蹈、造型艺术、工艺美术等。纵览以上关于“民间艺术”的定义可以看到，它们都充分肯定民间艺术创作和流传的主体是劳动人民钟敬文先生又明确指出了创作和流传主体身份的层级为“中、下层”劳动人民，因而“民间艺术”相对于“宫廷艺术”、“官府艺术”而言，具有下层性，比较质朴，乡土气息浓厚。关于艺术的层次性，顾希佳先生曾有过生动形象的论述。他认为，艺术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大致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艺术家的艺术，或被称为社会上层艺术；一部分则是仍然在广大民众中间活跃着的艺术，这两种艺术共同构成了艺术的“金字塔”。专家们的艺术位于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它总是代表着这个国家或民族的艺术所能达到的高度，因而受到重视；民间艺术则位于这个“金字塔”的底部，它构成了这个国家或民族的艺术的坚实基础。两者相互影响，互相渗透，共同组成所在国家或民族的艺术。?由此，我们可以认定，“下层性”即是民间艺术的特质，是其最本质的属性。
3.民族艺术的内涵
“一般说来，我国学者习惯于在如下两种意义上使用‘民族艺术’这一术语：一是在相对于西方艺术的意义上使用，意指中国的艺术；二是在相对于汉族艺术的意义上使用，用以指称非汉族的或少数民族的艺术。”?这样是否会引起理解上的混乱？应该是不会的，因为只要你看清楚“民族艺术”使用的语境和所涵盖的内容，就可知道它是在哪种意义上运用的。需要指出的是：“民族艺术通常用于国家性的概念，指构成国家的那个单一民族或多个民族的艺术而言。例如中华民族艺术，即指中国汉族和多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一体的艺术形式及其传统而言。”③本文所讨论的“民族艺术”也是把它作为“国家性的概念”使用的，而非指少数民族的艺术。何为“民族艺术”？金哲先生认为，民族艺术“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整体的已经固有成形的能体现民族特色、传递民族精神的艺术形式”④。杨德鉴先生认为：“具有这个民族、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特色，这类艺术即民族艺术。”⑤百度网给出的定义则是：“民族艺术”是体现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一般是指传统文化中某一项有特色、有历史背景的技艺，可以代表其民族的文化内涵。由以上三个“民族艺术”的定义可知，其内涵表现为：体现了民族文化，运用了民族艺术手法，传递了民族精神，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艺术”的本质属性是民族性。艺术的民族性是指“运用本民族的独特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使文艺作品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具有民族性的艺术作品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及审美意识，采用传统艺术形式创作，主要表现本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和艺术审美情趣。“民族艺术”的民族性内含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整体性，所谓地域性，是指人们在语言交流、社会风尚、审美情趣、物质生活、文化娱乐、心理素养等多方面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将欧美艺术称为“西方艺术”，将亚洲地域的艺术称为“东方艺术”；在建筑艺术上有“欧式”和“中式”之别，在饮食艺术上有“西餐”与“中餐”之分，在服饰艺术上也有“西装”与“中山装”之异。所谓整体性，是指民族艺术是与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相符合，得到广大民族成员认可，能代表整个民族艺术风格的艺术形式。其以整个民族为对象，充分体现一个民族整体的精神面貌。而民俗艺术、民间艺术仅仅是民间的、地方的、大众的艺术形式，不能代表整个民族，因而它们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仅在民间或部分地方的群众中广为流传，并不都能形成统一的民族艺术。①
三、民俗艺术、民间艺术、民族艺术概念的外延
1.民俗艺术的外延
前文在论述“民俗艺术”的内涵时曾引用过陶思炎教授给“民俗艺术”下的定义，陶教授不但清楚地指出了民俗艺术的适用范围，而且特别指出民俗艺术是“民间艺术中融入了传统风俗的部分”（不是民间艺术的全部）。这是对民俗艺术概念外延的一个清晰界定。张道一先生在谈到民间艺术与民俗的关系时，也同样认为，“与民俗有关的民间美术可以称为‘民俗艺术’，但决非所有的民间艺术都是民俗艺术。现在有一种混乱的看法，以为民间艺术就是民俗艺术，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②。由此，我们认定，民俗艺术的外延小于民间艺术，其全部外延和民间艺术的部分外延相重合，包含于民间艺术的外延之中（如图1所示）。
2.民间艺术的外延
对于“民间艺术”的外延，陶思炎教授首先从社会空间的角度进行了概括，即“‘民间艺术’，系相对于宫廷艺术、官府艺术等上层而言的下层艺术”，这既说明了它的本质属性，又划出了它的适用范围。其次，陶教授又具体地阐述了它涵盖的范围：“其类型与作品既包括来自传统的部分，又包括各种民间的新创，甚至还包括庶民中非群体的个人创作。”③我们还可以说，民间艺术既包括与民俗事项融合的民俗艺术的那一部分，又包括与民俗事象没有关系而独立存在的另外一部分。因此，民间艺术是较之民俗艺术更为宽泛的一个概念。有学者将民间艺术涵盖的范围分为8个类别：以实用和物质生活为主题的穿戴服饰类、宅居陈设类、生产劳作类、生活用品类，以审美和精神生活为主题的信仰祭祀类、娱乐教化类、装饰美化类、游戏竞技类。④民间艺术的适用范围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3.民族艺术的外延
先生认为：“‘民族艺术’是个大概念。”⑤金哲先生在谈到民族艺术与民俗艺术的关系时认为，民族艺术中有民俗的成分，民俗艺术中也有民族艺术的成分，但二者并不相同或相等。它们反映对象的范围不同，民族艺术与民俗艺术相比较，民族艺术范围大于民俗艺术。?陶思炎教授认为，民间艺术是相对于宫廷艺术、官府艺术等上层而言的下层艺术。⑦顾希佳先生认为，艺术在进人阶级社会以后大致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为专门艺术家的艺术，被称为社会上层艺术；一部分为民间艺术，处在社会的底层。这两部分共同组成所在国家或民族的艺术。⑧学者们对于民间艺术为下层艺术在认识上是比较一致的。而对于“上层艺术”含义的解读，有学者认为是“宫廷艺术”（贵族艺术）、“文人士大夫艺术”、“宗教艺术”，有学者认为是“官府艺术”（学院派艺术）、“文人艺术”，还有学者认为是“专业艺术”，等等。为了讨论民族艺术概念外延大小的简便，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哪种说法更为科学，暂将上层艺术称为“官方艺术”。根据上层艺术、下层艺术“两部分共同组成所在国家和民族的艺术”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民族艺术的外延主要包括官方艺术和民间艺术两大部分，民间艺术的外延显然小于民族艺术，其全部外延和民族艺术的部分外延相重合，包含于民族艺术的外延之中（如图2所示）。
四、民俗艺术、民间艺术、民族艺术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逻辑学所指的概念的相容关系包括同一关系、属种关系、交叉关系和相容并列关系。①由前文分析可知：民俗艺术和民间艺术、民间艺术和民族艺术至少部分外延相重合（即相同），因而判定它们之间为相容关系。它们在相容关系中又属于哪种关系，是否为属种关系？逻辑学所指的概念间的属种关系是一个概念的部分外延与另一概念的全部外延相同，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是属种关系。②由前文分析可知：民间艺术的部分外延和民俗艺术的全部外延相重合（相同），民族艺术的部分外延和民间艺术的全部外延相重合（相同），因而判定它们之间为属种关系。对于属种关系概念来说，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之间存在着反变关系。所谓反变关系是：内涵越多，外延越小；内涵越少，外延越大。③概念内涵和外延之间的反变关系原理体现在“民族艺术”概念上尤为明显。一方面，民族艺术是个外延较大的概念；另一方面，“‘民族艺术’是个比较空泛的、不能明确指任何内容的概念”?为进一步说明反变关系原理，我们不妨将三个艺术概念的外延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为：民族艺术一民间艺术一民俗艺术；然后再按内涵的多少由少到多排列为：民族艺术（民族性、地域性、传承性）一民间艺术（民族性、地域性、传承性、下层性）一民俗艺术（民族性、地域性、传承性、下层性、集体性、模式化）。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水果一苹果一红富士苹果，在这里，水果外延较大，但内涵却是比较空泛的概念；而相对应的红富士苹果概念的外延相对较小，但内涵却比较丰富而具体。属种概念具有相对性。所谓相对性是说，一个概念相对于不同的概念来说，可以是种，也可以是属。⑤例如：工人一甜工一女钳工，其中，“钳工"相对于“工人”来说，是种，相对于“女钳工"来说，又是属。根据概念之间属种关系相对性原理，我们可以将三个艺术概念按照外延的大小排列为：民族艺术一民间艺术一民俗艺术，其中，“民间艺术”相对于“民族艺术”而言是种，相对于“民俗艺术”而言又是属。三个艺术概念间的属种关系如图3所示。从以上分析可知，民族艺术中有民间艺术和民俗艺术的成分，民间艺术中有民俗艺术的成分，而民间艺术和民俗艺术中也有民族艺术的成分，三者相互融合、重叠在一起，形成了逻辑学上的相容关系。又因为它们存在着大概念的外延包含小概念的全部外延的关系，就又形成了相容关系的属种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民俗艺术一定是民间艺术，民俗艺术、民间艺术一定是民族艺术，但不能说民间艺术是民俗艺术，民族艺术是民间艺术和民俗艺术，概念的属种逻辑关系是不能颠倒的
五、民俗艺术、民间艺术、民族艺术概念易于混淆的原因
1.三个艺术概念有较多的相同、相通之处
(1)相同之处较多。外延和内涵上的部分相同。由于三个艺术概念之间存在着相容的属种关系，因而在外延上存在着部分重合，在内涵上也有部分相同，给人一种十分相似的感觉，而相似的事物是难以辨别、易于混淆的。三者在起源、文化内涵、表现手法上基本相同。三个艺术概念都带有浓厚的“民众”色彩，同属于一个艺术系列。从起源上讲，它们都起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和追求完美的诉求，因而创作的主体也多为中、下层劳动人民；从文化内涵上讲，它们都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体现着民族精神；从表现手法上讲，都有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包括艺术形式和艺术作品）。这些又使得它们十分相似。(2)相通之处也较多。三种艺术形式的相通不仅表现在概念内涵和外延之间的相互包容和相互重叠上，而且表现在相互转化上。民间艺术转向民俗艺术。比如，民间绘画如用在春节的节庆上制作灶王爷、门神画像，本来的民间美术就会转而成为民俗艺术，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民俗艺术、民间艺术一跃成为代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艺术，邓抒扬先生举过一个例子：1986年10月，贵州黔东南歌舞团侗族大歌合唱团应邀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巴黎艺术节，侗族大歌的演唱使巴黎听众倾倒，受到法国各大报刊的盛赞……优秀的民间艺术跨越国界成为人类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我国历史上，顶级的民间烹调艺术、雕刻艺术、建筑艺术、陶瓷艺术屡屡为历代皇宫所采用，从而成为国宝的例子也并不鲜见。由于三种艺术在形式上可以相互转化，就会使人误以为它们是同质的，本质属性是相同的，因而将它们混淆起来。
2.没有着重关注三个艺术概念的相异之处
民族文化的概念篇3
[关键词]民族概念；“去政治化”；“失语”；中国语境；话语体系
[作者]黄仲盈，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34－008
要探索一种理论体系的价值取向，必不可脱离其所处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传统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民族理论体系长期处在一种“失语”状态，除了近代以来“西方话语霸权”这一因素的影响之外，这恐怕也与一些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过程中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民族归属感、国家认同感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从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之间的争论说起
“民族”与“族群”之争集中的焦点就是概念的界定与使用，也就是学术性的识别和国家确认两个层面上的争论。现行的观点认为，“民族”侧重于政治层面，而“族群”侧重于学术层面。民族更多地涉及了共同体的政治地位，与国家和政府的“民族识别”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族群主要是指具有多种“自然文化”特征的共同体。正是因为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两者含义的侧重点不同，又由于他们在概念及内涵上的相似性，使得在运用上出现了以下争论：
1、主张用“族群”概念取代我国现行的“民族”概念。族群强调的是文化的因素，从学术的角度上考虑，更加符合国际的研究和我国的实际；民族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当今民族主义盛行，从政治战略的角度出发，必须要淡化民族概念的政治化因素，从而避免我国民族问题的政治化。
2、主张两者可以并行通用，相互补充。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既要符合当今国际潮流，也要符合本国实际。族群作为一个国际学术用语，具有浓厚的学术渊源和研究价值，而我国的民族概念也是经历一系列的民族调查和民族研究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建国后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更是为其的形成积累了丰厚的历史资料和现实基础。两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具有不同的学术价值，综合两者研究，可以取长补短，互为补充。
3、反对“族群”概念取代“民族”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探索与研究在我国进行了近百年，由最初的“舶来”发展成为后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在我国具有了深厚的现实基础和历史意义，符合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和和谐发展，无论是学术层面、政治层面，还是现实的生活层面，民族一词都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因此，如果用“族群”取代“民族”来统称我国的各民族，在现实中会引起混乱，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
族群观念来自西方，最早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使用，20世纪60年代广泛运用于国际人类学界，其概念最初由台湾学者译进，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开始引用“族群”一词。目前，族群概念与民族概念一样，被我国学者频繁引用，“在1990年以后几乎取代‘民族’而成为学术舞台的主角”。出现族群概念得以广泛传播并与民族概念争锋的现象，应该有以下几种原因：
其一，在学术界，与人类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有关。民族学在经历了我国建国后一系列的研究和发展，无形中掺夹进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权力因素，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学术研究的范围和自由发展。而我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一样，都是一种舶来的学科，一开始更多的是作为民族学科的附属。同是作为80年代在我国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学科，这一时期，也是人类学在努力建立自己的学科特色的时代，其强调的是文化与社区的研究，剔除了民族学研究中的政治因素，具备了比较广泛的研究空间和学术取向，所以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族群概念源自人类学界，与民族概念分庭抗礼，也正是表现了我国学术界对传统的民族概念的一种反思和解构。
其二，这也是我国学术界在努力摆脱前苏联学术霸权影响后遗症的一种挣扎与突破。进入90年代后，我国学者在阐释民族概念和进行民族研究时，无论如何尽力摆脱整个苏联民族理论框架的影响，都不能尽如人意。特别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即使再怎么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但其对我国民族学的影响和发展根深蒂固，不能在短时间内根除，因此，在摆脱斯大林民族定义束缚的探索上，众多学者更多的是倾向于将其解释为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除此之外一时难以拿出令人信服的民族定义。族群概念一开始就强调文化因素，淡化政治色彩，这多少让处于困境中的许多学者给了某种暗示，使他们意识到，要探讨真正的民族定义，必须跳出以往的政治场景，在纯学术的范围内进行研究，才能有所突破，而族群概念的出现正是这一突破口。
其三，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使得我国学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不管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多复杂，有一点不能忽视的就是它严重的民族矛盾与民族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观有关。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有着巨大的贡献，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使得他表现出集权主义的做法和大国主义的行径，“对国内民族矛盾的积累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受自己民族理论的影响，其大俄罗斯思想常有表露，如认为俄罗斯人民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夸大民族语言的作用，认为俄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同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融合，并且总是成为胜利者”，等等。很显然，这些都与斯大林本人的民族观有很大的关系，这也可以在其“四要素统一”的民族定义中找到倪端。苏联解体后，更加加深了一些学者对斯大林的民族观，特别是其民族定义的置疑，认为在当前西方国家借助人权、民族自决等旗号颠覆、分裂别国的情况下，淡化民族问题的政治色彩，抑制国内民族主义的发展，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强调文化因素、淡化政治色彩的族群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符合了部分学者的思想。
二、坚持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
民族实际上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和传统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就其政治因素来说，在我国，自古以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这种“国即是家，家即是国”的思想在封建宗法制度盛行的古代，实际上就将民族与国家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无论是讲究阶层贵贱的“华夏诸族”，还是远离统治中心的“夷蛮戎狄”，我国古代的各种“族类”观都铭印上了政治权势的痕迹。鸦片战争以后，在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作为一种增强国人凝聚力的旗帜，当时的民族观也体现了强烈的国家实体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其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顺利实施我国平等的民族政策，加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
和统一。这些现实说明，虽然不能将政治因素视为构成民族的特征之一，但也可以看出民族与政治的渊源，从而不能完全离开国家而谈民族。即使是现代民族学发源地的西方，“民族”一词的产生，同样也是与有经济实力的新兴资产阶级为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一系列社会革命有密切的关系。纳日碧力戈也通过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实例指出，“民族自它出现之日起，就和阶级利益、政治和经济利益、剥削、压迫互相联系，始终贯穿了国家、领土完整等‘内部原则’。”
而文化作为民族形成的本质特征之一，始终贯穿了民族发展的整个过程，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学科性质上来说，早在1926年，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首创者蔡元培就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后来林耀华等人也指出，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研究的范围包括“各民族的基本知识、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婚姻家庭、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等。”从以上学科的性质和研究范围来看，文化已经成为了研究一个民族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样，在当前呼唤民族文化“回归”的大趋势下，将文化这一比较稳定的因素在民族定义中加以强调和重视也是在情在理。但这并不是要否认民族与政治的裙带关系，而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承认民族作为一个历史的产物和社会现象，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政治格局易变，但是其中的文化传承却是相对的稳定。
当前，一些学者之所以在进行民族理论研究时提倡纯文化的研究，除了较深的西方情节之外，恐怕还与进入21世纪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愈发唤起了人们对文化的重新定位和对其的一种情感回归有很大的关系。文化，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精神追求、情感寄托的凝结体，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这个民族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本质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化一旦生成，就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和发展性。但不能因为这就笼统将当前中国民族理论研究陷入瓶颈状态一概归咎于是政治环境压制的结果，从而得出“去政治化”的结论，主张弃民族概念而主张广泛运用族群概念的是“根据政治体制的限定和学术界的客观需要”。实际上，同样是作为人类群体的划分标准，族群概念并没有像民族概念那样经历鸦片战争时期的“谓他人而自觉为我”、辛亥革命前后的民主建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识别等社会思潮和社会改革，而只经历了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倡文化艺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场面，在一定意义上说，只是因“学术界的客观需要”应运而生的，缺乏民族概念那样的政治基础。民族概念中所包含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是一种互为显性和隐性的关系，哪种因素相对突出，这要根据当时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需要。拿我国实际情况来说，当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一个整体或者相对于其他国籍的民族出现时，这时候民族的政治因素就表现得较为突出；当各民族在国内作为一个单一的群体而区别于其他的群体出现时，这时候文化因素就得到凸现。这也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内容。
在这里，针对于民族概念“去政治化”，“便于与国际接轨”等观点，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全国首届民族学学术讨论会的主要内容与宗旨。1980年10月20―26日，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此次会议“标志着民族学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所经历的曲折已成为历史陈迹，民族学在我国的发展有了新的开端，并且这将是对建国三十多年来特别是粉碎‘’四年多以来我国民族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会议认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必须以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为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就为“”中遭到迫害的民族学“洗冤昭雪”，重新指明了研究和发展的方向。这次会议的主要作用有：
一方面，对中的民族学学术研究进行深刻的反思。由于民族学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人、并且是在为殖民主义服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民族学研究始终受到苏联“学术霸权主义”的深刻影响，一开始，民族学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比较盲目、脱离中国实际的现象，“批判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族学之后，又全盘接受了从苏联传来的民族学，而对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实践中并未完全得到解决”，这就导致了后来“竟然把民族学与资产阶级等同起来，否认除资产阶级民族学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存在”。这也导致了在中，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民族学作为“资本主义的伪科学”而被取缔。
另一方面，主张建立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体系。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研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相关的方针政策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民族平等、民族发展的重视。建国后，又组织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学研究资料和调查经验。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学体系。所以，随着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兴起，建立我国的民族学体系是当务之急。对此，秋浦、肖家诚、吴恒等人就明确指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时，绝不能生搬硬套别国的经验和做法，不能“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那样地照搬照抄西方，也不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样照搬照抄苏联，而完全是立足于中国的土壤，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就民族地区在四化建设中、在改革、开放、搞活中所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四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等等，加以研究和解决”。
实际上，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之间关于“政治”亦或“文化”的争论，其中的焦点还是民族理论研究“中国化”与“国际化”之间的激辩问题。据前所述，全盘西化的惨痛经历已经足以让我们吸取经验和教训。在“国际化”的问题上，我们曾经“照搬照抄西方”，也曾经“照搬照抄苏联”，所换来的是整个学术体系的瘫痪。首届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开宗明旨，就是要摆脱以前研究一味“国际化”遗留下来的后遗症，从中国的实情出发，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切实解决在四化建设过程中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这就给我们今后的民族理论研究明确一个方向：一是研究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二是能切实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正因为这样，随后才会出现了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及对苏联民族研究模式的深刻反思，才会出现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这样的鸿篇巨制，才会出现中共中央对长期以来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等问题进行的“12条”的精辟概括。可以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也是我们进行民族理论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特色”所在，更是我们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坚实根基。
遗憾的是，在当代思想多元化的影响下，一些专家学者借要解放思想，推行理论创新和社会制度创新之机，提出所谓的民族理论研究必须避开政治环境，进而要改变“当年参照斯大林民族理论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和相关制度，向欧美国家看齐，特别是认为美
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民族”社会，是“理想型”的国家，进行民族理论研究就是要逐步向美国式“现代民族”社会转化。这里，且不论这种“美化”论调对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危害性，单其实施理由来讲就难免牵强：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决不是所谓的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产物。不可否认，斯大林民族理论(或者也可以看作苏联研究模式)确实对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产生过影响，但“影响”与“参照”并不能归为同一性质。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借鉴苏联的联邦制建国到新中国成立后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本国策，从民族识别初期的遵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到后来的“名从主人”原则，从苏联一直宣称的“大俄罗斯主义”到与中国共产党一直提倡的反对两个民族主义、民族关系的“两个离不开”、民族关系的“三个离不开”、社会主义和谐的民族关系相比较，等等，可以说，斯大林民族理论确实对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有过影响的痕迹，但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及其制度却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成功实践，这是斯大林民族理论所不能及的。其次，美国确实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民族”社会，但也决不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所向往的“理想型”国家。通过现有的研究资料和典型事例我们不难发现，对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构成严重威胁的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大国主义、单边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其始作俑者往往就是美国，或者说与其脱离不了干系。试想，如此给全世界制造各种民族纠纷、矛盾和冲突的“工厂”，怎能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所追求的理想国度?况且，就我们中国来讲，几千年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实情与美国几百年的移民社会相比，本来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又何来的“转化”?又怎能“转化”?
三、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
提倡民族概念“去政治化”，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我们民族理论研究“去政治化”的问题。持此种论调的一些专家学者恐怕是对前苏联解体前存在的严重的民族问题还心存余悸，从而产生了一种“井绳”效应，名为推行理论创新，实际上是对现行的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及其制度的一种不自信心理。由此，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问题再进行更进一步的认知。
1、中国化是不是意味着扬新弃旧?这里，所谓的新是人类学的新观点和新理论，比如说“族群”概念；所谓的旧，指的是在我国已经形成的传统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与文化，比如说“民族”概念。实际上，任何一种新思维、新文化、新观念要在一个社会上得到传播并且能够为大众所接受，都要经历与传统的、固有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模式相互竞争的过程，最终或是彼取代此，或是此取代彼，或是相互平行发展，这都是一个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在“民族”与“族群”之争的过程中，想以“族群”概念取代现有的“民族”概念，这是很多极力推行和传播人类学方法与理论的人类学者最为希望看到的。所以，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彼要树旗，我则要固守阵地，相互争锋抢机，很大程度上势必会造成两者之间彼此力量的消长和内耗。不可否认，“族群”走的是一种纯粹文化和社区研究的纯学术研究路线，在当今民族问题成为最敏感的话题，乃至战争和冲突频繁的时代，相对于“民族”概念来说，更加有学术研究和拓展的领域和空间。但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在我国，“民族”概念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很深厚的民族情感基础，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一词不仅代表的是一个学术问题，更多的是提升到了关乎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发展的位置，不是任何词语可以取代的。
2、中国化是否全盘接受抑或拿来主义?在字眼上，中国化就意味着本土消化。实际上，在我国，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相当的困难。近代中国民族一国家建构内在的困境，尤其是民族一国家理想与中华文明体系的多元性矛盾，促使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坚持发展一种“异文化研究内部化”的研究类型，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地区人类学者当中，还是在台湾、香港、以至移民到西方和日本的汉语学者当中，从西方学习来的知识体系，都长期缺乏一种对于异文化的自我反思和对本土文化的自我反省的追求，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陷入了以西方理论颠覆本土实际的境地。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同样也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虽然，目前可以说民族研究已经由“异文化研究”成功地转型到了“本土文化的研究”，但这与我国的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就“族群”概念和“民族”概念两者所属的学科而言，人类学在我国的本土化过程要比民族学在我国的传播困难得多。首先，人类学的发展并没有像民族学经过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那样具有深厚历史基础的过程，这就注定了人类学在我国本土化过程的势单力薄；其次，人类学在我国得到复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正是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期，同时，由于国际社会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使得我国更多的是关注于民族的因素，这一时期，民族及其相关概念更多的是与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联结到了一起。所以，在我国，人类学族群理论提倡淡化政治因素的研究，虽然在学术的探索上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但如果据此要取代民族概念在我国的地位，在一定的程度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一方面要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另一方面又陷入与民族学科争夺阵地的困境，面对民族学在我国根深蒂固的局面，人类学在宣扬自己学科特色的同时，强化文化研究，剔除政治考虑，不免就有一种全盘西化的嫌疑。
3、中国化中如何协调国家与国际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关键的，但要在实际中实行却是难以两全其美的问题。所谓的中国化，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运用国际通行理论来研究本土文化，既通过异文化也通过本土文化的反思与反省，从而使本土的研究既符合本国实际的需要，也符合国际学术研究的潮流。但是，这只是结果，其过程中，往往交织着国家和国际之间相互交流的矛盾。就“民族”与“族群”概念来说，其中争论的焦点主要就是涉及到国际交流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人类学者从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目的出发，提倡文化研究，从而拓宽学术研究范围；民族学者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加强政治因素考虑，从而为国家的安全和领土的完整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和安全保障。应该说，两者的争论过程，实际上也是国家安全与国际潮流一种针锋相对的过程。对此问题，金炳镐就明确指出，只从文化的角度看待民族，把民族认定为文化共同体和只热衷于引进西方国家学术界的理论观点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思想和做法“都无助于中国民族的发展和民族问题的解决”，“学术上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民族理论概念、用词、观点都必须跟随或模仿西方国家学术界”，而是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坚持马克思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研究新问题，提出新方法、新观点，包括借鉴西方国家学术界研究成果中的合理成分，不断充实和丰富我国的民族理论。王希恩也认为应该学习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接受科学的理论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的学术模式，削足适履地去与‘国际’接轨”。
以上问题的提出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思考，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一直交织着情绪和理性两种根源的矛盾：情绪的根源在于维护和高扬自己文化传统的冲动，认为中国人要讲自己的话语，而不能放弃自己的传统向西方投降，以至使民族文化湮灭；理性的根源在于认为学术思想要扎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种，只有紧紧联系造成这种生活环境的传统文化，保持话语与传统语境的联系，才能推动思想的发展。但是由于我们与西方文化的天然差距，无法完全拥有西方文化的底蕴，所以没有能力讲西方话语，强而为之则必然“失语”。正是这种“失语”的趋势，反映到民族研究上，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国一直遵循着西方民族学的划分标准，而忽视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敢与西方思潮争锋，一贯以西方的理论来解释和颠覆本土的文化，一旦西方的理论出现风吹草动，便总感觉到本土的文化和理论研究处于一种尴尬和进退两难的处境，从而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
而民族概念在我国的演化及发展，恰恰体现了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的发展历程。这里，笔者之所以提出“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两个阶段，就在于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存在着从强化民族认同到强化国家认同的过程，也就是说，经历了从“失语”状态到树立“话语权”的历史演化。在“失语”的状态下，所谓的“谓他人而自觉为我”强调的就是加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西学东渐、民族概念的阐释、学术理论的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我们且不论其中的内容舶来的成分占有多大比重，但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和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越来越被我国的有识之士所接受。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民族主义”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构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呼声日渐兴起，强调中国“话语权”的理论观点也日趋强劲。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已经从斯大林民族理论的阴影中挣脱出来，研究的重心也主要专注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等内容上，“国家主义”的理念也开始凸现并在实际中加以强化。
从古代原生态的民族概念体系，到近代以来“谓他人而自觉为我”的国家实体观，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其中所提现的就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发展轨迹。从理论的层面上来看，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从政策的层面上看，具有“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主要专注于各民族的利益。且不说鸦片战争以后，民族概念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国家实体观，融合了诸多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等情感，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的过程中，我们也没有按照苏联模式将境内的人们共同体分为“民族”和“部落”，而是不论规模大小、社会发展水平高低，一律称为民族，体现出了较强的政策性，符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延伸到与民族概念争锋的族群概念，其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在我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不说其在我国缺乏实践基础，就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日益广泛的学术交流和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的凸现，民族一词再次成为了热门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族群概念想动摇民族概念的根基，撇开各民族的现实利益，提倡纯粹的文化与社区的研究，还为时尚早。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民族主义”取向，在强化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分界意识，注重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促进民族的振兴和发展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旺盛的民族意识也会造成各民族对现成利益的争夺，从而产生利益摩擦，形成对现行的民族关系格局的严峻挑战。这或许也是少数专家学者提倡民族理论研究“去政治化”的初衷之一。
民族文化的概念篇4
云南总共有26个民族，分别是汉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壮族、苗族、回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景颇族、藏族、布朗族、布依族、阿昌族、普米族、蒙古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水族、满族、独龙族。民族指在文化、语言、历史与其他人群在客观上有所区分的一群人，是近代以来通过研究人类进化史及种族所形成的概念。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个国家可以有不同民族，一个民族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现代的民族概念，可以是以国度为区分的人群，也可以是单指有共同的文化概念，而没有共同的语言、历史来源的人群。现代同一个民族可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同一个民族也可有不同的历史渊源，不同的民族也可用相同的语言。国族是以政治目的结成的新族群，在文化习俗的融合的情况下，国族不可以直接转化成民族概念。典型的国族概念有中华民族、巴西民族、美利坚民族等。
（来源：文章屋网http://www.wzu.com）
民族文化的概念篇5
关键词：民俗体育民间体育民族体育传统体育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2-0088-04
导言
基础概念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就像房屋的地基一样；要想建造高楼大厦、房舍殿宇必须有稳固的地基。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必须建立在基础概念的地基之上；基本概念对学科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基础概念的混乱的学术研究就像根基不稳的房屋一样缺乏有力的支撑。在体育学研究领域内，民俗体育与民间体育、民族体育、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概念常常被混淆与乱用。因此，明确民俗体育、民间体育、民族体育、传统体育概念，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体育学术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价值。
1民俗体育
民俗体育，由“民俗”和“体育”两个词构成，对民俗体育概念的界定，关键在于对“民俗”一词的理解。“民俗”是一个外来词，“这个词是由英国学者汤姆斯1846年创用的，他以撒克逊语的‘folk’（民众、民间）和‘lore’（知识、学问）合成为一个新词，既指民间风俗现象，又指研究这门现象的学问”。民俗是指民间风俗现象，那么要把握“民俗”，就要对“民间”和“风俗”二者的含义有清晰地认识。“民间，顾名思义，是指民众中间，它对应官方而言。概而言之，除统治集团机构以外，都可称作民间。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广大中、下层民众。”“‘风俗’一词，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因此，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是民间文化中带有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的现象，它主要以口耳相传、行为示范和心理影响的方式扩布和传承。民俗是一种民间传承文化，它的主体部分形成于过去，属于民族的传统文化。但它的根脉一直延伸到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伴随着一个国家或民族民众的生活继续向前发展和变化”。
世界著名民俗学家哈森教授认为：“民俗是文化的一种分类，它有文化内涵和形式两方面的东西。文化是人造的环境，它不能被生物性地遗传，人类必须经过学习的过程，这被称作文化适应（inchlturation），学习他所出生社会、社区的文化，所以一个婴儿出生了，它需要学习语言、礼仪、风俗、宗教、价值观――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等等，这就是学习，这就是认知，学习通过训练塑造人们的行为。谈及民俗，民俗可能是文化所是的任何东西，它可能是语言、社会组织、礼仪和习俗、信仰和知识、仪式、宗教、幽默、娱乐等等、社会交往――男人在女人面前怎么表现，女人在男人面前怎么表现，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传统文化。民俗是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让中国人成为中国人，让俄国人成为俄国人，让埃及人成为埃及人，如此等等，通过学习获得，使一个生物的人成为一个社会的人”。哈森教授主要是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解释民俗，而华东师范大学的田兆元教授则从民俗的社会功能方面来解释民俗，他认为：“民俗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即传统与文化的活态形式。它是经过千百年岁月的淘洗，留下来的文化的精华，与现实结合的产物。民俗对于特定的群体有强烈的认同功能，因此，民俗对于当代社会的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哈森教授和田兆元教授从个体和社会两个不同的角度解释“民俗”到底是什么，他们都强调了民俗的文化认同功能，民俗无论是在个体成长还是社会发展中都有着重要作用。对于个体而言，个体通过对民俗文化自觉或不自觉的学习和适应融入自己日常生活的世界；在社会而言，社会通过民俗的文化认同性组织和巩固自身结构。那么，民俗体育则是民间风俗活动中出现的体育，这种体育与民俗关系密切，是民俗的有机部分，是能够体现民俗文化属性的体育。是在特定群体中具有文化认同的体育形态，就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说，是帮助个体形成群体认同感的体育文化，例如，我们儿时玩得踢毽子、跳房子、拔河等等，通过参加这些民俗体育活动我们获得群体的归属感、认同感，融入日常生活的世界。
综上所述，我们将民俗体育理解为：民俗体育是一种具有集体性、模式性、传承性的民间体育文化，是在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体育文化形态；它形成于过去并绵延至今，始终处于动态的更新和发展之中，是一种活态的体育文化传承。但是，随着社会现代性的发展，尤其是在城市中，民俗体育原初赖以生存的语境发生了巨变，因而其发展模式形态也随之发生了裂变；在传统社会中，民俗体育发展的文化空间主要是节庆节日、集、庙会等传统文化空间；而在现代城市中，传统文化空间已经不复存在，民俗体育失却了原有的文化空间，城市中的社区、公园以及赛事、表演活动成为了民俗体育发展的新的文化空间，民俗体育由原来节庆节日走入了日常健身活动。这些新现象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民俗体育。在城市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空竹、风筝、气功、太极拳等民俗体育活动，它们既不是发生在节日节庆的文化空间之中，也不具有传统的仪式，可见，民俗体育的发展模式正在不断变化。
另外，国家编创和推广的新体育项目中，很多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俗体育，但是它们的编创吸收了传统风俗文化、体育文化的要素，那么它们又应不应被纳入民俗体育的范畴呢？本文认为应该属于民俗体育的范畴。虽然这些新的民俗体育项目未必具有民俗体育集体性、模式性、传承性的特点，但是它是从民俗体育“根”上长出的新枝叶，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现代性条件下民俗体育发展中自然衍生出的新路径，是民俗体育适应性发展的结果。正如现代竞技武术是从传统武术中衍生出的，但是我们不会否认竞技武术是武术的事实；现代龙舟竞技也是从传统龙舟竞渡文化中发展起来，龙舟的竞技化发展虽然使龙舟文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化，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竞技龙舟文化促进了传统龙舟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因此，鉴于民俗体育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我们将民俗体育的概念界定为：民俗体育是指在体育中能够体现某一民俗活动功能和文化意蕴的体育。
2民间体育
钟敬文先生认为：“民间，顾名思义，是指民众中间。它对应官方而言。概而言之，除统治集团机构以外，都可称作民间。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广大中、下层民众”。那么民间体育就是在广大民众中间开展的体育，与官方体育相对，也就是说除官方体育之外的体育都是民间体育。依此而言，民间体育几乎涵盖了所有体育活动形式，只要是在民众中间开展的体育都是民间体育的范畴，即使是小区中偶尔发生的一场足球赛、篮球赛，也属于民间体育。
但是，《体育科学词典》对民间体育的解释是“在民间广泛流传，具有鲜明的民族风俗和地方特色的传统体育形式”。并且指出“民间体育具有民族气息、地方特色，是传统的体育形式。这一特征又使其严格与近代西方体育形式相区别”。按照这一概念，民间体育应该不包含近代西方体育的内容，那么现今在群众中广泛开展的羽毛球、乒乓球、篮球以及新兴的攀岩、自行车、轮滑等不属于民间体育的范畴。这与现实生活中民众对民间体育概念的理解有很大区别：在生活中，当提到民间体育时人们一般认为是指与官方体育活动相对的体育形态，即除官方体育以外的所有体育活动都可以称为民间体育，它几乎包含了所有的体育项目。
“民间”是汉语中的固有词汇，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体育还未传入中国，民众口中的“民间体育”指的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世界中广泛存在和开展的游戏、竞技、娱乐等活动形式，民众潜移默化地将这种日常生活习惯以语言的形式保存了下来。程征先生就认为：“‘民间’的概念是随着原始文化阶段的混沌状态的结束，文化在文明社会条件下演进分化，相对于宫廷、文人等概念的确立而确立的”。另外“《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民间’的解释指人民中间，主要指与官方相对而言”。程征先生关于“民间”的观点以及《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民间”的解释与钟敬文先生对“民间”的定义是一致的，都是指民众中间，与官方相对。而《体育科学词典》关于民间体育的概念则强调民族气息、地方特色以及传统性，其对民间体育的界定与“民间”一词的理解不相符，并且与现实和当下研究趋势也不相符；另外，《体育科学词典》对民间体育的界定，容易引起民间体育与民族体育、民俗体育等其他相关概念的混淆，因此，我们不采用《体育科学词典》的观点。
综上所述，民间体育是在民众中开展的、非官方的体育。
3传统体育
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传统文化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是传统文化在体育中的体现。对“传统”或者说“传统文化”的理解决定了我们对传统体育的界定。“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他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和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也就是说传统不仅仅只是历史的遗存，而是“活在现在的历史”或者说“活着的过去”，是较现代而言的。它承载着历史文化也变革着历史，它是历史在现代的活跃。
因此，传统体育是指人类历史上已创造并衍传至今，具有民族或地方特色的体育文化。目前，在我国，传统体育一般是指鸦片战争以前形成，并一直衍传至今的体育文化形态。应该说，从历史变迁的视角而言，目前学术界的这种关于传统体育的认识存在商榷的地方。
4民族体育
民族体育概念的界定关键在于对“民族”一词的把握，对民族体育概念的研究也大都是从“民族”一词入手，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涂传飞将国内外已有的对民族的定义分为三个流派：一是强调民族的“客观”因素来界定民族的概念，最典型的是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二是强调“主观”因素来界定民族的概念，代表性的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三是选择跨越“主观――客观”谱系的标准对民族进行定义，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安东尼・斯密斯。涂传飞在三个流派的基础上总结出民族的本质属性是“民族认同”，认为“民族体育之所以是民族体育是因为它是为一定的民族所共同拥有和享用并对其产生民族认同意识的一种特殊的传统体育文化形式。因为，在一定的民族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体育文化形式，而只有为一定的民族所共同拥有和享用并对其产生民族认同意识的传统体育文化才是该民族的民族体育”。王俊奇则采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的《文化学词典》对民族的解释：“民族，人们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有广义、狭义。广义的民族包括原始、古代民族，近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同时还有其它广泛用法，如作为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总称（如中华民族），狭义的专指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有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并依此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民族体育概念进行界定，广义的民族体育是“在历史上反映并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共同文化的为该民族享用的一种特殊的体育文化，中华民族体育、古希腊体育、古埃及体育、印度体育都是民族体育的具体表现形式”。狭义民族体育界定是“近现代一个民族所独有的，反映并承载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共同文化并为该民族所创造和享用的一种特殊体育文化”。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民族体育的概念，涂传飞强调“民族认同”、“民族共同意识”；王俊奇则强调“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共同文化”；其实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表达不同而已。它们最根本的是指民族体育的群体认同性，即它是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建立发展起来，是民族文化的产物。首先，从民族体育起源和形成过程来看，民族体育既可能是本民族土生土长的体育文化，也可能是从其他民族传人，经过与本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最终成为民族的体育文化。归根结底，只有获得了群体文化认同的体育文化形态才是民族体育。其次，从民族体育的存在形式上来看，民族传统体育不限于一个民族，它可能为多个民族或国家所有，如秋千、龙舟、舞龙、舞狮等，就为多个民族或国家所有；然而，不同的民族可能拥有相同的民族体育项目，但它们的文化内涵则各具民族文化特色，具有民族文化的独特印记。最后，在民族的历史中曾经绵延存在过一定时间并产生民族认同，但现今已不复存在的体育形式，是否属于民族体育？本文认为是属于的。民族体育概念的核心和本质是“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文化”，至于是否一直绵延存续至今并不是民族体育的本质特征，因此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定时间并产生民族认同但现今已不存在的体育形式属于民族体育。这也是民族体育与传统体育的区别之一。
由此可见，民族体育项目不一定为某一民族所独有，而可能存在于多个民族，但是不同民族的同一民族体育项目的文化内涵不同，即反映和承载的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文化不同。另外，历史上存在过现已消逝的具有民族共同意识的体育，属于民族体育的范畴。因此，民族体育是反映和承载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文化，并为民众共同享用的民族整体的体育文化。
5民俗体育、民间体育、传统体育和民族体育的关系辨析
民俗体育是民俗中的体育，是民俗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风俗习惯、生活习俗，是具有集体性、模式性、传承性的民间体育活动。民间体育则是在民众中开展的、非官方的体育，也就是说除官方体育以外的体育都是民间体育，既包括传统体育也包括西方体育、现代体育等非传统体育，只要是在民众中间开展的体育就可以称之为民间体育。民俗体育是在民间体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俗体育与民间体育具有内在的联系，民俗体育是具有集体性、模式性和传承性的民间体育，它们都是扎根于民众生活中的体育。民俗体育与民间体育相比，民间体育具有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外延更加广阔：民间体育的文化空间几乎可以是民众生活中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而民俗体育的文化空间一般是特定的节庆节日和特定的场所，即民俗体育的发生具有内在的节律性。因此，本文认为民间体育包含民俗体育，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是能够反映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共同意识，具有民族认同并为民众所享用的文化。民族体育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体育的本质与核心是民族认同或者说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文化，强调的是“民族整体”。中华民族有56个民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体育是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民众认同，具有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共同文化，并且56个民族共同享用的体育；56个民族也各拥有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如汉族体育、藏族体育、蒙古族体育等等。另外，历史上存在过现今已不存在的古希腊体育、古埃及体育也是民族体育的范畴，虽然它们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们曾是产生过民族认同的文化，而只是随着民族的消逝而消逝了。传统体育是人类历史上已创造并衍传至今，具有民族或地方特色的体育文化。传统体育的本质特征是其传统性。
民族体育与传统体育，两者之间互有交叉、重叠：传统体育包含大部分民族体育的内容，但是从广义的民族体育概念来说，民族体育包括已经消逝的民族体育，而这一部分民族体育不符合传统体育“活着的过去”的特点，不属于传统体育的范畴。因此，传统体育并不能包含所有的民族体育。传统体育与民俗体育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即传统体育包含民俗体育。一般而言，民俗体育一定具有传统性，传统性是传统体育的本质特征，所以民俗体育属于传统体育的范畴。而民间体育与传统体育则是互有交叉、重叠：民间体育包含一部分传统体育，同时还包含非传统体育；而传统体育中不仅有民间体育的内容而且还有官方（宫廷）体育，因此，传统体育与民间体育都不能包含彼此所有的内容，而是互有交叉、重叠。民族体育与民俗体育也是如此，既有交叉、重叠又不完全相同：民俗体育具有集体性的特征，但是这种集体性在某些民俗体育中可能还未达到“民族整体”的程度，而是被民族整体中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所认同；反过来，民族体育也不包含民俗体育的所有内容，民俗体育具有模式性，往往具有一定的仪式，而民族体育不具有这一特征，有些民族体育是没有仪式的。民族体育与民间体育也是既有交叉、重叠，又有各自不同的领域。民族体育与传统体育、民俗体育一样，都是在民间体育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民间体育包含一部分民族体育项目，但是不能包含全部的民族体育，例如，历史上曾存在的古埃及体育、古希腊体育属于民族体育的范畴，却不是民间体育。
可见，民俗体育、民间体育、民族体育、传统体育的关系错综复杂，它们之间的关系：民间体育与民俗体育、传统体育与民俗体育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民族体育和民俗体育、民间体育与民族体育及传统体育、民族体育与传统体育之间是相互交叉、重叠，既具有相同的部分，又拥有各自独特的领域。
民族文化的概念篇6
强国主义民族学
国人一度怀抱造就一个强大“民族”的愿望，在理想上，有些人倾向于想象一个“纯粹的华夏共同体”的存在，认为这才符合近代欧洲（以至日本）政体模式。而现实上，如他们所知，“纯粹的华夏共同体”因有排他性，故无法联合更广泛的“民族”来实现“强国”理想。费孝通先生于1988年总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意象（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51页），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深入人心。这个意义上的“团结”，观念上的雄心是巨大的，它主张一方面要有“一体格局”之下的“多元民族”各自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又视这类“团结”为有限的，主张追求一种“一体格局”下的“一体感”。也就是说，19世纪末以后，国人主张的“民族团结”，决非简单的欧洲式“民族主义”，而是双重的。按欧洲近代“民族”概念的定义，它可谓既是“民族内部的团结”，又是“民族之间的团结”。
“多元一体”共识表达的主要是“强国”的愿望，因而，其自身不免有内在紧张，也易于导致争论。后来极少人坚持主张营造一个“纯粹的华夏共同体”，但对于“民族”，人们却还是莫衷一是。那些认为“强国”是一切的前辈，多数倾向于以论证“中国民族”的历史根基为己任，而那些也主张“强国”，却认定社会性而非支配性是“团结”的前提的人，则多数倾向于主张在“一体”之下保留区域与“民族”的“多元”。后者通常对于欧式“民族”理论有反思，他们认识到的中国政治文化特征，几乎可用“政治一体，文化多元”一词概括。他们相信，生拉硬扯地将这样一个政体套入欧式“民族”观念中，是食洋不化的表现。而前者的论述，通常却又不是像后者所指责的那样“洋泾帮”，充满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激情。在其具体的历史描述与分析中，四处可见远比后者翔实精到的族、族系、族间关系考据。然而，前者一到讨论作为政治问题的“民族问题”时，的确时常倾向于往反方向走――此间，“民族”一词依旧等同于一个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
吴文藻先生在其1926年写的“民族与国家”一文中，一语道破民族主义的两种形态之实质：“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有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世倡民族自决之说，即主张一民族造成一国家者。此就弱小民族而言。与此相反者，则认民族自决，行至极端，有违国家统一之原理，及民族合作之精神，故反对任其趋于极端，而主张保存多民族国家。”（该文刊于《留美学生季报》，1926年，第11卷，第3号）
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两种说法，在清末民初都存在过。一个世纪过去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却未与清末民初的叙述形成实质区分（请注意，我并不一定认为，根本区分是必要的）。
不同于清末民初的是，过去30年，“民族问题”并不为“一般思想界”所关注，随着所谓的“学科建设”，“民族问题研究”成为一个专业。“民族问题研究”，不像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实实在在”的“问题研究”。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人，关注的问题是当前的，但说的话是以往的――复制过去设置的话语格式似为其学术使命。20世纪50年代，为了在“民族”意义上再造中国，国人把以“强国”为目的的“民族问题研究”提到日程上来，因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先是对境内“民族”进行识别，承认“民族”的多元，接着又采用进化主义的观念体系，为多元的“民族”设计出一个一体的物质和精神进步史纲要，要求社会形态不同的“民族”采纳同一时间表安排自己的集体生活，使自身跨越式地融合于一个进步中的国家。
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联老大哥”的指导，但却时代性地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团结强国”的意象。
强国主义民族学的新面相
如果可以说“团结”和“进步”是“民族问题研究”中的关键词，那么，也就可以说，这个专业领域可谓是近代中国形成的“强国主义民族学”的制度化表达。可是，也就是在这个关怀普遍一致的专业领域中，时下出现了激烈争议。相对有些历史基础的美式“族性社会学”（sociologyofethnicity）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反思研究，给这个领域带来巨大挑战。前者告诉国人，“民族”不过是身份认同，除此之外，一旦牵涉到利益问题，那最好还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法加以解决；后者告诉我们，“民族”这个概念，严格说来，应等同于有别于帝国的“现代国家”，特别是有别于内部层层区分的文明式“差序格局”。而应是个体化公民与整体化国家之间的经济、法律、道义“平衡交换”体系。年轻一些的学者，受到“国际前沿理论”的指引，倾向于接受新态度：淡化“民族问题”，强化个体化公民―整体化国家模式。
时下国内“民族问题研究”者的关注点从对“团结”与“进步”的共同关怀转向了对于中国到底是不是该改变方略，在“民族问题”的处理上全盘接受公民国家模式的争论。争论并未导致这个专业领域分化为两个“学派”――毕竟持公民国家主张的学者仍是少数，但却使人感到有必要澄清争论双方的观点差异。
有人将争论双方观点差异的形成推给20世纪50年代历史的一个局部，说双方之所以有矛盾，是因为一方主张取消“民族问题研究”专业领域中的“苏联因素”，另一方主张保留它们。这个“分派法”本不符合历史的事实――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族学还是有自身特色的（这些特色兴许甚至曾弄得前苏联在华民族学专家时常感到无能为力）。争论双方的区别恐怕主要是：那些坚持认为不应放弃处理“民族问题”的老方略的学者主张在中国的国家之下保留地区、民族这类“集体性的中间层”。而另一方则主张消除这些中间层次，使中国成为一个内在无区分的中国。前者既然主张保存“中间层”（此处“中间层”所指，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的“社团”，而是权威实体内涵的制度），也便十分重视保留以至光大承担着维持这个层次生命力之使命的政府机构、高等院校及其地方分设机构。后者认定，这些众多的机构，不仅不利于真正意义上的“团结”（这个意义上的“团结”，就是“一体”），而且不利于建设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对他们而言，甚至“民族问题研究”这个专业领域都是有问题的，也是服务于“中间层”之维系的机构。
利益考虑是争论双方观点差异形成的缘由之一，但不是主要的。这个争论并不构成“转变”，这是因为二者之间还是有两方面的重要共同点：其一，二者都仍旧是“强国主义民族学”的分属：老派与新派，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强国方略；其二，二者的问题意识仍旧是多元为主还是一体为主这个19世纪末的老问题。也就是说，二者争执的关键点只有一个：“团结”应当指“民族之间的凝聚力”还是指“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而“民族”在概念上，也两相不同，一方承认其在国家之下的历史、现实、未来存在，另一方虽不否认其现实存在（他们主要将之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相联系），却对于其历史根基与未来走势持怀疑态度。
两种“强国主义民族学”都是在历史目的论的指导下展开的，二者都是以预先设定的、观念中的未来为基准，对历史加以干预的历史叙述。带着强烈目的论的历史叙述，如同观念形态那样，易于造成历史的扭曲，也如同观念形态那样，因自视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未能自觉到自身不过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是历史困境的某种表达。
从文明体向民族体的转变
在中国，如同在世界其他地区，“民族”之成为“问题”，有其历史。此处所谓的“历史”，乃指事件性的历史背后常存在的结构性的历史，这个结构性的历史，决定着“民族”的辨析不断涌现的规律。
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世纪集团2003年版）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为我们指出，“民族”、“族属”、“民族主义”这些观念产生于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丧失了对人的心灵如公理般的控制力之后”，唯有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代，“想象民族的可能性才终于出现”。（《想象的共同体》，第35页）
如安德森指出的，古代文明社会借助三个“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维持着某种“非民族”或“超民族”的共同意识，其中包括：（1）书写文化与宗教―经典神秘主义；（2）等级主义世界观及其中心边缘秩序体；（3）宿命主义的历史时间观。（同上，第35-36页）从一个角度看，可以认为，在古代中国，这三个“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具体表现为汉字中心主义的文化观，五服式内外上下区分的帝国宇宙论，及物我不分、古今贯通的时空观念形态。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形态，在帝制下表达为一种等级主义的天下观。这种“天下观”包含着某种权力关系，在具体历史中，不是永远被实现的，在“分合”不一的中国历史上，甚至出现过占一半以上时间的“分裂时期”。在这些时期内分治的王国，有与欧洲王国相当接近的特征，所不同的是，它们总是为“大一统”所替代。这表明，作为观念，“天下”有着强大的观念生命力。“天下观”之下涵盖着某种“世界体系”，“有教无类”表达了“天下”的世界认识。
“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在古代社会作为观念形态，构成某种确定性，但到了近代，则“在经济变迁、‘新发现’（科学的和社会的）以及日益迅捷的通讯方式的影响下，缓慢而不均匀地――首先在欧洲，然后延伸到其他地方――衰退下来”。（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36页）不同于“民族”概念的创始地欧洲，中国接受这个作为事实的“衰退”，花了更长时间，付出了更大代价。而时间和代价都无法挽回一个事实：“民族问题”的出现，正是“天下观”衰退的后果。
基于民族文化一体化观念设计出来的近代民族国家，没有一个不面对内部阶级、地区、部落、“民族”、宗教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中国更是如此。在战后的一些第三世界“新国家”（thenewstates）中，依据殖民时代划定的政治地理范围将不同的部落社会统合为国家者，面对的问题是部落的“原生纽带”与“新国家”之间的矛盾。（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格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354页）中国的“民族问题”，固然有与“原生纽带”相关的因素，但是，这个“问题”的大部分内容，与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古代中国不得已将自身转设为民族体的经历和困境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为了实现从文明体到民族体的转变，近代以来，中国学者便接受了“民族”概念。而作为由文明体变来的“民族”，我们对于“民族”向来没有提出过具有充分逻辑连贯性的定义。
以梁启超为例，他可谓是最早认定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是“新史学”的一切的人了，而在论及“中国历史学之主”时，他一方面强调，要研究作为整体的“中国民族”的“盛大”，另一方面，却又强调，要研究“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道”等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两个不同的“族”后来虽渐渐演变成为“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带着的还是梁启超的难题：在一个“民族”概念盛行的年代，文明体找不到一个形容自身的、具有时代性的词汇，不得已模糊地用意义不同的同一个词――“民族”。
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选择余地是那么有限，促成文明体向民族体转变的“方略”看来也只好在文明与民族这对概念中排列组合。一百多年来，关于中国的“民族问题”，至多出现过三种观点：
1.主张保留文明的民族多元性及维持这个多元性的“中间层”；
2.主张尽力消除这一多元性，建立一个个体的公民与整体的国家两相对应的“社会”；
3.主张以民族国家为模式，设计政体，以文明体为参照，采用各种方法，宽容内部差异（特别是文化差异）。
第三种观点如此贴近中国民族生活的现实，以至于甚至可以说是这一现实的“合法性论证”，是一个“民族化”的文明体的现代宿命。如此说来，观点1的“守成式”文明主义诉求，及观点2中的“现代式”国族主义药方，便构成了现实复合性的两个方面。
在我看来，文明体向民族体的转变，是中国近代化观念的核心内涵。但正是这个核心内涵，在近30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遭到冷遇。在“民族问题研究”专业领域中，“民族”概念的各种变相（包括“族群”概念）无限自我复制，致使对于民族体的历史解释如此关键的文明体研究却被学者们丢进了历史垃圾箱。在一般的所谓“主流社会科学中”，学者们忙于搬用以民族体为基础研究单位的西式社会科学，来不及光顾不同于民族体的文明体之历史研究。而历史自身却表明，这个转变并没有终结，它的方向也并未确定，历史目的论者许诺的种种未来，依旧停留于其作为话语的存在。为了研究这个未完成、不确定的转变，需要重新展开历史的研究。为此，又不妨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之主”更换为：第一，说明中国文明形成演变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至今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天下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文明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间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文明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征，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
民族文化的概念篇7
关键词：人口；经济；民族
引言：2011年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出台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中，可以清楚看出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工作对于我们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维护边疆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早在2005年，国家已经开始第一轮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工作，在此次工作中总投资近37.51亿元。“规划”实施的六年中，虽基本完成了国家所预设的目标，但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工作仍旧存在着“贫困问题突出”、“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特色产业支持，群众收入仍然较低。”等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因而，针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研究仍旧是一个国家亟待需要的具有高度实践意义的研究议题。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少数民族中的人口数量因素，来分析不同人口数量因素对于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和保护“民族性”之间会产生何种变化及影响。因而笔者为了方便研究，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念之下，规定了一个新概念，即“人口最少民族”；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念之上规定了一个新概念，即“人口较多民族”。严格说来它算不上一个概念的创新，但“人口最少民族”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研究对于“人口较多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研究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人口最少民族”和“人口较多民族”的规定
本文依照“规划”中对人口较少民族人口数量的规定作为“人口最少民族”和“人口较多民族”的参照，对二者以人口数量为基础，对我国少数民族整个群体划分出了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人口较少民族”，本文沿用“规划”中的定义。“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其中以珞巴族及高山族为代表。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总人口为169.5万人。第二个层次，“人口较多民族”，是指在少数民族总人口的集合之内，相对于“人口较少民族”而形成的一个相对概念。我国有少数民族55个，“人口较少民族”28个，因此以“规划”为基础的“人口较多民族”数量为27个，其中以壮族、回族为代表。第三个层次，“人口最少民族”，是指在“人口较少民族”的集合之内，一个处于人口“极小值”的民族。“人口最少民族”从广义来说，它并不是特指某个民族，它仅仅是从历史长河中抽象出一个“一般性”概念。但，“人口最少民族”从狭义来说，对于某个时间段或者时间点上，它又是有着具体民族的特指的。在我们这个时间段中，对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说，它所特指的就是“珞巴族”。
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关系分析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在业内是一个不断探寻中且尚未被解决的疑难问题。可以说，民族性既催生了少数民族经济，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反过来说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也会对“民族性”进行扬弃。就如杨思远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研究》中，以“藏药”为案例所阐述的那样，藏药的出路不在于将其规模扩大的产业化，而是对“藏药”的小农经济做现代技术的改造，从而走向“专业化”和“市场化”。从“藏药”的案例中我们得知，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并不是“有你没我”的完全对立关系。二者关系虽然相克但更重要的是可以互相促进并得到融合。
三、“人口最少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特殊关系分析
一般说来，民族的形成与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地域占据的大小就要靠人的多少来决定了。相比于“人口较少民族”，“人口较多民族”就更有利于该民族占据一定区域来形成自己特有的民族性。在“人口较多民族”、“人口较少民族”及“人口最少民族”这三者中，只有“人口最少民族”丧失了人口的优势，从而该民族占据的地域就很小，其“民族性”受到的威胁也就最大。在现阶段，我国“人口最少民族”具体表现为珞巴族，我们就以珞巴族为例。珞巴族是55个中国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主要分布在东南郡、雅鲁藏布江以南的珞瑜地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国内的珞巴族仅有3682人。
解放前，珞巴族人生活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受到了三大领主（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的强烈压迫和，致使生存在恶劣条件下的珞巴族人口数量急剧下降。解放后，珞巴族人见到了胜利的光芒，但到2005年珞巴族依然是我国最穷的几个民族之一。随着国家对珞巴族的两轮发展扶持，珞巴族民族性也受到市场经济的严重的冲击。在杨坤、符琼《珞巴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影响对策――以米林县南伊乡琼林村为例》中写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琼林村珞巴族与外界接触日益增多，在强势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珞巴族传统文化正在面临衰落或者消亡的危机。”他们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些很具有民族性的传统文化如语言、住房、宗教节日等都正在衰落，而原有的珞巴族文化已经消失了。
杨思远教授说：“我们相信，一切经济的民族性均将在经济发展中最终消亡，人只是人。”很明显，“人口最少民族”珞巴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关系是特殊的。它不能像“人口较多民族”一样，还有可以在经济发展和保护民族性上做一个偏重的选择，因为珞巴族人只是人，人是要生存，所以他们必须选择经济发展。
四、总结
马克思说：“每个民族都有优点，只不过在当时的阶段，不同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存在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不存在优等和之分。”他还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即每个民族的“民族性”都是应该受到尊重，且应该予以保护传承的。
研究人口较少民族的意义就在于，如果在保护不当的情况下，那么每一个民族都有可能成为“人口最少民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该民族的“民族性”就会受到消失的威胁。分析“人口最少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不是在学术上做文字的功夫，仔细研究下来笔者发现其现实意义亦不可以小觑。民族经济发展是延续该民族的“民族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既要靠外力推动，也要靠内里补充。在外力推动方面，国家早在2005年便开始了关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并大量的投入资金及基础设施建设，为促进其经济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内里补充方面，刘永佶教授认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与民族地区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若想实现劳动者社会地位的提高，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民族的强大，亦是一个民族民族性的强大，这需要内因与外因的结合。关注“人口最少民族”经济发展的研究，试图保护和传承该民族的优秀文化，是笔者的初衷，也是写作本文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民族文化的概念篇8
[关键词]生物性；社会文化性；家族；民族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6—0022—06
自然-文化，生物性-社会文化性的讨论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和命题之一。早期进化论就试图揭示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内在关联。斯宾塞用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提出著名的社会有机体论，用生物有机体的机构来比拟社会的结构。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需要说”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社会（文化）性二重性的最佳注解。人类有机体的需要即社会的基本生物需要，是文化滋长、发展及绵续的条件，从而形成了基本的“文化迫力”。由于需要形成迫力，这种迫力迫使人们靠着有组织的合作及经济的、道德的观念，而满足生理的需要，之后，又从中生发新的需要，又产生新的文化迫力。[1]（p-24）马林诺夫斯基对禁忌、仪式、巫术和生殖制度等的功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从而用功能论这种研究工具探究人（人的生理机体）和文化（人的创造物）之间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隐含着对人的自然-文化双重属性的理论认识。
家族和民族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单位，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表现形态，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又是紧密联系的整体。然而，学界迄今为止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理论阐发和民族志研究的不多。在当今全球化已成为明显趋势的背景下，传统社会文化处于变迁与转型时期，从古典人类学遗产中寻找理论源泉，以生物性-社会文化性二元概念为切入点理解家族和民族的特性，或许我们会对当代普遍出现的诸如文化生产、文化再造、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问题有新的思考。
一、家族的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
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是中国人社会关系网络的起点和核心。麻国庆教授曾阐释了家的性质：“家，是一个伸缩性极强的概念。它可以扩展到社会和国家，作为一种具体结构表现在姓、宗族和家庭与家户上。家族这一概念，一般是包括家庭和宗族。家族一方面是指这一具体的家与族，另一方面是指由两者间演生出的关系的外在化的一种符号，如家族主义、家族势力、家族影响等。”[2]（p-18）中国传统社区生活是以家族为核心的，韦伯通过对20年代中国社会的观察，认为中国是一个家族结构式的社会，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族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家族是一个一切以传统为准绳的封闭、自律的社会生活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自上而下都打上了父系家长制的烙印。[3]（p-153）在家族观念的熏陶下，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呈现由家庭扩展到家族到宗族再到族群、民族、国家的层次。
（一）“父子同一”的血缘亲属关系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特点在于其宗族性。宗族关系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主干关系。宗族关系以血缘关系为标准，表现了一种原始的人际秩序。宗指的是亲族之中奉一人为主，族指凡血统有关系之人。[4]（p-371）宗族制度强调纵式的父子血缘关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亲疏有别的观念奠定了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准则和伦理观念。在与其他亲属、邻居、朋友等的社会交往中，横向的关系也同样重要。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将这种横纵交叉的社会交往格局称为“差序格局”，认为我们的社会格局不是西方式“一捆一捆清楚的柴”，而是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即以“己”为中心往外推出关系网，并依据波纹的差序处理社会关系。对血缘的强调缘于对祖宗的崇拜，生育繁衍后代，继承祖先血脉是每一个宗族成员的责任。只有血亲生育才能将短暂的个体生命延续为永恒的代代继替。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人是有祖先也有子孙的民族，对血缘的重视是维持纵式社会得以延续的必要手段，也是许烺光先生总结的“父子同一”观念的体现。
宗族的血缘关系是家族存在的内在纽带，是一种生物学的逻辑关系，也是家族的生物性特征，对家族秩序和系统的形成起了非常核心的作用。而犹如人的生物与文化双重属性，家族还具有另一重要的维度就是其社会文化性。古德在《家庭》一书中讨论了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家庭模式中的表现，辩证地看待家庭的双重属性，认为生物因素与文化因素相互制约，家庭制度的形成有赖于生物特性。人类解决各种家庭问题的方式却具有文化特性和社会特性，家庭的任务就是将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因此，我们的全部行为都是社会化过程与人类特殊的生物本能交互作用的结果。古德构建了生物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和谐性：人类的社会模式是生物化的；人类的生物特性具有社会意义，并以社会形态出现。[5]（p-24-45）那么，根据古德的观点，社会文化因素对家庭模式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对于家族组织同样具有解释力。
（二）社会文化性和建构的家族
首先，家族强调的血缘关系这种生物性逻辑通过社会关系和文化活动表现出来。
王沪宁指出，家族社会化是村落家族的功能之一，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维系村落家族文化的机制。家族往往通过宗教、礼教、耕教和文教四种方式来达成最大限度的族化。[6]（p-133）在传统家族社会尤其是农村，家族社会化是宗教和礼教的结合，通过一系列家族和社会规范约定的民俗文化活动来实现，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祖先祭祀活动。在笔者曾经调查过的广西贺州市八步区莲塘镇白花村，当地客家人传承着完好的祖先祭祀仪式。古有四时之祭，客家人沿袭了古代春秋两季祭祀祖宗的传统，春季为家庭近祖扫墓挂纸，秋季为家族远祖祭祀聚会。各个家庭在清明节祭扫各自近祖的墓地，俗称“挂纸”。农历八月初十为做“大众清明”，各姓家族都要举行集体的公共祭祖仪式。以笔者重点调查的的祭祖为例，活动一般为两天，全族成员参加。第一天，四大房各户派代表携猪、羊、鸡、糕饼等祭品，集体坐车至贺街镇丁村的三座祖坟行墓祭活动。祭祖仪式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司仪、主祭、参祭者各司其职。祭祀完毕，以前交通不便时，一日难以往返，参祭者遂搭灶聚餐，现在则回到莲塘，四大房各安排热闹的饮“福餐”活动。家庭祭祖的主要目的是以仪式展演的方式敬宗收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关系和家族是构成客家人传统社会关系的基础，异地迁徒的历史原因又形成了显具客家族群特征的一村一姓现象。血缘关系和以“孝”为中心的家族伦理强调感恩图报的尽孝义务和慎终追远的祭祀责任，在日常生活联系和社会行为规范中逐步创生了大量被本家族成员集体认同的象征符号，以区别于周围其它家族。祖先祭祀与聚餐活动都基于家族血缘认同，其功用为“因祭祀之酒肉，聚其宗族于宗庙而献酬之，教民以和睦也。”[7]（p-6）
其次，家族中还存在非血缘决定现象和各种意识形态因素。
对于家族的非血缘决定现象，已经有足够的民族志材料证明。麻国庆教授称非血缘性的宗族为“拟制的宗族”：“拟制的家主要指在社会结合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在生理上、血缘上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用与家和亲属相类似的关系来设定他们之间的关系。”[8]（p-55-60）他论述了拟制宗族的四种主要形式：宗族合并与联合；同姓联合；地缘的纽带，如早期台湾移民社会根据方言群和祖籍地的划分建立合约制宗族；收养义子，确保继嗣传递。宗族的拟制性是和中国人的家观念相联在一起的，对其的研究说明了家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伸缩和扩展性质，生物性的家族和血缘均有社会化的倾向。
现代生命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挑战了传统家族的血缘观念。以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为主要内容，以解决不育问题为主旨的辅助生殖技术，改变了人类几千年的自然生育方式，引发了与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相悖的伦理困惑。传统意义上的亲属是因婚姻、血缘或收养而形成的家庭成员间的社会关系，亲属制度由血缘的自然联结而建立。辅助生殖技术却有可能使自然血亲关系难以为继，因此人工授精“借种生子”和“母亲”等现象依然受舆论谴责。这些伦理困惑的出现提醒我们反思人类学传统的亲属研究理论，从传统封闭性血缘社会研究而得的理论需要在现代技术背景下加以检视和发展。
家族是一种独特的血缘共同体，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和经济关系形态，家族的凝聚和认同包含了人为的建构和意识形态。科大卫和刘志伟以华南宗族社会为例，从超越血缘群体和亲属组织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宗族的历史，分析了宗族历史发展中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宗族的实践，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的表达，推广他们的世界观，在地方上建立起与国家正统拉上关系的社会秩序的过程。[9]（p-3-14）家族意识形态和权利的介入还主要表现在族谱的修撰和名人的攀附上。如客家人普遍追溯先祖为古代名人，以标明自身的“正统汉人”身份，其中隐含的是客家人家族谱系再造和民系建构的策略。
二、民族的实体论和虚体论
由于“民族”一词产生的中西方背景差异，以及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有关中华民族、民族、族群、国族等概念的定义和适用范围一直是学术界讨论不休的问题。我们今天使用的“民族”一词，并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自然科学概念，而是内涵十分复杂的具有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含义且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复合型”概念。[10]（p-45）安东尼·史密斯对“nation”一词的含义和在世界各地的运用有过独到的论述。他提出分析民族现象的中西方两种模式，认为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存在的是一个“市民的民族模式”（acivicmodalofthenation），也就是西方政治性的“民族-国家”模式。相对地，在东欧和亚洲同时还存在着一个“族群的民族模式”（anethnicmodalofthenation），它强调的是出生的共同体和文化，是具有相同血统的共同体。[11]（p-146-157）而事实上，很多社会的民族概念是兼有这两种模式或特征的，中国的民族概念就是如此的混合体。在指称56个民族时，既强调他们是血缘和文化共同体，也强调他们是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继而用“中华民族”这个一体来统合多元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理解中国的“民族”，必须与少数民族、族群、民族主义、国族和国家等这些概念联系起来，在各种具体的情境下做出不同的解释，它是一个动态和多层次的概念。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对民族类似于家族的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的双重属性-实体论和虚体论的探讨就成为可能。
（一）有机与人工：民族的家族隐喻
吉尔·德拉诺瓦在追溯民族概念的起源时提供了民族和家族二者相似性的洞见，对我们理解民族的两重性有很大的帮助。德拉诺瓦从词根来追溯民族的出处与根源，认为民族概念有三大词源：1）自身，生于自己的父母；2）身份，出生，继承；3）启蒙之后的自我意识，祖籍。他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民族与家族联系起来，揭示出了二者本质性的关联。他认为，民族向家庭借其隐喻，这一隐喻被用于各个层面，如祖国母亲、兄弟姐妹等词语，民族象征着自己从没见过的祖先以及尚未出生的后代。在现代汉语里，“民族”一词由两个表意字组成：民和族。民族是人民，按照家庭的隐喻而表达出来的意思。[12]（p-5-6）这一论述比较符合中国的民族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民族是家族的放大和类比。潘光旦先生就曾指出：“儒家思想以为一个人要与身外的世界合而为一，要取得位育（适应）的效果，总得经过一番努力，这努力共有八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步骤，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居于中心，是社会化的起点，治国平天下是社会化的终点。”[13]（p-317）传统社会中社会、民族和国家的构成都是家族组织的推衍和扩大，诸如家国同构、国之本在家、家天下之类的表述。
德拉诺瓦以开放的眼光评价了民族的各种定义，从有机的与人工的，个体的与集体的，独立的与依赖的，政治的与非政治的等各个层面来梳理民族理论的依据。其中民族的、有机的与人工二维可以用来解释实体论和虚体论的民族现象。1）有机的。在有机体的隐喻中，民族代表着生命，以家庭之树形容民族，隐喻枝叶繁茂，历久弥新。历史叙述将民族的论据奠基于有机体论，使民族具有了生物属性。2）人工的。民族不仅借助有机体，也同样借助建构型的隐喻，最古老的民族都经历过集体锻造的各个阶段。在现代国家建构逻辑中，民族被认为是人的自由创造。民族的想象与民族的政治或历史实体的锻造不可分割，两者互相加强。[12]（p-19-27）民族的有机维度指民族的天然纽带，如血缘、语言、文化等因素，而人工的则指与民族主义有关的政治、创造、“传统的发明”、“想象的共同体”等因素和概念，也就是民族实体论与虚体论之分。民族的这两个维度是对立统一的。
（二）原生与情境：不确定的族群
1980年代以来，“族群”（ethnicgroup）概念自西方的引入，掀起了另一轮“民族”与“族群”使用的对话与争论。而无论如何，族群概念有助于解释中国文化多样性和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尤其是民族中不同支系和未识别民族群体的问题。与民族一样，族群概念也是二维的，西方族群理论中一直存在着原生论与情境论两种倾向，用以解释族群的天然纽带与后天政治属性。早期的研究者多认为族群是一个有着诸如语言、宗教、习俗甚至体质等共同的客观文化特征的人群，可以称之为原生论或客观文化特征理论。而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族群主要是一种主观认同和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其形成和维持基于边界，可以称之为主观认同理论，近年来学界则把两种理论结合起来解释具体的现象。
客观文化论或原生论的主要代表是希尔斯和范·登·伯格，认为族群是人类的自然单位，具有悠久历史；语言、宗教、种族、土地等“原生纽带’使这些自然单位获得内聚外诉的力量和根据；他们认为族群是亲属制的延伸，是在生存斗争中用来达到某种共同目标的工具。这与上述所论民族的有机维度的理解是一致的，强调自然与文化的核心作用。与之相对的是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他认为族群主要是由其成员自我认定和建构的范畴，其形成和维持的决定因素在于边界，而非文化、体质上的特征；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是自然地理边界，更是指社会边界，而后者通常都是情境性和建构性的。族群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之中。[14]（p-16）巴斯强调的是族群的不确定性随情境而变化，与它族对比中产生的特征。梁启超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15]（p-43）虽然他说的是不同于族群概念的中华民族，但也强调民族凝聚力通常产生于内外有别的边界观念。
（三）文化与国家：民族的政治
马凌诺夫斯基区别了国家-民族和文化-民族，主张将族属（ethnicity）从政治中分离出去。认为由统一的文化原则形成的民族性与部落国家赖以建立的政治原则相对立。马凌诺夫斯基区分了文化方式的整合和政治手段的整合。部落-民族是文明与文化的载体，相反，部落-国家是建立在作为整合原则的政治力量上的，并且具有专门的组织和武装力量来实施统治、征服他人或保卫部落-国家的疆域。马凌诺夫斯基在战争时期的这种理论思考表现出他对战后政治秩序的深层思考，他认为由共同的历史文化凝聚成的民族是一个基本的人类共同体，主张在一个新的、当时正出现的世界秩序中给予弱小的族群和民族强有力的保护。[16]（p-15，27-29，85）
马凌诺夫斯基提到的是一个近年来学术界非常关注的民族和族群的“非政治化”问题，认为必须授予所有民族、种族和其他少数集团最充分的文化自治权利。为了避免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学者们积极探讨民族和族群如何“去政治化”的问题。史密斯的观点与马氏相似，他指出“要想达到非政治化的目的，一个办法就是把民族的文化层面从国家的政治层面中分离出来，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把民族从国家的区域性经济联系中分离出来。”[17]（p-12-13）马戎也提出“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设想来解释中国多民族多族群结构。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在处理族群关系中具有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传统，但是近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吸收了欧洲把民族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做法。21世纪的中国应当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18]（p-122-133）如何看待民族的文化属性与政治色彩，是中国民族研究应当深刻反思的问题。
三、结语
本文试图吸取前人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观察中国人类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家族和民族的关系问题，讨论二者从生物性与社会文化性双重本质属性引申出来的种种现象，并尝试揭示二者的相似性。从这两个层面去看待家族和民族，既避免了封闭的阈于血缘和文化等传统特征的研究，又避免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过度突出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而是把这两种传统与现代的因素结合起来。总之，当代话语下的社会结构和民族文化研究，应当放置于家族或曰家文化的背景中进行讨论，因为现代与传统是一脉相承而不是割裂的。反之，家族的研究又必须放在大的民族背景中来探讨，个人、家族、族群和民族的认同是一个递进的层次。在文化多元化和民族矛盾依然存在的今天，家族、社会、民族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人类学研究不等同于传统的国民性研究，中国本土的研究必须考虑多民族多族群的特征，在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浪潮的框架下讨论问题的同时，还应注意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家族组织和特性是有所区别的，汉族家族制度对少数民族的渗透，少数民族的攀附求同或文化固守、不同民族的家庭教育模式和个人社会化过程等都是研究民族互动的现实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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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概念篇9
【关键词】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政治共同体；自由；民主
不论是“民族”、“民族国家”或是“民族主义”的概念，对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渐在中国人的思想中生了根。晚清时期，由于不断受到来自外来民族的欺压，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同时民族国家也开始逐渐形成。作为个体，不能脱离民族身份而存在；作为国家的一份子，更不能脱离政治身份而存在。人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除具有鲜明的自然特征以外，政治性成为了最为重要的因素。
一、从族群到民族，从天下到国家
（一）民族概念的界说
探究民族起源，我们必须要从对于族群的认识开始，族群与民族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族群不等同于民族，但却与民族一样都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是民族的一种潜在存在形态。建国伊始，一瞬间社会中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民族，而如此多的民族能否共荣在同一国家之内，一时间成了所有人争相辩论的话题，那么到底什么是民族？能否给民族设定一个标准？
对于民族这个概念，若想给它下个称职的定义，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之所以称它为想象，并不是说他完全是一种虚假的想象，而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合理的想象。”显然在安德森那里，民族的想象中意义要远比民族的现实意义来的重要。一群人为什么能够称为民族，而不只是一群人？
对民族概念的认识，常常因人们所处阶级、立场不同而呈现纷繁复杂的状况。有的根据地域和血缘来定义，有的基于传统、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与文化要素来规定，有的则更是以民族精神来界说，还有的人则是从国家的角度来阐释民族，种种解释，虽也有不尽完美之处，但这些解释正是对这一概念的完善。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显然历来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都少不了文化、语言、宗教、情感、地域这些通用的标准，民族或是文化的，或是语言的，即使是安德森把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也离不开这些现实的标准，正是这些或隐性或显性的标准把“我们”与“他们”区别开来，把一群人之所以为一群人区别开来，而社会的急剧变化，无疑是加重了我们对于民族划定的一个难度。因而我们划定一个民族，不能根据任何一项所谓的标准，即使是国内文化比较同质的国家，他们也无法设定单一标准来划定一个民族，那些妄图以种族、肤色或是语言来为民族定标准的做法无疑是不可行的。我们说民族的起源它离不开情感、语言、地域这些自然因素，但现代民族更是存在于一个政权国家内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寄托着人们的自然情感，更承载着人们对整个政权发展的希冀。
（二）从天下观到国家观的转变
中国自夏朝王朝国家伊始，后历商、周，但对中国人来说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一直未能形成，“国”在古代一直未能成为吉登斯笔下的“权力集装器”，中国人心中怀着的不是国家，而是天下，自他们出生懂事开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条般的定律就一直禁锢着他们的思想，而相对于国家来说，“平天下”才是终极目标，另外，那时所说的国家也远非今天意义上的国家，而仅能描述为一个王朝政权。在天下观念的支配下，天子是代天统治人民的，而非世俗性权威的象征，或者说人民畏惧的是一种莫须有的天的力量。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历来并没有那么极其明显的民族界限，虽然在中国古代，就有鲜卑、女真、蒙古、满等不同于汉的民族，虽说“夷夏之辩”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异常厚重，但当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那些少数民族如蒙古所建立的元朝、及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在他们入主中原以后，他们同样可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国家，或者说同样可以取得毫不输于汉族人建立政权所获得的合法性。或许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是存在一种吊诡思想的：他们一方面拥有着心系天下的豪情壮志，天下观念根深蒂固，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着大汉族的急度自满感在里面，而当这两种情感遇到冲撞时，最后他们会以一种胸怀天下的大无畏精神而选择独善其身。
在西方，国家与个人之间是一种直接关系，而中国则不然，国家之外还有天下，与人最近的单位乃是家庭，而非国家，中国人始终倡导的是先家庭后国家，这样的观念也无不是造成今后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疏远的根源。近代中国受屈辱的现实，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深刻感受到国家观念的重要意义，开始实现了那种从传统的天下观念向国家观念的一种转变，人们也逐渐在国家中找到命运一体的归属感。不论是从族群到民族，或是从天下到国家，它代表的都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其中的民族不能成为单一文化的依托，而国家也不能仅仅是马克思口中一个阶级统治另一阶级的工具，把它们限定在某一方面的认识是不科学的，也很难得到人们的承认。
二、文化的民族，抑或政治的国家
前些年在台湾颇为流行的“国族”一词，近来又越来越为人们所引用，但nation这个词的传统用语仍用“民族”释义。虽然在英文中nation一词既可以翻译为民族，也可以译成国家，“民族”一词与民有关，是自我意志的体现，而“国家”一词，它多表现出人民的共同目标，这种价值性与工具性的兼容并蓄就构成了民族国家。
（一）民族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相互离不开
民族必须要国家建立来保障其利益，国家则需要从其最为根本的民族文化之中去寻求他的合法性或是权威性。民族共同体若是没有与政治共同体的结合，就无法长久存在，因而也是不稳定的。戴维・米勒说：“在民族共同体中，人们联结在一起不只是通过自然必要性，而且是通过风俗、实践、隐含理解等的密集网络。存在一种共享的生活方式，这不是说每个人都遵循相同的习俗或坚持相同的文化价值，而是说在生活方式上有相当程度的重叠”。
（二）民族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相互区别而存在
民族共同体在其自然形成的历史中，更多的依靠血缘、语言、生活方式这些自然力的因素把具有共同特性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明确区别他群体的拥有强烈认同的团体。它在形成之初，并没有明确的地域界限，而政治共同体则不同，它囊括了明确边界并对其所属疆域拥有绝对权威。民族共同体不等同于政治共同体，但却免不了在某些方面与政治共同体发生重叠。特别是在今天民族国家的范畴内，我们更是无法不去承认民族共同体依政治共同体而存在，而政治共同体则又要依靠民族共同体来保障其稳定。政治的作用，尤其是政治利益的影响，开始逐渐成为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纽带，是民族认同的基石。它可以使不同文化的人们走到一起，最终形成一个利益一体的政治共同体。
三、自由的民族，民主的政治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它不仅要求政治与文化的分离，更重要的是要求他们的结合，在这样一种模式下，不论是内在紧张性还是外在冲突性都要比单一民族国家更为复杂。多民族所带来的文化多元的现实加重了中国社会的压力，再加上汉民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形势无形中成为了其他民族实现自身民族利益的一种想象的障碍。民族共同体必须成为一个能代表自己行动和表达自身意愿的实体，否则便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样，它就要求政治实体必须对于他们的利益请求有所重视，否则便很难获得他们的合法认同。
在古代，那种混同文化精神和政治含义的民族国家学说对中国人民来说则一直较为陌生，相较于民族而言，中国思想界中更多存在的是“种族”概念。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一部分分合合的混乱史，鲜有稳定，一个王朝国家建立，不久又会被另一个王朝国家所取代，虽然其中不乏少数民族夺取汉人政权，但这种狭隘的民族概念，并非近代以来真正所说的民族国家中的概念，它更多的是一种深受起源于阶级观念的种族观念荼毒的思想，对于汉人来说，建立属于他们的政权带有成长于那个时代等级意识的局限性。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面对亡国灭种的时刻，“中华民族”的概念因其特殊的需要而结成统一整体，它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一王朝政权的替代，是整个生活在这块大地上的所有人民的苦难，这时民族多元文化内部的矛盾则显得微不足道，各个民族的单一民族利益让位于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但是，在新国家成立以后，抗战时期的“民族统一战线”开始面对现实问题的冲击，效力逐渐减弱，一体化的国家进程建设和多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如何实现本民族的利益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呼声。可见，民族问题成为了一个可伸缩性的问题，在国家面对外来民族的侵略时，国内民族内部的问题则会退化到次要地位，而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权则更显重要；可是一旦外部矛盾被削弱或是得到解决，内部的冲突就开始显现。
今天并非所有的对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挑战都来自于民族问题，但是民族问题无疑成为了现代民族国家政权持续性的特定问题。当然对于合法性判断，我们从来不应仅从这一政权的获得途径来判断，因为合法性不是始终固定的。
今天“中华民族”的概念已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且蔚为壮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虽因政治需要、民族需要而有所减弱，但并不是不存在。多元文化的现实与政治一体的进程始终相互碰撞，这种略显矛盾的关系无时不在冲击着中国政治的合法性。文化冲突的爆发会波及政治领域，有时只是一个规定便足以影响全国，如：政府是否能给予每个民族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或是在某一项政策上更支持哪个团体，又或仅仅是因为对一些活动的禁止，这些都有可能会激发某个民族的不满，而且在今天的社会常常如此。并且，通常处在这种情况时，“某一文化的支持者，往往把他们的政治要求看作是关系到原则，关系到深刻的宗教或，关系到文化的保持和团体的生存的大事，认为这些要求至关重要，不容妥协。他们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期望用任何暴力手段来解决，以暴制暴的方式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因而我们只能去用协商、调解的办法来解决，只有从文化中找到更多相互共通的地方，我们才能期待这一个社会朝同质文化的方向发展，民族冲突与争端也才会逐渐减少。而同质文化的建立则又要依赖中国社会民主政治的建立，在文化结构下，各方矛盾冲突都能够在一个有效的体制下得到合理的解决。少数民族需要的是自己的诉求能够得到重视，能够自由的表达意愿而不受限制，更让属于自己的民族共同体真正成为自己利益的代表。
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今天合法性的取得再也无法通过自然神力或是经济增长而当然取得，它必须要依靠法律化的制度来获得，对少数民族则更是如此。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关于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不仅保护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繁荣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事业，更加大投入为他们兴建教育设施来发展教育，把少数民族的权利纳入一体化的制度轨道。在看到如此多的成就以后，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少数民族的问题虽然一直受到政府的关注，政府也在国家的政策方针上对其进行倾斜，但是少数民族对汉族、多元对一体的问题始终是一个难题。自由与民主的终极价值的挑战依然存在。
对“民族”概念的讨论，特别是对于“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始终无法在一个已经被制度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去区别两个存在重叠性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就像是一道解不开的谜，长期考问着中国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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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概念篇10
关键字：社会心理学；民族主义
安德森对于民族这一概念的界定，一是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的的共同体。”[1]（p9）二是其本质上为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根据其界定，想象的生成是群体认知生成的过程，且该生成过程属于人类社会心理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对于民族主义观念的研究，使用社会心理学中关于社会认知心理与社会态度两方面的理论进行分析，有更好的针对性。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首先介绍的是使“这种想象成为现实的两个先决条件”，即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前提，一是认识论上人类对于“神圣的、层级的、与时间终结的同时性”的旧世界观丧失兴趣，而对于“水平的、横向的、世俗的共同体”产生兴趣；二是社会结构的先决条件，即资本主义发展、印刷技术进步、人类语言多样性三者重合。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根据Stryker1997年所述：在探讨个人与社会关系之前，社会心理学必须纳入一个自我概念，这组自我概念、自我定义构成了自我，进而调节社会对于行为与行为对于社会的关系。[3]（p521）在自我概念生成的基础上，才能对于社会认知进行建构。社会认知的生成，首先是通过自我的内容、结构、动态性反映出来的；其次社会认知的研究，主要是对于习得、组织、运用知识”的认知过程。[3]（p524）故根据上述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认知研究的一般理论构成方式来看，对于民族主义观念的研究，即对于一种社会认知的研究，首先应从其对于自我概念的界定入手，即在民族主义观念产生前，人们对于自我的界定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从而为民族主义观念的产生奠定了认识论的条件。人对于自身的认识，即自我概念的构建，在安德森所述的第一个条件形成之际，发生了一次从被动的自我本体向主动自我本体的转化，即自我概念中的积极因素增加，人们为了构建自己的社会现实，主动加工从社会情景中得到的信息，不只是接受外部信息。[3]（p525）而安德森在第一个条件的表述中，表达的结构为“对......丧失了兴趣，转而对......产生兴趣”，会使读者产生一种误解，即使读者认为旧式认知模式崩溃后，新的认知模式当然地取而代之。但是事实上，根据社会认知的一般形成过程来看，新的认知模式的形成，是在基本的自我概念建立之后，随着个人在与社会的象征互动中，逐步生成了新的社会认知，而非旧式的社会认知崩溃则新的社会认知立马确立。综上，对于民族主义生成的第一个条件的讨论，应按照自我概念的转变研究、旧式社会认知在前者基础上的崩溃过程研究、新式社会认知的生成过程研究的顺序进行研究并表述，则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示作为一种社会认知的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过程的讨论。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第二部分主要探讨的是四波民族主义观念的演变过程与其前后之间的关联性，即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南北美洲殖民地发生的独立运动、1820年后在欧洲出现的群众性语言民族主义与19世纪中叶在欧洲内部出现的“官方民族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在对这四次民族主义的潮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安德森主要采用的方法是田野研究与小说报纸等媒介的文本研究结合的方法。就小说报纸等媒介的研究而言，其方法更加类似于现代传播心理学的研究，根据现代传播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的研究著作所表述的内容构成结构来看，现代传播心理学的研究结构主要分为三个环节的研究，一是对于传播者的研究，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这两部研究民族主义观念的代表作中，都有对于所研究的小说的作者的介绍与研究，如：《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中《黑暗之时与光明之时》这一章节中对《回忆录》这一作品进行分析前，就对其作者与作者所处组织进行详尽介绍，即爪哇至善社与其成员苏摩多；[2]（p101-105）二是对于传播过程的研究，其中一个部分是传播内容研究，安德森在上述两本作品中也对部分小说的内容做了细致的分析，如在《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中对于爪哇文学作品的内容结构，观点组织的介绍与《想象的共同体》中对于巴尔扎克小说的内容分析；第三是对于传播受众的研究，而安德森由于其自身条件的原因，脱离了所研究对象的所处范围，只能从一个“较远的距离”观察，[2]（p4）所以其对于传播受众的研究，缺乏第一手的实证资料。而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与流变的过程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认知的研究，而从传播心理学这一社会心理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来看，对于传播受众在传播行为后的态度的形成与改变的研究，即传播效果的研究，才是与社会认知研究最相关的部分。而安德森在其两部作品中，虽然有对于小说报纸媒介的内容结构的研究，也有对于“阅读阶级”的描述，但是对于“阅读阶级”的实证研究较少，所以在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与流变的过程中，对于哪些人群最先形成民族主义观念、小说和报纸的效果分别怎么样、民族主义观念是沿着什么样的路径传播的这些问题上，难以给出清晰地回答。
在《想象的共同体》第二章中主要讨论了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为了解决民族主义为何有巨大的感召力的问题。在该部分的讨论中，安德森将民族主义观念与宗教观念做了部分的比较研究。研究民族主义观念的感召力的问题，实则是研究某种社会认知的效果的问题。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研究某种社会观念的效果，除了对于该社会认知进行内容解构与分析外，还应当结合该社会认知的生成环境与所传播入地的结合过程这两个部分进行研究。在金观涛、刘青峰所著的作品《观念史研究――中国近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中，就系统论述了西方的一系列政治思想观念，如何经历了初次接触到二元二分意识形态到最后将观念注入中国儒家传统伦理中心主义的一元论观念结构中发挥作用的过程，清晰地展示了各种重要政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流变过程，并对于在此过程中它们各自的作用做了清晰地解释。而安德森对于民族主义的流变的过程研究，其中缺乏的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于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化类别化的观念研究与所传播入地区的观念结构结合的研究部分。
综上，民族主义观念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认知，故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更加具有针对性。安德森在其对于民族主义生成的过程中，未能按照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认知研究的逻辑顺序进行，如果对于民族主义生成的第一个条件的讨论，按照自我概念的转变研究、旧式社会认知在前者基础上的崩溃过程研究、新式社会认知的生成过程研究的顺序进行研究并表述，则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示作为一种社会认知的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过程的讨论，即民族主义是一个人在他所处的文化认可范围内对于认识到“我”的边界可渗透性质后的防卫心理，建立在一种对外来者的恐惧，对于内心未被承认的恐惧的一种“自我防御性”心理；[4]（p121-127）而在其讨论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过程时，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分支之一--传播心理学的逻辑结构，缺乏对于传播受众的研究，所以在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与流变的过程中，对于哪些人群最先形成民族主义观念、小说和报纸的效果分别怎么样、民族主义观念是沿着什么样的路径传播的这些问题上，难以给出清晰地回答。
结合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想的生成发展过程来看，金观涛、刘青峰将中国前近代意识形态的核心称作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伦常等级观念系统，从性质上看主要是一种文化认同，即国家的成员认同的是儒学文化，而非是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在辛亥革命之后，三民主义的兴起时期，民族主义所指也并非安德森所论述的相对广义的民族主义，而更多的是单纯汉族的种族主义思想。而自1924中国党务改进之后，到中国共产党的兴起与人民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始终与以社会分层为基础的阶级理论高度耦合，这其中有两个较为重要的特点，首先，从这一时期官方意识形态来看，民族国家的边界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界部分重合，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对分离感较低，即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生成是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高度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是该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产物；其次，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后，中国人开始接受民族主义，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与人民两种互动的过程，在传入中国过程中，人民变成了国家，民主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非民主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必要条件。[5]（p18）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生成与发展与“敌对国”的观念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时期以排满为核心的种族主义，经过扩大了敌对的对象的变化之后，形成了新的民族主义思想，于此同时与“敌对国”相对的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所认同的“同类”，在此基础上，现代的“中华民族”观念，也就是群体关于“自我”的界定就此形成。在社会心理学中关于群体的界定与认同心理具有层次性，这就是说对于“自我”具有的不同水平的特点的归类，会形成不同的群体划分，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生活中群体分化较为明显，如：根据家乡的分群，根据职业的分群，根据社会阶层的分群比比皆是；而在一定的时期，这些分群思想会淡化，集体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会加强，在大规模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加强时，又在强化之前会伴随着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的宣传。这一现象的形成与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生成土壤密不可分，即它是产生于与“敌对国”的对立冲突之中而确立的国家主义思想。综合上述两点的讨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生成发展过程是：从前近代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认同，[6]（p12）转向了对于以中华民族为民族主义认同客体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这一转变的过程，与以阶层分化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思想传播过程高度耦合，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也因此经历了国家边界与政治意识形态边界（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从重合到分化的演变过程，其生成的基础建立在与“敌对国”相对应而产生的“中华民族”的群体自我概念之上，故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与对于“敌对国”的活动情况的宣传是密切相关的。
参考文献
[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比艘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m]，甘会斌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3]m.艾森克，《心理学――一条整合的途径》[m]，阎巩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阿西斯.南迪，《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6]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