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精神内涵的理解篇1
一、发挥课程文化领导力，必须建构正确的知识观
正确理解知识是发挥课程领导力的首要条件。只有把知识看做是由符号、意义内涵和文化精神立体构成的存在，才能充分张扬课程的文化引领和导向作用。
符号是知识的载体。符号是“能够传递事物信息的一种标志。声音、文字、颜色或图画、手势、姿态、表情、物体等都是符号，它所代表的意义是超出其事物本身的。符号是任意设定的，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只要社会中的人同意其意义便可以。每一个社会都有它独特的一套符号或形象，而社会里的人对这些符号、形象有同样的定义或了解。”任何知识的呈现都是通过符号表达的。
意义内涵是知识的本体内涵，也是知识产生的首要目的和价值追求。知识总是人类关于某事、某物、某人的对象性认识，总是人有意识地指向一定对象的产物，是人有目的地赋予自然、社会、人一定意义的结果。任何知识的创造都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反映，都包含人类赋予世界万物的一种意义。培根“从知识的起源出发来考察知识，认为知识不是大脑思辨的结果，也不是从某一权威的结论中演绎而来的，相反，知识是人们‘深入到自然界里面，在事物本身上来研究事物的性质’而获得的东西。”知识是人与对象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获得的，是人赋予世界外物意义的过程。
文化精神是随知识形态产生而逐渐形成的。知识生产最初只是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因此，知识中的文化精神并不是知识产生之初就自身携带的。而是随着时代进步、人类文明的积累、知识的丰富以及伴随人类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学科的形成与分化逐渐形成的。“我们从现象世界中划分出的范畴和类属并非因为其固有的存在而等待我们去发现：恰恰相反，世界以万象纷呈的印象流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必须经过我们的大脑，经过大脑中已有的知识、结构来加以组织。……任何人起初部是在自己的知觉经验中理解世界的，但当他通过语言学习逐渐掌握公共知识提供的观察世界的‘视界’时，这种‘视界’就逐渐成为他生存的一种本体意识。”正因为文化精神赋予，知识才等同于人类的智慧而非事实的积累，没有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的知识同样是没有意义的知识。
所以，符号是一种载体，为此，主要应该分析知识构成中意义内涵和文化精神，才能赋予课程的文化领导力。
二、发挥课程文化领导力，必须让学生建构基础的知识结构
设置哪些课程决定了孩子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可以获得哪些基础的发展起点，获得未来发展的起点就要求学生领会各个学科的文化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内涵，这是设置各类课程最基础的目标。
从性质上来讲，相对而言，意义内涵是一种价值性存在。任何通过符号表达出来的知识，都蕴藏着人类对天地万物的思考。任何经过人类加工、改造和创造过的东西都将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中包含着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类的价值判断、价值推理和意义赋予。因此，与符号逐渐成为一种“事实性存在”相比，知识中包含的意义永远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寻求中立的、价值无涉的意义世界是不可能的。知识的意义内涵是价值性存在，正因为它的价值性存在，才有了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解释、论证、修正与不断的创新。知识的意义内涵才不断以新内涵呈现在人的面前，丰富新时期人类的精神世界。知识中的意义内涵永远与人的生活世界相联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知识中的意义内涵来理解自然世界、理解个体生活、理解历史和理解人生的。正因为与人的生活世界息息相关，人的生活世界又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知识的意义内涵也会随着时代的变革、生活的变迁而发生适合当下生活的变革。正因为意义内涵的生活贴切性，所以在学生知识建构过程中，要求教师的教学设计以及教学过程回归学生生活、与学生生活世界紧密结合。
从掌握方法上来讲，相对而言，知识的意义内涵必须用理解的方式去建构。意义内涵不同于符号载体。人类在创造知识的原初过程中，虽然赋予了知识一定的意义内涵，但意义生性不是固定的、僵死的和机械的，而是动态的和有生命活力的。知识中包含的意义内涵将在一代接着一代人的理解和应用中“章显”出来。正是因为意义的生成性、情境性和时代性，才使历史的知识不断被转化为时代的知识并生产着新的知识。因此，知识本身有阐释不尽的意义内涵。每一代人或者每一个人在理解和解释知识包含的意义内涵时都不可避免地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创造。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和智慧，知识中的意义内涵才不断被丰富和扩充。因此，对于意义内涵的建构来说，不能采用机械记忆和强化练习的方式来获得，相反，必须用“理解”的方式来建构。因为，“理解总是理解者从自身出发与对象世界所建构的整体的意义关系，使理解者自身的视野与理解对象的视野的融合，每个人必定在理解的同时进行自我的理解。……理解揭示的是可能性的意义，它总是指向将来的能在。理解因而体现了精神发展的意向性……理解是面向未来的，它指向可能性，是人为了未来而根据现在向过去提出的寻求解答式的提问。……每一次的理解都带来视野融合，带来视野的扩大，带来个人精神世界的扩大和人生经验的增长。”
因此，为了使学生获得基本的发展起点，发挥课程对学生未来发展走向的引领作用，学校必须宏观规划课程设置；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建构知识的意义内涵，教师应用整体和动态的思维理解知识，把知识看做一种自组织系统；与学生的生活世界密切结合；丰富和提升学生理解、整合生活世界和知识世界的能力。
三、发挥课程文化领导力，必须让学生积累丰厚的文化底蕴
古希腊以“哲学”来指称各种理论知识，主要研究关于上帝、世界、人的存在等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容。知识建立在信仰、顿悟、理智和启示上。以伽利略引进可重复的可控实验为标志的近代科学革命开始以后，“新科学驱逐了所有这些作为理解自然的方式的东西，把经验――实验和观察作为知识的基础和最基本的检验方式。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建立了知识体系的全新基础，而且在于隐喻了人类不再必须相信杰出权威的话，任何断言和理论都可以用经验加以检验。……知识获得了民主而不是独裁的性质，它更多依赖于适当的方法，而不是极少数人的见识，每一个有一定才智的人都能运用这些方法去把握新的
实验和观察原理，学会从数据中提炼适当的结论。这些就是在自然科学知识积累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蕴涵了自然科学知识的理念、规则、范式等。文化精神的形成也为知识的交流提供了基础。
从性质上来讲，相对而言，文化精神是一种审美性存在。知识不仅包含人类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认识的结果，而且包含着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类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人的探索精神、科学精神、求实精神、审美精神、人文精神、博大精神、创新精神等。知识建构的目的不否认对意义内涵的理解，但更重要的是人类自我的精神建构。文化精神是知识传达的一种境界，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真正进入人类已经构筑的知识体系。文化精神是指不同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积淀的一种特殊属性和文化，它是学科自身发展的结果。正如裴娣娜教授指出：语文学科的文化性表现为理解与交流、批判性思考、审美体验；数学学科的文化性表现为审美体验、理性思考、实践创造。吴正宪老师认为：数学包含着严谨的科学美、辩证的哲理美、简洁的内容美、和谐的规律美、绝妙的形式美。学科知识的文化精神是学科自身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生成的。虽然人类创造了知识和学科，但学科一旦形成，便有自己独特发展的规律性。这种精神恰恰也是人的本质生命的另一种方式的体现。因此，学生只有理解、体会了知识的文化精神，才能激发起他们生命深处的原动力，使他们自觉、主动、有内在激情地投入到知识的建构和探索中。文化精神有形却又无形，它必须通过知识建构者不断的“浸入”、“体悟”才能感受和顿悟。它与意义内涵作为价值性存在相比，更是一种审美性存在。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正是通过人们的现实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才能体会到知识中内涵的文化精神。文化精神与意义内涵的建构并不是两个过程，而是同一过程。文化精神的体悟和意义内涵的理解是相互沟通的。
创新精神内涵的理解篇2
关键词：中学语文教学；文化意识；文化内涵
文化意识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底蕴。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是中学语文教学目标的重要环节。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必须在掌握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可以发挥语文教育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传承，创新的功能，提升学生语文素质和学生的文化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因此，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要采取合适的方法与途径，不断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
一、注意挖掘汉字的文化内涵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字都不单单是交际的工具或符号体系。语言文字是民族认识世界思维方式的反映，也是民族文化得以发展和继承的重要载体。文字与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文字不是文化的附属品，但是也不能脱离文化独自存在。文字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文化的发展需要文字的支持。文字服务于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的汉字也是一样的。我国汉字的形态一般呈方块形状，犹如一个方阵，汉字的内部结构也是均匀方正，四平八稳、不偏不倚，符合中国人中庸的精神；汉字的创造来源于自然的客观存在，很多汉字一笔一字，一点一画都可以找到参照物，这体现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教师在讲解汉字的字义时，要引导学生探究汉字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例如，我们常说的“信”字，通常被解释为信息、消息和信件，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其深层次的伦理内涵，具有“诚信”的含义，这就是我们要大力倡导的“信”字的文化内涵，培养学生的诚信精神。再如“嫂”字，英语解释体现的是法律角度的关系，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多是从礼制和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解释，这体现了不同的文化观念。又如“人”字，一撇一捺相互支撑便成为了人，这形象地表达了“人”的含义，体现出了理想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要互帮互助，和谐相处，与现在倡导的建立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再如，汉字中的“雪”有圣洁的象征意义；“冰”字有晶莹洁白高尚的象征意义，“一片冰心在玉壶”很好的表达了“冰”字的含义，“霜”被赋予高洁的象征意义，这些汉字的内涵都反映了我国的民族文化精神。
二、深刻挖掘课文的文化内涵
中学语文课本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自强不息的生命活力，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厚德载物的兼容并包精神，旷达淡然的超越精神都可以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得到体现。这些文化内涵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的体现。例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屈原在遭受打击和迫害下，仍然不忘祖国，最终投江；《出师表》中诸葛亮为先帝托付的完成兴复汉室的遗愿，呕心沥血，出师征战，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他们表现出的民族情感和道德情操，是我们需要大力弘扬的文化精神和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学语文的教学中存在很多说明文，在说明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指导学生理解说明方法、说明顺序的同时，也要挖掘说明文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例如，在教授《中国石拱桥》时，不仅要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石拱桥的特点，还应该指导学生去了解中国桥的历史文化；在学习《故宫博物馆》与《苏州园林》时，要求学生了解故宫的整体结构的布局和苏州园林的魅力景色，还要要求学生探索故宫和园林的历史和内涵；在学习《说屏》时，指导学生了解中国的屏风文化。所有的这些物质文化都是人民智慧的结晶，都是古代文化观念的具体体现。例如，故宫整体的布局讲究主次分明、左右对称，体现出古代以和为美的审美原则，也体现了尊卑有序、礼敬崇高的古代观念。苏州园林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实用美观、层次分明、环境幽深、曲折变化，这表现出了古代讲究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观念。
三、教师应注意如下问题
1、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克服青少年的对主流文化漠视态度
在当代社会，主流文化遭受冲击，青少年对于主流文化表现出漠视的态度，对于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没有足够的了解。在这种状况下，青少年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以及西方的文化思想很容易接受，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此，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积极学习和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在发展学生语文能力的基础上，促进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思想认识的提高，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
2、引导学生树立文化批判意识
我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发展积淀下的宝贵财富。重视人的精神和灵性，以及重视保持人的精神，注重提高人的灵性以及坚持探索道德修养的方法，这些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这些传统文化经过改造和发展可以形成重视积极的人文精神，关注人的价值，重视人们对于自己能力的把握，这都是需要大力弘扬的传统文化。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发展的条件和社会环境，在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政治条件下的传统文化也有糟粕。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树立文化批判意识，批判地接受传统文化。此外，还要尊重文化的多元性，积极吸收国外优秀的文化成果。
3、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文化意识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但是要注意继承不能替代创造。只有注重文化的创新，才能使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和进步，始终保持活力。因此，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文化意识，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在教学中，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积极消除限制学生创造力的因素，创新文化意识，将先进的文化意识转变成促进民族不断发展的动力。
结语：
增强学生文化意识可以促进语文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和继承，提高学生的素质，培养学生的民族心和爱国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要注重引导学生挖掘汉字的文化内涵，积极探索课文中蕴含的文化内涵，让学生在提高自身语文能力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并且还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用批判的眼光继承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意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1]李伟.论中学语文教学的文化意识培养与文化导入技巧[J].动动画世界・教育技术研究，2012（5）
[2]李永伟.中学语文教学要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J].学科教育，2010（7）
创新精神内涵的理解篇3
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龙一直被视为吉祥瑞兽，是呼风唤雨、消灾降福的神灵，是神圣如意、美好喜庆、中华民族发祥和肇端的象征。龙寓指四个方位中的东方，代表阳气、春天、雨水，又象征王权、皇权。
龙纹历经几千年的传承与演变，积淀了丰富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内涵，龙纹通过其独特的外形所传达的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最深厚的哲理与民族信仰的一个典型缩影。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和媒体通信高度发达的时代，现代视觉传达元素以其特有的视觉传达方式，赋予龙纹以新的精神寓意。
龙纹饰“形”的演变与创新
龙纹饰“形”的演变，是指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以对龙纹饰的深刻理解和深层认知为前提，以传统龙纹图案作为造型元素基础，以现代的审美需求对龙纹进行高度的提炼、概括和改造，充分发挥创造性思维，运用提取、共生、变异、抽象等构成变化规律，将经过艺术加工的龙形元素现代设计元素有机组合，通过取舍、断置、遮叠、渐变、填充、重复等表现手段进行新的设计重组，加工整合为融合深厚传统文化内涵与现代设计理念的新图形，既富有时代特色，合理有效地传达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理念，同时又高度体现深邃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内核。
华夏银行的标志是传统龙纹饰与现代设计元素融合的一个典范，标志选取被誉为华夏远古第一龙的新石器时代的玉龙为核心内形元素，借毛笔洒脱自然的笔触书成，并加以图案化处理，简洁醒目，有效传达了华夏银行搏击四海、升腾向上的精神内涵。标志的内形为象征银行电子化趋向的信用卡（电脑芯片）造型，表明华夏银行“科技兴行”的经营理念，彰显了与国际接轨、早日实现自动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规划。标志的内形与外形天然合一，呈中国古钱币造型，右边的空白与向前的龙尾，呈现腾飞的趋势，展现了华夏银行根植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精髓，永创一流，努力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商业银行的雄姿。
龙纹饰“意”的演变与创新
“龙”的形象在当代被赋予更为积极的意义，它昂首腾飞的形象诠释着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中华民族精神，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中华文化精神：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奋发图强、民族团结、包容和谐、和衷共济、永不言败。龙成为世界各地华夏儿女、炎黄子孙共同的心理图腾和精神寄托。
平面设计是综合运用图形、文字和色彩，向受众传达信息，它是将事物的性质、精神、内容、理念、特征等内在意念，通过视觉传达的元素表现出来。平面设计作品不仅要有符合时代审美价值的外形，也应具与外形相对应的内在涵义。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人们依据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理想理念及现代审美趣味和审美时尚，结合现代的传播手段，通过艺术加工和想象，赋予传统龙纹饰以崭新的时代气息，龙形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涵最贴切的象征，体现了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凝聚性、整体性，表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天、地、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
“北京兆龙饭店”标志中三角形的外框是饭店建筑的平面图，中心取用中国古汉字“龙”繁体字的右半部分形象，并把它形象化为生动的龙图腾形状，龙头趋于具象，对龙身进行了传统回形纹的变异处理，似一条腾空飞翔的华夏之龙，表达积极进取、绵延不绝之意，具有浓烈的中国风韵。在这个标志设计中，龙纹饰被提炼和创新，龙的象征“意”被强化放大，龙与文字有机结合，人们取龙的“意”与“兆龙饭店”中“龙”字的统一性，借龙纹所蕴涵的深层涵义来象征企业的经营理念和龙文化的主题精神。
龙纹饰“神”的演变与创新
“神”指平面设计作品中图形所蕴涵的气韵及其体现出来的态势，整个设计作品通过图形、文字和色彩所传达出的整个图形精神内核。“神”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特征，是比“形似”和“意指”更高的一种层次，“神”是包含在平面设计作品之中的一种既具体又抽象的看不见但能让人感觉的到的东西，“神”是借助视觉元素形、意表达的一种综合传达。龙纹的“形”历经岁月的更替和时代的变迁，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神韵特点，从最底层和最深处去诠释中华民族精神内核。
深圳亚洲大学生运动会标志对龙纹这一基本视觉元素做了创新性的加工处理，选取龙腾飞的感觉和龙强健、博大、神奇、竞争、进取的寓意，追求的是意象和精神意义的表征传达。整个图形灵动飞舞、活力四射，充满激情与希望，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龙纹盘曲沸腾的感觉，标志中不见龙的具体形象，但龙的气息清晰可循。
创新精神内涵的理解篇4
关键词：以人为本综合创新铁路文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对我国文化领域的改革发展做了纲领性部署，也为加快铁路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铁路文化创新，提升铁路服务品质，塑造铁路品牌形象，提升铁路文化软实力，增强铁路行业综合竞争力，越来越成为新时期铁路发展的重要主题和迫切任务。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引领铁路文化建设
铁路文化以服务价值观为核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一方面，要以铁路职工文化培育为基础。高度重视铁路职工的作用，依靠干部职工，不断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形成共同的意志和行为。集中职工的智慧，尊重职工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其积极性、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促进铁路文化建设，只有激活人的因素，解决人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铁路文化发展的动力问题。离开了铁路干部职工的参与，铁路文化将成为空中楼阁。另一方面，要以“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坚持以“旅客货主”为中心，进一步拓展“人本服务”内涵。将铁路系统关注安全、准时、高速运营的内部管理文化向和谐、亲切、舒适的外部服务文化延伸，推进站车文化从“管制”向“服务”的转变、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的转变、从用力服务向用心服务的转变。进而将站车文化建设作为铁路服务文化建设的主阵地，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改变服务中“生、冷、硬、顶”的“铁老大”形象，打造服务型团队，通过优质服务创新，逐步培育铁路特色文化品牌。
二、传统铁路文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相得益彰，丰富铁路文化内涵
在铁路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广大铁路职工创造了体现不同时期要求、富有深厚底蕴的铁路文化，形成了光荣的二七精神、火车头精神，形成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和“勇攀科技高峰、争创世界一流”的高铁精神，这些是铁路系统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生命力所在。当今世界信息化已经成为发展潮流，成为衡量一个行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把握时代脉搏，加强信息化技术在铁路行业的应用，对于转变铁路运营和服务方式，促进铁路文化发展和提升铁路文化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铁路信息化运营，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将有利于新型铁路经营管理文化的形成。铁路信息网络化传播，将进一步丰富铁路行业的文化阵地，提高铁路信息的传播速度，扩大传统媒体的文化传播范围，延伸铁路职工文化教育培训途径，拓展铁路职工和旅客货主精神文化生活空间。加强铁路文化建设，必须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铁路文化，并结合现代先进的信息化网络传播，以此为立足点，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既弘扬传统铁路精神，又展现新时期铁路精神，不断丰富发展铁路文化内涵，为加快推进铁路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创新精神内涵的理解篇5
[关键词]艰苦奋斗节俭悖论节俭意识节约型社会
一、对艰苦奋斗内涵的认识
（一）内涵认识上的误区
由于艰苦奋斗精神是自古就传承下来的美德，加之过去时代经济条件的局限性，致使很多人仍停留在对艰苦奋斗精神内涵的传统理解上，不自觉的陷入认识中的误区，并体现为种种错位的行为表现。论者杨春如在《论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与消除“认识误区”》一文中就列举了三种认识误区：一是“过时论”，二是“应该论”，三是“无妨论”。“过时论”是滋生腐败的认识根源，“应该论”是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一种腐蚀剂，“无妨论”是奢侈浪费现象滋生的一种催化剂，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就要及时消除这三种认识误区。禹建柏在《对当代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理性思考》一文中也列举了艰苦奋斗荣辱观错位的诸种表现：第一种----现在经济繁荣了，生活小康了，再提艰苦奋斗已不合时宜。第二种----把吃苦耐劳视为“落伍”，把讲究享乐、追求奢华当成“时髦”。第三种----艰苦奋斗不利于拉动内需和繁荣市场。第四种---有的年轻人成了“月光族”。第五种----有的家长认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能再让孩子吃苦受累，使其养成了骄纵奢侈的坏习惯。可以看出，在对艰苦奋斗内涵的认识上主要存在两大误区：1.艰苦奋斗已经过时；2.艰苦奋斗阻碍拉动内需，即艰苦奋斗有违“节俭悖论”。在这两大误区的影响之下就有不少人认为：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已经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是错误的。
（二）内涵的时代新意
随着时代的变迁，艰苦奋斗的内涵也在与时俱进。论者米如群在《关于艰苦奋斗精神内涵的文化释读》一文中提出了“艰苦奋斗精神的三大核心内涵要件：1.合理而现实的目标驱动；2.资源效用最大化追求；3.竭心尽力的奋斗精神。”文元军在《略论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特色》一文中谈到“新时期的艰苦奋斗是开拓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奉献精神与节约俭朴的有机结合”。从上述论文中，我们可以归结出艰苦奋斗精神在新时期的内涵具有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同时，艰苦奋斗精神已经具备了特有的新意：第一，艰苦奋斗精神已被纳入“八荣八耻”之中，成为一种荣辱道德规范；第二，艰苦奋斗已经具有了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区分，而且更注重的是精神方面的享受；第三，艰苦奋斗更为强调的是节俭，即追求资源效用的最大化，建设节约型社会。
二、剖析艰苦奋斗的认知误区
（一）艰苦奋斗并没有过时
第一，从艰苦奋斗被列入“八荣八耻”的背景来看：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存在着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浪费现象，这是完全有违艰苦奋斗精神的。最令人痛心的是，多少人对此见怪不怪，司空见惯。更有甚者，很多人肆意挥霍劳动者用汗水甚至生命换来的物质财富，不断制造出与社会进步不和谐的音符。第二，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还并不富裕，和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仍应是我们需要弘扬的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新荣辱观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艰苦奋斗不是为吃苦而吃苦，而是一个为过上好日子不断吃苦奋斗的过程。艰苦奋斗的目的，不是为了过苦日子，而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要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必须得经过艰苦奋斗。
（二）艰苦奋斗与“节俭悖论”没有必然联系
“节俭悖论”最初来源于孟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即个人节俭的美德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发展疲软的社会罪恶。这样看来，艰苦奋斗似乎与“节俭悖论”是相互矛盾的。其实，从本质上说，艰苦奋斗与“节俭悖论”没有必然的联系。首先，从“节俭悖论”自身来说，“节俭悖论”产生是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的，只有在大量资源闲置、商品供过于求、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或存在严重失业时，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悖论所呈现的矛盾现象。如果社会已经达到充分就业，但资源紧缺，甚至存在膨胀缺口，这时节俭可能就会抑制过高的总需求，也有助于消除通货膨胀。其次，我们要正确认识“三个不等于”现象：即浪费≠消费，艰苦奋斗≠不消费，拉动内需≠大吃大喝。“浪费不是消费，消费是必要支出，而浪费则是对财力、物力无益的消耗。鼓励消费是鼓励那些有能力消费、可以消费而未消费的人去消费，并不意味着鼓励人们去追求时髦，挥霍浪费。”艰苦奋斗也不是死守住钱，一分钱不花，一味地去节俭。拉动内需也并不是要求我们要选择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铺张浪费。第三，从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来看，中国人的消费观念相对保守，这和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分不开的。目前，在中国存在着“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三个老大难问题。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是不能完全解决这些“后顾之忧”的。面对这些事实，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观念又如何能“敞开胸怀，放开手脚”呢？第四，艰苦奋斗强调节俭，但不是一味地去节俭，而是应该根据自身的收入水平适当消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相对发达，而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居民的消费水平应区别对待。
三、自觉树立节俭意识，建设节约型社会
第一，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来创建“节约型社会”的首要工作在于，唤醒国民具有一种基于自身资源不足的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而生的节约意识和效率意识。在观念上自觉扭转艰苦奋斗的认知误区，深刻理解和把握艰苦奋斗内涵的时代新意。第二，加大宣传力度，树立节俭意识。节俭意识的树立，应从“小”抓起，充分利用家庭和学校教育的条件，从小培养青少年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利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对党政干部和消费者进行节俭意识和观念教育，养成“节俭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风气，把“新节俭文化理念渗透到各种文化建设之中去。”第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有力的支撑。制定和完善消费税制，为了节约和保护资源及生态环境，对于那些耗费资源比较多，并且对环境有较大负面影响的消费行为课以重税；制定和颁布消费行为法规，对铺张浪费的行为可以尝试给以严惩；大胆进行制度创建，使各领域都有较为齐备的规章制度来防范消极懈怠、奢侈浪费、骄奢淫逸现象的发生。第四，注重技术创新，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服务。艰苦奋斗绝不等于蛮干，也应与科学技术相结合，服务于节约型社会。对一些濒临枯竭的资源，可以发明可替代的新资源；对一些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可以降低污染减少排放；同时，可以进行循环经济，提高效率，厉行节约。
四、结语
“战争年代我们靠艰苦奋斗赢得了政权，和平年代我们靠艰苦奋斗赢得发展，在新世纪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还要靠艰苦奋斗去赢得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邱家政，《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保持艰苦奋斗精神》[J]广西烟草，2006年第2期
[2]储霞，《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J].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11期
创新精神内涵的理解篇6
关键词:徽州文化;导游;讲解艺术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旅游业逐步转向以文化与精神享受为目标的文化旅游。徽州蕴涵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继黄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与历史文化遗产之后,2000年11月,黟县的西递——宏村等皖南古民居又被列为世界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旅游者,文化旅游越来越成为黄山市旅游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徽文化旅游的发展对导游讲解艺术提出了新要求,本文试着整理出一条全面、准确、新颖的徽州文化讲解思路和方法,帮助导游在将来的导游解说中把徽文化讲准、讲好、讲出特色、讲出艺术。
一、全面认识徽文化
徽文化积淀深厚,普通旅游者对很多徽州文化旅游景点捉摸不透,走马观花看“热闹”,看不出多少“门道”。导游员作为传播文化的大使和桥梁,应该对徽州文化系列景点了如指掌,并能以科学为依据,就每一景物娓娓道来,经得起旅游者的“追根溯源”,既不走“神话加传说”的老路,也不只重视其娱乐功能而忽视其教育和文化功能,徽文化旅游资源的讲解离不开对徽文化的涵义、精神内涵、现代价值的准确把握。
(一)徽文化的涵义
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以徽州地缘为纽带,以程朱“理学”思想为核心内容,产生于徽州,以明、清最为鼎盛和典型的影响遍及全国并流传于今且保存较为完整的中国历史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www.133229.Com它以徽商的发展为经济基础,内容涉及徽州土地制度、徽商贸易、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徽州人物、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州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建筑、徽州工艺、徽州刻书、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方方面面[1]。
导游认识徽文化,还要意识到徽文化不是单一的徽州地域文化,它是中原文化的移植;是中华多种文化在徽州这一特定地域的汇合和凝聚,它既有徽州区域文化的特征,又兼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它的内核应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所以徽文化也可以说是“以徽州为中心的积淀和融会于徽州土地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
(二)徽文化的精神内涵
要想向游客讲清楚徽文化,导游首先必须明确徽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概括和表述?其价值是什么?
关于徽文化的精神内涵,国内学术界众说纷纭,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徽文化精神给予不同的阐述。徽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它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浓缩和汇聚,含有中华文化的一个标本和缩影。正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始终受到这个大系统制度文化的制约和支配,所以它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方面是徽文化之最具代表意义的徽商,他们身上的“徽骆驼精神”是中华民族顽强的原始生命力和勇于开拓创新精神的一个生动体现。以徽商为代表的“徽骆驼精神”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并不乏开放、进取精神和冲破“停滞不变的社会”的能力。中华民族有能力创造历史,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是徽文化精神的核心与动力,是最有价值的,是徽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是徽州作为“程朱桑梓”,程朱理学成为徽文化的指导思想,使徽文化深深打下了封建文化的烙印,这是需要坚决摒弃的。
(三)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物质遗产,但其中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导游在向旅游者介绍徽州文化时应明确:徽文化的讲解应当是有关徽文化的解说和其现代价值的传播,其目的是发挥徽文化的旅游教育功能而非徽文化中封建礼教的传播,导游应从以下几方面认识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教育意识
导游在讲解中要弘扬徽州文化尊师重教的传统,徽州对教育的极端重视,恪守古训: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重文兴教蔚然成风。所谓“儿孙不读书,养了一窝猪”,在徽州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因此,造就了科举场上的空前盛况,其中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有“一科同郡两元”者,更有备受称颂的“同胞翰林”及“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2]。
2.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
徽州人远祖多从中原迁来,长期受中原儒学文化熏陶,特别是程朱理学深入人心的浸润教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徽文化精神,深深蕴藏着的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是徽文化精神的精华。在徽文化的导游讲解中,导游还要把诚、信之类儒商准则介绍给客人,弘扬徽州孝悌仁爱、急公好义的传统,使其在构建诚信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3.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的“徽骆驼精神”
导游在徽文化讲解中离不开徽商,讲徽文化精神不能不说“徽骆驼精神”。“徽骆驼精神”就是矢志千里,吃苦耐劳的精神。徽商在商海中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竞争中“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徽商贾而好儒,在经营活动中重视人文精神理性地追求,自奉俭约,却能慷慨地将财富奉献社会,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他们大多能热心公益,济困扶危,助饷赈灾,修桥铺路,急公好义……导游讲解徽商,弘扬“徽骆驼精神”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使旅游者在旅游中受到影响和感染,进入人性升华的境界,使旅游的教育功能达到极高境界。
4.徽州文化崇尚自然、注重环保的精神
旅游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让旅游者从行为上成为自觉维护旅游环境、遵守旅游规范、坚持文明旅游的表率。导游在徽文化的讲解中,导游引领旅游者去欣赏徽州村落和民居建筑的选址和布局;引导旅游者去发现古村落的选址和布局具有周密地观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依山傍水、随坡就势的特点。导游借此向旅游者介绍徽州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和环保意识,在古徽州的官府碑文和民间族规家法中都有许多禁止乱砍滥伐、开山凿石、破坏水土的环境保护的内容,启示旅游者在旅游和以后的生活中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对于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正确运用徽文化的导游讲解原则
虽然导游讲解的方法千差万别,各人在运用时又千变万化,然而,各种方法和技巧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徽文化导游在导游活动中也必须遵循如下三个原则:
(一)客观现实为依托的原则
徽文化导游在进行导游讲解时,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或技巧,都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景观为依托,传递正确的徽文化,切忌张冠李戴,杜撰史实。
(二)针对性原则
导游人员的服务对象复杂,层次悬殊,审美情趣各不相同。因此,要根据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在接待方式、服务形式、导游内容、语言运用、讲解的方式方法上应该有所不同。
(三)灵活性原则
导游讲解贵在灵活,妙在变化,不同景点的美学特征千差万别,大自然又千变万化,游览时的气氛、游客的情绪也随时变化,徽文化导游必须灵活地选择导游知识,采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进行导游讲解。
三、创新徽文化的导游讲解手段
导游员在领悟了徽文化的内涵和把握其现代价值的基础上,要使游客更好更深入地了解徽州文化,导游员还要善于根据徽文化的特点从以下几方面创新传统的导游讲解技巧:
(一)善于确定专题
徽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包罗万象,要针对不同的旅游动机、不同期望值、不同特点的旅游群体或个体,选好徽文化导游专题。如徽商创业发迹专题、徽州民俗风情专题、徽派古建专题、徽州文房四宝专题,而不同的专题又需不同文化重点。例如,对于古建筑考察旅游团,首选是黟县宏村的承志堂。就规模、布局、结构、设施、装饰艺术综合评价,承志堂不仅是徽州古民居中最恢弘、华美的徽派建筑,而且堪称中国古民居中的精华和瑰宝。其建筑、布局、雕刻集中展示了大盐商汪宝贵“官运亨通”、“财源广进”、“贵富延绵”和“读书进仕”的全部内涵和思想。
(二)善于挖掘徽文化内涵
对于选中的题目,导游人员要善于挖掘其内部深层次的徽文化内涵。比如,在宏村承志堂中门西侧边门的上方,精雕有一个硕大的“商”字形图案,许多人须从“商”字下走入。为什么在这儿刻一个“商”字,很多旅游者可能很难理解。其实,屋主汪定贵于清道光年间外出经商,后以贬运海盐为主业,短短几年一跃而成为徽商中屈指可数的巨富,但是,“富而不贵”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实乃不孝,汪定贵在盐业发财后,花钱捐了个“五品同知”官衔。汪定贵虽然经商发了财,而且捐了官,但经商在古代仍是一种划分在九流之外的贱业,这使得主人心里忿忿不平,于是想出此策,意思是说从边门出入的人,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到我家来,都要从我“商人”的脚下过,可以看出房屋主人的矛盾心理。
(三)善于因人(时、地)而异
导游对徽文化的讲解贵在灵活,妙在变化,不同景点的美学特征千差万别,导游人员的服务对象复杂,层次悬殊,审美情趣各不相同,大自然又千变万化、阴晴不定,游览时的气氛、游客的情绪也随时变化[3],徽文化导游必须根据季节的变化,时间、对象的不同,灵活地选择导游知识,采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进行导游讲解。
(四)善于借题发挥
徽州文化积淀深厚,导游在讲解中对于所见景物,如果就事论事,泛泛而谈,徽文化的潜在价值是很难发挥出来的。导游要准确把握徽文化导游的切入点,善于借题发挥是讲解的关键。在黄山市及其周边地区,成百上千的徽州古村落是徽文化的“天然”博物馆,是形象化、可观性的徽文化,导游在讲解中要善于借助这些向客人讲解徽州文化,多角度、多方面的展示其文化内涵。从而让客人去认识了解徽文化。
徽文化博大精深,要想更好地传播徽文化,导游人员还要勤于学习和思考,善于创新,把徽文化讲深讲透。
参考文献:
[1]高寿仙.徽州文化[m].吉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13,182-211.
创新精神内涵的理解篇7
记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这一课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科学内涵”，一个是“精神实质”。请你们首先谈一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有哪些新的认识。
顾海良（课题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坚持“两个放在”和“两个结合”，力求做到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认识有所深化。
所谓“两个放在”，就是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放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理论特征、社会理想、政治立场和理论品质等方面的内在统一性，更加深刻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厚的理论底蕴和巨大的理论贡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因此，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除了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切入，还需要将其放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来理解，在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深入考察中，揭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形成发展机制及其回应实践提出的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方式、成果，进而深刻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大的生命力与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所谓“两个结合”，就是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研究与对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的研究结合起来，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回答结合起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据实践的新发展，作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创新。这些理论创新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是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应该关注的重要内容。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回答新的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记者：这“两个放在”和“两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那么，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实质的研究方面，你们又是如何把握的？
王炳林（课题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种理论的精神实质，是指这一理论的主旨、精髓和要义，是其各种观点和论断所体现的根本精神。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精髓和灵魂，就是这一理论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二是核心，这是理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与根据；三是本质，就是这一理论的根本属性，它决定着理论的性质和方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的灵魂和精髓。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思想基础和逻辑起点的；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仍需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什么是党的先进性、如何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它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赋予党的先进性以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时代内涵，为我们正确理解和坚持党的先进性开拓了视野和思路。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立党宗旨和执政目的的高度，把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观的重点放在“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爱民、为民、利民的政治本色。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实质的三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坚持党的先进性；只有坚持党的先进性，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者紧密联系、相互补充，贯穿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中，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记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中共中央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要求：“既从总体上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加深理解。”在总的题目下，你们是如何开展分工合作的？
张雷生（课题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研究中，我们将总课题分解为15个子课题，其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是研究的重点。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问题，我们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从研究和揭示二者关系的角度，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而理解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的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
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主要内容有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现代产权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等。这一研究表明，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首先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是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贫富差距问题。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具体体现。正确理解这一原则，对于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问题。这个问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在当今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的重要体现。这方面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剖析造成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原因，探讨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路径。
记者：看来，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加深理解，确实有利于把研究引向深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哪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侯惠勤（课题组成员、南京大学教授）：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这个问题，课题组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进行界定，这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引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潮流，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努力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深入进行社会调研，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现状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影响，从中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政治基础；三是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有很多。比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的观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观点；政治体制改革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观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观点；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的观点；等等。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大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九个方面作出了部署。当前，世界局势继续处于深刻变动之中，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指针。只有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才能在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应对中，在对多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科学引导中，在对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整合中，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作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指明了方向。对这个问题，我们着重从党所面临的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和党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的新变化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记者：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加强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对于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赵存生（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是这样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重视。这里，介绍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先进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从文化的性质和功能的层面，深入研究文化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和各国、各民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文化兴盛与国家、民族兴盛，文化衰落与国家、民族衰落，文化持久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脉绵长的互动现象中总结文化发展的规律；从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联系层面，深入研究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的内在关系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文化建设任务，探讨科学发展观的文化底蕴、和谐社会的文化诉求、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文化支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因素等；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层面，深入研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世界文化发展态势，文化的冲突与共存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关系，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及二者的发展前景，以及世界范围内判断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强势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等。
二是关于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向问题。主要是深入分析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竞争和较量的态势，有力、有效地反对在文化建设领域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模糊化”、“疏离化”、“边缘化”等错误观点和倾向，同时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深入研究先进文化建设规律，正确处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贯彻“双百”方针的关系、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表现多样化的关系，以及建设与批判、吸收与剔除、和谐与矛盾、内生与外引、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关系；深入研究涉及文化安全的重点难点问题，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建立切实有效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和制定国家文化网络安全战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国际影响。
三是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建设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以他们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生产的理论开始，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
记者：谢谢各位专家。这次采访和座谈，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祝愿课题组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研究”课题介绍（链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研究”，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协调小组委托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承担的重大理论研究课题。接到任务后，中心成立了以部领导和中心领导为总课题负责人，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任子课题负责人的课题组。
创新精神内涵的理解篇8
一、以“新人文精神”为核心
“人文精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口号在关怀人、追求健全人性的基本倾向上有相通之处。钱中文先生把“人文精神”概括为“对民族、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它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关系和准则”，并从人文精神“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和“具有强烈的理想风格”三个方面做了深刻有力的论证，从而揭示了“人文精神”概念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中文先生鲜明地提出了倡导“新人文精神”的思想。
那么，“新人文精神”“新”在何处？与一般“人文精神”有何区别？
首先，它“新”在有其不同于以往的现实针对性。中文先生是面对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危机和异化及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特别是针对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科技霸权主义”对人的压抑、语言形式对文学内在精神的排挤、以及“知识普泛化”对艺术家“社会良知”的吞噬，他感到切肤之痛，才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提出“新人文精神”来“对抗”这种种“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他大声疾呼，“面对人的扁型化、空虚感，人的大范围的丑陋化、平庸化，与自我感觉的渺小化，文学艺术应该扬起人文精神这面旗帜，制止文学艺术自身意义、价值、精神的下滑”（注：钟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对于这种特定的现实针对性，笔者在写于1995年秋的论文《试论当代“人文精神”之内涵》一文有过较翔实的论述，其中的观点笔者至今仍未改变，也许可以作为“新”人文精神的某种注释。文章将当代人文精神与传统人文主义作多方面比较之后提出，“当代”人文精神与以往的不同，“最根本、最集中地体现在人文精神所对抗、反对的对象上”，认为“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人文学术领域，所遇到的最大压力阻力，便是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为对抗这三种‘主义’。由此而引起‘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具体内涵的一系列不同”（注：见《理解与对话》，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据此，笔者认为必须从当代（即“新”）人文精神与“三个主义的对立关系中去把握其意义”，具体来说：一是它与已渗透、侵蚀到精神文化学术领域一切方面的商品化原则和商业化现象相对立；二是它与那种以当下物质生活的满足和享受为人生第一目标，而放弃高尚的理想、追求和良知，放纵急剧膨胀的物欲、贪欲、拜金主义等的物质主义相对立；三是它与鼓吹科技至上以致排斥人文学术、瓦解人的自由精神和生命体验、造成人性异化的科技主义相对立。现在回过头来看，笔者的这些看法倒是恰好对钱先生倡导的“新人文精神”之“新”，以及它那种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现实批判性的旁证与说明。
其次，“新人文精神”的另一“新”，在于它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综合创新。钱先生指出，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看来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注：参见金元浦：《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新理性精神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第6-8页。）
我觉得，这里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钱先生强调了人们过去相对忽视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笔者前面只谈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而未涉及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确实不够全面。钱先生则精辟地将中国几千年传统人文精神归结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即“重在个人修身自立，与人际、社会关系的相互协调”，这的确抓住了要害。
钱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个人文传统的一系列重要表现形式：“表现为中国历史人文知识分子修身自立的品格，坚持人格尊严，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历久不衰的忧患意识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在近代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又提出‘赛先生’、‘德先生’，甚至近时又呼唤‘莫先生’（道德）；提出知识分子的价值是‘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自然，这是一种理想与追求。”（注：钱中文：《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第346页。）这就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具体化了，从而阐明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民族传统的基础。
第二，中文先生还将中西人文传统加以比较，指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重个人修养与人际关系的协调，而近代西方以来，“人文精神的着眼点则是以个人为本的，如自由、人权、平等、求知、求真等。特别是自由与人权，它们关系人的方方面面”，认为西方人文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的“理想光辉”，但同时指出它在几百年来的实践中却常走极端，以致造成“对他人的侵扰与伤害”。这又从另一方面提供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
第三，中文先生强调建构当代新人文精神须以弘扬中国人文精神优秀传统为“基础”，“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而不是等量齐观，各取一半来吸收；这种建构不是将中西人文传统拿来拼凑、混合，而是须加以“融合”，融而化之，合成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兼具两者的合理成分，却又是与两者全然不同的具有新质的精神。
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正是以上述具有新质和强烈现实批判性的“新人文精神”作为其理论架构的价值中枢和核心内涵。可以说，新人文精神既是建构“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根本目的，又是它的理论核心与价值基石。
二、以“现代性”为主题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一起构成了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文论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此问题切入，可以对各人文学科的理论架构和传统格局作深刻的反思和根本性的改造，文艺理论学科亦不例外。
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就是以紧紧围绕现代性及相关话题，以此作为理论切入点和展开论述的主题。他明确指出：“新理性精神将以‘现代性’为指针，以推动现代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现代意识精神为其理论组成部分”。之所以紧扣住“现代性”不放，是出于更新改造文化传统、建设当今新文化的内在需要。钱中文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在当今新文化的建设中，需要通过现代性，对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行定位与选择”（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进而加以改造与创新。他认为我们当下面对的有三种文化传统与资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国现代文化传统及外国文化传统。根据现代性尺度，“当代文化建设，只能以现代文化传统为基础与出发点”；就是要按现代性要求，“以现代批判精神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确立其行之有效的部分”，然后才能进而借鉴另外两种传统资源，即“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使之融会贯通，建立新的文化形态”。在此，对文化传统的选择、吸收、改造、融化，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现代性。所以，抓住了现代性，也就抓住了建设当代新文化的关键。
中文先生在探讨现代性及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回顾了欧美现代性理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作了完整而精当的归纳：
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
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把“现代性”内涵凝固化，而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首次提出了如下的现代性的历史动态模式：
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同。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有违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代性的要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30-31页。）
在我看来，这个动态模式的重要性超过了对现代性下一个确定的定义，使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具备了一种开放的、历史的眼光，一种辩证的、变化的思路，一种宽容的、超越的气度。
第二，中文先生也清醒地看到了现代性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及由此在历史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他强调要“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以避免走向极端”。与一般承认现代性有两面性的观点不同，中文先生还对这种矛盾性的具体历史内涵作了深刻的揭示与论述。他认为这种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在理性精神的不断实现过程中，也造成了种种失衡，使理性精神变而为只讲使用的工具理性”（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7-28页。）。他还从科技进步、物质发展导致物对人的压抑和人文社会科学进展局部引发非理性、反理性思潮两个方面深刻揭示了在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理性的工具化实质，同时也准确揭示出工具理性不同于一般理性、乃至成为理性的异化形式的基本内涵，从而透彻地阐明了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性质和含义。
第三，中文先生并未因现代性有两面性而全盘否定现代性，或认为现代性原则已“过时”；相反，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那种在后现代主义旗号下全盘否定和抛弃现代性的时髦主张，指出，“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仍在探索积极的因素，维护人的存在所需要的普遍价值原则与普遍精神，以便使价值与精神在被破坏中获得重建”，因而它并未过时，“即使在欧美，如果要使社会获得正常发展，那么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建立的意识、话语权威，即使一部分过时了，而其基本原则、精神还是常新的，是人们的生存须臾离不开的”；他还认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并非绝对对立的，其中有些新观念有积极意义，“可以将这些积极因素作为现代意识因素，融汇到现代性中去，丰富现代性，但难以排挤掉仍在起到支配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这一观点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是“一次未竟的事业”（或译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联系到文艺理论，不得不涉及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中文先生在肯定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又把许多人混为一谈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两个概念作了严格区分，也对基于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了严格区分，进而又为现代性的合理方面作了有力辩护。他首先明确指出，“西方学者把20世纪最后几十年前的社会精神、学术思潮的现代性，定位于现代主义，把现代主义看成了现代性的最后形式，把现代主义的危机当成现代性的危机”（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6页。）。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混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必然导致把已经过时、失去存在理由的现代主义的历史命运硬加在仍有生命力的现代性上。其次，中文先生在肯定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进步着一种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强调现代性仍继续着对自身消极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往往把现代性加以全盘否定是片面的。
第五，他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具体指向，在其各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现代性诉求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张的现代性趋向，在内涵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提出了中国现代性有特殊性的重要思想。据此，他批评那种“完全以外国的现代性准则来代替我国的现代性诉求”，“实际上是西化思想”。他指出，“以外国的现代性来替代我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一旦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对我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嗤之以鼻”的做法是“西化式现代性讨论”，“不能不导致现代性阐释的失误”。为此，中文先生力主中国的现代性“应在文化建设中确立自己独立自主精神与进取精神，也即独立、进取的文化身份”。这就是一方面要用现代性激活、更新传统，建设当代新文化；另一方面在建设当代新文化的进程中发展、充实现代性的历史内涵，焕发现代性的生命与活力。
由上可见，中文先生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乃是“新理性精神”文论的主题和基本论域。只有把握了这一主题，才能在更高层面上获得的一个现代性视阈中，重新审视文艺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给予新的阐释与论证，文艺理论的创新才能获得扎实的思想依据和理论根基。
三、以交往、对话为理论创新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创新的文艺理论，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在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上也有重大突破，这集中体现在以交往、对话精神为内核的综合研究方法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上。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虽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思维方式上其实并未完全摆脱二元对立论的阴影，远未真正达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高度。这可能是阻碍我国当代文论健康发展并取得根本性突破的主要症结之一。
中文先生在回顾中国百年文论时，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在近百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处在斗争和一味斗争中间，我们的思维养成了非此即彼的定型的方式，哲学上只分唯心唯物，抑此扬彼，绝对的二元对立；政治上是分等划类，你死我活，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批判不是为了吸收与扬弃，而是为了否定与打倒。这种方法不仅渗入人们的思想，而且也深入各种理论思维。”他大声疾呼：“应该是建立健康思维方式的时候了”（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何谓“健康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认为，这“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一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我觉得中文先生“新理性精神”文论其实使用的就是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它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为中国文论界做出了榜样。
对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从多方面作了深刻的论述。
第一，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现代性的价值尺度与精神诉求。一般说来，思维方式本身并不依附于某种价值需求。但是，任何思维方式确实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环境中孕育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常常与特定的价值观念相关联。比如说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往往与专制主义观念相联系，而现代性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则与独断论、独白式思维方式不相容。所以，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性价值要求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正如中文先生所说：“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要求排除对一种思维、观念的终极真理性、绝对权威性。绝对权威，终极真理，说一不二，不准思索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表现为逆现代潮流而动。人的思维、意识是多样的，它们各有价值……真理的长河，是由千条万条细流汇合而成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应是一种相互包容、相辅相成的对话关系，表现为多声合唱”（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页。）。
第二，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于人的实际存在方式，它有本体论的根据。中文先生将这一思维方式提到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作了本体论的论证。他引述巴赫金有关“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的名字是我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它是为他人才存在的”论点，指出：“事实上，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存在也要以我为依托”，“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存在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通过他人而确证自己的存在。意识作为他人的和我的意识，相互联系又是各自独立……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相互平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实际上生活本身就是对话的，你无法离开他人而存在。”（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78页。）这是极其深刻的，为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建立了哲学本体论（存在论）的坚实基础。
第三，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与自然科学方法不同的人文科学性质。中文先生指出，“自然科学的思维，是单一主体的思维，它的对象就是客体，而非另一个客体的主体，意识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客体，其方式偏重于独语，而达于认识。人文思维则具有‘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主体也面向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解’。”“人文科学重在理解，理解是人与人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交流，意识与意识的交锋，‘我’与‘你’的相互讨论与了解。在对话与交锋中，两个主体互揭短长，去芜存精，共同发现，揭示与充实真理因素。”（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8-79页。）这就为交往、对话思维确定了适用范围——主要在人文科学的“理解”之中。
第四，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就是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成为一种“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用“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来消解、取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自然是抓住了要害。但中文先生的创新之处不限于此，而是在“亦此亦彼”前面又加了上述定语。有无这个定语大不一样。因为“亦此亦彼”地思维固然可以超越“非此即彼”，但若处理不当，亦容易导致取消价值判断的、无是无非的相对主义。这就“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绝对化”了。而如把“亦此亦彼”绝对化，实际上也就把“亦此亦彼”与“非此即彼”绝对对立起来，而这种绝对对立的方法，实际上仍然回到了二元对立的老路上去了。因此，中文先生主张在“亦此亦彼”前面加定语。定语一是“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即对“非此即彼”否定的同时，又有所吸收，批判之中有所包容（函），这才是辩证的扬弃和真正的超越；二是“具有价值判断的”，思维不只是一种形式，必定同时还包含某种内容，即包含一定的价值倾向与判断，否则“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就会成为无是非、无正误，不包含任何内在矛盾、交锋和真正交往、对话的一种思维空壳，它的生命力也就终止了。所以，中文先生为“亦此亦彼”的思维加上两个定语，就使之获得了新质和强大的生命力。
创新精神内涵的理解篇9
一、以“新人文精神”为核心
“人文精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口号在关怀人、追求健全人性的基本倾向上有相通之处。钱中文先生把“人文精神”概括为“对民族、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它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关系和准则”，并从人文精神“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和“具有强烈的理想风格”三个方面做了深刻有力的论证，从而揭示了“人文精神”概念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中文先生鲜明地提出了倡导“新人文精神”的思想。
那么，“新人文精神”“新”在何处？与一般“人文精神”有何区别？
首先，它“新”在有其不同于以往的现实针对性。中文先生是面对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危机和异化及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特别是针对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科技霸权主义”对人的压抑、语言形式对文学内在精神的排挤、以及“知识普泛化”对艺术家“社会良知”的吞噬，他感到切肤之痛，才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提出“新人文精神”来“对抗”这种种“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他大声疾呼，“面对人的扁型化、空虚感，人的大范围的丑陋化、平庸化，与自我感觉的渺小化，文学艺术应该扬起人文精神这面旗帜，制止文学艺术自身意义、价值、精神的下滑”（注：钟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对于这种特定的现实针对性，笔者在写于1995年秋的论文《试论当代“人文精神”之内涵》一文有过较翔实的论述，其中的观点笔者至今仍未改变，也许可以作为“新”人文精神的某种注释。文章将当代人文精神与传统人文主义作多方面比较之后提出，“当代”人文精神与以往的不同，“最根本、最集中地体现在人文精神所对抗、反对的对象上”，认为“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人文学术领域，所遇到的最大压力阻力，便是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为对抗这三种‘主义’。由此而引起‘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具体内涵的一系列不同”（注：见《理解与对话》，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据此，笔者认为必须从当代（即“新”）人文精神与“三个主义的对立关系中去把握其意义”，具体来说：一是它与已渗透、侵蚀到精神文化学术领域一切方面的商品化原则和商业化现象相对立；二是它与那种以当下物质生活的满足和享受为人生第一目标，而放弃高尚的理想、追求和良知，放纵急剧膨胀的物欲、贪欲、拜金主义等的物质主义相对立；三是它与鼓吹科技至上以致排斥人文学术、瓦解人的自由精神和生命体验、造成人性异化的科技主义相对立。现在回过头来看，笔者的这些看法倒是恰好对钱先生倡导的“新人文精神”之“新”，以及它那种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现实批判性的旁证与说明。
其次，“新人文精神”的另一“新”，在于它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综合创新。钱先生指出，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看来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注：参见金元浦：《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新理性精神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第6-8页。）
我觉得，这里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钱先生强调了人们过去相对忽视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笔者前面只谈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而未涉及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确实不够全面。钱先生则精辟地将中国几千年传统人文精神归结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即“重在个人修身自立，与人际、社会关系的相互协调”，这的确抓住了要害。
钱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个人文传统的一系列重要表现形式：“表现为中国历史人文知识分子修身自立的品格，坚持人格尊严，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历久不衰的忧患意识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在近代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又提出‘赛先生’、‘德先生’，甚至近时又呼唤‘莫先生’（道德）；提出知识分子的价值是‘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自然，这是一种理想与追求。”（注：钱中文：《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第346页。）这就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具体化了，从而阐明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民族传统的基础。
第二，中文先生还将中西人文传统加以比较，指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重个人修养与人际关系的协调，而近代西方以来，“人文精神的着眼点则是以个人为本的，如自由、人权、平等、求知、求真等。特别是自由与人权，它们关系人的方方面面”，认为西方人文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的“理想光辉”，但同时指出它在几百年来的实践中却常走极端，以致造成“对他人的侵扰与伤害”。这又从另一方面提供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
第三，中文先生强调建构当代新人文精神须以弘扬中国人文精神优秀传统为“基础”，“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而不是等量齐观，各取一半来吸收；这种建构不是将中西人文传统拿来拼凑、混合，而是须加以“融合”，融而化之，合成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兼具两者的合理成分，却又是与两者全然不同的具有新质的精神。
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正是以上述具有新质和强烈现实批判性的“新人文精神”作为其理论架构的价值中枢和核心内涵。可以说，新人文精神既是建构“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根本目的，又是它的理论核心与价值基石。
二、以“现代性”为主题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一起构成了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文论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此问题切入，可以对各人文学科的理论架构和传统格局作深刻的反思和根本性的改造，文艺理论学科亦不例外。
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就是以紧紧围绕现代性及相关话题，以此作为理论切入点和展开论述的主题。他明确指出：“新理性精神将以‘现代性’为指针，以推动现代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现代意识精神为其理论组成部分”。之所以紧扣住“现代性”不放，是出于更新改造文化传统、建设当今新文化的内在需要。钱中文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在当今新文化的建设中，需要通过现代性，对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行定位与选择”（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进而加以改造与创新。他认为我们当下面对的有三种文化传统与资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国现代文化传统及外国文化传统。根据现代性尺度，“当代文化建设，只能以现代文化传统为基础与出发点”；就是要按现代性要求，“以现代批判精神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确立其行之有效的部分”，然后才能进而借鉴另外两种传统资源，即“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使之融会贯通，建立新的文化形态”。在此，对文化传统的选择、吸收、改造、融化，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现代性。所以，抓住了现代性，也就抓住了建设当代新文化的关键。
转贴于中文先生在探讨现代性及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回顾了欧美现代性理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作了完整而精当的归纳：
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
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把“现代性”内涵凝固化，而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首次提出了如下的现代性的历史动态模式：
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同。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有违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代性的要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30-31页。）
在我看来，这个动态模式的重要性超过了对现代性下一个确定的定义，使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具备了一种开放的、历史的眼光，一种辩证的、变化的思路，一种宽容的、超越的气度。
第二，中文先生也清醒地看到了现代性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及由此在历史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他强调要“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以避免走向极端”。与一般承认现代性有两面性的观点不同，中文先生还对这种矛盾性的具体历史内涵作了深刻的揭示与论述。他认为这种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在理性精神的不断实现过程中，也造成了种种失衡，使理性精神变而为只讲使用的工具理性”（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7-28页。）。他还从科技进步、物质发展导致物对人的压抑和人文社会科学进展局部引发非理性、反理性思潮两个方面深刻揭示了在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理性的工具化实质，同时也准确揭示出工具理性不同于一般理性、乃至成为理性的异化形式的基本内涵，从而透彻地阐明了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性质和含义。
第三，中文先生并未因现代性有两面性而全盘否定现代性，或认为现代性原则已“过时”；相反，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那种在后现代主义旗号下全盘否定和抛弃现代性的时髦主张，指出，“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仍在探索积极的因素，维护人的存在所需要的普遍价值原则与普遍精神，以便使价值与精神在被破坏中获得重建”，因而它并未过时，“即使在欧美，如果要使社会获得正常发展，那么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建立的意识、话语权威，即使一部分过时了，而其基本原则、精神还是常新的，是人们的生存须臾离不开的”；他还认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并非绝对对立的，其中有些新观念有积极意义，“可以将这些积极因素作为现代意识因素，融汇到现代性中去，丰富现代性，但难以排挤掉仍在起到支配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这一观点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是“一次未竟的事业”（或译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联系到文艺理论，不得不涉及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中文先生在肯定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又把许多人混为一谈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两个概念作了严格区分，也对基于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了严格区分，进而又为现代性的合理方面作了有力辩护。他首先明确指出，“西方学者把20世纪最后几十年前的社会精神、学术思潮的现代性，定位于现代主义，把现代主义看成了现代性的最后形式，把现代主义的危机当成现代性的危机”（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6页。）。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混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必然导致把已经过时、失去存在理由的现代主义的历史命运硬加在仍有生命力的现代性上。其次，中文先生在肯定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进步着一种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强调现代性仍继续着对自身消极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往往把现代性加以全盘否定是片面的。
第五，他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具体指向，在其各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现代性诉求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张的现代性趋向，在内涵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提出了中国现代性有特殊性的重要思想。据此，他批评那种“完全以外国的现代性准则来代替我国的现代性诉求”，“实际上是西化思想”。他指出，“以外国的现代性来替代我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一旦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对我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嗤之以鼻”的做法是“西化式现代性讨论”，“不能不导致现代性阐释的失误”。为此，中文先生力主中国的现代性“应在文化建设中确立自己独立自主精神与进取精神，也即独立、进取的文化身份”。这就是一方面要用现代性激活、更新传统，建设当代新文化；另一方面在建设当代新文化的进程中发展、充实现代性的历史内涵，焕发现代性的生命与活力。
由上可见，中文先生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乃是“新理性精神”文论的主题和基本论域。只有把握了这一主题，才能在更高层面上获得的一个现代性视阈中，重新审视文艺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给予新的阐释与论证，文艺理论的创新才能获得扎实的思想依据和理论根基。
三、以交往、对话为理论创新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创新的文艺理论，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在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上也有重大突破，这集中体现在以交往、对话精神为内核的综合研究方法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上。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虽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思维方式上其实并未完全摆脱二元对立论的阴影，远未真正达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高度。这可能是阻碍我国当代文论健康发展并取得根本性突破的主要症结之一。
中文先生在回顾中国百年文论时，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在近百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处在斗争和一味斗争中间，我们的思维养成了非此即彼的定型的方式，哲学上只分唯心唯物，抑此扬彼，绝对的二元对立；政治上是分等划类，你死我活，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批判不是为了吸收与扬弃，而是为了否定与打倒。这种方法不仅渗入人们的思想，而且也深入各种理论思维。”他大声疾呼：“应该是建立健康思维方式的时候了”（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何谓“健康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认为，这“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一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我觉得中文先生“新理性精神”文论其实使用的就是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它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为中国文论界做出了榜样。
对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从多方面作了深刻的论述。
第一，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现代性的价值尺度与精神诉求。一般说来，思维方式本身并不依附于某种价值需求。但是，任何思维方式确实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环境中孕育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常常与特定的价值观念相关联。比如说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往往与专制主义观念相联系，而现代性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则与独断论、独白式思维方式不相容。所以，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性价值要求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正如中文先生所说：“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要求排除对一种思维、观念的终极真理性、绝对权威性。绝对权威，终极真理，说一不二，不准思索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表现为逆现代潮流而动。人的思维、意识是多样的，它们各有价值……真理的长河，是由千条万条细流汇合而成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应是一种相互包容、相辅相成的对话关系，表现为多声合唱”（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页。）。
第二，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于人的实际存在方式，它有本体论的根据。中文先生将这一思维方式提到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作了本体论的论证。他引述巴赫金有关“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的名字是我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它是为他人才存在的”论点，指出：“事实上，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存在也要以我为依托”，“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存在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通过他人而确证自己的存在。意识作为他人的和我的意识，相互联系又是各自独立……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相互平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实际上生活本身就是对话的，你无法离开他人而存在。”（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78页。）这是极其深刻的，为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建立了哲学本体论（存在论）的坚实基础。
第三，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与自然科学方法不同的人文科学性质。中文先生指出，“自然科学的思维，是单一主体的思维，它的对象就是客体，而非另一个客体的主体，意识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客体，其方式偏重于独语，而达于认识。人文思维则具有‘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主体也面向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解’。”“人文科学重在理解，理解是人与人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交流，意识与意识的交锋，‘我’与‘你’的相互讨论与了解。在对话与交锋中，两个主体互揭短长，去芜存精，共同发现，揭示与充实真理因素。”（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8-79页。）这就为交往、对话思维确定了适用范围——主要在人文科学的“理解”之中。
第四，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就是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成为一种“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用“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来消解、取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自然是抓住了要害。但中文先生的创新之处不限于此，而是在“亦此亦彼”前面又加了上述定语。有无这个定语大不一样。因为“亦此亦彼”地思维固然可以超越“非此即彼”，但若处理不当，亦容易导致取消价值判断的、无是无非的相对主义。这就“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绝对化”了。而如把“亦此亦彼”绝对化，实际上也就把“亦此亦彼”与“非此即彼”绝对对立起来，而这种绝对对立的方法，实际上仍然回到了二元对立的老路上去了。因此，中文先生主张在“亦此亦彼”前面加定语。定语一是“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即对“非此即彼”否定的同时，又有所吸收，批判之中有所包容（函），这才是辩证的扬弃和真正的超越；二是“具有价值判断的”，思维不只是一种形式，必定同时还包含某种内容，即包含一定的价值倾向与判断，否则“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就会成为无是非、无正误，不包含任何内在矛盾、交锋和真正交往、对话的一种思维空壳，它的生命力也就终止了。所以，中文先生为“亦此亦彼”的思维加上两个定语，就使之获得了新质和强大的生命力。
第五，这种思维方式就其实质而言，我以为是一种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从第四点可知，在思维中所谓交往、对话就是让对立或不同的各个方面通过“对话即发问、诘难、应答与比较”及交流、沟通、理解（包含交锋、冲突、解释、渗透、吸收等等），最后有所超越和升华，达到一种综合、创新的境界。中文先生提出，“当今是综合创新的时代”，“综合可能是一条创新之路”。在我看来，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实质就是理论上的综合、创新之途，只有通过交往、对话，才能将多种声音在“亦是亦非”的交流、沟通中达到一种更高形态的“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在此意义上，我想把交往、对话思维概括为综合、创新的思维。
创新精神内涵的理解篇10
关键词：红色文化；苏区精神；红色旅游；文化弘扬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127-02
红色文化是赣南最丰富、最具比较优势的文化资源。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就决定了弘扬红色文化对赣南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苏区精神是红色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体现的是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的内涵精神。因此将红色文化摆到核心位置重点弘扬，是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红色文化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文化是一个很广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文化，就是人化。它不是一层不变的东西，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1]它有大文化，也有具体的文化。它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又不断在生成，因此历史留下的就是精神和文化。红色文化，是革命领导人在红土地上开展苏区革命留下的精神和文化，同时又可以称为“红土地文化”，指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2]。它是党和革命领导人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中一脉相承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它在每一个具体的时期得到继承和发展，是与时俱进的、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红色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去理解。在意识形态上，红色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分析，红色文化是赣南特有的精神文化，这样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反过来又影响并服务于政治经济。因此它又被视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反映了赣南苏区革命的特点和赣南人民坚定信念、求真务实、廉洁自律、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从内容结构上讲，红色文化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物质文化主要指红色文物、革命遗址等物质方面的红色资源，包括历史遗物、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场所、五星红旗、红旗渠、“神舟”航天飞船等物质形式；非物质文化主要表现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
归结起来，笔者认为红色文化的内涵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红色文化是最具先进性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国优秀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和体现，是民族精神在革命时期的延续、丰富和发展。它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创新和民族凝聚力为特征，凝聚和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和优秀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第二，红色文化是最具有吸引力的社会政治文化。它集中体现了我党在文化指导思想上的先进性，折射出了我们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爱国情怀及其高尚品质。第三，红色文化所承载的核心元素是坚定的理想信念、科学的创新思维、顽强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二、红色文化与赣南苏区精神的关系
苏区精神是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为内涵的精神。同志在视察赣南工作时指出：“苏区精神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4]赣南苏区精神就是在赣南苏区这片红土地中开展革命斗争培育起来的赣南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这片红土地是苏区精神的发源地，又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发源地。其特有的红色文化和苏区精神的理论内涵具有内在一致性。
1.红色文化和苏区精神的内涵具有一致性
红色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和体现，而苏区精神正是中国优秀的民族精神之一，是民族文化的积淀，是民族精神在苏区时期的延续、丰富和发展，因此红色文化是苏区精神的集中反映和体现。无论是弘扬红色文化还是传承苏区精神，都是为坚定我们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用科学的创新思维求真务实、用顽强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为人民服务。苏维埃运动孕育的伟大苏区精神和干部好作风是赣南红色文化资源的精髓。
2.苏区精神是红色文化的精髓
红色文化的弘扬有主次，重点是对苏区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红色文化既然体现为一种精神文化，与苏区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苏区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坚信革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以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为强大的精神支柱，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以罕见的奋斗勇气，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曙光。
3.苏区精神是红色文化的灵魂
赣南这片红土地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塑造了赣南苏区人民纯朴、热情、勇敢、坚强的品格，培育了赣南人民向往革命、勇于牺牲的精神气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赣南的历史文化与共产党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远大理想，以及为革命敢于斗争、甘于牺牲的精神相结合，孕育、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苏区文化和精神。这种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为内涵的苏区精神就是红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
三、弘扬红色文化、振兴赣南苏区的策略途径
1.大力发展红色旅游，通过红色旅游提高红色文化的知名度
赣南保留有大量的红色文物和革命旧址，是客家的摇篮，典型的“客乡”，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且颇具特色。据统计，仅散布在赣南保存完好的革命旧址（群）、纪念建筑物等物质类红色文化资源就有267处[2]。因此大力开展红色旅游是振兴赣南苏区的特色形式。首先，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对革命旧居旧址做好修缮和保护，同时完善红色景点的旅游配套设施；增强旅游区的服务功能，实现红色旅游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其次，拓宽旅游渠道，深化与周边省市的旅游合作。赣南地跨赣闽粤三省，是珠三角、厦漳泉地区的直接腹地和内地通向东南沿海的重要通道，因而深化与闽西、粤东、粤北的旅游合作，对赣南苏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打造精品旅游景区和红色经典线路。通天岩、宋代砖城墙、八景台等人文景观，重视旅游资源整合，以瑞金为核心起点，向于都、石城扩展，重点创建一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建立融红色文化、绿色生态、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旅游于一体的红色文化旅游区”[2]让赣南成为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
第四，发展体验式旅游。设计一些与当地文化习俗相关的旅游产品，比如兴国红歌会、赣县谜灯会、瑞金、于都长征一渡团体竞争赛，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红色旅游的趣味性和观赏性，让红色文化的精神和内涵更直观地展现出来。
2.加快文化体系的构建，推动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
红色文化资源是赣南特色之一。应把红色文化基地充分利用起来，比如中央苏区红色博物馆、兴国将军馆、故居等，把它们作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发挥红色文化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提升赣南人民和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知。第二，应抓好文化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城乡公共文化设施。比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以及乡镇综合文化站、社区文化室、农家书屋等，为赣南人民了解红色文化创造资源条件。第三，扩大电视广播的覆盖区域，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让赣南人民都更直观的学习并了解红色文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文化创新，吸纳人才，鼓励社会、民间进行创新。比如发展红色新闻出版社或者以红色文化为特色的油画艺术，使之形成专业化的、有特色有内涵的文化产业。促进赣南专业化、科学化文化产业链的形成，积极开展红色文化创意园，赣南红色文化影视基地等红色文化产业园基地建设，实现赣南由红色文化资源大市向红色文化强市的历史性转变。
3.充分发挥红色文艺在红色文化弘扬中的宣传作用
红色文艺是红色土地上特有的艺术风范。红色文艺主要包括红色戏剧、红色山歌等。比如兴国山歌、赣南采茶戏、赣州东河戏这三项就已被纳入国家非物质红色文化遗产。红色文艺与红色文化是相辅相成的。红色文艺以一种生动形象的姿态展现了赣南地区人们的风采和精神面貌，同时又丰富充实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文艺的方式通常易被人们喜爱和接纳，丰富和宣传红色文艺活动可以助推红色文化的弘扬，并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因此文广系统、艺术团可以增加基层文艺巡演，努力创造反映苏区精神的文艺精品，逐步让红色文艺进校园、进课堂、进小区，培育乡村文艺能人，指导文艺宣传工作，激发大家对红色文化的热情，使赣南成为展示红色历史、文化、风情的大舞台。
4.培养一批具有丰富历史知识和红色文化知识的人才，编制红色旅游的教科书
红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资源。大学生作为弘扬红色文化的主体，人才的培养势在必行。只有具备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对红色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才能向外界准确传达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因此高校应重视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红色精神教育要进入学校教材之中，一方面，可以编制教科书，将红色文化纳入教育体系轨道。另一方面，通过制作红色旅游手册、红色文物宣传单等手段广泛传播红色文化知识。
5.打造赣南红色品牌产业
赣南有非常多特色资源，比如赣南脐橙、赣南硒鼓，这些都赣州本土的资源。要帮助这些产业越走越远，必须帮助树立文化品牌意识，并且在品牌中体现文化价值，提升赣南的知名度和形象。每一个优秀的品牌一定要有文化底蕴做灵魂，才不至于像空中楼阁，容易倒塌。因此赣南的品牌要做优秀应根植于红色文化，利用本土化、特色化、通俗化的红色产业披上文化的盛装，增加品牌附加价值。
赣南苏区的振兴发展，离不开一个充满浓郁红色文化的人文环境和氛围，不能缺少一条体现红色文化的旅游精品路线，不可忽视一个充满朝气的红色文化产业群，更要打开了解赣南苏区文化特色的最佳通道。
参考文献：
[1]荒坪.红土地与客家文丛-红色无际[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3.
[2]谢庐明，陈建平.赣南红色文化资源分析评价与开发研究[J].党史文苑，2007（20）.
[3]刘绍卫.加快红色旅游的发展[J].广西党史，2005（2）.
[4]付小清.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探析[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