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思维的内涵篇1
>>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维透视：逻辑、内涵、路径及保障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维透视：逻辑、内涵、路径及保障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逻辑与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大学本质视角的制度内涵及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和做法民主内涵衍变的历史逻辑分析马克思人本思想的逻辑性形成思路及内涵浅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及内在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职业教育治理：逻辑、困境与出路政经逻辑：内涵、困扰及方法论应对内涵逻辑论域的服务型政府结构体系高职内涵式发展的逻辑起点超内涵的条件句逻辑的哲学基础市场逻辑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论析探讨几个数学逻辑联结词的内涵试析“党媒姓党”的逻辑与内涵论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与路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产权逻辑和制度构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逻辑进路お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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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思维的内涵篇2
关键词：初中数学逻辑思维培养能力
引言
数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学科，在初等数学学习中主要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及运算能力。初中数学教学应在不影响正常教学进度的前提下，考虑到每个学生对数学的基础、兴趣、接受能力，对部分学生给予个性化辅导，让学生具备逻辑思维意识，从而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逻辑思维能力。所以怎样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将是本文主要探讨的。
一、逻辑思维能力与分析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指正确、合理思考的能力，即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的能力，采用科学逻辑方法，准确而有条理地表达自己思维过程的能力。与形象思维能力截然不同。
分析思维指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是最基本的逻辑思维过程，要求学生在掌握推理的形式与方法上，分清命题条件与结论，推论时要有理有据，符合因果关系，掌握基本论证方法等。
概念是思维的基础，是构成判断和推理至关重要的要素，没有概念就不能进行思维，没有概念就无法构成判断，也没法进行推理参照。概念教学的基础是要求学生正确了解和掌握内涵和外延。其中适用于概念的所有对象的范围，叫这个概念的外延；适用于概念的所有对象共同本质属性叫做概念的内涵。如果一个概念的外延越大，内涵越小，反之亦然，此种关系对从属关系的概念有效。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这种有先决条件的反相关关系，避免造成学生概念混淆及以偏概全的逻辑混乱状况发生。
二、如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一）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激发学生的逻辑思维兴趣
哲学中，人与动物本质上的区别是制造和实用工具，并且在劳动过程中产生人类特有的意识，随着意识逐步强化，渐渐出现思维。人类一切重要活动都是在思维指导下进行的。逻辑思维已经跟随数学这一自然科学渗透到社会各处，在各行各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学教师应善于发现实际生活中涉及的逻辑思维现象、事件，并以此让学生自行推断，激发学生思维兴趣，并在课堂上提出一些贴近现实生活、学生感兴趣并且具备逻辑思维问题的问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只有对一件事情感兴趣，才能积极投入事情中，让学生更好地投入其中，进而锻炼和提高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二）如何在教学内容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首先教师应认识到初中数学知识教学不是填鸭式地一股脑把知识倒给学生，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初步逻辑思维能力。只有在基础知识清晰明确后，才能从初步逻辑思维能力开始，有目的地挖掘教学内容中存在的逻辑关系，让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逐步提高，但要注意的是，需要结合初中数学知识教学，同时明确数学不只是逻辑，结合初中数学教材培养学生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做到二者有机结合、自然渗透、融会贯通。
（三）如何在思维基本训练中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就是让学生在不断思考中学会和掌握思考方式，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析、概括、判断、推理等。需要数学教师在教学中有计划地穿插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训练。其中数学大多数概念都需要理解、想象，是构成判断推理的主要因素，是最基本的思维形式。其次，选择判断能力反映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往往先有直觉判定，并获取信息、对信息进行筛选、判断之后才有策略。所以需要教师培养学生正确获取信息的能力，这是判断能力的关键。
结语
良好的思维品质、逻辑思维能力是学生取得好成绩的必要条件，也是今后作为一个个体必须具备的最基础素质。素质教育观下的素质教育应以育人为本，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应始终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兴趣，开发想象力，强化学生的创造意识，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取得优异成绩。
参考文献：
[1]王晟.初中数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J].学周刊，2012，05：89.
逻辑思维的内涵篇3
什么是逻辑？它是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是人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的思维过程。对于强调听、读、说、写能力的语文教学来说，逻辑是怎样体现的呢？从认知角度看，听和读是话语理解和信息输入能力。这里就需要运用缜密的逻辑思维对收到的信号进行分析与处理。说和写是表达思想，是信息输出技能。如何将自己所想用嘴或笔准确表达出来取决于个人对事物的思考以及分析的全面。逻辑思维能力正是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逻辑知识全面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能力。逻辑知识渗透在语文学习的方方面面。
一、“概念”知识在语文学习中的应用
概念包括两方面：反映对象根本属性的“内涵”及反映对象具体范围的“外延”。由此，我们不难联想到近年语言文字运用的一种常见题型——下定义。下定义的常用手法，即是被定义对象加种差，再加属概念构成的判断句。“种差”，即外延；“属概念”，即内涵。我们如果利用逻辑原理，即可轻松解决这类问题。例如，我们为三角形下定义，内涵即为其与其他平面图形共有的特点，即封闭图形，是对象的根本属性；外延是它的具体范围、特点，即三条线段首尾相接。由此，“三角形是由三条线段首尾相接而成的平面封闭图形”，这一结论也就不难得出了。2006湖北卷的考题这样概括信息：端午节是每年初五通过吃粽子赛龙舟来纪念屈原的一个民间传统节日。我们就是先找端午节的属概念，再用时间、方式、意义这样的逻辑来作答。如果学生对概念这一知识有一定的掌握，那么在组织答案时就会轻松很多。
对于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准确把握也体现在作文的写作中。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审题立意的正确往往成为作文成功的关键。面对“不得脱离材料的范围及含义作文”的要求，扩大概念外延和脱离概念内涵就成为最常见的偏题走题原因。例如2014年高考辽宁卷，作文材料中男孩与老人的对话其实一直围绕的概念信息是“美景”，再细化就是“现代科技美景”和“自然美景”。所以行文中必须把握的概念内涵就是“美景”，概念外延就是“现代科技”“自然”。有些学生写作中不注意外延的把握，对“美”是什么大谈特谈，得出“真正的美就在心中”这样脱离材料的观点与结论。有些学生能够辩证地看待现代科技，这应该是不错的想法，但是又发生脱离概念内涵的问题。学生想到现代科技有利有弊、有得有失，但是行文的过程中却抛开“现代科技”这个概念内涵，纯粹地谈“得失”“舍得”。
如果想做好在材料的范围内作文，学习一下“概念”这部分知识是大有裨益的。人教版必修四的梳理探究模块就有逻辑知识内容，但真正教授的少之又少。所以语文教师也应该具有一定的逻辑能力，这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更易讲到点上，让学生从根源上明白症结所在，也容易提高审题能力和紧紧围绕观点行文的能力。
二、“命题”知识在语文学习中的应用
我们有时会发现，一句话的含义除字面义外，还有类似于“潜台词”的隐含义。而往往隐含义要比字面义重要的多。听一个人说话，不要听他说了什么，要听他没说什么。
例如，在黄庭坚《南乡子》一诗中，要求我们对“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一句作鉴赏。如果把它换成命题形式就是“我是一个独自倚楼的人”。表面上看，诗句似乎只是说诗人独倚高楼，而当我们认真揣摩其中的隐含义时，诗人的“独”字与众将的“说封侯”形成对比，作者鄙弃功名，清高自守的思想随之显现出来，正确答案也不难得出了。
在诗歌鉴赏中逻辑的恰当运用，正是我们对诗人思想感情进行探究的必备法宝。它能帮助我们对诗歌的理解，更能大幅提升我们在此类题型上的得分率。
三、“逻辑规律”在语文学习中的应用
逻辑规律，即人类长期思想实践的正常反映。逻辑规律在语文学习中的重要应用，当属在解决六大常见语病之一的不合逻辑问题中的运用了。
例如，病句“5·21空难中，他是二百多名死难者中唯一幸免的”，“幸免”，自然是没有死，与“死难者中”产生矛盾，违背了逻辑规律之一的矛盾律，造成语病的出现。
病句题中的歧义、前后矛盾和概念交叉等。逻辑规律中有一些基本的规则，主要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在做好“三律”应用的同时能解决掉语法中常出现的偷换概念、偷换命题、自相矛盾、模棱两可等情况的出现。这对我们解答修改病句题有很大的帮助。如：“可惜，这部在他心中酝酿了很久，即将成熟的巨著未及完篇，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句话出现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前部分先陈述的是“巨著未及完篇”，后陈述的是书的作者“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概念前后不一致，违反同一律的逻辑要求，偷换概念，那就必然会使思维含混不清，不合逻辑，既不能正确地组织思想，也不能正确地表达思想。我们在修改语病时如能熟练运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常见逻辑规律，“不合逻辑”这一语病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逻辑思维的内涵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解读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3-0085-04
收稿日期：2014-03-20
作者简介：童贤东，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中共通辽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的源头，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理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各自的内在逻辑关系、结构层次，并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本前提。近年来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研究逐步深入，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形成诸多观点，可谓见仁见智，争论一直不断，近期尤甚。本文拟从逻辑起点内涵的解读到典型观点的评析，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理性判定三个方面展开，以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合理解读、标准的科学判定及逻辑起点典型观点的评析借鉴，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做出合乎理性的判定。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内涵及标准判定
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内涵，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基本前提。而要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内涵，就需要首先弄清逻辑起点的内涵。在正确理解逻辑起点内涵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历史进程及内在逻辑关系，才能更正确地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科学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科学合理的判定标准。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解读
逻辑起点内涵的正确解读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一把钥匙，逻辑起点是逻辑学的概念，因此，首先要从逻辑学的角度来阐释。对于逻辑起点的研究成果不多，为能够正确理解把握逻辑起点的内涵，有必要对目前哲学界对逻辑起点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做一简单介绍。
学者冯振广、荣今兴根据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问题的思想，认为逻辑起点的特点有以下几点：其一，起点范畴一定是整个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根据和基础；其二，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其三，起点范畴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其四，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其五，起点和终点是辩证统一的；其六，起点范畴与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1]。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的起始范畴，往往以起始概念的形式来表现。它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件：其一，有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质之规定；其二，此逻辑起点是构成该理论的研究对象之基本单位；其三，其内涵贯穿于理论发展全过程；其四，其范畴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2]。以上这些对于逻辑起点的概念内涵论述和特点界定，可为我们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提供重要的哲学理论参考，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逻辑起点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初的、最基本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二是构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三是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标准判定
要想对马克思主义逻辑起点的标准进行合理界定，既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正确解读的基础上，明确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特点，又需要兼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特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有过深刻论述：“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3]他还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由此可以看出，按照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问题，创造出新的东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形成创新性的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源头判定也同样需要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其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和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指导而产生的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这是一个具有双向度的系统性整体过程。因此，还要以系统的视角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起始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肇始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标志基点开始生成的历史现象。而具有这些特征的历史现象（历史时期）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应强调和突出的原则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既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又要兼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点和理论基点的开始形成。故此，笔者认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标准有三个基本方面：标准之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始点（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标准之二，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起点（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标准之三，必须开始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构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并且，以这种标准判定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才能更加符合逻辑起点的内涵和马克思中国化的精神实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几种典型观点及评析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拓展和逐步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界定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新的成果不断涌现，笔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现列举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类观点并做简要评析。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起点说及评析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王国敏教授等，王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思维反映，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范畴内的问题。具体来讲，它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一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渊源性追寻，其理论源头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民族化思想。”[5]此外，王国敏教授在深刻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内涵的基础上，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分解为逻辑起点、理论起点、实践起点、历史起点、理论创新起点等五个起点，并对这些起点逐一展开论述并进行判定。笔者认为这样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可以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问题，更有助于全面深层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也存在相应的问题：问题一，很难体现逻辑起点要求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思想；问题二，如果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成立，那么，这个逻辑起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苏俄化（马克思主义朝鲜化、古巴化、越南化等）。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判定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值得商榷。
（二）过程起点说及评析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从党的二大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一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处于这一过程中的这些“点”连贯起来，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张俊、沈艳荣等专家学者[6]。把从党的二大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关键节点连贯起来作为逻辑起点，能够清晰凸显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历史脉络，但仅仅符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开始形成的标准，根本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和实践的起始点，况且也太宽泛。因此，把从党的二大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关键节点连贯起来作为逻辑起点不准确。
（三）起点动态转化说及评析
学者张允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逻辑出发点，转变为以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需要作为逻辑出发点，再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作为一个统一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进一步探索的逻辑出发点，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问题。”[7]可以说动态转化是这种逻辑起点判定的特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随着具体国情和发展需要而改变的。此观点合理之处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和终点辩证统一的特点，但却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起始性和一贯性。
（四）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的历史现象起点说及评析
持此观点的徐光寿教授认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的伟大实践，以及1928-1930年间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的发表和重大理论的阐述，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重大历史现象，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直接成果则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而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8]笔者很赞同徐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起点界定的思维角度，但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界定为井冈山时期系列历史现象则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按照这样一个起点，很难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原始的肇始点。
（五）单个历史事件起点说及评析
多数学者是从单个历史现象作为起点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尽管在逻辑思维角度和出发点是类似的，但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判定结果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性。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说有：第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如果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9]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开始传入中国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持此种观点的何一成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就开始了，尽管那时并不是真正自觉地‘中国化’，而且理解和表述都不完全标准、科学。”[10]叶险明教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11]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认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出，要把理论和中国的国情结合，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赵付科、李安增[12]，李彦林、王素莉[13]等。第四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持这种观点的有梅荣政[14]、涂小雨[15]等学者。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中共二大，持这种观点的有马乙玉[16]等学者。第六种观点认为1920年前后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17]。此外，还有秋收起义说，井冈山时期说，《反对本本主义》说，遵义会议说，六届六中全会说等等。这类把单个历史现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观点，是学术界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主流观点，虽然各自都有合理之处，但是如果用马克思主义逻辑起点科学内涵、判定标准考量，感觉都有点厚此薄彼，缺乏全面性。
三、党的成立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理性判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界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对经典理论解读的基础上，还要求从多层次多向度的视角，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本文主要借鉴逻辑学逻辑起点内涵界定），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理论实质，做出合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笔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三个特点解读的基础上，借鉴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阐释，得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三个标准：标准之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始点；标准之二，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起点；标准之三，必须开始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这三个标准既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同时又综合了哲学逻辑起点概念内涵的三个核心特点，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精神实质。因此，笔者认为以这三个判定标准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比较理性的。
用标准之一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的肇始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也应该以此为原始起点。同时，既然是理论起点，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且已经发生适应中国具体国情的理论变化，就像有的学者所说要“化”出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之一必然是创新的思想理论，这个思想理论必须是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的思想，必须是贯穿于马克思中国化的历程的始终的思想。而符合这一要求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始阶段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时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的思想火花，而明确提出这一思想的是。他于1919年8月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8]。此外，他又在1920年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提到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19]。可以看出，此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用标准之二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的革命实践的起始点。按照这个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纷纷建立，因为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目有两方面实践内容：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为共产党正式的成立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从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开始，就正式开始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不断地致力于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推进，更加突出的是其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革命实践的发端。自此以后，革命实践过程虽然历经曲折，但从总体趋势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实践是在逐步走向成功和胜利的，并最终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绩。
用标准之三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最先开始形成思想理论基点的历史事件――中共二大。学者汤兆云认为：“既然以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那么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阐述作为判别标准是比较科学的。根据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判别标准有两个：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二是开始‘创造些新的东西’。照此标准，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肇始：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党的最低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也形成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东西”，包括指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动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地位及作用、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奋斗路径和目标等[20]。笔者认为这些“新的东西”正是思想基点形成的开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由此开始萌发。
综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三个判定标准，结合对典型观点的评析，可以判定党的成立时期――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始传播到中共二大，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分析，还是从两者的相互交织和结合的角度，以及参考逻辑起点的三个特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既不应该简单从理论上判定，也不应该单纯从实践层面判定；既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简单化，也不应该使之过于复杂化。而应该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结合，从系统整体的角度进行把握，方能理性、科学、合理。而能够做到最先开始融理论和实践于一体，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真正结合起来，体现逻辑与历史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历史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众所周知，党的正式成立是由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党的二大的系列紧密联系的历史现象（既包括理论也包括实践）所承载。因此，笔者同样认为能够承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这一重大理论、历史和实践问题的，也应该是党的成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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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思维的内涵篇5
［关键词］人工智能，常识推理，归纳逻辑，广义内涵逻辑，认知逻辑，自然语言逻辑
现代逻辑创始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早期，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数学中的公理化运动。当时的数学家们试图即从少数公理根据明确给出的演绎规则推导出其他的数学定理，从而把整个数学构造成为一个严格的演绎大厦，然后用某种程序和方法一劳永逸地证明数学体系的可靠性。为此需要发明和锻造严格、精确、适用的逻辑工具。这是现代逻辑诞生的主要动力。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20世纪逻辑研究的严重数学化，其表现在于：一是逻辑专注于在数学的形式化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二是逻辑采纳了数学的方法论，从事逻辑研究就意味着象数学那样用严格的形式证明去解决问题。由此发展出来的逻辑被恰当地称为“数理逻辑”，它增强了逻辑研究的深度，使逻辑学的发展继古希腊逻辑、欧洲中世纪逻辑之后进入第三个高峰期，并且对整个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21世纪逻辑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何处？大致说来将如何发展？我个人的看法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将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将由此决定21世纪逻辑学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拟人的智能，它的难点不在于人脑所进行的各种必然性推理（这一点在20世纪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如用计算机去进行高难度和高强度的数学证明，“深蓝”通过高速、大量的计算去与世界冠军下棋），而是最能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活动中包括学习、抉择、尝试、修正、推理诸因素，例如选择性地搜集相关的经验证据，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尝试性的判断或抉择，不断根据环境反馈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由此达到实践的成功。于是，逻辑学将不得不比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并着重研究人的思维中最能体现其能动性特征的各种不确定性推理，由此发展出的逻辑理论也将具有更强的可应用性。
实际上，在20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现代逻辑与人工智能（记为ai）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例如，哲学逻辑所研究的许多课题在理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ai从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以及决策科学中获得了许多资源，但逻辑（包括哲学逻辑）在ai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某些原因促使哲学逻辑家去发展关于非数学推理
的理论；基于几乎同样的理由，ai研究者也在进行类似的探索，这两方面的研究正在相互接近、相互借鉴，甚至在逐渐融合在一起。例如，ai特别关心下述课题：
·效率和资源有限的推理；
·感知；
·做计划和计划再认；
·关于他人的知识和信念的推理；
·各认知主体之间相互的知识；
·自然语言理解；
·知识表示；
·常识的精确处理；
·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容错推理；
·关于时间和因果性的推理；
·解释或说明；
·对归纳概括以及概念的学习。[①]
21世纪的逻辑学也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并对之进行研究。为了做到这一点，逻辑学家们有必要熟悉ai的要求及其相关进展，使其研究成果在ai中具有可应用性。
我认为，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将会重点关注下述几个领域，并且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出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1）如何在逻辑中处理常识推理中的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2）如何使机器人具有人的创造性智能，如从经验证据中建立用于指导以后行动的归纳判断？（3）如何进行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特别是基于已有的知识库以及各认知主体相互之间的知识而进行的推理？（4）如何结合各种语境因素进行自然语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机器人能够用人的自然语言与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等等。
1．常识推理中的某些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
ai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用机器智能模拟人的智能，它选择各种能反映人的智能特征的问题进行实践，希望能做出各种具有智能特征的软件系统。ai研究基于计算途径，因此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符号模型。一般而言，ai关于智能系统的符号模型可描述为：由一个知识载体（称为知识库KB）和一组加载在KB上的足以产生智能行为的过程（称为问题求解器pS）构成。经过20世纪70年代包括专家系统的发展，ai研究者逐步取得共识，认识到知识在智能系统中力量，即一般的智能系统事实上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系统，而知识包括专门性知识和常识性知识，前者亦可看做是某一领域内专家的常识。于是，常识问题就成为ai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即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清晰地表示人类的常识，并运用这些常识去进行符合人类行为的推理。显然，如此建立的常识知识库可能包含矛盾，是不协调的，但这种矛盾或不协调应不至于影响到进行合理的推理行为；常识推理还是一种非单调推理，即人们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推出某些结论，当人们得到更完全的信息后，可以改变甚至收回原来的结论；常识推理也是一种可能出错的不精确的推理模式，是在容许有错误知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推理，简称容错推理。而经典逻辑拒斥任何矛盾，容许从矛盾推出一切命题；并且它是单调的，即承认如下的推理模式：如果p?r，则pùq?r；或者说，任一理论的定理属于该理论之任一扩张的定理集。因此，在处理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时，经典逻辑应该受到限制和修正，并发展出某些非经典的逻辑，如次协调逻辑、非单调逻辑、容错推理等。有人指出，常识推理的逻辑是次协调逻辑和非单调逻辑的某种结合物，而后者又可看做是对容错推理的简单且基本的情形的一种形式化。[②]
“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是由普里斯特、达·科斯塔等人在对悖论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其基本想法是：当在一个理论中发现难以克服的矛盾或悖论时，与其徒劳地想尽各种办法去排除
或防范它们，不如干脆让它们留在理论体系内，但把它们“圈禁”起来，不让它们任意扩散，以免使我们所创立或研究的理论成为“不足道”的。于是，在次协调逻辑中，能够容纳有意义、有价值的“真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能使系统推出一切，导致自毁。因此，这一新逻辑具有一种次于经典逻辑但又远远高于完全不协调系统的协调性。次协调逻辑家们认为，如果在一理论t中，一语句a及其否定?a都是定理，则t是不协调的；否则，称t是协调的。如果t所使用的逻辑含有从互相否定的两公式可推出一切公式的规则或推理，则不协调的t也是不足道的(trivial)。因此，通常以经典逻辑为基础的理论，如果它是不协调的，那它一定也是不足道的。这一现象表明，经典逻辑虽可用于研究协调的理论，但不适用于研究不协调但又足道的理论。达·科斯塔在20世纪60年代构造了一系列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以用作不协调而又足道的理论的逻辑工具。对次协调逻辑系统Cn的特征性描述包括下述命题：(i)矛盾律?(aù?a)不普遍有效；(ii)从两个相互否定的公式a和?a推不出任意公式；即是说，矛盾不会在系统中任意扩散，矛盾不等于灾难。(iii)应当容纳与(i)和(ii)相容的大多数经典逻辑的推理模式和规则。这里，(i)和(ii)表明了对矛盾的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iii)则表明次协调逻辑对于经典逻辑仍有一定的继承性。
在任一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中，下述经典逻辑的定理或推理模式都不成立：
?(aù?a)
aù?aB
a(?aB)
(a??a)B
(a??a)?B
a??a
(?aù(aúB))B
(aB)(?B?a)
若以C0为经典逻辑，则系列C0,C1,C2,…Cn,…Cw使得对任正整数i有Ci弱于Ci-1，Cw是这系列中最弱的演算。已经为Cn设计出了合适的语义学，并已经证明Cn相对于此种语义是可靠的和完全的，并且次协调命题逻辑系统Cn还是可判定的。现在，已经有人把次协调逻辑扩展到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多值逻辑、集合论等领域的研究中，发展了这些领域内的次协调理论。显然，次协调逻辑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③]
非单调逻辑是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D·麦克多莫特和J·多伊尔初步尝试着系统发展一种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他们在经典谓词演算中引入一个算子m，表示某种“一致性”断言，并将其看做是模态概念，通过一定程序把模态逻辑系统t、S4和S5翻译成非单调逻辑。B·摩尔的论文《非单调逻辑的语义思考》（1983）据认为在非单调逻辑方面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贡献。他在“缺省推理”和“自动认知推理”之间做了区分，并把前者看作是在没有任何相反信息和缺少证据的条件下进行推理的过程，这种推理的特征是试探性的：根据新信息，它们很可能会被撤消。自动认知推理则不是这种类型，它是与人们自身的信念或知识相关的推理，可用它模拟一个理想的具有信念的有理性的人的推理。对于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获得成功的应用而言，非单调逻辑尚需进一步发展。
2．归纳以及其他不确定性推理
人类智能的本质特征和最高表现是创造。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具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的归纳、类比推理以及模糊推理等。因此，计算机要成功地模拟人的智能，真正体现出人的智能品质，就必须对各种具有不确定性的推理模式进行研究。
首先是对归纳推理和归纳逻辑的研究。这里所说的“归纳推理”是广义的，指一切扩展性推理，它们的结论所断定的超出了其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而前提的真无法保证结论的真，整个推理因此缺乏必然性。具体说来，这种意义的“归纳”包括下述内容：简单枚举法；排除归纳法，指这样一些操作：预先通过观察或实验列出被研究现象的可能的原因，然后有选择地安排某些事例或实验，根据某些标准排除不相干假设，最后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统计概括：从关于有穷数目样本的构成的知识到关于未知总体分布构成的结论的推理；类比论证和假说演绎法，等等。尽管休谟提出著名的“归纳问题”，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和归纳逻辑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但我认为，（1）归纳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实践的必然性。（2）人类有理由从经验的重复中建立某种确实性和规律性，其依据就是确信宇宙中存在某种类似于自然齐一律和客观因果律之类的东西。这一确信是合理的，而用纯逻辑的理由去怀疑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性断言则是不合理的，除非这个断言是逻辑矛盾。（3）人类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合理的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并且，归纳逻辑的这种可能性正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推动下慢慢地演变成现实。恩格斯早就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④]有人通过指责现有的归纳逻辑不成熟，得出“归纳逻辑不可能”的结论，他们的推理本身与归纳推理一样，不具有演绎的必然性。（4）人类实践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相应的经验知识的真理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的力量。毋庸否认，归纳逻辑目前还很不成熟。有的学者指出，为了在机器的智能模拟中克服对归纳模拟的困难而有所突破，应该将归纳逻辑等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机器学习、不确定推理和神经网络学习模型与归纳学习中已有的成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已有的归纳学习成果上，在机器归纳和机器发现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⑤]这是一个极有价值且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无疑在21世纪将得到重视并取得进展。
再谈模糊逻辑。现实世界中充满了模糊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到人的思维中形成了模糊概念和模糊命题，如“矮个子”、“美人”、“甲地在乙地附近”、“他很年轻”等。研究模糊概念、模糊命题和模糊推理的逻辑理论叫做“模糊逻辑”。对它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是L·a·查德和p·n·马林诺斯。模糊逻辑为精确逻辑（二值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它目前在医疗诊断、故障检测、气象预报、自动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获得重要应用。显然，它在21世纪将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
3．广义内涵逻辑
经典逻辑只是对命题联结词、个体词、谓词、量词和等词进行了研究，但在自然语言中，除了这些语言成分之外，显然还存在许多其他的语言成分，如各种各样的副词，包括模态词“必然”、“可能”和“不可能”
、时态词“过去”、“现在”和“未来”、道义词“应该”、“允许”、“禁止”等等，以及各种认知动词，如“思考”、“希望”、“相信”、“判断”、“猜测”、“考虑”、“怀疑”，这些认知动词在逻辑和哲学文献中被叫做“命题态度词”。对这些副词以及命题态度词的逻辑研究可以归类为“广义内涵逻辑”。
大多数副词以及几乎所有命题态度词都是内涵性的，造成内涵语境，后者与外延语境构成对照。外延语境又叫透明语境，是经典逻辑的组合性原则、等值置换规则、同一性替换规则在其中适用的语境；内涵语境又称晦暗语境，是上述规则在其中不适用的语境。相应于外延语境和内涵语境的区别，一切语言表达式（包括自然语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直至语句）都可以区分为外延性的和内涵性的，前者是提供外延语境的表达式，后者是提供内涵性语境的表达式。例如，杀死、见到、拥抱、吻、砍、踢、打、与…下棋等都是外延性表达式，而知道、相信、认识、必然、可能、允许、禁止、过去、现在、未来等都是内涵性表达式。在内涵语境中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首先，对于个体词项来说，关键性的东西是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而且要考虑它们在其他可能世界中的外延。例如，由于“必然”是内涵性表达式，它提供内涵语境，因而下述推理是非有效的：
晨星必然是晨星，
晨星就是暮星，
所以，晨星必然是暮星。
这是因为：这个推理只考虑到“晨星”和“暮星”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并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的外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可能世界，在其中“晨星”的外延不同于“暮星”的外延。因此，我们就不能利用同一性替换规则，由该推理的前提得出它的结论：“晨星必然是暮星”。其次，在内涵语境中，语言表达式不再以通常是它们的外延的东西作为外延，而以通常是它们的内涵的东西作为外延。以“达尔文相信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个语句为例。这里，达尔文所相信的是“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而不是它所指称的真值，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命题）就构成它的外延。再次，在内涵语境中，虽然适用于外延的函项性原则不再成立，但并不是非要抛弃不可，可以把它改述为新的形式：一复合表达式的外延是它出现于外延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外延加上出现于内涵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内涵的函项。这个新的组合性或函项性原则在内涵逻辑中成立。
一般而言，一个好的内涵逻辑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i）它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能处理的问题；（ii）它还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不能处理的难题。这就是说，它既不能与外延逻辑相矛盾，又要克服外延逻辑的局限。这样的内涵逻辑目前正在发展中，并且已有初步轮廓。从术语上说，内涵逻辑除需要真、假、语句真值的同一和不同、集合或类、谓词的同范围或不同范围等外延逻辑的术语之外，还需要同义、内涵的同一和差异、命题、属性或概念这样一些术语。广而言之，可以把内涵逻辑看作是关于象“必然”、“可能”、“知道”、“相信”，“允许”、“禁止”等提供内涵语境的语句算子的一般逻辑。在这种广义之下，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问题逻辑等都是内涵逻辑。不过，还有一种狭义的内涵逻辑，它可以粗略定义如下：一个内涵逻辑是一个形式语言，其中包括（1）谓词逻辑的算子、量词和变元，这里的谓词逻辑不必局限于一阶谓词逻辑，也可以是高阶谓词逻辑；（2）合式的λ—表达式，例如(λx)a，这里a是任一类型的表达式，x是任一类型的变元，(λx)a本身是一函项，它把变元x在其中取值的那种类型的对象映射到a所属的那种类型上；（3）其他需要的模态的或内涵的算子，例如€，ù、ú。而一个内涵逻辑的解释，则由下列要素组成：（1）一个可能世界的非空集w；（2）一个可能个体的非空集D；（3）一个赋值，它给系统内的表达式指派它们在每w∈w中的外延。对于任一的解释Q和任一的世界w∈w，判定内涵逻辑系统中的任一表达式X相对于解释Q在w∈w中的外延总是可能的。这样的内涵逻辑系统有丘奇的LSD系统，R·蒙塔古的iL系统，以及e·n·扎尔塔的FiL系统等。[⑥]
在各种内涵逻辑中，认识论逻辑（epistemiclogic）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认识论逻辑研究与感知（perception）、知道、相信、断定、理解、怀疑、问题和回答等相关的逻辑问题，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断定逻辑等；狭义的认识论逻辑仅指知道和相信的逻辑，简称“认知逻辑”。冯·赖特在1951年提出了对“认知模态”的逻辑分析，这对建立认知逻辑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J·麦金西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知道”的模态逻辑。a·帕普于1957年建立了一个基于6条规则的相信逻辑系统。J·亨迪卡于60年代出版的《知识和信念》一书是认知逻辑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一些认知逻辑的系统，并为其建立了基于“模型集”的语义学，后者是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先导之一。当今的认知逻辑纷繁复杂，既不成熟也面临许多难题。由于认知逻辑涉及认识论、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并且认知逻辑的应用技术，又称关于知识的推理技术，正在成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之一，因此认知逻辑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国际逻辑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这一状况在21世纪将得到继续并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有可能出现突破性的重要结果。
4．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
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有来自几个不同领域的推动力。首先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机对话和通讯、计算机的自然语言理解、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等课题，都需要对自然语言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不能仅停留在句法层面，而且要深入到语义层面。其次是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在20世纪哲学家们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问题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精力，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意义理论，如观念论、指称论、使用论、言语行为理论、真值条件论等等，以致有人说，关注意义成了20世纪哲学家的职业病。再次是语言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例如在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脱离语境的抽象研究上面，而要结合使用语言的特定环境去研究，这导致了语义学、语用学、新修辞学等等发展。各个方面发展的成果可以总称为“自然语言逻辑”，它力图综合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倡的使用论
，J·L·奥斯汀、J·L·塞尔等人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p·格赖斯所创立的会话含义学说等成果，透过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去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
自然语言具有表达和交际两种职能，其中交际职能是自然语言最重要的职能，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简称语境）中进行的，语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语境仅指一个语词、一个句子出现的上下文。广义的语境除了上下文之外，还包括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整个社会历史条件，如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时间、地点、条件、讲话的人（作者）、听话的人（读者）以及交际双方所共同具有的背景知识，这里的背景知识包括交际双方共同的信念和心理习惯，以及共同的知识和假定等等。这些语境因素对于自然语言的表达式（语词、语句）的意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i）语境具有消除自然语言语词的多义性、歧义性和模糊性的能力，具有严格规定语言表达式意义的能力。（ii）自然语言的句子常常包含指示代词、人称代词、时间副词等，要弄清楚这些句子的意义和内容，就要弄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对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什么地点说的、针对什么说的，等等，这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进行。依赖语境的其他类型的语句还有：包含着象“有些”和“每一个”这类量化表达式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论域，包含着象“大的”、“冷的”这类形容词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相比较的对象类；模态语句和条件语句的意义取决于因语境而变化的语义决定因素，如此等等。（iii）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语境中会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以至偏离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抽象意义），而产生一种新的意义即语用涵义。有人认为，一个语言表达式在它的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才是它的完全的真正的意义，一旦脱离开语境，它就只具有抽象的意义。语言的抽象意义和它的具体意义的关系，正象解剖了的死人肢体与活人肢体的关系一样。逻辑应该去研究、理解、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当然不是去研究某一个（或一组）特定的语句在某个特定语境中唯一无二的意义，而是专门研究确定自然语言具体意义的普遍原则。[⑦]
美国语言学家保罗·格赖斯把语言表达式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字面意义的特殊涵义，叫做“语用涵义”、“会话涵义”或“隐涵”（implicature），并于1975年提出了一组“交际合作原则”，包括一个总则和四组准则。总则的内容是：在你参与会话时，你要依据你所参与的谈话交流的公认目的或方向，使你的会话贡献符合这种需要。仿照康德把范畴区分为量、质、关系和方式四类，格赖斯提出了如下四组准则：
（1）数量准则：在交际过程中给出的信息量要适中。
a．给出所要求的信息量；
b．给出的信息量不要多于所要求的信息量。
（2）质量准则：力求讲真话。
a．不说你认为假的东西，。
b．不说你缺少适当证据的东西。
（3）关联准则：说话要与已定的交际目的相关联。
（4）方式准则：说话要意思明确，表达清晰。
a．避免晦涩生僻的表达方式；
b．避免有歧义的表达方式；
c．说话要简洁；
d．说话要有顺序性。[⑧]
后来对这些原则提出了不和补充，例如有人还提出了交际过程中所要遵守的“礼貌原则”。只要把交际双方遵守交际合作原则之类的语用规则作为基本前提，这些原则就可以用来确定和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语用涵义）。实际上，一个语句p的语用涵义，就是听话人在具体语境中根据语用规则由p得到的那个或那些语句。更具体地说，从说话人S说的话语p推出语用涵义q的一般过程是：
（i）S说了p；
（ii）没有理由认为S不遵守准则，或至少S会遵守总的合作原则；
（iii）S说了p而又要遵守准则或总的合作原则，S必定想表达q；
（iv）S必然知道，谈话双方都清楚：如果S是合作的，必须假设q；
（v）S无法阻止听话人H考虑q；
（vi）因此，S意图让H考虑q，并在说p时意味着q。
试举二例：
（1）a站在熄火的汽车旁，b向a走来。a说：“我没有汽油了。”b说：“前面拐角处有一个修车铺。”这里a与b谈话的目的是：a想得到汽油。根据关系准则，b说这句话是与a想得到汽油相关的，由此可知：b说这句话时隐涵着：“前面的修车铺还在营业并且卖汽油。”
（2）某教授写信推荐他的学生任某项哲学方面的工作，信中写到：“亲爱的先生：我的学生c的英语很好，并且准时上我的课。”根据量的准则，应该提供所需要的信息量；作为教授，他对自己的学生的情况显然十分熟悉，也可以提供所需要的信息量，但他有意违反量的准则，在信中只用一句话来介绍学生的情况，任用人一旦接到这封信，自然明白：教授认为c不宜从事这项哲学工作。
并且，语用涵义还具有如下5个特点：（i）可取消性：在给原话语附加上某些话语之后，它原有的语用涵义可被取消。在例（1）中，若b在说“前面拐角处有一个修车铺”之后又补上一句：“不过它这时已经关门了”，则原有的语用涵义“你可从那里得到汽油”就被取消了。（ii）不可分离性：如果某话语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了语用涵义，则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同义结构，该含义始终存在，因为它所依附的是话语的内容，而不是话语的形式。（iii）可推导性，前面已说明这一点。（iv）非规约性：语用涵义不能单独从话语本身推出来，除要考虑交际合作原则之类的语用规则之外，也需要假定通常的逻辑推理规则，并需要把上文语句、交际双方所共有的背景知识作为附加前提考虑在内。（v）不确定性：同一句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产生不同的语用涵义。显然，确定某个话语的语用涵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和分析、归纳和演绎的统一应用，因此具有一定的或然性。研究如何迅速有效地把握自然语言表达式在具体语境中的语用涵义，这正是自然语言逻辑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它将在21世纪取得进展。［摘要］本文认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将是21世纪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21世纪逻辑学的面貌。至少在21世纪早期，逻辑学将重点关注下列论题：（1）如何在逻辑中处理常识推理的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2）如何使机器人具有人的创造性智能，如从经验证据中建立用于指导以后行动的可错的归纳判断？（3）如何进行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特别是基于已有的知识库以及各认知主体相互之间的知识而进行的推理？（4）如何结合各种语境因素进行自然语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机器人能够用人的自然语言与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等等。
［关键词］人工智能，常识推理，归纳逻辑，广义内涵逻辑，认知逻辑，自然语言逻辑
现代逻辑创始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早期，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数学中的公理化运动。当时的数学家们试图即从少数公理根据明确给出的演绎规则推导出其他的数学定理，从而把整个数学构造成为一个严格的演绎大厦，然后用某种程序和方法一劳永逸地证明数学体系的可靠性。为此需要发明和锻造严格、精确、适用的逻辑工具。这是现代逻辑诞生的主要动力。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20世纪逻辑研究的严重数学化，其表现在于：一是逻辑专注于在数学的形式化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二是逻辑采纳了数学的方法论，从事逻辑研究就意味着象数学那样用严格的形式证明去解决问题。由此发展出来的逻辑被恰当地称为“数理逻辑”，它增强了逻辑研究的深度，使逻辑学的发展继古希腊逻辑、欧洲中世纪逻辑之后进入第三个高峰期，并且对整个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21世纪逻辑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何处？大致说来将如何发展？我个人的看法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将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将由此决定21世纪逻辑学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拟人的智能，它的难点不在于人脑所进行的各种必然性推理（这一点在20世纪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如用计算机去进行高难度和高强度的数学证明，“深蓝”通过高速、大量的计算去与世界冠军下棋），而是最能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活动中包括学习、抉择、尝试、修正、推理诸因素，例如选择性地搜集相关的经验证据，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尝试性的判断或抉择，不断根据环境反馈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由此达到实践的成功。于是，逻辑学将不得不比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并着重研究人的思维中最能体现其能动性特征的各种不确定性推理，由此发展出的逻辑理论也将具有更强的可应用性。
实际上，在20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现代逻辑与人工智能（记为ai）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例如，哲学逻辑所研究的许多课题在理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ai从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以及决策科学中获得了许多资源，但逻辑（包括哲学逻辑）在ai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某些原因促使哲学逻辑家去发展关于非数学推理
的理论；基于几乎同样的理由，ai研究者也在进行类似的探索，这两方面的研究正在相互接近、相互借鉴，甚至在逐渐融合在一起。例如，ai特别关心下述课题：
·效率和资源有限的推理；
·感知；
·做计划和计划再认；
·关于他人的知识和信念的推理；
·各认知主体之间相互的知识；
·自然语言理解；
·知识表示；
·常识的精确处理；
·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容错推理；
·关于时间和因果性的推理；
·解释或说明；
·对归纳概括以及概念的学习。[①]
21世纪的逻辑学也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并对之进行研究。为了做到这一点，逻辑学家们有必要熟悉ai的要求及其相关进展，使其研究成果在ai中具有可应用性。
我认为，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将会重点关注下述几个领域，并且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出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1）如何在逻辑中处理常识推理中的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2）如何使机器人具有人的创造性智能，如从经验证据中建立用于指导以后行动的归纳判断？（3）如何进行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特别是基于已有的知识库以及各认知主体相互之间的知识而进行的推理？（4）如何结合各种语境因素进行自然语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机器人能够用人的自然语言与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等等。
1．常识推理中的某些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
ai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用机器智能模拟人的智能，它选择各种能反映人的智能特征的问题进行实践，希望能做出各种具有智能特征的软件系统。ai研究基于计算途径，因此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符号模型。一般而言，ai关于智能系统的符号模型可描述为：由一个知识载体（称为知识库KB）和一组加载在KB上的足以产生智能行为的过程（称为问题求解器pS）构成。经过20世纪70年代包括专家系统的发展，ai研究者逐步取得共识，认识到知识在智能系统中力量，即一般的智能系统事实上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系统，而知识包括专门性知识和常识性知识，前者亦可看做是某一领域内专家的常识。于是，常识问题就成为ai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即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清晰地表示人类的常识，并运用这些常识去进行符合人类行为的推理。显然，如此建立的常识知识库可能包含矛盾，是不协调的，但这种矛盾或不协调应不至于影响到进行合理的推理行为；常识推理还是一种非单调推理，即人们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推出某些结论，当人们得到更完全的信息后，可以改变甚至收回原来的结论；常识推理也是一种可能出错的不精确的推理模式，是在容许有错误知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推理，简称容错推理。而经典逻辑拒斥任何矛盾，容许从矛盾推出一切命题；并且它是单调的，即承认如下的推理模式：如果p?r，则pùq?r；或者说，任一理论的定理属于该理论之任一扩张的定理集。因此，在处理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时，经典逻辑应该受到限制和修正，并发展出某些非经典的逻辑，如次协调逻辑、非单调逻辑、容错推理等。有人指出，常识推理的逻辑是次协调逻辑和非单调逻辑的某种结合物，而后者又可看做是对容错推理的简单且基本的情形的一种形式化。[②]
“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是由普里斯特、达·科斯塔等人在对悖论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其基本想法是：当在一个理论中发现难以克服的矛盾或悖论时，与其徒劳地想尽各种办法去排除
或防范它们，不如干脆让它们留在理论体系内，但把它们“圈禁”起来，不让它们任意扩散，以免使我们所创立或研究的理论成为“不足道”的。于是，在次协调逻辑中，能够容纳有意义、有价值的“真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能使系统推出一切，导致自毁。因此，这一新逻辑具有一种次于经典逻辑但又远远高于完全不协调系统的协调性。次协调逻辑家们认为，如果在一理论t中，一语句a及其否定?a都是定理，则t是不协调的；否则，称t是协调的。如果t所使用的逻辑含有从互相否定的两公式可推出一切公式的规则或推理，则不协调的t也是不足道的(trivial)。因此，通常以经典逻辑为基础的理论，如果它是不协调的，那它一定也是不足道的。这一现象表明，经典逻辑虽可用于研究协调的理论，但不适用于研究不协调但又足道的理论。达·科斯塔在20世纪60年代构造了一系列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以用作不协调而又足道的理论的逻辑工具。对次协调逻辑系统Cn的特征性描述包括下述命题：(i)矛盾律?(aù?a)不普遍有效；(ii)从两个相互否定的公式a和?a推不出任意公式；即是说，矛盾不会在系统中任意扩散，矛盾不等于灾难。(iii)应当容纳与(i)和(ii)相容的大多数经典逻辑的推理模式和规则。这里，(i)和(ii)表明了对矛盾的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iii)则表明次协调逻辑对于经典逻辑仍有一定的继承性。
在任一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中，下述经典逻辑的定理或推理模式都不成立：
?(aù?a)
aù?aB
a(?aB)
(a??a)B
(a??a)?B
a??a
(?aù(aúB))B
(aB)(?B?a)
若以C0为经典逻辑，则系列C0,C1,C2,…Cn,…Cw使得对任正整数i有Ci弱于Ci-1，Cw是这系列中最弱的演算。已经为Cn设计出了合适的语义学，并已经证明Cn相对于此种语义是可靠的和完全的，并且次协调命题逻辑系统Cn还是可判定的。现在，已经有人把次协调逻辑扩展到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多值逻辑、集合论等领域的研究中，发展了这些领域内的次协调理论。显然，次协调逻辑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③]
非单调逻辑是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D·麦克多莫特和J·多伊尔初步尝试着系统发展一种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他们在经典谓词演算中引入一个算子m，表示某种“一致性”断言，并将其看做是模态概念，通过一定程序把模态逻辑系统t、S4和S5翻译成非单调逻辑。B·摩尔的论文《非单调逻辑的语义思考》（1983）据认为在非单调逻辑方面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贡献。他在“缺省推理”和“自动认知推理”之间做了区分，并把前者看作是在没有任何相反信息和缺少证据的条件下进行推理的过程，这种推理的特征是试探性的：根据新信息，它们很可能会被撤消。自动认知推理则不是这种类型，它是与人们自身的信念或知识相关的推理，可用它模拟一个理想的具有信念的有理性的人的推理。对于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获得成功的应用而言，非单调逻辑尚需进一步发展。
2．归纳以及其他不确定性推理
人类智能的本质特征和最高表现是创造。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具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的归纳、类比推理以及模糊推理等。因此，计算机要成功地模拟人的智能，真正体现出人的智能品质，就必须对各种具有不确定性的推理模式进行研究。
首先是对归纳推理和归纳逻辑的研究。这里所说的“归纳推理”是广义的，指一切扩展性推理，它们的结论所断定的超出了其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而前提的真无法保证结论的真，整个推理因此缺乏必然性。具体说来，这种意义的“归纳”包括下述内容：简单枚举法；排除归纳法，指这样一些操作：预先通过观察或实验列出被研究现象的可能的原因，然后有选择地安排某些事例或实验，根据某些标准排除不相干假设，最后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统计概括：从关于有穷数目样本的构成的知识到关于未知总体分布构成的结论的推理；类比论证和假说演绎法，等等。尽管休谟提出著名的“归纳问题”，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和归纳逻辑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但我认为，（1）归纳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实践的必然性。（2）人类有理由从经验的重复中建立某种确实性和规律性，其依据就是确信宇宙中存在某种类似于自然齐一律和客观因果律之类的东西。这一确信是合理的，而用纯逻辑的理由去怀疑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性断言则是不合理的，除非这个断言是逻辑矛盾。（3）人类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合理的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并且，归纳逻辑的这种可能性正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推动下慢慢地演变成现实。恩格斯早就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④]有人通过指责现有的归纳逻辑不成熟，得出“归纳逻辑不可能”的结论，他们的推理本身与归纳推理一样，不具有演绎的必然性。（4）人类实践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相应的经验知识的真理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的力量。毋庸否认，归纳逻辑目前还很不成熟。有的学者指出，为了在机器的智能模拟中克服对归纳模拟的困难而有所突破，应该将归纳逻辑等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机器学习、不确定推理和神经网络学习模型与归纳学习中已有的成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已有的归纳学习成果上，在机器归纳和机器发现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⑤]这是一个极有价值且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无疑在21世纪将得到重视并取得进展。
再谈模糊逻辑。现实世界中充满了模糊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到人的思维中形成了模糊概念和模糊命题，如“矮个子”、“美人”、“甲地在乙地附近”、“他很年轻”等。研究模糊概念、模糊命题和模糊推理的逻辑理论叫做“模糊逻辑”。对它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是L·a·查德和p·n·马林诺斯。模糊逻辑为精确逻辑（二值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它目前在医疗诊断、故障检测、气象预报、自动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获得重要应用。显然，它在21世纪将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
3．广义内涵逻辑
经典逻辑只是对命题联结词、个体词、谓词、量词和等词进行了研究，但在自然语言中，除了这些语言成分之外，显然还存在许多其他的语言成分，如各种各样的副词，包括模态词“必然”、“可能”和“不可能”
、时态词“过去”、“现在”和“未来”、道义词“应该”、“允许”、“禁止”等等，以及各种认知动词，如“思考”、“希望”、“相信”、“判断”、“猜测”、“考虑”、“怀疑”，这些认知动词在逻辑和哲学文献中被叫做“命题态度词”。对这些副词以及命题态度词的逻辑研究可以归类为“广义内涵逻辑”。
大多数副词以及几乎所有命题态度词都是内涵性的，造成内涵语境，后者与外延语境构成对照。外延语境又叫透明语境，是经典逻辑的组合性原则、等值置换规则、同一性替换规则在其中适用的语境；内涵语境又称晦暗语境，是上述规则在其中不适用的语境。相应于外延语境和内涵语境的区别，一切语言表达式（包括自然语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直至语句）都可以区分为外延性的和内涵性的，前者是提供外延语境的表达式，后者是提供内涵性语境的表达式。例如，杀死、见到、拥抱、吻、砍、踢、打、与…下棋等都是外延性表达式，而知道、相信、认识、必然、可能、允许、禁止、过去、现在、未来等都是内涵性表达式。在内涵语境中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首先，对于个体词项来说，关键性的东西是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而且要考虑它们在其他可能世界中的外延。例如，由于“必然”是内涵性表达式，它提供内涵语境，因而下述推理是非有效的：
晨星必然是晨星，
晨星就是暮星，
所以，晨星必然是暮星。
这是因为：这个推理只考虑到“晨星”和“暮星”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并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的外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可能世界，在其中“晨星”的外延不同于“暮星”的外延。因此，我们就不能利用同一性替换规则，由该推理的前提得出它的结论：“晨星必然是暮星”。其次，在内涵语境中，语言表达式不再以通常是它们的外延的东西作为外延，而以通常是它们的内涵的东西作为外延。以“达尔文相信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个语句为例。这里，达尔文所相信的是“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而不是它所指称的真值，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命题）就构成它的外延。再次，在内涵语境中，虽然适用于外延的函项性原则不再成立，但并不是非要抛弃不可，可以把它改述为新的形式：一复合表达式的外延是它出现于外延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外延加上出现于内涵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内涵的函项。这个新的组合性或函项性原则在内涵逻辑中成立。
一般而言，一个好的内涵逻辑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i）它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能处理的问题；（ii）它还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不能处理的难题。这就是说，它既不能与外延逻辑相矛盾，又要克服外延逻辑的局限。这样的内涵逻辑目前正在发展中，并且已有初步轮廓。从术语上说，内涵逻辑除需要真、假、语句真值的同一和不同、集合或类、谓词的同范围或不同范围等外延逻辑的术语之外，还需要同义、内涵的同一和差异、命题、属性或概念这样一些术语。广而言之，可以把内涵逻辑看作是关于象“必然”、“可能”、“知道”、“相信”，“允许”、“禁止”等提供内涵语境的语句算子的一般逻辑。在这种广义之下，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问题逻辑等都是内涵逻辑。不过，还有一种狭义的内涵逻辑，它可以粗略定义如下：一个内涵逻辑是一个形式语言，其中包括（1）谓词逻辑的算子、量词和变元，这里的谓词逻辑不必局限于一阶谓词逻辑，也可以是高阶谓词逻辑；（2）合式的λ—表达式，例如(λx)a，这里a是任一类型的表达式，x是任一类型的变元，(λx)a本身是一函项，它把变元x在其中取值的那种类型的对象映射到a所属的那种类型上；（3）其他需要的模态的或内涵的算子，例如€，ù、ú。而一个内涵逻辑的解释，则由下列要素组成：（1）一个可能世界的非空集w；（2）一个可能个体的非空集D；（3）一个赋值，它给系统内的表达式指派它们在每w∈w中的外延。对于任一的解释Q和任一的世界w∈w，判定内涵逻辑系统中的任一表达式X相对于解释Q在w∈w中的外延总是可能的。这样的内涵逻辑系统有丘奇的LSD系统，R·蒙塔古的iL系统，以及e·n·扎尔塔的FiL系统等。[⑥]
在各种内涵逻辑中，认识论逻辑（epistemiclogic）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认识论逻辑研究与感知（perception）、知道、相信、断定、理解、怀疑、问题和回答等相关的逻辑问题，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断定逻辑等；狭义的认识论逻辑仅指知道和相信的逻辑，简称“认知逻辑”。冯·赖特在1951年提出了对“认知模态”的逻辑分析，这对建立认知逻辑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J·麦金西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知道”的模态逻辑。a·帕普于1957年建立了一个基于6条规则的相信逻辑系统。J·亨迪卡于60年代出版的《知识和信念》一书是认知逻辑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一些认知逻辑的系统，并为其建立了基于“模型集”的语义学，后者是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先导之一。当今的认知逻辑纷繁复杂，既不成熟也面临许多难题。由于认知逻辑涉及认识论、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并且认知逻辑的应用技术，又称关于知识的推理技术，正在成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之一，因此认知逻辑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国际逻辑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这一状况在21世纪将得到继续并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有可能出现突破性的重要结果。
4．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
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有来自几个不同领域的推动力。首先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机对话和通讯、计算机的自然语言理解、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等课题，都需要对自然语言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不能仅停留在句法层面，而且要深入到语义层面。其次是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在20世纪哲学家们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问题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精力，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意义理论，如观念论、指称论、使用论、言语行为理论、真值条件论等等，以致有人说，关注意义成了20世纪哲学家的职业病。再次是语言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例如在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脱离语境的抽象研究上面，而要结合使用语言的特定环境去研究，这导致了语义学、语用学、新修辞学等等发展。各个方面发展的成果可以总称为“自然语言逻辑”，它力图综合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倡的使用论
，J·L·奥斯汀、J·L·塞尔等人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p·格赖斯所创立的会话含义学说等成果，透过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去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
自然语言具有表达和交际两种职能，其中交际职能是自然语言最重要的职能，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简称语境）中进行的，语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语境仅指一个语词、一个句子出现的上下文。广义的语境除了上下文之外，还包括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整个社会历史条件，如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时间、地点、条件、讲话的人（作者）、听话的人（读者）以及交际双方所共同具有的背景知识，这里的背景知识包括交际双方共同的信念和心理习惯，以及共同的知识和假定等等。这些语境因素对于自然语言的表达式（语词、语句）的意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i）语境具有消除自然语言语词的多义性、歧义性和模糊性的能力，具有严格规定语言表达式意义的能力。（ii）自然语言的句子常常包含指示代词、人称代词、时间副词等，要弄清楚这些句子的意义和内容，就要弄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对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什么地点说的、针对什么说的，等等，这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进行。依赖语境的其他类型的语句还有：包含着象“有些”和“每一个”这类量化表达式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论域，包含着象“大的”、“冷的”这类形容词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相比较的对象类；模态语句和条件语句的意义取决于因语境而变化的语义决定因素，如此等等。（iii）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语境中会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以至偏离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抽象意义），而产生一种新的意义即语用涵义。有人认为，一个语言表达式在它的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才是它的完全的真正的意义，一旦脱离开语境，它就只具有抽象的意义。语言的抽象意义和它的具体意义的关系，正象解剖了的死人肢体与活人肢体的关系一样。逻辑应该去研究、理解、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当然不是去研究某一个（或一组）特定的语句在某个特定语境中唯一无二的意义，而是专门研究确定自然语言具体意义的普遍原则。[⑦]
美国语言学家保罗·格赖斯把语言表达式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字面意义的特殊涵义，叫做“语用涵义”、“会话涵义”或“隐涵”（implicature），并于1975年提出了一组“交际合作原则”，包括一个总则和四组准则。总则的内容是：在你参与会话时，你要依据你所参与的谈话交流的公认目的或方向，使你的会话贡献符合这种需要。仿照康德把范畴区分为量、质、关系和方式四类，格赖斯提出了如下四组准则：
（1）数量准则：在交际过程中给出的信息量要适中。
a．给出所要求的信息量；
b．给出的信息量不要多于所要求的信息量。
（2）质量准则：力求讲真话。
a．不说你认为假的东西，。
b．不说你缺少适当证据的东西。
（3）关联准则：说话要与已定的交际目的相关联。
（4）方式准则：说话要意思明确，表达清晰。
a．避免晦涩生僻的表达方式；
b．避免有歧义的表达方式；
c．说话要简洁；
d．说话要有顺序性。[⑧]
后来对这些原则提出了不和补充，例如有人还提出了交际过程中所要遵守的“礼貌原则”。只要把交际双方遵守交际合作原则之类的语用规则作为基本前提，这些原则就可以用来确定和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语用涵义）。实际上，一个语句p的语用涵义，就是听话人在具体语境中根据语用规则由p得到的那个或那些语句。更具体地说，从说话人S说的话语p推出语用涵义q的一般过程是：
（i）S说了p；
（ii）没有理由认为S不遵守准则，或至少S会遵守总的合作原则；
（iii）S说了p而又要遵守准则或总的合作原则，S必定想表达q；
（iv）S必然知道，谈话双方都清楚：如果S是合作的，必须假设q；
（v）S无法阻止听话人H考虑q；
（vi）因此，S意图让H考虑q，并在说p时意味着q。
试举二例：
（1）a站在熄火的汽车旁，b向a走来。a说：“我没有汽油了。”b说：“前面拐角处有一个修车铺。”这里a与b谈话的目的是：a想得到汽油。根据关系准则，b说这句话是与a想得到汽油相关的，由此可知：b说这句话时隐涵着：“前面的修车铺还在营业并且卖汽油。”
逻辑思维的内涵篇6
［关键词］人工智能，常识推理，归纳逻辑，广义内涵逻辑，认知逻辑，自然语言逻辑
现代逻辑创始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早期，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数学中的公理化运动。当时的数学家们试图即从少数公理根据明确给出的演绎规则推导出其他的数学定理，从而把整个数学构造成为一个严格的演绎大厦，然后用某种程序和方法一劳永逸地证明数学体系的可靠性。为此需要发明和锻造严格、精确、适用的逻辑工具。这是现代逻辑诞生的主要动力。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20世纪逻辑研究的严重数学化，其表现在于：一是逻辑专注于在数学的形式化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二是逻辑采纳了数学的方法论，从事逻辑研究就意味着象数学那样用严格的形式证明去解决问题。由此发展出来的逻辑被恰当地称为“数理逻辑”，它增强了逻辑研究的深度，使逻辑学的发展继古希腊逻辑、欧洲中世纪逻辑之后进入第三个高峰期，并且对整个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21世纪逻辑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何处？大致说来将如何发展？我个人的看法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将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将由此决定21世纪逻辑学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拟人的智能，它的难点不在于人脑所进行的各种必然性推理（这一点在20世纪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如用计算机去进行高难度和高强度的数学证明，“深蓝”通过高速、大量的计算去与世界冠军下棋），而是最能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活动中包括学习、抉择、尝试、修正、推理诸因素，例如选择性地搜集相关的经验证据，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尝试性的判断或抉择，不断根据环境反馈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由此达到实践的成功。于是，逻辑学将不得不比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并着重研究人的思维中最能体现其能动性特征的各种不确定性推理，由此发展出的逻辑理论也将具有更强的可应用性。
实际上，在20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现代逻辑与人工智能（记为ai）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例如，哲学逻辑所研究的许多课题在理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ai从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以及决策科学中获得了许多资源，但逻辑（包括哲学逻辑）在ai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某些原因促使哲学逻辑家去发展关于非数学推理
的理论；基于几乎同样的理由，ai研究者也在进行类似的探索，这两方面的研究正在相互接近、相互借鉴，甚至在逐渐融合在一起。例如，ai特别关心下述课题：
·效率和资源有限的推理；
·感知；
·做计划和计划再认；
·关于他人的知识和信念的推理；
·各认知主体之间相互的知识；
·自然语言理解；
·知识表示；
·常识的精确处理；
·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容错推理；
·关于时间和因果性的推理；
·解释或说明；
·对归纳概括以及概念的学习。[①]
21世纪的逻辑学也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并对之进行研究。为了做到这一点，逻辑学家们有必要熟悉ai的要求及其相关进展，使其研究成果在ai中具有可应用性。
我认为，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将会重点关注下述几个领域，并且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出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1）如何在逻辑中处理常识推理中的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2）如何使机器人具有人的创造性智能，如从经验证据中建立用于指导以后行动的归纳判断？（3）如何进行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特别是基于已有的知识库以及各认知主体相互之间的知识而进行的推理？（4）如何结合各种语境因素进行自然语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机器人能够用人的自然语言与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等等。
1．常识推理中的某些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
ai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用机器智能模拟人的智能，它选择各种能反映人的智能特征的问题进行实践，希望能做出各种具有智能特征的软件系统。ai研究基于计算途径，因此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符号模型。一般而言，ai关于智能系统的符号模型可描述为：由一个知识载体（称为知识库KB）和一组加载在KB上的足以产生智能行为的过程（称为问题求解器pS）构成。经过20世纪70年代包括专家系统的发展，ai研究者逐步取得共识，认识到知识在智能系统中力量，即一般的智能系统事实上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系统，而知识包括专门性知识和常识性知识，前者亦可看做是某一领域内专家的常识。于是，常识问题就成为ai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即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清晰地表示人类的常识，并运用这些常识去进行符合人类行为的推理。显然，如此建立的常识知识库可能包含矛盾，是不协调的，但这种矛盾或不协调应不至于影响到进行合理的推理行为；常识推理还是一种非单调推理，即人们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推出某些结论，当人们得到更完全的信息后，可以改变甚至收回原来的结论；常识推理也是一种可能出错的不精确的推理模式，是在容许有错误知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推理，简称容错推理。而经典逻辑拒斥任何矛盾，容许从矛盾推出一切命题；并且它是单调的，即承认如下的推理模式：如果p?r，则pùq?r；或者说，任一理论的定理属于该理论之任一扩张的定理集。因此，在处理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时，经典逻辑应该受到限制和修正，并发展出某些非经典的逻辑，如次协调逻辑、非单调逻辑、容错推理等。有人指出，常识推理的逻辑是次协调逻辑和非单调逻辑的某种结合物，而后者又可看做是对容错推理的简单且基本的情形的一种形式化。[②]
“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是由普里斯特、达·科斯塔等人在对悖论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其基本想法是：当在一个理论中发现难以克服的矛盾或悖论时，与其徒劳地想尽各种办法去排除或防范它们，不如干脆让它们留在理论体系内，但把它们“圈禁”起来，不让它们任意扩散，以免使我们所创立或研究的理论成为“不足道”的。于是，在次协调逻辑中，能够容纳有意义、有价值的“真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能使系统推出一切，导致自毁。因此，这一新逻辑具有一种次于经典逻辑但又远远高于完全不协调系统的协调性。次协调逻辑家们认为，如果在一理论t中，一语句a及其否定?a都是定理，则t是不协调的；否则，称t是协调的。如果t所使用的逻辑含有从互相否定的两公式可推出一切公式的规则或推理，则不协调的t也是不足道的(trivial)。因此，通常以经典逻辑为基础的理论，如果它是不协调的，那它一定也是不足道的。这一现象表明，经典逻辑虽可用于研究协调的理论，但不适用于研究不协调但又足道的理论。达·科斯塔在20世纪60年代构造了一系列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以用作不协调而又足道的理论的逻辑工具。对次协调逻辑系统Cn的特征性描述包括下述命题：(i)矛盾律?(aù?a)不普遍有效；(ii)从两个相互否定的公式a和?a推不出任意公式；即是说，矛盾不会在系统中任意扩散，矛盾不等于灾难。(iii)应当容纳与(i)和(ii)相容的大多数经典逻辑的推理模式和规则。这里，(i)和(ii)表明了对矛盾的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iii)则表明次协调逻辑对于经典逻辑仍有一定的继承性。
在任一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中，下述经典逻辑的定理或推理模式都不成立：
?(aù?a)
aù?aB
a(?aB)
(a??a)B
(a??a)?B
a??a
(?aù(aúB))B
(aB)(?B?a)
若以C0为经典逻辑，则系列C0,C1,C2,…Cn,…Cw使得对任正整数i有Ci弱于Ci-1，Cw是这系列中最弱的演算。已经为Cn设计出了合适的语义学，并已经证明Cn相对于此种语义是可靠的和完全的，并且次协调命题逻辑系统Cn还是可判定的。现在，已经有人把次协调逻辑扩展到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多值逻辑、集合论等领域的研究中，发展了这些领域内的次协调理论。显然，次协调逻辑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③]
非单调逻辑是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D·麦克多莫特和J·多伊尔初步尝试着系统发展一种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他们在经典谓词演算中引入一个算子m，表示某种“一致性”断言，并将其看做是模态概念，通过一定程序把模态逻辑系统t、S4和S5翻译成非单调逻辑。B·摩尔的论文《非单调逻辑的语义思考》（1983）据认为在非单调逻辑方面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贡献。他在“缺省推理”和“自动认知推理”之间做了区分，并把前者看作是在没有任何相反信息和缺少证据的条件下进行推理的过程，这种推理的特征是试探性的：根据新信息，它们很可能会被撤消。自动认知推理则不是这种类型，它是与人们自身的信念或知识相关的推理，可用它模拟一个理想的具有信念的有理性的人的推理。对于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获得成功的应用而言，非单调逻辑尚需进一步发展。
2．归纳以及其他不确定性推理
人类智能的本质特征和最高表现是创造。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具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的归纳、类比推理以及模糊推理等。因此，计算机要成功地模拟人的智能，真正体现出人的智能品质，就必须对各种具有不确定性的推理模式进行研究。
首先是对归纳推理和归纳逻辑的研究。这里所说的“归纳推理”是广义的，指一切扩展性推理，它们的结论所断定的超出了其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而前提的真无法保证结论的真，整个推理因此缺乏必然性。具体说来，这种意义的“归纳”包括下述内容：简单枚举法；排除归纳法，指这样一些操作：预先通过观察或实验列出被研究现象的可能的原因，然后有选择地安排某些事例或实验，根据某些标准排除不相干假设，最后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统计概括：从关于有穷数目样本的构成的知识到关于未知总体分布构成的结论的推理；类比论证和假说演绎法，等等。尽管休谟提出著名的“归纳问题”，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和归纳逻辑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但我认为，（1）归纳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实践的必然性。（2）人类有理由从经验的重复中建立某种确实性和规律性，其依据就是确信宇宙中存在某种类似于自然齐一律和客观因果律之类的东西。这一确信是合理的，而用纯逻辑的理由去怀疑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性断言则是不合理的，除非这个断言是逻辑矛盾。（3）人类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合理的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并且，归纳逻辑的这种可能性正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推动下慢慢地演变成现实。恩格斯早就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④]有人通过指责现有的归纳逻辑不成熟，得出“归纳逻辑不可能”的结论，他们的推理本身与归纳推理一样，不具有演绎的必然性。（4）人类实践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相应的经验知识的真理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的力量。毋庸否认，归纳逻辑目前还很不成熟。有的学者指出，为了在机器的智能模拟中克服对归纳模拟的困难而有所突破，应该将归纳逻辑等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机器学习、不确定推理和神经网络学习模型与归纳学习中已有的成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已有的归纳学习成果上，在机器归纳和机器发现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⑤]这是一个极有价值且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无疑在21世纪将得到重视并取得进展。
再谈模糊逻辑。现实世界中充满了模糊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到人的思维中形成了模糊概念和模糊命题，如“矮个子”、“美人”、“甲地在乙地附近”、“他很年轻”等。研究模糊概念、模糊命题和模糊推理的逻辑理论叫做“模糊逻辑”。对它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是L·a·查德和p·n·马林诺斯。模糊逻辑为精确逻辑（二值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它目前在医疗诊断、故障检测、气象预报、自动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获得重要应用。显然，它在21世纪将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
3．广义内涵逻辑
经典逻辑只是对命题联结词、个体词、谓词、量词和等词进行了研究，但在自然语言中，除了这些语言成分之外，显然还存在许多其他的语言成分，如各种各样的副词，包括模态词“必然”、“可能”和“不可能”、时态词“过去”、“现在”和“未来”、道义词“应该”、“允许”、“禁止”等等，以及各种认知动词，如“思考”、“希望”、“相信”、“判断”、“猜测”、“考虑”、“怀疑”，这些认知动词在逻辑和哲学文献中被叫做“命题态度词”。对这些副词以及命题态度词的逻辑研究可以归类为“广义内涵逻辑”。
大多数副词以及几乎所有命题态度词都是内涵性的，造成内涵语境，后者与外延语境构成对照。外延语境又叫透明语境，是经典逻辑的组合性原则、等值置换规则、同一性替换规则在其中适用的语境；内涵语境又称晦暗语境，是上述规则在其中不适用的语境。相应于外延语境和内涵语境的区别，一切语言表达式（包括自然语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直至语句）都可以区分为外延性的和内涵性的，前者是提供外延语境的表达式，后者是提供内涵性语境的表达式。例如，杀死、见到、拥抱、吻、砍、踢、打、与…下棋等都是外延性表达式，而知道、相信、认识、必然、可能、允许、禁止、过去、现在、未来等都是内涵性表达式。
在内涵语境中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首先，对于个体词项来说，关键性的东西是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而且要考虑它们在其他可能世界中的外延。例如，由于“必然”是内涵性表达式，它提供内涵语境，因而下述推理是非有效的：
晨星必然是晨星，
晨星就是暮星，
所以，晨星必然是暮星。
这是因为：这个推理只考虑到“晨星”和“暮星”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并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的外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可能世界，在其中“晨星”的外延不同于“暮星”的外延。因此，我们就不能利用同一性替换规则，由该推理的前提得出它的结论：“晨星必然是暮星”。其次，在内涵语境中，语言表达式不再以通常是它们的外延的东西作为外延，而以通常是它们的内涵的东西作为外延。以“达尔文相信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个语句为例。这里，达尔文所相信的是“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而不是它所指称的真值，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命题）就构成它的外延。再次，在内涵语境中，虽然适用于外延的函项性原则不再成立，但并不是非要抛弃不可，可以把它改述为新的形式：一复合表达式的外延是它出现于外延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外延加上出现于内涵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内涵的函项。这个新的组合性或函项性原则在内涵逻辑中成立。
一般而言，一个好的内涵逻辑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i）它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能处理的问题；（ii）它还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不能处理的难题。这就是说，它既不能与外延逻辑相矛盾，又要克服外延逻辑的局限。这样的内涵逻辑目前正在发展中，并且已有初步轮廓。从术语上说，内涵逻辑除需要真、假、语句真值的同一和不同、集合或类、谓词的同范围或不同范围等外延逻辑的术语之外，还需要同义、内涵的同一和差异、命题、属性或概念这样一些术语。广而言之，可以把内涵逻辑看作是关于象“必然”、“可能”、“知道”、“相信”，“允许”、“禁止”等提供内涵语境的语句算子的一般逻辑。在这种广义之下，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问题逻辑等都是内涵逻辑。不过，还有一种狭义的内涵逻辑，它可以粗略定义如下：一个内涵逻辑是一个形式语言，其中包括（1）谓词逻辑的算子、量词和变元，这里的谓词逻辑不必局限于一阶谓词逻辑，也可以是高阶谓词逻辑；（2）合式的λ—表达式，例如(λx)a，这里a是任一类型的表达式，x是任一类型的变元，(λx)a本身是一函项，它把变元x在其中取值的那种类型的对象映射到a所属的那种类型上；（3）其他需要的模态的或内涵的算子，例如€，ù、ú。而一个内涵逻辑的解释，则由下列要素组成：（1）一个可能世界的非空集w；（2）一个可能个体的非空集D；（3）一个赋值，它给系统内的表达式指派它们在每w∈w中的外延。对于任一的解释Q和任一的世界w∈w，判定内涵逻辑系统中的任一表达式X相对于解释Q在w∈w中的外延总是可能的。这样的内涵逻辑系统有丘奇的LSD系统，R·蒙塔古的iL系统，以及e·n·扎尔塔的FiL系统等。[⑥]
在各种内涵逻辑中，认识论逻辑（epistemiclogic）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认识论逻辑研究与感知（perception）、知道、相信、断定、理解、怀疑、问题和回答等相关的逻辑问题，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断定逻辑等；狭义的认识论逻辑仅指知道和相信的逻辑，简称“认知逻辑”。冯·赖特在1951年提出了对“认知模态”的逻辑分析，这对建立认知逻辑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J·麦金西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知道”的模态逻辑。a·帕普于1957年建立了一个基于6条规则的相信逻辑系统。J·亨迪卡于60年代出版的《知识和信念》一书是认知逻辑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一些认知逻辑的系统，并为其建立了基于“模型集”的语义学，后者是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先导之一。当今的认知逻辑纷繁复杂，既不成熟也面临许多难题。由于认知逻辑涉及认识论、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并且认知逻辑的应用技术，又称关于知识的推理技术，正在成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之一，因此认知逻辑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国际逻辑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这一状况在21世纪将得到继续并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有可能出现突破性的重要结果。
4．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
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有来自几个不同领域的推动力。首先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机对话和通讯、计算机的自然语言理解、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等课题，都需要对自然语言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不能仅停留在句法层面，而且要深入到语义层面。其次是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在20世纪哲学家们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问题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精力，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意义理论，如观念论、指称论、使用论、言语行为理论、真值条件论等等，以致有人说，关注意义成了20世纪哲学家的职业病。再次是语言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例如在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脱离语境的抽象研究上面，而要结合使用语言的特定环境去研究，这导致了语义学、语用学、新修辞学等等发展。各个方面发展的成果可以总称为“自然语言逻辑”，它力图综合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倡的使用论，J·L·奥斯汀、J·L·塞尔等人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p·格赖斯所创立的会话含义学说等成果，透过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去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
自然语言具有表达和交际两种职能，其中交际职能是自然语言最重要的职能，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简称语境）中进行的，语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语境仅指一个语词、一个句子出现的上下文。广义的语境除了上下文之外，还包括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整个社会历史条件，如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时间、地点、条件、讲话的人（作者）、听话的人（读者）以及交际双方所共同具有的背景知识，这里的背景知识包括交际双方共同的信念和心理习惯，以及共同的知识和假定等等。这些语境因素对于自然语言的表达式（语词、语句）的意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i）语境具有消除自然语言语词的多义性、歧义性和模糊性的能力，具有严格规定语言表达式意义的能力。（ii）自然语言的句子常常包含指示代词、人称代词、时间副词等，要弄清楚这些句子的意义和内容，就要弄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对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什么地点说的、针对什么说的，等等，这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进行。依赖语境的其他类型的语句还有：包含着象“有些”和“每一个”这类量化表达式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论域，包含着象“大的”、“冷的”这类形容词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相比较的对象类；模态语句和条件语句的意义取决于因语境而变化的语义决定因素，如此等等。（iii）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语境中会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以至偏离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抽象意义），而产生一种新的意义即语用涵义。有人认为，一个语言表达式在它的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才是它的完全的真正的意义，一旦脱离开语境，它就只具有抽象的意义。语言的抽象意义和它的具体意义的关系，正象解剖了的死人肢体与活人肢体的关系一样。逻辑应该去研究、理解、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当然不是去研究某一个（或一组）特定的语句在某个特定语境中唯一无二的意义，而是专门研究确定自然语言具体意义的普遍原则。[⑦]
美国语言学家保罗·格赖斯把语言表达式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字面意义的特殊涵义，叫做“语用涵义”、“会话涵义”或“隐涵”（implicature），并于1975年提出了一组“交际合作原则”，包括一个总则和四组准则。总则的内容是：在你参与会话时，你要依据你所参与的谈话交流的公认目的或方向，使你的会话贡献符合这种需要。仿照康德把范畴区分为量、质、关系和方式四类，格赖斯提出了如下四组准则：
（1）数量准则：在交际过程中给出的信息量要适中。
a．给出所要求的信息量；
b．给出的信息量不要多于所要求的信息量。
（2）质量准则：力求讲真话。
a．不说你认为假的东西，。
b．不说你缺少适当证据的东西。
（3）关联准则：说话要与已定的交际目的相关联。
（4）方式准则：说话要意思明确，表达清晰。
a．避免晦涩生僻的表达方式；
b．避免有歧义的表达方式；
c．说话要简洁；
d．说话要有顺序性。[⑧]
后来对这些原则提出了不和补充，例如有人还提出了交际过程中所要遵守的“礼貌原则”。只要把交际双方遵守交际合作原则之类的语用规则作为基本前提，这些原则就可以用来确定和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语用涵义）。实际上，一个语句p的语用涵义，就是听话人在具体语境中根据语用规则由p得到的那个或那些语句。更具体地说，从说话人S说的话语p推出语用涵义q的一般过程是：
（i）S说了p；
（ii）没有理由认为S不遵守准则，或至少S会遵守总的合作原则；
（iii）S说了p而又要遵守准则或总的合作原则，S必定想表达q；
（iv）S必然知道，谈话双方都清楚：如果S是合作的，必须假设q；
（v）S无法阻止听话人H考虑q；
（vi）因此，S意图让H考虑q，并在说p时意味着q。
试举二例：
（1）a站在熄火的汽车旁，b向a走来。a说：“我没有汽油了。”b说：“前面拐角处有一个修车铺。”这里a与b谈话的目的是：a想得到汽油。根据关系准则，b说这句话是与a想得到汽油相关的，由此可知：b说这句话时隐涵着：“前面的修车铺还在营业并且卖汽油。”
逻辑思维的内涵篇7
［关键词］人工智能，常识推理，归纳逻辑，广义内涵逻辑，认知逻辑，自然语言逻辑
现代逻辑创始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早期，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数学中的公理化运动。当时的数学家们试图即从少数公理根据明确给出的演绎规则推导出其他的数学定理，从而把整个数学构造成为一个严格的演绎大厦，然后用某种程序和方法一劳永逸地证明数学体系的可靠性。为此需要发明和锻造严格、精确、适用的逻辑工具。这是现代逻辑诞生的主要动力。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20世纪逻辑研究的严重数学化，其表现在于：一是逻辑专注于在数学的形式化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二是逻辑采纳了数学的方法论，从事逻辑研究就意味着象数学那样用严格的形式证明去解决问题。由此发展出来的逻辑被恰当地称为“数理逻辑”，它增强了逻辑研究的深度，使逻辑学的发展继古希腊逻辑、欧洲中世纪逻辑之后进入第三个高峰期，并且对整个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21世纪逻辑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何处？大致说来将如何发展？我个人的看法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将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将由此决定21世纪逻辑学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拟人的智能，它的难点不在于人脑所进行的各种必然性推理（这一点在20世纪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如用计算机去进行高难度和高强度的数学证明，“深蓝”通过高速、大量的计算去与世界冠军下棋），而是最能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活动中包括学习、抉择、尝试、修正、推理诸因素，例如选择性地搜集相关的经验证据，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尝试性的判断或抉择，不断根据环境反馈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由此达到实践的成功。于是，逻辑学将不得不比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并着重研究人的思维中最能体现其能动性特征的各种不确定性推理，由此发展出的逻辑理论也将具有更强的可应用性。
实际上，在20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现代逻辑与人工智能（记为ai）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例如，哲学逻辑所研究的许多课题在理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ai从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以及决策科学中获得了许多资源，但逻辑（包括哲学逻辑）在ai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某些原因促使哲学逻辑家去发展关于非数学推理
的理论；基于几乎同样的理由，ai研究者也在进行类似的探索，这两方面的研究正在相互接近、相互借鉴，甚至在逐渐融合在一起。例如，ai特别关心下述课题：
·效率和资源有限的推理；
·感知；
·做计划和计划再认；
·关于他人的知识和信念的推理；
·各认知主体之间相互的知识；
·自然语言理解；
·知识表示；
·常识的精确处理；
·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容错推理；
·关于时间和因果性的推理；
·解释或说明；
·对归纳概括以及概念的学习。[①]
21世纪的逻辑学也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并对之进行研究。为了做到这一点，逻辑学家们有必要熟悉ai的要求及其相关进展，使其研究成果在ai中具有可应用性。
我认为，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将会重点关注下述几个领域，并且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出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1）如何在逻辑中处理常识推理中的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2）如何使机器人具有人的创造性智能，如从经验证据中建立用于指导以后行动的归纳判断？（3）如何进行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特别是基于已有的知识库以及各认知主体相互之间的知识而进行的推理？（4）如何结合各种语境因素进行自然语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机器人能够用人的自然语言与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等等。
1．常识推理中的某些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
ai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用机器智能模拟人的智能，它选择各种能反映人的智能特征的问题进行实践，希望能做出各种具有智能特征的软件系统。ai研究基于计算途径，因此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符号模型。一般而言，ai关于智能系统的符号模型可描述为：由一个知识载体（称为知识库KB）和一组加载在KB上的足以产生智能行为的过程（称为问题求解器pS）构成。经过20世纪70年代包括专家系统的发展，ai研究者逐步取得共识，认识到知识在智能系统中力量，即一般的智能系统事实上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系统，而知识包括专门性知识和常识性知识，前者亦可看做是某一领域内专家的常识。于是，常识问题就成为ai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即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清晰地表示人类的常识，并运用这些常识去进行符合人类行为的推理。显然，如此建立的常识知识库可能包含矛盾，是不协调的，但这种矛盾或不协调应不至于影响到进行合理的推理行为；常识推理还是一种非单调推理，即人们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推出某些结论，当人们得到更完全的信息后，可以改变甚至收回原来的结论；常识推理也是一种可能出错的不精确的推理模式，是在容许有错误知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推理，简称容错推理。而经典逻辑拒斥任何矛盾，容许从矛盾推出一切命题；并且它是单调的，即承认如下的推理模式：如果p?r，则pùq?r；或者说，任一理论的定理属于该理论之任一扩张的定理集。因此，在处理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时，经典逻辑应该受到限制和修正，并发展出某些非经典的逻辑，如次协调逻辑、非单调逻辑、容错推理等。有人指出，常识推理的逻辑是次协调逻辑和非单调逻辑的某种结合物，而后者又可看做是对容错推理的简单且基本的情形的一种形式化。[②]
“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是由普里斯特、达·科斯塔等人在对悖论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其基本想法是：当在一个理论中发现难以克服的矛盾或悖论时，与其徒劳地想尽各种办法去排除或防范它们，不如干脆让它们留在理论体系内，但把它们“圈禁”起来，不让它们任意扩散，以免使我们所创立或研究的理论成为“不足道”的。于是，在次协调逻辑中，能够容纳有意义、有价值的“真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能使系统推出一切，导致自毁。因此，这一新逻辑具有一种次于经典逻辑但又远远高于完全不协调系统的协调性。次协调逻辑家们认为，如果在一理论t中，一语句a及其否定?a都是定理，则t是不协调的；否则，称t是协调的。如果t所使用的逻辑含有从互相否定的两公式可推出一切公式的规则或推理，则不协调的t也是不足道的(trivial)。因此，通常以经典逻辑为基础的理论，如果它是不协调的，那它一定也是不足道的。这一现象表明，经典逻辑虽可用于研究协调的理论，但不适用于研究不协调但又足道的理论。达·科斯塔在20世纪60年代构造了一系列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以用作不协调而又足道的理论的逻辑工具。对次协调逻辑系统Cn的特征性描述包括下述命题：(i)矛盾律?(a??a)不普遍有效；(ii)从两个相互否定的公式a和?a推不出任意公式；即是说，矛盾不会在系统中任意扩散，矛盾不等于灾难。(iii)应当容纳与(i)和(ii)相容的大多数经典逻辑的推理模式和规则。这里，(i)和(ii)表明了对矛盾的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iii)则表明次协调逻辑对于经典逻辑仍有一定的继承性。
在任一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中，下述经典逻辑的定理或推理模式都不成立：
?(aù?a)
aù?aB
a(?aB)
(a??a)B
(a??a)?B
a??a
(?aù(aúB))B
(aB)(?B?a)
若以C0为经典逻辑，则系列C0,C1,C2,…Cn,…Cw使得对任正整数i有Ci弱于Ci-1，Cw是这系列中最弱的演算。已经为Cn设计出了合适的语义学，并已经证明Cn相对于此种语义是可靠的和完全的，并且次协调命题逻辑系统Cn还是可判定的。现在，已经有人把次协调逻辑扩展到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多值逻辑、集合论等领域的研究中，发展了这些领域内的次协调理论。显然，次协调逻辑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③]
非单调逻辑是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D·麦克多莫特和J·多伊尔初步尝试着系统发展一种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他们在经典谓词演算中引入一个算子m，表示某种“一致性”断言，并将其看做是模态概念，通过一定程序把模态逻辑系统t、S4和S5翻译成非单调逻辑。B·摩尔的论文《非单调逻辑的语义思考》（1983）据认为在非单调逻辑方面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贡献。他在“缺省推理”和“自动认知推理”之间做了区分，并把前者看作是在没有任何相反信息和缺少证据的条件下进行推理的过程，这种推理的特征是试探性的：根据新信息，它们很可能会被撤消。自动认知推理则不是这种类型，它是与人们自身的信念或知识相关的推理，可用它模拟一个理想的具有信念的有理性的人的推理。对于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获得成功的应用而言，非单调逻辑尚需进一步发展。
2．归纳以及其他不确定性推理
人类智能的本质特征和最高表现是创造。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具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的归纳、类比推理以及模糊推理等。因此，计算机要成功地模拟人的智能，真正体现出人的智能品质，就必须对各种具有不确定性的推理模式进行研究。
首先是对归纳推理和归纳逻辑的研究。这里所说的“归纳推理”是广义的，指一切扩展性推理，它们的结论所断定的超出了其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而前提的真无法保证结论的真，整个推理因此缺乏必然性。具体说来，这种意义的“归纳”包括下述内容：简单枚举法；排除归纳法，指这样一些操作：预先通过观察或实验列出被研究现象的可能的原因，然后有选择地安排某些事例或实验，根据某些标准排除不相干假设，最后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统计概括：从关于有穷数目样本的构成的知识到关于未知总体分布构成的结论的推理；类比论证和假说演绎法，等等。尽管休谟提出著名的“归纳问题”，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和归纳逻辑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但我认为，（1）归纳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实践的必然性。（2）人类有理由从经验的重复中建立某种确实性和规律性，其依据就是确信宇宙中存在某种类似于自然齐一律和客观因果律之类的东西。这一确信是合理的，而用纯逻辑的理由去怀疑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性断言则是不合理的，除非这个断言是逻辑矛盾。（3）人类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合理的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并且，归纳逻辑的这种可能性正在计算?蒲Ш腿斯ぶ悄艿难芯客贫侣匮荼涑上质怠6鞲袼乖缇椭赋觯吧缁嵋坏屑际跎系男枰蛘庵中枰仁笱Ц馨芽蒲葡蚯敖！盵④]有人通过指责现有的归纳逻辑不成熟，得出“归纳逻辑不可能”的结论，他们的推理本身与归纳推理一样，不具有演绎的必然性。（4）人类实践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相应的经验知识的真理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的力量。毋庸否认，归纳逻辑目前还很不成熟。有的学者指出，为了在机器的智能模拟中克服对归纳模拟的困难而有所突破，应该将归纳逻辑等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机器学习、不确ㄍ评砗蜕窬缪澳p陀牍槟裳爸幸延械某晒岷掀鹄础V挥姓庋拍茉谝延械墓槟裳俺晒希诨鞴槟珊突鞣⑾稚先〉眯碌耐黄坪徒埂⑤]这是一个极有价值且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无疑在21世纪将得到重视并取得进展。
再谈模糊逻辑。现实世界中充满了模糊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到人的思维中形成了模糊概念和模糊命题，如“矮个子”、“美人”、“甲地在乙地附近”、“他很年轻”等。研究模糊概念、模糊命题和模糊推理的逻辑理论叫做“模糊逻辑”。对它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是L·a·查德和p·n·马林诺斯。模糊逻辑为精确逻辑（二值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它目前在医疗诊断、故障检测、气象预报、自动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获得重要应用。显然，它在21世纪将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
3．广义内涵逻辑
经典逻辑只是对命题联结词、个体词、谓词、量词和等词进行了研究，但在自然语言中，除了这些语言成分之外，显然还存在许多其他的语言成分，如各种各样的副词，包括模态词“必然”、“可能”和“不可能”、时态词“过去”、“现在”和“未来”、道义词“应该”、“允许”、“禁止”等等，以及各种认知动词，如“思考”、“希望”、“相信”、“判断”、“猜测”、“考虑”、“怀疑”，这些认知动词在逻辑和哲学文献中被叫做“命题态度词”。对这些副词以及命题态度词的逻辑研究可以归类为“广义内涵逻辑”。
大多数副词以及几乎所有命题态度词都是内涵性的，造成内涵语境，后者与外延语境构成对照。外延语境又叫透明语境，是经典逻辑的组合性原则、等值置换规则、同一性替换规则在其中适用的语境；内涵语境又称晦暗语境，是上述规则在其中不适用的语境。相应于外延语境和内涵语境的区别，一切语言表达式（包括自然语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直至语句）都可以区分为外延性的和内涵性的，前者是提供外延语境的表达式，后者是提供内涵性语境的表达式。例如，杀死、见到、拥抱、吻、砍、踢、打、与…下棋等都是外延性表达式，而知道、相信、认识、必然、可能、允许、禁止、过去、现在、未来等都是内涵性表达式。
在内涵语境中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首先，对于个体词项来说，关键性的东西是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而且要考虑它们在其他可能世界中的外延。例如，由于“必然”是内涵性表达式，它提供内涵语境，因而下述推理是非有效的：
晨星必然是晨星，
晨星就是暮星，
所以，晨星必然是暮星。
这是因为：这个推理只考虑到“晨星”和“暮星”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并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的外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可能世界，在其中“晨星”的外延不同于“暮星”的外延。因此，我们就不能利用同一性替换规则，由该推理的前提得出它的结论：“晨星必然是暮星”。其次，在内涵语境中，语言表达式不再以通常是它们的外延的东西作为外延，而以通常是它们的内涵的东西作为外延。以“达尔文相信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个语句为例。这里，达尔文所相信的是“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而不是它所指称的真值，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命题）就构成它的外延。再次，在内涵语境中，虽然适用于外延的函项性原则不再成立，但并不是非要抛弃不可，可以把它改述为新的形式：一复合表达式的外延是它出现于外延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外延加上出现于内涵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内涵的函项。这个新的组合性或函项性原则在内涵逻辑中成立。
一般而言，一个好的内涵逻辑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i）它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能处理的问题；（ii）它还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不能处理的难题。这就是说，它既不能与外延逻辑相矛盾，又要克服外延逻辑的局限。这样的内涵逻辑目前正在发展中，并且已有初步轮廓。从术语上说，内涵逻辑除需要真、假、语句真值的同一和不同、集合或类、谓词的同范围或不同范围等外延逻辑的术语之外，还需要同义、内涵的同一和差异、命题、属性或概念这样一些术语。广而言之，可以把内涵逻辑看作是关于象“必然”、“可能”、“知道”、“相信”，“允许”、“禁止”等提供内涵语境的语句算子的一般逻辑。在这种广义之下，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问题逻辑等都是内涵逻辑。不过，还有一种狭义的内涵逻辑，它可以粗略定义如下：一个内涵逻辑是一个形式语言，其中包括（1）谓词逻辑的算子、量词和变元，这里的谓词逻辑不必局限于一阶谓词逻辑，也可以是高阶谓词逻辑；（2）合式的λ—表达式，例如(λx)a，这里a是任一类型的表达式，x是任一类型的变元，(λx)a本身是一函项，它把变元x在其中取值的那种类型的对象映射到a所属的那种类型上；（3）其他需要的模态的或内涵的算子，例如€，ù、ú。而一个内涵逻辑的解释，则由下列要素组成：（1）一个可能世界的非空集w；（2）一个可能个体的非空集D；（3）一个赋值，它给系统内的表达式指派它们在每w∈w中的外延。对于任一的解释Q和任一的世界w∈w，判定内涵逻辑系统中的任一表达式X相对于解释Q在w∈w中的外延总是可能的。这样的内涵逻辑系统有丘奇的LSD系统，R·蒙塔古的iL系统，以及e·n·扎尔塔的FiL系统等。[⑥]
在各种内涵逻辑中，认识论逻辑（epistemiclogic）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认识论逻辑研究与感知（perception）、知道、相信、断定、理解、怀疑、问题和回答等相关的逻辑问题，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断定逻辑等；狭义的认识论逻辑仅指知道和相信的逻辑，简称“认知逻辑”。冯·赖特在1951年提出了对“认知模态”的逻辑分析，这对建立认知逻辑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J·麦金西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知道”的模态逻辑。a·帕普于1957年建立了一个基于6条规则的相信逻辑系统。J·亨迪卡于60年代出版的《知识和信念》一书是认知逻辑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一些认知逻辑的系统，并为其建立了基于“模型集”的语义学，后者是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先导之一。当今的认知逻辑纷繁复杂，既不成熟也面临许多难题。由于认知逻辑涉及认识论、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并且认知逻辑的应用技术，又称关于知识的推理技术，正在成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之一，因此认知逻辑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国际逻辑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这一状况在21世纪将得到继续并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有可能出现突破性的重要结果。
4．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
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有来自几个不同领域的推动力。首先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机对话和通讯、计算机的自然语言理解、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等课题，都需要对自然语言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不能仅停留在句法层面，而且要深入到语义层面。其次是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在20世纪哲学家们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问题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精力，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意义理论，如观念论、指称论、使用论、言语行为理论、真值条件论等等，以致有人说，关注意义成了20世纪哲学家的职业病。再次是语言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例如在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脱离语境的抽象研究上面，而要结合使用语言的特定环境去研究，这导致了语义学、语用学、新修辞学等等发展。各个方面发展的成果可以总称为“自然语言逻辑”，它力图综合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倡的使用论，J·L·奥斯汀、J·L·塞尔等人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p·格赖斯所创立的会话含义学说等成果，透过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去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
自然语言具有表达和交际两种职能，其中交际职能是自然语言最重要的职能，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简称语境）中进行的，语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语境仅指一个语词、一个句子出现的上下文。广义的语境除了上下文之外，还包括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整个社会历史条件，如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时间、地点、条件、讲话的人（作者）、听话的人（读者）以及交际双方所共同具有的背景知识，这里的背景知识包括交际双方共同的信念和心理习惯，以及共同的知识和假定等等。这些语境因素对于自然语言的表达式（语词、语句）的意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i）语境具有消除自然语言语词的多义性、歧义性和模糊性的能力，具有严格规定语言表达式意义的能力。（ii）自然语言的句子常常包含指示代词、人称代词、时间副词等，要弄清楚这些句子的意义和内容，就要弄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对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什么地点说的、针对什么说的，等等，这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进行。依赖语境的其他类型的语句还有：包含着象“有些”和“每一个”这类量化表达式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论域，包含着象“大的”、“冷的”这类形容词的句子的意义?【鲇谝烙锞扯ǖ南啾冉系亩韵罄啵荒L锞浜吞跫锞涞囊庖迦【鲇谝蛴锞扯浠挠镆寰龆ㄒ蛩兀绱说鹊取＃╥ii）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语境中会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以至偏离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抽象意义），而产生一种新的意义即语用涵义。有人认为，一个语言表达式在它的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才是它的完全的真正的意义，一旦脱离开语境，它就只具有抽象的意义。语言的抽象意义和它的具体意义的关系，正象解剖了的死人肢体与活人肢体的关系一样。逻辑应该去研究、理解、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当然不是去研究某一个（或一组）特定的语句在某个特定语境中唯一无二的意义，而是专门研究确定自然语言具体意义的普遍原则。[⑦]
美国语言学家保罗·格赖斯把语言表达式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产生的一种不谧置嬉庖宓奶厥夂澹凶觥坝镉煤濉薄ⅰ盎峄昂濉被颉耙保╥mplicature），并于1975年提出了一组“交际合作原则”，包括一个总则和四组准则。总则的内容是：在你参与会话时，你要依据你所参与的谈话交流的公认目的或方向，使你的会话贡献符合这种需要。仿照康德把范畴区分为量、质、关系和方式四类，格赖斯提出了如下四组准则：
（1）数量准则：在交际过程中给出的信息量要适中。
a．给出所要求的信息量；
b．给出的信息量不要多于所要求的信息量。
（2）质量准则：力求讲真话。
a．不说你认为假的东西，。
b．不说你缺少适当证据的东西。
（3）关联准则：说话要与已定的交际目的相关联。
（4）方式准则：说话要意思明确，表达清晰。
a．避免晦涩生僻的表达方式；
b．避免有歧义的表达方式；
c．说话要简洁；
d．说话要有顺序性。[⑧]
后来对这些原则提出了不和补充，例如有人还提出了交际过程中所要遵守的“礼貌原则”。只要把交际双方遵守交际合作原则之类的语用规则作为基本前提，这些原则就可以用来确定和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语用涵义）。实际上，一个语句p的语用涵义，就是听话人在具体语境中根据语用规则由p得到的那个或那些语句。更具体地说，从说话人S说的话语p推出语用涵义q的一般过程是：
（i）S说了p；
（ii）没有理由认为S不遵守准则，或至少S会遵守总的合作原则；
（iii）S说了p而又要遵守准则或总的合作原则，S必定想表达q；
（iv）S必然知道，谈话双方都清楚：如果S是合作的，必须假设q；
（v）S无法阻止听话人H考虑q；
（vi）因此，S意图让H考虑q，并在说p时意味着q。
试举二例：
（1）a站在熄火的汽车旁，b向a走来。a说：“我没有汽油了。”b说：“前面拐角处有一个修车铺。”这里a与b谈话的目的是：a想得到汽油。根据关系准则，b说这句话是与a想得到汽油相关的，由此可知：b说这句话时隐涵着：“前面的修车铺还在营业并且卖汽油。”
逻辑思维的内涵篇8
【关键词】刑事政策宽严相济逻辑性经验性
逻辑和经验解析
逻辑是人们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的思维过程，是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活动。逻辑成为一门学科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他为进行严谨思维而制定规则和形式，创立逻辑学，为知识的求取提供了工具和方法。黑格尔认为：“逻辑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它的对象一般地说是思维，更确切地说是概念的思维。”经验一词主要指与理性认识相区别的一个认识阶段、认识形式，即感性认识。
逻辑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复杂。首先，关于归纳法是否属于逻辑范畴。有学者认为，归纳法与演绎法同属于逻辑范畴。但也有学者认为，归纳法属于科学方法的范畴，不是一种逻辑推理方法。
其次，人们对事物认识的起点都是从对该事物概念探究开始的。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既有经验性的一面，也有逻辑性的一面。这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关于经验性。一个事物概念的形成是人们通过对该事物进行观察、归纳、总结来完成的。一个事物概念的内涵情况怎样，皆是人们通过观察、归纳、总结得到的。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研究人员需要反复多次地进行科学实验才能提炼出自然界中某一事物的本质属性；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研究人员需要通过多方面的社会调查才能提炼出民众在某一时期关于某一社会事件的共识，才能提炼出社会科学领域中就某一事物在某一时期的概念内涵；二是关于逻辑性。在人们对概念通过观察、归纳和总结得出结论之后，那么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哪些现象具备该概念的特点呢？这就需要演绎推理才能解决问题。概念是人们进行判断、推理的前提和基础，是演绎推理中的大前提，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现象是小前提，上述小前提与大前提之间对应关系的判断则属于结论。从大前提、小前提推导出结论的思维过程，就是一个推理过程，就是一个以概念作为推理的起点的判断思维过程，这属于逻辑学中演绎推理范畴。
最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归根到底是经验性的。人们进行演绎推理的起点是概念，而概念内涵则是人们通过观察、归纳、总结而提炼出来的，具有经验性，因此，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既有经验性也有逻辑性，但归根到底是经验性的。
什么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指在刑事法律价值出现冲突时给予协调的策略，其价值主体不是单一的，诸多价值主体之间的需求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出现冲突。协调刑事价值主体之间的冲突，从而使他们的需求皆得到尽可能的满足和合理的限制，是立法者和执法人员必须完成且无法回避的任务。刑事政策就是立法者和执法人员在完成上述任务时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了多项刑事政策。在2005年12月5日至6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指出该政策是我国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
从我国目前的执行情况看，该政策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活动中皆有指导作用，因此是基本刑事政策。其基本含义是：对于犯罪与刑罚是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特点，人们对其理解和适用具有相当难度，因此，从哲学意义上探究该政策涉及的逻辑性和经验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逻辑性
在指导刑事立法时具有逻辑性。其一，这是由宪法地位决定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是其他法律制定的依据，其他法律的内容不得与其抵触。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的刑事立法，其立法内容不得违背宪法。其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指导刑事立法时具有逻辑性的具体体现，是在其指导之下进行的刑事立法活动所制定出来的刑事法律不得超出宪法文本文字的可能含义。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时不得逾越的鸿沟，是指导刑事立法论证、进行演绎推理时的大前提，因而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指导刑事立法时具有逻辑性。
在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时具有逻辑性。其一，这是由刑事法律的严厉性特点决定的。刑事法律会涉及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甚至剥夺生命的问题，因此，对其适用的准确性要求极高，表现之一就是在适用时要体现逻辑性。其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时具有逻辑性的具体体现，是在其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时被严格限制在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之内发挥协调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经验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定体现了经验性。该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我国以往刑事政策经验教训和民众关于犯罪与刑罚在现阶段共识基础上形成并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在2000年以前，我国在一定时期内把打击犯罪置于重要地位，但经过总结发现，“严打”刑事政策并不能有效长远地遏止犯罪。自2000年以后，我国民众的思想也由“重打击轻保护”逐渐转变为“打击与保护并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党在对以往刑事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和总结人们思想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这一形成过程是我党对我国民众共识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的过程。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体现了经验性。该政策作为我国目前基本刑事政策既指导刑事立法也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首先，对刑事立法的指导体现了经验性。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确定需要经验性。如前所述，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之下制定的刑事法律的内容不得超出宪法文本文字的可能含义，具有逻辑性。但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是什么，则不是逻辑性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而需要经验性才能解决。此时，立法者需要通过立法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共识。这一归纳、总结和提炼关于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立法过程就是经验性的，而非逻辑性的。第二，刑事立法内容的最终确定需要经验性。宪法规定的是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其规则的涵摄空间相当大。在通过立法程序确定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后，由于其涵摄空间大就会导致其与拟订刑事立法内容的对应关系有多个选项。此时，在确定其中的一个选项作为最终刑事立法的内容时，就不是逻辑性所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依靠经验性才能解决，需要立法者通过立法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选择哪一个选项作为最终刑事立法内容的共识。此时需要立法者提炼民众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其中该如何发挥协调作用的共识。其次，对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的指导体现了经验性。这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确定需要经验性。如前所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之下的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不得超出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具有逻辑性。但刑事法律文本文字的可能含义是什么，则不是逻辑性能够解决的问题，而需要经验性才能解决。司法人员和执行人员需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共识。这一归纳、总结和提炼民众共识的过程就是经验性的，而不是逻辑性的。第二，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方案的最终确定需要经验性。刑事法律与宪法相比其规范的涵摄空间相对要小，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在确定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后，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与具体案件事实和执行方案的对应关系在一定情况下也会有多个选项。此时，在确定其中的一个选项作为刑事案件的最终处理结论和执行方案时，就不是逻辑性所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依靠经验性才能解决，需要司法人员和执行人员根据刑事诉讼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选择哪一个选项作为其最终定性结论和执行方案的共识。此时需要司法人员和执行人员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提炼民众关于该政策在其中该如何发挥协调作用的共识。
总结
逻辑思维的内涵篇9
【关键词】初中语文教学逻辑思维素质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高质量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使处于成长期的学生快速理解语言，看清楚事物本质，对其全面发展意义重大。但当前初中学生逻辑思维普遍缺失，主要表现在对概念缺乏深度理解，机械记忆；口头语言及书面语言表达混乱，没有理清层次，总体而言分析判断能力不强。学生学习依赖性较强，未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在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方面有积极作用，进而为其他学科知识的消化吸收打下良好基础。从成长过程来看，初中学生正处于良好的语言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其逻辑思维的广度和深度。
逻辑思维是在形象思维和直觉顿悟思维基础上对客观世界的进一步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方法主要包括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这些方法在语文教学中也被广泛地应用。对于学科教育而言，文科课程如语文往往可以借助学生的表象记忆和主观想象来提高学习效果。
一、初中学生逻辑思维缺失的表现
（一）机械记忆概念，缺乏深度理解
在语文教学中，学生会接触到大量新鲜的词汇及与语言有关的相关概念。如修辞中的互文，借代等。常规教学中，教师会对重要的内容进行强调，此外还要求学生用背诵，听写，考试等方式对知识掌握程度进行巩固。但因为有的内容过于抽象，短时间内要全面理解存在一定的难度，如果加上讲解方式又不够艺术，学生对知识点的消化就会似懂非懂，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会出现偏差。不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在对具体对象进行表述时，其语言表述就不可能顺畅，充其量也只能是“可意会不可言传”，进而还会对其他学科基本概念的理解和造成障碍。
（二）语言表达混乱，层次不清楚，分析判断问题能力不强
语言表达混乱的情况通常在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学生的语言组织十分随意。如在讲授八年级课文《苏州园林》时，要学生回答：苏州园林的总体特征时，很多学生只会就其布局特点或是单独景物作介绍，语言组织上也是颠三倒四，思路不严谨。层次不清楚则体现在当要求学生对材料进行分析总结的时候语言的随意性，这也是思维混乱的表现，没有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思路。分析判断能力不强则体现在学生对材料定句子或者表述的理解上，如习题中经常有“下列哪句话是对原文的正确理解”这样的问题，但学生往往在选择时犹豫不决。此外，在写作文时，部分同学存在审题不清的问题，理解上存在片面性。如作文题目“谈义气”，审题时应重点理解意气的内涵，但很多学生在写作时，泛论义气，或将义气狭隘化，或是过于美化，最终使文章没有内涵，言之无物。
（三）独立思考能力受限
教学方式的单一性，或多或少对正处于求新阶段的学生带来一定枯燥感，知识的吸收也因此受到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逻辑思维的形成。在人教版的Z文教材上，从七年级到九年级分阶段安排了散文，记叙文，文言文，说明文等不同文体的课文。但在教学方法上，不少语文教师依然延续生字生词学习、分段、概括大意、主旨提炼等程序，重讲解，忽视学生的独立思考，课堂讨论不重视引导，教学效果极差，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培养自然就打了折扣。在读写听说等基本能力的形成过程中，部分教师只注重读和写，其实听和说也是逻辑思维形成中很重要的环节。
二、课堂教学中逻辑思维训练的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现行初中语文教材内容主要有现代文、文言文、散文、诗歌等。不管是何种文体，不能割裂地单就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逻辑思维的训练，要从整体诸如写作背景，作者生活环境等层面对文章进行宏观了解。然后再从语言组织，遣词造句等微观层面的欣赏感受作者的写作技巧。从内容到写作技巧真正理解文章的精华。字词句的理解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文章体裁不一样，所运用的逻辑知识也要有差别。如七年级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如果对创作背景不是很理解，那么对作品的内涵理解就会大打折扣。
（二）满足性原则
需求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基本需要和动机都是以满足一定的条件为前提的。逻辑思维的认知与提升属于较高层次的需求。这就要求教师要唤起学生的自我主动意识，让学生认知到逻辑思维的学习能够提升人的价值。从课堂中以教师为主的讲解到启发式教学，再到现在的鼓励引导式教学方式，课堂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不同个性和心理特点需求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满足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基本需求；文本讲解应从文章结构安排到意境赏析等层面进行分析，让学生对文章的理解更为透彻，引导学生对语文学习从被动接受到有强烈的学习兴趣，进而意识到学习语文能够满足自身成长的需求，学习积极性就会能得到激发，逻辑思维的提升才会变得容易。
（三）综合发展原则
常规教学活动可以从字词理解、语句组合、修辞手法运用以及文体选择等方面检验成果。常用的检验方式之一就是让学生用语言表达来呈现。为使语言表达具有逻辑性以及通俗易懂，就需要运用到语文中的遣词造句以及语法等综合知识。而知识综合运用的程度实际上反映了学生知识面的宽广程度，更折射出学生综合素质的高低。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应围绕着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这一主要目标，探索提高中学生综合能力尤其是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方法。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应该安排多种类型的训练模式，从训练的方式到内容既契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又适合能力的提升。
三、教师在提升学生逻辑思维水平方面的方法应用
（一）综合运用多样化的课堂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积极思维
在当前语文教学环境下，学生学习知识时“被动接收”现象比较明显。学生自我表达的积极性不强，更多的是被动地等待教师的讲解或者点名回答问题。这种情况就要求语文教师要洞悉学生的心理特征以及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初中的语文知识点教学基本上分为基础知识和素质拓展提升两部分。其中，基础知识主要是以课文为载体，拓展字词的接触面，并能够应用到生活实际中；素质拓展则表现在学生弄懂不同文体的课文基础上形成逻辑思维的过程。从学生个体差异上来看，思维能力较强的学生，表达的主动性也相对较强，对教学活动中涉及一定思维的课堂活动参与度也相对较高。而思维能力较弱的学生，往往呈现“打酱油”的心态参与课堂互动。教师作为课堂主导，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应努力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无论是从课文导入的方法还是讲解方式的选择，又或者是课堂问题的设计，教师都应该积极引导学生思考，如换位思考的方式让学生理解文章的结构形成。例如，在八年级课文《苏州园林》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以导游的身份向游客进行介绍。如果能够熟悉“游客”心理，学生在进行介绍时，自然就能更好掌握说明的重点，顺序，语言组织等。
（二）阅读教学、作文指导中，训练学生逻辑思维
语文教学中重视逻辑思维训练，是提高学生自我学习效率的基本素质，而逻辑思维也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重要因素。现代文阅读教学除注意用词准确、句子通顺之外，更要分析布局谋篇、情节结构、组材构思等特点。如《皇帝的新装》一文，就要引导学生分析、归纳、概括课文情节，理清文章结构。像文言文教学，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古今词义，一词多义，词类活用和通假字的比较；引导学生综合、归纳，建立系统的文言知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即便诗词曲讲意境、讲形象，也要重视逻辑思维运用。如《天净沙・秋思》，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弄清写景抒情顺序，先写客观景物，后借景抒情，从部分到整体，从物到人，表现出内在的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学生理清这种关系对作品表达的思乡之情能体味得更深刻。而作文教学从主题确定、选材到遣词造句，都离不开分析、比较、概括等逻辑思维。教师应将思维训练落实到常规的作文教学中。
（三）指导学生反省思维过程，形成对比思维
实践证明，反省思维是一种提升思维质量的较好方式。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指导学生根据结果的差异，思考问题症结所在。通过再次梳理思维程序，找到思维的差异性，思考问题症结在哪，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差异性修复，在这个过程中思维就能得到进一步完善。七年级文言文《孙权劝学》让人们明白了不管先天条件如何欠缺，后天学习都能够弥补先天不足，同时还要以发展变化的思维看待周围的人和事。这篇课文可以指导学生思考“说服过程”，如何劝诫他人学习，同时注意说服过程的逻辑递进关系。在反省思维中，学生就能^好地掌握说服的技巧。此外，在作文写作教学中也可以应用到反省思维。部分学生作文中容易出现偏题的情况，对此教师应指导学生反思在审题思维过程中，差异性造成的主客观原因，弄明白究竟是知识结构的问题还是逻辑思维的问题。如果是知识结构的问题，那么就要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如果是思维习惯的问题，那么就要拓展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这样对作文题目的审题自然也就变得顺畅。
（四）教师要提升自身综合素质，“言传身教”提高学生逻辑思维水平
要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水平，教师首先就要加深对语文课本中蕴含的逻辑思维的认识和理解，并且将自己的思考与感悟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与日常教学相结合。可以采取的教学方式如借助多媒体的辅助，知识传递的形式多元化，以图表、不同颜色的文字、声音等多种形式结合，让学生对分析、类比、归纳、演绎、总结等逻辑思维方法有更直观的理解。例如，在七年级课文《安塞腰鼓》的教学中，可以通过播放视频的方式让学生对安塞腰鼓的大气磅礴有直观印象，通过视频当中的声音刺激强化重点。同时，还可以通过分析课文中的写作技巧，让学生对安塞腰鼓的理解上升到较高的美学层次。
而“言传身教”主要表现在教学用语要严谨科学，对学生形成示范效应。用专业学术语言以及符合逻辑的语言表达，做到解疑释惑与提升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相统一。内容陈述方面上也应该做到严谨。在备课中，教师要预先对教材认真研究，结合学生特点安排课程进度。从心理学层面分析，初中生的知识接收心理带有一定的模仿性，对教师教学语言具有逻辑性，要求教师讲授概念应准确，判断应恰当，结论应理由充足。同时，“言传身教”还体现在教师的知识传播过程的有效性。根据内容难易程度，选择或常规或个性化的传播方式，强化学生对知识的消化与应用。此外，在互联网与人们的学习、生活紧密结合的信息社会，教师还要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以及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积蓄更多的能量。
【参考文献】
[1]石崇森.高中语文教学渗透逻辑教育浅论[J].教学与管理，2009（24）：73-74.
逻辑思维的内涵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中国工人实践；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中图分类号：B8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3-0057-05
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时代内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的历史过程。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廓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何时中国化”、“为什么需要中国化”、“为什么能够中国化”、“中国化化什么”和“怎样中国化”等问题之关键。极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问题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命题是否成立的问题，有必要予以专题研究。
概念内涵的明晰和一致，是理论研究达成共识的基础。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必须首先厘定“逻辑起点”的内涵，然后进一步确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意蕴。在此基础上，顺理成章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什么的问题。
一、“逻辑起点”及其一般特征
在当今的学术话语体系中，逻辑（Logic）有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别。古希腊最早出现的逻辑系统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逻辑是关于有效推理的条件或正确推理的结构和原则的研究。它主要被认为是处理不依赖内容的论证形式，虽然形式和内容的区分有时受到质疑。亚里士多德使逻辑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黑格尔把他自己的哲学称为逻辑学，但对他来说，逻辑不是一个有效演绎的静止的形式体系。毋宁说，它论究思想的过程，按此过程，一范畴被另一范畴所包含，并由此发展为其对立面。这些范畴在一更高的全体中达到统一，这个统一又为发展的下一阶段开辟了道路。……黑格尔也把他的逻辑称为存在的辩证法和辩证逻辑。它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对事物基于它们的内在矛盾而永恒变化过程的反映。”由此可见，形式逻辑讲究概念内涵明晰、判断具有必然性和推理演绎合理，主要是有思维规律、推理规则等含义；而辩证逻辑则与（经由黑格尔改造了的）辩证法同义。在逻辑本义的基础上，逻辑还衍生出规范性、规律性、必然性、合理性、关联性等意蕴。与此相关联，逻辑有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等类型。
那么，什么是逻辑起点？我们知道，起点是一个在有限时间和空间里的开端，即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开始。逻辑起点同样有其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在这里，所谓历史起点，即历史上发生的客观事实的起点；所谓思想进程，则是指人们关于客观事实起点的分析研究的开端。客观事实决定思想进程。因此，历史从哪里开始，理论逻辑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历史进程与理论逻辑进程具有直接同一性。然而，作为一种抽象，理论逻辑起点不是历史起点的直观反映，而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的逻辑揭示。这种由历史逻辑起点决定、渗透着一定理论原则的思想进程的开端，就是逻辑起点。由此可见，逻辑起点是历史逻辑起点与理论逻辑起点的统一。之所以谓之逻辑起点，正是强调“起点”诞生的客观必然性及合理性，“起点”理论生发的开创性里程碑意义以及内容之间的内在必然性、逻辑关联性和理论体系的一致性、系统性。因而，确立逻辑起点是研究任何一件历史事实、任何一个理论形态的奠基性工程。
黑格尔在其《逻辑学》的开篇，极为思辨地论述了哲学的开端问题，其致思走向大致如下：哲学的本原表现为一种开端，且开端是逻辑的，但是这个逻辑开端不是主观的、具体的、间接的，它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中介、内容、根据。“必须造成开端的东西，不能是一个具体物”，因而，“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端”。那么，逻辑开端的规定性是什么呢？逻辑开端必须是客观的、抽象的、直接的、纯粹的，甚至可以说逻辑开端是一切事物的开端，是直接的东西本身，是全部科学的根据。“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它必须直截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它本身不能包含任何内容，也不能对他物有任何规定”。这就是“纯有”与“纯无”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绝对精神”自我决定、自我实现，因而形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的、首尾相连的“圆圈”。因此，“前进就是回溯到根据，回溯到原始的和真正的东西；被用作开端的东西就依靠这种根据，并且实际上将是由根据产生的……于是，这个最后的东西，即根据，也是最初的东西所从而发生的那个东西，它首先作为直接的东西出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以“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为立论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将“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考察“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共产党宣言》则以（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逻辑起点；在《资本论》中则“从分析商品开始”。他们秉持从抽象到具体的学科研究方法，认为“在思维的进程中，范畴发展的顺序应该是从最简单的范畴发展为复杂的范畴，前者为后者提供根据和前提，后者为前者提供论证和发展”，甚至“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终点，并且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在整体性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实践为逻辑起点。
如果说黑格尔“纯有”的逻辑起点是纯理论逻辑，带有唯心主义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则是在辩证唯物主义论域下确立自己理论的逻辑起点的。那么，“逻辑起点”有哪些一般特征？
第一，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辩证统一。既然逻辑有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之别，那么逻辑起点亦是历史逻辑起点与理论逻辑起点的统一。这就是说，思想进程与历史进程、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具有一致性；科学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关于对象认识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样具有一致性。因此，作为动态的理论逻辑的建构历史，其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必须能够相通相融。这样的特性，要求一个能够涵盖并“打通”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整体性概念成为其起点。与此同时，涵盖并“打通”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概念，才能将历史起点包含在逻辑起点之内，从而使其成为与历史逻辑相关联的实在概念。正是这样的现实的实在概念，为整体性理论的联系和发展创造了实践基础和未来空间。如果不与历史逻辑相关联，那么，逻辑起点就会成为脱离客观实际的、纯粹的抽象概念，从而形成黑格尔式的概念自我演绎的封闭圆圈。
第二，逻辑起点最简单、最直接、最抽象。作为理论的奠基性起点，其逻辑开端必须是具体的、有指向的、真实的、最简单的概念。概念具体、真实而有指向，其确立的问题域才能是有边界的、有解的、具体的“真问题”。具有担当逻辑起点资格的概念，是整体性理论的“奠基石”，因而是最直接的。它不需要别的概念为自己奠基，它直接就是理论的开端。这样的逻辑起点必定是最抽象的，相对于具体实践课题或某类事件而言，其涵盖的普遍性最广，因而其内涵较小而外延较大，从而生成的理论才具有内在的逻辑整体性和品质的独特性。惟其如此，它才能够生成某种具体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实现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从而担当起整体性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职责。
第三，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相呼应。就历史逻辑而言，其起点必定是时代的具体实践课题或具体的某类事件，因而有始有终。作为理论逻辑，其起点必定是整体性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奇点”。起点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将以开端为根据。开端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将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即，它把全部发展都蕴涵在起点之中。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遥相呼应，只有当起点达到了终点才是现实的，即起点要在终点中实现。这即是说，逻辑起点使得理论体系在与历史逻辑相联系的实践过程中，与时代同步并自我规定、自我实现、自我演绎和自我发展，形成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整体逻辑结构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发展的逻辑“圆圈”，从而前后呼应、首尾关联，水融、浑然天成、变化发展、与时俱进。在这里，所谓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的和相对的，因而是有限的，其构成的“圆圈”亦是具体的、相对的和有限的。因此，所谓终点是相对于特定的起点而言的。事实上，某一逻辑终点同时又是另一逻辑起点。理论体系就是一个由许多发展“圆圈”所构成的统一的逻辑集合体。
第四，逻辑起点具有必然性和开创性。逻辑起点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及鲜明的开创性。起点者，起始创新之谓也。就其历史逻辑而言，起点是历史进程时空中的具体接点，同时又是新历史事件的具体拐点，是必定要发生的，具有历史必然性。就其理论逻辑来说，它富有新意，开创了新域。如果没有新意或独特性，其理论只能是别的某种理论的构成部分，而不能成为具有起点意义的独创性、独特性的理论。正如肯定与否定同时存在于某一事物之中一样，必然性与开创性亦同时存在于逻辑起点之中。
第五，逻辑起点具有奠基性和客观性。建立在历史必然性和理论开创性基础之上的逻辑起点，具有奠基意义和客观价值。如前所述，逻辑起点是整体性理论的“奠基石”。然而，逻辑起点不是人们任意确定或随意选择的，亦不是人们可以随便指认的。逻辑起点的前提条件是客观性。这即是说，客观性是逻辑起点得以确立的依据。惟其如此，逻辑起点才能拥有确立的客观依据和事实支撑，才能具有必然性和奠基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意蕴
逻辑起点的一般特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中是如何体现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意蕴是什么？
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意蕴之前，有一个问题需要达成共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属性问题，即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究竟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抑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还是兼而论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属性的界定不同，其逻辑起点的判定标准及其意蕴也不同。所谓化者，即变化之始、彻头彻尾之意也。它既是开始、开端，亦是进一步展开的进程，更是变化及其进程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多重属性，它既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亦是一个理论体系。就其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有开端的动态的历史过程，其逻辑起点应该属于历史过程的开端；就其理论形态而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形成和发展，其逻辑起点应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始。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历史逻辑起点与理论逻辑起点的统一，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促使中国发生“马克思主义”变化的开端；二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产生中国经验并创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起点，即这个起点既包含实践过程，又衍生出相应的理论成果。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蕴：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历史逻辑起点与理论逻辑起点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历史的，同时是多样性的，譬如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文化理论、党的建设理论、革命理论、战争理论等理论同时中国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有其统一性基础。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不是杂乱无章的，不是单个孤立的事件，亦不是某个人的个别言论，更不是中国之外的某种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在性质上一致的、在时代需要上统一的具体实践的综合，其历史进程和思想进程与逻辑起点是相互关联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的交汇点。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中的逻辑，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基本内涵的统一，意指在形式上，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概念一致、结构自治的统一的逻辑体系；在内容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辩证创新发展，二者是具有精神统一性、逻辑必然性的“一块整钢”。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规范性创立、规律性发展和必然性、合理性诞生的开端，它具有实践的客观依据和奠基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特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开端。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具体实践与抽象概念的统一，从而构成了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相呼应的逻辑“圆圈”。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于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的需要。在这里，具体实践不是单个事件，而是由许多新性质的事件所构成的反映历史新趋势的实践。这样的“具体实践”实质上同时是蕴涵着丰富具体内容的、与逻辑起点相关联的实在概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不仅是一致的，而且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出阶段性和过程性特征，不同阶段和过程的具体历史起点构成完整的抽象的逻辑起点，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相呼应。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过程的一切矛盾的胚芽，蕴涵着所有尚未展开的各种可能性和全部丰富性。正是逻辑起点所蕴涵着的丰富内容，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个相互联系的逻辑“圆圈”，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具有必然性和开创性、奠基性和客观性。毋庸赘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蕴涵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新历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客观的合理性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丰富和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因此，我们必须用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蕴涵着具体实践的概念，来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符合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意蕴，同时还要说明马克思主义“何时中国化”、“为什么需要中国化”、“为什么能够中国化”、“中国化化什么”和“怎样中国化”等问题。或者说，什么概念能够集中表达“（1）‘谁来化’，即承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历史主体。（2）‘化什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对象。（3）‘为什么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4）‘怎样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5）‘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即国家、社会需要的程度”等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件？我们认为，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概念是实践，具体而言是“中国工人实践”。
第一，“中国工人实践”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均有开端，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何时中国化”、“为什么需要中国化”等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起点与理论逻辑起点的辩证统一。中国工人阶级的实践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起点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需要中国化？这主要取决于中国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实践需要。明确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由此可见，中国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其实践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客体，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目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起源于中国工人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
第二，“中国工人实践”是具体实践与抽象概念的统一，解答了“中国化化什么”和“怎样中国化”的问题，生动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发展“圆圈”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由于中国工人实践的主题和任务是多样的和具体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容也是多样的和具体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初革命实践是主要任务。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动员、凝聚和武装。这样的实践需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必定由诸多性质相同的多个事件构成。例如，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以为标志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这三件典型性事件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起点，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国工人实践即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
与此同时，“中国工人实践”还是一个抽象概念，其逻辑起点蕴涵着以中国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建设实践和改革开放实践的广阔空间。“中国工人实践”概念意味着，“中国工人实践”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整体实践，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正因为这个逻辑起点最抽象，因而也最直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最一般和最基本的本质规定，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即是整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社会实践主题和任务的需要，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之中。例如，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人，工人阶级政党成为了执政党，新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新的中国化。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再次飞跃。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华民族正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面对中华民族“实现怎样的复兴和梦想，怎样实现复兴和梦想”的新问题和新任务，新一届领导集体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乘风破浪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由此可见，从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运用，都是为了满足中国工人阶级实践的需要，而每一个时期具体的社会实践需要满足之后，又开始了新的实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因而，以“中国工人实践”为逻辑起点，能够生动地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逻辑，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