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篇1
关键词:小农经济;三农问题;小农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数己达8亿,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出。三农问题不仅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正视并解决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以及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农经济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从已有的关于小农经济的研究和论述看,如何定义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如何改造?这些疑问在学者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争论进行整理综合,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一、关于小农经济定义的争论
要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就要清楚小农经济的定义。而在对“小农经济”含义的认识上,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多的分歧。有的学者所说的“小农”只是指自耕农,而不包括依附农和佃农(刘昶,1981);有的学者则把经营地主也包括到“小农(经济)”中去(黄宗智,1986);还有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类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并对“小农经济”这个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赵冈,1994)。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得到的小农经济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马克思从批判的角度对小农经济进行研究。他认为小农经济是历史上小生产的一种,即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可见,马克思强调了小农经济在所有制基础、组织形式、社会分工以及生产规模等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学者分析小农经济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对小农经济一词进行解释。该书指出:“小农是居住在乡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经济学里,‘小农’一词有时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用来指小农民(佃户或小自耕农),而不是农业劳动者或很大的地主。小农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里,主要由佃户和小自耕农来耕种”。
以前苏联学者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劳动—消费均衡学派认为,小农家庭以满足消费需要为首要生产目的,劳动供给与消费满足之间的均衡是决定其生产投入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因素。恰亚诺夫认为,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场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奥多·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则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提出了一种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追逐利润的农民经济模式。他们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如同在特定资源和技术下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对价格反应灵敏,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为小农提供现代生产要素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而农民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则完全可以保留下来。
我国学者对小农经济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李根蟠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其本质内涵,一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即把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结合在个体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这种小私有制包括对土地、农具、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同程度的所有权。”’
朱筱新认为:“小农经济,是以家庭或家族为组成单位,在小土地分散式经营中,通过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形成的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特定的生产与生活格局。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更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乃至人们的观念意识及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伏明认为:“所谓小农,是一个与‘大农’相对的概念,指的是它的生产规模小—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与一个人或组织是否拥有土地及拥有土地的数量无关…这就是说,无论是地主、自耕农还是佃农,只要其生产规模小,以小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即是小农经济。”’
通过对小农经济概念的综述,可以发现:马克思最早提出小农经济的概念,其关注点集中于所有制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探讨,他较为准确的概括出那个历史时期小农经济的特征;恰亚诺夫的理论产生于当时苏联特定的社会环境。他迷恋农庄传统,提出了劳动—消费均衡模式;舒尔茨的理论则建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他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对小农经济问题进行阐释。恰亚诺夫与舒尔茨的观点虽不相同,但他们从生产动机的视角来分析小农经济的研究思路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有所启示。李根蟠、朱筱新等学者都强调小农经济的内部结构,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经营的二重性特点。李根蟠的概念对小农经济的制度基础也有所涉及。
综合上边的分析,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情或体制环境、不同的分析视角,对小农经济的定义存在争论是必然的,因此应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动态的、比较的分析才能得出合适的小农经济的定义。
二、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
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应该消灭小农经济;
马克思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恩格斯也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走向灭亡和衰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
同时,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来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存在,曾经严重地阻碍着市场的扩张,而没有市场的扩张,西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会使资本主义企业无法雇佣到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几乎同声谴责小农经济,要求政府强硬立法或采取其它断然措施消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说,西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逐步消灭小农经济的过程。
人们根据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同时也根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说法,认为中国小农经济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罪魁祸首,或者认为由于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一方面促成人口不断膨胀,使人口对资源形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生产技术难以提高,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致使小农的生活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因而不可能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风行一时的“停滞论”、“陷阱论”、“过密化论”等,实际上就是持这一看法的。这类理论认为,由于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使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缺乏产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
因此,只有消灭小农经济,实行规模经营,社会经济才有可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这种观念不仅在学术界曾经广为流行,同时也为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所接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农落后仍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这是对民国时期主流观点的继承,也与当时对经典着作教条式的理解有关。
而程念棋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各项制度中,小农经济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至少已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这种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低投人——低产出。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加上城镇农产品市场消费人口过低,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化需求,从而也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发展空间的狭小,制约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随着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一低产出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长期以来,基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以及建立在这种经验之上的种种经济学理论,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经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认为正是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使中国不能跻身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2、认为小农经济不仅没有阻碍社会经济的进步,反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然而在学术探索中,学者们逐步揭示出其中的积极性因素,还观察到在特定环境中它能够适应社会需求,反映最佳的经营规模,带来普遍的繁荣。有学者提出简单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和传统理论中来评判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似乎使中国农业一夜之间从“一大二公”的状态又回到了小农经济的分散经营状态,30年粮食产量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小农的奇迹”。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功、产量上的增长包括人性上的认可,国内外学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表示了肯定。
中国并不是西方世界,没有理由预先假定其历史发展经验的普适性。中国的小农并没有阻碍商品市场经济的扩张,他们是推动商品市场经济扩张的强大动力,而不是市场经济扩张的阻力。事实上,充分发挥小农经济的活力,能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发挥巨大的作用(李伏明,2006)。
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篇2
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农业、先进的手工业和繁盛的商业，它们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历史学科的主干知识，古代中国经济是历史高考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从题型上看，本考点的命题多数以选择题为主，特别是材料选择题，以此来考查同学们理解、比较、判断和知识迁移的能力。从内容上看，古代的手工业、商业、主要经济政策、资本主义萌芽等都是考查的重点。如近几年的江苏高考，2009年考查了灌钢法，2010年考查了水排、古代饮茶之风，2012年考查了官营手工业生产特点、唐宋时期市的变迁等内容。本文把古代中国经济概括为一项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两项经济政策（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特点）。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本文由收集整理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
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著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篇3
一、在思想解放中发展民营经济，推动县域经济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解放是一项基础工程，是发展的灵魂。思想解放的速度和程度决定民营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程度，思想解放的质量决定民营经济发展的质量。
1.解放思想。翁牛特旗是一个农牧业大旗，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重点和难点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富裕农民，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现实而有效的途径是发展民营经济。突出表现在思想解放程度上的差距。思路决定出路，作为干部，如果思想保守，就无法形成重视、关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体制、机制等环境条件和舆论氛围；而民营企业经营者、从业者如果思想守旧，就会弱化加快发展的行动，无法形成民间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为此，基层干部必须摆脱守旧、落后、错误的观念束缚，在思想解放方面取得突破，进一步放开手脚，放低门槛，放活机制，放利于民。只要符合产业发展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规定，能放的要放到底、放到边、放到位，让民营经济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多大就干多大，能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要充分认识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抓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是抓县域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家要真正做到在思想上更放胆，在发展上更放手，在市场上更放开，从畏首畏尾、犹豫彷徨的迷茫中清醒过来。要超然决策，敢为人先，敢于创新，敢于在思想上突破和决策上创新，理直气壮地发展民营经济，脚踏实地地投身民营经济。
2.转变观念。必须进一步认识到，民营经济在整个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发展民营经济，是统筹地区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为此，一定要把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彻底挣脱一切影响民营经济发展思路的观念束缚，改变一切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彻底清除一切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和政策制约，着力扶持一批科技型、外向型，吸纳下岗职工就业型和农副产品加工型民营企业，提高民营经济的整体素质，使民营经济在整个县域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要借用外力发展，树立大资源、大市场、大开放、大开发观念，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优化投资与发展环境，建立灵活有效的民营经济发展机制。
二、以民营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拉动县域经济
农业产业化是使传统增量型农业向现代效益型农业转变的有效载体，是解决农业增收、农民创收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推进县域经济的强劲动力。翁牛特旗绝大部分地区是农村，因此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民营经济，不断推进农业产业化。
1.扶持龙头。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引导富裕农户和有实力的私营企业主创办产业化龙头民营企业，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站在农村千家万户的角度，坚持“龙头+农户”的产业化道路，依靠“龙头”带动，增强带动能力，促进一种或几种农产品的综合开发，推动优质产业的发展。在这个方面，旗委、政府通过大力实施产业招商资源招商策略，引进了凌志马铃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此实现了以民营企业为载体，以全粉加工及其制品为突破口，带动了农民致富，推动了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所以，要充分利用翁旗的农村市场，发挥企业在创造市场、培训农民、转移劳动力、提供信息、打造农产品品牌，实现农业结构升级，致富农户，增加财力等方面的作用，引导他们做大做强，并通过建立多样化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户走上市场化，引导农业走向工业化、县域化，真正实现农业的非农业化和农业的高效化。
2.培育特色。民营经济有活力、有实力、有特色，县域经济才会有动力、有张力、有潜力。特色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产品和产业，可以实现翁旗农业资源多层次、多途径的开发和利用，满足多样化、优质化的市场需求，有利于开辟新的市场空间，促进农业的优化和升级。为此翁旗应利用丰富的农业资源，大力培育地区特色农业产业，使农业逐渐实现由专业户发展到专业村、专业乡镇，再到专业旗；由小而全到小而专，再到专而联。坚持把培育壮大特色主导产业建立在市场需求和本地资源的结合点上，摒弃一家一户、各自为战、一村多品、一乡多业的小打小闹，以龙头民营企业为纽带，选定特色产业，建立生产基地，扩大产业规模，构造一定生产力的优势产业带，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县域经济。
三、以城镇化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壮大县域经济
民营经济是壮大县域经济的关键，城镇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必须把“三农”问题与农村产业化和城镇化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壮大县域经济，才能建设好新农村、新牧区。
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篇4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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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篇5
一、特困山区发展特色农业的必要性
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特别是贫困山区的农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不少深层次的矛盾更加显露出来。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而效益却在逐步降低；农村经济持续增长，而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减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农民由过去的求温饱转到求富裕。如果继续沿着传统农业的路子走下去，不但小康难以实现，农业自身的扩大再生产也难以进行。为此，必须引导干部、群众强化认识，走发展特色农业的道路。
1、发展特色农业综合效益高。特色农业是遵循自然和经济规律要求的农业，一般具有科技含量高、资源利用率高、投入产出率高、加工增值率高、市场占有率高、综合效益高等特征。例如重庆市开县关坪乡新元村*0年通过种植魔芋使全村人平增收80元，可以看出，特色农业已成为山区农业，尤其是特困山区农业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增长点，这是常规农业不可比拟的。
2、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带动强。特色农业是贫困山区农民奔小康的致富产业、希望产业，它经济效益好，带动能力强，既能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直接给农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又能促进加工、运输等二、三产业的发展。特色农业是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也是特困山区农民增收的希望产业。
3、发展特色农业资源潜力大。贫困山区一般海拔高，污染小，对发展“无毒、无公害绿色食品”这一特色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重庆市开县关坪乡，草原丰富，可以发展肉牛、山羊等草食动物，乡政府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经济，在“特色”上做文章，带动扶贫示范区的建设，使扶贫示范区上了档次升了位。
二、发展特色农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特色农业是特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牛鼻子”，牵住了这个“牛鼻子”，农民收入才会大幅度地增加，生活水平才会大幅度提高。但是，特困山区发展特色农业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方面：
1、市场信息掌握不够。山区农民特别是特困山区农民，由于处在边远贫瘠的自然环境，至今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对市场需求缺乏较多的了解，更谈不上研究市场，把握市场。大多是“凭着自我感觉抓生产，跟在别人后面搞调整”，致使市场波动带来的负效应时有出现。
2、科技推广力度不够。特困山区的农业科技，尤其是特色农业的种养技术推广严重滞后。即使有一些实用技术，也是覆盖面小、科技含量低、粗放经营，带来的只能是高成本运行，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3、示范基地建设不够。不少特困山区特色农产品没有稳定的生产基地，而是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或零星的小打小闹，没有形成规模，吸引不了市场，缺乏参与大市场流通的能力。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将直接制约特困山区特色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增长须依靠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挖掘农民增收潜力，解除增收制约因素，壮大农村经济，特别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农民收入才能够快速增长。
三、特困山区农民增收难的原因分析
根据近年来特困山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分析，从农民自身因素和存在于农业内部的矛盾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农民文化素质较低。农民是增收的主体，其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其收入能否快速提高。但是，目前农民的整体素质无法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然经济观念仍普遍存在，究其根源是文化素质偏低，无法接受高科技含量的种养技术，无法正确判断市场的供求信息，无法适应市场的激烈竞争。
2、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表现在龙头企业带动力不强，中介组织不够健全，产业链条缺乏紧密度，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步伐慢，大部分农副产品只能以原料为主进入市场，难以实现再次或多次增值。大多数龙头企业存在着组织化程度不高，占有市场份额少，一体化经营机制不健全，龙头、基地、农户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松散等弊端，致使抵御市场风险力差，市场稍有波动，农产品就会出现“卖难”现象，既压抑农民生产积极性，又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
3、农业结构调整不到位。产品质量不高，大路货多，名优特新产品少；一般性品种多，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产品更少；农业结构调整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多、小而全问题，缺乏特色，竞争力不强；结构调整盲目跟从，对自身优势认识不足，市场信息把握不准，一哄而上；存在短期性，品牌意识不强，持续发展力弱；规模小，形不成支柱产业。由于这些原因，致使农产品供求脱节，导致农产品价格下滑，影响农民收入提高。
四、强化特困山区发展特色农业的措施
特色农业是商品性农业。促进特色农业经济发展，着力点要放在更新观念、强化经济意识上来。要破除“温饱则满”的小农思想，树立“以农为本、艰苦创业、多业致富”观念。在稳定常规农业的基础上，重拳出击，突出抓好各主导产业的发展，在特色、规模、效益上狠下功夫。
1、更新观念，切实转变生产经营方式
经过近几年的艰苦探索，特困山区开始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但是绝
大多数还没有完成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由种植种养的状态，经济效益低的问题依然存在。为此，特困山区必须把依靠市场发展特色农业作为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首先，要立足于市场需要，调整优化品种结构。遵循“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多、人多我新”的原则，向特色化、规模化、优质化、效益化方向发展，以增强特色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彻底改变目前基本上自种自养自食的现状，用更多的优质产品去占领省内外乃至国际市场。其次，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优化资源配置。广泛动员和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吸纳更多的资金投入特色农业；充分利用现有的高山资源，大力发展具有本地特征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第三，要适应市场规则，改进工作方法。要从过去抓生产计划，采取行政号令、依靠行政手段的工作方法，转到分析市场、研究市场，注重搞好市场调查、分析、预测、预报，为生产经营者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减轻风险上来。第四，要从市场需求出发，加快流通体系的建设。把搞活流通作为发展特色农业的一项重要配套措施来抓。把分散、零乱的产品经营，通过“三制一化”联系定点销售地。并以此带动特色产品的销售，抢占市场，扩大特色产品销售半径。第五，要牢固树立信息观念，增强信息意识，推进农业信息化，实施“信息兴农”战略。加强对农民信息知识的普及，扩大农民对信息的需求，使之真正认识到信息就是资源、信息就是财富、信息就是效益，只有掌握准确完备的农业信息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针对农业信息的公共特性和广大农村还不具备农业信息化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政府应承担起农业信息化的责任，对农业信息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大力支持，加快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开发，提高农业信息处理系统的自动化水平，大力开发高质量的农业信息资源，加强农业动态信息的收集，做好预测，增加信息的有效供给。
2、突出品牌，提高特色产品的科技含量。科技含量的高低，科技
推广的快慢，直接关系到特色农业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农是加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关键。目前特困山区在发展特色农业中，一方面是科技含量还不高，另一方面是推广应用各种新技术成果的潜力很大。特困山区发展特色农业，应把着力点放在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上，努力提高特色农业的科技含量。农技站和农民技术人员处在生产第一线，与农民群众直接联系，是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力量，必须十分重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依托农校、农函大，搞好科技培训，依靠“土专家”、“田秀才”这支队伍，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技术信息、加工信息和科技承包服务，从而使特色农业的发展建立在较高的科技起点之上。例如重庆开县立足品牌开发，突出规模效益，重点实施以下产业化经营项目：建立优质再生稻生产基地10万亩，培育“竹溪”牌再生稻品牌；建立优质高产“双低”油菜生产基地24万亩，培育“浪花”牌系列食用油品牌，建立绿色精品米生产基地10万亩；培育“九龙山”牌优质绿色精品米品牌；建立优质花生良繁基地4千亩，生产基地4万亩，培育“品新”牌花生奶品牌；建立早市地膜洋芋生产基地1万亩，培育脱毒种薯、绿色菜用洋芋品牌；建立优质高产酿酒高粱生产基地20万亩，为诗仙太白酒厂提供优质原料；建立鲜食、甜糯玉米生产基地1万亩，支持龙头企业重庆市鸿润食品有限公司生产aa绿色食品标志；建立蘑芋良种繁育基地300亩，生产基地2万亩，培育“开利”牌系列蘑芋绿色食品品牌；建立水竹、慈竹、楠竹生产基地30万亩，培育“群星”牌系列建材品牌、“三峡”牌水竹凉席品牌；建立杜仲、厚朴、黄柏、银杏中药材生产基地30万亩；培育“顶用”牌杜仲银杏天然保健饮品、系列中药材制品品牌；建立天然优质茶叶生产基地5万亩，培育“龙珠”牌系列茶品牌；建立72－1、76－8优质锦橙生产基地2400万株，培育“渝开”牌系列优质柑桔品牌；建立蚕桑生产基地1亿株，培育“梅花”牌等茧丝绸品牌；建立优质瘦肉型猪、草食牲畜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培育“钱江”牌系列肉制品品牌、“搏击”牌龙须牛肉品牌等等。从而，实现农业增加值以年均4%的速度增长，乡镇企业增加值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5年分别达到16.82亿元、13.25亿元、*0元。
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篇6
[关键词]传统农民；现代农民；农业产业化
一、农民行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行为是指行为主体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所确定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活动过程。农民的经济行为，指农民为了满足自身经济需要所确定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过程（严瑞珍，1997）。为了研究农民的经济行为，严瑞珍（1997）将农民分为三类：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民以及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经过10几年的发展，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都纳入到了商品经济的范围内，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已只占有很小的规模。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中所需要的现代农民，但是在我国仍然只占有很小的比例。我国当前农民最主要还是属于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民。为了与现代农民进行对比研究，也可将其称为传统农民。
由于现代农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以资本和科技投入为主，生产工具完全实现了机械化作业，投入品科技含量高（例如，良种、全价配合饲料等）。因此，对现代农民的要求即是：掌握许多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是一批“职业化”的农民，他们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专门劳动技能，还懂得农场的经营管理。他们是集经营管理、生产示范、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农村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经营的新一代劳动者。他们在现代的市场竞争中，是属于完全的市场经济行为：具有自主性、趋利性、竞争性、科技性等特征。
而我国的现实是，传统农民是我国农民的主体，传统农民的经济行为通常表现为投资行为上的乏力性和随意性、生产经营上的局限性和弱质性、市场行为上的分散性和脆弱性以及科技行为上的被动性和狭小性。因此，如何改变传统农民的行为特征，使其向现代农民转变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二、农户经济行为的特点与影响
我国对于农户行为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研究的内容包括农户经营决策行为、农户投资行为、农户生产行为等等。总的来看，都是属于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范畴。从相关研究来看，农户经济行为的特点主要有：农户经济行为的双重性、农户经营目标的兼业性、农户生产经营的多样性、农户经济行为的趋同性。
总的来看，农户的经济行为与农业产业化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王风兰，1998）。其特点有的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但大多却是阻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因素。
1.农户经济行为的双重性
农户经济行为的双重性体现在，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并存（韩耀，1995）。因为，农户是一个生产与消费合一的经济和社会单位，兼有纯粹生产者如现代企业和纯粹消费者如城市家庭的双重特征（康云海，1998）。一方面农户利用已有的家庭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首先满足自我消费，达到小富即安的低水准经济状态（王风兰，1998）。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发展的进步，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入到农村地区，商品性的消费品在农村逐渐增多，农户为了获得更多的购买现代消费品的资金，必须要将其农产品更多的在市场上出售，最终供应家庭的商品性消费。这时，农户经营的内在动力是生活消费商品化。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消费需求，农户将选择更有竞争性的、比较收益较好的产业进行投资。因此，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户正参与到边际效率相对较高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康云海，1998）。但是，他们仍不愿把全部资源投入到为卖而进行的商品生产中去。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保证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又要获取货币收入，取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这两部分的份额也因条件的变化而异。当市场风险较小，商品经济显示较大利润时，自给自足的生产就会给挤占，商品生产的份额就会加大；反之，自给自足的份额就会加大，市场经济就会萎缩，农民的经济行为就在这两者之间游移（严瑞珍，1997）。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农民虽然不断的加入到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来，但是却是不稳定的，农业产业化的过程随时面临倒退的可能。因为他们不像现代农民完全进行专业化的商品生产，他们的行为动机仍然是自给或半自给，而现代农民的行为动机则是价值增值或利润获取。
2.农户经营目标的兼业性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兼业农民比例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据统计2001年，我国农户兼业率已达59.23%（梁謇，200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高就业待遇，农民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产生了兼业行为。此外，兼业行为的出现还与农业生产劳动的季节性、我国土地经营规模的超小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农业生产劳动的季节性与土地经营规模的超小型都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局面，而我国农村尚未建立非农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则使得农民保留一部分土地，靠兼营农业作为失业保险的手段。
兼业这种倾向在微观农户角度来看，极具合理性，并且与农户双重目标相吻合，但从宏观层面看，却容易造成农村稀缺资源利用上的低效率（张广胜，2000），同时也与农业产业化的方向相矛盾。因为农业产业化实际上是农业专业化的一个过程，要求农户以专业投资的身份进入产业化过程（康云海，1998）。而开展兼业的农户由于较小的土地规模，只愿意生产出满足自身需求的各种农产品，因此并不需要对农业进行过多的投入。这不仅使得农户经营的商品率低，更不能满足农业产业化中对专业化、规模化的要求。
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这种资源高度分散型农户兼业化的模式只能作为我国农户兼业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模式，最根本的还是要实现以适度规模的主业农户（由专业农户和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农户构成）为主体的农业经营格局。
3.农户生产经营多样化
多数农户为了确保生产和有效供给，特别是基本食物供给的稳定性。或者说，为了抵挡社会大市场突变的风险，降低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他们在安排农业生产活动时都考虑生产内容的多样性（康云海，1998）。高新才等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户进行多样性生产经营是为了降低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风险，不同的农户根据承受风险的不同能力会选择不同的经营组合，这使得我国本来超小规模农业生产更加细碎化，使本来就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加分散投入，减弱农业生产的能力。
从农业产业化专业化与规模化的要求来看，无疑农户生产经营的多样化是与之背道而驰。但是，从农民的劳作能力来看，他们积累和拥有了大量用于日常生活的乡土知识实践经验，对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品种和环节都有很强的适应性。因此，无论当地选择了发展何种农业品种，当地农民都能从以往的经验中很快地开展生产。
4.农户生产行为的趋同性
林海（2003）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具有很强的趋同性，往往是看到别人选择某个项目获利大，就选择某个项目。这种行为有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农民盲目跟风、赶潮流，最终导致市场上农产品饱和，造成谷贱伤农的局面。另一种则是在跟风中进行创新，使得当地形成了某农产品专业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规模发展的效应，成为开始农业产业化的第一步。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能够在模仿中创新与提高的很少。大多数情况是随意的“羊群”行为，缺乏科学性和预见性。这也造成了农民生产行为的短期性，在种植或养殖的农产品品种上经常变化的现象。
总的来看，传统的农民经济行为对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存在利弊两方面的影响，充分抓住特点里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因素，可以将农民经济行为中的落后因素转变为有利条件。
三、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因素
要想利用农户经济行为的有利特征，达到改变农户行为与态度的目的，首先需要了解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因素。从内外因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农民自身态度与外界环境两方面的因素。从各研究者的研究情况来看，主要可将内因归为农民对利益与风险博弈的选择，以及农民的个人能力问题。外因主要体现在国家政策与环境条件对农民的影响，以及信息因素对农民的影响。
1.利益与风险的博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自主经营的经济活动主体。提高经济效益，追求最大利润是其基本目的。但是农业也是一个典型的风险型产业，面临自然条件、市场、合同、资金和技术等多种风险。农民的经济行为往往是利益与风险博弈的结果。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农民经济的主导动机是“回避风险，安全第一”。利润越大，往往风险也越大，而农民不愿意冒风险经营，因此往往会选择风险较小、利润也较小的经营方式。农民的这种心理导致了农民在生产经营的产品大都数量少、种类多而全。为了规避风险，农户多倾向于选择多元化、兼业化的生产经营形式。
2.农民的个人能力
农民的个人能力包括劳动生产技能、信息收集与分析能力、文化水平与传统价值观等等。高启杰（2001）对农民采用新技术新成果的研究中发现，阻碍农民采用新技术的个人要素有传统的价值观与信仰、技术水平较低、文化程度不高、经济状况落后等原因。徐薇（1998）认为我国农民在传统的生产技能上具有优势，但是在专门生产技能（实用先进技术的能力，或者是需要专门学习才能掌握的能力）上呈现较大的差异。目前，我国农村中具有专门生产技能的农民占的比例较小，与农业产业化要求的以高效、优质农产品占领市场很不适应。
王云飞等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认为传统文化对农民能力的建构产生了很多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在宏观方面的表现为：分散性和封闭性，缺少现代管理制度，缺乏现代精神，没有权利意识等，在微观上则表现为：社会成员的柔顺与固执，质朴与保守，短视语狭隘，惰性与冷漠等等。这些特点都限制了农民适应现代社会能力的发展，当然也影响着农民进入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总的来看，我国农民文化水平低、小农意识浓厚阻碍了农民快速加入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同时也限制了农民对自身能力的发展。
3.政策与环境因素
在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对农业的现行政策主要有三点，号召发展主导产业、生态农业、并全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从这一点来看，我国的农业产业化进程处在一个极好的政策环境下，这个政策不仅影响到传统农民的农业生产行为，还使得更多的城市人口关注农业的发展，或者直接加入到发展现代农业的进程中。
而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硬环境，包括交通、通讯、电力、水利设施等。其优劣情况直接地影响着社区内部农户的生产活动，基础设施好的，可促进自然资源优势的发挥，提高生产率，反之，则抑制生产发展（徐薇，1998）。基础设施通畅还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渗入，以及各种信息的获取，为农民提供及时的信息资源。
4.信息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决策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信息和政策信息（张广胜，2000）。在满足利益和权力因素的条件下，农户对外部环境反映与否及速度如何，完全取决于接受信息与否及速度（宋鸿远，1994）。因此，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保持信息的快捷畅通对农民经营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
耿劲松（2001）对农民信息需求的分析中，认为农民特别需要了解有关的惠农政策，以有效地保护自己；了解农业生产经营的信息，包括市场预测、价格走势等，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和保持销售的畅通性；了解农资信息以购到货真价实的农用生产资料。另外，保持信息的畅通与快捷还有利于农民在与“龙头”组织的博弈中，保持平等的地位与谈判水平。
但是，我国农村大多处于半封闭状态，特别是西部农村，信息不畅是制约农民增收的原因之一。
四、促进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策略分析
从农民经济行为的特点与影响因素来看，传统农民的经济行为受到农民个人以及外在环境的影响，最终对农业产业化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要转变农民行为需要将传统农民改造为现代农民，这需要农民自身的努力外，还需要政府、“龙头”组织等投入与支持。
1.正确认识农民行为在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尊重农民意愿
传统经济学认为农民是愚笨的、顽固的，在现代化过程中，他们是改造、限制的对象。但事实上，农户是最有理性的经营者，他们能充分地应用理性的效用性、创造性和均衡性来确定他们的行为目标（康云海，1998）。因此，要把农户看成是平等的经营者，尊重他们的选择，决不能采用强迫欺骗的手段强迫农户参与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来，要让农户看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能带来更的效率与利益（王风兰，1998），通过真正的利益获得来吸引更多的农民加入到产业化的进程中。
2.政府明确定位，立足服务建设
政府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已经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开始了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的分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政府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应当是导向、协调和服务，而不是用行政命令加以干预。简小鹰（2010）认为政府应该在三个层次上有所作为，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第一，政府要研究和制定农业产业化政策，形成体现地方优势的特色产业化发展规划，整合政府、社会和农民的资源，规范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所有组织和个人的行为；第二，“招才引智”，围绕农业产业化发展建立高效的人才队伍；第三，营造同农业产业化运行相适应的社会环境。
具体而言，梁謇（2004）提出政府要加大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就业政策力度、建立农村就业保障制度、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使剩余劳动力可以完全转移到非农产业，逐渐减少兼业化现象，并给予具有农业经营优势的主业农户以政策扶持，促进农业专业化的发展。何伟（2009）则建议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少农户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提高农业信息的传递速度。政府还可设立农业风险基金，使从事种养业的农户可以在事前、事中、事后从风险基金中申请一些主动防范资金、补救资金和补偿资金（何伟，2009），有利于农民投资风险较大、利润较高的生产经营行为。林海（2003）认为资金是制约农民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完善农村金融支持系统，调整对农户的信贷政策，为农民积极进行生产经营提供保障。康云海（1998）提出应该建立规范农业产业化参与主体的经营制度，主要是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法律法规、秉持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调整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加强合同管理，确保参与主体利益的真正实现。
3.“龙头”组织让利农民，建立互信机制
作为“龙头”组织应充分理解农户在农业产业化建设初期的经济行为，具有长远眼光，从合同意识就注重保障农户的既得利益，与农户结成一个较为紧密的联合体（高新才，2001）。不过，他们同传统农民的关系模式也不应简单地定位在利益关系上，对于农业产业化的成功运行以及现代农业的建设，他们更应承担起对传统农民的教育功能（简小鹰，2010）。因此，“龙头”组织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功能，与农民形成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肯定农民在农业产业化中的重要地位，才能协调和完善“龙头”组织与农民的关系。
4.对农民进行分类管理，培育新型农民
新型农民的基本特点是懂技术、会经营、能管理，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拥有较强的市场分析和判断能力，勇于接受农业新思想、新观念，善于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对农业产业化充满着实践的激情与活力（何伟，2009）。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农民已经出现分化的局面，不可能按照统一的要求与规格去培训不同层次的农民。因此，李录堂（1999）提出了农户分类管理持续激励机制。他将农户按竞争力大小进行分类，并在分类的基础上实行分级管理。具体而言是由县农业局管理高级农户（完全市场化的竞争性农户）、乡级机构管理初级农户（竞争性自给自足式农户）、村级机构管理中级农户（半自给半竞争性农户）。简小鹰（2010）从其自身对农民的划分来看，提出了转移传统农民、改造兼业农民、教育专业农民和培训职业农民的建议。不管针对哪种建议都指出了对农民的培训需要分层次进行，不能按照统一标准进行。
简小鹰（2010）还提出了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农民的价值观进行改造，开展有关诚信的教育，构建现代农民所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其次才是能力的培养，包括信息能力、谈判能力、合作能力、生产技术能力和协调能力等。
5.提高农民组织程度
何伟（2009）提出，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分散的农户与龙头企业博弈时，由于双方实力、资金、信息、组织结构不对称，农户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出现矛盾和纠纷时，最终受损的往往是农户。如果能够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合作社、农民协会或股份制合作组织，由合作组织代表入社农户与公司商谈农产品购销合同，监督公司履约行为，向法院违约公司，就可以节约农户交易成本，规避公司道德风险，避免由企业单方毁约给农户造成的经济损失。
六、研究评述与展望
通过以上对文献的分析，我国现有对农民行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首先，对传统农民的行为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较为全面；其次，从农民决策行为、投资行为、生产行为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量化的分析，还用到了经济学模型进行客观的论证；第三，研究了传统农民与农业产业化的密切关系，并提出了众多的解决措施。但是，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空白区域。比如，对现代农民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困境研究较少，对现代农民的特征描述不清晰，对现代农民的认识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与验证指标。
因此，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还有必要对现代农民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其特征、行为模式以及农业生产需求等，有利于判定传统农民如何才到达了向现代农民的成功过渡，并制定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培训措施与方式，最终顺利完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成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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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篇7
关键词：阜南；特色经济；发展
“十三五”期间是阜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决胜期，也是阜南实现富民强县的战略机遇期。阜南作为皖西北贫困县，如何缩短与安徽省发达县差距？本调查组认为阜南应立足特色产业，发挥后发优势，抢抓政策机遇，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1阜南特色经济发展现状和特点
1.1阜南特色经济发展现状
作为农业大县，阜南近年来初步形成了“县有特色产业、乡有特色基地、村有特色产品”的农业经济发展格局，有力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具体工作中，加快土地流转，推进特色农业规模扩张，去年新增规模流转土地4.87万亩，完成计划的162%，其中由蔬菜、黄梨、中药材等规模种植大户流转2.2万亩。创建示范园区，搭建特色农业发展载体，依托优势特色产业，建设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示范水平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县级农业示范园，目前12个建成并通过验收。创新循环农业，拓宽资源化利用途径，新建循环农业示范点41个，涌现出地城的“猪-沼-电”、会龙的“猪-沼-菜”等种养循环典型，田集、许堂等乡镇建立了梨园养鹅模式，柴集、龙王等乡镇建立了林下养鸡模式，鹿城镇开展了秸秆堆沤腐熟加工有机肥等。会龙、赵集、公桥、王店等乡镇突出辣椒特色，实施棚型改造、延迟上市时间，种植效益倍增；郜台、鹿城、洪河桥、龙王、苗集、段郢、田集等乡镇引进种植黄(红）皮杞柳、冬桃、早中熟梨、优质葡萄等新品种，使农民收入明显增加；洪洼多个乡镇发展茭白、芡实、莲藕等水生植物规模种植，亩均产出显著增加。阜南特色家庭农场159家、专业合作社238家，特色企业发展到55家，农产品加工值74.3亿元。柳木文化、纺织服装、机械电子三大产业实现产值127.8亿元，增长19%。特色经济开发区新增建成区面积1.5平方公里，实现全部工业产值156亿元。黄岗、会龙等5个特色经济乡镇工业园入驻企业110家，完成全部产值30亿元。具有淮河特色王家坝湿地公园成功晋升部级，公桥阮城等一批生态旅游村建设有序推进。全年接待旅客51.5万人次，旅游收入6986.5万元。
1.2阜南特色产业发展的特点
从近年来县域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阜南县的特色产业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特色经济建设力度加大，经济发展明显加快。近年来，全县各部门对特色经济发展工作高度重视，始终把引进项目、加大投资作为发展特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积极抢抓省、市发展机遇，坚持“外引、内合、上联”，“投入、建设、管理”，两手都要硬，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2016年，全年实现招商到位资金124亿元，增长30%。确定各类重点项目98个，已实施79个，完成投资62.6亿元，增长25.7%。成立“阜南县中小微企业金融综合服务中心”，通过转贷通、助保贷、政银担、税融通等融资平台为企业贷、转、续贷款10.4亿元。二是特色经济工作稳步前进，特色农业经济进步明显。阜南各级部门不断强化特色经济基础地位，完善各种惠农强农政策。全县以发展特色农业现代化、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化、搞活农村特色经济为首要抓手，创新发展休闲农业、稳步发展粮食生产，推进农产品深加工，培育新型特色经济主体，推动特色农业和农村特色经济稳步发展。按照转变方式、提质增效的要求，不断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实现农业总产值94.5亿元，增长5%；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9500元，增长10.5%。突出地方特色。种植蔬菜51万亩、杞柳6万亩、黄梨3万亩、食用菌1.5万亩。发展适应性农业。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群众意愿，变对抗为适应，积极发展适应性农业。尤其是蒙洪洼地区要围绕“水”字做文章，重点发展“五水”农业。新增5000只规模养殖水禽大户20户以上、规模养殖场60家，规模养殖比重达76%。完成造林1.8万亩，建设森林长廊50公里，完善农田林网10万亩。打造休闲农业。坚持以生态、科技、文化为主题，大力发展集生态、休闲、观光、采摘为一体的休闲观光农业。重点打造“两区五园”，并以此为引领，不断提高全县农业整体效益。促进加工转化。抢抓国家粮食局对口帮扶机遇，大力发展粮食经济，积极推进柳编、粮油、肉类、果蔬、板材五大农产品精深加工，新增省市级龙头企业5～7家。新增规模流转土地3万亩以上、百亩以上土地流转大户200户以上，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150家、家庭农场100家。深入实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高标准农田治理。全面提高农机装备水平，加快新机具、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农机总动力增长5%，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0%以上。三是基础条件逐步改善，特色经济发展后劲增强。全年完成路、水、电“三网”建设投资17亿元。新建改建路网542公里、危桥26座、安保工程79公里，完成投资9.1亿元。沿淮公路、S256改建等重点工程有序推进，G220、S305改扩建工程完成初设批复等前期工作。农村客运站点建设基本完成。水网方面，完成各类水网建设工程投资4.6亿元。新建改建洪河分洪道右堤道路33公里，更新改造泵站19处、加固小水闸20座，新建水厂3处、改扩建9处，解决14.3万人安全饮水问题。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荣获全市特等奖、全省“江淮杯”一等奖，分别赢得省、市水利工作现场会在阜南召开。电网方面投资5.3亿元，当年完成3.3亿元，单县电网投资额全省第一，10千伏及以下电网建设投资超过前五年总和。完成35千伏变电站增容改造1座、自动化综合整治4座，到户改造18万户。
2阜南特色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阜南特色经济开发起步较晚，欠发达的县情特征十分明显。阜南农产品加工产值超过70亿元，但是特色农业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开发的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特色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商品率低。从总体特色农业特点来看，农业品种结构相对单调，高附加值的农作物比例较小，而特色养殖业从总体来看多以小规模的家庭养殖为主，集约化程度低。另外一些特色农业资产少，产品单一，竞争无序，形成不了合力。对内不能形成牌子，对外够不成竞争。精深加工品种少，初级产品加工多，科学技术含量低，特色农业产品附加值低。品牌意识不强，产业难以做大做优。在众多的特色农产品中，仅有晚秋黄梨、小白沙花生、田集萝卜、会龙大椒四个品牌。特色农业龙头带动乏力，产销链条存在空隙。在全县级农业龙头企业中仅有郜台板鸭、会龙蔬菜、黄岗黄梨、公桥草莓等几个小规模农业在带动特色农业经济发展上的龙头带动能力显然不足。另外在农产品外包装上存在着短板，与高档次产品包装有一定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阜南县农特产品的品味和增值，从而影响特色经济的发展壮大。
3对阜南特色经济发展的思考
(1)促进特色农业经济发展，首先要改变固有的农业发展理念、提升特色经济发展思想上来。坚持以抓中心工作的理念抓特色农业，围绕“特色”做好现代农业大文章，力争在特色、规模、效益上狠下功夫。把特色农业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放在市场上。首先，要以市场为基础，优化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别人没有的我有、别人有的我优秀”的原则向特色、品质、效益上发展，以增加市场占有率和增强市场竞争力，改变特色农产品发展上无序的状态，用更多特色优质的产品去挤占省内外乃至国际市场。其次，要通过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合理优化配置资源。通过资金投入广泛动员和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入特色经济的发展中来；充分利用我县的交通地理优势，大力发展具有本地特征的水生蔬菜、水产、水禽、水稻和耐水作物“五水”种植、养殖业。最后，要尊重市场规律，为特色经济生产经营者服务好。作为政府部门要改变以前行政命令的方式抓生产，上规模，转变为分析市场、研究市场，注重搞好市场调查、分析、预测、预报，为特色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减轻市场风险。(2)发展壮大品牌，依赖市场，把特色品牌做大做强。一是树立品牌意识。特色农业产品牌在特色农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要强化农产品质量管理意识，严把质量关。加大科研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使品牌在特色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提供优惠政策，精心培育特色经济，着力打造特色品牌。要建立健全品牌战略实施机制，开展质量品牌培育。加大对品牌企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政府出台优惠的产业政策，打造地方特色品牌。三是要重视培养和使用专业技术人才。首先是要加大农村人才市场的培育，为农村建立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在职业中学或劳动力培训机构开设农村实用技术专业班，把他们培养成有文化、会管理，有技术、懂经济的农村新型劳动人才。其次是要重视人才的使用，为乡镇选拔科技副乡(镇）长、科技专干，建议对科技干部实行岗位津贴，并在年度考核中列专项考核，对优秀的科技干部进行奖励、提拔使用，对不称职的取消岗位津贴。最后是鼓励干部、职工参与农业品牌战略，对取得成果，有重大贡献的干部实行重奖，提拔重用。(3)扶持特色重点产业，提升特色经济竞争力。一是建议政府在资金投入上实施精准投入。向特色农业品牌企业加大资金投入，确保投入资金专款专用。结合美好乡村建设，采取贷款低息、创汇补贴等方式扶植重点企业发展。通过在建设用地、税费、用电等方面享受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对新成立的特色农业品牌企业给予扶持，集中一切利于发展的积极因素，把品牌做好。二是建议改革重点企业机制，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机制。重点抓好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例如黄岗柳编、苗集黄梨和郜台板鸭等企业，组建以特色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集团开发公司。三是优化特色品牌企业发展环境。改善企业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解决产品流通不畅的制约。减少政府服务的程序，为这些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的政府服务，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政府保障。总之，阜南特色经济发展任重道远，需要政府和社会应给予大力支持，只有这样阜南经济社会才能健康快速发展，才能促进阜南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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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篇8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五个统筹”的要求，其中第一个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这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世纪和新阶段的新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安徽省是个农业大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比较突出，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正日益显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既为安徽省今后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提供了方向，明确了思路，也是安徽省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在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框架下，通过市场机制以及国民收入再分配、转移支付等经济手段，合理配置全社会的经济资源，促使城市和农村、农业与非农产业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彻底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安徽省城乡联系有了显著增强。但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城乡经济仍未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城乡差距悬殊较大。当前，安徽省正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如果再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会对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形成制约，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首先，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对照全国总体小康的基本标准，截止2000年末，安徽省小康尚未达标的指标有3项，除了人均GDp尚不到700美元外，其他两项都与农村有关，分别是：一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按可比口径计算（1990年价），实际值不到1200元（2000年为952元，2001年为1000元左右）；二是恩格尔系数，农村大于50%（2000年农村恩格尔系数为52.5%，2001年为49.8%）。综合来看，安徽省总体上已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拖了全省小康建设的“后腿”。到2020年，安徽省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必须达到7300元，这要求今后十几年安徽省农民收入必须保持在7%左右的增速，而在1990—2000期间安徽省农民收入实际增长只有5.6%，农村全面奔小康的任务将更加艰巨。如果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民的生活水平、住房条件以及受教育的机会都将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能再片面地追求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发展，必须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来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否则安徽省全面小康社会是很难实现的。其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从供给的角度看，农业发展缓慢直接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2002年，农业在安徽省国民经济中比重为21.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个百分点，近几年农业拉动安徽省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1个百分点左右，经济发展对农业仍有一定的依赖性，特别是在二、三产业增长不快且增长基础不牢的情况下，农业增长一旦因受灾、市场需求等因素出现波动，全省经济增长也必将受到连累。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农业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还将直接影响非农产业特别是以农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发展。从需求的角度看，农村需求不旺直接影响扩大内需的效果。2002年，安徽省有近70%的人口在农村，而同期农村市场消费零售额仅占全省的29%，比1990年下降了3.8个百分点，比1985年下降了10.3个百分点。在最终居民消费构成中，农村居民消费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72.37%下降到2002年的55.23%。受收入水平的影响，安徽省目前农村人均消费水平还不到城镇居民的33%，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也由1990年的2.17：1扩大到2002年的3.04：1，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如果再加上城市居民享有的医疗、住房等补贴因素，实际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达到4∶1。农村消费需求不足，既是近年来安徽省消费市场启而不动、增而不快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制约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后劲。第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安徽省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长期计划经济残留下来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以及“城市偏向”、“财政偏向”的体制格局，严重阻碍了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现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并没有及时得到调整，并继续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财政税收收支差”、“金融资金存贷差”和“土地征用出让价格差”等形式和渠道，维系着“城市偏向”的利益格局，这可能是造成安徽省目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的重要根源。当前，安徽省“三农”问题突出表现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效益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矛盾日益突出；虽然安徽省总体上已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截至2001年底，全省仍有50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其中绝对贫困人口126万人；与城市相比，安徽省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社会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未得到根本扭转等方面。在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要从根本上解决现阶段的“三农”问题，再也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了，必须要重点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促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二、安徽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第2页)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其核心就是要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方法，找准统筹的切入点，努力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1、要以工业装备和城市经济为依托，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安徽省先后提出了把农产品加工业培育成重要的支柱产业，建设全国重要的优质安全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等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统筹城乡发展，跳出就农业抓农业的老思路，要用抓工业的思维来抓农业，用抓城市经济的措施来抓农村经济。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优质的原料基地，这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基础；二是要依托城市工业装备和技术水平，这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关键；三是要适应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城市居民消费需求，这是最终目标。就主要农产品总量来看，安徽省在全国还处于前列，但规模较大的优质农产品原料基地还是比较缺乏。发展优质安全的农产品基地，必须要从全省的角度进行统一规划，重点要围绕市场需求，选准有限目标，率先发展粮油、水果、畜牧等具备优势、富有特色的重点产业。同时，要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特别是国内外知名企业，通过定向投入、定向服务、定向收购等方式，积极参与原料基地建设。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工环节是关键，仅仅依靠农户自发行为和乡镇企业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必须要借助城市工业装备和生产技术的力量，农产品加工业才能真正成规模、上档次。为此，政府必须要通过资金引导、优惠政策等具体措施，鼓励具备条件的城市工业企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有重点地吸引长三角地区的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安徽省农业领域，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离不开消费环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升级的加快，特别是在经历“非典”之后，消费者将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因此，安徽省必须要以抓好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为窗口，推动全省农业标准化的实施；要尽快建立健全农产品检疫检测体系，进一步完善产地检测体系建设。同时，要建立必要的标准许可制度，严把市场准入关。2、要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载体，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在安徽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展县域经济，对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安徽省目前县域经济所承载的社会功能远大于经济功能。全省绝大部分土地、自然资源在县域之内，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县域之内。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县域的经济功能却呈现明显弱化趋势，其占全省GDp的比重由1995年的56%下降到2000年48%，财政收入占全省的比重由38%下降到32%，人均GDp占全省平均水平的比重由74.7%下降到64.8%，而同期县域内人口的比重仅下降不到1%。安徽省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主要是反映在县以上和县以下。如果再不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全省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很困难的。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要与全省城镇化进程结合起来。提高全省城镇化水平，在积极推进中小城市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加快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小城镇发展步伐，这是今后安徽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载体。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要依托大中城市，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和配套经济。要紧趋城市消费需求，依托县域之内丰富的资源优势，大力培育县域龙头企业和致富能手，鼓励发展特色产业和块状经济；要紧紧围绕城市工业的布局和发展趋势，鼓励县域广大中小企业发展配套产业。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要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要加大县域的软、硬环境建设力度，特别是要加快完善县域境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县域的市场准入门槛，放宽投资领域，真正让民营经济在县域经济新一轮发展中唱主角。3、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从国际经济来看，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工业化程度，二是城镇化程度。工业化体现于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和工业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城镇化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口由农村逐渐向城市迁移和集中的过程，体现于城市人口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和农村人口的比重逐步下降，城镇化是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进入城市的主要途径，并通过要素聚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本身即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72%，日本二战后农业人口下降了65%。2002年，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不到30%，而同期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已超过43%，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13个百分点。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一方面，造成工业品市场需求不能随着工业生产的迅猛发展而同步扩大，最终制约了工业化的进程。同时也导致了大批农民分享不到工业化带来的成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因此，工业化与城市化必须同步推进，在相互促进中实现协调发展。当前，安徽省尤其要加快城镇化步伐，在为工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同时，也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据统计，安徽省目前约有800万人在外务工，农民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已成为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但目前外出就业的规模与安徽省农村劳动力总量以及全省工业化进程，仍有很大的差距。推进城镇化进程，首先应取消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不合理限制，取消对农民工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特别要把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等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加以解决。要把农民工所涉及的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就业、妇幼保健、卫生防病和治安管理等工作，列入城市各有关部门和社区的管理责任范围，并将相应的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其次，要加快消除城镇化进程中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特别是对县城以及一些中小城市，户籍制度要坚决取消，充分发挥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4、进一步调整分配和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仅仅依赖市场机制是难以奏效的，必须要加大政府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转移支付的调控力度，适当向农村倾斜。首先，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实现农业和农村的持续发展，确保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必须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的农业投入政策。一是继续加大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可考虑与省财力增长基本相适应，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年增加一部分省级预算内投资，重点用于农业基础建设，确保全省农业基建投资保持在较高水平。二是尽快改变中小型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主要依靠农民投资投劳的办法，逐步把县以下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的投资范围。三是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绿箱”政策，增加农业科研和推广、质量安全和检验检测、农产品流通设施、农民培训等方面的投入。四是要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建立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制度，并逐步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其次，要加快建立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推动农村全面进步。解决农村教育、卫生等发展滞后问题，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等向农村转移支付的制度。农村基础教育是最为典型的公共产品，实现将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从农民转移到政府，将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承担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移到以县为主，进一步加大省级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非典”疫情的发生，给我国公共卫生体制敲响了警钟，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安徽省要以此为契机，加快建立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
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篇9
1.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
早在1926年就在《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中指出：“农民问题仍然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农民运动”。[1]在1927年他又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2]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3]这些都应证了在党的“七大”中的口头政治报告“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4]
2.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并且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从现实实际出发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他认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问题。”[5]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同时还提出了要按农、轻重的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说：“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6]由此说明农业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基础，即发展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
3.农村是中国革命的根据地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1938年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分析中国革命特点时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因此，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国的革命根据地在农村，中国的革命必须先取城市，后占农村。
二、邓小平论“三农”
1“.三农”问题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邓小平继承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邓小平多次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能忘掉”。[7]1982年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教训时指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邓小平还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看这百分之八十的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8]“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9]由此可见，解决吃饭问题是国民经济的首要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是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基础。
2.依靠科技发展农业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点在“三农”问题上同样适用。邓小平说：“马克思经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10]1982年，邓小平指出，“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重点项目的攻关。”邓小平还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可见，发展农业要从科技入手，要从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入手。
3“.两次飞跃”思想
“两次飞跃”思想为我国中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11]邓小平关于农业两次飞跃的理论，科学地揭示了我国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指明了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方向。阐明两个发展阶段的相互关系。第一次飞跃解决了农业生产的效率问题，为第二次飞跃创造了微观基础。第二次飞跃在第一次飞跃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论“三农”
1.强化“三农”的基础地位
继续继承和邓小平的“三农”基础地位的思想，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这是我们党从长期实践中确立的处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12]他还认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13]由此说明，“三农”问题是始终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2.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要想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首先满足农民的需求。一方面为农民增收，另一方面提高农民的政治权利。在安徽考察工作时指出：“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全国实现小康，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农村实现小康，关键是要增加农民收入。要从调整优化结构、增加农业投入、扩大以工代赈、促进农产品流通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开辟农民增收的新途径新领域。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实行规范化、法制化管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14]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我国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利。”[15]因此，我们要充分相信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要让农民自主，在农村社会管理中要帮农民自治，充分发挥农民在农村各项事务中的主体作用。
3.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指出，“坚持市场为导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走高产、优质、高效的道路。这是我国农业发展势在必行的深刻改革，也是农村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的一个战略性转变”。[16]“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17]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充分利用农村的人力、土地等各种资源，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子。
四、论“三农”
1“.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003年1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18]2004年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农业，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战略思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2004年5月19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二十七届亚太区域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中说：“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对保证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19]
2.统筹城乡发展
目前我国虽然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但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因此，“三农”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党的十六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20]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五个统筹”，而且还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之首。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21]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加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篇10
1994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等曾组织关于“传统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讨论，配合这次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刊登关于该问题研讨的长篇综述。在这以后，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问题又有不少新的论著出现。现在，我们围绕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对有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述。评述以近年出现的新论著、新论点为主，但考虑到问题的延续性和系统性，有时也不能不涉及以前的一些论著和观点。
一、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线索和基本模式
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货币经济（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二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此外，海外一些学者主张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即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以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由于这种观点国内的信奉者不多，也没有人展开过系统的论述，故在此不作评述。
（一）“货币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
赵俪生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经历了从上古共同体自然经济到秦汉期古典经济，再到近古期地主经济的三次转折，很有代表性。大抵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对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估计较高，把它作为我国从不发达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转变之契机，而把魏晋封建制的形成与中古自然经济相联系。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把关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理解方式区分为四种学说：第一学说是全汉昇为代表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论。全氏把汉代看成是货币经济时代，汉末到中唐的中古时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从安史之乱前后，以钱币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开始了。何兹全就南朝情况修正全氏的观点，反对将南朝看成是自然经济时代。主张北中国是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南方则货币经济一直在发展。这是第二学说。武仙卿认为布帛也是货币，不同意说魏晋南北朝倒退到自然经济，认为秦汉以后货币经济一直发展着。彭信威的观点相似。这是第三学说。第四学说如叶茂对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前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论观点的综述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他又指出，全氏观点虽然在当今中国是少数派，但在日本却是主流的观点，代表人物是牧野巽和宫崎市定。全氏关于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概念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学者希尔布兰特（B·Hildebrand）。全氏虽然批判了希尔布兰特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依次演进绝对化，而采取了皮烈（Hpirenne）等人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他用语的概念仍然是基本上依据希尔布兰特的。希尔布兰特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概念是严格依据交换手段是实物还是金属货币这一点区分的，将以金属货币之外实物为媒介的交换划入自然经济的范畴。他没有设想不存在交换（分配）的经济，他的自然经济不包括“自给自足”的含义，这和马克思的概念是不同的。马克思划分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并非依据货币形态或交换手段，而是更重视生产目的；自然经济是指为获得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经济，或没有交换的经济。
宫泽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过，我国有些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虽然沿用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已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例如赵德馨把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中古自然经济。他指出，“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及本质，严格来说仍然是自然经济，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古代自然经济”。
田昌五反对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认为这是按照“长期停滞论”制定出来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呈循环式起伏状态发展的，相应的自然经济也是这样：战国至西汉是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期，东汉由盛转衰，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时代；唐宋是商品经济的第二个高峰期，辽夏金控制的北中国由盛而衰，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尤甚，城市偏枯，农村则几乎全部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元明清三代，商品经济又呈全面回升之势。
（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
正如宫泽知之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而逐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是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但中国商业在文明的较早阶段（至迟在战国时代）开始发达，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取得显著的发展，把西洋中世封建领主制下自给自足庄园经济为核心形成的理论照样应用到中国、尤其是宋—清间的经济上，会遇到不少困难。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曾经对什么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展开热烈的讨论，试图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性质重新予以解释。近年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有林甘泉。他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从中外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所谓“自给自足”；它并不排除与市场的一定联系，并以它作为自己的补充。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关于这一讨论可参阅本文附录的介绍。
主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的学者较多。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高潮。例如李埏认为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相互制约、此消彼长，总趋势是自然经济逐渐消退，商品经济逐渐扩展。根据这种观点，我国在战国秦汉获得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虽在汉武帝后受抑，但唐宋苏醒后发展超过秦汉，如秦汉主要商品为盐铁酒酤，主要市场在中原与国外市场联系唯赖西北，唐宋增加了茶叶、陶瓷，丝绸质和量也有较大提高，远销国外，对外贸易陆路以外又增加了海路等。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也属于波浪式发展论，它依时序叙述了中国传统市场在先秦秦汉时代的滥觞与初兴，魏晋南北朝时期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成熟的过程。
如果说前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是几次“转折”性质的判别，那么后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该时期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主张明清商品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整体上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经济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例如我们介绍过的李文治和薛虹的观点。近年徐晓望又提出，中国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阶段之间有一个“小商品经济”的阶段。它以小商品生产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为特征。小商品专业生产者的出现以人身的相对自由为条件。宋代小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但全国性的小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大面积经济发达地区的缺粮现象，标志着小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的形成。宫泽也认为，以农村市场展开为视点来看商品流通，唐宋变革期和明末清初值得注意。前者虽然农村市场在发展，也出现了商品性生产，但整体上自给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后者在先进地区已出现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经营，开始逐渐形成近代的小商品经济，即商品经济从没有价值规律的阶段向基本遵循价值规律的阶段变化。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的的观点。
以上诸说主要是从小农经济从自给经济的小商品经济演进过程来立论的。近年又有不少学者从传统市场或市场经济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请看下一专题的介绍。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何时出现？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以后，不少学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场经济？如果存在过，它又是何时出现的？这又是与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类不同认识：一些学者一些市场经济是与近代化相联系的，在封建时代，市场经济只能萌芽于它的晚期；另一些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与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相联系，在封建时代也可以有特定的市场经济。
第一种观点以吴承明为代表，他多次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有关理论问题。他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他主张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我国历史上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这还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也是从十六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大商帮、工场手工业、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的出现，是其标志。但力量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引起希克斯所说的“政治渗透”，在产权、商法、税制上毫无变化，仍然是完整的封建专制国家。这种情况，清代基本上继续。进入二十世纪，我国巳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並与国际市场接轨。但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兴产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及由此产生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场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三十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这个水平。（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这需要一系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我国真正有意识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
许檀最近也谈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与这种把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转化同现代化（或近代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封建社会中已经存在市场经济。例如尹进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有了具有封建个性的市场经济，明代进而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个性的市场经济。郭庠林也提出“封建市场经济”的概念。郑学檬根据罗布代尔的观点，主张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或最重要的标准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交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齿轮，货币和金融体制已经建立并与生产交换融为一体，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制约。而资本主义是指以资本积累、增殖、流动、垄断为最高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于16世纪以前，比如宋代，局部地区已可称为市场经济萌芽，理由是分工在某些行业已经较细，交换具有社会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宋代整个社会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大环境中；明中叶，即16世纪开始，市场经济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出现在江南和沿江沿海各地区。他进而把中国市场史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市场，其中又可以唐中叶为分界，区分为前后期。第二时期是市场经济，其中又可以区分为萌芽阶段（12—13，16—18世纪）、初级阶段（1840—1949）、停滞与发展阶段（1949—1978，1978—1998）。在萌芽阶段，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并存，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
姜守鹏也有类似的意见，在他看来，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不能笼统地称封建经济为市场经济。但简单商品经济也会产生市场经济，所以封建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具体说，市场经济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完善的。
（二）关于市场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
较早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这种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究竟何时形成，有何特点，学界俨然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在这里仅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
唐文基指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四个特征，即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何时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学术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或认为这种市场战国秦汉已经出现；或认为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唐氏的意见和这些观点都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但它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他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因为第一，流通网络虽已形成，但由于交通因素、行政因素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这个网络并不完全暢通；第二，还缺乏统一的市场价值，没有价格形成机制；第三，中国自秦以来虽然实行了统一的货币，但币制仍然混乱并常常发生钱荒。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培育健全的统一市场。
姜守鹏认为，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统一体，从范围看，它形成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全国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网络；从市场种类来看，它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按这样的标准，明清时期，至迟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因为这时不但存在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市场网络，而且存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过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与近代市场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三、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
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的探索中，经济结构，尤其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消费与市场的关系，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两个重要视角。当然，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
（一）从经济结构方面进行的探索
许多学者把小农经济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基础，着力探讨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方行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较多，他所提出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双重结合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近年来学者对该问题继续有所论述。
李根蟠利用《管子》的材料探讨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以春秋战国之际地主制经济形成为分界，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小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独立地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三是农村集市出现，四是商人高利贷者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在这基础上商品经济和各级市场获得较大发展，但小农经济的主体部分仍是自给性生产，其所包含的部分商品生产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我国传统市场，由此形成一系列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现象，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虽对社会生产起一定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
刘小京从分析“自然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内涵入手，根据中国历史实际，试图对中国农户的生产模式进行概括，从而提出“自给性农业”的概念。这种“自给性农业”是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而形成的，其特点是小而全、自给性、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精打细算；它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典型自然经济的基础，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能向商品生产转化；与自给性农业相联系的是普遍的兼业化和普遍化了的商品经济意识。
张忠民提出“小生产，大流通”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所谓“小生产，大流通”，是指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是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在流通领域中由于商人资本的运动却存在以地方市场、区域市场以及全国大市场共存的格局。这是由当时社会再生产条件补偿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这些个体家庭天然地具有从市场取得再生产条件补偿的机能和需求，这正是大流通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但小农的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决定他们难以与较大的市场直接交往，唯一能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发生联系的，只有商人和商人资本的运动。因此，前近代中国社会小生产者的再生产条件的补偿，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看，就表现为一个在商人资本的作用下补偿空间渐次扩张的过程。
长期以来，龙登高比较注意小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他把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认为小农与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近年，他引入边际效用原理分析个体小农家庭经营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与市场相关联的特征。指出价值规律在家庭经济的运行中的作用不突显，而效用原则既与其使用价值的生产消费目的、手段相一致，也与匮乏经济状态下市场手段有限有关。一般农户的商品生产，不仅是小规模的，而且是以副业形式出现的非专业化生产，很少是以利润为动机。他还比较了个体小家庭与地主大户市场角色的差异，以宋代为例，指出大多数地主地租粮自食比例少，相当部分通过市场出售，并且往往直接运往市场。他们出粜是为了逐利，而不是为了谋生。
赵德馨把生产结构的变化作为引起商品货币关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他主要研究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生产结构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他认为西汉农业生产力存在“耒耕—小农”和“犂耕—大农”这样两个层次和相应的两种生产规模；后者因需要三个以上的劳动力，大多数使用奴隶。小农经济与市场联系往往是被动的、很少的，本质是一种自给自足为主的封闭型经济。奴隶制生产单位与市场的联系是主动的，是其生产运行的内在要求，且劳动生产率较高，可以为市场提供大量商品。奴隶制生产的发展必然带来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没有相应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奴隶制生产便不能运行。这是西汉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原因所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畜牧业和冶铁业的发展，牛马及铁犂价格下降，牛耕也趋向小型化，这就使得小农有可能使用它们。当农民也使用牛耕的时候，奴隶制生产的优势和竞争力就下降了。与之相适应的是个体家庭经济的发展，租佃制逐步取代奴隶制，接踵而来的是生产单位小型化与大型商品生产单位减少，生产单位自給色彩的加重。
姜守鵬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主要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是土地两种运行方式（买卖和封赐）的同时存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实物租赋与货币租赋并存的分配结构。魏金玉也指出土地买卖在中国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发展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前土地交易额不低于粮食交易额。封建生产方式及各阶级的关系也是通过土地交易进行新陈代谢的。因而其重要性是一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不能相比的。
（二）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学者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如郭正忠强调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产生的专卖经济与与自由通商的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国的专卖体制的前提是专制政体的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的不充分，它以适应民间商品经济的政策调整为始，以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终。在中国历史上，自由通商的政策只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本质的、绝对的。他指出：人们都用宋代商税的数量论证当时商业的发达，但宋代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由专卖、市易、和籴、和买以及货币田赋所调运的交换与流通热潮，曾经不止一次地创造过奇迹，可惜这种交换是权力支配下的交换；这种流通，是以官方意志为转移的流通，以这种交换和流通为基础的“市场”形态，与商品经济环境中自由贸易的市场形态，貎虽相似而实不相同。冷鹏飞认为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形态继承奴隶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一是仍由国家垄断了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二是开始显露了国家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强烈干预；贵族官僚经商和平民商贾不断向官僚转化。正因为商品经济长期以来与社会政治割不断的亲情，故在社会变革之际仍然使其沦为封建政治的附庸。魏金玉也指出，传统市场是在封建政权调控下的市场。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分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货币经济的特点，他指出，西洋经济史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中国经济史的货币则是以贱金属铜为原料生产的小额铸币；西洋史上的货币基本上由民间承包制造，中国的铜币则由国家铸造发行。铜钱小额面的必要性与占人口大部分的小农为对象的征收租税密切相关。小额铜钱存在所显示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通过向个别的人民征税这具体的行为实现的国家对社会的统一。其第一功能不是流通手段，而是韦伯所说的钦定支付手段，特别是租税的支付手段。小额铜钱的必要量与商品经济没有关系，因而对流通货币总额与商品总额对应这种货币数量说无须作理论的探讨，原来在中国就没有成立。铜钱是一种计数货币、名义货币，其基本原理是个数原理。它与金属原材料的交换价值无关，也与货币的铸造费无关。货币的价值是由一个货币是一文还是百文这样的规定所决定的，制定这个规定的是铸造者的权威、社会的信用，在中国正是国家。总之，中国前近代货币史上国家财政这种公共经济领域带来的规定性十分强大，它不能与社会内部自发的商品流通的发展相对应。宫泽指出，将19世纪以前整个看作自然经济时代，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小农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无助于理解春秋战国以来二千数百年流通史的发展、市场的结构、性质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流通结构，当是以城市市场为结合点，农村市场和全国性物资流通各占有相对地位的二重结构所构成的。后者是伴随着专制国家的成立，为了维持庞大的国防体制和经营巨大的官僚组织，从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为全国规模的物资流通，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
程念祺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所谓财政市场是指因政府的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它以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例如，西汉政府改变了战国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使其财政货币化。货币之征的实行使货币紧缺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导致粮食价格过低。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交纳的货币；而商人则可以用较少的货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古代中国，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象涓涓细流汇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这就是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的“大国效益”。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市场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造成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宿命。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
田昌五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始就有两类商品生产：一类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生产，另一类是国有土地上的大宗商品生产（可以由政府专营，也可以实行租赁经营，即租给私人经营）。后者是主要的支配的形态，前者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盛一衰、一荣一枯的秘密所在。他用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相互对立来解释商品经济之向自然经济转化。他指出西汉初年弛山泽、商贾、关梁之禁，导致商品生产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但农民弃农经商者越来越多，商人兼并农人越演越烈。因为在商品经济发达时，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必然出现价格反差，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太史公用“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朴素语言表达了他对这种现象的朦胧认识。政府相继采取全面垄断、全面放开和半垄断、半放开的政策，都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官营工商业崩溃了，私人的工商业转入土地，结果只能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相互转化，几乎成了一种规律。他还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从来就是奢华型的、腐败型的、掠夺型的；资本主义萌芽迟缓，应从这里找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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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郑学檬：16至17世纪中国的市场和市场经济萌芽问题，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年第3期。
[12]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13]赵德馨：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水平与生产结构的关系——以公元前一世纪为例，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4]郭正忠：a、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b、商税·斗秤·宋代市场——宋代市场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中1996年第2期。
[15]唐文基：试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特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6]徐晓望：小商品经济，中国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17]郭庠林；试论中国古代封建市场经济，财经研究1998年第7期。
[18]程念祺：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