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特征篇1
关键词：杜治政；医学伦理；美德；技术；利益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83-02
大连医科大学杜治政教授是我国医学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先后出版了《医学伦理学纲要》《医学伦理学探新》《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教程》《医学伦理学辞典》等专业著作，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300余篇。杜治政教授认为，医学哲学的灵魂是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建构又要围绕美德伦理、技术伦理、利益伦理三个基本维度。他的医学伦理观对于探讨我国当代医学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谋求其合理解决途径以及当前医学科学的研究和临床医学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价值。
一、美德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核心
杜治政教授医学伦理观的基础性前提在于他对医学和医学伦理学基本关系的思考。他认为医学是“躯壳”，医学伦理学是躯壳之“魂”；医学伦理学与医学亦步亦趋，相伴而行。首先，“医学伦理学的起点是医学，终点也是医学。一个医生运用某种技术医治病人，救人性命，本身就是一种善行，就是一种伦理行为。”[1]其次，“医生的美德（德性）伦理和医疗技术伦理是医学伦理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二者不能互相取代，亦缺一不可。”[2]当代医学一方面使人类在诊断、治疗、预防疾病的手段上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突现了许多医学伦理的新问题，譬如生与死的道德问题、卫生保健政策的制定在道德上的可允许性问题、生命质量与医学道德问题等诸多道德难题。杜治政认为，解决这些伦理难题的关键在于重塑美德伦理。基于此，他明确地提出了“美德”乃是“医学伦理原德”的医学伦理学核心命题。
美德伦理是基于我们“是什么”而断定我们要去“做什么”的一种伦理。美德伦理为塑造医生必须具备的职业伦理提供最基本的理论依据。杜治政提出的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医患关系模式，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美德要求。他指出：“医生的美德，是医学伦理学的起点，是医学伦理的原德。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医生做什么样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德具有医学伦理学母德的性质。”[2]
杜治政认为，美德是医学伦理学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医学主体群的内在要求。美德可以调节社会人群的各种关系，可以有效地净化社会。在医学伦理学中，美德伦理首先应当是医生的美德伦理。医生的美德是有效处理医学中具体伦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医学科学的精神支柱。在医患冲突升级的当今社会，医生美德显得尤为重要。杜治政认为，一个医生对身患疾病的患者表示同情，深切地想为患者解除痛苦，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无关技术高低的仁爱之心构成了医生的美德；高尚的医德是提供最佳医疗服务的保证。首先，医生对自己职业生活的崇尚和向往是美德的内在表现，具体体现在对各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规则、法规、标准的坚决执行力上；其次，医生的美德不仅表现在其对患者生死抉择的关注和责任上，更表现在其对病患的人道理解和支持上。正是这种稳定的、持久的医生美德才构成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永恒的保护伞。
显然，在当今社会，单一的医生美德已很难适应医学科学的飞速进步和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传统的美德伦理需有新的改造、补充和完善。对此，杜治政剖析了现代医学道德伦理的几个特点，其一，“医务人员的伦理道德观念由面向单个病人扩大到面向整个社会。”[3]即医生不仅要面对病人个体，而且需面对社会各种不同的群体。其二，医学道德主体与医学道德客体的扩大。即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亦成为重要的道德主体，道德客体也亦有亚健康和健康的加入。其三，医疗保健服务项目是传统的医学道德伦理的新进路。其四，现代医学道德伦理需补充公益论的原则。
美德伦理是医学道德评判的核心视角。杜治政认为，美德需内化为所有医学道德主体的思想理念，外化为实际的医学行为。医生的美德无疑是医学伦理学的归宿和目的，是当代医务人t道德修养的方向和目标，应成为医院和其他医疗建制决策的理论基础。
二、技术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基底
医学技术作为医学科学的工具化和实践化的延伸，是医学活动尤其是临床医疗活动的主体，是医学科学的现实存在形态。杜治政首先肯定了当代医学技术的重要性，指出医生如果没有医疗技术的支撑，其美德伦理就无法实现，就是空谈。在此基础上，他全方位地剖析了现代医学技术伦理的特征，尤其对于医学技术主体化问题、技术-资本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反思，试图为现代医学技术伦理的实践应用提供新的参考模式。
杜治政认为，医学技术就是医生在医学实践中的工具，医学技术伦理就是决定医生在应用技术时“该如何做”的问题。这是医生在应用医学技术时的道德向导，美德伦理最后必须通过医生运用医疗技术这一工具性的方法来实现。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生用于治疗疾病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手段愈来愈多，这就引发了该如何应用这些现代化设备和方法的伦理决策问题。这是医学伦理从医生自身的美德伦理延伸到以器械、手术等为主的技术伦理的阶段。
当代医学技术已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技术主体化已成为医学中的一种突出现象[4]。也就是说，当代医学的某些技术，已经开始脱离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开始基于其自身的发展潜能去决定能够实现的目标。其结果是：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医疗活动目的不再是为了人类健康服务，而是为实现医学技术的自身价值。这一问题在实践中表现为医生大量依赖检查数据、过度使用高新设备，诊疗受制于医学技术的科学性，而忽略了医生自身的经验性和病人的特殊性。此外，技术主体化实质上体现了技术与资本结合所呈现的特征，造成了医学宗旨的异化，甚至有可能造成技术对美德乃至人性的奴役。
杜治政指出：首先，技术伦理具有群体性特征。医学技术的主体已不再是过去单一的医生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的管理者、药商以及政府，使得技术伦理的责任分散化。其次，技术伦理具有多维性特征。医生的医疗行为内在于信念伦理，外在于制度伦理和责任伦理，其中以信念伦理作为一种道德的最高指示，也是医学技术伦理的最基本要求。再次，技术伦理具有过程性特征。从技术的创想到临床的实践应用，都应寓于一种必要的伦理学思考。最后，技术伦理具有或然性特征。也就是说，现代医学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促使要对其有一种预测和防范的伦理警觉。
三、利益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边界
在现代经济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医学科学的诸多实践行为尤其是临床医疗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问题。利益伦理即医学活动中展现的利益差别、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利益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利益差别而产生变化的。”这使得利益问题日益成为医学界面临的新危机[5]。医学伦理要在医生、患者以及相关社会各方利益博弈以及调和中产生、存在和发展，不能离开利益的语境而孤立存在。
然而，利益伦理这一重要维度往往被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所忽略。而这种忽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医学伦理学的研究缺失了其时代性特征，也缺失了一个能够作为其新的研究框架和条件的重要边界性参数。为了矫正这种缺失，杜治政明确指出：当今应把利益纳入道德范畴一并考虑；利益伦理不仅是当代医学伦理学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美德伦理和技术伦理的必要补充。“医学伦理学……只要我们精心思考一下，揭开其外层的种种面纱，便不难发现这些关系的背后正是利益的纠葛；而伦理学所寻求的也正是利益的合理调节和配置。实际上，我们对当代许多医学伦理问题的争论和研究，都没有绕过利益这个门槛。”[6]这样，杜治政从我国当前医学伦理学若干纯粹思辨性的争论漩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利益伦理的重要性。
杜治政认为，当今的卫生保健争论、以药养医问题、医患关系其实质都是利益使然。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应当将病人利益放在医务人员个人利益和其他利益之前，在这个前提下处理医疗服务的一切问题。这是杜治政利益伦理观的核心议题。他指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经济利益成为一些医学主体从事医学活动的价值取向和内在驱动力，这不仅导致了美德伦理的丧失，也导致了技术伦理的迷失。为有效协调医学活动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杜治政教授强调，我们要设置利益的道德界限，也就是让道德成为利益的内在保证，恪守利益的边界原则。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强卫生法制建设，使得从外部环境到医院集团以及医生患者都能够将各自的利益置于合理的道德限度内，从而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找到恰当的利益平衡点。在此过程中，当然也要支持并强调医务人员的合理利益。总之，只有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研究正视利益伦理的存在感，才能使利益伦理有效引导医学实践，规范医疗行为，也才能使美德伦理和技术伦理得以真正的实现。杜治政所主张的利益伦理本质上是一种人道功利主义。这是解决利益伦理问题的一种全新视角和向度。首先，人道功利主义强调利益的本质应当是人道的。也就是说，经济利益必须以整个社会人群的健康利益为出发点，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是人类最大的利益。其次，利益的博弈应具备合理的法制外部环境。最后，利益分配应当向社会弱势群体适当倾斜。这就是杜治政所提倡的以病人利益为导向的人道功利主义的利益伦理观的内核。
四、结束语
杜治政教授对t学伦理学的三重基本维度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的视域和理论深度。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框架，他明确指出，支撑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基本道德前提有三点：一是医生应忠诚于病人；二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关爱；三是将病人利益放在首位。所有这些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医学伦理学的最终旨归在于推动医学成为人道的医学、人文的医学、公平的医学，成为人人可及的医学。杜治政的医学伦理观是内容丰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内在于医学的医学伦理学，它不仅为我国医学伦理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处理当前医学临床实践中面临的伦理难题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为我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杜治政.医学伦理学魂归何处[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10）：1-4.
[2]杜治政.美德：医学伦理学的重要基础[J].医学与哲学，2014，36（9）：1-5.
[3]杜治政.医学伦理学探新[m].郑州：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10.
[4]杜治政.论医学技术的主体化[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21（1）：1-4.
医学伦理学特征篇2
由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iime）制定的《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以下简称《要求》）于2002年首先在我国高等医学院校试行，现已成为医学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献[1]。《要求》产生于现代医学伦理学观念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深入人心、而循证医学正迅速传播的医学变革时期，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要求》明确提出本科医学生的“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而医疗实践有赖于最新的有效的知识和信息。”根据《要求》的精神，笔者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从2009年5月开始尝试对在院实习医生进行循证医学教学的同时，阐述其内涵的现代医学伦理观念和临床意义，试图通过临床实习这种非正式的伦理学教育方式来强化医学生的伦理意识。在2010年实习医生进入临床的岗前教育中正式加入“循证医学及其伦理观”等专题讲座，使其在入科之前就植入“循证与伦理实习”的理念。
笔者所在医院实习医生分别来自青岛大学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潍坊医学院和泰山医学院等，虽然各院校教学内容不尽相同，但医学伦理学均是必修课。为了解实习医生对伦理学和循证医学的认知现状，入院培训时笔者针对性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医学伦理学淡忘者几乎为半数。进一步询问原因可知各医学院校的伦理学教育大都采用传统的、简单的、刻板的说教方式，学生普遍感到抽象而乏味，考试结束便束之高阁，进入临床的大多数实习医师对医学伦理学只停留在模糊的医德规范的概念上。对实习医生开展循证医学临床教学时阐述其医学伦理意义是一种教学尝试，对于刚入临床的实习医生，将伦理学与循证医学教育结合起来，有助于理解两者在医疗行为中的作用和价值。现从多方面论述这种结合的优势和意义。
1教学的支撑点——从临床实际剖析循证医学的伦理内涵
1.1从病人的角度和价值出发
循证医学从病人的角度和价值出发，客观地理解病人的内心感受和需求，主动维护病人的医疗选择权和决定权。这种仁爱之心和同理态度是医务从业者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医术进步所必需的精神动力。
1.2体现平等和公正原则
循证医学的信息交流体现了资源共享的平等和公正原则，有利于缩小现行医疗体制下不同级别的医院和不同水平从业者的差距。
1.3以试验数据为依据
循证医学强调以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数据为依据，最大程度地减少临床不确定性，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实现追求卓越的医德意愿。
1.4核心是为病人服务
循证医学的核心是为病人选择当前最新、最可靠、最合理的诊疗证据。减少医疗干预的失误，促进医疗决策科学化，以求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
1.5可使从业者自觉转变为追求终身教育
循证医学可使从业者由阶段性受教育者自觉转变为追寻终身教育，发挥出求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专业素质，实现职业行为的最优化。“这也是当代医学道德进步即实现当代医学的道德本质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2]
2教学形式——提高了规格，有利于教学相长
循证医学从简单解决医疗问题上升为探讨伦理问题，或为了解决伦理问题而争论如何处理医疗问题。这种辅车相依的复杂现象在临床随处可见，也正是临床实习医师的困惑之一。多学科交叉尤其是循证依据和伦理依据的综合评述是现代医学的特征，也是临床教学的难点，需要临床教师有较高专业和医学哲学的素养，同样也要求学生迅速脱离单一的书本教育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教学过程中教师的嘉言懿行与学生的感悟会产生心灵上的互动，增强彼此的互信和对各自职责的承诺。
3教学内容——扩大了视野，贯通了伦理与医疗之桥
实习医生需要学会用“用道德价值和原则检验此范围内人的行为”[3]。密切联系实习场景所处的医患关系、医患心理及社会舆论等，但在淡忘或轻视的情况下，即使一如既往进行了入院前医德医风教育，大多数实习医生也不会将所学伦理学知识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将循证医学与伦理学并重地进行探讨，使现实中的价值判断和因果剖析更加丰富直观，笔者并不摒弃曾经的教材，相反，是让实习医师重温这些教材的重要概念，在老师的指导下主动结合临床现实，在实践循证医学中领悟其伦理蕴意，并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
4教学方式——增加了授课的生动性
近年的本科实习医生基础知识扎实而联系实际不足，求知欲和自主意识均较强，面对择业、考研等竞争，学业上多有偏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教学活动会积极参与，对自认为重复性培训和低水平的讲座常采取抵制态度。如何让他们同时对两门看起来“无关又无用”课程感兴趣，甚至要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教师的态度和方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拮取和剖析循证医学和医学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并采用逻辑推理对两者进行链接，阐明其不可或缺的临床作用是本项教学的特征。一个拔新领异、鞭辟入里的讲坛才能激发好奇心，满足求知欲。实践循证医学的步骤是提出问题-查询证据-解决问题，在教学中笔者也循此方法，即“循证教学”，讲课中时常面对医疗措施提出针对性伦理问题，师生共同讨论。“教师在医德教育中的作用就是体现在其问题设计要击中矛盾的要害，并产生碰撞，激发学生的思考兴趣。”[4]对初学者来说，临床伦理问题常常不能给出标准答案，教师只需把握住原则，重要的是实习医师在参与讨论医疗行为中的伦理问题过程中，完成了医学伦理意识的培养和医德素质的提升。
5教学效果——强调实用性
医学伦理学特征篇3
1.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特征。根据Ci-omS(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和wHo(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的界定，“研究”指为了发展或促进可普遍化的知识而设计的一类活动，可普遍化的知识包括理论、原则或联系、或作为其基础的资料积累，它们可被人们公认的观察与推理的科学方法所验证。“生物医学研究”这一术语表明了相关研究与人体健康具有联系。由于医学学科的特征，生物医学研究“在某个时候还要求进行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包括:研究某一生理、生化、病理过程;研究健康人或患者对某一具体干预措施(物理的、化学的、心理的干预)的反应，在比较大的人群中进行诊断、预防或治疗措施的对照性试验，其目的是在个体生物学差异的背景下显示对这些措施的可普遍化的特异性反应;研究确定某些具体预防或治疗措施对个体或社会产生的后果，在各种情况和环境条件下与人类健康有关的行为研究。因此，研究可能会涉及社会环境，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操纵环境因素而影响偶然接触的个人。人类受试者研究包括为健康目的而进行的病原体和有毒化学物质的现场研究。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遗传学、生物化学、细胞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突破性进展，尤其是人类基因序列图的完成和克隆生命的问世，表明生物医学研究已进入基因层次。
2.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沉痛历史教训。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一方面可以造福人类，另一方面有些研究也会伤害受试者，致病、致残、甚至死亡。例如，里德(walterReed，1851～1902)的黄热病研究。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蚊子可能传播黄热病，但不确定。为此，里德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首先在他的成员自己身上进行，有意让蚊子叮咬他们，但当研究的一个成员死于黄热病后，其他成员决定不再冒这个险。里德决定招募西班牙工人做受试者，与他们签订了一份合同，但合同对黄热病的严重性轻描淡写，而对提供的医疗保健做了空洞的许愿。骇人听闻的德国法西斯的人体试验，惨无人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的人体试验的受试者主要是犹太人、吉普赛人、战俘、政治犯和其他人。纳粹残暴的人体试验有:压力试验、细菌试验、“冷冻”试验、真空试验、绝育试验，等等。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是“冷冻”试验。约有300人被用来进行400次的冷冻试验，直接被冻死约80～90人，其余的人被杀害，有些人发了疯。前后约有数千人死于纳粹各种各样的反人类、不人道的研究。日本的731部队人体试验更是灭绝人性。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建立了一批从事人体细菌试验的杀人工厂。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位于哈尔滨市郊区平坊的731部队(石井支队)。受试者大多数是中国爱国者或游击队员，其他是无家可归者、吸鸦片者、智残者、战俘、“外国间谍”和罪犯。受害者包括中国人、俄罗斯人、蒙古人和欧洲人。试验内容包括:强迫细菌试验、活体解剖、在严寒和野地进行冷冻和细菌弹联合试验，等等。根据非常保守的估计，在1941～1945年间，至少有3000人死于石井支队，这个数目不包括1941年以前死亡的人以及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死于其他死亡工厂的人。有人估计，至少有5000～6000人死于长春、牡丹江、南京等地的细菌战死亡工厂。在美国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柳约斯特登岛的柳溪医院的肝炎研究、犹太人慢性病医院癌症研究和化学毒气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是违反伦理原则和规范的，是不人道的人体试验，都是犯有反人类罪的罪恶行径。
二、医学研究受试者的主要权益
受试者具有多种权益，如知情同意权、自、隐私权、生命安全和健康权，在遭受伤害时得到经济赔偿权、随时退出试验权、监督试验过程权，等等。
1.知情同意权。人体试验受试者享有知情同意权，最先由《纽伦堡法典》明确提出和界定。这部伟大文献的逻辑起点就是肯定了人体试验受试者享有知情同意权，并且把知情同意作为十条规则的第一条:“受试者的自愿同意绝对必要。这意味着接受试验的人有同意的合法权利，应处于有选择自由的地位，不受任何势力的干涉、欺骗、蒙蔽、挟持、哄骗或者其他某种隐蔽形式的压制或强迫。”《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进行试验性临床医疗，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属同意”;“未经患者或者其家属同意，对患者进行试验性治疗的”要负法律责任。知情同意权的主要内容有:试验研究者向合格的受试者告知真实的、充分的能够被正确理解的必要信息，使受试者知情，在此基础上由受试者在不受强迫或不正当影响、引诱、恐吓的情况下做出理性的选择;如果受试者本人不能行使知情同意权，可征得其委托人给予知情同意，知情同意的法律依据是受试者签订知情同意书。在试验的过程中，受试者有权退出和终止人体试验。
2.隐私权。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患者的基本权利包括隐私权。隐私权是指受试者享有不公开自己病情、家族史、接触史、身体隐蔽部位、异常生理特征、基因信息、遗传数据、参加试验及试验结果、受试者提供的有关个人生活、行为、生理、心理等方面的隐私。有权要求给予保密，不得向外泄露。
3.经济赔偿权。当由于试验者的行为而导致受试者的身心遭受一定伤害时，受试者有权向其索取经济赔偿。如试验者出现以下行为，受试者应当得到赔偿:没有签订规范的知情同意书;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未征得同意继续进行试验;试验过程中更换受试者未知的药物、试验的仪器、设备及试验方式、方法，并且此项更改没有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在试验过程中，由于试验操作人员的失误对受试者造成伤害;试验后，受试者出现除预期结果以外的异常情况，对其身体及生活带来不便、伤害、甚至致残、死亡。上述这些伤害，试验研究方要给受试者经济赔偿。
三、医学研究受试者的权益保护策略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受试者享有一定权益，受试者的权益应受到合理保护，各级政府和科研管理部门、科研单位、试验研究者应采取科学有效的举措，使受试者权益确实得到保护，应采取如下策略。
1.提高试验研究者及管理者的道德素养。提高试验研究者及管理者道德素养是保护受试者权益的基础性工程，是防止试验研究者发生越轨行为的第一道防线———道德防线。国务院总理2009年2月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从中可以看到道德的地位和作用是何等的重要。依靠道德的力量可以正确把握科研方向和目的，道德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发挥作用的，完全是一种自律。通过提高科研道德认识，培养科研道德情感，坚定科研道德意志，树立科研道德信念，养成良好的科研道德行为习惯，就会自觉保护受试者的权益。
2.遵循科研伦理原则、准则和规范。遵循科研伦理原则、准则和规范是规范试验研究者行为，保护受试者权益的第二道防线———伦理防线。在进行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整个过程中，试验研究者要严格遵循行善原则、尊重原则、公平和公正原则、不伤害原则等四项基本原则;还要严格遵循知情同意原则、最优化原则、保密原则、生命价值原则等四项应用原则，通过用伦理规约规范试验研究者的行为。伦理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它是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宽阔地带，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伦理是解决你必须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应得到充分的保障，试验研究者要充分告知受试者必要的信息，告知的信息应尽量全面细致、通俗易懂。在受试者充分理解信息的基础上，由受试者自主选择同意还是不同意参加人体试验。知情同意书是确定受试者知情同意的依据，对于告知的事项都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有详细解释和说明，并获得受试者的同意。知情同意书上应载明受试者参与和配合事项，明确受试者的权益，包括对实验研究机构的选择权、隐私权、对知情同意的撤回权。与此同时，受试者隐私权和保密权应得到充分保障，如基因信息隐私，基因信息保密，受试者因受到意外伤害、死亡而享有的经济赔偿权应得到保障。
3.充分发挥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作用。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人体实验，开展新的医疗技术，高新的仪器、设备的开发应用等都要由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进行医学伦理审查。这是第三道防线———伦理审查防线。这是最重要的防线，也是关键的程序和步骤，不可或缺。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主要审查研究项目的科学性、科研设计的合理性，科研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和科研条件是否具备，研究是否符合医学伦理，科研方向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医学目的，受试者是否知情同意，受试者个人隐私保护的措施是否严密。评估受试者的利益与风险，对受试者风险的考虑必须重于对科学/研究利益的考虑，重于对研究者希望从研究中获得科学/学术价值的考虑，必须尽可能将研究受试者的风险减到最低，研究设计和实施必须遵循科学方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原则是:尊重和保护受试者自主决定同意或者不同意受试的权利，严格履行知情同意的程序，不得使用欺骗、利诱、胁迫等不正当手段使受试者同意受试，允许受试者在任何阶段退出试验。受试者的安全、健康和权益的考虑必须高于对科学和社会利益的考虑，力求使受试者最大限度受益和尽可能避免伤害，减轻或者免除受试者在受试过程中因受益而承担的经济负担。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必须严格按程序进行，审查的相关材料必须提前三天以上送到委员手中，在审查的过程中委员要严肃、认真，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充分发表意见，不迁就、不照顾，审查不走过场。
医学伦理学特征篇4
关键词:护理伦理,护理教育,伦理环境
1 临床护理工作中存在的伦理问题1.1 忽视多元文化护理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内外人口的流动使得为不同国籍、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人群提供护理服务成为一种必然。多元文化护理是指对世界上不同文化的民族进行探讨并分析,重点研究其不同的传统照料方式、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人民的信念和价值观,并运用这些知识为不同民族的人民进行共性和各异的护理。我国的护理教育曾经在课程设置上过多关注基础医学教育,而忽视对人文知识的要求,与国际先进的护理教育相比有较大差距;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与现代国际护理的要求不相符合。很显然,缺乏人文素质的护理人才不可能胜任多元文化的护理。美国的护理特别强调精神护理,而中国更多地偏重于传统的护理技术,美国的注册护士考试Rn(Registerednurse)与国外护校毕业生护理考试CGFnS(Com-missiononGraduatesofForeignnursingSchools)不仅考察专业护理知识,不少考题还涉及来自不同国家民族护理对象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我国护士多元文化知识缺乏,按中国文化习惯或中国传统的护理理念的回答则难以被认同。对多元文化缺乏了解,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势必无法转换观念,以护理对象的立场思考问题,也就谈不上尊重护理对象的权利和尊严。
1.2 关爱与人性化服务不够关爱是关怀伦理学的核心品质,关爱是人类生存、健康和提高病人适应能力及促进康复的重要因素。根据以人为本、关爱生命价值的护理服务是护理人员必备的最有价值的品质。但是根据调查,护士的关爱行为及关爱能力现状不容乐观。沈梅芬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导致护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护士关爱意识的缺乏。黄萍则发现在产科中部分医护人员言行怠慢、态度粗暴,在分娩流产室内对于未婚引产、流产或婚前曾有生育史的产妇语言不文明,甚至施以侮辱性的语言;对于产妇则言语冷淡,态度粗暴,缺乏体贴。由此可见,我国护理要真正达到社会和病人所期望的护理服务质量尚存在不足。另外,现代诊疗监护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医护人员过多关注疾病和技术参数而忽视病人的存在,忽视与病人的情感交流和对病人的人性关心,导致护患关系的物化和失人性化。
1.3 不能充分认识和维护患者的权利据2004年4月27日新浪网的信息:调查显示,我国约有92%的顺产母亲都接受过侧切手术,其中77%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接受侧切。袁美莲对某县级医院发生的80例医疗纠纷进行总结和分析后发现,医疗过程中告知不详细是引起医疗纠纷的重要因素。由于临床医护过程中对患者的保密权和隐私权也缺少保护意识和相应的保护措施,我国现阶段护理过程中涉及的患者的保密和隐私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1)患者个人资料的泄露;(2)患者身体秘密部位的暴露;(3)患者个人秘密的泄露;(4)教学实习中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犯。
2 落实当代临床护理伦理职责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其对策落实当代护理伦理职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贺丽春等医学与哲学国内护理伦理教育起步较晚,中专没有开设护理伦理课程,经有关学者调查,我国35所高等护理院校护理伦理学教学现状分析发现:国内不少学校在护理课程设置上,没有具体明确护理伦理学课程的地位和性质,仅有58.1%的学校定位为专业任选课程,29.0%的学校定位为必修课程;大部分学校护理伦理学讲授内容涉及面较广,但欠缺目前我国临床护理急需的有关伦理决策问题和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开发而带来的各种伦理问题;任课教员的大部分未能得到系统的教育和培养,没有伦理教学经验的任课教员占51.4%,教师对护理伦理认识不足或非医疗护理专业教师授课等因素造成了教学内容过于局限、老化和教学方法简单,大部分趋于理论讲授和个案分析,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另外,医疗保健系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积极的伦理大环境,经常会出现理论上学习到的和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不统一的现象,这势必影响医护人员临床的伦理决策与伦理实践。所以,要解决落实当代临床护理伦理职责存在的问题,不仅要从护理教育着手,营造理想的医疗护理伦理环境也很重要。
2.1 改革护理学专业伦理学教育2.1.1 转变观念,注重培养医学伦理思维能力改革护理伦理学教育,首先要转变观念,明确教育目标,即培养在伦理学上能够负起责任并具有伦理决策能力的护士;重视对护理学专业的学生进行系统的伦理学教育。在转变观念的基础上尽快培养专业护理伦理教师队伍,完善课程设置,理论联系实践,调整护理伦理学教育内容,拓展和丰富目前我国临床护理实践急需的有关伦理决策问题的有关内容,例如:人工授精、体外受精、堕胎、有生理缺陷的婴儿、脏器捐献及移植;儿童、精神病患者、残疾人的权力;脑死亡、人体实验、自杀、安乐死、临终关怀、基因治疗、撤除生命支持措施、放弃治疗、护生的角色等。培养学生对那些处于争鸣阶段的实践前沿课题的道德推理和判断能力。
2.1.2 重视多元文化护理教育设置多元文化教育课程培养学生多元护理能力,如开设护理社会学、人类文化学、民俗学、跨文化交流学等课程;设立专职教学人员,采用提供资料、开设讲座、自学导读、情景教学等多种方式,向学生灌输多元文化知识,通过学习使学生形成多元文化价值观、态度和行为,从护理角度了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人们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习俗禁忌、宗教信仰、饮食习惯、健康观念、医疗卫生保健制度以及常用护理手段,使学生潜移默化形成多元文化护理观念为临床多元文化护理实践打下基础。
2.1.3 实行关爱与人文素质教育关怀伦理学倾向于用关怀,而不是原则和推理、判断和证明来分析和解决道德困境;并且更注重人们的情感、感觉和需要。195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albertSchweitzer提出的“敬畏生命”的观念认为,面对生命的个体,仅有科学技术的知识和实践是无法进入医学职业生活中纯粹的理解和智慧那片领域的,同时还应包括幸福与尊严的分享。医学征服疾病的业绩是巨大的,但面对病人、面对人类,若失去敬畏之心,那么医学又将是有缺陷的。医学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越是新技术应用于临床,越需要伦理学的评估,而敬畏生命是伦理学的重要内涵。在整个护理教育过程中,对人文素质教育及关怀教育应贯穿其中,这种教育并不仅是人文知识的灌输,而是人文精神的内化,因为医学本身是充满人性的科学。
2.2 营造理想的医疗护理伦理环境在伦理环境体系里,伦理环境反映了周边环境对于某种伦理行为的价值观的理解,包含了医疗保健提供者在做日常伦理决断时约定俗成首先选择的价值观。实践环境包括一些可观察到的特征,如工作条件,以及为护士制定预期目标的成文的政策及程序,还包括一些比较隐性的特征如非正式的同行规范等。组织结构、角色种类、健康与安全倡议、投诉机构、伦理委员会、赔偿体系和严格的程序都会促进坏境的形成,这些坏境可能存在障碍,或有助于促进道德行为或完成专业任务。所以,在医疗保健体系里,营造一个积极、舒适、充满人文关怀的伦理环境是很重要的,医疗保健系统在强调“硬性”服务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加强和提高“软性”服务的能力,如医疗服务意识的确立、服务氛围的营造、服务程度的科学性、服务态度的优良、服务管理能力的高低等。只有硬性和软性服务能力都达到了一定的服务水平时,科学、有效、高质量、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才能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1] 邱仁宗.护理伦理学:国际的视角[J].中华护理杂志,2000,35(9):569-573.
[2] 漆俐红,赵桂林.多元文化护理中的人际沟通[J].护理学杂志,1996,11(5):305.
[3] 蒋海兰,曹和安.护理教育应对多元文化护理的对策[J].现代护理,2006,12(17):1648-1649.
[4] 王 霞,陶新陆.经历CGFnS资格认证[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5,21(8):65-66.
[5] 吴亚君,陆 裴,张培生,等.护士对病人关爱需要的认知及关爱行为的探讨[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4,20(5):60.
[6] 沈梅芬.从伦理角度看神经外科护患矛盾形成与化解[J].护士进修杂志,2002,17(12):906-907.
[7] 黄 萍.产科开展人性化服务与管理的伦理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19(2)53-54.
[8] 袁美莲,喻 坚.80例医疗纠纷的综合性分析[J].现代护理,2006,12(22):2153-2154.
[9] 朱 姝,王 营,孙秀玲.关于护理过程中患者隐私权的探讨[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4,17(5):39-40.
[10]李春玉,金锦珍,崔仁善.35所高等护理院校护理伦理学教学现状的调查分析[J].中国护理管理,2006,6(20):12-13.
[11]黄海珊,张静平,邓小梅.刍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临终关怀[J].医学与社会,2006,19(9):36-38.
[12]HanSS,KimYS,UmYR.thestatusofnursingethicseducationinKorea4-yeas-collegeofnursing[J].韩国看护教育学会志,1999,5(2):376-387.
[13]蒋海兰,曹和安.护理教育应对多元文化护理的对策[J].现代护理,2006,12(17):1648-1649.
医学伦理学特征篇5
关键词：高职;护理伦理;自主原则;微课;教学设计
一、课程简介
本微课设计适用于高职护理专业，教学对象为高职大专护生，本微课隶属于《护理伦理与法规》课程，微课名称为护理伦理自主原则，知识点包括自主原则的涵义、自主原则适用的对象、如何保障病人的知情同意权、自主原则使用时的注意事项。教材为《护理伦理与法规》，龙亚香主编，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一版）。
二、教学背景
本次教学主要讲授护理伦理中的自主原则，自主原则与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一起被称为护理伦理四大基本原则，其中自主原则是医护人员在医疗实践活动中首先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结合实践中的经典案例，以点带面的介绍自主原则是本次教学的主线。本次教学活动安排在讲授完“第四章第一节护理伦理的基本原则”后进行。
三、教学目标
（1）理解护理伦理自主原则的涵义;（2）掌握自主原则适用的对象;（3）理解并掌握如何保障病人的知情同意权;（4）掌握使用自主原则时的注意事项。
四、教学设计
（1）经典视频案例导入：引入主题，即在知情的前提下病人及其家属拥有自主决定权。（2）准确理解内涵：①自主原则指医护人员尊重病人的自主性，保证病人自己做主、理性地选择诊疗决策的伦理原则。②只有符合条件的病人才能赋予其自。（3）重点讲述：①病人的知情同意权的概念和内涵，临床中如何保障病人的知情同意权。②自主原则使用时注意事项，一是不能仅为病人提供信息，把一切问题都推给患者。二是当病人坚持自己的意见拒绝正当治疗时，医务人员应该如何应对。（4）回应开场：案例中患者家属在场其精神正常，根据护理伦理自主原则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必须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并签字方可进行手术，案例中医院及医生的行为并无不当。（5）回顾小结，案例拓展。
五、教学过程及内容
（一）案例导入。2007年11月21日下午16点左右，怀孕9个多月的李某由在北京打工的肖某带到北京朝阳医院（西区）诊治感冒。医生检查发现，李某已经全身水肿，呼吸衰竭，随时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手术剖宫产，让肖某签字同意手术，肖某表示没有钱，院方答应为其开通绿色通道先免费治疗。但是，无论医护人员、其他病友及家属、警察怎么劝说，肖某始终拒绝签字同意，理由是他们仅仅是来“治感冒”的。并且在手术同意书上写下：“坚持用药物治疗，坚持不做剖宫产手术，后果自负。”为确认其精神没有异常，医院紧急调来已经下班的精神科主任，经过鉴定，其精神完全正常。医院一方面上报了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各级领导;一方面请“110”民警紧急调查该孕妇的户籍，试图联系上孕妇的其他家属。卫生主管部门的指示为：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医院几十名医生、护士爱莫能助，在抢救了3个多钟头后（19点31分），李某和腹中的胎儿双双死亡。事件发生后，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的人认为：患者在手术前签写知情同意书是一个法定程序，要实施医疗手术，必须有其家属表示同意手术的签字方可进行。也有人认为：医院是救死扶伤的机构，面对可能要发生死亡的情况下，不管是在什么状况下，都要尽全力进行抢救，以保全生命。我们现在的医疗机构不敢承担责任而放弃自己的救死扶伤义务，宁肯选择死亡也不敢选择所谓的“违法”，是院方逃避法律、道义、社会责任的行为，医院医生为了自我保护，救死扶伤的医德、医风早已荡然无存。提出问题：1.上述两种看法你同意哪一种？为什么？2.医院和医生在诊疗救治过程中的行为是否正确？
（二）引入主题。要判断医院和医生行为是否恰当，要用到护理伦理的首要原则――自主原则，自主原则是指医护人员尊重病人的自主性，保证病人自己做主、理性地选择诊疗决策的伦理原则。
（三）自主原则适用的对象。自主原则只适用于具有理性思维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病人。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则不应该授予自。
（四）知情同意。关于知情权，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
11条明确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院及医务人员应当将病人的病情、医疗方案、可能出现的危害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病人及家属的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良影响。”在导入的视频案例中，病人的病情非常紧急，孕妇难产，呼吸衰竭，心脏和肾脏功能都极度衰竭，随时有生命危险。医疗措施是准备采取抗感染、抗心衰的同时进行剖腹产手术，以减少孕妇心脏的负担。医疗风险是手术可能失败，导致产妇、胎儿死亡。
在知情权的基础上，病人再行使同意（否决）权，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明确规定：医院施行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怎么样来保障病人行使同意权：第一种情况，是取得患者本人以及家属或者关系人双方同意并且签字;第二种情况，无法取得患者本人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第三种情况，既无法取得患者本人意见又无其他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时，要由主治医师提出医疗救治方案，经过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相关授权人同意并签字后，再来实施治疗。
（五）回应导入案例。案例中患者家属在场且精神正常，根据护理伦理自主原则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必须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并签字方可进行手术，案例中医院及医生的行为并无不当。
（六）自主原则使用时注意事项。第一，当患者或者家属由于知识不足或者其他原因拒绝治疗，而这种拒绝将会带来不良后果时，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医护人员要进行积极的劝导，告诉其利害关系及可能产生的严重状况，同时要积极寻求病人其他家属的帮助，必要时可以行使医护人员的干涉权。第二，自主原则并不意味着医生和护士仅仅是提供信息，把一切的责任都推给患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站在病人的角度，给他们提供有利的意见或者建议，比如有的病人因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情绪非常消沉，要求放弃治疗。这时，我们不能因怕引起麻烦或纠纷而听之任之，我们应该尽自己的责任耐心地、积极地劝导，帮助病人做出恰当的选择。
六、教学特色
（1）故事带入法。引入了社会实践中发生的经典事例，以视频的方式呈现出来，更易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和思考热情，加深对理论概念的理解和运用。（2）案例分析法。将经典案例的分析贯穿到各个关键知识点的学习和应用中去，紧紧围绕案例进行教学，最后通过课后案例的探讨统领全课知识点。（3）图表显示法。舍弃部分枯燥的文字表述，通过色彩鲜明的图表、漫画等形式，展示教学内容，一目了然便于理解记忆。（4）师生互动法。通过提问检验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把握程度，活跃课堂气氛，启发学生思考。
参考文献：
医学伦理学特征篇6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托伦距离首都华沙190公里。说托伦小,那是因为它占地面积不到120平方千米,人口只有20多万。城市虽然不大,但是,托伦的名气可不小,它被称为是波兰最古老、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甚至还有“波兰七大奇迹之一”之美誉。
12世纪,一个日耳曼医院的慈善团体演变成了一个军事组织,它就是“耶路撤冷的德意志圣玛丽医院骑士团”,简称条顿骑士团。13世纪初,条顿骑士团的活动中心转到东欧的时候,在维斯瓦河北岸建起了一座城堡,作为征服北部的普鲁士人的基地。这座城堡就是现在托伦城的雏形。如今这座城堡只剩下残垣断壁,但它的地下堡垒遗址里仍有许多能再现当时战地医院的场景,城堡的天井里还有骑士团的十字徽章和穿着白袍的人物雕像。这些似乎都在告诉人们,条顿骑士团当时对波兰北部普鲁士人的征讨有多么惨烈。有这样的说法:托伦城堡是条顿骑士团“征服普鲁士和感化普鲁士的历史象征”。在被征服之前,普鲁士人与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一起属于波罗的海地区的族群。
托伦城堡是两层的方院,里边设有兵工厂。离它不远的地方,是托伦的中心广场。广场起初只是一个布匹交易场所,以后陆续建起一些带有哥特风格的建筑,其中最典型的是带有一个40米高塔楼的托伦市政厅,它建造于1391年,在以后的岁月中数次毁于战争和火灾,但又数次重建。现在,它是一座博物馆,主要展出各种玻璃彩绘和14世纪以来的基督教雕塑和宗教绘画。到了14～15世纪,当德意志北部商业和政治性的汉萨同盟兴盛的时候,托伦也加入了进去,成为这个同盟控制区域中的一个重要商业中心。那时的托伦手工业和酿酒业、绘画和雕塑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此时,托伦城里又出现了许多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来自波希米亚、德国、荷兰的能工巧匠都留下了他们的精湛作品……所有这一切,让托伦成了波兰最为古老、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1997年托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3月,托伦还与中国风景如画的桂林结为友好城市。
哥白尼就诞生在这座小城
托伦有名,不仅因为它有800多年的厚重历史,还因为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曾提出“日心说”的尼古拉•哥白尼就出生在这里。在中国,很多人不一定知道托伦,但大都知道哥白尼。
1473年2月19日,哥白尼出生于托伦的一个富足的商人之家,他幼年父母双亡,由舅舅抚养大。18岁时根据舅舅的安排考入克拉科夫大学攻读医学,几年后又来到意大利,先后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学习法律、医学和神学。在读书期间,哥白尼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仅熟知古希腊的天文学理论,还掌握了天文观测技术。大学毕业后,哥白尼虽然做了一名职业医生,但几乎将全部的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天文学研究。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正处于社会剧变的前夕,时代的进步与反动直接体现为科学与神学之争。这样的时代对哥白尼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受人文主义气氛的感染,哥白尼不满科学服务于神学的婢女地位,他所挑战的是中世纪得到教会支持并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地心说”。经过长达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哥白尼终于于1530年写就了《天体运行论》。经过精准的计算,他科学地论证了地球绕其轴心运转,月亮绕地球运转,地球和其他所有行星都绕太阳运转的事实,从而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理论。另一方面,他对天主教会用残酷的火刑来惩处“异端”又十分害怕。所以,他虽然40岁时就提出了“日心说”,60岁时在罗马做了一系列演讲,但直到晚年才决定将此书出版。
科学与信仰的冲突与和解
在哥白尼70岁的时候,他收到出版社寄来的《天体运行论》样书。可惜的是,第二天,他就在波兰北部一个不起眼的村子弗洛恩堡去世了。哥白尼最后的30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至今弗洛恩堡这个小村仍小心保护着500年前哥白尼观星的塔楼。对哥白尼本人来说,这样的结局既可了却自己的心愿,又避免教会对他的迫害。然而,《天体运行论》还是成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眼中钉。它一问世就受到了教会的禁止,1616年被列入异端学说名单,直到1835年才被从禁书名单中撤了下来,而此书真正与读者见面差不多已距哥白尼去世300年。
《天体运行论》的解禁意味着科学与教会和解的开始,从禁止到承认再到盛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世人鲜知。回国后修改此文时,我从媒体看到了一些最新进展。或者是哥白尼自己的意愿,或者是安葬者为了以后的安宁,安葬哥白尼时没有留下他的墓铭志。数百年来,没有人知道埋葬哥白尼的具体地方,波兰人在不断寻找他的墓穴,直到2005年,终于在弗洛恩堡大教堂里找到了一副老者遗骸,法医实验室的面部复原与现存的哥白尼画像吻合,而对遗骸牙齿和哥白尼留在藏书中的头发的Dna比对完全一致。今年的5月22日,弗洛恩堡大教堂为哥白尼举行了重新安葬仪式。哥白尼的墓碑刻的是六颗行星环绕金色太阳的太阳系天体运行图。教会方面盛赞哥白尼为人类留下了“全心投入、更重要的是科学天赋”的遗产,称这次葬礼显示了科学与信仰的和解。
哥白尼生于波兰葬于波兰。但有意思的是,德国有些媒体时不时地要对哥白尼歌颂一番,甚至把他列为德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说哥白尼讲德语,或许其祖先是德国人。本来波兰就对历史上德国和普鲁士长期占领其领土怨恨很深,德国人的这种说法令许多波兰人深感羞辱。
哥白尼成了托伦的标识
哥白尼成为文艺复兴运动中众多明星之一,《天体运行论》则标志着“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哥白尼成了托伦的象征,托伦甚至叫“哥白尼城”。就像图拉之于列夫•托尔斯泰、雅尔塔之于契柯夫、魏玛之于哥德一样,托伦城里到处都有哥白尼的“身影”。
到了托伦,一定得参观哥白尼故居。这是一座三层红色楼房,位于哥白尼大街上。世事沧桑,这座小楼不知几经风雨,几番修复,1960年正式建为哥白尼博物馆。博物馆里除了介绍哥白尼生平,还展示他《天体运行论》的手稿、参考书、望远镜等。
医学伦理学特征篇7
[关键词]人的尊严生命尊严价值原则伦理原则
[中图分类号]B82-0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6-0118-07
近四十余年中，生命伦理学取得了巨大成就，解答了许多临床和研究实践中的生命难题，使生物医学技术在总体上沿着道德合理的方向前行；一系列生命伦理文件、法律、法规以及伦理委员会制度不仅为践行生命伦理提供了制度保障，还为其他应用伦理学学科的体制化提供了借鉴；生命伦理学的勃兴还带动了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生物法学、医学卫生管理学、生命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然而，近年来国内频繁出现的医疗事故、食品安全事故、生产事故反映出我们在生命价值观层面存在严重问题。生命伦理学是否应该在重塑生命尊严方面作出贡献？是否应该把生命尊严的价值理念推向国家立法、决策管理以及人们的行为？回答是肯定的，但遗憾的是，生命伦理学除了三项基本原则（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之外，并没有一个统摄各项原则的价值观。再回眸学界，一个“幽灵”徘徊在生命伦理学田野已近十年，那就是关于“尊严”是否有用的争论。这一牵动全球的学术论争之所以旷日持久，至今悬而未决，也与学科缺乏对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研究有直接关系。
应该说，生命伦理学在初创阶段不要忙于建构理论，应当脚踏实地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并在其中积累经验、积淀理论的“颗粒”，是一条正确的学科发展思路。然而，今天，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挑战说明以原则“解难题”的研究范式不可能走得更远。生命伦理学的继续发展亟须加固学科的基础理论，尤其需要申明自己的价值观念。这项工作就是为生命伦理学“立心”。可否以“人的尊严”（涵盖人的生命尊严和人格尊严）为生命伦理学“立心”？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许多活生生的案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尝试十分必要，而且意义重大。
一、“尊严”价值观与生命伦理实践
1979年美国保护生物医学与行为研究之人体对象委员会（CommissionfortheprotectionofHumanSubjectsofBiomedicalandBehavioralRe-search）（暨第一届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了《贝尔蒙特报告：保护人体研究对象的伦理学原则和指南》，提出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三项基本原则。三十多年来，三项原则不断充实，被赋予明确的伦理内涵和道德要求，运用中显示着有效性和完备性，逐渐被认同为全球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但是我们还是遇到了困扰：当三大原则在决策时发生冲突该怎么办？为说明此种情形，我们以一个尚存于记忆中的悲剧为例。
2007年11月21日下午3点左右，湖南来京人员肖志军和妻子李丽云来到了朝阳医院京西分院看感冒。此时，李丽云已有9个多月的身孕。接诊医生诊断李丽云感染了重症肺炎。李丽云在入住妇产科二病房后，医生们诊断肺炎导致产妇的心肺功能严重下降，产妇和胎儿都有危险，必须马上行剖宫产。按照规定，手术前必须得到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由于李丽云陷入昏迷，肖志军成为唯一有权签字的人。当医生将手术单递给肖志军时，肖志军拒签。医生两次对李丽云进行心肺复苏，肖志军仍然拒绝，他在手术通知单上写：坚持用药治疗，坚持不做剖腹手术，后果自负。第三次手术机会丧失后，晚7点20分李丽云因为严重的呼吸、心肺衰竭而不治身亡。李丽云死亡后，其父母朝阳医院，认为朝阳医院没有对李丽云采取有效的救助措施，最终造成一尸两命的惨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9年12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根据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果，判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的医疗行为与李丽云的死亡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法院驳回了李丽云家属的诉讼请求。李丽云的父母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lo年3月2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2010年4月28日作出终审宣判，驳回了死者李丽云家属的上诉，维持原判。北京市朝阳医院认为，院方对患者提供了积极的医疗救助与人道主义关怀，在患者“丈夫”签字拒绝手术的艰难情况下，已经使用了法律范围内所有可以使用的办法救助患者，充分履行了医院与医务人员的职责。患者“丈夫”的不配合与明确拒绝手术治疗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原因。口’
“肖志军拒签致妻死亡案件”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更在人们的道德良心上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切口。入院时身无分文的李丽云母子死在具有救治条件的医院病房里，不是因为经济原因（医院已经决定免费入院治疗），而是因为未能获得关系人肖志军的签字。也就是说，一纸不同意手术治疗的知情同意书居然成为抢救两条人命不可逾越的障碍。医院为了获得签字，不惜动用了神经科主任判断肖志军的精神是否正常；不惜紧急调查患者户籍试图联系她的家人；不惜上报北京市卫生系统各级领导，但得到的指示是不得到家属同意不能进行手术。一个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也非肖志军的意愿）就在惊动了医院、派出所、病友、卫生管理部门的情况下居然一步步演化成了事实！更加令人痛心的是悲剧发生以后我们找不到一个责任人，医院因为“履行了医疗方面法律法规的要求”可以免责，肖志军也在自我“纠结”中杳无音讯。为避免类似的惨剧再次上演，我们必须从生命伦理和卫生立法两个层面进行深刻反省。
在肖志军拒签手术知情同意书致李丽云死亡的案件中，发生了“尊重”与“不伤害/有利”两个生命伦理原则的直接冲突。“不伤害/有利”原则要求医疗机构对病患施以伤害最小受益最大的医疗措施；“尊重”的伦理原则要求医疗机构履行知情同意手续。然而，知情同意的意义除了尊重病人的医疗自外，还有保护病人健康利益之意义。因为本人才是自己生命健康权最坚定的捍卫者，赋予痫患知情同意权，就是希望病人对医疗措施究竟是否是最佳的选择作最后把关。可见，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尊重”在许多场合是为了实现“不伤害/有利”于病患和受试者的目的。因而，在医疗实践中“不伤害/有利”与“尊重”两大原则之间通常表现为目的与手段、实质和形式的关系。这一天系原理原本应当由生命伦理学所强调，并成为医疗决策的指南，但因为缺乏核心价值的指引，当面临两大原则的现实冲突时，生命第一的道德直觉、保护病人和受试者利益的生命伦理精神都未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应有的行为支配作用。经全面客观地审视，生命伦理学如不申明自己的价值观，有以下负面作用。
第一，缺乏价值观的指引，立法中可能出现以形式损害实质、以程序合法性架空实质合法性的问题。《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把“尊重”具体体现为“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意味着急救手术也需要患者和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时签字才能启动。进一步的表述是“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主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这段话容易被理解为只有在“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的情况方属“其他特殊情况”，可以在报请“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而肖志军现场签字拒绝手术并不属于“其他特殊情况”。从表面上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患者知情同意权高度强调，充分体现了“尊重”的伦理原则，但实际上却埋下了紧急施救受制于关系人签字同意的隐患，不能阻却当关系人恶意或由于认知局限、害怕担责等原因拒绝签字而致使医疗机构放弃救治的情况发生。这样的法律规定实际上是没有摆正“不伤害/有利”与“尊重”两个伦理原则互为目的与手段、实质和形式的关系，没有厘清知情同意权从属于紧急救治权、人的生命健康权高于医疗自的关系，终致以“签字”形式损害“救人”实质、以程序合法性架空了实质合法性的结果发生。某些国家就预设了医方紧急施救权否定患者或其关系人同意权的法律空间，比如，经两个以上主治医生判定，不紧急施救将危及患者生命时，在征得科室或医院负责人同意的情况下，医方可以无需获得患者或其关系人的签字同意，甚至可以否定他们所作出的不利于抢救生命的选择而实施紧急救治。急救未获成功，医方不会因为没有征得患方同意而担责。
第二，价值观的缺失，导致三大原则孰者优先的讨论难成共识。很多年以前，就有生命伦理学学者（包括笔者）提出，应该确立“不伤害/有利”在生命伦理学三大原则中的优先地位，以便在原则发生冲突时保障病患的生命健康利益。但这一提议始终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尊重”原则应具有优先性，每个人有权决定对自己的生命健康处置。然而在临床实践中，由于认知局限、恐惧、不信任、经济困难等方面的原因，病人可能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医疗选择（即所谓的“非动机表意”，意指病人表达的处理意见与其希望经过最佳治疗康复的动机不一致），关系人同意权的情况就更为复杂。笔者之所以在此问题上始终坚定地认为“不伤害/有利”原则具有优先性，主要是出于对国情的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导致公众素质差异很大，加之贫困人口较多、医疗保障不够健全、医患关系紧张等社会现实因素的存在，病人、家属或关系人作出不利于患者利益选择的情况可能会比发达国家多，而“尊重”与“不伤害/有利”原则之间的抵牾也就不会是小概率事件。如果我们不顾国情盲目追随发达国家的“先进”观点，就有可能为那些因以“尊重”的名义而伤害病人的行为留下理论空间甚至法律空间。正是在关于原则优先性的争论中我们感到生命伦理学靠原则“打天下”的研究范式已显不足。在三大原则之上必须有一个起统摄作用、决定原则排序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指引我们：生命伦理学的所有原则、法律赋予医患双方的所有权利、医疗和研究机构的所有行为都应最终指向保护人的生命健康这一价值目标。没有这一价值目标的导引，不仅医学实践有可能背离救死扶伤的宗旨，生命伦理学界也会在价值取向、原则优先性、权利位阶关系等方面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第三，价值观不明确，生命伦理学难担生命教育的时代重任。“生命是第一位的”价值观尚未植根于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就难免在法律解读、行为选择上表现出对生命的漠视或伤害。李丽云的悲剧是全社会的，一味指责法律缺陷和医疗机构行为失当都有失公允，从中反思整个民族的生命价值观是悲剧唯一的积极意义。其实，多年来社会转型期难以计数的生命悲剧一直在发酵着民众对生命尊严的共鸣和向往，催生着中华大地上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的生命教育和“三生教育”（即生命、生存和生活教育），不断加重我国治理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以及推进“新医改”的社会压力。然而，民众的愿望需要借助理论才能走进课堂、政坛和法律。在此方面，生命伦理学责无旁贷。如何让生命尊严的价值理念深植于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生命伦理学有着广阔的社会舞台，但它必须从为技术“解难题”的繁务中厕身于社会，把生命尊严和人的尊严作为自己的价值观，旗帜鲜明地走上课堂和政坛，为公民的生命教育提供理论支撑，为新政新法添上保护生命的浓墨重彩。
总之，生物学世纪为生命伦理学提供了服务技术的大舞台，气势恢弘的中国转型为生命伦理学提供了服务社会的大舞台。为了扮演好两个角色，生命伦理学在继续“解难题”的同时，需要奠定学科的理论基石
一价值观。生命伦理学完整价值观的丰满有待时日，但许多现实案例足以说明，“生命尊严”和“人的尊严”这样一些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价值理念确实需要在生命伦理学理论中得到申明，让它给这一学科“立心”，也给法律和社会“立心”。如此，在复杂的、稍纵即逝的生死抉择中价值观的“在场”才不致使“在场”的人集体迷失方向。
二、“尊严”价值观与“尊严无用论”
医疗、研究和生活实践中原则发生冲突是生命伦理学研究范式所遇到的第一个困扰。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困扰发生在理论界。
2003年，美国学者露丝·麦克琳（Ruthmack-lin）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尊严是一个无用的概念——不外乎意味着对于人及其自的尊重》，直接挑战“尊严”概念在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中存在的必要性。麦克琳认为，当生命伦理学家诉诸“人的尊严”时，要么是指尊重病人或受试者的自主性，要么指尊重尸体与其家属的感情。总之，“尊严”一词除了尊重人外没有别的含义，因此，它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完全可以被“尊重”取而代之，可以没有任何内容损失地从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中删去。麦克琳的观点遭到绝大多数同仁的反对，也与国际法和国际生命伦理文件经常以“人的尊严”为宗旨的现实相悖。国内外很多学者和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学委员会都曾经撰文予以反驳。然而，时隔十年，反驳中的理论建构并未完成，主要表现在：“尊严”的内涵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尊严”在生命伦理学中的理论位置没有明确；什么情况下“尊严”受损的标准也未达成统一。这些理论“悬案”导致学界始终存在对“尊严”概念的使用混乱，这正是导致麦克琳反感并否定“尊严”概念的主因。
解铃还得系铃人。“尊严无用论”挑战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软肋”，回应它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尊严”为突破口，建构生命伦理学自身的价值理念。不从价值观层面系统阐释“尊严”慨念，“人的尊严”、“生命尊严”的传统信念就会因缺乏理性内涵而被视为“空洞的口号”（麦克琳语），甚至被贴上宗教词语的标签。所以，生命伦理学应该感谢麦克琳，她敏锐地发现了“尊严”概念在生命伦理学中的使用混乱，以极端否定的主张敲响了生命伦理学反思其内在不足的警钟，拉开了全球生命伦理学系统研究“尊严”的序幕。
“尊严”与“尊重”的内涵相差何处？“尊严”的基本词义是“尊贵”和“庄严”，意指一种独立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和身份。生命伦理学之“生命”特指人的生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处置自己生命行为的道德方面，而动植物伦理研究的主流应归于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所以，在生命伦理学语境中，“尊严”特指人高于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的那份尊贵和庄严。从这一基本含义出发，我们来缕析“尊严”一词在生命伦理学中所容纳的丰富内涵。
首先，“尊严”是一种价值表达，它是人类对自身崇高价值的认定。“人的尊严”首先要表明的是，人具有高于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的价值地位，表明人处在价值体系的最高位阶，是一种目的性价值而不能仅仅被当做手段。其次。“尊严”是一种情感表达，它抒发着人类感到自己的生命和人格神圣不可侵犯的情绪情感。“尊严”一词之所以伴生着严肃、凝重、肃穆的内心感受，就是源于它深厚的感情内涵。再次，“尊严”是一种道德要求，它要求所有人，所有国家、政党和组织都必须对其国民的生命和人格给予高度尊重，对之保持敬畏之心，确认其庄然不可侵犯的道德地位。
在解析“尊严”的词义之后，“尊重”与“尊严”的概念差异也就清楚了。“尊重”仅仅是对所指向的事物予以“尊敬”、“重视”的道德态度，而“尊严”则是人类对自身崇高价值的认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人类自尊情感和自我保护的强劲道德要求。因此，“尊重”与“尊严”的概念存在差异。第一，“尊严”首先是一种关于人的价值观。人的价值地位是“尊严”概念的“内核”，情感内涵和道德要求是附着于价值“内核”并与之保持一致的“结构”。但“尊重”主要指涉的却不是一种价值观，而是一种直接的道德要求，其内涵比较单纯，就是要求对某种事物予以尊敬、重视的道德态度。第二，“尊重”与“尊严”的适用范围不同。“尊重”适用于一切值得人尊敬、重视的事物。我们常说不仅要尊重人，也要尊重动物、尊重自然、尊重规律，但我们却不能说动物有尊严、自然有尊严、规律有尊严。可见，“尊重”的适用范围较广，“尊严”的适用范围却极其有限。一般而言，只有人以及由人组成的国家、民族才可谓之“尊严”。第三，“尊重”与“尊严”虽然都有道德要求的内涵，但在要求的强度、力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如果说“尊重”是“应该”，那么“尊严”是必须。这种差异根源于价值客体的价值地位之不同，只有那些配享“尊严”的事物人们才必须无条件地予以敬畏并给予最严密的道德保护。反之，世界上值得“尊重”的事物有很多，如果都说它们有尊严，就把尊严泛化了，显然与我们的道德直觉和道德理性都不相符。第四，“尊严”具有浓厚的感彩，表达着人类自爱、自尊、自我保护的强烈情感，“尊重”却缺少这份情感意蕴，它主要是基于理性认识而得出的道德态度，比如，我们基于生态科学和生态自然观得出要“尊重自然”的理性认识，但不会充满感情地说“要捍卫自然的尊严”。
既然“尊严”具有多于“尊重”的内涵“盈余”，它在生命伦理学中就绝非一个“无用”的概念，就不能被“尊重”取而代之。那么，“尊严”于生命伦理学又有何用呢？如果把“尊严”当成一个道德标签，直接用于道德评价，势必造成使用混乱的问题。例如，在有关安乐死的论辩中，反对方可以以维护“生命尊严”为理由坚决反对安乐死，与此同时，支持方却可以以维护终末期病人的人格尊严（具体表现为他们的自和有尊严地生活、死亡的权利）为理由，呼吁国家启动安乐死立法。在是否准许器官买卖的争论中，支持方认为尊重供受双方的自是维护他们的尊严，反对方则认为把人体器官作为赚钱的工具有损供体的生命尊严和整个人类的尊严。可见，由于“尊严”内涵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使其极容易出现歧义，从而导致使用混乱。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尊严”就有“生命尊严”和以尊重自为主要内容的“人格尊严”之别。正是因为对二者不加区别地谓之“尊严”，才会出现针对同一项生物医学技术支持方和反对方都以“尊严”去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荒唐的情形正是导致出现“尊严无用论”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此辨析我们看到，不是“尊严”无用，而是“尊严”内涵的丰富性和多义性使其不宜直接被用于道德评价，而是应将其当作生命伦理学的基本价值理念。对“尊严无用论”最有力的反驳莫过于阐明“尊严”使用混乱的真正原因；对“尊严无用论”最有建设性的回应莫过于将其定位于生命伦理学的价值观层面，并对其概念内涵、外延给予明确界定，对“尊严”的种类进行系统梳理。
但“尊严无用论”走上了另一条路，它主张以“尊重”取代“尊严”，实质上是把“人的尊严”理念等同于“尊重人”的理念，这在理论上将窄化“人的尊严”所涵盖的丰富内涵，大大弱化了“生命尊严”的价值地位，还可能消解或淡化“生命至上”的传统信念，在实践中则可能误导人们过于强调对自的保护而忽视尽最大可能挽救生命的责任担当。由此可见，“尊严无用论”引发的论争非同寻常，它是生命伦理学长期以来缺乏基本概念研究的一个逻辑产物，它所挑战的不仅仅是一个“尊严”概念，而是生命伦理学至今阙如对生命价值观直接表述的内在缺陷。
三、价值原则与伦理原则
道德有多种来源，可以来源于、道德直觉、情绪情感、理性论证等。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提出要把信仰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以后，理性主义伦理学成为伦理学的主流。理性主义方法如何论证道德？最常见的就是以价值论为出发点的论证路径，即先确立道德对象的价值地位，继而逻辑地推衍出它的道德地位，此时再要求道德主体对特定的道德对象奉行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公民主体性彰显的现代文明中，对道德的理性主义论证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一种道德体系的价值观或价值论基础也是必不可少的。人们首先要达成价值共识，才有可能形成道德共识。有了价值共识和道德共识，内心自律和外在的社会舆论才可能发挥维系道德的作用。应用伦理学是规范伦理学在某一特定领域的应用，其目的是要建立特定主体（或群体）对于特定对象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那它首先需要确立特定对象的价值地位。所以，应用伦理学一般需要自身特定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整个学科的理论基石，也是应用研究中进行道德论证和伦理辩护的逻辑出发点。
生命伦理学面世四十余年，没有以理论形态表述其价值观，不是说生命伦理学没有价值立场，也绝不表明生命伦理学不需要价值观奠基。究其缘由，一种可能是人们认为其道德对象——人的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需刻意论证它的价值地位；另一种可能是生命伦理学自1979年就有了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三项基本原则。三原则有可能被认为既是伦理原则也是价值原则。然而，通过以上案例和概念分析，有三点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第一，三项原则不是生命伦理学的价值原则而是其伦理原则（尽管“公正”同时也可作为价值原则）。价值原则是价值观以原则形式的表述，其功能是论证道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回答道德“为什么”的问题；伦理原则是价值原则的逻辑延伸，其功能是阐明总体的道德要求，是回答道德“是什么”的问题。价值原则与伦理原则各有其功，不能互相取代。一般而言，价值原则是伦理原则的价值论依据，由它导引出伦理原则并决定伦理原则的排序及相互关系。在生命伦理学中，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三项原则有着共同的道德目标，那就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人的生命健康利益以及其他合法权益。这一道德目标的价值论基础不是别的，就是“人的尊严”和“生命尊严”所意蕴的价值理念，因此，“人的尊严”和“生命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两项价值原则。
第二，生命伦理学的价值原则需要反复宣明并向立法、管理和教育实践渗透。如前所述，生命伦理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医疗卫生保健和生命科学技术，还有卫生立法、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人口政策、生命教育等牵涉人的生命健康的立法、管理、教育及实践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人们实际上经常面临人的生命健康与其他利益之间的权衡和取舍。由于利益关系的多维性和复杂性，所有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会坚持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主观预期未免太过天真。非法行为自不待言，就是国家的立法行为也有可能走偏。早在2。08年震惊中外的三聚氰胺事件促成了我国食品安全法于次年实施，但这个法律是否有效遏制了食品安全事故的高发态势？事实早已作答。我们可以研读一番此法的“法律责任”部分，对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非法、有害、有毒食品的责任人的处罚是：“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两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这样的处罚力度同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例有天壤之别，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生命价值不同，还是立法者内心的生命价值观有别。
第三，生命伦理学的价值原则与法学中的“尊严”原则可以相互贯通。“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个人尊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国际法和许多国家的宪法原则。“尊严”入宪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之所以如此，就是鉴于以往对个人生命价值的理性认知和法律保护并没有能够阻挡法西斯对人类个体生命的史无前例的践踏和摧残。反思战争根源，极大地强化了人类对“生命尊严”和“人的尊严”的思想共鸣和情感共振，凸显了“人的尊严”在国际法及国内法中作为价值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可否认，法学界和伦理学界有学者把“人的尊严”定位于一项单独人权，即不受侮辱的权利——尊严权，但目前结合我国国情，国内宪法学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仍然是将“人的尊严”定位于价值原则，认为它是所有人权的价值基础、价值来源或价值依据，还有学者提出我国也应该把“人的尊严”作为一项宪法原则，以有力对抗种种漠视、侵犯包括生命健康权在内的各种人权的思想与行为。
医学伦理学特征篇8
关键词：新医学模式医学职业人格人文素质教育
一些国内外专家指出21世纪合格的医疗卫生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强调政治立场坚定、职业理想远大、价值取向健康、精神状态昂扬向上健全的综合职业素质，因此，医学生教育必须将人格教育渗透到职业指导与职业规划中。
1.新医学模式下医学生应具备的医学职业人格
医学生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其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他们必须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既要有扎实、精湛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又要有广博、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同时还要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健全的心理素质。
1.1正确的职业观念
树立正确的医学职业观念是医学职业人格的核心，它对医学生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它有利于医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平等观和职业荣誉观，以自己是一名“白衣天使”而感到自豪；有利于医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义利观和职业价值观，能够抵得住金钱和其它利益的诱惑；有利于医学生确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在工作中严格要求、精益求精，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医学生树立良好的医学职业道德，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因此，应重视医学生的职业观念教育，使医学生坚定专业理想，明确职业权利和职业义务，形成正确的医学职业观念[1]。
1.2过硬的职业技能
医学是一项救死扶伤、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事业，它要求医务人员不仅要有扎实的医学基本知识还要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协调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首先医学生要具备高超的医疗技能，能根据病人的躯体、心理变化进行综合分析，掌握坚实的医学基础知识，具有符合维护人类身心健康的伦理价值观、医学伦理意识和医学伦理思维能力；具备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在与患者、患者家属和同事之间都需要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另外，还要培养医学生开动脑筋，以能动的创新思维推动学习、工作，要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标新立异。因此，应重视医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使医学生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全面的职业能力，为更好地从事医学职业打下基础。
1.3良好的职业性格
医学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为使命，是一个富有人文关怀和人性温暖的科学，也是一门实践性、风险性很强的行业，医学的特殊性质要求医务人员必须具有细心、耐心、热心、诚心、爱心等性格特征，如果缺少了这些性格特征，就很难胜任医疗服务工作。另外，还要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公众健康，真正将预防疾病、解除病痛和维护民众健康作为自己的职责使命，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因此，应重视医学生职业性格的培养，教育学生不断分析、评估自己的性格，找出自身与医学专业不相适应的性格缺陷，从而扬长避短，不断完善，形成与医学职业特征相适应的职业性格[2]。
1.4稳定的职业心理
稳定的医学职业心理是要求医学生对医学工作有着执著的追求和热爱，能够以健康的心态对待工作中的各种困难。医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容易受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部分医学生功利主义、自我中心思想相对较强，团队精神、协作精神能力相对缺乏，有的甚至行为孤僻，个别医学生甚至存在严重精神障碍，这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还会影响学生稳定医学职业心理的形成。因此，应重视加强对医学生稳定职业心理的培养，使医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备较强的心理承受力和心理应对能力，具有健康的医学职业心理。
2.医学生职业人格培养的途径
为了适应新医学模式对医学生提出的新要求，近年来学校教学改革的重点聚焦在医学生职业人格的教育培养上，探索多种多样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注重医学生职业精神和道德品格的形成，培养健全的职业人格。
2.1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医学职业教育全过程，增强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平等观和职业荣誉观，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确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学校举行了“热点问题面对面”大讨论活动，内容包括新时期医患关系问题、医学生的职业理想，医德与医术关系问题等，这些讨论有效地吸引学生参与，使学生更关注社会的发展与职业要求，使思想和意识得到提高和升华。
2.2培养过硬的职业技能
学校从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三个方面入手加强培养医学职业技能，首先学校十分重视第一课堂的教学，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改进教学方法；其次提高第二课堂的实践教学效果，在医学专业基础课阶段，有计划的组织学生参观学习医护劳动、提高临床见习效果，让学生广泛接触医院和病人；再者开展第三课堂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组织医学生开展医学生三下乡、参与社会调查、义务健康宣传等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接触社会、服务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医学生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充分锻炼自己，培养过硬的职业技能。
2.3培养良好的职业性格
医学是一项充满人文关怀的事业，学校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医学生树立以病人为中心、不是以疾病为中心的理念。针对医学生人文基础相对薄弱，学校组织开展加强医学生人文素养的一系列活动，如“名家名作欣赏”活动，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提高医学生的文学修养；组织学生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讨论，聘请知名教授与学生共同探讨如何规划医学职业生涯和实现医学梦想；另外，学校围绕医学专业，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成立各种社团和协会，开展各种思想性、专业性、趣味性的活动，使学生在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活动中潜移默化的接受教育，锻炼能力，陶冶情操，培养健康职业性格。
2.4培养健全的职业心理
健康的心理和完善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医学生未来工作的状态，因此强化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学校举办了一系列大学生心理健康主题宣传活动，每年新生入校，学校将面向大一学生开展心理普测工作，并建立学生心理电子档案；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还将对全校的普测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并将资料及时反馈给辅导员，对于心理方面有问题的学生会有专业老师对其进行心理辅导；5.25是全国性大学生心理健康日，组织同学们积极参与心理知识抢答、心理测试等活动，并与资深心理专家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学校积极营造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氛围，促进医学生心理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医学伦理学特征篇9
【关键词】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职业伦理；教师；医生；横断面调查
中图分类号：R749.055、R3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05-0362-06
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目标是维护心理健康与促进心灵成长，因此这一专业领域对从业者的职业伦理有着特殊的要求。国外有调查发现，心理健康领域的心理学家和医生在其工作中都常常面临一些伦理困境，包括如何处理保密例外情况、双重关系、知情同意等问题［1］。Vanmaanen和Barley认为，特殊的工作环境会产生和形成独特的职业文化，具体表现在职业道德、日常的态度与行为等方面［2］。如Rubin等人研究发现，心理学家和医生对侵犯隐私和性方面的不当行为持有不同态度。与医生相比，心理学家认为突破隐私和性的界限更为不合伦理［3］。在我国，目前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的多为教师（大多是心理学教师，其他教师的专业涉及教育学、社会学、哲学等）和医生（大多为精神科医生，也包括其他专科医生，如临床心理科、神经科、内科等）。这两大部分人群在目前心理咨询与治疗队伍中占据主要位置。在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方面的培训尚缺乏对专业伦理规范的关注，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教师与医生在职业伦理意识方面也有可能由于专业受训背景与工作环境不同而存在差异。
自1980年代以来，国外有关医生与心理学家如何处理他们与病人或来访者关系的问题颇受关注，有不少关于二者对于突破伦理界限的行为的态度差异的调查报告［3-8］。而国内目前还未见有关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不同职业群体伦理意识差异的研究。加拿大学者thomas认为，任何职业的教育目标都包括要使其执业者具备有利于该职业发展的价值观与行为［1］。为此，我们在完成一项国内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伦理意识调查［9］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对专业人员中医生、教师的调查，拟对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教师与医生的职业伦理意识进行比较，希望调查结果有助于增强心理咨询与治疗职业伦理教育的针对性。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主要是参加在国内举办的国际心理咨询与治疗培训班及学术会议的学员或代表。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的有效问卷182份，其中明确填写职业者共174份，包括教师55人，占31.6%；医生54人，占31%。其他人员所占比例大大低于教师与医生。被调查者均为有从业经验者，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以北京、上海为主。
1.2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以译自美国的Gibson和pope1993年的全国性调查所用问卷［10］为主体，并根据需要增加了有关被调查者基本信息资料的内容。为了让被调查者更加清楚问卷条目的含义，对其中三条可能使被调查者困惑的题目在括号内增加了补充说明。调查问卷包括88条与心理咨询或治疗有关的行为，让被调查者评判这些行为是否符合职业伦理（认为符合伦理回答是，认为不符合伦理回答否）。同时还让被调查者评估对自己所作判断的确信程度（0-10评定，毫无把握为0分，非常确定为10分）。在问卷的最后还增加了一个询问被试其伦理判断依据的题目，提供了三个选项，分别为专业培训、专业书刊和个人常识，答案可多选。
1.3统计方法χ2检验和Fisher精确概率检验。
2结果
2.1被调查者人口学特征
将提供有效答卷的教师与医生的人口学特征列于表1。
表1显示，本次调查中的教师与医生在年龄及年资构成上差异不显著，从事心理咨询的教师更倾向于高学历，其中女性比例也高于相应医生群体。
2.2教师与医生伦理评判总体情况比较
伦理调查内容及教师与医生回答情况比较见表2。
表2显示，教师与医生认为所列行为符合伦理的人数百分比在大多数条目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存在显著差异的条目共14条。从教师与医生存在显著差异的条目看，教师对来访者更为热情，与来访者有较多咨询与治疗关系之外的交往，而医生与来访者的界限更为分明。
从表2还可看出90％以上教师与医生认为符合伦理以及不合伦理的条目、有争议的条目（40%以上被调查者认为符合伦理，而40%以上被调查者认为不合伦理的条目）。
90％以上教师与医生认为符合伦理的条目基本一致，都包括：在来访者可能杀害他人时突破保密原则、在来访者可能自杀时打破保密原则、与他人联合开业时清楚地说明自己的专业特长。教师除以上三条外，还有“主动与来访者握手或接受来访者的握手”。
90％以上教师认为不合伦理的条目共计21条，90％以上医生认为不合伦理的条目共计23条。二者均有90％以上人数认为不合伦理的条目有14条，包括：⑴与性有关的条目：和来访者卷入色情活动，与来访者有性接触，当着来访者的面衣服，与临床上的被督导者发生性关系。⑵与双重关系有关的条目：接受来访者的服务以替代咨询费，要求来访者帮小忙，卖东西给来访者。⑶与保密有关的条目：指名道姓地与朋友谈论来访者，向自己授课的学生透露来访者的名字。⑷与咨询效果有关的条目：提供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服务，酒后咨询。⑸与欺骗有关的条目：为了满足保险公司支付费用的标准而改变诊断，在被督导者虚报接受督导小时数的证明信上签字。⑹其他：直接恳求某人来咨询，做自己的来访者。
在教师中存在争议的条目共计12条，在医生中存在争议的条目共计14条。在教师与医生中均存在争议的6个条目是：拒绝让来访者阅读他们的咨询记录，不允许来访者拿到其所做测验的原始数据，因担心被而回避接待某些来访者，通过中介机构收取来访者所欠咨询费用，拥抱来访者，向自己的学生或被督导者提供咨询。
从判断的难易程度看，教师与医生对所作判断的平均确信程度均在7分以上。教师平均确信程度高于9的条目共计13条，医生平均确信程度高于9的条目共计19条。其中，二者确信程度均高于9的条目为11条，均为90%以上被调查者认为符合伦理或不合伦理的条目。
2.3教师与医生伦理判断的性别及年资分层比较
将不同性别及年资的教师与医生认为符合职业伦理的人数百分比存在显著差异的条目列于表3。
表3显示，男教师与男医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条目较少，而女教师与女医生、低年资教师与低年资医生、高年资教师与高年资医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条目相对较多。女教师及低年资教师表现出对来访者更为热情，与来访者有较多咨询外交往的倾向；高年资医生则表现出较多顾及自身利益的倾向；在部分低年资教师和高年资医生认同的条目中，有的是明显有违职业伦理的。
2.4关于伦理判断依据的结果
对于问卷中关于伦理判断依据的回答，统计结果显示，教师选择“专业培训”、“专业书刊”、“个人常识”的人次百分比依次为71.7%、30.2%、62.3%；医生选择“专业培训”、“专业书刊”、“个人常识”的人次百分比依次为84.9%、32.1%、62.3%。经检验，二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3讨论
从总体上看，教师与医生对问卷中所列行为的伦理评判在大多数条目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我们使用该问卷对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所作调查与Gibson和pope对美国心理咨询师所作调查的比较中，却发现二者在多数条目上存在显著差异［9］。这表明，由于本次调查中的教师与医生处在相同的大文化背景下，从事相同或相近的工作，对同样的问题，大多有着相同的态度。然而由于教师与医生过去的职业培训与目前的职业环境不同，二者对某些问题的确持有不同看法。thomas等人对医生与心理学家的伦理意识调查也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差异并不大［1］。
本次调查显示，90％以上教师与医生均认为“在来访者可能杀害他人时突破保密原则”、“在来访者可能自杀时打破保密原则”符合职业伦理，表明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培训中有关保密原则的例外处理得到了绝大部分从业教师与医生的认同。
Rubin等人所发现的心理学家和医生对侵犯隐私和性方面的不当行为持有不同态度的情况［3］，在本次调查中没有发现。本次调查中教师与医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条目可分为以下几类：⑴与交往有关的条目：称呼来访者时仅用其名字而不带其姓，让来访者不带姓氏地称呼自己的名字，给来访者邮寄节日贺卡，亲吻某个来访者，接受来访者的邀请去参加聚会，参与来访者的特殊活动（如婚礼），告诉来访者对他们感到失望。⑵与付费有关的条目：如果来访者无能力付费就终止咨询，接受财物（而不是钱）作为报酬。⑶与保护来访者有关的条目：为报告儿童受虐待的情况而打破保密原则，帮助来访者举报同事违反伦理规范的行为。⑷与面对公众有关的条目：在广播及电视等媒体上提供个人建议，在广告中准确地说明自己的咨询技术。⑸与咨询师个人获利有关的条目：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的私人诊所招收来访者。有更多医生认同“如果来访者无能力付费就终止咨询”、“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的私人诊所招收来访者”，这与当前我国医生的职业环境有关，与我们所了解的实际情况也是较为吻合的。thomas等人也发现，医生的伦理意识较多地受组织氛围和同事态度的影响［1］。由于职业的原因，医生可能更易从一个医生的角度而非心理治疗师或咨询师的角度看待某些问题。有更多教师认同上述与交往有关及与保护来访者有关的条目，表明教师的职业特点使其在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中有更多的情绪情感卷入，更易出现双重关系问题。因此未来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培训应考虑针对接受培训者的职业特点。
在教师与医生中均有一定数量有争议的条目存在，如：“拒绝让来访者阅读他们的咨询记录”、“向自己的学生或被督导者提供咨询”等，表明心理咨询与治疗培训机构很有必要针对这些在实践中经常会面临的问题开展讨论，以达成共识，减少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人员所面临的职业伦理困境。
教师与医生对自己所做伦理判断的平均确信程度在多数条目上都是较高的，然而在录入调查结果时也可以看到，不少被调查者在某些条目上的确信水平在5以下甚至为0的，如：“使用代配偶对来访者进行治疗”、“接受来访者想要自杀的决定”、“对所有来访者收取同样费用”等，这与我们现有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培训没有或较少涉及这些问题有关。而这其中有的问题是从业人员时常会遇到的问题，如在面临经济困难的来访者时，是否应减免其费用？因此，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教育中应增加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参照美国心理咨询协会（aCa）的伦理守则［11］，对教师与医生伦理判断的性别及年资分层比较结果加以考察，发现教师或医生中有更多的人认为符合伦理的条目，各有一些不符合aCa伦理守则对心理咨询师的要求。如低年资的教师中有更多的人认同“向来访者借用他们的东西”、“与来访者一起从事商务活动”、“和以前的来访者一起进行商务活动”，这都属于与伦理守则相违背的双重关系问题。又如高年资的医生中有更多的人认同“接受来访者价值50元以上的礼物”、“向他人推荐来访者后收取报酬”、“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的私人诊所招收来访者”、“要求来访者帮小忙（如开车送自己回家）”等也与伦理守则的规定不相符合。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既与当前我国医生所处的职业环境有关，也与一些高年资的医生是从其他专科转向心理咨询与治疗，但是未受过系统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培训有关。
在判断依据方面，医生与教师中均有大多数人选择“专业培训”作为自己伦理判断的依据，这可能是二者总体而言对问卷中大多数条目的评判倾向一致的主要原因。综观本次调查结果与分析，职业环境和教师、医生过去所接受的培训可能是导致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人员伦理意识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心理咨询与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很有必要针对性地加强对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教育。
由于样本较小，本次调查与比较只是一个初步的研究，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以进一步验证本次研究的结果。
致谢：感谢所有帮助和配合本调查的同行和朋友！
参考文献
1Hadjistavropoulost,malloyDC,SharpeD.theethicalideologiesofpsychologistsandphysicians:apreliminarycomparison.ethicsBehav,2003,13(1):97-104.
2VanmaanenJ,BarleySR.occupationalcommunities:Cultureandcontrolinorganizations.ResorganizatBehav,1984,(6):287-295.
3RubinSS,Droro.professionalethicsofpsychologistsandphysicians:morality,confidentiality,andsexualityinisrael.ethicsBehav,1996,6:213-238.
4akamatsutJ.intimaterelationshipswithformerclients:nationalSurveyofattitudesandbehaviorsamongpractitioners.profpsycholRespract,1988,19(4):454-458.
5BouhoutsosJ,HolroydJ.Sexualintimacybetweenpsychotherapistsandpatients,profpsycholRespract,1983,14(2):183-196.
6GutheiltG,GabbardGo.theconceptofboundariesinclinicalpractice:theoreticalandriskmanagementdimensions.amJpsychiatry,1993,15(1):188-197.
7popeKS,SonneJ,HolroydJ.Sexualfeelinginpsychotherapy:explorationsfortherapistsandtherapistsintraining.washington,DC:apa,1993.
8popeKS,KeithSpiegelp.ethicsofpractice.ampsychol,1987,42:993-1006.
9张爱莲,钱铭怡,姚萍.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调查及与美国相关调查的比较.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21(1):55-61.
10Gibsonwt,popeKS.theethicsofCounseling:anationalSurveyofCertifiedCounseling.JCounseDev,1993,71:330-336.
医学伦理学特征篇10
1基础医学教学中医德培养的价值
1．1为《医学伦理学》系统教学做铺垫和补充
基础医学中医德培养的价值首先是为《医学伦理学》系统教学做铺垫和补充，逐步培养学生为医者的自觉性。这也体现了医德培养的特点———长期性、实践性和潜在性。首先，人的身心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对医德的认知和行为强化都具有阶段性和长期性特点。医德教育需要长期不懈、循序渐进地进行，包括校内学习期间和校外工作期间。因而，有学者提出《医学伦理学》“一贯式”教育模式。［1］在基础医学中实施医德教育是其重要组成之一，是长期的“一贯式”教育的初级阶段，起到了早期开发学生医德意识，延长医德培养时效的作用。其次，《医学伦理学》不是抽象的、教条的理论，而是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在医学教学中实施医德教育正是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的过程。如医德要求医务工作者尊重和保护患者的隐私。不同的医学课程中涉及到与隐私有关的知识点不同:《诊断学》中教会学生如何查体更能够保护好患者的隐私部位;《胚胎学》中植入异常部位引起异位妊娠，而引起植入异常的原因包括患者的和性观念，这些也是患者的隐私;《妇产科学》教会学生如何对待出生有缺陷的新生儿和产妇等。第三，医德品质的形成和医学技术提高的长期性决定了医德教育效果的潜在性。这是因为医德与医术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高尚的医德以高超的医术为基石，高超的医术以高尚的医德为动力，包括医德知识在内的知识积累过程是长期的，而这些知识转化为人的行为更需要长期的过程。所以医德教育的效果常常不明显，需要经过多方面和多角度进行观察和评价。所以，从入学开始就对医学生进行医德教育和培养，每一门课程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应当从不同角度增加医德教育的内容，在反复教育、循序诱导和巩固强化过程中使医学生形成较为稳定的医德素养。
1．2促进基础医学教学
在基础医学课程中增加医德教育内容，增强基础知识与临床工作的联系性，体现了课程的实用性，可以促进基础医学教学;且学生医者自觉性的增强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比如，在中医院校中，《组织学与胚胎学》是一门学习和记忆均比较困难且不被学生重视的基础医学课程。这与多种因素有关:一是课程具有图多难辨、名词琐碎难记的特点;二是教师教学偏重于形态结构的讲解，忽略结构与临床实践的联系，也不重视医德的教育和培养;三是学生有重专业轻基础、重中医轻西医的思想。通过在《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中增加医德教育的内容，培养了学生为医者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自豪感，有利于学生转变思想，重视并接受基础医学课程琐碎、枯燥的学习过程，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达到了夯实基础，提高学习效果的目的。
2基础医学教学中医德培养的特征
基础医学教学中实施医德培养的教学实践可以体现五个特征:零散性、具体性、渗透性、灵活性和角色性。
2．1零散性和具体性
《医学伦理学》是运用一般伦理学原则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道德问题和医学道德现象的学科，对医德教育具有系统性、理论化、抽象化的特点。而在基础医学课程教学中的医德培养是将医学基础知识与医德相联系，是将医学伦理学中的某一理论具体化的表现。虽然医学知识是系统的，但是其中可用于医德培养的知识素材却是零散分布的。医德培养的教学内容完全由任课教师的医德知识基础及其与课程知识点的联想而确立，没有固定的教学内容。这些教学内容在学生头脑中留下的也是零星的记忆，所以，零散的医德教学内容与具体的医学知识相联系，使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2．2渗透性
人的记忆一般对感性的、具体的东西更容易记住，对理性的、抽象的东西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基础医学教学中的医德教育是系统医德教育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少而具体，从小处着手，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随着课程的进展和多个课程的累积，医德知识积少成多，渗透到学生的头脑中，为后续医德知识的系统学习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生的思想和品格。在授课期间讲解一些医者的事迹，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使学生体会和了解医者的责任和应具有的一些品质。如讲授胰腺的结构和功能时，可以介绍我国科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故事，或者介绍班廷医生提取胰岛素用于临床治疗的故事;在讲植入的部位时，引申到异位妊娠，可以谈谈医生细致的问诊和检查对诊断疾病的重要性，也可以谈谈未婚患者的隐私权;学习肾上腺皮质的结构和功能，联系到临床滥用糖皮质激素的现象等。
2．3灵活性
由于上述特点，在教学中可以采取比较灵活的教学方法，既可以由教师在讲课中提及，也可以要求学生查阅资料寻找答案。如案例教学中多一项提问就可增加相关内容，要求学生在写小论文中谈谈医者应具备的品质，更多可以在理论联系临床的教学过程中体现，其涉及的内容可少至一句话，亦可稍微充实些。
2．4角色性
为了能够起到较好的医德教育目的，可采取道德体验方式，［2］让学生提前进入职业角色，如提问时老师是病人，而学生是医生或护士，要求他们应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临床问题，有时也可让学生以患者的角度来思考。如运用解剖学、组织学相关知识分析急性胰腺炎的发病机制后，提问学生:作为医生或护士，请向患者解释，为何要禁食?为何要给患者留置胃管?患者不配合，你该怎么办?再如讲授神经管的发育异常可以导致无脑儿和脊柱裂等畸形儿的形成，作为产科护士，对这些婴儿是否可以擅作主张，不予精心护理?学生融入角色中后，学习主动性加强，不仅认真研读教材，还主动查找资料，参与问题的分析和讨论，甚至一些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运用至日常生后中。学习解剖学中动脉的走行及其压迫止血点，遇到外伤的同学，积极采用压迫止血法对同学进行急救。
3基础医学教学中医德教育的实施措施
3．1改变教育思想
只有教师的教学思想转变，才能带动学生的学习思想转变。教师教学的目的从单一知识传授，要转化为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并行，从思想上重视医德培养，将医德教育纳入教学设计中，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而学生在老师的教学影响下，认识到基础课程的重要性，并树立争做良医的思想，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
3．2收集、整理医德教育素材
关于医德教育的素材是举不胜举的，教师的责任在于区分和提炼相关素材，收集和整理与本课程知识点相关的素材，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首先要通读《医学伦理学》，熟悉其内容，并阅览《医学与哲学》、《中国医学伦理学》等杂志，了解伦理学的新发展;其次教师应将医学伦理学的知识细化和分解，抽取与本课程教学有关的内容，并收集古今中外良医事迹和医德素材;最后是设计教学过程，将素材和两门课程知识点结合起来。可见，收集、整理医德教育素材的过程繁杂而琐碎，是化整为零和聚散为整的反复过程，也是去繁存简、深入浅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教师对医德等医学伦理知识和专业知识都有了更高和更新的认识，提高了自身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
3．3调整教学内容
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课堂教学的学时是有限的。若增加了医德教育的内容，势必要减少本课程的教学时间。因此，有必要整合教学内容，将本课程知识与医德内容有机结合，以达到减时增效的结果。比如在《组织学与胚胎学》绪论中讲到学习本课程的意义时，介绍了我国第一例试管婴儿正是组胚学专家和妇产科医师共同完成的事迹，并简单提及试管婴儿技术的相关伦理学问题，使学生体会到医学基础与临床治疗的关系，也体会到良医、医术、医德相互之间的关系，鼓励学生学做良医。除了传统的医德教育内容，现代医学模式提倡进行生命教育。］胚胎学是阐述人体发生、发育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实现生命教育的良好载体，能帮助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
3．4改革教学方法
3．4．1案例教学法为医德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将课程知识和临床案例、生活案例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方法，也是使学生进入医生、药师、护士等职业角色的扮演，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医德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这种教学方法结合问题教学法，加强了对学生的学习引导和指导，有助于实现课堂教学到课外学习的拓展，既解决了学时不足的问题，也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3．4．2在实验教学中培养医者之风。在实验教学中，采用师生互动，教师不断地设问，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分析操作中出现的问题，寻找错误的根源。在教学中逐渐培养学生细致观察、严谨治学、善于思考、应对突变的医者作风。
3．5学校和医院相互配合，联合开展医德培养活动
学校与医院联系，鼓励、组织低年级学生利用周末参加医院的志愿者活动，通过导诊、维持医疗秩序等活动为患者提供服务，了解自己未来从事职业的重要性，产生崇高使命感，并通过与患者近距离接触，提高自己进行医患沟通的能力。或者学校邀请一些名医，针对医德、基础医学教育的重要性等方面进行讲座，这些医生从自身工作实践出发，更有说服力。
4基础医学教学中实施医德教育的教学效果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