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篇1
一、新闻传播理论概述
新闻传播理论主要是对新闻传播规律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并且在不同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下，遵循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进而在新闻学、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针对国内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闻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21世纪下，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显得极其重要及迫切。
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新闻传播理论也不例外，新闻传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新闻传播理论创新同样永无止境。在我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中心、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开始对传播学的理论进行研究，并在二战后取得较大发展。但就国内而言，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因而对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并不适用于我国。鉴于此，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研究并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补充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理论空白。事实上，这一思想指导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究体系做出贡献，也对世界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建设做出贡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媒体引导好舆论，疏导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此外，我国正处于变革的攻坚时期，需要新闻传播做好求同存异，以期形成最大凝聚力。互联网时代下，传媒格局和舆论生态社会变革下，网络与数字技术裂变式的发展已经有效地推动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全面传播，媒体竞争条件下，以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等代表的新闻媒体的传播及应用有效地催生了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传统媒体绝对权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从传播变革，传播主体正有媒体机构的专业化传播向公众化传播转变。传播机制正在从党政主导的单向传播向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向传播转变，传播范围正在由局部区域性传播向更大时空范围传播转变，打破时空藩篱，消弭了距离概念。鉴于此，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需要重视网络传播和管理规律研究，适应新闻传播的时代要求。
三、创造力的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需要
理论创新是理论发展的基本形式，是促使理论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途径。新闻传播理论的提高与创新，都带来一次思想解放和事业进步。近年来，我国传媒产业发展迅速，这一过程中，西方传媒传播理论对我国传媒产业快速发展及崛起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外，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缺乏创造力。鉴于此，中国作为传媒大国，应当加强新闻传播界及学术界的理论研究，用来推动中国新闻传播的实践发展，促进世界传播业的交流与发展，最终保证理论输入与输出的平衡，进而提升理论的影响力。具体而言，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需要借鉴与继承、自信与科学、系统与规范及融合与创新。新闻传播理论的借鉴与创新，有利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播学术视野的拓展，借鉴西方传播理论精华，去其糟粕，避免陷入西方舆论话语的陷阱，继续继承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及传统文化，为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此外，传播理论创造力的提升需要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理论基础及价值取向，创造出科学的理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理论自信，进而实现新闻传播制度和道路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自觉和自信，坚持本土意识、人文关怀，重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过程中经验及问题的独特意义和理论价值，运用中国话语，传播中国声音。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的科学性需要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解决理论传播实际问题，创新新闻理论的基础，积极完善理论创新的体系，最终促进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理论创造力的显著特征是系统与规范，未来世界的竞争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的巧实力竞争。因此，这就要求新闻传播理论需要确立“系统效能”的观念，将理论创新与理论应用创新结合，把基础理论创新与理论应用创新紧密结合，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整体“融合”。此外，新闻传播理论创新坚持较高的学术规范，需要具备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及责任感，敢于创新学生，努力创造当今文化，积极弘扬学术精神、民族精神。理论传播的创造性，离不开理论与理论的融合与创新，坚持“国学为本、西学为用”，将过去的理论精华与具体实际结合，实现古今中外的融合，以期实现新闻传播理论的创造力。
四、新闻理论重视本土化研究
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与西方相比发展较晚，因此传播学对于中国而言属于舶来品，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体系来自于西方。正是基于该历史特征而言，中国在过去的传播理论中引入了西方经典的新闻传播理论，但不容忽视的是，中西方在国情、政情、媒情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中国新闻理论必须与中国国情结合，直接引入理论并不符合常理，也不是一种科学理性的学习方式。鉴于此，新闻理论应当重视本土化的研究，当下，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的话语体系。值得庆幸的是，不少学者显然已经认识到新闻传播理论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例如，刘海龙先生在《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标准及行动路径》一文中，深刻地反思回顾了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问题，指出传播研究本土化应当采取两个维度、四个行动的路径；顾黎和蔡惠福先生在《关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生话语体系自主建构的几点思考》中明确指出，要把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生话语体系作为学习研究西方理论的目的。鉴于此，依据我国实际经验，研究中国问题，立足自己的实践形成自己的创新理念。与此同时，应当以新概念、新范畴及新观点为着力点，最终实现新闻传播话语体系的自主构建。新闻传播理论本土化的研究，基础及前提是提升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创造能力。但是尤为注意的是，重视本土化研究并不是闭门造车，本土化研究是需要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理论基础上，对理论进行加工及改造，最终吸收精髓，借鉴精华，融合我国新闻传播的实践经验，最终实现新闻传播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此外，在新闻传播理论创新性的过程中，实现中国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的自我建构，提出新闻传播理论的创造能力。新闻传播理论本土化研究应当在引进西方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最终实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目标。西方传播理论在引入国内后，我们不仅要学习理论的本身，还需要学习借鉴国外传播领域的先进研究方法及科学的研究手段。只有具备先进的研究方法及手段，才能够有利于新闻传播本土自主理论的研究创造，最终实现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五、新闻传播中的主流媒体及非主流媒体
大众传播是人们借助延伸的个体进行新闻信息的寻求及获取，目的在于适应生存发展的需求。现如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当代人类最为主要的社会行为之一。从大众传媒的系统理论而言，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能够传输重复现象，被称之为功能，并且从日常生活观察而言，功能也就是效能，主要是事物及方法发挥的较为有利的作用。大众传播功能是指信息获取者通过大众传媒所获得的有益效能。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总会有些媒体做出过特殊的贡献、作用及功能，因而会受到执政党及政府青睐，享受到政策优势。这类媒体就是人们常说的主流媒体及核心媒体。针对中国的现状而言，主流媒体主要关注重大问题，发挥重要影响，有政府做后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收视率和发行量并不是对主流媒体的身份界定。例如，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行量与《太阳报》《世界新闻报》相比要少得多，但是《泰晤士报》的龙头地位却是任何一个报纸都无法撼动的。互联网时展下，非主流媒体在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非主流媒体在市场份额的占有上担负重担，也在舆论导向上具有重要引导。现如今，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在新闻的分工、舆论引导分层及联系对象分众上有所不同，相互建构中具有一定的互动关系。总的来说，这在导向与市场、对上及对下、对内及对外、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的中有所侧重，能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及风格。主流媒体及非主流媒体之间的定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非主流媒体也能够在传媒领域独挑大梁。其中，美国《时代》周刊中将互联网评选为“年度人物”，由此看出，非主流媒体已经在传媒领域具有一席之地，并且逐渐发扬光大。总的来说，在未来的世界中，谁将是主流媒体，还不能确定，因为主流媒体及非主流媒体是相对而言的，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动态定位，其弈及易位还需要有待观察。
六、新闻传播理论中加强热点研究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种应用性学科，不仅肩负新闻传播现象、总结新闻传播特点及规律，还肩负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当下，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关注创造能力的提高，但创造能力的提高必须源自于对新闻传播实践的提高上。数字化时代下，新闻传播领域中主要关注热点问题，并且在新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下，热点事件频发，传播手段及技术突飞猛进，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中需要关注热点问题。针对热点问题的研究而言，中西方处于同一起跑线，不仅提出了自主理论创造的要求，同时还直接将理论研究推向国际最前沿。新闻理论研究过程中，从学术理论出发将热点问题研究脱出，构建起相应地理论体系，大力提升新闻传播领域内的理论创造能力。不少传播界学者针对理论的研究提出不少建议性的成果：董兵《关于当前新闻传播几个理论问题思考》、毕宏音《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新媒体传播效用、模式即对策研究》等等。此外，不少在互联网有影响力的传媒人士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递新闻热点问题，如天津塘沽爆炸中，对事件进展的跟踪报道，不仅在短时间内传递了正能量，还汇集了救火救灾的力量。可以说，新媒体这一独特的优势，在救灾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此外，传播学学者姜胜洪针对网络谣言这一社会热点进行深入剖析，对机制、机理及策略进行研究。总的来说，这些都为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及理论探索有着重要意义及影响。
七、结语
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篇2
关键词：新闻理论研究方法探寻
当今新闻理论研究方法众多，有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实验心理学的、现象学的、哲学的、阐释学和传播学的等等，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这些研究多缺乏的是学术的开放与本土的观照视野和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当代新闻理论研究缺乏的就是这种根本方法，即元方法的建构。
为了创新研究方法，国内不少学者进行了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的探索，建构了一系列诸如“粒子说”、“世界图景”、“真相域”①等概念、范式或理论，提出了诸如“新闻理论要揭示新闻本身的知识结构，演化为序列性的原理体系。以最终解决‘对象的本质联系’、‘对象的关系范畴’、‘对象的真理体系’、‘对象的功能系统’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终极问题”②等新闻学理论建构的观点，为新闻理论研究方法的转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念。不过，这些研究要么是充实新闻学的社会学基础，要么是在哲学研究范式下进行抽象分析，要么借鉴物理学的“粒子”概念形式来建构新闻理论概念、理论或方法体系。这些建构没有建构起中国本土的元方法，没有对旧有研究元方法的超越，仅有经验性的总结和舶来品。
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在他的《转型中的新闻学》③一书中，用他的极其丰富的新闻学教学和新闻业界的实践经验，通过感性与理性有机结合的阐释，透射出较强的“实践――人学”意蕴。虽然他并没有把“实践――人学”这一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提炼出来，但他关于新闻本质、新闻学的本质、新闻教育的本质、新闻学基本原理、新闻实务等众多的论述，都透射出“实践――人学”的深广内涵。他的著作较好地体现出“新闻理论的实践性”与“新闻理论的人学性”的有机融合，让我们看到“实践――人学”这一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的因子。但李希光教授并没有对论述中的这种元方法因子进行提炼与整合研究，缺乏理论的逻辑提升。
元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是一个科学研究领域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即“形而上学方法”，也就是元方法，它是方法中层次最高，也是比较牢固的部分，构成方法的核心，包括某些基本原则、科学信念乃至世界观等，都受元方法的制约。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是对新闻活动的科学发展进行方向性的规定的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它对新闻活动的走向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没有元方法就不可能有正确、健康、合乎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传播活动。
新闻传播活动的本质是强烈的“实践性”与丰富的“人学性”的有机统一。一个成功的新闻传播活动应是二者最完美的统一与结合，也即新闻传播活动是突出实践性的，新闻传播主体（媒体与新闻人）必须通过新闻传播实践来完成新闻传播活动，因此，新闻理论研究也必须把坚持实践的观点放在首位。正如陈坚所论：“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到我们的研究中来，我们就能高屋建瓴，眼界更加开阔，目光更加深邃，就有希望对新闻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难题有所突破。因为实践概念天生地就综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观、价值观、历史观、辩证法等多方面的素质，它使我们可以从多种视角、多种向度对新闻传播现象和新闻传播本质进行研究，从而使我们的研究立体化起来。”④同时，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传播的主体应始终坚持“人学性”，始终做到“以人为本”，强调新闻传播活动的“人学意识”。在“如何从人的全面发展的使命出发，提升新闻学研究的反思性，推进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成为现代性背景下新闻学的主要焦虑”⑤的现实学术语境下，当代新闻学研究缺少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缺乏能够统摄新闻理论研究的元方法。
只有把上述新闻理论研究的实践性与新闻理论研究的人学性进行有机的完美的结合，才能产生完美、健康、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传播活动。如此，才不会出现那些有缺陷的现象，诸如充斥新闻报道中大量的“客里空”⑥现象、各类新闻报道中数不胜数的“新闻侵权”现象和记者集体被“黑金收买”的腐败现象⑦等；也不会出现那些让人不愿意看到的新闻传播主体因“实践――人学”素质的缺乏而不能驾驭复杂的社会环境，从而被“诉讼”⑧或被抓入牢狱等⑨令人痛心的事。究其终极原因，都是因为缺乏新闻学的元方法的指导。因为这些新闻“事故”的产生，都是因为新闻传播主体的素质不佳或很差造成的，导致新闻主体出现如此情况的直接因素是我们没有恰当的科学理论指导。解决此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新闻理论研究，通过科学的方法建构，把新闻理论研究引向健康的发展途径。
笔者曾提出“新闻学是‘实践人学’⑩”的观点。???这一新闻学命题，不仅揭示了新闻学的本质，同时，它更具有元方法的价值与意义。其元方法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新闻学是实践人学这一关于“新闻学”概念的界定，可以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元方法，即它是最根本的、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的方法。对此可以进行如下界说：在新闻理论研究中，要达到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新闻业界实践中的实践的观点与人学的观点的有机结合；在新闻理论建设中，要密切联系实际，充分结合新闻实践，在实践中总结、提炼、抽象出具有本土化与科学化的新闻理论；在新闻理论研究中，不论是理论还是模式、方法的建构，都要始终坚持“人本理念”，站在人类本体的高度进行科学建构；在新闻理论研究中，要注重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在新闻教育理论与思想的确立和定位中，要以强烈的实践观点与丰富的人学观点为核心，在此前提下，构建课程体系、培养模式、教学方法等，培养具有较强新闻实践能力和深远人学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
“实践――人学”这一元方法，是一个辩证的矛盾统一体。
一是表现在思维观念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传播观念中的“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观念是在不断的变革与更新之中前行的，这种变革与更新始终以“实践性”与“人学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表现在新闻理论研究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理论研究要达到“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理论研究要对传统新闻理论研究进行科学的扬弃，紧跟时代新闻业界实践的步伐，在人本视野下进行新闻理论的科学建构。
三是表现在新闻传播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传播是“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实践要实现“三贴近”，要坚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丰富的新闻实践引导社会生活与社会思潮，同时要始终坚持人本理念，把人这个实践主体放在新闻传播实践最重要的位置。
四是表现在新闻教育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教育是“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教育必须走出象牙塔式的书斋，把新闻课堂开设在社会生活一线，到工厂、矿山、农村，到大漠荒原，使学生在生活与社会的体验中把握新闻学；???更要让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人的本质有较深入的把握，具备应对复杂社会环境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在各种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能把自己的新闻活动与人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对人的本质、人的理性与感性的全面理解与把握，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闻责任与使命。
这四对“实践――人学”方法关系在理论研究与新闻传播实践中是相互作用的。新闻传播或新闻实践主体只有通过“实践性”这个环节，才能达到“人学性”的充分实现；而“人学性”的充分实现，又能反作用于“实践性”，使“实践性”得到更大的扩展和提升。因此，这四对关系理应确定为新闻传播学中最核心的关系范畴。“实践――人学”方法能够科学地统摄这四对关系，这就奠定了“实践――人学”这一方法的元方法地位。这种“元地位”对新闻学的价值作用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它对新闻学的本质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它对新闻活动的本质进行了实践与人学的双重构建；它为新闻学理论研究的本质进行了方法层次的最高定位；它从实践角度与人学层面对新闻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方向性的规定；它对新闻理论研究的诸多方法进行了科学的统摄；它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新闻传播实践、新闻理论研究、当代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它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当代新闻观念与实践模式进行了重构。
其实早有学者指出：“研究新闻必然要研究‘人’和人的社会本质，研究人类社会是怎样创造了新闻以及新闻是怎样为人类社会服务的。确立人在新闻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是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到新闻学原理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关于人的观点、关于实践的观点已经很好地为新闻学的“实践――人学”方法提供了有力注脚。可惜的是，作者只是停留在现象层面的论述，没有对这种思想萌芽进行更高层次的思索与建构。
从本质层面和新闻学本体论的角度来说，“实践――人学”方法不仅揭示了新闻学的本质，更为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最高方法论和最根本的研究范式。其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在于它把当代新闻理论研究中的研究与实践脱节问题进行了解构与建构，指出研究中存在的“空中楼阁”现象，并对如何进行新闻理论的科学研究提出了实践性的根本性的方法论要求；同时，对当今新闻业界存在的轻视理论指导的现象提出了方法论层面的批评，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践方法模式。总之，“实践――人学”的新闻理论研究方法，如同“历史――逻辑”的方法，为新闻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0YJa860020）
注释：
①郝雨：《新闻理论的哲学化研究与体系建构》，《河北学刊》，2006（1）。
②转引自纪忠惠：《理论新闻学的范式转变》，《当代传播》，2007（6）。
③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482页。
④陈坚：《新闻实践论――实践的观点是新闻学原理研究中的基本观点》，《江苏社会科学》，1994（5）。
⑤唐海江：《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新闻学》，《现代传播》，2007（3）。
⑥“客里空”是苏联作家柯涅楚克在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话剧《前线》中一个特派记者的名字。他善于捕风捉影、弄虚作假。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了新闻中虚构胡编的代名词。
⑦杜一娜：《山西煤矿封口费事件60人涉案14名媒体责任人受罚》，《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11-27。
⑧邱敏：《两记者遭富士康3000万天价索赔》，《广州日报》，2006-12-29。
⑨宋万林：《“实践人学”的缺位与“角色定位”的迷失――从“记者高勤荣案”透视中国新闻学体系》，《新闻爱好者》（理论版），2007（5）。
⑩宋万林：“实践人学”这种概念最早是在宋万林著《“实践人学”的缺位与“角色定位”的迷失》，[《新闻爱好者》2007(5)]中提出的。
⑾宋万林：《“实践人学”视域下的新闻学理论研究》，《传媒观察》，2008（9）。
⑿王卫明、揭云：《新闻业务类课程怎样进行实战训练？》，《今传媒》，2008（7）。
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篇3
而这两个学科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论争的对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界掀起的一场大辩论。大辩论的主题主要涉及：传播学、传播教育会不会、要不要完全取代新闻学、新闻教育？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新闻学、新闻教育向何处去？这场大辩论的高潮集中表现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上。在这次大会的“课程改革”分会场上，多次响起了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要为传播学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和广告学，培养所有的人才；如果继续为特定的行业特别是新闻业办教育，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应当承认，要科学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很难的。但是总结他们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对于解决关于这两个学科关系的迷思很有意义。而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文娱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因此，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
如前面所言，关于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关系曾一度众说纷纭，现在比较被接受的观点是：新闻和传播这两个学科定位大不相同，但它们之间亟须互补。就我国的情形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当下总体看来，还是合的态势大于分的趋向。
如果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大趋势是合，那么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能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为三大学科之中的两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异：
第一，学科研究目标不同。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对象的尽可能普遍的知识，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等问题。与此不同，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及其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当然，人文学科也要研究物、研究各种事实性存在的性质和规律；但它决不满足于、决不止于发现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而总是要进一步追问如此这般的对象、对象如此这般的性质和规律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人的价值及其实现有何意义。
第二，致思方向不同。对于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致思方向上的区别，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凯尔特曾作过说明。李凯尔特曾分析过文化科学（大体上相当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他认为，因为要发现一般规律，所以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时总是致力于“抽象化”或“普遍化”，也就是说，它总是致力于把个别事实归结为某种规律的作用和表现，并把特殊规律提升为一般规律，从而抽象出越来越普遍的规律。因此，用科学的眼光来看人，人必然被抽象为无差等的“类”。与此不同，文化学科在研究对象时则总是致力于“具体化”或“个别化”，它强调和珍视各种个别的东西、富有个性特色的东西、独特的东西的价值，并借此来开掘人的生存的丰富意义。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都莫不如此，它们都是只有在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价值时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
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篇4
“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①就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现状来看，尽管其“系统化”还比较孱弱，但确已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门类。本文将新闻学、传播学分别视为一个学科，新闻传播学则是包含上述两个学科的相对独立、专门的研究领域。本文只讨论一般层面上（ingeneral）的新闻传播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不包括广告、公共关系、编辑出版等研究领域。另外，本文所研究的地域范围只限于中国大陆。
根据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本文把它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1978年-1982年：学术研究逐步恢复
“”十年，新闻学术研究几乎停滞，没有一本研究性专著出版。“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新闻传播学术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大环境。
与整个社会拨乱反正同步进行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新闻报道的中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注重“真、短、快、活、强”消息的传递。报纸版面不断增加，形式逐渐多样化。一些在“”中被打倒的新闻工作者相继得到。一批在“”中被迫停办的报纸相继恢复出版。全国性报纸从1968年的4种恢复和发展到1980年的33种。②在结构上，科技、教育、文化、法制类媒体或内容开始增多。实践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对象，只有新闻传播事业本身有了可供研究之处，学术才有恢复的可能与发展的空间。
教育方面，1977年高考恢复，新闻专业开始招生，1978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学术的持续性得到保证。研究机构方面，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学会纷纷成立。1978年，部级新闻研究机构――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成立。至1983年，专业新闻研究机构已达50多个。学会、学术刊物也纷纷恢复或成立、创办。1980年，北京新闻学会正式成立。学术会议方面，影响最大的是1980年在兰州召开的“西北五报会议”。这是“”后召开的首次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昭示着我国新闻学研究在经历了严冬之后，走向春天”。③学术期刊方面，《新闻研究资料》《新闻大学》等先后复刊或创办，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探讨的园地。
此阶段新闻传播研究者以“”前的老一代为主，再加上有实务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刚刚毕业的“新手”。全国新闻传播专业的副教授、教授加起来才25人。除社科院新闻所外，高校新闻系、专业的教师基本上以教学为主，科研大多是围绕着教学展开，成果较多地表现为史料汇编、教材、讲义等，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匮乏。据统计，1978年底至1982年，我国出版的有关新闻学的论著、译著共240余部，而1983年一年就出版100部以上。这表明新闻传播学术虽在恢复，但仍非常有限，不过速度非常快。
在研究内容上，以新闻工作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主，大多属于实践领域的业务研究。新闻工作在“”中遭到极大破坏，一批优秀老报人被打倒，长期积累的有益经验被抛弃。因此，学术研究不得不从最基本的问题着手。
除传统的理论、业务、历史三大块外，边缘学科也有了初步研究，如新闻与政治、新闻心理学等。1982年，“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先生访问我国。同年11月，传播学研究座谈会在京召开，传播学研究开始系统化、组织化和专门化。这表明，新闻学在逐步恢复的同时，不断生成出新的特质。
甘惜分著《新闻理论基础》、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和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是此阶段代表性的著作。
“”期间，“贴标签”和“映射史学”等成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常用方法，因此，研究方法的突破和改进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意义重大。上述三本代表性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过，这种恢复和回归是初步的。
二、1983年-1988年：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
1984年-1988年是我国改革最火热的阶段之一。新闻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的一个缩影，它起始于业务层面，并很快进入体制层面。
与新闻改革相伴随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急速发展。1988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达2322种，6年内增加了两倍多。电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8年底电视台达到422座，是1983年的8倍多。④电视在全国媒介构成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广播电视专业、学会、年鉴和专门的期刊相继创办，广播电视开始进入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范畴。
新闻教育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张。1983年，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院校达21个，新闻类专业点由1983年的16个增加到1988年的74个。1984年，新闻学专业首次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博士课程的开设，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
科研机构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不断向高层次迈进。1987年，研究团体发展到150个。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也于1986年先后成立，研究正逐渐成为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从1986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开始增添新闻学项目。人文社科领域影响较大的“吴玉章奖金”也设有新闻学科奖。
新闻改革，观念先行。新旧观念的冲突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学术论争。就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而言，争论的内容当然值得叙述（本文不再赘述），但争论背后的语境以及所折射出的思维方式更值得关注。
关于新闻定义之争，不管赞成或反对哪一种定义，论争者的出发点却大体是一致的：一是要与“”期间“事实为观点服务”的说法和做法划清界线；二是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定义新闻，与资产阶级的定义划清界线，这是方法论问题，更是立场问题；三是都讲究逻辑规定性（定义=属+种差）、科学性，与泛泛而谈的简单化描述划清界线，这是研究或学术表述问题。
新闻事业性质的讨论，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工具论”与“社会舆论工具论”展开。通过广泛讨论，看法渐趋一致，持前一观点的日渐减少，反映出“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开始从人们的头脑中走出来，思想解放的进度有所加快。
1957年“反”之后，新闻价值因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观而一度成为研究的。⑤此时又重新进入学术争论的视域，实际上是要解决：如何看待西方新闻界关于新闻价值的论述，尤其是如何对待所谓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这个问题。与1957年相比，这次参与争论的研究者都能“由简单地排斥变为科学的探讨”。
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在1985年“讨论广泛而深入”。有学者认为，新闻真实性问题之所以成了一个似乎谁也说不清的问题，是因为其负荷太重了。真实性被加上各种别的意思，如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特别是在错误路线盛行时，哲学变成了玄学，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一时搅得人们晕头转向。⑥
党性与人民性之争是该阶段所有争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争论的焦点是新闻事业应该坚持党性第一还是人民性第一，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舆论监督。
通过以上简述，我们可以看出：学术争论的根本起因是各种思潮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争论繁荣了学术，推进了改革；澄清了一些问题；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锻炼了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⑦1978至1988年间，共出版新闻传播学著作1050种。
传播学取得了进一步发展。1986年，第二次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召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戴元光等著）等专著得以出版。传播学的成长给传统新闻学以理论、方法和视野上的启发，系统论方法的运用就是最好的体现。
此一阶段另一引人瞩目的研究是新闻调查。它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民意调查的功能，关注的是民众对新闻改革的态度和看法，主要目的是为新闻改革服务。
三、1989年-1991年：学术研究曲折前行
19发生的使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暂缓。1989年11月，、李瑞环分别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重申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一些根本问题。
1989年10月，国家开始大力压缩整顿报刊。1989年和1990年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锐减至1496种、刊物1442种，⑧规模明显变小。
新闻传播研究受影响也较大。部分学术刊物停办或整顿、调整，一些学术活动不能正常举行，理论探讨气氛受到破坏，直到1990年下半年才逐渐重新活跃起来。期间，围绕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研究成了这一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前期的积累，该阶段仍不乏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新闻理论方面，民著《系统理论新闻学》把用系统科学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新闻史方面，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后来获吴玉章奖金优秀奖；韩辛茹著《新华日报史》对我国革命历史上一份重要报刊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
“”以后，“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上世纪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⑨新闻学界同样如此。从学者的构成看，1991年之前的新闻传播学者（特别是新闻理论研究者）大多来自实务界，以对实践的观察、提出自己的观点见长。如火如荼的新闻改革实践也为这种“观察和思考”式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此后新闻改革虽然绵延不断，但突飞猛进式的改革几乎没有了。1991年之后，原来以教学为中心的高校新闻专业教师开始更多地转向学术研究。一批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硕士、博士开始登上新闻传播学术舞台，这也是导致学术研究旨趣发生转向的原因之一。
四、1992年-1996年：相对平稳发展
短暂的风波很快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成为全社会的重心。新闻传播事业、教育和学术都迎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
新闻传播事业随着的结束而开始大步向前发展。1992年，大约平均每两天就出现一家新报纸。{10}1995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种数达2089种。除规模扩大外，各家报纸纷纷扩版或出周末版。1995年创办的《华西都市报》是代表着报业发展方向的新型市民报。经济类报刊、电视节目和栏目不断创办。在经营管理上，除了发行、聘任制度的改革外，企业化管理开始引入新闻机构。1996年，广州日报社被批准组建报业集团。
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速。1993年，全国新闻类专业教学点为66个，{11}1997年则发展到120多个，5年实现了翻番。研究机构方面，截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100多家新闻研究机构。{12}其中，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在我国新闻史研究中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专业刊物和辞书编撰更加注重学术性。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新闻传播教师队伍出现老化、断层，中青年教师流失过多，高学历、高质量的人才引进困难等。主要原因是新闻专业教师与新闻从业人员在住房、收入等待遇上反差太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研究队伍开始出现分化。继续从事教书、研究的教师在自我意识和定位上也发生了变化。多数研究者开始从一个通过对新闻改革的论述来直接、积极参政的启蒙知识分子扭转为一个通过对知识本身的发现和创造来博取学术资本的“知识人”，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其结果是新闻传播知识本身的增长、体系的严谨、科学化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从学术史的视角来审视以上变化，无疑意味着一次质的提升。
学术生态上的转换加上前期的积累，该阶段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如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黄旦著《新闻传播学》、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吴廷俊著《新记史稿》等。这些研究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耗时长，需要研究者沉下心去精耕细作。这是以上两个阶段所不具有的。
五、1997年至今：在新的起点上迈向繁荣
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擢升为一级学科，成为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新闻传播业呈现出规模不断扩大、结构多元、格局更新和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态势。
1997年-2006年间，报纸种数维持在2000种左右。经过2003年的整顿，种数有所减少，但报纸总印数、广告经营额一直在增长。都市报迅速崛起，中等以上的城市几乎都有一份甚至多份都市报。电视方面，除了电视台家数增多外，地区市以上的电视台都办有多套节目，节目播出量飞速增长。省级卫视在全国范围内竞争激烈。
在经营管理上，集团制成为我国传媒业一种主流运作形式。2002年底，全国报业集团已达39家。{13}至2005年，共有18家广电集团成立。1999年，《成都商报》相关资产借壳上市，传媒业开始涉足资本市场。都市报、电视综艺、网络传播相继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媒介的消费化、娱乐化特征初现端倪。
新闻教育狂飙猛进。1999年，首家新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复旦挂牌，完整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至此得以建立。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专业点达661个。{14}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博士点19个。在校学生约10万人，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15}教育规模的扩大，师资力量的增加，意味着研究队伍的壮大，再加上国家的积极引导，新闻传播研究气氛空前浓厚。
研究机构方面，1997年，中国记协成立新闻学术委员会；1998年，传媒业第一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等四个重点研究基地相继成立。之后，又建立了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等四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跨学科、跨部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反映出新闻传播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一些新的学术组织、会议不断创办，并朝高层次、固定化、细分化发展。期间创办的较有影响的学会和会议有：中国传播学会、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等。
从研究内容和成果上看，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也呈现出多元与发散的特点。
新闻理论方面，传播理论、方法对传统新闻学的影响进一步增大。以“新闻传播学”命名的教材、著述陆续出版。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深度改造着新闻学，大众媒介、网络传播、受众、经营管理等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本语汇。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一以贯之。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始实施，相关新闻学教材正在陆续出版中。
新闻传播史研究也是异常繁荣。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多，通史、综合史的研究余地已经很小，地方史、专门史中的通史、个案史研究成了一种必然，新闻传播史研究朝精细化、深入化发展，广告史、管理史、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等成了该阶段新闻史研究中的亮点。
传播研究方面，除了大量、全面的引介外，并有意识开始张扬并沿着不同的路径有所开拓：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思想的梳理和挖掘，如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二是把一些传播理论在中国做验证。但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传播学仍停留在观念、理论和方法层面，创新性研究仍然较少，理论体系的建构更是无从谈起。
传播科技的发展及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媒的结构和格局，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甚至成为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最热闹的领域。
新闻传播研究规范和方法得到充分讨论。关于新闻传播研究方法，1978年以来就不断有零星论述，但只有在1998年之后才得到整个学界的重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规范，新闻传播研究必将走向深入。
结语
综上所述，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从整体和宏观上看，新闻传播研究在短短30年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具备了作为一个学科的面貌；第二，成绩的取得是与我国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研究以及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第三，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分化的过程；第四，作为一种建制意义上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可以说已经初具形态，但从其理论体系来看，一些基本概念尚不稳定；分支学科多是跑马圈地，尚不成熟；描述性、低层次、重复性研究较多，概念化、理论化不够。
注释
①张立文：《中国学术的界说、演替和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1-9
②《中国新闻年鉴》(1982)，卷首。为控制篇幅，下文没有注明的数据均引自《中国新闻年鉴》
③方汉奇、李矗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495
④以上数据均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计算得出
⑤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6）：58
⑥旭培整理：《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讨论情况综述》[a]，载于《中国新闻年鉴》（1985）第74页
⑦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C]，香港：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31-32
⑧{10}{12}《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2232、第2251页；2321页；第2457页
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5)：133-150
{11}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6）：249
{13}该数据不包括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地方宣布成立的报业集团
{14}何梓华：《控制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J]，《新闻战线》，2005(7)：64-65
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篇5
新闻教育进入大学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反对的声音一方面来自于报界，一些人认为师徒制是培养新闻记者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来自于大学，1892年报界巨头普利策带着捐款向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思洛提出建立新闻学院的请求时，遭到婉言回绝，理由是设立这样一所学院会损害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声誉。[2]虽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开始开设新闻学课程或创建新闻学院，1918年北京大学也正式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但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新闻学教育中“术”与“学”的争论久未平息。传播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为新闻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土壤，使其在大学中的学术身份与地位得到加强。传播学在学术层面，让研究者们看到了另一片繁花盛开、广阔无垠的研究领地；在教育层面，又给传统新闻学带来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滋养与批判意识。但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传播学而言，传播学与新闻学边界的模糊不清，核心理念与学术立场的模棱两可，使当前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尚处于思考与探索阶段，未能确立明确的教育目标，形成鲜明的教学特色。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相比较，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简要地归纳为三个焦点：明确“局外人”的批判视角，从“大众传播学”转向“传播学”，以及通过加强理论建构推动学科建设。
“局内人”与“局外人”
在学术研究中，“‘局内人’指的是与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们享有共同的(或比较类似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局内人’之间通常共有比较类似的生活经历,对事物往往有比较一致的视角和看法。‘局外人’指的是处在某一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与这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由于‘局内人’之间通常享有一些共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研究者可能会对被研究者的某些语言和行为所隐含的意义失去敏感。他很容易认为自己对这些意义已经十分了解了,没有必要再进行追问和探究。‘局外人’由于与被研究者分属不同的文化群体,有自己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因此在研究中他可以与研究的现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在研究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的文化框架来帮助自己理解异文化中的某些现象。”[3]
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提出，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有严格分界，新闻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职业记者，而传播学创办的宗旨在于培养传媒批评家与分析者。
[4]换言之，新闻学教育是以“局内人”的理念，深入媒体文化本身，根据媒体的需要，传承媒体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教授媒介产品的制作细节与职业技能，而传播学教育则应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与媒介保持距离，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在美国，虽然新闻学与传播学也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二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但近年来，对大众传播批判性的研究也日渐兴盛。[5]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新闻与传播学院都开设了传播学的相关课程，如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学等等。但总体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课程设置与教育理念上并无太大区别。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也未能在各阶段的教育中得以体现。在本科教育阶段，传播学课程数量较少，大多作为实务类课程的补充，以概论性课程为主。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传播学胸怀广阔地将广播电视、广告、网络、动画等相关专业纳入其中，新闻学则被相对狭义化，近乎成为“报业”的代名词。简而言之，二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传播学偏重于理论提升，新闻学专注于技能培训；传播学以电子媒体、网络新媒体等为主要的媒体依托，新闻学将报纸作为主攻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播学教育是对传统新闻学教育的锦上添花或领域扩张，并未显现出独立而强势的发展态势。
“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教育理念定位，为中国传播学教育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有益参考。传播学对于新闻学的区别或超越，不能仅仅停留于媒介形态的差异、涵盖面的宽窄，而应深入到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以及教育目标、教育职能等层面。正如休梅克所言，批判性思维应该成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首先要大量开设每一个传播专业的学生都应该知道的公共核心课程，在此基础上再开设相关的技能课程。[6]
从“大众传播学”到“传播学”
查菲曾不无忧虑地提出，传播学中“小国割据”，是学术上的南斯拉夫，在“传播”这个大的概念下，存在着无数的子概念，如大众传播、口语传播、电信传播等等，甚至很多传播学者也把自己的研究作为文学和哲学批判研究的一个部分。[7]
在西方，大众传播媒介的相关教育与研究通常集中在新闻学领域，传播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与范畴。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传播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传播学”的专有名称。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政治传播、健康研究等西方传播学研究与教育的重要领域，在中国依然处于边缘地带，仅有少数院系开设了一两门课程。即使是大众传播学的教学，更多的注意力也投向了美国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对欧洲批判学派的关注明显不足。传播学教育在这个意义上甚至狭义化为了“美国大众传播学”。
不可否认，大众传播学是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大众媒介关联最密切的部分，但传播学的狭义化明显阻碍了传播学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因而，陈力丹在论及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朝向时特别提出，“课堂教学，要全面向学生传播传播学各个学派、各个方面的知识，避免以大众传播学替代传播学。”[8]中国传播学教育从“大众传播学”到“传播学”的过渡，不仅需要新闻传播学科内部的自省与革新，同时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良性互动。传播学多学科起源、跨学科发展的自身特点，决定了传播学教育对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甚至自然学科的依赖。因而，未来中国传播学教育一方面应该增加跨学科课程的比例，强调通识类课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另一方面，相对新闻学教育，传播学教育更应强化理论基础，增加理论类课程的比重，辅以新闻实践类课程。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政治传播等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这不仅是中国传播学教育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走向，而且是传播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发展的必需。53
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教育层面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合二为一是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一个学科若要获得学术身份认同与学科地位，必须进行理论建构。一直以来，学术性与理论性的缺失是新闻学的软肋。传播学的诞生给予了新闻学无数的学术想象与学术滋养。虽然较之新闻学，传播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传播学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先天不足”。其学科地位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核心知识与统一理论。1996年安德森分析了7种传播理论教材，从中鉴别出249个各自不同的“理论”，其中195个仅在1本教材中出现过，也就是说，只有22%的理论在7本教材中出现过1次以上，只有7%（18个）被3本以上的教材介绍。“如果传播理论真的是一个领域，那么似乎应该有超过一半的介绍性教材，对该领域基本内容的7%以上达成一致意见。”[9]
对中国传播学研究而言，理论建构更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工程。作为学术“舶来品”，传播理论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中，或是在“国际化”趋势下的理论译介和理论描述，或是在“本土化”框架下的理论运用与理论测试，鲜有独立的理论创见。“理论”接近于科学法则，特指经过完全检验的思想与观念，它是对一系列观测结果的解释，这些观测结果以被证实的假说为基础，并多次被相互独立的研究者所检验。对个体研究和单独的研究者而言，只可能创立一个假说，而不能创造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理论建构是全体研究者的共同追求与目标，中国学者应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中国传播学教育也力求为此添砖加瓦。
基于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的重任，传播学教育除了在本科生教育阶段强调理论素养之外，更需要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在教育目标与宗旨上，明确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差异，强调传播学教育的批判立场与理论视角，加强对学生的理论训练、理论积累与学术培养。在教材选择上，尽可能使用英文原著，用原文原典还传播学原貌，既有利于学生英语能力的提高，又避免二手资料造成的理解障碍。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加强研究方法的学习与训练，在全球化的理论背景下充分激发本土化的学术想象力。
注释：
[1]与此对照，其他国家有不同的模式，如英国城市大学将大众传播系设在社会科学系，美国密苏里大学传播系独立于新闻学院，设在艺术与科学学院，台湾地区传播相关系所更广泛地分布于人文社会学院、传播学院、教育学院、管理学院、艺术学院等。
[2]转引自单波.反思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3]陈向明.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社会学研究，1997（6）.
[4]钟新.英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严格分界.国际新闻界，2002（5）.
[5]钟新.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界限模糊.国际新闻界，2002（6）.
[6]Shoemaker,p.J.(1993).Communicationincrisistheory,curricula,andpower.JournalofCommunication,43(4),146-153.
[7]Rogers,e.m.&Chaffee,S.H.(1993).thepastandthefutureofcommunicationstudyConvergenceordivergenceJournalofCommunication.43(4),125-131.
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篇6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新晨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篇7
1新闻学、传播学
基于信息发展环境下，高等教育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逐渐将新闻学、传播学等内容纳入到教育范围内，且利用新闻学与传播学间的共性引导学生在对该学科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为重大新闻事件及世界趣闻要点展开深入的分析，达到高效率学科知识学习状态。此外，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新闻学的发展早于传播学，即传播学学科是基于新闻学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且就此完善自身属性、特质。但由于新闻学、传播学在本质层面上呈现出差异性特征，因而二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互补的关系，为此，当代信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应着重深化对此特性的认知[1]。
2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
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研究中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稳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实现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的发展趋势，但从新闻学、传播学概念即可看出，二者间存在着相互吸取的关系，因而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基础上不能对其进行相互取代。此外，基于教育的角度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间存在着一定的界限。例如英国在相关领域教学过程中即将制作过程作为新闻学教学重点，而传播学教学中更为注重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因此，实现了对新闻学、传播学的有效定位。但是，美国在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时常将新闻学、传播学规划为同一领域。继而在此基础上，我国相关专家学者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其展开精准的价值定位，避免科学知识交叉问题的凸显。
3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关联性表现
3.1研究方法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学者在对学科内容进行研究过程中主要崇尚对辩证逻辑方法的应用，即与传播学形成同中求异的研究形式，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突破了主流传播学思想的限制。2）归纳、演绎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闻学研究领域中，即其要求研究学者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身逻辑思维对新闻学领域知识进行探讨，且通过实验等形式对知识体系进行实证验证，形成透彻的研究效果。3）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方法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二者在学科体系研究过程中均涉及到了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应用，且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从采、写、编、评等途径入手深化研究成果，并借助新闻媒介达到最佳的研究状态。
3.2学术立场
基于主流传播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产生的背景下引发新闻学、传播学在学术立场层面上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即新闻学在发展过程中其旨在培养富有公共服务意识的媒体人，且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将职业技能培训、专业伦理培训、人文精神灌输等视为主要研究目的，继而由此凸显出学术立场的鲜明性。此外，主流传播学学术立场在设定过程中强调了对政治、军事、企业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例如，美国主流传播学在学科探究过程中即将媒体企业商业广告效果及政治竞选信息的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继而与新闻学研究立场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另外，传播学在立场表达过程中强调了对商业语言的套用，继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立场设定，但二者在人文取向等领域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某些相同之处。
3.3研究层面
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层面的异同首先体现在新闻学领域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将业务研究视为自身研究重点，即其倾向于对术的研究，因而要求当代学者在对新闻学内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基于新闻、广电、广告不同形态的基础上以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究形式来达到深入的研究目的，且将公关活动规律、广告活动规律等内容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形成最佳的学科研究状态。而传播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旨在探讨新闻、广电、广告等的学理层面，即二者基于探讨内容相同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继而就此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同时，传播学与新闻学相比，其凸显出概括性、指导性、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学者在学科知识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结合其研究特性[2]。
3.4研究对象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在研究对象层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媒介范围选择的背景下，新闻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强调了对新闻媒介的运用，即将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等作为自身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且就此为受众搭建良好的信息平台，便于其及时了解到全世界重大新闻事件。而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自身媒介范围，即借助电影、书籍等达到信息传播目的。2）在研究内容层面上新闻学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将写作、采访、编辑等视为研究重点，而传播学更为注重对言论、文艺等知识的灌输，继而导致二者在研究对象层面呈现出异同的特性[3]。
4新闻学与传播学互动方法分析
在新闻学、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二者间的良好互动，加快探索步伐是非常必要的。如1994年著述《新闻传播学》、1995年《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1997年《新闻传播导论》等的出版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间异同的研究，且在研究过程中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活地进步。同时新闻传播学概念的引进也逐步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有效互动。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研究过程中为了达成二者的互补，在新闻传播学概念界定过程中基于新视角、新审视路径的基础上达到了新闻传播过程发展目的，且通过对英文表述方法JournalismCommunication的运用开拓了学者研究视角，最终就此推动了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课程也被逐步引入到高等教育中，继而就此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良好互动[4]。
5新闻学与传播学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的背景下，其要求相关专业学者在对二者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倡导学科间的交互学习，且利用二者优势达到互补的研究目的。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未来发展过程中二者将结合自身重点研究内容建构全面的发展系统，并在系统优化过程中保持自身属性、特点，最终避免同化作用影响到自身发展成效。另外，在信息社会背景下，要求学者应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各自优势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事件展开报道及传播行为，继而便于受众在信息获取过程中可及时掌控到第一手社会新闻资讯，并对其展开传播行为。除此之外，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保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是非常必要的，因而应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5]。
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篇8
【摘要】2014年大数据与新闻传播的研究涵盖广泛，包括新闻传播理论更新、传统媒体转型、新闻形态变革等诸多话题，但研究深度仍有欠缺。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为主，个案研究法出现较多。
关键词大数据新闻传播综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的数据存储能力不断在数量级上增长，海量数据带来“大数据”的时代。2014年，大数据的相关话题已经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内容涵盖了新闻传播理论更新、传统媒体转型、新闻形态变革等诸多话题。
一、大数据与新闻传播理论更新
2014年，众多学者从宏观角度把握大数据对新闻传播理论带来的影响，主要包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在大数据环境下为什么会不可避免地进行更新、应该向哪些方向进行更新，以及如何进行更新。这一类的研究数量较多，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研究为主。喻国明的研究在其中较为典型，他指出，大数据带来的是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范式革新。具体来说，包括四个方面的转变：大数据环境下，“因果”关系及由“果”到“因”的推理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对“关联”的呈现本身、而无需知道“关联”背后的原因；同时，由于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的增强，新闻传播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从“随机抽样”走向“总体”、“全部”；由于大数据分析在对研究结果的把握上更适合进行整体分析和把握，新闻传播领域现有的、追求精确和具体结论的“小问题”研究趋势将会发生扭转，走向“宏观叙事”；在研究方法上，理论的重要性将会下降，而算法、规则会变得更受关注。①
也有学者将目光投向大数据环境下新闻传播理论在哪些具体领域有创新可能。如骆正林提出，在政治传播领域如何处理各个传播主体的关系成为新的突破点；互联网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的人类活动数据，而为社会传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怎样解决大数据环境下新媒体对利润的追逐引发一系列问题，带来媒体经济领域研究的新空间；如何更好地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新闻传播研究，成为在研究方法和技术方面的创新可能。②
学者们的研究内容也包括大数据下新的人际交往模式。毛德胜将大数据时代的人际交往称为“半虚拟化”的人际交往。他提出，大数据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人际交往与互联网产生紧密联系、催生新的人际交往模式：海量信息满足人际交往的需求；多样信息造就了成员高度异质性、更具创新潜力的交往圈子；信息高速传递保障虚拟人际交往的质量；以分享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巩固了交往的原动力。这种虚拟人际交往又往往可以向现实人际交往转化，或者稳固现实中的交往圈子。③
二、大数据与传统媒体转型
大数据环境下传统媒体面临何种挑战与机遇，应当怎样进行转型，这是新闻传播领域的热点话题，相关研究数量最多。此类话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常见个案分析法。
有学者关注报纸、电视等特定种类的传统媒体的转型问题。如史安斌、刘滢认为在大数据技术影响下，电视业在收视测量上将从抽样分析变为全采样分析，并将社交媒体的关注度也列为考察收视情况的重要指标；在内容生产上，大数据环境下可以进行实时的收视数据收集和分析，再根据收视情况实时地进行内容生产和播出的调整，实现“制播同步”；电视的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观众从被动地“看电视”走向主动地“用电视”；在传播模式上，借助对观众喜好的精确分析，实现有的放矢的“智能化”传播。④也有学者主要研究大数据时代传统报业的转型问题。如陈曦提出，传统报业转型的典型路径。其中数据资产中介主要指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产生新的价值，主要适合通讯社和财经类媒体；数据资产管理是传统的舆论监督和危机公关的延伸；数据驱动解决方案则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如根据用户兴趣定制推送内容、利用大数据进行舆情分析和预测、通过数据分析和过滤产生新闻报道的新形态等。⑤
除了关注特定种类的传统媒体的转型问题，也有部分学者从更宏观的角度出发，研究大数据环境下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和转型的路径。如王俊荣、崔爽爽指出，在大数据技术兴起之前，新媒体行业的崛起已经给传统媒体带来强烈冲击，传统媒体面临“内容薄弱”和“受众减少”等困境。大数据技术给传统媒体带来机遇：与专业数据机构合作、提供更符合受众需求的传播内容；通过动态的大数据分析，进行新型的议程设置；从既有议题的数据分析中发掘新议题；基于海量数据分析提出预测性报道，完善新闻媒体社会瞭望的功能。⑥
在针对大数据与媒体转型的研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研究采用个案分析法，通过对具体案例的深入研究来分析大数据环境下各种传媒主体应当如何进行转型。这类研究往往选取国外的成功案例进行剖析。如高山冰在对美国传媒公司netflix的研究中分析指出，netflix的成功是一种立足于传统、维护原有用户而不断探索新业务、寻找新用户的转型。其转型的重点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通过搜集用户数据分析和预测用户喜好、进行产品推荐和新产品的策划生产；二、注重用户体验，维护传统产品的用户服务；三、在新媒体的竞争中，注重原创和独播，吸引新增用户；四、设计针对性的软件系统，提高整体运营效率。⑦又如刘超的研究，以加拿大汤姆森公司收购英国路透集团之后合并而成的汤森路透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手段：整合原有金融信息资源推出综合平台eikon，加入社交网络的实时信息分析，并提供相关报告和预测、进行可视化呈现；通过分析来源广泛的公共数据源提供舆情监控和分析服务；与其他机构合作，提供不同领域的行业发展报告；预测分析科学发展动向、特定公司的盈利前景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汤森路透的成功转型要点归纳为注重技术创新、将上市公司的业绩压力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力、注重维护原有的核心业务、有效整合内部外部资源等多个方面。⑧
三、新闻形态变革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新闻形态，其中学者们最集中关注的对象是数据新闻，相关研究主要涉及“数据新闻”的基本概念、特点、发展现状、生产过程，对传统新闻生产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许多学者从总体上把握数据新闻。如刘义坤的研究，描述了数据新闻的概念，并从表现形式、生产流程、理念变革等方面对数据新闻展开了分析，提出了对数据新闻局限的反思。除了这些典型的研究内容，刘义坤还分析了中外数据新闻生产的差异：首先，国内主要兴起于以门户网站为代表的网络媒体，而国外最早进行数据新闻实践的却是传统媒体；在数据来源上，国外数据新闻生产的信源涵盖了从用户自主生产数据到政府、企业开放数据等来源，而国内的数据来源相对单一；在呈现形式上，国外的数据新闻包括了动态交互和静态图表、地图等多种形式，而国内的数据新闻仅以图解新闻为主；在从业人员方面，国外的数据新闻操作者多是计算机和新闻领域的复合人才，因而更能从整体上把握生产过程。国内一般是记者、视觉设计师分工进行数据新闻生产，内容与风格的统一度较低。⑨
也有学者以具体的新形态新闻报道为例，用归纳的方式说明大数据下新的新闻形态的特征。如徐琦、宋祺灵，以中央电视台“据说”系列、“两会大数据”、“大数据看出行”等报道为例，分析了央视系列数据新闻实践的特点，将其总结为：与优势互联网企业和专业数据分析机构合作、优势互补；以总体用户为样本，实现高精确度、更具代表性的新闻报道；集中于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呈现、结合主持人阐释进行报道；叙事角度转向宏观；数据成为报道的主线和报道对象本身，而不再仅仅是辅助报道的工具。⑩
除了新闻传播理论更新、传统媒体转型、新闻形态变革这三个主流话题，2014年国内新闻传播领域的大数据相关研究也涉及其他内容，例如大数据下新闻传播实践与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大数据环境下新闻教育的革新问题等。但针对这些话题的研究数量较少。总体来看，2014年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为主，个案研究法出现较多。研究涵盖的范围广泛，但仍集中于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深度上亦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参考文献
①喻国明，《大数据方法：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范式创新》［J］．《新闻与写作》，2014（12）
②骆正林，《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J］．《青年记者》，2014（6）
③毛德胜，《半虚拟化生存——大数据时代的人际交往模式探析》［J］．《新闻知识》，2014（9）
④史安斌、刘滢，《颠覆与重构：大数据对电视业的影响》［J］．《新闻记者》，2014（3）
⑤陈曦，《大数据时代传统报业如何占位？》［J］．《中国记者》，2014（8）
⑥王俊荣、崔爽爽，《大数据时代传统媒体的转型与突围》[J]．《当代传播》，2014（4）
⑦高山冰，《大数据背景下netflix的创新与发展研究》［J］．《新闻界》，2014（8）
⑧刘超，《数字化转型中的“大数据应用”——以汤森路透为例》［J］．《新闻与写作》，2014（10）
⑨刘义坤，《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生产：现状、影响与反思》［J］．《现代传播》，2014（11）
⑩徐琦、宋祺灵，《国内电视媒体大数据新闻实践探析——以央视新闻为例》［J］．《新闻界》，2014（14）
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篇9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美国，“新闻学院”(JournalismSchool)与“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是两个历史渊源不同、教育方法和研究目的迥异的学科。比如，现在美国一些著名的新闻学院，像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西北大学的medill新闻学院等等，大多创立于20世纪初期，最早是以培训各种职业记者和编辑为目的的技能性学校。因为以实用技能训练为主，其主要的学科设置包括传统的新闻写作，编辑，摄影，广播电视制作，以及近几年出现的网络媒体等新门类。一般而言，这类学院以本科教育为主，师资力量大多来源于退役从教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大多数教授都没有博士学位；而教授的主要侧重点也在于教书育人，而不是搞基础创新性的研究。“传播学院”则大不相同了。现在美国有声誉的一些传播学院，都出现在二次大战前后，它们主要关注于大众传播的过程与社会效果研究，基本的课程设置包括大众传播理论，组织间传播(公关关系)，政治传播，健康传播，演讲修辞学，公众舆论，以及最新出现的整合传播和公众外交等等。这类传播学院，除去基础性的本科教育以外，都设有相当齐备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项目，而全职教授一般都拥有哲学博士学位，并以创新理论研究作为大学工作的主业。从学科起源的角度看，传播学是构架在社会学、政治学、大众心理学、和新闻学基础之上的交叉边缘学科。从80年代开始，一些公立大学的新闻学院开始了一股扩张整合的潮流，或者加入了传播学的课程，或者干脆与同校的传播学院合二为一，统称为“新闻传播学院”。这一变动的结果是，在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新闻学院”，“传播学院”与“新闻传播学院…‘三足鼎立”的混乱局面。有的大学里，新闻与传播学院虽同属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因为学术背景、研究侧重不同，两个学科间基本上是貌合神离；有的大学里，还保留着原来的新闻学院和传播学院分而治之的情况，两个学院独立招生，学术研究上也互不往来。这种各自为政的学科设置和分布，也就难怪会让中国的学生们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了。
明白了以上的历史背景，第二个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那就是，面对这么一个山头林立，学科设置混杂不清的局面，到底谁有资格和能力来评断所谓的“新闻传播专业”呢，而所谓的评选范围又在哪里呢?以前美国也进行过几次全学科的评选尝试，但都在嘈嘈杂杂的反对、置疑、抵制声中草草收场了。除了榜单上排名较高的几所学校，会在随后的对外宣传上浓墨重彩地宣扬几句以外，整个的学科内部，对于评选结果根本没有认可和共识。比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在1996年评选过唯一的一次美国“新闻传播学科”综合排名，分为印刷媒体，电子媒体，广告专业，和公共关系专业四类；排名前几位的分别是佛罗里达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马里兰大学等。2004年，美国三大传播学学会之一的全国传播学会，又不畏辛苦地进行了一次尝试；为了比较各新闻传播学院博士项目的实力声誉，它向美国数百所被认证的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系主任发送了1165份问卷。但是，这次动机很好的调查，很快碰了壁。很多主要新闻传播学院的院系主任不仅强烈置疑问卷士专业方向的分类标准，而且更不认同全国传播学会这一机构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在美国三个主要的新闻传播学学会中，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FJmC)会员最多，也最有学术权威性；相比而言，国际传播学会(iCa)侧重于国际传播学学者之间的交流，而全国传播学会(nCa)更偏重于以文化修辞学为中心的人际传播学。最终，在一片非议和抵制声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回复了问卷；而且，一些公认的新闻传播研究重镇，像密苏里大学，伯克利大学，马里兰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密歇根大学等，根本就拒绝参加。因此，这次调查结果的实用性和代表性，从一开始就大打折扣。
除了以上的历史背景、学科分野等客观因素以外，如何设置新闻传播学的评价标准，也是一个莫衷一是、令人头疼的实际问题。既然连业内的专家们都无所适从，其他的商业评选机构也就都望而却步，知难而退了。但话又说回来，标准都是人定的。虽然像奥运会比赛那种严格的竞赛标准难以界定，但对于每一个从事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业内专家来说，笼统的框架概念总是有的。硬性的标准，比如像一个学院里终身教职教授的人数，重要理论创立者和学术大师的人数，专职教授每年在主要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的数量和引用率，研究生的人数和在主要学术研讨会上宣讲论文的数量，主要学术期刊的所在学院，以及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等；软性的标准，像学生的自我评价，各类用人单位的反馈，学术界口碑声誉等等。认真说来，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不过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罢了。
从2000年开始，我先在美国作了五年的研究生，然后又在新闻传播学院作了五年教授。曾经教过课的学校，包括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还有约翰斯一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传播专业；而且，这十年中参加过大大小小数十次学术会议，走访过十几所美国主要的新闻传播院校。对于美国传播学界的现状沿革，虽不敢说权威客观，但是大致的印象判断总是有的。下面，我就不揣冒昧，补一回缺，说一说我心中的“美国十大新闻传播学院”。需要说明的是，以下的十所学院，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下面的排列次序，只是依循着从美国东部到西部的地理次序，没有任何厚此薄彼的指代意义。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如前所述，哥大的新闻学院属于偏重新闻操作实用培训的一类，但也兼顾传播理论的创建研究。在美国著名新闻人普利策的建议和支持下，学院从1912年开始招生。依托
纽约大都市和美国媒体中心的优越地理位置，哥大在生源素质和新闻师资力量上，有着超强的竞争力。在54名全职教授当中，不乏媒介批判理论和传播效果研究方面的大师，像toddGitlin，著有媒介批判方面的经典著作《众目睽睽之下》(thewholeworldiswatching)等12部专著。虽然有着较强的研究生科目，但其培养博士生的实力相对较弱；只有四名博士生导师，而每年也只招收四名博士生。
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
宾大传播学院创立于1959年，到现在刚好半个世纪。虽然历史不长，但得益于宾大学科构架的整体实力和几位大师级学者的贡献，安南伯格传播学院在政治传播、民意波动等领域卓有建树。在现任教授中，有著名的elihuKatz博士，他是民意双层流动理论的最早创立者，并深入研究论证了“媒介事件”的概念和意义；另外，KlausKrippendortt博士，专攻交流理论，网络空域，复杂传播系统等领域；传播学者们在内容分析研究方法中常用的库本道夫指数，就是由他最早提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其他像Vincentprice，Charleswright教授等，也都是在世界传播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宾大安南伯格传播学院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下设的多个研究中心，包括像公众政策中心，全球传播研究中心，儿童与媒体实验室等，为传播学的应用和推广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马里兰大学
马里兰大学的“新闻”和“传播”学院就是属于各自为政，各据一方的平行运作体制。在新闻学院里，一共有34名全职教授，大多数来自新闻业界，也有14名拥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前院长RayHiebert是非常有名的国际新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专家，现在仍担任着核心学术刊物《公共关系评论》的主编。而传播系则隶属于人文学院，共有25名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公共关系理论，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等等。虽然属于独立操作，但在各自的“新闻”和“传播”领域中，马里兰大学的这两架马车都独领；特别是在公共关系理论基础建设方面，以格鲁尼格教授为代表的双向均衡传播学派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团队。
北卡罗来纳大学圣殿山分校新闻与传播学院
与马里兰大学类似，北卡除了有一个综合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外，还有一个专门的“传播系”，独立隶属在人文学院下面。比较有影响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创立于1909年，现有50名专职教授，50名硕士研究生和40名博士研究生。著名的学者当中，包括现任《新闻与大众传播评论》的主编、DanielRiffe教授；这份核心刊物，被美国的传播学界公认为是最权威和有份量的学术季刊。另外，讲席教授DonaldShaw也在这里任教；1972年他与mcCombs教授共同推出“议题设置”理论后，至今仍是新闻传播学界最被关注的热门理论，并开始成为社会常识性名词，被各国新闻界和政界广泛采用。
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佛大的新闻传播学院属于标准的“二合一”体制。在学科设置中，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广告，广播电视，和大众传播等多个主修方向。从师资力量和学生人数上，佛大新闻学院都是在美国名列前茅的；2008年的入学本科生人数多达2700人，另外还有200名左右的硕士研究生，和几十个博士研究生。在60名专职教授中，包括有像LyndaLeeKaid教授这样世界知名的政治传播理论方面的大师，以及公共关系中“关系理论学派”的创立者maryannFerguson教授。从理论建树上讲，佛大的优势体现在公共关系研究和“议题设置”理论的推进创新中。公共关系学术界核心刊物之一的《公共关系研究》就是由佛大新闻传播学院主持编辑出版。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类似于马里兰大学和北卡的情况，威斯康辛大学也是有两个平行的学科设置，一个是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另一个是单设的传播艺术系。新闻传播学院创始于1905年，是美国最早设立新闻传播博士学位的学院之一。在1980年以前，威大的传播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未来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和教育者，至今仍是美国各大新闻学院的主导教师力量。著名的现任教授包括SharonDunwoody，主要研究领域是认知与传播路径分析；曾任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学会的主席；现任院长、新闻史学家JamesBaughman教授。在华人传播学界知名的潘忠党教授，任职于相对规模较小的传播艺术系，并是该系的副主任。
密歇根州立大学传播艺术与科学学院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传播学院算得上现在美国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综合性传播学院之一。成立于1956年，传播学院下设新闻系，广告公关系，传播系，人际交流科学系，广播与信息媒体系等多个系所，在传播技术，健康与风险传播，以及国际跨文化传播领域独有专长。50年来，密歇根州大传播学院培养了超过350名传播学博士。这里传播学的研究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有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50个最多产的学者中，有11人或者是密歇根州大的毕业生，或者是现任教授；从1999年到2004年，在主要八种传播学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的汇总中，密歇根州大也是名列数量第一。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提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国内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大多是耳熟能详了。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新闻学院，密大新闻学院一直与中国新闻界保持着经常性和高水平的合作交流。作为美国名记者的摇篮，密大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几乎统领着美国各大新闻报道奖的头奖桂冠。曾写下《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就毕业于此。密大新闻学院拥有超过80名全职教授，囊括传统新闻媒体，新网络媒体，战略媒体传播，传播理论，政治传播等各个门类。密苏里新闻教学法，仍然被推崇为经典完备的记者培训手册。著名的现任教授包括DonRanly(新闻写作)和GlenCameron(战略媒体与公共关系)等。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传播学院
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类似，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传播学院也是一个“大而全”的综合性传播学教育和研究基地。德大的传播学院涵盖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现代媒体的公众传播，战略媒体的组织间传播，以及口头互动的人际间传播多个学科门类，共有超过3000名本科生，400多名硕士研究生，以及多达200名的博士生队伍。德大是最早颁授广告学博士的传播学院，仅在战略媒体传播方面就有超过1000名本科生和近200名研究生。德大的教授队伍可谓是众星璀璨，大师级的学者像maxmcCombs(议题设置理论的创立者)，SteveReese(媒体框选理论)，RoderickHart(政治传播理论)，markKnapp(人际交流传播)等，都还活跃在授课和研究的前沿。
南加州大学安那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
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方向篇10
一.数据新闻的特点
首先，与传统的新闻报道不同，数据新闻的采写和编辑并不都是由专业的新闻记者来进行。专业的数据挖掘和分析人员、计算机程序开发和编程人员成为数据新闻制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而机器人撰写新闻成为数据新闻写作的另一大特色。美国叙述科学联合创始人克里斯蒂安•哈蒙德也说“未来机器生成的新闻将占到媒体新闻的90%，并且在未来5年之内，这样的新闻有可能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其次，数据新闻的可视化传播也是区别于传统媒体报道的重要一点。可视化技术最早应用于计算机科学中，现在成为研究数据表示、数据处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技术。数据新闻采用可视化工具进行多种多样的表达。如，信息图、交互式图表。地图和新闻应用等。将复杂的数据以动态的形式展现给受众，将枯燥的新闻变得生动有趣。同时在不改变数据的前提下随数据意义进行挖掘，让看似无规律的数据与受众生活串联在一起，引导受众将数据应用到自身的生活当中去。如，英国《卫报》的议员消费调查和国内百度公司推出的百度春运迁徙图，让数据新闻与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二.数据新闻的传播路径
数据新闻的传播渠道多种多样，大多依托网络平台进行传播。传统知名媒体如《卫报》、BBC、《纽约时报》都在自身网站最早开辟并不断探索数据新闻新的研究之路。《卫报》早在2009年就开设“数据商店”。其中的细分频道“数据博客”影响更是广泛。传播学中四个维度的传播都是信息在依托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数据新闻的传播路径也依据传播学中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
（一）双向低反馈传播
所谓双向传播路径，就是传者将信息传播给受者并得到反馈。即由“传者”数据新闻的制作方向“受者”数据新闻,受众阅读新闻后将信息反馈给媒体。最常见的即是将数据新闻直接在自己的网站上供受众阅读。如网易新闻的“数读”DataBLoG板块、搜狐新闻的“数字之道”板块用丰富有趣的的图表信息来解读新闻，让受众可以一目了然，增强了新闻的可读性和网站的人气。在数据新闻下方提供了可供网友参与评论的功能。这种传播的特点是，受众可以直观的阅读和理解传者所提供的数据新闻。并可以留下自己的感受和评论。但是受众对数据新闻中所使用的“元数据”一无所知，也就无法考证这类数据新闻的真实性。而网站本身从受众的评论中也很难得到有价值、有建设性意义的反馈。这种双向低反馈的传播路径是数据新闻传播初期尤其是各个媒体网站在探索数据新闻之路初期的必经之道。
（二）多向交互式传播
多向交互式传播路径就是信息传者与受者之间交互式进行。最早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propulica新闻机构是一家非盈利性的在线新闻网站，也是数据新闻杰出的先驱者。与其它媒体的数据新闻多以图表、数据地图来表现不同，propulica专注于新闻应用形式。它善于和用户共同来采集数据。2013年propulica发起名为《实习的价格》(thepriceofaninternship）的调查，这是关于美国大学生实习成本和质量的调查，这次调查发动了美国各个大学的在校生，让他们在网站上描述自己的实习经历。收集到了大量有研究价值的数据。这样的交互式传播，传播的信息会让受众迅速接受并及时将效果反馈给传者，这样的循环式的传播，既达到了预先传播效果，又让传者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传播内容。交互式传播还体现在数据新闻的新型报道形态之中。交互式的数据新闻依靠鼠标的移动和点击产生相关信息的联动响应。读者可以在众多的信息当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并进行详细了解。从而实现双向互动的体验。这种交互式的传播，打破了传统报道线性单一静态的传播特点，让受众由被动的接受转为主动参与。给受众创造了自定义的空间。
（三）定向定制化传播