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经济定义篇1
一、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出现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出现，是在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全面分析和探索，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出现的社会经济状况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出现的时候，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率先完成了，当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别的国家也在纷纷进行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完成，各种机器的使用、交通线路建成等等都发展了起来，各类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和运用，社会的生产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虽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但是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的解放，只是从以前的封建体制变成了资本主义体制，也就是换了一种剥削制度。因此，这样的一个发展变化完全没有给工人们带来很大的利益，而使得工人阶级变成了处在最底层的劳动者。工人阶级的不但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利益，而且他们在不断付出劳动的时候，还受到资本主义者的们无情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说，“劳动为资本家们创造了更多的利益，但是工人们却在生产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贫穷。劳动给资本家们创造了华丽的宫殿，但是给工人们留下的只有茅屋草棚。劳动创造了美，体现了美的价值，但资本家们无情的剥削压迫下，变得更加的丑陋。劳动创造了智慧，但是却让工人们在要下变得更加的愚昧”[1]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剥削制度取代旧的剥削制度的背景下，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反差使马克思深刻感受到了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从而引起了马克思对社会的极大不满。在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们所受到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摧残是非常大的。而这些摧残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那些资本主义者的人性欲望吗？马克思觉得：“作为一个资本家，只是一种被赋于了人性意识的资本。资本家们的灵魂反映的也是资本的灵魂。资本有着很大的欲望，他们利用工人去创造更多的价值，去无情的剥削和压迫劳动者们。资本把工人们当成获取利益的武器和工具，无限制的劳动，大量的生产，他们就像吸血鬼一样无情的剥夺着工人们最根本的利益，把共人民变成劳动的奴隶，只为自身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2]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背景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各种矛盾都逐渐的显现出来，才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深刻的研究和探讨。在消费能力上具体表现为，劳动力不断增多，生产不断扩大，产品的数量也不断增多，但是劳动人民的购买能力十分的有限等各种矛盾的出现。英国自从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各种区域性的经济危机频繁出现。而这些经济危机的出现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矛盾的出现下产生的，而这些矛盾的不断产生，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探讨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出现的政治环境
工业革命的出现，不但促进了生产力水平和方式的发展变化，而且让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在工业革命时期，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已经远远赶超了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水平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进步，工业和无产阶级将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分裂。“在资本主义时期出现的一些机器工业，不但没能够降低工人们的劳动压力，改善工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而且使工人们完全变成生产的奴隶，劳动的工具和机器，受到资本主义者们无情的剥削和压迫。资本主义所宣传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的管理方式不但没有被真正的落实的实际工作生产中来，而且资本家为了取得更高的经济利益，出现了各种增值收取剥削的现象。在长时间的增值剥削获利的状态下，使得无产阶级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致使阶级矛盾逐渐的显现出来。
（三）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出现的思想条件
由于各类阶级矛盾的不断加剧，生产方式和经济条件也在发生着很大的改变。在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把整个社会发展状况下的人文历史等的一系列变化描述成了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但这样的一个思维观念理念被没有起到什么实际的效果。他的这样一个思维观念被费尔巴哈的唯心思想所扼杀。[3]在经过不断地探索和总结得出，他??两位哲学家的这些哲学观念不能够对社会的发展变化做出正确的解释和分析。因此，马克思在适应时展变化的情况下，对两位哲学家的思想观念进行总结更新，构建了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唯物主义的观念，给经济哲学思想的出现创造了一定的思想条件。
正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思想意识和政治环境下，通过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规律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揭露，对经济哲学思想进行了更新。
二、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理论意义
1.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产生，都为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经济哲学不光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济学，它是对这两者进行的一个综合的分析和探索，分析两者的优势和不足，将他们的优势结合起来，为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并且，在经济和理论的结合下，能够把两者的优势进行一个很完整的切合，经济哲学思想的出现，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促进了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社会主义的命运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的。[4]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将理论切实的运用到实践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给批判性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思想创造了条件
西方经济学是对微观经济以及宏观经济体系进行的研究，它的研究内容十分的丰富且复杂。西方经济学着重介绍流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经济理论与相关的经济政策。它的研究目标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但是在改变的过程中也对原本的资本经济结构进行了隐藏，西方的经济学体制一直服务于资本主义。[5]
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需要对西方的经济学思想观念有选择性的批判与继承，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但是，我们在对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借鉴学习的时候，怎样才能?樯缁嶂饕迨谐【?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好的理论基础，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根据这样的一个现象，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全面的指导。在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观念，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我国社会化进程。
3.提供研究具体经济理论的方法
经济哲学的出现和产生是在对实际的经济理论不断探索总结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有着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并且，经济学科它有很强的实用性，提高了人们的思维意识水平，让人们对经济学思想有一个深刻全面的认识。任何一个哲学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而经济哲学理论思想的形成也离不开一个科学的指导方法的引导，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自然界发展规律。
在经济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科学合理的方法论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他同时也成为了众多的哲学家们所关注的重点问题。要促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离不开马克思主要经济哲学思想的引导。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相应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运用还没有落实到实际的工作中去，如何对经济学哲学思想进行相关的研究，就需要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去指导。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给经济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条件，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
（二）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多种残留的问题也不断地涌现出来，阻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运用进去，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
1.为各国制定科学的经济发展策略设计方向性指导提供依据
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不单单是对经济发展策略的一个简单描述，它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来引导。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只有把发展的眼光放长远，才能够促进经济的持久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运用到实践过程中去，针对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分析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才能够制定出更加科学有效的经济发展策略。
就现在的形势来看，不管是哪个国家，它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怎样的，都有属于本国的发展策略。当然，在对相关的发展策略进行制定的时候，不管哪一个国家都应该注意相关的问题。首先，要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进行了解；其次是要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运行趋势进行了解，借鉴他国优秀的发展策略，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的策略。
马克思经济哲学对经济发展的变化规律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理论指导，为各个国家制定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状况的策略提供了具体的条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提高了人们认识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能力，丰富了人们的知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变化。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上的，它是对经济学邻域发展的整体经济情况进行的全面阐述，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6]
所以，在各国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哲学家们都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运用到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去，对本国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一个全面认识，促进本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制定出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状况的策略，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推动本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2.为合理处理当代经济全球化问题提供科学指导
马克思经济哲学理论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规律进行的阐述，它揭示了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也揭示了生产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立。由此可以看出，在资本者们的无情剥削压迫下，资本发展主要状况是扩宽流通的渠道；不管在哪都有把生产变为资本的生产方式。[7]于是，各种矛盾的出现造成算了经济全球化的出现。
马克思哲学思想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不管是哪一种社会形态都会有一种思想意识影响着生产和生产方式”。目前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有着属于本国生产发展的方式，这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中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个科学的指导，能够让人们正确的认识经济全球化问题，并能够根据这些问题采取有效的方式对问题进行解决。
3.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完善是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对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吸收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用科学的理论思想作为指导，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现代的经济学研究中的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经济发展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经济哲学思想在我国现代化经济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力的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水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中，针对怎样更好地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在现在社会发展的过中，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多问题的影响，也同时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很重要的阻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发展过程中相关的问题进行解决和落实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是众多的经济哲学家们所关心的关键问题。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理论运用到实际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去，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拖动我国社会化的进程。
三、结语
工程经济定义篇2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质的规定性，它规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量的规定性，它明确了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化的程度和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化程度的统一。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
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转贴于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
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主权，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盛洪。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J］。经济研究，1992，（11）。
［2］张灿，谢思全，董利。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
测度［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5）。
［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9］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6，（1）。
工程经济定义篇3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工程经济定义篇4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主义生存和的客观条件与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工程经济定义篇5
关键词：市场经济；社会经济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
中图分类号：F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1-0016-03
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理论的成熟和行动的自信，都意义重大。
一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道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经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种经济形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人类从单纯维持生存到期望优质生活，需求的多样性、生产的单一性和利益主体的独立性催生了商品经济。于是，商品经济在自然经济的夹缝中孕育、成长、成熟。
当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分工将愈发精细化、专业化，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成为社会主导经济形式，一切人类行为和物质产品纳入市场之中，形成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囊括并受市场机制广泛调解的市场体系，由此便形成了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即有联系又有所不同，简言之，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内容，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表达形式。就两者的联系来看，一致性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产生条件相同，均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内容，以市场为载体；二是内在作用机制相同；三是都需要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发展的过程，最终将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可见市场体系的建立是商品经济的终极发展成果，同时还是市场经济形成的重要标志。就两者的区别来看，区别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内涵和要说明的问题不同。商品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内容的经济形式，是列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经济形式，说明的是一种经济属性，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方式，说明的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表达的是运行机制中如何分配资源。二是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发达商品经济的外在体现形式。市场经济包含于商品经济，可是说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但不能说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只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才会形成市场经济。
二
人类社会历史上，根据获取物质资料方式的不同，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人类这种获取物质资料或者说占有与创造物质资料的方式就是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人类适应自然和利用自然界的能力，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社会性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总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呈渐进式连续发展，相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呈阶梯式跳跃发展。两者之间的适应是一种弹性的适应，生产力允许生产关系在一定限度上落后或超前于自己，但是这样的弹性适应是有限度的。当生产力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时，会促进生产力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进步，生产力水平开始发生量变，当对应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作用尚未全部发挥出来以前，该生产关系仍保持不变，但在逐步落后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新生产关系所需的物质基础时，促使生产关系发生质变，催生新的生产关系，产生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样循环往复地矛盾运动中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对立统一中，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与生产关系相比，生产力是更为基础、根本性的因素，它对生产关系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可以说，一切经济形式和社会形态的产生与存在，其客观根源都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只有生产力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三
我们可以通过图例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形式、社会形态之间的具体联系及其各自的发展特征。
图1中，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坐标和横坐标，图1中，横坐标表示生产关系的变化情况，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作为坐标尺度，以经济形式记录生产关系进步的足迹。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形式是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外在形式。新的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原始、贫穷、愚昧走向自由、富足、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图中，纵坐标表示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包含三要素，人的劳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生产中，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但选择生产工具作为坐标尺度，理由有三：一是生产工具是划分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地意义。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资料进行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二是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并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地联系起来。以旧石器时代为例，人类使用石块、树枝等作生产工具，尚不能进行进一步加工，使用这样简单粗糙的生产工具只能形成较低的生产力。这样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人们朝不保夕，迫使人与人之间结成团结互助的生产关系共同对抗自然的压迫，因而只能是原始共产主义公社这种生产关系，这就是原始社会。随着青铜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人的劳动有了剩余，由于青铜器的粗笨，奴隶劳动是可行的和必要的，压榨奴隶的劳动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进入奴隶社会。铁器工具的出现，相对轻巧的手工工具给单家独户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产生了小私有制，于是封建社会成为铁器时代主流的社会形态。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是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力的一个巨大进步。它把热能转化为机械能，为其他机器的运转提供了动力来源，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水力千百年来的依赖。利用机器创造物质资料的效率，大大超过了以往一切社会的劳动效率。由于大机器需要比较雄厚的资金，以及多人分工协作，用生产过程社会化的现代企业组织生产，机器作为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使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同时机器、电气、智器的继续发展和变革也影响着资本主义的未来，推动人类走入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三是生产工具是物质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生产工具是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中介，是劳动者的延长的自然肢体。人类正是借助自己制造的生产工具，延长了自己的肢体，摆脱了动物那种完全受自然界奴役的被动地位：正是借助于创造和使用新的生产工具，才把自己同自然界作斗争的能力提高到新的高度。可见，生产工具的发展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沿着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生产关系）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两条主线发展起来的。纵观历史，在个别国家或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生产方式发生过跳跃式发展，如4～5世纪，尚属于原始社会的日耳曼民族，入侵罗马帝国后，跳过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18世纪，尚属于原始社会的南部非洲，被西方列强的殖民铁蹄带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战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而首先在苏联、中国等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建立起来。但是作为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特点具有连续性，不可能一蹴而就，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生产关系前行历程的不可逾越性。马克思说：“人民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的历史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民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了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战争、革命可以消除旧的社会制度，但无法脱离原有的生产力水平，并且只能在原有生产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经济社会的历史任务，社会形态的变更只是改变社会的特殊性质，而不会取代生产关系发展自身，只有当旧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新的生产关系才会出现。
商品经济作为连接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的重要经济形势，历经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见证人类数千年发展历程，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并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的强化力量，市场经济作用下的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既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又促使社会分工发展，而精细化、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大生产间的协作必然会产生新的生产力；市场经济是平等、法制、诚信、竞争、有序的经济，推动社会法制建设不断深化，涤荡经济环境，完善经济体系，为生产力的加速提高营造好的经济环境；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遵循节约原则，追求效率最优，通过竞争机制，推动社会资源流向效率最好的企业，提高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和交换，提高社会生产力。总之，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也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社会愈发现代化，从生产力层面看，日趋先进，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走向信息化、智能化。从生产关系层面看，日益进步，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现代市场经济到世界经济一体化。总之，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也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商品经济向计划经济飞跃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历史与实践都证明：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
四
人类社会从原始、愚昧、贫穷走向先进、文明、富足的历史，是一部社会生产力不断繁荣的历史，是一部生产工具不断演进的历史，从原始石器到青铜器，从陶器到铁器，从机器到电器，从物化工具到智能工具。从原生态工具的发展考察，支撑生产工具发展的自然基础是火，决定生产工具变革的客观根源是人对火的认识以及对于温度的掌控。人类从不知火为物，到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环境下创造4万亿摄氏度的高温纪录，人类在对温度的不断提高中，认识自然，改造自己，创造与改造工具，进而促进生产力的进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前行。可见，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客观根源，生产工具进步的渐进性是生产力发展连续性的客观根源，而人类对火的掌控以及温度的逐步提高是工具进步渐进性的客观根源。人类真正的劳动，是从能够制造工具开始的。最早制造的工具，不外是稍加敲击的石块、骨头以及木棒，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生产工具对温度的需求为常温。进入新石器时代，随着温度的不断提升，新石器时代最具特色的生产工具陶器产生了，陶器对温度的需求较高，有的达到900℃以上。温度的提高、陶器的产生推动了原始农业的产生，同时，磨制石器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原始手工业的发展。人们逐渐改变了旧石器时代只能依靠采集和渔猎获取生活资料的摄取性经济，发展了生产型经济、磨制石器的使用，陶器的制作，促成原始手工业、原始农业的分工，使手工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推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飞跃。随着对可控温度的逐渐提高，人类已具备了熔炼金属的技术基础，人类早期使用金属生产工具的材料有自然铜、青铜、铁等。人类在仰韶文化前期，陶器的烧成温度就已达到了900℃～1000℃，在制陶实践中对火的温度的提高为冶炼青铜器提供了技术基础。青铜器的使用和推广大大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物质生活条件也渐渐丰富，促进社会向前发展。青铜铸造术的发明，与石器时代相比，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推动中国历史走进夏商时期的奴隶制国家。到了商朝，青铜器冶炼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铸造青铜器的工艺程度很复杂，分工精细，工具的进步继续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分工与协作。铁器时代是继青铜时代之后的又一个时代，它以能够冶铁和制造铁器为标志，生产工具对温度的需求为1537℃（纯铁的熔点）。而温度的提升以及制陶技术的分享，使人们在春秋时期探索到在较低温度（800℃～1000℃）下还原铁矿石的方法，铁的发展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光辉里程碑，它把人类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带到了铁器时代，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铁制农具的大规模使用，促进了我国由奴隶制向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封建经济制的过渡。在中国随后的封建社会时期，铁器的使用更以空前规模在各地推广，铁制农具的供应程度决定了个体生产发展的速度，促进水利交通的兴起及工具的升级改进，铁工具的普遍使用，给封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18世纪，技术进步孕育了工业革命，科技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随后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人类在实验室将温度提高到4万亿℃的高温，生产工具从手工具到机器到电器再到智能机器，生产工具神迹一般的进步推动生产力爆发式的发展，人类在这两百年里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人类有历史以来的总和。
可见，市场经济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于：市场经济进步决定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其中，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关键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逾越性，亦即工具使用与进步的不可逾越性。
参考文献
[1]武.市场经济学——中国市场经济引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武，康星华.现代市场经济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3]武.政治经济学原理[m].海南出版社，2011.
[4]李邦君.政治经济学原理[m].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5.
[5]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6]马克思.马克思选集（第4卷）[m].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204.
工程经济定义篇6
我国社会主义旨在追求更广大群体的利益，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融合具有一定的基础，其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法律和制度中，决定着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也通过法律权威和制度规范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其二，我国市场经济虽然可以实现一定的社会效益，但是其主体仍以维护自身利益为主，其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取向存在一些差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完全相符合的，也存在着正相关与负相关的波动［1］。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市场经济相背离也具有一定的逻辑基础，核心价值体系决定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而市场经济又决定了市场主体利益的价值追求，所以在客观上来说，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具有半径差异。
2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背离
2.1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冲击我国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有促进作用，也有负面性。例如:我国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极大程度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在效率提高的同时会产生一些社会公平问题。此外，实行部分人先富的政策会加大社会收入差距，并且使差距逐渐扩大，从而导致社会中一些群体产生不满情绪，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性。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稳定性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因而导致价值取向混乱。在现阶段，我国贯彻和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以将社会价值放在首位，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社会道德水准多数情况下被扭曲，使社会沦为金钱的社会，例如:老人摔倒，而群众到底应不应该扶起的问题引人关注和发人深省。因此，我国的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严重的冲击作用。
2.2工农阶层群众对其主体地位有虚化感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所以以工农阶层的群众为主体，保障这些群众的基本利益和权益，进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然而，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使群众对自身主体地位感觉到越来越虚化:首先，我国工人队伍壮大的速度十分迅速，我国实现充分保障每一个工人权益和利益的难度较大;其次，我国工农阶层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业者数量迅速增多，给我国的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最后，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各种职业角色都在发生转换，没有所谓的“铁饭碗”，而更多的企业会选择实行合同制，进而导致工人阶层的许多人面临下岗失业等问题。正是由于我国工人阶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而使越来越多的工人感觉到自身主体地位的虚化。
2.3群众对社会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但是人民的幸福指数与市场经济越来越背离。首先，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较大，穷人一贫如洗，富人腰缠万贯，两极分化现象十分显著。其次，我国多数官员的腐败不利于民生，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因此，社会矛盾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加剧，更多群众的不公平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国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生了严重的背离，不利于我国的发展。
3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融合
3.1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相融性首先，二者都以社会生产力为基础，以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为目的。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二者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其次，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联系。
3.2大众实现合理回报率对二者融合起关键作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虽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我国经济的两级分化。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用法律权威和制度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市场经济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目前，我国多数群众对社会的贡献与回报呈正比例，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维护社会的稳定秩序，从而大众的合理回报率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融合的关键［2］。
3.3避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化我国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容易产生意识形态化，而市场经济的各种矛盾也相继伴生，因此，要想避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化，需要有效地消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其一，需要遵循矛盾中蕴含的规律，掌握并利用其自然规律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其二，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融合。
4结论
工程经济定义篇7
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不断研究和解决经济管理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从中形成了三条基本原则，即生产力标准原则，权、责、利、效相统一原则，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原则。这三条原则贯穿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始终。
(一)坚持生产力标准原则
生产力标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基本观点，贯穿其经济管理思想的始终，是其经济管理思想一贯坚持和宏扬的基本准则。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说过:“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利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140】后来在1979年邓小平又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4’】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将之表述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当然经济管理工也不例外，包于其中，正是以此为出发点，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并视之为自己的基本原则，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
1、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坚持经济管理工作及其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邓小平基于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认识，对我国国情的准确把握而提出的有关经济管理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把握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对于认识邓小平关于经济管理的目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以及邓小平所坚持的生产力标准原则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坚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原则应当成为经济管理以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出发点。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积弊所导致的重要后果，就在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邓小平为此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2]此外，小平还在特别总结我国以往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的经验教训后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43]因而，经济管理以及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在这种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基础上，重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才可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工作的要求。
其次，坚持管理工作及其体制改革的成效如何必须要接受生产力标准的衡量。邓小平认为，生产力标准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在经济管理改革过程，对于管理方法，管理体制等方面的评价，也必须牢固树立起生产力标，以此来衡量是非。具体来说，无论什么样的管理措施、管理方法，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利于增加利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就是符合社会主义需要的，就应该大胆地试、大胆地用。这些观点充分体现出了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中的生产力标准。
再次、必须充分认识到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来衡量经济管理工作以及其他一切工作，并不是孤立的，无条件的。每次邓小平强调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标准时，总是同时指出，这是在政治路线己经确定的条件下的检验标准。邓小平所说的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以生产发展与否作为检验经济管理工作的根本标准，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的;邓小平所说的以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长等经济指标实现程度作为衡量管理工作的标准，也是指在政治路线己经解决情况下的检验标准。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所谈的政治路线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标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机统一的。一方面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因而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是空谈，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最根本体现，应在于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有效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内容，政治就变成了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主要利益。”【44]因此可以说，邓小平所坚持的检验经济管理工作及其他一切工作的生产力标准，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标准。
2、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始终坚持经济管理工作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回顾历史，以往的经济管理工作偏离了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此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立足点。济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以高水平的管理效率来保证提高经济效益，在效益提高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然而在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由于工作中心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指导思想上强调一切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管理上提出所谓“管理也是社教”，片面强调管理工作的阶级斗争性，从而偏离了经济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此给我国的经济管理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大大地制约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种错误的经济管理出发点，具体在经济管理实践中就表现为相当长时期内，把判断社会进步，经济管理方法、手段、工作是否科学合理的标准弄错了。表现为一是，以阶级斗争为标准，以其检验经济管理工作。结果，生产被忽视了，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扩大化，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破坏;二是，以生产关系为标准，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所有制形式以及经济管理模式，结果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科学化的客观规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此我国在经济管理工作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走了许多弯路。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坚持经济管理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经济管理工作的标准。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45l以此为指导，在具体的经济管理实践工作中，就要求:首先，经济管理工作必须要有利于生产力中的三要素能充分发挥作用。即生产力中包括的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三个方面的作用是否发挥得好，这是必须考虑的。比如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否能够提高，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否发挥出来了;生产工具是否改进了，作用是否发挥了;劳动对象是否充分利用，发挥了效能，提高了经济效益等等。总之，就是要通过经济管理工作，使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和劳动占有取得尽可能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劳务，从而提高经济效益。这是经济管理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其次，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必须坚持以效益为中心，正确处理好速度、比例、效益的关系。在速度、比例、效益三者关系中效益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因为效益是速度的基础，也是检验速度是否合理的标准。只有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的速度，才是实实在在的稳定的持久的速度，同时也只有能够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比例，才是合理的比例。为此邓小平多次强调:“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晰]此外，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指出:“快是有条件的，要讲效益。讲质量;快必须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速度。”这些都充分体现出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即经济管理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为根本出发点。务必把经济发展速度，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和经济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既要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又要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唯其如此经济管理工作才是科学合理，能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管理。
(二)坚持权、责、利、效相统一的原则
在经济管理实践中，邓小平始终坚持权、责、利、效相统一的原则。所谓权，是指权力和权利;责，是指责任和义务;利，是指物质利益;效，是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坚持这一原则要求经济管理的各个部门及经济主体，各尽其责，各行其权，兼顾利益，注重效益。简政放权，从体制上统一权、责、利、效。邓小平认为，要从体制上统一权、责、利、效，必须切切实实贯彻简政放权精神，真正从物质利和经济责任上调动诸方面的生产积极性，从经济管理权限上保证诸方面的创造性、主动性。邓小平曾通过对传统、僵化的管理体制的批评，告诉全党，要克服权力过集中的积弊，必须简政放权;要根本扭转无人负责的局面，必须从体制上真正统一权、责、利、效。并且强调指出，在管理体制改革中，应当“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从而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都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当然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必须努力使权力与责任统一起来，以此达到“不但应该使每一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47]的目的。此外，在经济管理制度上不仅要简政放权，不仅要使责任与权力统一，而且在物质利益上也必须与简政放权相适应，与权责相统一。当各企业，生产队有效地运用扩大了的自主权，对自主权的运用认真负责，增加了财富，发展了生产时，那么对他们相应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就应当予以承认。邓小平指出:“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凡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8]这充分体现出邓小平同志不仅重视经济管理过程中权力、责任问题，而且同样重视个人的利益问题，始终坚持把权责利效高度统一起来，这是他的一贯思想。此外只有简政放权，特别是扩大企业、生产队自主权，并使权、责、利、效统一起来，在管理制度上作出保证，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积极性，也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呻伪此邓小平一再强调在经济管理活动中，要真正贯彻经济管理上的民主集中制，要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从制度上把权、责、利、效划分清楚并有机的统一起来，才能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2、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等诸方面的物质利益
邓小平认为:必须在承认各方面利益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协调好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5叼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特点。当然，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决不是说在经济管理工作和体制上可以忽略个人，局部利益的独立性，反，承认这种独立性是从利益上调动诸方面的积极性的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5’]
3、诸方面的权、责、利、效关系必须制度化
邓小平认为:必须采取一定的法律形式，使各方面权、责、利、效关系稳定、协调，使经济管理工作更为严肃，使经济管理体制对诸方面的规范更为明确，从而从制度上把诸方面的权、责、利、效关系真正统一起来。
首先，关于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邓小平认为除了简政放权，在管理制度上明确各自的责、权、利、效之外，还必须采取一定的法律形式，确保各方面责、权、利、效关系的稳定和协调发展，使管理工作更加严格和规范。就此邓小平指出:“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表现”，[52】“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要有法律的形式来解决。”经济管理制度和法律建立起来之后，必须注意制度和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3】邓小平关于用制度和法律来调节经济活动中各方面责、权、利、效关系的观点，深刻反映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法制经济的内在属性和基本要求，对于加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建设和经济管理制度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次，关于企业内部的管理，邓小平认为，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统一责任与权利的要求相适应，必须建立有效的企业管理制度。邓小平指出:“过去有些规章制度繁琐，应该改革。我们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54]企业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企业各车间，班组和劳动者个人之间在生产中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劳动者个人的生产活动日益作为企业总体劳动的构成部分来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劳动者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行为进行规范，明确劳动者在总体生产过程中的责任和权利，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据此邓小平从现代企业生产的一般规律出发，主张把建立企业必要的规章制度作为改革传统国有企业制度的突破口，充分反映了现代企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再次，就国家、企业、个人诸方面相互之间的权、责、利、效相统一的问题而言，邓小平认为，“关键是要建立责任制”[55】。实行责任制，是我国农村改革的一条成功经验。邓小平将这一经验引进经济体制改革中，主张通过建立责任制来加强经济管理。因为责任制把劳动者的责、权、利、效用具体的制度统一起来，实现了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的有机结合，通过激励劳动者为增进自身利益努力工作来达到增进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目的。此外，邓小平还认为在利用责任制等规章制度一方面规范经济管理工作，规范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发挥国家、地方、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时，另一方面要注意防止经济搞活中的盲目性，特别是要防止在经济管理改革中，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自发倾向，“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在这方面，要规定比较详细的法令，以防止对自主权的曲解和滥用”。[
总之，在经济管理过程中，邓小平认为无论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企业内部的管，还是国家，企业，个人等各方面在权、责、利、效的协调统一上都必须坚持制度化，唯此才能使诸方面的利益有可靠保障，从而使经济管理制度稳定，使权、责、利、效真正在制度上统一起来。
(三)坚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原则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一文中就指出:“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57]此外，在其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两次强调“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58]事实上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认识和掌握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必须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邓小平强调经济管理必须尊重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是经济现象，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这是经济工作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根本依据。经济规律之所以是客观的，是因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生产力是以往人类世世代代活动的产物，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就像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出身一样，这就决定了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对此马克思曾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产物。”[59】由此人们既然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自由地选择经济条件，人们的经济活动就不能不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就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
行事。过去经济管理的主要问题，就是经济工作的方法不对，违背了经济规律。这是我国在当今经济管理工作中必须吸取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曾经在谈到毛泽东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缺点时说:“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60】事实上，除人民公社外，在以往的经济管理过程中，违背经济规律的事还有不少，大致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在农村，当初级合作社建立不久，就建立高级社，高级社还没有怎么成形，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在城市，把个体经济几乎消灭，把小集体变为大集体，大集体升级为全民所有制，“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了把经济搞上去”[6’]。结果使城市的商业和服务业大大减少，与人口增多，需要的扩大形成突出的矛盾。
其二，是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唯意志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在“大跃进”中，这一错误最为突出，其结果导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结果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破坏，使人民利益遭到重大损失。其三，在经济管理过程中，违背经济客观规律，不是以市场、成本、利息、税收、价格、补贴、信贷等经济杠杆作为手段管理经济，而是单纯以行政指令措施指挥全部的经济活动，以行政机构的权威和长宫意志通过命令指示、规定等手段，运用一平二调，统购统销等形式管理经济，这就难于考虑经济核算和经济效益，从而把企业统得过死，排斥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窒息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而真正地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则要求国家只能通过调节机制和经济杠杆发挥中介作用，以经济规划和计划为导向，在加强宏观控的同时，努力搞活微观经济，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人实体。这才符合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原则，才是真正的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从这些经验教训中，邓小平深深意识到了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的重要性。客观的经济规律，深刻的历史教训，要求我们在管理经济时，必须要“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必须“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所谓按照社会经济发展律办事，就是经济管理的办法要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使主观符合客观。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就是要善于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汇率，利率和效益原则管理经济，决不是按照“长官意志”或依靠行政命令瞎指挥。为此，首先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就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坚持按价值规律办事。事实上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管理经济离不开价值规律。早在1958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62l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的基本作用在于能够节约劳动时间和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灵活分配劳动时间。这样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就不但能有助于提高微观经济效益，也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总效益。因此，在经济管理过程中，通常离不开价值规律，需要借助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与价格的相互作用来动态保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以此提高经济管理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我国在过去经济建设中存在着的两个出问题:一是单纯追求高速度，经济效益却很低，消费极大;二是比例失调，经济起伏很大，这两个问题都是由于在经济管理过程中背价值规律的结果。邓小平正是鉴于此，提出经济管理要按价值规律办事的论断，为我国的经济管理改革指明了途径与方向。其次，在经济管理过程中，不仅要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管理经济，还要引入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以克服经济管理过程中的随意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法制经济。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没有法律的规范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就不可能确立和完善起来。邓小平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63]因此，要加快经济立法，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以法律规范各种经济关系，规范和约束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行为要坚持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的统一，做到政策决策，发展决策和立法决策紧密结合，用法律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再次，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需要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需要一批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人。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经济，忽视经济规律，片面强调政治挂帅，不重视经济管理专业知识的学习，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事物，多人不熟悉。正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我们的干部八百万，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搞经济建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因此，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64J需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队伍。“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安于当外行，要能进去，逐渐成为内行”。[65]
2.正确处理好各种经济关系，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必须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过去，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多次急于求成，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为此，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吸取经验教训，切实克服急于求成的偏向，长期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指导思想中，所谓持续，是指发展的渐进性，就是要长期保持正常的发展速度，坚持迈小步，不停步。所谓稳定，是指发展的均衡性，不能大起大落，力求减少振荡。所谓协调，是指各方面发展的同步性，要求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有合理的比例关系，归结起来，就是要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是由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由于社会分工使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且密不可分，从而使每一个部门，每个地区都不能离开其他部门地区孤立地发展。因此，任何以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都要求各部门之间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资源。只有这样，社会再生产才能持续、稳定、协调的顺利进行。马克思说:“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神经质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66]这种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同样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制定计划，进行经济管理，必须尊重这种客观规律的要求，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比例协调是我们经济走向正常，稳定发展的前提。”[67】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但是，“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这种经济管理过程中的长期的比例失调，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事实证明，尽管这种愿望是好的，“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但“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68]因此在国民经济的管理过程中，一定要树立起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以此促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经济管理过程中，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各种经济关系。首先要处理好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对此，邓小平曾作过深刻分析。他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问题。”以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69]其中集中表现就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不平衡。这两者的平衡是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的总枢纽，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因此，要保持总量平，必须对过大的社会需求加以控制，实行紧缩政策。紧缩信贷和财政开支，坚决控制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压缩基建规模，压缩消费基金过大的增长幅度，实现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的平衡。同时，要尽可能地增加有效供给，力求实现总量平衡，这是保持经济稳定，带动各种比例关系保持平衡的基础。其次，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经济增长是经济数量的增加和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科技进步，达到经济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要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忽视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益量的实际情况，指出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产值，产量的增长。“我国国家大，人口多，没有一点大的骨干工业是不行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70l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在经济管理过程中，要走投入少，产出多，效益高的路子，真正把提高经济效益贯穿到经济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要处理好经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口’]经济发展是以物质发展为中心，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因此在经济发展中，要从国情出发，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提高人口素质，扩大劳动就业，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注重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再次，在经济管理过程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和改革是稳定的基础，而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72l但加快发展必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创造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来促进发展。要保持经济稳定协调发展还必须在经济管理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保证社会经济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然而我国由于种种原因，产业结构不合理，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早已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部门结构严重扭曲，地区结构趋同，企业结构重复落后，技术结构“复制古董”，使农业和工业，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因而在调整产业结构中，不仅要对增量资金的分配实行倾斜政策，支持那些短线产品和效益高，适销对路的产业和企业发展;而且要通过兼并，联合和股份制等方式淘汰一批老化、质次、高消耗的企业和产品;同时严格控制和压缩加工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以此促使增量资金结构合理化。只有合理的产业结构，才能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提高整体效益，增加有效供给，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工程经济定义篇8
关键词：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资本主义股份制；消极扬弃；合作工厂；积极扬弃；公有产权
一、《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历史沿革的研究概述
《资本论》的学术魅力不仅在于理论抽象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且更在于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所遵循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是《资本论》这一重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着作的思想精髓。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有产权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通过梳理《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我们可以概要性地总结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历史沿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早中期，其最主要的形式是私人经营，比如家族式私营（当然由于私有产权形式的复杂性，也存在合营等其他私有产权形式）；到了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并且出现了一些类似合作工厂这一积极突破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权形式；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穷途日暮的晚期，极度自由资本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资本主义产权形式，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干预。在以下的论述中，本文将重点探讨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合作工厂，以及它们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改革的重要启示。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制度基础——资本主义信用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它的存在有其客观的物质经济基础——“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之上的。”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对信用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归根结底是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服务的。简要剖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制度，它主要包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但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三者相互渗透。比如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大量发行国债，并以工代赈，消极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国家信用、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有效结合、调节经济的典型案例，因此，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解析的那样，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历史特征
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历史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它依然是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形式，它存在的物质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依然根深蒂固，因而它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陈旧的范围，也没有根除资本与劳动、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不仅如此，它反而在新的形态上激化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其次，由于股份制所必然导致的资金和劳动的社会集中，即使是在私人控股的前提下，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也取得了“社会企业”的形式，形成了虚拟的、间接的“社会财产”，策略性地适应了物质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要求，而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化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纯粹是一种消极的过渡点，存在着“自行扬弃的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再次，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出现了资本所有权与职能相分离的现象，即资本所有者沦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完全脱离了具体的生产过程，企业由专门的职业经理经营，但在“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下，资本所有者可以攫取全部利润（即包括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坐享其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专门靠炒作、投机股票的食利阶层，马克思称之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一种没有私人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最后，由于股份制的过渡性，资本主义股份制存在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改革后的股份制——社会主义股份制（公有控股），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能够适应“过渡型”社会主义经济的组合产权形式。
（三）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它表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断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是由一系列存在着内在联系的阶段性过程的统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亦是如此。但是，由于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对某一阶段的“否定”，既存在着积极地“否定之否定”，又存在着消极的“否定之否定”，这就是积极扬弃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资本主义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自我消极扬弃形式。私人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初始的主要形式，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资产阶级在确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根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具体形式进行了适度调整，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粉墨登场”，与私人企业形成了形式上的“对立”，实质上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实现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所有制）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尽管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但是它并没有根除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反而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随着“小鱼被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对个人生产资料的剥夺发展到了极致——这种剥夺已经降临到中小资本家本身，社会财富越来越被极少数大资本家所垄断，并最终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力的介入，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垄断法。
三、合作工厂与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合作工厂——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进一步否定
资本主义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进行了消极地“形式”层次的否定，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否定——涉及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物质内涵”层次的否定，由此可见，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更为深入地“否定之否定”，取其精华——它所体现的某些共性范畴，比如股份制及其基于的信用制度等，祛其糟粕——它所蕴含的物质内涵——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权）。因此，虽然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都属于过渡性的组合产权形式，即两者存在形式上的可比较性，但是它们的物质内容大相径庭，合作工厂批判性地否定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它在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扬弃方面，走得更远。
（二）合作工厂积极的历史过渡性
马克思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这句话体现了合作工厂的历史过渡性，即合作工厂不仅具有历史积极性，而且必然会存在其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合作工厂的历史积极性在于，通过工人自己的资产和劳动的联合（基于这一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合作工厂”可理解为“股份合作制工厂”），它在其内部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扬弃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对立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形成一种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资产增值，这类似与小商品经济私有产权形式，不过那时的小商品生产者在这里转变为工人的“联合体”；但合作工厂存在其历史局限性：尽管合作工厂的资产归工人联合体共同“占有”，摈弃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但是它依然遗留着资本主义“母体”的历史痕迹——工人联合体的个体之间的私人产权关系依然是清晰的，这就使合作工厂依然仅仅是一种比较低级的集体经济产权形式，依然有改进的空间。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亦属于一种过渡性产权形式，但它不同于资本主义股份制，它是积极的过渡性产权。
（三）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是积极扬弃的革命辩证法。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革命性突破，这种突破的革命性不仅仅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形式的扬弃，更为关键性的一点在于，它扬弃了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在其内部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私人财富同社会财富的对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为更适应物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实践。当然，由于当时的历史客观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所描述的合作工厂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它的改革取向是积极向上的，是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的。
四、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问题的思考
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企体制改革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而所有制（权）的结构性改革是公有制企业体制改革的核心，很显然，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突破口。在社会主义公有产权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积极扬弃的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改革观，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公有产权的具体形式。
在突破纯粹、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时，要保持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体地位以及国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导优势，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公有产权改革必须牢牢谨记的首要原则，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物质保障。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属于过渡型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可以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各种过渡型产权形式，但是要注意酌情处理，不能“一刀切”，更不能搞盲目私有化。比如说，一些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依然应该采取国有国营的形式；一些经营状况不是很理想、但大有发展潜力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可实行国有控股的股份制经营（******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而一些盈利能力明显不足、持续亏空、毫无发展前景的中小型企业可实行租赁、承包，甚至出售；对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根据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形势，可鼓励农民从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到农村专业化合作社经营，实现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针对异军突起的民间个体私营经济，对已经较有规模的个体私营企业，要有意识的引导它们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同时要通过法律、行政等强制性手段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提高公有财产的比例。此外，要加快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进程，同时加快对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及监控工作，谨防由于虚拟资产的极度膨胀而导致的经济虚假繁荣。
参考文献：
1、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张薰华.《资本论》脉络[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工程经济定义篇9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工业化；特色；动力；机遇
中图分类号：D61，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13）02—0025—03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认真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逐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出了中国已经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并且向全党提出了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对国情的重新定位和对国际局势的新判断赋予中国工业化新特色、新动力与新机遇。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工业化的新特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中国工业化新的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重新定位，也是对中国工业化重新定位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纲领和任务决定了中国工业化的新特色。当代中国的工业化，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之外，其他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首先，中国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业化，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使中国工业化有了非常明确的定位：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业化，又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一方面，“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点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前近30年的快速发展，但仍然是一个工业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不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社会，经济、技术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还处于不发达阶段。这是中国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出发点。中国工业化必然要体现现阶段这样的国情。另一方面，由于起步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薄弱基础之上。中国社会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典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同于苏联那样在工业化基础较好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鉴于当今国际经济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中国的工业化再也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或经典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翻版，在经济体制、工业化的主体等多方面都必然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色，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其次。中国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必须选择合适的具体实现形式，走出一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下，由于时代和视野的局限，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都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视为水火，给市场和计划这两个配置资源的具体手段也赋予了制度属性，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现，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这个奉为不可移易的圭臬和教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认真的观察和审慎的判断，中国共产党认为不仅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兼容，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手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对于中国工业化进程来说，最大的改革就在于给社会主义工业化引进了市场经济制度，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崭新道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充分利用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提供的难得机遇，抓紧完成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逐步缩小同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再次，中国工业化是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工业化，必须选择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格局的工业化多主体模式。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我们一直严格执行单一主体参与的工业化，国营工业企业和城乡集体企业承担了中国工业化的责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
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中国工业化主体结构必然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个体企业等多种主体并存。中国正在走一条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单一主体参与的工业化道路。多种所有制工业迅速发展和非国有工业的作用不断上升，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发展机制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从1979年到1990年，国有工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大大下降（降低了31.5个百分点），集体工业的贡献率大幅度上升（提高了5.6个百分点），个体工业和其他工业的贡献率也达到10.8%。非国有工业，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明显地决定着整个工业的速度，其增长率的波动日益突出地影响着整个工业的波动。工业增长格局的变化同时也导致了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工业化的新动力
改革开放是时代主题转换新判断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必然结果，是应对形势变化的必然国策。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总体方法，是当代中国的立国之本，自然也是中国工业化的总体方法和总体方略。改革开放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双重驱动力，使中国工业化驶上了快速发展的高速路。
（一）改革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内在动力
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工业化的必然要求，我们不仅要改革“革命与战争”时代主题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和策略，而且还要改革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相适应的各类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近30年间，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防御性发展”，“中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张扬不止的求强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世界战争假设基础上的民族防御意识。它所表达的工业化要求，实际上是一种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军工体系”。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优先发展以国防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就成为必然和合理的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伴随计划经济和高积累而生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同时，中国工业化在落后的经济技术基础上起步，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技术落后这3个劣势因素相互作用，强化了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其成为一个长期难以治愈的顽症。只有在确立时代主题转换的新判断之后，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调整和改革工业化发展战略，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理想，适当降低重工业的比重，适当提高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的比重，使国民经济结构建立良性的循环运行机制；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彻底调整和改革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方式，以市场合理配置中国工业化所需的各种资源，才能彻底调整和改革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中国工业化的主体，允许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国家工业化进程。
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工业化逐步形成持续发展的动力。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把有限的资源按政府的意愿积聚到最急需发展的行业，它使中国能在很短的时期内迅速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它却没能建立持续的技术创新机制。一个国家有没有持续的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弱，取决于经济体制内部有没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及其强弱。没有持续的技术创新的动力与压力，势必产生低效率。1978年以后，工业领域的改革沿着3条主线推进：一是塑造国有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二是促进工业领域非公有经济成分的发展；三是引导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这样，企业不仅逐步增强了以技术创新推动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国内外竞争增强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外在压力，从而形成了以创新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二）对外开放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外在动力
经济开放是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活动，与外部经济在商品（劳务）交换、商品（劳务）生产和分工、生产要素流动等方面，保持和增强联系的一种状态和过程，对外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不开放就没有工业化，没有在封闭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必须对外开放”Ⅲ。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的社会再生产联系更加紧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实行对外开放是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条件。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就明确地谈道：“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对外开放使中国工业化持续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增强。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许多国家都通过保护本国幼稚工业来促进工业化，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内外、主客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工业化基本上走的是相对封闭和高度保护下的全面进口替代的道路。然而，过度的保护性贸易体制和高度封闭的经济环境，也使国内企业感受不到来自国外的竞争压力，从而不利于技术创新。在国际经济技术发展和交流迅速的今天，竞争取胜的关键越来越取决于技术创新，开放则增强了竞争，从而增加了技术创新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对外开放度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市场条件，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由分割走向接轨，国内市场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的有机部分，来自国外的竞争压力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同时，“开放也使中国能通过技术引进而获得后发优势，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技术引进和资金流入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增长速度，促进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都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持续进步。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使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全面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施改革开放国策，重开国门之后，面对蓬勃发展的世界经济形势，党中央和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中国工业化自闭于国际潮流之外带来的危害和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工业化的直接动力。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工业化的新机遇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代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开放发展的新机遇：
（一）对外开放。向外学习的机遇
虽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没有改变，但这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一种竞争共处的关系。“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工业革命肇始于西方，工业化发展于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世界工业化运动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对外开放加强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流与往来。取长补短，学习其成功的经验，避免其失败的教训，这对中国工业化进程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
（二）发展的机遇
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之一，它要求我们“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经过世界各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难得的和平机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平发展，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有机地结合起来，扬弃传统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开创一条工业化的新路。
参考文献：
[1]，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王海光，从求强、求富到人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50年发展战略的反思[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4）：46--49.
[3]金碚，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若干理论问题[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3）：5--8.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林云。新中国工业化的回顾与展望[J]，财经研究，1999，（11）：40---46.
工程经济定义篇10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广东茂名525011
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便是市场的主体。企业发展的好坏一方面取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一方面取决于企业自身是否依照社会主义法治经济的规则进行管理，本文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依法治理提出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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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治理；依法治理
1企业为什么要依法治理
现代化企业的治理是一项很繁杂并且很有专业性的工作，因为它涉及了管理学、金融学、心理学甚至社会学等多方面内容，所以管理好一个企业绝不是一件易事。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企业更要严格遵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那么企业的依法治理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势所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法规，是为了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工具。换一句话来说，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成主体的企业只有遵循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秩序，才能实现企业成本的最低化、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那么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的长足发展。
2如何实现企业的依法治理
2.1增强企业员工的法制意识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渐完善公民的法律观念也随之增强，所以为了迎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应该在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建立有自己特色的企业管理规范。提高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树立依法治理企业的观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已经深入发展开来，企业也要应势而变，不单单是为了更好的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而是为了实现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改革，更好的依法管理企业，企业管理部门应该及时普法、正确用法。及时普法，既是将与企业发展、管理有关的新出台的法律法规、相关知识通过会议、文件等形式及时向企业员工通知，以便企业员工可以及时学习、了解，同时在日后的日常工作中，减少因法律、法规知识学习不到位而产生的各种失误。让企业员工及时了解法律，员工明白了该企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能有效监督企业的管理规范制定合不合理，企业的决策是否是正确有效的。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在有些企业仍然用“人治”来管理企业的弊病，使企业的治理变得更合理更法制化。与此同时，这么做也渐渐加深了企业员工在本企业活动中的存在感和参与感，间接地使员工更积极的投身于企业的利益创造中来。总之，对现代化企业来说，想要依法治理企业就要让企业的每个员工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只有实现了法律知识的普及，企业才能顺利的进行依法治理。
2.2制定有企业特色的管理规定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想要依法治理好企业，就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章制度制定具有企业特色，符合企业发展规律、能够体现企业竞争优势的企业管理制度。在现代化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合理的管理制度就意味着企业结构的革新、精简，以最小程度的资源浪费保证最大程度的企业效益，所以企业的结构设计非常关键，同时企业高层要发挥在依法治企建设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坚持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和工作细则，努力增强企业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合理性。实现企业的管理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并且使企业能够做到一切决策以大局为重、以企业利益为重，而不是以企业领导一人或几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企业制定依法治企的政策期间要充分发挥，企业法律顾问机构的职能，使企业的法律顾问能够帮助企业向企业员工普及法律知识，帮助企业员工了解法律、遵守法律、并在必要单独的时候能够提供适当的法律援助。同时，企业的法律顾问对企业来说也是在制定企业特色管理规定的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因为企业的法律顾问以其特殊的地位能够调解企业和社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使企业发展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企业管理规定的制定需要有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专业性人才来完成，使企业的管理规定最大程度的符合繁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只有了解法律，那么制定的规章制度才不会违反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就能够最大程度的节约企业运作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企业员工是深入企业内部和基层进行实践的人员，他们深入到企业的每一个部门、了解企业运作的每一个流程，他们在实践中获得经验，发现问题。他们最明白一个企业想要长足发展最需要什么；一个企业如果出现了问题应该如何去解决。所以，在制定依法治企的管理规定的时候要广开言路，吸收各个部门先进的意见和想法，来促进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2.3要形成依法治企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软实力，也是一个企业得以发展的精神动力。而现代化企业的竞争，比拼的就是他们的文化软实力。想要依法治理好一个企业，当然离不开弘扬该企业的企业文化。所以，企业管理者们，要尽可能将依法治企的先进理念融入企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之中。让企业员工在传承企业文化的同时不知不觉受到法律的熏陶，做到知法、懂法、用法，寻求法律帮助，这是向内传播。在企业文化向外传播的时候，可以让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到该企业是依法管理的企业，了解到相关的法律信息。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名片，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促使企业员工上进，促进企业的繁荣发展，将法律意识融入企业文化，更加深了企业员工对依法治企的理解，使依法治企的方针政策在落实到实处时遇到的阻力更小，收到的效果事半功倍。政策收效好了，企业的领导班子威严就高了，政策有人响应，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有所提高。
3结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各界对企业依法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依法治企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必要保障，只有依法治企，企业才能获得长足发展。然而，依法治企还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企业员工整体素质亟待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还不完善，投机和钻法律漏洞的现象屡禁不止；并且在某些地方还出现地方保护主义，这些都是企业实现依法治企的老大难问题，这些问题的成因复杂，但都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些问题还需要有关专家加以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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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陈小芳“.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建设现状及其对策[J].生产力研究，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