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重要性篇1
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高职教育必须确立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注重传授专业知识和培养技能的同时，加强人文教育，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把学生培养成既能胜任某种职业，又能促进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而高职医学生的职业从一入校就明确定为和人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担负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伟大使命。这就要求他们不但要具备系统的理论知识和精湛的专业技术，更应该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但现实往往不容乐观，目前的情况是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素质欠缺。所以，在医学生的培养过程中除进行专业知识传授外，更应该用代表人文内涵之一的儒家文化作为准则，贯穿到医学生的培养过程中，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大学人文教育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部分高职院校也开设了相应的课程，但人文教育在高职院校的深层层面仍然处在尴尬和无奈的境地。一方面高职院校注重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对技能表现出浅薄的崇拜和赞美，另一方对支撑其背后的人文精神表现出隔膜和冷漠。如此，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重技能、轻人文、重功利、轻素质等种种现象。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高职学生，普遍存在着技能水平尚好，但缺乏爱心及责任感；抗挫折能力弱，心理承受能力差；人际交往能力差，缺乏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缺乏团队精神及换位思考的角度。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精髓，从古至今，对个体具有教导、规范、约束、平衡的作用，影响和造化了一代代的中国人，促使社会协调、稳定、有序地向前发展，起着准法律的作用。众所周知，儒家的教育以弟子如何做人为根本目的，相比于理论上的知识，更加注重弟子们在德行和智慧方面的培养，突显了古人人文主义的教育模式。医学院校如何从儒家文化中吸取营养，提高医者的认识水平和加强医风医德的建设，构建和谐医疗人机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儒家“仁爱”思想有利于培养医者的“仁术”之德
“仁爱”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基础。《中庸》中所记，孔子解释“仁者”为“人也”，可见，“仁”在儒教文化中被看作是做人的根本。而孔子的“爱人”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爱亲，即爱有血缘的人，另一层爱没有血缘之亲的众人，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仁爱”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了处理人际关系必须遵守的准则，也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行动指南。传统的中国医学深受儒家思想“仁爱”的影响，把“仁爱”作为行医的目的，从而有了“医乃仁术”的说法。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医患间普遍缺乏信任，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部分医务人员对患者缺少情感关怀。医生不仅要治疗患者疾病之痛，还应该在心理方面对患者有所理解、安慰、关怀。这就要求医者要拥有“仁爱”思想，视患者如亲人，从患者角度出发，关怀同情患者。如此，医患关系一定会和谐。作为未来的医者，医学生更应该从儒家文化中吸取营养，提高人文素养，做到尊重人，理解人、体贴人、帮助人、爱护人，只有学会推己及人并拥有仁爱之心，才能济世为怀，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二、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有利于培养医者的“济世”情怀
儒家拥有一种“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重义轻利、豁达开朗的态度。“君子喻于义”，“君子以义为上，忧道不忧贫”说明儒家提倡的用心求道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追求更高的境界，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就如儒家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儒家这种重义轻利，重贡献轻索取的思想，对于医者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传统医学也强调“以医济世”的行医宗旨。为此，行医应有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能博施济众，一心赴救，廉洁行医，认识自己职业的神圣和崇高，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为患者服务，全身心投入医学事业，精研医术，不断求索，救死扶伤。这样才能做到济世大众。
三、儒家人本思想有利于培养医者的“人命至重”的思想
儒家文化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是最宝贵的，应该懂得珍惜和爱护。《孝经》中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礼记》中所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无形之秀气也”。意思是生命是天地给予人类最高的恩赐，是最宝贵的。荀子也曾说过：“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由此可知，儒家文化十分强调人的生命的崇高地位，充分肯定人的价值，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关切，体现出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这样的人本主义思想应该很好的融入高职医学生的教育中，使学生们意识到儒家文化中的这种人本主义思想与医者的“人命至重”是一致的，是息息相关的。
儒家文化的重要性篇2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成为表现中国设计的主要元素。本文从历史与抽象两条轨迹出发，对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流变与逻辑进行了分析。通过社会现象描述了产品设计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对儒家文化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并根据设计事理学方法论提出了儒家文化融入到产品设计中创新构想。
关键词：
儒家文化产品设计设计事理学方法论
一、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的概念
1.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的本体分析
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可以沿着历史轨迹以及抽象轨迹出发，其有利于对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的本体进行分析。
从历史的角度看，产品设计是人为了实现意图的创造性活动。人类的设计活动在时间的推移下，使得产品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但是，产品之间的差异只是―种现象。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并没有具体的风格、流派、理论等。但是不可否认其设计价值。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文化模式等都是在某个时间下构成产品设计的内在动因。所以，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是社会、文化等内在动因的载体。比如在儒家文化盛行的时期，古人把祭祀作为非常隆重的活动进行，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的背景下，产品主要以祭祀为设计目的。
从抽象的角度看，只要人类利用知识、经验来改变未来现状，都属于设计性质。英国的《百科全书》将孔子定义为设计师，因为他创造了儒家文化思想观念体系。因此，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是儒家文化的衍生品，是新的形态产品，拥有独立的设计风格。但产品与产品之间又有系统的联系，不同的产品描述着不同的功能。
设计的历史折射出某个时代的主流思想观念，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不同时代的产品背后寻找其设计意义，探寻儒家文化在产品设计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其对不同时代的影响。
2.基于儒家文化下产品设计的演进
自然社会经济时期，原料是经济结构的核心要素，靠积累经验、知识来评价真理。生产活动融于感觉、经验与悟性。周商时期，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以青铜制造的礼器、乐器为主。礼器是儒家文化下“礼治”的象征，是等级与权利的代表，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进入秦汉社会后期，社会混乱，礼崩乐坏，礼仪文明难以继承，青铜礼器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宋明时期，儒家文化复兴发展到理学的阶段。道德文化修养被士大夫注重，因此，儒家文化成为探究的风尚标。此时，科学已经从直接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理性地分析产品背后的统一性与规律性，产生了技术至上的倾向。产品设计向功能主义发展。
商品社会经济时期，西方科技传入中国，西学东渐，出现了否定儒家文化的观念，批判君主专制的等级制度。丰子恺在其《工艺实用品与美感》一文中描述中西产品的混合只是“混乱”，是迎合、模仿、卑劣和守旧的混乱的状态。在这段时期，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地位逐渐下降。
新中国成立以后，儒家文化地位彻底被。基于儒家文化的产品设计停滞。
信息社会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后，儒家文化地位逐步上升。儒家文化作为民族的文化遗产与新文化结合，设计师们开始探寻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的发展之路。
3.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流变与逻辑
工业革命之后，不同的国家与地域产生了众多的流派、运动，如荷兰风格派，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德意志制造联盟等。设计史类书籍均对这些流派进行了描述与分析。李乐山把这些流派的思想基础总结为五种，它们分别是：
（1）以艺术为中心的设计
（2）面向机器和技术的设计思想
（3）以刺激消费者为主要设计思想
（4）以人为中心的设计
（5）自然中心论，可持续设计
柳冠中结合李乐山的分析，认为人、环境、资本三个深层的支配因素是设计思想发展的内部原因。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符合人的逻辑，可以归纳为以人为中心的设计。
理学作为儒学的一种历史形态，是明朝主要的哲学派别。儒家中庸之道主张含蓄，讲究“度”的拿捏。《长物志》第六卷将椅的典故、形制和优缺点描述的很清楚。儒家文化与礼教相关，儒家文化与人的德行联系在一起，具有伦理色彩。所以，强调人格的清正。因此，其家具设计不过度使用金、玉，在造型上除去了多余的装饰纹样，达到了简洁的造型效果。此外，文中也对椅的尺度、材料进行了科学分析。通过《长物志》的描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形态都是以人的需求为本的，强调功能性，美观性，文化性，注重人与产品的和谐关系。
二、产品设计与儒家文化
1.儒家文化的概念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是孔子在春秋时期所创，在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中心思想中“仁”是核心。儒家学说在历史的潮流下，不断地发展传承，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产品设计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2.1产品设计是儒家文化的投射活动
克拉克洪说：“文化是后天的历史所形成，也是人类生活中外显和内隐生活样式的设计。”外显是行为，内隐是价值观。产品作为文化的载体，聚集了时代的文化与价值观，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识。
产品背后隐含着人类的文明心理与精神。儒家把色彩赋予了尊卑等级的意义，而红色在伦理道德上正是尊贵的象征。因此，中国人对红色十分崇拜。产品设计是通过文化观念推理的假设，并不是设计师的凭空想象。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其文化背景的影响，所以设计是将文化物质化的过程。
2.2产品设计对儒家文化的反作用
设计是带有目的性的人的行为活动。产品作为设计活动的外在结果，既是功能的载体，也是情感与精神的载体。
产品设计的最终目的就是解决问题，实现其功能性。其直接依托于科学、技术的支持。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产品总会被新的产品所取代。
在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下，实现产品的功能性已经不再是难题，实现人类的精神诉求成为设计的重要内容。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产品的功能性有着新的要求。然而产品所隐含的精神与文化因素却不容易改变。从文化的角度看，传统的文化有脉络可寻，儒家文化作为文化脉络的主线，有着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
2.3儒家文化与产品设计的创新
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为了实现产品利益的最大化，具有国际标准化的产品大量涌现到市场。世界文化与儒家文化如何均衡，是当代设计师需要探究的问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北欧、德国等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本土文化，为其产品建立了一套鲜明的设计风格。然而，中国的设计一直追随西方的设计之路，抄袭与模仿使中国一直处于制造大国，而非设计大国的位置。
儒家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在现代社会依然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可见，儒家文化依然符合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与特定需求。作为设计者，应当深入研究儒家文化，经历了几千年，儒家文化显然有了新的文化象征。我们在重视基于儒家文化下产品设计的同时，也要重视设计的差异性，不可将其商业化，而是应该赋予其在现代社会下新的意义。
三、儒家文化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1.从明代家具看儒家文化
实学思想是儒家文化在明末时期的主流思想。它的核心是“经世致用”。它明显的主张就是强调实用，其实用性主要表现在以民为主。
从明代家具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文化讲究致用。例如明代圈椅的设计，传达了儒家中庸思想。圈椅造型为上圆下方，椅子并无多余的装饰，简约大方。椅背呈s形，贴合人体腰、背部，精准的人体尺度设计，添加了其舒适性。但椅子扶手向下倾斜，不得不让用户正襟危坐又显示对客人的尊重。它的造型设计除了象征幸福、稳健，还达到了“礼”的功能性。
2.从礼器、乐器看儒家文化
礼乐文化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组成性质。原始时期的礼乐通过供物奉神来表达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社会关系。而青铜时代，通过敬奉祖先来维护宗法等级。战国时期后，礼崩乐坏，礼器、乐器逐渐成为一种娱乐手段。
从礼器、乐器的演变中，我们发现儒家文化鼎盛的青铜时代强调群体意识。从侧面传达了儒家文化中严格的等级制度，体现了人类的尊卑等级。
四、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创新方法
1.剥离“非现代”部分的内部因素
“设计事理学”将设计行为归纳为协调内外因素的关系。针对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而言，其内部因素是材料、科学技术、造型、成本等，其外部因素是时间、空间等。在外部因素的变化下，儒家文化的思想核心并未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是其产品设计的内部因素却在不断演变。
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受到生产工艺、材料以及设计风格的冲击，不仅功能载体得到了更新，而且其评价、方法、知识、信息等整个系统也进行了重新的整合。这种新的组合形式，推进了产品设计的革新。然而，现代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并不能完全认识到这点，甚至有些设计师把儒家元素符号等应用到产品设计中，就认为那是体现儒家文化的产物。
因此，儒家文化在产品设计的运用中，要以现代设计为最终表现的形式，剥离儒家文化中“非现代”的外在因素。比如，青铜材质、儒家元素符号等运用到产品设计中并不能完全代表儒家文化，它们只是某个时代下，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一种表层的体现形式。总之，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不是毫无保留地继承与发扬。其产品设计在隐含儒家文化价值观的同时，也要把握当代社会特征，注重生产工艺、材料、造型等内部因素与当代儒家文化的关联性。
2.形式追随内容
儒家将美与善作为评价产品设计的标准，其中美是从设计形式说的，它可以是材料、结构、造型之美；善则是产品设计的内容，它是思想、价值观。
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中，“善”可以理解为“以人为本”。为了更好地服务用户，设计师需要用社会科学去寻找人们行为背后的意义、情感与价值系统。我们对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中国条凳为例进行分析。
条凳在中国农村很常见，通常几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两侧的某人-旦起身，其他人就容易因为条凳倾翻而摔倒。从人机工程学的角度分析，条凳的结构设计并不合理，忽略了用户在不同环境下的使用方式。但是，我们追溯到条凳设计初期，就会发现，其设计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礼仪互动。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讲究人与人之间的礼敬。既然你要起身，就应该知会与你同坐在条凳上的人。条凳通过人与人之间共同保持平衡来实现其目的。
根据事理学以“人为事物”科学的理论基础，条凳的设计符合其规律，确定需求的目标系统后，对造“物”原理、工艺等内部因素进行选择。产品设计的形式需要在其需求目标系统确定后再进行信息的整合。（图1）
儒家文化的重要性篇3
摘要：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有赖于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韩国传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讲“仁”重孝伦理思想、尚贤重教思想以及谦逊礼仪观等，不仅对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也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要借鉴韩国经验，领会其本质，从政府、教育、传媒等入手，引导人们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以探索传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韩国；儒家文化；传承；启示
韩国作为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最好的国家之一，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完整的集成与进一步发扬。时至今日，儒教在韩国占据主导地位，孔子的“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孝忠为本”思想已融入韩国人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们正确价值观的精神能源。儒家思想对韩国当代现代化进程、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等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儒家文化在韩国发展的原因
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比其他国家更重视，韩国是儒教的“优等生”国家。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在韩国得到较好传承和发扬，除地缘外，还受到本土文化影响。
1.历史背景
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一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友好往来，尤其是古代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北端，陆地与我国山水相连，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由于地缘关系，儒家学说最先传入的国家就是古代朝鲜。据文献记载，远古时期，中国东北各少数民族不断移居朝鲜，相互来往。《史记》中有殷末周初箕子率族人去朝鲜的记载，称其为“古朝鲜”。1儒家思想先后传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它们都以各种形式对儒家学说进行了传承。进入李朝后，儒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那时，不仅创造了韩国文字，还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为韩民族精神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纵观韩国历史，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儒教形式和内容有所改变，但儒教的基本理念，已深深根植于韩国文化中，成为韩国民族精神基石。
2.文化背景
韩国地处半岛，国土狭小，人口较少，历史上又屡遭外族入侵。保持民族团结和稳定，关系到韩国民族生死存亡。儒家文化所主张的中央集权加强了社会稳定，受到韩国统治阶级推崇。儒家文化已成为韩国人救亡图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
韩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古代曾多次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文化。到了近现代，又虚心学习日本科学技术和美国文化。韩国提出世界化的同时，又注重保护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能根据本国具体国情，把本民族文化发展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吸取精华去其糟粕，这是韩国传承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
二、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韩国，儒教既具有官方性质，又具有民间特点，对儒学的保护和复兴起到很大作用，也促使韩国能成为儒家思想保存较为完好的国家。由于对儒教的重视，韩国政府大力倡导人们对儒学的推广应用，鼓励学者积极探索和发掘儒家思想内涵。
1.韩国对儒家文化传承的内容
韩国传承的儒家思想主要包括伦理道德、社会教育、社会礼仪等，并将它应用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促进韩国经济快速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讲“仁”重孝的伦理观。儒家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人和”精神，“仁”是儒家文化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韩国把“忠恕之道”作为“仁”的准则，把公民权利、义务教育与忠孝教育有机衔接起来，有利于人们形成忠孝一致的伦理观。儒家文化倡导大家庭和等级制度，长幼有序的礼节，服从精神。长期以来，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按家族与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君、臣、父、子”的服从关系。这是“忠孝一致”的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观的体现，以此为基础强调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对家族先辈的绝对服从，构成家族内部生活伦理秩序。儒家文化思想已成为韩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尚贤重教的教育观。儒家的“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等教育思想，在韩国影响深远。韩国非常重视儒家思想教育，李朝太祖六年成立的一所以教授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的高等学校，即成均馆大学，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至今，成均馆大学在韩国依然是政府重视的教育基地。韩国儒学教育除成均馆大学、成均馆下属的地方乡校外，成均馆下属的“儒道会”等组织，还举办各种讲习班以宣传儒学思想。
1960年以来，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施行伦理教育，还根据各级学校的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的道德伦理科目。小学学习《家庭》科目，讲述“正经的生活之道”。培养学生养成端正、诚信、节制、尊重生命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爱国家、爱民族、爱家庭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初中学习“道德”科目。主要是培养学生养成懂礼节、重孝道、尚和平、善合作等正确的道德观。高中学习“国民伦理”科目。以培养学生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注重民本思想、重视修身养性等，以更好地传承民族的伦理传统。大学继续学习“国民伦理”科目，内容包括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实学思想等。让学生深入了解本民族发展史，从而热爱国家，更好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韩国，除了课堂教育外，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孤儿院和养老院等进行社会实践，将所学的道德科目内容运用到社会生活中。
(3)谦逊的礼仪观。儒家文化中“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观念已在韩国人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韩国父母从小就开始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孩子懂礼节，学校从幼儿园开始教孩子基本社交礼仪。韩国学校礼仪教育包含在系统的道德教育中，教授系统的礼仪知识包括国家、社会、家庭、学校、个人等。韩国还利用政府在各个地方办乡校书院，积极向社会开展儒家文化礼节教育。如梁山乡校每年面向社会免费进行韩国传统礼仪教育，还开设书法、茶道、祭祀、韩服等礼仪。
2.韩国对儒家思想传承的方式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主要通过教育实现。这种教育方式既有学校的正规教育，也有社会组织的非正式教育。教育乃百年大计，横向上教育传播面广，纵向上教育影响深远，教育模式具有简约性、整体性、延续性等特点，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除正规学校教育传授儒家思想外，韩国一些非正式组织也会宣传儒家思想。如儒道会、传播媒体等。儒道会主要通过举办学术和文化交流宣传伦理道德和忠孝思想。韩国国家电视台坚持定期播放《论语》讲座宣传儒家思想。
3.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对青少年的影响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重要影响。讲“仁”重孝的伦理观教育，能促使青少年从小养成孝敬父母、与人为善的伦理观。尚贤重教的教育观，能促使青少年养成诚信、节制、热爱生命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也能促使青少年爱国家、爱社会、爱民族、有责任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形成。谦逊的礼仪观教育，有利于青少年养成懂礼貌、乐于助人、文明友善的正确道德观。
三、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儒家思想虽源于中国，但从某种程度上说，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比中国还要好。韩国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使得儒家文化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一种不自觉的历史认同形式存在。儒家文化成为推动韩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精神动力。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
1.正确看待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在吸收儒家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国情，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做到了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韩国得以较好地传承和发展，关键在于韩国政府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和积极引导。这些是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的。
首先，我国要足够重视传统儒家文化。中国目前比较重视经济的发展，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我国可以借鉴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之路，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建设。其次，我国应该对儒家传统文化给予积极的探索和挖掘。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已经过时，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却具有永久性的价值。我们应该挖掘儒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探索如何将消极的影响转化为积极的影响，使积极的影响发扬光大。
2.学习韩国设立专门的儒教大学
近年来，儒家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也已相继建立。作为儒家思想发源地的中国，更应该加大对以传授儒家文化为办学理念的学校的创建，尤其是孔子学院的建设。
在韩国，中央设有专门的儒教大学成均馆，在地方普遍设立公私教育机构，如乡校、书院等，主要以儒家经典教育、儒家文化传播为教育宗旨。这也是儒家文化在韩国得到普遍认同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可根据本国国情及借鉴韩国办学经验，探索建立有特色办学理念的学校，以更好、更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在中小学乃至大学层面增加《论语》精华部分诸如诚、信、仁、爱、孝、悌、礼、仪等“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和科目，借用儒家文化的道德资源对青少年进行启蒙式道德教育。学校除了学习儒家思想理论外，还应该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志愿活动，比如，到养老院、孤儿所等志愿服务，把学到的儒家思想精神应用到实践中去。
3.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
大众传媒作为当代社会信息传播最主要的渠道，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时效性强等特点。我国可以借助网络、电视、报纸等多种媒体进行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内容可以多样化，除了《论语》《大学》等理论知识外，还可以大力宣传孔庙、孔府、孔林这些世界文化遗产。让人们通过参观，亲身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产生崇敬之情。还应该重视影视节目对人们的影响，影视题材要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内容要反映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和正确的价值观等，这些都有利于儒家文化更好地推广与传承。
引文注释
1文思和.世界通史:上古部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97-3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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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重要性篇4
《文明论》一文重在揭示大陆儒学复兴的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而本文则想借着《文明论》一文探讨一下大陆儒家自身的内在问题，从而导出本文对大陆儒家开展方向及其承担主体问题的思考。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就不得不围绕着大陆儒家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展开。就大陆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而言，正如唐文明教授所指出的，“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西方现代性的神话已经破灭”――他更是将这一点作为“中国思想界三十多年来最大的理论成果”（见唐文明《“回到康有为”与陆台新儒家之争》，《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20日）。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无疑是自由主义以及奠基于自由主义之上的民主制度。因此，称西方现代性的破灭，其实质是说自由主义以及作为自由主义制度安排的民主制度已经不再构成大陆儒家的政治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大陆儒家对自由主义所采取的对待儒学的方式也深感不满，正如《文明论》一文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自由主义学者同意并强化儒学的宗教性，但对于价值与制度、制度与礼乐的关联则予以剥离，其目的是儒学的制度与礼乐的向度将被纳入传统的因而也是不适应现代的、过时的政治―社会体制的范畴，以便为自由民主的制度安排张本。”当自由主义及其所奠定的民主制度不再成为大陆儒家的政治诉求时，自由主义对儒家的定位与安排招致大陆儒家的不满也就是必然的了。事实上，大陆儒家对港台儒家的重估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不满，其根源就在于大陆儒家对自由主义的不满。正如《文明论》所洞见到的：现代性的叙述是港台新儒家共享的思想前提，港台儒家的“返本开新”的主张，也没有走向为“为现代开出新的类型”，而实质上不过是“儒学自身的现代化”，而港台儒学这一现代化的自我要求给自己所设置的目标则是民主与科学。因而，港台儒家没有“从儒学的立场去检讨科学和民主”，而是论证了“儒学与科学、民主标志的现代性要求并不矛盾”。因此，港台儒家返本开新的思想劳作的实质就在于一方面为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性的正当性背书，另一方，则是为儒学能够融入由西方现代性所塑造的现代社会进行自我辩护。《文明论》进一步指出，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港台儒家强调“儒学的内在超越性或宗教性”，从而“将儒学交付给私人领域”，将儒学“作为内在的主观价值”而加以安排。而这一点与自由主义对儒学的处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大陆儒家对港台儒家的不满，并不是李明辉先生所理解的沙文主义情绪的流露（见李明辉《访问之回应》），而是有其更为深刻的背景，即这一不满是根源于唐文明所说的“西方现代性神话”的破灭。
不过，就大陆儒家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而言，《文明论》一文虽然着墨不多，但显然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如《文明论》一文所指出的，与自由主义对儒家的功能化处理一样，“左翼对儒家的利用也同样是功能主义的，它是在激活中国社会主义遗产的基础上接受儒家”，从而使得“儒家变成社会主义的修饰词而非中心语”。毋庸讳言，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作为一种制度性设计，其中明显地包含着对现有体制弊病的不满――虽然蒋庆在对李明辉的回应中，主要将他的政治儒学与民主政治加以对比（见《蒋庆回应李明辉批评：政治儒学并非乌托邦》，澎湃新闻2015年4月7日），但如果没有对现有体制弊病的不满，又何须提出并期待一个不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政治儒学呢？事实上，制度设计构成了大陆儒家的核心关注点。这一点在蒋庆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对他而言，“政治儒学”不同于“讲政治的儒学”，而其中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政治儒学是“从制度架构上讲政治”（见《蒋庆回应李明辉批评：政治儒学并非乌托邦》），换言之，蒋庆那里的政治儒学明确地包含着“建构政治制度的诉求”，而这一诉求所包含的“制度性批判”维度。事实上，在蒋庆之外的大陆儒家那里存在的孔教论或国教论以及儒家说等，无不包含着对大陆当前制度的批判性内涵。正如《文明论》所概括的：“面对新的现实与问题而自我转折，以真正实现从现代文明的价值元素到整体性的文明架构安排的大变革”，构成了大陆儒家的自我期待，而这其中最为核心的诉求就在于“儒学如何参与公共性的制度与体制的架构”。显然，这一诉求并不仅仅是出于自由主义对儒家的安排、对港台儒学自我定位的不满，而是明确地包含着对当前体制的反思。
不过，大陆儒家对待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态度毕竟有所不同。显然，鉴于西方现代性神话的破灭，鉴于儒学在台湾社会的现实命运，大陆儒家对待自由主义的最为方便的方式是不再将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诉求，同时在理论上阻止自由民主的政治安排在中国大陆成为制度性事实。但大陆儒家对待社会主义，则不再具有这种便利性。关键在于，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存在。而社会主义制度是大陆的基本政治制度。大陆儒家无论对现行体制抱有怎样的看法，都不得不正视这一基本事实。正如《文明论》一文所指出的：“‘人们不能不再正视这一体制自身所具有的学习与变通能力”，从而，“思想界在1995年出现了‘告别革命论’”，更为重要的是，在“告别革命论”之后，“‘儒家社会主义’观念开始在大陆思想界出现”。虽然“儒家社会主义”最初由左翼学者所倡导，因此，引起了一些大陆儒家的不满――唐文明就曾经指出“其理论动机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基于主义的立场调和的传统与儒家传统，其理论目的一个是要说服那些站在儒家立场上的人能够接受主义及其已经形成的政治传统，另一个则是要在主义的思想框架内接纳儒家”（唐文明：《新文化运动的转折与新儒家的思想界限》，《读书》2014年第12期），但他所倡导的“伦理社会主义”概念，仍然是以社会主义为中心词，从而将儒家思想放在了修饰性的位置之上。不难发现，这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接受了左翼学者对儒家的处理，与其说是一种妥协，不如说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且将长期存在这一基本事实的承认。《文明论》一文也同样承认如下事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社会主义的地基上接收儒家思想仍然具有相对的历史现实性。”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李明辉等当代港台儒家一方面对自由民主制度表达了不满，但他们并没有走上基于儒家义理来进行制度建构的道路。这固然有其思想自身的局限性，但也必然与他们不得不面对自由民主的制度安排在其所身处其中的社会存在且将长期存在这一基本事实密不可分。
基于上述理解，不难发现，无论大陆儒家对自身有怎样高的自我定位，但他们的理论与实践的劳作都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下。事实上，就在大陆儒家针对李明辉的谈话热烈讨论时，中共中央党校的刘晨光教授即撰文指出，“建立儒教并奉为国教的主张”，“必然要对现行政治制度实行根本改造”，是“以‘儒家保守主义’或‘儒家原教旨主义’面目出现的政治激进主义”；同时他也对儒家的主张提出批判。他强调，一方面，应该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来看大陆儒家，而非相反；另一方面，大陆儒家也应将自己的诉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见刘晨光：《大陆新儒家要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澎湃新闻2015年4月13日）。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对大陆儒家制度建构诉求的警告。这一警告也预示了大陆儒家制度诉求的外部限制。此外，另一个基本事实同样值得重视，即无论是蒋庆的政治儒学建构，还是其他大陆儒家的儒家的主张，乃至孔教论或国教论都没有能够在大陆儒家内部获得广泛的共识，虽然这一现象包含着大陆儒家内部对儒家思想自身的不同理解，但也预示了大陆儒家制度诉求的内部限制。上述双重限制表明，大陆儒家的制度诉求在当下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具有可操作性。这也进一步表明，制度建构并不能构成大陆儒学开展的恰当方向。
因此，对于大陆儒家而言，当下最为重要的问题，并非基于儒家义理去营构某种完美的制度，而是如何更为恰当地参与到当下的社会现实生活之中。实际上，《文明论》一文即敏锐地洞察到：“从全球性的战略高度对现代的政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进行观照的结果，则是在政治理念与制度、外交方式、经贸等几乎所有领域，都试图重建不同于西方但可以被接受且富有成效的话语系统的需求，而儒家思想渗透着千年中国的政教实践经验，自然首先成为被诉诸的资源”，在这方面，“大陆儒学虽然没有准备好，但对它的需求却空前地强化了”。由此也不难发现，大陆儒学虽然不走制度建构的道路，但仍然有极大的作为空间。
相对于制度建构的道路，在具体的政策层面落实儒家价值是大陆儒学开展的更为可取的道路。但这一道路的开展实际上并不比制度建构的道路来得容易。因为它需要众多的既具有儒家素养，又具备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乃至其他自然科学素养的现代公民，而不是少数的儒学理论。换言之，它召唤的是既具有儒学精神又具有实学能力的现代儒者，因为他们才是未来儒学真正的承担主体。在这一意义上，本文所强调的儒学展开方向，内在地要求大陆儒家将培养儒者作为最为紧迫的课题。实际上，在《文明论》一文的结尾部分，陈S教授曾指出：“当儒学不再以培养儒者或士君子为使命，不再是以生命为第一作品、以文本为第二作品，而是将理论或话语性的文本视为唯一的作品，那么，理论的建构与体系的追求就成为儒学发展的目标，但这种取向是否也同时意味着儒家传统的名存实亡？”而在另外的场合，陈教授也曾经指出：“与其通过制度与风俗提供肉身，不如说通过培养君子、圣贤提供主体。主体的培养，尤其是士大夫的培养，是儒家无论在有根、无根的情况下皆能持存的根本……主体的培养问题远远比制度与风俗的问题更为重要。”（陈S：《儒家思想与中国政教结构的重建》，《天府新论》2015年第1期）事实上，钱穆曾经指出，“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之主要贡献，厥在其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两项”，而宋代儒学的复兴乃是接续了“孔子生平所最重要之自学与教人之精神”（见钱穆：《孔子传》）。可以看到，除了自修之外，培养儒者构成了儒学兴起与复兴的最为重要的前提。从当下的主导性倾向看，大陆儒家的学者们显然没有将培养儒者作为自己复兴儒学大业的核心所在。这是大陆儒家必须进行自我反思的。
儒家文化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儒家文化；认同现状；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48-02
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经过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的思想，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可塑性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观念。因此，面对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文化因素，大学生极易产生文化叛逆，形成文化认同危机。
一、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现状
本文以对哈尔滨工程大学187名学生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分析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现状，以期引起高校理论界的重视。
1.大学生了解儒家文化的来源单一且学校资源利用不足
数据显示，被调查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了解来源依次是书籍书刊、中小学教育、电视节目、网络媒体、学校讲座、家庭氛围影响以及相关课外实践活动。当代大学生很大一部分没有受过良好家庭氛围的熏陶，家长大多忽略了文化素质的教育，只有16.1%的学生表示受过家庭氛围的影响。而且，在校大学生没有很好地利用学校资源，187人中仅有46人通过学校讲座了解儒家文化，仅占到24.6%，这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流失；学校也没有很好地开展相关课外实践活动，这一项仅有6.42%的同学选择。
2.大学生对大学开设实用性学科认同度较高
大学生对高校开设实用性学科的认同度较高，69.5%的学生非常赞同在大学多开设一些类似《西方经济学》、《证券投资》等实用性强的课程。相反，受调查大学生中，仅有32.6%的学生认为非常有必要在大学开设《儒家文化经典导读》这门课程，54.0%的学生认为比较有必要，占了绝大多数；而受调查的大多数理工科学生都对此表示不赞同。
3.对儒家文化的精华思想认同度较高
从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66.8%的学生认为儒家文化有利于自身修养的提高，其中“孝”的影响首当其冲，70.6%的大学生认为儒家文化对其最大的影响就是“孝”，往后依次是“信”、“礼”、“义”、“悌”、“耻”、“忠”，以及“廉”。关于儒家文化在当代存在的意义为何，64.7%的学生认为是“修身之术”，34.2%的学生认为是“对教育的贡献”，但是仍有3.2%的学生认为儒家文化是陈旧的思想，只会让人呆板。
4.对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及传播方式的不认同
调查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以及传播方式不认同。15.0%的学生认为儒家文化在当代存在的意义是沿袭古老传统，11.8%的学生认为是文人学者做学问的工具，11.2%的学生认为是政治统治。对于当下很多文化学者都致力于儒学研究并配合主流媒体向社会公众普及传播传统文化的现象，54.0%的学生认为此现象意义重大，是对儒家文化的肯定和弘扬，42.3%的学生认为这样意义不大，能有正面影响，但多数情况是为了炒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精华思想有较强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只是选择性认同。由此可见，大学生群体中已经出现了儒家文化认同危机。
二、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出现认同危机的原因分析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蕴含着很多的精华思想，然而，高校的重理轻文现象、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以及网络媒体的无序失控等因素却强烈冲击着大学生还处于形成时期的儒家文化认同，致使部分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出现了危机。
1.儒家文化的思想弊端
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是束缚人们行动和思想自由的枷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儒家思想中较为明显的弊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而且这种成分划分是与生俱来的，这种等级观念造就了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抹杀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批判精神。而中国很多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或见证过很多这样机会不平等的事情，这与他们学习的西方人权、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社会里人民有相当大的自由权利是相反的，因此难以认同这种从儒家文化中得来的论出生、论血统的思想是有情可原的，对儒家文化也就难以认同。
2.大学生辨别能力较低
当代大学生固有的认知特点使他们对新事物怀有极强的好奇心，但是，在对文化的吸收过程中，他们往往带有幻想的色彩，不切合实际，不能准确、深刻、全面地认识问题；同时，他们的思想观念尚未成型，缺乏辩证分析、冷静处理与自觉抵制的能力，缺乏文化选择和文化辨别能力。加上他们成长于各种观念相互碰撞的时期，面对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他们往往手足无措，对健康、先进的文化和错误、没落的文化不加辨别，这使得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浅显思想表现得很认同，但是对内在深层次的隐形文化却不尽认同。
3.我国高等教育的惯性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表现出重科学轻人文的倾向，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理工科教育在大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人文科学教育衰微，直接导致儒家文化难以进入大学校园。从调查问卷也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大多来源于中小学教育，而进入大学之后几乎不再学习儒家经典，只关注外语和专业技能的学习。同时，高校中人文学科师资力量也较理工科专业的薄弱许多，教学方式也过于老套，还是以单向的说教、强制的灌输为主，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因此，高等教育中人文教育的衰微，势必造成儒家文化教育的失落和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疏离。
4.网络媒体的无序失控
互联网使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融于网中，敞开于世人面前，我国儒家文化同样卷入交织着交流与冲突的旋涡之中。其结果是，缺乏辨别能力的大学生很容易被俘获，无序失控的网络文化销蚀了他们对国家、民族、正义、价值等传统文化问题的深度思考，对中西方文化的理解停留在粗浅的表层理解上。此外，互联网的开放性也增加了社会生活的透明度。于是，社会生活不完善的一面更多地暴露在大学生面前，大学生在道德价值判断混乱的情况下，只能随波逐流，盲目追随社会上的一些认同观，因此对儒家文化产生认同危机。
三、提升大学生对儒家文化认同的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今天，文化软实力已经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当前大学生儒家文化认同中出现的问题，也为了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我们必须提出有力的措施，以提升大学生对儒家文化认同的程度。
1.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我们必须认识到，儒家文化是精华与糟粕的并存。大学生在传承儒家文化时，一方面要对儒家文化有自信心和自豪感，充分挖掘其内在的有意义的观点，如“仁爱”思想、“孝悌”之情、“修身”之术等，然后内化为自身的良好品质。另一方面，对其中的“三纲五常”等思想予以摒弃。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儒家思想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出正确而合理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2.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
大学生自身应当增加儒家文化知识储备并提升对儒家文化的认知，清楚地认识到儒家文化的积极意义和重要性，珍惜儒家文化，自主积极地学习儒家经典，明白儒家文化不仅仅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而需要我们认同，更在于其内在深层次的伦理观意义与自我涵养。同时，高校应多举办一些有意义、有影响力的实践活动，如开设诵读儒家文化经典的比赛，又或者学校的各个讲坛可以积极发挥作用，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为大学生讲解儒家文化的精髓，使儒家文化内化为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大学生真正从心底接纳儒家文化。
3.改革高校人文教育方式
为使儒家文化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教育部应督促高校积极鼓励教师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儒家文化概论”等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并以学分制的形式列入教学大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同时，高校应注重人文学科师资力量的培养，引导教师以生动活泼、互动的形式授课，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并且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多带领学生参加有意义的实践活动，营造和谐校园文化。创设好校园文化环境，以氛围熏陶人，提升大学生对真善美的认知，在耳濡目染中将有助于大学生实现儒家文化经典的内化，提升大学生的儒家文化认同。
4.加强对网络等媒体的监督与管理
提升大学生的儒家文化认同，必须加强对现代传媒的引导、监督和管理，高度重视并充分利用网络、电影、电视及书报杂志等现代传媒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有关《论语》的讲座、书籍、电视节目的受欢迎程度，说明广大民众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有着巨大的现实要求，尤其在物质虽然丰饶充沛而精神却相对贫乏困惑的当下，人们更加渴求及时雨露对心田的滋润。相关部门尤其是高校要充分发挥现代传媒作用，加强监管和引导，以形成良好的网络氛围，以通俗、亲和的视角来提升大学生的儒家文化认同。
四、结语
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其蕴含的深刻哲理和修身养性等观点，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作用。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关系到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归属感，意义重大。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重视科学的今天，儒家文化缺乏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这一事实我们不可忽视，儒家思想必须得到更新、改变、转化和融通，必须要剔除其中的消极因素，将其义理以更为恰当合理的方式体现在现代生活当中。如何进一步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以及完成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和融合，使大学生乃至普通民众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提升，是当下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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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重要性篇6
1．如何在中国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弘扬中国文化、尤其是弘扬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已经成为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试图通过深度批判“原儒家”（包括孔孟儒学、秦汉儒学）和“新儒家”（包括宋明儒学、当代儒学）始终坚持的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基本精神，彻底消解传统儒家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提出一种主张恻隐仁爱本根至上的“后儒家”构想，重建儒家传统的普遍主义理论架构，克服它的深度悖论和负面效应，承扬它的深刻智慧和优秀价值，以使拥有两千五百年悠久历史的儒家传统，能够在当前人类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氛围中，持续焕发普世性的生命力，并且对今后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
一
2．从总体上看，儒家传统在实质上首先是一种人本主义学说，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尤其是人的伦理存在问题，并充分肯定了人的整体性存在中一己个体性、特殊团体性和普遍群体性三个维度的积极价值。
在个体性方面，传统儒家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
在团体性方面，传统儒家十分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人之大伦”，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某些特殊性人际关系中维系情感和谐、恪守道德规范的重要意义。
在群体性方面，传统儒家十分强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四端之心和“仁者爱人”的崇高理想，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普遍性“泛爱众”的重要意义。
3．毫无疑问，传统儒家主张的某些特殊团体性规范（如君臣有义、夫妇有别等），明显地带有古代社会的深刻烙印，甚至包含着认同等级制度、倡导尊卑秩序的陈旧腐朽因素。不过，倘若我们剔除这些因素，那么，就其本身而言，儒家传统提倡的上述道德观念，大都是一些至今依然拥有正面价值、值得充分肯定的积极伦理资源。事实上，即便在现代历史背景之下，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否认为仁由己、父慈子孝、恻隐仁爱这三个维度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的积极功能。
4．然而，问题在于，传统儒家却以一种特殊主义的理论架构将人的存在的上述三个维度联结起来，以致不仅在理论上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深度悖论，而且在现实中产生了许多严重的负面效应。
这种特殊主义理论架构的内在实质在于：传统儒家不仅特别强调特殊性血缘亲情构成了个体性自主自强和普遍性仁爱理想的本根基础，而且明确主张它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终极地位，以致相对于血亲团体性维度来说，一己个体性和普遍群体性的维度始终只能处在派生从属的依附地位。这一点构成了传统儒家一直坚持的、区别于中外几乎其他一切文化思潮的独特精神——血亲情理精神。（参见刘清平：“儒家伦理：道德理性还是血亲情理？”，载《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3期）
5．在先秦社会宗法血亲礼制结构的历史背景下，孔孟儒学首先确立了这种“血亲情理”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他们明确主张血缘亲情构成了人的整体性存在的惟一本原，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并且把“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的实质内容统统归结为“事亲从兄”。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以一般原理的形式清晰地肯定了血缘亲情的至上地位，明确主张“事亲为大”、“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而且通过一系列具体命题——如“父子相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父子之间不责善”、“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等，明确要求人们在血亲团体性与个体性或群体性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应该“舍己以取孝”、“舍仁以取孝”，从而凭借本根至上的血亲团体性，压抑和否定派生从属的个体性和群体性，以致最终陷入了一方面试图以血亲团体性作为本根基础实现个体性和群体性、另一方面为了维系至高无上的血亲团体性又不惜牺牲个体性和群体性的深度悖论。（参见刘清平：“论孔孟儒学的血亲团体性特征”，载《哲学门》2000年第1卷第1册；Qingping Liu：“Filiality versus Sociality and individuality: on Confucianism as ‘Consanguinitism’,” philosophy east & west, 53. 2 (april 2003): 234-250）
6．此后，在古代社会中央集权统治结构逐步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以及由于受到法家思潮的冲击影响，荀子以及秦汉儒学在某种程度上察觉到上述悖论所造成的血亲团体性与君臣团体性之间的张力冲突，因而提出了“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大义灭亲”、“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等主张，试图矫正孔孟儒学以血缘亲情作为惟一至上原则的负面弊端。不过，就其实质而言，他们提倡的高于“从父”、“事亲”的“大义”，并非普遍群体性的社会公义、而首先是宗法团体性的“君臣有义”。结果，秦汉儒学着重汲取了先秦法家的有关思想，明确要求把“君为臣纲”置于“父为子纲”之上，强调在“忠君”与“孝父”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应该“舍孝以取忠”（而不是像孔孟儒学那样主张“舍忠以取孝”），却没有根本否定血缘亲情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的本根至上地位。所以，他们不仅没有真正消解孔孟儒学的上述悖论，反而通过提倡“三纲”，进一步突显了这个悖论的深度意蕴，集中表现在：他们凭借特殊性的君纲至上、父纲至上、夫纲至上，压抑和否定派生从属的一己个体性和普遍群体性，尤其是强化了传统儒家在古代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所谓“独尊儒术”），?佣驯纠淳桶排ㄓ簏ahref=//zhengzhi.7139.com/target=_blankclass=infotextkey>政治性意蕴的孔孟儒学，改造成一种旨在为古代社会统治集团服务的政治—伦理学说，亦即所谓“政治化的儒家”（杜维明语）?BR> 7．随着古代社会中央集权统治结构的逐渐巩固，以及由于受到道家和佛禅思想的冲击影响，以程朱陆王为主要代表的宋明儒学，进一步察觉到上述悖论所造成的团体性与个体性和群体性之间的张力冲突。因而，他们着重汲取了道家注重天地自然的宇宙观思想与佛禅注重个体精神的心灵观思想，从“天理”与“心性”两个视点出发，不仅突显了普遍性恻隐仁爱的重要意义，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且突显了个体性良知良能的重要意义，主张“圣贤只是为己之学”，并在某种程度上提倡“正君心”、“清君侧”，试图矫正孔孟儒学以及秦汉儒学凭借血亲团体性和君臣团体性压抑否定一己个体性和普遍群体性的负面弊端。不过，他们虽然提出了“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等具有普遍主义倾向的看法，却没有根本放弃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特殊主义儒家精神，依然主张“尽性尽命，必本于孝弟”、“爱莫大于爱亲”，甚至在不同程度上继续承扬了主张三纲至上的秦汉儒学思想。至于他们提出的“理一分殊”说，虽然也试图从某个视角把普遍性与特殊性溶为一体，但由于并未真正确立普遍群体性“理一”的至高无上，而是依然肯定君臣、父子、夫妇这些“分殊”团体性之理的至高无上?ā疤炖砣饲橹痢保虼艘裁挥写痈旧习谕汛饲?ahref=//guoxue.7139.com/2780/target=_blankclass=infotextkey>儒家的深度悖论?BR> 8．在中国社会逐步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历史背景下，以及由于受到西学东渐和五四运动的冲击影响，当代儒学更深刻地察觉到上述悖论所造成的团体性与个体性和群体性之间的张力冲突。因而，他们着重汲取了西方理性哲学（如康德、黑格尔等）和中国古代哲学（如佛禅、墨家等）的有关思想，一方面充分突显了同时包含个体性和群体性维度的“仁心”、“仁体”的重要意义，强调道德自觉对于人的伦理存在的形而上意义，并且主张在自我的创造性转化中确立人的个体性自由，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秦汉儒学强调的君为臣纲、夫为妇纲观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父为子纲观念提出了某些批评。然而，出于对孔孟儒学的信奉尊崇，他们同样没有根本否定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儒家精神，而是依然强调“仁心仁体”或“情感本体”应该以血亲孝悌作为源头核心，依然主张“爱莫大于爱亲”的血亲至上原则，依然坚持传统儒家的特殊主义理论架构，结果不仅没有摆脱、反而在现代背景下进一步突显了上述悖论的深度意蕴。
9．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由于蕴含上述深度悖论，传统儒家一直受到包括道家、墨家、法家、玄学、佛禅、自然人性论在内的诸多思潮的批判抨击。然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小农经济体制、宗法血亲礼制和中央集权体制，却从根本上为传统儒家的深度悖论提供了现实历史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它遮蔽起来，以致这些批判抨击始终未能真正动摇传统儒家的主导地位，以致这些思潮本身最终也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传统儒家的有关观念，以便维系自己的存在和影响。
10．只是在现代背景下，传统儒家上述悖论的深度意蕴才得到了最充分的显现。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一方面特别强调人的存在的一己个体性维度（自由、人权、平等）和普遍群体性维度（民主、法制、博爱）的本根性意义，另一方面却又相对贬抑特殊团体性维度（父母子女、夫妻家庭、团队社区等等）的构成性功能。结果，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与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就形成了泾渭分明的鲜明对照，甚至处在背道而驰的尖锐冲突之中。所以，在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阶段之后、尤其是从五四运动以来，传统儒家便遭到了有史以来最猛烈、最深刻的批判，以致往往被人们看成是陈旧历史的腐朽残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判的矛头在很大程度上明确指向了传统儒家的“家庭本位”观念，以致某些深受儒家影响、乃至自觉坚持儒家立场的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熊十力等人，在这些批判的冲击下，也激进地要求取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四伦，甚至宣称“家庭是万恶之源”。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批判主要还是针对传统儒家的三纲至上观念束缚个体自由发展的负面功能（亦即所谓“吃人的礼教”）展开的，并没有自觉地注意到传统儒家主张血缘亲情本根至上的基本精神所蕴含的深度悖论，尤其是没有自觉地注意到传统儒家特殊主义理论架构在极大地压抑着一己个体性维度的同时、还极大地压抑着普遍群体性维度的更为严重的弊端缺陷，反而误以为传统儒家在实质上是凭借社会性（群体性）压抑个体性。因此，这些批判虽然常常主张彻底抛弃传统儒家，却并没有深刻揭示儒家传统在深度悖论中延续了两千五百年之久的历史之谜：一方面十分强调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另一方面却又凭借血亲团体性以及君臣团体性，否定消解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
二
11．如上所述，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与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它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曾经发挥了、而且目前还在发挥着种种束缚阻碍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在个体性维度上，它以等级尊卑观念压抑着自由平等观念（自我意识、人格独立、个体自由、人人平等）的形成发展；在群体性维度上，它以私德至上观念压抑着社会公德意识的形成发展，以亲情至上观念压抑着民主法制意识的形成发展，以致严重地干扰着现代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法律体制以及伦理观念的确立巩固，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从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度层面上，凭借将特殊性人际情感凌驾于普遍性原则规范之上的特殊主义观念，滋生着诸如走后门、拉关系、裙带网、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等一系列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参见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因此，倘若我们继续肯定和维系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尤其是一味护守和宽容它的那些陈旧腐朽的特殊主义观念，其结果只能是与现代化的历史大潮南辕北辙，最终导致传统儒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衰退式微，成为所谓“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约瑟夫·列文森语）。
12．但是，传统儒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上述严重负面效应，并不意味着儒家传统在现代背景下就只能是不可避免地最终消亡，也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对儒家传统采取那种彻底抛弃、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不错，传统儒家的确是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不得不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然而，儒家传统依然拥有强大持久的生命力，足以使它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变成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可以汲取的积极文化资源，甚至还能对全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这一点主要基于以下两个理由：
13．第一，一方面，当前人类世界正在以实现普世性的现代化为动力，展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试图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技术、人文精神、伦理理念等领域完成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的一体化。另一方面，正像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的那样，这种全球化进程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否定消解各个种族、民族、国家、地区在文化传统、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领域所具有的与现代化使命不相冲突的个殊性特征，因为后者的多元化发展，恰恰可以使全球化进程在本质内容上更丰富、更生动、更具有活力。从这个角度看，在现代人类的这种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任何一个种族、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传统，只要包含着可以促进全人类实现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科技革命、人文精神、伦理理念的积极因素，或是包含着可以促进这个种族、民族、国家、地区的个殊性特征和多元化倾向在全球化进程中充分展开的积极因素，就能够拥有不可否定的存在理由，具有不容抹煞的正面价值，维系不能消解的持续发展。
因此，当前人类的这种全球化—多元化发展，在要求我们否定消解传统儒家中那些与现代化进程背道而驰的陈旧腐朽因素的同时，也必然会要求我们肯定弘扬儒家传统中那些与现代化进程根本一致的富有活力因素，以及那些可以促进中国文化传统的个殊性特征和多元化倾向在全球化进程中充分展开的积极优秀因素——当然，其前提是：儒家传统的确包含这样一些富有活力、积极优秀的因素。
14．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基督宗教传统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以及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的持续发展那里，得到一些富有意味的启发。本来，基督宗教的基本精神与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也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首先，它的神本主义立场明确主张把上帝凌驾于人类之上，从而与西方文明在开始现代化进程时倡导的人本主义大相径庭；其次，它明确主张把人的理性置于宗教信仰的主宰之下，从而与西方文明为了实现现代化而倡导的推崇理性至上的启蒙哲学、与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动力之一——现代科学技术尖锐对立；第三，它明确主张把爱上帝凌驾于爱邻人之上，因而陷入了一个与传统儒家十分相似的深度悖论，即在特殊主义的理论架构内，凭借本根至上的特异性爱上帝，否定消解了派生从属的普世性爱邻人，从而与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内容之一——普世性的全球化倾向直接冲突。所以，与启蒙时代相比，基督宗教占据主导地位的中世纪，一度被认为是所谓“黑暗的中世纪”。
尽管如此，由于基督宗教传统毕竟包含着肯定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尊重人类自身价值的积极因素，包含着肯定理性自身意义的积极因素，包含着主张普世性爱邻人的积极因素，以及包含着许多体现了西方文化传统个殊性特征的积极因素，结果，不仅西方文化在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通过深度批判从它那里汲取了许多文化资源作为自身的推动力，而且在经历了五百年的现代化洗礼之后，基督宗教通过不断的自我调适、自我改革、自我转化，依然能在当前西方社会科学昌盛、技术进步、市场经济发达、民主政治确立的历史背景下维系自己作为西方文化精神支柱之一的强大存在，构成西方现代化个殊性特征的一个重要内容，甚至还能通过首倡普世伦理、全球伦理，为当前人类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做出积极的重大贡献。这种现象当然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思考儒家传统现代转型的重要借鉴：既然神本主义的基督宗教能够如此，为什么一直坚持人本主义立场、相对缺失神秘信仰因素、甚至具有鲜明和平主义倾向的儒家传统，就不能够在中国乃至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中，经过创造性的自我转化，富有活力地持续发展，并对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积极的重大贡献？
15．第二，儒家传统自身的确包含着许多在全球化—多元化时代氛围中富有活力、积极优秀的因素，足以使其维系它的持续发展。这些因素集中表现在：
首先，虽然在特殊主义的理论架构内陷入深度悖论、乃至在现实生活中导致了凭借特殊团体性压抑一己个体性和普遍群体性的严重负面效应，但是，传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无一例外地总是在理论上积极肯定为仁由己、恻隐仁爱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维度的重要意义；而且，他们的这种肯定也总是发自内心真诚、出于善良意向，并非矫饰欺骗的虚伪之举。与此相应，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处于被束缚被否定的压抑状态，传统儒家的这些优秀因素依然深深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构造之中，成为拥有巨大潜能的内在契机，甚至还能够在不与血亲团体性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获得不同程度的肯定性显现。因此，在当前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氛围中，通过能动的改造和深度的转型，这些优秀因素无疑可以在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并从一个重要的角度为现代人类建构所谓的普世伦理、全球伦理提供深邃丰富的文化资源。
儒家文化的重要性篇7
一、
当代新儒家最为注重“内圣”，有极为明显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倾向，但他们也很重视对现实的关怀，他们提出儒学的转化问题就表明了其对当代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关切。他们或者从儒学的本质上寻找实现儒学转化的内在根据，或者从儒学与西学融合的角度寻找儒学转化的进路。总之，当代新儒家纷纷就儒学现代转化问题提出各自的思想主张，而其中最具特色的则是所谓“儒体西用”说、“返本开新”说、“良知自我坎陷”说和“儒家传统认同”说。诸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代新儒家在如何实现儒学现代转化问题上所作的努力。
从儒学现代转化角度首先提出“儒体西用”说作为其理论根据的是贺鳞先生。他在1941年8月《思想与时代》第一期上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首先提出了儒学的转化问题。他在该文中说：“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指出儒家思想从“传统”向“现代以及今后的发展而言”，也就是指儒家之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问题。他之所以着力他一出这个问题，是针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洋文化之输入”所引起的猛烈的文化冲击使“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丧失了新生命”这样一种历史文化背景而发的，旨在回应这场“文化危机”的挑战。但如何实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呢？他说：
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开展。
可见提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正如其自述“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通过“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来“充实”和“发展”儒学自身的目的在于“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的问题，归结为儒学究竟能否有“新开展的问题”，又把儒学能否有“新开展的问题”归结为“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总之，在贺鳞先生看来，面对西学东来的冲击，儒学欲求得“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关键在于儒学要有“新的开展”，而儒学能否有“新的开展”关键又在于能否“儒化西洋文化”、能否“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即能否坚持“儒体西用”。这就是贺氏在儒学现代转化问题上的基本思路和基本主张。
贺麟先生的这种“儒体西用”说有何特点？它与19世纪后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又有何异同？就“体”而言，无论是“儒体”，或者还是“中体”，都是指儒家的孔孟之迹，或如贺氏所言乃“孔孟的真精神”，但在具体内涵上又不尽相同：洋务派强调的“中体”是儒家倡导的纲常名教，他们将之视为“治国之道”、“成圣”之“本”，故称之为万世不变的“道本”；而贺麟先生的“儒体”则是指儒家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宗教观，注重其内在的精神层面，认为它自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的特殊效准、独立领城”，必须通过“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来“充实”和“发展”其自身，这使他所说的“儒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化，不断更新的。就“用”而言，详务派指的是西学的“器物”之“用”，是无“体”之“用”，这“用”是用来“应世事”的，或者说是在当时特定社会条件下，为挽救统治危机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权宜之计；而贺麟先生所提出的“用”则是涵盖西学之“体”的“用”，即体现西方近代精神的哲学、宗教、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故其所说的“西用”应该理解为融会着西学之精神而又能为我所用之“用”，这就使其强调的“儒体”不再僵化地固守着儒学传统教条，而能够顺应时展之大势而吸纳了近代西学中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及注重法制等要素，由此而使被其视为“体”的儒学实已获得了创新性发展。这样比较性地看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是一种体用二元的文化观，它强调并彰显着中、西文化的对抗性，而其所言“用”不过是用来应付由西学东来所发生的“大变局”的工具而已，这与其说是有学理价值的文化观，还不如就其本质而将之看作一种应对时局的文化策略，故其代表性言论有谓：“今运会所遭，酌中证外，名虽变而实不易。”（1）而贺麟先生的“儒体西用”说则是一种体用不二的文化整体观，它强调中、西文化的相容性和互补性，其所说的“用”不是用来抵制、对抗西学，而是用来“充实”和“发展”儒学自身的，故而全然不同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贺氏的“儒体西用”说实乃一种旨在发展儒学，使这一历史悠久、传统根基深厚的中国古老思想能够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向现代转化的开明的文化主张。贺麟先生据此提出儒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化“所须取的路径”：一是“以西洋之哲学发挥儒家之理学”；二是“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三是“领略西洋之艺术以发扬儒家之诗教”，从而使儒学“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他尤为重视西方哲学与儒家理学的“会合融贯”，认为这能够“使儒家的哲学内容更为丰富，系统更为谨严，条理更为清楚，不仅可作道德可能之理论基础，且可奠科学可能之理论基础”。这说明贺氏已经充分注意到“融会”西方哲学与实现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型态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儒学现代转化问题的探讨有了新的重大进展。以唐君毅、牟宗三、钱穆、方东美诸先生为代表的新儒家所完成的一系列著作、论文及讲演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涉及到这共同主题；或者说，他们实际都是以此问题为重心来展开其各自的学术理论研究，并提出各自学说思想体系的。其中尤以牟宗三先生提出的儒学“三统”说（又称“返本开新”说、“良知自我坎陷”说）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众所周知，根据现代新儒家的观点，传统儒学本质上是“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在于“成德”，“外王”在于“事功”。如何由“内圣成德之教”开出“外王事功”之业？传统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诸儒有所谓“圣”而“王”之说，他们大多主张由“内圣”直接开出“外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理学诸儒特别推重《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以之为“初学入道之门”、“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对此，清代四库馆臣曾经很尖锐地指出：“治平之道，其理虽具于修齐，其事则各有制置，此犹土可生禾、禾可生谷、谷可为米、米可为饭，本属相因。然土不耕则禾不长、禾不获则谷不登、谷不舂则米不成、米不炊则饭不熟，不能追溯其本，谓土可为饭也。”（2）这是对理学家重“内圣”而轻“外王”，认为可以由“内圣”直接开出“外王”的辛辣批评。牟宗三先生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注意到传统儒学“内圣”强而“外王”弱的思想局限，故而试图另觅新径开辟出由“内圣”通向“外王”的道路。牟氏所提出的儒学“三统”说（即“返本开新”说和“良知自我坎陷”说）就充分反映了他们在这方面所作的艰辛努力。
牟宗三先生的儒学“三统”说是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历史使命而提出来的，此说包括着“道统之肯定”、“学统之开出”和“政统之继续”三方面相互有机联系着的内容。（3）所谓“道统之肯定”，就是“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学统之开出”，就是“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政统之继续”，就是“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之必然”。（4）根据牟氏所作的解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道统之肯定”就是要肯定传统儒学的“内圣成德之教”，并以之作为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之地和中华文化得以延存、发展私光大的基础；“学统之开出”和“政统之继续”就是要把传统儒学的“内圣成德之教”精神具体贯彻落实到知识层面和政治局面上来，而从现代化的要求来讲，就是要成就民主和科学。这也就是现代新儒家所要开出的“新外王”。由于“道统之肯定”属于“内圣成德”，重在“承续”，故而是一种“返本”性的工作，而“学统之开出”、“政统之继续”则均属具有新时代内涵和新时代特征的“外王事功”，重在“开创”，故而是一种“开新”性的工作。这样，牟宗三先生的儒学“三统”说就又被称为“返本开新”说。
怎样“开新”？牟宗三先生提出“良知自我坎陷”说来加以具体阐明。所谓“良知自我坎陷”说是一种从儒学内部具体探索由“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的进路，并据之发展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的儒学转化理论。这是对“返本开新”说的具体贯彻落实。此说中的所谓“良知”，就是“德性主体”，而所谓“坎陷”则含有“下落”、逆转、否定诸义，故而“良知自我坎陷”说可以理解为“德性主体”（“良知”）在肯定知识价值的前提下，能够通过自我否定“转而为逆其自性之反对物”。（5）这个由“德性主体”逆转出来的“反对物”就是“知性主体”。为什么要“自我坎陷”呢？据牟氏解释，历史地看，传统儒学中的“德性主体”是“与物无对”的“无执”，一直居于优先地位，而“知性主体”则是“与物有对”的“有执”，一直居于从属地位。为了由“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来，“德性主体”就必须由“无执”“下落而陷于有执”，“不这样地坎陷则永无执，亦不能成就为知性‘认知主体’”。（6）由此可见，“良知自我坎陷”是通过调整“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原来的“隶属关系”来凸显“知性主体”的地位，以实现“知性”的转出；而“知性”的转出、“知性主体”的建立则是发展科学的“内在根据”。至于现代化所要求的民主，也同样需要通过“良知自我坎陷”，由“德性之知”转出“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独立地位和主体地位，从而为发展民主提供“内在根据”。这是牟宗三先生为由“内圣”一线开出“新外王”，实现儒学由传统而向现代转化提出的一种新理论，它反映了牟氏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关切。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对于儒学由传统而向现代转化问题的探讨，基本上是顺承着上述诸说的基本理路展开的。不过，他们不再像其先辈唐君毅、牟宗三等那样顽固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治原则立场，而是在肯认现、当代中国确实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论、以持守儒学基本信念为主要特质的三大既对峙而又互动的思潮的前提下，从分析这三大思潮关系入手来探析儒学现代转化问题，并依据着各自的学术背景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提出各具特色的学说思想，而总体言之，他们的思想又确实有相当创获，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现代新儒学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格。杜维明先生提出的“儒家传统认同”说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例证。
杜维明先生的“儒家传统认同”说乃由“文化认同”论转化而来。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一定民族历史文化客观存在着的内在统一性，其核心是对这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认定和认同。因此，我们可以把杜氏此说大体理解为通过对“儒家传统”这一文化型态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认定与认同来把握以儒学为内核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内在统一性。问题在于究竟何谓“儒家传统”？其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又是什么？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学内部有两个传统，一是“儒教中国”，另一是“儒家传统”；前者是“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文化中的各种曲折表现。这也是国内一般所理解的封建遗毒”；后者则“既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共信，又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民族文化的各个阶层”，因此是“中国民族文化的构成要素，在人伦日用之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文化结构来看，“儒教中国”主要属于“社会风俗习惯”的文化层次，其“既有形式”虽然“随着专制政体和封建社会的解体”而“丧失”，但它“在政治文化中仍发生消极作用”，“目前应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仍有所反映。而“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既不属于同一类型的文化现象，又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系统”，它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孔孟之道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儒家传统”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也是“使得中华民族‘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泉源活水”。（7）
必须指出，杜维明先生的“儒家传统认同”说主要是针对着“五四”以来自由主义西化论者一再鼓倡的反传统主义、历史虚主义思潮而发的。他们“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遗毒”，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现代化必然和传统决裂”，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只能全盘西化、甚至完全美国化，并要以“现代西方文化的标准为标准”。有鉴于此，杜维明先生郑重提出“文化认同”问题，旨在表明“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检视我们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就不能武断地判决传统文化为封建遗毒”，就“不能以西方现代文化标准为标准”，“更不能盲目的反传统”。（8）由此可见，杜氏“儒家传统认同”说是当代新儒家试图通过对“儒家传统”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认定，从中寻找出儒学由传统而向现代创造性转化的“泉源活水”的一种理论探索，也是他们试图通过对“批判地继承”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重新诠释来回应自由主义西化论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反传统主义和所做的一种富有积极价值意义的努力。
二、
上述现、当代新儒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条件下提出的四种儒学现代转化理论，实际表明其在儒学由传统而现代转化问题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进路：
一是“儒化”西学的进路，这是通过“融会”西学来“充实”和“发展”“儒学”的进路。其实质是援“西”入“儒”；用贺麟先生的话说，就是“以西学发挥儒家之理学”。他认为援“西”入“儒”“不仅可作道德可能之理论基础，且可奠科学可能之理论基础”。平心而论，这只是贺氏一厢情愿的主观设想。实际上，按照他“儒化”西学的思路是不可能既“作道德可能之理论基础”，又“奠科学可能之基础”的。因为他所说的“可作道德可能之基础”者，同现、当代其他新儒家一样，无非是指在返回儒家原典的基础上道德本体（亦称“道德的形上学”）之重建。其目的在于说明人的道德实践之所以能实现内在精神超越的根据，指出这种内在精神超越的进路就在于通过自我人格的完善和内在精神情境的提升。显然，这只是一种内省的主观进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唯物论和辩证法，它以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和规律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人能通过现实的物质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来达到对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和规律性的认识与把握，并据之而进一步展开现实的物质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以不断促进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整个社会健康、有序、可持续的进步。这无疑是一种合乎事物运动规律的外向型的客观进路，同贺麟先生所说的通过“道德的形上学”之重建以既“作道德可能之理论基础”、又“奠科学可能之理论基础”的内向型主观进路属于本质有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事实上，贺氏提出的“儒化”西学或援“西”入“儒”也绝非要使儒学民主化和科学化，而仅仅只是要使儒学更加思辨化。他曾自谓：“儒家思想”与西方基督教一样，自“有其指导人生，发扬道德价值的特殊效准，独立领城”，故而“无须求其科学化”。（9）所以，循着“儒化”西学的进路，儒学只能走向思辨化、宗教化，而绝不可能走向民主化和科学化。除了为传统儒学多少增添些“西学”的哲学性、宗教性、艺术性内容外，又如何能够超迈出传统圈子而实现现代化呢？因此，贺麟先生所提出的“儒化”西学的进路并未能够具体解决如何由“儒家精神”开出具有现代性社会和现代性文化内涵的科学与民主这样一个时代课题。这说明此种“儒化”西学的进路是不可能真实实现儒学由传统而向现代转化的。
二是“内圣成德”的进路，这是通过“道德的形上学”之重建实现儒学自我转化的进路。以牟宗三先生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是按照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来建构其“新儒学”思想体系的。正如牟氏高足蔡仁厚在《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中所说：“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这正代表了他们的基本思想。他们认为，“内圣”是“外王”的根据，而“外王”则是“内圣”的体现。根据这思路，所谓“内圣成德”的进路实即“外王事功”必须由“由圣成德”入，由“内圣成德之教”开出具有现代文化内涵的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来。问题在于“内圣成德之教”究意能否开出具有现代文化内涵的科学与民主之“新外王”？这就需要对牟宗三先生所谓“内圣成德之教”的性质做番辨析了。按：传统儒家所说的“内圣”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外王”则指通过个人道德实践将这种道德修养应用到社会政治局面上。这本为一种平实的“修己治人”的理论。牟宗三先生却把这套原本比较平实的理论思辨化了。他从“终极存在”的意义上把传统儒学的“内在道德性”向超越的局面提升，使原来有限的“内在精神”升华、膨胀为无限的“外在超越”，从而达到“即内在即超越”的精神境界。这也就是宋明理学家所执着追求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即人即天”的“天人合一”的终极境界。牟氏将这终极境界称之为“道德的宗教”，它表现了现、当代新儒家对于“终极存在”的执着追求和热切关怀，而其实质所流露出来的乃是一种宗教感情，具有信仰主义的思想特点。主义与现代的科学、民主本是两种夕寸立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型态：前者以对先验存在的信仰代替对客观实践经验与知识的追求，以思想独断代替思想自由；后者则尊重实践检验、尊重知识、尊重个性，主张思想自由。现代科学与民主同毫无共同之处，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学理上看，“内圣成德”的进路是根本不可能开出现代科学与民主来的。但牟宗三先生硬是认为“内圣成德之教”能够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其理由是“内圣成德”所固有的“内庄道德性”具有发展科学与民主的“内在要求”。为了使这种“内在要求”得以实现，他指出关健在于“良知自我坎陷”，以为这样一来就能够把“内在道德性”所蕴含的发展现代性科学与民主的“内在要求”突显出来，由“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这实际是把由传统的“内圣成德之教”开出现代性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问题简约化地归结为“道德主体”在结构上的自我调整，或者说，把现代性的科学与民主这一“新外王”之开出归结为“道德主体”的重建。那么，“道德主体”能够通过“自我坎陷”或能够进行结构上的自我调整与重建而使现代性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突显出来吗？牟氏对此并未作进一步说明。事实上，他根本就无法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说明，因为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主观构想。这与贺麟先生“儒化”西学的进路一样，属于内省的主观进路，缺乏客观的根据。
三是“文化认同”的进路，这是通过对儒学内部不同价值系统的分疏和定位来实现儒学自我更新的进路。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对“儒家传统”及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亦即儒学“人文精神”）的认同来实现儒学的转化。因此，所谓“文化认同”的进路，说到底不过就是由“儒家传统”作为入路，由“儒家传统”开出“人文精神”来的进路。众所周知，人文主义本是西方走出中世纪的时代精神象征，属于近代的文化内涵。由“儒家传统”开出“人文精神”，就是承认在儒学内部蕴含着向现代转化的精神资源。毫无疑问，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确蕴涵着尚待我们去开掘的有价值的思想遗产，通过对他们的批判改造是可以作为建设现代文化的精神资源的。但问题并不在于儒学内部有无可作为向现代转化的精神资源，而在于对于这些精神资源究竟应该如何去开掘、定位和作出比较科学、也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价值判断。
为了开掘这种精神资源，杜维明先生特地从儒学内部分疏出“儒家传统”来。据其诠释，这个“儒家传统”是由非政治化的具有“自觉反思”意识儒家群体组成的。他以“创造人文价值”作为自己的思想传统，从根本上区别于“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此亦被其称之为“儒教中国”，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列举了这个儒家群体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等等自先秦以迄清季，代有传人。问题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是否有过一个如杜维明先生所说不“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的超“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家传统”？杜氏的说法究竟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先看看儒学的本质特征。儒学是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的总称，它经历了产生、发展、演变和衰颓的漫长历史过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儒学有不同的思想、理论表现形式，但其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核心并一直居于封建社会统冶思想的地位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儒学以重人事、尚伦理而著称于世。从其创立之日起，就与中阎古代的宗法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随着由宗法而家族一一宗族的社会政治变迁，儒家的思想、理论也与之相应地发展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以适应历代统冶者和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所以，伦理与政治的一体化乃是儒学的本质特征。孔子本人就是伦理与政治一体化的首倡者。他据《鲁史》而作《春秋》，所重在“正名分”，严君臣、父子、夫妇、尊卑、贵贱、男女、长幼之序，旨在“拨乱反正”，恢复周礼、匡扶周室，故其以“继周室”自命，自称：“吾志在《春秋》。”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0）所谓“乱臣贼子”就是捐那些僭越名份的人。这说明《春秋》是孔子贯彻其伦理一一政治一体化意图的一部儒家经典。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孔子贵“仁”，但更重“礼”，其言有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11）；“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12）凡此皆充分显示了孔子伦理思想的强烈政治意识。
后世儒者尽皆如此。譬如，汉代儒宗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深为汉武帝所倚重，成为中国儒学史上最早的“帝王师”。他的《春秋繁露》专以发挥孔子《春秋》“正名份”之义，把孔子的“三正”（父子亲、夫妇别、君臣严）发展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进而又用阴阳五行说对此“三纲”说进行理论上的诠释和论证，从而使封建伦理纲常系统化、政治化，为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治和封建等级制度提供理论根据。又如，宋明理学家重纲常、辨义理、别王霸、明天理人欲之分的根本标准，认为“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13）其社会政治含义在于论证封建纲常的绝对性和永恒不变性。在这方面，朱熹集其大成。他不但从天理论的高度论证封建纲常的绝对性和永恒不变性，而且还专门撰写《资治通鉴纲目》发挥孔子《春秋》“正名份”之义，宣扬封建“正统”思想，用以辨证闰、明顺逆、诛篡弑、定尊卑。他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14）由此当不难发现朱熹编篆《资治通鉴纲目》的意图同孔子作《春秋》的“大旨”是完全一样的。其间存在如此密切的内在有机联系，难怪朱熹要被尊奉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圣人了。
总之，伦理一一政治一体化是儒家的思想传统，孔子开其端、董仲舒继其后，宋明理学诸儒张其军而朱熹集其大成。伦理一一政治一体化是儒学的本质特征，也是儒学之所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维明先生对“儒教中国”的诠释的确切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在“儒教中国”的系统之外再另立一个“儒家传统”呢？究其本意，是为了挺立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儒家群体的“人文精神”。这固为美善之意，但由于他把这种“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看成是“中华民族‘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泉源活水”，是超越时空、贯穿今古而又生生不息的儒家生命之流，充分体现了“儒家传统”精神的超越性，故其这方面所作的探究实质是要重建儒家的新道统。然而，历史地看，在伦理一一政治一体化的格局下，儒家“道统”素来与“政统”、“治统”相关联，又哪有什么超越性可言？杜氏意欲建构所谓儒家的新道统是否能够成为现实，能不能如其所愿地打破“儒教中国”伦理一一政冶一体化的格局而具有起超越性？这些都是难解之题。
再从“儒家传统”之“人文精神”的具体内涵及其价值判断来看。学界曾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就是把儒学视为“人学”，把孔子的“仁者爱人”看作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这就极自然地把“人文精神”作为儒家的基本思想传统。杜维明先生在其一系列论著中对坚持把“孔孟之道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作为“儒家传统”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这就将那流行观点理论化和系统化了。但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什么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如何判断其价值取向？对于这样的问题与其像杜氏那样通过纯思辨性论析来作出其主观意向性甚强的种种结论，还不如拿历史事实来说活。孔子以来的儒家学者确实重人事、讲“人学”，晚明儒学殿军刘宗周还专门著述过一部《人谱》。然而，儒家所讲论的人绝非有独立人格、平等观念、自主意识和自由精神的“自我”，而是把人看作伦理的化身，当作现实社会伦理一一政治网络结构中的组成要素，任何人不仅在这结构中都只是处于其特定位置，而且还必须绝对服从这结构，切实履行这结构要求着的与其所处身份性地位相适应的道德义理。孔子重“正名”；孟子讲人、禽之辨；荀子尚“礼”；董仲舒发为“三纲”之论；宋明诸儒提出“天理”论，认为君臣父子，人无所逃乎天地之间；……这就是“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这就是儒家所谓“人学”。总之，在儒家看来，人的价值并不在于实现“自我”而仅仅在于服从伦理一一政治体化的既存社会结构，并竭尽全力地去实现这结构所赋予给他的道德义务。就此而言，儒家不是在提倡“人文”，而是在强调“伦文”；不是在提倡个性解放，而只是在鼓扬个性伦理化：亦即按照血缘关系及以之为核心形成发展起来的社会群体性网络关系来确立每个社会成员在社会群体、尤其是宗法一一宗族等级制度中的应有地位。群体意识过度强烈，个人观念徘徊歧路，这确乎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特质之一。（15）这是有史为证的。如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16），就是把“仁”、“人”与“亲亲”一体化，而“亲亲”则无疑是就现实社会中的血缘关系而言的。“仁者人也”，这里的“人”决不是具有独立个性、自我人格意志的人，而是伦理性的人，自然要以血缘关系的“亲亲为大”了。宗法等级制度就是建立在这种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所以墨子批评孔子的“仁”是“亲亲有差，尊贤有等”，是专讲“亲疏尊卑之异”。（17）这说明孔子以至整个儒家所说的“人”是伦理性的人，具有十分鲜明的宗法等级的品格。唯其如此，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决非一视同仁地去爱一切人，而是“爱有差等”，因人的等级而异。这样，认为孔子的“仁者爱人”体现了“人文精神”的观点，只能是把这种所谓的“人文精神”理解成为一种等级性的“人文精神”。这不仅与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把人看作是人格一律平等的“自然人”有本质区别，而且依靠如此“文化认同”的进路是绝对开不出现代民主的。
三、
上述分析表明，当代新儒家所提出的关于儒家由传统而现代转化的不同进路，其主观意图上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感情，但其观念、主张本身又具有十分明显的主观性质，既不符合史实，也难以切实可行。究其原因，除了他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炽烈感情外，更由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出发而始终执着的坚持着道统的文化观。
所谓“道统”的文化观，就是把文化的发展看作是“圣道”的传承；而“圣道”的传承又被归结为“圣人”“精神生命”的展现。这样，社会历史的发展就可以不受任何社会历史的制约，而自有其发展的道路，这就是从思想到思想、从文化脉络到文化现象，它超越时空、贯穿古今，自成系统。用这样一种“道统”的文化观来分析、研究儒学，儒学当然就成为“圣道”的精神象征，儒学的发展也就成为“圣人”“精神生命”不断展现的过程。贺麟先生所要“开展”的“孔孟的真精神”、牟宗三先生所要“护住”的“孔孟所开辟的人生宇宙之本原”、杜维明先生所要“认同”的孔孟之道所体现的“人文精神”，都是“圣人”“精神生命”的展现，而这正是他们孜孜以求要“肯定”的“道统”。综而论之，现、当代新儒家的有关儒学现代转化的文化观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以孔孟之道为民族文化创造的源泉，而以宋明理学为其最切近的“源头”。因此，他们都以承续宋明理学之统绪为己任，并把他们的“道统”的文化观置于宋明理学基础之上，以宋明儒家的心性之学作为其新“道统”文化观的哲学根据。其二，以“孔孟的真精神”为“体”、以儒家的“内圣成德之教”为“本”，又以“孔孟之道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从而坚持在由“体”开“用”、由“内圣”开“外王”、由“儒家传统”开“人文精神”这样一种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对儒学内部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创造的转化”。实质上，这是在保持儒学不变的情况下，对儒学“功能”或形式上的某些转化，而绝非本质转化。然而，如果儒学的本质不变，那末，所谓儒学在“功能”上或形式上的任何转化也就都缺乏内在根据，而所谓儒学的转化也就成为无“根”之论，最终是行不通的。
伦理——政治一体化是儒学的本质特征，他既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宗法政治的产物，又反过来为维护和巩固这种社会政治制度服务。其具体表现为君统与宗统、尊尊与亲亲相结合；反映在伦理观念上，就是“忠”与“孝”的统一。这种观念成为中国封建纲常伦理的理论根据，而封建纲常伦理又正是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精神支柱。我们研究儒学的本质，如果不从儒学所反映的社会政治内涵的层面入手，就很难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而不能把握儒学的精神实质，也就无从找到儒学由传统而现代转化的切实可行的进路，因而也就必然要陷入主观性。
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统治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曾有其辉煌的历史，也有迄今仍值得我们加以批判继承的精神资源。科学地分析研究儒学，开掘这些至今仍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并不仅使之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组成要素，而且充分发挥其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这方面确有许多工作可做，但绝非现、当代新儒家提出的种种主张和进路所能完成。限于篇幅和论旨，本文无法对之详论，而只能简述三点心得之见于下，以期读者诸君和一切热爱中华文化的人士从理论、实践，尤其是二者的结合上作更加科学、深入具体的努力：
第一，今中国，不仅已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为了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而且自1949年以来，已经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学，显然已不能够、也不适合再充任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排拒或全盘否定儒学，而是说应该在作为当今中国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思想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下，认真地分析研究儒学，将儒学中有合理价值的积极因素同马列主义更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在已经形成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民族化，更加深扎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并深入到亿万中国民众的心田里。
第二，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如何把儒学一贯讲求的“诚信”、
“克勤克俭”、“以人（民）为本”等观念，以及反对贫富过度悬殊、憎恶“为富不仁”等思想主张融注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中，从而能够真正通过健康、有序、可持续性的经济建设达到实现惠及十几亿中国民众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预期目标？譬如，传统儒学十分重视“诚信”，受之影响，历史上的商贾多把“童叟无欺”作为基本经营之道，这对我们很有启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至少应该做到不做假帐、不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吧？再如，孔子反对“为富不仁”，曾对帮助季氏“聚敛”以坑害普通劳动者的樊迟予以痛斥，并要“小子鸣鼓而攻之”。此例极富现代启示性。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前提下，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允许并保护人们获得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但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宏观调控有效遏止已经出现且呈加大之势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要把实现作为社会建设主体的工农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们来说，应该致富思源，绝不能忘掉那些受其雇佣、为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者。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并有趋于严重之势的非公企业劳资关系的紧张状况、时有发生的恶性劳动安全生产事故等等，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了！又如，“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儒家所倡并在二千多年来深入民众心理的重要传统观念。尽管这观念有其易流于绝对平均主义的弊端，但贫富过度分化悬殊，基尼系数逐年攀升，既出现了暴富阶层、更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困难群体，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生活贫困线之下，这既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更不应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应有之事。
第三，反腐倡廉是当今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而切实有效地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力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已很明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重要努力目标。在这种势态下，“为政以德”、“民为邦本”及重民尊民爱民亲民等儒学观念，以及历史上在这些儒家基本观念精神指导下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民间采风、监察御史制度等等，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经过批判性地转化改造而加以合理使用，从而使我们的干部队伍更加廉洁高效，真正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具中国特色、民族气派？
当然，远迄不止于上述三端，还可以举出许多，如儒家的“富而后教”之论与当今中国两个文明并重的关系，“天人合一”论与当今中国可持续性科学发展的关系，注重道德、讲求人情的传统心理与习尚同舒缓以至消解由于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等因素而造成的人情淡化（甚至虚伪化）、人际关系渐趋疏离、个体内在心理高度紧张、个人物欲意识膨胀等问题的关系，“和而不同”的思想主张与处理好“全球化”和民族化的矛盾以建构起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相互尊重的新型国际社会秩序：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不仅有开掘儒学传统精神资源的必要，而且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也确实可以大有作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绝不是像现、当代新儒家那样踞于象牙塔式的书斋里作纯学理思辨，也不是像他们那样高头讲章式地讲论各种各样的思想主张，而是真正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从事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才能够真正促成儒学由传统而现代的创新性转化，才能全面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朱子榛：《上张香帅请设中西学堂》，载《万国公报》第四十八期，1896年1月。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三《大学衍义补提要》。
（3）参阅牟氏《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4）同上。
（5）详参牟氏《政道与冶道》第57页，台湾广文书局1974年版。
（6）《现象与物自身》第123页，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
（7）参阅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载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第2、3期。
（8）同上。
（9）《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载《思想与时代》1941年第1期。
（10）《孟子·滕文公下》。
（11）《礼记·曲礼上》。
（12）《左传·隐公十一年》。
（13）《朱子语类》卷二十七。
（14）上书卷八十三。
（15）请详参拙著《中国文化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笔者在另外一些己刊发的相关论文（如《儒学与现代民主》、《民主与中国的近代化》、《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内在机制》等）中对此亦有详论，可一并参阅。
儒家文化的重要性篇8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儒学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儒学不仅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而且越来越趋国际化，成为“文明对话”的重要角色，在“文化中国”及“全球伦理”的构建中发挥着独特的价值和作用，为人类文明秩序的重建提供可供吸纳的智慧。可以说，儒学不但没有“博物馆化”，而且充满着顽强不息的生机和活力。
这一时期，大陆新儒学研究呈现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新儒学研究影响了从民间到高层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成。在民间，各地纷纷出现了以传授儒家经典，普及儒家文化为目的的书院、私塾、读经班。如吉林的长白山书院、珠海的平和书院、苏州的菊斋私塾、宜宾的中华经典读书班等。这些“现代私塾”的创办和发展使儒学在社会上得到了很好的普及和推广，让更多的人甚至幼儿园的孩子都来了解儒学，在社会上引起了
强烈的反响。在高层，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发起，以“全球化与中华文化”为主题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会议从多个人文社会学科探讨了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和能够向世界传达的文化信息。70位高层人士签署并发表了旨在发展中华文化、促进文明对话、捍卫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甲申文化宣言》。同年，在山东曲阜举行了建国以来首次由政府主持的公祭孔子大典。2005年，包括国内、台港和国外在内的28个城市的文庙在孔子诞辰日同时举行祭孔活动，首次实现了“世界文庙同祭孔”的盛况。2006年3月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出现了一些关注传统文化的提案。有的议案建议将四书五经列入公务员考试内容，有的则主张以孔子诞辰日9月28日为教师节。近几年，此类提案在呈逐步增加的趋势。
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告诉我们，从民间到高层，已经形成一股以尊孔崇儒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国人心中的传统底蕴和文化自觉已被渐渐唤醒。这一思潮的形成与现代新儒家在接续传统，重树中华文化主体性上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现代新儒家几代人物对儒家精神的抉发、阐扬和贴近现实的积极推扩，以及近20年现代新儒家研究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则无疑是催生这一思潮的重要因素之一。”[6]大陆现代新儒家不仅在研究论著的创作上逐步丰富和成熟，而且社会影响日益深广，在培养中华民族尊重传统的社会心理上担当了重要角色。同时，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日益觉醒和文化自主的社会心理的逐步形成，无疑也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提供了有利的、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背景。可以说，目前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正在形成一种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关系。“学术研究以其厚重的理论成果和相关学术活动为社会思潮的形成积累社会资本；社会思潮则不仅通过推扩和普及方式实现学术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而且以其日新又新的面相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想资料。”[7]
第二，与前一时期的以学理为主的儒学研究相比，这一时期人们将重点转向儒学与现实的结合，不局限于从理论上探讨儒学的现代价值，而是要从根本上回答儒学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儒学作为一个学术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从来都是非常的有机紧密。她关注生活世界，同时又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求精神的超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都被视为人的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一些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儒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上，希望以儒学来拯救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性的缺失。比如，蒋庆阐扬关于儒家政体之合理性的“政治儒学”的观点，主张用儒家意识形态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蔡德贵提出了“实用儒学”，主张用儒学来促进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郭齐勇将儒学视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标举作为生存之道的“生活方式儒学”。黄玉顺则明确提出了“生活儒学”的概念，将生活本源、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囊括其中。这些有创发性的思想和论说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其目的和要旨都在于使儒学走出书斋，回归生活，面向社会大众，使儒家思想和理念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推广和实践。
第三，现代新儒学逐步成为一个开放的文化论域。正如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刘述先在《对于当代新儒家的超越内省》一文中所说：“当代新儒家的重心逐渐由道统的担负转移到学统的开拓、政统的关怀。”新儒家们已不再拘泥于“道统”意识，以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而是以更广阔、更开放的视野探讨儒学与现代化、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阐释儒学在参与文明对话、参与文化中国以及全球伦理的建构中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些问题的提出引起了大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大家纷纷站出来，共同讨论儒学的当今意义和它发展的可能性。研究与争鸣的论题包括：儒学的发展前景、儒学与21世纪人类文明、儒家思想与世界和平、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儒学与道德建设、儒学与和谐社会建设、儒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儒学与生活世界等等。几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和儒学联系在了一起。大陆学者正在努力架构起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种种桥梁。可以说，与海外和港台的新儒家相比，“中国大陆学人更重视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等在内的多种精神资源的开发及对于时代课题、制度建构、民间社会、日常生活和世界现实多重问题的回应。”[8]新儒学研究正在逐步走向包容和开放。
2005年9月召开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正体现了儒学发展的这一特点。这次会议汇集了国内、港台、海外的140多位知名学者参加，其中包括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现代新儒家领军人物，以及台湾“鹅湖”、香港“法住”的新儒家群体。会议论题涉及原始儒家、宋明儒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研究，儒学与西方哲学、与文明对话、与当代各种思潮，以及道德儒教、知识儒学、生命儒学、草根儒学、生态伦理、后新儒学等命题。这些论题的广泛性和丰富性表明新儒学在当代和未来仍然不会失去它的生命力，反而会在全球范围内开放、文明的文化论域中有所发展，有所丰富。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前景必将非常广阔。
结语
儒家文化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儒家文化；产品设计；设计事理学方法论
一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的概念
1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的本体分析
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可以沿着历史轨迹以及抽象轨迹出发，其有利于对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的本体进行分析。从历史的角度看，产品设计是人为了实现意图的创造性活动。人类的设计活动在时间的推移下，使得产品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但是，产品之间的差异只是一种现象。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并没有具体的风格、流派、理论等。但是不可否认其设计价值。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文化模式等都是在某个时间下构成产品设计的内在动因。所以，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是社会、文化等内在动因的载体。比如在儒家文化盛行的时期，古人把祭祀作为非常隆重的活动进行，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的背景下，产品主要以祭祀为设计目的。从抽象的角度看，只要人类利用知识、经验来改变未来现状，都属于设计性质。英国的《百科全书》将孔子定义为设计师，因为他创造了儒家文化思想观念体系。因此，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是儒家文化的衍生品，是新的形态产品，拥有独立的设计风格。但产品与产品之间又有系统的联系，不同的产品描述着不同的功能。设计的历史折射出某个时代的主流思想观念，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不同时代的产品背后寻找其设计意义，探寻儒家文化在产品设计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其对不同时代的影响。
2基于儒家文化下产品设计的演进
自然社会经济时期，原料是经济结构的核心要素，靠积累经验、知识来评价真理。生产活动融于感觉、经验与悟性。周商时期，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以青铜制造的礼器、乐器为主。礼器是儒家文化下“礼治”的象征，是等级与权利的代表，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进入秦汉社会后期，社会混乱，礼崩乐坏，礼仪文明难以继承，青铜礼器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宋明时期，儒家文化复兴发展到理学的阶段。道德文化修养被士大夫注重，因此，儒家文化成为探究的风尚标。此时，科学已经从直接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理性地分析产品背后的统一性与规律性，产生了技术至上的倾向。产品设计向功能主义发展。商品社会经济时期，西方科技传入中国，西学东渐，出现了否定儒家文化的观念，批判君主专制的等级制度。丰子恺在其《工艺实用品与美感》一文中描述中西产品的混合只是“混乱”，是迎合、模仿、卑劣和守旧的混乱的状态。在这段时期，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地位逐渐下降。新中国成立以后，儒家文化地位彻底被。基于儒家文化的产品设计停滞。信息社会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后，儒家文化地位逐步上升。儒家文化作为民族的文化遗产与新文化结合，设计师们开始探寻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的发展之路。
3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流变与逻辑
工业革命之后，不同的国家与地域产生了众多的流派、运动，如荷兰风格派，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德意志制造联盟等。设计史类书籍均对这些流派进行了描述与分析。李乐山把这些流派的思想基础总结为五种，它们分别是：（1）以艺术为中心的设计（2）面向机器和技术的设计思想（3）以刺激消费者为主要设计思想（4）以人为中心的设计（5）自然中心论，可持续设计柳冠中结合李乐山的分析，认为人、环境、资本三个深层的支配因素是设计思想发展的内部原因。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符合人的逻辑，可以归纳为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理学作为儒学的一种历史形态，是明朝主要的哲学派别。儒家中庸之道主张含蓄，讲究“度”的拿捏。《长物志》第六卷将椅的典故、形制和优缺点描述的很清楚。儒家文化与礼教相关，儒家文化与人的德行联系在一起，具有伦理色彩。所以，强调人格的清正。因此，其家具设计不过度使用金、玉，在造型上除去了多余的装饰纹样，达到了简洁的造型效果。此外，文中也对椅的尺度、材料进行了科学分析。通过《长物志》的描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形态都是以人的需求为本的，强调功能性，美观性，文化性，注重人与产品的和谐关系。
二产品设计与儒家文化
1儒家文化的概念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是孔子在春秋时期所创，在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中心思想中“仁”是核心。儒家学说在历史的潮流下，不断地发展传承，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产品设计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2.1产品设计是儒家文化的投射活动
克拉克洪说：“文化是后天的历史所形成，也是人类生活中外显和内隐生活样式的设计。”外显是行为，内隐是价值观。产品作为文化的载体，聚集了时代的文化与价值观，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识。产品背后隐含着人类的文明心理与精神。儒家把色彩赋予了尊卑等级的意义，而红色在伦理道德上正是尊贵的象征。因此，中国人对红色十分崇拜。产品设计是通过文化观念推理的假设，并不是设计师的凭空想象。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其文化背景的影响，所以设计是将文化物质化的过程。
2.2产品设计对儒家文化的反作用
设计是带有目的性的人的行为活动。产品作为设计活动的外在结果，既是功能的载体，也是情感与精神的载体。产品设计的最终目的就是解决问题，实现其功能性。其直接依托于科学、技术的支持。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产品总会被新的产品所取代。在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下，实现产品的功能性已经不再是难题，实现人类的精神诉求成为设计的重要内容。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产品的功能性有着新的要求。然而产品所隐含的精神与文化因素却不容易改变。从文化的角度看，传统的文化有脉络可寻，儒家文化作为文化脉络的主线，有着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
2.3儒家文化与产品设计的创新
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为了实现产品利益的最大化，具有国际标准化的产品大量涌现到市场。世界文化与儒家文化如何均衡，是当代设计师需要探究的问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北欧、德国等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本土文化，为其产品建立了一套鲜明的设计风格。然而，中国的设计一直追随西方的设计之路，抄袭与模仿使中国一直处于制造大国，而非设计大国的位置。儒家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在现代社会依然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可见，儒家文化依然符合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与特定需求。作为设计者，应当深入研究儒家文化，经历了几千年，儒家文化显然有了新的文化象征。我们在重视基于儒家文化下产品设计的同时，也要重视设计的差异性，不可将其商业化，而是应该赋予其在现代社会下新的意义。
三儒家文化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1从明代家具看儒家文化
实学思想是儒家文化在明末时期的主流思想。它的核心是“经世致用”。它明显的主张就是强调实用，其实用性主要表现在以民为主。从明代家具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文化讲究致用。例如明代圈椅的设计，传达了儒家中庸思想。圈椅造型为上圆下方，椅子并无多余的装饰，简约大方。椅背呈S形，贴合人体腰、背部，精准的人体尺度设计，添加了其舒适性。但椅子扶手向下倾斜，不得不让用户正襟危坐又显示对客人的尊重。它的造型设计除了象征幸福、稳健，还达到了“礼”的功能性。
2从礼器、乐器看儒家文化
礼乐文化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组成性质。原始时期的礼乐通过供物奉神来表达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社会关系。而青铜时代，通过敬奉祖先来维护宗法等级。战国时期后，礼崩乐坏，礼器、乐器逐渐成为一种娱乐手段。从礼器、乐器的演变中，我们发现儒家文化鼎盛的青铜时代强调群体意识。从侧面传达了儒家文化中严格的等级制度，体现了人类的尊卑等级。
四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创新方法
1剥离“非现代”部分的内部因素
“设计事理学”将设计行为归纳为协调内外因素的关系。针对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而言，其内部因素是材料、科学技术、造型、成本等，其外部因素是时间、空间等。在外部因素的变化下，儒家文化的思想核心并未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是其产品设计的内部因素却在不断演变。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受到生产工艺、材料以及设计风格的冲击，不仅功能载体得到了更新，而且其评价、方法、知识、信息等整个系统也进行了重新的整合。这种新的组合形式，推进了产品设计的革新。然而，现代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并不能完全认识到这点，甚至有些设计师把儒家元素符号等应用到产品设计中，就认为那是体现儒家文化的产物。因此，儒家文化在产品设计的运用中，要以现代设计为最终表现的形式，剥离儒家文化中“非现代”的外在因素。比如，青铜材质、儒家元素符号等运用到产品设计中并不能完全代表儒家文化，它们只是某个时代下，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一种表层的体现形式。总之，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不是毫无保留地继承与发扬。其产品设计在隐含儒家文化价值观的同时，也要把握当代社会特征，注重生产工艺、材料、造型等内部因素与当代儒家文化的关联性。
2形式追随内容
儒家将美与善作为评价产品设计的标准，其中美是从设计形式说的，它可以是材料、结构、造型之美；善则是产品设计的内容，它是思想、价值观。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中，“善”可以理解为“以人为本”。为了更好地服务用户，设计师需要用社会科学去寻找人们行为背后的意义、情感与价值系统。我们对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中国条凳为例进行分析。条凳在中国农村很常见，通常几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两侧的某人一旦起身，其他人就容易因为条凳倾翻而摔倒。从人机工程学的角度分析，条凳的结构设计并不合理，忽略了用户在不同环境下的使用方式。但是，我们追溯到条凳设计初期，就会发现，其设计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礼仪互动。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讲究人与人之间的礼敬。既然你要起身，就应该知会与你同坐在条凳上的人。条凳通过人与人之间共同保持平衡来实现其目的。根据事理学以“人为事物”科学的理论基础，条凳的设计符合其规律，确定需求的目标系统后，对造“物”原理、工艺等内部因素进行选择。产品设计的形式需要在其需求目标系统确定后再进行信息的整合。（图1）
五总结
儒家文化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并未形成一套系统的设计理论。本文借助设计事理学，对基于儒家文化下的产品设计进行了分析，它是借助产品实现儒家思想价值体系的手段，其通过具有儒家文化特征的事，利用现有的技术与方法实现其产品设计。在设计过程中，事被赋予了原因、目的、情感、价值。当儒家文化被得到理解后，就可以消除时代需求与儒家文化之间的冲突，从中找到新的设计点。
参考文献
[1]柳冠中《.事理学论纲》.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2]李乐山《.工业设计思维基础》.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
[3]李萌.李响.从事理学角度重新审视包装图形设计.设计.2013年11期
儒家文化的重要性篇10
一、新儒家文艺美学的特点
（一）遵循心性，天人合一
传统儒家学说，是现代新儒家的传承根本，将西方文化和思想与儒学进行融合，逐渐形成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思路，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和发扬，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己任，试图以儒家心性之水，浇灌传统文化之田，不但需内外兼修，更要天人合一。现代新儒家文化主张进行自身道义的分解和融合，在传统文化中需做自我反省，以达到道德层面约束的作用，而西方文化则严格遵循逻辑的推理和分析[1]。此观点形成中，较为著名的新儒家学者主要包括：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其主要理论观点为：国人的生命及智慧，是使生命确定形态和定向的基础，不仅要摒弃西方文化的全面融入，更应将我国的儒家心性之水提取出来，以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天理留存于心性之内，做到万物的生命与宇宙相通且共融，达到天人合一。此外，儒家心性的观点提出，艺术源自艺术家的内心，只有艺术家将艺术在精神层面上勾勒出来，则说明其个人的情感与领悟，甚至生命，就会一并融入进创造的心性之中，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就是从文艺创作的精神中，提炼和感悟出美的观点及追求美的意识，此观点也从另一角度体现出，中国文艺之美，实质上真正来源与人的内心和精神，而内心的变化，则是心性最佳的体现，在进行文艺美学的审视与评判时，必须要有心性作为根本。而现代新儒家审美的最高境界，则是心性与外界皆可忘却，主观与客观浑然融合，此天人合一也。
（二）德美兼顾，美善相连
有些现代新儒家，将儒家思想进一步分解与细化，提出儒学中的道德观点，并将其引入传统文化之中；有些现代新儒家，则认为艺术之美应与道德并存，只有德美兼顾，将美善相连，才是真正的美，并且，此种形式之美，与文艺作品所涉及的表现形式无关，美只来自于内心，此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心性为上的特点；而有些现代新儒家，则将文艺作品中的思想性与人的内在品德与修养结合起来，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对等的，并在美学思想中指出，“西方谓之美，出自表象，而中国人论美，在德不在色”。也是从德行角度印证了现代新儒家对于文艺美学的理解观点[2]。
（三）生命相通，美学相融
现代新儒家将哲学中的生命问题，归结为与宇宙万物实为一体，无论是自然之美还是文艺之美，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宇宙整体，都是可以相互连接，相互融入的。在此基础上的文艺美学，被称之为具有互通性的“生命美学”此种生命美学是关乎生命的，通过万物的造化与开拓，形成原始生命的勃勃生机与汩汩活力。在对西方哲学和美学进行研究和讨论后，现代新儒家们提出“生命相通，美学相融”的“生命美学”体系，其将追寻的艺术之美、人的创作品德与生命之美做出贯通和融合，提炼出现代新儒家学说中人的艺术精神，并明确指出，此种艺术精神，对生命的构成及艺术之美的体现，均有深入的涉及。
（四）崇尚人文，家国情怀
对于现代新儒家学派来说，他们不仅有渊博的学识，且文化视野较为广阔，更具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从文化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便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其中涉及人生、人格及人伦等部分，不仅涵盖人生追求更体现了人格价值。从文艺美学角度分析，人文精神之美与家国情怀之美，是发自人内心的，并且是与品德相互关联和共存的[3]。更有现代新儒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在人文精神中不仅可以表现出人格，更能体现人的价值。也有一些现代新儒家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两个方面，两者中，道德精神支配艺术精神，且无论是精神层面之内或是现实生活之中，道德影响艺术，而艺术升华道德，两者互通互补，缺一不可。
二、新儒家文艺美学思想存在的价值
从本质上说，现代新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教育理念、生活状态等都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新儒家对其进行了改良与创新，不但为儒家观点的现代化转变与应用创造出理论基础，更对道德与文艺美学的挖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展现出了自身的文化精神与民族特性[4]。将人文、道德、心性、生命等要素，与儒家学说一起，融入进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之中，文明的规范，是西方文化中较为重要的观点，这与现代新儒家学说中的修身养性，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可以为西方文化发展所借鉴。此外，为增强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的时效性，也应使其与中国其他传统文化相互结合，从而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变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